保障人权范文10篇

保障人权范文篇1

现代社会是公众、社团乃至国家追求利益的高风险社会，在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犯罪也随之产生或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1—10月，中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大幅增长，达到530万件，增幅在10%以上。［1］显然，中国控制犯罪正面临严峻形势，用刑法控制犯罪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也成为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但是，法学家耶林曾指出:“刑罚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当，社会和个人两受其害”。［2］因此用刑法控制犯罪需要慎重。然而，在控制犯罪的急功近利心态下，刑罚权的扩张很容易受追捧，而人权保障却容易被忽视。①然而，人权保障是现代刑法的重要机能，也是我国履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万万不可忽视。因此，刑法应当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实现利益平衡，并通过这种利益平衡，来取得最大的刑法效益。

一、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

人类社会是以利益为原动力的社会。古人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的全部社会劳动都莫不与利益和对利益的追逐有关，人们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也都莫不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3］因此，“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4］刑法也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保护的过程中产生、演变和发展的。现代刑法具有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机能和目的。可以说，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是现代刑法基本的利益诉求。刑法保护法益是通过用刑法确认刑罚权、控制犯罪实现的。刑法控制犯罪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法益，即保护人们的生活利益。［5］刑法上的法益不仅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而且包括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6］因此，刑法控制犯罪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国家利益的诉求。国家利益是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利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政权的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等均属于国家利益。自从有国家以来，国家利益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而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7］严重危害国家统治秩序，危害国家政权的稳定、危害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如果不运用刑法对犯罪进行控制，国家政权就会面临危机，国家生存和发展就会面临危险或障碍。因此，运用刑法控制犯罪是国家立法者首要的利益诉求。第二，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社会利益的诉求。社会利益是“涉及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并以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8］是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超越个人利益的东西。“社会利益具体包括社会公共安全与安宁、公共信任、公众健康、公众福利、公众善良习俗、自然资源与环境，等等。”［9］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需求，因为社会秩序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下活动，才能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秩序有益于人们，秩序满足人们的需要，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价值。［10］犯罪是“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11］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而刑罚则是控制此种侵害的工具。因此国家通过在刑法中规定犯罪并对之进行刑罚处罚，具有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社会利益的重要意义。第三，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诉求。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均有自身的利益。个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人格尊严等均是个人的重大利益。这些个人利益均有可能在他人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受到侵害，因而需要法律调整和保护。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对侵害这些利益的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对个人利益的有力保护。此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社会公共安全与安宁、公共健康、自然资源与环境等以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的统一等对于个人利益的实现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刑法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也是在间接地保护个人利益。［12］现代刑法不仅是法益保护法，而且是人权保障法。［13］刑法具有保障人权的机能，即刑法具有“透过犯罪与刑罚之法定，而保障国民之权利，限制刑罚权恣意发动之机能”。申言之，就社会公众而言，如果没有适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就享有不受刑罚权干涉之自由。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也享有不逾越法定范围而受科处过当刑罚之权利。［14］具体说，刑法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表现在:首先是要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来保障国民的个人自由。自由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15］自由是个人发展的基础，是个人利益的重要内容。但是，个人自由既可能受到他人犯罪行为侵害，也可能受到来自国家刑罚权的侵害。这就需要通过刑法对犯罪与刑罚进行法定，规制国家刑罚权，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其次还要保障有罪的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有罪的人理当依法受到刑事制裁。但是，有罪的人也有自己正当的利益，这就是:获得公正追诉和裁判，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而刑法通过对犯罪与刑罚的法定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行使，有利于保障犯罪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罚，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最后，通过保障个人权利来实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社会利益、国家利益虽然不同于个人利益，但是个人利益的保护也有利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实现。刑法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有罪的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能够形成和保持社会的正义观念，培养和坚定国民对刑法的忠诚，树立和维护刑法的权威，减少因刑事司法的非正义性而导致的国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社会怨恨，这些最终都是有利于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和延续的。简言之，刑法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是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种保护。

二、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

人类社会是利益主体多元的社会，人们的不同利益及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利益冲突之中，特别是在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现代社会，利益冲突更是社会发展的常态。由于刑法中存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极”，而这两极存在着如下对立，其利益冲突必然存在:首先，二者的目的存在着对立，即刑法控制犯罪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侵害;而刑法保障人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特别是被刑事追诉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的非法侵犯。因此，如果过于强调和重视刑法控制犯罪保护法益的目的，就有可能忽视或削弱人权保障，从而可能损害公民个人的权利;如果过于强调人权保障，就有可能会削弱法益保护，影响刑法控制犯罪目的的充分实现。其次，二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存在着对立，即刑法控制犯罪是通过利用、行使国家刑罚权来惩治和预防犯罪从而保护法益的。而刑法保障人权则是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来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防止受到刑罚权的非法侵犯的。显然，一方面要限制刑罚权的行使，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刑罚权。而要限制刑罚权，就有可能不能充分利用刑罚权，削弱刑罚权的行使;要充分利用刑罚权，就有可能使限制刑罚权行使难达目的，所以，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立法到刑法适用的整个过程中。第一，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立法之中。立法是利益的表达方式，也是法治国家中的人们寻求利益保护的依据。然而，现代社会，立法是多元主体利益的立法，多元主体利益冲突必然会反映到立法中，从而形成立法中的利益冲突。刑法立法也是如此。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在刑法立法中表现为:一方面，刑法要控制犯罪，就要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种种行为在刑法中规定为犯罪，划定犯罪圈的范围，为认定和惩处犯罪提供司法标准，而犯罪圈范围的划定，实际上是设定国民行为的禁区，确定国民自由的边界。如果犯罪圈的范围越大，国民的自由空间就相对越小;反之，犯罪圈的范围越小，国民的自由空间就相对越大，这样，刑法控制犯罪中的犯罪圈大小与保障人权中的国民自由度形成了直接的对立:任何一方的“开疆扩土”都会导致“此长彼消”的现象:当控制犯罪的目标凌驾于保障自由的目标之上时，国民自由的空间必然会被压缩;反之，国民自由的空间则有扩张的机会。另一方面，刑法不但是规定犯罪之法，更是刑罚之法，只有用刑罚来对付犯罪，才能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而对付犯罪的刑罚方法越严厉，犯罪人的权益受剥夺就越严重，这样，刑法处罚犯罪的力度与犯罪人的权益被剥夺程度也形成了直接的利益对立:任何一方的有利，都是另一方的不利。因此，刑法立法中，无论是犯罪圈的划定，还是处罚力度的确定，均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第二，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解释之中。刑法用语的多义性、概括性、模糊性等特征使刑法的适用离不开刑法解释。刑法解释具有“实际地参与犯罪圈划定，有细化犯罪构成标准和统一司法判断尺度的功能”，［16］它一方面同刑法所要保护的各种法益存在关联，另一方面又同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发生关联。［17］由于刑法解释同不同主体的利益具有相关性，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就会在刑法解释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中表现出来。例如，对涉及犯罪构成要件的刑法解释，如果对其进行扩张解释，就会扩大犯罪圈的范围，刑罚权的适用也相应地得到了扩张，这可能会对控制犯罪带来好处或利益，但同时却对国民自由、权利产生了本来不该有的限制，且直接涉及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与否，关系到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反之，如果对其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缩小犯罪圈的范围，从而刑罚权的适用得到了节制，被告人的行为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但同时刑法控制犯罪保护法益的目的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此外，对不涉及犯罪构成要件、但涉及对犯罪人处罚宽严的刑法解释，如果是对有利于犯罪人的刑法规定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给犯罪人带来不利的处罚结果，但同时可能对保护法益带来好处;反之，如果是对不利于犯罪人的刑法规定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给犯罪人带来有利的处罚结果，但同时可能对保护法益带来不利的影响。第三，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罪刑裁量之中。罪刑裁量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都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在定罪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官对边缘刑事案件的处理上。所谓边缘刑事案件，是指处于犯罪圈的边缘上，罪与非罪界限模糊、可以认定为犯罪也可以不认定为犯罪的刑事案件。犯罪圈的存在决定了边缘刑事案件不可避免。边缘刑事案件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上具有不确定性或不明确性，对于一种行为的定性，存在着定罪与不定罪两种可能性。例如，我国刑法中有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为构成要件的情节犯，到底什么是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法律没有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在缺乏有权解释作为适用刑法依据的情况下，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法官倾向于控制犯罪、保护法益，就会选择定罪，这可能有利于通过定罪来惩处和威慑此类危害行为，实现控制犯罪的目标，但同时相对缩小了个人自由空间，不利于保障人权;反之，如果法官选择做非罪处理，就有利于保障人权，但同时不利于控制犯罪。在量刑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官量刑轻重上。如果法官量刑过重，虽然有利于利用重刑来惩罚和威慑此种犯罪，从而控制此种犯罪的发展态势，但却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不利;反之，如果法官量刑过轻，虽然有利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但却不利于通过发挥刑罚应有的功能来控制此种犯罪，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第四，这种利益冲突还存在于刑罚执行之中。刑罚执行是刑法适用的关键环节，能够产生惩罚和威慑犯罪的效果，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但刑罚执行过程也存在着保障人权问题。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在刑罚执行中的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减刑、假释制度本身是有利于罪犯的制度，但是，由于减刑、假释的适用需要具备刑法规定的条件，而在条件规定不具体明确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适用减刑、假释宽严的选择问题，从而出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例如，我国刑法中的假释要以罪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为实质条件，但刑法用语对之表述较为模糊，如何认定这一实质条件，直接关系到罪犯能否被假释，如果标准过严，有的罪犯就得不到假释，就会对罪犯不利，但却对特殊预防、控制罪犯再犯有利;反之，如果标准过宽，就会有较多的罪犯得到假释，可以说这对罪犯有利，但却对特殊预防、控制其再犯不利，因为在罪犯悔改表现不足、人身危险性并没有消除的情况下，罪犯提前结束教育改造，很有可能会重新犯罪，危害社会，侵害法益。所以，假释适用过程中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

三、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之路

有利益冲突，就需要进行利益平衡。利益平衡是指在一定的利益格局和体系下出现的利益体系相对和平共处、相对均势的状态。法律、规则和制度都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在法律层面上，利益平衡是指“通过法律的权威来协调各方面冲突因素，使相互各方面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的基础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18］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是相对的、动态的平衡，是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对均势、相对稳定、合理优化的状态。笔者认为，要实现这种利益平衡，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通过刑法立法的合理、优化来实现利益平衡

刑法立法是刑法适用的依据，是整个刑事法律活动的基础。因而刑法立法合理、优化不仅是刑法立法本身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整个刑事法律活动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的基础。而要实现刑法立法的合理、优化，立法者应力求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合理划定犯罪圈的范围。犯罪圈的范围关系到刑法控制犯罪的广度，同时关系到国民自由空间的大小。犯罪圈范围如何划定，直接关系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为了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对于犯罪圈范围的划定，笔者认为，应以刑法谦抑为原则。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在刑法立法上应从行为的性质、代替刑罚的手段、处罚规定对有利行为的影响、处罚的公正性、目的与效果等方面考虑将某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的必要性。行为只有符合下列条件时才能将之规定为犯罪:一是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能容忍并主张以刑法规制;二是其他制裁力量不足以抑制这种危害行为，只有动用刑法才能充分保护法益;三是运用刑罚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及使公民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四是对这种行为刑法能够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的处理;五是动用刑罚会有预防或抑制该危害行为的效果。［19］按照上述五个条件考量一种危害行为是否纳入犯罪圈的范围，既考虑了控制犯罪的合理需求，又考虑了保障人权的需要，在犯罪圈范围的划定上能够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第二，合理地确定控制犯罪的处罚力度。控制犯罪不但需要采用刑罚手段，而且需要采用一定力度的刑罚手段。但是，如果刑罚力度不够，就可能不利于控制犯罪、保护法益;如果刑罚力度过大，就可能损害人权。因此，控制犯罪需要合理地确定刑罚处罚的力度，避免刑罚的过度运用和刑罚力所不及。无论是刑罚过度运用，还是刑罚力所不及，都会导致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失衡。因此，有必要合理确定控制犯罪的处罚力度。笔者认为，控制犯罪处罚力度的确定应以罪刑均衡为原则。罪刑均衡不但是刑罚公平正义的体现，而且是对刑罚运用的制约。立法上要实现罪刑均衡，首先应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合理的刑罚结构，使其能够适应不同性质、不同情节、不同危害结果、不同主观罪过的种种犯罪;其次应在刑法分则中根据罪质与罪量配置个罪的法定刑，使其能够适应个案罪质和罪量差异性的要求，使司法裁判结果能够实现罪刑均衡。否则，刑法结构不合理，法定刑配置不当，就会导致司法不公，影响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的整体实现。第三，优化刑法规范的表达方式，合理地处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概括性的关系。无论是犯罪圈范围的划定，还是处罚力度的确定，最终都要通过既有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刑法规范。如果刑法规范的表达方式不明确或者不能反映立法者的意图，仍然可能形成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前面述及到的刑法解释、罪刑裁量和刑罚执行中的利益冲突也大多根源于此。如果在刑法立法中能够使刑法规范尽量明确，就有利于确定犯罪圈的范围，有利于确定处罚的宽严度;就能避免很多刑法适用上的利益冲突问题，就可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刑法效益。反之，如果刑法规范含混不清，就会“使人民处于对少数法律解释者的依赖地位，而无从掌握自己的自由，或处置自己的命运。”［20］因此，刑法规定的明确性非常重要。可以说，刑法规定的明确性是避免刑法适用上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但是，刑法规范不但具有明确性，同时具有概括性。刑法规范的概括性是刑法生命力的保证，因为只有刑法规范具有概括性，才能使之具有普适性和涵括力，也才能在规范和制约法官司法行为的同时，赋予其运用概括规定于所裁判的具体个案的司法能动性，使法官将刑法规范的一般正义具体化为案件的个别正义。［21］可以说，刑法规范的概括性不可避免。然而，概括性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刑法规范的概括性赋予刑法生命力、保证司法能动性的同时，也容易因模糊性而导致刑法适用上的利益冲突，因此，立法者在进行刑法规范的文字表达时，应合理地处理好明确性与概括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注意恰当处理涉及犯罪圈范围的划定和处罚宽严的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和概括性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对于涉及犯罪圈范围的划定和处罚宽严的刑法规范应以明确性为原则，以概括性为例外。因为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其旨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自由，因为不明确的刑法规范，不具有预测可能性的功能，国民在行为前仍然不明白其行为的法律性质，会限制国民的自由;不明确的刑法还为国家机关恣意侵犯国民自由找到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违反法治原则;法治国的刑法要求反映民意，不明确的刑法还意味着有意或无意地抹杀民意。［22］因此，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为保障人权所必须。在不影响刑法规范的普适性的情况下，刑法规范能够明确表达的，应尽量明确表达;只有在因立法技术方面的局限而使刑法规范不能明确表达立法意图的情况下，才可概括表达。

(二)通过建立民众参与机制来实现刑法解释

中的利益平衡前已述及，刑法解释一般与犯罪圈的范围和处罚宽严有关，因而它不但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保护有关，而且与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以及其他民众的个人利益保护有关。因此，无论是采用何种刑法解释方法，解释结论都会影响广大民众的利益，它也许对被害人有利或不利，也许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有利或不利，特别是在采用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的情况下，更是直接影响民众的利益，因为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的结论难以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对保障人权不利，被告人、罪犯的利益受到的影响更直接。既然如此，刑法解释应当避免有权刑法解释主体的单方话语权，赋予广大民众一定的话语权，因为只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包括被害人、被告人、罪犯以及其他民众的参与，才能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这既包括民众对控制犯罪、保护法益的利益诉求，也包括民众对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充满着利益博弈的刑法解释中，有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的牵制，从而避免单方面的解释结论，导致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失衡。因此，为实现刑法解释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国家应当建立刑法解释的民众参与机制，让代表着不同利益诉求的民众参与到刑法解释过程中来，特别是代表着被害人利益和被告人利益的民众参与到刑法解释中，最终使刑法解释结论反映民意，获得民众的认同。在民众参与机制中，有权刑法解释主体应主动通过多种途径，让民众参与刑法解释的制定，尤其要缩短被害人、被告人及其代表接近刑法解释的路途，使得被害人、被告人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不致成为被“遗忘的人”，不致被作为一个旁观的等待处理的对象。民众参与刑法解释的制定，包括公民个人可以就某一刑法解释提出相应批评，尤其是在解释的孕育过程中;公民可以就某一涉及到他的刑法解释提出是否违法或者违宪的审查要求;尤其要充分发挥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在解释过程中及时征求律师的意见。惟有如此，作为当事人个体乃至广大民众才不再是对刑法解释单纯的依从者，而是成为刑法解释中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利益平衡的重要力量。

保障人权范文篇2

人权是指人之成为人所享有及应当享有的权利,是法律上的权利概念和哲学上的人道概念的统一。[1]笔者就刑法意义上的保障人权路径作进一步的探讨,为连接刑法和人权保障的桥梁挖掘构成要素。

一、要素之一建立民主的刑法制定程序

刑法将人们的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当人们触犯了它,就会因此受到刑罚的惩罚。国民需要刑法,是因为刑法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也只有国民自身最了解什么利益需要动用严厉的刑罚来保护。如果刑法的制定没有国民的参与,只是掌权者随心所欲的强制和命令,国民在刑法的规范范围内就是不自由的。同时,掌权者单方制定的刑法缺乏约束,完全可能成为专横和无理的产物,[2]人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相反,如果国民参与了刑法的制定,不自由是由国民自己决定的,那还是保持了自律这一意义上的自由[3]。而且正义和公平是人民的当然要求,[4]国民不可能希望自己面临不义和不公的刑法威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刑法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保证刑法规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于刑法和民主的关系,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1.国民不可能都成为立法者,否则只能回归到无秩序的自然状态,因此,国民必须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具有最大代表性的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制定刑法。当国民没有授权的国家机关超越职权制定刑法时,民主的刑法程序也就成了子虚乌有,不再民主了。我国司法机关所颁布的司法解释有的规定与刑法典明显冲突,对于罪刑法定主义的贯彻和人权的保障显然不利。2.在现实的立法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病理现象,例如贿赂、政党和财团控制选举、投票率低等等,会导致刑法不能反应国民的真实意愿,成为少数人控制的工具,从而沦为独裁和专制的工具,但这并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民主制度的不完善而造成的,所以不能以此否定民主的刑法制定程序的意义,相反,应当通过完善民主制度进一步发挥刑法保障人权的作用。3.民主也有暂时性短视的缺点,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由民主程序通过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在民主决定下所造成的悲剧。也就是说,民主的刑法制定程序并不必然导致合乎理性的刑法,连接刑法和人权的伟大工程还需要其他要素参与。

二、要素之二贯彻罪刑法定主义

民主的确是一种值得赞美之善,而法治国则更象是每日之食,喝饮之水和呼吸之气。[5]民主和法治都是以反对专制独裁为己任,而法治作为理性制度的选择,能够弥补民主的短视,从而防止出现多数人暴政的恶果。法治是一种相对于人治的规范化的治理方式,他在刑法领域集中体现为以规范国家刑罚权为主旨的罪刑法定主义。李海东博士指出: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这就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也是它的全部内容。[6]没有罪刑法定主义规诫的刑法只是一头没有灵魂的恶兽,随时都有可能残虐地吞食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人权在它面前只能成为朝不保夕的祭品。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罪刑法定主义观立足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立场,认为刑法应当预先规定什么行为构成犯罪,相应的应当科处何种刑罚;主张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绝对不定刑和绝对不定期刑,但是对规定罪与刑的法的实质内容不加考究。而广义的罪刑法定主义观不仅从形式层面,也从实质层面理解罪刑法定主义,主张刑法的规范内容必须是正义的。它要求刑罚法规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不能含混;要求刑法规定的内容本身必须是正当的,禁止残酷的、不均衡的、恣意干涉的刑罚;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既往和类推解释。后者的观点是妥当的。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是尊重人权的要求,[7]如果仅从形式侧面对罪刑法定主义进行解读,完全可能推导出恶法亦法的结论。当刑法规范充斥残酷和邪恶的刑罚时,罪刑越是法定,人权就越会处于岌岌可危之地,不仅与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要求完全背离,而且会让人产生罪刑法定主义已日薄西山之感,埋下抛弃罪刑法定主义的祸根。因此,罪刑法定主义应当是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的统一,任何一方面得不到贯彻都不能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保障人权范文篇3

无可否认，较长时期以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以国家为本位、注重社会秩序的国家里，国家机关在行使公权力、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有过忽视个人权益保护的现象。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刑事司法片面强调打击功能，忽视保障功能，包括检察机关在内也曾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僵化观念。检察机关要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维护公平正义，就必须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牢固树立“保障人权”的现代司法理念。

为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检察机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在执法过程中，既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依法保障被害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既依法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又平等地保护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混合制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的执法理念。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尽可能表现出人文关怀，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整个诉讼环节，努力做到法的公正与情的感化有机结合，彰显司法文明。如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检察机关在执法活动中，要注重教育、感化和挽救，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爱护，避免将其简单地推向社会对立面。

二、要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观念。程序公正在某种程度上是维护人权的要求。以损害程序公正来换得的实体公正，是不健全的公正、不文明的公正、社会效果不理想的公正。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行为。在侦查过程中，不先入为主，不违法取证，不以侦代立，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在证据收集、审查和运用中，既要重视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重视无罪、罪轻的证据。

保障人权范文篇4

维护国家安全并不以削弱人权保障为必要前提

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纵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一不是有了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巩固政权。一国之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无不是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国家安全体系丧失之后的必然结果是国家灭亡、领土沦丧、政权陷落和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咨询文件》认为，“第二十三条的旨意，就是以法律禁止任何有损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及国家安全的行为”。（中文版第V页）“国家保护其公民免受外敌侵犯，确保公民在一个安稳、太平及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追求理想，因此公民对国家负效忠的义务作为回报，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同上）

国际基本人权标准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即应为各个自由、民主社会所尊重和落实。这种标准或准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四八年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里面。现代人权是指一种普遍的、人人皆可平等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这种普遍性和人权作为权利之一的特殊性要求各国政府提供各种条件以保证权利的实现。公民享有人权的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条件，而且还取决于该国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以及政权的巩固程度。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是人们享有人权的第一个必要前提条件。而国家亦负有责任发展经济、提高民主水平，从而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条件、科技手段和其它条件。不可想象，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民能够在内战频繁、外敌（族）入侵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之下享有联合国人权公约提出的那些基本人权。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能够真正享有人权吗？

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二者冲突吗？

根据有些反对者的结论，为第二十三条立法必然会剥夺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这实际上是将国家与人权简单对立起来，无论从宪法学还是人权理论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一国的民主程度会影响到该国公民人权实现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会以镇压人民、剥夺人权为立国的宗旨的，因而那样做会立即导致国家的灭亡或政府的更替。人权的享有程度的确也会受到各国宪政体制的制约的。如果因为反对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对中央政府不信任，从而认定香港特区不能伸张中国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逻辑是极为错误的。

这是因为，第一，根据基本法，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推广到香港；第二，这种认识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第三，进而言之，以这种理由坚持香港不立法将从事实上造成国将不国的事实。若按这些人的逻辑推论，国家安全立法就是违反人权，不立法就是伸张人权；如果万一在香港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政府将会无法可依，香港特区之于中央政府的义务也无法履行，香港社会就会进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从根本上讲，这不是香港人民的福祉之所在。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2）（3）款，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一“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可见，国际公约并没有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或主张无国家疆域或无国家秩序的人权。因之，个人权利的行使不能凌驾于其它人权或集体安全和利益之上。

“自行立法”之下的人权保障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有人认为，“‘自行立法’的意思包括自行决定是否立法、立法程序、何时立法及立法内容等内容”（李柱铭语，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明报》）。李先生具有某些律师狡黠的一面，有意无意地省略“应”字；然而这个字是省略不得的。稍微有点语文知识的人是不会从“应自行立法”的字眼推断出它包括“自行决定是否立法”这一内容的。

根据“应自行立法”的要求，香港政府可以选择的只能是何时立和如何立，因为第二十三条已经指出了“立什么”即应立法的七项内容。可以“自行”立法无疑给香港政府提供了极大的立法空间。在基本法的统率之下，立法过程必须遵循某些不可减让的原则。首先，基本法第三章重申了国际人权公法中认定的那些基本人权准则，因而新的国家安全立法必须以此为依归，这是因为，从法律位阶理论上分析，香港立法机关的任何立法都必须受制于基本法这一最高法律，包括其中的法律原则。其次，基本法规定香港的普通法传统不变。因而，在立法咨询和起草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各普通法国家成文法和判例法的进展。其中，立法咨询不应仅限于普通法国家，因为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也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再次，我们固然可以参考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模式或实践，但只有那些符合“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的经验才是可被借鉴的。反对立法者往往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有意无意地夸大或隐瞒某种做法；他们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此，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识别能力。

法须立，但须慎立

客观来讲，社会上反对立法者的呼声不应被忽视，因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这正是沟通和咨询的目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任何过份政治化的或情绪化的讨论对立法只能是于事无补。

保障人权范文篇5

【关键词】和谐社会行政执法人文精神以人为本

2005年8月31日的《大河报》报道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案件。一位老人去世后，子女将其骨灰放进棺木安葬在老家的一个山洞中。当地民政部门接到举报，以为老人遗体没有火化，强行挖出棺木，在上面写明老人的姓名、住址，放在宣传车上，游街“宣传”国家政策。为此，老人的子女以民政部门违法为由，提起了诉讼。孟津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民政局行政行为违法。然而，8月19日，孟津县民政局副局长黄宏安和该局下属的殡葬管理所几位领导在谈到当时的执法行为时，异口同声地表示：“我们当时的行为并没有不妥，因为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骨灰同样不能土葬，应该安葬到公墓；对骨灰进行非公墓以外的‘二次入棺’也是要受到行政处罚的。”“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是骨灰，我们就是去起的‘骨灰’。”

“骨灰游街案”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对行政执法人员的野蛮执法行为纷纷表示谴责，也对执法人员法律意识、人权意识的淡漠感到心寒。在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行为粗暴、态度蛮横、形象欠佳，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缺少人文关怀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与我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是格格不入的。简单粗暴、缺乏人文关怀的野蛮执法不仅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上的毒瘤，也不利于以人为本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人文精神是法治的精神意蕴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决定法治传统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就是人文精神。

历史发展到今天，对人自身的探究和思考，对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的关注和追问，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要求。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一种“唯人”的精神，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思考和关怀，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思考和关怀，是人类对自身的关注和爱心，是对人的存在、本质、价值、地位、尊严，生命的意义、人类的命运、困境、信仰，社会的出路以及人类对终极价值的追求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的思索与探讨，以及在生活中去努力实践和追求的人性与社会的真、善、美。因此，人文精神包含着历代文人的宇宙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人格理想和终极关怀，并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理想而具有不惜一切的执着追求精神。

一般说来，“人文的东西，主要是指心性、道德、文化、情操、信仰、审美、学问、修养等人的品性，而不是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王晓明等发动了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从所涉及的主要论题和核心思想看，“人文”的东西主要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等密切相关。就其真实的意义和实质而言，人文精神乃是人对自身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与尊严、人性与人格、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的认识与理解、思考与把握。所以，所谓人文尺度，也就是人的尺度，特别是真实的个人的尺度；所谓人文关怀，也就是人以人文尺度为标准而对其生活的关怀，特别是对真实的个人的生活的关怀。就人类历史而言，当人真正由单纯的生存而进入在生存基础上的生活之时，其作为生活之基础与环境条件的所有因素除了自然环境与资源因素之外，无论是精神、意识与观念系统，还是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设置，都无不体现着一定的人文旨趣，表达着某种程度的人文关怀。

英国当代著名学者阿伦·布洛克曾说：“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的命题，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因此，法治无论作为人类对其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追求与制度选择，还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与理念，都必须真切地反映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否则，一旦失去其人文内涵，法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从而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成为对抗人、压制人和扼杀与束缚人的单纯暴力机制。

二、人文精神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要素

何谓“和谐社会”？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近一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目前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崭新理念,成为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从政治、经济、法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和谐社会的价值蕴涵十分丰富,如民主法治、友爱诚信、公平正义、健康有序、积极向上等，但建设和谐社会首要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一，追求和谐是生活在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不同国家受特定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对和谐社会的目标设定有所不同，实现途径和方法纷呈各异，和谐社会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水准高低不一，但无论如何，人权在任何堪称“和谐”的国家和社会都应获得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使人获得权利，更重要的在于使人达到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目的和获得自由发展、自我解放的手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人类社会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追求人自身解放的历史链条，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这一链条中的一环，每一社会形态是前一社会形态的继续，人因而也比前一社会形态获得更多的解放。因而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人权才真正实现了它的应然性的完美和充分的展现。这个时候，和谐社会也就达到了它完美的高级形式。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

第二，和谐社会应当是人道、宽容和理性的社会，人道、宽容和理性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与精神支柱。而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道、宽容和理性的核心价值。所谓人道，就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根据在于人的本质的要求。人在本质上是主体，要求必须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人道意味着首先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内的基本权利，要注重保障所有人作为人的所有权利，无论他是农民、工人，还是穷人、富人。宽容要求人们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去争取自身的利益，也不能采用压服手段去解决人们在观念或看法上的分歧，只能采取理性、法治和妥协的方式去解决。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是在宏观决策还是微观策略上，无论是在总体布局还是内部结构上，都要坚持把人作为第一要素，用以人为本来指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用以人为本来检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效。

三、行政执法应体现人文精神

针对行政执法中野蛮执法的现状，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建

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建就是要真正的把每一个人当成人，因此，法治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对真实的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的真情关切，确认并充分保障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权的落实，并为其提供充分、全面而有力的规范性与制度化的救济手段。所以，对于法治而言，在其人文关怀的视界内，其关键与核心是不仅在法治的观念、意识与精神上，而且在法治的规范与制度上，都要始终遵循一个根本准则，这就是：把真实的个人真正地当作人──有价值、有人格、有尊严的人！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必须有人权意识，在执法过程中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树立服务为本的理念

行政的基本职能就是通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以民为本，是行政执法的基本理念。行政执法最终的目标是为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秩序，以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执法人员要树立、强化公仆意识、服务意识；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加强行政机关的窗口建设，推出便民、利民措施，努力构建与群众联系沟通平台，架起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在行政执法中树立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不仅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也有利于教育引导公民自觉守法，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行政执法要坚持依法行政

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国务院在2004年3月22日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工作部门依法行政提出了基本要求。

第一，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第二，合理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第三，程序正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第四，高效便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五，诚实守信。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第六，权责统一。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管理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全面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施政理念，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工作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背景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工作部门的行动指南，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在行政执法中，执法人员应该依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依法行政，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大河报.2005-8-31.

[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

[3]唐晓峰.地理学与“人文关怀”.读书，1996，（1）.

[4]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69.

[5][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14.

[6]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85.

[7].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

保障人权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人权保障刑法宪法修正案

一、我国人权保障的立法现状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六十多年前，《世界人权宣言》中“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为联合国大会所通过；1993年6月25日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纲领》再次重申，《世界人权宣言》是“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所争取实现的共同标准”。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l0月和1998年10月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强决心意味着中国也同样重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反对～切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

我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一系列权利，。这些规定为刑事司法领域保障公民人权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2004年，“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立法正在与国际接轨，对人权保障的认识正在进一步深化。

二、我国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刑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权利保障，同时也包括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依法保障。近年来，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两大问题：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刑讯逼供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大顽疾，虽然我国已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仁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但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的取证行为，在实践中仍然屡屡发生。其不仅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破坏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威胁着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存在有罪推定的错误思维模式。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认可了无罪推定，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全面贯彻，部分侦查人员在意识层面，已经形成了有罪推定的固定思维模式。有的办案人员错误的将自己推测的事实作为案件客观事实本身，认为办案过程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从结论到证据的过程。在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的引导下，当办案人员找不到能够印证自己结论的证据时，往往采用刑讯逼供手段。

二是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在我国以往的法治进程中，程序法往往处于实体法的附庸地位，程序法的公正和人权保障价值一直被忽视，一旦程序与实体发生冲突，追求事实真相往往成为司法者最终的选择。在办案过程中，因侦查人员个人水平、素质的差异，很难找到有力证据的办案人员因为破案心切，自然把重点放在了嫌疑人身上。因此，为了查明案件的真相，个别侦查人员往往不惜放弃程序法律原则，对犯罪嫌疑人施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从其口中挖出案件的“事实真相”，至于程序的合法性很容易被抛在一边。

三是相关立法制度还不是很健全。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嫌疑人在受讯问时不享有沉默权，且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造成口供成为办案人员非常重视的证据之一，口供的取得使侦查方向和目标变得“清晰”，成为案件告破的“捷径”。对于遭受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完全处于消极诉讼的位置，难以对抗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虽然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提起诉讼和控告，但嫌疑人难以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所遭受的侵害，加之律师在侦查阶段并没有为嫌疑人辩护的权利，并且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还可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种种“刁难”，也使得犯罪嫌疑人遭受刑讯逼供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帮助。

(二)滥用强制措施

强制措施，是司法机关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人权保障观念淡薄，出现了滥用职权、非法使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的问题。笔者认为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规定的时问不能满足案件侦破的需要。拘传最长不得超过l2小时，经过延长的留置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8小时，嫌疑人在此时间段还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时期，完全有可能处于沉默的状态，或者故意拖延时间，也极有可能提供的真实情况不是办案人员想要的资料。侦查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得不到“有价值”的证据资料，但又不甘心就此作出结论，于是变换方式的采用不同的强制措施，以“遵守”程序的规定。

二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存在的很多疑问或猜测，会因为办案人员思维方式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产生不同的看法。一种经常存在的看法就是“你没有问题怎么会被抓进来?”，还有的认为按照合理的推断或假设，“案件就应该是这样的”，虽然一种强制措施的时间已经用尽，在案件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不断更换强制措施手段、超期羁押、不合规定的羁押现象也就产生了。

三是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一说到机制，往往流于发文要求，开会强调，没能将监督机制运用于事前要求，事中介入，事后监督之中，“关口”没能有效前移。在实际办理案件过程中，嫌疑人很难取得自己权利被侵犯的有力证据，有些司法人员在违反程序操作后能够在法律文书或字面上做得“无可挑剔”，就目前的监督机制可能使过程中的违规和结果上的合法得以并存。

三、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建议

随着法治建设不断发展完善和人权观念的不断深入，我国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不足也亟待完善。笔者认为，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注重程序公正，发挥程序法对人权保障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作为刑法的程序法，在人权保障、维护司法公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对加强司法进程中的人权保障具有极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立法机关应当改革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增强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切实维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司法监督力度

进一步推动司法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建设。要规范和完善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司法监督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要细化程序，提高可操作性，增强全社会依法监督意识，以社会的力量对权力进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三)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贯彻人权保障观念

司法人员的素质直接涉及到案件的公正和效率，也影响着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司法机关应当定期组织系统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培训，定期进行考核，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及时了解法律的新动态，更深刻的领会人权保障的内涵和意义。

(四)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入理解人权保障的含义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中，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据，我们要将宪法运用到实践中去，作到有法必依。刑事法律的价值构造应当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与国际公约接轨，加重人权保障在立法中的地位。

保障人权范文篇7

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在政治理念上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新贡献。公安机关肩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必须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贯彻到公安工作的各个方面。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树立正确的人权观

富于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决定了公安机关的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要有新的发展。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工作，就要抓住更新观念这个“总开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凸显出来、深入进去，并用于审视公安工作的传统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公安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

（一）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能观。公安机关作为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体现为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集中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历史性地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现阶段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工作的中心，必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结束了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束缚，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为此，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行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同时，应该更加突出地履行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职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彰显“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二）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责观。公安机关肩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贯彻“严打”方针，强化“主业”意识，依法打击敌人、惩治犯罪、维护治安，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人权的实现。我们服务群众、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正是为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法律赋予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权力，因而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对公安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对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因此，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必须改变重公共权利、轻个人权利的观念，树立公共权利与个人权利并重的思想，把公安职责观统一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上来。

（三）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权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因此，在行使行政管理权、行政执法权和刑事司法权的过程中，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坚决避免与杜绝权力的泛化和滥用，避免与杜绝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那些涉及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执法工作，更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从程序法到实体法，都不允许超越。全体公安民警都要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切工作的起点和终点，倡导公安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尊重包括违法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人权。过去，有的公安民警把“刑讯逼供”、“冷硬横推拖”、“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问题，单纯视为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漠然处之、麻木不仁。现在，我们必须站在遵行宪法的高度，重新认识并认真解决这些不尊重甚至侵犯公民人权的问题。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创新管理机制

公安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以符合宪法精神的公安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科学的公安管理机制为保证。

（一）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公安管理机制的基础是公安法规的立改废。去年以来，一批以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或与公安工作密切相关的，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精神的法律法规应运而生。比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再比如，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机动车遇有行人在人行横道线行走时要“停车避让”，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些立法活动，都为创新和完善公安管理机制奠定了基础。今后的公安立法和当前的公安法规清理工作，一定要统筹考虑公众权利和公民个人权利，权衡利弊，特别是确立“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的理念，修改、废止那些侵犯人权的“管理规定”，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警务运行机制。长期的公安理论研究与公安工作实践使我们不断认识到，“预防为主”更能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是在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形成侵害事实之后实施的，是被动的惩治措施；而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旨在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是主动的保护措施。近年来，天津市积极构建以警防、民防、技防“三张网”为主体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就是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大力实施社区警务战略，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亲民、爱民、助民、便民的服务措施，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组织动员了更多的群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有效维护治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今后，我们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根据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需求，研究探索警务运行的规律，不断创新和完善警务运行机制。

（三）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公安队伍管理机制。公安队伍建设要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起点上，按照正规化标准，建立和健全教育培训、奖惩激励、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等管理机制，促进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的提高。多年来，天津市各级公安机关开展警务公开活动、聘请特邀监督员、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实行的“四级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等，不断增强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自觉性，塑造了公安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整体社会形象。与此同时，我们创新公安队伍管理机制，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注重民警个人的全面发展，改善民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使民警的人权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以此增强广大公安民警的人权观念，促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到公安工作之中。

（四）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公安工作与队伍建设的科学评估机制。公安工作是社会工作，就要关注和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保障好公共安全，处理好公共关系，维护好公众利益，坚持公安工作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必然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要及时准确地掌握警务运行绩效和队伍建设状况，并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因此，建立健全科学公正的评估机制十分重要。几年来，我们坚持开展绩效考评，对推动公安工作开展和队伍正规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按照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我们的考核重点，已经从单纯关注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和打击违法犯罪，向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延伸。我们先后研究并在全市范围内试行“社会安全感”和“公众满意度”的科学评估系统，“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通过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客观全面的评价、监督，促进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不断上水平、上质量、上台阶，努力打造一支党和政府信赖、广大人民爱戴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规范警务行为

公安警务行为是公安机关职能、职责、职权的外在表现，必须遵循宪法精神，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基本出发点。长期以来，“公权至上”的观念占有主导地位，对“人权”、“私权”讳莫如深，只要提到人权，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在公安执法中，突出表现在片面强调管理和维护公共秩序，漠视对人权的保护。这说明有些公安民警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不理解、不重视，往往只强调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公民遵守法律的义务，而忽视保护人权的责任。这些都是“警察本位”思想在警务活动中的具体反映。当前，公安警务行为要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摆正“公权”与“私权”的位置，必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一）处理好执法、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治安行政管理是公安机关法定警务活动，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政府行为。管理的目的是依法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我们通常讲的管理也是服务，就是指管理的目的性，就是强调在依法管理的具体警务活动中，充分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体现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的管理水平高不高，管理的效果好不好，实质上显示了我们的服务水平高不高，服务效果好不好。公安机关及其民警要依法约束自己，但又不能束缚自己。那种为了服务而放松、放弃甚至取消管理的做法是错误的。尤其是对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予以打击和取缔。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管理又不等于服务，强调在管理中服务，在服务中管理，就是要求全体公安民警在履行管理职能过程中，主动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服务职能是新世纪新阶段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能，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延伸服务来实现的。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良好治安环境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执法能力、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对法律负责，让人民满意。

保障人权范文篇8

富于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决定了公安机关的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要有新的发展。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工作，就要抓住更新观念这个“总开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凸显出来、深入进去，并用于审视公安工作的传统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公安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

（一）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能观。公安机关作为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体现为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集中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历史性地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现阶段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工作的中心，必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结束了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束缚，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为此，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行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同时，应该更加突出地履行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职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彰显“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二）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责观。公安机关肩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贯彻“严打”方针，强化“主业”意识，依法打击敌人、惩治犯罪、维护治安，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人权的实现。我们服务群众、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正是为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法律赋予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权力，因而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对公安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对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因此，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必须改变重公共权利、轻个人权利的观念，树立公共权利与个人权利并重的思想，把公安职责观统一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上来。

（三）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权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因此，在行使行政管理权、行政执法权和刑事司法权的过程中，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坚决避免与杜绝权力的泛化和滥用，避免与杜绝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那些涉及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执法工作，更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从程序法到实体法，都不允许超越。全体公安民警都要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切工作的起点和终点，倡导公安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尊重包括违法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人权。过去，有的公安民警把“刑讯逼供”、“冷硬横推拖”、“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问题，单纯视为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漠然处之、麻木不仁。现在，我们必须站在遵行宪法的高度，重新认识并认真解决这些不尊重甚至侵犯公民人权的问题。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创新管理机制

公安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以符合宪法精神的公安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科学的公安管理机制为保证。

（一）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公安管理机制的基础是公安法规的立改废。去年以来，一批以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或与公安工作密切相关的，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精神的法律法规应运而生。比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再比如，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机动车遇有行人在人行横道线行走时要“停车避让”，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些立法活动，都为创新和完善公安管理机制奠定了基础。今后的公安立法和当前的公安法规清理工作，一定要统筹考虑公众权利和公民个人权利，权衡利弊，特别是确立“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的理念，修改、废止那些侵犯人权的“管理规定”，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二）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警务运行机制。长期的公安理论研究与公安工作实践使我们不断认识到，“预防为主”更能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是在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对公民的人身

权利和财产权利形成侵害事实之后实施的，是被动的惩治措施；而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旨在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是主动的保护措施。近年来，天津市积极构建以警防、民防、技防“三张网”为主体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就是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大力实施社区警务战略，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亲民、爱民、助民、便民的服务措施，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组织动员了更多的群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有效维护治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今后，我们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根据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需求，研究探索警务运行的规律，不断创新和完善警务运行机制。

（三）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公安队伍管理机制。公安队伍建设要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起点上，按照正规化标准，建立和健全教育培训、奖惩激励、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等管理机制，促进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的提高。多年来，天津市各级公安机关开展警务公开活动、聘请特邀监督员、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实行的“四级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等，不断增强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自觉性，塑造了公安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整体社会形象。与此同时，我们创新公安队伍管理机制，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注重民警个人的全面发展，改善民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使民警的人权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以此增强广大公安民警的人权观念，促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到公安工作之中。

（四）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公安工作与队伍建设的科学评估机制。公安工作是社会工作，就要关注和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保障好公共安全，处理好公共关系，维护好公众利益，坚持公安工作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必然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要及时准确地掌握警务运行绩效和队伍建设状况，并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因此，建立健全科学公正的评估机制十分重要。几年来，我们坚持开展绩效考评，对推动公安工作开展和队伍正规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按照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我们的考核重点，已经从单纯关注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和打击违法犯罪，向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延伸。我们先后研究并在全市范围内试行“社会安全感”和“公众满意度”的科学评估系统，“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通过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客观全面的评价、监督，促进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不断上水平、上质量、上台阶，努力打造一支党和政府信赖、广大人民爱戴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规范警务行为

公安警务行为是公安机关职能、职责、职权的外在表现，必须遵循宪法精神，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基本出发点。长期以来，“公权至上”的观念占有主导地位，对“人权”、“私权”讳莫如深，只要提到人权，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在公安执法中，突出表现在片面强调管理和维护公共秩序，漠视对人权的保护。这说明有些公安民警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不理解、不重视，往往只强调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公民遵守法律的义务，而忽视保护人权的责任。这些都是“警察本位”思想在警务活动中的具体反映。当前，公安警务行为要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摆正“公权”与“私权”的位置，必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一）处理好执法、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治安行政管理是公安机关法定警务活动，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政府行为。管理的目的是依法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我们通常讲的管理也是服务，就是指管理的目的性，就是强调在依法管理的具体警务活动中，充分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体现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的管理水平高不高，管理的效果好不好，实质上显示了我们的服务水平高不高，服务效果好不好。公安机关及其民警要依法约束自己，但又不能束缚自己。那种为了服务而放松、放弃甚至取消管理的做法是错误的。尤其是对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予以打击和取缔。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管理又不等于服务，强调在管理中服务，在服务中管理，就是要求全体公安民警在履行管理职能过程中，主动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服务职能是新世纪新阶段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能，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延伸服务来实现的。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良好治安环境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执法能力、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对法律负责，让人民满意。

（二）处理好治安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所谓治安效益，是指社会治安状况持续良好，主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上；所谓社会效益，是指警务活动产

保障人权范文篇9

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在政治理念上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新贡献。公安机关肩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必须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贯彻到公安工作的各个方面。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树立正确的人权观

富于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决定了公安机关的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要有新的发展。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工作，就要抓住更新观念这个“总开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凸显出来、深入进去，并用于审视公安工作的传统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公安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

（一）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能观。公安机关作为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体现为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集中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历史性地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现阶段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工作的中心，必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结束了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束缚，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为此，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行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同时，应该更加突出地履行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职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彰显“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二）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责观。公安机关肩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贯彻“严打”方针，强化“主业”意识，依法打击敌人、惩治犯罪、维护治安，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人权的实现。我们服务群众、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正是为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法律赋予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权力，因而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对公安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对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因此，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必须改变重公共权利、轻个人权利的观念，树立公共权利与个人权利并重的思想，把公安职责观统一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上来。

（三）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权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因此，在行使行政管理权、行政执法权和刑事司法权的过程中，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坚决避免与杜绝权力的泛化和滥用，避免与杜绝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那些涉及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执法工作，更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从程序法到实体法，都不允许超越。全体公安民警都要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切工作的起点和终点，倡导公安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尊重包括违法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人权。过去，有的公安民警把“刑讯逼供”、“冷硬横推拖”、“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问题，单纯视为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漠然处之、麻木不仁。现在，我们必须站在遵行宪法的高度，重新认识并认真解决这些不尊重甚至侵犯公民人权的问题。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创新管理机制

公安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以符合宪法精神的公安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科学的公安管理机制为保证。

（一）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公安管理机制的基础是公安法规的立改废。去年以来，一批以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或与公安工作密切相关的，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精神的法律法规应运而生。比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再比如，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机动车遇有行人在人行横道线行走时要“停车避让”，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些立法活动，都为创新和完善公安管理机制奠定了基础。今后的公安立法和当前的公安法规清理工作，一定要统筹考虑公众权利和公民个人权利，权衡利弊，特别是确立“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的理念，修改、废止那些侵犯人权的“管理规定”，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二）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警务运行机制。长期的公安理论研究与公安工作实践使我们不断认识到，“预防为主”更能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是在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对公民的人身

权利和财产权利形成侵害事实之后实施的，是被动的惩治措施；而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旨在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是主动的保护措施。近年来，天津市积极构建以警防、民防、技防“三张网”为主体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就是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大力实施社区警务战略，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亲民、爱民、助民、便民的服务措施，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组织动员了更多的群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有效维护治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今后，我们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根据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需求，研究探索警务运行的规律，不断创新和完善警务运行机制。

（三）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公安队伍管理机制。公安队伍建设要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起点上，按照正规化标准，建立和健全教育培训、奖惩激励、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等管理机制，促进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的提高。多年来，天津市各级公安机关开展警务公开活动、聘请特邀监督员、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实行的“四级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等，不断增强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自觉性，塑造了公安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整体社会形象。与此同时，我们创新公安队伍管理机制，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注重民警个人的全面发展，改善民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使民警的人权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以此增强广大公安民警的人权观念，促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到公安工作之中。

（四）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创新和完善公安工作与队伍建设的科学评估机制。公安工作是社会工作，就要关注和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保障好公共安全，处理好公共关系，维护好公众利益，坚持公安工作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必然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要及时准确地掌握警务运行绩效和队伍建设状况，并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因此，建立健全科学公正的评估机制十分重要。几年来，我们坚持开展绩效考评，对推动公安工作开展和队伍正规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按照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我们的考核重点，已经从单纯关注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和打击违法犯罪，向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延伸。我们先后研究并在全市范围内试行“社会安全感”和“公众满意度”的科学评估系统，“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通过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客观全面的评价、监督，促进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不断上水平、上质量、上台阶，努力打造一支党和政府信赖、广大人民爱戴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规范警务行为

公安警务行为是公安机关职能、职责、职权的外在表现，必须遵循宪法精神，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基本出发点。长期以来，“公权至上”的观念占有主导地位，对“人权”、“私权”讳莫如深，只要提到人权，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在公安执法中，突出表现在片面强调管理和维护公共秩序，漠视对人权的保护。这说明有些公安民警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不理解、不重视，往往只强调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公民遵守法律的义务，而忽视保护人权的责任。这些都是“警察本位”思想在警务活动中的具体反映。当前，公安警务行为要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摆正“公权”与“私权”的位置，必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一）处理好执法、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治安行政管理是公安机关法定警务活动，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政府行为。管理的目的是依法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我们通常讲的管理也是服务，就是指管理的目的性，就是强调在依法管理的具体警务活动中，充分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体现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的管理水平高不高，管理的效果好不好，实质上显示了我们的服务水平高不高，服务效果好不好。公安机关及其民警要依法约束自己，但又不能束缚自己。那种为了服务而放松、放弃甚至取消管理的做法是错误的。尤其是对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予以打击和取缔。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管理又不等于服务，强调在管理中服务，在服务中管理，就是要求全体公安民警在履行管理职能过程中，主动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服务职能是新世纪新阶段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能，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延伸服务来实现的。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良好治安环境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执法能力、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对法律负责，让人民满意。

（二）处理好治安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所谓治安效益，是指社会治安状况持续良好，主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上；所谓社会效益，是指警务活动产

保障人权范文篇10

一、人权保障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法律认可的、公民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人权保障就是对人应有权利的保障，保障人生而具有的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等权利[1]。时至今日，尊重人权、重视人权、保护人权已经成为了当今时展的主旋律，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障，在人权的法律保障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人权”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保障人权需要落实到制度层面，通过立法规范化制度化。人权的法律保障是人权之最为基本、最有力的保障。在人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中,刑法由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使刑法对人权之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应该说保障人权是刑法的主要任务和根本功能。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对犯罪人人权的依法保护,同时更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保护。在法治社会中,国家权与人权的划分应当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国家权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得行使;对于人权而言,法无明文禁止都是自由。这一原则贯穿到保障人权的各个部门法中,并形成了各个部门法特有的原则和制度，和比较严密的人权保障法律制度体系[2]。作为我国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刑法，可以说是保证其他法律实施的最后的“保障法”。刑法分则也专章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用以制裁各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体现了刑法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二、我国刑法人权保障制度的缺陷

由于刑法更容易受国内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道德风俗、历史文化的影响，我国现行刑法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规范从总体上相一致，但是与国外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情况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规定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距，需要逐步得到弥补与完善。我国刑法人权保障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刑法结构体系不合理。结构，即系统的诸要素的组合形式。刑法结构有两层含义，形式结构是指刑法总则与分则的组合，实质结构是指犯罪与刑罚的组合状况[3]。这里讨论的是刑法形式结构，重点是刑法的应然状态。刑法的罪名体系的顺序总是按由重到轻的顺序排列，反映出该国对刑法保护的某种法益的重视程度，总是“表达特定时期一个国家公认的的基本价值”。而将侵犯公民人身的犯罪适当提前，反映出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的价值取向，也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重视公民权益、强调人权保障的精神内涵相符合。二战以后，不少国家开始调整刑法典分则罪名体系的排列，反映出重视对个人权益保护的倾向，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法律价值观的重大历史转变。如：法国1994年新法典首先规定的就是侵犯人身的犯罪，《澳门刑法典》和《俄罗斯刑法典》分则体系均有在分则中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方面的犯罪置于首要位置的共同特点。而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仍按照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的价值取向，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仍被置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后。根据反映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和第27条中的一般国际法的规则，中国都有义务善意履行这些对我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在重视人权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下，这样的立法安排反映出我国的立法机关仍然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凌驾于维护个人权益之上，显然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