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发展论文十篇

畜牧发展论文篇1

进贤县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全国商品猪供应基地之一及省城近郊县，发展现代都市型畜牧业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1.1有利条件

1.1.1地域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

进贤县位于浙、闽、粤沿海发达省份金三角腹地，水陆交通发达，浙赣铁路、梨温高速、温厚高速、京福高速、昌厦高速以及320国道、316国道过境，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地带。境内气候温和，地域辽阔，山地、丘陵地带丰富，湖河港交错，素有“三山三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农业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业条件优越。境内农业人口多，农村劳动人力资源丰富。由于省城南昌和相邻省份是人口聚集地、工业密集地，需要从外地调进大量的畜产品，进贤作为南昌市的近郊县，发展畜牧业生产既可有效缓解市区周边开发的压力，又可及时安全的保障畜产品供应，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较大。

1.1.2养殖历史悠久，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进贤县素有畜禽养殖的传统，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贤县的畜牧业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温圳蛋鸡、张公肉鸽、前坊茅岗养猪等在省内外均有较高的知名度；通过优势聚集，现已形成的进阳、进里、进长公路三线养猪、320国道沿线生态养鸡、三里、梅庄、文港等沿湖水禽产业、下埠、衙前、钟陵丘陵地带的草食畜等优势产业带成为了一张张靓丽的名片，为进贤县畜牧业的厚积薄发、打造品牌积淀了经验和名气。

1.1.3发展势头迅猛，现代畜牧业发展已现雏形。

经过近年来的开放招商和强化技术服务、示范带动，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发展迅猛，年出栏生猪500头以上达405户，年出（存）栏1000羽以上规模养禽场2000余户，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养牛场22户，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80%、20%、75%以上。现有畜牧龙头企业30余个、省部级以上标准示范场18个、省部级无公害认证单位27个、种畜禽场16个、畜禽专业合作社60余个、畜禽行业协会3个、饲料兽药生产厂家17个、获GPS认证饲料兽药及生物制品营销单位62个，有200余个活跃在省内外的畜牧商品经纪人，畜禽良种率、高科技饲料进场率、设施化建设水平在连年攀升，饲料（兽药）-种畜禽-商品畜禽-加工营销等产业链和设施功能较全的畜牧业生产营销网络已初步形成，为现代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4服务网络健全，具有一支全方位的服务队伍。

从2007年畜牧兽医体制改革后，全县组建了一支由63名乡镇畜牧兽医人员和266名村级防疫员组成的队伍，做到每村都有一名村级防疫员和疫情观察员，基层服务网络已基本建成。为提升畜牧行业整体素质，先后从大中专院校招聘了10余名毕业生，并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鼓励人员进修畜牧兽医专业本科、硕士，已建立了一支相对较全的专业技术服务队伍。

1.1.5各级政府重视，畜牧业扶持政策不断增多。

中央1号文件连续十一年关注“三农”的发展，并重点提到要加大畜牧业良种繁育、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生产、生态养殖的扶持力度，无论是在资金总量还是在扶持覆盖面上都在不断递增；省市县也相应出台了一些现代水禽产业发展、养殖小区扶持及“五免四优”等优惠扶持政策，为加速发展现代都市城郊型畜牧业创造了条件和机遇。

1.2面对的挑战

1.2.1与日益紧张的土地供应之间的矛盾。

进贤县虽然地域辽阔，但由于近年来的工农及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普遍较快，城市规划、园林建设及旅游经济等各功能区的规划、林地、耕地、水源的保护等因素，致使畜牧业可用地块大幅减少。

1.2.2与日益重视的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国内外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贤县作为省城南昌近郊县，始终把绿色发展、生态发展放在首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强化对军山湖、青岚湖等湖河库及新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专门成立了镇村指挥部等机构，并把推进水环境保护项目工作放在首位，先后联合多部门对沿湖河库猪场进行摸底、拆迁、封存和整改，传统的养殖方式与日益重视的环境保护工作已不相适应。

1.2.3与日益复杂的疫病防控之间的矛盾。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气候的变化，畜禽的频繁调运，细菌病毒的变异和扩散，H7N9、布病、口蹄疫、链球菌等各种人畜共患病防控压力持续加大。

1.2.4与日益攀升的生产成本之间的矛盾。

受国际国内影响，农产品价格不断攀升，玉米价格从5年前的1800元/t上涨到2650元/t，豆粕价格从3000元/t上涨到3720元/t，麦麸从1700元/t上涨到2200元/t，畜禽全价日粮均价从2.6元/kg的上涨到3.4元/kg，建筑、劳务、环保、种猪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持续增长，猪粮比价在5.5∶1以上方可达到盈亏平衡点。

1.2.5与日益变幻的市场行情之间的矛盾。

近几年，畜禽产品价格已经打破传统的五年一波动的规律，2011年生猪出栏价高峰时达20.4元/kg，2012年春节期间，猪价就开始“跌跌不休”，低谷时跌破10元/kg，直到2014年清明后才开始回升，当前出栏价为14.6元/kg，处于盈亏平衡点的边缘。家禽由于2014年上半年受国内H7N9的影响，亏损较重，优质肉鸡出栏价从17元/kg跌至4元/kg，现恢复到19元/kg；肉鸽2014年平均售价为25元/羽，在H7N9期间无人问津，售价仅6元/羽；鸡蛋近几年相对处于平衡状态，2014年已从上半年均价180元/箱涨到当前的260元/箱，被称为“火箭蛋”，市场价格较之从前更加难以预测。

1.2.6与日益严峻的安全监管之间的矛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日益严格，而进贤由于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民投资渠道有限，投入能力弱，以“滚雪球”方式发展畜禽养殖户较多，缺乏科学规划，基础设施条件差，技术力量不强，并且以传统小规模为主，分布散、点多面广、技术含量偏低，为畜产品的安全监管带来了较大难度。

2思考与建议

2.1改革发展模式，切实做到退户入区

进贤县畜牧部门通过积极引导，有较多规模养殖场主动退户入区，但传统滚雪球式和在房前屋后搭建的猪场依然存在，畜牧业的发展正处于传统到现代转型发展时期，要加快发展和彻底革新随意搭建、规划不一的现象，还需以大投入、高标准的建设来推动模式创新。要在严格规划“三区”的基础上，专门预留畜牧业发展用地，通过以奖代补鼓励农民退户入区，根据土地承载和粪污消纳能力，实行选址、设计、建设、畜种、管理、排污等“六统一”，提高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同时，对个别散养户、资金投入能力弱的农户，以村为单位，集中建设一批廉租标准栏舍，让农民在不影响环境、不浪费土地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门口创业。

2.2优化养殖结构，切实做到比例平衡

当前，进贤畜禽养殖总量虽然较大，但畜禽养殖种类相对较少，猪牛禽较多，羊、蜜蜂等特色养殖没有壮大起来。规划畜禽养殖结构、布局结构，促进大、中、小型规模养殖梯度发展，切实做到发展均衡，发挥优势，促进畜牧业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

2.3抓住三个关键，切实做到环环相扣

一是抓住生产准入关。由当地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对新进入养殖行业，严格土地、环保、动物防疫条件审批，对未在养殖规划区域内，未做到环保“三同时”、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一律不予审批通过。二是抓住疫病防控关。认真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任制，按照国务院“24字”方针，积极做好春秋集中免疫注射、计划、监测、净化、消毒、无害化处理及检疫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疫病损失。三是抓住产品质量关。实行奖惩并举，对“三品一标”认证及标准化示范场给予奖励，对未建立养殖档案、不佩戴耳标、管理混乱、不积极配合抽样监测、逃检漏检的养殖场建立黑名单，3年内不予申报国家扶持项目。

2.4建设三支队伍，切实提升服务水平

要大力建设管理、防疫、营销三支队伍。人才是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先决因素，没有相应的人才队伍，现代都市城郊型畜牧业就无从谈起，建议加大人才引进、培育、启用力度，着力锻造一支肯吃苦、愿奉献、有水平的畜牧兽医队伍，在畜牧业发展、疫病防控、培训及营销等方面发挥人才优势，提升科学饲养水平及养殖效率，能及时指导农民进退有序、防疫有方。

2.5改变三种面貌，切实提升发展品味

虽然进贤县是畜牧业养殖大县，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畜产品品牌，种畜禽生产不太规范，设施不全，管理比较随意，因此，要积极引进一批优良畜禽品种，认真做好已有南昌白猪、青岚麻鸡、樱桃谷鸭等培育工作，强化养殖场的技能培训和监管，通过改变品种不优、设施不全、管理不严的面貌来提升产业发展品味，积极打造进贤自己的品牌畜牧业。

2.6强化工作举措，切实提升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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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型产业之一，畜牧业产值逐年扩大，畜产品产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不断提高。畜牧业物流在整个畜牧业供应链条上，上接种植业，下接加工业，在满足各方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将各利益主体联合成为有机整体，实现了利益的均衡。然而，畜产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消费者越来越重视畜产品的产供销价值链条。欧美等发达国家畜产品贸易壁垒门槛的提高，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畜产品的对外出口。畜产品的食用安全不仅涉及到源头的繁育、饲养，而且涉及到整个流通过程中的运输、仓储、包装、配送及流通加工等相关环节。我国现有畜牧业物流水平，远不能满足畜产品流通的巨大需求，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1畜牧业物流缺乏行业标准约束随着我国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畜牧业物流需求越来越大，很多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仍然采用传统的货物流通方式，缺乏温度、时间的严格控制，导致畜产品的质量下降、损耗增加。由于缺乏完善的畜牧业物流法律法规，使整个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没有严格的流通标准限制［2］，缺少统一性和规范性。

1．2畜牧业物流基础设施设备落后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冷链物流运输是畜产品流通的主要手段，冷链产品实行全程冷控，形成了完整的畜产品冷链物流系统，我国缺少专业的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畜产品运输更多采用改装的传统箱式卡车运输，大大降低了流通效率，增加了畜产品污染的风险。

1．3畜牧业物流管理混乱与传统的物流行业相比，畜牧业物流的管理过程更为复杂，实行多环节管理的方式。在畜产品物流的供应、流通加工、检验检疫等环节采用农业、商业、质检、交通等多部门分段管理的方式，使畜产品流通环节的中断，增加中途停留的时间，导致了流通环节的混乱，未能实现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

2加快我国畜牧业物流发展对策

2．1构建畜牧业物流的信息管理体系畜牧业物流的发展离不开物流信息技术的支持，通过整合畜产品流通环节信息的共享，能够实现畜产品的“三流”合一与协调。进而有助于发挥其在社会需求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使供应商供应信息与消费者需求信息有机的结合。同时，建立条码信息管理系统，可以从畜产品饲养的源头入手，随时全程追溯畜产品的相关信息，保证消费者食用畜产品的安全性。

2．2完善畜牧业物流的法律法规制度我国畜牧业物流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约束力不强，需要不断完善畜牧业物流法律法规制度［3］，规范畜牧从业人员职业标准，完善畜产品经营企业的注册程序，统一畜牧业物流的行业标准，使畜产品从饲养、运输、加工等环节做到无缝连接，实现有机的协调一致。积极拓展畜产品绿色流通渠道，减免流通加工环节费税，统一各监管部门标准，避免复杂化、非市场化因素影响，保证畜产品的新鲜与安全。

畜牧发展论文篇3

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畜牧业经济发展经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伟大贡献，只是到了近代，西方现代畜牧业起步比我们提前了100多年，再加上积贫积弱的中华百年屈辱史，使得我国畜牧业从繁荣走向了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学习西方畜牧业的发展经验，大力引进畜禽良种、生产方式和科技成果等，畜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草原超载过牧造成的生态退化、畜禽粪污导致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反映出我国畜牧业经济发展必须与国情相适应，需要从我国悠久的畜牧业经济发展史中汲取营养，寻找出路。畜牧业经济发展“以史为鉴”，就是要认真总结畜牧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继承和弘扬较为成熟的发展理念。从历史记载情况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主要有：

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比如，《周礼•夏官•职方氏》所说，东南曰扬州(今苏浙皖等省)，其畜宜鸟兽；正南曰荆州(今两湖等省)，其畜宜鸟兽；河南曰豫州(今中原地区)，其畜宜六扰(马、牛、羊、猪、犬和鸡)；正东曰青州(今徐海、胶东地区)，其畜宜鸡狗；河东曰兖州(今鲁西)，其畜宜六扰；正西曰雍州(今陕甘诸省)，其畜宜牛马；东北曰幽州(今冀北、辽东)，其畜宜四扰(指马、牛、羊和猪)；河内曰冀州(约今豫北及冀南一带)，其畜宜牛羊；正北曰并州(今山西省)，其畜宜五扰(指马、牛、羊、猪、鸡)，体现了尊重自然、依赖自然和适应自然的和谐理念。

二是循环发展理念。比如，《吕氏春秋》的《任地》《辨土》记载，战国时期农业核心地区已经采用了包括施肥、牛耕、连年耕作、1年两获或2年三获、轮种的生产方式；南宋以后，农家房屋旁边，置有粪屋，屋中凿有深池，铺以砖块，其中堆积灰土、糠籽、蒿秆、落叶等废物，焚烧之后，加入粪汁，制成堆肥，播种时肥料拌和种子，生长期间追肥，收成后再施肥恢复地力，畜牧业粪污被制成有机肥施用于农田，实现了种养业的循环利用。

三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比如，从觅食习惯上讲，山羊与绵羊吃草，都是把草株的底部完全切断，而马与牛吃草则牙齿截断草株的位置较高一些，因此，草原牧民利用马与羊的觅食共生关系，有“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的畜种布局。游牧民还控制马、牛、羊的繁殖速度，基本上每年生产一胎，以便能有效保证合理的种群数量，实现畜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科学发展理念。比如，《礼记•月令》指出：季春之月，游牝于牧；仲夏之月，游牝别群，所谓游牝，即指配种活动或母畜，过了配种季节，即把种畜隔离；在《齐民要术》卷六《畜牧篇》开头就说：“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未之有也”。

五是以人为本理念。比如，元朝通过国家力量，设立太仆寺，开辟官牧场，以扩大牲畜的牧养繁殖；蒙元政权的畜牧政策，使部分农业区与牧业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唐代天宝年间，广大牧奴过着悲惨的生活，凡有畜养余力的农民，难免苛捐和重重剥削。封建统治者视畜牧为贱业，牧民为贱民，导致畜牧业长期停滞不前，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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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畜牧兽医的授业教育也较为广泛地存在着师徒授业的传统教育。徐州雎宁一带的畜牧兽医，多通过传统的收授学徒来开展兽医医术的授业教育。凡是愿意跟随兽医师父学习和从业畜牧兽医医术的，不论其年龄长幼和出身尊卑，都可以拜师入门。兽医学徒在正式拜师之后，往往由兽医师父赐予学名，以使兽医学徒不忘其恩师对他们的教育和培养。这一地区的畜牧兽医，对于如何防治牲畜瘟病，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医术秘方。但是，他们在平时对其学徒所进行的畜牧兽医授业教育中，却不曾涉及此类内容。直至兽医师父行将年老之时，他们会逐个对其学徒进行畜牧兽医医术的授业考查，通过各种严格的考核，进而最终确定要将自己的医术秘方或毕生的兽医行医心得，传授给哪位弟子。当时，徐州雎宁一带的畜牧兽医，正是通过这种传统的兽医师徒授业教育来使其兽医医术延绵不断。汉中宁强地区的畜牧兽医，也多是通过师徒授业的传统兽医教育来延续他们的兽医医术。这一地区的畜牧兽医对所收授的学徒，要求较为苛刻。他们要求拜师学习兽医医术的学徒，体格必须健壮，反应必须敏捷，且能够对所传授的兽医医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对于一些悟性较高、入门较快、接受能力较强的兽医学徒，该地区的兽医师父会在其兽医授业教育中着力栽培，以使他们能够得到自己的医术真传。然而，对于那些性情顽劣、天资笨拙的兽医学徒，兽医师父多不会再对其进行更深一层次的畜牧兽医授业教育。因此，当时宁强地区的畜牧兽医，以其极为严格的兽医师徒授业教育，不仅保证了他们的畜牧兽医医术能够代代传承，也确保了宁强兽医的诊疗技术能够不断提高。宁强兽医所进行的师徒授业传统兽医教育，成为民国时期畜牧兽医教育的一个突出典例。廊坊文安畜牧兽医在其所进行的兽医师徒授业教育中，很是看重对其学徒进行兽医的门规教育。该地区的畜牧兽医在收授学徒时，先向其学徒传授本门兽医的门规，要他们能够熟记于心，其后才会向他们开展传统的畜牧兽医授业教育。凡兽医学徒违反本门兽医门规，兽医师父将按该地区兽医的传统惯例，对其处罚或清出师门，以此来保证自己兽医医术的受业者忠实可靠。此外，民国时期两湖地区的畜牧兽医在其传统的兽医师徒授业教育中，有着一套极为讲究的拜师仪式，包括祭拜祖师牌位、跪拜兽医师父、接受师父训诫、进行入门起誓等复杂程序。云贵地区的畜牧兽医，则是根据兽医学徒对其所传医术的学习和掌握的情况，分阶段地开展传统的兽医师徒授业教育。具体来说，有初期的兽医常识教育和在此基础上的牲畜疾病症状诊断、采配草药、针灸解剖等兽医医术教育，以及进一步的畜牧兽医医理教育等。以上对民国时期畜牧兽医教育中祖传授业教育和师徒授业教育这两个方面的传统畜牧兽医授业教育进行了简要概述。总体来看，当时传统的授业教育在我国畜牧兽医教育中，仍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畜牧兽医教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教育

民国时期，我国的畜牧兽医教育中，学校的专业教育居于主体地位。具体来看，体现在畜牧兽医的专业理论教育和专业实践教育方面。

2．1专业理论教育关于民国时期学校中畜牧兽医的专业理论教育方面，当时由江西省畜牧兽医教育管理部门所颁布的《兽医学校教育细则》中规定，有畜牧兽医的专业基础理论教育、专业主修学科理论教育和专业辅修学科理论教育三方面的内容。兽医专业基础理论教育有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学、药物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其专业主修学科理论教育有家禽学、畜产学、相马学、马政学、铁蹄学、蹄病学等；而专业辅修学科理论教育，则包括马匹外貌学、牲畜卫生学、寄生动物学、外科手术学、内科诊断学、外科诊断学等。北平兽医学校在其所开展的畜牧兽医专业理论教育中，在加强对兽医学员的各种兽医学科理论教育的同时，还特别增设了国文、英文、德文、日文等兽医学科语言类的专业理论教育以培养兽医学员能够阅读各种兽医文献的能力和熟练运用各种语言进行兽医学科专业表述的能力。该校还面向其兽医学员进行物理、化学、农学，甚至包括总理遗教等思想政治类学科的专业理论教育。而其目的则在于促进兽医学员的全面发展，使他们达到当时国民政府对畜牧兽医人才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当时，国民政府为发展西北地区的畜牧事业，在甘肃兰州创办国立兽医学院。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为该兽医学院所制定的教育章程中，要求畜牧兽医的专业理论教育除基本的兽医专业学科理论教育外，还应包括昆虫学、胎生学、调剂学、病理学、细菌学、眼科学、免疫学等兽医相关学科的专业理论教育，以及兽疫论、家畜论、牧马论、畜产总论等较深的专业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该国立兽医学院所开展的畜牧兽医专业理论教育是较为系统、科学的。此外，当时的高等畜牧兽医学校专业教育中，还在向其兽医学员所进行的专业理论教育方面开展了许多具有前沿性的畜牧兽医学科专业理论的教育。比如，20世纪30年代初，由上海商品检验局和上海市卫生局联合创办的上海兽医专科学校，就在其兽医专业理论教育中增加了豚学、生理化学、药物调剂学、病理解剖学、兽医警察学等新兴的畜牧兽医学科专业理论教育。而当时的中等畜牧兽医学校专业教育中，则依据当时社会的需求，适当地扩大了应用性兽医学科专业理论的教育。以浙江金华实验农校为例，该校就在对学员的兽医专业理论教育中，增加了不少诸如羊学、牛学、马术、兽医勤务、病马看护法等应用性较强的畜牧兽医学科的专业理论教育内容。

2．2专业实践教育关于当时学校畜牧兽医的专业实践教育方面，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科对此开展了多种颇具兽医专业特色的实践教育。该科系结合兽医学员所学专业的特点，将其学员划分为不同的兽医专业实践组别，分别进行蹄铁实践、病理诊断实践、药物调剂实践、细菌识别实践、内科诊断实践、外科诊断实践、牲畜生理卫生实践、牲畜粪尿血液检查实践等较为简单的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还有生理化学实践、外科手术实践、牲畜解剖实践、牲畜内脏组织实践、牲畜肉乳检查实践、农牧场实地考察实践等较为复杂的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内容。该科系通过划分兽医专业实践组别，有针对性地开展畜牧兽医的专业实践教育，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兽医学员的专业实践水平，还进一步善了当时学校中的畜牧兽医专业教育。当时由国民政府在西安所筹设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则通过组织该校的兽医学员参加兽医院的实际诊疗活动，来加强畜牧兽医的专业实践教育。该校规定，在进行兽医专业实践教育期间，学员必须在每月初向学校具体汇报上一月自己在兽医院所开展诊疗实践的状况，将诊疗牲畜所患疾病的名称、诊疗牲畜的种类和头数、具体的治疗情况，以及实际的诊疗效果，一并详细报告。该校还会根据兽医学员所上报的兽医院专业实践情况，明确兽医学员在实际的诊疗中，对于那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尚存不足，又在那些诊治环节中存在疏忽，进而就这些方面加以强化，以使对学员所开展的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更为全面。当时国内的兽医学校还往往同国外的兽医学校联合开展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比如当时的一些兽医学校每年多向德国柏林兽医学校选派若干名优秀兽医学员，让他们同该校的兽医学员一起进行各种兽医专业实践。应当说这既拓宽了国内兽医学员的专业视野，也是对当时学校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所存缺漏的补充。此外，民国时期位于福建永安的福建省立农学院畜牧兽医系，饲养有各种专供兽医学员实验所用的家禽牲畜，以便于通过兽医专业实验来对其学员进行专业实践教育。还有山西铭贤学校的农工专科，专门为进行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筹建了专用的实习室。其中不仅有各种仪器设施和器官标本，还有丰富的兽医专业实践指导书籍，极大便利了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的开展。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教育在当时我国的畜牧兽医教育中发挥了突出的主导作用。作为当时我国畜牧兽医教育的主体，学校的畜牧兽医专业教育，无论是在其专业理论教育还是专业实践教育方面，均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对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所提出的要求。

3社会畜牧兽医业余教育

民国时期我国畜牧兽医教育中，社会畜牧兽医业余教育起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总体而言，该方面的畜牧兽医教育集中在技能培训教育和牧医科普教育方面。

3．1技能培训教育对于民国时期社会畜牧兽医业余教育中所举办的兽医技能培训教育方面，江浙一带多会在暑期面向社会开办有各种畜牧兽医业余技能培训班。就其培训的期限长短而言，有为期一旬或半月的兽医业余技能速成班，还有为期一月或一月有余的兽医业余技能养成所等；就其培训的兽医技能来说，有牲畜口病疗法、蹄病疗法、骨折诊治疗法、肠胃炎症疗法、急慢性鼻腔炎疗法等一般性的畜牧兽医技能，也有牲畜骨软症、皮鼻疽、犬赤痢、肩跛行、湿疹诊治、暑疹诊治、腹水诊治等要求较高的畜牧兽医技能。该地区通过开办多种畜牧兽医业余技能培训班，利用暑期的业余时间，来强化对畜牧兽医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畜牧兽医的诊治水平，同时也是对当时正规化的畜牧兽医技能教育的辅助和完善。当时赣南地区还在社会中开展了许多专门面向农村的畜牧兽医业余技能培训教育。如当时在赣南地区存在有很多的畜牧兽医业余技能集训班，其培训和教育的对象均是农村兽医。这些社会上开办的兽医技能集训班，一般会在每年秋后的业余时候，开始对农村兽医进行各种技能培训教育。而就其所培训的技能来看，也多是如何防治牲畜感冒、口鼻炎症、跌打创伤等普通的家畜疾病疗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类社会上所开展的针对农村兽医的业余技能培训教育，也有力促进了该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还有两广地区通常会在牲畜病害多发的初春，在社会中举办各类畜牧兽医业余技能培训教育。如当时两广一带在社会上所开办的畜牧兽医业余技能训练班，就利用初春的业余时间，对当地的畜牧兽医加强防疫方面的技能培训教育。这对于有效防治各种牲畜病害，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此外，当时的中央农业实验所畜牧兽医系主任程绍迥还亲自在川、黔、鄂三省交界的许多地区，面向社会开展了多种畜牧兽医业余技能培训教育。如由他在当地社会上所开办的牛瘟防治培训所，就专门抽出业余时间，对当地的畜牧兽医进行防治牛瘟方面的各种技能培训和教育。当时知名的畜牧兽医专家张范村也与其同行，在社会上举办了一些业余的畜牧兽医技能培训教育。比如他在粤南社会中所倡办的兽疫防治人员训练班，就是其中的代表。张范村在当地社会上所倡办的这些训练班，不向前来受训的畜牧兽医收取费用，而专在业余时间就怎样防治兽疫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教育。

畜牧发展论文篇5

一、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性

2008年，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做出建设生态畜牧业的战略决策，海西州天峻县梅陇村是试点村之一。自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以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颜顺新视，成功探索出了“以草场承包经营权和牲畜人股，实行股份制经营的“梅陇模式”。2010年，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由试点、示范转向全面推广，全州各地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在推行“梅陇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生态畜牧业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海西州为贯彻生态立州战略，将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作为一个建设目标和重要举措。2010年以来，全州在所辖5个市县各选择一个村开展以牲畜和草场八股方式组建股份制合作社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畜牧业示范村建设。截至2010年11月10日，5个示范村共有261户牧民加入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入社率达到79.8％：人股可利用草场116.55万亩，八股率70％；八股牲畜6.72万头(只)，八股率66％。同时，在全州选择64个牧业村作为生态畜牧业建设启动村，组建了64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八社牧户达到3535户，人社率达到78.9％，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制定了牲畜和草场作价八股方案，为2011年完成牲畜和草场作价八股奠定了基础。

(一)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较好地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随着畜产品买方市场和畜牧业大生产、大流通格局的形成，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由于规模过小，信息不灵，科技水平不高，其产品生产的数量、品种、质量很难适应大市场的变化，造成畜产品卖难、牧民增收难和畜牧业发展难。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使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而且能准确把握、捕捉市场信息，能综合大家的智慧，有效地解决牧民养什么、怎么养、卖给谁的困惑，从而带领牧民进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更加简单、方便地将牧民的生产与市场的最终需求对接起来。

(二)降低畜牧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首先，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使畜牧业生产形成专业区域，能有效地推动规模经营，提高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产业化程度。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促进了畜产品向专业化发展，专业化生产降低了畜产品单位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益。其次，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方便、快捷、有效地推广科技良种，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再次，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购进生产资料，实行批量购进，杜绝了假冒伪劣，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统一销售产品，降低单个牧民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还可以较好地避免在市场低谷期因牧民分散经营而导致的过度竞争。另外，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依靠集体的力量、规模的优势，增强谈判地位，提高牧民的竞争意识。一方面，在市场发生波动时，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生产经营组织，能有效阻止加工和销售企业压级压价损害牧民利益。另一方面，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统一组织批量出售产品，能取得价格上的优势。同时一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搞运销、屠宰、加工保鲜，内部有了分工，使牧民不仅能取得饲养环节中的利益，还能获得流通、加工环节中的利益，增加收入。更主要的是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介入流通、加工领域，让牧民从第一产业进入二、三产业，有利于进一步活跃牧区经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畜牧业的比较效益。

(三)有利于政府更有效地指导畜牧业生产。现行畜牧业管理体制僵化，政府与牧户之间缺乏有效的中介组织是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牧民要适应畜牧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就要进一步进行组织创新，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联结起来。畜牧业产品流通体制的创新，畜牧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将推动各级政府领导方式的变革，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推动的被动局面。政府可以依靠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载体”，把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性意向、各种信息、新品种、新技术等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建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把牧民联合起来，为政府调控和指导畜牧业及牧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中介，政府可以通过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指导牧民生产经营，把政府的产业政策落到实处，使生产与市场需求得到有效衔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利用牧民自己的经济组织指导畜牧业生产，比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指导更容易为牧民群众所接受。同时，牧民通过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把自己的愿望、要求和牧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反馈给政府，合作经济组织不仅为牧民走向市场架起了桥梁，也为政府与牧民的沟通提供了新的渠道。实践表明，大力支持和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其不断发展壮大，政府才能更好地指导畜牧业和牧区经济发展。

(四)有利于保护牧民的利益，提高牧民收入。近几年海西州牧民收八增长缓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返贫的现象，原因是草场有限，若要想增收就得增加牲畜，而增加牲畜，草场负担过重，就会导致退化，无法可持续发展。牧民想增收没有任何途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强烈地渴望能有一个真正为牧民服务的组织帮助他们。而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把单个分散的牧民组织起来，较好地保护牧民的利益，提高牧民的收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在牧民自己建立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合作组织中，实行分户生产，合作加工，牧民既是畜产品的生产者，又是加工、销售企业的主人，形成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从而保证畜产品附加值能够返还于牧民。(2)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除了为牧户提供加工、销售服务外，还可以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有利于聚集牧民手里的闲散资金甚至消费资金投入生产，这就有利于利用互助合作的力量扩大生产和抵御灾害，减低风险。(3)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对内是非营利性的，而且可以享受国家的某些优惠政

策，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4)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牧民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独立经济法人，合作经济组织办加工、销售企业，一方面有利于吸收牧民手里的闲散资金，消化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牧民由于是合作社的主人，更容易做到从实际出发，防止“刮风”和产业猛烈扩张，从而降低成本，规避风险，而且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及时把牧民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向有关方面反映，代表牧民争取自身利益，如财政、信贷投入政策向牧业和牧户倾斜等。

(五)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牧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牧区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一部分经营能力较强、条件较好的牧民率先致富。但许多牧民或因经营能力差，或因条件限制等种种原因，收入增长缓慢。不同地区、不同牧户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人多草地少、牧户经营规模狭小、牧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等情况，决定了我们要实现牧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把牧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从资金、技术、信息、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给予贫困的成员以帮助，带领他们更快地脱贫致富。合作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牧区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牧民的就业门路和资源占有量，提高牧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二、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园分析

(一)缺乏高度的认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工作中没有将生态畜牧业台作经济组织摆上应有的位置。如有许多人仍对合作化运动记忆犹新，“谈合色变”，心有余悸，把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与以往的“合作化”“大锅饭”混淆；有的认为，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很重要，但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否担当这个重任持有疑虑：有的人对目前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认识上和理解上的误区，主要表现是“自发论”。认识上的原因，导致了领导上的无力，制约了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够宽松，内部运行不健垒、不规范。由于认识模糊，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践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对合作经济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地位、管理、组织等搞不清。一些地方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办、起名、运营、解散等方面比较随意，许多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规范章程，宗旨模糊，职责不清，加之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制度不完善，民主氛围不够，致使组织内部缺乏活力。

(三)会员的综合素质不高，人才缺乏。一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发起人和带头人大多数综合素质不高，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较弱，缺乏一些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符合型人才。因此，造成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现代畜牧业技术、生物技术、新品种的应用以及种、养、加工模式缺乏，从而导致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事事依赖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建立与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海西州牧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合作经济制度的构建需要必要的条件，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从目前来看，在海西州建立生态畜牧业台作经济组织还有一些制约因素，诸如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牧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低、民主意识浅、经营管理能力弱；畜牧业发展集约化程度低，规模效益不高：牛羊肉加工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高端畜产品开发滞后、品牌建设不强，牦牛、绒山羊等畜牧业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发展不能有效带动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单一，解决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较大：部分地区干部群众对建设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到位，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没有形成各级政府合力推进的局面；一些群众对发展生态畜牧业台作组织理解不深，合作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等，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三、发展和完善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宣传、教育，为进一步促进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要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形式在全州搞好宣传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工具，利用黑板报、村民会议等传统方式，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牧民群众宣传正确的合作思想，帮助他们逐步清除对合作经济的种种误解，在此基础上树立正确的合作观，打消他们的‘恐合’心理，提高他们的合作积极性。在所有可以利用的宣传方法和途径中，尤其要重视典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作用，这种以感性认识为主的宣传对牧民的合作意识的刺激往往是最深刻的，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宣传来说，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是牧民，牧民群众只有在真正了解其组织的基本功能与作用的基础上，才能积极行动起来，对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区域性较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的牧民来讲，只有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等方式，才能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经济组织既不是原有的集体经济的复归，也不是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牧民自主自治的经济合作组织，是提高畜牧业产业市场竞争力，维护牧民合法利益的组织，从而唤起牧民的合作意识，培植合作经济组织的群众基础。

第二、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牧民群众的合作素质。要把对牧民和牧区基层干部进行合作经济理论的宣传教育培训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合作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牧民群众特别是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实际管理者的合作水平，在此基础上对各市、县、乡主管农业的领导、合作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牧户成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这样，既培养了一些有合作思想、懂得如何指导合作组织发展的领导干部，又培养了一批具体管理合作组织的负责人和参与合作组织的牧民群众。通过培训骨干，使他们能够掌握发展合作经济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具体操作方法，把少数牧民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广大牧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知道怎样利用合作经济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规避市场的风险，争取更多的利益。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就具有教育功能，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提高牧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合作意识，使他们真正感受和体会到合作制度给家庭经营带来的益处，调动牧民参与和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合作理论研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海西州州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学习和研究西方合作理论与实践，弄清现代西方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机制、特点、趋势等基本问题，掌握现代合作经济的一般性理论，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

理论基础：总结我国其他省份和地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促进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以西方合作理论为指导，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经验，结合具体实际，构筑符合海西州实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形成具有青藏高原特色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二)地方领导要非常关注和重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发挥政府的优势，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现阶段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离不开党委、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必须坚持把充分调动、发挥牧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宣传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服务和监督。政府要把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问题，尤其是在海西州情背景下，一项改革措施能否取得成功，各级领导的认识和重视非常重要，尽管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牧民是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合作经济事业仅仅是牧民自己的事情，合作组织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组织，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中都能起到作用，并在很多方面配合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所以，关心和支持合作事业的发展，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应成为共识，特别是在合作社开创时期，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更为关键。总之，要把政府部门对合作经济组织自上而下的扶持指导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自下而上的发展规范有机的结合起来。政府部门的领导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合作经济的根本原则，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三)抓好试点示范，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实践证明，扶持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先抓典型，开展试点示范，然后在巩固试点成果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开，稳步地、一批一批地办好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做，既使广大牧民亲自体验或亲自看到参加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好处，从而调动更多牧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使政府部门领导在实践中掌握指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然后再去指导实践，同时还可增加对有意兴办或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吸引力。需要指出的是，在试点、推广经验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强迫，要以总结和宣传经验为重心。让牧民自觉地去接受这个新事物，自愿地选择各种发展类型，这样才最有生命力。政府部门必须搞好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试点示范推广工作，广大牧民虽然有渴望组织起来的需求，但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行动能力，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各地政府可以在产业基础良好，畜牧业经营专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开展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普遍意义，可以借鉴推广的做法。

(四)大力培养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根据海西州的实际情况，推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是坚持“政府支持，能人领导，牧民参与”的基本原则。在牧民群众整体素质不高，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形式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领导成员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直接决定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谈的“能人效应”。组织的领导成员素质影响到普通成员的观念与态度，影响到普通成员对领导成员的认可与回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合作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又有合作才能的合作企业家，对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大力支持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坚持‘能人’领导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技术路线。国际台作运动的成功经验表明，弱者自我难以联合起来，弱者需要精英强者的带动，这些社会精英是由热心于合作事业的有志人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存能力与合作组织领导者的道德素质与技术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在牧区，有不少为牧区共同发展，牧民共同富裕而献身的人，有许多能够将个人的利益寓于摄取整体利益之中，以求共同发展的人。他们不仅有高尚的道德，能热心为农牧民服务，而且还懂经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这些有专业经营管理经验，在群众中有威望，得到广大牧民认可的‘能人’，能带领牧民创建形式多样的合作经济组织。因此，要发展和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具有献身精神，能带领牧民共同致富的牧区‘能人’，鼓励、引导、扶持他们领办各类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五)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在组织制度方面，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方式要灵活多样，经营的原则要内外有别，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对外同样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在风险保障制度方面，可以通过设立风险基金、制定保护价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提高社员抗御风险的能力；在民主监督制度方面，社员有权对董事会、经理人实行开放式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在利益分配制度方面，台作经济组织的利润实行按交易额分配和按股金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注重一次返利；在集体积累制度方面，合作经济组织所创收益要按比例提取公共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提供各项服务。敢于采用现代管理方式，大胆引进技术，充分利用连锁、配送和电子商务等现代经营方式，开展联合经营和集团经营，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和经营制度优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应该通过相互参股和联合等方式，积极开展与工商企业的合作，特别是与大型流通企业的合作，利用现代经营手段，构筑自己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体系。

畜牧发展论文篇6

关键词：畜牧兽医；前景；发展趋势；就业

在我国农业发展建设的过程中，畜牧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通过加强对畜牧业的推进作用，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比如肉、蛋、奶等；另一方面，加强畜牧业的发展，还有助于带动其他行业的进步，例如种植业、加工产业等，所以从当前的发展形势看，畜牧业已经变成农民增加自身收入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重点推动了惠农政策的落实，所以畜牧业的发展速度也相对较快，与此同时，养殖业的总产量较种植业相比，其自身的比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因此这就要进一步加强畜牧业的发展速度，才能够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前提就是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并且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因此本文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阐述。

1、我国畜牧业的发展趋势

在我国当前发展的过程中，畜牧业的发展速度十分之快。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受到专业养殖技术的影响，对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阻碍性的作用。我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并且自然经济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在养殖方面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家庭散养或者是家庭养殖，也就是说在农民的收益中，养殖业只是占据副业的地位，并且我国在专业的畜牧技术方面是十分匮乏的。通过散养模式和现代化养殖模式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发现，散养模式不具有科学化、体系化的特点，因此经常会产生动物疾病，一旦动物疾病无法得到有效的防治，那么就会造成畜牧业的发展受到阻碍。

通过对兽医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当前十分稀缺这方面的人才，因此其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首先，家对兽医专业十分的重视，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三农问题的解决才能够带动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而要想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应该大力加强畜牧业的进步，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同时，也能够解决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方面的问题。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人们对一些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就会带动畜牧业的发展，而要想保证畜牧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就需要畜牧兽医为此保驾护航，所以培养这方面的专业性人才是十分必要的。第三，我现在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可以说畜牧产业在当前已经遇到了崭新的发展机遇，要想抓住这一机遇，就需要不断提高我国畜牧产品的质量，并且我国在价格方面也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可以带动畜牧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

2、现代化畜牧兽医的职业现状

在当前畜牧业发展不断加快的前提下，上述的这些问题逐渐的显现出来，并且在离城市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尤其的显著，一些兽医工作缺少统一的管理，主要采用的是家庭经营的方式，因此严重缺少拥有专业知识的兽医人员。从技术人员的年龄结构进行分析，其年龄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年轻的力量十分的匮乏，而平时又缺少定期的培训以及信息的传递，这样新的技术就无法准确及时的传达给兽医，一些新的疾病就无法得到有效地预防，用现有的技术对动物疾病进行整治显然是不合理的。

地方防疫机构工作条件艰苦，工作环境工资待遇不如其他专业好，一些学历较高的兽医技术人员不愿意到偏远的地区工作，导致地方上人员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不合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乡村基础设施较差，仪器设备的使用不够规范，导致动物之间出现交叉感染现象严重。乡镇防疫技术力量薄弱，很难承担繁重的疫病预防防治工作，缺乏应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

城市医疗管理机构忽视了对乡村地区的医疗卫生管理，不对兽医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忽视了基层兽医管理机构在公益服务方面的特殊性，致使大量兽医基础性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动物防疫和畜产品安全隐患严重。基层防疫组织和队伍不稳，经费得不到保障，防疫工作的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使动物防疫的基础受到动摇。

3、畜牧兽医的发展趋势

有预测显示，畜牧兽医这一专业将成为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9大专业之一，这个曾经的“冷门专业”突然华丽转身，其背后也必然存在很多的社会原因。国家对畜牧业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且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饮食大体已经完成了从吃饱到吃好的转变，但是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专业人才，即畜牧兽医，而在这方面，我国的人才资源还是很短缺的。在当前环境下，家禽动物的疾病千变万化，面对突然的家禽病毒，需要专业的畜牧人员掌握专业的畜牧兽医知识，这一点很重要也很急迫，当前我国在畜牧方面的疾病解决主要还在预防阶段，还没有专业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畜牧疾病，以扎实的专业技术去应对解决多变的疾病困扰。就业前景好。学习精懂畜牧兽医方面的知识技术，就业选择性很大，不但可以到各种外资兽药、或者各饲料企业去当工作，还可以到规模养殖厂做技术厂长或是技术专家，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己办养殖业，可以自办兽药、饲料门市部、兽医门诊等，自己当老板。总之，在畜牧业发展前景好的现代社会，学好畜牧兽医不用愁就业问题，冷门不冷，就业为本。

此外，还应该改革现状，提高教学质量寻求出路。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要抓好教师的传、帮、带活动，老教师带新教师，经验丰富的教师带经验不足的教师，人人都是帮扶者和被帮者，帮扶对象明朗化，有帮扶计划和检查评比，这样一来，教师间可相互提高；第二，有计划地派遣教师到对口高校深造，或到现代化养殖场学习；第三，要打破用人界限，聘请对口专业高校毕业生和社会畜牧兽医专业的名人到校执教，充分发挥名人效应。

4、结语

文章研究我国的畜牧业、畜牧兽医的现状，着重分析畜牧兽医的未来发展方向，各种存在现象和解决手段都要求我国注重畜牧人才的培养，以提高畜牧业发展质量，并且开发功能型、保健型的肉蛋奶等畜牧业产品，满足当今人们对于保健和美食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群.试论我国近代畜禽品种结构与畜牧经营方式[J].农业考古，2003（1）.

畜牧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草原；畜牧业；草畜关系

关于草原退化原因，尽管有自然原因说、人为原因说、自然和人为综合原因说等几种说法，鉴于“超载过牧”是草原退化的元凶或首要原因这一观点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主流观点和指导草原牧区工作的学术基础。尽管在退化草原的恢复途径方面比较一致地认为应当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的方法，但在具体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自然恢复”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绝对封育才可自然恢复。以禁牧休牧为主要内容的诸多制度安排方面的“战略”、“工程”的出台，正是这种主张的产物。对这些问题应从其形成、发展的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在世界草原畜牧业的横向比较中加以认识。

一、术语的界定

为清晰论述这一问题，需要廓清“草原”、“传统畜牧业”这两个常用术语。

1.1草原。对“草原”这一常用术语，通常有两种定义。植被学家们认为，草原就是草本植物群落的泛称，即在湿润、半湿润或半干旱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以多年生草本植物或饲用灌木为主构成的植物群落，是用于畜牧业或绿化的土地。农学家们则认为，草原即草场，它意指凡能生长饲用植物，供牲畜放牧或刈割后进行家畜饲养生产的土地。

1.2传统畜牧业。蒙古高原的畜牧业至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当代人所说的“传统畜牧业”究竟指的是哪个时期的畜牧业？有人可以将其理解为草原承包到户之前的时期，也有人可以理解为解放前或自治区成立前的畜牧业，还有人可将其理解为凡是现代畜牧业尚未建立起来的所有畜牧业类型。

二、选择营地、寻找草场的生态知识

蒙古族草原畜牧业是否属于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的那种“草原无价，放牧无界，滥牧无妨”的陈旧过时的生产方式？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经营，首先是对草牧场的正确选择和有效利用问题。这样必然产生如何选择、分配、调节牧地问题。历史上出现的嫩禿兀臣（蒙古语nutugchin的音译，意为负责选择、管理牧地的官员）制度，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草原管理需要。《蒙古秘史》第279节载，窝阔台即位不久便降旨：“牧地的分配、选择、駐营，应由各千户派遣的嫩禿兀臣进行管理。”之后，从千户到浩特阿寅勒各级，均由本级嫩禿兀臣专事司营当地牧地的选择、安排、协调以及打井取水等项事务。内蒙古牧区草原管理的嫩禿兀臣制度，一直延续到草原完全有偿承包到户，从而传统游牧方式被取缔为止。

适应蒙古高原的大陆性严酷气候，山地、平原、戈壁、沙漠、半荒漠等地理单元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气温升降幅度、年平均降水量、植被类型、植物营养成分、土壤肥力的特点，水源与盐碱的分布等环境条件，蒙古人在不同季节选择具有不同地形、不同植被、不同气候条件的场所，是蒙古族的一项创举。对不了解这一独特生产方式真谛的农耕民族而言，蒙古人的放牧只不过是“跟随畜群，逐水草而居”而已。但是对蒙古族牧民而言，局外人看似简单的“游牧”方式蕴含着根据一年四季乃至每个季节里不同时段里，在不同的空间范围与界限内如何组织迁徙；如何选择牧地，在所选牧地内如何根据畜群中的不同畜种，在同一个畜种中如何根据大畜与小畜、怀胎与否、成畜与幼畜的不同，有次序、分阶段使用草场；如何根据季节、月份的不同，甚至在一天当中早晚时段、阳光强弱、风向变化、风力大小的差异组织放牧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

“逐水草而居”成为被一些人用来表示草原畜牧业“落后”的习惯用语，已年深日久。殊不知，在像蒙古高原这样的气候条件严酷，植被、水源等状况变化无常的草原上进行游牧，是一件十分复杂的高难度任务。事实上，游牧意味着对如下的诸多问题做出决策，并且经常修订所作的决策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一年的四个季节，甚至在不同的节气之间，在什么样的空间范围内，沿着哪个方向，以何种畜群规模，如何组织迁徙；如何结合具体的人畜情况选定新的草场；如何根据畜群中的不同畜种，在同一畜种中的大小畜、公母畜、成年畜与幼畜、怀胎与空怀等等复杂的区别利用已选定草场；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月份乃至一天期间日照、风力风向、阴晴变化，如何放养畜群，以及难以一一列举、只能将其列为“其它”的诸多问题。这是一项既懂得草原、又懂得家畜、还懂得人的人，而且是高明的人才能完成的决策。但蒙古族游牧人却完成了它。不过有一点需要加以指出，即完整、准确地论证游牧方式的科学内涵，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完成的一项工作。但指出全盘否定游牧生方式的“游牧文明落后论”站不住脚这一点，却不难做到。

三、草原畜牧业系统中的草畜关系

畜牧业中的草畜关系，是已经讨论几十年，但至今没有搞清楚的话题，因此它是个既老又新的论题。据笔者的文献追踪，关于草畜关系的论述，是以“草畜矛盾”的提法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于报刊的。但这一提法本身只强调了草原与家畜间关系中的一个方面——“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统一”的另一面；国内出版或发表的关于草原生态系统的相关论著，也仅把草食动物描述为“消费者”。但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期间，伴随蒙古民族自身的兴衰，它也曾经历形成、发展与萎缩等不同阶段。如将蒙古族草原畜牧业置于其形成发展的长期历史中考察，它属于世界草原畜牧业中的经典产业，将其视为一种“原始”、“落后”畜牧业的观点，主要来自对草原牧区生态系统缺乏认识，以及对这一经典产业的无知。二是包括内蒙古草原和蒙古草原的整个草原地区，气候与地理条件严酷，降水少且年内、年际降水的变率极大，属于典型的不平衡生态系统。从本质上说，无论农耕还是集约型舍饲畜牧业，在该地区都不适应；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才是其合理的产业选择。正因为这样，蒙古人另辟蹊径，从事了游牧型草原畜牧业。他们的畜牧业经营并不是毫无管理的“自由放牧”，而是蕴含丰富知识内涵的适应性管理。三是游牧蒙古牧人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种“愚昧”、“无知”的人群。他们在创造、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千百年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该区域的人（蒙古游牧人）—畜（五种家畜）—草（草原生态系统）关系，从而经营畜牧业达数千年之久。他们丰富的生态智慧体系既是游牧文化的精髓，也是草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被社会誉为科学家的许多人所掌握的知识，当然十分重要，但也有缺陷。在面对草原管理和畜牧业经营的复杂问题时，他们往往表现出“幼稚”、“单纯”，有时甚至不如普通牧民。只有科学家们放下架子，深入民间，发掘、整理、传承和发展蕴藏于蒙古族牧人中的包括草原畜牧业经营智慧在内的生态智慧体系，牧区的发展才能步入正常轨道。五是在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草原地区的主导文化应是以游牧文化的精髓为基础，充分吸收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一种开放性体系。鉴于人们把游牧文化作为落后的东西已经年深日久，挖掘、整理其精髓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所有草原地区发展问题研究者们的肩上。（作者单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草原工作站）

参考文献：

[1]张敦福，“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与内蒙古牧区的体制变迁”，《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2]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第264—26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畜牧发展论文篇8

[关键词] 畜牧兽医工作 标准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 S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3-0201-01

一、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的含义

从根本来说，标准化管理就是为了确保最佳秩序管理能够实现从而采用的标准统一的工作流程。其工作流程抱愧定制并且试试相关标准编制等。在统一标准下，能够切实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使其操作流程规范化，最终达到生产目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标准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具体要求会随着社会实际需求而发生改变并且不断完善，从而切实解决畜牧业中存在的问题，不断促进我国社会进步。

二、充分认识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性

畜牧兽医工作是推广畜牧兽医技术以及动物防疫体系的根本所在，更是畜牧兽医系统的基层，承担着管理畜牧生产，预防，空以及扑灭动物疫病，对动物检疫监督以及技术推广等重要任务。对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不仅能顾加快推广畜牧科技的步伐，完善动物防疫体系，更是落实畜禽标识加挂，养殖，免疫档案建立，动物疫病报告等重要措施，能够对大型动物疫情发生的关键进行预防与控制，持续推动畜牧产业可持续发展。并且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公民身体健康。

三、实现畜牧兽医标准化的主要措施

1. 加强政府干预

国家要重视加快畜牧业标准化进程，制定统一的标准化要求，宣传畜牧业标准化对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提高畜牧生产企业对标准化程度的理解和重视，自觉将生产、管理的标准化考虑到企业决策中。

2. 完善畜牧兽医标准体系

实现畜牧兽医标准化需要有专门的管理团队负责畜牧业工作的规划、实施、监督。畜牧业相关的事业单位为企业发展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制定标准化细节，促进标准化工作落实到位。为促进畜牧业发展进程，我们需要不断优化标准化程度以满足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尽管我国的畜牧业标准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还不能够满足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规模标准和质量标准无法达到现代化畜牧业的发展要求。实现畜牧业标准化需要严格按照标准计划进行，将生产标准细化到每一个生产细节。例如，控制有毒物质的检测标准、残留量来规范农畜产品安全；制定农畜产品生产标准以保证生产过程的规范、合理，生产质量达标；规范畜牧业生产技术，结合畜牧生产的自身特点，进行技术推广工作，使各个畜牧业发展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

四、建设内容与标准

对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建设内容以及标准可以由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队伍以及机构建设。领导层人员需要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基础上，熟练掌握畜牧兽医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理论知识以及实际经验。同时需要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动物防疫等业务知识学习。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及激励制度，将工作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第二，规范办公场所与设施建设。畜牧兽医工作需要具有环境整洁相对独立的场所，并且具有诊断化验室，办公室，设备物资库等建筑设施，确保工作能够顺利展开。

第三，强化制度建设管理。需要建立起明确的畜牧兽医工作制度，明确工作程序，将与工作相关的技术标准，组织体系以及法律法规等编汇成册，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责可究，有档可查。并且管理层需要向社会公布相关举报监督电话，利用社会监督职能促进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能够更好更快，公开公正的发展下去。

五、结语

总的来讲，我国畜牧兽医标准化工作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的大事，所以必须实施畜牧兽医标准化，相关部门要加大重视程度。具体来说，我们应当在提高各个层面的认识的基础上，健全畜牧兽医标准化管理体系，完善畜牧兽医标准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并不断加强监督检查，从而实现畜牧兽医标准化，提高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最终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转贴于论

参考文献

畜牧发展论文篇9

关键词：甲骨文；商代；畜牧业

      甲骨文作为商代重要的史料，自从1899年被发现到1928年开始对殷墟进行科学的发掘，我国的考古学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商代畜牧业有着莫衷一是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商代并不存在畜牧业,因为虽然商代的牲畜数量巨大并种类繁多,但它仅仅只是为统治者服务；有的却认为商代不仅存在畜牧业并且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论及商代畜牧业时说：“当时畜牧发达的程度真真可以令人惊愕”，[1]卜辞中“六畜均用作牺牲，且一次确实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时候，这不是牲畜最盛德时代绝难办到”。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商代畜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致地从甲骨文中分析商代畜牧业的发展状况。

一、畜牧业的存在

      商人认为国之大事在于祀与戎。对众多的现成的甲骨材料加以利用，我们可以尽情地罗致卜辞说明商代祭祀用牲的数量之大，种类之多。

      大辛庄考古，“二層台上”殉狗事实的存在表明有专门的人工饲养是存在的。

      商代家畜不仅种类齐备，而且后世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六畜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家畜。四十年代，杨钟健、刘东升二位教授将殷墟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和研究，指出：“安阳之哺乳动物，迄今为止，共二十九种”。[2]有家犬、猪、獐、鹿、殷羊、狐、豹、犀牛、象等等。其中马牛羊鸡犬豕六畜在当时已被饲养为家畜，主要用于祭（综类216页）[4] 这样的卜辞成千上万。另外考古学上的发现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殷墟发掘中，发现专门埋牛的祭祀坑，如安阳苗圃北地的一个圆坑，内埋蜷曲伏卧、四肢被捆缚的牛架一具。据初步鉴定为水牛。[5]在殷墟小型墓中，用整羊或羊肢随葬的现象屡见不鲜，如西区幕M429、M467各用羊一只随葬。[6]

二、畜牧业生产技术

      上古时期，牲畜在野外生存，自由觅食与活动，既无围栏，也无人照管，捕捉时需用狩猎的方法去射杀。商代时期，有较为固定的牧场进行人工放牧，这可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的牧字得到证实：

      (5)甲戌卜，宾贞，在易牧，获羌？（《珠》578）

      (6)中牧于义，攸侯叶鄙？（《合集》32982）

      商人放牧有固定的地区，后世称为牧场，甲骨文中称为牧鄙。商王朝的牧场，王畿内外都有，这保证了商王朝进行祭祀和战争时对大量畜牧产品的需要。牲畜的圈栏饲养，在甲骨文中称为“牢”，在牢中饲养的有牛、羊马等家畜。郭宝钧先生根据甲骨文的记载，认为当时“圈牛于牢，圈羊于宰，[8]说明当时饲养牲畜已有比较完善的措施。

      商民还注意到牲畜的牝牡，甲文有“牡”“牝”，《说文》：“牡，畜父也。”“牝，畜母也。”康殷先生释牡﹑牝分别为“种牛”“母牛”。[9]为了让牲畜生长得更加健壮，对雄性牲畜实施阉割技术。甲骨文有闻一多先生在《释豕》中写道：“腹下一画与腹相连者为豕，则不连者殆即去势之豕，因之，此字当释豕”。去势目的有三：一是育肥，经过阉割过的牲畜，长膘快，多出肉；二是将劣种体弱的牲畜阉割，不让其繁殖后代，从而更好的选择良种，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三是改变牲畜的性格，特别是作为畜力的马。去势技术的采用，使商代畜牧业保持了较高水平。

三、管理体制

      畜牧业是商代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为了使生产活动正常进行，在商王国建立了一套管理体制。羌本是西北一游牧民族，善于畜牧。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商人用羌人之所长，将抓获的羌人为其从事畜牧业劳动生产。商代从事畜牧业的直接劳动者是刍。胡厚宣先生根据《周礼充人》中郑注“养牛羊曰刍”和《孟子梁惠王下》中赵歧注“刍者，取荛薪之贱人也”认为“刍乃是一种刈草饲养牲畜的奴隶” [7]刍多是由被俘的羌族人充任，卜辞中有直接称为羌刍。由于商代牧场遍布，为加强管理，商王朝还设立了专职的官员“刍正”，专司“刍”的管理。如：

       (7)贞，呼刍正？（《合集》141正）

       (8)戊子卜，贞，东克 刍（《合集》21526）

      刍正以及其他兽牲管理官职的设立，不仅表明了商王朝对这一行业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商代畜牧业发展的盛况。

      甲骨文中有牧这一官称, 牧是主畜牧官，由他调配劳动人手。“掌养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牧”又称“亚牧”，在一些青铜器铭文中记载有“亚牧”之职，如河北省丰宁县出土的一件商代柱足鼎的鼎口内就铭有“亚牧”[8]二字。此外，商代还设立掌管具体牲畜的官员，如掌管牧马的官叫“马亚”（《合集》26899）、“司羊”（《合集》19863）、“司犬”（《合集》20367）、“彘司”（《合集》19884）等。这些官职的设置说明行业内部已经分工细化，管理职责趋向明确，主管对象非常明晰，这说明了商代畜牧业的管理体制已相当成熟。

      商王朝对畜牧业颇为重视，因为祭祀和战争这种国家大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畜牧业的发展，所以统治者对牛马很是关心，频频关心他们的吉凶死活。

      (9)贞，我马有虎，隹祸。

      (10)贞，我马有虎，不隹祸。（《丙》201正）

      (11)争贞，我马亡 。（《库》411）

     

      (13)马不死。（《续》6812）

      对牛羊等牲畜的牧养设立严格的管理体制且表现出细微的关切，反映出商人对畜牧业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重视。畜牧业的地位和发展盛况也是可想而知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这些甲骨文字和卜辞有助于我们了解商代畜牧业发展状况。从有限的甲骨文材料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牲畜种类繁多；商人对牲畜的选种、饲养和去势技术熟练；日理万机的统治者不仅对畜牧业的发展细微关切而且对牲畜管理设置了系统的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

      [2] 杨钟健、刘东升：《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

      [3] 《粹》指《殷契粹编》

      [4] 《综类》指岛邦男编：《阴虚不辞综类》，汲古书院，1977年版。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罄》，《考古》1976年第1期61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59页。

      [7]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考古学报，1966（1）。

      [8]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畜牧发展论文篇10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

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