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学论文十篇

畜牧学论文篇1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科研项目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资助的科研项目类型及数量不断增加，国家旨在推动科研事业发展，更好地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研院所作为承担科研项目的主体，随着承担、执行的科研项目类型、数量与规模的增多及增大，科研项目管理过程中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由于科研项目来源多元、科研项目数量与兼项增多、管理链条延长，科研项目自身管理难度加大；②科研管理部门随着所管理科研项目规模、数量与类型日益增多，项目管理工作规范化、精细化要求不断加强，使科研管理人员工作量与工作难度加大；③科研项目预算管理缺乏精细化，费用开支粗放式管理，未能按照项目申报时提供的数据来进行监控；④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管理缺乏严谨化，无相应的业务系统进行支持，管理中不规范行为不可避免；⑤科研项目管理与财务管理缺乏数据同步化，业务科室间未能形成数据的同步交换，科研项目结题时问题诸多；⑥科研项目预算定额、项目明细内容执行进度无从查询，项目负责人困惑。此外，科研项目信息管理是各类、各级科研院所工作管理的核心，按照国家财政部对科研项目的管理要求，需要实现财务预算、核算、决算为一体的资金闭环管理，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构建精细化预算执行管控模式。

2系统的提出为解决

上述的问题，并有效地实现科研项目从项目申请、立项论证、组织实施、检查评估、验收鉴定、成果申报、科技推广，到最终的档案入卷全过程管理，并实现基础信息统一、科研项目专项资金监管、动态资金执行监督的目标。新疆畜牧科学院历时两年，通过多部门调研，设计、开发了新疆畜牧科学院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并通过与财务管理软件用友GRP-U8等产品的数据对接，分别构建了集项目申报、项目实施、项目中期检验、项目验收、项目产出、综合查询于一体的科研项目管理，以及包含指标管理、财务查询功能的财务精细化应用系统。通过科研项目信息管理，能够实现科研项目由申报、立项、实施、结题到科技文件归档等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能够为科研部门负责人、财务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提供实时的预算与执行对比分析数据，实现项目经费使用的有效预警、监督与控制。

3技术实现

新疆畜牧科学院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基于J2EE框架和B/S模式，采用先进的工作流引擎及表单设计器，建立集项目管理、资金管理、进度管理、档案管理及项目统计查询与分析为一体的科研项目管理系统，实现科研项目申报、实施、产出的流程化和项目资金的预算、执行、决算全过程监督管理，并且提供了全面的统计分析报表和高效、灵活的查询分析工具，有效地提高了项目数据的使用率。

4结束语

畜牧学论文篇2

关键词 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 畜牧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畜牧学是研究与畜牧业生产有关的知识理论和技术的科学。主要包括各种畜禽及经济动物的遗传育种、饲料营养、繁殖、饲养管理、草地与饲料生产、环境卫生、畜产品加工等学科内容。本课程主要针对草业科学专业草业经营方向的大三学生设置，作为草业科学学生大学期间仅有的两门与动物相关的课程之一，畜牧学在整个草业科学课程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通过本课程学习，对于草业科学专业本科生了解畜牧业的地位和作用、国内外畜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畜牧生产的基本理论和技术以及草业学生扩宽知识面，促进专业学习等具有重要作用。该课程是从事畜牧业的基础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畜牧业特点，通晓畜牧业基本理论和知识，为学生从事畜牧业和草业相关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畜牧学课程涉及内容较多，但学时较少，仅有34学时，要在有限的学时内完成学科知识的讲授并使学生理解接受并在以后工作中灵活运用，挑战性较大。本课题组在授课过程中，不断更新整合课程教学内容，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并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本课题组近几年的授课经验，全面阐述了教学内容和设计思路，并分析该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就提高畜牧学教学质量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为该课程的进一步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1 教学内容及教学思路

本课程选用的教材为岳文斌主编的畜牧学，课本中相关知识有十章，且第七章 牧草生产与草地管理和第十章 动物生产技术与其他专业课程有一定的重复，根据教学实际，在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教具等进行科学的设计，才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畜牧学课程作为草业科学草业经营方向学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在制定大纲时，要根据专业需求，合理安排课时，要做到重点突出和避免重复，本限选课程因为课时较少，且家畜饲养学和饲草加工与贮藏两门相关课程与畜牧课程部分内容重叠，故把畜牧学授课内容综合成以下几个章节：绪论、饲料营养物质及其营养价值评定、饲养标准与动物营养需要、家畜育种、家畜繁殖、家畜环境控制与防疫卫生、畜产品加工七个章节。

1.1 绪论的设计与主要内容

2学时，主要使学生了解当前国内外畜牧业发展的现状，了解畜牧业的地位和作用。调动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本章节是课程的第一次课，课堂设计30min做课程说明。首先向学生详细说明学习畜牧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所用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学生必须完成的作业、考试的方法、评分的标准等。其次阐明畜牧业在国民经济和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畜牧业与草业专业的关系及对草业专业发展的影响，并结合近年来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状况让学生明白学好畜牧学课程对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本次课程结束前，安插一个15min左右的关于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的视频，用于激发学生学习畜牧学的兴趣，课后布置小作业：“了解新疆畜牧业发展现状”。

1.2 第一章：饲料营养物质及其营养价值评定

4学时，主要使学生掌握动物消化道的结构及特点、动物对饲料的消化方式以及饲料中主要营养物质成分及其营养功能。这部分内容是进行畜牧学学习的基础，后面的许多知识点都与此章节相关，因此要使学生扎实此部分内容。授课过程穿插大量视频和图片，使学生更好理解和掌握重点知识。课后布置专题任务“反刍动物和非反刍动物消化道结构的异同”。

1.3 第二章：饲养标准与动物营养需要

6学时，主要讲解饲养标准、营养需要的概念和衡量指标，使学生灵活掌握不同状态（包括：维持状态、生长育肥状态、繁殖状态、泌乳状态、产毛状态、产蛋状态等）下动物的营养需求量，让学生学习并理解营养需要在实际生产中的意义和作用。本章节在授课过程中安排一次学生总结授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学习印象，加强学习效果。

1.4 第三章：家畜育种

6学时，通过图片、影音资料加以讲解，主要内容包括家畜的品种、畜禽生长发育的测定和计算、家畜的选种与选配、品种选育与品系繁育、生物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等内容。本章需要学生熟练掌握家畜的品种，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选种原理和选配原则，掌握杂种优势利用，了解育种工作的组织与措施。本章主要结合国内外最近的研究进展，介绍最新的科学技术，使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家畜育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本领域的研究进展，为今后开展相关工作奠定基础。课后布置作业，让学生通过网络自学华中农业大学国家精品课程“家畜育种学”。

1.5 第四章：家畜繁殖

6学时，主要讲解家畜生殖器官及其功能、家畜的生殖生理特点、家畜的繁殖技术、胚胎工程技术等内容。通过本章学习，让学生掌握家畜生殖器官及功能、母畜、排卵、妊娠及分娩的机理；掌握生殖激素、生理、人工受精技术及主要环节。通过学习，可以让学生了解繁殖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让学生掌握繁殖学的主要内容，了解繁殖学近年的发展状况，同时提供一些国内外畜牧业权威网站列表，方便学生课后查阅相关信息。在本章的授课过程中穿插大量的视频演示，方便学生理解。课后让学生通过网络自学国家精品课程“家畜繁殖学”。

1.6 家畜环境控制与防疫卫生

6学时，主要讲解畜舍内环境的改善与控制、畜牧场的设置与场内布局，畜牧场环境保护和卫生防疫。畜舍采光的测定，计算与评价，畜舍通风的设计与通风效果评价，畜舍消毒技术等，使学生能够按照家畜生理和行为的需要，并考虑社会和经济条件，为家畜创造良好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充分发挥家畜的生产力，预防疾病，将一些基本技能融会贯通，灵活应用于实践和工作。课后布置专题作业，“设计一个畜牧场”。

1.7 畜产品加工

4学时，主要讲解内容包括乳、肉、蛋和皮及其制品。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熟悉各类乳制品、肉制品加工技术，了解乳品、肉品和蛋品科技与加工行业的国内外最新动态及进展，通过后续安排的室内实习，培养学生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扩宽学生知识面。课后让学生通过网络自学南京农业大学精品课程“畜产品加工学”。以上四次课后作业、三次自学作为课程成绩评定的一部分。本课程结束后安排一天的实习，主要参观乌鲁木齐周边的奶牛场、养殖场、乳制品厂等，让学生亲身体验教学内容，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理论知识。

2 教学资源建设

2.1 教学资源建设

经过 5 轮授课，本课程小组已经建设了较完整的多媒体课件、电子教案以及一个与章节配套的视频包；本校于去年建成网络课程平台，利用此平台，建设了畜牧学的网络课堂。网络课堂的内容涵盖较多，如课程简介、课程公告、课程特色、教学大纲、教学录像、授课教案、电子讲义、多媒体课件、教材教参、教学队伍、教学日历、课外知识汇集、互动栏目等多项内容。

2.2 教材选用与建设

从当前来看，立体化教学资源中较欠缺的是配套教材。已出版的《畜牧学》（岳文斌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畜牧学通论》（第2版）（王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畜牧学概论》（第2版）（李建国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等各有侧重，并不完全适合本课程的讲授。本课程的特点是对畜牧业进行了解性介绍，对畜牧生产等内容进行深入介绍，特别关注草业科学和畜牧业结合紧密的内容。根据课程要求本课程选用的教材为岳文斌主编的《畜牧学》，同时选用李建国主编的《畜牧学概论》（第2版）为主要参考书目。根据教学内容的调整和教材的更新，下一轮授课可能采用王恬主编的《畜牧学通论》（第2版）作为本课程教材，目前正在论证中。另外利用学校网络课堂平台，将课程的详细教案公布在网络中，供学生参阅；并列出参考书目，要求学生借阅。

3 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3.1 丰富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

选修课程的教学存在一些通病，比如选修课程的考核方式一般以考查为主，或是开卷考试，学生们会“选择性”听课，不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因此，课堂上应采用变化的教学方法，这样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吸引学生注意，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例如，第一轮授课调查时，学生普遍表示希望现场参观养殖场或畜牧场，增加感性认识，但考虑学时、经费以及与后续其他实习课程的重复，不适宜安排现场参观。在第二轮授课时，通过增加相关视频的方法，如CCTV-7的“农广天地”节目，通过对国内大型养殖场的介绍，可满足学生对畜牧场的直观认识，所花时间少，效果好。

3.2 多渠道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本课程是畜牧业入门学习课程，知识点多，涵盖畜牧业的各个方面，学时仅有34，故应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自学积极性，开展课后学习。比如，可以根据课后“你的生活是否与畜牧业相关”调查，为学生设计自学的模式，如对畜牧深加工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应鼓励其通过选修学校相关专业的课程或自学的形式，增加食品等专业方面的知识。

3.3 正确引导，促进就业

课堂的正确引导对促进学生在畜牧行业就业有很大帮助。近年来，随着我国畜牧业和我区畜牧业的高速发展，亟需具有相关学历背景的畜牧业人才，这对于拓宽草业科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渠道也具有很大帮助。课堂中正确的引导，不仅有助于学生建立客观的就业观，提高就业率，而且有益于我区草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能在相关行业就业，就会使得多数学生不会转行，不会觉得学无所用。本校自1964年起就有草业科学（草原）专业毕业生，基本每年都有学生进入畜牧行业，目前来看在畜牧行业工作2年以上的学生基本可以获得较好的劳动报酬。因此，课堂中可以引用毕业学长或业内人士的成功经验，激励学生热爱专业，投身专业。

4 当前教学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畜牧学论文篇3

自1972年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简称IFOAM)成立以来，很多国家兴起了发展生态畜牧业的热潮。生态畜牧业(EcologicalAnimalHusbandry)是指运用生态位原理、食物链原理和物质再生原理，将畜牧业与生态经济进行有机结合，以资源高效转化、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畜牧业发展方式［1］。生态畜牧业是迄今为止畜牧业发展的最高层次，也是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鉴于此，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生态畜牧业展开了相关研究。在国外，Landbau研究了生态畜牧业中动物福利(Animalwelfare)的管理，提出在发展生态畜牧业中要提高动物福利，从而实现畜牧产品的标准化和安全化生产［2］。Wilhelms详细阐述了生态畜牧业的内涵及特点。Schumacher利用BiolandAssociation的有关数据，从生产和销售两个方面研究了生态畜牧业与原始畜牧业生产的差别［3］。国内学者对生态畜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关于生态畜牧业的理论探讨［4－6］。2)各地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7－10］。3)生态畜牧业的相关领域研究［11－13］。 综合而言，目前关于生态畜牧业的研究多见于概念内涵、发展目标、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定性分析，相关的定量分析较为缺乏，特别是对牧业经营者的认知、态度、动机、行为等方面的定量分析更为少见。文中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基于产业链管理的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发展研究"项目为平台，对甘肃省部分农牧区的576个牧户进行实地调查，定量分析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甘肃省的生态畜牧业良性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甘肃省是我国的五大牧区之一，也是我国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以甘肃省为例分析农牧区牧户(文中的“牧户”指广义的畜牧养殖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理论框架 1．1模型选择 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会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内因是主导因素，外因是辅助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可将影响牧户对生态畜牧业认知的因素分为三类:一是户主个人特征(A)，二是家庭畜牧业生产经营状况(B)，三是外部影响因素(C)。计量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Pj=f(Aj+Bj+Cj)+Εεj(1)式中:Pj代表牧户对生态畜牧业是否认知，f(•)为函数，εj为随机误差项，代表无法观察到的其他影响因素。文中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解释变量也大多为虚拟变量或非连续变量，因此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回归模型的形式为:式中:Pj代表牧户对生态畜牧业认知的概率，α为常数项，βn为待估计系数，xnj为解释变量。 1．2变量说明及假设 文中基于甘肃省畜牧业发展现状，综合分析牧户行为，归纳出影响牧户对生态畜牧业认知的潜在因素［14］(表1)。并提出如下假定:1)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受到户主个体特征影响，如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讲，年龄较小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户主认知程度更高。2)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受到家庭畜牧业生产经营情况影响，如饲养规模、专业化程度、畜牧良种使用情况、畜产品商品化比例、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和畜禽排泄物处理情况。一般来讲，饲养规模较大、专业化程度较高、畜牧良种使用率较高、畜产品商品化比例较高、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较高和畜禽排泄物处理比较合理的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更高。3)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如当地生态情况、政府技术推广情况、政府对疫病与药物残留的监管和政府对生态畜牧业宣传情况。一般来讲，在政府技术推广越大、政府对疫病与药物残留的监管力度越强、政府对生态畜牧业宣传力度越大的地区，该区域内的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更高;当地生态情况对牧户认知的影响方向暂时无法确定。 2数据来源及统计特征 文中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甘肃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产业链管理的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发展研究"的部分实地调查资料。生态畜牧业是一种复杂的生态经济活动，根据生态畜牧业的结构不同，主要分为牧区生态畜牧业、农区生态畜牧业、城郊生态畜牧业和山区生态畜牧业四种类型［15－16］。调查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根据生态畜牧业的结构标准，结合甘肃省各地区实地情况，选取了甘肃省安定区、康乐县、宁县、肃南县、永昌县等五个县区为样本点。在调查过程中，共向经营畜牧业的牧户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76份，问卷有效率达96%(表2)。通过对样本数据的整理发现(表3)，生态脆弱地区的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较低，仅有36．27%的牧户对生态畜牧业有一定认识;被访户主的平均年龄为48．25岁，且一般从事畜牧业经营的时间较长;大部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介于小学和初中之间;牧户饲养规模不大，平均为9．35头左右;大部分牧户采用舍饲的方式经营，专业化程度不高;大部分牧户能够经常使用优良畜种繁殖;样本牧户的畜牧业产品80%以上都用于销售;样本牧户畜牧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40%左右;大部分牧户的畜禽排泄物经过简单发酵处理，主要用于种植业肥料;大部分样本区域的生态情况较差;大部分基层政府推广技术的频率介于偶尔和经常之间;政府对动物疫病和药物残留的监测力度较弱;大部分政府对生态畜牧业的宣传力度一般。 3模型估计过程及结果分析 在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之前，应该对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观察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在统计意义上是否合理，同时进行拟合优度检验，以观测实际值与估计值之间的差异情况。 3．1多重共线性检验和拟合优度检验 在研究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中，首先以户主年龄为因变量，其他11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4)。然后依次以其他11个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过程类似，此处不再赘述。多重共线性的衡量指标主要有Tolerance和VIF。一般来说，Tolerance在(0－1)之间取值，Tolerance的值越大，代表变量之间的独立性越强;此外，当VIF＜10时，便可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综合Tolerance和VIF的指标值，文中认为12个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在统计意义上变量的选定比较合理。在牧户认知模型中，Omnibus检验的卡方值为15．367，非常显著;HosmerandLemeshow检验的P值为大于0．05，也通过检验，模型拟合的较好。#p#分页标题#e# 3．2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3．2．1估计结果 利用SPSS16．0软件，选择Enter方法对牧户认知模型进行Logistic回归。表5列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包括非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Wald值和显著水平。 3．2．2结果分析 表5列出了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其中"专业化程度"、"畜牧良种使用情况"、"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政府技术推广情况"、"政府对生态畜牧业宣传情况"和"政府对疫病与药物残留的监管"对牧户的生态畜牧业认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牧户的专业化程度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10%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牧户要不断地提高专业化养殖水平，就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主动地学习、积累专业化、科学化养殖相关知识，而生态畜牧业作为畜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必然随着牧户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被更多畜牧业养殖户所认知。 (2)畜牧良种使用情况对农户认知生态畜牧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生态畜牧业的核心是采用高新科学技术促进畜牧业资源循环、高效地转化。而培育优良畜禽品种，降低能源消耗，加快畜禽生长速度，提高饲料转换率，更是核心中的核心，伴随着牧户使用畜牧良种的比例的不断提高，科学生产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其潜移默化的提高了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 (3)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对农户认知生态畜牧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伴随着政策导向及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畜牧业始终稳固其在农业中仅次于种植业的生产部门，并且因其附加值高、相对较短的生产周期、生产灵活等特点，越来越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户生活水平的重要力量。随着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的不断提高，如何科学、合理的发展畜牧生产越来越受到广大农户重视。 (4)政府对生态畜牧业的宣传情况、政府的技术推广情况对牧户的生态畜牧业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政府对生态畜牧业的宣传和相关的技术推广力度越大，牧户认知生态畜牧业的概率也越高。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牧户获取生态畜牧业的信息渠道较窄，大部分牧户的自学能力相对较差，但是又对发展生产畜牧业有着强烈的意愿。此时需要基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宣传生态畜牧业的相关知识，正确引导牧户由传统畜牧业向生态畜牧业发展的过渡，同时为牧户提供持续优质的技术服务，这不但能够增强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更能够提高牧户发展生态畜牧业的热情。 (5)政府对疫病与药物残留的监管对牧户的生态畜牧业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政府加强对畜禽疫病和药物残留的监管力度，能够增强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政府应该充分利用激励和约束手段，在生态畜牧业的宣传和技术推广方面给予牧户较大的扶持，同时对牧户的生产进行较为严格的监管，这不但能提高牧户的生态畜牧业认知，更能保障畜产品的质量安全。 4结论与讨论 文中基于对生态脆弱地区牧户的实地调查，通过建立Logistic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视角下牧户经济行为现状及影响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较低，同时政府对生态畜牧业的宣传情况、政府技术推广情况、政府对疫病和药物残留的监管情况、牧户的专业化程度、牧户使用畜牧良种情况、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对牧户的生态畜牧业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要提高生态脆弱地区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进而将认知转化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行为，需要有关部门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各级政府要加强生态畜牧业的宣传，增强广大农牧民生态畜牧业意识。生态畜牧业是从可持续发展和畜牧业自身特点的角度出发，将生态平衡和畜牧业发展有机结合的新型畜牧业。目前。许多农牧民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还相对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进程。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广泛深入地开展生态畜牧业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农牧民从根本上认识到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优势，自觉地投入到生态畜牧业的建设之中，形成保护环境、发展生态畜牧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生态畜牧业保障体系建设。当前，现有的畜牧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严重影响着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因此要大力加强畜牧业保障体系建设。具体如:加强优良畜禽品种的研发、推广力度;加快完善动物疫病特别是重大动物疫病防疫技术体系，推广畜产品安全加工技术体系，建立健全畜产品生产的标准体系和质量检测体系。

畜牧学论文篇4

关键词:畜牧养殖;技术推广;问题;对策

产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专业技术的支撑［1］。我国畜牧业虽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畜牧业养殖技术推广的问题上还是采用较为传统的方式。如此即使得畜牧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在企业管理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1畜牧养殖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1．1对现代畜牧养殖技术认识不够

我国的畜牧养殖已经开始步入现代化养殖与集约化养殖模式，现代养殖技术也在不断研究与更新。但在一些相对保守的地区，养殖户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养殖模式与技术。传统的养殖模式主要以散养为主，对养殖户的养殖经验依赖性非常强［2］。这样的养殖户对现代畜牧养殖技术的认识不够，接受程度较低，从而加深了畜牧业养殖技术推广的难度。

1．2推广人员的专业素质不够

现代畜牧养殖技术的专业性较强，需要推广人员具备足够的专业性，但目前我国大部分畜牧养殖技术推广的人员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训与工作指导，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经验在展开服务，推广技巧与内容没有及时更新，无法满足畜牧养殖户的要求。虽然我国一些高职院校开设了相关的专业，在教学的知识内容较为固定，具有滞后性，学生毕业后需要重新学习才能开始工作。

1．3没有建立完善的畜牧养殖技术推广体制

目前并没有关于畜牧养殖技术推广的流程或先关规定，而畜牧养殖技术推广部门更多的关注部门内部的行政管理与畜牧养殖技术的使用，没有建立完善的畜牧养殖技术，致使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工作内容分散，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及对其规划，导致推广人员执行力不够，推广作效率不佳。

1．4推广投入不足

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工作是一项需要推广投入非常高的服务性工作，无论是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需要得到足够的支持。但目前各地方政府与企业都没有设立专门的项目经费，人才投入工作也非常不理想，导致推广部门不得不因为没有足够良好的推广能力而陷入逐渐萎缩的状态。

2提升畜牧养殖技术推广的措施

2．1加强畜牧养殖技术推广部门及政府对畜牧养殖技术推广的重视

畜牧养殖技术推广部门及政府对推广工作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推广工作的执行力［3］。政府要充分自身的政府职能，为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工作提供环境，让畜牧养殖技术推广部门得以更好的展开工作。

2．2建立健全完善的畜牧养殖技术推广体系

政府可以设立一个部门专门的负责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工作，有负责人制定出详细的工作内容与工作职责，定期做出畜牧养殖技术推广计划，重视提升整个团队的执行力。畜牧养殖技术推广部门可以组织一支专家团队帮助基层推广工作人员解决推广工作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或探讨推广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提升基层推广工作人员的专业性。

2．3加强基层推广工作人员的培训与福利待遇

畜牧养殖技术推广部门可以采用绩效薪资的方式，将推广人员的薪资与绩效成绩与平日的表现挂钩，以此提升推广人员的积极性。绩效成绩持续优秀的人员有用优先录取的权利，增加其竞升或深造的几率。畜牧养殖技术推广部门还要定期对基层推广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通过对培训内容考核并记入绩效成绩，提升基层推广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巧，保证基层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如此不仅能有效提升推广的力度，也提升了基层推广工作人员的自我竞升力［4］。

3结论

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有利实现我国畜牧业的现代化，提升我国畜牧业的经济效益，加快畜牧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发展。国家政府与畜牧养殖技术推广部门只有从根本上重视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为其提供一系列相关支持，逐步完善畜牧养殖技术推广体系。重视畜牧养殖技术推广人才的培养，为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保证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李强．畜牧养殖技术推广中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畜禽种业，2015，05(7):29．

［2］罗厚才，袁仕源．畜牧养殖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湖北畜牧兽医，2015，06(36):60．

［3］赫树娜．做好养殖技术推广工作［J］．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4，02(30):8．

畜牧学论文篇5

关键词：畜牧兽医；传统；现代；进补法

中图分类号：S85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73X（2016）11-0056-01

随着科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畜牧兽医学也获得极大的发展和进步，畜牧兽医学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和突破，使得其自身的水平也迈向了更高的层次。而在医学模拟检验、防止人畜共患病，以及检疫等方面，发挥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研究分析了传统与现代两种畜牧兽医的含义，并通过过去和未来以及进补法等两个方面，对其存在的区别做了详细的阐述。

1 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概述

1.1 传统畜牧兽医

传统的兽医实际上是指老中医，而中国古代人民总结出来的与家畜疾病斗争的经验，则称之为传统的兽医学。这种兽医学的指导思想为道教领域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其理论支持为辨证论法以及整体观念[1]。在中国，传统兽医的历史非常悠久，且其作用和意义也非常深远。

1.2 现代畜牧兽医

现代畜牧兽医，其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传统畜牧兽医，主要是指通过现代化的、先进的医疗器械与仪器，以西药为主要药物来治疗家畜疾病的活动。现代畜牧兽医，不仅能为人们的日常生活饮食进行严格的把关，同时还能为人们带来干净、安全的生活，从而达到提高动物卫生状况以及生活标准的目的[2]。从饮食事故的源头进行遏制，并为人们的日常饮食提供健康的、安全的肉制品，这样不仅能促使人们的饮食产生极大的变化，同时还能让人们获得更多健康安全的食品。

2 畜牧兽医的主要职责

对于畜牧兽医的主要职责，全世界公认的为：维护动物健康、保护公共卫生与生态卫生、人畜共患病防治、检测动植物等食用性物质，以及构建人类疾病库等。畜牧兽医的服务水平对于人们的饮食安全以及生活质量，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对于人们的精神文明以及身体健康等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畜牧产品还是确保安全对外贸易的关键。所以各个国家以及人民等，对于畜牧兽医的工作以及教育都非常重视。

3 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的区别

3.1 进补法分析两者的区别

在传统畜牧业中，一般将进补法称之为以药补虚法，即通过喂食动物一些具有较高营养的饲料，而动物通过对这些营养饲料的消化吸收，已达到消除自身不良状况的目的。这种进补法的方式，通常是将动物饲料与某些药物混匀在一起，这样就能对家畜体内缺乏的物质进行良好的补充，且这种方式不仅能够达到扶弱补虚的目的，同时家畜也不会产生逆反心理，因此相对来说具备一定的人性化，且家畜在摄入这种带有药物的饲料之后，不仅能够有效的治疗不良疾病，同时还能快速的恢复元气[3]。

对于现代畜牧兽医，则主要是结合家畜体内所产生的一系列生理变化，对家畜的机体采用针对性的药物进行调理。这种兽医补法能够促使家畜机体的异常状态逐渐转变成正常的生理状态。在现代畜牧兽医中，进补法的方式主要有2种，一是输液法进补，二是注射法进补。但是偶尔也可以采用饲料混合药物的方法进补。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家畜快速的恢复自己的体质体能以及生理机能等，同时还能有效的辅助家畜进行疾病治疗。因此从进补法来看，现代畜牧兽医是在传统畜牧兽医的前提下逐渐发展的一种综合治疗法。

3.2 从过去与未来分析两者的区别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就是农耕畜牧。而在农业组成中，畜牧业又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在中国，传统畜牧兽医的历史非常悠久，畜牧兽医学的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驯化野生动物为家畜的时期。畜牧兽医学形成一套完整体系的时期为封建社会中期，而在宋朝以及元朝，这方面的理论又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和创新[4]。但在之后的一段时期，畜牧兽医则逐渐走向了衰落。一直到新中国建国之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下，畜牧兽医相关事业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而由于中国的畜牧兽医起点相对较低，且面临的问题也相对较多，因而目前国内的高级畜牧人才还非常的缺乏，还不能真正达到国家建设的需求。

4 小结

当前，随着养殖业的飞速发展，畜禽疫病频发对畜牧兽医的用药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即希望达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未来大环境发展的背景下，畜牧兽医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将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有机结合起来，这样不仅能促进两者的和谐、共同发展，同时还能促使未来的畜牧兽医行业获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刘馨忆.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的区别[J].科技展望，2016（5）：280.

[2] 高 超.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的区别[J].农业与技术，2015（14）：187.

畜牧学论文篇6

农村畜牧实用型人才是农村畜牧实用科学技术的实践者、示范者，他们立足于家园，活跃于农村，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畜牧经济发展，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需要发展畜牧业来实现，发展畜牧业，就要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在含义，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应把

科学发展观贯彻到现行畜牧业进程中。要从思维、方式和技术上积极推动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在农村对农民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畜牧实用技术培训，培养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畜牧实用人才，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非常必要和紧迫。

2 加快农村畜牧业实用人才培训的措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畜牧业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正逐渐成为农业第一主导产业，迫切需要一批从事畜牧生产管理的技术人才，同时更需要大批有知识懂经营、有志向懂技术的农村畜牧实用人才来带动畜牧业发展，加快形成现代畜牧业基地区域化、养殖规模化、品种良种化、防疫制度化、管理规范化、加工现代化、产品外向化、服务一体化的新格局，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2.1 更新思想观念，提升农村畜牧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地位 要牢固树立农村实用人才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资本、第一动力的理念，全面提升农村畜牧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地位。要从主要开发物质资源、自然资源转向开发人才资源，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科教兴牧、实现畜牧业的重点。

2.2 制定培养目标，努力造就壮大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畜牧实用人才队伍 根据当地畜牧产业发展对畜牧实用人才的需要，将外出务工返乡青年、种养大户、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带头人和有志于农村创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作为重点培训对象，开展养殖专业知识培训，造就一批在养殖方面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当地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畜牧生产能手队伍，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发展壮大。

2.3 整合教育资源，完善农村畜牧实用人才队伍的教育培训体系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畜牧业职业教育，利用职业教育的实用性特点满足农村对养殖实用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强烈需求。二是整合当地党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职业高中、社会办学、网络教育等教育培训资源，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畜牧实用人才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建立健全区、乡、村三级农村教育培训网络。三是发挥畜牧部门业务技术支撑的作用，运用多种途径和手段，开展畜牧专业知识培训和畜牧生产技术指导。

2.4 创新培训模式，拓宽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渠道

2.4.1 学院培养模式，提高农村畜牧实用人才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针对农村畜牧实用人才综合素质低的特点，突出农村实用人才能力建设这个核心，抓好职业教育培训。充分发挥党校、职业学校、乡村农民学校以及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站点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共同参与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形成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通过采用理论教学、注重实践的教学方式对畜牧技术人才和实用人才开展培训，缓解基层畜牧科技人才的供需矛盾，强化基层服务工作，同时使农村畜牧实用人才由运用一般简单技术向掌握高新技术过渡，加快知识更新步伐。

2.4.2 开阔视野模式，提高农村优秀畜牧实用人才的整体素质。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选派一批优秀的、有发展潜力和一定产业基础的农村畜牧实用人才走出家门，到经济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启迪思维，开阔视野，以培养更多优秀的畜牧实用人才，带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运用畜牧新科技从事规模养殖，优化养殖环境，提高养殖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2.4.3 基地示范模式，增强畜牧技术的示范性和可操作性。要积极鼓励、支持乡村干部和畜牧技术人员分流领办、创办各类科技示范基地，形成样板，做给人才看，带着人才干，通过观摩学习养殖技术、经验和新模式，更新观念，强化创业意识，增强农村实用人才从事养殖的信心，做到靠典型引导提高畜牧生产。

2.4.4 政府培养模式，增强农村畜牧实用人才的实际操作技能。一是由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入户进行科技咨询服务，针对动物易发疾病和养殖关键技术，深入各乡镇和重点养殖场（户），进行现场指导讲解，使农村畜牧实用人才、当地有志青年农民在不离村、不离土、不离家的条件下，边学习边生产，有利于理论和生产相结合。二是由畜牧部门定期开展畜牧业法律法规、规模养殖新技术、动物疫病防治、畜产品安全等知识培训和专题讲座，增强农村畜牧人才依法从事畜牧生产活动的意识和技能。

2.4.5 现身学法式培训，增强农村畜牧实用人才的创业意识。把文化程度较高，语言表达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畜牧产业基础的优秀农村畜牧实用人才，聘用为乡村农技教员，进行现身学法，增强培训的真实性和可学性，增强其创业意识，将更多的农村闲散人员培养成畜牧实用人才。

2.4.6 共建合作模式，通过交流合作提高畜产品的流通贸易。成立畜牧学会和各种农村专合组织养殖协会，通过举办经验交流会、科技研讨会和会员互助活动等形式促进畜牧技术人员与养殖户、养殖户与养殖户之间的技术交流与信息传输，在一定程度上弥

畜牧学论文篇7

【关键词】中古时期 北方地区 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　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啤钡呐H海?竽烈狄嗫俺品⒋铮ㄗⅲ骸妒??ば拧の扪颉吩疲骸八?蕉?扪颍咳?傥?海凰?蕉?夼＃烤攀??疲ò矗汉诖交婆T?疲?6?蚶此迹?浣??纾欢?＠此迹?涠????蚪涤诎ⅲ?蛞?诔兀?蚯藁蚨铩6?晾此迹?嗡蚝误遥?蚋浩漪祝????铮???蚓摺！币魉棠寥嗽谝巴獯罅糠叛?Q虻那榫埃?渲醒蛉?俪扇海?诖降幕婆T蚓攀?扇海?从澄髦懿棵裥竽凉婺R嗌蹩晒郏?晕闯鱿峙?胄竽辆?没?峄?氐木置妗＃?！耙南脑哟Α笔贝??桥?胄竽亮街志?梦幕?嘈图ち揖赫?氖贝??南牟柯渲?涞某逋淮右欢ㄒ庖迳纤的耸钦庵志?梦幕?赫??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4_1.shtml>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　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狻⒀钏丶坝钗男谩⒗畎驳龋???艿剿逦牡垡淮未脱蚯Э谝陨系闹厣停?渲醒钏卦?淮问艽脱蚨啻?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獯?贰⒕?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　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 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 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 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

四　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畜牧学论文篇8

培训方式单一且形式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畜牧科技培训活动逐年增多，但部分地区为了获取“政绩”、完成培训任务，以致于“数字化”的培训模式逐渐形成。“数字化”培训以集中授课为主，培训对象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缺乏培训的实效性。

典型示范不明显针对盈江县养殖户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养殖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当局提出了“以户带动村、以村带动乡、以乡带动县”的科技示范模式。但经过长期以来多次变革后，畜牧科技培训为了达到某些“政绩”而“走样”，或是理论上的“专家”过多，导致畜牧技术脱离现实、典型示范脱离生产、实践效果不明显。

基层技术力量薄弱全县有15个基层畜牧兽医站，在编人员53人；有的站只有1人，严重缺编；还有的站的工作人员在编不在岗、在岗不谋事。受社会舆论、生活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基层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等待思想突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不强，严重制约了基层技术人员的事业进取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畜牧科技的推广力度。

明确培训目标畜牧科技是畜牧业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只有广大养殖户掌握了科学的养殖技术，畜牧业才会有新的发展。畜牧科技培训的目标就是要引导养殖户学习和掌握科学的养殖技术，帮助养殖户解决畜牧业生产前、生产中和生产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促进农民增收，保证畜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加大宣传和培训的力度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展板等多种渠道宣传畜牧科技相关法律法规，提升人们对畜牧业的认识，让更多的人了解畜牧业的发展；同时，加大畜牧知识的培训力度，培养广大养殖户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和能力，提高畜禽产品的科技含量，进而提高畜牧业发展的整体素质，营造良好的畜牧业发展环境，加快全县畜牧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提高畜牧科技培训人员的业务水平多年来，畜牧科技人员一直在教养殖户如何养殖和管理，但符合养殖户需求的养殖技术太少，这是值得畜牧科技人员深思的问题，也是必须加强自身业务知识培训的目的所在。只有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畜牧科技人员自身的业务水平，才能更好地为广大养殖户提供科学实用的养殖技术。1）建立畜牧技术“核心群”。结合县情，从现有的技术人员中选调相关专业毕业、工作经验丰富且实践操作能力强的人员组建畜牧技术“核心群”，由他们深入生产一线采集信息，研究全县畜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探索适合本地的科学养殖技术，从而使养殖户合理利用本地资源，提高养殖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养殖收入。2）建立畜牧科技示范基地。联合相关专业高校、科学技术研究所、科技局等相关部门，结合实际，分片建立科学合理的养殖示范基地，使技术人员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逐渐缩小现代畜牧科技与实际畜牧业生产的距离，不仅能提高技术人员自身的业务水平，而且能更便捷地为当地的养殖户提供科学技术培训（让养殖户直接到基地学习养殖技术），既能节省培训成本，又能让养殖户学到更加适用的养殖技术。3）加大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培训力度。在不同的区域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村级防疫员进行技术培训，也可将一部分人员送到专业技术学校或畜牧业发达地区学习，让他们熟练掌握畜禽疾病防控、饲养管理等业务知识，并了解畜牧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以提高村级动物防疫员的业务素质，让他们用最简单、最适用的方式将畜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科学的养殖技术传递给广大养殖户。

畜牧学论文篇9

【关键词】动科类专业 《畜牧生产学》 课程 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优质运动马培育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2011BAD28 B06）；国家农业部公益性行业专项“马驴产业技术研究与试验示范项目”（ 20100307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支撑项目“优质运动马培育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201031102）。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251-01

动科类专业《畜牧生产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主要传授先进的动物生产理念、专业知识及生产技术等。在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变革以及畜牧企业的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使得《畜牧生产学》课程不得不紧跟时代变化做出相应改革。因此，为了促进动科类专业学生能力的培养，使教学效果与当前畜牧业生产情况相符，必须注意动科类专业《畜牧生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而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对《畜牧生产学》的内容体系及当前存在的教学问题有相对的了解。

（一）《畜牧生产学》的内容体系及当前存在的教学问题

《畜牧生产学》课程在内容上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除了包括畜禽生产系统、生产原理外，还涉及生产技术和生产效果等。畜禽生产系统主要立足生态学角度，对影响畜禽生产的各种生态经济因子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畜禽生产原理分散在《畜牧生产学》的许多章节中，较为分散，缺乏一定系统性。畜禽生产技术主要介绍不同生理阶段中畜禽饲养管理技术，对操作性和实用性比较强调，重点为操作规程和过程。畜禽生产评价主要是对畜禽生产效果的评价，畜禽生产力是畜禽生产效果的表现形式，从这点来说评价生产效果就是评价畜禽生产力。该部分内容以畜禽生产效果优劣的确定为重点，同时比较强调生产组织和技术应用检验的合理性等。

《畜牧生产学》属于动科类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动科类学生的必修课，该课程设计的相关理论很多，尤其一些理论不仅复杂而且十分抽象。其次，《畜牧生产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课程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到实地生产技术。因此，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并不容易。当前《畜牧生产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缺乏实践内容和创新，师资不足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学生主动性，同时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和不利。

（二）动科类专业《畜牧生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策略

1.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改进

为了帮助学生对畜禽生产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点以及关键技术更好地掌握，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增强，《畜牧生产学》课程教学应该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将课内学习与生产实际有效结合起来。在理论教学方面，教师在课堂讲授中将板书与多媒体、图片等结合起来进行教学。也可以在《畜牧生产学》课程教学采取双向式和启发式教学法，通过课堂预习提问和学生演排讨论增强课堂上的师生互动，由学生自主讲解或演示讨论结果，之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变枯燥的课堂学习为主动、生动的学习。也可以采用演示法和现场讲解法及课后辅导答疑法进行《畜牧生产学》课程理论教学，尽量使课堂更为生动，避免整堂课都在黑板上搞养殖。在《畜牧生产学》的实验教学上，可以将实验内容分为三类，即基础实验、提高性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根据学生掌握程度进行分类教学。也可以提前提出实验目标，让学生自行整理制作实验方案，独立操作完成实验。在生产教学实习上学校应该对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充分发挥，让学生接触畜禽生产真实的全过程，从而对畜禽生产过程有直观的了解，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2.注重创新能力培养，在课程教学中强化先进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对教师的有关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将科研项目与自己的毕业课题结合起来。教师应该通过言传身教的形式，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观察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锻炼，对学生勤奋努力、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进行培养。其次，教师应该在《畜牧生产学》课程教学中强化先进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实现课堂的多媒体教学。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制作课件，增加课件的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对《畜牧生产学》课程网站进行建立，将课堂的大纲、教学录像以及实验教学内容、试题等全部上传到课程网站，以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在课程网站上可以对在线自测题库加以建立，学生通过自我测试，可以了解自己《畜牧生产学》学习的程度。还可以在《畜牧生产学》课程网站上建立留言板，使学生与教师在课堂之外也能实现交流和互动，为学生创设良好的网络教学环境。教师可以征集学生课堂意见，通过网上留言对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及时改进，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可以对自己的课堂课件进行上传，实现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资源共享。

3.增加生产实习课程比重，对畜牧生产科学知识及时更新

在《畜牧生产学》中，目前理论教学的比例仍高于实践教育，但《畜牧生产学》课程实践性较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增加学生生产实习课程比例。在增加学生实践课程上，学校可以采用在生产基地直接教学的方法，训练学生的现场操作能力， 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各种畜牧生产和养殖技术，与此同时应培养学生掌握繁殖、培育、饲养管理、产品生产等技术。这种方式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一方面促进了学生积极性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完美地将理论与生产实践融为一体。随着畜牧生产企业规模化生产的飞速发展，现代畜牧生产学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因此，在《畜牧生产学》教学中除了要增加生产实习课程比例外，教师还应不断更新畜牧生产科学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对畜牧生产学及其相关的最新知识和学术动态以及发展前景进行搜集，并随时介绍给学生，以不断开拓学生的视野，增长该课程知识的新颖性和实用性，使课堂教学始终保持与时俱进。

4.对教师资源进行整合，对师资队伍加强培养

在教学活动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是教师素质。在《畜牧生产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我们可以对动科专业教师资源进行整合，在引进和培养提高等措施下，对《畜牧生产学》课程的教学队伍逐步加以充实。也可以将国内外专家和技术人员聘请到校内做专门的指导，保证教师教学水平与学科发展始终同步，促进《畜牧生产学》教学梯队的有序形成。其次，《畜牧生产学》课程组可以建立专门的兼容教学、科研、技术教学团队，实行高职称、高责任感、高技术教师“传、帮、带”新教师的方式，使年轻教师得到更好地成长。在我国农业中，畜牧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畜牧养殖单位较多。学校可以建立与相关畜禽养殖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关系，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对“双师型”的教师队伍着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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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学论文篇10

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目前，畜牧业不仅处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阶段，而且处在新农村建设论文联盟的大背景之中，曾经支持畜牧业发展的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的畜产品供需结构矛盾及畜牧资源需求的浪费矛盾日益突出，由此规范了规模了养殖业的规模与发展的限度，尤其是使一些依粮型的养殖项目受到相对制约，无论其饲养和商品量都无法满足畜产品市场日益扩大的需要，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我认为，进一步调整畜牧业内部结构，提高有限饲草资源的效能，大力发展节粮高效的草食家畜，是实现传统畜牧业向商品畜牧业过渡的重大战略转移，是畜牧业体制改革的一场革命，同时也是畜牧业的内涵潜力所在。

一、草食家畜发展的必然性

草食家畜是以植物性青粗饲料为主要日粮的一类动物，包括牛、羊、兔等，在养殖业内部结构中有相当比例，如2010年，草食家畜占我县畜禽总饲养量的36%，其发展势头将进一步增强，这是由社会、经济、自然及其自身的特点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草食家畜在畜牧业中具有较高的商品属性和制约因素少等特点，养牛、养羊、养兔都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门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次，在现阶段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饲料粮紧缺将成为严重制约畜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大力发展不与人和依粮型养殖业争粮、争地的草食家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是摆脱饲料紧缺这一制约因素的有效途径。

第三，从保障肉食市场均衡供应来看，单靠猪肉支撑难为长久之计，只有广开肉路，大力发展多肉、少脂的牛、羊等草食家畜，为人民提供营养丰富的瘦肉和奶类，才能丰富城乡居民的“菜篮子”。

第四，农作物生产发展需要草食家畜为其提供大量的优质有机肥料，因为有机肥料具有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协调土壤水肥气热状态、蓄水保水能力，促进粮食的增产丰收的生态效益。

第五，轻防、医疗、食品、外贸等行业需要草食家畜为其提供大量的原料和丰富的货源，肉、毛、皮、绒、脂、肠衣都是目前国内外市场的抢手货，是当今世界性的紧俏物资，价格逐年上涨，为国家出口创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发展草食家畜的可行性

大力发展草食家畜，是符合我县现阶段畜牧自然资源及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草食家畜以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已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的高度重视，成为农村养殖业中又一“热点”，本文以我县为例，对发展草食家畜的可行性作一 阐述。

1.资源条件

牧坡饲草是发展草食家畜的先决条件，我县有天然牧坡草地达69万余亩，人工草地3万亩，还有大量的农作物秸秆，三种饲草资源可产饲草2.5亿公斤，这些饲草除去现有大牲畜、羊、兔约4000~6000万公斤外，还有1.6亿公斤饲草，年复一年的白白浪费和荒废，有待于扩大开发，充分发挥其效能，这部分未被利用的资源，粗略计算，可养羊8万余只，或养牛3万余头，如果在用一些现代科学实用技术，如牧坡改良技术、秸秆青贮、氨化技术、草粉加工技术等，栽畜量还会大幅度提高，由此看来，饲草资源还有一定的潜力可挖。、

2.社会条件

养牛、养羊、养兔都是广大农村的传统养殖项目，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全县养牛户均2头以上的乡有一个，户均一头牛的有三个乡镇，还有许多户均十头以上的，如车城的天申院张铁礼，中垛、文城、柏山寺等乡均有，羊群生产经过较大调整后，经济羊种明显增加，存栏增长幅度加快，上年末存栏羊3万余只，但仍没有达到历史最高的水平，这也说明吉县发展养羊业的潜力还很大，在草食家畜存栏与商品同步增加的同时，在品种上也有明显改善，全县现有草食家畜优良品种10余种，品种的优良化，不仅提高了畜群质量，而且成为增加畜牧业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

3.技术条件

有着比较健全的家畜繁育体系、饲草饲料体系、防疫灭病体系和加工销售体系，可为养牛、养羊、养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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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前、产中、产后配套服务。

三、发展草食家畜的效益分析

发展草食家畜是一条投资少、风险小、周转快、效益高的农民致富门路，在近几年的畜牧业发展实践中，已得到证实，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典型事例对发展草食家畜的效益作一分析：

先以我县发展养羊业为例，我县的养羊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最高存栏达到过12万多只，但由于多年沿袭的传统养殖方式的影响，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养羊业长期是“毛不过斤，绒不过两”的低生产水平，加之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不合理，养羊就是养羊，不是进行商品生产，诸多因素构成养羊业压栏重、商品量小、经济效益低的畸形发展状态，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羊产品价格的放开，各级政府的重视，优良养种的引进和品种改良，养羊业得到稳步、协调发展，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在发展养羊业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以改良求发展，以改良求效益，以改良求致富，在政策上鼓励，资金上扶持，使全县存栏羊由过去1万余只发展到现在的3万只，增长了3倍多，其中纯种绒山羊280只，绒改羊2528只，2010年全年出栏6000余只，出售绒900公斤，羊毛1800公斤，总收入达400余万元，占畜牧业全年总收入的20%，另外还有一笔未算的账，那就是肥料账，这也是一批可观的收入。

养羊能致富，那么，养其它草食家畜如何呢？吉昌镇社悉村农民郝小东2010年养兔6000余只，纯收入2.7万元。在养牛上，群众收入也相当可观，2010年全县出栏牛3138头，总收入1800万余元，占畜牧业总收入的35%。

通过以上实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草食家畜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已成为一些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相信，草食家畜将在今后相当时期的畜牧业商品生产中起主导作用，并将成为养殖业的骨干产业，影响和带动整个畜牧经济的稳步发展。

四、发展草食家畜的战略目标

发展草食家畜的近论文联盟期战略目标：“以科技进步为手段，努力提高对现有资源的开发度和利用度，实现我县畜牧业由依粮型向节粮型的战略转移”。

五、发展草食家畜的实施措施

1.由于山区县农民经济基础差，无法启动产业，因而采取政府贴息，群众小额贷款的方式，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

2.积极争取国家退耕还林后续产业项目，建设规范的舍饲圈舍，转变生产方式。

3.有计划的、科学的采取自然牧坡轮牧，对于“封山禁牧”不要搞一刀切，以免造成资源浪费和草坡退化。

4.大力开展饲草科学化处理，如颗粒饲料、草粉、氨化、青贮等。

5.大力发展人工种草，采取谁种、谁管、谁用的政策，开发新的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