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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发展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17:27:47

畜牧发展论文

畜牧发展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代郡牧场是北魏建立的第一个国营牧场，曾于泰常六年（421）进行扩建。北魏迁都以后，大多数牲口都移往了河阳牧场，只保留了一小部分于此。后来北齐恒州的代郡牧场，便是沿袭北魏该地而来的。漠南牧场的经营方式与代郡牧场有所不同，它保留了被征服部族的原部落组织，“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7]。漠南牧场人畜众多，畜牧业生产繁荣，以致于“岁至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毛皮委积”[8]。河西牧场的规模最为庞大，并且存在时间也最长，将近90年，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有显著地位。河阳牧场距黄河仅10里，位于中原腹地，是迁都以后，鉴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距京都较远，为满足京师警备及畜产品消费而兴建的。

从以上对于四大国营牧场的介绍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国营牧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与北魏拓跋鲜卑的南下逐步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最终定都洛阳始终保持一致的，亦反映了北魏畜牧业在时空上的变化。即整个社会在向中原定居的农耕社会转变，畜牧经济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四大牧场前三个牧场的牲畜来源全靠战争掠夺而来的，而河阳牧场的牲畜则是从代郡和河西主要是河西牧场迁入的，说明在北魏中前期，掠夺在畜牧业经济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也即河西牧场建立年间，大规模的掠夺已达到了顶点，国力亦达到最高峰，此后掠夺战争随之减少，国势也渐渐衰弱。值得注意的是，河西牧场的牲畜迁往河阳的过程中，“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9]，然后再转牧于河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从每个牧场牲畜惊人的数量可以看出北魏的畜牧业生产规模之大。唐代最大的国家牧场的牲畜总数，也仅为河西牧场的三分之一。可见，北魏的畜牧生产规模及水平，繁荣程度，不但超越了以前历代，就连后来以马政最为著名的唐代甚至也难与之相比。

不但国营畜牧业如此，北魏的私营畜牧业也是比较繁荣的。那些受封牧地的世家大族像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他们的牧地面积多达上百里甚至几百里，所养从事放牧的“牧子”就数以千计，而牲畜的数量更是难以估算。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间，政府制定了征收牲畜税的政策，规定：“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10]，以马作为征收对象，以羊的数量作为征税标准，如果没有发达的私营畜牧业是不可能的。孝明帝（515～528）时，恒州刺史“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11]。北魏《齐民要术》中提到养羊生产，羊的数量往往以“千口”计，“羊一千口者”“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想必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单个家庭饲养千口羊的规模也不罕见。值得一提的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人就曾养了200只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营畜牧业在北魏的畜牧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总结北魏及其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内容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12]，由此可见其地位与重要性了。而这部分，据游修龄先生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13]。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草原文化的烙印，也充分说明了马和羊在北魏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

马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鲜卑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首位，主要是马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包括别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专辟马政。这从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马的书占了绝大部分，且大多是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关于马的饲养，认为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和“三时”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在繁育上，马驴的杂交，需要父强母壮。另外，还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等等。

但是，《齐民要术》畜牧部分有关养马的内容，缪啓愉先生认为“《要术》所载相马内容，颇为繁琐、零乱重复既多，也间有出入，与他篇大不相同”，“怀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插进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较为深刻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技术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产水平与成就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便是《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

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羊的皮毛、肉酪可以满足他们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所以羊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民族，似乎由于学习北方民族的风尚，大量养羊”[15]，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16]，并且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已开始盛行，社会的需求俨然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齐民要术》养羊篇反映的当时生产技术成就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养管理|“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卜式云：牧民何异于是者”[17]，这是对于牧羊人的选择。“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不宜出牧”，舍饲与放牧应结合起来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制酪做毡|“于鐺斧中缓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张生絹袋子，滤熟乳著瓦瓶子中卧之”，制酪应慢火煎，瓦罐盛。做毡“秋毛紧强，春毛软弱”应该混用，并且“不须厚大，唯紧薄均调乃佳耳”

疾病治疗|“羊有疥者，间别之”当时已经认识到通过隔离以防止疾病的传染。“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以此来检验羊的健康状况

《齐民要术》养羊篇所总结和反映的北魏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成就，在中国的养羊史甚至于畜牧史上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和影响。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我国养羊技术资料”[18]，并且“要了解古代养羊的实际方法，应以《齐民要术》的记载为最有价值”[19]，这是对《齐民要术》养羊篇最好的评价。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养羊篇所载的方法内容，很有可能并不像别的卷篇那样包含了对以前的技术经验的总结，而是在北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自身在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并且借鉴北方畜牧生产的经验方法的结果，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不断交汇融合的产物。日本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在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要术》卷六畜牧加工部分是吸收了拓跋族的生产经验。仅从其记叙字数就不难看出，有关羊的饲养比重已远超出此前占优势的猪。从而可见此一时期，华北农民对羊的饲养已处于优势地位。羊的饲养跟农户的活动有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在《要术》养羊第五十七中，大体可以窥之，而体现这些经验的记述，只能是依据直接经验者，其中理应包括有些是从北方民族学来的”[20]。“要术最重要的优良作风之一是引书都注明出处”[21]，而本篇标明出处的仅有一处，即引用《家政法》中的有关内容，“养羊法，当以瓦器盛一升盐，悬养栏中，羊喜盐，自数还啖之，不劳人收”等。由此看来，养羊篇所反映的成就可能是那一时期独创的。

中国古代农书中关于畜牧兽医方面的，以马、牛为最多，驼、猪次之，但有关养羊的专著，则几乎就没有。同时“属于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可说是寥若晨星。反之，兽医书却很不少。在这些著作中，关于家畜的饲养管理的知识沦为附庸”[22]。可见《齐民要术》养羊篇在养羊史上属于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现存最早的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涉及到养羊的部分几乎全部引自《齐民要术》。另外一本元代三大农书之一的《王祯农书》中的羊养技术方法，一字不差全部抄自《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中除了马、羊，对于其它家畜诸如牛、驴、骡、猪、鸡等均有所论及。从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驴骡这两种由北方传入，中原地区以前没有的动物，在那时已经成为很重要的役畜了。书中关于猪和鸡的饲养管理，也都设立了单独的篇章，材料很多，论述很有价值。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当北魏的畜牧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达到顶峰的时候，对于作为统治者的拓跋鲜卑来说，农业，这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经济部门，也得到恢复进而不断发展，最终取代了畜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重又占据首要地位。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过程中，统治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3]、“给农器，记口受田”[24]等等。但是从建国至北方统一的这一个时期，在推行农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游牧贵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仅具有权宜应急性，所以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业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完成统一北方大业以后，通过颁布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加之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这使得以掠夺为主要来源的畜牧业的比重在有所下降，但比起种植业来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此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人声称“国人本着皮套，何用棉帛”[25]，可见农业经济结构尚待全面进行调整。

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26]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得土地与劳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客观上为北魏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它使得农业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从畜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此时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所以《齐民要术》出现在北魏的这个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畜牧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但“如果说鲜卑拓跋部的游牧经济已不复存在，那是错误的”[27]。河阳牧场的存在，至少是个例证。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10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28]。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29]。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1.5年便决溢一次[30]。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31]。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3．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4．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6．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魏书》卷110《食货志》。

[6]《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魏书》卷103《高车传》。

[8]《魏书》卷103《高车传》。

[9]《魏书》卷110《食货志》。

[10]《魏书》卷3《太祖纪》。

[11]《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魏书》卷3《太祖纪》。

[24]《魏书》卷3《太宗纪》。

[25]《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畜牧发展论文范文篇2

塔城地区一直以来被称作新疆的粮仓、肉库、油缸，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全区拥有天然草场面积706.6万hm2，占新疆草场总面积的12.3％，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572万hm2，占新疆可利用草场面积的11.9％。2012年，全区牲畜最高饲养量848.5万头（只），年末牲畜存栏451.01万头（只），增长2.7％；全年繁殖成活幼畜326.47万头（只），出栏各类牲畜394.89万头（只）；家禽623.45万羽；肉类、奶类和禽蛋总产量分别达到16.43万t、22.57万t和2.46万t；实现畜牧业总产值58.53亿元，比去年增加2.67亿元，增长4.8％，占到大农业总产值的31.86。牧民人均收入达到6227元。人均收入中来自畜牧业收入5547.4元。全区已发展养殖专业乡31个、专业村198个，规模化养殖小区364个，专业牲畜交易市场19个，各类中介组织13个，组建养殖专业合作社201家，其中，养牛合作社58家，养羊合作社76家，其他合作社67家。已基本建成100万只巴什拜羊、20万头优质牛、30万羽特禽养殖基地。

2发展畜牧养殖机械化必要性分析

近几年，按照地委、行署确定的“三个下来，七个起来”中的牲畜存栏多起来、牧民定居富起来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加大了标准化养殖小区、规模化养殖场的建设力度，同时依托区域内盖瑞乳业、海川乳业、万通活畜、绿草原等畜牧产品加工企业，推动养殖小区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把畜牧养殖业培育成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因此，要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充分利用地区丰富的饲草资源，降低作业成本，减轻农牧民的劳动强度，增加牧民收入，提高畜产品品质，改善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畜牧养殖机械化已迫在眉睫,推广畜牧养殖机械化势技术在必行。

3发展畜牧养殖机械化的优势与不足

3.1发展畜牧养殖业的优势

（1）区位优势明显。乌苏、沙湾两县（市）地处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快车带，全区五县二市都在新疆沿边境线、沿铁路线开放的前沿，拥有部级经济合作区和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巴克图口岸，它距塔城市仅12km，是新疆离城市最近、通商条件最好的陆路口岸。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有与塔城地区相连或相近的12个工业城市，那里的居民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口岸辐射俄罗斯、中亚并可通过第三国进入欧洲市场，为内引外联提供了便利条件。（2）自然条件适宜。塔城地区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区，光、热、水充足，全年无霜期130~190天，年降水300mm，既适宜种植各类农作物及牧草生长，又适宜牛、羊、鸭、鹅等畜禽生长。（3）饲草饲料资源丰富。全区拥有天然草场面积706.6万hm2，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572万hm2，还有11.3万hm2小麦、13.3万hm2玉米、12.6万hm2棉花、2万hm2打瓜产生的秸秆可以开发利用；全年秸秆总产可达350余万t，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优质饲料资源。丰富的饲草饲料资源，为现代畜牧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3.2发展畜牧养殖业的主要制约因素

（1）对畜牧业机械化发展认识不足，资金投入少。目前，由于畜牧养殖都是小家小户的家庭饲养，没有形成规模，人力就能解决养殖需求，而且购买机具要比购买良种牲畜一次性投入大，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难以承受购机负担，认为没有必要投资购买畜牧机械。同时，畜牧机械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等工作都需要资金支持。（2）新机具推广手段单一，示范带动效果不明显。目前，全区技术推广人员，对畜牧养殖机械的推广仅停留在对机具外形结构宣传的层面上，没有对运用先进高效的畜牧养殖机械化技术所产生的效益进行综合机算与分析，示范带动效果不明显。导致大部分养殖户，因看不到采用先进高效的养殖机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愿增加投资更新养殖业的机械装备的现象。（3）畜牧机械装备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畜牧业机械装备结构整体不平衡，机械化生产能力差异大，畜牧业机械装备整体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表现为低档次机具多、高性能机具少，动力多、配套机具少，饲草生产与收获机械较多，饲草料投喂与舍饲环控机械发展缓慢等现象存在。（4）畜牧养殖产业化、商品化水平低，机械化发展速度迟缓。全区畜牧养殖业仍处于管理模式粗放，饲养方式落后，效益低下的发展阶段。尚未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模式。全区规模化养殖场，乳产品、肉产品加工企业不多。导致了全区畜牧养殖机械发展速度缓慢、更新力度不强、综合作业水平不高等现象。（5）畜牧养殖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农牧民经济合作组织、养殖合作社相对较少。养殖分散、规模小、管理还比较粗放，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强度大，畜产品加工环节单一，产品附加值低，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抵御市场及自然灾害的风险能力有限，不适应标准化、产业化发展的要求。

4畜牧养殖机械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解放思想，完善措施，提高对畜牧养殖业机械化发展的认识，树立发展畜牧养殖业，机械化先行的观念，把发展畜牧养殖机械化作为解决农牧民增收的突破点和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快畜牧养殖机械化的发展，把畜牧养殖业培育成农民特别是牧区新的经济增长点。详细了解大型养殖场、专业养殖户养殖圈舍建设、牲畜养殖现状、养殖机械的应用以及今后对养殖机械的需求。梳理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并完善塔城地区发展畜牧养殖机械化的方法措施。

（2）调整装备结构，提高畜牧业机械化水平。协调农牧区和半农牧区畜牧业机械化发展布局。在半农牧区围绕“粮、经、草”三元种植结构，重点发展农作物秸秆收获、加工、贮藏、投喂和畜产品采集加工机械化装备；在牧区重点发展以草原改良、草原建设和牧草播种、田管、收获、贮藏和饲草料投喂、畜产品采集加工机械化装备；采用基地+农户的模式，全面提升畜牧业机械化装备结构。

（3）依托龙头企业鼓励和引导养殖大户发展畜牧养殖机械。依靠龙头企业拉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型企业，积极发展畜牧养殖加工业，带动畜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发展。依托农机购机补贴政策，积极引导养殖、种植大户对先进畜牧养殖机械的应用，推动畜牧养殖机械的快速发展。

（4）建立畜牧养殖机械化作业示范区。采用引进技术、引进资金、示范推广、政策扶持等手段，建立畜禽养殖场青饲料机械化处理技术、牛羊混合饲料饲喂及新饲料资源开发利用机械化技术、畜禽废弃物机械化处理技术、畜产品采集加工机械化技术、畜禽舍环境控制技术为重点的农区机械化养殖示范区。结合园区建设取得的成效，加强宣传示范。一是要利用科技之冬、科技下乡、农机培训、复训、乡村赶集日等有利时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饲草料生产与收获以及舍饲养殖等方面的机械化技术。二是要认真收集整理示范园区建设取得的各种效益，帮助农牧民朋友算账，讲解采用机械化技术的优点，分析投入的成本及取得的经济效益等，以此提高农民采用机械化技术的积极性。

（5）建立和完善畜牧业机械化作业规范。目前，农机部门仅注重加强种植业农机标准化和作业质量管理，而忽视畜牧机械作业标准化，形成管理死角。所以，要制定和完善畜牧业机械化作业标准，组织广大畜牧业机械使用人员和技术人员严格按照作业标准和作业规范进行作业，进一步提高畜牧业机械化水平。

畜牧发展论文范文篇3

队伍老化，思想不稳基层兽医站建站初期人员多是由民间游医组成，现大多数已退休，由其子女顶替，他们中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居多，接受现代科学技术能力有限。畜牧兽医的大中专毕业生因乡镇兽医站收入无保障，社会地位低下而望而却步。为了维系现有防疫工作的开展，兽医站只能留任文化程度低的员工。目前的防疫队伍中专以下文化程度的人超过50％，与新形势下动物防疫工作的需要严重不适。由于评价机制不健全，考核机制松散，没有明确的目标责任体系、利益诱导机制与激励机制，严重影响了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由于地位低、待遇差、工作辛苦，防疫人员纷纷转行、“下海”、“跳农门”，队伍很不稳定。检疫装备简陋，影响动物检疫工作由于对基层检疫站的投入资金不多，导致基层设施较差，无法适应当前动物检疫工作的需要，甚至有的乡镇畜牧兽医站在多次的机构改革中被排卖或转让，根本就没有乡镇畜牧兽医服务机构的办公场所。基层防疫人员装备简单，冷藏和防护设备都无法配备。乡级站缺乏必要的交通、通讯工具，遇突发动物防疫案件或重大疫情，很难做到及时、准确掌握信息，迅速上报疫情，快速作出诊断，采取果断措施控制扑灭疫情。

健全动物防疫机构，稳定防疫队伍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为行政管理类事业单位，在机构建设中要合理界定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职责和任务，突出动物防疫和科技推广工作，统筹考虑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人员编制，特别要充实县、乡两级防疫力量；采取切实措施，稳定专业人才，实行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制度，保证省、州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80％，县级站不低于90％，乡级站保证100％。加强教育培训，提高队伍综合素质针对我市动物防疫队伍的现状，应采取多种形式，对动物防疫员进行系统培训。培训教育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1）统一教材和培训师资。按农业部编写的动物防疫员培训教材，统一培训师资。由县（市、区）统一组织的方式对动物防疫员在每年春秋两次集中防疫工作前进行两次集中培训。（2）举办专业技术培训班。组织年龄较小、有兽医知识和技能的防疫员举办专业学习班，使其获得专业技术文凭。（3）外聘大中院校的教授及行业知名专家集中时间进行培训。对于从事畜牧、防疫、检疫、兽药执法以及兽医诊疗等专业性强的技术人员，加强法律及专业知识的培训；同时要结合本地区疫病流行特点，追踪国内外最新的疫病防治动态，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培训，集中培训和针对性指导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促进动物检疫工作发展。建立强有力的考核机制将动物防疫考核结果记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内容，能有效督促政府对动物防疫的重视程度，投资相应的人力和物力，确保免疫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前的动物防疫考核都是上级业务部门对下级业务部门，政府很少参与，考核结果也不影响对政府政绩的评价，根本不能吸引政府对动物防疫工作的关心，极大地制约于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落实。2.4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建立科学、稳定、合理的财政保障机制是顺利开展物检疫工作的最基本的保障。将兽医行政、执法和技术支持的工作经费及村级防疫员的补贴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用于乡村级防疫员的工资（依地区而定工资标准）、培训和相应的配套设施的建立和购置。基层防疫体系的建立是一项长期的利国利民的回报性工程，各级政府部门要权衡利弊，尽早行动起来，因为它关系着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本文作者：梁小萍张杰平工作单位：广西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畜牧发展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畜牧发展论文范文篇5

大悟县地处鄂东北边陲，是大别山区的一个贫困山区县。55万人口，195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八山半水分半田。，农村人平纯收入1601元。建国以来，特别是“七·五”以来，大悟县畜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受到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落后的生产方式、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现仍未摆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束缚。主要特征有如下几点：

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着种植业生产的发展。大悟县历来对猪禽的生产较为重视，可从两个方面数字说明这一点。一是把猪牛羊禽的饲养量按牛单位折算，猪禽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三位。二是在畜牧业产值结构中，猪禽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二位。而猪禽的发展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种植业提供农副产品的多少。四九年，粮食生产水平低，年产4.4万吨，牲猪年末存栏只有2.5万头。五七年，粮食产量达到五十年代最高水平，产量11.22万吨，牲猪年末存栏达到该年代最高水平，为9.6万头。五八年至六一年，三年自然灾害使粮食由10.33万吨下降到七万吨，牲猪年末存栏也从7.8万头降到2.6万头。七o年至七二年，粮食产量过15万吨大关，牲猪年末存栏也过10万头大关。八o年至二00一年，粮食产量连年上升，由14.9万吨上升到20.4万吨，牲猪存栏也由13.2万头上升到24.8万头，为历史最高水平。因而畜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种植业的制约。

二、畜牧业在农业结构中的比重偏小，宏观控制难以实现。大悟县是以农业为主的山区县，人平只有七分耕地，单纯靠粮食就是绣出一朵花来，也只能解决温饱，但发展畜牧业的潜力却很大。一是草山草坡面积大，有天然草场124万亩，据测算可载畜8万个黄牛单位，而目前只利用了60%。二是饲料来源广，大悟县是全省三大花生生产县之一，年产农副产品等饲料5亿公斤，但实际用于养畜的只占47%,在农业结构中,种植业产值通常占农业总产值的60%左右，畜牧产值只占30%左右，所占比重太小。而在畜牧业内部，只重视粮食畜禽的发展，忽视食草畜禽的发展。按牛单位计算四九年食粮畜禽与食草畜禽之比0.44：1，八五年为2.57：1，九0年为1.26：1，与当前耕地面积与草场可利用面积之比0.51：1不相称。

对于农业结构，大悟县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调整，但由于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综合素质差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难以达到目的。

三、千家万户饲养、小群分散经营、传统的饲养观念和方式未摆脱，出栏率、商品率低。大悟县畜牧业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这种千家万户饲养，能利用各自的有利环境、剩余劳力、农副产品、残剩食物、简便畜舍等生产出小量的畜禽产品。但是，传统的饲养观念和方式未摆脱，大多数农民还是“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养鸡下蛋换点油盐钱”的生产观念。饲养方式多采用，喂猪“一瓢水，一把糠，一篮菜”，耕牛全靠稻草养命，养鸡“白天自找食，进笼一把谷”。因而，长期以来，牲猪出栏率未超过75%，商品率未超过80%，耕牛出栏率、商品率均未超过10%，山羊出栏率、商品率未超过50%，家禽出栏率、商品率未超过20%。

四、畜禽品种杂乱差。大悟县畜禽品种主要来源于江汉平原一带，由于农民的科学养畜水平低，畜禽乱交乱配、近亲繁殖，使畜禽品种普遍存在“杂、乱、差”的现象。品种低劣，导致饲养时间长，生产性能低。出栏一头250斤左右的肥猪需要一年多的时间饲养，耕牛个体象驴子，山羊长得象狗子，鸡蛋象麻雀蛋。

五、草山草坡面积大，自然牧草丰富，但利用少，浪费大。大悟县山场宽阔，各类草场毛面积124万亩，可利用面积109万亩，其中万亩以上的连片草场有37处。草场年亩产鲜草695公斤，平均14亩载一个黄牛单位，可载畜8万个黄牛单位，而实际只利用了60%。其原因主要是成片草场多分布在高山、远山区，而牲畜又多集中在村庄周围放牧，放牧半径小，群众又不懂制作青干草喂畜的技术，而在十月份后，牧草已老化，被砍回家当柴火烧掉了。

六、畜牧产品销售半径小，流通渠道狭窄。大悟县畜禽产品主要是内销，外销很少，而且是个体商贩占了大头，商业、外贸部门的主渠道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以外销量最大的牲猪为例，八三年外调量为32897头，八五年下降到9693头，九二年后一直徘徊在2万头左右，只占牲猪出栏数的10%左右。从牲猪内销看，个体屠夫垄断了牲猪收购市场，压价压秤赚黑钱，农民养猪一年，不如屠夫杀猪一天。

七、畜牧部门基础差，服务功能低。八0年以后，大悟县畜牧业防、繁、管、治机构相继建立起来了，基层技术人员为千家万户服务，对畜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县财政投入低，政策性收费又难以收起，导致正常工作难以运转，技术人员外流严重，诊疗设备一直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服务功能较低。

二、大悟县畜牧业的现状，是贫困山区畜牧业的缩影。因此，在发展山区畜牧业上要针对山区的现状特点，确定发展方向和方针。在制定措施上，要充分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在发展要求上，必须逐步实行四个转变。一是农民的养畜观念要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意识转变到现代商品生产的意识中来。二是从小农经济的封闭式生产方式转移到科学性、商品性生产方式上来。三是从一家一户的个体效益转变到千家万户的规模效益上来，并逐渐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一起来。四是从当前的生产初级畜产品转变到深度加工上来。

〈一〉根据资源特点合理区划、布局，重点放在潜在优势上。根据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划分若干自然经济小区，发展不同项目和品种。

1、城镇郊区：交通、能源、信息等都比较发达，人才、技术、资金条件都较好，市场对肉蛋奶需求量大，应重点发展生猪、奶牛、禽的饲养及畜禽产品加工业等。

2、低山丘陵区：农业较发达，人平耕地面积较大，农副产品多，应重点发展猪、水牛、禽等畜牧业。

3、中山、高山区：山高人稀，居住分散，交通闭塞，农业落后，但草山草坡面积大，牧草丰富。重点发展牛、羊、兔、鹅食草动物，可建立肉牛、奶牛、肉羊、草禽等基地。

〈二〉调整畜牧业内部结构，重点放在发展草食动物，走种草养畜的道路上。过去，一讲到发展种植业就单一抓粮，发展畜牧业就单一抓猪。而牲猪发展的好坏与粮食的丰欠有密切的依赖关系。因此，要保持畜牧业的稳步发展，就必须重点放在发展食草动物上。这是因为，一方面食草动物对粗饲料的转化率是食粮动物的五倍以上，成本低、饲料报酬高。另一方面，山区有广阔的山场，有充足的饲草资源。发展食草动物的数量多少，要以草场载畜量的多少来定。在荒山荒坡水源好，土层厚的地方可人工种植品种优质，产量高的豆科牧草，种草养畜既可提高养畜饲养水平，又可提高载畜量。

〈三〉在发展千家万户饲养的同时，重点放在建设资源相对集中的规模畜牧业上。畜牧业具有投资小、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适合农民目前的生产要求。如果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以发展较快的养畜专业户和专业村典型引路，一定能调动千家万户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应发展规模畜牧业。如在连片草场的地方建立食草畜禽场，在城郊区和低山丘陵区建立食粮畜禽场。适度规模地集约式经营有利于提高科学化和商品化生产程度。

〈四〉改良畜禽品种，重点放在提高畜禽产品率上。畜牧业与种植业一样，品种问题至关重要。要改变长期形成的畜禽品种“杂、乱、差”现象，提高单位时间内的繁殖率、出栏率、产肉率、产蛋率。就必须引进优良品种，建立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经济杂交。

〈五〉处理好畜牧业与它业的关系，重点放在发展生态农业上。在山区，发展畜牧业往往与种植业发生矛盾，如与种植业争夺面积，人畜争粮的矛盾等等。处理好这些矛盾，必须在合理区划，统一制订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走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增值的道路，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首先是处理好牧林关系。在山区，往往会出现放牧与兴林，种草与栽树之间的矛盾。可在树间种草，分区轮牧解决这一矛盾。这样既可保持水土流失，又可以“以短养长”，还可以用畜粪肥林，以牧养林。

其次是处理好牧粮关系。主要是表现在种草与种粮、人畜争粮的矛盾上。解决这个矛盾主要是在满足人们食粮的基础上采用种草养畜和种粮养畜。种草养畜可以超出种粮两倍以上的效益；种粮养畜，如种玉米作鸡饲料、种大麦作猪饲料等等。在紧张的地方可套种间作。

畜牧发展论文范文篇6

本人做为本局主管业务工作的副职领导和一名专业技术干部，工作中能够积极发挥作用，完成了自已的责任。以下简要总结如下：

一、政治上

从年初开始，积极参加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学习活动和第三季度以来开始的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前后学习30篇以上各类政治理论性文件，领导讲话等学习材料，共撰写了3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力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特别是经过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的学习，提高了政治上是非辨别力和政治免疫力，提高了认识。尤其是更加认清“三股反动势力及热比娅之流”的反动罪恶本质和目的。他们利用风俗习惯、文化、宗教等活动，欺骗无知群众的单纯感情，以便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本质。从今以后我做为一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更加决心在反分裂斗争中发挥一面旗帜的作用。

二、业务上

1、我在局里负责业务工作，完成了全年本局和对各乡镇畜牧业绩效考核工作。每一个季度工作的进展情况，以科学态度汇报给县领导，及时提出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利用业务工作检查指导下乡和一年四次的县考核办组织对乡镇考核工作，到1000多个村和2000多个农牧民家里进行调研，对全县畜牧业现状第一时间掌握清楚，及时写成分析报告送县领导参考。

2、以科学和诚实的态度指导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和牲畜（文章来自588公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品种改良工作，参考汉文科技报刊优秀论文选篇，翻泽成维文畜牧兽医培训教材2万字以上。年内对全县畜牧行业名乡镇兽医站技术干部和名村级兽医防疫员进行了一次全面培训。及时传送国内外和其它省自治区在畜牧业上的先进技术。为今后畜牧业的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特别是今年自治区、地区上召开畜牧业专题会议对我启发很大，信心十足。

3、年初到自治区畜牧厅完成县畜牧业易突县10000万项目编写（主持）工作。

4、积极推动和实行自治区对我县的良种补贴项目，已推广到全县10个乡镇。

5、完成县畜牧业“十一五”规划。

6、为兽医体制改革工作，做好村级防疫的基础工作。

三、兽医专业工作上

为兽医防疫工作的有效开展，加强了对乡镇兽医站的综合管理。年内我县乡兽医站被认命为地区级文明单位。主动派出技术干部到自治区接受培训215人。同时调查和分析动物传染病流行情况，针对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著写16篇科技论文，年内在自治区《畜牧业》、《草禽家畜》等两篇在畜牧科技等杂志上发表：《绵羊药浴应注意事项》、《奶牛受精后判断受胎率的方法》、《提高羔羊成活率的有效措施》等三篇。（从年晋升为高级兽医师以来累计公开发表科技论文28篇）。

畜牧发展论文范文篇7

1科研诚信的重要作用

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然而科研抄袭、剽窃、学术造假现象屡禁不止，如何消灭学术不端行为，改善学术不端现状，降低论文重复率，提高学术创新性，已迫在眉睫。那么什么是学术不端行为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中对学术不端行为给出了界定:“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2014年4月3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学术期刊要规范编辑出版流程，努力提高学术质量，注重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建设，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禁止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杜绝刊发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文章［1］。2019年7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我国首个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174—2019)［2］，标准中界定了学术期刊论文出版过程中作者、审稿专家、编辑三方可能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为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判断和处理提供了依据。2019年9月25日，科学技术部、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等20多个部委联合颁布了《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3］，该规则第九条明确指出，中的科研失信行为，的期刊编辑部或出版社有义务配合开展调查，应当主动对论文内容是否违背科研诚信要求开展调查，并应及时将相关线索和调查结论、处理决定等告知作者所在单位，从法律角度明确了期刊编辑部的责任。由此可见，国家高度重视科研诚信的建设，先后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绝不姑息学术不端行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4］。学术期刊是国家科研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学术研究，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5］。

2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常见学术不端行为及防范建议

《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174—2019)［2］将论文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划分为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重复发表、违背研究伦理及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共8种类型，每种类型中又包括若干种类，可见一些作者在通过“另类”方式进行着自己的“原创”论文写作，并且可选择的方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大家为之努力呵护的学术环境正在被这类作者玷污，学术环境的净化工作刻不容缓。一篇论文从作者投稿后要经过多个环节才能出版发行，那么如何在繁杂的工作中有效甄别出学术不端行为，规范出版原创论文呢?作为一名编辑，首先应该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鹰一样的眼力;其次扮演好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角色，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最后善于总结，对于工作中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坚决抵制并及时解决。笔者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目前期刊编辑出版过程中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源头把关不严、一稿多投、更改作者姓名、同行评议等，下面就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2.1源头把关不严

目前，期刊接收的稿件以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撰写的论文为主，主要用于毕业、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指导教师课题结题等;还有一部分稿件是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或高校教师为晋升职称、评优、业绩考核等撰写的论文。其中科研人员和教师撰写的论文质量相对好一些，而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撰写的稿件差强人意，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以上情况也是很多期刊编辑部面对的共性问题，目前各编辑部所接受的50%以上的稿件是作者为了达到毕业或晋升职称、评优等目的而为之，而不是纯粹的基于科研创新而撰写的论文。这就难免会出现作者为了达到目的进行“复制+粘贴”，“写出”拼凑文章，出现抄袭行为，文字的复制比偏高。此外，由于有些导师对于自己所带的学生疏于管理，确定完研究课题后所有的研究工作由学生独自完成，论文撰写也完全由学生执笔，在此过程中，导师未尽到严格把关、及时督查的责任，有的导师甚至是在学生论文投出后收到编辑部的审稿通知书才知道学生的研究课题已经结束。这些论文的质量往往较差，重复率也很高。因没有导师对论文的指导、审阅、把关，一些不负责任的学生因急于毕业找工作，时间紧迫，就动起了歪心思，如抄袭同一课题组成员论文中的试验材料、方法等内容，或者对其结果中的数据稍作修改后放到自己的论文中等。为了杜绝此类现象的频发，从高校角度，建议根据我国政府部门颁布的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系列法规建立高校自己的预防学术不端行为的运行制度，对高校师生在科学研究中的学术行为进行规范，提高高校师生的法律意识;同时建立奖惩机制，赏罚分明，激励教师重视毕业论文的书写，督促学生潜心治学，并对学生的论文给予指导把关。2016年9月1日，教育部并施行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6］，该办法指出，高等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方面的作用，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和学科特点，制订本校学术不端行为查处规则及处理办法，明确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标准。陈士奇等［7］分析了高校学术不端的根源和成因，并提出了若干解决对策。以上内容均值得高校借鉴。从编辑角度，要提高警惕，决不可发生编辑职能缺位。创新性是一篇论文要遵守的基本原则，重复率不宜过高，《著作权法》中要求重复率不高于10%，期刊编辑部可根据本刊的实际情况稍作调整。编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投稿论文进行检测，如借助学术不端检测软件对投稿论文进行初筛。黑龙江畜牧兽医编辑部已经与中国知网(CNKI)合作多年，所有稿件均通过黑龙江畜牧兽医作者投稿平台投稿，系统自动生成稿号，并自动筛查论文，给出“文本复制检测报告”，编辑可以根据报告中的“总文字复制比”对投稿论文进行初筛。但编辑也不能完全依赖报告结果来判断学术不端和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只能作为参考标准之一，不可一刀切处理，因为个别作者在短期内可能会投来2篇同一研究内容但阐述角度不同的论文，由于第一篇还未发表，第二篇论文的文字复制比就不会很高。建议除了要重视初审稿件重复率检测外，还要重视退修稿件重复率检测，因为退修稿件重复率高于初审稿件重复率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编辑还要通过给论文中的指导教师发送审稿通知的电子信件，告知指导教师本刊已经受理此论文，避免教师对学生论文不知情的情况发生。综上所述，所有措施的目的是希望从源头扼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2.2一稿多投

目前，大多数期刊编辑部都有自己的审稿流程，像《黑龙江畜牧兽医》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论文自投稿之日起历经初审、复审、外审、终审等环节，需1～3个月才能最终通知作者论文是否被录用，再加上是面向全国收稿，投稿作者相对较多，刊期较长，为9～12个月，个别作者为了使论文能够短期内见刊，或者确保论文能够被录用，或者论文质量一般但还想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发表，存在兜底心里，往往会广撒网，同时将论文投到多家期刊，造成一稿多投。更有甚者，有的作者明知论文被多家期刊同时录用，却没有进行后期处理，临到发表前才开始提出撤稿请求，对此种情况期刊编辑部也很无奈。一稿多投不仅增加了编辑的日常工作量，而且如果论文在不同期刊上同时发表，还会对期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影响期刊的质量评价结果。建议编辑在刊发论文前可以借助相关检索系统再次查重，但这无疑会增加编辑的工作量;合理安排录用稿件比例，缩短刊发周期，提高论文的时效性，或考虑进行网络首发;学会质疑，警惕作者的无故撤稿行为，必要时可以电话联系论文中的通信作者核实情况。重视已刊论文的撤稿行为，尤其是在有人对已刊论文提出质疑时，编辑要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从中国知网等收录系统中撤销该论文，并刊登撤稿声明，将失信作者拉入“黑名单”，但目前因缺乏配套的法律层面的惩罚措施，很难追责。此外，编辑还要掌握相应政策法规，了解与本刊刊发内容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提高自身的辨识能力，擦亮慧眼，对优质论文尽早处理并安排发表。从作者角度，投稿前要认真阅读期刊编辑部的投稿须知、版权协议等相关要求，并参照论文刊登模板规范书写论文，投稿成功后及时配合编辑进行修改，从而缩短修改周期，争取尽早收到录用通知单。

2.3更改作者姓名

正常情况下，在论文上署名的作者都是参与了课题研究或论文写作的人员，以及对上述过程有一定指导作用的导师，并且作者姓名的顺序应按照对研究和论文写作贡献大小进行安排，其中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是最主要的责任者。因此，作者在投稿前应确定好论文中的作者姓名和排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改作者姓名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更改第一作者、补充通信作者、调整作者顺序、删除作者、作者姓名书写有误等。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作者是第一次投稿，对投稿要求等信息没有认真阅读就着手投稿，导致作者姓名漏写、书写有误等;有的作者在未征得指导教师同意的情况下就将论文投到期刊编辑部，未属指导教师姓名;有的可能是为了讨好领导，随意更改或者补充作者姓名;有的是由于需要补充其他人的基金项目来解决本篇论文的版面费问题而补充作者姓名;有的作者为了凸显论文水准，或提高论文被录用的概率，会将本单位的长江学者、院士或院长挂名到论文中;也有的论文是中介文章，需要改为买家姓名，等等。编辑是期刊出版工作的主体，应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善于总结和积累工作经验，注意甄别作者的不正当更改姓名的行为，避免给期刊编辑部造成负面影响。黑龙江畜牧兽医编辑部对于论文作者姓名任何情况的变动均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总体要求为:说明更改姓名原因，修改前后全部作者手写签名，原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加盖公章，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论文中的所有作者知情，以及作者所在单位主动自行核实情况的真伪。此外，编辑还要扮演好“联络员”的角色，第一时间掌握一手信息。

畜牧发展论文范文篇8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各学会组织国内各类学术会议18次，参加人数220人（次），交流论文98篇，举办学术报告会22次，参加人数1120人（次），举办科普讲座204次，听讲人数12070人（次），举办科普展览34次，参观人数15900人（次），举办专题科普宣传65个，组织工作人员110人次。无偿科技咨询32项，被采纳科技建议20项，引进技术20项，开发新产品6项，推广新技术15项，主办科技期刊4种，年发行总数为10250册，举办36学时以上培训班16个，培训人数600人次。

一、努力打造学会活动精品品牌，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参加学会活动的积极性。认真组织开展市科协第十二届（200-200年度）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评选工作。

学术论文是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教学、生产实践中智慧的结晶，市科协每两年开展一届的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对激发和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西部大开发和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学术造诣，促进科研创新，促进学术活动多出成果与人才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已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通过围绕我市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积极组织开展学术探讨与学术交流，撰写和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较深研究水平的科技论文。本届共有23个学会提交409篇参评论文。经市科协第十二届优秀学术论文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评选了壹等优秀学术论文36篇，贰等111篇，叁等146篇，未评上116篇。

本届共评选出优秀学会5个，先进工作者56名，优秀会员80名。

专家评委会认为，从本届优秀学术论文质量总体上看，一是论文总体水平有提高，特别是基层论文较多，；二是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有所提高，并在社会效益，生产实践及经济效益方面有所体现；三是论文的内容与工作实际相结合；实际生产实践中的文章有所增加。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有些学会在报送过程中作者学会签注意见一栏中没有具体的意见说明；有些论文题目与评审表的题目不符，要维护论文的严肃性、广泛性，有些文章纯属技术性介绍，没有可对比性，要提升论文的的科学性、学术性等，初审要严格把关，充分体现优秀学术论文评审的严肃性，各学会必须做好论文报审的把关工作，要严格按照市科协优秀学术论文的评选办法，做好优秀学术论文的评审报评工作。不足之处我们要进一步改进，严把审查关，使之更加完善。

二、加强学术建设，提高学术交流质量。学术活动是学会的生命，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是维系学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今年以来，科协系统的学术交流活动日趋活跃，质量水平稳步提高。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1、为配合*市新城区建设，尽早把*建成西部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充分发挥科协学术交流主渠道的作用，组织和开展好科技论坛。为此，与有关单位通力协作共同组织召开了“*新城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科技论坛。本次论坛得到了我市各界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所征集的43篇论文的作者为*地区在区域经济研究、社会科学、环境保护、地质、农业、医学、建筑、城建、交通、旅游等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以及实践于一线的领导、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研讨会上有数位作者作了代表性的主题发言。论文作者以科学的治学态度从多角度、多方位探讨和研究了我市新城区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前景。他们从不同的领域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严谨的科学态度阐述了*新城区建设所面临和必须正视的问题。这些分析见解将为*新城区建设规划提供必需的借鉴，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通过会议研讨与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实施*市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出发，把加快*新城区建设构建区域创新作为实施工业强市、科教兴市和人才战略的手段，以*新城区建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也应以创新体系的建设为先导，创新体系的建设关键在人才。对我市创新经济的发展和和谐*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性献计献策，是科技群团组织与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论坛的组织者与《科技纵横》杂志社联合出版了《科技纵横---*新城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科技论坛》专刊以及科技论坛作者建言精编。

2、由*市科协、*微量元素科学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中国西部地区基因检测学术报告会”。会议邀请了省、市相关方面的领导参加了学术报告会，其中有各大医院的医务工作者、药品推销人员、律师等参加了报告会，参会人员达400多名。报告会开设了专题报告，邀请了上海国家芯片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郜恒俊波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姜汤先生分别从基因检测的医学价值和情感基因与社会伦理问题等方面介绍了基因科学的发展及应用前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因检测生物经济的突破和市场发展前景以及我省第一位接受基因检测者的亲身体验的讲解。会议学术氛围浓厚，参会人员积极响应，认真听讲并及时做好记录，报告会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3、由中央电视台编辑的专题片《走进*》节目中，*民间工艺美术协会会长阮文辉大师的微刻葫芦和根雕作品作为颇具特色的地方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在全国各大电视台相继播出，广为流传。

4、积极组织相关学会的科技工作者参加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甘肃”为主题的甘肃省*年学术年会。组织县（区）科协领导及相关学会参会并撰写论文，向大会提交了学术论文31篇，并组织县（区）科协主席及4个学会的32名同志参加了学术年会，从而达到了启迪思想，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目的。

5、为促进“千厂千会协作行动”的开展，不断把“千厂千会协作行动”工作推向更高层次，提高“厂会协作”工作的质量与水平。在总结以往“厂会协作”项目的基础上，从严要求，按照市科协开展“千厂千会协作行动”管理办法的规定，经*市“厂会协作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对所报项目审查，从今年征集的51个项目中确定了*年市科协“千厂千会协作行动”项目28项。这些项目更注重科技含量，有力地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学会所长，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从而推动了厂会协作更好的发展。促进我市的经济发展，经对完成的项目进行验收评审，共评出*年度“千厂千会协作行动”项目壹等奖2项，贰等奖5项，叁等奖8项。

6、*塑料工程学会组织会员单位开展ISO—9000质量管理认证的宣传活动对产品质量管理保持高度重视，据统计，产品质量等级品率为90.39％，质量稳定提高率达100％。

（二）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开展专题性宣传活动。

在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推动形成科学发展理念的同时，我们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建言献策，推动科学发展观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

1、*医学会等各学会鼓励会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开展各类学术活动19次，参加人员约1246人次。开展在职教育举办各种培训班7期，参加培训人员670人次。在各类刊物约63篇。利用一些国际疾病防治纪念日如4月7日世界卫生日以及6月5日全国爱眼日之际，开展科普宣传，共组织医务人员、开展送医送药下乡活动74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千余份，咨询约3100人次。

*医学会、*护理学会、*中医药学会动员会员做好防治禽流感工作，进行其知识培训；为做好防治爱滋病工作，对卫生人员进行了防治爱滋病培训班。*医学会共鉴定医疗事故17起，受理医疗纠纷26起，协调处理16起。

2、*环境科学学会在第35个“·五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在广场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创建绿色家园宣传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向大众宣传绿色消费理念，将消费利益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利益结合起来，通过绿色消费支持环境保护，增强绿色环保生活意识。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并结合“创建模范型城市”和“优化环境大会战”等一系列宣传活动。

3．*塑料工程学会出版《*塑料科技与信息》12期。*城科会完成了《*建设》12期8000册、*科技情报学会完成了《甘肃科技纵横》杂志期7000册的编辑、印刷、发行工作。

成功创办了“*塑料网”站，截止年底共各类信息1000多条，在*地区塑料加工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之间搭建了快速、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提升了学会在塑料加工业中的影响力。

三、组织召开了学会改革总结和经验推广会。今年在学会改革工作中继续围绕进一步提高推动学会改革、加强学会规范管理、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增强学会自主发展能力等方面，在选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五个改革试点学会（*机械工程学会、*塑料工程学会、*中医药学会、*化学会、*太阳能利用研究会）中共同就学会组织建设、经营理念、项目选择、市场化运作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新的尝试。各学会分别从自己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突出重点，选好方向，针对一个突破口，推动该学会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并拿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从而激活了各类学会活力，推动学会改革有序地推进。

四、在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推动形成科学发展理念的同时，学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建言献策，推动科学发展观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

1、*农学会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两大主题，组织广大会员以突出特色、优势和主导产业的发展为重点，全力围绕春耕生产开展技术服务。利用农闲时期，组成技术服务小组，深入一线，积极开展“科技进村入户”和“科技三下乡”活动；配合市农牧局抓好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落实。与百余名农业科技“特派员”一道围绕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在重点发展区域进行全方位的技术服务，从而确保了各项技术措施的落实与推广；充分利用*农业信息网站和各县区信息分站，扩大服务平台，强化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为农业生产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

2、市科协组织*畜牧兽医学会在榆中县中莲川乡中莲川村实施了青贮饲料制作技术培训和示范。

*畜牧兽医学会和*奶牛协会的会员坚持以科技兴牧、以畜牧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为突破口，以狠抓畜牧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为重点。克服了禽流感疫情给畜牧业生产带来的种种困难，扎实有效地开展了工作，从而促进了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确保了畜牧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加强种畜禽生产管理、加大良种推广力度；标准化无公害畜产品基地建设；与市科协携手开展扶贫暖棚养畜项目工程，以推动畜牧业向规模化、高效益发展为目标，推广坚持了“标准化、区域化、高效益”的原则，通过抓大户，建小区，扩规模,兴科技，促流通等措施，使暖棚养殖稳步推进。

3、*机械工程学会深入企业，调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技术改造、新品开发和企业改制等基本情况，将重点行业重点项目纳入*装备制造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对企业进行协调、督促并组织实施。

4、*科技咨询协会作为新浪网在*地区的，该协会发展的“新浪网企业黄页中国企业库”会员工作现开展中。

5、*植保学会对皋兰县水源村进行了土壤元素含量的测定，为农民适时适量施肥提供了依据。技术人员坚持“五日一查，十日一报”的预测预报制度。已适时了各类《病虫情报》10期,为主管部门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为群众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较好地指导了全市的病虫害防治工作。该学会全面贯彻落实《农业生产资料监督管理工作暂行规定》，以加强源头治理、市场整顿和长效机制建设为重点，以落实责任制、加大宣传和曝光力度、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和强化服务指导为手段，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促进农资打假与监管工作经常化、规范化，推动农资市场秩序加快实现根本好转。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假护农保春耕的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行为，提高农资执法监管的震慑力，维护了农资执法监管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增强了农资生产经营单位的守法诚信意识，取得了良好地社会效果，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6、*物理学会组织全市初中物理竞赛；*化学会组织举办了“*年全国初中生化学素质和试验能力竞赛”和“*年全国高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甘肃省预赛”，有力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促进学生的素质教育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7、由省工艺美术协会评定的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活动中，*民间工艺美术协会又有三人分别评为省级特级、一、二级工艺美术大师。截至目前该协会已有部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七名。

五、学会组织建设工作。

1、市科协学会部对学会工作进行了综合指标考核。学会通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工作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学会组织体系建设的完善，促进了学会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2、今年，各学会按照国务院《社团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了年检，并由市科协签属了审核意见。

3、参加了全国中心城市学会工作网第九届年会。

4、*塑料工程学会、*继续教育协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班子，促进了学会的健康发展，增添了学会的新生力量。同时同意成立了“*烹饪技术协会”。

学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各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有显著下降，而且由于多种原因使学会特别是个别学会自身对学术活动的重视程度也日趋模糊。

畜牧发展论文范文篇9

2.文稿要适合本刊选题，要求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数据准确、文字精炼，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字数一般控制在5000~10000字以内。

3.文稿包括（按顺序）：题名、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地址、邮编、中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以及英文题名、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和英文关键词（内容与中文一致）。在首页地脚还请标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简介，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职称、学历、研究方向、电话（手机）、电子信箱等。

4.来稿请注明科研项目来源，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等。本刊发表的论文，凡涉及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者，请及时与本刊联系，提供获奖证书和成果鉴定证书复印件。

5.科学术语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或公认的，数字一般用阿拉伯字表示，计量单位的使用要符合国家标准。如“米（m）”、“厘米（cm）”、“毫米（mm）”、“微米（μm）”、“吨（t）”、“千克（kg）”、“克（g）”、“毫克（mg）”、“公顷（hm2）”、“平方公里（km2）”、“升（L）”、“毫升（mL）”、“立方米（m3）”、“秒（s）”、“分（min）”、“小时（h）”、“天（d）”等表示。

6.正文各级标题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同级题不同层次的数字之间用下圆点相隔，最末一位数后不加标点。如“l”、“1.1”、“1.1.1”、“1.1.1.1”，标题层次以4节为限，一律左顶格书写题号，后空格书写标题。

7.参考文献要求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进行书写，著录格式如下：①连续出版物的著录格式:标引项顺序号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②专著的著录格式:标引项顺序号作者.书名[M].版本(第一版不标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③论文集的著录格式:标引项顺序号作者.题名[C].见(英文用In)：主编.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④学位论文的著录格式:标引项顺序号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⑤专利的著录格式：标引项顺序号专利申请者.题名[P].国别专利文专利号，日期.⑥技术标准的著录格式：标引项顺序号起草责任者.标准代号[S]标准顺序号—年，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⑦报告:标引项顺序号报告人.题名[R].会议名称，会址，年份.

8.来稿文责自负，本刊有权删改。稿件刊用后，即付稿酬，并赠送刊物。请勿一稿多投。

畜牧发展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沟通对象;交流方案;批注汇总;全文修订

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进步，研究领域的学科划分更加专业和细致，学术研究呈现团体化和机构化等特征。团体内成员之间、成员与团体之间、团体之间(甚至跨学科、跨国界团体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学术科研活动中，合著发文为这种联系的表现之一［1］。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合著论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2-3］。笔者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统计2019年《畜牧兽医学报》《动物营养学报》《上海畜牧兽医通讯》载文，发现合著论文占总载文比率分别为99.64%、99.67%和91.87%，合著论文较单一作者论文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另外，由于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术评价体制中，论文署名在年终考评、职称晋升中占有很大的权重，部分来稿作者署名不严谨，故合著的作者署名也越来越复杂［4-5］。在论文退修过程中，期刊编辑往往只注重与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进行沟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论文质量的提升。尤其一作是在读研究生或刚参加工作科研人员的论文，通信作者往往只把握研究方向，而真正实验设计、细节指导甚至执行者往往是署名第二、三作者甚至署名更靠后的科研人员。笔者依据多年科技期刊编辑经验，提出科技期刊编辑应重视分析、甄别稿件署名作者在科研生产中的角色，再结合来稿存在的问题，在稿件退修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选择交流对象，进行有效沟通，进而提升论文质量和退修效率。

1与多位署名作者沟通的必要性

实验性论文的产出流程一般涉及实验设计、实验执行和执笔撰文3个环节，而署名作者按照其在实验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的贡献，可分为实验设计者、实验执行者、实验指导者、执笔者、实验合作者、联合导师和团队成员等7种角色。其中前4种角色为论文主要贡献作者。在合著来稿中，前4种角色由1人承担的极少，而由一作，通信作者，第二、三作者甚至更多作者分担的则占大多数。每个角色所熟悉的稿件部分有所不同:比如实验设计者，对研究背景、选题在学科领域的地位作用以及待解决的问题等比较了解，因而对论文“引言”和“讨论”部分比较熟悉;实验执行者对实验过程所用的材料、采用的方法和实验原始数据等细节信息比较清楚，故对“材料与方法”和“结果与分析”的数据比较熟悉;实验指导者，负责实验方案的设计和实验结果的分析，对试验方法和数据分析相关处理比较熟悉;执笔人负责论文撰写，对文字表达和格式规范比较擅长。因此，科技期刊编辑在修改合著来稿时，应结合来稿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交流对象，开展有效沟通，进而实现用最少的精力使来稿中问题解决程度最大化。因此，为了保证退修质量和提升退修效率，科技期刊编辑在退修过程中，与多位作者交流沟通很有必要。另外，有部分学生一作来稿，因学生作者拿到《录用通知》后不久便毕业离校，使后期退修工作难以推进，致使稿件休眠现象时有发生。实行与多位作者交流退修策略可促使署名作者间相互督促，又可通过退修分流减轻投稿人的修改压力，进而有效避免休眠稿件和流产稿件的发生。

2与多位署名作者沟通的退修策略

2．1交流退修前的准备。2．1．1确认交流对象。科技期刊编辑部可以要求作者在投稿时提供署名作者贡献陈述［4］，便于编辑初步掌握署名作者角色，然后由责任编辑联系投稿作者确认署名作者中主要贡献作者的具体角色;再结合待修改问题类型分别明确交流对象。来稿中各部分问题相应交流对象见表1。2．1．2制定交流方案。在与投稿作者确认交流对象的同时，编辑要求投稿人提供每位主要贡献作者的有效即时交流方式信息，并大致了解每个交流对象的岗位和学术背景、黄金交流档期和交流习惯(包括常用交流工具、在线时间、语言风格)等。编辑综合考虑每个交流对象档期的宽泛度、可调度(宽泛度窄、可调度低优先)和待修改问题性质(先“材料与方法”，然后“结果与分析”，再“引言”与“讨论”，最后通篇文字格式)确定交流顺序，制定包括具体问题、交流对象、沟通时间和方式的合理交流方案。制作合理交流方案可以避免出现因交流对象出差、挂职、出国等原因，导致稿件迟迟不能休回，或者因交流工具使用不当，作者未能及时收到退修意见，致使退修延后的问题。2．2沟通与退修策略。因为论文各组成部分的内容特点和作用不同，存在问题性质和退修要求不同;又因交流对象不同，决定对应的有效交流方式和退修策略有所不同。不同类型问题的适宜交流对象及其特点、交流注意事项和修改要求见表1。2．2．1与多位作者交流沟通。因为“材料”“方法”要求信息比较详细，所以相关交流退修需编辑先制作带有编辑标记的退修稿［6］，并作为附件通过E-mail发给实验执行人，利用QQ、微信、电话等即时聊天工具提醒及时查收;待实验执行人基本完成修改时，进行交流，助力其修改规范、到位。制作“带有编辑标记的退修稿”时，责任编辑可将文中缺少的必要信息在原稿适当位置留有“天窗”，并将修改要求用批注说明，以便作者填空补充;而对于不当内容，则需在相应位置批注说明问题性质及修改建议。“引言”“讨论”以及数据分析方面问题的交流沟通，因交流对象———实验设计者或实验指导者具有一定的科研背景和投稿经验，故责任编辑可通过即时聊天工具说明问题所在及修改要求，亦可通过即时聊天工具或E-mail发送意见具体明确、理由充分的退修信告知。要求交流对象在退修稿或原稿中以修订模式将所修改内容或补充信息标示出来，以方便后期编辑对交流修改信息的审读、汇总等处理。2．2．2交流信息汇总与处理。责任编辑将从与多名作者交流沟通中获得的信息进行记录，仔细审核所获信息是否满足表1中相应的修改要求，对符合要求的信息进行汇总，而不符合要求的信息则需与原交流对象再次深入沟通，必要时考虑更换或增加交流对象，直至获得符合要求的信息。编辑在审核和汇总过程中，需注意对交流信息的消化理解。信息汇总完毕，责任编辑还需比较审读源于多位作者的交流信息是否存在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对于不统一的交流信息，责任编辑首先依据自己专业储备或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给出初步判断，然后再与信息源作者分别进行深入交流，究其所以然，进行复判;选取合理性高的信息，并与合理性欠缺信息源交流对象沟通，直至达成共识;若复判仍未果，则需求助审稿人评判、完善。2．2．3交由执笔人整体退修。责任编辑将文中问题相关交流信息以及全文的文字表达、格式方面问题，直接批注于原稿中相应位置，同时提供规范参考模板，以附件形式发邮件给执笔人，及时留言提醒查收并进行统改。一周后联系执笔人，交流探讨统改中的问题。

3结束语

日常稿件退修环节，笔者除了与第一作者及通信作者沟通外，还需重视第二、第三作者及其他署名作者的实际贡献，准确把握修改时应该联系的作者，做到有侧重、有分工地解决论文中问题，使署名作者间合作从科学研究的方案设计、实验执行延伸到论文加工环节，在共同打造论文精品中充分发挥署名作者各自所长，同时也较好地规避了多次退修后效果不尽如人意问题的出现。笔者认为一个合格的科技期刊编辑不仅要注重个人专业学术素质和编辑业务素质的培养，还应注重整合、调动作者潜力相关能力的培养。在交流与退修过程中，编辑人员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性，根据作者的学术背景、工作性质和交流习惯等来调整交流方式和退修策略，做到因人退修［7］。另外，编辑部要求投稿作者引入署名作者贡献的陈述［8］，这不仅有利于快速有效地识别合著论文中的合作现状［4］，有利于加强学术规范、净化学术环境、加强科研诚信［9］，还有利于期刊编辑提高退修效率和质量，进而提高稿件信息的效价，使稿件趋于完善，从而提高论文和期刊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倪萍，安新颖．国际合著模式与论文被引相关性研究［J］．医学信息学杂志，2015，36(9):60

［2］金伟，乔桢．我国科技期刊合著作者署名的演变［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1(4):133

［3］温晓平，马秋明，窦春蕊．中国顶尖科技期刊的学科分布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27(1):116

［4］张峻．关于共同第一作者与作者贡献的署名问题［J］．编辑学报，2010，22(5):397

［5］李路丹．论期刊编辑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防与治［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18(2):92

［6］叶红波．带有编辑标记的完整退修稿对期刊工作的促进作用［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2):208

［7］于荣利，曹晖，朱丽娜，等．专业学术期刊编辑对不同作者群的退修策略:《食用菌学报》的编辑实践［J］．编辑学报，2013，25(1):54

［8］刘丽萍，刘春丽．高影响力国际医学期刊署名规范调研与启示［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30(4):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