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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7 13:01:12

畜牧业论文

畜牧业论文范文篇1

畜牧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也就是畜产品加工业，工业化是传统农业融入现代市场经济进行的必然选择，是一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畜牧业产业化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巨大差距，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加工层次低，精深加工产品少，需要重点投入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1.1建立、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各地产业化的实践表明，龙头企业是多个产业化经营环节的中心，在产业链发展和完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带动农民致富方面，更是举足轻重，其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建设、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应坚持正确的原则和导向。首先要注重规模，注重培育大型企业集团，走集团化发展道路，才能在信息、技术、营销等方面实现综合协调发展。其次要注重标准,不管是新上的项目，还是新开发的产品，标准一定要高，有了高标准，才能确保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第三要建立长远规划，不断拓宽发展领域，要做到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同步发展。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向国外拓展，提高辐射带动能力，从而拉动龙头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1.2建设现代养殖业生产体系，把农民组织起来

养殖业产业化关键是促进生产的组织化，只有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小规模分散的生产和加工企业、市场连接起来，才能形成产业链，促进产业化进程。这其中应遵循的原则是：自愿原则、风险和利益共担共享原则、综合服务原则。财政和金融要加大投入，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组建贸工牧、产加销一体化的联合体。

1.3提高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

养殖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是产业化的基础。目前，实行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出现农民的利益受损害。二是由于农民不履行合同，企业利益受损害。三是小规模饲养难以实行统一的技术标准，使经过加工后的终端产品质量标准降低。导致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专业化规模化生产水平低。要提高产业化程度，就要推行“公司加基地”、“公司加合作社”、“公司加牧场”等多种产业化模式。专业化和规模化有利于产业化质量的提高，有利于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保证，有利于诸环节间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合同契约的履行。因此，要把专业化和规模化作为推动产业化的基础措施，抓实抓好。

2重点投向畜牧业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任务，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从市场需求出发，把产业结构和畜产品结构“调新、调优、调强”。一是要优化产业结构。使养殖业、加工业、饲料业和兽药业以及相关服务行业统筹发展。目前我省各产业发展十分不平衡，养殖业发展速度快，但畜产品加工业、饲料工业、兽药业发展均比较缓慢。要改变这种局面，在保持养殖业稳步增长的同时，要把加工业，饲料业和兽药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平衡推进，协调发展，形成一个大的产业群，提高产业群体效益。二是要优化品种结构。根据不同的资源特点和养殖业发展的基础，在品种结构上坚持做到“三个调整”：第一，向优质上调整，大力提高三元杂交猪、牛所占比重，羊、禽要大力推广应用优良品种，使优良品种率不断提升。第二，向食草型上调整，大力发展牛、羊、鹅，使秸秆和饲草资源得到开发利用，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牧业整体经济效益。第三，向特色上调整，大力发展特种养殖业，打造我市畜产品的特色品牌。三是要优化产品结构。要把优质、营养、安全、绿色的畜产品生产放在突出位置，扩大加工能力，延伸加工层次，按照国际质量标准要求，加快畜产品开发。产业结构调整要做到平面调整和立体式调整相结合，通过调整，形成一个结构合理、市场、质量、效益优势突出的开放型产业。

3重点投向畜牧业标准化

标准化是提高畜产品质量，提高养殖业经济效益，提高畜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的一项基础性措施，可以说没有标准化，很难把畜牧业经济做大做强，这一点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标准化也是一项长期工作，可以说只要有养殖生产存在，就要有标准化，因此，要把标准化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标准化还是一项系统工作，它涉及到标准的制定、实施、管理、认证等诸多环节。因此，一定要做到标准的制定要科学、全面，要配套实施，要严格管理，要准确认证。

4重点投向畜牧业科教领域

畜牧业论文范文篇2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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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畜牧业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代郡牧场是北魏建立的第一个国营牧场，曾于泰常六年（421）进行扩建。北魏迁都以后，大多数牲口都移往了河阳牧场，只保留了一小部分于此。后来北齐恒州的代郡牧场，便是沿袭北魏该地而来的。漠南牧场的经营方式与代郡牧场有所不同，它保留了被征服部族的原部落组织，“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7]。漠南牧场人畜众多，畜牧业生产繁荣，以致于“岁至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毛皮委积”[8]。河西牧场的规模最为庞大，并且存在时间也最长，将近90年，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有显著地位。河阳牧场距黄河仅10里，位于中原腹地，是迁都以后，鉴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距京都较远，为满足京师警备及畜产品消费而兴建的。

从以上对于四大国营牧场的介绍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国营牧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与北魏拓跋鲜卑的南下逐步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最终定都洛阳始终保持一致的，亦反映了北魏畜牧业在时空上的变化。即整个社会在向中原定居的农耕社会转变，畜牧经济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四大牧场前三个牧场的牲畜来源全靠战争掠夺而来的，而河阳牧场的牲畜则是从代郡和河西主要是河西牧场迁入的，说明在北魏中前期，掠夺在畜牧业经济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也即河西牧场建立年间，大规模的掠夺已达到了顶点，国力亦达到最高峰，此后掠夺战争随之减少，国势也渐渐衰弱。值得注意的是，河西牧场的牲畜迁往河阳的过程中，“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9]，然后再转牧于河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从每个牧场牲畜惊人的数量可以看出北魏的畜牧业生产规模之大。唐代最大的国家牧场的牲畜总数，也仅为河西牧场的三分之一。可见，北魏的畜牧生产规模及水平，繁荣程度，不但超越了以前历代，就连后来以马政最为著名的唐代甚至也难与之相比。

不但国营畜牧业如此，北魏的私营畜牧业也是比较繁荣的。那些受封牧地的世家大族像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他们的牧地面积多达上百里甚至几百里，所养从事放牧的“牧子”就数以千计，而牲畜的数量更是难以估算。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间，政府制定了征收牲畜税的政策，规定：“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10]，以马作为征收对象，以羊的数量作为征税标准，如果没有发达的私营畜牧业是不可能的。孝明帝（515～528）时，恒州刺史“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11]。北魏《齐民要术》中提到养羊生产，羊的数量往往以“千口”计，“羊一千口者”“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想必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单个家庭饲养千口羊的规模也不罕见。值得一提的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人就曾养了200只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营畜牧业在北魏的畜牧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总结北魏及其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内容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12]，由此可见其地位与重要性了。而这部分，据游修龄先生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13]。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草原文化的烙印，也充分说明了马和羊在北魏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

马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鲜卑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首位，主要是马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包括别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专辟马政。这从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马的书占了绝大部分，且大多是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关于马的饲养，认为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和“三时”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在繁育上，马驴的杂交，需要父强母壮。另外，还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等等。

但是，《齐民要术》畜牧部分有关养马的内容，缪啓愉先生认为“《要术》所载相马内容，颇为繁琐、零乱重复既多，也间有出入，与他篇大不相同”，“怀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插进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较为深刻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技术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产水平与成就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便是《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

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羊的皮毛、肉酪可以满足他们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所以羊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民族，似乎由于学习北方民族的风尚，大量养羊”[15]，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16]，并且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已开始盛行，社会的需求俨然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齐民要术》养羊篇反映的当时生产技术成就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养管理|“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卜式云：牧民何异于是者”[17]，这是对于牧羊人的选择。“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不宜出牧”，舍饲与放牧应结合起来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制酪做毡|“于鐺斧中缓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张生絹袋子，滤熟乳著瓦瓶子中卧之”，制酪应慢火煎，瓦罐盛。做毡“秋毛紧强，春毛软弱”应该混用，并且“不须厚大，唯紧薄均调乃佳耳”

疾病治疗|“羊有疥者，间别之”当时已经认识到通过隔离以防止疾病的传染。“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以此来检验羊的健康状况

《齐民要术》养羊篇所总结和反映的北魏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成就，在中国的养羊史甚至于畜牧史上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和影响。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我国养羊技术资料”[18]，并且“要了解古代养羊的实际方法，应以《齐民要术》的记载为最有价值”[19]，这是对《齐民要术》养羊篇最好的评价。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养羊篇所载的方法内容，很有可能并不像别的卷篇那样包含了对以前的技术经验的总结，而是在北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自身在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并且借鉴北方畜牧生产的经验方法的结果，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不断交汇融合的产物。日本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在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要术》卷六畜牧加工部分是吸收了拓跋族的生产经验。仅从其记叙字数就不难看出，有关羊的饲养比重已远超出此前占优势的猪。从而可见此一时期，华北农民对羊的饲养已处于优势地位。羊的饲养跟农户的活动有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在《要术》养羊第五十七中，大体可以窥之，而体现这些经验的记述，只能是依据直接经验者，其中理应包括有些是从北方民族学来的”[20]。“要术最重要的优良作风之一是引书都注明出处”[21]，而本篇标明出处的仅有一处，即引用《家政法》中的有关内容，“养羊法，当以瓦器盛一升盐，悬养栏中，羊喜盐，自数还啖之，不劳人收”等。由此看来，养羊篇所反映的成就可能是那一时期独创的。

中国古代农书中关于畜牧兽医方面的，以马、牛为最多，驼、猪次之，但有关养羊的专著，则几乎就没有。同时“属于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可说是寥若晨星。反之，兽医书却很不少。在这些著作中，关于家畜的饲养管理的知识沦为附庸”[22]。可见《齐民要术》养羊篇在养羊史上属于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现存最早的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涉及到养羊的部分几乎全部引自《齐民要术》。另外一本元代三大农书之一的《王祯农书》中的羊养技术方法，一字不差全部抄自《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中除了马、羊，对于其它家畜诸如牛、驴、骡、猪、鸡等均有所论及。从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驴骡这两种由北方传入，中原地区以前没有的动物，在那时已经成为很重要的役畜了。书中关于猪和鸡的饲养管理，也都设立了单独的篇章，材料很多，论述很有价值。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当北魏的畜牧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达到顶峰的时候，对于作为统治者的拓跋鲜卑来说，农业，这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经济部门，也得到恢复进而不断发展，最终取代了畜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重又占据首要地位。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过程中，统治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3]、“给农器，记口受田”[24]等等。但是从建国至北方统一的这一个时期，在推行农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游牧贵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仅具有权宜应急性，所以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业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完成统一北方大业以后，通过颁布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加之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这使得以掠夺为主要来源的畜牧业的比重在有所下降，但比起种植业来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此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人声称“国人本着皮套，何用棉帛”[25]，可见农业经济结构尚待全面进行调整。

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26]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得土地与劳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客观上为北魏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它使得农业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从畜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此时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所以《齐民要术》出现在北魏的这个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畜牧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但“如果说鲜卑拓跋部的游牧经济已不复存在，那是错误的”[27]。河阳牧场的存在，至少是个例证。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10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28]。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29]。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1.5年便决溢一次[30]。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31]。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3．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4．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6．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魏书》卷110《食货志》。

[6]《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魏书》卷103《高车传》。

[8]《魏书》卷103《高车传》。

[9]《魏书》卷110《食货志》。

[10]《魏书》卷3《太祖纪》。

[11]《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魏书》卷3《太祖纪》。

[24]《魏书》卷3《太宗纪》。

[25]《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畜牧业论文范文篇4

1养殖结构多元化

1．1稳定生猪数量，提高效益．笔者所在的农区，传统上畜牧业几乎就是一个“猪天下”，生猪产值占牧业产值的50％以上。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普通肉猪已出、现供大于求，效益低下的局面。这种态势必须改变，应把生猪饲养量稳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突出狠抓肉猪品改和质量提高，主攻出栏，降低粮耗，追求效益上。

1．2一突出发展草食牲畜发展草食牲畜，既可挖掘饲草资源，促进节粮，又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区应当花大力气发展牛、羊、兔等草食畜禽，积极开展奶牛养殖、高床养羊、集约化养兔，将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

1,3努力发展小家禽家禽个体小，占地少，耗料低，生长快，效益好。农区应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桑园、果园、水田、塘堰、溪河等，养殖鸡、鸭、鹅等小家禽，积极推广田上养鸭、机械化养鸡，实行规模养殖。

1．4开发观光型畜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引进、繁育、养殖珍稀动物，开发观光型畜牧业。

1．5规模适度在农区，要继续稳定千家万户为主的畜牧业养殖经营方式，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克服小农意识，扶持养殖大户，搞规模养殖。规模大小应视其生态环境条件、饲料资源、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情况而定，搞适度规模，因为只有最佳规模，才能获得最佳效益。不要拔苗助长垒大户，即使人为垒起来，也是昙花一现、必亏无疑。

2畜禽品种优质化

近年来，部分大宗畜产品出现的阶段性、结构性、地区性过剩，是低消费水平下的过剩。实现畜牧业生产从数量型、温饱型向质量型、营养型转变的核心是品种优化。

2．1大力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强化良种意识，瞄准世界动物育种高新技术成果，不断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尽快改造、取代低劣品种，进一步推广杂交改良技术，实行良种良法配套，充分利用外血良种的增产增收潜力。如我市推广生猪已取得明显效益。

2．2保护优良地方品种农区不少优良地方畜禽品种，其含金量颇高。在引进外血品种的同时，保护好优良地方品种，加强选育工作，保护其遗传资源。

2．3规范良种公畜配种业务农区种公畜的引进、饲养、配种业务，应在县主管部门的统一布局、监控下，由基层畜牧兽医站专营，实行统一供精，做到品种优质化，供精有序化。

3牧草种植规模化

必须教育、引导广大农民转变观念，在加强秸秆等农副产物加工利用的同时，变粮、经二元种植为粮、经、饲三元种植，推行种草养畜。

3．1种植牧草的好处一是经济效益可观。农区大田种植优质牧草，其产值是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等农作物产值的3~12倍；二是生态效益好。牧草根系发达，能因水保土，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三是产量高，营养价值高。四是可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增加后作物产量。

3．2农区种草，是种、养业调结构的最佳切入点以地种草，以草换肉、换蛋、换奶、换毛、换皮，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又实现了种、养业优势互补、互促，延长了产业链条。持之以恒，完全可以成为农区经济的新增长点。

3．3引进牧草种籽应注意的问题应经权威机构鉴定合格，先作小区试种，证明适合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叉高产优质，再大面积推广种植。

4技术推广日常化

牧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应做到程序化、日常化、长期化。

4．1加强牧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基层畜牧兽医站是农区畜牧科技的直接推广机构，也是畜牧系统直接面向农户的服务组织，肩负着防疫灭病、品种改良、技术推广、物资供应、销售服务等多种职能，在农民增收增效中功不可没。当前基层畜牧兽医站工作环境条件堪忧。必须稳定、完善、加强基层畜牧兽医站，编制内人员的经费应尽快按国家规定纳入财政预算。同时，按政策规定标准收取好规费和有偿服务费，以增强其活力和实力，避免国家发展畜牧业的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措施在基层不能落实或变形走样。

4．2努力提高牧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素质加大对畜牧技术推广人员，尤其是中青年推广人员的政策、法规、技能等诸方面的培训力度，促使其知识不断更新，能力不断提高。不断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县畜牧局和乡(镇)畜牧兽医站。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牧业技术推广队伍，以增强畜牧科技推广的后劲。

4．3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根据当地养殖项目的技术要求，定期不定期地、有针对性地举办基层干部、养殖户、营销人员技术培训班；结合当地实际，编写乡土教材、实用技术资料，发放到户，指导生产；还要充分利用广播、墙报、集会等来收集并提供信息，预报行情。

5防疫灭病规范化

5．1健全法制进一步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规、政策，让全社会都来支持、配合搞好动物防疫检疫工作。

畜牧业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参考文献：

1．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3．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4．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6．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魏书》卷110《食货志》。

[6]《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魏书》卷103《高车传》。

[8]《魏书》卷103《高车传》。

[9]《魏书》卷110《食货志》。

[10]《魏书》卷3《太祖纪》。

[11]《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魏书》卷3《太祖纪》。

[24]《魏书》卷3《太宗纪》。

[25]《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30]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31]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

畜牧业论文范文篇6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2.3游牧业产生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3结语

【参考文献】

[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60～377.

[2]［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3～6.

[3]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t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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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培军，王静爱，等.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环境考古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1-2):168～171.

[8]史培军.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鄂尔多斯地区晚第四纪以来地理环境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118～123.

[9]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4～27.

[10]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305.

[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畜牧业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体育用品体育品牌发展前景

一、体育用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体育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温度计”，是体现各国综合国力的标准。当前，体育产业已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点之一，世界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在5000亿美元左右，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美国经济学家根据W·里昂节夫所创立的部门关联模型，推算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位于第8位。体育产业的涵盖面很广，几乎覆盖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所有部门，诸如制造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都与之有较高的关联。而且，体育产业的规模巨大，它涉及到消费者的衣、食、住、行、玩、乐，是刺激内需的强力杠杆。我国的体育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因此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我国体育产业将成为21世纪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体育用品业，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把其作为体育产业的最主要行业之一，美国的体育用品销售总额已占全世界体育用品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我国的体育用品业近几年来也得到迅猛发展，全国居民用于体育用品的支出已经位于日常基本生活消费之外重要消费支出的第6位，全国体育用品行业总产值更是以每年493亿元的规模增长。而且我国体育用品也是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产品，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额超过70亿美元，并以每年近1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我国体育用品业仅用十来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二三十年走过的路，其发展速度令世界惊奇。但是，与世界体育用品生产大国相比，我国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出口创汇总额仅是发达国家的一个零头，因此，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市场空间。

二、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1.许多的国外体育用品企业及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国内体育用品市场的争夺将日趋激烈。奥运会已经成为展示国际体育用品业发展趋势潮流的舞台。任何一个国际知名体育用品企业都不会放弃奥运会这个最佳的产品营销和展示机会。因此，随着2008年的临近，会有更多的外国体育用品企业进军中国的体育用品市场，国内市场的国际化趋势将更加明显。

国外著名体育用品企业对国内体育用品企业的挤压和吞食一般分为三个阶级：一是带牌加工阶段；二是布点设厂，品牌扩张阶段；三是通过参股、控股、兼并、垄断国内品牌等多种手段，打跨国内企业，现垄断经营。目前国外大企业已完成了第二个阶段，正在向第三个阶级过渡。

2.国内用品企业竞争力不足。国内体育用品生产企业起步很低，制造业仍然停留在3个较低的层次：出卖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和来料加工型。它们没有自己特色的拳头产品（“李宁”牌除外）。世界体育用品联合会资料显示，在全世界体育用品市场上，有6.5%的产品是中国制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现实。有数据表明：耐克40%的产品在中国加工，美津侬的鞋甚至达到了90%。因此，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国际体育产品的大加工厂”。3.国内许多体育运动爱好者对国内体育品牌的认识不足。随着国际体育品牌的兵临城下，人们对体育品牌消费进入一种误区：认为越贵的越好，越是国外的越愿掏钱。他们不能仔细地去挑选属于自己个性、特色的运动品牌，而是一味地跟随潮流。许多人的“崇洋”心理使自己做出了买国外体育品牌的匆促决定，这不得不使我们正视这个问题。

4.体育用品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寥寥无几。据有关部门数据显示：70%的国内企业生产的体育器材、设备达不到国际赛事的标准。虽然在某些国内品牌体育器材中，有些已通过国际单项协会认证，有些在亚运会等国际大赛中已经得到检验，但可能冲进奥运会的几家企业很难与国际体育用品界的大鳄们抗衡，很难与国际名牌同分一杯自家门前的奥运羹。

三、我国体育用品的发展对策

1.抓住奥运商机，加大力度发展我国体育用品业，大力培养科研人才，提高研发能力。培养科研人才，确定好自己的发展方向，是指导企业发展的重要依据。在定位这一战略决策确定后，完成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营销能力之类技术性的工作才不会盲目地进行，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形成自身的品牌特点、比较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

2.研发具有适应我国运动市场的体育用品，实现个性化服务。首先可以开发具有民族地域特征的运动消费品；其次可根据人们的年龄、性别、个性、收入进行产品研发设计；再者应不断提高体育用品的科技含量，加强外观设计，体现品牌价值。

3.集团、规模化发展。组建大型体育用品企业集团，规模化发展，是我国体育用品企业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迫切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首先要支持拥有名牌商标和经济技术实力的大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通过资本运营，实现企业规模化发展和产品市场的扩张；其次要通过资源的优化组合，进行强弱、强强联合。

畜牧业论文范文篇8

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

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以畜牧业为依托的资源循环利用，将养殖业、种植业、沼气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通过各环节之间的合理布置和匹配，使得物质和能量实现梯级利用，从而使畜牧业生产达到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的目的，实现了畜牧业的循环发展。根据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经济、能源和生态效益［1］。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污染物主要是畜禽粪便、病原微生物和污水。据测算，1个8m3的沼气池可处理4口之家、3～6头生猪的人畜粪便和部分生活垃圾，全年可生产沼气385m3、沼肥30m3，替代薪材相当于0.23hm2左右经济林地的蓄积量。因此，应积极增加农村沼气建设方面的投资，稳步扩大农村户用沼气池的建设规模，通过建设沼气池，引导农民改水、改厨、改厕、改圈，全面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应加大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示范建设力度，以便生产出更多的沼气给农民群众使用，又使畜禽粪便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促进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布局如图2所示。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通过利用粪尿沼气发酵、堆肥发酵、沼液还田等模式相结合来解决养殖与排污、生产与环保、生产与能源的矛盾，使整个园区成为一个开放型的生态系统，真正将园区建成高产、优质、高效的生态畜牧科技示范园。按照“养殖集中化、粪便资源化、污染减量化、治理生态化”的思路，排出的粪便污水进入沼气池，经厌氧发酵产生沼气，沼气可供猪舍采暖和发电。沼液可通过灌溉系统来浇灌园区内苗木、蔬菜和果园，作为肥料使用;沼气渣可用于养殖蚯蚓，蚯蚓可作为动物蛋白质饲料的来源，剩余的废渣还可作为肥料来使用，可以起到改良土壤与防止土地板结的作用，同时采用沼肥施果树可以提高水果品质，增加产量，提高果树的防冻能力和抗病虫害能力，既防治了畜禽养殖污染与改善了园区生态环境，又促进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3］。该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以畜禽养殖为中心，以沼气工程为40卷36期朱国奉等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研究17635纽带，集种、养、鱼、副、加工业为一体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猪得到了科学饲养，物质和能量获得了充分利用，环境得到了良好地保护，因此生产成本低，产品质量优，资源利用率高，达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效果［1］。图2生态系统布局图3水禽繁育推广中心的生态系统布局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下属实体单位“部级姜曲海猪保种场”(农业部授牌，工商注册名为“江苏姜曲海种猪场”)通过采用人工清扫措施将干湿分开，污水进入USR厌氧塔进行发酵，产生的沼气用于生产、生活和发电，干粪及沼渣生产有机肥料。产生的沼液通过20hm2苗木林和46.67hm2种植基地消化，可达到能源—生态型处理要求。通过推广养殖技术、沼气使用技术、沼渣、沼液使用技术等，特地组织了农民培训学校，现场教授，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宅院洁净、路道洁净、养殖洁净，生产生活中的垃圾能进入沼气的全部进入沼气池，如粪水、废水、蔬菜下角料等过去进露天粪池改为进沼气池［1］。种猪场通过对猪粪、尿、污水的无害化处理，其产生的沼渣、沼液可用于各种农作物以及果树、苗木、花卉等特种经济作物的基肥和追肥。江苏姜曲海种猪场周边有大约66.67hm2的苗木林，特别是猪场位于我国农业开发区内，有农田2000多hm2，还有多家花卉生产基地，有机肥需求量较大，可以无害化处理所产生的污染物。产生的沼气经发电，可满足整个园区及周边居民的用电需求［1］。具体的污水处理工艺方案如图4所示。在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实施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过程中，主要通过记录畜禽粪便排放量及产生的沼气压力等，并结合园区的教职员工的反应来体现此次实践的初步成效。在不同供料模式情况下，各体重阶段猪的粪尿平均排出量见表1。沼气压力表上显示的压力均为3500～5500Pa［5］。要实现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及区域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就必须加快循环经济型畜牧业建设。该研究利用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来衡量我国当前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和障碍度分析，找出主要障碍因素，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我国畜牧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多业有机组合，集约生产经营。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既涉及到养殖业、种植业的产业结构内部调整优化，又涉及到与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相配套的产业间内部结构调整。只有产业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结构得到优化，建立与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相适应的产业支撑平台，才能保证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发展。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将“畜禽废弃物－沼气－果树”串联起来，加强了物质循环的多次使用，通过养殖业与种植业密切联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体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要围绕既符合生态循环的自然规律又符合社会经济再生产客观规律的要求，调整优化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结构，形成资源投入减量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污染排放量最小化的产业支撑体系［6］。资源利用合理，增值效果明显。通过2种简易模式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对各种资源有效整合，从而使土地、空间、能源、畜禽粪便等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物质相互循环转化，多级综合利用。一方面，通过沼气发酵，将畜禽粪便分解转化为热能，达到合理利用，无污染的肥料施于果树，增加了土地有机质，实现了秸杆还田，并部分转化为饲料，达到用能与节能并进。另一方面，通过提升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科技水平和服务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同时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统筹科技资源、整合科研力量、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内部机制，搭建科技创新、技术推广、农民培训教育新平台，全面提升、引进、创新和转化效力，加快良种繁育、环保饲(肥)料开发、疫病防控、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性技术的组合配套，全面推进科技进步，用科技支撑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持续稳步发展［7］。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与卫生条件。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通过将生物资产联结起来，通过沼气发酵消灭了病菌，使粪便排放达到了无害化效果，改变了粪便、垃圾等污染物任意堆放的不良状况，有效保护和净化了环境，减少了疾病传播，显著改善了园区卫生面貌。这种模式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实施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后空气质量测定结果见表2［8］。资源循环利用是生态保护型经济，针对园区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生态问题，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本着科学规划的原则，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基本思路。用资源循环利用的理论来防治畜牧业点源和面源污染。如果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农药及化肥，而畜禽粪便不达标排放，农田废弃物又随便处置，将会造成畜牧业系统中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立体交叉污染，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9］。用循环经济理论引导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发展。将资源循环利用理论引入畜牧业领域，组织引导并协调畜牧业生产，通过对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利用来促使污染或废弃物减量化，从而达到畜牧业生产和环境保护相容的理想状态。(1)切实转变畜牧业经济发展理念，在畜牧业生产中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现行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直接危及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最终必然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停滞。人类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促使畜牧业生产走“优质、高效、高产、和谐、可持续”的道路。畜牧业废弃物的处理与资源化不仅关系到资源的再利用和环境安全，同时与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紧密相关。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三环循环理论”［2］如图5所示。该理论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础，以人为本，由废弃物的生态循环开始，逐级发展到循环畜牧业、循环社会的“三环”循环总体发展战略思路;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三环循环理论”中第1“环”是从畜牧业本身发展的层面，按照生态循环理论，以畜牧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为切入点连接种植业和养殖业，构建循环畜牧业的发展模式;第2“环”是依据资源循环利用理论，构建生产－生活－生态－生命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四生一体”农村发展模式;第3“环”为在上述2个循环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循环社会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①禽－粪－饲料循环能将畜禽粪便作为饲料原料和有机肥料。经膨化的畜禽粪便不仅无臭味，而且色泽淡黄，有炒香味，可替代30%的全价料饲喂畜禽，可降低成本20%以上。使用同样方法制成有机肥后，可完全替代化肥，而成本仅为尿素价格的40%左右，此种肥料可向有机蔬菜基地专供，市场潜力巨大［10］。②畜禽－沼气－菜循环系统在在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据测算每头标准畜可年产600多m3沼气，产生的沼气可以解决园区内动力用电、照明用电和生活用电需用。将富余沼气通入大棚蔬菜中，用于冬天增温和追施CO2，蔬菜使用的肥料为沼液、沼渣，所生产的蔬菜完全达到绿色环保的要求［11］。③草－畜－草循环系统是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随着高效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认识到其经济效益，每公顷优质牧草地可产牧草7.5t以上。实践证明，种草养畜所取得的资源循环利用效益是种粮食的2倍以上，具有双重经济效益，值得推广［12］。(2)极力打造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框架。打造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框架需做到以下方面:①以畜禽、水产生产加工企业为依托的畜禽、水产加工资源循环利用链条;②以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龙头加工企业为依托的加工企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13］。(3)加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步伐，培育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载体。加强循环型畜牧业园区建设，制订园区发展规划，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将具有上下游共生共存关系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园区内部，实现有害污染物在园区内实施闭路循环消化吸收;做好农副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建设，大力推进出口畜禽产品的清洁生产，使农副产品达到质量、环保等方面的多重标准，使我国的农副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4］。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及周边乡镇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还存在着一些新的情况。例如，有些农户不想从事养殖业，很显然没有畜禽养殖就没有沼气所需的优质原料，沼气的产量就会受到影响;农户觉得资源循环利用费时费事，节约成本有限，而且在技术工艺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等等，都制约了畜牧业的资源循环利用［15］。沼气的沼液和沼渣的进一步循环利用。沼液、沼渣是经过厌氧发酵的产物，这2种物质如何再次进入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值得进一步研究。据报道，对厌氧发酵液按浓度10%进行测定，发现其不仅含6．5%蛋白质，而且含有多种常量物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活力较强的纤维素酶等)，都是可溶性营养物质，易于消化吸收。这些物质可用于生猪育肥、提高饲料利用率、缩短饲养周期［16］。沼气的沼液和沼渣如何再次进入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系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以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畜牧业资源链的多层面综合研究。江苏姜曲海种猪场大型沼气工程项目已于2008年11月通过国家验收，效果超过专家们的预测目标，目前笔者正以部级姜曲海猪保种场(江苏姜曲海种猪场)、江苏丰达种鸭场、国家水禽种质资源基因库联合上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和江苏省发改委争取项目，希望通过深入研究为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提供更为详实的实践支撑。生物质资源技术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高。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尚未组建生物质资源利用研究机构，也未成立相应的协会，生物质资源研究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再加上我国对生物质资源利用的重要地位重视不够，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例如，我国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受到农民广泛欢迎，2007年省补资金达1600万元，但是地方配套资金仅有400万元，区县配套资金更少，有些区县几乎没有。这种“两头热、中间冷”的状况，导致已列入省级目标的一些重大项目实施困难，进展缓慢［1］。

结论与展望

畜牧业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

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畜牧业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唐代畜牧业监牧制度

监牧制始于唐朝，《新唐书·兵志》载：“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因此前贤与当今学者均将其列于唐代马政系统之中，详加论述①。实则监牧是隶于太仆寺的基层畜牧业经营机构。《志》又载：

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

此处所引，仅说明了监牧的隶属关系，以及内部组织结构。现就其等级分类、分布地域、监牧的管理制度等，分述如下：

一、监牧的等级区分与管理系统

监牧制度确立后，按其设置地区山川形势、草场状况、气候条件优劣等综合因素，规定其发展规模，区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新唐书·百官三》：

诸牧监：上牧监：监各一人，从五品下；副监二人，正六品下；丞各二人，正八品上；主簿各一人，正九品下。中牧监：监，正六品下；副监，从六品下；丞，从八品上；主簿，从九品上。下牧监：监，从六品下；副监，正七品下；丞，正九品上；主簿，从九品下。中牧监副监、丞、减上牧监一员。

牧监分为上、中、下三等的标准，均以所牧马数量多少为定：

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

《大唐六典·太仆寺》又载：“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为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由此知，监牧之分左、右，又是以所牧马的细、粗来区分的。所谓“杂畜牧”，当是指牛、羊、驴、骡、驼之类，均归入下监。作这样的区分，也是为了便于管理、放牧和上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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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宋常廉：《唐代马政》(上、下)，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从书》第2辑第2册，第185—196页。

对唐代牧监的机构及其管理系统，诸书记载不尽一致，在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中说：

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弃世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①

张万岁主国家马政，始于贞观十五年(641)，《唐会要》卷66群牧使条载：“贞观十五年尚乘奉御张万岁除太仆少卿，勾当群牧，不入官衔，至麟德元年十二月免官。”此时张的任务就是管理群牧，不另设官职。下设四十八监，设八使来加以统领。对此初置监牧事，《元和郡县图志》卷3“原州”条下又作了不同的记载：

监牧，贞观中自京师赤岸泽移马牧於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②

原州，即平凉郡。这里说的是东、西、南、北四使，而不是八使，并将四使理所地点，一一交待清楚。监有五十，而不是四十八监。另外，还有岐、邠、宁、泾诸州的八马坊，唐人郗昂撰《岐、邠、宁、泾四州八马坊颂碑》说：

先是国家以岐山近甸，邪土晚寒，宁州壤甘，泾水流恶，泽茂丰草，地平鲜原，当古公走马之郊，接非子犬邱之野，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余在三郡。保乐第一，苏忠主之；甘露第二，刘义尸之；南普润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润第四，邵业监之；岐阳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马庆尹之；宜禄第七，曾睿领之；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又命朝散大夫都苑总监韦绩总以统之。③

这个记载与前两者又不一样，说的是在关中的岐、邠、宁、泾四州设置八马坊的情况。究竟如何看待这三个内容不同的唐人记载?

《新唐书·兵志》将其作了综合后，记载说：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邪、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日保乐，……八日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④

对于这一综合性记载，唐长孺先生在《唐书兵志笺正》中已指出是错的，并分析说：《通典》、《元和郡县志》“并言贞观移马牧在渭、兰、原、秦四州，与张说监牧颂同，”而“郗文岐、邠、宁、泾四州八马坊牧，盖开元间置，”二者不得混而为一。⑤因此，《新唐书·兵志》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述，不能作为认识唐监牧发展的依据，主要依据还应是唐人自已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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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226第3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2282页。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3“原州条”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59页。

③《全唐文》卷361第4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3671页。

④《新唐书》卷50《兵志》第5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37页。

⑤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113页。

根据上列三个唐人记载分析，唐代前期监牧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贞观十五年以前的原州时期，以原州为基地，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下管东、西、南、北四使，每使下设若干监。第二阶段是贞观十五年以后至麟德元年十二月陇右监牧时期，以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下管八使，统四十八监。第三阶段是麟德以后，“更析八监”时期，即增设盐州八监、岚州三监(《新唐书·百官三》作“监二”)。第四阶段是开元初在岐、邠、宁、泾四州又新增八监、即八马坊时期。

牧监的长官称“监”，监之上的长官为坊使，或监牧使。前列的八坊长官苏忠等人应即是这类监牧使。监以下的机构，据《大唐六典》载：“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依据尚存的《厩牧令》文、《唐律疏议》及《新唐书·兵志》等综合分析得知：每一牧监的监官管五名牧尉，每一牧尉管十五名牧长，牧长即是群头，群头直接管理畜群，其下还有牧子。这样，此监牧系统应为：

马、牛以120头匹为一群，这应是一个标准数，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也有大于此数者，如吐鲁番出土的《唐张从牒为计开元十年(722)蒲昌群长行马事》中，西州蒲昌群的长行马就曾有“壹伯肆拾陆匹”之多。①群，应该就是官府畜牧业生产的最基层单位。

关于“陇右诸牧监使”，初唐时并无此职，唐初的四十年，只是令张万岁“勾当群牧，不入官衔”，到了仪凤三年(678)十月，才令“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自兹始有使号。”②上引的朝散大夫都苑总监韦绩，大概即属此职，但《唐会要》未列其名，却列有“韦衢”，查两唐书人名中，不见“韦绩”一名，而在《新唐书》卷74上《宰相世系四上》中，有“韦衢”名，其职为“殿中监闲厩使”③，正属畜牧业系统的官员。《八马坊颂碑》的录文，有可能将实为“韦衢”的名字，误录成“韦绩”了。

二、唐代监牧的扩展与地域分布

《大唐六典·驾部郎中》条记唐有监牧六十五，其下注云：“南使十五监、西使十六监、北使七监、东使九监、盐州使八监、岚州使三监。”从各使下辖监数计算，实为五十八监，尚阙七监。这也是学术界感兴趣的一个小问题，究其原因，有可能是将八马坊未作注记的结果。不过，如将八马坊也计入其中，其总数就应该是六十六监，又多出一监，或因当时牧监、时有增损，不足为奇。

关于贞观初年牧监在原州及其四周的分布，前揭《元和郡县图志》已有具体叙述，南使设在原州西南180里，应抵秦州界。西使在临洮军西220里，《新唐书·地理志》临州狄道郡条下载：“临洮军，久视元年置，宝应元年没吐蕃。”④临洮军在临州，而临州又是“天宝三载析金城郡之狄道县置，”如此临洮军实在兰州金城郡，故《图志》说牧监在“兰州狄道县之西”。如按“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的方位，则已到了河州，与实情不符。故杨际平师指出：“秦、渭、会、原诸州皆在兰州狄道之东，故知此‘西’字当为‘东’字之误，”⑤此论至确。狄道以东220里，当在渭州境内。北使、东使均寄理原州城内。这片监牧地以原州平凉郡为中心，“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原州平凉郡，隶关内道，约当今甘肃省平凉、静宁、崇信、隆德及宁夏固原等县市，这是监牧设置初始阶段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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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本，第210页。

②《唐会要》卷66“群牧使”条。

③《新唐书》卷74上《宰相世系四上》第10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080页。

④《新唐书》卷40《地理志》第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42页。

⑤杨际平：《唐代官营牧畜业的发展规模》，见《中国经济通史》，第465页。

到了第二阶段，监牧地在原州平凉郡的基础上又有扩大，如《监牧颂德碑》所云：“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此四郡，除平凉郡如前述以外；陇西郡即渭州，属陇右道，约当今甘肃省陇西，漳县、武山、渭源、通渭、定西等县；金城郡即兰州，亦属陇右道，约当今甘肃兰州、榆中、临洮、皋兰、永登等县市；天水郡即秦州，属陇右道，约当今甘肃省天水、甘谷、清水、秦安、庄浪，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县市；这片地域，除兰州金城郡有部分属黄河以西外，余均在黄河以东的陇山东西一带，幅员已广至千里。

第三阶段，监牧即使扩大到陇右，牧地还是狭窄，於是就出现了“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河曲丰旷之野，乃是指今陕、甘、宁、内蒙相交的这片黄河大河套地区，唐代的盐、夏、银、绥诸州即在于此。新更析的八监，就是指以盐州为首的八监，其中可能还包括夏、银、绥诸州部分地段在内。盐州隶关内道，其地当今陕西定边、盐池等县。“河曲丰旷之野”，《新唐书·兵志》写作“河西丰旷之野”，这是抄写张说《陇右监牧颂德牌》时出现的错误。“河曲”与“河西”，虽然是一字之差，其地域所涉，却是完全不同的。盐、夏、银、绥诸州正处于史称的“河曲地带”，均属于关内道，都不在河西。这期间，还在岚州建置三监，《新唐书·兵志》云：“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玄池、天池之监。”岚州属河东道，其地约当今晋北岚县、兴县、静乐等县，其东南与唐太原府比邻，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楼烦，玄池，天池等监定在岚州南部的汾水两侧，当是有所依据的。①可见当时官府牧地逐渐扩展到了今陕北、晋北地区。此后，吐蕃、突厥等族的不断侵扰，使得战事频仍、马匹损失严重，永隆(680—681)年间，仅夏州一地即死失牧马18．496万。②

第四阶段是开元初在关内道的岐、邠、宁、泾四州又新增八监、即八马坊。对此地域，郗昂《岐、邠、宁、泾四州八马坊颂碑》列有八坊名称，其中有五坊在岐，其余三郡是每郡一坊。岐州，又名扶风郡，在今陕西西部，辖境包括今陕西省西部宝鸡、凤翔、岐山、眉县等市县；邻州，又名新平郡，约今陕西彬县、旬邑、长武等县；泾州，又名保定郡，约当今甘肃镇原、泾州、灵台等县；宁州，又名彭原郡，约当今甘肃正宁、宁县、合水等县。可以说，这四州均在今陕、甘交界地区，属唐关内道所辖，在京畿道的西北边。占“地广千里”，其中还有牧田“千二百三十顷”。就八马坊所置地考察，岐阳、普润在岐州；宜禄在邠州；安定在泾州和宁州，保乐、甘露、太平三坊，具体地域不明，据“其五在岐”看，也应在岐州。

从上看到，从唐初贞观到中唐天宝年间，唐代牧监的地域在逐步扩大，而且都偏重在西北地区。欧阳修在《论监牧》一文中，曾对这种地域分布描述说：

唐世牧地，皆马性所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邠、宁、泾，东接银、夏，又东至於楼烦，皆唐养马之地也。③

欧阳修的这一概括，基本上勾画出了唐代监牧的地域分布，这一带水草丰盛，田土肥腴，气候高爽，特别适宜于畜群孳生繁衍，故秦汉以来就是丰茂的畜牧场地，到了唐代，也很自然地成为了官府畜牧业勃兴的优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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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时期)46—47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版。

②《唐会要》卷72“马条”。

③欧阳修著：《欧阳文粹集》(陈亮编)卷9《论临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武后时，朝廷为增强军事力量，欲扩监牧地，曾考虑置监登、莱，诏市河南、河北牛羊，以广军资。登、莱二州，约当今山东半岛东部地区，也是唐东部的边防要地，张廷珪以“高原耕地夺为牧所，两州无复丁田，牛羊践暴，举境何赖?”为由加以阻止①。至于河西凉州一带，武后时也有一些地方官营畜牧业，②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命高丽人王毛仲领内外闲厩，毛仲“于牧事尤力，娩息不訾。初监马二十四万，后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数倍。莳茼麦、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③“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至天宝“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④即是说自高宗仪凤以来，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问，唐官府畜牧业在一度低迷之后，又走向兴盛。

安史之乱后，吐番军队趁虚侵占陇右河西，苑牧畜马皆没，加之境内藩镇纷争、战事频仍，使得原监牧使与坊尽废。然而，藩镇战争对马匹的需要，迫使朝廷又不得不谋求建立新的牧监。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曾在蔡州(今河南省漯河、上蔡等市县)置龙陂监，十四年(819)又于襄州(今湖北襄樊市)置临汉监，到文宗大和七年(833)又于银州(约今陕北米脂、佳县、榆林等县)置银州监，至开成二年(837)牧地扩至绥州(治今绥德)境。此外，在南方农业区还出现过一些时间不长的牧监，如贞元二十年(804)在泉州置过万安监，次年即废。元和十四年(819)在淮南海陵又置临海监，至文宗太和二年(828)也废止，就是襄州的临汉监，也于太和七年(833)停废，⑤停废的原因都是由于监牧广占农田，侵农扰民所致。

唐后期，由于周边各族的不断侵扰，境内方镇的争斗，使中央官府畜牧业惨遭破坏，虽曾一度将监牧地向东南面移徙，多因农牧矛盾太尖锐而未果，故终唐之世，中央官府的畜牧业生产，始终未得兴复。而一些地方藩镇的畜牧业经济，反倒相应地活跃起来了。

除一般监牧外，唐代还有一沙苑监，置在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各史均未将其列入唐初监牧总数，《大唐六典》载：“沙苑监，掌牧养陇右诸牧牛羊，以供其宴会祭祀及尚食所用。”或以为是一特殊的牧场，“应为输送入京牛羊的贮运场，以供宫廷、政府随时取用的。”⑥因其地在唐东西两京之间，地位适中，颇受唐历代帝王重视。唐代帝王常事游猎，行迹几遍于京畿、河南等地，李肇《唐国史补》载：

卢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闻虢州有官猪数千，颇为患。”上日：“为卿移于沙苑，何如?”对日：“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臣谓无用之物，与人食之为便。”德宗叹曰：“卿理虢州，而忧同州百姓。宰相材也”⑦。

这说明同州的沙苑监，确是一处牲畜的贮存场。宋王谠《唐语林》亦载：“德宗暮秋猎于苑中。”⑧此“苑中”疑即沙苑。由此看，早期的沙苑监，既是入京牛羊的贮备场，也是供帝王游猎的猎苑。中唐以后，陇右、河曲诸监没废，沙苑监也就更多地担起了监牧的重任，太和三年(829)三月，唐文宗“以沙苑、楼烦马共五百匹赐幽州行营将士”⑨一事，说明沙苑监内已饲养着大批的马匹，担起了牧马监的任务。

①《新唐书》卷118《张廷挂传》第1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261—4262页。

②《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第1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362页。

③《新唐书》卷121《王毛仲传》第1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

④《新唐书》卷50《兵志》第5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38页。

⑤《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第8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7480页。

⑥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⑦《唐国史补》卷2，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⑧《唐语林》卷2，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49页。

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第8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7480页。

三、监牧的经营管理制度

初唐以来，何以能在40年的时间里，将马5000余匹发展到70．6万?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对一些游牧民族的斗争中，唐获得了大量的牲畜，如贞观四年(630)对突厥颉利的追击战中，“获杂畜数十万”①；贞观九年(635)在青海追击吐谷浑伏允的战役中，又“获杂畜二十余万”②；贞观十五年(641)在反击薛延陀的战役中，“获马万五千匹”；旋又在破突厥思结的战斗中，“获羊马称是”③；到了贞观十七年(643)，薛延陀又“献马五万匹、牛驼一万、羊十万以请婚”。④战争中和纳贡中获得的这巨大数量的杂畜，自然都会充实到监牧中去。由此可见，40年间，马增至70．6万的数额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民族地区的战利品。但唐代官牧孳息的马匹，数量也很大。

当然，这只是牲畜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还在于质量的保证，这涉及到自唐初以来，就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严密的监牧管理制度，如健全完善的层层管理机构；对畜牧从业人员严格的奖惩制度；牲畜的藉帐档案制度和对牲畜草料因时制宜地供给制度等。这些方面，杨际平先生已作较系统的分析和论述⑤，除此以外，还有几个方面可以再作点补充：

首先是对牲畜品种的引进与改良，武德年间，康居国献马4000匹。《唐会要》载：

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⑥

大宛马属优良品种，体形大，用之改造唐马，效果显著。贞观初年与突厥的交战中，曾获得大量的突厥马，突厥马是蒙古高原上的优良马种，《唐会要》载：

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⑦

可见突厥马既机动灵活，又能远行，很适合战争的需要。此外，还有一些域外良种马的引进，如“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于遣使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太宗奇之，各为制名”⑧。这些域外良种马的引进，给唐代国营的牧马业不断地注入了新的血液，保证了牲畜品种的优势，也带来了牧马业的兴旺。

其次是在牲畜的日常牧饲管理上，有一套符合实际，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⑨，曾对监牧的日常操作有精辟的归纳：

一是“日中而出，日中而人”。这是说牧放与饲养的分界线，“日中”是指昼夜平分之意，即每一年的春分、秋分时节。前一“日中”乃是指的春分，牲畜就应放出到草场上牧放；后一“日中”乃指秋分，牲畜就应收牧，即入舍饲养。

二是“禁原燎牧，除蓐衅厩”。当原野新草萌发时，要注意保护草场，禁止践踏火烧，这就是“禁原”；“燎牧”是当草场冬天枯萎时，就应烧野，让来年牧草旺盛。“除蓐”，也是缘于古制，《周礼》夏官圉师中即有“春除蓐”的说法。蓐者，指马在厩中睡卧的垫草，到了春天，就要将陈蓐除去；马厩也要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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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193。

②《资治通鉴》卷194。

③《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

④《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

⑤郑学檬等著：《中国经济通史》第4卷第九章。

⑥《唐会要》卷72《诸蕃马印》。

⑦《唐会要》卷72《诸蕃马印》。

⑧《唐会要》卷72《马》。

⑨《全唐文》卷226。

三是“洁泉美荐，庌凉栈温”。给马匹饮以清洁的泉水；饲以精美的草料。庌，乃指廊庑，后一句是说，夏天要给马搭盖凉棚；栈温，指冬天要保持马厩的温暖。

四是“翘足而陆，交颈相靡”。前句说的是让马跳跃追逐奔跑；后句是说让马之间相互亲昵惬意，就是让马在经常的运动中、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成长，只有这样，才能“宜其性也”。

以上都是对官营监牧的一些规范性的操作所作的总结，这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再加上有效的政策法令，还有层层机构的监督检查，使得唐初以来，各监牧的牧马数量，在短短的40年间，除了随时的抽调、耗用外，还能保持在70万匹的水平，这应该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发展速度。无怪乎张说会发出“秦汉之盛，未始闻也”的赞叹。

第三是建立了庞大的饲料生产基地，保证了不同牲畜的各类饲料供给。《新唐书·兵志》载：“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①这是在八坊的地域内，划出1230顷作为田地，募民耕种，以其收获物专供作饲料用。《陇右监牧颂德碑》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御冬”。②苜蓿是汉代从中亚引进到中国的一种优良牧草，唐代已经相当普及，至于茼麦，不知为何种植物，疑“茼”字有误，显然也应是一种牲畜喜食的饲料。将这些饲料晒干、凉于称之为茭。“以茭蓄御冬”，是说将干饲料蓄存起来，以备冬天牲畜的需要。这些既切合实际需要、又符合牲畜养殖规律的措施和办法，当然都会促进监牧畜牧业的大发展。

四、唐后期及五代藩镇自设的监牧

安史乱起之后，“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中央官府的畜牧业由此走向衰落，加之藩镇拥兵自重，为了争雄图存，都很重视畜牧业，纷纷自设监牧。“王候、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③畜牧业在地方藩镇中，很快便发展起来。敦煌出土文献中有大批沙州归义军政权的畜牧业文献，能充分反映出唐后期至五代，地方藩镇政权发展畜牧业的实态。这里将以此为核心，作些探讨。沙州归义军政权，是在推翻吐蕃统治后，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建立的。为了图存自保，十分重视畜牧业。该政权在紫亭专门设立牧监，委以监使，统一管理大牲畜——马、驼的牧放；又设羊司，主持羊牧事务。

(一)紫亭监牧

归义军的监牧，其署治在紫亭镇。敦煌文书P·4640号是一件《已未年—辛酉年(899—901年)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其第260行载有：(辛酉年三月)“十四日，高加兴传处分：支与紫亭监使、副使二人各细纸壹贴。”④此“紫亭监使”，即归义军时期主管马、驼、牛、驴等大牲畜牧养管理机构监牧的长官。唐代前期，监牧遍及河曲、陇右，但不见有紫亭监牧。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据研究是唐开元年间编撰的图经，其中载有“子亭镇”，在其第366行“监牧”等栏下，注有“右当县并无前件色”，可见唐前期沙州尚无监牧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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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50《兵志》。

②《全唐文》卷226。

③《新唐书》卷50《兵志》第5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38页。

④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268页。又荣新江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S·8448号文献A、B两面均有“紫亭羊数名目”，所列主人也有“监使”署名，当即此处所引文书中之“紫亭监使”。

紫亭设监牧应在归义军政权建立以后，为归义军所开创设置的畜牧业管理机构，故敦煌文书中颇多记载。如文书P·2484号《戊辰年(968)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现行籍》是一件钤有“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的官方文书，共存119行，其中登录了各牧群的牲畜数，如：知马官索怀定群马120匹，知马官张全子群马205匹，知驼官张憨儿群总计骆驼40头，知驼官汜丑儿群总计骆驼33头，牧牛人陈顺德群计大小牛40头，牧牛人沙庆住群计大小牛62头，牧牛人杨郯律丹群计大小牛76头。仅以此文书计，紫亭监牧所辖至少有7个群，共有马325匹、驼73头、牛178头，总计为576头(匹)，而这仅仅是紫亭监牧所辖马、驼、牛的一个部分。①又P·3131号《曹氏归义军(十世纪后期)群牧驼马羊欠历稿》，其中共牧有马6群，驼2群。②唐制：“马、牛之群以百二十”。以此算之，紫亭监牧至少也有马720匹，其拖欠未交者共36匹，约为总数的5％。谭蝉雪先生在研究上列材料后说：“按唐制：‘其有死耗者，每岁亦以率除之’。驼、马百头以七头为耗，紫亭监牧的损耗率仍在正常范围之内。”③这是将拖欠未交数确定为损耗数而得出的结论，其实，拖欠未交不一定都是损耗。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能反映出归义军紫亭监牧及其职能的健康发展。归义军时期，除紫亭监牧外，尚未见有别的监牧存在。

(二)归义军官马院

归义军政府除在紫亭设置监牧外，还专门在军衙附近设有马院，敦煌文书P·2971号《乙未年(935或995)后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载有：“陆斗铜盆壹，在官马院。”④又P·2461号《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载有：“马院皮条匠胡饼肆枚。”⑤表明在军衙附近，不仅有官马院的存在，还借过寺院的铜盆，院中还有皮条匠。皮条匠乃是制作马匹鞍辔用具的匠人，是专门为大批马匹服务的。还有一件《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载有：“六月马院酒伍升”；八月“三日，宴神酒半瓮，又马院发愿酒壹斗，赛神酒伍”；“九月一日，马院神酒伍升”；十月十四日“马院祭拜酒伍升。”⑥表明官马院内也有赛神，祭拜等活动，所属人数众多，显然都是为养马服务的人员。官马院与紫亭监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没有明确文书记载，推测归义军衙向紫亭监牧等征集来的良马，送到敦煌后，就贮备于官马院，进行调教驭习、配备马具，以备使用。这就是官马院内何以人数众多，既有马具工匠；又有宴神祭拜活动的原因。由此也证实：官马院是一专门贮备马匹、以备供应使用的管理机构。又P·4525号《宋太平兴国某年内亲从都头某某状》是一件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某人上给归义军衙府的状文，文中提到他刚从会稽镇“趁贼”归来，“鞍马困乏，西来不得”，待过三、五日后再西来沙州、并云：“其于官院内*[豆+昔]草输纳，亦乃之次。”⑦这是说，由于时间耽误，向官马院输纳的*[豆+昔]草，也只好晚一点。表明了官马院还须各地向其输纳*[豆+昔]草的事实。积贮草料，以供刍秣，反映出官马院也是为解决军事及驿传等急需的一种后勤保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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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90页。

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97页。

③谭蝉雪：《敦煌马文化》，载《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④《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6页。

⑤《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612页。

⑥据施萍亭先生《本所藏“酒帐”研究》，本帐共存104行，裂为三片，1—10行藏敦煌研究院，11—49行为董希文收藏，50—104行为P．2629号。本帐又载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71—276页。

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第27页。本件文书，原订为牒，从“谨录状上”看，实为一状文。

(三)归义军羊司

羊司，是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在畜牧业管理机构中设置的一个专管牧羊业的特殊职能部门。这一机构的设立，主要是因为：一，沙州为半农半牧区，畜牧业发达，不仅大牲畜马、牛、驼、驴数量大，而且羊的数量更多，同时还涉及到羊皮、毛等副产品的征收、管理等事宜，需要设置一个专门机构予以管理。二、沙州戈壁、绿州、山丘、草场相间，畜牧区域分散，交通不便，颇难兼管。加之以一般农户也兼养羊，需要设置一专管牧羊业的机构，来进行全境的协调、调度和管理，该司主要管理官府羊群的籍帐、算会、放牧、牧子的雇佣及管理，并向寺院和私羊主税羊，以及征纳羊肉、羊皮、羊毛等。①

有关羊司的记载，史籍阙载，推测有可能是沿袭的吐蕃旧制。敦煌文书也较为零星，现依文书中羊籍及有关杂帐和牧羊的牒状等记载，对其作一点探测。

目前所见有关羊司的最早记录在张承奉时期。如前揭P·4640号《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其中载有：庚申年(900)二月十二日，“支与羊司押衙刘存庆粗布(纸)贰拾张”；六月“廿日支与羊司粗纸壹帖”。羊司在这一年中，春、夏两季领纸，显然是为了公用，似乎折射出羊司为了每半年造一次羊籍，进行算会的需要。又P·3440号《丙申年(996)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人绫绢历》中记有“田羊司绯绢壹足”②。此田羊司无疑是负责羊司事务的姓田长官，此外还有“羊司押衙”、“羊司判官”等羊司吏员，田羊司为主管。羊司负责对官牧羊业的经营和管理，对牧羊人领官羊数目要登记入帐，建立羊籍、按籍定期勘验算会、征收贡纳；同时也对牧羊人提供保护和帮助，供给他们所需的物品，使其安于放牧。如P·2877号《癸丑年十二月廿二日后油入破历》载：“十八日，油一升，与牧羊人。”③S·3166号《年代不明(公元980—982年)归义军衙内面酒破用历》载：“支遮羊人胡并一枚，用面五升，支油豉麻油五升”④。遮羊人即牧羊人，牧羊人如有困难，可以申牒羊司以至归义军节度使衙府请求帮助。如S·3928号背《牧羊人安于略牒》载：

1牧羊人安于略

2右于略长在山内，守护羊畜。家内细

3幼繁多，并无经求得处。今于略有

4少多麦粟，碾磨不得。伏望

5仆射鸿造，先赐碾硙，将往群上济给

6存□活□①牧羊人安于略为了碾磨麦粟，上书仆射，实即归义军节度使，这大概是要借节度衙府的碾硙，才有此牒。牒文不全，估计他的这一困难会得到解决。牧羊人对未经批准耗损的羊只，必须申状纳皮待判。如P·2985号《己卯年(公元979年)牧羊人王阿朵状及判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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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拙著《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业研究》第四章，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1—48页。

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16页。

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124页。

④《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82页。

1牧羊人王阿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