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工作经验总结十篇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1

一、户口整顿目的

通过开展户口整顿工作，全面调查掌握本辖区内常住人口、暂住人口、人户分离人员、境外人员的情况和数据资料，清理解决户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户口登记项目更加齐全、准确，管理制度更加健全完善，人口资料准确翔实，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做好我区人口普查前的户口整顿工作，决定成立市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任组长，区公安分局局长任副组长，区第六次人口普查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任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由公安分局副局长何小波兼任。各镇（街）成立相应机构开展工作。

三、工作任务

（一）核准户籍人口底数和户口登记项目。重点核准户籍人口户数、人数及姓名、性别、相片、出生日期、民族、籍贯及公民身份号码等主要户口登记项目。

（二）重点摸清以下情况：

1、具有本区户籍人员生育的小孩未落户口的情况，包括收养、抱养小孩未落户口情况。

2、手持各类证件未落户口情况，主要包括持迁移证、复员转业证、刑满释放证等应落未落户口人员情况。

3、应销未销户口人员情况，主要包括参军、出国（境）定居、死亡等应销未销户口人员情况。

4、人户分离人员情况，特指在城区和镇（街）范围内实际居住地址与户籍地址不一致的人员情况。

5、暂住人口情况。

6、常住在辖区内的境外人员情况。

7、户口登记中重登重统、漏登漏统人员情况。

8、监狱、看守所服刑人员中无户口人员的基本情况。

9、编制、设置和清理门楼牌情况。

四、方法步骤

我区户口整顿工作自结束，分为准备、核对纠错和总结验收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

成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制定全区方案和区级户口整顿经费预算报告。培训各镇、办入户核对骨干，统一工作流程和相关表格的填写。

在《晚报》《告全区居民的一封信》。

各镇、办要通过黑板报、张贴宣传画、悬挂横幅、告居民一封信、社区网站、广播、新闻媒体、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做好宣传工作。

各镇、办根据区“六普”户口整顿办提供的人口数据，全面掌握本辖区实有人口的基本情况，测算本镇、办工作量。以社区、居（村）为单位，以居民小组或村民小组为最基本单元，做好户口整顿区域的划分。根据省、市“六普”办要求的每50户或250人配备二名入户调查员的要求，测算所需人员。7月6日前，在干部、职工和社区、村（居）委、学校等单位中选调人员，配齐配足户口整顿人员。

做好以下工作：

（1）将选调人员成立“入户调查”、“业务办理”、“质检汇总”三个小组。

（2）制发入户调查员胸牌。

（3）对参加户口整顿的各镇、办骨干进行业务培训，然后各镇、办对参加户口整顿选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4）各镇（街）利用区“六普”户口整顿办提供的数据，以居（村）民小组为单位分别打印的《户籍人口资料清单》、《暂住人口资料清单》、《港澳台和外籍人口资料清单》作为人户调查员上门核对的原始依据。

（5）区“六普”户口整顿办制发《户口登记项目差错登记表》、《人户分离情况登记表》、《暂住人口登记表》、《港澳台和外籍人员情况登记表》、《常住户口待定人员登记表》、《漏登、重登及应销未销户口人员登记表》六张表。

（二）核对纠错阶段

1、核对户口。由各镇、办“入户调查组”持《户籍人口资料清单》、《暂住人口资料清单》、《港澳台和外籍人口资料清单》，按照街（路、巷）、自然村，上门入户与公民持有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实际情况进行逐户、逐人、逐项仔细核对，做到村（居）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项无差错。通过入户核对，全面掌握辖区常住人口、暂住人口、人户分离人员、境外人员的底数和基本情况。

对核对中发现的问题，作如下界定：

（1）对有项目差错的，填写《户口登记项目差错登记表》；

（2）属于人户分离的，填写《人户分离情况登记表》；

（3）属于暂住人口的，填写《暂住人口登记表》；

（4）属于港澳台和外籍人员的，填写《港澳台和外籍人员情况登记表》；

（5）属于计划生育未落户或其他户口待定人员的，填写《常住户口待定人员登记表》；

（6）属于漏登、重登及应销未销户口人员的，填写《漏登、重登及应销未销户口人员登记表》。

2、质量检查。

（1）入户核对后，各镇、办“质检汇总组”应坚持“日清日结”制度，每日对已经核对完成的《户籍人口资料清单》、《暂住人口资料清单》、《港澳台和外籍人口资料清单》及六张登记表逐一进行质量检查，对户口整顿进行质量把关，签字存档。

（2）“质检汇总组”将入户调查员提交的六张表每天进行一次汇总，并填写《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工作情况表》，每10天一次汇总后分别上报区“六普”户口整顿办。

（3）对其中需要办理户籍业务的，转交给“业务办理组”。

3、业务办理。入户核对工作结束后，对入户调查中发现需要办理的户籍业务，由“业务办理组”进行跟踪办理和整改。

（1）对常住人口中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未及时办理登记手续的，要依照有关规定办理户口登记。

（2）对核对工作中发现公民有两个以上常住户口的，认真调查核实后，依照有关法律政策规定保留其中一个常住户口，注销其他重复户口。

（3）对采取非法手段办理虚假户口的，要依法注销其户口并严肃追究处理相关责任人。

（4）对户口待定人员，要依据相关规定经调查核实后给予落户或恢复户口，对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也要及时登记落户。

（5）对户口登记项目内容与居民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存在差错的，要按有关规定及时变更、更正。

通过问题整改，做到《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和计算机存储的人口信息相一致。要力争全面完成问题的整改，确需进一步调查的，也应在年底前完成整改。

4、提高人口相片采集率。公安分局要按照市公安局信息化建设“20个100%”的要求16周岁以上人员相片采集率要达到100%，公安分局各派出所要在此次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工作中，对已办理二代证但因系统原因在我市信息系统中无相片的，要在省级平台下载相片加以维护，同时采取上门照相等方式努力提高本辖区内常住人口的相片采集率。

5、检查督促。镇、办领导要对辖区户口整顿情况每天进行一次清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区“六普”户口整顿办要组织3次以上的督促检查，确保我区户口整顿工作质量和进度。

（三）总结验收阶段

做好集中整顿后的数据整理、汇总工作。分析查找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改进和完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功能，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

1、核对纠错工作结束后，各镇、办要组织自查，对“六张表”认真进行核对，发现相关数字不一致或有项目差错的，要认真查找原因，及时予以纠正。必要时要重新入户核对，并据实更正。

2、区“六普”户口整顿办要组织人员对每个镇办进行全面验收，各镇、办将工作总结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工作情况统计表》上报区“六普”户口整顿办公室。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户口整顿是保证人口普查登记质量的重要环节，是我国人口普查工作的特色，对加强和促进户籍登记和人口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此次户口整顿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部门要切实提高对户口整顿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部门主要领导要把户口整顿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经费保障。要明确工作责任，加强检查指导，及时解决和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户口清理整顿工作各阶段的目标任务。

（二）周密部署，合理安排，确保整顿取得实效。各镇、办要把户口整顿工作作为当前一项中心任务，合理安排，明确责任分工和任务，把工作落实到人，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人抓，防止出现死角。要针对本地户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研究制定户口清理整顿工作计划，有重点、分步骤认真组织实施。要通过以会代训、集中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工作质量。

（三）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户口整顿工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策性很强。参与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的人口计生、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民政、卫生、教育、司法、财政、发展改革、宣传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遇到困难和问题，要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商，并及时向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汇报，妥善加以解决。

（四）抓好户口整顿与相关工作的结合。公安分局一是要抓好户口整顿与分局正在开展的夏季严打工作相结合。通过此项工作，加强人口管理，为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打好基础，为现实斗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二是要抓好户口整顿与派出所基础信息采集录入工作相结合。尤其对入户核对工作中采集的暂住人口，要及时录入“派基”系统。三是要抓好户口整顿与大情报信息系统中的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工作相结合。通过入户核对，对部、省、市三级平台下发的重点人员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掌握，确保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取得实效。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2

8月26日，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___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___充分肯定了人民警察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作出的重大贡献;提出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人民警察队伍建设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将认真按照___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保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永远做党和人民手中的刀把子”

作为一名户籍民警，由于接手户籍业务时间不久，经验谈不上，以下是我从事户籍管理工作的一些粗浅体会和思考，不足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勤于学习，精通业务。

户籍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时效性、关联性较强的工作，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户籍民警要立足岗位，认真学习，与时俱进，及时掌握新出台政策，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厚积薄发，自我提升。户籍民警还要做到政策、法规入脑入心，业务顺口顺手，熟练掌握户籍业务，不断提高微机办公质量，达到业务知识熟知熟会熟用，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户籍服务。

二、牢记初心，真诚服务。

户籍民警要牢记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心系百姓，牢记初心，一是面对人民群众要心怀敬畏之心，在工作中户籍民警要以热情、和蔼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群众需求，俯下身子，心中装着群众，换位思考，用温馨服务让群众感觉到暖心，用规范执法让群众感觉到舒心，让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惠及于民。二是面对人民群众的问题，要谨记“民事不可缓，凡事认真办”，热心对待群众求助，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作为户籍民警来讲，户籍管理工作十分繁琐、业务量极大，每天重复相同的工作，时间久了，工作中难免有厌烦情绪。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和新时期群众的各种需求，户籍民警必须克服不良情绪，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切忌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而造成群众的对立情绪。对于不能马上办结的业务，尽量寻找解决途径，给群众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分工合作，团结向上。

户籍民警要树立团队意识，工作中注重集体荣誉，服从上级安排，团结同事，一是服从户政科的工作部署安排，及时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任务，做好本辖区户籍业务工作，遇到难题，及时请教。二是借鉴其他户籍民警好的做法、新的思想，自觉加强户籍民警之间的经验交流，沟通谈心，提高相互协作的能力，凝聚警心，共同进步。三是带领好自己的团队，督促微机员做好相关户籍业务，工作上与微机员多交流，多沟通，帮助解决面临的难题，生活上关心帮助，让微机员感受到作为公安队伍大家庭中的一员，。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3

关键词：户口；户籍制度；社会分层；流动

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户口标准。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制；同时根据户口辖地管理原则，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对身份转换和自主迁徙的控制，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以及城市等级差别现象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今，户籍制度已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如1980年代中期的小城镇自理口粮户口及当地有效城镇户口改革、居民身份证制度试行、1990年代交钱办"农转非"的变相卖户口，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户口一元化改革试点等。尤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及城镇人口开始流向大中城市，他们在那里以临时工、合同工及农民工身份务工或从事着个体经营活动，其不正式迁移户口也可在城市照常生活的事实，让人们似乎感觉户口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另一方面，户口有时又显得格外重要，小到孩子入学，大到个人仕途发展，本地户口是获得这些体制内资源的必要条件。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了本地户口并不觉得享有优势，但反之则会遇到重重障碍。所以，目前户口或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重新被提起，说明户口在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淡出，户口可能还在起作用。那么户口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些作用是否还能归属正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立法者到管理者、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已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及建议，可谓众说纷纭。因此有必要通过更为精确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一阶段性总结和前瞻性展望。

就户籍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在二元结构论的框架下，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讨户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性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常识性认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在分析户籍制度的整体社会影响以及呼吁改革方面，已取得一些积极效应。

但是，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有何联系？如何从户籍制度变迁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哪些已经变化了，哪些还没有，以及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变迁的效应又怎样？对这些重要的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以往的户籍制度研究则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尤其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细化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因此，从社会分层与流动以及社会转型的理论视角、立足于经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户籍制度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差别，以及差别是怎样造成的。基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和理论认识，将会增加人们改造这一制度的决心和信心，并提供改造这一制度的策略、路径和方法。

1理论和假设

在关于户籍制度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以及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论。如蔡提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其形成与相关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相反，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还有一些经验研究提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市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30%左右。而肖文韬则在其研究中指出，户籍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事实就是证据，因此户籍制度并未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起保护作用。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肖文韬提出必要工业化人口与年度工业化人口的差异比率过高，就业形势严峻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

此外，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社会影响问题，美国一些学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户籍制度造成了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socialspatialhierarchy）现象。户籍制度通过对异地户口迁移的管制，使得不同社会空间的差别得以固化和凸现。如果仅仅有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并不一定造成社会差别，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迁移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从而可以平衡和消解部分社会差别。但是，如果异地迁移权被剥夺，区域发展不均衡就变成了社会空间差别，因为户口在发展较滞后地区的人，难以在较发达地区获得发展机会。

在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社会学理论中，无论是单位再分配论、市场转型论还是权力维续论，所依据的经验数据要么只来自农村，要么就只来自于城市，忽视了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以及宏观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就相当于忽略了对组间误差的估计。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制度性影响所造成的组间误差通常可以解释阶层地位和机会获得差异的更大一部分。

吴晓刚和特雷曼（D.J.Treiman）在对同期群获得城镇户口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发现虽然教育和政治条件（党员身份）会增加"农转非"的机会，但是农村户口则明显地减少了受教育和政治地位获得的机会。由此，他们对先前基于中国城市社会高代际流动率和亲子间职业地位低相关的研究结果而得出"中国是开放社会"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判断以来自城市的数据为依据，而忽略了农村和城市户口间的差别以及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因此造成有偏向的结论。吴晓刚等虽验证了城乡户口对阶层和流动机会差异的作用，但没有考察城市间的户口等级差别。他们注意到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而没有关注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以及由城市资源相对封闭性而产生的城市户口的等级差别现象。

虽然程铁军和萨尔顿（ChengTiejunM.Selden）提出的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制"现象，其实质就是由城市行政区划级别而延伸出的城市户口等级差别现象，但他们的这一观点是基于政策和文献分析而概括出来的一般结论，并没有用经验数据加以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已取得的进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检验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关系的两个理论假设：

假设1：在户籍制度基本规则即城乡二元户口和城市间户口迁移限制未改革的前提下，户口因素仍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产生较显着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表现为城乡分割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行的格局，个人户口级别即户口所在城市的行政区划级别越高，获得较高阶层地位的机会越多，城镇与乡村居民的阶层地位存在显着差距。

假设2：中国社会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机制虽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人们因为政策或制度的安排，获得流动的机会和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基本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一直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流动。尽管影响个人社会流动的因素很复杂，但户口因素所构成的结构性影响较为突出，表现为个人和家庭的户口性质、户口迁移和转变的经历对个人上升流动机会存在较显着的影响。越是城市户口、越是能迁移和转变户口者，上升流动的概率越大。

2结论与讨论

实证分析的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1提出的中国阶层地位获得的城乡差别和户口等级制现象。在党员身份获得上，虽然个人户口级别影响不显着，性别影响较显着；不过，个人户口性质和户口辖地却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表明政治资源获得方面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在经济收入方面，户口的收益率相对较高，证明户口在收入差别中的作用较大，也证明收入存在户口等级差别现象，即户口级别较高，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越大。个人职业阶层与户口因素的回归结果证明，户口级别与职业阶层地位之间有着较显着的正相关，即户口级别越高，进入高层职业的概率越大，相反，户口级别越低，进入低层职业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分层的户口等级制和社会空间等级差别现象的存在，反映了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也反映了户口仍然是获得重要资源的依据，以及户籍制度安排构成相对封闭的阶层结构。城乡差别和户口等级差别的社会分层特点，与户籍制度的关联主要在于城乡户口身份的难转换性和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这两种机制将由行政化资源配置体制所造成的城市和区域差别转为社会性的差别，体现为不同户口身份上粘附着有差别的价值。

在户口与社会流动关系方面，假设2中提出的个人和家庭户口因素对个人职业和地位流动性及晋升机会获得有着结构性影响被证实。例如，城镇户口、较高户口级别以及父亲户口迁移经历等因素对增加个人上升流动机会有积极的作用。市场转型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也使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农业户口和小城镇户口的职业及单位流动性提高，但地位晋升机会获得仍受到户口限制，由此出现伴随高度不确定性的高社会流动性。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正式迁移户口，还是不迁户口的流动，都是户籍制度开放性的表征，都对社会流动和个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户口为切入点的实证研究为中国社会转型理论以及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经验事实。从这一视角和经验事实出发，我们会看到，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结构虽经历了变迁和转型，但户籍制度安排所型构的基本格局在该制度未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仍维持着城乡分割和城市等级制并存的状况。改革开放乃至市场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虽发生了局部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体制外获取资源和流动机会，但户口作为获取体制内资源的凭据，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整合。由此说明，在一些基础性社会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分层与流动机制不会有质的变迁。或许正因为如此，社会上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一直不断。

此外，实证研究的发现推进了我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认识，以往人们一般认为，只要剥离粘附在户口之上的差别分配原则，便可把户籍制度与社会差别彻底分离开来。然而这一认识忽略了为什么差别原则能够粘附到户口之上？我们又怎么能剥离这些原则呢？如果可以剥离原先的差别原则，我们又怎能保证新的差别原则不会再粘附上去呢？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户籍制度与社会差别的联系，必须从制度变迁本身着手，而不能回避制度本身的变革。既然户籍制度具有较强的粘附性，且为社会差别的生成机制，那么改革就要去消除其粘附性。而粘附性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所设置的城乡户口的难转换性和户口的难迁移性，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取消城乡户口身份划分和户口迁移的行政限制，实行一元化的公民身份制，以及公民自由迁徙和选择居住地的法律制度。当然，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的制度改革，并不一定立即解决社会差别与发展问题，但是，制度至少为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提供了可靠的轨道，如果制度轨道本身偏离了目标方向，那么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4

我所地处XX区的最北端，辖区总面积XXX平方公里，内辖X村X场X个社区，有常住人口XX户，XXX人，其中包括农业人口XX人，属于典型的城郊结合部。自建所以来，我所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努力完成各项公安业务工作，特别在市局党委提出实行一区一警，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以来，我们在人口管理方面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探索，并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着重加强了对暂住人口和重点人口的管理，目前，这两项工作已初步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收到了好的效果。今年以来，我所共办理暂住证XXX人，录入暂口信息XX条。查验、办理房屋出租治安许可证XX户。重建重口档案XX份，工作对象档案XX份，录入重口信息XX条，工作对象信息XX条，建所外被监管人员档案XX份，现将具体工作情况汇报如下：一、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根据市局的统一部署，我们认真组织责任区民警学习了市局有关文件，进一步提高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认识，严格按照市局关于“实行一区一警工作目标考核”的精神，将基层基础工作抓实抓细。所内制定了责任区工作周小结、月考评、年考核的管理办法，并以所长、教导员、分管副所长牵头和暂口内勤、户籍警组组长组成考核小组，不定期对每个社区、村委会的暂口工作进行抽查，这样以来，充分调动户籍民警的责任心与积极性，工作更实更有成效。

二、暂口联姻管理，促进工作规范

X年X月X日，XX区委、区政府推出了公安与计生部门合署办公，联合查验，统一管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联姻式”管理。动员会后，我所迅速行动，与街道计生部门通力合作，从XX年X月X日起，XXX地区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迄今为止，我所的暂口办证与计生查验工作已经全部实行微机联网管理，逐步进入了规范化模式管理，根据市局、分局的要求，建立健全了两档八薄，并做到暂口内卡相片收集率达100。我所现建全房屋出租户档案XX户，全部做到手续齐全。

在联姻式管理的基础上，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政府XX号令，结合今年开展的一区一警工作，我们对暂住人口进行彻底整治。所里组织户籍民警逐家逐户上门检查办证情况，对手续齐全只是未办暂住证的，口头督促或发给《限期办验证通知》，限期到所办理暂住证，对于那些经三番五次上门仍不愿办证的，就按照公安部25号令处予50元罚款，再要求其办证。

在对用工单位的暂口管理上，我们坚持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有的放矢开展工作。管区民警作为派出所和用工单位的联系人，与单位责任人签定责任书，并与街道、村、场计生专干一起不定期对用工单位进行检查，一经发现用工单位违反了责任书有关规定，立即进行处罚。

暂住人口以经商、打工居多，大部分都租赁在居民家中居住，由于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大，要管死很难，所以，我们只有加强对房屋出租户的管理，才能管好管严。为了做好这一项工作，早在20__年，我所就全部重建了房屋出租户的档案，当时，我所共有出租户XX户，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所的房屋出租户已经增至XX户，管区户籍定期审核《房屋出租治安许可证》，签订《治安责任书》，发放《外来人口登记薄》，填写考核记录，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按规定撤消和处罚了一批出租户。如今，这些户主都能自觉催促租赁人员及时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等有关手续。我们通过对房屋出租户的严格管理，有力地加大了对暂住人口的管理力度。

三、重口制度管理，力求管好管死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5

【关键词】excel 户籍管理 应用

高校学生户口具有人数多、密度大、流动频繁、情况复杂等特点。随着高校逐年扩招，学生数量逐年递增，许多综合性高校每年的招生人数可达四五千人，毕业人数也是如此。如此多的学生户籍在迁入、迁出学校的过程中会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拥有高效的办公处理方式十分重要。EXCEL是户籍数据承载主体，也是常用办公软件，在日常工作经常使用。但是一般管理人员对其掌握也不是很精通。本文是根据日常工作经验使用EXCEL的几个小技巧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帮助提升高校户籍管理工作效率。

一、户籍管理中需要大量简单数据处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5月2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845所，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64.5万人，在校研究生191.1万人，毕业生55.2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737.8万人，在校生2625.3万人，毕业生680.9万人。2600多万在校生，再加上教职员工，户籍管理基数庞大。这些数据通常都以excel表格的形式储存与处理，处理方式仅仅是插入、填写、删除、复制、粘贴等等简单操作，但是数据量庞大，再加上数据需求和使用部门对数据要求和口径差异，更加使户籍数据管理工作冗杂。如何高效利用excel，有效提升户籍管理手段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二、Contif函数在比对户口迁移表中的使用

在户籍管理中有一类常见情况，从一个表中找出符合某些条件的学生名单，如果采用人工一一核对，效率很低也容易看错，如果运用countif函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Countif函数是 Excel中对指定区域中符合指定条件的单元格计数的一个函数，该函数的语法规则如下。

countif（range，criteria）

参数range： 要计算其中非空单元格数目的区域

参数criteria ：以数字、表达式或文本形式定义的条件

通常它用来对符合条件的数量计数，但是我们可以用它来。下面通过一个实例介绍该函数在高校户籍管理管理中的具体用法。

笔者在工作中碰到过一个问题，2016年研究生毕业户口处理中，就业办提供有一份已迁出学生名单，需根据总表找出比对未迁出名单，已迁出名单118人，总名单699人。这是一个数据不是很大的工程，但是如果用传统办法手工一一比对，工作量还是很大的。采用countif函数能很快解决问题。

两个表均包含学院、学号、姓名、身份证、单位名称、所在地区、性别、学历、专业、扩展项这几个项目。由于身份证号码的唯一性我们首先用身份证进行筛选对比，首先我们建立一个新的Excel表格，避免破坏原始数据，第一个工作簿内拷入总表命名为总表，把已迁出表格拷入sheet2命名为已迁出。

使用公式如下：=IF（COUNTIF（已迁出！$D：$D，$D2）=1，"已迁出"，"未迁出"），这个公式表示如果在总表身份证数据里找已迁出表格里的身份证号码，如果有，则输出“已迁出”，否则“未迁出”。再下拉复制公式，通过这个功能，就可找出重复学生信息。

该函数的程序流程图如下：

由于身份证号码的唯一性，计数的结果为如果查到有一致的则唯一，如果找不到结果为零，这样就可轻松把两个表中重复的学生找出来。再通过排序或者筛选功能找出未迁出的名单以备使用。

为避免出错，还可以用学生的学号作为处理项，进行另外一次处理，两个表进行一次比对，找出异常项，修正，避免表格录入错误导致出错。

三、VLOOKUP函数在比对户口迁移表中的使用

户口管理工作中还有一类非常常见的工作是把一个表格中有的数据合并到另外一个表里。比如一个表里有每个学生的毕业高中学校，另外一个表里没有，如果要一个一个找起来填进去，费时费力还容易错。这时候excel提供的VLOOKUP函数就能提供很大的帮助。

VLOOKUP函数是Excel中的一个纵向查找函数，也是可以在户籍管理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函数。

该函数的语法规则如下。

VLOOKUP（lookup_value，table_array，col_index_num，range_lookup）

参数lookup_value：要查找的值 ，可以是数值、引用或文本字符串

参数table_array：要查找的数值表区域

参数col_index_num：返回数据在查找区域的第几列数

参数range_lookup：模糊匹配/精确匹配 TRUE（或不填）/FALSE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来介绍该函数的使用方法。

在处理2016年秋季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表时，需要在学生基本情况表中补填学生的毕业高中项。这时作为校保卫处管理人员手上有两张表，一张是“学生基本情况表”，一张是各个学院汇总过来的“更新高中”的表，接下来用VLOOKUP函数迅速把“更新高中”表的高中信息插入学生基本情况表中，下面我以我校某籍学生的统计表为例介绍。

首先在“学生基本情况表”的sheet2拷入“更新高中”表并重命名为“更新高中”，在“学生基本情况表”中，新增一列“入学前就读学校”，在第一个个格子里输入公式=VLOOKUP（H4，更新高中！$H$2：$P$322，9，0）。H列储存的是学生的身份证号码，H4表示第一个学生的身份证；更新高中！$H$2：$P$322表示查询区域为“更新高中”表格的第H列到P列第2行到第322行，加上$符号是表示绝对引用，可以使该公式下拉复制时相应行、列号不变，这点非常重要；9，表示输出这个检索区域的第9列，即该学生“入学前就读学校”；0，表示精确匹配，这里必须要写0或者FALSE，由于身份证号很长，如果不填或填了true模糊匹配会造成匹配错误，这点要特别注意。

该函数的程序流程图如图2。

接下来只要把这个表格的公式下拉到所有表格里即可复制公式，快速将学生毕业高中信息填写到《学生基本情况表》中了。为避免出错，还可以用学生的学号作为处理项，进行另外一次处理，两个表进行一次比对，找出异常项，修正，避免表格录入错误导致出错。

总之，Excel是户籍管理的主要工具，其合理有效使用必能大大提高艏管理工作效率。本文简单介绍了countif和vlookup函数的使用经验，希望能够给广大高校户籍管理工作者提供一些借鉴与帮助。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6

根据《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关于2021年嘉定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嘉定工业区2021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娄塘学校2021年招生工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为目标，切实维护中小学生的合法入学权益，规范学校招生行为，依法实施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现就娄塘学校2021年招生入学工作制定以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依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以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每一所学校为目标，切实维护中小学生的合法入学权益，规范学校招生行为，依法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一）公开透明原则。学校及时向社会公布小学、初中招生入学工作的相关信息，加强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学校网站公告、网上“校园开放日”、在社区张贴招生告示等形式，向区域内适龄儿童和学生告知招生工作政策、入学信息登记时间、地点，以及入学验证时间、地点及携带所需审核的各种证件。

（二）班额总控原则。根据“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提供的入学适龄儿童和学生数据，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安排适龄儿童和学生入学。小学班额不超过45人、初中班额不超过50人。

（三）公平公正原则。应用“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网址：shrxbm.edu.sh.gov.cn），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规范管理。学校严格按照区教育局确定的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接收适龄儿童和学生入学。实施均衡分班，不举办各类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特色班；不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不以面试、面谈、测评等名义选拔学生，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文化测试选拔并按照测试成绩分班。不安排特长生招生计划。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符合条件的优待对象，妥善安排入学。学校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随班就读。

学校不在计划外自行招生，小学不招收非适龄儿童，初中不招收无学籍材料的学生。

二、学校招生计划

2021学年，娄塘学校计划招收一年级4个班，六年级3个班。

三、划片学区范围

嘉定工业区娄塘社区、娄塘村、泾河村、赵厅村、娄东村、草庵村、陆渡村、三里村。

四、小学阶段招生

（一）招生入学对象

凡是年满6周岁（2014年9月1日-2015年8月31日出生）的儿童，应当入小学一年级接受义务教育。确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当年度入学的，可向区教育局申请推迟一年入学。上一年度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经区教育局审批同意未入学的，可向区教育局提出入学申请。具体分类如下：

1．人户一致的适龄儿童

户籍在工业区的适龄儿童，户口簿户主为本人或其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且持有相应的产权人仅为本人或直系亲属的住宅类房产证或农村自有宅基地证（以下简称房地产证）的，在4月23日前经现就读幼儿园审验核实户口簿、相应的房地产证。根据“就近免试入学”的原则，安排适龄儿童入学。当报名人数不超过对口学校招收计划数时，安排就近入学；当报名人数超过对口学校招收计划数时，按照适龄儿童户籍迁入时间先后排序安排入学，超过部分实行区域内统筹安排入学。

区教育局从2020年起对本区入学需求突出的公办小学，实施“五年限一”政策，具体为：同一居住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胎、二孩除外），为保持政策延续性，该办法逐年过渡到位。2021年申请入学的同一居住地址未安排对口入学须满一年，直至满五年。

2．配住本区廉租房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配住工业区廉租房的本市户籍儿童，须在4月23日前至规定地点审验核实廉租房相关材料证明、户口簿等。就读工业区幼儿园的适龄儿童至就读幼儿园审验，其他幼儿到工业区教委审验。配住本区廉租房的本市户籍儿童入学，由区教育局视公办学校招生实际情况安排就近入学。

3．申请“人户分离”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确有困难不能在户籍地入学，选择申请跨区居住地入学，凭工业区《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回执）》（截止日为4月23日，以下简称《回执》），到工业区教委办理入学登记手续。本区户籍的适龄儿童确有困难不能在户籍地入学，选择跨街镇居住地入学，凭工业区《回执》（截止日为4月23日）、与居住地址相应的房地产证（产权人仅为直系亲属或本人），到工业区教委办理入学登记手续。

同一街镇内不接受“人户分离”申请。跨区、跨街镇“人户分离”的适龄儿童入学，根据《2021年嘉定区“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和学生在居住地登记入学”工作实施细则》统筹安排。

工业区其他寄放户口（含集体户口）的适龄儿童，参照居住地登记入学办法，由教育局视公办学校招生实际情况统筹安排。

4．来沪人员随迁子女适龄儿童

申请在工业区接受小学教育的来沪人员随迁子女适龄儿童须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父母一方须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且一年内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6个月（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不含补缴，因疫情防控需要允许补缴的除外）或连续3年（从首次登记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在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记。

（二）入学信息登记

4月8日-4月23日，在工业区就读大班的适龄儿童家长（叶城幼儿园、清水颐园幼儿园、朱桥幼儿园、娄塘幼儿园、协和南苑幼儿园）可在幼儿园通过“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登记孩子入学信息，同步完成信息审验工作，通过者获取小学《上海市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以下简称《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未在工业区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家长可在工业区指定地点登记孩子入学信息，同步完成信息审验工作，通过者获取《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4月23日为本区小学入学信息登记截止日，之后不得更改入学信息。

家长获取《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后，4月23日前须按照规定样式上传适龄儿童的照片，作为入学报名、公办小学验证重要依据。各登记点及时告知家长照片上传的有关要求。

4月8日前，学校根据招生入学工作要求，做好相关人员培训、设施设备配备和网络畅通等保障工作，合理安排相应的工作人员，确保适龄儿童入学信息登记材料审验工作顺利进行。

（三）入学网上报名

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须在“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入学报名，选择“公办小学报名”（此处公办小学指公办纯小学、公办一贯制学校小学部、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随迁子女小学）或“民办小学报名”，其中公办小学报名时间为4月26日—4月30日，民办小学报名时间为4月26日—4月28日。

（四）入学验证

1．分批验证

第一批验证：5月15日为工业区公办小学验证日。学校对已取得《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入学验证通知短信或“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查询结果的适龄儿童以及家长的证件进行现场核对。

第二批验证：5月30日为工业区公办小学验证日。学校对已取得《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入学验证通知短信或“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查询结果的适龄儿童以及家长的证件进行现场核对。

报名民办小学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参加第二批验证。

2．验证材料

本市户籍适龄儿童验证时，家长须带领适龄儿童，携带户口簿、《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相应的房地产证、出生证、预防接种证明。在居住地登记就读的还须携带《回执》或廉租房相关材料证明等。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验证时，家长须带领适龄儿童，携带户口簿、出生证、《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预防接种证、《上海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父母一方有效的《上海市居住证》，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证明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以及适龄儿童本人的合法居住证件。

工业区教委、学校对登记就读一年级的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及其父母的有关证件进行核对，通过居住证读卡机等对其本人及父母居住证件和证件有效期限进行核对，通过信息系统对来沪人员随迁子女父母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灵活就业登记证明进行信息比对，“随申办市民云”或“上海一网通办”网站中的电子证照与纸质证件可同等效力使用。

（五）发放入学告知

5月20日起，陆续发放公办小学入学告知信息。

五、初中阶段招生

（一）招生入学对象

1．人户一致的学生

工业区户籍小学五年级学生，户口簿户主为本人或其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且持有相应的产权人仅为直系亲属或本人的住宅类房产证或农村自有宅基地证（以下简称房地产证）的，经现就读小学在2021年4月13日前审验核实户口簿、相应的房地产证。根据“就近免试入学”的原则，安排学生入学。当报名人数不超过对口学校招收计划数时，安排就近入学；当报名人数超过对口学校招收计划数时，按照适龄儿童户籍迁入时间先后排序安排入学，超过部分实行区域内统筹安排入学。

区教育局从2020年起对本区入学需求突出的公办初中，实施“五年限一”政策，具体为：同一居住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胎、二孩除外），为保持政策延续性，该办法逐年过渡到位。2021年申请入学的同一居住地址未安排对口入学须满一年，依次类推，直至满五年。

2．配住本区廉租房的本市户籍学生

配住工业区廉租房的本市户籍小学五年级学生，须在4月13日前将廉租房相关材料、户口簿等提交现就读小学审验，由区教育局视公办学校招生实际情况安排就近入学。

3．申请“人户分离”的本市户籍学生

本市户籍的小学五年级学生确有困难不能在户籍地入学，选择申请跨区居住地入学，凭工业区《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回执）》（截止日为4月13日，以下简称《回执》），到工业区教委办理入学登记手续。本区户籍的学生确有困难不能在户籍地入学，选择跨街镇居住地入学，须凭工业区的《回执》（截止日为4月13日）、与居住地址相应的房地产证（产权人仅为直系亲属或本人），到工业区教委办理入学登记手续。

同一街镇内不接受“人户分离”申请。跨区、跨街镇“人户分离”的学生，根据《2021年嘉定区“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和学生在居住地登记入学工作”实施细则》统筹安排。

本区其他寄放户口（含集体户口）学生，参照居住地登记入学办法，由区教育局视公办学校招生实际情况统筹安排。

4．回户籍（居住地）入学的本市户籍学生

（1）外区小学五年级学生申请到工业区入学：目前在本市外区就读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如持有工业区户籍或持有工业区《回执》或居住本区配住廉租房，确需到工业区就读初中，家长须在4月13日前向现就读小学提出申请，由就读小学告知审核证件、网上申请、统筹安排等事项，家长在网上填报《本市户籍学生回户籍（居住）地就读申请表》。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进入公办初中就读。

（2）本区小学五年级学生申请到户籍（居住）地所在区入学：目前在嘉定区就读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如持有本市外区户籍或《回执》,可选择到户籍或《回执》所在区就读初中，也可按照本区相关规定申请继续就读。家长须在4月13日前决定就读去向，在现就读小学办理相关就读申请。选择到户籍或《回执》所在区就读初中的，由现就读小学告知审核证件、网上申请、统筹安排等事项，家长在网上填报《本市户籍学生回户籍（居住）地就读申请表》。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由户籍（居住）地所在区教育局统筹安排进入公办初中就读。

5．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学生

工业区小学（南苑小学、叶城小学、朱桥学校、娄塘学校、民办娄塘小学）五年级就读的随迁子女选择在本区接受初中教育的，在原就读小学完成学籍信息核对和确认工作，截止日为4月13日。信息核对和确认时须携带户口簿、学生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父母一方须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且一年内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6个月（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不含补缴，因疫情防控需要允许补缴的除外）或连续3年（从首次登记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在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记。

在外省市就读的本市户籍、非本市户籍五年级学生，如需在本区申请就读初中（六年级），8月10日前，须携带相关证件和材料到区教育局登记点办理入学信息登记手续，同步完成信息审验工作，区教育局将根据学生居住地所属的街镇统筹安排入学。

（二）信息核对

4月2日-4月13日，工业区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根据就读学校通知，对“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中的户籍地址、居住地地址等入学关键信息进行核对，并填写监护人手机号码（作为接收初中入学信息的联系方式），如发现有关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家长应及时凭相关证件到就读小学进行更正。4月13日为本区小学五年级学生初中入学关键信息核对和更正截止日。

5月23日，工业区教委、学校对申请就读初中的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及父母的有关证件进行核对，通过居住证读卡机等对其本人及父母居住证件和证件有效期限进行核对，通过信息系统对来沪人员随迁子女父母灵活就业登记证明、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进行信息比对。

（三）公办初中就近免试入学告知书发放

4月13日前，现就读小学须向本区户籍小学五年级学生的父母（或指定监护人）送达就近免试入公办初中告知书。

（四）初中入学报名复验

学校在组织本市户籍学生报名时，须复验户口簿和房地产证等，登记居住地入学就读的，还须复验《回执》或廉租房相关材料证明等。

非本市户籍学生报名时，家长须带领学生，携带户口簿、预防接种证、学生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父母一方有效的《上海市居住证》、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证明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以及学生本人的合法居住证件。

学校应告知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学生及家长完成义务教育后报考高中阶段学校的相关规定和政策。

六、入学安排原则

（一）就近入学

1、小学入学：

根据学校招生计划，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1）报名公办小学的本区人户一致的适龄儿童。

（2）报名公办小学的本区廉租房户籍的适龄儿童。

（3）报名民办小学未被录取的、本区人户一致的适龄儿童。

（4）报名民办小学未被录取的本区廉租房户籍的适龄儿童。

（5）报名公办小学的本区户籍且户口与房产对应的适龄儿童，对口校区内同一居住户地址2020年已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胎、二胎除外）。

（6）报名民办小学未被录取的本区户籍且户口与房产对应的适龄儿童，对口校区内同一居住户地址2020年已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胎、二胎除外）。

2、初中入学：

（1）本区人户一致的学生。

（2）本区廉租房户籍的学生。

（3）报名民办中学未被录取的、本区人户一致的学生。

（4）报名民办中学未被录取的、本区廉租房户籍的学生。

（5）本区户籍且户口与房产对应的学生，对口校区内同一居住户地址2020年已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胎、二胎除外）。

（6）报名民办中学未被录取的本区户籍且户口与房产对应的学生，对口校区内同一居住户地址2020年已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胎、二胎除外）。

3、人户一致的对象：本区户籍，户主为本人、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且应持有相应的产权人（含农村自有宅基地证）仅为本人、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4、人户一致排序办法：如果学校招生计划小于入学需求数，按照儿童或学生本人户籍迁入对应房产的时间先后排序；如果户籍迁入时间相同，依次按照户主为本人、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顺序安排就近入学，额满为止，超出部分原则上在同一街镇内安排入学。各街镇指导相关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排序方法，报教育局备案后实施。

（二）统筹入学

就近入学安排后，进行统筹安排，小学、初中都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1）上海户籍人户分离的适龄儿童（学生），持有相应的产权人仅为本人或直系亲属的住宅类房产证或农村自有宅基地证。

（2）本区户籍户主为适龄儿童（学生）非直系亲属或产权人之一为适龄儿童（学生）非直系亲属（曾祖父母、曾外祖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本人的兄弟姐妹、非亲属等）。

（3）上海户籍集体户口的适龄儿童（学生）。

（4）上海户籍人户分离的适龄儿童（学生），租房。

（5）父母一方持上海市居住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来沪人员随迁子女。

（6）其他符合条件的来沪人员随迁子女。

上述六类，对提供所在居住地为其本人或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相应的房地产权证（产权人仅为本人或直系亲属住宅类房产证或农村自有宅基地证）的适龄儿童（学生），优先安排。工业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细化方案，体现区域特点，报教育局备案后实施。

公办小学优先招收符合条件的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入学，如仍有空余学额，由工业区教委统筹安排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工业区依据区域教育资源和入学需求制定相应入学统筹排序或积分办法，上报区教育局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符合条件的来沪人员随迁子女以进入公办学校为主，公办教育资源紧缺的，统筹安排进入民办随迁子女小学。

七、工作要求

（一）公开招生信息

学校通过微信、网站和其他形式向社区公开招生入学工作信息，做好招生宣传、政策咨询等工作，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学校通过本单位网站“信息公开”栏目等，及时公开招生的相关信息。

学校向社会公布如下信息：学校招生工作方案，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入学工作咨询和监督举报电话、信访接待部门地址，网上“校园开放日”活动方案等。

（二）加强政策宣传

3月20日起，学校开展网上“校园开放日”活动，向社区学生及家长展示学校办学历史、办学理念、办学条件、课程设置、师资水平、特色项目、招生信息等，展示学区、集团建设的共建共享资源。但学校不组织学生报名，不组织任何形式的测试、测评、学科练习、面试、面谈和调查，不收取学生任何形式的简历（包括各类证书）等材料。学校网上“校园开放日”提前通过学校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告知社区和家长，并认真做好活动设计和实施方案。

3月30日，学校通过学校网站公布本校招生工作方案或招生公告。

（三）推进注册制度

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年注册制度。由学校向学生家长发放学生学年注册告知书，明确注册对相关证件核对的要求。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及其家长要关注持有证件的有效期，及时到相关部门续签（因疫情防控需要自动签注的除外）或补证。对不能提供有效证件的，暂不予以学籍注册。学校应向家长告知不能注册学籍所产生的后果，家长须向学校承诺及时前往有关部门办理相关证件，确保所持证件的有效性。

（四）落实承诺制度

学校承诺：在招生过程中，均衡分班，不举办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特色班，不招收无学籍材料学生，不拒绝接受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入学，报名录取学生时不以学生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为依据或参考。

（五）公布联系方式

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网址：shrxbm.edu.sh.gov.cn

上海嘉定教育频道网址：jiading.gov.cn/jiaoyu

学校咨询电话：59543153           监督电话：59543581

学校地址：嘉定工业区娄塘镇娄塘路789号

八、其他

招生工作是政策性很强，要求很高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升学指导，提高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适时性。要加强领导，在招生政策和升学辅导方面，做到上下政策一致，宣传口径一致，操作程序一致。要严格按照上级规定进行录取、编班等工作，杜绝各类招生工作的不正之风，出现任何不规范操作的行为。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由王志荣（校长）、朱燕（副校长）、葛加惠（副校长）、孙利环（教导处常务副主任）、郑贯英（小学分管教导）、徐文礼（新中考研究室主任）、诸燕（政教主任）、金剑（总务主任）、盛瑞（教导助理）、 王艳松（校家委会主任）等同志组成。王志荣同志任组长，朱燕同志任副组长，孙利环、郑贯英同志具体负责招生工作，徐晔同志担任电脑操作员。希望各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和完善招生工作信息公开制度和信访接待制度，主动接受监督，确保学校招生工作规范有序、平稳健康地进行，努力构建娄塘和谐校园。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7

【关键词】社会认同；IAT测验；外来工子女；对照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4.2、C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2-0917-05

自Tajfel等20世纪70年代提出社会认同理论以来，该理论已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已脱离欧洲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境界，取得了全球社会心理学宏论的地位，尤其是社会认同的动机和影响颇受关注，但社会认同理论也有几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包括对社会认同的内隐过程的分析、对比较策略的选择、在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认同的研究等［1-2］ 。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流动弱势群体对社会的认同与缔造和谐社会、社会秩序、团队纪律等重要社会建设目标都有着密切关系。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其流动人口已超过1100万，其中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该群体及其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颇受社会关注。如陈美芬发现，与本地儿童相比，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敏感，易感情用事，自卑感较强，有较大的依赖性，遇事烦恼自扰，抑郁压抑等［3］。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相对处于“社会处境不利”地位，关注他们的社会认同状况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目前国内，特别是内地，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不多［4-5］，迄今也未见对外来工初中子女进行社会认同的研究。根据埃里克森的发展理论，12-18岁阶段为角色同一性对角色混乱发展阶段，所以本文选取此年龄阶段的学生作为被试，采用测量内隐认知的IAT内隐联结测验对深圳外来工子女的社会认同状况进行了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抽取深圳某学校初一学生143人，剔出部分资料不全者后有效样本为119人。其中男生50人，女生69人；深圳户籍（在深圳出生且父母双方均为深圳户籍）87人，非深圳户籍（在深圳居住时间不超过1年且父母均非深圳户籍）32人；年龄在11-15岁之间，平均年龄12±2岁。

1.2工具

内隐联结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6］ IAT程序采用美国Inquisit专业软件运行，在对该软件进行必要汉化后，实验采用集体电脑施测，每个被试单独完成两个测验。程序记录被试每次按键反应时及按键正误。

从理论上讲，由于内隐联想测验是对内隐态度进行间接测量，可以有效避免自我矫饰和印象整饰等作用，因而可以敏感地反映内隐态度的差异［7］。本研究借鉴Greenwald等在2002年改进后的IAT测验［8］，并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设计了两个IAT测验：自我-地域IAT(self-region IAT，IAT1)和地域-偏爱IAT（region-favouritism IAT，IAT2）。测验共分为7个阶段，其中第4个阶段重复阶段3，第7个阶段重复阶段6，第4和第7阶段得到的结果为计算IAT分数的依据，其余为练习。总体上看，IAT的重测信度在0.6左右，分半信度在r=8.89到0.92之间。本实验研究的是被试对深圳的认同问题，所以在IAT1中，我-深圳/非我-外地为不一致，同理在IAT2中，深圳-积极属性/外地-消极属性为一致，外地-积极属性/深圳-消极属性为不一致。

1.3 实验刺激词的选取

概念词和地域词的选取参考相关实验研究［9］，属性词的选取参考黄希庭和张蜀林研究［10］中的562个形容词，随机选取积极属性词和消极属性词各98个，经初中生喜好度调查选出积极属性词和消极属性词各10个，最后从筛选出的属性词中随机选取积极属性词和消极属性词各8个作为实验刺激词。内隐联结测验的刺激词见表1。

1.4实验程序

测验共分为7个阶段，其中第4个阶段重复阶段3，第7阶段重复阶段6，第4和第7阶段得到的结果为计算IAT分数的根据，其余为练习（见表2）。在表2中，联合辨别实验1可以是一致任务或是不一致任务(根据编号是单数或双数安排)；联合辨别实验2的实验内容(一致任务或是不一致任务)安排与联合实验1的实验内容安排相反。本实验探讨被试对深圳的认同问题，在IAT1中，我-深圳/非我-外地为一致，我-外地/非我-深圳为不一致。在IAT2中，深圳-积极属性/外地-消极属性为一致，外地-积极属性/深圳-消极属性为不一致。

1.5数据处理

按照 Greenwald有关 IAT实验处理模式，对数据进行如下整理：被试反应时间长于 3000 毫秒或少于 300 毫秒，记为 3000 毫秒或 300 毫秒；每组前两次测验为基线而不纳入数据分析；IAT 测验错误率超过 20 %给予剔除。为保证 IAT所获得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对IAT1的数据进行对数转换，在转换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处理。非一致联合部分7（表2中实验顺序7）反应时与一致联合部分4（表2中实验顺序4）反应时之差为测验的内隐效应大小。对内隐效应反应时进行对数转换，并以此作为内隐效应值。值越大，效应越大。对转换后的数据用统计软件SPSS12.0统计分析，进行均值比较、t检验、相关分析与方差分析。

2 结果

2.1自我-地域IAT和地域-偏爱IAT测试结果

不一致联合部分7（表2中实验顺序7）反应时与一致联合部分4（表2中实验顺序4）反应时之差为测验的内隐效应大小。对内隐效应反应时进行对数转换，即为测验的内隐效应反应时大小，对内隐效应反应时进行对数转换即得内隐效应值。该值越大，内隐效应越大。具体数据见表3。表3显示在自我-地域IAT( IAT1)中，深户被试的不一致部分反应时长于一致部分反应时，非深户被试不一致部分反应时短于一致部分反应时。对两者在不一致与一致部分反应时的对数转换分数进行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两者的反应时差异显著。对于IAT1，深圳户籍被试和非深圳户籍被试的内隐效应均显著（P

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深圳户籍与非深圳户籍被试在自我-地域IAT（IAT1）与地域-偏爱IAT（IAT2）上的内隐效应值（不一致部分反应时与一致部分反应时的对数分数的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深圳户籍学生与非深圳户籍学生在IAT1的内隐效应有显著差异（P

2.2非深圳户籍被试的内隐效应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分析非深圳户籍被试的内隐效应影响因素，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来考察IAT1、IAT2内隐效应的来深月数主效应、父亲职业主效应、父亲受教育程度主效应。结果表明：对于IAT1（自我-地域），来深月数主效应、父亲职业主效应、父亲受教育程度主效应均显著（P

为了研究不同父亲职业和不同父亲受教育程度之间的非深圳户籍被试的内隐效应，对其进行了多重比较，见表5。表5显示：父亲职业不同在IAT1中表现出差异。其中，父亲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者的内隐效应高于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P=0.040）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P=0.002）者的内隐效应，且差异显著；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者的内隐效应高于父亲职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P

对于IAT1，父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高于父亲为高中或中专（P

父亲职业： 1-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2-专业技术人员；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商业、服务业人员；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类；6-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7-军人；8-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父亲受教育程度（按照组成人数降序排列）：1-本科或大专；2-硕士；3-高中或中专；4-博士； 5-初中；6-小学或以下

3 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深圳户籍的初中生表现出显著的地域身份认同，外地户籍的初中生没有表现出对深圳人的身份认同；不论是否深圳户籍的被试都表现出了对深圳的内隐偏爱效应。

本文IAT1结果显示，深圳户籍的学生更倾向于把自己归类于深圳人，说明深圳户籍的学生对自己是深圳人这一认识已进入图式，并且对深圳产生内隐偏爱效应。这与Tajfel 等人关于社会认同论的描述相符合。而非深圳户籍的学生没有表现出对深圳人身份的认同，但是表现出了对深圳的内隐偏爱效应，并且IAT1（自我-地域）与IAT2（地域-偏爱）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这与Tajfel 等人关于社会认同论的描述不符合。究其原因，可能与实验程序有关。从样本数据与被试完成测验后的反馈来看，被试往往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比较认真，到后面就对测试产生厌倦。由于测验是一个重复性的操作，到第二个IAT测验时，被试的耐性受到考验。第二个测验的正确率没有第一个测验的高。有学者提出：“如果同时进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内隐联想测验，而且其中有重复的部分（如共同的目标概念或属性概念），对重复部分往往只需练习一次，在接下来的测验中只要其反应方式不变，一般不再进行练习［11］”。而本实验中没有对此问题进行处理，这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

对非深圳户籍被试的内隐效应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来深月数、父亲职业、父亲学历是IAT1（自我-地域）内隐效应的影响因素。父亲职业、父亲学历是IAT2（地域-偏爱）的影响因素，而来深月数的影响不显著。

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其人口结构有其特殊性。根据户籍特征划分，深圳人口主要包括常住和暂住两大类，属于后者的外来务工人员的适龄子女入学是跟随父母在流入地就学。研究表明他们并没有对深圳产生认同感，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埃里克森把发展看作是一个经过一系列阶段的过程，每一阶段都有其特殊的目标，任务和冲突。角色同一性对角色混乱（12－18）发展阶段是童年向成熟迈进的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不能获得同一性，那么这个人就会产生“角色混乱”或消极的自我意向， 这一阶段没有得到发展的人将会出现“同一性危机”。如果没有处理好，不仅对个人，也是对社会的挑战。初中生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本研究表明户籍因素对地域身份认同有显著主效应，那么如何改进户籍制度，在政策层面上使居民安居乐业是值得思考的。

本文对父亲不同职业、不同学历的非深圳户籍学生在内隐效应上的多重比较表明，父亲职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被试的内隐效应与大部分其他被试的有更强的自我深圳身份认同。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作的人员一般为不需要高知识含量的体力劳动者，社会声望与地位较低。而从事这些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可能从他们父亲的职业得不到太多的自尊提升，根据自尊假设，这使他们的深圳人身份认同效应与其他学生有差异。另外，父亲不同职业之间差异在IAT2地域偏爱内隐效应中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关于父亲不同学历之间内隐效应的多重比较，对于IAT1，父亲为本科学历的与父亲为高中或中专、初中的非深户被试的内隐效应显著不同；对于IAT2，父亲为硕士学历的与父亲为初中学历的显著不同。这说明，父亲的学历程度高与低影响非深圳户籍学生的对深圳的内隐社会认同。学历高，社会声望高，自尊得到提高，这个结果也支持了社会认同的自尊假设。如前所述，户籍是影响被试对深圳人身份的内隐认同的因素。自2002年开始，深圳对出国留学和内地来深工作的高级人才给予了户籍优惠待遇，这些户籍优惠待遇对于非深圳户籍学生的深圳人身份确实有促进作用。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而言，“我是哪里人”是一个矛盾的问题。本研究显示他们没有表现出对深圳的内隐社会认同，那么他们认同的是何种地域身份呢？在没有内隐认同的前提下为什么表现出明显的内隐偏爱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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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8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 困境 对策

重庆自2010年8月15日率先在全国启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截止到2011年12月，已累计有310万农民转户进城，户籍城镇化率从改革之初的29.2％上升至35.4％。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在全国如火如荼进行，各种理论文章褒贬不一，笔者对重庆市江津区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认真调研，总结了成功的经验、目前的困境，提出了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一、江津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2010年底，全区有22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1个管委会，1个新区，189个行政村，35个涉农社区。全区户籍总人口148.65万人，常住人口127.5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68.6万人，农业人口103.51万人，农户37.91万户，其中外出进城42.3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9.2%。年末集体所有农用地面积209.55万亩，农村劳动力71.08万人，其中：从事家庭经营的劳动力31.58万人（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26.44万人），外出务工劳动力39.50万人，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35.48万人（乡外县内6.48万人，县外省内9.79万人，省外19.21万人）。全区共累计土地流转面积40.3万亩，土地规模经营面积37万亩。江津区作为重庆的“双百”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在重庆市名列前茅，目前已转户10余万人。

二、江津区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享受政策情况

为有效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区委、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和范围外实施了户籍制度改革“一区两制”政策，保护农民利益。所有转户居民均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养老保险政策。农村居民整户转户只退宅基地。女满30―40岁、男满40―50岁人员一次性趸交10年保费，再继续缴纳5年保险费，就可以在达到退休年龄后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规定领取养老金；老龄人员和“4050”人员更实惠，到年龄后可领取每月至少500元养老金。

2、医疗保险政策。农村居民转户后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在转户后一年内参保的，不设待遇等待期，缴费次月即可按规定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可报销费用最高可达26万元。

3、就业保障政策。对农村居民转户并参保的，劳动年龄段的转户居民可以享受免费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就业困难人员还可以享受“一对一”的就业帮扶，以及公益性岗位的托底安置政策；对整户转户的农村居民，确保劳动年龄段内有1人就业。

4、教育保障政策。转户居民的子女享受与现有城镇学生同等待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就读，免收择校费；按照“指标到校、区县安排”的原则，解决转户居民子女就读普通高中。

5、住房保障政策。转户居民可申请购买或租住公租房，符合条件的可纳入廉租住房保障，购买商品房的享受免交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等相关优惠政策。

6、计划生育及其它政策。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转户居民，继续执行原户籍所在地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及农村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可按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从户改经费的来源上看：资金短缺，以财政买单为主

从退房退地的成本上看是需要大量经费，如果要想财政背负的债务降到最低，那么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宅基地复垦和土地流转绝大数得以变现。但事实上一是江津区大量丘陵和山区的土地在短时间内难以大量流转出去，二是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后指标变现时有较长周期，所以，最终改革的成本大部分需要财政买单或垫付。

（二）从户改的补偿标准上看：标准较低，缺乏吸引力

以江津区珞璜镇为例，人均退地退房后可获得8万元左右的补偿，户均最高补偿不会超过20万元，但是如果到珞璜镇落户、购房、购社保、装修等的支出人均将会超过8万元，户均将会超过30万元。因为户改，用自己的房屋和土地换来了一大笔债务，这样的事情是得不到多数支持的。如果一项改革最终受益的是那些少数本想脱离农村的人群，那么这项改革不能算是成功。

（三）从户改的方式上看：自由度低，公平性差

户籍制度改革真正需要改的那些附加在户籍上的各项配套政策，而不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逐步实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均等化是政府的责任，所以不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来获取农民的土地。搞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进城，不应和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挂钩，农民进城后就应该与城市户口一样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至于他是不是愿意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完全由他自己做主。

（四）从户改的生活质量看：比预期差，“含金量”低

过去，城镇户口附带着就业、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社会保障等多项福利；而农村远远不如城市，因而以前城镇户口的“含金量”高。现在，随着取消农业税、发放各种农业补贴，试行新农保等各项惠农政策的推出，农民在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等领域的福利待遇不断得到改善。而转户后还要承担就业难、高房价、看病难等城市压力，因此，农民不愿丢掉唯一生产资料――土地。转户进城后的生活预期让农民对转户并退地进城失去了吸引力。

（五）从户改的社会保障方面看：执行不力，问题较突出

一是渝府发〔2010〕78号文件规定转户农民工有用人单位的，由用人单位统一参保并按规定缴费，用人企业需每年支出保费每人2000-3000元，此规定不利于保护重庆籍农民工的自身利益。二是社会保险门槛过高，用人单位和农民工难以承受。三是部分用人单位参保意识不强，千方百计规避社会保险责任，个别企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不力。四是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困难，断保脱保现象严重。五是农民工社会保险政策执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监督执行难，导致推进难。

（六）从农民工自身问题看：文化水平低，就业难

据调查，目前农民工状况不太理想。一是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教育能力较弱，普遍无一技之长，谋化发展能力不强。二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养家糊口压力大，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三是农民工居无定所，就业岗位也不稳定，长期在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同城内不同行业之间流动，参保困难。四是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缺乏长远考虑，对社会保险的认知较差，参保的意识淡薄。

（七）户改的措施上看：法律依据不足，改革风险极大

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属集体，农民对土地只享有使用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是村民小组长，其成员为该村民小组的村民；但是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允许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在农村同时并存的，也就是说城市户口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拥有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可以成立的。而本轮户籍制度改革在措施上只是对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的补偿。

四、江津户籍制度改革对策建议

（一）盘活农村资源

为解决财政资金短缺，第一，可参照其它省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的构想。第二、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就应当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平等的权利。因此，政府当前要做的，是允许城市内部和周围“城中村”“城郊村”农民，农村集体参与城市出租房乃至商品房开发。

（二）重新定义户口性质

我国已对农民实行了社保和医保政策，但与城市居民还有很大的差距，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向应在这方面下功夫，但又不能与城市居民完全等同，这需要把握一个度，因为农民拥有城市居民没有的土地经营权。如果完全一致，那么又将制造新的不公平。假如能够让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互相羡慕且能互换，那么这个户籍制度改革就是成功的。

（三）逐步处理宅基地，完善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政策

拥有大量闲置的宅基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给予它适当的补偿然后复垦很是必要，但不能与户口挂钩。随着形势的变化农民会主动退出，改革的成本自然也会降低。进一步盘活农村资源。承包地、宅基地、林权地是捆绑在农村居民户口上的“三件衣服”，但由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没有显现其应有价值，这对农民权益显示不公平。因此要出台相关政策，让承包地、宅基地、林权地作为农民固有的资产体现出它真正的价值，流转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四）完善住房、教育卫生服务保障政策

把自愿在城市落户的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包括廉租房和公租房）和援助范围：一是大幅度扩大廉租房和公租房供给规模。二是对于购买城市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落户农民工，通过政府对商业银行补偿的方式，采取降低首付款比例，延长还款期，契税和利率优惠等政策。三是对转户进入城区购房的农民工，享受三峡内迁移民购房优惠政策。四是农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按“五类学生”（三峡库区移民、城镇低保人员、农村贫困家庭子女、退役士兵和国办福利机构适龄孤儿）资助标准进行资助。科学合理布局综合医院、加快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保障转户居民及其子女享有国家规定的公共卫生服务。

（五）完善转户居民社会保障政策

一是尽快出台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之间的衔接政策，如完善养老保险衔接政策，农民工变市民后，可将已缴纳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年限按一定比例折算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以保障农民工权益。二是对招录用重庆籍转户农民工的企业实施社会保障补偿政策。对已转城农民工，区级财政资金可对招录农民工的企业实施补偿政策。三是完善农民工就业保障，农民工就业按“40、50”人员对待，享受再就业小额货款扶助；对创办微型企业的农民工创业人员，给予创业扶持。同时，对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鼓励。

（六）完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一要整合来自教育、农业、劳动科技等部门的资金渠道和培训资源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二要增加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各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扶持力度。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各省、市、县级财政按照一定的比例安排配套资金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进行补贴。三要针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与内容。四是对培训机构特别是民营培训机构加大监管力度，据了解，一些民营培训机构在没有培训的情况下，造好培训花名册就能领到培训费，这完全违背了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初衷。

（七）有条件收购土地经营权

政府应该在坚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不改变土地属性、不改变农民承包权的前提下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来收购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农民将承包地撂荒，那么政府就应该用行政的手段去处罚这种行为，让农民主动交出一定时期的土地经营权。如果政府需要实施现代农业开发，就应该用市场的手段去流转农民一定时期的土地经营权。也就是说，对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置不应拿社保、医保等福利政策来作交换，而应用行政或市场的手段逐步实现。因为农民要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保、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福利待遇，农村户口性质本身不是障碍，只要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任何鸿沟都是可以逾越的。

总之，重庆市江津户籍制度改革就目前来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许多经验在全市乃至全国推广，但户籍制度改革任重而道远。江津只有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复的《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按照“引导农村人口进城、促进城市资源下乡”的基本思路，深化完善户籍制度、土地利用制度、农村金融服务和双轨制住房保障等改革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区建设，才能继续探索江津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新思维、新方法、新经验。

注释：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9

关键词：职业隔离；户籍；城乡差距；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104-05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巨大问题，对于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户籍制度被认为是重要的制度安排。在由国家而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城市所得到的资源远远高于农村，而户籍制度则由限制了在城市工作或居住的农业户籍人口获得城市的资源，这使得尽管在大量农业户籍人口进城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起到的作用是固化了国家再分配的不平等。那么，市场化过程中，初次分配更多的是由市场决定，初次分配是否就能免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呢？其实也相当于问：在职业分配上，是否存在着户籍差异？①

一、文献和研究假设

有关于中国户籍制度产生的影响，学界有众多的研究，特别是户籍对社会分层和职业流动的影响 [1～2]，以及对职业分配的影响 [3～4]。

陈钊等人 [3] 的研究发现，本地户籍这一并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更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未能持有本地户籍的人口遭遇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而这种障碍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姚先国等人 [4] 以浙江省的人口普查数据开展研究，发现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在职业获得上存在城乡分割。

但是，这种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又是为何存在的呢？蔡昉、都阳、王美艳 [5] 认为，劳动力市场城乡间分割，在改革之前是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在改革以来则是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得以维持。而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这也就是说，体制内的单位部门更有可能会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约束而利用户籍制度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而体制外的市场化部门，将会依据市场利益而较少的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就业排斥现象。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央政府强调城市内部就业的平等，不应该有户籍差距。但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就业，会借助户籍制度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劳动力人口就业进行筛选。政府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给予帮助并提供保护，同时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施加种种限制。正是通过给予“本地”和“外来”劳动力不同的待遇，政府的“地方性”才能以展现。这种待遇的不同，更多的体现在政府在限制外来人口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并且在在用人计划、待遇水平方面进行严格管制[6]。

王美艳看来，就业歧视使得很多外来劳动力来到城市后，只能进行“自我雇佣”，收入很低而且相当不稳定，更谈不上享有任何福利待遇。即使能够找到“单位”，通常也只能在非正规部门、或非公有单位就业，很难进入公有单位 [7]。李春玲通过对具有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劳动力和非流动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模式的比较，流动劳动力有可能争取到的上升流动机会多处于远离国家控制和制度规范较弱的领域。也就是说，不管是在职业配置还是在职业流动方面，户籍都产生着影响 [8]。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开展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调查数据（CGSS2006）。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区（县）、街道（镇）、居委会、住户和居民，其中区（县）、街道（镇）、居委会/村三级已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人口普查）完成抽样。在正式调查之前，先对住户和居民（受访者）抽样，最终获得了10 151份有效问卷，其中城市地区问卷为6 013份，农村问卷4 138份。

由于本文需要讨论户籍壁垒在职业分配上的体现，故而剔除那些从未有从事过非农职业的样本，剩余6 165个有效样本。在职业的测量方面，本文使用数据中被访者所描述的目前工作（或失业退休前的最后一份职业）情况。为了讨论户籍对工作配置的影响，故而在户籍的测量上使用入职前的户籍状况。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两个：单位类型和岗位类型。单位类型分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经营五类。前三类也可以概括为公有制部门，后两类概括为非公有制部门。岗位类型以管理级别来划分，分为无管理级别、基层管理级别（包括班组长和单位基层管理）、中高层管理级别（包括单位中层管理和单位主要领导）三类。

（二）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户籍为虚拟变量，为获得当前（或最后）工作之前的户籍状况。有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两种类型，其中城镇户籍人口还包括蓝印户口的非农户籍人口。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包括中专、职高和技校）、大专及以上（包括相同级别的成人教育）。党员身份指的是在获得当前（或最后）工作之前的情况。年龄指的是获得工作时的年龄。考虑到户口的代际传承作用，研究中使用18周岁时父亲的户籍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的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三、测量

本文要研究的是户籍对职业获得的影响，而测量职业类别的两个变量都是分类变量，这样可以使用多分类logit模型对不同户籍人口对几种职业的获得概率进行估计，从而发现户籍因素是否影响职业获得。

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而获得的全国性数据，故而在建模时需要考虑到抽样设计可能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本文使用调查估计过程来调整可能由于调查抽样所带来的偏误。① 调查估计的PSU权重为抽样设计时的PSU抽选子总体，本次的抽选子总体为：北京市辖区、天津市辖区、上海市辖区、东部省会市辖区、中部省会市辖区、西部省会市辖区、东部区县、中部区县、西部区县共九类。

四、结果

（一）单位隔离

表2显示了不同户籍的居民在单位获得上的多分类logit模型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的情况下，以拥有城市户籍的人相比并且以私营企业做参照类，农村户籍的人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概率只有具有城市户籍人的17.2%，并且在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与之类似，拥有农村户籍的人进入集体企业的概率只有具有城市户籍人的42.1%，并且表现显著；尽管农村户籍的人进入政府或事业单位的概率也远低于城市户籍居民，但是并未在0.05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相比之下，具有农村户籍的人更倾向于流向个体经营，但同样统计上未表现显著。

在中国的制度里，户籍可以看出是一种代际传承的因素。孩子出生之后，需要在父亲或者目前户籍所在地办理户籍登记，如果父母均为农村户籍居民，那么孩子基本上也是农村户籍。而绝大部分的父亲或母亲一般会具有相同性质户籍。故而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被访者18周岁时父亲的户籍状况。回归结果显示父亲的户籍性质对被访者进入何种类型的单位具有显著影响（显著度水平均为0.1）。这进一步可以说明，在当前中国，户籍仍然是影响职业获得的制度性因素，而这种户籍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职业隔离，阻碍了农业户口的居民进入一些比较好的单位工作。

控制变量方面，以私营企业为参照组，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更容易获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的工作，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性别并不是产生职业隔离的显著因素。而教育程度也只有大专及以上的教育程度才有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更倾向于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作为收入和地位比较高的部门，吸引了一部分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加入。结合吴晓刚 [1] 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何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职业户籍隔离不显著，这是因为部分具有农村户籍的高教育程度人群加入了这一部门，消除了户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上面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户籍制度的部门隔离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问：户籍制度是否会同样造成不同岗位的隔离呢？

（二）岗位隔离

下页表3呈现了户籍对单位内部管理岗位级别进行多分类logit回归的结果。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别呈现的是公有制部门和私有部门的管理岗位情况，参照组为不担任任何管理职务。

回归结果显示，在公有制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门内部隔离，具有农业户籍的员工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仅为城市户籍员工的73.7%，并且统计检验显著（显著度水平为0.01），不过，在成为基层管理人员上，农业户籍的人和城市户籍的人没有显著的区别。在私有部门的管理岗位上，户籍制度没有形成任何壁垒，农业户籍员工和城市户籍员工享有同等的机会成为管理人员。在同样的情况，父亲的户籍情况对于是否成为管理人员没有显著的作用，甚至获得公有制部门的中高层管理岗位概率，父亲为农业户口的员工比为城市户口的员工要高54.2%（显著度水平为0.1）。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父亲为农业户口且今日公有制部门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所以在部门内部也更有可能成为中高层管理者。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虽然上文显示性别因素在进入各部门时没有显著的区别，但是在公有制部门中，男性成为基层管理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是女性的2.03倍和3.36倍，并且在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在私有制部门，只有在成为中高层管理岗位人员上，男性比女性显著高45.6%。在教育水平方面，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拥有更多成为管理人员的可能性。在公有制部门，一个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的35.89倍，而在私有制部门则仅为4.262倍。此外，党员身份也表现出显著的作用。

总之，在跨越户籍壁垒成功获得了部门职位之后，户籍制度产生的职业隔离效应就基本上消失了。不管是在公有制部门还是在私有制部门的单位内部，成为管理人员更多需要的是个人能力，而户籍所产生的影响有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非农部门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并不只是源于劳动者之间人力资本差异，还源于在中国实施了五十余年的户籍制度。在中国体制内的公有制部门，户籍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使得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很难进入具有较高收益和地位的公有制部门，而只能流入体制外的私营部门，而且更多的是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不过，一旦跨越了户籍壁垒而获得职位之后，单位内部便几乎不存在职业的户籍隔离了。

五、小结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2006），讨论了中国初次分配城乡之间趋于公平的前提性假设：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消除。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社会，城乡户籍差异在职业分配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基于城乡户籍差异的就业单位隔离。

在相同的个人情况下，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口在从事非农职业时，进入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农村户籍的人口的就业单位更多为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中国虽然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但当前公有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处于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部门限制了具有农村户籍人口的进入，这是产生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的主要原因。

针对农业户籍人口可能人力资本较差，从而导致进入公有制部门较为困难的观点，我们分别讨论了是否在公有制部门以及非公有制部门内部存在基于户籍的岗位分化。数据结果发现，不管在公有制部门还是私有制部门，户籍对岗位区别的作用并不显著，岗位区别的来源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本相同的情况下，具有农业户籍和城市户籍的人享有相似的部门内部工作岗位。

总之，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存在，而这种职业隔离的主要来源是进入公有制部门时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机会不平等，而一旦能够进入这些单位之后，户籍对于职业隔离便不再起到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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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10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长远稳定发展的主要路径。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和经济融入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抓手，而收入差距是农民工社会融入和经济融入的主要障碍。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Blinder－Oaxaca分解的方法，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在不同层次的职业群体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城市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是选择性的底层开放模式，其后果可能是形成一个以农民工为主、被城镇主流社会隔离的底层社会。由此可以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需要重视解决割裂劳动力市场的种种制度性歧视，更要重视职业分层为代表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户籍;收入差距;职业分层;农民工;城镇人口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以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新常态”，依靠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新常态”下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主要路径，除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外，必然要更多依靠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国内居民消费。引导在城镇就业的农业户籍人口(以下简称“农民工”)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融入城镇社会，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保证他们的劳动获得合理回报，提高其收入水平，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提升内需的关键。而要推动农民工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融入城市，就必须破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市场规则，建立统一的劳动市场，改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歧视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可归纳为三个不同层面:首先，职业收入上存在着同工不同酬，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从事相同或者相似的职业岗位，两者的收入却存在显著差距。其次，职业分布上存在“粘地板效应”，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往往都是底层职位，像被粘着在地板上一样堆积在劳动力市场的底端。最后，职业流动上存在“天花板效应”，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即便获得了从事较高职位的资格，也无法获得相应职位。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之间在职业上三个层次差异是共存的，也是相互联系的。从以往研究来看，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大多围绕着同工不同酬展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是最为广泛使用的理论框架。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却难以完美解释两者在职业分布和职业流动上的差异。相形而言，以职业为主要指标的社会分层理论则更具合理性。本文综合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框架，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职业分层理论来分析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期能够获得新的发现。

一、问题梳理及文献回顾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导致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对农村劳动力的制度歧视［1］。学术界很多是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入手，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主要分析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对农村劳动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作用及其结果。还有研究者结合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收入差异作了理论以及实证解释和分析。随着户籍制度管制的松懈，大量农民工到城镇务工，在城镇地区农民工与城镇户籍人口之间收入比较又成为新的研究议题，这一议题的关键在于人口流动出现了户籍属性与居住地属性的分离。同时，很多学者认为人口流动在事实上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化的结果，用工单位除了考虑户籍性质等制度性要素外，还有基于人力资本要素进行市场选择的结果，人力资本高的劳动者经过市场选择，其收入水平高于人力资本低的劳动者是市场的理性选择［2］。同时，也有一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二元性［3］，探讨了人力资本对于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投资回报率或者收益率差异问题。但是，对于是否存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对收入差异有何影响，许多研究则并未涉及。无论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还是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收入差距的研究，主流研究采用的理论依据大多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却都忽略了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才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

近些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变，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高考扩招后农村户籍大学生的涌现。自200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到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除少数特大城市外，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限制作用越来越小。尽管有研究者使用2003—2006年间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缺少足够的证据证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和流动方向等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4］，但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解读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弱势地位的合理性越来越弱。同时，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后，很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保留了农业户籍，高考制度“掐尖”效应消失，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相当数量接受过高等教育、却仍保留农村户籍的大学生，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他们也是农民工的一部分。农村户籍大学毕业生的涌现，改变了以往农民工人力资本集中偏低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职业分布，但却并未改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针对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职业阶层之间收入差异的日益明显，不加限定的使用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人力资本来解释城镇居民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显然不太合理。学术界以往研究分析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重点是界定、分析制度歧视和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却忽略了一些既没有被社会制度，也没有被人力资本所涵盖的影响因素，比如以职业为主要指标的社会分层影响。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少有研究主题能够像职业分层一样成为社会结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中心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中，特别是在复杂的现代性社会，大都把职业作为界定社会地位的首选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三:(1)职业及其代表的社会分工都是理解社会变革和界定社会功能的关键性概念;(2)职业分层在经验研究中更容易操作和实现;(3)特别是职业本身与经济社会资源占有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而经济社会资源占有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层的结果和社会流动的机会，也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中国转型期职业分层也能够像西方社会一样反映出社会分化和阶级结构。陆学艺提出，“以职业划分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5］(P223)，认为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是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在阶层结构中位置以及个人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职业所能够掌握的资源，可以技能和知识等人力资本要素的形式表现出来，且能够转化为支配地位、权力和收入等。由此可以看到，职业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且与经济收入存在着紧密联系。如果两个同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毕业后从事不同层级的职业，从事较高职业层级者显然能够利用其职位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优势。这也意味着技能和知识等人力资本要素在不同等级的职业阶层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且这种职业等级带来的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的不同效用来实现，更容易被解释为人力资本的差异，也更加隐蔽。而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社会结构的影响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职业分层视角对收入差距的作用长期被忽视，而职业分层背后掩盖的社会结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未能真正凸显。综上，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城乡户籍隔离，也存在着职业分层差异。因此，只考虑户籍而忽略职业分层作用就在研究中必然缺失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对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之间收入差异的分析也是不完整的。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把职业分层作为影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进行考虑，在控制职业分层的基础上，也就是把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按照职业等级进行分层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两者之间的收入差异现状和原因，进而力图对劳动力市场作出新的分析和判断。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分析思路是:在控制城乡户籍劳动者职业等级的前提下，分析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在同一个职业等级中的收入差距大小和产生原因。因此，本文主要使用两种分析方法:第一种是分位数回归方法。它利用解释变量的多个分位数(例如四分位、十分位、百分位等)来得到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的分位数方程。与传统OLS只得到均值方程相比，此方法可以更为充分的考虑变量分布，特别是适合于分析收入等不均匀分布的变量。第二种方法是Blinder－Oaxaca分解。它是国内外学者分析不同组群之间收入差距时采用的主要方法，也是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收入不平等研究的主要方法。该方法基于反事实假设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收入均值的分解。此分解是把组群之间的收入差异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归结于由于个人特质差异可以解释的，主要是人力资本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异，如教育、工作经验等;二是模型无法解释的残余部分，即人力资本影响因素无法解释的收入差异部分。所胃“模型无法解释的残余部分”，通常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歧视所导致的收入差异，但实际上还包括未纳入模型的影响因素而导致的收入差异［6］。本文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比较在不同职业等级的人群劳动力市场歧视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大小。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该调查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其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式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在全国151个县(区)，604个居(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每次调查全国样本量约为1万余户家庭。继2006年、2008年和2011年的一、二、三期调查之后，2013年的第四期调查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区域开展的，调查范围涉及全国151个县(区)，604个居(村)民委员会。

三、主要分析结果

(一)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主要特征根据上述设计，本文重点研究对象是从事非农工作、有收入的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因此，本文首先对这两个群体的基本特征做一些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工资水平等。从调查结果来看，城镇户籍从事非农工作人口中，44%是女性，平均年龄40．79岁，平均每月工作23．32天，平均每天工作8．42小时，平均受教育年限12．95年，平均工作月收入4026．43元，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比例大约为57%;农村户籍从事非农工作人口中，38%是女性，平均年龄40．85岁，平均每月工作23．00天，平均每天工作9．16小时，平均受教育年限8．90年，平均工作月收入3382．08元，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比例大约为14%，参见下表1。比较这两个群体，能够看到两者差异最大的有三个方面:平均工作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单位。城镇户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工作收入上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他们主要集中在公有制单位就业。

(二)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收入差距分析本文先对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整体作Blinder－Oaxaca分解，以分析两者整体上收入差距的状况。在做Blinder－Oaxaca分解之前对因变量月收入取对数，并假定所有人都是在结束学业之后参加工作，其工作年限等于年龄减去6再减去受教育年限。另外，考虑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的特点，在受教育年限之外，还加入了工作技术水平(体力劳动、半技术半体力劳动和技术劳动)变量。上表2中的模型是从人力资本角度来解释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发现，两者收入总体的差距是0．300，其中可以解释的部分为0．248，占收入差距的80%以上，而不可解释的部分为0．052，占比不足20%。根据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主要是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教育回报率的差异影响，从回归方程的系数来看，在控制了工作技术等级的前提下，前者的教育回报率为5．0%，后者的教育回报率仅为1．8%。

(三)收入对数分位数回归的主要结果Blinder－Oaxaca分解，关键是人力资本要素能否发挥作用，它把人力资本能够解释的收入差异视为合理的收入差异，而把不能解释的差异视为不合理的收入歧视。在模型设置中，一般都把人力资本视为一个在所有人群中影响恒定或者说影响一致的变量。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人力资本能够发挥多大效用往往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有关，或者说与个人的职业等级有关。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可以从下图中看到，在不同层级的收入者中，教育年限、工作年限、技能水平等典型的人力资本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不同，而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最主要指标的户籍性质在不同收入层级的群体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从上图1可以看到，教育的作用随着收入等级的下降而减少，在收入最高组人群中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在0．04左右，而在收入最低组人群中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下降至0．03以下。劳动技术水平的影响随着收入等级的下降而增加，在收入最高组人群中劳动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16左右，在收入最低组人群中劳动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2以上。工作经验的作用波动较大，在收入最高组和收入最低组的回归系数较大，在中等收入组中的回归系数相对较小。户籍性质的影响也是随着收入等级的下降而减少，甚至在收入最低组人群中呈现出负值。综合上述分析结果，不难看到社会分层理论中经常提到的现象，人力资本能否发挥作用，不仅仅取决于人力资本数量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其职业位置能否为人力资本发挥作用提供资源和条件。本文的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这种观点。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属于“倒T型”，大部分农民工聚集在职业阶层中低端，其收入分布也是如此。占据职业分层顶端的人群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优势放大人力资本的效用，而占据职业分层中低端的人群中，人力资本要素的效用明显减小。故而，即便是农民工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如果不能占据中上层的职业，其教育的回报率必然不会很高由此可见，Blinder－Oaxaca分解前提假设，人力资本作用保持不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是不成立的。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证明，人力资本要素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中的效用是不一样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在收入差异中引入职业分层作用控制性因素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如果不加控制的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很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偏误影响。因此，使用职业分层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然后再分析不同职业等级中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得到的结果显然更为合理。

(四)基于职业分层的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收入差距分析职业作为划分社会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具有很强的区分度，也是社会学研究经常用来划分不同社会人群的关键指标之一。陆学艺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7］。本文借鉴陆学艺的职业分层方法，将调查样本按职业阶层划分，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归为一类(职业等级1)，也是习惯上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把专业技术人员归为一类(职业等级2)，他们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群体，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收入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把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和有关人员归为一类(职业等级3)，他们接近于社会分层中的“蓝领”阶层，收入不高，但能养家糊口，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的中下阶层。下表4中，摘录了三个不同社会地位职业群体的收入分解结果。从分解结果来看，在职业等级1群体中，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最为明显，收入对数之差为0．755;职业等级2群体中，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次之，收入对数之差为0．427;职业等级3群体中，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最小，收入对数之差为0．078。说明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职业群体之中，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劳动者收入差距是递减的。从收入差距的可解释部分和不可解释部分所占比例来看，在职业等级1群体中，不可解释部分占69．9%，可以解释的部分占30．1%。在职业等级2群体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69．6%，可以解释的部分占30．4%。在职业等级3群体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1．3%，剩下超过98．7%都是属于可以解释的部分。这说明，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职业群体中户籍歧视导致的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是不同的。

综合上述两个主要分析结果，不难看出，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在工资收入上的差距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呈现出较为复杂分布状况。职业等级1群体中城镇户籍人口主要是政府、事业和企业单位管理者，而农村户籍人口则相对局限在规模较小的企业单位，不可能占据较高层次的政府、事业和企业单位管理者的职位。他们虽然在城乡社会各自的内部属于上层，但比较而言，农村户籍者收入水平要差很多。在职业等级2群体中也存在比较大的收入差距，从分解的结果来看户籍歧视也很明显。实际上，虽然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劳动者都有可能是专业技术人员，但在专业技术人员内部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比如农村毕业的大学生从事的可能都是比较低端的专业技术岗位，而城镇大学的毕业生则可能占据比较高端的专业技术岗位，尽管两者都接受过大学教育，且在职业上都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但在同一个职业大类中仍然存在着内部层级的区分，这种区分造成了事实上的歧视。在职业等级3群体中，城镇户籍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是最小的，而且大部分都可以被人力资本差异解释掉。事实上，蓝领工人职业一般是城镇户籍劳动力不愿从事的职业。加之，蓝领阶层的工作岗位大部分是由非公有制单位提供的，用人单位在招募员工时更有可能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收入差距的原因较为复杂，在不同层级的职业群体中，人力资本要素和制度歧视要素的影响作用不同。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已出现复杂的局面，在蓝领工人为主的低端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户籍制度产生的歧视较少，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在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高端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户籍制度产生的歧视较多，市场开放程度较低。这意味着，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对吸纳农民工是有选择性的，这也是城镇人口巩固自身经济社会地位优势的方法和手段。总体来看，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就业歧视及收入差距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其歧视效用的大小依赖于职业等级。

四、主要结论

现阶段，随着党和政府在中国发展战略上的重新抉择，特别是《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进城落户。这说明，户籍制度已经成为阻碍“新常态”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内需的最大障碍之一。本文研究则发现，在户籍制度这一显性的社会制度障碍之外，以职业分层为代表的社会结构也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更加隐蔽的影响着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按照以往研究的逻辑，单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来解释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会被一些看似“合理”的结论所误导。在不考虑职业分层的前提下，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异大部分可以被人力资本要素的差异“合理”的解释掉。但现实中存在的“粘地板效应”和“天花板效应”却无法被合理的解释，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要素只有与职业位置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效用这一条件被研究者所忽略。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职业不仅仅是工作岗位，而且附着相应的社会资源，而掌控社会资源多的职业岗位显然能够为人力资本发挥效用提供有利条件。本文研究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证明，在不同收入等级中，人力资本要素发挥的效用有所不同。对高收入人群而言，受教育年限的效用更大，而对低收入人群而言，工作技能的效用更多，人力资本要素并未像以往研究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发挥同等的效用。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先决假设是有问题的，而在这两个理论中忽略的，却存在比较大影响的社会分层或者说职业分层不能被忽略。

据此，本文按照以往社会学界普遍接受的职业分层方法，在控制不同层次职业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了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发现两者收入差距在不同层次的职业群体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在属于社会中上层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群体中，城乡户籍劳动者收入差距较大，户籍歧视占据了收入差距大部分。而在社会中下层的蓝领工人阶层中，两者收入差距较小，户籍歧视占收入差距的部分也小。通常而言，消除歧视带来的收入差异可以视为劳动力市场的开放，那么本研究一方面说明，社会结构和职业分层对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存在着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略，社会结构是决定收入差异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这说明城市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是选择性的开放。城镇户籍人口不愿意从事的底层职业对农村劳动者的开放程度较高，户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而属于中上层职业对农村劳动者还是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户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

进而，可以对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在职业收入、职业分布和职业流动做出总体性的解释。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且呈现出职业等级越高，收入差距越大的状况。职业分层的影响比户籍制度的影响更为隐蔽，也更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对农民工而言，他们容易进入城市社会开放的底层劳动力市场，但是难以获得掌握较多资源的中上层职业，从而导致“天花板效应”和“粘地板效应”，把大量的农民工挤压在了城市社会中私营部门、低端职业和行业。职业分层影响的存在，实则意味，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是选择性开放的，即底层开放，上层区隔的模式，其持续存在对中国社会潜在的最大危害是可能出现一个禁锢的、与主流社会隔阂的庞大底层社会。而庞大底层社会在被构造和自我构建过程中，可能因为社会流动的停滞和贫困而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及问题，进而将形成某种文化，由此则会进一步加剧城镇族群之间的割裂，更加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稳定。本文提出了与以往学者不同的职业分层视角来解读经济学领域的传统话题，难免有一定不足之处。但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的融合有助于清晰、透彻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真实状况。展望未来的研究，应在劳动力人口与收入差异领域内引入社会学的结构性视角，推进学科之间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融合，从真实的社会现实出发，避免出现对数据和模型路径过度依赖。具体而言，尤应重视中国当前出现的社会结晶化倾向，即与职业阶层固化相关的社会不公平在劳动力市场领域内传递、传导效应。在以往户籍歧视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在“倒T型”社会结构下，职业流动的向上流动机制和主要障碍，并提出相应对策及建议，以期能在“新常态”下同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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