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论文十篇

户籍制度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户籍法律制度；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

户籍法律制度所应具有的功能和要实现的立法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确认主体身份，为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提供便利。在一个国家，一个人要想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不管是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还是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法律主体，享有依法从事法律行为、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这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确认每一个人的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户籍法律制度便由此产生。我国称之为户籍登记，国外多称之为“民事登记”、“生命登记”或“人事登记”。登记的主要内容有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婚姻、认领、收养、失踪等变动情况。各类项目登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主体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编号、住所地址、家庭成员姓名及与户主关系、文化程度、职业、民族、国籍、等，对出生、认领、收养事项，还要分别登记当事人的父母姓名、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项。上述内容是每一个人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可靠依据。比如，出生登记确认了人的出生事实、出生时问和出生地点，这为界定行为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认定主体的各项民事权利和义务，确定民事诉讼管辖地区以及认定公民的就业与服兵役年龄、选举与被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签发护照等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死亡登记确认了人的死亡事实、死亡时问和死亡地点，这为处理与死者有关系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了法律支持；迁移登记确认了居民的常住地，为认定公民参加选举和依法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婚姻登记确认了行为人的婚姻事实，为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看出，户籍法律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只是对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相应的记录，为行为人各项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提供依据和保障。

(二)提供人口信息，为政府和社会服务。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无论是进行行政管理还是经济管理，都必须统筹考虑国家的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社会治安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人口情况这一重要因素。户籍法律制度除了为公民的各项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提供便利外，还为政府各个部门和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活动提供准确的人口信息，使其对所辖区域的人口数量和构成情况了如指掌，进而进行科学的管理决策，以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经济的目的。例如，建设部门要制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文教部门要设置相应的服务机构，社会保障部门要确认服务对象，公安部门要及时了解侦查对象身份，统计部门要人口迁移信息等，这些都离不开相应人口信息的支持。另外，户籍法律制度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以及一般的个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一个公司而言，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就必须对有关地域的人口情况作重点考虑；它在招聘公司员工的时候，要想对应聘人员的情况有所了解，户籍登记信息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而对于普通个人来说，在与他人进行法律行为时，需要了解对方的必要情况，那么具有公信力的户籍登记信息就成为获取相关信息的有效途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确认公民身份，为公民行使权利义务提供便利和为政府与社会各界提供人口信息服务，是户籍法律制度的功能和立法目标所在，是户籍法律制度本身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价值，它是一个对主体各项权利的实现和对主体进行必要管理的一个必要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的本质应该是中性的，而不应该是一种限制主体行为的工具和手段。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简要分析。在我国，户籍法律制度是政府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管理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现行户籍法律制度的依据是户口登记条例及有关户籍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把人口划分成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主要户口类型，并据以实行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与其他国家的户籍法律制度相比有很多极具特色的内容。第一，在功能和立法目标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承载了多重功能，具有多重立法目标。即，既要证明主体身份和提供人口信息，又要控制人口流动、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为利益和资源的分配提供依据；而一般的户籍法律制度只有证明主体身份和提供人口信息的功能和立法目标。第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以“控制”为指导“；而非以“服务”为指导。第三，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而且成为直接进行权利和义务配置的法律制度，对每一个现实的行为主体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作用；而一般的户籍法律制度由于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具有中立性，则不会对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直接的作用。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户籍法律制度所具有的问题日益凸显，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我国过去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已经不能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方面，这一法律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相结合，过多地承载了原本不应该由它担负的功能，使户籍法律制度本应该是一个不直接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发挥直接调整作用的技术性法律，成为了一个确定人的身份，进而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直接进行调整，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进行配置的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根据现行户籍法律制度所获取的人口信息存在失真问题，这样就使其很难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使得户籍法律制度本来应该具有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2．户籍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由于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存在问题，因此，在指导整个户籍法律制度构建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也自然会产生问题。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是以“控制”为指导思想，以“城镇化”为价值取向的，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今天，这一制度的局限性也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在我国，公民的平等身份和迁徙自由还没有完全实现，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他更多的问题，这些都阻碍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3．户籍法律制度具体制度的构建。从“法治”的视野对户籍法律制度进行审视，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没有依法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和迁徙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从而使户籍法律制度的本来面目发生了异化。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进行准确定位。发挥户籍法律制度的应有作用，首先就要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户籍法律制度改革应该从还原其本来面目着手进行，要把强加在其身上的多余功能剥离出来，对其本应具有的功能进行强化，使其真正成为便利行为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以及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人口信息的法律制度。

(二)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实践证明，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下，立法者会进行不同的制度构建，从而会对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因此，在探讨如何构建我国新形势下的户籍法律制度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有关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问题，这是我们构建整个户籍法律制度的先决性问题，会对整个制度构建和现实结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新形势下的户籍法律制度应该以“服务”作为指导思想，将“实现公民的平等权和公民的迁徙自由”作为改革的价值取向，以“服务”和“实现平等和自由迁徙”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来构建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

(三)构建适应新形势的户籍法律制度

实现户籍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发挥它的功能，更为关键的是具体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只有通过详尽而完备的法律规定来为行为主体的权利实现和义务履行提供切实的制度支持和保障，才能实现户籍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

1．修改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可以自由迁徙。公民可以自由迁徙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我国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可以自由迁徙，而实际上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因此，为了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应该尽快在宪法中将公民的迁徙自由予以明确规定，从而为公民实现迁徙自由提供根本法的制度保障。

户籍制度论文篇2

内容摘要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刚性户籍制度的软化是大势所趋。本文首先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然后，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一元制和二元制，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最后，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引言 现象一：据《南方周末》报道，1999年年初，河南、山东四位打工妹去深圳打工，被挤死在105次列车上。幸存者回忆车上的情形，“像被压扁的带鱼”。权威专家估计，1997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了1亿。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人户分离已达7073万人。 现象二：1999年高校毕业生的留京名额严格控制在15%以内。外企的进京名额异常有限，绝大多数在京外企只好招收北京生源。有人惊呼：“北京是北京市的首都”。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的一项主要职能，它直接关系到政治经济生活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全面发展的需要，其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出现了诸如本文开始列举的种种怪现象。有人甚至认为，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在社会生活里的最集中表现，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户籍制度已经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系统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牵涉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本文试图从多学科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进行综合探讨。 本文的结构大体如下： 第一部分：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第二部分：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 第三部分：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阐述了两种方略的渐进模式，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局部改革 当今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助性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建国初―1958年）、发展（1958年―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等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 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使全国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基本得到统一。 1955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从而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1977年11月，国务

户籍制度论文篇3

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人／个

地带平均人口平均非农业人口平均劳动力人数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国500921692612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前几年大量的县城转变为城市，导致剩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普遍不大，全国大约70%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到5000人，非农业人口规模不到2000人。小城镇人口规模超过2万，或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小城镇，占全部城镇的比重在3%左右。从空间的角度看，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以东部地带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比西部高76.4%，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比西部高65.4%。根据17260个镇的资料，在人口规模最小的2000个镇中，约50%在西部地区。

由于大部分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只要增加几千人就可以让不少城镇人口倍增，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因此短期内大多数小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小城镇人口中实际非农业人口估算

在前面谈到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人口”得不到承认为合法的非农业身份，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有资料的城镇中，有1226个镇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人数，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存在。这种情况以东部居多，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和重庆。如果大量实际从事非农业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对城镇户籍管理有益，这些城镇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到底小城镇中有多少人口应该属于非农业人口，这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有些家庭内部的成员可以分别从事农业与非农业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时兼职农业与非农业。不过还是可以对目前小城镇中实际非农业人口规模作一大略估计，下面是估计的公式：

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1.8×（企业人员数＋劳动力人数×0.1）

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国城镇的实际情况，每个非农业劳动力供养1.8人（包括劳动力本人在内）；第二，在一个镇内部的劳动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从事行政管理、文教卫生、商业和服务业，应该说10%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这一公式计算出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本文称为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表6是根据公式计算的结果，从中可知全国小城镇中，实际属于非农业的人口要比统计数多50%左右，其中东部地区大约多70%，中西部则在30%左右。要强调的是这些期望可在小城镇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中，70%以上在东部地区。

从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并非是无限的，它受到小城镇就业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以交通、旅游、集市贸易为主要产业的小城镇之外，大部分小城镇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业发展的制约，只要没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存在，让小城镇人口大发展是空中楼阁。根据表2中的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小城镇只有大约1000人的企业员工。东部地区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从表7的数据中可知，全国接近40%的小城镇中，企业员工数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区这一比重是接近60%。从企业情况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容纳大量人口就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期望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实际非农业人口

A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B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②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从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企业规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一些实际上已经在小城镇工作的人得到户籍，但是靠这类人口来增加小城镇人口的作法在东部地区可以比较有效，在中西部地区的效果不大

四、关于小城镇人口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讨论

在对小城镇人口状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作一点讨论。

首先，小城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太小，对大多数服务行业来说，根本达不到许多服务业所能生存的“门槛人口”。在这些城镇中，要依靠企业中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动服务业人口的增加才可能发展。其实从“自理口粮”人口对小城镇发展起的作用有限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开放小城镇户籍对大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帮助有限。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目前小城镇的人口状况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有限。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极有限。根据《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数据计算，在小城镇中平均每个企业的规模12人，其中东部地区平均16人，中部地区平均9人，西部地区平均7人，可以说相当部分企业是处于小作坊的水平。没有就业机会，白给农民一个小城镇户籍对农民没有实质意义。

第三，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镇，大多数小城市的户籍已经相当开放，甚至于石家庄这样大城市的户籍也基本上开放，与小城镇相比，城市的吸引力远大得多，而且对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来说，户籍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镇的就业机会无法超过城市，那么小城镇的户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据目前小城镇人口现状，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承认大批在小城镇工作、生活的人口，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农民，其目的应该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进农村城镇化上，从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镇户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区差距。在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大城市的郊区，户籍改革对小城镇规模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简单通过开放小城镇户籍，甚至是开放城市户籍，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订日期：2002-4-3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0年度与1993年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93.

户籍制度论文篇4

(一)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人户分离现象普遍存在

随着石狮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彰显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石狮市城郊及农村土地不断增值，农村人口受利益驱动，为获得征用土地补偿及相关福利，大量涌入石狮市谋求发展却不愿迁户口，所以他们的长期居留地和常住户口地往往不一致，即存在人户分离现象，这种人户分离现象进而导致大量的“空挂户”出现［2］。调查数据表明，石狮市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但户籍人口增长缓慢，从1988年建市至2012年增长不足8万人(图1)，主要为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致。这就更说明了石狮市流动人口的总体落户水平不高，长期存在着人户分离现象，导致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加大，不利于石狮市城市管理体制的健康协调发展。

(二)户籍管理制度影响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提高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既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3］。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其具有学历较高、收入较高等特点，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愿望越来越强烈，内容越来越多，层次也越来越高。但在石狮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由于户籍尚在农村，无法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表2)，特别是在技术培训方面，最大差距达到34．1%，在电视录像厅、图书室、文艺活动以及免费或便宜的电影等方面的差距也都超过了1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石狮市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虽然有很大改善，医疗普及率较高，但医疗设备差、卫生技术人员短缺。据统计，农村卫技人员仅仅相当于城市的12．8%;公路交通虽然实现村村通，但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交通运行不正常。由此可见，石狮市虽然城市化进程较快，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制约深刻影响了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水平。

(三)户籍管理制度导致社会保障不到位

社会保障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公平，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无差别的所有社会成员效用最大化，即要无社会地位区别地保障各个社会人群的相关权益。据统计，在石狮市流动人口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分别占流动人口总数的18%和16%，而新农合、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医疗保险以户籍为基础，绝大部分流动人口不能参加这些保险。在教育方面，因大部分流动人口聚集在石狮市区，市区现有学校难以满足流动人口子女就近就读公办学校的需求，学校的班级规模和学生数量均严重超标，长期超负荷运转，这些问题都表明石狮市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不到位。

二、城市化进程中石狮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

(一)取消户口性质，建立城乡户口统一登记制

即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石狮市从本市实际情况出发，在2001年底就全面取消农业、非农业、自理口粮及其他类型户口性质的划分，而由公安机关按照实际居住地、就业地登记户口并核发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薄，彻底消除城乡之间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差异形成的“二元”户口结构，实现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

(二)推进信息管理，实现“一站式”户口迁移登记

2008年以来，石狮便依托省级人口信息平台，取消了以前省内迁移户口须到迁出地派出所领取《户口迁移证》的环节，直接由迁入地派出所在省级人口信息中心数据库进行网上“一站式”户口迁移，构建了科学化、高效率、城乡一体的户籍登记、迁移、管理体系。该举措极大地方便了石狮市民跨区县迁移户口，不用再为往返两地办理迁户手续而耗时耗力。据统计，截至2012年11月30日，全市共办理网上迁移户口5570人，其中迁入2614人、迁出2956人。

(三)调整户口政策，低门槛汇聚劳动力资源

石狮市自2009年以来，实行户口迁移人性化管理，进一步放宽户口迁移的条件限制，推出投靠配偶不受婚龄年龄限制、未婚子女可选择随父或随母迁移落户等8项户口迁移政策，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便利。同时，石狮市为吸引和留住人才，在户籍管理方面推出鼓励农村人口在城区购房落户和在集镇建房落户，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经商创业落户以及各类人才和大学生就业落户等多项优惠政策。此外，为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相对稳定职业或合法生活来源的外来务工人员办理落户。据统计，近年来石狮市共办理购房、人才引进、经商务工等落户3922人次。这些措施给流动人口创造了更好的平台，吸引更多流动人口扎根石狮，使得更多高素质流动人口不断融入本地，在众多的工作岗位上稳定就业，逐渐改变原有的“候鸟式”“两栖式”就业生活方式，从而为石狮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作出贡献。

三、城市化进程中石狮市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存在的现实困境近年来，石狮市在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加大

与户籍地相比，石狮城镇户口吸引力相对有限。城市流动人口为保留原户籍地的既得利益，再加上自身流动性较大，多数不愿在城镇落户。对部分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显示，愿意在石狮落户的仅占被调查总数的15%，这种消极的落户意愿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石狮市流动人口的不稳定性。另外，石狮只针对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人才实行“先落户、后就业”政策以及计生管理等的限制也造成了在石狮落户的高层次人才较少，人口素质相对较低。这些都给石狮的流动人口管理带来了更大的难题。

(二)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

尽管石狮非常注重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但因大部分流动人口集聚在市区，现有学校规模又无法满足，导致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减少。再加上自2014年起，福建省出台新规，凡具有福建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籍并有3年完整学习经历的毕业生，可在福建省就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并与当地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这虽然给流动人口以政策倾斜和教育关爱，但在拥有大量流动人口的石狮市，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子女就地参加高考，使得原本就不足的教育资源将有可能更为紧缺，如石狮市的教师编制缺口加大，教育用地等更为紧张，难以满足现实要求。另外，在石狮，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较为落后，优质医疗资源多集中于市区。如此看来，基于户籍基础上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也成为石狮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一大困境。

(三)社会配套制度改革滞后

石狮市自2001年开始实行城乡一体化户籍管理，但至今部分职能部门尚未修订相关规定或出台配套政策，仍然按照农业和非农业的户口性质办事，与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产生冲突，如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城镇户口只能生一胎而农村户口可有条件生二胎;在人身伤亡赔偿上，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赔偿标准相差较大。于是，农民在进入城市后，在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地收益权等三项权益的同时，却不能转而拥有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等配套权益，违背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初衷，加大了石狮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困境。

四、城市化进程中深化石狮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对策

为响应党的十关于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四化”协调同步精神，福建省政府在《关于推进泉州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将石狮市全域城市化改革试点作为重要的改革内容。石狮作为泉州环湾发展中心城区的重要组团，开展全域城市化改革，符合建设厦漳泉大都市区的总体趋势，也符合石狮城市化发展的实际。对此，石狮在着手拟定的《石狮市全域城市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中提出: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全域城市化改革的一大主要内容。

(一)与居住证制度挂钩，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与居住证制度挂钩，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具体包括:(1)建设流动人口服务平台，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建立健全市、镇(街道)、村(社区)就业服务平台，完善就业服务信息网络，为流动人口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等有效服务。(2)提供就业培训服务。每年安排专项经费支持流动人口就业培训，积极推进对流动人口职业技术、创业技能、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培训。(3)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按规定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证其基本的经济收入;畅通流动人口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开通用工投诉、工伤认定、工资清欠等绿色通道，开展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等。如此，在保证流动人口基本生活和工作的基础上，维护其合法权益，增强其落户意愿，使其能更为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

(二)与居住证制度挂钩，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一直是政府不断努力和追求的目标。为摆脱传统户籍管理制度的束缚，目前石狮市政府着力于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常住人口凭借居住证享有均等化的公共资源，进而实现石狮市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1)将流动人口子女纳入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计划，继续落实流动人口子女享有与本地生同等待遇的就学政策，拆掉门槛、规范收费、敞门接纳入学，妥善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2)流动人口凭借居住证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重大传染病和职业病防治、重大疾病救助等医疗卫生服务。借此，在方便流动人口在石狮市享有户籍地的相关政策的同时，石狮市政府能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服务，保障其权益，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三)与居住证制度挂钩，健全社会改革配套制度

户籍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民国初年

户籍制度

行政立法

社会效应

一、民国初年户籍制度简介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底层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国家资源配置与社会控制的重要制度，往往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制度需求，户籍制度随着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户籍制度在中国起源较早，发展较完善。据甲骨文记载可知，在商代就开始了人口登记制度，即称之为“登人”或“登众”（摘自：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发展至汉代，已形成一套较为严密的户籍制度，不仅要在户籍簿上注明户主的居住地址、年龄、相貌，而且要注明职业，财产状况，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7 简记载宋买的户籍簿：“长安有利里，宋买，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篇》，北京：中华书局，1980）。中国古代政府之所以强调户籍制度，在于户籍制度是政府有效控制人口和土地等资源的工具，是国家赋役的重要依据。

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户籍制度一直以来变化不小，但是渐进近代，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外环境的改变，中国户籍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自清末试图实行宪政而开始的一系列户籍制度的变迁。

（一）清末户籍法律的变革

清末，国内危机四伏，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国内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得到迅速发展，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自守的国策被他们的船坚利炮击的粉碎。晚清制度为了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进行变法图强。户籍制度的变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1911年，晚清政府在考察欧美各国之后，认识到“宪政之进行无不以户籍为依据，而户籍法编订又必由民法与习俗而成”（摘自：公安部户政管理局编：《清末至中华民国户籍管理法规》，“民政部编订户籍法奏折”，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单行法规。

该法规共八章、184条，其内容可分为户籍的管理、人籍、户籍、罚则四个部分。该部法规的主要特点在于：首先，将户籍吏、户籍局置于法规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突出了户籍管理机构的地位，反映了政府在观念上仍视户籍为管理人口统制的手段，强化户籍统制功能。其次，法规区分了人籍和户籍。人籍主要是关于个人出生、死亡、婚姻、继承、国籍等比较个人化的信息资料，户籍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关于移籍、入籍、就籍、除籍等家庭信息资料。法规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剔除了传统户籍中资产登记项目。户籍开始成为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的工具，而不再纯粹是国家管制人口的工具。再次，法规既规定了民众有呈报户籍之义务，也规定了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提出诉讼抗告的权利，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废除了以往民众只是义务载体的陋习。

但是，《户籍法》制定后未及颁布，晚清政府便灭亡了，《户籍法》随之搁浅。因此，晚清政府户籍制度实际上仍沿袭了清中后期的保甲制度的一些做法，将人户“编牌入甲”。不过与保甲制度不同的是，清末编查人户的机构是警察机关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随着国门洞开，一些维新改良人士提出了建立西式警察的主张，并提出了警察机构的职责主要有三大项：维持治安、清查户口、整顿街道。将保甲户籍改造为具有近代意义的警察制户籍，使清末户籍改革的另一重要功绩。但它仍然是强调对人户的控制，强调户籍的治安功能。总之，清末户籍立法对民国乃至台湾地区和内地户籍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户籍法律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未颁布单行的户籍法规，只颁布了《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1915年）、《县治户口编查规则》（1915年）、《京兆各属户口编查单行细则》（1916年）等条例。这些条例一方面承继了晚清《户籍法》所确立的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规定清查事项主要有姓名、年龄、男女之别及已未嫁娶有无子女、籍贯、居住处所及年限、职业、教育程度、盲哑疯癫及其他残疾、户内人口对于户主之称谓等；另一方面，由于战乱，因而更注重对年界20岁到40岁之壮丁、曾受刑事处分者、素行不正或形迹可疑者、户内杂居多数非家属人者的编查。同时将封建时期的保甲制度与近代警察制度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清末确立的警察户籍制度。与晚清户籍制度相比，北洋政府的户籍制度更强调警察的监控作用。北洋政府无论是户口调查之监督还是具体的户口调查事务均由警察机关负责。甚至是县治的户口编查，也只是在警察机构不完备的情况下适用。并且，即使适用，户口编查长也只有在没有设警察、保卫团的地方，才由本地方的图董、村正等职务或公正绅士充任（参见1915年《县治户口编查规则》，第1条，第7条）。北洋政府的这种规定大概与当时政局动荡、战乱有关。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户籍法律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认为“户籍法与清查户口，及推行地方自治，皆有密切关系。……为训政时期初步最要工作。”（摘自：谢振民：《中国民国立法史》（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页）在推行乡自治的基础上，参照英、美、德、日等国户籍及人事登记的法律制度，于1931年正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1934对该法修正，并于同年施行，1946年对该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并公布并施行。该法分通则、籍别登记、身份登记、迁徙登记、变更登记、登记申请、罚则、附则，共八章61条。与晚清的《户籍法》相比，具有把人事登记与户籍登记合二为一、推行身份证制度、确立了“以户立户”的编户原则等。不过，在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户籍法》并未得到很好实施。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处于与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对峙时期，国民政府将“防盗”、“防匪”放在首位，先后颁布了《保甲条例》（1937年）、《县保甲户口编查办法》（1941年）等。这些条例虽是以《户籍法》为基础，但实际上破坏了户籍管理形式统一、平等，保障私权的原则。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实际实施的户籍制度与保甲户籍制度无异，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保甲户籍并无多少差别，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民众、乡村的控制。

二、作为户籍管理的行政立法引起的社会效应

在传统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是以户籍身份存在于国家之中，人户与国家之间，是一种束缚与被束缚的单向性关系，人户身份转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户籍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普通大众牢牢的束缚着。这一情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户籍赋役功能的逐步弱化而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清末民初，在中国的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之后，传统社会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彻底破坏，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导致传统户籍网络的破坏，为各种利益集团队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建立在传统户籍基础上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

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晚清政府起草了历史上第一部户籍单行法规。这部法规虽然没有颁布，但它打破了传统户籍理念，解除了封建社会长期束缚在人们身上的户籍绳索，为民国户籍法律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为近代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提供了比较畅通的渠道。

（一）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促进了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所谓城市化，是指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目日益增加的过程，也是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与西欧城市的发展不同，我国古代城镇体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初步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统治阶层的政治、军事需要。

由于封建城市主要是基于行政因素产生，因而户籍在城市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城市市场的设置须依户口之众寡而定，城市大小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户口之多寡的影响。其次，对于城市居民，尤其是工商业者而言，户籍身份是成为城市居民，并获得合法经营的条件。如宋代实行城乡分治，城市居民均被划分为坊郭户，以区别乡村民户。坊郭户市城市居民获得封建国家许可在城市居住、生存的前提。因此坊郭户也要依资产评定户等，按户等高低承担封建服役科配。

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之后，户籍成为保障人们私权的载体，而不再是束缚人身的绳索。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四处寻找生活。城市居民，尤其是工商业者，也可以有一定的自由而流动经营。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真正互动起来了，这一切都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传统城市逐渐向近代化方向发展，城市规模、城市数量以及城市的职能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另外一点，中国近代化城市的迅速崛起与国门洞开，通商口岸的设立、近代工矿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结构的改变不无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流动也具有重要作用，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封建户籍制度下，人户的流动是被禁止的。“流民”，无论是哪种情形，一般都被称为逃户、亡户或浮户等（摘自：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是法律惩治的对象。进入近代以后，户籍制度的变革，解除了对人身的束缚，才使人口的流动变为合法，从而为广大农民流入城市提供了法律保障，进而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二）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为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学者们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如金兰、罗威廉等西方学者运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方法，通过对近代中国某个城市活地区作个案研究，论证：“中国清代和民国时期，存在着某些鱼市民社会 （但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并“称之为‘公共领域’”。而孔飞力、黄宗智等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历史上“缺少一套足以资助公民社会赖以发展的政治或文化条件。如果一味刻板地套用欧洲的理论构建，我们得到的不只是‘虚假的现代化’，甚至还会得到‘自由主义萌芽论’，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而此一概念不过发轫于亟欲表明‘中国也有’的心结。”（摘自孔飞力：“公民社会与体质的发展”，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第82页、第84页）中国学者则从中西文化、中西历史的比较角度出发，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的状况和特点，形成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伟代表的“文化派”或“思想派”；或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运用商会史研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形成以马敏、朱英等人伟代表的“商会派”或“施政派”。陶鹤山认为，“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之所以在市民社会问难题上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关键在于对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研究不够，因为常常纠缠不清，无法形成一个共识”。因此，陶鹤山通过对市民群体的研究，得出近代中国曾出现一个雏形的市民社会的结论（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也无意于此。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渊源来看，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指“对应于政治国家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构成这些民间组织和团体的成员，主要来源于“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出气的城关市民，从这些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份子。”（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但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与西方不同，市民群体的构成与产生方式也与欧洲市民等级构成和产生方式不一样。中国近代城市居民成分复杂，不像近代欧洲那样可以简化为典型的两大对抗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除此外，其余阶级都是出于次要的依附的乃至行将被消灭的地位。中国近代城市居民既有为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小官僚；也有工人、脚夫、会党、无业游民、娼妓、江湖术士等城市贫民阶层；还有工商资本家，小业主，学生等。在这些人群中，有的学者仅把资本家阶层、新知识份子阶层、城市中小阶层等城市精英阶层列为市民群体。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人数不断扩大，逐步成为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在“五四”运动中能够独立跃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

虽然近代市民群体是与近代城市相伴而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为其产生、发展提了一条畅通的渠道。如前所述，户籍制度变革不仅解除了人身束缚，使人户身份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合法的进行。同时也打开了城门，拆除了城墙，使城与城、城与乡之间封闭走向开放，静止的社会走向动态。传统户籍固守的“工农士商”的身份与职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封建官僚、买办、士绅向资本家转换；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向近代雇佣工人转换，新的市民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与以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商人、手工业为主体的传统市民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入籍、移籍、就籍、除籍，不再被户籍捆绑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斩断了由传统户籍保有的与土地的联系，也基本上摆脱了传统户籍反映的封建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差序人际关系，而以工作、职业、居住关系为纽带结成非血缘人际关系，这应该是城市意识的产生基础。他们居住在城市拥挤、狭小的空间，不同于传统的村舍结构，基于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交通、治安，移籍公共设施的维护等问题，市民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市政参与意识和市政管理意识（焦润民：“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于文化选择”，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总之，正是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改变了传统户籍制度的理念，户籍开始成为国家掌握人口信息，推行宪政的依据，而不再以控制人口、禁锢人身为己任。户籍制度变革使人身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为社会结构的分化、新阶层的兴起提供了一个中介——由市民群体构成的雏形的市民社会，它成为制约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政权的社会实体的胚胎。传统社会中国家对地方基层严密控管的关系划上一个句号。

（三）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的负面效应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虽然促进了城市近代化进程，但也为城市和农村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首先，从城市来看，随着人口流动渠道的畅通，人们涌入城市，城市人口骤增，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引发了种种城市问题。如随着人口密度不断上升，城市建筑密度增高、交通拥挤、公共卫生差、治安混乱等。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冲击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资本家雇佣条件苛刻，工人收入难以糊口，城市上层与下层的贫富差距日愈加大，冲突也日愈增多。同时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的存在，影响了资本家改善生产经营条件，提高带工业技术有机构成的积极性。因为“工人工资低廉，又是手工制造比使用机器更便宜 ”，从而也影响了城市近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城市近代化步履缓慢，又造成就业不充分，大量失业人群被迫寻找各种可以户口的职业，不仅造成职业结构畸形，而且使娼妓业、跳舞业、按摩业、擦背业、看相业等下等职业发达。此外，流入城市的多以男性为主，造成城市男女比例构成不平衡等（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50页）。

其次，从农村来看，人口流动也冲击了农村社会。一是地主、富农等农村资产者离开农村，投资近代工商业，使得注入农业生产的资金减少，农业生产条件诸如劳动工具、种子、土壤等得不到改善，造成农业经济衰退。二是流入城市农民大都是青壮年——农村主要劳动力，影响了土地的开发利用，导致大量耕地荒芜。

户籍制度论文篇6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承受了不公平的指责，它被认为妨碍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导致了公民之间的不平等。本文试图阐述这种对我国户籍制度的指责是无法成立的，是不公允的。我国应该在维持户籍迁移的行政审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渐进的改革和完善，而不是将现行户籍制度全部推倒并重新建构。

一、对我国现行户籍法律制度的评价

在中国大陆，户籍法律制度主要表现为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以及与此衔接配套的政策、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初步形成和确定于1950年的户籍法律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和调整，但社会各界对现行户籍制度的认知和评判仍不一致。

(一)现行户籍法律制度没有妨碍公民的迁徙自由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迁徙自由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居住自由、离返任何国家的自由和出入本国的自由。以国家为界域，迁徙自由是指公民在一国之内自由流动并选择住所的权利。关于迁徙自由的性质，我国法学界一般认为，迁徙自由强调对人身的自主支配，是人身自由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我国公民不享有迁徙自由的学者所持理由主要有二个:一是现行宪法没有关于公民迁徙自由权的规定，二是我国实行的户口迁移行政审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构成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的确，1982年《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公民实际上不享有迁徙自由。迁徙自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人权作为一种应然的权利，作为一种要求被法律、社会和国家平等尊重的正当理由，其存在与否，并不以实在法是否承认为条件。人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法律权利，而首先是一种道义的权利，同时，有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法律化。宪法没有规定迁徙自由权只能说明该权利不为法律所确认，而非说明该权利不为中国公民现实享有。写在纸面上的权利或者说存在于法律规则中的权利并非就是现实的权利，反过来，没有写进法典的权利也并非不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中。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美国，也并未以宪法形式明文规定迁徙自由，但在司法实践中将其作为公民的一项自然权利加以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我国仍然延续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所确立的基本法律框架。《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两个制度，即户口迁移的行政审批制度和暂住制度。暂住制度后来演化为暂住证制度。认为户口迁移行政审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这个理由同样不成立。首先，如前所述，迁徙自由属于人身自由的范围，它以人身的自主支配为特征。户口迁移行政审批制度限制的是户籍的自由迁移，不可能限制公民对其人身的自由支配。户籍的迁移自由和公民的迁徙自由不是一个概念。其次，《户口登记条例》(第16条)要求公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无理由延长时间又无转移条件的，应当返回常住地，这确实有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嫌疑，因为它要求公民为自己居留外地说明理由，否则，不得居留外地。但是，观察法律制度不仅要注意它的文本表达形式，也要注意它的现实运作样态。1985年公安部公布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在落实寄住证制度和暂住证制度的同时并没有要求公安部门对居留城市的理由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说，外地公民只要愿意居留城市都可以办理暂住证。同常住户口一样，暂住证也是确认和保护公民合法居留的法律文书。它虽有期限，但可以多次延期，长期使用，因此不构成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事实上，公民的迁徙作为一种事实，可以通过户籍登记进行法律确认，也可以通过暂住证来确认。即使没有户籍登记，中国公民凭借身份证和暂住证照样可以自由迁徙、选择居所。对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做历史的考察，我们应该承认，《户口登记条例》的立法初衷就是限制农民自由迁徙进城。既便如此，《户口登记条例》限制的只是户籍迁移，对于农民迁居城市的人身限制主要是通过粮油票证制度、强制遣返制度和其它行政手段来完成的。由于我国于1990年代已经废止粮油票证制度，由于2003年发生孙志刚案后，国务院废止了强制遣返制度;同时，由于身份证制度的实行使身份证取代介绍信和其他行政控制手段，所以，认为我国户籍制度妨碍公民的迁徙自由的论断没有体察历史的变化，是不公允的。

(二)现行户籍法律制度不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

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确实存在公民平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往往和户籍制度有联系，体现了城市居民之间和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平等。现行户籍制度可以称之为“粘附性的户籍制度”。《户口登记条例》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两大类，并且对人口类别的转换和辖地之间的迁移实行行政管制，这两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与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保障等行政管理功能粘附在一起。当人们试图变更自己的户口身份时，行政管制会严格限制个人的自主选择。因此，人们很容易把户籍的差异性当成利益不平等的原因。但是，户籍基本功能在于证明公民身份，为社会管理提供基础信息。户籍和个人权益本来没有什么关联性。在“粘附性的户籍制度”下，各种利益的分配以户籍为标志区隔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群体间享有差别待遇。表面上看起来户籍制度造成了各种社会不公，实际上，社会不公是由附加到户口上的各种利益、隐藏于户籍背后的各种利益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带来的，是各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安排和社会管理方式带来的。简单地把种种不公平归结于我国户籍登记和迁移制度，并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是造成了公民之间的不平等，这既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也会误导户籍制度和其它社会制度改革。在讨论我国户籍法律制度改革的时候，另有一种错误的倾向是，有些学者采用一种宽泛的户籍法律制度的概念，把户籍法律制度定义为以户籍信息为基础配属资源和管控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接受教育、转业安置、甚至选举权利等方面的许多具体规范。这种定义实际上把户籍制度等同于整个社会管理制度，无助于讨论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因为它预设了一种可能性，即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接受教育、转业安置、甚至选举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都归咎于户籍制度本身，使人错误地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之间不平等的根源。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

当然，这不是说我国户籍制度没有改革的必要。对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认知和评价是一个直接关涉户籍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重大问题。目前，户籍改革思路中有一种比较有市场的主张叫“户籍取消论”。“户籍取消论”将户籍制度视为社会不公的根源，认为取消了户籍制度，就解决了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究其实，“户籍取消论”实际上反对的户籍迁移的行政审批限制，以为实现了户籍迁移的自由化，就可以解决社会不公。其认识基础在于对我国户籍制度的错误评价，其改革主张也很难在一二线大城市实施。郑州的户籍改革就是例子。郑州的户籍改革两个特点，一是完全放开入户政策。二是取消之前实行的多种户口形式，实行“一元制”户口管理模式，统称为“郑州居民户口”。也就是说，郑州的户籍改革彻底取消了《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的户口迁移行政审批制度。结果是，这种改革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吸引了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超过城市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受能力。由于教育、交通、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紧张和社会承受力的制约，郑州市也不得不停止“户籍新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9年2月上海市制定的《持居住证人员申请户口试行办法》对申请转办上海市常住户口实行准入制度。准入门槛包括持居住证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缴纳所得税条件、专业技术职称条件、无不良行为记录条件和有特别贡献，并且对申办上海常住户实行年度总量调控。相比较而言，“上海模式”保留户口迁徙的行政审批制度，并以计划指标进行控制，完全不同于郑州的户籍开放。这种户籍改革可能会被指责为延续了城乡二元制度带来的不平等。首先，把居留上海的中国公民分为暂住者、居住者、常住者并实行差别待遇，即便境内一般来沪人员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努力实现从“暂住到常住”的转变，这种划分似乎背离了一般公民对平等的期待。其次，“上海模式”设定了较高的入沪门槛，将过去的身份门槛化为财富、贡献、职称、居住年限的尺度，用来衡量是否有入沪的的资格。但对大多数来沪人员说，准入门槛依然难以跨越，户口迁移障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但是，“上海模式”具有现实合理性。户籍制度基本上属于地方制度。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不承认“地方自治”。但是，笔者认为，户籍自治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地方自治始终存在。地方有权根据本地的发展需要自主选择适应本地方的户籍政策，有权决定是开放户籍，还是实行户籍准入制度。只要是用民主的方式并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就符合“正当程序”就无可非议。从利益的角度看，地方户籍自治也就是可以由地方自主决定是否与外来者分享本地区共同积累的财富和福利。在没有充分地方自治的中国，户籍制度就成了维护中国地方利益的最后一重保障。否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沿海发达城市可能被社会外来人口吞噬。以平等价值来进行衡量，“上海模式”也无可指责。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是立法者的要求，也是对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要求。如何判断我国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是否合乎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可参考美国司法经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进行违宪审查时，对于经济和其他归类实行“宽松审查”，以确定是否符合宪法第14修正案所规定的平等保护。一项带有归类的法律要符合“平等保护”条款，必须满足两项要求:法律必须具备合宪目的;法律必须是取得合宪目标的合理手段。以此观察上海的户籍改革，首先，从纯学理上讲，如果对于上海市制定《持居住证人员申请户口试行办法》进行审查，只能是“宽松审查”以确定是否合乎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其次，《持居住证人员申请户口试行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才来沪，促进地方发展和进步，从方法和手段上看，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人按照贡献、职称、居住年限进行归类，用来衡量是否有入沪的的资格，都是合理合法的。因此，指责“上海模式”违反平等原则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户籍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模式；阻力；对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7016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由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引起的二元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于是，户籍制度改革工作被再次提上议程。

1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回顾

我国户籍制度形成于春秋，定型于秦汉，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商朝有“登人”或“登众”的人头统计。西周开始分“都”和“鄙”进行人口统计。春秋战国出现“书社制度”与“上计制度”。秦代实行“户籍相伍”。汉代则实行“编户齐民”。回顾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收赋和征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户籍制度发展过程可谓是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王美艳、蔡P（2008）提出，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以前，建立和维系阶段；二是1978―2000年，改革阶段；三是2000年以后，新世纪的改革阶段。[1]刘贵山（2008）则认为，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五个时期：一是1949―1957年，自由迁移时期；二是1958―1978年，迁移控制时期；三是1979―1988年，准市场经济时期的调整和改革；四是1989―2000年，改革的起步时期；五是2000年以后，改革的加速时期。[2]另外，李瑜（2011）指出，我国户籍制度有三个阶段性的变化： 一是1953―1957年，由城乡统一、迁徙自由向逐渐限制、控制转变；二是1958―1978年，首次明确划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并且严格限制人口迁移；三是1978年至今，户籍制度改革变得备受政府和人民的关注。[3]

2激进改革抑或渐进改革

综观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我们会发现两种相互对立的改革模式。一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即一步到位彻底废除长期以来坚不可摧的二元户籍制度，用“居民户口”消除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差异。与之对立的是渐进改革模式，即通过渐进柔和的手段，逐渐向农村人口，特别是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有序开放城市户口，降低落户门槛，设置准入条件，实施有差别的落户政策，从而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逐步消除二元结构。

21激进改革的推进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由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二元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实现。于是，有人认为要彻底废除这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户籍制度也就顺理成章了。激进改革派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还原户籍制度进行人口管理的最初功能，消除城市和农村户口之间的差别，去除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和利益。众所周知，实行一元户籍制度，消除城乡户口差异，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务。但我们知道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过于理想化和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无法顺利实现改革。[4]激进改革派的主张只是在形式上把二元户口变成了一元户口，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关注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和利益，这样的改革并没有实际意义。

22渐进改革的推进模式

渐进改革派的观点与激进改革派对立。渐进改革派认为，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目标，采用循序渐进、缓慢缓解的方式来实现户籍制度的改革，达到改革和维稳的双重目标。任何改革都会对原制度有路径依赖，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模式应该以渐进式为基调。张车伟（2012）指出，改革应该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而服务，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要在不断缩小城乡差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进行。[5]随后，朱识义（2014）也提出，当前的实际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必须遵循渐进改革的原则，因为短时期内我国不可能完成户籍制度改革的其他配套改革任务。[6]想要一步到位彻底废除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是操之过急的，这种想法不现实也行不通。

以上两种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模式皆具有其合理性，但是也都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想要采用激进改革模式，却无法完全剥离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和利益。想要采用渐进改革的模式，却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跨越二元户籍制度的鸿沟。到底采用哪种推进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不同的改革阶段应当运用不同的推进模式。然而，也许户籍制度改革还有第三条出路，即去利益化的推进模式。黄锟（2009）提出，去利益化、城乡一体化、迁徙自由化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7]对户籍制度本身的改革并不能够改变城乡二元分离的现状，剥离户籍上的各种福利和利益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8]同样，李强、胡宝荣（2013）也认为，我国户籍制度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户口的价值化或等级化，户籍上附着的利益是造成“社会空间等级”的核心原因。[9]虽然前两种推进模式都涉及了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和利益问题，但它们都解决得不彻底。也许第三种思路去福利化是更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改革推进模式。

3多元阻力以及多重矛盾

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在此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阻力和矛盾。改革中面临的最大阻力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改革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来源于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和利益。我国的户籍制度不仅具有人口管理功能，还具有医疗、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社会管理功能，这些功能都是未来矛盾爆发的隐患。因此，其阻力和矛盾的研究十分必要。

31户籍制度改革的多元阻力

郑杭生，张本效（2014）提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是多元的。从利益主体看，可分为三大主体：“市长”“市民”和“农民”。一是“市长”，即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利用其掌握的政治权力来维持二元户籍制度的现状，于是产生了强大的阻力。二是“市民”，即城市市民。城市市民拥有户籍制度带来的“天然优势”，农民进城将对市民社会的众多方面造成冲击，市民中必然会形成一股改革的阻力。三是“农民”，即农村农民。[10]户籍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农民的落户意愿。比起进城生活，农民更希望得到农村土地，特别是具有区位优势的近郊土地。于是，农民也成为改革的一股阻力。然而，楚德江（2013）则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户籍制度上附着的利益增加了改革难度而形成阻力；其二，公民利益因户籍制度改革受损而形成阻力。[11]

32户籍制度改革的多重矛盾

户籍制度改革在遭遇多元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矛盾。王威海，周乃宁，张雄，蒋泽（2008）认为，目前改革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统一城乡户口并不意味着实现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没有切实执行改革政策；三是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并未同步进行；四是统一城乡户口后依然无法实现城乡人口双向流动。[12]随后，刘传江、程建林（2009）提出“双重户籍”，认为改革中的一对主要矛盾是“显性户籍墙”和“隐性户籍墙”之间的矛盾。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功穿越统一城乡户口的“显性户籍墙”，但附着着各种利益的“隐性户籍墙”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障碍。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就必须拆除“隐性户籍墙”。[13]

4基本经验以及解决对策

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从产生到发展再到今天，其弊端日渐暴露。这一制度长期以来限制了我国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阻碍了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许多学者对户籍制度改革问题都有过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对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也提出了解决对策，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41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

熊小林（2010）提出，从目前各地“户改”的实践来看，有两种思路：其一，用农民退出的土地和宅基地换城市户籍和相应的城市公共服务；其二，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户籍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14]李志德（2010）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城市户籍的供需关系：一是增加城市公共品的供给，为吸纳农村剩余人口做准备；二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和谐发展。[15]

42解决对策

421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从而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邹一南（2014）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应该重点向农村倾斜，引导人口合理自由的流动，走出一条均衡发展的道路。[16]要实现科学发展，就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放在城乡之间。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又需要把重点放在农村地区。

422与土地制度改革配套进行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应与土地制度改革配套进行，二者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要破除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就必须把重点放在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上。[17]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注重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保障农民的使用权、支配权以及剩余索取权。[18]大部分农民进城务工皆非终生行为，城市所能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有限，大部分农民终将回乡养老。此时，切实维护好农民的房产权、宅基地权和土地承包权变得尤为重要。

423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市场的引导下，让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刘惯超（2010）认为，社会保障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之一。[19]陶然、刘凯（2009）指出，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为流入城市的人口构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住房和子女就学安排机制，建立一个“城市福利包”。[20]将户籍制度改革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才能缓解改革过程中的矛盾。

424坚持中央主导与执政理念转变

户籍制度改革工作需要中央的统一指导，引导地方政府转变执政理念。王文录、郁利燕（2010）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需要由中央政府全面主导，并由各地区地方政府共同驱动，整体推进，注重多部门配合。[21]此外，李晓飞（2010）还提出，转变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实现“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根本性转变，才能取得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22]

425改革创新精神和科学规划

户籍制度改革是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各社会主体的利益，要平衡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改革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的规划是必不可少的。要彻底的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需要在理念上和制度上进行创新，同时还必须依靠科学的规划，才能稳步向前推进。[23]总之，改革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的规划，是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的助推器。

5简评

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在此过程中，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的户籍制度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不仅具有人口管理的功能，还承担着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社会管理功能。这些功能的存在成为了改革的重大阻力和困难。随着改革中各种矛盾的凸显，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文章回顾了过去许多专家和学者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选择了推进模式、多元阻力和解决对策这几个改革中较为重要的方面进行了综述。发现，除了采用激进改革模式和渐进改革模式之外，也许走利益化这条道路会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坚信在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必将取得新的成就，为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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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149-164

[5]张车伟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差别化的政策[J].人口与发展，2012（2）：20-22

[6]朱识义户籍制度改革若干思考[J].河北法学，2014（10）：113-119

[7]黄锟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J].城市发展研究，2009（2）：97-104

[8]彭小辉，史清华城乡二元户籍的历史沿革、改革路径与启示[J]现代经济探讨，2013（8）：38-46

[9]李强，胡宝荣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J].社会学评论，2013（1）：36-43

[10]郑杭生，张本效可行性与可达性：户籍制度改革破题[J].探索与争鸣，2014（7）：43-46

[11]楚德江就业地落户――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13（3）：40-43

[12]王威海，周乃宁，张雄，等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阻力与途径探讨[J].理论导刊，2008（3）：16-18

[13]刘传江，程建林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2009（10）：66-72

[14]熊小林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城乡利益格局的交点、难点及城镇化路径――“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现状与展望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经济论坛”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91-96

[15]李志德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城市户籍的供需均衡与实现[J].经济体制改革，2010（4）：5-29

[16]邹一南城镇化的双重失衡与户籍制度改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2）：39-49

[17]陈学法二元结构变迁中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变革[J].宏观经济研究，2009（12）：51-54

[18]许经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33-43

[19]刘惯超论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关键和步骤[J].经济体制改革，2010（6）：21-24

[20]陶然，刘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J].人口与发展，2009（6）：41-46

[21]王文录，郁利燕走向一元化：我国户籍制度深化改革构想[J].城市发展研究，2010（8）：94-98

户籍制度论文篇8

摘 要 现行的户籍制度与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因此,只有认清现行的户籍制度,才能加快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本论基于“三农”问题来分析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现行的户籍制度 “三农”问题 经济建设

一、前言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其中,农民问题是核心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低下、增收难,城乡贫富差距大,城乡居民享受的福利待遇差别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4,他们的生活情况基本反映了我国总体生活情况。因此,“三农”问题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瓶颈,要使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和快速的发展,就必须突破这个瓶颈。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它与目前的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包括户籍制度。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暴露出种种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通

现行的户籍制度对人口的迁徙做了限制,人为的划分了城市人力资源市场和农村人力资源市场,弱化了价格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严重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通。

(二)阻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

现行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增加了劳动力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率,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升级。

(三)使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二等公民”

实行的户籍制度加速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造成城乡在户籍、身份、福利待遇、就业、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差别,强化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身份等级色彩,使农村居民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一些部门和地方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更强化了农民的“二等公民”身份,强化了对农民的制度歧视,弱化了农民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农民在户口转移、劳动就业、接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与城市市民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三、原因

现行的户籍制度之所以造成以上诸多问题,主要使因为 我国的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登记制度,它承担着一些其他的社会功能。正是户籍制度的这些附加功能使得户籍制度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越不相适应。这些社会功能主要有:

(一)区分了城乡户口的差别

自“三年自然灾害”引发的商品粮短缺,国家开始全面压缩城市人口。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给的商品粮,将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使得这个制度具有了真正的操作依据。196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进一步划分了城市之间人口迁移的界限 。

(二)对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农村到城市、小城市到大城市的人口流动进行限制

按照现行的户籍制度的规定,想要到城镇落户的农村居民必须分别申请改变户籍所在地和农业人口的身份。更有其他规定要求出门旅行者必须征得其户籍所在地的旅行批准,并在目的地进行暂住登记。这些限制有效地阻止了大多数农村公民在社会上向上发展的能力。虽然1958年以来,我国对迁移政策所进行的最重大调整,但仍然附加了一定的限制条件:一是只允许有条件的民工迁入,二是只允许迁入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到1970年代,这种制度使得警察也利用户籍作为工具对某些公民或者团体、包括政治异见人士和某些普通罪犯进行监视,并常常成为政治运动整肃的对象。

(三)不同的户籍类别,对应不同的福利待遇

在公共福利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农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和城市文明的成果。农村居民会因为其父辈身份而没有资格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到教育、就业和公费医疗保障、城市的各种公共产品及各企事业单位的公共福利等。 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的歧视尤为严重,主要表现在征收教育费上。国家和地方的规定都允许根据户籍身份对农民工子女加征教育费 。在政府制订的细则中,往往将收费定为每学期几百元人民币,占了外来人口年均收入的很大比例 。

四、对策

鉴于以上原因,本论文提出了一下几点建议:

1.放宽人口迁徙的限制,降低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门槛。凡具有合法固定住所和具有稳定生活来源的,应该准许申请人本人、配偶、未达到法定婚龄及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和双方父母落户。对于各类高等院校暂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的毕业生,可先落户,后找工作。

2.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实行统一的居民户口。同时,加快推进一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的进程,逐步消除区域户口歧视以及粘附在现行户籍制度上的不公平制度。

3.切断户籍与福利待遇之间的关系,逐步弱化城市人与农村人的身份等级色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

参考文献:

户籍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甘肃省;户籍制度;改革现状;对策研究

所谓二元户籍制度是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开进行住户和人口的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掌握和控制人口和住户的自由迁徙。自从1958年1月9日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到现在为止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是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实施工业化战略,防止城市膨胀,维护社会治安的产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等重要思想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要求必须改革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划分,逐步实现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为城镇居民创造一个平等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一、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现状

基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与市场运行机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新的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思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相关学术研究者都对这一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楚认识和相关探讨。从国家层面来讲,从建国初,中国实施工业化战略开始到目前为止这段历史进程中,国家都是根据不同阶段国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状况以及工业化城市发展的具体需要而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修改[1],其出发点是靠限制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牺牲广大农业人口的利益来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在总体上城乡户籍制度二元分割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从学术研究者的角度来讲,学者已清楚地认识到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及其改革的必然性。但在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如何以渐进的方式,有步骤、分阶段改变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以降低由于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对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崔元峰、冯华在分析了迅速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的一些负面影响后,提出了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不可冒进的观点[2]。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体上分析现存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并提出相关的改革措施。比如说,周海娟、殷资在深入分析了二元户籍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对改革户籍制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3]。张润君等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从制度刚性和制度嵌入性两个方向来改革[4]。汪立华在比较国内外户籍登记和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5]。李若军对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问题做了相关分析并提出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6]。这些学者的研究在总体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甘肃省户籍制度改革现状

甘肃省由于特定地理位置的限制,其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政府职能改革等方面较发达省份还有较大差距,且省内区域间资源禀赋、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空间分布等方面极不平衡,所以甘肃省无法像河北、重庆、山东等地区一样快速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采取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必须以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为试点,逐步推进最终实现城乡户籍制度的统一。根据《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20号)精神,并结合甘肃省实际,2000年3月21日甘肃省政府批准并通过了省公安厅制定的《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确定兰州市永登县红城镇、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金昌市永昌县河西堡镇等十七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小城镇为首批城镇户口改革试点地区,这标志着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在甘肃省正式拉开了序幕,并形成了一套包括指导思想、实施范围、实施条件、审批程序在内的完整的改革方案。

三、甘肃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研究

1.加强配套制度改革,做好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工作

由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路径依赖现象[7]可以得出,以往形成的制度对现在和未来的制度演进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变迁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二元户籍制度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人为设计出来的一种制度规则,其经过长期的自我强化,已经形成了一套包括城乡分割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完整的制度体系,所以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的工作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的工作,其改革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如果做不好相关的配套工作就会使整个户籍制度改革工作陷入一种无效率的状态,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二元户籍制度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更好地推进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为实现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创造有利条件,甘肃省应该在整个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现实大背景下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总体的规划。

2.加快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吸纳外来劳动力能力

户籍制度改革是否顺利的外部约束条件可以说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资源,城市创造的就业岗位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等能否满足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由于甘肃省大量的农业人口长期居住在农村且从事比较简单的农业劳动,收入水平低下,生活环境恶劣,其对城市生活在心理上有一种向往,伴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大量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城市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跟不上,创造的就业岗位无法吸纳转入的劳动力资源,整个城市会陷入城市膨胀状态,转入的农村劳动力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收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加深了城乡居民的矛盾,给政府的管理工作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巨大威胁。

3.探索切实可行的改革模式,逐步推进改革深度

自甘肃省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拉开序幕到现在,甘肃省户籍改革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小城镇经济的不断发展,其连接农村和城市“桥头堡”的作用日益凸显,小城镇实现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为适应城市化要求,甘肃省在现阶段应考虑对县以下城镇和乡村人口的户口实行开放式管理,即把现在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管理制度统一为一种管理制度。政府取消“农转非”指标政策,不对县级一下城镇和农村人口实行“农转非”计划指标管理和控制。而对于实行开放式户籍制度管理模式的县级一下城镇和乡镇的剩余劳动力在转入大中城市方面应该分类考虑,对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兰州市、嘉峪关市和金昌市应该严格实行国家的“农转非”计划指标,根据城市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和城市自身人口容纳能力,科学合理的确定指标数,防止城市人口膨胀以及农业基础地位的削弱。而对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天水市、平凉市等其他十个城市应该放松户口迁移准入条件,适当增加“农转非”计划指标数量,积极引导农业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城市地区和二、三产业转移。在对外来劳动力户口管理方面应该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等为主要目标。具体来讲,对外来的优秀大学毕业生,重点大学毕业生和其他高科技人才实行自愿落户的政策。对外来的在本省兴办第二,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者,在权衡其所兴办产业对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利弊的基础上,对满足要求的劳动者及一起居住的亲属的户口进行办理。对外来务工的一般劳动者,应该在综合考虑其在居住年限、收入状况、居住条件等方面是否满足户口迁入准则,对满足条件的务工者应及时办理城市落户。通过有步骤、分类别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断为甘肃省实现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开创道路。

4.政府要及时转变观念,切实保障广大进城农民利益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是由政府主导,对政府部门来说,其已经认识到改革户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在对户籍制度改革终极目标把握方面,相关部门常常陷入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达到提高地方城市化水平的目标。在这个观念的引导下,地方政府把改革户籍制度,增加转移人口数量,追求城市化速度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部分,而广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并没有实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导致户籍制度改革陷入无效或混乱状态。市场经济鼓励一切主体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追求财富,但是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并没有给农村居民创造一个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追求财富的机会,这样会加深进城农村人口对城市居民的矛盾,甚至会滋生进城农村人口的犯罪行为。

5.加强城乡文化交流,构建和谐价值观

城市居民由于长期享受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特殊利益,以及长期的城乡分割造成城乡居民在文化观念、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对这种利益格局的逐渐打破和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城市居民为维护自身利益便极力阻碍户籍制度改革。所以相关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加强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农村居民进城后应通过不断接受教育,主动接受先进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提高自身的劳动技能主动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出色地完成工作。广大城市居民应实事求是,客观地评价进城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积极接受农村居民所带来的先进的文化,做到城乡文化的不断交融,最终在共同的文化观念下,形成一个和谐的价值观,减少冲突,实现城乡居民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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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论文篇10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长远稳定发展的主要路径。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和经济融入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抓手，而收入差距是农民工社会融入和经济融入的主要障碍。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Blinder－Oaxaca分解的方法，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在不同层次的职业群体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城市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是选择性的底层开放模式，其后果可能是形成一个以农民工为主、被城镇主流社会隔离的底层社会。由此可以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需要重视解决割裂劳动力市场的种种制度性歧视，更要重视职业分层为代表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户籍;收入差距;职业分层;农民工;城镇人口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以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新常态”，依靠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新常态”下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主要路径，除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外，必然要更多依靠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国内居民消费。引导在城镇就业的农业户籍人口(以下简称“农民工”)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融入城镇社会，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保证他们的劳动获得合理回报，提高其收入水平，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提升内需的关键。而要推动农民工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融入城市，就必须破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市场规则，建立统一的劳动市场，改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歧视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可归纳为三个不同层面:首先，职业收入上存在着同工不同酬，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从事相同或者相似的职业岗位，两者的收入却存在显著差距。其次，职业分布上存在“粘地板效应”，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往往都是底层职位，像被粘着在地板上一样堆积在劳动力市场的底端。最后，职业流动上存在“天花板效应”，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即便获得了从事较高职位的资格，也无法获得相应职位。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之间在职业上三个层次差异是共存的，也是相互联系的。从以往研究来看，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大多围绕着同工不同酬展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是最为广泛使用的理论框架。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却难以完美解释两者在职业分布和职业流动上的差异。相形而言，以职业为主要指标的社会分层理论则更具合理性。本文综合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框架，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职业分层理论来分析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期能够获得新的发现。

一、问题梳理及文献回顾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导致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对农村劳动力的制度歧视［1］。学术界很多是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入手，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主要分析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对农村劳动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作用及其结果。还有研究者结合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收入差异作了理论以及实证解释和分析。随着户籍制度管制的松懈，大量农民工到城镇务工，在城镇地区农民工与城镇户籍人口之间收入比较又成为新的研究议题，这一议题的关键在于人口流动出现了户籍属性与居住地属性的分离。同时，很多学者认为人口流动在事实上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化的结果，用工单位除了考虑户籍性质等制度性要素外，还有基于人力资本要素进行市场选择的结果，人力资本高的劳动者经过市场选择，其收入水平高于人力资本低的劳动者是市场的理性选择［2］。同时，也有一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二元性［3］，探讨了人力资本对于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投资回报率或者收益率差异问题。但是，对于是否存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对收入差异有何影响，许多研究则并未涉及。无论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还是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收入差距的研究，主流研究采用的理论依据大多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却都忽略了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才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

近些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变，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高考扩招后农村户籍大学生的涌现。自200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到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除少数特大城市外，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限制作用越来越小。尽管有研究者使用2003—2006年间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缺少足够的证据证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和流动方向等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4］，但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解读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弱势地位的合理性越来越弱。同时，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后，很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保留了农业户籍，高考制度“掐尖”效应消失，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相当数量接受过高等教育、却仍保留农村户籍的大学生，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他们也是农民工的一部分。农村户籍大学毕业生的涌现，改变了以往农民工人力资本集中偏低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职业分布，但却并未改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针对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职业阶层之间收入差异的日益明显，不加限定的使用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人力资本来解释城镇居民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显然不太合理。学术界以往研究分析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重点是界定、分析制度歧视和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却忽略了一些既没有被社会制度，也没有被人力资本所涵盖的影响因素，比如以职业为主要指标的社会分层影响。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少有研究主题能够像职业分层一样成为社会结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中心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中，特别是在复杂的现代性社会，大都把职业作为界定社会地位的首选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三:(1)职业及其代表的社会分工都是理解社会变革和界定社会功能的关键性概念;(2)职业分层在经验研究中更容易操作和实现;(3)特别是职业本身与经济社会资源占有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而经济社会资源占有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层的结果和社会流动的机会，也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中国转型期职业分层也能够像西方社会一样反映出社会分化和阶级结构。陆学艺提出，“以职业划分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5］(P223)，认为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是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在阶层结构中位置以及个人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职业所能够掌握的资源，可以技能和知识等人力资本要素的形式表现出来，且能够转化为支配地位、权力和收入等。由此可以看到，职业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且与经济收入存在着紧密联系。如果两个同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毕业后从事不同层级的职业，从事较高职业层级者显然能够利用其职位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优势。这也意味着技能和知识等人力资本要素在不同等级的职业阶层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且这种职业等级带来的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的不同效用来实现，更容易被解释为人力资本的差异，也更加隐蔽。而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社会结构的影响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职业分层视角对收入差距的作用长期被忽视，而职业分层背后掩盖的社会结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未能真正凸显。综上，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城乡户籍隔离，也存在着职业分层差异。因此，只考虑户籍而忽略职业分层作用就在研究中必然缺失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对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之间收入差异的分析也是不完整的。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把职业分层作为影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进行考虑，在控制职业分层的基础上，也就是把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按照职业等级进行分层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两者之间的收入差异现状和原因，进而力图对劳动力市场作出新的分析和判断。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分析思路是:在控制城乡户籍劳动者职业等级的前提下，分析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在同一个职业等级中的收入差距大小和产生原因。因此，本文主要使用两种分析方法:第一种是分位数回归方法。它利用解释变量的多个分位数(例如四分位、十分位、百分位等)来得到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的分位数方程。与传统OLS只得到均值方程相比，此方法可以更为充分的考虑变量分布，特别是适合于分析收入等不均匀分布的变量。第二种方法是Blinder－Oaxaca分解。它是国内外学者分析不同组群之间收入差距时采用的主要方法，也是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收入不平等研究的主要方法。该方法基于反事实假设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收入均值的分解。此分解是把组群之间的收入差异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归结于由于个人特质差异可以解释的，主要是人力资本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异，如教育、工作经验等;二是模型无法解释的残余部分，即人力资本影响因素无法解释的收入差异部分。所胃“模型无法解释的残余部分”，通常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歧视所导致的收入差异，但实际上还包括未纳入模型的影响因素而导致的收入差异［6］。本文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比较在不同职业等级的人群劳动力市场歧视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大小。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该调查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其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式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在全国151个县(区)，604个居(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每次调查全国样本量约为1万余户家庭。继2006年、2008年和2011年的一、二、三期调查之后，2013年的第四期调查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区域开展的，调查范围涉及全国151个县(区)，604个居(村)民委员会。

三、主要分析结果

(一)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主要特征根据上述设计，本文重点研究对象是从事非农工作、有收入的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因此，本文首先对这两个群体的基本特征做一些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工资水平等。从调查结果来看，城镇户籍从事非农工作人口中，44%是女性，平均年龄40．79岁，平均每月工作23．32天，平均每天工作8．42小时，平均受教育年限12．95年，平均工作月收入4026．43元，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比例大约为57%;农村户籍从事非农工作人口中，38%是女性，平均年龄40．85岁，平均每月工作23．00天，平均每天工作9．16小时，平均受教育年限8．90年，平均工作月收入3382．08元，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比例大约为14%，参见下表1。比较这两个群体，能够看到两者差异最大的有三个方面:平均工作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单位。城镇户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工作收入上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他们主要集中在公有制单位就业。

(二)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收入差距分析本文先对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整体作Blinder－Oaxaca分解，以分析两者整体上收入差距的状况。在做Blinder－Oaxaca分解之前对因变量月收入取对数，并假定所有人都是在结束学业之后参加工作，其工作年限等于年龄减去6再减去受教育年限。另外，考虑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的特点，在受教育年限之外，还加入了工作技术水平(体力劳动、半技术半体力劳动和技术劳动)变量。上表2中的模型是从人力资本角度来解释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发现，两者收入总体的差距是0．300，其中可以解释的部分为0．248，占收入差距的80%以上，而不可解释的部分为0．052，占比不足20%。根据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主要是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教育回报率的差异影响，从回归方程的系数来看，在控制了工作技术等级的前提下，前者的教育回报率为5．0%，后者的教育回报率仅为1．8%。

(三)收入对数分位数回归的主要结果Blinder－Oaxaca分解，关键是人力资本要素能否发挥作用，它把人力资本能够解释的收入差异视为合理的收入差异，而把不能解释的差异视为不合理的收入歧视。在模型设置中，一般都把人力资本视为一个在所有人群中影响恒定或者说影响一致的变量。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人力资本能够发挥多大效用往往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有关，或者说与个人的职业等级有关。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可以从下图中看到，在不同层级的收入者中，教育年限、工作年限、技能水平等典型的人力资本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不同，而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最主要指标的户籍性质在不同收入层级的群体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从上图1可以看到，教育的作用随着收入等级的下降而减少，在收入最高组人群中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在0．04左右，而在收入最低组人群中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下降至0．03以下。劳动技术水平的影响随着收入等级的下降而增加，在收入最高组人群中劳动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16左右，在收入最低组人群中劳动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2以上。工作经验的作用波动较大，在收入最高组和收入最低组的回归系数较大，在中等收入组中的回归系数相对较小。户籍性质的影响也是随着收入等级的下降而减少，甚至在收入最低组人群中呈现出负值。综合上述分析结果，不难看到社会分层理论中经常提到的现象，人力资本能否发挥作用，不仅仅取决于人力资本数量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其职业位置能否为人力资本发挥作用提供资源和条件。本文的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这种观点。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属于“倒T型”，大部分农民工聚集在职业阶层中低端，其收入分布也是如此。占据职业分层顶端的人群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优势放大人力资本的效用，而占据职业分层中低端的人群中，人力资本要素的效用明显减小。故而，即便是农民工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如果不能占据中上层的职业，其教育的回报率必然不会很高由此可见，Blinder－Oaxaca分解前提假设，人力资本作用保持不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是不成立的。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证明，人力资本要素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中的效用是不一样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在收入差异中引入职业分层作用控制性因素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如果不加控制的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很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偏误影响。因此，使用职业分层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然后再分析不同职业等级中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得到的结果显然更为合理。

(四)基于职业分层的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收入差距分析职业作为划分社会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具有很强的区分度，也是社会学研究经常用来划分不同社会人群的关键指标之一。陆学艺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7］。本文借鉴陆学艺的职业分层方法，将调查样本按职业阶层划分，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归为一类(职业等级1)，也是习惯上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把专业技术人员归为一类(职业等级2)，他们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群体，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收入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把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和有关人员归为一类(职业等级3)，他们接近于社会分层中的“蓝领”阶层，收入不高，但能养家糊口，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的中下阶层。下表4中，摘录了三个不同社会地位职业群体的收入分解结果。从分解结果来看，在职业等级1群体中，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最为明显，收入对数之差为0．755;职业等级2群体中，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次之，收入对数之差为0．427;职业等级3群体中，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最小，收入对数之差为0．078。说明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职业群体之中，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劳动者收入差距是递减的。从收入差距的可解释部分和不可解释部分所占比例来看，在职业等级1群体中，不可解释部分占69．9%，可以解释的部分占30．1%。在职业等级2群体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69．6%，可以解释的部分占30．4%。在职业等级3群体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1．3%，剩下超过98．7%都是属于可以解释的部分。这说明，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职业群体中户籍歧视导致的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是不同的。

综合上述两个主要分析结果，不难看出，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在工资收入上的差距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呈现出较为复杂分布状况。职业等级1群体中城镇户籍人口主要是政府、事业和企业单位管理者，而农村户籍人口则相对局限在规模较小的企业单位，不可能占据较高层次的政府、事业和企业单位管理者的职位。他们虽然在城乡社会各自的内部属于上层，但比较而言，农村户籍者收入水平要差很多。在职业等级2群体中也存在比较大的收入差距，从分解的结果来看户籍歧视也很明显。实际上，虽然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劳动者都有可能是专业技术人员，但在专业技术人员内部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比如农村毕业的大学生从事的可能都是比较低端的专业技术岗位，而城镇大学的毕业生则可能占据比较高端的专业技术岗位，尽管两者都接受过大学教育，且在职业上都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但在同一个职业大类中仍然存在着内部层级的区分，这种区分造成了事实上的歧视。在职业等级3群体中，城镇户籍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是最小的，而且大部分都可以被人力资本差异解释掉。事实上，蓝领工人职业一般是城镇户籍劳动力不愿从事的职业。加之，蓝领阶层的工作岗位大部分是由非公有制单位提供的，用人单位在招募员工时更有可能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收入差距的原因较为复杂，在不同层级的职业群体中，人力资本要素和制度歧视要素的影响作用不同。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已出现复杂的局面，在蓝领工人为主的低端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户籍制度产生的歧视较少，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在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高端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户籍制度产生的歧视较多，市场开放程度较低。这意味着，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对吸纳农民工是有选择性的，这也是城镇人口巩固自身经济社会地位优势的方法和手段。总体来看，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就业歧视及收入差距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其歧视效用的大小依赖于职业等级。

四、主要结论

现阶段，随着党和政府在中国发展战略上的重新抉择，特别是《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进城落户。这说明，户籍制度已经成为阻碍“新常态”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内需的最大障碍之一。本文研究则发现，在户籍制度这一显性的社会制度障碍之外，以职业分层为代表的社会结构也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更加隐蔽的影响着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按照以往研究的逻辑，单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来解释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会被一些看似“合理”的结论所误导。在不考虑职业分层的前提下，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异大部分可以被人力资本要素的差异“合理”的解释掉。但现实中存在的“粘地板效应”和“天花板效应”却无法被合理的解释，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要素只有与职业位置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效用这一条件被研究者所忽略。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职业不仅仅是工作岗位，而且附着相应的社会资源，而掌控社会资源多的职业岗位显然能够为人力资本发挥效用提供有利条件。本文研究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证明，在不同收入等级中，人力资本要素发挥的效用有所不同。对高收入人群而言，受教育年限的效用更大，而对低收入人群而言，工作技能的效用更多，人力资本要素并未像以往研究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发挥同等的效用。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先决假设是有问题的，而在这两个理论中忽略的，却存在比较大影响的社会分层或者说职业分层不能被忽略。

据此，本文按照以往社会学界普遍接受的职业分层方法，在控制不同层次职业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了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发现两者收入差距在不同层次的职业群体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在属于社会中上层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群体中，城乡户籍劳动者收入差距较大，户籍歧视占据了收入差距大部分。而在社会中下层的蓝领工人阶层中，两者收入差距较小，户籍歧视占收入差距的部分也小。通常而言，消除歧视带来的收入差异可以视为劳动力市场的开放，那么本研究一方面说明，社会结构和职业分层对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存在着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略，社会结构是决定收入差异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这说明城市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是选择性的开放。城镇户籍人口不愿意从事的底层职业对农村劳动者的开放程度较高，户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而属于中上层职业对农村劳动者还是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户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

进而，可以对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在职业收入、职业分布和职业流动做出总体性的解释。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且呈现出职业等级越高，收入差距越大的状况。职业分层的影响比户籍制度的影响更为隐蔽，也更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对农民工而言，他们容易进入城市社会开放的底层劳动力市场，但是难以获得掌握较多资源的中上层职业，从而导致“天花板效应”和“粘地板效应”，把大量的农民工挤压在了城市社会中私营部门、低端职业和行业。职业分层影响的存在，实则意味，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是选择性开放的，即底层开放，上层区隔的模式，其持续存在对中国社会潜在的最大危害是可能出现一个禁锢的、与主流社会隔阂的庞大底层社会。而庞大底层社会在被构造和自我构建过程中，可能因为社会流动的停滞和贫困而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及问题，进而将形成某种文化，由此则会进一步加剧城镇族群之间的割裂，更加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稳定。本文提出了与以往学者不同的职业分层视角来解读经济学领域的传统话题，难免有一定不足之处。但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的融合有助于清晰、透彻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真实状况。展望未来的研究，应在劳动力人口与收入差异领域内引入社会学的结构性视角，推进学科之间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融合，从真实的社会现实出发，避免出现对数据和模型路径过度依赖。具体而言，尤应重视中国当前出现的社会结晶化倾向，即与职业阶层固化相关的社会不公平在劳动力市场领域内传递、传导效应。在以往户籍歧视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在“倒T型”社会结构下，职业流动的向上流动机制和主要障碍，并提出相应对策及建议，以期能在“新常态”下同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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