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法律论文十篇

户籍法律论文篇1

关键词：户籍改革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平等

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严重违反1954年《宪法》的公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条例》颁布后的二三十年里，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户籍管理的政策规定不断有更详细的内容补充，最终形成了城乡差别，附加各种不平等的福利待遇的严重畸形的户籍制度。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91．7％的人认为户籍改革“太有必要了”，户口的最大作用是“方便孩子上学”（57.5％）和“能提供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切实保障”（35.9％）。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教育以及行政管理中名目繁多的对农民工和其他非当地户籍公民的不平等待遇，使得户籍改革的呼声日涨。

一、官方改革思路

“公安部的有关人士认为，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着力从4个方面着手，其中：要严密户口登记，强化户籍管理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在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人口发展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保持人口的适度机械增长，对其周边地区和卫星城镇，要制定相应的鼓励措施，以吸纳城区人口和本市农村人口为重点，促进其人口规模的形成和逐渐扩展。”(廖卫华著：《公安部等14个部委正协商户籍改革》,成都商报，2008年3月4日)

上述改革，一是有落户条件，二是地域有别，根本上还是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二、地方改革

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广东省2001年10月出台政策，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但不到半年即宣布暂缓执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关内容。继上海市开始研究居住证与户口对接问题之后，从7月8日开始，湖北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开始全面尊重与承认外来人口权利的户籍改革之旅，符合准入条件者已正式开始准入登记。“除武汉中心城区外”和“暂不涉及外省在湖北务工的农民”明显的地域差别。“符合准入条件者”，还是有条件限制。无论是湖北还是上海，都是逐步减少限制，逐步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平等的权利。

三、本文的改革探索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改革都不是系统推进，注定不可能取得有效进展。笔者期待民主，坚决拥护宪法。提出修改宪法，是为了尊重原则，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本文以宪法的修改，带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进而推进户籍制度的系统改革。

（一）在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

我国1954年宪法曾经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但是由于没有专门机关进行违宪审查，使得许多法律虽然违反宪法，但是有效实施。1958年的《条例》规定了严格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这显然是违反当时宪法的规定。但是由于没有机关受理违宪审查，《条例》直到现在仍然有效实施。

宪法第五条第三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立法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对法规和规章违反上位法的审查制度，那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或国家政策“同宪法相抵触”了，怎么办？英国法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为没有违宪审查制度，不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或提起违宪诉讼。使宪法上规定的权利成为纸上的权利。所以，建议修改宪法，使宪法司法化，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成为公民能真正享有的权利。使公民可以通过司法救济，来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第一是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成员由全国人民在各省级行政区按选民比例，直接选举产生，宪法委员会独立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只对宪法和全国人民负责。宪法委员会依据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通过的和已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依据宪法，专门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违宪审查和违宪诉讼，追究违宪者的违宪责任。专门违宪审查机关的成立，将有力维护原则，保护全民的民主、平等、自由。

第二是平等的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一规定与中国国情不符!以致选举法使城乡居民的选举权严重不公。如果加上“不分城乡、地域……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赋予公民平等的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城乡、地域、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是在保证宪法贯彻实施的前提下，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有违宪审查机关这样的救济渠道，“迁徙自由”才不会成为纸上的权利，对于任何违反宪法“迁徙自由”的规定或行为，公民都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或诉讼。

(二)系统修改城乡差别的不公正的法律

《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规定过窄。在海南有大量的橡胶园，香蕉园等农业雇工，其他农村的西瓜地、菜地等，也有农业雇工，这样农业雇工是否是属于《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如果不属于，他们的利益谁来保护？《劳动法》颁布后，当时的劳动部曾规定，农业雇工、家庭保姆不属于《劳动法》的适用范围，那么，现在他们是否属于《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应将他们纳入适用范围，平等保护全体劳动者。

《就业促进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等不同而受歧视”这一规定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所谓种族歧视非常罕见，几乎没有。但是城乡歧视，地域歧视很常见。建议修改为“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城乡、地域、性别、等不同而受歧视”。该条第一款“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该法第四十三条是关于劳动力调查统计制度和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制度。表面看本条规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们看到统计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每年每月公布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口多数的人农村人呢？“农村登记失业率”呢？外来务工人员的失业情况在哪登记，户籍地还是就业地？谁来保障他们重新就业？从平等就业来看，笔者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失业登记、失业保险、重新就业应当由就业地的劳动行政部门保障。登记失业率和居民收入的统计基数应当是在就业当地的所有就业人员，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也包括农民。

从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出发，制定《全民社会保险法》和《全民医疗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赋予全体公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险法》现在的立法思路很好，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社会保险号，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险转续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城市政府及其各种违法的规章政策，是导致户籍制度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保险法》应当规定严格法律责任，尤其是对政府，用人单位等强势群体的法律责任。这个《社会保险法》应当是“全民”的《社会保险法》，“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要赋予全民，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限制公民平等社会保障权利的行为，该法改为《全民社会保险法》。

现行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医保”）和所谓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城乡有别，缴费不同，待遇也不公。福建厦门的城乡两个医疗保险成功合二为一，成为全民医疗保险，城乡享受平等待遇。农民长年在外务工，既享受不了“新农合”，因为远在外地，不可能回到家乡去就医；也享受不了“城镇医保”因为是外来务工人员。现在的“医改”，改了十年，农民却没有得到平等的医疗保障权。“医改”方案都提到了全国人大，为何不制定一部《全民医疗保障法》？建议将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制定《全民医疗保险法》或者称为《全民健康保险法》。平等保护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

《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违反这一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起不到“违法必究”作用。后一句“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使得这条规定大打折扣。外来务工人员期待的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将因各地“具体办法”不同而不平等。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存在，考虑到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像北京、上海、广东等外来务工人员的输入地的“具体办法”会规定大量的限制措施来限制“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何不多规定一些有操作性的规定呢？

高等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公，主要体现在高考和高校的分布上。高校招生应当适用地域平等原则。高校的分布应当是各个地区均衡发展，建议将北京、上海等的集中的高校均衡到中西部。《高等教育法》在高校招生上，应当规定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作出可操作的规定。比如在全国招生应当有一统一的招生比例，除优先招收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全国一致。比如某校在江苏的招生比例是考生（是考生，而不是户籍学生）的1%，那么在甘肃的招生比例也是1%。或者某校根据全国考生成绩，确定一个“全国统一”（而不是全省统一或全市统一）的分数线（或能力、素质等）标准，所有达到标准的考生都可以平等地报考，第一志愿没录取只能再次报未招到学生的学校。这样的招生制度让所有报考同一学校的考生在同一标准下平等竞争。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条显然和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以及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相抵触。“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理应交回其承包地，或者由发包方收回其承包地。

修改《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城市房地产法》，就像2005年完善《公司法》和《证券法》等企业产权制度那样，建议系统地修改这三部法律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像《城乡规划法》一样，制定《城乡住宅法》，废止《城市房地产法》，将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住房保障制度纳入该法，平等保护城乡居民“居者有其屋”。在严格保护耕地草原林地等农用地的基础上，允许除农用地外的农村土地开发建设住宅。允许农村住宅和城市住宅一样，可以自由交易。实现城乡平等的财产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条“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规定违反《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该违宪规定应予废止。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理应平等。形式要平等，实体也要平等！但为什么只选民只能直接选举县乡人大代表，建议全面修改《选举法》，规定选民直接选举省市县乡长，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国家主席。

（三）全面修改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制定户籍法

《居民身份证法》和《护照法》属于广义上的户籍法。在《居民身份证法》方面，建议参照台湾地区户籍法，规定“公民申请居民身份证，应捺指纹并录存。”从粘贴相片到捺印指纹，形成了科学、严密的身份证制度。”(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6页)建议规定“建立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专门管理个人身份信息。身份证管理系统内信息按机密等级分层级、分类别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参考胡星斗教授的观点，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把现行的个人居民身份证信息、档案信息、信用纪录、犯罪纪录、就业失业情况、收入情况、纳税情况、申领低保、经济适用房情况，以及做义工、慈善等方面的纪录纳入身份证管理系统。身份证电子化，在各个城市乡村的机场码头、火车站汽车站安装类似银行取款机的身份证识别系统，公民每到一个地方，在身份证识别系统一刷，公安部门就知道你到哪里了，所以不用担心治安问题。这个系统也有助于解决收入申报、假身份证泛滥等问题。其它的对他人有影响的个人信息也可纳入其中。《护照法》方面，现在由于反恐的需要，各国入境管理处相继要求入境者采取指纹。建议在《护照法》上也规定“公民申请护照，应捺指纹并录存。”各国入境管理处在入境时可以直接提取护照的指纹，公安等侦查机关在公民涉嫌犯罪时也可以直接提取该指纹比对。

1．户籍法的体系结构。

日本的户籍法，分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户籍簿，第三章户籍记载，第四章的申报分十六节，包括通则；出生；认领；收养；收养终止；结婚；离婚；亲权及监护；死亡及失踪；生存配偶恢复姓氏及姻亲关系终止；推定继承人的废除；入籍；分籍；国籍的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转籍及就籍。第五章户籍订正，第五章之二关于采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处理户籍户籍事务的特例，第六章杂则，附则。中国台湾地区户籍法的体系分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登记之类别，第三章登记之变更、更正、撤销及注销，第四章登记之申请，第五章户口调查及统计，第六章罚则，第七章附则。

结合日本户籍法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户籍法，我国的户籍法应当整合收养法、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继承法、国籍法和户口登记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登记事项，统一由户籍法规定。我国的户籍法体系结构可以这样安排：第一章总则，规定户籍登记原则和户籍户籍管理的机构等总则性事项；第二章户籍簿，规定户籍薄的编制、样式、记载事项、顺序、程序；第三章户籍记载，规定户籍记载事项、顺序、程序及各种情形的户籍记载和编制。第四章申报，参照上述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的十六节，十五种申报事项，规定户籍申请的类别、原则及各种申请的详细规定，形成严密完整的申报登记制度。第五章户籍订正，规定登记的变更、更正、撤销及注销；第五章户口调查及统计，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共七章。

2．户籍登记的原则

（1）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原则

“许可国民自由迁徙，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城镇，从国内到国外，国民可以双向地、自由地流动。”(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2页)

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非因刑事法律限制外，不受其他法律法规及各种规范性文件的限制。

任何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非因前款规定不得限制公民自由迁徙权利。

(2)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户籍登记机构办理户籍登记，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3)一人一籍原则

如现行的户口登记条例第五条和第六条融合。台湾地区的户籍法的第三条

可规定为“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在一家，或同一处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经营共同事业者为一户，以家长或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一人同时不得有两户籍。”

(4)实行公民在居住地登记户籍的原则

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申报户籍登记

(5)明确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

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不得附载其他行政管理和社会功能。“户籍登记事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父母姓名、与父母关系、本籍、住所等。发生出生、认领、收养、婚姻、亲权、监护、国籍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等户籍事件，应当依照规定申报和登记，以确认和证明个人身份、亲属关系及其变动状况。在市镇村的区域内确定或者变更住所的，则应当申报迁入、迁出或者迁居，以确认和证明居民的居住关系，以及作为居民地位的变更，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选举权的行使，国民健康保险、退休金及儿童津贴的给付等。”(王新华译：《日本户籍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前言)

3．确定户籍管理的机构

修改居民身份证法、护照法、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收养法、继承法、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有关人口、户籍、身份等的主管部门，中央统一为民政部门，地方由各省市县长负责。户籍登记由各级民政部门办理，以乡(镇、市、区)为管辖区域。规定户籍负责人的亲属回避制度。

4．“户籍登记以人为本，摒弃社会因素”(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0页)

“户籍登记的内容主要反映当事人个人信息，如出生地、迁徙、婚姻、监护、死亡等基本状况，不记载有反映社会角色、可作社会评判的信息，如职业、教育程度等，体现比较纯粹的人本精神。”(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0页)

迁出迁入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迁入登记，不得设定迁出迁入条件。军人、武装警察等不因服兵役而迁出注销户口，取消军籍，统一为普通户籍。军人、武装警察等只作为职业存在。学生不因升学而迁出，罪犯不因监所收容而迁出注销户口。“迁出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登记。但是因服兵役、国内上学、监所收容及随本国籍远洋渔船出海作业，不办理迁出登记。”

5．“完善的户籍登记及变更登记程序”(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3页)

参照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申报”，申报第一节通则十五项申报分别规定、申报时间、申报书记载事项、申报地、申报义务人等及其他事项。

6．“规定严密、科学的居民民身份证、户口名簿、户口调查及统计制度”(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6页)

7．法律责任

赋予公民对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权，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赔偿责任。

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对申报义务人、不实申报者，拒绝接受调查者，国家机关及其他违反本法者严厉惩罚。并规定相应的救济途径。

附则

为了保障公民迁徙自由，兼顾社会现实。在附则中规定:

（一）本法颁布后施行前，户籍资料从公安部门转移到民政部门。

（二）本法颁布后施行前，废止或修改与本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各种政策措施。

参考书目

[1]童大焕著：《期待湖北户籍改革的“破冰效应”》，新京报，2008年7月12日；

[2]宋雪莲著：《中国户籍制度改革难以为继大城市纷纷叫停》，《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12期；

[3]台湾地区法源法律网修正「户籍法；

[4]胡星斗著：《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

[5]王新华译：《日本户籍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6]杨云善、时明德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6]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

试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答辩提纲

关键词：户籍改革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平等

户籍：

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不得附载其他行政管理和社会功能。“户籍登记事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父母姓名、与父母关系、本籍、住所等。发生出生、认领、收养、婚姻、亲权、监护、国籍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等户籍事件，应当依照规定申报和登记，以确认和证明个人身份、亲属关系及其变动状况。

改革：

公安部方面认为，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着力从4个方面着手：要严密户口登记，强化户籍管理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其改革，一是有落户条件，二是地域有别，根本上还是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地方改革：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广东、郑州等地即是如此。上海、湖北的改革是一步一个脚印。但是，“除武汉中心城区外”和“暂不涉及外省在湖北务工的农民”明显的地域差别。“符合准入条件者”,还是有条件限制。

本文提出的改革

一、原则是

(一)、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原则

(二)、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户籍登记机构办理户籍登记，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三)、一人一籍原则

“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在一家，或同一处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经营共同事业者为一户，以家长或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一人同时不得有两户籍。”

(四)、实行公民在居住地登记户籍的原则

二、确定户籍管理的机构。

有关人口、户籍、身份等的主管部门,中央统一为民政部门,地方由各省市县长负责。户籍登记由各级民政部门办理,以乡(镇、市、区)为管辖区域。

三、户籍登记以人为本，摒弃社会因素

迁出迁入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迁入登记，不得设定迁出迁入条件。军人、武装警察等不因服兵役而迁出注销户口，取消军籍，统一为普通户籍。军人、武装警察等只作为职业存在。学生不因升学而迁出，罪犯不因监所收容而迁出注销户口。

四、完善的户籍登记及变更登记程序

参照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申报”，申报第一节通则十五项申报分别规定、申报时间、申报书记载事项、申报地、申报义务人等及其他事项。

五、规定严密、科学的居民民身份证、户口名簿、户口调查及统计制度

法律责任

赋予公民对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权，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赔偿责任。

迁徙自由：首先在宪法上恢复1954年宪法曾规定的公民的“公迁徙自由权”。

许可国民自由迁徙，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城镇，从国内到国外，国民可以双向地、自由地流动。

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非因刑事法律限制外，不受其他法律法规及各种规范性文件的限制。

宪法司法化：

英国法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建议修改宪法，使宪法司法化，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成为公民能真正享有的权利。使公民可以通过司法救济，来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依据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通过的和已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依据宪法，专门受理国家机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违宪审查和违宪诉讼，追究违宪者的违宪责任。

平等：

在户籍以外，修改宪法、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居住、财产权以及民主选举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实现“全民平等”为改革的原则。

建议在《宪法》第三十四条加上“不分城乡、地域……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赋予公民平等的选举权。该条建议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城乡、地域、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笔者注意到，2008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网上公布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任期中内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中,包括修改各类选举法,修改城市房地产法、土地管理法。制定社会保险法、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社会救助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研究起草，条件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包括住房保障法。户籍法放在最后，由有关方面继续开展研究论证，视情况作出相应安排。

户籍法律论文篇2

 

关键词：户籍法律制度；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

户籍法律制度所应具有的功能和要实现的立法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确认主体身份，为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提供便利

在一个国家，一个人要想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不管是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还是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法律主体，享有依法从事法律行为、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这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确认每一个人的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户籍法律制度便由此产生。我国称之为户籍登记，国外多称之为“民事登记”、“生命登记”或“人事登记”。登记的主要内容有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婚姻、认领、收养、失踪等变动情况。各类项目登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主体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编号、住所地址、家庭成员姓名及与户主关系、文化程度、职业、民族、国籍、宗教信仰等，对出生、认领、收养事项，还要分别登记当事人的父母姓名、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项。上述内容是每一个人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可靠依据。比如，出生登记确认了人的出生事实、出生时问和出生地点，这为界定行为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认定主体的各项民事权利和义务，确定民事诉讼管辖地区以及认定公民的就业与服兵役年龄、选举与被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签发护照等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死亡登记确认了人的死亡事实、死亡时问和死亡地点，这为处理与死者有关系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了法律支持；迁移登记确认了居民的常住地，为认定公民参加选举和依法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婚姻登记确认了行为人的婚姻事实，为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看出，户籍法律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只是对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相应的记录，为行为人各项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提供依据和保障。

(二)提供人口信息，为政府和社会服务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无论是进行行政管理还是经济管理，都必须统筹考虑国家的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社会治安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人口情况这一重要因素。

户籍法律制度除了为公民的各项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提供便利外，还为政府各个部门和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活动提供准确的人口信息，使其对所辖区域的人口数量和构成情况了如指掌，进而进行科学的管理决策，以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经济的目的。例如，建设部门要制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文教部门要设置相应的服务机构，社会保障部门要确认服务对象，公安部门要及时了解侦查对象身份，统计部门要人口迁移信息等，这些都离不开相应人口信息的支持。另外，户籍法律制度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以及一般的个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一个公司而言，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就必须对有关地域的人口情况作重点考虑；它在招聘公司员工的时候，要想对应聘人员的情况有所了解，户籍登记信息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而对于普通个人来说，在与他人进行法律行为时，需要了解对方的必要情况，那么具有公信力的户籍登记信息就成为获取相关信息的有效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确认公民身份，为公民行使权利义务提供便利和为政府与社会各界提供人口信息服务，是户籍法律制度的功能和立法目标所在，是户籍法律制度本身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价值，它是一个对主体各项权利的实现和对主体进行必要管理的一个必要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的本质应该是中性的，而不应该是一种限制主体行为的工具和手段。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简要分析

在我国，户籍法律制度是政府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管理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现行户籍法律制度的依据是户口登记条例及有关户籍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把人口划分成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主要户口类型，并据以实行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与其他国家的户籍法律制度相比有很多极具特色的内容。

第一，在功能和立法目标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承载了多重功能，具有多重立法目标。即，既要证明主体身份和提供人口信息，又要控制人口流动、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为利益和资源的分配提供依据；而一般的户籍法律制度只有证明主体身份和提供人口信息的功能和立法目标。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以“控制”为指导“；而非以“服务”为指导。

第三，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而且成为直接进行权利和义务配置的法律制度，对每一个现实的行为主体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作用；而一般的户籍法律制度由于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具有中立性，则不会对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直接的作用。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户籍法律制度所具有的问题日益凸显，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我国过去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已经不能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方面，这一法律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相结合，过多地承载了原本不应该由它担负的功能，使户籍法律制度本应该是一个不直接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发挥直接调整作用的技术性法律，成为了一个确定人的身份，进而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直接进行调整，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进行配置的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根据现行户籍法律制度所获取的人口信息存在失真问题，这样就使其很难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使得户籍法律制度本来应该具有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2．户籍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由于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存在问题，因此，在指导整个户籍法律制度构建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也自然会产生问题。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是以“控制”为指导思想，以“城镇化”为价值取向的，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今天，这一制度的局限性也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在我国，公民的平等身份和迁徙自由还没有完全实现，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他更多的问题，这些都阻碍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3．户籍法律制度具体制度的构建。从“法治”的视野对户籍法律制度进行审视，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没有依法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和迁徙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从而使户籍法律制度的本来面目发生了异化。

户籍法律论文篇3

关键词：户籍改革  迁徙自由  宪法司法化  平等

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严重违反1954年《宪法》的公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条例》颁布后的二三十年里，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户籍管理的政策规定不断有更详细的内容补充，最终形成了城乡差别，附加各种不平等的福利待遇的严重畸形的户籍制度。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91．7％的人认为户籍改革“太有必要了”，户口的最大作用是“方便孩子上学”（57.5％）和“能提供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切实保障”（35.9％）。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教育以及行政管理中名目繁多的对农民工和其他非当地户籍公民的不平等待遇，使得户籍改革的呼声日涨。

一、官方改革思路

“公安部的有关人士认为，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着力从4个方面着手，其中：要严密户口登记，强化户籍管理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在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人口发展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保持人口的适度机械增长，对其周边地区和卫星城镇，要制定相应的鼓励措施，以吸纳城区人口和本市农村人口为重点，促进其人口规模的形成和逐渐扩展。” (  廖卫华著：《公安部等14个部委正协商户籍改革》,成都商报，2008年3月4日)

上述改革，一是有落户条件，二是地域有别，根本上还是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二、地方改革

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广东省2001年10月出台政策，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但不到半年即宣布暂缓执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关内容。继上海市开始研究居住证与户口对接问题之后，从7月8日开始，湖北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开始全面尊重与承认外来人口权利的户籍改革之旅，符合准入条件者已正式开始准入登记。“除武汉中心城区外”和“暂不涉及外省在湖北务工的农民”明显的地域差别。“符合准入条件者”，还是有条件限制。无论是湖北还是上海，都是逐步减少限制，逐步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平等的权利。

三、本文的改革探索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改革都不是系统推进，注定不可能取得有效进展。笔者期待民主宪政，坚决拥护宪法。提出修改宪法，是为了尊重宪政原则，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本文以宪法的修改，带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进而推进户籍制度的系统改革。

（一）在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

我国1954年宪法曾经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但是由于没有专门机关进行违宪审查，使得许多法律虽然违反宪法，但是有效实施。1958年的《条例》规定了严格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这显然是违反当时宪法的规定。但是由于没有机关受理违宪审查，《条例》直到现在仍然有效实施。

宪法第五条第三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立法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对法规和规章违反上位法的审查制度，那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或国家政策“同宪法相抵触”了，怎么办？英国法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为没有违宪审查制度，不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或提起违宪诉讼。使宪法上规定的权利成为纸上的权利。所以，建议修改宪法，使宪法司法化，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成为公民能真正享有的权利。使公民可以通过司法救济，来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第一是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成员由全国人民在各省级行政区按选民比例，直接选举产生，宪法委员会独立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只对宪法和全国人民负责。宪法委员会依据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通过的和已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依据宪法，专门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违宪审查和违宪诉讼，追究违宪者的违宪责任。专门违宪审查机关的成立，将有力维护宪政原则，保护全民的民主、平等、自由。

第二是平等的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一规定与中国国情不符! 以致选举法使城乡居民的选举权严重不公。如果加上“不分城乡、地域……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赋予公民平等的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城乡、地域、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是在保证宪法贯彻实施的前提下，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有违宪审查机关这样的救济渠道，“迁徙自由”才不会成为纸上的权利，对于任何违反宪法“迁徙自由”的规定或行为，公民都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或诉讼。

(二) 系统修改城乡差别的不公正的法律

户籍法律论文篇4

关键词：民国初年

户籍制度

行政立法

社会效应

一、民国初年户籍制度简介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底层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国家资源配置与社会控制的重要制度，往往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制度需求，户籍制度随着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户籍制度在中国起源较早，发展较完善。据甲骨文记载可知，在商代就开始了人口登记制度，即称之为“登人”或“登众”（摘自：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发展至汉代，已形成一套较为严密的户籍制度，不仅要在户籍簿上注明户主的居住地址、年龄、相貌，而且要注明职业，财产状况，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7 简记载宋买的户籍簿：“长安有利里，宋买，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篇》，北京：中华书局，1980）。中国古代政府之所以强调户籍制度，在于户籍制度是政府有效控制人口和土地等资源的工具，是国家赋役的重要依据。

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户籍制度一直以来变化不小，但是渐进近代，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外环境的改变，中国户籍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自清末试图实行而开始的一系列户籍制度的变迁。

（一）清末户籍法律的变革

清末，国内危机四伏，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国内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得到迅速发展，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自守的国策被他们的船坚利炮击的粉碎。晚清制度为了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进行变法图强。户籍制度的变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1911年，晚清政府在考察欧美各国之后，认识到“之进行无不以户籍为依据，而户籍法编订又必由民法与习俗而成”（摘自：公安部户政管理局编：《清末至中华民国户籍管理法规》，“民政部编订户籍法奏折”，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单行法规。

该法规共八章、184条，其内容可分为户籍的管理、人籍、户籍、罚则四个部分。该部法规的主要特点在于：首先，将户籍吏、户籍局置于法规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突出了户籍管理机构的地位，反映了政府在观念上仍视户籍为管理人口统制的手段，强化户籍统制功能。其次，法规区分了人籍和户籍。人籍主要是关于个人出生、死亡、婚姻、继承、国籍等比较个人化的信息资料，户籍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关于移籍、入籍、就籍、除籍等家庭信息资料。法规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剔除了传统户籍中资产登记项目。户籍开始成为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的工具，而不再纯粹是国家管制人口的工具。再次，法规既规定了民众有呈报户籍之义务，也规定了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提出诉讼抗告的权利，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废除了以往民众只是义务载体的陋习。

但是，《户籍法》制定后未及颁布，晚清政府便灭亡了，《户籍法》随之搁浅。因此，晚清政府户籍制度实际上仍沿袭了清中后期的保甲制度的一些做法，将人户“编牌入甲”。不过与保甲制度不同的是，清末编查人户的机构是警察机关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随着国门洞开，一些维新改良人士提出了建立西式警察的主张，并提出了警察机构的职责主要有三大项：维持治安、清查户口、整顿街道。将保甲户籍改造为具有近代意义的警察制户籍，使清末户籍改革的另一重要功绩。但它仍然是强调对人户的控制，强调户籍的治安功能。总之，清末户籍立法对民国乃至台湾地区和内地户籍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户籍法律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未颁布单行的户籍法规，只颁布了《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1915年）、《县治户口编查规则》（1915年）、《京兆各属户口编查单行细则》（1916年）等条例。这些条例一方面承继了晚清《户籍法》所确立的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规定清查事项主要有姓名、年龄、男女之别及已未嫁娶有无子女、籍贯、居住处所及年限、职业、教育程度、盲哑疯癫及其他残疾、户内人口对于户主之称谓等；另一方面，由于战乱，因而更注重对年界20岁到40岁之壮丁、曾受刑事处分者、素行不正或形迹可疑者、户内杂居多数非家属人者的编查。同时将封建时期的保甲制度与近代警察制度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清末确立的警察户籍制度。与晚清户籍制度相比，北洋政府的户籍制度更强调警察的监控作用。北洋政府无论是户口调查之监督还是具体的户口调查事务均由警察机关负责。甚至是县治的户口编查，也只是在警察机构不完备的情况下适用。并且，即使适用，户口编查长也只有在没有设警察、保卫团的地方，才由本地方的图董、村正等职务或公正绅士充任（参见1915年《县治户口编查规则》，第1条，第7条）。北洋政府的这种规定大概与当时政局动荡、战乱有关。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户籍法律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认为“户籍法与清查户口，及推行地方自治，皆有密切关系。……为训政时期初步最要工作。”（摘自：谢振民：《中国民国立法史》（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页）在推行乡自治的基础上，参照英、美、德、日等国户籍及人事登记的法律制度，于1931年正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1934对该法修正，并于同年施行，1946年对该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并公布并施行。该法分通则、籍别登记、身份登记、迁徙登记、变更登记、登记申请、罚则、附则，共八章61条。与晚清的《户籍法》相比，具有把人事登记与户籍登记合二为一、推行身份证制度、确立了“以户立户”的编户原则等。不过，在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户籍法》并未得到很好实施。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处于与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对峙时期，国民政府将“防盗”、“防匪”放在首位，先后颁布了《保甲条例》（1937年）、《县保甲户口编查办法》（1941年）等。这些条例虽是以《户籍法》为基础，但实际上破坏了户籍管理形式统一、平等，保障私权的原则。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实际实施的户籍制度与保甲户籍制度无异，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保甲户籍并无多少差别，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民众、乡村的控制。

二、作为户籍管理的行政立法引起的社会效应

在传统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是以户籍身份存在于国家之中，人户与国家之间，是一种束缚与被束缚的单向性关系，人户身份转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户籍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普通大众牢牢的束缚着。这一情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户籍赋役功能的逐步弱化而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清末民初，在中国的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之后，传统社会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彻底破坏，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导致传统户籍网络的破坏，为各种利益集团队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建立在传统户籍基础上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

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晚清政府起草了历史上第一部户籍单行法规。这部法规虽然没有颁布，但它打破了传统户籍理念，解除了封建社会长期束缚在人们身上的户籍绳索，为民国户籍法律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为近代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提供了比较畅通的渠道。

（一）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促进了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所谓城市化，是指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目日益增加的过程，也是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与西欧城市的发展不同，我国古代城镇体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初步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统治阶层的政治、军事需要。

由于封建城市主要是基于行政因素产生，因而户籍在城市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城市市场的设置须依户口之众寡而定，城市大小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户口之多寡的影响。其次，对于城市居民，尤其是工商业者而言，户籍身份是成为城市居民，并获得合法经营的条件。如宋代实行城乡分治，城市居民均被划分为坊郭户，以区别乡村民户。坊郭户市城市居民获得封建国家许可在城市居住、生存的前提。因此坊郭户也要依资产评定户等，按户等高低承担封建服役科配。

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之后，户籍成为保障人们私权的载体，而不再是束缚人身的绳索。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四处寻找生活。城市居民，尤其是工商业者，也可以有一定的自由而流动经营。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真正互动起来了，这一切都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传统城市逐渐向近代化方向发展，城市规模、城市数量以及城市的职能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另外一点，中国近代化城市的迅速崛起与国门洞开，通商口岸的设立、近代工矿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结构的改变不无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流动也具有重要作用，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封建户籍制度下，人户的流动是被禁止的。“流民”，无论是哪种情形，一般都被称为逃户、亡户或浮户等（摘自：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是法律惩治的对象。进入近代以后，户籍制度的变革，解除了对人身的束缚，才使人口的流动变为合法，从而为广大农民流入城市提供了法律保障，进而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二）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为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学者们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如金兰、罗威廉等西方学者运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方法，通过对近代中国某个城市活地区作个案研究，论证：“中国清代和民国时期，存在着某些鱼市民社会 （但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并“称之为‘公共领域’”。而孔飞力、黄宗智等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历史上“缺少一套足以资助公民社会赖以发展的政治或文化条件。如果一味刻板地套用欧洲的理论构建，我们得到的不只是‘虚假的现代化’，甚至还会得到‘自由主义萌芽论’，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而此一概念不过发轫于亟欲表明‘中国也有’的心结。”（摘自孔飞力：“公民社会与体质的发展”，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第82页、第84页）中国学者则从中西文化、中西历史的比较角度出发，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的状况和特点，形成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伟代表的“文化派”或“思想派”；或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运用商会史研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形成以马敏、朱英等人伟代表的“商会派”或“施政派”。陶鹤山认为，“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之所以在市民社会问难题上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关键在于对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研究不够，因为常常纠缠不清，无法形成一个共识”。因此，陶鹤山通过对市民群体的研究，得出近代中国曾出现一个雏形的市民社会的结论（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也无意于此。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渊源来看，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指“对应于政治国家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构成这些民间组织和团体的成员，主要来源于“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出气的城关市民，从这些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份子。”（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但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与西方不同，市民群体的构成与产生方式也与欧洲市民等级构成和产生方式不一样。中国近代城市居民成分复杂，不像近代欧洲那样可以简化为典型的两大对抗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除此外，其余阶级都是出于次要的依附的乃至行将被消灭的地位。中国近代城市居民既有为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小官僚；也有工人、脚夫、会党、无业游民、娼妓、江湖术士等城市贫民阶层；还有工商资本家，小业主，学生等。在这些人群中，有的学者仅把资本家阶层、新知识份子阶层、城市中小阶层等城市精英阶层列为市民群体。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人数不断扩大，逐步成为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在“五四”运动中能够独立跃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

虽然近代市民群体是与近代城市相伴而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为其产生、发展提了一条畅通的渠道。如前所述，户籍制度变革不仅解除了人身束缚，使人户身份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合法的进行。同时也打开了城门，拆除了城墙，使城与城、城与乡之间封闭走向开放，静止的社会走向动态。传统户籍固守的“工农士商”的身份与职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封建官僚、买办、士绅向资本家转换；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向近代雇佣工人转换，新的市民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与以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商人、手工业为主体的传统市民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入籍、移籍、就籍、除籍，不再被户籍捆绑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斩断了由传统户籍保有的与土地的联系，也基本上摆脱了传统户籍反映的封建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差序人际关系，而以工作、职业、居住关系为纽带结成非血缘人际关系，这应该是城市意识的产生基础。他们居住在城市拥挤、狭小的空间，不同于传统的村舍结构，基于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交通、治安，移籍公共设施的维护等问题，市民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市政参与意识和市政管理意识（焦润民：“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于文化选择”，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总之，正是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改变了传统户籍制度的理念，户籍开始成为国家掌握人口信息，推行的依据，而不再以控制人口、禁锢人身为己任。户籍制度变革使人身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为社会结构的分化、新阶层的兴起提供了一个中介——由市民群体构成的雏形的市民社会，它成为制约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政权的社会实体的胚胎。传统社会中国家对地方基层严密控管的关系划上一个句号。

（三）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的负面效应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虽然促进了城市近代化进程，但也为城市和农村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首先，从城市来看，随着人口流动渠道的畅通，人们涌入城市，城市人口骤增，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引发了种种城市问题。如随着人口密度不断上升，城市建筑密度增高、交通拥挤、公共卫生差、治安混乱等。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冲击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资本家雇佣条件苛刻，工人收入难以糊口，城市上层与下层的贫富差距日愈加大，冲突也日愈增多。同时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的存在，影响了资本家改善生产经营条件，提高带工业技术有机构成的积极性。因为“工人工资低廉，又是手工制造比使用机器更便宜 ”，从而也影响了城市近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城市近代化步履缓慢，又造成就业不充分，大量失业人群被迫寻找各种可以户口的职业，不仅造成职业结构畸形，而且使娼妓业、跳舞业、按摩业、擦背业、看相业等下等职业发达。此外，流入城市的多以男性为主，造成城市男女比例构成不平衡等（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50页）。

其次，从农村来看，人口流动也冲击了农村社会。一是地主、富农等农村资产者离开农村，投资近代工商业，使得注入农业生产的资金减少，农业生产条件诸如劳动工具、种子、土壤等得不到改善，造成农业经济衰退。二是流入城市农民大都是青壮年——农村主要劳动力，影响了土地的开发利用，导致大量耕地荒芜。

户籍法律论文篇5

关键词：户籍改革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平等

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严重违反1954年《宪法》的公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条例》颁布后的二三十年里，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户籍管理的政策规定不断有更详细的内容补充，最终形成了城乡差别，附加各种不平等的福利待遇的严重畸形的户籍制度。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91．7％的人认为户籍改革“太有必要了”，户口的最大作用是“方便孩子上学”（57.5％）和“能提供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切实保障”（35.9％）。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教育以及行政管理中名目繁多的对农民工和其他非当地户籍公民的不平等待遇，使得户籍改革的呼声日涨。

一、官方改革思路

“公安部的有关人士认为，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着力从4个方面着手，其中：要严密户口登记，强化户籍管理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在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人口发展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保持人口的适度机械增长，对其周边地区和卫星城镇，要制定相应的鼓励措施，以吸纳城区人口和本市农村人口为重点，促进其人口规模的形成和逐渐扩展。”(廖卫华著：《公安部等14个部委正协商户籍改革》,成都商报，2008年3月4日)

上述改革，一是有落户条件，二是地域有别，根本上还是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二、地方改革

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广东省2001年10月出台政策，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但不到半年即宣布暂缓执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关内容。继上海市开始研究居住证与户口对接问题之后，从7月8日开始，湖北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开始全面尊重与承认外来人口权利的户籍改革之旅，符合准入条件者已正式开始准入登记。“除武汉中心城区外”和“暂不涉及外省在湖北务工的农民”明显的地域差别。“符合准入条件者”，还是有条件限制。无论是湖北还是上海，都是逐步减少限制，逐步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平等的权利。

三、本文的改革探索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改革都不是系统推进，注定不可能取得有效进展。笔者期待民主，坚决拥护宪法。提出修改宪法，是为了尊重原则，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本文以宪法的修改，带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进而推进户籍制度的系统改革。

（一）在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

我国1954年宪法曾经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但是由于没有专门机关进行违宪审查，使得许多法律虽然违反宪法，但是有效实施。1958年的《条例》规定了严格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这显然是违反当时宪法的规定。但是由于没有机关受理违宪审查，《条例》直到现在仍然有效实施。

宪法第五条第三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立法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对法规和规章违反上位法的审查制度，那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或国家政策“同宪法相抵触”了，怎么办？英国法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为没有违宪审查制度，不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或提起违宪诉讼。使宪法上规定的权利成为纸上的权利。所以，建议修改宪法，使宪法司法化，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成为公民能真正享有的权利。使公民可以通过司法救济，来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第一是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成员由全国人民在各省级行政区按选民比例，直接选举产生，宪法委员会独立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只对宪法和全国人民负责。宪法委员会依据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通过的和已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依据宪法，专门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违宪审查和违宪诉讼，追究违宪者的违宪责任。专门违宪审查机关的成立，将有力维护原则，保护全民的民主、平等、自由。

第二是平等的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一规定与中国国情不符!以致选举法使城乡居民的选举权严重不公。如果加上“不分城乡、地域……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赋予公民平等的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城乡、地域、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是在保证宪法贯彻实施的前提下，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有违宪审查机关这样的救济渠道，“迁徙自由”才不会成为纸上的权利，对于任何违反宪法“迁徙自由”的规定或行为，公民都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或诉讼。

(二)系统修改城乡差别的不公正的法律

《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规定过窄。在海南有大量的橡胶园，香蕉园等农业雇工，其他农村的西瓜地、菜地等，也有农业雇工，这样农业雇工是否是属于《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如果不属于，他们的利益谁来保护？《劳动法》颁布后，当时的劳动部曾规定，农业雇工、家庭保姆不属于《劳动法》的适用范围，那么，现在他们是否属于《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应将他们纳入适用范围，平等保护全体劳动者。

《就业促进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等不同而受歧视”这一规定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所谓种族歧视非常罕见，几乎没有。但是城乡歧视，地域歧视很常见。建议修改为“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城乡、地域、性别、等不同而受歧视”。该条第一款“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该法第四十三条是关于劳动力调查统计制度和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制度。表面看本条规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们看到统计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每年每月公布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口多数的人农村人呢？“农村登记失业率”呢？外来务工人员的失业情况在哪登记，户籍地还是就业地？谁来保障他们重新就业？从平等就业来看，笔者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失业登记、失业保险、重新就业应当由就业地的劳动行政部门保障。登记失业率和居民收入的统计基数应当是在就业当地的所有就业人员，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也包括农民。

从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出发，制定《全民社会保险法》和《全民医疗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赋予全体公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险法》现在的立法思路很好，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社会保险号，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险转续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城市政府及其各种违法的规章政策，是导致户籍制度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保险法》应当规定严格法律责任，尤其是对政府，用人单位等强势群体的法律责任。这个《社会保险法》应当是“全民”的《社会保险法》，“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要赋予全民，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限制公民平等社会保障权利的行为，该法改为《全民社会保险法》。

现行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医保”）和所谓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城乡有别，缴费不同，待遇也不公。福建厦门的城乡两个医疗保险成功合二为一，成为全民医疗保险，城乡享受平等待遇。农民长年在外务工，既享受不了“新农合”，因为远在外地，不可能回到家乡去就医；也享受不了“城镇医保”因为是外来务工人员。现在的“医改”，改了十年，农民却没有得到平等的医疗保障权。“医改”方案都提到了全国人大，为何不制定一部《全民医疗保障法》？建议将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制定《全民医疗保险法》或者称为《全民健康保险法》。平等保护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

《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违反这一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起不到“违法必究”作用。后一句“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使得这条规定大打折扣。外来务工人员期待的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将因各地“具体办法”不同而不平等。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存在，考虑到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像北京、上海、广东等外来务工人员的输入地的“具体办法”会规定大量的限制措施来限制“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何不多规定一些有操作性的规定呢？

高等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公，主要体现在高考和高校的分布上。高校招生应当适用地域平等原则。高校的分布应当是各个地区均衡发展，建议将北京、上海等的集中的高校均衡到中西部。《高等教育法》在高校招生上，应当规定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作出可操作的规定。比如在全国招生应当有一统一的招生比例，除优先招收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全国一致。比如某校在江苏的招生比例是考生（是考生，而不是户籍学生）的1%，那么在甘肃的招生比例也是1%。或者某校根据全国考生成绩，确定一个“全国统一”（而不是全省统一或全市统一）的分数线（或能力、素质等）标准，所有达到标准的考生都可以平等地报考，第一志愿没录取只能再次报未招到学生的学校。这样的招生制度让所有报考同一学校的考生在同一标准下平等竞争。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条显然和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以及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相抵触。“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理应交回其承包地，或者由发包方收回其承包地。

修改《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城市房地产法》，就像2005年完善《公司法》和《证券法》等企业产权制度那样，建议系统地修改这三部法律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像《城乡规划法》一样，制定《城乡住宅法》，废止《城市房地产法》，将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住房保障制度纳入该法，平等保护城乡居民“居者有其屋”。在严格保护耕地草原林地等农用地的基础上，允许除农用地外的农村土地开发建设住宅。允许农村住宅和城市住宅一样，可以自由交易。实现城乡平等的财产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条“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规定违反《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该违宪规定应予废止。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理应平等。形式要平等，实体也要平等！但为什么只选民只能直接选举县乡人大代表，建议全面修改《选举法》，规定选民直接选举省市县乡长，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国家主席。

（三）全面修改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制定户籍法

《居民身份证法》和《护照法》属于广义上的户籍法。在《居民身份证法》方面，建议参照台湾地区户籍法，规定“公民申请居民身份证，应捺指纹并录存。”从粘贴相片到捺印指纹，形成了科学、严密的身份证制度。”(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6页)建议规定“建立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专门管理个人身份信息。身份证管理系统内信息按机密等级分层级、分类别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参考胡星斗教授的观点，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把现行的个人居民身份证信息、档案信息、信用纪录、犯罪纪录、就业失业情况、收入情况、纳税情况、申领低保、经济适用房情况，以及做义工、慈善等方面的纪录纳入身份证管理系统。身份证电子化，在各个城市乡村的机场码头、火车站汽车站安装类似银行取款机的身份证识别系统，公民每到一个地方，在身份证识别系统一刷，公安部门就知道你到哪里了，所以不用担心治安问题。这个系统也有助于解决收入申报、假身份证泛滥等问题。其它的对他人有影响的个人信息也可纳入其中。《护照法》方面，现在由于反恐的需要，各国入境管理处相继要求入境者采取指纹。建议在《护照法》上也规定“公民申请护照，应捺指纹并录存。”各国入境管理处在入境时可以直接提取护照的指纹，公安等侦查机关在公民涉嫌犯罪时也可以直接提取该指纹比对。

1．户籍法的体系结构。

日本的户籍法，分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户籍簿，第三章户籍记载，第四章的申报分十六节，包括通则；出生；认领；收养；收养终止；结婚；离婚；亲权及监护；死亡及失踪；生存配偶恢复姓氏及姻亲关系终止；推定继承人的废除；入籍；分籍；国籍的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转籍及就籍。第五章户籍订正，第五章之二关于采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处理户籍户籍事务的特例，第六章杂则，附则。中国台湾地区户籍法的体系分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登记之类别，第三章登记之变更、更正、撤销及注销，第四章登记之申请，第五章户口调查及统计，第六章罚则，第七章附则。

结合日本户籍法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户籍法，我国的户籍法应当整合收养法、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继承法、国籍法和户口登记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登记事项，统一由户籍法规定。我国的户籍法体系结构可以这样安排：第一章总则，规定户籍登记原则和户籍户籍管理的机构等总则性事项；第二章户籍簿，规定户籍薄的编制、样式、记载事项、顺序、程序；第三章户籍记载，规定户籍记载事项、顺序、程序及各种情形的户籍记载和编制。第四章申报，参照上述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的十六节，十五种申报事项，规定户籍申请的类别、原则及各种申请的详细规定，形成严密完整的申报登记制度。第五章户籍订正，规定登记的变更、更正、撤销及注销；第五章户口调查及统计，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共七章。

2．户籍登记的原则

（1）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原则

“许可国民自由迁徙，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城镇，从国内到国外，国民可以双向地、自由地流动。”(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2页)

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非因刑事法律限制外，不受其他法律法规及各种规范性文件的限制。

任何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非因前款规定不得限制公民自由迁徙权利。

(2)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户籍登记机构办理户籍登记，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3)一人一籍原则

如现行的户口登记条例第五条和第六条融合。台湾地区的户籍法的第三条

可规定为“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在一家，或同一处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经营共同事业者为一户，以家长或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一人同时不得有两户籍。”

(4)实行公民在居住地登记户籍的原则

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申报户籍登记

(5)明确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

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不得附载其他行政管理和社会功能。“户籍登记事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父母姓名、与父母关系、本籍、住所等。发生出生、认领、收养、婚姻、亲权、监护、国籍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等户籍事件，应当依照规定申报和登记，以确认和证明个人身份、亲属关系及其变动状况。在市镇村的区域内确定或者变更住所的，则应当申报迁入、迁出或者迁居，以确认和证明居民的居住关系，以及作为居民地位的变更，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选举权的行使，国民健康保险、退休金及儿童津贴的给付等。”(王新华译：《日本户籍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前言)

3．确定户籍管理的机构

修改居民身份证法、护照法、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收养法、继承法、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有关人口、户籍、身份等的主管部门，中央统一为民政部门，地方由各省市县长负责。户籍登记由各级民政部门办理，以乡(镇、市、区)为管辖区域。规定户籍负责人的亲属回避制度。

4．“户籍登记以人为本，摒弃社会因素”(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0页)

“户籍登记的内容主要反映当事人个人信息，如出生地、迁徙、婚姻、监护、死亡等基本状况，不记载有反映社会角色、可作社会评判的信息，如职业、教育程度等，体现比较纯粹的人本精神。”(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0页)

迁出迁入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迁入登记，不得设定迁出迁入条件。军人、武装警察等不因服兵役而迁出注销户口，取消军籍，统一为普通户籍。军人、武装警察等只作为职业存在。学生不因升学而迁出，罪犯不因监所收容而迁出注销户口。“迁出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登记。但是因服兵役、国内上学、监所收容及随本国籍远洋渔船出海作业，不办理迁出登记。”

5．“完善的户籍登记及变更登记程序”(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3页)

参照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申报”，申报第一节通则十五项申报分别规定、申报时间、申报书记载事项、申报地、申报义务人等及其他事项。

6．“规定严密、科学的居民民身份证、户口名簿、户口调查及统计制度”(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6页)

7．法律责任

赋予公民对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权，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赔偿责任。

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对申报义务人、不实申报者，拒绝接受调查者，国家机关及其他违反本法者严厉惩罚。并规定相应的救济途径。

参考书目

[1]童大焕著：《期待湖北户籍改革的“破冰效应”》，新京报，2008年7月12日；

[2]宋雪莲著：《中国户籍制度改革难以为继大城市纷纷叫停》，《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12期；

[3]台湾地区法源法律网修正「户籍法；

[4]胡星斗著：《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

[5]王新华译：《日本户籍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户籍法律论文篇6

「关键词选民条件，居民自治，户籍，剥夺政治权利

江山的户口所在地为汉阳区洲头街，但其长期居住在深圳市罗湖区独树社区。4月8日，独树社区公告选民登记，规定“选民登记从2005年4月8日到2005年4月23日止，望居民相互转告”。4月22日上午，江山到选举委员会索取了《致全体选民的一封信》，并在此后以符合该信的选民条件为由持身份证要求进行选民登记，独树区选举委员会对其身份证进行了登记，并同时要求其按照选民条件的规定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同日下午下班前，江山将一份武汉市汉阳区洲头街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放弃当地居委会选举资格的《证明》传真件交给了选举委员会，但4月25日选举委员会第一榜公布的选民中没有他的姓名。选举委员会解释说，“复印件和传真无效，需要原件”。4月28日，江山将《证明》原件交给了居委会工作人员。4月29日，选民榜第二榜仍没有他的姓名。选举委员会告知他还缺少三样东西：一是由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二是由工作单位开出的工资证明，三是出示房产证原件。其间，江山和另外一些居民共计十五人向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延期选民登记截止日期的报告》，选举委员会经请示后同意将最后的选民登记日期延长到5月6日。在此之前，江山只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作及上述《证明》原件，未提交其他相关资料。在5月6日选举委员会公布第三榜选民名单中亦未有江山的姓名。5月12日，江山以选举委员会侵犯其选举权利为由向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讼并于5月16日收到了民事裁定书［（2005）深罗法立裁字第5号］。法院认为，江山向法院时，并未经选举委员会处理决定，不符合条件。5月19日，在选举委员会对其申诉进行口头答复之后，江山不服选举委员会的答复，再次向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讼。

在庭审过程中，诉辩双方对江山是否具有选民资格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独树区选举委员会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和广东省民政厅粤民基［2004］35号文件《关于做好我省社区党组织和第二届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认为作为一个独树区选民，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一是年满十八岁具有本社区户籍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居民，二是户籍虽然不在本社区但其在本社区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连续居住半年以上、享有政治权利居民，这类居民同时还必须提供其户籍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或居（村）民选举委员会出具的本人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的证明。在进行开庭审理后，合议庭将本案提交了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认为，江山的户籍所在地为武汉汉阳区，其要求成为登记成为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办事处独树社区的选民，就必须遵循广东省及深圳市居民委员会选举的相关规定，主动地提供可以证明其作为合法选民的证明材料。虽然江山提供了一份证明原件，但其内容是“江山因故不能参加本社区组织的一切社会活动”，而不是按照选民条件的要求明确证明其“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因此无法证明人江山没有在原籍进行本届居民委员会的选民登记，同时，江山在承诺的期限内未提交关于政治权利等相关材料。据此，法院判决江山不具有罗湖区东晓街道办事处独树社区居委会本届选民资格。

「评析

从本案的庭审记录和法院的判决来看，独树社区选举委员会认为江山不符合《通知》规定的选民条件，不具有选民资格，法院对选举委员会的这一决定表示了支持。在庭审过程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通知》对选民条件设置的合法性和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并分析户籍管理制度与居民自治的关系。

一、《通知》是否违反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在本案中，涉及选民条件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通知》。要准确地回答《通知》是否违反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我们必须弄清二者的真正分歧以及何谓《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本社区居民”。

1.二者对选民条件规定的不同之处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通知》对选民条件进行了不同规定。《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的规定，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①]这一条款对选民身份的成立确定了三个条件，即年满十八周岁、本居住地居民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按照《通知》的规定，只有年满十八岁具有本社区户籍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居民，或者户籍虽然不在本社区但在本社区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连续居住半年以上、享有政治权利并且提供了其户籍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或居（村）民选举委员会出具的本人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的证明的居民才具有选民资格。《通知》对具有深圳市户籍的居民和不具有深圳市户籍的居民设置了不同的选民条件。对于前者，要成为选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年满十八周岁、具有本社区户籍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通知》并没有规定这类居民必须真正地居住在其户籍所在的社区。对于后者，要成为选民，则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即居住达半年以上、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享有政治权利和放弃户籍所在地选举权利的证明。比较而言，《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通知》对选民条件的设置有很大差异，后者更为苛刻。但是，二者的真正区别不在于是否对固定居所、固定合法生活来源以及连续居住进行了规定，更不在于在有没有要求年满十八周岁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而在于户籍是否构成了选民的条件之一。

纵观《通知》对选民条件的规定，户籍是一个显见的因素，它构成了居民成立的核心条件。《通知》规定，只要某一公民具有广东省户籍，他（她）便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的规定的“本居住地区居民”，至于其实际上是否住在本社区、住了多长时间、是否是连续性的居住，都在所不问。如果某一公民不具有广东省某一社区的户籍，他（她）便不是该社区的居民，即使他（她）长期住在本社区，因此不享有选民资格。不过考虑到公民迁徙如潮的事实，《通知》的制定者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厚”之心，它将这部分不是广东省的“居民”也纳入到“社区居民”的范畴。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要成为“社区居民”，除了和具有户籍的居民一样要具备三个条件外，还要在某一社区居住达半年以上，并且不能是无业游民，必须具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和固定合法的生活来源。总之，在《通知》中，户籍是作为选民的核心条件。那么，《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否将户籍作为了选民的条件呢？从条款的字面规定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中规定了三个条件，无一明确涉及到“户籍”的字样。从表面上看，《通知》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选民条件的规定差异很大，但二者的根本不同之处是《通知》明确规定“户籍”是选民条件之一，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则规定为“本社区居民”。鉴于《通知》是效力低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下位法，其对选民条件的规定不得违背上位法的规定，因此，《通知》将户籍作为选民条件之一，可以被视为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本社区居民”的细化和解释。所以，二者的真正区别在于“户籍”是否是一个公民成为“本社区居民”的必备条件。

2.“户籍”是否是成为“本社区居民”的必备条件

《居民委员会组织》确定的三个条件中，“年满十八周岁”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相对容易理解和确定，但对何谓“本社区居民”没有作出明确说明。正是对何谓“居民”的立法和解释的缺失，造成了《通知》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间的分殊。因此，确定“本社区居民”的判断标准，是决定《通知》是否违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关键一步。鉴于《通知》将户籍作为一个公民是否是“本社区居民”的判断标准，因此，这一问题也就转换为户籍是否是“本社区居民”的构成条件。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意味着我们要弄清《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本社区居民”的立法原意。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依文义解释的原理，所谓“本社区居民”，那当然是指居住在某一社区的自然人。但在事实上，自从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户口登记条例》）[④]以来，我们对“居民”的理解便有了不同的逻辑。从此以后，“村民”与“居民”成为一个与户籍相关联的术语，所谓“居民”，是指具有城市户籍的公民，“村民”则是指具有农村户籍的公民。它们同时也表明了二者在权利、待遇等等方面的差别。[⑤]《通知》对“居民”的定义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⑥]那么，这样一种认识逻辑是否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原意呢？这需要我们对这部法律中的一些条款进行整体、系统和历史的解释。

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来看，尽管《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未对何谓“居民”进行详细说明，但其第6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这一条款中的“居民居住状况”、“一百户至七百户”确立了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客观主义原则，即居民的实际居住状况是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唯一标准。从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推定，居住实际的居住情况是确定一个公民是否是某一社区居民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当地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户籍。因为，对于何谓“居住状态”，只能对某一社区的居住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后方能有确定的结论。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华人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中发现这样的立法本意。该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因此，依据一种整体和系统解释的方法来确定何谓“居民”，我们可以获得的一个相当明确的结论，即是否居住在某一社区中，是确定一个公民是否是该社区中居民的唯一标准。

考察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的立法历史及其变迁，我们也可以获得相同的结论。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系1990年1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4年12月31日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法第3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居民的居住情况并且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范围。这一条款确立了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三个原则，一是以居民的实际居住情况为主的客观主义原则，二是以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作为参照，三是在范围上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宜。在这三个原则中，依实际居住情况设立居民委员会是主要原则。事实上，该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按照居住地区成立居民委员会”。1990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原则进行了部分修正，其第6条除了规定要根据“居民居住状况”，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居民自治组织外，还以“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取代了“以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作为参照”的传统做法。由此，可以比较确定地说，居民是指居住在某一特定社区的公民。其中，居住的事实是确定何谓居民的唯一条件。

在确立了上文的分析结论之后，《通知》是否违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便是一个答案明确的问题。上文的分析显示，无论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来看，还是从这一立法的变迁历史来考察，我们都可以发现，居民委员会设立的基础是居民的居住状况，而不是人为确立的户籍登记制度及作为其结果的户籍登记结果。《通知》在确立选民条件时，将户籍作为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基础并据此来断定一个公民是否是本社区居民而享有选民资格，显然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原意不符，也直接违反了这一法律第8条的规定。

二、举证责任的分担

在江山选举案中，人及其人提出，独树区选举委员会在公榜的过程中认为江山不具备选民资格，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这实际上对举证责任提出了异议。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一个公民是否具有选民资格，必然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年满十八岁、享有政治权利的本社区居民。那么，是只有一个公民自己提供上述三个条件的证据，他（她）才具有选民资格，还是他（她）当然地被视为具有选民资格呢？换言之，在确定选民资格的过程中，是公民承担证明自己具备选民资格的举证责任，还是选举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承担某一居民不备选民资格的举证责任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本文无意探讨证明责任分配一般理论和实践的是非得失，只想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规定的“享有政治权利”这一条件举证责任的归属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从本案的庭审记录和法院的判决来看，独树区选举委员会认为公民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法院对此主张予以认同。那么，证明自己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是不是居民自己的责任呢？这需要首先分析“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

剥夺政治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确定的一种附加刑。《刑法》第54条、第58条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和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从逻辑发展的角度而言，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的出现表明了某一公民已经触犯刑律并且已经被法院判决处以相应的刑罚。所以，剥夺政治权利与罪犯是形影不离的，即有罪宣判是剥夺政治权利这一结果出现的前提。如果某一公民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那么他（她）一定是罪犯。因此，证明公民是否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实际上即证明公民是不是有罪。这一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同，涉及到是实行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独树区选举委员会和罗湖区法院所坚持居民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才有选民资格，实际上将这一证明的重担压在居民个体身上。要求居民证明自己有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也就是要求居民证明自己有没有犯罪，是否是罪犯。如果一个居民无法提供其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证明，那么他（她）就被推定为不享有政治权利，这实际上是将这一居民推定为罪犯。对居民课以无罪证明的责任，就是进行有罪推定，即将所有的居民都视为罪犯，如果没有提供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即为有罪。显然，这样的有罪推定逻辑与宪法确立的人权保障原则和刑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由此可见，“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性质决定了犯罪是其行为前提，罪犯是其主体和处罚对象。《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将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居民排除在合格选民的范围之外，但提供是否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证明的责任只能由选举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来承担，这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和精神及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

三、户籍管理制度与居民自治的关联

从《通知》确定的选民条件来看，户籍是一个核心因素。这蕴含着一个推理逻辑，即户籍管理制度是居民自治的法律前提和基础。通常人们也认为，居民和村民相区分的真正标准实际是一纸户籍，《户口登记条例》是居民自治实施的法律前提。这样一种通说，也构成了对上文分析结论的一个可能的挑战，因为在几十年的历史过程中，这样的认知指导了人们的实践。但是，这只是对二者关系的错误的认识。

在《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以前的1954年，我国便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法第3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居民的居住情况并且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地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范围。这说明基于居民实际居住而形成的“户”是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基本单位。《户口登记条例》也确立了“户”对于户籍登记的先在性地位。该法第5条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共立一户或者分别立户。户主负责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登记。第6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这些都表明户籍的成立是以“户”之存在为前提的，而“户”的形成正是建立在公民实际的居住状况的基础之上。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1958年全国进行户籍登记时，公民在城市和农村的居住事实构成了城市居民户籍和农村村民户籍成立的事实性前提。所以，户籍是对居民和村民居住事实的记载，是公民在不同地域的居住事实决定了户籍的性质。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表明了一个公民可能的居住区域，将一个公民区分为居民和村民，但却不是一个公民到底是村民还是居民的决定因素。总之，《户口登记条例》首先具有户口登记的功能，而它的这一功能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一样，都是建立在居民实际居住的事实之上的。

除了居住事实的记载功能外，《户口登记条例》出台还旨在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来实现的。《户口登记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当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受到严格控制时，农村户籍向城市户籍的转换便在事实上被阻绝了，进而，公民的迁徙自由也是徒有虚名。此时的户籍制度已经不再是对居民居住事实的记载了，它衍生了控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功能。但是，农村户籍和城向户籍的转换的不可能，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公民居住区域的变化。如果说在计划经济制度坚如涅盘的时代，由于户籍与粮油等生存物资的分配紧密相连，从而使公民的迁徙和居住区域的变化近似于不可能，那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计划经济制度不断被撬开缺口并最终为市场经济制度所取代，此时，公民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已经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换言之，公民居住区域和状态的变化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以公民居住事实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可以不承认这种变化并极力阻止它的发生，但户籍制度对户籍类型的控制并不能抹杀农村村民居住及分布和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及分布的变化，而这种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和分布的现实状况正是城市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客观基础。因此，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基础是居民的居住状况而不是记载在册的户籍。《户口登记条例》不是居民自治委员会建立的法律基础，它与居民自治并不存在内在的关联。

四、余论

在《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后，一个城乡分剧的中国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城乡二元割据的社会现状，使人们牵强地将户籍制度与居民自治人为地捆绑在一起，并指导着我们的司法实践。对于法院而言，根据人们对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居民自治法律的通常理解来裁断本案，而不去探寻有关法律制定的时代背景和真实的立法本意，也许是便利的。但是，法院作为法律公正的守护神，其天生的职责是依据法律来作出判断。因此，正确地理解法律，揣摩立法意图，是一个必备的司法技术。在理论界和实践界早已对户籍管理制度提出质疑，而且一些部门还对这一制度进行一定的补救和修正之时（如《通知》将户籍不在广东省的居住者纳入可能选民的范围，就体现了这种趋势），法院在勘正人们关于户籍管理制度和居民自治制度间关系错误认识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一个城乡分剧的中国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城乡二元割据的社会现状，使人们牵强地将户籍制度与居民自治人为地捆绑在一起，并指导着我们的司法实践。对于法院而言，根据人们对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居民自治法律的通常理解来裁断本案，而不去探寻有关法律制定的时代背景和真实的立法本意，也许是便利的。但是，法院作为法律公正的守护神，其天生的职责是依据法律来作出判断。因此，正确地理解法律，揣摩立法意图，是一个必备的司法技术。在理论界和实践界早已对户籍管理制度提出质疑，而且一些部门还对这一制度进行一定的补救和修正之时（如《通知》将户籍不在广东省的居住者纳入可能选民的范围，就体现了这种趋势），法院在勘正人们关于户籍管理制度和居民自治制度间关系错误认识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各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

[②]可以预计的是，按照《通知》的规定，即使他（她）在本社区居住了一辈子，他（她）也不是该社区的居民。

[③]何谓“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参考刑法中第54条规定，而是否“年满十八周岁”则可以通过身份证来确认。

[④]该法第10条规定：“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⑤]我们可以从路遥创作的小说人物如高加林等身上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对村民（农民）非国民待遇以及其造成的心灵扭曲。

[⑥]将户籍与公民的居住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法律有《民法通则》第15条的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不过该法本条的规定体现了一种客观主义的倾向，即当公民的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被视为住所。

[⑦]《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1条。

户籍法律论文篇7

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最基本人权。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性文件对迁徙自由问题多多少少均有所规定，但我国现行宪法却并未涉及该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主旋律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对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使迁徙自由不可能实现的弊端日益凸显。是故，从法律层面来确定和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是现今以及未来法学界的重大课题; 又因为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故笔者认为从宪法层面对迁徙自由问题加以明确规范或予以实质解释显得更具现实急迫性。那 么，迁徙自由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其是否是一项绝对自由的权利? 对迁徙自由加以一定的限制是否违背迁徙自由的本意? 境外立法例又是如何对待迁徙自由问题的，中国话语境中的迁徙自由问题现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未来出路又何在? 中国话语境中的迁徙自由入宪与户籍制度改革关系又如何、应当如何加以协调?

对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迁徙自由问题的理论考证，在借鉴迁徙自由国外立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最受学界病诟的户籍制度，对我国迁徙自由入宪问题加以宏观的探讨，以期有裨于理论实务界。

二、迁徙自由权受限问题的分析思路

对迁徙自由权限制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借鉴阿列克西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即遵循迁徙自由的构成迁徙自由的限制迁徙自由限制的违宪阻却事由这样的思维框架来加以展开。首先，迁徙自由的构成这一层次乃用于确定迁徙自由的保障范围。就具体的司法实例而言，即当某个特定个体认为国家权力侵害了其迁徙自由之时，我们首先需要分析该个体所受限制的行为是否属于迁徙自由的保障范围。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属于迁徙自由的保障范围时，才能加以进一步的审查，如果其行为并不属于迁徙自由，那么对于案件的审查就可能就此终结。其次，迁徙自由的限制这一层次实乃确定国家对迁徙自由限制的认定标准，也就是在何种情况下国家对迁徙自由的限制将被纳入合宪性的审查范围问题。德国现代宪法学界认为只要国家行为造成了迁徙自由实际上受到了限制和妨碍，则此国家行为就可能被界定为属于对迁徙自由的限制行为，从而将该国家行为纳入合宪审查的范围。举例而言，南非曾在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制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 条第3 款但书时，提出了对迁徙自由的一条限制理由，即为维护种族隔离而对国内迁徙予以限制，若将这一限制理由写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么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即对公民的迁徙自由造成了侵害。若公民对此限制理由提出宪法诉讼，这一立法理由则将被纳入合宪审查的范围。

综上所述，在认定公民被国家权力干涉的行为属于迁徙自由的保障范围之后，我们则应判断国家的公权力行为是否属于限制迁徙自由的行为。在此基础上，迁徙自由限制的违宪阻却事由这一权利限制理论的最后一个层次将指引我们确定该限制公民自由的公权力行为是否有违宪阻却事由，即将对国家限制迁徙自由的行为的合法性加以最后的判定。换言之，当国家权力对迁徙自由进行限制时，这种情况并不意味国家行为当然违宪，国家限制迁徙自由行为是否违宪的判断关键还在于该公权力行为是否具有宪法正当性之理由( verfassungsrechtliche Rechtfertigung) ，借此可将国家限制迁徙自由的行为分为合宪性限制和违宪性限制。由于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阐述这些违宪阻却事由如何具体地对侵害迁徙自由的国家行为进行审查，而是在于提供一个厘清迁徙自由限制问题的分析框架和思考进路，为迁徙自由的中国实践铺垫，所以在此不对阻却违宪事由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而是通过下文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上述权利限制理论的三层次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判定一个国家行为限制迁徙自由是否合宪。这是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本文下述的迁徙自由限制的立法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其在个案的分析过程中均是遵循上述分析思路的。概言之，任何国家的法院在接到这类案件时均首先要判断公民受限的权利是否应该纳入迁徙自由的保障范围之中; 在认定应当纳入该审查范围后，则需要进一步对国家行为进行审查，在判定这种国家行为的宗旨、范畴之后，分析是否使公民的迁徙自由遭受到了侵害或剥夺。

最终，还应当分析国家的这种侵害或剥夺是否具有宪法上的依据，也就是是否存在违宪阻却事由。举例而言，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按照基本法第11 条第2 项的规范进行解释，审查国家行为是否可以纳入到第11 条第2 项的范围内，如果符合的话那么国家行为就存在违宪阻却事由因而可以继续存在实施，但是不符合的话国家行为因违宪而无效。而在美国由于宪法没有明文规定迁徙自由和迁徙自由限制的条款，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案件分析过程中首先判断侵害迁徙自由的国家行为是基于什么目的，然后判定这一国家行为所为的利益是否足以侵害迁徙自由，最终通过利益衡量的方式予以确定国家行为是否属于违宪阻却事由。具体而言，若国家行为所追求的法益有足够理由限制迁徙自由，则存在违宪阻却事由，即国家行为合法有效，否则则可能因违宪而无效。但是，虽然各国在迁徙自由限制问题上的合法性判定思路脉络基本相同，但具体立法模式则有所不同。

三、中国话语境中的迁徙自由限制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着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原本是作为一种人口统计的方式，其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词汇，但是在中国户籍制度却明显带有倾向性，它身上承载着过多的附加值，因而影响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迁徙自由而言，户籍制度成为中国迁徙自由的最重要的限制。这里所说的限制是一个中性的词，也就是说笔者不评价这一限制是否是合理，只是客观阐述了一个事实。根据前文所说的迁徙自由限制的三层次理论，国家享有对迁徙自由限制的权力，不能说对迁徙自由限制的任何行为都是违宪的，而是需要进一步分析作为对迁徙自由限制的户籍制度本身是否存在阻却违宪事由。那么假设迁徙自由已经成为我国宪法所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的解释论成立，同时在对迁徙自由予以保障的同时宪法也以法律保留的方式对迁徙自由予以了限制。

在基于以上的假设下，我们就可以对我国的迁徙自由限制问题户籍制度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如下分析: 一方面户籍制度的设立是否侵害了迁徙自由，是否对迁徙自由造成了限制，也就是从其后果入手进行分析。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不纯净性: 户籍制度涉及到公民的选举权、劳动权、教育权以及福利权等，因此户籍不仅仅是一个户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公民迁入其他地域后能否享受到当地人同等的待遇，这就影响到公民的平等权问题。有学者认为虽然我国宪法第33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法律上的平等不代表事实上的平等。对此，笔者认为法律对于户籍制度的设计以及产生的相关利益，本即一种法律上所创设的制度上的不平等，这在事实上侵犯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对公民迁徙自由的侵害是否存在违宪阻却事由。从学理上分析违宪阻却事由的标准主要是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针对法律保留，在迁徙自由入宪时有两种方式: 一是在关于迁徙自由的宪法条文中规定对于迁徙自由的限制必须通过法律或者是根据法律行使之。二是在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章节中，用概括性的条文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对基本权利可以通过法律或根据法律予以限制。我国宪法有类似的规定，根据这一条款，在特定的情况为了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可以通过法律保留对迁徙自由予以限制。那么能否援引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产生户籍制度。这就存在着解释的问题。从我国户籍制度产生的历史来看，这更多的是为了便于行政管理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并不是基于宪法的解释和考量。

当然这不能否认国家设计这一制度的从发点，国家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可是从程序的设计上这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应该是一个具有法治思维的国家，一个好的制度必须要严格地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设计，任何缺乏严谨性的制度最后都将带来不良的后果。而比例原则对于衡量户籍制度与迁徙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迁徙自由的限制是为了配置不同权利之间在实践中的效力彼此重合和冲突的状态，从而使得权利之间相互调和。在实践中迁徙自由与户籍制度都涉及的诸项法益之间比例配制上存在着冲突。我国所设计的户籍制度这一国家行为，其目的为了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它是以公民的迁徙自由为代价。在对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分析中，首先必须结合当时的自然或社会环境，运用经验或学识，对手段运用的效果，甚至是否与相关法律目的的相冲突等因素进行判断，其次要以最少侵害原则，最后要防止为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对人民的负担明显不合比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设立户籍制度是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的，将农民赶出城市是以牺牲社会平等来保障工业化建设，在当时中国经济极其落后，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借助国家政权力量，建立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动员并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推行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当时这一制度的设立确实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即便如此，立法者也不得以具有合法的目的通过户籍制度将迁徙自由保障范围缩减至零，使得最终在七五宪法中使得公民完全丧失迁徙自由，这也违背了比例原则的精神，其手段与目的完全不合比例。其实即便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若五四宪法对迁徙自由进行合理的设计，立法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通过法律保留的形式对迁徙自由予以一定的限制，而不是完全的侵犯迁徙自由的核心内容，使其完全地空泛化直至消亡。在美国关于迁徙自由的案例，大都是联邦各州为了维护本州政府和州民的利益，采取一些措施对新州民与原州民进行区别对待，使得他们之间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差别，从而间接地限制了迁徙自由。对于这种情况美国最高法院往往对迁徙自由与其它权利进行对比分析、利益衡量分析，对迁徙自由限制的权利是否足以重要，以致可以对迁徙自由这一基本权利进行限制，同时还须分析这一措施是否具有惩罚性，是否违背了对新州民与原州民的平等保护。

户籍法律论文篇8

关键词 户籍制度改革 土地资源 政策支持 技能培训

作者简介：刘闻博、叶丽君、刘方舟，吉林大学。

自2014年7月30日起，国务院签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至此引发了全民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大讨论。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三使用二元制户籍制度的国家，自此也即将步入一元制户籍时代时代。这种二元制户籍制度将户口由高到低的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曾为国民经济发展，优先发展城市，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制度作用，也为固定人口，打击犯罪，起到过有效正面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经济的不平衡日益显著，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现象日益显现。随之又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性问题，诸如：留守儿童，孤寡老人问题，人户分离问题，权利失衡，城市病等等。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不能再单纯的就问题而改问题，“哪里出现漏洞就填块补丁”的方式去单纯的解决某一个点，而是应从根本上拔除产生问题的原因，即：二元制户籍制度。 从国务院签发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我们不难看出，中央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心。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推进改革将面临许多问题，如何加快户籍改革速度，如何设置推进改革的配套措施，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深度践行。

这里我们将根据调查走访得出的数据资料，以及查阅的相关文件，以社会保障为切入点，就如何在法律层面解决户籍制度改革的中的问题展开我们的思考与研究。

一、中国二元制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因

在当今中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与改革是社会前进的必然选择。以历史的眼光纵观户籍改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促进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再继续实施二元制户籍制度显然不再合时宜，接下来，我就社会发展需求与二元制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两方面，阐释中国现下急需推进一元制户籍制度的原因。

（一）社会发展需要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1.依法治国的需要：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强调的依据法律治理国家从根本上讲，应该以宪法为依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保障人权，人权平等。 二元制户籍制度改革的出现，将公民从制度层面由高到低的划分为非农户与农户两个身份，户籍变成了等级身份的象征，并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均挂靠在户籍上面，造成同人不同命的现象。

党的十八大将依法治国提到新的高度上后，依据依法治国的理念，二元制户籍制度的存在更加不合时宜，站在保障人权，人权平等的角度，促进一元制户籍制度势在必行。

2.因地制宜，有利于转变为集约式农业发展模式：农业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更需保障农业的发展。二元制户籍制度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每家每户粗放式耕作经营，甚至有的农田因缺乏劳动力而荒废。一元制户籍制度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建筑用地使用权流转起来，国家也便于将土地整合划片，集约式经营管理，因地制宜，提高产量。并且可以将变不适合耕作的土地为建筑用地，同时解决住房问题。

3.历史遗留，转变思维：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人自古就有安土重迁，土地本命的思想。农村劳动力进城后因为感情和偏好无法满足，劳动积极性低，影响生产力发展。为了经济高速有效的发展，需要改革。

（二）二元制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

1.阻碍人口交流融合：现今，农民工子弟大量涌入城市造成人户分离现象，已不利于政府监管。农民子弟与城市居民环境与文化的差异，导致壁垒出现，并且父母子女多在农村，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二元制户籍制度已严重的阻碍了城市化进程，阻碍人口交流融合。

2.阻碍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即城镇人口增加，比重上升，人口观念转变质量提升的过程。二元制户籍制度将人口与农村土地挂钩，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农村户口补贴，使得人与土地相连，城市化进程减缓，而固有的大城市，城镇又因各方面发展承载力减弱，“城市病”现象日益严重。

二、从不同视角看户籍改革的困境

（一）从政府视角一览户籍改革制度

在我们的调查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基层政府对于户籍改革制度出台大为支持，并表示他们会以高度的执行力推进改革。然而也坦言具体执行上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应对措施，仅是单纯表示“等待上级指令”。普遍认为户籍改革政策实施难度大，目前农户显然比非农户“值钱”。户籍制度改革是为了服务于城镇化改革，实践证明城市化改革不仅仅是把户籍由农业户转为非农户那么简单。通过实地调查我们认为要想顺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必须解决好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这是我国户籍改革改革和实现城乡一体化根本问题。没有人的城镇化就不会实现真正意义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就是要实现农村进城的新市民与原住民享有同等待遇。我们知道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实现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经营前提，是把我国从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必要条件，是国家战略。但，要实现这些目标首要的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问题的关键。

（二）从市民角度一览户籍改革制度

我们随机抽取了几个市民进行调研访问，大部分市民表示对这一政策不是十分了解，在听了我们的介绍后认为主要和农户有关，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极低。分析其原因在于他们过于低估了人口流动对自身的的影响，认为“农转非”与自己并不相干。这种态度值得商榷，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后，毕竟会参与市民的资源分配，可能导致市民的既得利益与新进外来人员利益的矛盾；同时，还存在着原市民与新市民文明行为的差异和文化冲突，新市民对于原有的城市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譬如导致城市“贫民窟”。户籍制度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也并非只关乎一方一面，而是一场全局性全方面的改革，关乎所有人的利益，市民也同样应该投身到这场改革中来，要本着对民族和历史负责的精神，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正确面对这场变革，接纳源源不断新市民的到来，且不可因为改革触动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就采取排外、抱怨或过激言行，这将妨碍新市民融入这个城市的进程，也对我国实施城市化改革带来负面效应。 （三）从村民角度一览户籍改革制度

从直接意义上来说，村民是这场改革利益的最大触动者，因此对于这场改革理因关注最多。通过对村民的调查了解，村民对于这场改革普遍表现出信心不足，表示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放弃农村的各种补贴福利去城市在他们眼里并不具有吸引力。农村的社会保障现状有：土地补贴、医疗卫生补贴、种子补贴、退更换林补贴等等。一旦进城，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后很多的补贴就要失去。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农民并不认为农户的身份有太大优势，地补钱少，但是相比而言不愿意进城最大的顾虑在于没有进城途径，去了较难就业，他们认为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在与市民的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只能去打工，这样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都得不到保障。如果在农村里还保留自己的土地的话，农忙时忙于农活还能享受国家补贴，农闲时可以进城打工，经济收入有了比较充分的保障。他们同时表示，如果政府能够帮忙解决就业问题的话愿意转户。再一个顾虑就是乡土观念重，农村的生活环境与城市不大相同，风土环境也有差异，一些农民担心进城后不能习惯。

三、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策略分析

（一）制定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法律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点还在于是否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转型期，矛盾突发多发，亟需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科学立法，要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把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亟需完善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有很多人在城市里生活，但是享受不到均等的社会保障，极易加深进城农村人口对城市居民的矛盾并滋生犯罪。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加快户籍立法工作，完善户籍法律体系。首先，应使宪法发挥其保障公民自由居住和迁徙权利的作用。其次，应当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户籍基本法，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种种不平等待遇。再次，应当修改和完善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尤其是要适时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义务教育法、选举法等相关行政法规，确保公民享有就业竞争、社会保障、接受教育、选举和被选举等平等的权利；同时也要废除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地方及部门政策法规，突出上位法的地位，从而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短期加强加大农转非的惠民政策

基于前文我们阐述的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困难之一，即农村户口可以带来的种种经济上的利益而城市户口欠缺这样的优势，那么，行政主体便可基于人的趋利性，采取阶段性改革办法，初期加大惠民政策，制定合理适当的改革扶植政策，刺激初期户籍制度改革增长速度，促进改革顺利推行。具体优惠政策如下：

1.金融财政扶持：在全国国税系统范围内开辟城市增容税种，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方式补贴给人口输入地区，调动人口输入地区接纳新增人口积极性。

2.保障房建设用地支持：高房价是农民工成为新市民的极大障碍。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因之受到阻碍，所以，建议政府根据不同地区安置农村转移人口数量确定增加建设用地比例，免收或按一定比例减少征收土地出让金，降低农民进城购房成本，增加进城购房意愿，让农民进得了城留得下。

3.社会保障倾斜：从行政规章方面出台短期促进计划，加大资金对于社会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医疗保险金的支持。并开设独立部门，该部门从民政部门中分离出来（如开设特别社会保障办事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专项专管，将优惠政策切实落实到参与户籍改革制度的每个身上。

4.生活、就业层面的政策保障：根据土地流转年费（？元/亩.年）及流转年限给予进城农民购房贷款支持，或以农村集体经营权或宅基地作为抵押物给予进城农民创业贷款支持。

通过短期惠民政策使农村转移人口不仅仅是户籍的改变，而是生活就业两个方面得到基本保障，从根本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

（三）建立新型土地流转制度，释放农、城市土地资源

1.制定符合农村实际土地流转制度，由地方县乡两级农业分管机构专门监督、指导、规范流转工作，统一合同文本，发放流转证书，以确保土地依法依规有序流转。同时建立全国统一土地资源流转信息平台和对应的人口流动信息平台，网络式覆盖流转土地，以此避免流转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灰色地带，以权谋私现象。在流转方式上可采取分段实施办法，初期阶段可以由政府牵头指定国有商业机构来开展土地流转工作，比如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可以负责初级分散流转工作，实施步入中、后期阶段可按市场化交易规律，开放准入门槛，交予有实力的经济机构经营，即实施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从而释放农村土地资源，为城市增加建设用地提供理论依据，为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给予科学指导。

2.对人口输入地区与输出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实行增减式供应，对安置流动人口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相应按比例增加建设用地供应量。

（四）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正确认识户籍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事关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迁徙自由等基本权利，是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突破口，有利于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因此，要加大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宣传力度，政府部门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促进新老市民大融合，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的传媒作用，广泛宣传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宣传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以保证本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注重用生动鲜明的事例启发农民、引导农民。要确保农村人口转城镇户籍在一定时期内可享受双重优惠，即可以享受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教育等城镇居民待遇，又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原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与之相关的各项惠农政策，消除后顾之忧。在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的基础上，有序引导有能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到城镇居住，调动有条件的农民工户口转移的积极性。

户籍法律论文篇9

关键词：课役身分 二年律令 半役 妇女从役

课役身分是户籍注记的重要内容。汉末徐幹《中论·民数》篇：“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民数”就是户籍。汉代赋役的主要内容，有田租、口算和徭役。田租以土地为宗，武帝后通常是亩产三十税一，与人丁身分无关。口算、力役则以人身为本，国家课征的凭藉就是户籍中的课役名目。史籍所见古代课役类别和标准的详细记载，始于《晋书·食货志》，在此之前，传世文献并无系统的资料可资利用。近些年，已有多位学者对汉代的情况做过爬梳，取得一些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有《户律》、《傅律》及其他涉及汉代课役身分的重要资料，有助于对这一问题深入研究，和纠正以前解释错误的地方。

一、“傅”的涵义

首先厘清“傅”的概念。古代对汉代史籍的“傅”有两种解释。《汉书·高帝纪》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如淳注引《汉仪注》：“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史记·孝景本纪》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令“男子二十而得傅”，《索隐》引荀悦云：“傅，正卒也。”按如淳、荀悦的理解，“傅”就是正卒，是注册服兵役的意思。《汉书·高帝纪》颜师古的注释略有不同，“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颜师古在此将“傅”说成是服徭役。今人对“傅”的理解也有歧义。宋杰①、施伟青②、杜正胜③申如、荀之说，认为“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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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杰：《记载的汉代徭役制度》，《北京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

② 施伟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与钱剑夫同志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③ 杜正胜：《户籍制度起源及其历中意义》，《食货》月刊第17卷3—4期。

正卒兵役，不是平常的力役。钱剑夫持颜说，称傅“就是服行更卒徭役”①。多数学者如高敏②、张金光③、黄今言④则折衷两说，认为汉时徭役、兵役起役年龄及服役年龄段一致，傅籍就是服徭役与兵役。按荀悦、如淳是汉魏间人，其所说“傅”即正卒，显然有充分依据。《盐铁论·未通》御史谓“二十三始傅”，前引《汉仪注》则称“民年二十三为正”，可以为证。颜师古是唐人，去汉稍远，但这也不足说其解释就一定错误。我们注意到，颜氏谓“傅”为徭役的同时，又在《汉书·景帝纪》 “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条注：“旧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为异制也。”此云“旧法二十三”，亦是据“民年二十三为正”(说详下)。显然，颜师古这里又将“傅”理解为兵役。按唐制，“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⑤。丁男每年服徭役二十天；若点检为府兵，则免除徭役。质言之，唐代的徭役、兵役皆是丁男承担，两者役龄基本一致。但问题是，颜师古将汉代的“傅”同时理解为服兵役和徭役，仅属比附唐制呢，还是本身就符合汉代制度?

上古时代，受役、受兵不同年。《周易》孟氏、《韩诗》说“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其力征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则三十受之。”这里的“力征”、“行役”，谓“城道之役”⑥，亦即正式的徭役。《盐铁论·未通》汉代御史追述古制，“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深谙经典的文学指出其误，是“十九年以下为殇，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所谓十五“与小役”，是指下文的半役。这里似乎没有提“行役”的事，但二十成人，自然要服正役；三十娶妇，受兵服戎事，说法也与前引诸书一致。御史称“古者”，似乎这种制度已是久远的事。《易》、《诗》及《礼记》成书时代较晚，学者多认为是战国之际；但成书时代是一回事，所记载的制度又是一回事。出土的战国文献中，已看不到徭役、兵役分别征课的迹象。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守法》、《守令》十三篇，被认为是战国诸子百家之言。其《田法》谓：

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⑦

整理者推测起首三字为“七十岁”。《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论井田之制：“民年二十授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这里的“上所养”、“所长”、“所强”之类的课役名目，其标准与上引《田法》颇有不同。按《田法》所载，十三岁以下“未作”，六十以上、十四至十六“半作”，推知十七至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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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② 高敏：《秦汉的徭役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张金光；《秦自商鞍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文史哲》1983年第1期。

④ 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⑤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天宝三载后，改为二十三成丁。

⑥ 《礼记·王制》郑注，《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346页。

⑦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

九岁“全作”。“半作”犹如前面所说的“小役”，是服地方杂役；“全作”承担正式课役，这里已不见兵役、徭役之分。《田法》十七正课，与据睡虎地秦简所推测的秦傅籍标准一致。据秦简《编年记》，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秦嬴政元年“喜傅”。①古人计龄，无周岁之说，生年即为一岁。自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迄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已经历十七个年头②。秦十七傅籍看来也是沿袭战国遗制。从当时的秦简看，“傅”不仅是指兵役。《秦律杂抄·傅律》：“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敖童到傅籍的年龄，乡典、伍老隐匿不报，要受责罚。《法律答问》有云：

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殴(也)。(第222页)

这里只解释了“匿户”的问题。但“敖童弗傅”既与“匿户”相提并论，也应当就是“弗徭、使，弗令出户赋”。这里的“傅”是与徭役联系在一起的。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徭律》：

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赀)者，以赀共出车牛及益，令其毋訾(赀)者与共由牛食、约、载具。吏及宦皇帝者不与给传送。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诸有除者，县道勿敢繇(徭)使。③

整理组推测，此处的“二年”为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宦皇帝”之语，裘锡圭、阎步克先生有说④。句中的“小”、“未傅者”，是涵义不同的两种课役身分，之间应予逗开。传送委输历来为更卒徭役项目，律文明言“免老、小、未傅者”不得役使，反证“傅”确实是官府征发徭役的标准。

上述分析多少含有逻辑判断的味道。“傅”指兵役和徭役，也有当时人的说法为证。《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东汉许慎则说，“汉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而此处的“役”，就是前说《周易》、《韩诗》的“行役”、《礼记·王制》的“力征”⑤。可见，“为正”是服兵役亦是服徭役的身分。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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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页。

② 关于秦的傅籍标准，学界有不同看法。高敏(《关于秦时服役者年龄问题的探讨》，载《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黄今言(《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秦汉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认为是十五周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组认为是十七周岁(《编年记》编者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1页)；近年，随着对“周岁”诸说的批评(张金光：《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陈明光：《秦朝傅籍标准蠡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包括黄今言在内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采用十七岁傅籍的说法。

③ 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下引此书，不再作注。

④ 裘锡圭《读书礼记(九则)》，《文史》第15辑．1982年，又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阎步克：《论张家山汉简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⑤ 《礼记·王制》孔疏引《五经异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346页。

悦、如淳释“傅”为正卒，颜师古注服徭役，两说皆不误。秦及汉代兵役与徭役的役龄段一致，“傅”是起征徭役、也是兵役的标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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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的是，刑徒课役身分状态似与正常人同。睡虎地《秦律十八种·仓律》：“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春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前揭陈明光《秦朝傅籍标准蠡测》推测，秦汉时期身高与年龄的折算标准，大致是七尺为20岁以上，六尺为15岁以上，五尺为小儿。刑徒不服兵役，不纳口算。据简文，“小隶臣”满六尺五寸始傅为“大”，身高六尺五寸合十六、七岁左右，与秦时平民傅籍服正役的年龄相近，这里的“大”就应当是服正役的身分状态。与之相应，“五尺二寸”属“小隶臣妾”，但从实际身高看，已非五尺的小孩。平民“小”的身分状态也有“作”与“未作”，但这里的“作”是指纳口钱；秦简所说小隶臣妾“五尺二寸皆作之”，实类似于前引《田法》未足成丁年龄(14岁)平民服的半役。

二、汉初傅籍标准与景帝二年令

《史记·孝景本纪》：

二年春……男子二十而得傅。

同一记载亦见《汉书》卷五《景帝纪》：

二年冬十二月……今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汉初沿袭秦制，十月岁首。《史记》谓“二年春”，《汉书》“冬十二月”，月份略有差异。《汉书》此条颜师古注：“旧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为异制也。”司马贞《索隐》亦援此说。所云“旧法”，当是据《汉仪注》。《汉仪注》成于东汉，虽录两京旧典，只述规章不载具体时间。《盐铁论》御史谓“(今)二十三始傅”，说明这项制度是昭帝初年的事；颜氏将其理解为景帝之前的旧制，显然有误。但汉初何时傅籍，史籍并无明载；已往学者多是依据秦制，推测汉初也是十七而傅。

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明确记载了汉初傅籍标准：

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岁，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岁，皆傅之。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畴官各从其父畴，有学师者学之。(《傅律》，第182页)

《二年律令》将秦汉时期的二十等军功爵分为四个大的等级：关内侯、彻侯为侯爵；左庶长至大庶长为卿爵；大夫至五大夫为大夫爵；公士至不更，刘劭称之为“士”②。分析上引《傅律》，汉初傅籍标准实际有两个系列：

其一，拥有军功爵者，根据自身爵级有不同的傅籍标准。即所谓：“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岁”，“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岁”。“小爵”，整理者注：“小爵，从律文看，指有爵的青年。”具体一点说，就是指身有爵位但未达傅籍年龄的青年人。需要指出，这里所说的“有爵者”与下述继承爵位者不同；其爵位当是通过自身军功所获得。张家山汉简有多处记载赏赐爵级的场合：“能产捕群盗一人若斩二人，拜爵一级”，“捕从诸侯来为间者一人，拜爵一级”(《捕律》，第153页)；“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钱律》，第160页)。对拥有军功爵者，律文有两种傅籍规定，不更以下至上造，二十二岁；大夫以上为二十四岁。此处未言及第一级爵公士，可能和前面的“不更以下子”傅籍年龄一致，是二十岁。至于“大夫以上”，用例与下文“卿以上”同，是指大夫至五大夫的大夫爵。《傅律》不涉及卿爵傅籍，下文“免老”中亦未提到卿爵。《二年律令·户律》：“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在二十等爵中，“五大夫”是个重要的分水岭。“五大夫”以下编民什伍，是承担国家赋役的编户民；从左庶长以上，就成为享有特权的免役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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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刘劭《爵制》，《后汉书》第12册。第3631页。

其二，继承军功爵者，视父辈爵级傅籍标准不同。关于爵位继承，张家山汉简有详细条文：

这是有爵者疾病死后，爵级如何继承的规定。这一条文分为四个层次。(一)、侯爵即彻侯及关内侯，按原级爵位继承；(二)、卿爵指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爵位，一律降为公乘继承；(三)、大夫爵即五大夫至大夫五级爵位，各自降两级继承。如五大夫(第九级)降为公大夫(第七级)，公大夫降为大夫(第五级)，依次类推。(四)、“士”爵的不更至簪褭，亦各自降两级继承；上造(第二级)以下，也就无所谓爵级继承。律文规定，为后者须是嫡子，若无嫡子，则按小妻子、偏妻子先后顺序依次继承。后子外，其他诸子的爵位继承方式是：

不为后而傅者，关内侯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簪褭；卿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上造；五大夫子二人为簪褭，它子为上造；公乘、公大夫子二人为上造，它子为公士；官大夫及大夫子为公士；不更至上造子为公卒。当士(仕)为上造以上者，以适(嫡)子；毋适(嫡)子，以扁(偏)妻子、孽子，皆先以长者。若次其父所，所以以未傅，须其傅，各以其傅时父定爵士(仕)之。父前死者，以死时爵。当为父爵后而傅者，士(仕)之如不为后者。(《傅律》，第182页)

较之后子，余子继承的爵位要低得多。此条列入《傅律》，曰“不为后而傅者”，说明这是对有爵者的余子，适龄傅籍时所应继承爵位的规定。“所以以未傅，须其傅，各以其傅时父定爵士之”，整理组注“士”为“仕”。按“仕”、“士”古多通用①，《说文·人部》“仕，学也。从人，从士”。古人职业世袭，成年傅籍试习家业，《史记·历书》“集解”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这是昭帝之后的律文。前引汉初《傅律》则云：“畴官各从其父畴，有学师者学之。”“所以以未傅”句的意思是：诸子必须等到傅籍时，才能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是未到傅籍的年龄，就要等他达到规定年龄后，再按其父当时的爵位，决定他的爵位继承。若是其父在他傅籍前死去，就按其父生前所达到的爵位继承，也就是“父前死者，以死时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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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子·公孙丑下》“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焦循《正义》：“《论衡·刺孟篇》述此文仕作士……仕与士古多通用。”《韩非子·说难》“此非能仕之所耻也。”王先慎《集解》引卢文弨曰：“任与士通。”

爵位承继的律文近乎琐屑，后子与余子迥然有别，余子间也不尽相同。前引《置后律》首句称“疾死置后者”，亦即有爵者死后，后子才能继承爵位。但《傅律》又说，傅籍时父亲已死，“当为父爵后而傅者，士(仕)之如不为后者”，即使是后子也不能按其原来的身分继承。这难免会造成傅籍标准的混乱。据上引《傅律》，官府在制定傅籍标准时，实际采取了一种简单而易于操作的方式。这就是包括后子在内的诸子，不考虑其自身承继的爵位，而只是根据其父亲的爵级确定傅籍年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不更以下”即“士”爵之子，二十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大夫爵之子，二十二；“卿以上子”，二十四。推测此处的“不更以下”，当与上文“不更至上造”涵义相同，是不包括公士的，故其后有公士子“为士伍”之语。所谓“卿以上”，按汉简文例，就是指大庶长至左庶长的卿爵。①律文提到“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但并未说明士伍的傅籍年龄。按士伍指无爵或被夺爵后的成丁。②“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其中后子或为上造、公士，其他诸子皆为公卒，公卒已经没有爵位。推测士伍当如“不更以下子”，也是二十而傅。③军功爵的最高等级为侯爵，包括彻侯、关内侯，《傅律》丝毫未提侯爵之子如何傅籍。汉代郑众曾说，“今宗室及关内侯皆复”，“复”就是复除、不收役事。④上引《傅律》称关内侯的余子中，二人继承不更爵位，其余则为簪褭；但《置后律》则规定侯爵之后子按原爵位继承。律文不载侯爵之子的傅籍年龄，恐怕是其可以免役、无须傅籍的缘故。

从傅籍标准看，自身获爵与承继爵位者的差别不大，似乎看不出对后者有什么特别限制。汉初傅籍标准与自身所获(承继)的爵位直接关联，⑤这一点应当是继承秦制。出土秦简未见相关内容，但据《秦律十八种·仓律》：“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是刑徒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傅籍。《封诊式·封守》爰书假设被收的“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自由民傅籍标准高于刑徒，推想不同爵级的傅籍标准也不尽一致。《编年记》中“喜”的身分不得而知，但我们不能把秦十七傅籍的标准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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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二年律令·赐律》载官阶与爵级的对比关系，“卿比千石”，其《传食律》则谓“卿以上比千石”，是“卿以上”实际指卿爵，不包括其上的侯爵之证。

② 刘海年：《秦汉“士伍”的身分与阶级地位》，《文物》1979年第2期。

③ 当然，不完全排除低于二十岁的可能，或即如秦代的十七傅籍。但我更倾向于这里的无爵者是二十傅籍。前引《傅律》条是由两枚简组成，“公士”以上属364号简，其下为365号简，两枚简的衔接不会有什么问题。从所载内容看，是先述有爵者的傅籍标准，按爵位从低向高的顺序；再述无爵者如“公士”、“公卒”、“士伍”之子甚或轻刑罪犯之子，按“士伍”标准傅籍；最后论及“畴官”的规定，此中间并无缺文。秦及汉初士伍的阶层显然是最广大的，法律条文不规定士伍的傅籍标准简直不可思议。而如果《傅律》实际上已经做了规定，那就应当是最低爵位也就是最低标准的“二十傅籍”。

④ 《周礼·地官·乡大夫》郑众注，《十三经注疏》本，第716页。

⑤ 故汉初有“爵徭”之语，见《二年律令·傅律》：“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独给邑中事。”

重新回到景帝二年令上来。其令谓“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秦律中的“男子”有成年奴隶，①也有成年自由人。②但秦汉时期的奴隶是私人财产，据下引《亡律》，是“复使及算”，也就是说并不傅籍。汉代史籍屡见“赐天下男子爵”之语，秦汉爵制“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过公乘者得贳与子若同产”③。“公乘”为编户民所获爵位的最高界限，此中的“天下男子”与二年令同义，都是指身分限于公乘之下的自由男子。汉初傅籍标准与自身爵位有关，最低年龄“不更以下子”、“士伍”是二十而傅。景帝二年令规定，天下男子一律二十傅籍，不再考虑爵位问题，这自然是当时泛授民爵，导致爵位轻滥的结果。而从傅籍标准看，就低不就高，显示出封建政府最大限度控制人力资源的意图。汉昭帝后宽力役之征，“民年二十三为正”。“正”就是傅，原为“天下男子”，此处泛言“民”，意思却是一样。此后历经两汉，傅籍年龄不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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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封诊式·告臣》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男子丙是甲的奴隶。《秦律十八种·仓律》载可以丁壮者赎隶臣妾，“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这里说的男子恐怕也多是家内奴隶。

② 《封诊式·覆》爰书：“敢告某县主：男子某辞曰：‘士五(伍)，居某县某里，去亡。”《亡自出》：“乡某爰书：男子甲自诣，辞曰：‘士五(伍)，居某里，以乃二月不识日去亡，毋(无)它坐，今来自出。”这两名男子都是“士伍”身分，避役逃亡后又出来自首。

③ 《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刘劭《爵制》。前引张家山汉简“五大夫”以下为编户民，刘劭《爵制》云“公乘”以下，李均明指出“这类区别也体现五大夫在等级划分中的临界状态，故易上下浮动”。见《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三、妇女从役问题

汉代妇女是否服役，今人也有争论。韩连琪④、郑学檬⑤主张，汉代不论男女，每人到了“始傅”的年龄之后，就要在郡县服役一月；施伟青⑥则谓汉代妇女十五岁就要服醉徭役，钱剑夫也说，“妇女从役当为两汉的通制”⑦。否定者则如马怡：“妇女在一般情况下不服常规性的徭役”，“汉代女子服役大概不是常例”⑧；高敏甚至认为“服徭役与兵役，本不及于妇女，只是特殊时期，才有女子服役”⑨。既然分歧仍存，就需要进一步探讨。

上古时代的妇女从徭役，也从兵役。《商君书·去强》曰：强国知十三数，“壮男壮女之数”为其一。同书《兵守》篇谓守城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是秦国成年妇女与男子一样，也要承担兵役。蒙文通论证较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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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收入《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

⑤ 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⑥ 前揭《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

⑦ 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159页。

⑧ 马怡：《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林甘泉主编)第16章第3节《汉代的戍役》，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页。

⑨ 高敏：《秦汉的徭役制度》。

谯周《古史考》言：“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女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 (《史记集解》引)秦战胜而妇女老弱皆死，正以妇女老弱皆在行间，与于三军之役，则妇女亦以首功受爵赏。《魏氏春秋》陈群奏云：“典籍之文，妇人无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妇因夫爵。秦违古法，非先王之令典。”《御览》引《魏氏春秋》为孙盛书，殆以中国于古妇人无爵，因夫之爵；秦违古法，正谓秦之妇人有爵，故非先王之令典。秦爵二十级皆以首功，妇人有爵，正以妇人服兵役有首功。以此三事相证，三军有壮女之军，事自可信。《后汉书·郑泰传》言，“关西诸郡，颇习兵事。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自陇以西，妇人任战之习，汉末犹然。秦起肝渭之首，当战国之世，决有此俗，夫复何疑。①

据蒙氏所论，妇女从军之制仅见于秦国。《墨子·备城门》、《号令》篇有“丁女”即壮女②持矛守城的记载，朱希祖认为这两篇为汉初人假托，③但今天的学者皆主张是秦人所作。④银雀山汉简《田法》篇：

先大息五日，上使民之壮者，吏将以猎，以便戎事，及助大息之费。猎毋过二日必错。

《礼记·月令》谓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此处云“民之壮者”定期田猎，借机达到练兵目的；但不知“民之壮者”是否包括成年女子在内。

妇女从兵役的现象，历史上不过是昙花一现。秦朝史籍中已见不到这方面记载。汉代的人指斥始皇穷兵黩武，也只是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⑤，不提妇女充军的事。我们知道，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刘邦曾夜出女子二千与楚兵交战，自己趁机逃脱。⑥前引蒙文通述及《后汉书·郑泰传》，关西诸郡妇女“戴戟操戈，挟弓负矢”。前一例是紧急情况下，刘邦的诳敌之计；后一例说的是原秦国境内妇女参战旧俗的沿袭。不能认为秦汉时期妇女也有服兵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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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蒙文通：《儒学五论》之《广论·秦之社会》，路明书店印行(未注出版年代)，第68—69页。

② 《释名·释天》“丁，壮也”，“丁女”也就是“壮女”。

③ 此据蒋礼鸿所述，见氏著《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页。

④ 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再序》，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陈直：《等篇与居延汉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李学勤：《秦简与城守各篇》，收入《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相关论述详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6章《文吏政治与秦帝国的兴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⑤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9册，第2958页；《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第9册，第2811—2812页。

⑥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1册，第326页。

妇女服徭役的记载多见诸史籍和出土文献。《周礼·地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郑玄注：“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余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数。”丁女是“任力役之事”者。《周礼》成书时间犹有争议，学界多认为是战国之际；①著述约略同时的《管子·入国》篇提出“有三幼者无妇征”②，此“征”也是力役之征。秦简《仓律》“小隶妾”八月傅为“大隶妾”，但张家山汉简有关律文涉及到自由身分的妇女服役内容。其《二年律令·具律》：

庶人以上，司寇、隶臣妾无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皆以为隐官；女子庶人，毋筭(算)事其身，令自尚。(第150页)

“隐官”见诸秦简《军爵律》、《法律答问》“将司人而亡”条，指受肉刑后被免予罪责的特殊群体。《二年律令》隐官、司寇多相提并论，《傅律》“司寇、隐官子”为士伍，《户律》“司寇、隐官”授“田各五十亩”、“半宅”。《汉旧仪》司寇“作二岁”③，隐官身分或与之相当。《具律》最后一句有不同理解。罗新认为“女子庶人”，是指女性庶人；“自尚”是可以自由婚配之意④。但同出《奏谳书》记载了一个叫“讲”的男子，受人诬陷判为城旦，覆审查明真相后，“除讲以为隐官，令自常(尚)，畀其于于”⑤。看来，“自尚”者除女子外，也包括男子；“女子庶人”还是应当视作“女子”(包括女性刑徒)、“庶人”两类人。《奏谳书》其后又称，“妻子已卖者，县官为赎”，妻子儿女若被卖与他人，官府负责出面赎回。明“自尚”之意也非自由婚配。《广雅·释诂三》释：“尚，主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尚之言掌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尚，假借为掌。”我理解，“令自尚”也许就是允许隐官在指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工作吧。后一句如何理解，并不影响我们对事物性质的判断：官府特别规定，女性隐官“毋算事及身”；表明妇女通常情况下，是要交算赋、服徭役的。此外，《亡律》也涉及到妇女服役问题：

吏民亡，盈卒岁，耐；不盈卒岁，击(系)城旦舂；公士、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偿亡日。其自出殹(也)，笞五十，给逋事，皆籍亡日，鲋数盈卒岁而得，亦耐之。(第154页)

这里说的“吏民”，包括男子和妇女，后面提到的“公士妻”为证。“逋事”，秦简《法律答问》：“律所谓者，当徭，吏、典已令之，即亡弗会，为‘逋事’。”也就是逃避官府役使。汉初法令对其处罚是，男女公民逃亡后自出者，鞭笞五十，再补服所欠的役事。同属《亡律》：

奴婢为善而主欲免者，许之，奴命曰私属，婢为庶人，皆复使及筭(算)，事之如奴婢。(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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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伯雄近年撰文提出，《周礼》成书最后的时间可推至汉初，见《胥徒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② 《管子》是齐国稷下学派的论文集，记有不少管仲的政治措施和齐国一些政治故事，但更多的是一二百年间稷下学派的学说与思想，个别篇章甚至晚到汉代才写成。参刘起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等编)第2章《西周春秋战国史史料》，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③ 《汉旧仪》：“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见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宫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5页。

④ 北京大学张家山汉简读书班上的发言。

⑤ 《奏谳书》“四月丙辰”条，《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21—222页。

奴婢经主人放免后，身分仍不同于自由人；主人“事之如奴婢”，国家也不征收算赋和徭役。也就是说自由身分的成年男女，则是纳算赋、服徭役的。

这些简文稍有些迂曲，史籍记载得较为明确。荀悦《汉纪》载晁错上文帝书：“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过二人。”①《汉书·食货志》引作：“其服役者不下二人”，颜师古注“服，事也，给公事之役也”。这句话和上引《周礼·小司徒》“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意思契合，“服役(作)者”二人，也是指两名成年男女。我们熟知的是，《汉书·惠帝纪》记载了官府两次征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余万人城长安的事。

汉初妇女承担正式徭役，也就存在傅籍问题。下引张家山汉简《徭律》，委输传送不得役使“小、未傅者、女子”；“女子”与“未傅者”并举，可以说明这一点。《复律》有“丁女子”一称，“丁女子”犹言“丁女”②，整理组注：“成年女子。西汉时期成年的规定，请参阅《傅律》。”意为妇女傅籍标准与成年男子相同。《置后律》规定父母若无子男，女子亦可为后，《傅律》所说的有爵者之子，也应当包括女子。但景帝二年令：“男子二十而得傅”，特别指明男子傅籍，并未涉及妇女的事。这似乎表明，此后妇女不再承担正式徭役。而这一推测也可为出土文献所证实，1989年甘肃武威旱滩坡汉简5号简文：

民占数以男为女，辟更徭。论为司寇。

此简出于东汉墓葬，同出木牍有“建武十九年”纪年。③“占”，“隐度也”④；“占数”就是申报户籍。“更徭”，亦即董仲舒所说的“月为更卒”⑤，是汉代的正式徭役。百姓申报户籍不实，男孩假冒女孩以逃避更役的，判为司寇。

男女生理条件不同，景帝二年免去妇女更卒之役，是历史的进步。汉代初年就注意免除妇女重役，张家山汉简《徭律》：

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赀)者，以赀共出车牛及益，令其毋訾(赀)者与共出牛食、约、载具。吏及宦皇帝者不与给传送。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诸有除者，县道勿敢繇(徭)使。

前面我们引用这段话，说明“傅”是征发徭役的标准。委送传输是一项重役，“免老、小、未傅者”、“诸有除者”不在应役之列，官府自是不能征用；律文特别提到不得征及“女子”，显然是对妇女服役的照顾。从发展的观点看，战国时代的秦妇女从徭役，也服兵役；秦统一后，女子不见从军的记载；汉景帝改革傅籍制度，妇女又免去更卒之役，乃是合乎规律的必然趋势。此后汉代妇女从事繁重劳役的记载或偶见于史籍，但显非常制。《后汉书·何敞传》载传主奏记宋由，“(今凉州之地)男子疲于战阵，妻女劳于转运，老幼孤寡，叹息相依”。当时窦氏专政，兵革屡动，边地妇女劳于转输，也因此招致何敞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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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纪》卷七《孝文皇帝纪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6页。

② 《墨子闲诂》卷一五《号令》：“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孙诒让引苏时学注：“丁女子犹言丁女，见《备城门篇》。”

③ 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早滩坡东汉墓》，《文物》1993年第10期。

④ 《汉书》卷九二《游侠·陈遵传》颜师古注，第11册3711页。

⑤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4册1137页。

我们说景帝后妇女不应更徭，并不是说，妇女此后就不再服任何徭役了。最近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反映孙吴前期多是承袭汉制。其户籍简中多处载有妇女因残免役之例，简2896：“妻大女訾年廿三筭一肿两足复”，102000“妻大女汝年廿九筭一雀右足复”①等。这里的“复”，也就是免除徭役。这表明妇女正常情况下，还是要服役的。妇女从役的记载亦见于汉武帝时期的史籍。《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买臣受命为会稽太守，“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除道”，属地方征发的杂徭之类；看来妇女免除正役后，尚需承担杂徭或小役，也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半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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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吴简整理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954、1104页。下引诸简皆见此书。 四、汉代的“半役”

南朝史籍有“半役”之说。《宋书》卷四二《王弘传》弘奏呈文帝：

旧制，民午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

“旧制”，指沿行西晋来的制度。《晋书·食货志》载平吴后定制：“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半役”就是“次丁”之役，类似唐代的杂徭。但王弘所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可能仅指男子而言。两晋南朝史籍中，未见妇女服役的记载。《隋书·食货志》载梁陈制度，“其男丁，岁役不过二十日”，明确说是男子，不及女子。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据西晋课田制，“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②；《晋书·李雄载记》也说李雄据有巴蜀之后，“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妇女租课约是男子一半，所服徭役或许就是次丁的半役。而这就和汉代的情形差不多。

事实上，“半役”之征早见诸先秦、秦汉典籍。《管子·度地》“有痼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俞樾解释后一句“此言虽有疾病，不能多作，犹可少作，故半事之也”③。《周礼·地官·大司徒》郑玄注：“宽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贾公彦疏：“汉时癃病不可给事，不算计以为士卒”；“‘可事者半之也’者，谓不为重役，轻处使之，取其半功而已”。“癃”就是残疾。残疾程度较轻者服半役，睡虎地秦简有“罢癃守官府”④之语。残疾外，官府对特定年龄阶段的人也征半役。前引银雀山汉简《田法》：

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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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3册790页。

③ 郭沫若：《管子集校·度地篇第五十七》注引，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下册第890页。

④ 《法律答问》“罢癃守官府”条，第208页。

这里的“食于上”、“半作”及可推定出的“全作”，与《晋志》课役名目不同，但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半作”亦即半役的年龄为不足成丁的十四至十六岁；超出丁龄的六十以上，可能是止于七十岁。

汉初半役身分则有“睆老”，《二年律令·傅律》有载：

不更年五十八，簪褭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皆为睆老。(第181页)

“睆老”，同出《徭律》：“睆老各半其爵徭，人独给邑中事。”睆老服半役，服役范围仅限于“给邑中事”。但无论《田法》、《晋志》还是后世课役制度，“半役”者皆有两个年龄段。《傅律》规定的“睆老”，是超出丁龄者：不足丁龄者又是从何时开始呢?《盐铁论·未通》篇御史称古者十五“与小役”，“小役”也就是半役。前引《田法》谓年十四起役，两者相差不大。古代十五为成童①，汉惠帝时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不嫁，“五算”②。当时人也认为“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③，推测汉初也是十五服半役。这里有两个依据。其一，前引《二年律令·徭律》称，官府不得征用老、小及未傅者从事委输之役，但其后又说：

节(即)载粟，乃发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

“公大夫以下子”与“未傅年十五以上者”应连读，不加顿号。据前引《傅律》，公大夫以下子有两种傅籍标准：不更以下于是二十岁，大夫、官大夫及公大夫子二十二岁。无论战时转输军粮，还是平日运送租谷，时限都较其他运役紧迫。所以律文准许役及公大夫以下未傅之子。规定未傅者须是十五以上，表明“十五”是个重要的课役年龄；达到这一标准，国家必要时甚至可课以正役。

其二，许慎《说文》引《汉律》：“民不徭，赀钱二十二。”④段玉裁注：“二十三，各本作二十二，今正。《汉仪注》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又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补车骑马。见《昭帝纪》、《光武纪》二注及今《四库全书》内《汉旧仪》。按《论衡·谢短篇》曰‘七岁头钱二十三’，亦谓此也。然则民不徭者，谓七岁至十四岁；赀钱二十三者，口钱二十并武帝所加三钱也。”⑤这就是说，汉代的人年七至十四岁纳口钱二十三，不服徭役；十五岁之后就要服徭役，并交算钱了。汉代的傅籍应役已见上述，此处所说的十五服役显然就是半役。许慎是东汉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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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内则》郑注，《十三经注疏》本，第1471页。

② 《汉书》卷二《惠帝纪》，第91页。

③ 《太平御览》卷六三九引《风俗通》。江苏扬州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出土向牍《先令券书》：“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姓(生)，遂居外。”(陈平、王勤金：《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初考》，《文物》1987年第1期)十五岁已可分家立户。

④ 《说文解字》卷六下《贝部·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1页。

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安帝时人，所引《汉律》或是当时的律文。但据《汉仪注》，七至十四岁出口钱是武帝之前就有的制度①，十五半役自然也是沿袭汉初的规定。

当然，汉初“半役”如傅籍、睆老标准一样，也应视爵级而定。所谓十五半役，或许就是《徭律》“公大夫以下”子的标准；大概也是在景帝二年后，就不再考虑爵位，统一为十五半役了。前引《傅律》仅述及不更以下“士”爵的睆老，卿爵不傅已见前说，推测当时大夫爵也不服半役(引《傅律》“大夫以上年五十八”“免老”，与其下不更睆老年龄一致，亦为佐证)。景帝二年后，睆老的标准如何变化，下文将要谈及。

汉世文献中，半役或称之为“小徭”；与之相对，正役也就是史籍中所说的“大徭”。

张家山汉简公布前，学者就注意到汉代的“全作”、“半作”也就是大、小役问题。杜正胜认为，“半作”汉代称作“大”，只服徭役；“全作”称为“丁”或“卒”，包括徭役与兵役。②按汉代徭役、兵役的起役年龄一致，已如上述。杜氏将“全作”、“半作”理解为徭役、兵役之别，不无问题。马怡近年来详细探讨了汉代的大役和小役，提出“小徭役是由地方政府兴发的规模较小的力役，其性质大约与睡虎地秦简《徭律》中的‘邑中之红(功)’相似。大徭役是由中央政府兴发的大规模的力役与兵役，类似于《徭律》中所谓的‘御中发征’”。据马氏所说，小徭役“起役年龄是15岁，由更卒承担”；大徭役“由傅籍的正丁承担，役期可能是1年”③。也就是说，其认为小役就是每年一月的更役；大役则为期一年。问题是，更役为秦汉两代的正式徭役，并非地方政府所征。即如其所举“御中发征”，据秦简《徭律》：

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第76页)

“御中发征”，整理组解释为“朝廷征用徭役”。按对失期的惩罚，耽误一旬，“赀一甲”；若过二旬，则应赀二甲，过三旬，就是赀三甲。但实际上，“乏弗行”即不加征发，也只是“赀二甲”。说明此类徭役的期限不会超过一个月，实际上也就是汉代的“月为更卒”。中央政府征发更役的事例，两汉史籍中不胜枚举。前引《汉书·惠帝纪》两次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皆“三十日罢”，可为明证。下面将要提及的张家山汉简《徭律》，有“作县官四更”一语。汉代的“县官”，多代指天子；“县官”与“更(役)”连称，也表明更卒之役是中央正役。事实上，汉世文献并无服役一年的规定。《汉书·食货志》所说的“一岁屯戍”，是指兵役，也非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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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家山汉简未见“口钱”的内容，或许是失载。

② 杜正胜：《户籍制度起源及其历史意义》。

③ 马怡：《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第16章第3节《汉代的戍役》。

更役并非地方性徭役，但所谓汉代小役是地方所征、大役由中央兴发的观点值得重视。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唐代的有关制度。唐代有正役、杂徭之分，《唐律疏议》卷二八云：“丁谓正役，夫谓杂徭。”“夫”指中男，也就是晋代的“次丁男”，汉代未傅籍的“大男”。同书卷一三《户婚律》：“其小徭役谓充夫及杂使”，杂徭又称小徭、杂使，这点也与汉代的情况差不多。前引《周礼·地官·大司徒》，郑注“宽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贾公彦疏：“汉时癃病不可给事，不算计以为士卒，若今废疾者也。云‘可事者半之也’者，谓不为重役，轻处使之，取其半功而已，似今残疾者也。”按唐律，残疾免除正役，但服杂徭、差科。依贾氏所疏，唐之杂徭就是汉代的半役。唐代的杂徭名目繁杂，但多是地方临时性杂使，与“岁役二十日”的正役有别。①我们不能完全以唐事说汉制，但还是可以做一旁证。汉代的半役，据前引《傅律》是“独给邑中事”。前引秦简《徭律》有“御中发征”、“邑中之红(功)”的说法。“御中发征”，既然是“朝廷征用徭役”；“邑中之功”与其对言，也就是地方兴发的徭役。《二年律令·徭律》有载：

金痍、有病，皆以为罢癃，可事如睆老。其非从军战痍也，作县官四更。不可事，勿事。(第188页)

外伤致残者，如睆老一样服半役；但若非作战受伤者，则需“作县官四更”。“县官四更”也就是服四次更役。这适可证明，睆老正常情况下，是只服地方性徭役，而无需服中央更卒之役。

汉代地方征发半役(小徭)的情况，出土碑刻、传世文献皆有记载。前举马怡论列颇详。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地方性徭役并非更役，而是如前引《汉书·朱买臣传》会稽“发民除道”之类的杂使。 五、汉代的“老”、“小”

上面我们考察了汉代的服役年龄，接下来谈“老”、“小”免役问题。

先说“老”。据张家山汉简《傅律》：

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第181页)

整理组注：“免老，因年高免服徭役。”律文所载的免老标准：“大夫以上”即大夫爵五十八岁，“士”爵中不更六十二，其下依次递减，第一级公士六十五，无爵者如公卒、士伍等为六十六。卿爵、侯爵是免役阶层，故不提及。这是汉初的法令，若非沿袭秦制就是在其基础上略有变革。卫宏《汉旧仪》称：“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者(老)。”②秦徭役之重，当时人已多有批评，李斯、冯劫谏二世“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③。从发展的观点看，秦代免役年龄似乎不可能比汉初提前。我们注意到，《汉旧仪》所谓“赐爵一级”即公士以上。“五十六”免老，与汉初的“六十五”，只是“五”、“六”数字倒置；无爵者“六十”免老，与汉初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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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唐代杂徭问题的具体研究，参见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第2编第2章《杂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4—329页；《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宫六种》，第85页。

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1册第271页。

十六”也仅是脱一“六”字。若确是《汉旧仪》版本脱、倒的问题，汉初“免老”标准则是沿袭秦制。①景帝二年令重新规定了傅籍标准，免老标准是否也作了相应调整，不得而知。《汉书·高帝纪上》如淳注引《汉仪注》：“民年二十三为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应劭《汉宫旧仪》同，《盐铁论·未通》御史称昭帝“宽力役之征，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学者多据此认为，汉代昭帝之后改为五十六免老。但这里所说的“免”，是针对正卒而言，意谓免去正卒之役，而非所有的徭役②。汉代正役之后，有一个半役即睆老的阶段；五十六岁实际是昭帝之后睆老的年龄，不是免老的标准。近年，杜正胜据武威磨咀子所出“王杖十简”提出，汉制年七十受王杖，“可见汉人七十始得为‘老’”③。按《王杖十简》所载宣帝“本始令”：

(受王杖者)有敢妄骂詈殴之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郎第，行驰道旁道；市卖，复毋所与，如山东复。有旁人养谨者常养扶持，复除之。④

高年赐王杖，并附有一系列优免措施，比如吏民不得打骂，贾市买卖不收租税，扶养老人者甚至得以蠲免租赋。⑤这不是所有免老者都能享受到的待遇。张家山汉简也谈到赐王杖的问题：

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七十一，簪褭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四，公卒、士五(伍)七十五，皆受仗(杖)。(《傅律》，第181页)

《王杖十简》、《续汉书·礼仪志》云汉代七十受杖，显然也是汉初之后，取消爵位考虑基础上的统一定制。从《傅律》可以看出，赐杖年龄明显高于免老标准。杜正胜将二者混为一谈，结论自属不当。

汉昭帝之后的“免老”，有两条材料可提供线索。《周礼·地官·乡大夫》有载：“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许慎按曰：“汉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复征之，非用民意。”⑥这里的“老”就是免老。所谓“六十五已老”，是同《周礼》对比而言，不是说这一年龄始进入免老阶段。但我们据此知道，汉代人“老”年龄至少在六十五岁之前。第二条材料所述较为具体。前引《盐铁论·未通》篇，御史称昭帝宽力役之征，文学反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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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汉初爵制等级森严看，卫宏所说“赐爵一级以上”若泛指有爵者而言，显然不合秦朝实际；而其所述仅涉及“男子”，也是汉景帝二年后始有的规定。卫宏《汉旧仪》记载的秦代制度，过多地打上了汉代制度的烙印。

② 前揭施伟青文亦提及，“二十三始傅”与“五十六免老”对文，乃是就正卒而言。

③ 杜正胜：《户籍制度起源及其历史意义》。

④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9期。

⑤ 战国至唐，皆有年老给侍之制。《管子·入国》篇：“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唐代有“侍丁”，据唐令所制定的日本《养老令》：“凡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又《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三·犯死罪非十恶》条疏议，侍丁“依令‘免役，唯输调及租’”。

⑥ 《礼记·王制》疏引《五经异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346页。

五十已上曰艾老，杖于家，不从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乡饮酒之礼，耆老异馔，所以优耆耄而明养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饱，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以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徭役，非养老之意也。①

《礼记·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不免带有理想成分。文学以儒家经典为据攻诘汉制，指称“今五十以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徭役”。这里提及的“五十”，也是与《礼记》作对比。“五十以上至六十”，实际分为两个年龄段：五十至五十五，是正卒，自然要服挽输之役；五十六岁已入睆老，按理只服半役，为何文学也说“服挽输”?据前引汉初《徭律》，委输本是更卒正役，但若输送粟粮则可役及半役者。看来，文学所说有以偏概全之嫌，却也并非全无实据。文学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极力抨击时弊的，不会将汉代的免老标准提前。此处所说的“六十”，自然就是服役(半役)的最高年龄；到六十一就完全止役，也就是免老了。《盐铁论》所载为昭帝时的制度，但此后不见有课役年龄变动的迹象。走马楼所出孙吴户籍简中，所见“老男”身分有四例，“[外“口”+内“老”]男陈州年六十一”(简5312)、“老男胡公年六十一踵两足”(简5162)、“老男黄硕年八十……”(简5175)、“老男年七十二踵两足”(简5199)、“老男赵友年六十五”(简5211)；女子身分注记较为混乱，②但据下文所载，五十八、五十九岁显然被称为“大女”，需要交纳算赋。看来，两汉乃至孙吴前期都是六十一免老。

“小”的问题似乎比较简单。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有“小”的记载，但无具体内容。从西北居延所出符传、戍卒家属廪名籍看，当时十四岁以下为“小”，其下又包括未使(1至6岁)、使(7至14岁)两个阶段。此为学界周知的事实，不再多说。

最后谈一下口赋问题。汉代的口算也是基于人身征纳。口算包括口钱、算赋，据卫宏《汉旧仪》：

算民，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以给车马。③

按《汉旧仪》，七至十四岁交口钱，十五至五十六纳算赋。这是学者熟知的事，但实际上。承担算赋的年龄有不同记载。贾公彦《周礼·大宰》疏：

郑君引汉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赋钱，人百二十以为算。④

“郑君”指郑玄，“民年二十五”之“二”字衍。据贾公彦引郑玄说，纳算的截止年龄是六十而非五十六岁。据前引许慎《说文解字》及段注，我们知道纳算赋是服徭役与否的界限，而且是从半役的十五岁开始计。十五至六十皆是服役期，也应当就是承担算赋的期限。年五十六之后继续纳算的记载亦见于孙吴简。⑤如“ 年五十八筭一”(简8747)，“妻鼠年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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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三《未通》，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2页。

② 孙吴户籍简中，有“六十四”(简8931)称“老女”，“一百一岁”(简9009)、“八十八”(简3310)反作“大女”者。事实上不仅这些，涉及到女子的户籍注记有许多可疑之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③ 《汉官六种》，第82页。

④ 《十三经注疏》本，第647页。

⑤ 汪小煊也注童到吴简中的纳算问题，见《走马楼简“吏民簿”研究》(北京大学2001届硕士学位论文)，第15页。

户籍法律论文篇10

图书馆对古籍善本的保存与利用是图书馆现今工作当中存在的重要矛盾之一。由于现今中外的图书馆为了对古籍善本进行良好的保存，因此限制读者对古籍善本进行阅读，由此引起了社会当中对图书馆古籍善本管理制度的不满。图书馆内部人员在进行古籍善本管理时期，比较坚守对古籍善本的完好保存，但是外界人士并不认为该坚守存在着一定必要，二者之间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峙态度。为了解决现今存在与图书馆古籍善本管理制度当中的问题，需要根据中外图书馆古籍善本保存与应用相关制度进行恰当的、科学的分析，以此提供一定借鉴经验。

1 古籍善本保存与利用的法律规范

1.1 国家范围内的法规 由于古籍善本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因此古籍善本亦属于国家的文物，在国家文物的保护范畴。我国制定了对文物进行保护的法律条例，明确表明，历史上各种文献、资料以及古籍善本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研究历史、文化以及科学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能够提供相应的依据。由此，古籍善本被列入了文物保护的范围之内。另外，在2007年时，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对古籍进行保护的相关意见，要求对古籍的保护工作予以重视。其后，国家文化部又颁布了相应的《公共图书馆法》，在图书馆对古籍善本进行管理的角度进行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形成了规范的法律要求[1]。

1.2 部门性质的法规 在对古籍善本进行保护的相关法规制定当中，部门性的法规已发挥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最为重要的一项部门性法规便是文化部颁布的对省、市以及自治区图书馆工作的相关条例。其次便是国家教育部颁布的一项普通高校图书馆对古籍善本的保存以及利用规程。二者均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不同普通高校对古籍善本的保存以及利用需要予以高度的重视。

2 古籍善本保存与利用的管理规章

2.1 具有一定准入制度 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保存与利用制度并不是针对所有读者，而是对读者具有一定的准入要求[2]。首先，对其用户的类型进行限制，要求18岁以下的用户不能够对古籍善本进行借阅。其次，对借阅的目的进行了限制。在借阅古籍善本之前，必须说明借阅的目的，若符合要求便可进行借阅，否则予以拒绝。再次，对读者的身份验证进行了相应的限制。每一位需要借阅古籍善本的用户均需要进行身份的验证，只有验证通过方可进行借阅。最后，需要领导进行审批。在借阅古籍之前，必须将上述几条信息进行上报，待领导审批通过后，方可对古籍进行阅览。

2.2 具有一定阅览规章 第一，对古籍的阅读需要在固定的阅览空间，并需要通过固定的借阅方式。第二，对古籍进行阅览时，不能够带入食物、水以及手机等物品。第三，借阅古籍的过程当中只能够使用铅笔，不能够使用标记明显的圆珠笔以及钢笔等。第四，翻阅古籍时应该轻柔、小心，同时要带上手套进行保护，避免对古籍进行过度的触摸。第五，一般图书馆均会摆放善本的替代品，避免对善本造成一定的损坏。第六，借阅古籍并不能够对其进行复制。

2.3 需要进行一定收费 通过调查以及研究发现，大部分图书馆在用户借阅古籍时均存在着相应的收费标准。图书馆根据古籍版本的不同对借阅的保护标准亦不同，从而形成的收费标准不同。一般普通的古籍借阅只需要收取1元人民币。但是根据古籍产生的时间不同会另有收费标准。

2.4 需要拥有用户支持 图书馆在古籍借阅的用户方面，既需要做出相应的规定，又需要用户的支持。因此，在用户进行借阅古籍时，首先要进行预约，其次图书馆会为用户提供多种进行检索的工具，再次会为用户代管其已经取得的有效资料，最后更会为用户提供产业的咨询服务。

3 古籍善本保存与利用的技术标准

3.1 国家推荐性标准 在古籍善本产生损坏的同时，要及时进行修复。国家对于修复古籍善本的技术形成了一定的标准。首先，需要保证古籍修复的质量。其次，在古籍进行修复时要对其信息进行录入，要求录入准确。最后，对古籍进行拍摄的过程当中，需要使用35mm胶卷进行微缩性的拍摄，其后进行恰当的装帧[3]。

3.2 文化部行业标准 文化部为了保证对古籍善本的保护，对其技术进行了相应的标准。第一，对古籍进行了定级。根据古籍的年代、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传世数量等对古籍进行了适当的等级划分，一般分为三等。三种基本等级之下有根据各个古籍的不同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该等级的划分能够有效保障古籍的保存与利用。第二，对古籍的普查进行了规范。对古籍进行普查时，需要严格要求普查的内容以及人员。第三，对古籍的破损程度进行了定级。根据古籍的年代、内容、破损程度、修复难度等对其进行了等级的划分，为保护古籍以及修复古籍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