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治论文十篇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1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教学形式； 教学过程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74－04

实践教学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导向、保证、育人和开发功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努力探索适应和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实践教学的有效形式，充分开发、利用各种实践教学的资源，才能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本文着重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展开探讨分析，确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效方式，以期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分析

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其实践教学形式可划分为课内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虚拟实践教学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其中，课内实践教学便于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教学贴近现实生活，虚拟实践教学拓展教育空间，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大系统。

1.创造丰富多彩的课内实践教学形式，使学生广泛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

所谓课内实践教学，是指以固定课堂为教学平台开展的以学生主体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课内实践教学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其实这一实践教学形式在时空选择的灵活性上、与课程的紧密结合上以及教师的跟踪指导上都优于其他实践教学形式。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理论课更适合于开展课堂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教学形式多样，根据操作难易程度、学生参与度大小、实效性强弱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权衡，概括起来，课内实践教学的形式最基本、最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课堂讨论。讨论是课堂实践教学最常用的一种形式，它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主动去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积极展示自我，表现自我。一般讨论有两种：一种是命题，进行有准备的讨论，常见形式是专题讨论课；另一种是随堂讨论。课堂讨论，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引导和组织学生就教材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热点、焦点或难点问题进行独立钻研，共同讨论，互相启发，进而得出比较全面深刻的观点和结论。这一教学形式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培养训练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民主和谐、密切合作的关系，是一种有效的课内实践教学形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探索课堂讨论的课内实践教学形式，首先要研究课堂讨论的安排时机、讨论主题的发掘、讨论的有效组织等问题。其次，要认真探索预防课堂讨论中可能出现的冷场、学生参与度低等教学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确保课堂讨论气氛活跃，敢于观点碰撞，场面热烈但不混乱。同时，还要善于引导学生将课堂讨论的成果书面化、博客化，巩固和优化课堂讨论教学效益，最大限度地放大课堂讨论的教学效果。

第二，模拟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情景模拟教学就是让学生身临其境，进行模仿，扮演相关的角色，在感悟中受到启示和教育。这种实践教学的模式可以给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也可以使学生看到在认识和把握某个问题上的多种角度，以及自己的视野，扩大信息量的获取，并从中受到教育。学生模拟教学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通过安排、组织学生就教学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教学内容独立或合作进行学习研究，自主制作教学课件，然后面向全班学生进行公开授课。这种学生模拟教学形式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模拟教学实践活动中提高知识储备水平，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升理论知识讲解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第三，经典影视赏析。经典影视赏析，可以分为课内经典影视赏析和课外经典影视赏析两种具体教学组织形式，其中在课堂上组织学生集中欣赏一些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相关的经典影视教学片，属于课内实践教学范畴。对于这一课内实践教学形式的探索，首先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信息渠道发掘经典影视教学资源，并根据每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选择有良好教育教学价值的经典影视片，为所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立起分门别类的经典影视教学资料库。其次，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欣赏经典影视片，要注意适时适量，处理好经典影视赏析与理论教学的关系，不能以经典影视赏析冲淡甚至完全代替理论教学。

第四，团队辅导教育。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教学形式，团队辅导教育课内实践教学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探索领域。将团体心理辅导、趣缘关系群体培育等团队辅导教育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领域，使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教学的新形式和新方法，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广东药学院的团体心理辅导教学改革活动，把心理学技术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耻辱感淡化、践行创新能力差、理想层次低等种种不良现象，因人而异地进行纠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各主要认识环节和体验环节，设计一系列涉及人际交往、道德冲突、生涯规划等内容的课内实践教学项目，让学生在课内实践活动环节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培养学生的思维活动能力，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

2.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国情，思考人生社会问题

社会实践教学，是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关注社会现实，了解社情民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教学模式。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按照实践的内容、方式及特点，可以分为参观调查型、阅读研究型、校园文化活动型、志愿服务型等主要类型的社会实践教学形式。

第一，社会参观调查。社会调查是一项学生可以普遍参与而又经济实用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利用假期、课余时间，分别进入农村、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围绕自己所学专业或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调研。学生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内容进行调研，据此学生可免修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分，教师也可通过阅读学生的调查报告，了解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产生的疑惑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把握调整教学的重点、难点，使实践活动与课堂教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当前，探索社会参观调查实践教学形式，主要应着眼于对社会参观调查形式的完善和机制创新。例如，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推动社会参观调查的常态化开展；根据组织大规模社会参观调查难的现实问题，鼓励大学生个体或组成中小型团队参加社会调研大赛、编纂出版大学生优秀课题调查报告或调研论文等。

第二，校园文化活动。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形式，离不开对校园文化实践教学活动的研究和探索。校园文化是在学校这一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由广大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承载这些精神财富的规章制度、实践活动和物质形态的总和。校园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就其文化形态而言，它由浅入深、由外到内，形成了三个形态和三种层面，即表层的校园物质文化、中层的校园制度文化和深层的校园精神文化。在高校整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中，同所有开设的显性教育课程相比，校园文化活动发挥的是隐性教育功能。例如，校训和大学精神对大学生健康向上的优良人格的塑造养成，校庆活动对大学生集体荣誉感的激发和培育等，都是校园文化活动隐性教育功能发挥的具体表现形式。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校园文化活动的影响，所谓“文化育德”，就是这个道理。由于校园文化活动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具有实践性、群体性、开放性等特点，是大学生自我教育和自主实践的有效途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有着重要关联，因此，校园文化活动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值得探索的一种校内社会实践教学形式。

第三，“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是青年志愿者群体或个人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为指导，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性、组织性等四大特征。青年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在奉献社会、传递爱心、播撒文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同时，也可以丰富生活体验，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促进自身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开展，既是从国家层面引导大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提升综合素质的现实需要，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社会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与“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采用和谐农村建设宣传报道、形势政策宣讲、送经典影视下乡、法律咨询和援助、农村干部助理见习、文艺演出、医疗卫生服务等多样化社会实践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学习、宣传和贯彻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以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将所学专业知识直接服务于“三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贡献青春和智慧。

3.拓展虚拟实践教学的形式，占领网络空间，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是借助互联网络技术的支持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与现实的课内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共同构成了立体多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

目前，大学生是我国互联网应用重点人群中最为活跃的群体，大学生借助虚拟网络浏览网络新闻，进行互联网信息检索、网络通讯、网上调查，制作个人主页，开设博客，参与网络论坛等，这些都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形式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第一，网上调查。由于网上调查具有与传统社会调查方式的比较优势，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社会调查实践具有重要价值。把网上调查作为一种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形式，首先要引导学生做好网上调查软件程序的自主开发，为开展网上调查提供优良的信息技术平台。其次，要指导学生做好调查所得信息的甄别筛选，努力提高网上调查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此外，在开展网上调查虚拟实践教学时，还要注意网上调查与实地社会调查的有机结合，力求优势互补。

第二，网上论坛管理。以各高校普遍存在的BBS为代表的网上论坛，已经发展成为展现大学生舆情民意的重要场所。大学生在BBS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一方面强化了大学生在虚拟网络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同时在加强信息交流、影响社会舆情、促进科学决策、凝聚社会共识、化解潜在冲突、规范个人行为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已经逐步显现。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有必要将网上论坛管理作为虚拟实践教学的重要形式。

开展网上论坛管理虚拟实践教学，首先要注意保持网上论坛的专题性，即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创建专题性的网上论坛，确保讨论主题鲜明。其次，要增强网上论坛主题的开放性，有利于网民从不同的视角发表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使网上论坛的粘性最大化。最后，师生要敢于利用网上论坛平台弘扬主旋律，发挥网上论坛的舆论导向功能，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第三，开设主题博客。博客是以互联网络作为载体，简易、迅速、便捷地自己的心得，及时、有效、轻松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并集丰富多彩的个性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现已成为了大学生的一种重要虚拟网络生活方式。由于博客不仅仅是纯粹个人思想的表达和日常琐事的记录，它所提供的内容可以用来进行交流和为他人提供帮助，因而博客具有极高的共享精神和价值，博客也因此可以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引导大学生开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学习相关的主题博客，一方面可以将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心得体会以网络日志的形式记录和保存下来，再以公共性的形式实现互联网共享，对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大学生在撰写、更新博客的过程中，可以培养能力，锤炼思想，增强综合素质，提高互联网应用的水平。

第四，创建课程聊天室。由于网上聊天室具有在线深度互动交流的功能，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高校师生创设了一个方便快捷的思想表达和信息沟通平台，因此网上聊天室不仅为我国各大网站赢得了高访问量，而且成为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从现实到虚拟的方法手段创新的新契机，创建课程聊天室，也因此可以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崭新形式。创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聊天室，开展虚拟实践教学，意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因此，首先要在学生中广泛发动、加强培训，组织学生采取个人承担和团队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创建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聊天室。其次，要注意邀请和选派校内外有关名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担任课程聊天室特约嘉宾或主持人，努力扩大相关课程聊天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

实践教学主要是针对单一书本理论教学而进行的一种教学模式，通常包括实验教学、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等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内涵更为宽泛，不仅体现在课堂外社会实践的环节上，而且还体现在课堂内实践教学环节上，这就表明在具体操作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有多种多样的实施方式。

1.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实践教学的实施

这种课堂实践教学通过教师与学生间的、学生与学生间的课堂讨论、辩论、案例分析、模拟教学等基本方式得以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实践教学主要体现在案例教学和模拟教学上，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进行理论教学过程中，将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作为案例，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案例，和学生一起运用所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分析，特别是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给予剖析，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课堂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既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理论教学的深化，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延伸，更便于学生接受。这种课堂实践教学可以直接与书本理论相联系，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积极性，教与学相长，相互促进，效率高，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节约教育资源，不必花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效果较好，便于推广。

2.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

主要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根据教学基本要求，有目的、有选择地布置思考题、调研题和活动题等项目，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理论去分析、认识和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问题和社会问题。这种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第一，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这种实践教学的实施形式包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带领下，组织大学生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需要，有专题地进行社会调查，有针对性地参观相关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寻访老、少、边、穷地区，了解国情、民情和风土人情，跟踪调查优秀校友，考察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等。

第二，以服务社会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这种实践教学的实施形式主要包括：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需要，组织大学生参与当地或贫困、边远山区的文化与文明教育活动，参加各种志愿者服务，参加法律咨询，参加抗灾救灾以及义务劳动等。

第三，以培养能力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这种实践教学的实施形式主要包括：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需要，组织大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或短期挂职锻炼，或岗位见习，或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工、青、妇、团的工作，或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宣讲教育等。

3.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实施

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校园网在大学校园的渗透和普及，互联网络沟通无限的卓越功能使网络信息资源逐渐成为广大师生使用率最高的教学资源之一。网络信息资源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开拓了一片崭新的领域和空间。对此，需要我们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大开发力度，扩大资源存量。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一方面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目标要求，加大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有关的网络主体资源、网络实践教学基地资源、实践教学聊天室等网络信息资源的外取和自制力度，形成一套内涵丰富、种类齐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系统。另一方面，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际工作需要，加强各实践教学环节相关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挖掘和存储，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库，努力扩大资源存量，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储备足够的网络信息资源。

第二，加强资源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其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而优化资源配置，又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必须根据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限制，准确把握各种网络信息资源的性质、特点及内在联系，充分考虑到配置的时间、空间、成本、功能、效率等因素，然后选择合适的资源配置类型和恰当的配置方式，以实现资源配置结构的最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实施，在于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融入到大学生个人的网络空间中，使各种活动和价值目标追求达到一致，从而产生合力功能。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一改过去“以教师为主体，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平台”的封闭状况，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中心，以社会为平台”的开放式实践教学过程，要把学生作为社会的主体来培养，而不是把学生作为社会的客体来塑造；形成师生互动，以人为本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将教学自身的活动作为追求本身以外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陈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法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5）：82－85.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2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 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 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式；特征；应用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251-03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因素，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以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分支，其载体的形式、特征及应用与一般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所类似，但也有其特殊化的一面。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院校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一定的手段、方法，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培养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符合国家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在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主要形式包括理论传输载体、实践活动载体、校园文化载体、校园媒体载体四个方面。

（一）理论传输载体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然以理论灌输为主，理论传输也相应成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形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讲授可以大致分成理论课和讲座两种形式。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形式之一。通常，在高校的理论教学中会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法律基础与常识等。通过理论的灌输使学生了解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确认识国家政策，从而帮助学生树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吻合的世界观、价值观、成才观。讲座也是理论传输的一种形式。讲座的内容会针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特点、学历层次、存在问题进行，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说清一个问题或者达到特定的教育目的。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相关讲座越来越多，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并逐步形成了双向互动的趋势。

（二）实践活动载体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和学科建设的完善成熟，大学校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载体越发丰富，专题研讨、读书活动、志愿服务、竞赛竞技、参观调研等均属于实践活动载体的内容。教育者借助活动形式对教育对象进行引导并与其进行双边互动活动，从而达到教育目的[2]。在高校教育中，由于学生群体容易接触新鲜事物，信息交流通畅，能力素质较高，加之受教育者社会背景多元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式也呈现丰富性。

1.专题研讨

专题研讨可以使学生就某一思想政治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与他人交流看法和观点，在整个交流活动中，吸取有关思想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从而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形成优良的政治素养。

2.读书活动

读书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我们将读书活动而不是书籍，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是因为虽然书籍本身承载了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但书籍本身不能担负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功能，因此，只有读书活动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3]。

3.志愿服务

志愿者服务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载体的又一种形式，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备受推崇。志愿者通过社会服务工作，能够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从而树立为他人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成贡献社会的思想觉悟。目前，高校志愿者服务实践主要体现在“三支一扶”，在国家政策鼓励下，推动高校大学生为边远地区、基层组织进行服务。通过思想和物质的双方面激励，使在校学生建立服务基层的信念、理想，在思想品德、政治觉悟方面得到全面提升。

4.竞赛竞技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载体还有一种形式是竞赛竞技，使学生在培养竞争意识的同时，形成潜在的思想政治影响，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比如，五四演讲比赛、歌唱祖国合唱比赛、党建知识竞赛等等。这些活动能够使参与者积极收集相关资料，全面了解相关内容，从而在思想觉悟上、理论体系上、政治感悟上得到良好的教育，通过活动使国家政策、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学生的大学生活之中，既丰富了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一举而多得。

5.参观调研

组织学生进行参观调研，能够促进学生在观察调研过程中，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在实际观察调查中寻找真知，从而树立牢固的思想觉悟和政治信仰，为校园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打下坚实基础。例如，现在许多高校会组织学生参观革命根据地旧址，倡导各种形式的红色旅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从参观考察中形成爱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意义。

（三）校园文化载体

所谓文化载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充分利用各种文化产品，并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文化建设之中，借此对人进行教育，以达到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4]。在校园生活日益精彩的今天，校园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了高校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利用校园文化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的理论灌输和教育教化，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断探讨的话题。

校园文化能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主要归功于各类校园文化产品对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影响和养成。美观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以及和谐宁静的校园文化底蕴都能够对在校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好的校园文化环境能够使学生消除思想偏差，引导正确的思想情感和道德规范；坏的校园文化环境会使学生形成错误思想，从而走上弯路，产生不良行为，危害社会。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内容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当中，使学生在校园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心理、个性、人格。

（四）校园传媒载体

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也呈现出了新趋势、新变化，以网络为主要内容的大众传媒技术已经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在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校园传媒载体主要包括校园网络、校园广播、校园报刊等形式。

1.校园网络

为方便信息的传递，现阶段几乎每所高校都会建立自己的网络平台，形成自己的网络站点。在网络逐渐普及的发展趋势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领域也相应得到了扩充。利用网络传媒技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为受教育者进行思想辅导和政治教化，同时，通过视频、图画进行直观的思想、心理、道德教育，更有利于学生吸收教育内容，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2.校园广播

校园广播是校园传媒中的又一种形式，以广播的形式向学生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便、快捷，且成本较低，广播作为高校校园的主要传媒工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学生进行信息的传递。比如，午间新闻报道，使得学生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小情，引导学生对时事政治内容进行探讨和思考；再如，校园点播，可以无形中形成友爱和谐的校园气氛，使学生养成热爱集体、关心他人的优秀品质。

3.校园报刊

校园报纸、刊物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另一个阵地，占领了校园报纸刊物阵地，更有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报纸、刊物以文字为主，能够更加直观、准确地表达思想政治教育观点和意图。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对象具有能力看懂报纸、期刊的内容，因此，克服了社会中报刊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不足，与网络、广播分庭抗礼，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又一项关键形式。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多重特性，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探索和分析，不难发现其具体属性可概括为：内涵丰富性、目的明确性、创新发展性。

（一）内涵丰富性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式多样，内涵不断扩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分支，其载体有着丰富的内涵。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大致可以分为校园理论传输载体、校园实践活动载体、校园文化载体，校园传媒载体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涵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特点。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体系中有动态载体也有静态载体；有传统载体也有现代载体；有显载体也有潜载体；有物质载体也有精神载体。这些载体在实际教育工作中，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承载和引导作用，通过教育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配合，最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二）目的明确性

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的特定性，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作为能够承载和传导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内容的工具，具有特定的目的，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也很明确。衡量一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情况，可以从课程设置、实践活动、校园文化等方面进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选取、设计和采用方面，载体的形式、内容都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学生密切相关的，一切均以提升高校学生的思想品德、政治素养和道德规范，使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为宗旨。抓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目标，有利于考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适用性，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取和应用提供了引导和规范。

（三）创新发展性

高校思想政治的教育对象吸收消化新鲜事物的能力远远高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他们接受过最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接纳基础。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在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以适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变化和要求。事实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创新和发展。过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多数以理论教育和劳动教育为主，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无论从整体的形式、类别还是从某类载体的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进步。在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的今天，社会的前进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具有的创新发展性使之能够围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高端人才的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思想品德、行为规范、道德素养方面不断上升、不断进步。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应用原则

虽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种类多、发展快，没有特别要求如何进行使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在对载体的使用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实际应用上也有一定的规律和原则可循，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遵守和维护。

（一）重视载体结合原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内涵丰富，形式多变，载体的功能和特性纷繁复杂，为使高校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取方面，应当将有效载体结合起来，一起使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每一类载体都有其优势，但也有一定的弊端。例如，文化载体虽然能够使受教育者在无形中接受思想政治教化，但其也存在着引导速度慢，见效期长的劣势。又如，理论传导载体能够很快地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国家主流意识传达给教育对象，但是，它也有可能会引起教育对象的不满和排斥，使思想政治教育受到阻碍。因此，如果在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仅仅靠一种载体来对教育对象进行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将多种有效载体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发挥各类载体的优势，弥补不同载体劣势，使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更佳、见效更快。

（二）把握载体适度原则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很多教育者在载体的选取和应用上会出现迷茫，也有部分教育者会存在采用载体多多益善的误解，企图用各种载体的罗列来达到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实际上，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种类多、变化快，但是在使用上，依旧存在适用性原则，教育者需要把握好载体使用的度，才能够得心应手，相得益彰。如果不经过思索和筛选就将各类载体进行应用，不但会造成资源浪费，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果，造成教育问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和不同的教育目的，对载体进行差异性选择，确保“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三）注意载体互动原则

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概念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不仅要满足对教育对象的教化和引导作用的条件，还要满足主客体之间产生互动作用的条件才能够称之为载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使用，增加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联系与沟通的机会，有利于双方互相启发、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激励、共同进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利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达到感情的交融和人格的升华[5]。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应用上，要特别注意主客体间的互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通过载体使教育主客体间产生联系，互相作用，充分发挥载体的传导、枢纽功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相联系方面以及教育功效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充分了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各种形式，掌握载体的特征，遵循载体应用的原则，从而承担起高等院校培养思想品德、政治素养、道德规范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优秀人才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万长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刍议[J].社科纵横，2008：（5）.153-156.

[2]陈万柏.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和特征[J].江汉论坛，2003，（7）：115-119.

[3]王升臻.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几个理论问题的再思考[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7，（3）：112-115.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4

【关键词】协商民主 政治文化 维度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西方政治家以自由竞争和政党政治为基点，构筑了一系列选举民主的政治光谱，并以市场经济为助力，力求将之放诸四海，成为普适性价值。然而，事过境迁之后，以个体权利为核心，强调民意聚合的竞争性自由选举制度已无法真实地反映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尤其是无法包容政治文化的多维度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暴露出种种弊端，促使西方学者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协商民主”理论借此获得了复兴。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和不断完善，不仅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不同质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也会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软性制约。协商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无疑会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明成果，但以人民政协为主要载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也注定会烙上显著的中国符号。因此，我们既要吸取西方学者的理论精髓，又要结合当代中国特有的现实图景，深入探讨产生政治制度的文化土壤，进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逻辑体系下的理论架构。

政治文化与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相关性

每一颗民主理论的种子都需要找到适合的文化土壤，与显性的制度约束相比，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表现为一种隐形的、潜移默化的软约束，这种约束机制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倾向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当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形成之后，便会以弥散性的方式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无论是在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上还是在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上，政治文化都会展现出独特的深远影响，甚至当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时，政治文化的传承也不会瞬间断裂，反而会凭借巨大的惯性，重新渗透到政治系统之中，与新的政治因子相混合，继续发挥无形的作用。在不同的政治生态系统中，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政治文化的演变形式也不尽相同，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发展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逐步增强，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价值观发生分化，政治文化对社会诉求的整合作用减弱。所有这些变化都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彰显了构建与协商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基础的重要性。

政治文化影响着协商主体的政治行为。从本质上讲，协商民主是通过偏好的转换而不是偏好的聚合，来达到共同的善，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背景的影响是显尔易见的。所谓“偏好”，在政治学话语逻辑体系中，表现为一种政治认同和政治倾向，它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个体在面临问题时的政治选择，这种对相关政治行为的影响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可能仅仅是本能的反映，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政治文化的一种直观的外在表现。所以，我们说个体偏好的形成是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缩影，相同的文化背景还可能在某个特定的群体内形成文化边界，最终影响着协商主体在协商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行为。因此，政治协商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则有利于消解自由主义的民主困境。

政治文化影响着协商进程中的博弈与均衡。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公共理性和相互妥协是必不可少的，多元社会中进行民主协商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困难在于，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不同社会个体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价值落差的增大，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会突破物质利益的界限，深入到文化领域，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彼此妥协的难度。“不同的文化结构也许会把不同问题归结于不同的理性形式。这些争论都是关于正当性和判决本身的，因此就产生了运用多元公共理性的需要。”妥协是达成公共理性的必由之路，谋求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让步，而是通过对话和沟通，参与协商的各方能够了解彼此的立场和需求，在意识到他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之后，反思自我的价值立场，修正偏好倾向，最终使博弈过程由于得到文化水平和道德理性的支持，所以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讨价还价，达致均衡，同时也促进了公共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影响着达致协商共识的政治体系。“协商民主的挑战性任务，就是要揭示出平等主义民主的核心思想―法律的合法性由遵守它们的公民所赋予―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中依然是可信的。”政治协商的终极目标是要达成协商共识，这一过程是依托一定的政治体系来完成的，政治文化通过对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的整合，在政治体系中树立了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使得参与者的行为得到规范。同时，政治文化的包容性还有助于将不同的声音纳入系统之中，特别是通过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文化上的尊重，推动政治体系内部的理解和融合。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的现实图景

当今中国在政治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向重合的态势：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西方话语借助全球化背景强力渗透、传统文化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苏醒逐步回归，三者之间的交错融合，构成了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现实图景。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建党建国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及其统一战线理论要求共产党人为了工人阶级最终的目的和利益，必须同各民主政党、团体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为协商民主尤其是党派之间的协商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相交织的现实情况，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当封建专制制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时，共产党人就要善于联合其他民主政党，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协商，并达成政治协议。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在建立了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彼此关系时，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特别是不能使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发生改变，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组建了国际工人协会等国际组织，在这些组织内部主张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了协商合作的思想，同时也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治组织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协商合作指明了方向。

第二，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渊源。根据所持学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西方学者对于协商民主理论，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派别：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罗尔斯针对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多元理性的观点出发，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构建起协商民主理论。为此，他将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看作协商民主顺利进行的理想化条件，强调正义原则在协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公民作为协商参与者，在理性沟通的过程中，所追求的是一种“重叠共识”，这同时也是自由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解决社会冲突，包容文化差异的主要途径。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主义商议民主理论。哈贝马斯的批判主义商议民主理论产生于对竞争性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与批判，认为这一民主形式用程序上的平等掩盖了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剥夺，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所以，他提出实质民主的概念，强调在一个多元分化背景下的共享世界里，所有意见或主张都应该平等地受到理性的批判，公民以话语方式参与社会意见形成和国家意志形成过程，通过公共理性的商谈，提高对政治共同体的内心认同和支持。

合作主义的协商民主思想。与上述两种思想不同的是，合作主义的协商民主思想是为了化解劳资双方的矛盾而提出来的，所以，在这一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参与主体是三方，劳资双方的代表自然是参与协商的主要角色，国家则处于中立的地位，代表着“公共的善”，主持其他两方的对话和沟通，并在冲突中发挥“仲裁者”的角色。合作主义在协商民主中的运用，弥合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三方平等、理性的合作机制也为整合由于文化的多元发展而日益分散的社会力量、实现不同诉求目标之间的均衡提出了新的思路，从实践运作上拓展了理论的空间。

第三，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论渊源。“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学者们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汲取现论发展的养分，认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求同存异是协商民主的结果，和而不同的理念就是协商的理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体系，在强调国家政权建设层面“大一统”理念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不同思想、观点的并存发展，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不同思想流派的合理内核，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国家治理中，传统文化强调天、地、人，君、臣、民之间的和谐共处，在价值取向上倡导“和衷共济”，从不主张对立面之间的攻击、对抗。虽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传统政治文化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直接的、法治基础上的理论资源，但“和合”思想本身暗合了协商民主理论中处理“同”和“异”关系的基本原则，纵使二者在具体的过程解读上存在差异，但源于中华民族自身历史积淀的传统政治文化，仍然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提供厚重的文化根基。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的构建维度

任何显性的制度安排都会受制于本民族内部特定的文化软约束，这一软约束不仅影响着我们对概念、范畴的理解，而且会毫无疑问地规制着实践路径的选择。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政治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应该明确当下的价值定位，通过对现有语境的提炼，构建与实践相适应的文化土壤。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特点。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的构建依托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体现出自身特点。

首先，政治文化的核心由革命与斗争转向发展与民主。大规模疾风骤雨式战争时代的结束和国际社会时代主题的转换，都必然使政治文化转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表征，从强调对抗、否定、斗争的二级对立视域转向强调沟通、交流、妥协、宽容的发展视域。

同时，政治文化逻辑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将由对抗转向和谐。自我与他者之间认知角度的差异是造成文化主体之间对抗关系的根源，在革命与斗争为特征的文化体系中，消除这一差异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彼此之间激烈的抗争，形成压迫性的关系结构，而在以发展和民主为特征的文化体系中，是通过认知角度的转换，重塑自我，从而达致集体理性共识。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模式也将由排他性的二元对立转向共识基础上的多元并存。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理论维度。近年来，学者们已经逐步认识到政治文化的基础构建对推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讨。由于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所以在具体路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对具体实现模式也存在实践上的不断探索，但对构建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即实现政治文化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考虑到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演变受到古今、中外的多重因素影响，其构建问题实质上是文化的主体性、理论的原创性问题，关键是要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当代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

传统政治文化中虽然蕴含“民本”的思想，但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作为舶来品的民主理念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这就必然要求在不同的理论认知之间搭建一个广泛的交流平台，从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首要的一点是要尊重人的主体性，重新确认已分化的个人利益诉求为基础的社会主体地位。因此，以人为本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筑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实践维度。协商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广泛的讨论交流，互相了解各自的主张和观点，理性地修正彼此的偏好，并实现偏好转换，尽可能地达成共识、促进决策。

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发展极好地体现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和政府层面推进民主政治创新的努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强调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理性为表征，尊重社会日益分化的权利结构，从而增强实现目标的政治能力。在国家和社会进一步分离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在具体的方式选择上将更加多样化。除了原有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外，“民主恳谈会”等基层民主协商模式发展迅速，另外还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具体化的制度安排。

另外，构建与现代民主政治合法性根基相适应的公民文化，也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社会个体需要对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形成一个基本的认知，在政治实践中传承和修正政治文化。从理论上讲，协商民主的运作过程更能体现公民文化的特征，在通过话语沟通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参与各方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的民主协商，更加强调参与过程的妥协和包容。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使得任何政治发展都不会是完全自发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将是推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主导力量。如果从历史脉络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就提出了共同协商的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更是一次对民主协商的成功尝试。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全面实施。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态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充分说明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民主形式的充分认可，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之一。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5

[关键词]院校；新型传媒形式；政治理论；思想教育；传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全新的媒体环境剧烈的影响着高等院校学生对文化的关注面和认同感。政治理论课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积累形成的伟大的革命精神载体，在新型传媒形式下，它们的传播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机遇和挑战。要让政治理论课与思想政治教育在院校继续蓬勃发展，就必须按照当下形势的发展，有机地将思想文化的传播与新型传媒手段结合起来，使院校的政治理论能够与时俱进，思想政治教育永葆生机。

一、新型传媒形式下思想政治教育在高等院校中的传播现状

为了了解政治理论和思想文化教育在新型传媒形式下现代高等院校学生群体中传播的现状，以山东大学等山东省的15所高等院校的在读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随机向他们发放了3000份调查问卷，最终回收了296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调查结果显示：高等院校比较重视大学生的政治理论与思想文化教育。在“学校在宣传政治理论与思想政治文化时，是否采用了新型媒体手段”的问题上，有2035人选择了学校采用了开设教育网站的新媒体手段，占51.75%的比重；说明学校积极采用了教育网站等新型传媒形式平台，并希望以此来在学生中传播思想政治理论与思想政治文化资源，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山东“唱、读、讲、传”活动，在其满意程度调查里，有2748人对活动表示满意，占总人数的93%；在“是否曾经上网浏览过有关政治教育的网站”这一问题上，1960人浏览过几次，占51.6%；对于“学校是否经常宣传思想政治文化”、“院校是否经常会安排一些思想政治文化活动”，有2580人和2380人选择了只是组织安排过几次，占85%和74.2%的比重；然而，对于“学校大力宣传时代精神等驻地资源的方式是不是有必要”这个问题，有2180人持有必须要大力宣传的观点，占总人数的63.4%，只有6%的人的观点是无所谓；在“时代精神是否会吸引到你和使你感到震撼”的问题上，1965人认为吸引到了他们，占52%的比重，有1756人认为并没有什么感觉，占40.6%的比重，仅有179人认为没有被吸引到，占9.6%的比重；在“你是否愿意游览甲午海战纪念馆、烈士墓、戚继光故居等遗迹”这一问题中，有2520人表示愿意游览，占87.7%的比重，仅有164人表示不会参加这些活动，占3.4%的比重；这表明绝大多数的高等院校的学生对时代精神的宣传还是表示支持的。

经过对“家庭和社会在思想政治理论与思想政治文化方面的认知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家庭会关注一些思想政治内容，在“你的亲朋好友都愿意观看哪些影视作品”这一题目上，有2150人表示偏爱战争题材、历史题材的作品，占总人数的71.8%；这表明虽然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进步，家庭还是更加偏爱传统、历史的文化作品，这对一个家庭思想政治文化的感染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家庭对提高文化的覆盖广度与深度的贡献不够，在“你是否会经常与你的亲朋好友谈论驻地资源等思想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这一问题上，2200人选择了不会，占64.5%。经调查，社会对扩大思想政治文化的覆w广度与深度的贡献不够，另外在宣传方式上不能做到多样化，没能够让驻地文化真正融入到社会当中，47.9%的同学感觉现在正在进行的用手机互传名言的活动的作用不大，36.1%的同学认为这只是个形式，只有14.1%的同学认为这个活动十分有效。电视等传播媒体对思想政治文化资源传播贡献不大，在“你认为传播媒体是不是经常对驻地资源进行宣传”这一问题上，有1870人选择了很少宣传，占46.8%。传播媒体是人们与社会之间相互沟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媒体的宣传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媒体的宣传力度不够就会影响人们对驻地资源与思想政治文化的知晓程度。方世南等人在《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创新研究》一书中，重点讲述了高等院校思政理论课的重要性与发展现状，而且提出了对其进行改革创新的思路。

二、新型传媒形式下思想政治文化在高等院校传播的基本特征

新型传媒形式是一种集合了信息网、无线通信、卫星等多种信息平台，以现代通信技术通过多种传播方式传播的媒体形态。据调查截至2015年6月底，中国已有6.85亿的网民。在校大学生人手一部手机，他们随时随地都在上网，各种新型传媒手段推动了思想政治文化的教育与传播，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高等院校教育传播的内容体现出了复杂多样的特点

在新型传媒形式下，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内容更具复杂多样化的特点。尤其是各种传统优秀作品的翻拍，对传统作品重现的曲解，并对经典人物形象的描述上趋于泛人性化。近年来，以宣扬我国红色文化和民族记忆为主题的电视作品大量翻拍起来。而各种新型传媒形式凭借其广泛性、交互性等特点，在众多宣传媒体中崭露头角，掀起了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影视作品的观影潮流。但在其中的一些电视剧中，充斥着十分明显的泛人性化趋势，赋予了经典人物一些不良习气；对于反派人物的描述不仅表现了其卑劣行径，同时又刻画了他们好的一面。例如剧集《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展现给观众的形象是自由散漫，毫无纪律意识，吊儿郎当，杨子荣剿灭匪徒的事迹被讲述成为爱情而战斗；对老奸巨猾、凶残至极的土匪座山雕，却让人觉得他慈祥、有怜悯之心。再有《烈火》中，主角竟然有了神物，并且还成为了江湖上和警察局中通吃的神人，成为了痞子英雄和大侠结合。这些影视表现出的另类英雄和反派人物不仅影响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敬仰，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与此同时，新型传媒形式传播一些恶搞历史经典的行为也十分普遍的存在。相对于把影视作品翻拍解读的有所偏颇，这些恶意搞怪历史经典的行为就是颠覆历史人物英雄事迹。用搜索引擎搜“红军”时，排在前几位的竟然是“红军版《beat it》”、“红军版《nobody》”、“红军版《忐忑》”等对红军历史恶意搞怪的视频链接，甚至曾经有“红军版陈冠希《还记得我吗》”。一些恶搞视频的制作者将音乐片《长征组歌》中的片子片段按流行歌曲的节奏进行重新剪辑、配乐，看上去就像是红军在唱摇滚或动漫歌曲一样。更有甚者，一些网络和手机上传播的伟人轶事，都是故意编造的荤段子、冷笑话，曲解历史事实甚至无中生有。这些不良现象导致人们历史传统精神的丢失。

（二）高等院校教育传播体现出了开放互动的特点

新型传媒形式时代的日渐走近，信息传播的形式种类繁多，互动性更强。新型传媒以灵活多样的形式，通过个人传播等手段快速广泛的使受众接收到重大社会事件的信息，迅速吸引公众的关注，使公众参与进社会重大信息的传播中。例如表现红色精神的消息、传统优秀作品翻拍等，在校大学生更容易认同和接受这些方式各异的、开放和互动的教育传播方式。近期宁波大红鹰学院的思想教育活动已应用到了所有的新型传媒传播平台，并且陆续推出了“QQ每天名言”、“电子卡片传名言”和“特色文化微博传箴言”等活动，并在校园户外宣传处写上了特色名言。通过新型传媒形式和传统媒体相互融合互补，大众极大的参与到了信息传播中。

（三）高等院校教育传播的受众体现了广泛普及的特点

对于政治思想和特色文化的传播，魍趁教搴臀囊招问皆谖引受众的能力上出于劣势，尽管思想政治理论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喜爱思想政治的群体会自愿参与其中，但是让没有兴趣人们参与到此中来确实很难实现的。当西方大片和洋餐薯片，以及同样带有浓厚西方印记的“韩日风”刮来，部分学生常常陷入崇洋的漩涡里难以自拔，将西方世界的“游戏规则”奉为圭臬，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妙；少数学生更在居心叵测的错误思潮蛊惑下，从内心里排斥政治说教，厌恶思想政治理论课，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虚伪的、教条的、空洞的，是禁锢自由思想的，从而极大的挑战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现在全国各大院校，都非常注重思想政治教育，都搭建了一些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与每个人的手机对接，随时随地的提供教育服务，从而通过大跨度、非连续的时间与空间来提升受众对教育的关注度，以提高教育传播效果。

三、新型传媒形式下思想政治文化在高等学院的传播途径

（一）加强影视精品创作与文化基地建设，丰富思想文化在高等院校中的传播内容

要促进思想政治文化的教育传播，最根本的就是丰富内涵。在这方面，电视剧《纯真年华》、《亮剑》就以创新的方式完成了传统优秀作品的华丽转身，细致入微的、全面的描述了历史英雄人物的伟大形象，是传统优秀革命作品和现代新型传媒形式特征的成功结合成果。

文化的传播必须要依靠一定的文化载体。要根据各种地域独特的文化特点，开设思想文化教育基地，使思想文化教育固化。例如在山东的胶东烈士陵园、中日甲午战争纪念馆、杨子荣纪念馆等地以新型传媒形式建立起特色文化教育基地，提高其文化的影响力和扩大其文化影响的覆盖面。因为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强大的精神支柱、持续发展的不竭的精神动力。只有坚定民族精神和强化爱国情感，才能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从高等院校角度看，就应全方位的构建覆盖广泛、相互交叉、立体生动的新型传媒形式教育体系，为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注重虚拟环境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创新高等院校思想文化的传播形式

在新型传媒形式中存在着一对固有的矛盾――虚拟与现实。只有加强虚拟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才能使对立的两者相互促进，最大化发挥新型传媒形式应有的效果。比如，近期在全国各大电影院上演的《魔兽》电影，是根据暴雪娱乐公司，推出的传统优秀作品《魔兽争霸》改编的。90%的大学生都欣赏了这部电影，因为他们是暴雪娱乐公司的玩家。以《暗黑破坏神3》为例，他们愿意在其系列游戏中花费金钱，甘愿沉迷其中。这证明，正确处理虚拟与现实的相互关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在传播频率上，既要保持其持续性，还应该注意不能过于频繁的宣传，防止使得受众产生疲劳，进而产生逆反抵制的情绪，影响文化教育效果。

（三）遵循系统规划和循序渐进原则，实现思想文化在高等院校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带动文化发展也欣欣向荣，然而，在这一片大好的形式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盛行。出现了大量的类似于妄议文化经典、传播花边新闻等的不良现象，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真善美品德是完全相违背的，模糊了大众的思想精神境界和拉低了道德追求，腐蚀着全体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念，使得社会公德被忽视，人们底线被突破。更进一步说，对这种“三俗”之风的听之任之严重阻碍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因此，应严把生活中的文化质量关，坚决抵制“三俗”之风，确保在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文化的健康良好发展。

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在大学生心中，思想政治文化并不具有很大的地位，在新型传媒形式文化的竞争中，思想政治文化应当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做到每一步都要有成果；并且要注重对在校大学生教育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因此，对特色文化教育必须要整体性的改革创新，由各个方面开始，到终极教育目标，以完整地体系显现给人民大众。不断改革特色文化在院校传播的方式和手段，提高思想政治文化的活力和吸引力。新型传媒形式下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论教育传播，必须坚持把握主基调、倡导多样性。把握主基调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引导具有正能量的大众舆论；倡导多样性，就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式与方法，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教育局面，更加接地气。要坚持管建并举、以建为主，大力推进特色文化主题教育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所有力量，完善教育体系，建立高覆盖、多互动的教育模式，努力实现特色文化在全国高等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3.

[2] 方世南等.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创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224-02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内容,对近年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进行及时整理,避免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简单叠加,克服该问题研究过程及内容的感性化倾向,是相当有必要的。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探讨。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粗略统计,从1989年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中直接指涉文化问题研究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博士论文4部,有10多部专著进行了专节研究,这凸显出这一研究问题的现实价值[1]。但是,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我们更需要热问题冷思考,一方面,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内涵和逻辑结构,另一方面,要对其研究的重点和盲点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这一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总体审视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有的学者从文化底蕴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得发展的文化动力[2]。有的学者从文化环境的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就是指围绕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和人的思想的文化要素的总和。进而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结构、特征、功能和运行等[3]。有的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入整个文化系统进行思考，努力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背景观察思想政治教育[4]。有的学者是从文化整合功能视野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发挥文化整合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也是促使社会文化体系关系和谐、增强和提升社会自身有序性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并进而讨论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功能的路径选择[5]。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体系是一个由众多衍生功能组成的复杂结构,精神文化功能是核心功能,物质文化是作用对象、外显、载体和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精神文化,发挥文化建设功能的外显和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物质平台[6]。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引领功能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及其活动对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文化的建构、塑造和导引的作用、影响、能力及其结果[7]。有的学者甚至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品类所具有及发挥的作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本质与整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之力;它是教育者借助人性通悟而启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追问与反思所形成的精神生产之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文化场力对人们的影响而激发出来的意志创造之力[8]。还有的学者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9]、高校网络文化视野[10]等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看做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内容有所交叉的系统，进而讨论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定场景中去看文化，或从大文化的特定场景中去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理论内容。这就忽视和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身的内涵和逻辑结构。而本文则试图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身的逻辑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领域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领域旨在回答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范围是什么。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概念为核心构成的一组概念体系,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和专属性。要想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首先必须先了解文化的内涵。我国学者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将文化视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我国学界的“文化”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广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的文化观是将文化定义为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意识形态。在这里，我只认为最可取的是广义的文化观。广义的文化相对于“自然”而言，“文化”即“人化”，是人活动的成果及其活动的模式。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时，许多学者往往从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进入这一领域,并研究其功能、特征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如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网络文化、文化安全的关系等。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宏观和表层的研究,将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研究形式化和感性化,因此,需要从微观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进行理论建构。

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指：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运作的过程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1）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内容的有形客观存在，其表现为看得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则、原则以及技术层次等。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中最表象的、为人感知的层次。这个层次即通常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第一个层次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精神或价值以及这种精神内涵得以表达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及过程。（2）思想政治意识或者观念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这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萌芽及其观念化。它承担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将社会总体文化精神转换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一个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又表现客观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使客观文化发挥社会功能，即它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体系中输入和输出的双重功能。（3）运转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叫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手、脚、牙齿及其活动方式，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实施、运转方式。这个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中生存的方式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调整的方式。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

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推动本学科领域理论体系的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差异性和流变性。不同个体和社会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异中有同。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流变性也不是毫无连续性的变动着的，而是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表现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与其他文化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道德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也是不可分割的，道德观极大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三大功能：认识功能、创造功能和践行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功能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认识、了解、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人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表象的过程，而是能动地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为前提的，人们只能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结构中才能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创制、完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规范体系等的功能。创造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社会需要转化成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需要，并设计、选择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调整方式，而后在社会实践中创制新的规范或者改变旧有的规范，从而达到更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目的；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学者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提出新的调整方法和方案，或者是吸收外域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精华并内化到现有的理论中去，从而达到本学科理论体系的再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践行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指导人们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推动其实现的功能。当人们选择某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行为的具体行为方式时，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及其评价便会参与决策的过程；当人们选择某项目标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便会做出相应的评价，从而决定取舍。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代视角之一,是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统一。学界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希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能够更好地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更好地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而这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容及其逻辑结构的微观把握，它需要在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凸显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独特性。

参考文献：

[1] 周琪.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再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8).

[2] 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9.

[3] 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7.

[4] 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J].理论学刊,2007,(11).

[6] 王革慧.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J].理论导刊,2007,(5).

[7] 刘先进,李经纶.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引领功能[J].求实,2007,(5).

[8] 李焕明.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7

关键词：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模式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中，将文化学的价值取向适时引入，不但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又能够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讲，这既是文化学学科群在我国多学科领域都得到迅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前途担当和命运关注的必然。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加入到文化学的视角进行审视和剖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深和加宽对思想政治现象的理论诠释，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能够更加充分地把握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更好的发挥它的功能和特性。时至今日，虽然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长期的开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与现实社会接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困惑和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在教育的同时面对现实，注重从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视角解释具有文化特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这样才能够重建自身的方法论，在理论建设上实现突破，通过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的和功能，能够丰富和激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再认识和再思考，使教育过程中能够迸发新的活力，增强学科的自我意识。

一、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的依存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下，有意识的德性培养与规范化的教育活动始终含藏在各种文化当中，道德教化与文化现象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比如，先秦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以及法家学说等，都以文化传承的形态存在，并得到统治阶级的极力扶持和推崇，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文化”便成为统治阶级对人民实施教化、使其服从于统治、维持社会秩序的隐性工具。到中国近代史的早期，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宗教和科技改革与革命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无论站在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高度，社会进程中的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以其自觉或自为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规范着人和社会的道德行为，影响着社会秩序。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文化之中，对文化的依存是长期的。

（二）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

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对文化有依存外，两者之间共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1）共时性。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的形成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才能让其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文化的传承本身就包含时代的要求，文化的发展深受所处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在借鉴和交流的过程中，体现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完美统一；（2）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核是思想与行为，强调“内化”与“外化”的高度统一，这就说明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都是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无法完全脱离现实而存在；（3）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是对相关学科的知识、其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成果进行吸收和借鉴的过程，而文化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是“传统与交流”，倡导多种文化的兼容并蓄一直是文化的底气所在。

（三）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异质化

自古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运行既有交叉和重叠，又有自成体系的运行规范；（1）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与文化的滞后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内容和形式的变更迅速，相比之下，文化的变更和变革就显得非常缓慢，尤其是在信息传播技术落后的时代；（2）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性与文化的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往往包含文化的精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代表了人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则在这样的过程中因外界环境的干扰，表现出了极其复杂的特性。（3）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与文化的相对自发性。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在价值定位、教育内容设计、教育方式方法选择，还是在教育环境的营造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主导性和人为目的性，而文化的发展却可以以个体或群体的自发为发端，并以此形成同样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架构。

二、文化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的表征

（一）文化的选择功能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文化的体内就深化了不同意识形态相互对峙的内涵。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活动完全是为了满足其经济利益的需要，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除了使人们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意外，还包括促使教育对象正确地认识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最大限度的避免我们的政治体系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二）文化的传承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政治文化、道德文化等广义文化理念的传承过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问题：（1）由于文化的传播过程往往表现为新旧文化的交替或交叉，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争斗一般也表现为多种政权或势力之间的争夺，因此，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必须要扶植和鼓励先进的文化，批判和剥离落后和腐朽的文化；（2）在经济全球化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要注重国际文化交流过程和交流效果的研究，还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和兼容外来文化的精要，从而更好的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还要积极面对在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在对此进行概括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使其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文化的创造功能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文化融合化的今天，我们始终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思想政治建设，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战线抵御外来的强大冲击。具体思路为：（1）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紧跟世界文化的发展前沿，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思想指引下长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2）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从维护执政安全的战略高度，切实提高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3）以创新的思想为主导，全面突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建构特征，全面系统地阐述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过程中，所提出来的各种纲领、政策和主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价值观念整合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能够准确充分反映当今社会变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依据。 三、不同文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

（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我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和行动方式之中，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明显民族特色的修身养性、教化训导的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以德为先”的思想，这种重视德性践行、修养有方的教育模式对我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中华民族始终倡导以“德育”、“教化”为主导的文化教育方式，这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2）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程序，如传统文化中提及的立志、存养、克己、自省、慎独、改过等一系列的修养方法，都已经成为如今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依据；（3）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道德修养的实践，主张“修践合一”，这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不谋而合。在传统的道德修养框架中，个人素质的提升和忧患意识的流露并不能说明道德修养深厚，非身体力行道德规范不能算做真正的修养。

（二）网络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虚拟世界的出现成了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网络文化主体的匿名性，都强烈冲击着现实生活中的原始等级。许多网络主体参与网络文化活动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虚拟世界中的平等和自由，将潜意识中的自我价值加以实现。由此可见，网络不仅为参与其中的个体提供了一个传播媒介和沟通平台，还将自己构建成了一个实现网络主体自身价值的特殊领域。因此，网络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尊重和关爱教育对象，注重人文精神和道义精神的体现。同时，为了能够在更加开放、自由、多元和多变的网络文化中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就需要不断创新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使之与网络文化交相辉映。

（三）大众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大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密切，两者在冲突与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大众文化的建设必须始终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为行动导向，倡导和提高自身的品位和修养。作为主要传承、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和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应该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特点，在提升大众文化思想内涵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与大众文化结合，向人民大众传播社会主流文化，弘扬社会主义的高尚精神。

（四）和谐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要时刻把握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题，全面推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学艺术事业等各项工作的建设；要积极宣传健康向上的社会主流文化，全面展示和提升国家的良好形象，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建立起思想道德的实践基础，进行长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强化和引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使受教育者能够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责任，使全社会的人文关怀和道义关怀落到实处。

四、结束语

如果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就难以理解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迁，难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理论动向。这就需要我们要有跨越并综合各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的能力，从文化学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同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选择途径和教育效果的优劣。

参考文献

[1]李云霞，于连平.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01):1-2.

[2]沈俊花.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01):273.

[3]王永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06):40-41.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8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9

意识形态应由管理走向治理

任何制度与体制的变革都取决于观念的变革。从观念上来说，意识形态管理主体首先应当完成从行政管理控制到依法监督治理亦即从“管理”到“治理”思路的转变。

“管理”(administration)和“治理”(governance)虽只是一字之差，其意义却有霄壤之别：管理的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是统辖、监控、管制、操盘、特权，治理的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是协商、参与、协作、合作、民主；管理的支撑是政府权力，治理的支撑则是法律规则；管理的主体重心是管理者的绝对权威，治理的主体重心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的权益；管理目标的实现靠的是权力下的监控，治理目标的实现靠的是民主体制下的运行机制；管理的行政基础是管理者的权威，治理的行政基础是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的社会契约；管理注重的是权力的权威性，治理注重的是程序的正当性；管理隐含的是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的执行、服从关系，治理隐含的是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协商、互动关系。

管理模式的特点是集权化、层级化、命令化、主观化、意志化、官僚化。这种模式下的各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行政指令时只考虑上级部门甚至个别官员的意志而罔顾民众的诉求和相关事实，因而导致理政过程中的权力本位乃至权力寻租现象。在权力本位的情况下，无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提得多么响，管理者在事实上都不会从民众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说话行事，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行政傲慢、独断决策、暗箱操作以及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乱作为等官场怪象正是由此而生，某些官员所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②的荒唐说法即为例证。权力本位的主体思维是唯上是从，报喜不报忧，结果必然是回避事实、掩盖矛盾，当矛盾越积越大，捂不了也盖不住的时候，事情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分权化、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协商化、人性化。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主体以制度本位、社会本位、民众本位为工作准则，以增进公共利益、服务民众诉求为工作目标，使公权力在程序和规则的支配下阳光运作，在施政过程中处处考虑民众的呼声和建议，以及他们的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公正诉求、参与诉求，在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民众的感受，规避暴力执法。在遇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执行者就会站在主体间性的角度，以信息沟通取代行政指示，以协商合作代替强制服从，在不同社会主体间寻找利益平衡点，化解误会，消除怨恨，从而防止事件升级或变质。

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是政府机构行使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和方法的改变，它是在公开、公平、公正、高效的社会基础上，以民主化、透明化、法理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的方式进行决策、协调、处理的新型执政体系和执政方式。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现代治理模式更能促进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开展，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也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

意识形态管理为什么要转向意识形态治理？或者说，意识形态管理转向治理的依据何在？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哲学依据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条件下，信息可以瞬时、瞬间联结，其传播空间可以在若干秒内以几何级数高倍增长。这种瞬时化的信息传播模式使得意识形态的传播来源与传播途径越来越不确定。碎片化、个体化、流动化、多样化的信息让以遵守指令、等候传达为特征的层级管理主体应对迟钝、处理滞后，以致一些具有严重政治影响的事件通过各类新兴媒体迅速传播，并在短时间内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相关部门或机构再想处理为时已晚。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政治依据在于：人民群众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管制对象，而是国家和政府的服务对象；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就应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顺应人民群众自由民主平等的诉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生与民权的改善。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角度考量，意识形态治理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要在社会层面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社会原因在于：思想管制无法有效解决当下社会的思想危机和认同危机，无法回应人们的思想和认识需求，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民智已开的情况下，思想禁言即使不说是坏的施政方式，也至少可以说是较差的施政方式。从历史上看，周厉王弭谤而政权亡，秦始皇坑儒而王朝灭。从现实看，堵塞不同立场的认识和言论，只能引起人们的误解和非议，给持不同政见者留下攻击执政党的把柄。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体制原因在于：若无体制和机制更新，意识形态就无法顺畅治理。在层级化的集权组织模式下，部门主体把贯彻执行上级组织的命令、指示作为工作目标，在上级部门没有明确授权之下，不敢处理意外情况和突发事件，导致工作上的被动局面。若要改变此类情形，就须在“以法理政”的制度架构下，设计与新的世情、国情、社情相适应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机制体系、责任体系，通过权力下移、外包等方式，由全能管控模式转向主体治理模式，从集权、操纵、控制转向分权、共议、协商，从层级化管理转向扁平化治理，从政党、政府双轨主体管制转向社会与市场多元主体共商共治。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思维要求在于，意识形态管理者应当化“对立”“对抗”思维为“差别”“差异”思维。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在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真正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势力和个人均属少数，对不同声音的认识和意见应采用“和而不同”的态度进行相应的行政治理。为此，意识形态管理者必须转变管理思维，放弃以往依靠权力甚至暴力监控、压制不同认识或政见的做法，创新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建立意识形态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

从工作平台来看，意识形态管理者应当从政治管理走向技术管理。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仅仅靠组织和行政力量推行和维系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远远不够，因为传统媒体如纸质的书籍、报纸、期刊等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严重缩水，越来越趋于边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发展迅猛，各类新兴媒体抢滩占位，大大改变了意见空间和舆论场域，成为思想、认识、文化、知识等各类信息的主流传播渠道和影响社会舆情的第一信息源，网络评价则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场域和强力思想集散地。如不能从技术上管理和掌控新兴媒体，意识形态的监管必然落空。

在治理模式下，党政相关职能部门只是意识形态治理的核心主体，而不再是唯一的监管主体，它们将通过权力下放和权力分担实现意识形态监督社会化，并使相关党政部门监理职能转型，从而使意识形态的监督治理在模式上多元化，结构上功能化，过程上互动化，关系上协调化。如此，不仅能有效整合社会行政资源，还能使党政思想监理部门及时转变社会职能，适时调整和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民主，最大程度地消除民众对政府的认识误解与思想对立，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意识形态如何治理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党对意识形态缺乏科学的管理经验，没有机制性、规范性的措施，而是采取运动式的管理风格，导致反右扩大化，致使很多文人学者蒙受政治冤屈，给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伤害。今日的意识形态治理必须吸取这一教训，要防止简单化、扩大化与左倾极端等不良作法。

在治理理念上，要看到意识形态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意识形态传播十分复杂，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环境下，思想传播方式越来越趋于多样化，新闻报道、文化产业、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等皆可传达意识形态诉求，信息、娱乐、艺术、审美、认知、学术等因素与意识形态传导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人们很难对之进行功能切割，把意识形态因素从中剥离出来。如果不能展开辩证分析，把信息、新闻、艺术、学术等方面的问题与政治问题一勺烩，对之硬性封杀禁堵，就会在实践上取消信息、新闻、艺术、学术等的存在，从而也取消了社会主义文化。

在制度层面上，意识形态治理需要管理者创新思维，改进组织和领导方式，在治理的体制、机制、模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思维创新。主体管理部门和机构可以根据需要放权、分权，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意识形态治理，从而优化意识形态治理关系和主体结构，以达平等协商、互补互助、多元共治的社会效果。意识形态治理部门也可通过向社会主体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实现外包化、市场化治理。在权力来源多样化、治理机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扁平化、权力使用制度化、程序运用规范化的背景下，治理主体只需在政策上加以指导、方向上加以引导、组织上加以协调、市场上加以监督，就能建构一个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治理体系。

治理意识形态首须考虑相应的体制保障。意识形态治理事关文艺、政治、宣传、法律、工信、工商、市场等多个领域和行业，要使意识形态治理稳步向前发展，就必须深化文化宣传综合治理功能，创新意识形态综合治理体制，促进文化宣传部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其职能和日常管理行为、管理程序均纳入制度化、法治化渠道，做到信息化、公开化。为此，就要制定意识形态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法律体系，避免过多行政干预与政治定性，用法律和市场营造意识形态表达空间，建立一个党委监督、政府治理、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信息流通机制与文化市场体系。通过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加强监督的方法，完全可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相关问题。

要治理好意识形态还须根据新的社会需要，建立健全其治理运行机制。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系统内部的运行机制自洽、协调时，系统自身才能有效协调、激励、约束体制内的各个运行环节。意识形态要想得到良好发展，就必须建立一整套的治理机制：既要有治理的决策、动力机制，又要有治理的反馈、监管、托管、协同等机制；没有前者，治理无法得到可持续生长，没有后者，治理没法和谐、稳定地运行。

意识形态的治理机制应包括：决策与组织机制、投入与激励机制、反馈与协调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企业托管机制以及相关的规章、惯例、习俗。当然，意识形态治理机制必须有诸多无形的精神资源作支撑，这些无形的资源包括：廉洁公正、言而有信的政府形象，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全体公民的综合素质，个体交往间的诚信度和信任度等。

要建立健全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反馈、通报机制。意识形态治理部门要把最新科技成果运用到意识形态治理中，利用电子平台进行政务处理，以高科技手段建立社会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保持信息、舆情畅通。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治理主体才能够及时了解社会思想状况，及时掌握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分析社会思想的重大动向、矛盾和冲突，及时处理苗头性问题；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治理主体才能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治理才能走上科技化、法制化的轨道；只有这样，谣言才会失去传播的空间和机会。

要建立和完善意识形态、传播的约束监管机制，对于文宣部门无法直接监管的虚拟平台与网络空间，建立企业托管机制，使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相统一，以达到多元治理机制合作互补之效。文学网站、文学论坛、微博、微信、手机等传播空间的直接监管者是企业单位，对此，文化宣传部门应与企业部门签订协议，让企业代为监管其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企业作为意识形态监管主体，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限制性进入与信息，把引发思想混乱、消解伦理道德、制造社会恐慌的言论排除在舆论场之外。③受托的企业应对意识形态传播平台的管理员加强政治教育与管理，因为他们的政治觉悟、诚信程度、审美素质、鉴赏水平、法律水平以及行业自律程度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的监督结果。

仅仅依靠传播平台的个别管理人员是不行的，意识形态治理部门必须帮助企业建立行业规则，以及行业的诚信、自律品质，倡导行业自律和个人自律。在企业的行业诚信与自律充分建立起来以后，通过行业协会进行舆论监督，同时通过加大违规违法的惩治力度，提高违规违法的成本，完全可以使不合法律法规的意识形态对象得到遏制和控制，从而使文宣部门从行政管理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意识形态治理还必须建立灵活的协同机制。意识形态生态状况十分复杂，要治理好意识形态，构建一种既不伤害、影响信息与文化发展，又能有效防止敌对意识形态传播的治理模式，需要高度的思想及政治智慧，这种智慧的生成需要思想、理论、学术、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电视等多个方面协同配合，因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精神系统问题。

只要治理部门转变思想观念，构建起新的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探索出新的意识形态治理方法、措施、手段，就能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只要治理主体改进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避免个人意志和长官意志，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坚持法治、透明、公开、公正，允许人民参与、社会监督，在依法执行过程中与群众互动回应、民主协商，意识形态治理就会科学、合理、民主、高效；只要政府对教育、宣传、政法、行政等权力关口加强制度层面的监督制约，在舆论层面有力监管，在精神层面积极塑造引导，在审美层面提供优秀作品和学术成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就会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意识形态治理如同放风筝，只要有法治这根线，就不怕舆论满天飞。

意识形态的主体治理

意识形态治理首先是对相关主体的治理，因为信息传播的平台、载体终究是由人来控制的。意识形态主体既包括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传播者，也包括意识形态的监管者、领导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正是取决于这类主体。意识形态主体有两类：集体主体(组织、机关、部门、事业、企业、公司等)与个体主体(领导者、责任者、法人代表、网管人员、网评人员、作家、学者、教师、学生等)，这两类主体是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体，他们最有条件运用现代化的媒体或传播意识形态信息。通过对治理主体自身的治理，优化治理主体的组织及运行结构，改进治理主体的工作流程与工作方式，意识形态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才会得以提高。

就集体主体而言，要强化意识形态治理部门的责任，明确这些部门的负责同志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使其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密切关注思想、精神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动向，对意识形态变化保持高度灵敏的政治敏锐性和思想鉴别力，对于社会思想领域里的错误意识形态宣传要及时展开针锋相对的辨析批评。

在意识形态集体主体中，高等学校意识形态的教育治理最应引起关注，因为高等学校是高端思想与知识的集散地，也是知识精英的聚集之所，意识形态最为集中的教育区域就是高等院校里的文学、新闻、艺术、外语、历史、哲学等人文院系室所。高等学校里的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可谓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主体，他们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重大事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们对政治事件或事实所做的价值判断及政治反应会对社会公共舆论产生重大导向性影响，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负判断往往会使普通大学生以及与之相关的交往群体对社会主义思想和价值体系产生怀疑和动摇。

对文艺与人文知识圈的治理也很重要。文艺与人文知识圈是由个性独持的艺术与知识个体组成的精英群体，对这类主体所持的艺术与学术意见不能采用压制的办法，而应当借鉴吸收新的文艺和文化理念，以之为基础对其加以思想和精神引导，而不是以陈旧的意识形态理念强制或硬性管束，那样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要遵从艺术与学术的规律，对文艺创作或研究成果在思想认识上有分歧的对象要作学术上的仔细甄别，不要轻易上纲上线，更不要轻易采取行政措施或惩罚手段。要记住邓小平同志的告诫：“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④更不能对文艺作品的创作主体搞政治围攻。

对高校及人文社科圈进行意识形态治理的积极举措就是加强文化研究和批评引导，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批评队伍。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广大党务工作者：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文化研究和批评专业团队以其特殊的职业身份和专业影响力在知识分子队伍甚至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传播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必须培养和打造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意识形态职业治理人员，以推进意识形态治理的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法治化，而不再是传统的行政化、权力化、强制化。

意识形态传播最快、造成影响也最广泛的社会空间就是虚拟的网络空间，电信企业、网络公司等市场主体无形中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另类权力中心。意识形态控制权在信息化环境中取决于互联网世界的制网权，不同的利益主体或政治势力也正是抓住这一特点，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组织网评水军，干涉、搅扰或左右社会舆情，致使网络舆论常常真假莫辨。因此，意识形态治理部门应当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根据治理需要向移动、电信、联通等企业放权，与之合作，把它们培育成为市场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治理的集体主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文宣部门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⑤正是看准了电信企业、网络公司等市场主体在思想传播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

意识形态的具体治理还要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人员身上，意识形态治理执行者的理论水平、理解水平、认识水平、专业水平、政治觉悟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效果。意识形态治理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是精通意识形态理论及问题的专家，而不是普通的行政官员；同理，意识形态治理的执行者也不能只是能够跑腿办差的公务员：这类人员应当具备较强的理论认识能力、逻辑辨析能力、口头宣讲能力和评论写作能力，否则不足以担当意识形态治理的重任。意识形态治理的从业人员还应当理论联系实际，用群众熟悉、认可的事实以及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现阶段的意识形态教育队伍中，高谈阔论者多，其理论宣传听起来空洞乏味，让人听而生厌、生畏，根本达不到教育的目的。

意识形态个体主体治理的另一重要对象是企业的管理主体。各类关乎意识形态传播的企业、公司管理人员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因为网络空间的对象、内容及秩序完全取决于相关网络公司或网站的管理员，任何网络对象或网络信息的首先要经过某个具体的网络管理人员的审核，意识形态治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网站管理员对舆论的选择性控制。一般公司和企业在雇佣这类管理人员时，较多考虑的是应聘人员的市场业务开拓能力，而对其政治素质不加要求，在治理意识形态主体时对此不能不加考虑。电信、移动、网通等国有信息产业的信息管理人员应当是既具有过硬的计算机、信息方面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同时又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较高的政治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新兴媒体中的自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其意识形态传播效应亦不可小觑。这类传播工具交互性强(既可一对一也可一对多)，传播速度迅速(瞬间便可传至全球)，传播类型灵活多样(浏览、群发、转发、评论、跟帖、点赞)，传播社会效应巨大(引导、煽情、蛊惑、鼓动)。然而，它们又不像普通社交网站、视频网站、聊天室、BBS、论坛、贴吧那样公开，且其传播过程隐秘、即时，监管起来十分困难。自媒体因其专业性、圈子性，普通技术管理人员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素养，根本无法鉴定传播内容的政治色彩。因此，意识形态治理人员必须熟悉新兴媒体，熟练掌握和运用类型众多的自媒体诸如微信、微博、博客、播客、个人空间以及一些即时通讯工具如QQ、MSN、飞信、易信等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传播工具，以便对相关意识形态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对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传播个体的治理可以和网络公司或企业协商，探索企业托管的可行途径。当然，委托企业进行意识形态治理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电信企业、网络公司，尤其是那些拥有广泛读者的门户网站是否愿意承担意识形态治理的使命？门户网站与各类文学网站、论坛能否有效监管涉及意识形态敏感问题的话题或意识形态立场有问题的作品或论文？这类问题具体操作起来难度不小，因为解决这类问题不仅需要相关话语的语义政治学分析，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支撑，后一因素涉及众多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制定。上述问题解决以后，网商才能从技术上制定和实施虚拟空间意识形态治理计划。

意识形态治理的分寸

有了意识形态治理的体制与机制建构之后，在具体的意识形态治理中，分寸应该如何拿捏，以达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高效化等现代功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意识形态治理者要努力消除冷战后的精神负资产：二元对立、非友即敌的对抗性思维定势。冷战思维让自身在世界上陷入孤立，这不符合我党优良的统战传统。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对不同意识形态对象要把握性质，区别对待：对于故意造谣和抹黑中共领导的敌对观念和思想认识，一经查证落实，坚决打击，封杀取缔；对于不存恶意的认识歧见，以及因各级政府对相关事情处置不当而产生的不满性质的牢骚、怨言、异议，要充分包容、宽容和兼容，同时予以思想解释、心理引导；对于民众批评政府的各类意见，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加以处理，并以之作为了解民意、消除误解和歧见的良机。

执政者需要通过善治、善政改变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而不是通过禁言让其禁声。在网络空间中，对认识异见或负面声音采取禁言、删帖等办法根本起不到治理作用。从技术层面说，网络上的各种认识瞬间就可以出现无数条，网管、网监或网警要从瞬时出现的海量评论中筛选出负面的意见或评论并用手工方式一一删除或屏蔽根本不可能，他们通常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在评论功能中设置敏感词自动过滤与自动屏蔽，而网民们在评论相关事件时运用符号代替方法就可轻易逃避敏感词的过滤与屏蔽。从社会效果来说，敏感词语或话题的过滤与屏蔽并不能封闭认识异见与反对声音，而关闭或禁止评论又有堵塞民众言路之嫌，更会引起人们对执政者巨大的思想恶感和认识反弹。这种群体性的思想恶感和认识反弹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势必会在压抑中蕴蓄成长为巨大的思想破坏力量，一旦受到某个社会事件的诱发，便会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可怕杀手。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治理者不但要维护民众正常的意识形态表达权，还要容忍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苛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党，中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国家与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⑥，确保广大民众的自由与权利不受威胁与剥夺，这也是中共执政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政治前提。不惟如此，思想民主和言论自由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基本前提：思想和言论管控得越紧，社会思想也就越少创造力。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⑦只有明乎此点，我们才能找到“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事实上，认识上的异见、歧见甚至反对的声音并不可怕，因为理越辨越明。即使是错误的思想认识和言论，只要它不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公开反对宪法，就不能对其简单处理，不能“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⑧。要学会并善于引导民众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理性表达，而不是发泄和攻击。我们既然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就要经得住批评。对认识相异或相左一方的批评必须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而不能强行压制。

在意识形态治理中，治理者应当让民众明白：意识形态治理的目的不是不让民众说话，恰恰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现存问题。当然，意识形态的治理者自己应当首先明白：思想问题靠说服而不是压服，解决思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运用逻辑思维，通过民主、平等的讨论去说服教育。执政者引导民众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好办法是政务信息迅速、及时、公开、透明，社会事件的真相要让人民群众知晓，而不是藏着掖着、知情不报、欺上瞒下——信息不畅、不通、不透明、不公开是谣言滋生和横行的温床。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会让谣言不攻自破。政府的公信力与政务的透明度成正比，只有政务公开，才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号召力。网络舆论中“仇官”言语滋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个别地方部门政务信息不及时、不透明，或在客观上确实有庇护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以致民众再也不相信组织和政府。

治理者要讲究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方法，处置或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要看对象与场合，邓小平同志告诫领导干部说：“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⑨只要意识形态治理者不存偏见，诚心沟通，就能和不同社会主体实现对话、回应、交流、互动，从而在意识形态治理方面实现“善治”，即在责任化、合法化、透明化、法治化、有效化、规范化的情况下开明理政。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10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探究能力；实用能力

高中政治课程多以理论性论述为主，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局限于课程内容而较少关注教学形式的研究和创新。因此，学生在学习政治课程时容易出现不重视、不理解、不掌握政治知识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对高中政治教学的长久发展具有消极影响。为了提升高中政治课堂的有效性，真正实现培养学生政治综合能力、提高学生全面发展水平的目的，必须对传统的政治课堂进行探究性以及实用性改进，以提高政治教学的有用性。

1.以社会为导向，基于学生，提高教材结构和内容议论性、实用性

要提高学生在高中政治学习中的探究能力以及对政治内容的实际应用能力，教师首先应对传统政治教材进行二次加工以及重构。重构并非对教材内容、结构的否定，其重点在于促进政治理论、规律的探究性和实用性，从而使学生能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对真理进行应用、探究以及创新，以达到进一步理解理论的效果。要达成这一效果，教师应以社会为导向，并在充分了解学生特点的基础上提高教材结构和内容的议论性和实用性。

以人教版高中政治教材为例，人教版的政治教材包括经济、哲学、政治以及思想社会几大部分，每个部分的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历史顺序性、逻辑结构合理性以及认知规律性。但要促进学生在学习中达到探究和应用的效果，必须对其进行针对性的重构和优化。例如，在进行哲学部分的政治教学阶段，教师可沿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结构划分方式，但对于每个部分的具体内容，教师则应进行“探究性”以及“实用性”重构。其中，在“唯物论”部分，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发展”等历史文化性较强的内容，教师可采取“探究性措施”；首先，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部分提出如“唯物主义的多元化定义有哪些？” “唯物主义的发展顺序如何？”等问题；然后，令学生根据问题搜集资料、独立思考并解决问题；最后，根据学生的自学成果，教师进行客观评价，并给予其正确指导。

在“实用性措施”方面，教师可采用多种途径开展教学活动。例如，在进行“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课教学时，教师可针对教材内容如“市场经济的定义” “市场调节的作用、方式以及优缺点”等优化教学内容。通过课堂问答与探讨，既能促进学生进一步了解市场经济的含义、作用以及运行机制，同时也能充分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从而达到高中政治教学的实用性目的。

2.结合热点，丰富教学形式，促进高中政治教育科研水平的发展

除了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要达成高中政治教学的探究性以及实用性目的，还应对教学形式进行针对性改善。其中，提高学生探究能力的教学形式可包括社会热点探讨分析、课堂短时演讲、课堂短评写作以及自由发言等方面。提高学生对高中政治知识实用水平的教学形式可包括情景设计、角色模拟、参与假设等方面。

在探究性的教学方式上，教师通过社会热点探讨分析的途径开展“文化与社会”一课的教学活动；首先，教师可在课堂上提出“在微博、微信一类社交网络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何去何从”的讨论主题，并使学生在课堂上以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展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指导学生根据“文化建设与网络媒体的矛盾―文化建设的阻碍―解决信息时代文化建设障碍的方法以及原因”的模式进行总结。

在实用性的教学方式上，教师应采用参与假设的途径开展“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课的教学活动。首先，教师可设置一个人大代表参与国家相关决策的情景，使学生们通过角色代入假设参与会议；其次，让学生制订相关提案以及参会流程，并在课堂上进行分享；最后，教师对学生的假设参与内容以及形式的合理性进行评价。通过使学生进入虚拟情境，不仅可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的认识水平，同时也能达到提高学生对高中政治的实用能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