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策的论文十篇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1

1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特点

1.1互动性现今一些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缺乏互动。一些教师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就是宣讲国家的政策措施，传递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相关信息。这种做法是不全面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需要互动，互动性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主要特性。所谓互动性教学，是指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相待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1]。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互动性包括多个层面：从互动的主体角度观之，互动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生生之间的互动；从互动的时空角度观之，互动又包括课堂之上的互动与课堂之外的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宣讲一定的政策与信息，更重要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究社会问题、探索方针政策[2]。这种分析研究和探索的过程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充分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多为学生普遍知晓但又认识不够深入的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大事件。如果在课堂上教师仅仅停留于介绍一些人人皆可查知的信息，学生的思维则不可能从这些信息简单传递的过程中得到锻炼，该门课程的价值也就完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作用即体现在此处。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课题在课堂内外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不同的观点得以交流与碰撞，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指引下得出一些结论。

1.2开放性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具有开放性。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开放的内容。每个学期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都会本学期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这是为开展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一些教师在每个学期进行教学时将教学内容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仅仅围绕教育部下达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进行简单的信息扩充。这样很容易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局限在对一些信息的简单传递上，而没有引出隐藏在这些信息背后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一些形势与政策课堂不能吸引学生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呼唤开放性的教学内容。这是因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内容的开放性。形势与政策课程面临的主题都是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中的重大事件、形势与政策。这些主题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一个形势与政策主题即使主要是属于每一个学科门类，但是深入分析其现象，探究其原因，又往往涉及到其他学科门类的信息和知识。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互动性质也决定了该门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在互动教学中，每个学生的视角都可能不一样，每个学生都可能从其独有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点提出对教学主题独特的看法。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前对教学主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另外，现今信息社会的特性决定了相关广泛的信息可以由学生轻易地获取，那种浅显易被学生掌握的信息已经不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所以，开放性的课程内容是势在必行的。其二，开放的理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理论体系对于一门课程至关重要，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注定其吸引力是有限的。然而，形势与政策绝不是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以往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给人以理论不深或理论不成体系的印象，这与教师不善于挖掘形势与政策课程丰富的理论体系有关，这也是当前一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呼唤开放的理论，需要教师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求、挖掘本门课堂独特的理论，并形成本门课程独特的理论体系。

1.3实践性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大事件，这些主题本身即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另外，当代大学生对现实问题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倾向乃至逆反心理，对社会现实问题更加笃信自己通过观察、思考、实践得来的结论。这也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必须加强实践环节的原因。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实践性体现在课堂实践、校内实践、社会实践等几个方面。

2实施参与式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的策略

2.1进行情景对话式教学设计，增强师生、生生互动传统课堂中那种宣讲式教学设计已经不能满足现今形势与政策课程发展的需要。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互动性需要我们对教学进行重新设计，这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应该在确定形势与政策的专题后，进行更加精细的教学设计，在相应专题内选择既能体现本专题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又富有争议性和对抗性的话题，精心进行话题设计，然后围绕这些话题进行问题设计，以便启发学生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将一部分的话语权交给学生。在进行相关话题的设计时，不仅教师应该提前做好功课，学生也应该做好准备。教师在进行相应的形势与政策专题设计时，应该将相应的情景和背景交待给学生，让学生围绕这些专题的情景做好背景知识的预备，教师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阅读相关材料，让学生在课前即对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的知识有所了解。这样课堂就从一些简单知识的传递中解放出来，教学双方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较深层次的互动讨论。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2

关键词：地方高校；地方特色；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5010504

才。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1]。我国目前共有2 800多所高校，其中绝大多数是地方高校。如安徽省的105所高等学校中有103所是地方高校（除了中国科技大学与合肥工业大学外）。

安徽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 “三个强省”、加快建设美好安徽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安徽省地方高校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地方高校在培养大学生扎实专业基础的同时，必须培养大学生为地方服务、为基层服务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必须按照“顶天”、“立地”的基本原则，更加注重“接地气”，既要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更要培养基层科技推广人才；既要培养善于创新的人才，更要培养敢于创业的人才；既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又要培养脚踏本省实际的人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始终坚持探索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特色化教学改革，实现形势与政策教育与地方特色的功能衔接。

一、精选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融合地方特色。丰富完善的教学内容是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基本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经教育部社科司审定并组织专家编写的每学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它是教学的根本依据，可指导和帮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和把握形势的主流和本质，认清其变化发展的规律。二是党和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各项政策、重要会议文件等，了解国情和国策，这是教师备课的主要依据，引导学生提高政策水平和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三是理论界学术界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大学生普遍关注的国内外热点焦点问题，这对学生颇具吸引力，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内容。四是地方特色的教育资源。它们就在学生身边，离学生最近，是他们能够真实感受得到的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环节的直观生动的教学内容[2]。而正是这部分内容即能体现地方特色的教育资源是以往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所缺乏的。安徽省属中部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与沿海东部省份有一定的差距。但地域文化特色明显，皖北是老庄哲学、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皖南有与敦煌学和藏学并列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的徽州文化，皖东有全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凤阳小岗村，皖西则有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对这些地方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能够丰富充实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而且能够让学生有切身感受，从而爱上这里的土地、爱上这里的人民、爱上这里的文化，立志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中应体现学校特色。安徽省地方高校在立足专业特色，融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找寻到各自的价值追求，形成个性鲜明的办学理念及缤纷多彩的特色。如，安徽农业大学自1984年以来，学校从最初单纯的大别山区科技扶贫逐步走出一条面向“三农”、面向安徽、面向未来的科教兴农、科教兴皖、服务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别山道路”；安徽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敬业乐群、追求卓越“的文化精神，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等等。安徽厚重的历史与时代精神相契合，使每一所大学都积淀、建构出各具独特形态的文化品格。将形势与政策课与学校办学特色紧密结合，有利于培养高校为地方建设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还应结合学生特色，联系学生实际。 地方高校学生90%来自本省，但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许多学生对本省各地区文化的了解程度不一；学生的年级、专业等不同需求也不同。要将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之中，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教学，具有针对性、实效性，能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总之，将地方特色资源融入形势与政策课内容中，既可以保证完成教育部下达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同时又能照顾到地方特色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将国家的要求、地方的关注、学生的需求等有机结合起来，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既视野宏大，同时又富有特色，内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政策观要求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结合世情、国情、省情和时代特点，针对大学生思想实际进行教学，使之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地方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则必须将地域历史文化、地方风土人情等融入教学中。但地方特色必须掌握一个“度”，选择的案例等必须具有代表性、典型性，要利于地方特色资源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二、凝练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学方式方法

形势与政策课和其它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样，教学方式可以分为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两种基本方式，前者主要是解决“懂不懂”的问题，后者主要是解决“信不信”的问题[2]。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特色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课堂教学。教师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本，按照学生是否欢迎、是否满意来设计和选择互动式教学法，如学生分专题讨论、演讲、辩论、案例分析、角色演练、专题报告等等方式，侧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形成互动。多媒体演示教学法，可以促进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人境互动；案例分析研讨式教学法，可以促进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演讲、辩论式教学法，可以促进教学过程中的生生互动、人境互动[3]。

第二个部分是课外实践教学。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绝大多数班级学生人数在一百人左右，而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在课堂上教师无法接触每个学生，也无法逐一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及存在的疑惑。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依托学校网络宣传教学平台，组织学生通过发飞信、QQ、微信，通过电子邮件或微博等网络工具进行答疑、交流、讨论，将现实课堂与网络课堂相结合，并指导学生参加人文社科方面的各种活动，如“人文周”活动，“思政杯”辩论赛，“中国梦，我的梦”演讲比赛，“新农村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等社团活动以及各种讲座、征文比赛等，形成跨越时间空间的师生、生生互动及人机互动。

第三个部分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主x学院与校团委、学生处配合，组织学生进行“三下乡”等社会实践以及社会调查，充分利用学校校外的实践基地，辅助教学。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课程。国家的大政方针贯彻落实的成效，学生只有通过亲身观察体验才能感受深刻。每年暑假，各高校的团委、学生处和各个学院都要组织学生进行“三下乡”社会实践。从选题论证、调查问卷设计、项目遴选答辩，到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再到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调研报告的撰写修改，每个环节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特别是形势政策课老师）都参与其中，给学生以指导、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自己眼看、耳听、口说、脚行、脑思、手写，对形势与政策课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坚定了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的理想与信念。

这三部分中，课外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补充，是对课堂有限教学时间内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延伸。这要求教师要充分调动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探索、研究多种切实可行的互动教学方式方法；另一方面，需要全体同学的积极配合和参与教师组织的各项活动，使全体同学共同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及提高他们的实践和创新能力，真正达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使政治理论和政治信念真正进入大学生的头脑，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社会实践是课堂教学效果的检验。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能对课堂教学的内容有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验，从而真心地相信、真正地喜爱这门课程。

三、打造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师队伍

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内容每半年更新一次，没有统编教材，没有充足课时 2004年11月，、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明确规定：“形势与政策课 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专科期间学习，计1个学分。”，给备课、教学、工作量计算等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而且这门课的管理由校党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务处、各学院（系）等多部门齐抓共管，造成这门课很多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不愿意代，多数学校主要由各学院（系）总支书记和辅导员承担教学任务。辅导员具有自己的优势：与学生离得最近，对学生了解最全面。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上、对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可能存在一些短板，特别是在省情教育方面。所以，打造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师队伍，首先需要建立一支省情调查研究宣讲队伍：将省内省情研究最新资料和成果补充进高校形势与政策资料库供教师查阅；请校内外具有广博省情知识并有宣传鼓舞能力的专家对教师进行培训或做专题报告，扩宽师生视野；积极参与省市政府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和省社科联课题及相关部门的省情研究项目，抓住不同时期省情研究教育的侧重点，推进省情资料收集和研究；不断创新宣传渠道，培养省情校情宣传宣讲骨干，采取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激发师生建设本省本市的热情。

其次，打造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师队伍，需要打破地方高校之间、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各自为战的格局，使教师之间差异互补、优势互取，形成一种合力。这就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师之间多开展协作性教研活动，如集体备课、集体研讨与学习等，以提升每一位教师的教学理念；同时应经常组织地方高校各课程之间的老师进行示范观摩教学、听课说课等活动，提高教师集体教学水平，如“同城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讨”、“长三角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竞赛”。各课程的老师之间应相互协调、互相合作、互为评委和互提建议，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使该课程教师之间形成一种合力，最终使每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形成高效、科学的教学体系[4]。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设法使学生能够将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同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四、小结

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特色改革提供了充实的教学资源，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够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同时，地方特色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也提供了鲜活的教育内容，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提供了案例载体，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特色改革使得地方特色与学校特色生动起来、真实可信而易于被学生所接受。在学生的积极参与中，在师生、生生的互动中更加容易激发学生的自豪感，这不仅会增加教学的亲和力、说服力、感染力，赋予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以新的时代内容，而且能够使学生更加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从而增强他们建设家乡、振兴中华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第三，师资队伍的建设为特色内容的精选和特色方法的凝练提供了人才保障。拥有一批具有深厚理论功底、正确指导思想、较高专业素养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可以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培育形成一批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精品讲座，推进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健康、持续、全面发展。

总之，针对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实际特点，地方高校需要着力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特色化教学改革研究。积极推进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与地方高校办学特色紧密结合，积极推进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与地域特色文化紧密结合，积极推进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与特色教学方式方法紧密结合，坚持将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平台建设，按照统筹大思政、搭建大平台、推进大教学、实现大教育的基本思路[5]，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网络教学等多维教学形式积极做好形势与政策教育“三进”工作。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优化资源、创新机制，激发活力、提高实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新思维、新途径、新办法，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

当然，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学改革不仅仅是以上所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教师队伍这几个方面，还必须推动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加强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必须把规范化建设制度化管理作为根本抓手。除了在在教学内容上融入地方资源、教学方法上增强师生互动、队伍建设上注重专兼结合之外，在考核方式上注意机动灵活；申报校级及以上级别的精品课程；以科研教研促教学，要及时总结积累经验，创新教育理念。地方高校之间也要积极配合：除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师之间的网上网下交流如听课说课、介绍好的经验外，还要在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资料、教师培训、教学观摩、教学竞赛、社会实践、教研科研课题的申报等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与联合。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地方所属高等学校[EB/OL].http：///link？url=VFlAJzz5meR4LZZX7rd

n5Fqfo4vMsDwBAD3O4.

[2]刘武军.“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开发利用地方特色教育资源的思考[J].百色学院学报，2009（1）：93-96.

[3]言意文.高职思想政治课大班多元互动教学模式探讨[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0（33）：45-46.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3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成人学习理论；教学研究

“形势与政策”课是国家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门十分注重理论教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课程，对于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是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纳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004年和200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得到了重视，在课程规范化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尤为受到关注，但对于课程教学方面的讨论稍显不足，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根据一些研究者开展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仅有不足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对教学效果表示满意，目前课程教学依然以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为主，教学效果甚微。[2]2015年7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科[2015]2号)，明确指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师生教学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注重发挥实践环节的育人功能，创新推动学生实践教学；坚持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创新发挥第二课堂的教育作用”等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如何创新教学方法和组织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主动性，提高其学习效率及对理论的运用能力是符合当下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要求的重要议题。

一、成人学习理论

成人学习是一种改变由经验形成知识和行为的学习过程，是认知结构组织与再组织。成人比儿童具有更多的经验，对理解新鲜事物并掌握其认知结构具有更强的能力。成人学习有四个法则。第一，效果法则:成人在愉快的环境和氛围中学习，效果最佳；第二，联想法则:成人更愿意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强化对认知对象的掌握；第三，有备法则:成人往往在有需求的时候才会选择学习，强调学习的目的性；第四，练习法则:成人需要通过大量实践练习来加深对学习内容的印象。成人在学习过程中更愿意接受指导性学习，更愿望交流、反馈，主动性和参与性突出。当成人的兴趣和经验得到满足时，其学习动机就会被激发出来。大学生已属于成人的范畴，成人学习理论可以适用于“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根据成人学习的法则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满足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动机，提高教学实效性。此外，美国学者埃德加·戴尔提出的“学习金字塔”模型也能给予“形式与政策”课教学设计很好的启发。按照运用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所学内容的比例(详见图1)，直观地展示了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效率。他指出，学习效率在30％以下的方式都是个人学习或被动学习，包括“听讲”“阅读”“视听”“演示”，而学习效率在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包括“参与讨论”“做中学”或“实际演练”“向别人讲授”或“立即在实际中使用”。由此可见，学习方法不同，学习效果大不一样，教师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的

“教社政[2004]13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就是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3]紧接着，“教社政[2005]5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4门必修课承担着基本理论的教学任务，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承担着将理论与现实对接的重要任务，着重培养大学生应用基本理论发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教学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通过最新国内外热点难点焦点事件的解析，帮助大学生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将知识内化成为思想，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帮助学生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不仅在传授知识，更在传授方法，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学会用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方法观察形势，用因果联系挖掘事物的本质，了解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把握形势发展与政策制定的必然趋势，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做到真与善的统一。[2]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更加需要重视学习者的主体性，更加需要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强化其对方法的应用体验，帮助其实现知识的内化，并获得审视判断形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说教式”“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是很难有效达成本门课程教学目的的，而成人学习理论的观点与实现“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目的的要求较为吻合，增强课程的参与性、实践性、互动性，改变学生原来由经验形成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全面提升“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的实效性。

三、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组织

在成人学习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和学习需求，明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和目的，可以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两方面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增强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一)教学内容的组织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所涉及的教学内容多而广，时效性强，课程时间跨度大，但每个学期安排的课时却很有限。因此，精选教学内容是上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核心环节。根据成人学习法则中的联想法则和有备法则，大学生学习更愿意接受与他们现实生活贴近，特别是与他们成长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要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回应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与大学生切身相关的问题引导到当前社会、国家发展形势，从分析形势具体到解读政策，最后教育落脚点仍然要落回到大学生摸得着、够得到的实际生活中。授课教师要善于选取现实中的案例，尤其是大学生身边人身边事，以小见大，增强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认同。政策解读不接地气，不但达不到好的教育效果，甚至会遭到大学生的抵触。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从选定主题开始，即确定具体的教学目的和主要内容，然后以此作为内容主线，筛选各类翔实的支撑论证素材。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和学习金字塔中不同学习方式的学习效率排序，“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需要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尤其是要开展师生互动教学，因此，教学素材的数量要丰富，形式要多样，如图表、视频、翔实的数据和完整的案例，这样才能满足不同教学方法对素材使用的要求。此外，“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政性，教学素材必须来源于正规的官方媒体和渠道，是国家和社会对外正式公布的数据和事件，能够正确代表国家和社会主流的观点，切不可随意在网络中搜索、下载未经证实的素材内容。

(二)教学活动的组织

教学活动组织实质上是指教师组织引导学生主动作用教学内容的过程及其方式。时间和空间都极为有限的传统课堂教学活动已不能满足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求。学习金字塔中更为高效的团队学习、参与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等方式需要不断拓展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活动应充分利用高校的现有资源，以课堂教学为主体，辅以网络课堂、实践课堂，形成立体化的教学模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满足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课程的教学实效性。利用互联网延伸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微话题讨论、优秀视频和读物推荐、学习成果分享、教学答疑等活动，进一步丰富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教育还要与校园文化活动、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等第二课堂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中，在广泛接触社会的实践中增强对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感性认识，加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思考。课堂教学应着重发挥主导教学的作用，以教学主题引导网络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形成层次丰富，内容联系紧密的教育活动链。同时，还要注意及时收集学生在参与各个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典型案例和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给予充分的分析与评述，倡导、鼓励正确的学习方法和价值取向，及时指出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的观点，进一步巩固和升华教学成果。建立立体化教学模式符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标的要求，也符合具备成人学习特点的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有利于提高本门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王包泉.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7):116－117.

[2]苏琪.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D].太原:山西农业大学，2014:14－15.

[3]周树辉.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开设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127－129.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4

【关键词】互联网+ 形势与政策 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28-0039-02

一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的背景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理论主渠道，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的课程建设，教育部社政司每半年编写一个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育教学要点。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程是一门涉及领域广、内容动态性强的课程，同时又是大学生关注度高、与社会实际和大学生思想实际紧密联系、常讲常新的课程，因此课程的建设也就没有止境，必须针对课程的特点适时创新教学模式与教学设计以适应形势的变化，提高课程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21世纪人类迈进了信息革命时代后，我们又迎来了“互联网+”时代。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高职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教学模式，为课程教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网络教育以其独特的优越性更适应自主学习，更适应高职教育。

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已循序渐进地进行了初步的规范性建设，制定了严格的课程标准，改变了以往课程开设随意性大、教学计划得不到落实的局面。但是，面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组织运行上是单一的面授模式，效率低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非常急迫的师资问题。人文社科部教学团队专职任课教师不足，由于承担全校另外两门思政课教学已导致工作量严重超标，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只好大量聘请校内外的兼职、外聘教师组织授课，不仅教学成本高，而且不利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课程教学计划与管理运行不能实现统一，直接影响课程的教学质量。

第二，单一的面授模式不适应高职校政企一体的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要求，无法保证学生的有效学习，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而“互联网+”时代教育理念的创新、教学模式的多样化，为满足学生多样化、自主性学习提供了可能。

第三，在单一的面授模式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设计理念落后，教师仅完成了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文化知识传授部分，而对课程校园文化的实践、课程社会文化服务根本无暇顾及，不利于学生达到知、信、行的统一，无法真正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育功能。

面对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就必须改变单一的面授或网络教学模式，更新教学设计理念，创新我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就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创新进行了初步探索，摸索出符合高职学生特点且实效性强的“线上线下双轨并行的知行合一”教学模式。

二 “线上线下双轨并行的知行合一”教学模式创新的基本路径

1.重构实效性强、针对性强的课程内容结构

针对单纯面授的弊端，学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程进行结构化改革。形势与政策课程构建理论知识传授、课程热点探析及实践教学体验一体化的教学体系，其中理论知识传授――观看网上课程视频占教学内容的50%；课程热点探析――人文大讲堂、翻转课堂占教学内容的30%；实践教学体验――课外实践活动占教学内容的20%。通过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的多样化教学模式的创新，优化教学组织，实现教学内容的重构、教学模式与教学设计的创新、多视角的科学评价体系的建立，突出高职生养成教育，实现理论与实践、素质与能力、内化与外化的相互支撑、相互转化和相互服务，使学生健康成才。

2.理论知识传授――构建情境与交互并行的网络授课模式

形势与政策理论知识传授采取网络授课模式。通过与网络公司合作，引进国内知名大学知名专家学者授课，通过整合最优质的资源，把最精彩的教学过程呈现给学生。知名专家学者在网络授课中创设不同的文化情境、问题情境、资源情境、活动情境，使学生形成对课程的认同感、归属感，更加方便学生自主学习、愉快学习、合作学习。通过科学合理的交互设计，通过师生交互、生生交互、人机交互的设计，激发学生的情感、反应和学习动机，让学生积极地投入学习中，主动在交互中获得理论学习成果，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3.课程热点探析――构建共享课堂模式

传统的课堂教学或单一的网络观看视频模式，课堂上以教师讲授、学生听课为主，课后以学生作业为主，重在知识传递，不重视能力培养。学校在设置网络线上学习的同时，加大了线下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通过设置见面课，采取集中释疑、小组讨论、知识竞赛、辩论赛、实践作品展示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促进知识到能力的内化，寓教于乐。大大提升思政教学的实效性、趣味性、针对性，通过围绕教学重点、难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课程内容改革需要，开设涵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党的建设研究、形势热点研究等方面内容的人文大讲堂，有效弥补线上网络学习因时间有限而致内容有限的弊端。老师通过生动的讲解、激情的感染，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功能，增强了学生的发展后劲，提高其高远的人生境界。

4.实践教学体验――构建理实一体化模式

实践教学体验是课程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重要环节，是思政教育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的桥梁。实践教学体验，将实践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第二课堂教育相结合。以网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为基础，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情况，开展经典阅读、校园调查、社会调查、专题研讨、影视观摩、专题研究活动、志愿服务、课外活动等多样的实践教学形式，实现实践育人的教育目标，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学生每学期按照课程教学要求至少参加1次实践教学体验活动。理实一体化模式打破了传统面授模式的弊端，也突破了目前网络学习中理实脱节、只知不行的瓶颈。此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打破了传统面授模式中存在的师资不足、课堂容量有限、教学秩序混乱的弊端，也突破了目前全国形势与政策网络学习的瓶颈――只是教授教学录像的重放，不能有效地组织社会实践，学生不能做到学中做、做中学。通过创新模式让学生真学、真懂、真信，入耳、入脑、入心，达到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教学目标。

5.考核模式多元化――构建综合全程考评模式

为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采取多元考核。将形势与政策课学生成绩评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理论知识传授考核。理论知识传授考核实行自主学习、自主考核，不统一安排考试时间、地点，学生必须在课程规定的学习时间内自主完成网络课程所有环节的学习。理论知识传授考核采用百分制，理论知识传授环节考核占课程综合成绩的50%。

第二，课程热点探析考核。人文社科部根据不同课程，每学期推出涵盖思想政治教育类、心理健康教育类、人文素养教育类等内容的系列知识讲座，学生自主选择，每人每学期至少参加1次知识讲座。知识讲座（人文大讲堂）考核采取现场参与和微信参与相结合，参加讲座的学生通过南职院人文社科部微信平台参与互动，评定成绩。知识讲座成绩评定实行百分制。现场参与的得70分，现场参与且参与微信互动的得90～100分。学生必须亲自参加知识讲座，杜绝任何形式的抄袭、搭便车等行为。一经发现，成绩记为零分。课程热点探析环节考核占课程综合成绩的20%。翻转课堂通过教学成果的各类展示，获得10%的成绩。

第三，实践教学体验考核。每学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至少设置1项综合实践教学项目，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学生自主选择，每人每学期至少参加其中1次实践教学。实践教学考核采取现场参与和微信参与相结合，现场参与包括参加比赛、组织管理、观众参与等形式，微信参与包括微信讨论、点评等形式，以南职院人文社科部微信平台进行统一考核，评定成绩。

课程最终考核成绩由观看视频、完成作业、参与讨论、在线考试、社会实践教学成果、人文大讲堂、翻转课堂活动参与等组成，以学生自我评价为主，结合人机互评、师生互评、生生互评，突出教学评价全程化、评价主体多元性、考评结果科学化，凸显了形势与政策综合全程考评模式的特色。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增强了形势与政策教学的生动性和多样性。充分利用互联网相关联的网络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通过线下各类活动的设计，通过师生互动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学生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实效性。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5

近30多年来，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要适应时代特点和结合实践要求，努力加强文艺理论建设，积极开展文艺评论，大胆进行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的创新，为我国文艺事业发展提供正确引导，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营造良好氛围。［6］404由此，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都实现了角色及关系的现代转型。1．由于致力于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艺政策以时代、国情与实践为基础，积极参照了他国文化政策的优势及经验，不断地更正贯彻于文学批评的“盲洞”和“误区”，确立了它的“中国特色”。尤其是从1980年代崛起的批评家如曾镇南、季红真、黄子平、李洁非、孟悦、陈思和、王晓明、吴亮、蔡翔、南帆、朱向前等人，他们大量地接受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方法，却又能“为我所用”，综合地创立了符合中国文学经验又面向世界的文学批评方法、概念、范畴、价值、标准等等。尤其是雷达所创造的“中国化批评诗学”及其《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等堪称经典的“宏文”，林兴宅的系统研究方法、鲁枢元的生态学批评、蓝棣之的症候式阅读，等等，都在对中国价值的倡导中彰显了文学批评的民族作风与民族气派。2．文艺政策更注重对文学批评的“引导”意义，如要具备博大的胸怀，容许不同的艺求风格与艺术流派的平等“对话”，倡导自主创新和构建个体化的批评诗学，鼓励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文学批评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促进它与其他学科、其他领域进行交流，保持本体的生命活力。3．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建构了良好的弹性的共生机制。由于对文学规律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对它的遵循也越来越具备深刻的使命意识，文艺政策基本上不对具体的文学评价活动进行“干预”，而是高屋建瓴地为文学批评拓展张力、空间与可能性，如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及重释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重要“命题”。如《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中央文件就为文艺批评指明了前进的方向。4．文艺政策的制订者基本上都有着深厚的专业背景，能够充分尊重当前的文学现实与批评实践，在贯彻与实施方面努力凭规律“办事”。特别是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无论是在理念、指向，还是在标准或者艺术性方面，都逐渐地走向“共同化”。如周扬、陈荒煤、王蒙、阎纲等人既是主管文艺的高级官员，又是成就巨大的文学批评家。尽管后来一些学院派批评家影响不菲，但是他们也在不同的岗位历练，如吴义勤就从大学教授“变身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施战军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等等，并多方面地推动着文学批评的“主潮化”，这样的例子还很多。5．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都是与时俱进的，它们之间并无根本的利益冲突，而且还相互对象化并予以提升。总而言之，当代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已打开了各自的合作与共生之门，也为后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二、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内涵”

尽管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存在着不菲的审美距离，而且发生影响还需经过若干中介环节。然而，经过不同的“方式”，文艺政策还是深刻地影响着文学批评的“核心内涵”。特别是文艺政策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更使文学批评主潮发生错综复杂的递变，并通过热点、关键词或者文艺思潮等诸多因素曲折地表现出来。

(一)由于中国特色之意识形态的强大效应和潜在的权力推动，党的主要领导人“有意识地”发表关于文学的纲领性文献，它们不仅成了文艺政策制订的直接依据和基本内容，也成为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和“先导”。如《祝辞》就“期待”着新时期文学批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要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要恢息和发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要努力评介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以文学创作是否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为评价尺度;要注重于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教育性和娱乐性，要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要鼓励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充分发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之效益，不断地借鉴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艺术、哲学及社会思潮之成就，努力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等等。“文艺论述”与《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等指导性文献则弘扬了世纪末以来文学批评基本的艺术与价值取向，如为贯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之精神，文学批评遵循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为标准，努力促进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等等思想和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以及人民大众的艺术趣味方向。［7］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文艺政策的阐述，往往也包括了对文学批评的多方面“诉求”。尽管具体的批评实践是复杂多变又形式各异的，但这些“内涵”却概略地反映了文学批评的“主脉”，也为我们深入地把握当代文学创作及其评价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借鉴。如《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批评家群”就对文艺政策的把握与实践非常迅速与及时，影响也非常广泛而深入。

(二)文艺政策的变动还会间接地影响着文学批评的形式。1．语言是文艺政策的“晴雨表”，文艺政策的递减衰变，往往会首先在词汇、言说方式及策略、语体与修辞等方面表现出来，如当代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就概括地反映了这种语言形态的“位移”或者变迁:新时期文学、主体性、向内转、朦胧诗、新诗潮、后新诗潮、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重写文学史、民间等属于新时期文学批评范畴;日常生活、民族性、文艺战线、写真实、真实性、重大主题、世界性因素、底层写作等属于新世纪文学批评。［8］81这种概括并非全面，但却透过“关键词”的独特视角，溯源了文艺政策与批评语言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潜在关联。2．节奏是文学批评的神经末梢，文艺政策宽松与紧张、自由与专制，往往会直接地反映在文学批评的节奏上。总体说来，新时期文艺政策“拨乱反正”，逐渐回归到“规律”轨道并构筑着面向世界的“视野”与“胸怀”，因之，文学批评的节奏洋溢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自信、自主，既有拥抱“文学性”的坦荡诗情，又有崛起于“废墟”的焦虑;既追求“陌生化”的抑扬顿挫，又不乏理性节制所形成的匀称与和谐;既有细读带来缓缓的音乐旋律，又有辩证批判所掀动的如重金属击打似的探戈舞;既有来自于异域之繁复多变的“众声喧哗”，也有平淡自然、韵味悠长的本土清音，等等。由于文艺政策所赋予的广阔空间，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综合了种种因素及其合力，构建了由节制走向开放的节奏体系，努力拓展着语言节奏的所有可能性。新世纪文艺政策更倾向于“软实力”、主旋律，以及文化安全的总体战略，因之也给予了文学批评更大的话语权。文学批评不但继续深化着此前的节奏探索，更兼之与数码技术结合，还有效地开辟着新的“无名”境界，如语言更讲究节奏的迅捷、有力，象万花筒般变幻莫测;在追求意义的“简单”之时，通过节奏的高频率化使形式走向模糊化;节奏固有的链条被有意识地打乱或者扯断，在碎片化的效果中可以被无限地重新组合，形成狂欢化、拼贴式的后现代景观;或者以“中国化”为核心趋势，形成了新理性化的“规范”与“有序”，但并不“定形”。这种节奏无限“开放”，但总是遵循着“意义”的规律，在文学性、语言规则、陌生化等等因素的合力中前行。如果比较一下雷达等批评家们新时期之初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无论从话语、概念，还是从价值取向等方面而言，都发生了“质”的变化。3．感应着文艺政策之历史化的，还有批评文体的代起衰变。如新时期则大大地激发了批评文体的创造力，除已有的文体更新外，还与时俱进地出现了诸如谢有顺等人的访谈录、李陀和刘心武等人的书信体、张光年等人的日记体，以及编年史、图像式、哲学体、选本类等文学批评样式，并逐渐走向新世纪的跨文体/杂文体批评，或者是与科学技术嫁接的、难以归类的边缘文体批评。

(三)文艺政策甚至还渗透并变革着文学批评的思维精神。如新时期由于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批评思维更追求时尚化与求异创新:系统式、灵感式、辩证式、审美式、形象式、经验式、情感式、科学式、和合式、理性式和镜像式等等思维形式争奇斗艳，它们互相碰撞、融合，表现了高度的自由与主动的探索精神，也使文学批评前所未有地拓宽、深化了自身在“文学共和国”的本体存在。新世纪文学批评则继续了这种势头，在思维领域开始走向综合与理论化，思维不再把独特性作为最高目标，更看重多种思维形式的协同创新及其总体效果，这就是当代文学批评学的出现，且方兴未艾。———通过文学思维，文艺政策深刻地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日常经验及其存在。如早期林兴宅等人运用系统论来阐释“阿Q性格系统”，以及1990年代兴起并成为热潮的生态批评，如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王先霈的《圆形批评》，曾庆元、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以及曾繁仁、冯宪光、朱立元等人对文学批评思维的拓展之努力，等等，都是在领会了文艺政策的自由与放开之后对文学批评的突破。

(四)文艺政策也影响着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这种核心的价值体系先后进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弘扬主旋律、发展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增强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等等“主潮”转换，总体目标则是构建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外，它还包括大力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所有文明成果，博采众长，厚积薄发，推陈出新，为人类文艺发展史添光加彩。如雷达等人提出的新时期十年文学批评的主潮是“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季红真等人提出中国文学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以及陈思和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等命题，都是文学政策与文学批评的“共谋与活力”!总之，从学理意义而言，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效果可能会有所差异，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来说，这些因素更表征了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的深刻关联及相互影响。

三、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途径”

文艺政策强势地“影响”着文学批评的嬗变，那么，它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这种话语权呢?尽管联系两者的因素错综复杂，但就所起的作用大小而言，这些因素却是深刻而基本的。

(一)权威性与感召力。文艺政策的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或者文化的论述，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革命与文艺关系”的正确理解及其设计，以及从实际工作出发所制定的有关文化活动的措施或者条例。由于他们卓越的理论修养及其经验、崇高的国内外声望，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事业之合法性，特别是贯穿于“革命”并为之所确证的“真理性”，使这些文艺政策“无形地”具有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律效应”:“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必须经过长期的培养。”由此生成的广泛“权威性”与感召力，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对文学的观念及其实践，甚至直接“引导”着文学批评的走向。如《祝辞》所倡导的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原则，《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之“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及先进文化方向和软实力之说法，莫不对文学批评产生根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精神感召作用，批评者们自觉地把它们当作文学的“最高典范”予以引用。如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讲话》提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这种号召大大地促进了“文学向下”，尤其在促进“底层文学”在面对现实、揭示苦难、提倡正能量等方面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和影响，也使“人民文学”重新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光彩，并使大批作家和批评家们自觉地汇入到这种潮流中来。

(二)权力效应。马克斯•韦伯则把权力理解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比德•巴克拉克与莫顿•巴拉兹则提出权力的二维论，即权力既有公开和看得见的形式使用，又有隐蔽的一面，难以直接观察到。①据此来考察文艺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我们会发现，它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文艺政策通过设立文学奖、课题立项和提供指导方针，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文学批评发生实际和不容置疑的“导向”作用，如鲁迅文学奖•理论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理论奖)，等等，为理论批评树立一种典型和标准。2．文艺政策也以“权力方式”为文学批评“保驾护航”，如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创新潮流、1985年“方法年”的出现，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在中国的广泛运用，乃至当今的中国化批评诗学之形成，都得益于文艺政策的开放、自由，以及对文学规律之探索和遵循的力度。3．文艺政策与时俱进所出现的新问题，限于“政策”形式的不完善，以及为未来发展的“预留空间”，都有力地孕育和促进了文学批评的“民间化”及“民间化”文学批评的兴起，如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一些报刊杂志就从专业角度展开争鸣，如对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现代派文学等文学形式，当它们刚开始兴起时，都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文学批评家们就着力避免政治力量的“粗暴介入”，如对《废都》的批判尽管非常激烈，甚至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倾向，但是并没有谁打棍子、扣帽子，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雷达等批评家对《废都》作出了准确而又令人信服的学术评价。

(三)批评者的“话语权力”。这主要是指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同时又是活跃的、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他们从事文学评价活动，是把党对文艺政策的理论探索化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文艺政策通过他们的“身份置换”而对文学批评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文学批评也几成文艺政策的诠释与理论演绎。由于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毕竟并非直接相等的关系，他们在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时，也会努力依据自身的才情与感受力，对文艺政策进行有限的“突破”，但总体方面则是对它的“丰富与发展”;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思考换位的非彻底化，文学批评对文艺政策亦步亦趋，最终取消了自身的尊严与基本品格。新世纪以来，批评者双重身份意识逐渐“淡化”，这种影响也就成为“政策制定者”与“批评者”的潜在互动了。如张炯、朱寨等人，他们尽管是以批评家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上，但是他们也常常是中国文化、学术单位的负责人，也深度地参与文艺政策制订，并又在批评活动中予以实践之。文艺政策精神通过他们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四)价值取向。尽管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有着根本的区别，但两者却不乏共同的价值意识。文艺政策从宏观与意识形态高度“规划”着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则从微观与“文学性”角度来确认这种“规划”是否合理和实事求是。因之，文艺政策与主流的文学批评会有意识地寻求“内在的合拍”，如党中央倡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恪守职业道德，弘扬职业精神，专心致志，孜孜以求，努力攀登人生和艺术的高峰;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风成化习，果行育德，为人民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努力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世界”等等，既是当今文学批评不竭的理论与价值资源，也聚焦并吸收了过往文学研究所形成的“真知灼见”。以实践为契机，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不但理顺了方向并拓展了价值共识，而且通过相互协调实现了螺旋式提升。如作家们与批评家们在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方面取得共识即是鲜明的例子，如“获奖作品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

(五)实践性。无论是文艺政策还是文学批评，都不是虚拟的“空中楼阁”，而是来自于当代文学实践经验、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的文学理想等因素。通过实践这个中因素，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实现了有效的“对话”。由于文艺政策是集体意志的产物，犹如历史的合力，对任何个体都会发生积极和不容置疑的裹挟作用，文学批评由此潜在地渗透了诸多的“他者”因素;批评者也是主动并充满了强烈的挑战精神，与文学作品进行交流，并以鲜明的独特性汇入文艺政策之“主潮”，由此策动着文艺政策的改变。尽管这种影响是非对称的，但实践却能够有效地化解文艺政策之“专断”与文学批评之“偏激”及其所产生的误会和风险，并以小的代价实现二者在技术层面的和谐，以及理论的高度提升。如新世纪文艺政策的大解放与文学批评的大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繁荣景象，无疑证明了实践的不可或缺。如《文学评论》之“当代文学批评”，就力图在文艺政策与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学术国刊与前沿评论之间找到合适的支点，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6

【关键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对策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途径”。不断加强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不仅有利于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更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没有从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高职院校主要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各类技术应用型人才，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很重视学生专业理论、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忽视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例如，在高职院校只开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两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形势与政策教育由于课时少，一年当中就上那么几天，且课程又没有连续性，因而被许多高职院校领导忽视，将形势与政策教育当做可有可无。即使有些院校开设了这门课程，也未把形势与政策教育放在与其他思政课同等重要的地位，表现在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相关事情放在宣传部门，而不是置于专门负责教学的教务处；学生上课也是几个班的学生挤在一起上，既不能保证学生出勤又难保证教学质量；从事教学的老师也是良莠不齐，这些都使得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质量大打折扣。

2、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上缺乏针对性。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每年都在变，没有固定教材。各个院校教学都是依据教育部下发的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有的高职院校在教学内容上就是照搬照抄教育部下发的教学要点，而根本不考虑高职院校培养目标不同于本科院校，高职学生素质整体不高，其人文底蕴、思想政治理论基础更是落后于本科生的现实，不针对高职学生实际情况来有选择的确定教学内容，显然起不到真正的教育效果。

3、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方法简单，缺乏创新。目前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在教学方法还主要停留在教师讲、学生听阶段，小组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调动学生参与性、学习积极性的方法很少使用，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几乎没有。即便有一些老师使用多媒体教学，基本上也是在念课件，教学艺术性和语言表达能力又不好，使得整堂课淡然无味，学生要么睡觉、要么玩手机，因为是合班上课有些学生索性就不去。

4.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上还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师资队伍，且师资水平普遍不高。目前，多数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师资队伍都是临时拼凑起来，包括各系部主任、书记、思政课的教师、辅导员甚至一些处室的工作人员，可谓人员构成复杂，水平参差不齐。这支队伍中除了思政课的教师外，其他人员都不从事一线教学，专业也不对口，再加之平常都忙于自己的具体事务，很难对形势政策教育这门课有深入的学习和掌握，所以，有的人就从思政课老师那里把教案拷贝过来，轮到自己讲课，就在那里照本宣科；还有的从网上下载一些视频，上课就是给学生放视频，学生感觉这课没多大意思，以后也就不愿上了。

二、提高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质量的对策

1.加强对形势与政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务必从思想和行动上高度重视，改变以往由宣传部、学生处、教务处等多个部门管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状况，归到教务处统一管理，制定严格的教学计划、明确教学要求、不能随意压缩教学时数，尽量实行小班教学，对教师队伍要严格把关，必须是通过试讲的老师才能上讲台，成立专门的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由专人负责教学管理，并提供必要的教学资金和教学设备与场所。

2.针对高职学生实际确定教学内容，不断创新教学方法。高职生人文素质相对本科生要低一些，因此，在教学内容设置上，依据教育部下发的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结合高职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及高职院校特点来有选择的确定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针对“90后”高职学生的特点，授课时尽量运用活泼、感性的授课方式，借助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通过一些生动形象的视频及图像资料，来阐释一些抽象的理论，相比空洞的说教更能吸引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教学吸引力。可以提前收集一些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问题，课上采取讨论式、启发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达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

3.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一支信念坚定、精通业务、乐于奉献、稳定、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提高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所以，首先要组建稳定且具有较高水平教学团队。应按照专职教师为主、兼职教师为辅的原则，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中选聘具备较高政治理论水平、教学能力强的老师组成专职教师队伍；以公开试讲的方式从思想政治辅导员、党政部门的人员中选拔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堂组织能力的人员组成兼职教师队伍。其次要不断提升教师授课水平。教育部关于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下发后，由“两课”教师牵头带领大家学习研讨要点，开展集体备课，吃透要点；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思政课教师上示范课，组织年轻教师观摩，以不断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教师之间相互听课，交流授课经验，相互取长补短。此外，也应把形势与政策课师资队伍培训纳入学校整体师资培训计划，提供教师外出考察、参加专业培训机会，全面提升师资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z].教社政[2004]13号.

[2]张心淼，任焕茹，张茹. 高校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12（5）：107―110.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7

当前形势下要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必须重视教学话语创新。但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还面临课程话语权不高、形式创新弱化话语创新、教师缺乏话语创新能力、教学话语体系脱离学生核心关切等多重困境。克服上述困境，不但要从体制机制上保障课程话语权，而且应不断提高教师的话语转换能力，重视对网络话语的整合与引导，还应使教学话语贴近学生的核心关切，从而达到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话语创新；形式创新；话语权

DOI：10.15938/ki.iper.2016.05.014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5-0066-03

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学生获取信息与形势政策解释的渠道更加多样化，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时效性不再明显，[1]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在时事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渐失。社会思潮借助网络等现代传媒，深刻影响着当代大学生。[2]如何整合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将党和国家理论性和政策性较强的文件话语转换为学生容易接受的教学话语，构建符合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情感需求的话语体系，就成为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实效性的当务之急。

一、话语创新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话语是人们交流、传播知识或思想的载体。但话语又不仅仅是知识和思想传播的媒介，还常常参与知识和思想的重构。话语总是随着社会历史、话语实践场景、话语参与主体等的变迁而不断转化更新。因此，话语创新在具体的知识和思想传播实践中就显得非常重要。课堂教学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和思想传播实践，话语创新对课堂教学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是以话语为媒介，使学生在与教师的话语交流中正确判断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全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话语创新是增强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提高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创新主要体现在转换、整合、提升和对接四个层面。转换是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文件话语转换为有感染力、影响力和渗透力的课堂教学话语。整合则是指要将网络化、碎片化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国内外形势发展和社会热点问题的争论性话语，经过解析和建构，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大学生思想特征的正面话语。提升则是指要将学生不成熟或错误的思想认识和话语体系提升到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高层次话语。对接是指把经过转换、整合、提升后形成的话语，以合适、恰当的方式与学生的思想特征和关注点融会贯通，真正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教育教学效果。

上述四个方面相互结合，构成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创新必不可少的四个环节，但其核心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理论厚度和能力水平上。然而，从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实际情况看，要真正做到以上四个层面的话语创新，还有不少现实困难需要克服。

二、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创新面临的困境

1.课程本身的话语权缺乏机制和体制上的保障

教社政[2004]13号文件对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必修课地位作了进一步明确，并强调要重点加强该课程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如对教学计划的编制，教学组织的建立，学时的保障，学分的考核要求等都做了明确规定。但在高校实际教学管理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落实。一些高校还未把形势与政策课作为一门课程落实在学校总体教学计划和教学安排中，而是用大型讲座形式来替代有计划的小型课堂教学；有些学校虽然在教学计划和教学安排中有所体现，但又缺乏操作层面的具体措施，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的随意性和变动性较大。这使课程缺乏应有的话语权，造成师生对该课程不够重视，课程教学的效果很难提高。

2.教育教学实践中把形式创新等同于话语创新

虽然不少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已意识到教学话语创新的重要性，但往往在教学实践中把形式创新等同于话语创新。在当下的课程教学中，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大多都引入了多媒体教学，课件中插入了丰富的视听资源，课堂教学语言也变得生动有趣了很多。这些新教学方法的引入，使课堂教学信息量大增，教学形式更具多样化，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对学生产生了吸引力。但过不了多久，学生就陷入一种形式化的审美疲劳中，对教师的努力视若无睹。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教学，未能有效整合海量的碎片化信息，师生之间难以形成深入有效的话语互动，学生汲取不到各类信息背后深层的理论养分，使课堂教学逐渐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照本宣科，久而久之，学生难免觉得课堂教学苍白、乏味。[3]说到底，这种教学革新只是形式上的革新，教师仍然是课堂教学过程的唯一主体，学生仍旧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教学的模式并没有真正改变。

3.教师的理论分析和思想引导能力不足，缺乏话语创新意识

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政治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教学引导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使他们普遍缺乏话语创新意识。首先，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不高，缺乏阐释重大政治时事的能力。政治理论素养，是教师保持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洞察力，确保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前提。目前不少学校由辅导员、团学等管理部门教师兼职上课，许多教师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政治理论培训和学习，在应对重大政治时事上还缺乏应有的理论支撑。其次，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很难应对复杂的课程内容。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来看，现实与历史问题兼有，宏观与微观问题并重，涵盖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学科，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体现出多学科交叉渗透、互相融合的特性，这对任课教师的话语转换和创新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应具有多元的知识结构。

4.传统教学话语体系无法积极应对大学生的核心关切

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成了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传声筒，课堂教学传达多于解答，对大学生自身成长成才的内在直接需要重视不够，对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热点问题的人文意识和现实关怀解读不够，致使学生感受不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背后所体现出的深层次人文和现实关怀，满足不了学生的思想、生活和情感需要。

同时，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与学生的话语进行有效对接，教学话语刻板、僵硬，缺乏针对性、启发性和感染性，忽视了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影响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发挥。不同的学生由于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和评价，对不同的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态度也会不同。学生对不同事物和社会现象认识的差异性是教师应予关注的问题。但是当前多数高校单一化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不能满足学生对形势与政策学习的多样化需求。这就使不少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认识不清，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三、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创新能力的对策思考

1.完善管理体制和领导机制，增强课程话语权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要深刻领会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的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向学校主管领导和课程管理部门反映情况，积极协同相关部门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建设。邀请学校主要领导每学期至少参与一堂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工作，使学校领导协同相关管理部门共同提升形势与政策课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每个高校都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尤其是要形成一支稳定的专职教师队伍，长期负责课程建设和各种专题报告的协调工作，保障形势与政策课的规范化、学科化发展。

2.增强教师的话语创新意识，提高话语转换能力

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和理论性是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特征。它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宏观的理论视野、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要努力增强话语创新意识，善于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度的理论讲解与生动的事实分析，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政治立场来客观、理性的认识和理解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激发学生的政治热情，强化学生的社会担当意识。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要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转换和创新的实效性，首先，必须加强理论和政策学习，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过硬的政治素质。如果教师缺乏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便很难做到居高临下地分析和处理政策、文件等教学内容，讲课就很难做到融会贯通，也就不可能使教学话语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4]其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要善于独立思考，引导学生理性分析问题。教师必须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不能人云亦云，要能够使“要点”语言、政策语言转换为有效的课堂教学语言，激发出学生理性思考能力，切中学生的情感共鸣点。

3.掌握网络话语权，提高话语整合与提升能力

当代大学生的话语体系与网络话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话语兼具解构既有话语体系和建构新话语体系的双重功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必须重视对网络话语权的掌控。教师必须学会利用网络平台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的话语权。现在大学生对网络平台非常熟悉，如果教师不能够与他们共享网络平台、运用网络语言进行对话交流，便很难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形势与政策课应围绕某些社会热点事件的变化，针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及意见表达的多变性、随意性与无导性特征，进行思维方法的传授与行为实践的指导，使大学生在面对网络舆论时，能够立足于正确的政治立场，采取理性的应对态度，保持独立思考的认知原则，客观公正地得出正确结论，形成正确认识。[5]在教学实践中，首先，要围绕教学专题，把握网络舆情热点，对背离实事、偏离方向的网络话语进行客观深入的剖析、解构和整合，使学生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未来发展趋势等有客观的认识和了解。其次，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对话、网络平台交流、小组讨论沟通等形式，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提升学生话语水平，使学生的思想认识符合教育目的。

4.积极回应学生的核心关切，提升话语对接能力

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践中，首先，教师要充分重视与学生的平等交流和沟通，开展对话性教学，引导他们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参与课程教学。其次，教师还应及时了解不同阶段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情感、利益需求，关注他们的核心关切，有针对性的帮他们解答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中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其三，教师要有参与大学校园文化生活的意识，了解学生在校园现实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学习、生活、交往和娱乐方式以及他们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特征，学会运用学生常用或认同的话语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不断探索理论话语、“要点”话语、政策话语与学生话语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实现两种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

参考文献

[1]李斌雄，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2）：100-111.

[2]邱柏生，等.从社会思潮的影响特征看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J].思想理论教育，2010（17）：53-58.

[3]李铁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主体性因素的激发[A].上海市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协作组编.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实践与创新[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20-25.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8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规范化建设；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11-0003-02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适时地进行形势与政策、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基本知识的教育，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及时了解和正确对待国内外重大时事，使大学生树立大局意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从20世纪80年代课程设置至今，国家一直对课程的建设问题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多次下发文件，对课程规范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形势与政策”课在课程规范化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种种的问题，极大地制约了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规范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教学管理不规范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文件）中指出：“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1]但是，由于教学管理部门认识上的不到位，导致课程在教学的时间安排、教学形式以及课程的教学管理等环节都很不规范。目前，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普遍是以专题讲座形式进行。由于教学管理部门在教学时间安排上“见缝插针”，随意性大，致使一些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性质和地位在认识上产生了偏差。据笔者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600名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 24.3%的学生认为这门课是选修课，占到调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在一些学生看来，“形势与政策”课，可听可不听，如何选择，全凭兴趣。此外，由于“形势与政策”课多数是大堂课，听课人数众多，有效监管的难度大，导致学生中逃课、迟到、早退现象严重。

（二）教学内容随意

虽然教育部每学期都会下发“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但是与其他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形势与政策”课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教学内容的稳定性差，教材规范有一定难度。同时，课程内容涉及面广，跨度大，教师备课难度大。加之教师特别是兼职教师学科背景复杂，教学课时有限等原因，导致部分教师在教学中避难求易，好讲的多讲，不好讲的少讲甚至不讲。这种教学内容上的随意性不仅导致学生对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而且也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一些学生甚至称“形势与政策”课为“形式”课。

（三）师资队伍薄弱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成部分，“形势与政策”课在一些高校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不仅没有独立的教研室，管理不规范，而且课时无保障，师资力量薄弱。其中，师资力量的薄弱主要体现在：一是专任教师数量不足。据 2011 年对全国 365 所高校专任教师队伍的统计数据显示，有 73 所学校没有配备专任教师，占 20.00%；专任教师少于 5 人的有 261 所学校，占 71.51%；专任教师少于 10 人的有 322 所学校，占 88.22%[2]。二是教师专业素质不高。由于专职教师的数量不足，加之“形势与政策”课内容庞杂，涉及多个学科，兼职教师既缺乏相应的学科背景，又身兼数职，在教学上投入的精力不足，导致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把握程度有限，教学效果不佳。三是教师队伍不稳定。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构成复杂，受兼职教师自身工作量及岗位调整的影响，教师队伍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导致教学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陈旧

由于课时少，师资力量薄弱，加之缺乏规范的课程建设，导致“形势与政策”课在教学方式、方法上的改革动力不足。很多学校至今仍然沿袭的是单一的课堂灌输式教学。教学中教师只管按部就班地讲授，极少考虑学生的感受，师生缺乏有效的互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此外，课程教学侧重理论教学，缺少实践教学环节，课程的完整性被简化。据笔者的调查显示：针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急需改进的是什么”这一问题，

49.9%的学生选择的是“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进教学内容”（29.3%）和“改进教学态度”（12.0%）。由此可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方法、手段亟待改进和完善。

二、加强“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对策

（一）实行规范化教学管理

教社政[2004]13号文件指出：要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为重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

首先，必须要保证课程进度表，把“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学校的课程管理体系，严格按照、教育部13号文件的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专科期间的学习，计1个学分”。这是课程规范化建设的前提。

其次，优化教学管理模式。管理模式是教学效果的保障。当前，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管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由党委宣传部牵头实施；二是由学生工作部牵头实施；三是由教务处牵头实施；四是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牵头实施[3]。其中，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牵头实施的管理模式最为普遍。总体而言，几种管理模式各有利弊。由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和教务处等党政职能部门负责实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优点是能组织更多的兼职教师参与教学，保证教学覆盖面；弱点是缺乏规范的管理。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管理下的“形势与政策”课，优势是有利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师与其他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融合，教师队伍相对比较专业，队伍建设相对比较规范；但是，由于课程学时少，教师编制有限，也有不被重视、趋于边缘化的倾向，同时，由于师生比的严重不平衡，导致教师对学生很难做到有效的监管，更谈不上师生间的沟通和交流。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应该建立以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具体实施，教务处安排、协调管理，学生工作部相配合的综合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几个部门职能互补，相互协调，形成合力。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既是课程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保证教学效果的重要主体因素。

针对目前存在的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首先，设立“形势与政策”教研室，这是“形势与政策”课程规范化建设的机构保障，也是解决课程边缘化倾向，师资力量薄弱的有力措施。其次，要有必要的资金支持。这是“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物质保障。鉴于课程的特殊性，各高校应对课程在教材建设、教师培训、学术研究等领域给予大力的资金支持。最后，建立一支专职教师为主、兼职教师为辅的师资队伍。其中，兼职教师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政工干部组成。为了保证教师的专业素质，必须建立严格的兼职教师选拔聘任和考核制度；定期组织教师参加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培训、进修，帮助教师提高专业素质。此外，建立和完善集体备课制度。集体备课的目的，就是要规范、优化教学内容；进行热点问题研讨，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促进教学经验交流，不断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

（三）加强教材建设，规范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规范化是课程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保障教学内容的规范性，必须加强和重视教材建设。结合课程的特点，可以在教材建设上实行重点教材（静）和补充教材（动）相结合的教材体系[4]。具体而言，教材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稳定教材，内容涉及“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理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态势，基本政策、方针等；另一部分是补充或是动态的教材，涉及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的透视与分析等内容。两种教材有机结合，既能满足课程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又体现了课程时效性强的特点。

（四）改进教学方法，拓宽教育途径

教学途经单一，方法滞后是制约“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突出问题。笔者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课堂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建立一种“多维立体”的新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要创设四类教学――课堂教学、学生活动、网络课堂和社会实践。课堂教学包括课堂教学、各类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主要内容涉及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问题。学生活动主要包括学生的社团活动和其他各类学生活动，通过对学生各类活动的指导，如读报、读书活动，环境保护小组活动，热点问题论坛活动等等，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我教育。网络课堂主要通过建立课程网络平台的方式，通过给学生提供相关的资料，对热点问题进行深度解读，师生在线交流等形式，开拓学生的视野，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社会实践主要是组织学生进行参观和考察，让学生接触和了解社会，“从中增加感性、提高理性、强化悟性、升华灵性、促进个性发展”[5]。这四类教学形式，内容上各有侧重，教学目标上相互补充，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地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其中，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渠道、主阵地，学生活动和网络课堂是教学的延伸和拓展，社会实践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巩固、检验和运用。此外，在课堂教学中，要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应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目的，灵活运用启发诱导、讨论、观看视频、演讲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教学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Z].教社政[2004]13号.

[2][3]李克荣，张俊桥.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规范化建设的思考[J].思想理论导刊，2012，（9）.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9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独裁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信访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民主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民主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4）］。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

第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民主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就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特别是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实践上已存在的民主形式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们暂且不谈它的实质，就它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多元化形式。据此，我国也有少数人误认为民主化就是多元化，或者说民主只有多元化一种形式。显然，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进行了科学而又合理的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从政党制度、国家政权体制，还是从政治文化看，都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如政党制度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国家政权体制的一院制下的行政、司法分工负责制，政治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我国政治过程正是在这种“一与多”的统一中体现出“一体化民主”的特点。

第三，“一体化民主论”的理论模式为预测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将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也必然会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特色？其具体实现的途径是什么？正如市场经济模式不仅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一样，民主政治模式也不应该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既然可以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那就也可以存在一体化的民主政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体化民主是一与多的统一。因此，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在于一与多的分离，不在于到底是以一代多还是以多代一，而在于使一与多结合得更好。“一体化民主”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模式，将代表着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

注释：

（1）［美］詹姆斯·E·安德森：《政策决策》，华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83页。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篇10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独裁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民主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民主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4）］。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