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形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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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生存”与“形式指引”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关联

“生存”的重要性在于指示出了缘在（Dasein）的基本存在及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在我们现在所见的《存在与时间》（实为第三稿）中这样写道：“缘在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之相关，并总以某种方式相关了的那个存在本身，我们称之为生存（Existenz）”。又说：“这个缘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理解自己本身，或者说，它总是从它自身的某种可能性，也就是它会是其自身或不是其自身来理解它自己本身。缘在或者自身选择了这些可能性，或者卷入于其中，或者已经在其中成长起来。这种生存只能被‘那时各自的’（jeweiligen）缘在所决定，不管是以捉住[机会]的方式还是以错失[良机]的方式。不管怎样，这个生存的只能通过生存进程（dasExistieren）本身来得到澄清。”

可以说，《存在与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对缘在的各种生存状态（Existenzial）的来揭示缘在的本性，即牵挂（Sorge）与时间性（Zeitlichkeit），以便为理解存在本身的含义打开一个视域。那么，什么是这“生存”的确切含义呢？以上的引文已经给我们某种提示，而第9节对于缘在本性（Wesen）的刻划又几乎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存在者的‘本性’就处于它的去存在（Zu-sein）之中。”（《在与时》42页）而这个本性对于海德格尔就是“生存”，因为他马上讲“如果我们选择‘生存’（Existenz）来指示这个存在者的存在的话”，那么就不是在拉丁文的“existentia”的现成的存在（Vorhandensein）意义上使用的。于是他就将上面这句话转写为：“这个缘在的‘本性’就处于它的生存之中”。（42页）可见，在海德格尔眼里，生存是缘在的“本性”，意味着非现成的“去存在”。当然，为了将这个“本性”或生存的意思讲足，他又加了另一句话：“这个存在者[缘在]在其存在中与之相关的（darum）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istjemeines）”。（42页）

但是，在此书第45节，对生存的提法又有了新的维度。海德格尔写道：

对于这个[缘在的]存在[即牵挂]的分析取生存为引导，这生存以先行把握的方式被规定为是缘在的本性。生存这个词以形式指引的方式意味着（besagtinformalerAnzeige）：这个缘在是作为理解着的能存在（alsverstehendesSeinkoennen）而存在着（ist），它在其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有关。我自身就总是这个以此种方式存在着的存在者。（231页）

除了第9节中讲的东西之外，这里引入了“形式指引”（dieformaleAnzeige），并认为“生存这个词是以形式指引的方式”在意味着它的那些意思。可见形式指引是了解“生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而且是一个方法论的维度。而在题为“为了解释牵挂的存在意义而赢得的解释学情势以及总括的生存状态分析的方法论特点”的第63节中，这个维度被再次提及：“[前文所讲的]生存观念的形式指引被处于缘在自身之中的存在理解（Seinsverstaendnis）所引导着”。（313页）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了解形式指引是理解《存在与时间》的“生存”及对于缘在的“生存状态分析”的一个必要前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解《存在与时间》的前提。所以美国著名的研究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学者T.克兹尔（Kisiel）在他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中讲：“在《存在与时间》中，‘生存’就是形式指引”。

二．对雅斯贝尔斯著作所做评论中的阐发

在海德格尔那里，“生存”与“形式指引”的“共生”可推溯到他于1920年夏写出的“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AnmerkungenzuKarlJaspersPsychologiederWeltanschauungen）由此文可见两者关系之大略。雅氏在《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中力图用生命哲学（克尔凯郭尔、尼采）的原则来探讨“心灵的整体”，，以便“为心理学赢获原则性的视界和区域”。为此，他使用了“极端境况”（Grenzsituationen,孙译为“限界境况”，一般译法似乎是“边缘形势”）、“生命的极端状态”、“二律背反的结构”、“活生生的过程”等概念。海德格尔认为雅氏的贡献在于“使人们以最强烈的专注去关注生存问题”，带来心理学的去“先行把捉”心灵整体的区域性的深化和哲学上的一股新的冲击力，但无论如何，这种努力在哲学[方法]上却是个“失败”，因为它以为靠“整体”、“摧毁”、“分裂状态”、“对立性”、“极端”、“绝对者”、“斗争”、“死亡”等等“恰恰从范围[比如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中可支配的概念手段”就可以来“把握生存现象”，而它们只是“远未得到阐明的直观替代物和概念替代物”。

海氏认为他要做的就是沿着这条“以生存现象为定向”的道路继续前行，尤其是要深入追究生存现象中的这个“先行把捉”（Vorgriffe）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探讨“从生存现象出发的意义联结之方式、生存现象之结构和它的方法上的作用范围”。而“一切先行把捉之问题都是这样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且，“先行把捉‘普遍地’‘存有于’（sind）实际的生活经验[faktischenLebenserfahrung]中”，这种经验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焦虑”（Bekuemmerung）。更重要地，与一切替代方式不同，海德格尔认为：

要讨论的真正对象[生活的当下实际性（Faktizitaet）]在形式的指引中（informalerAnzeige，中文版译为“在形式的显明中”）被确定为生存（Existenz）。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得到指引的意义中，这个概念指示着“我在”（ichbin）现象，即包含在“我在”中的存在含义。而后者乃是一种原则性的现象联系及其所包含的问题的开端。随着这种形式上的指引（其中可以看出一种方法上的、在此不能进一步予以阐明的一切哲学概念和概念联系的基本意义），恰恰要预防一种非批判性的沉迷，即要预防沉迷于某种诸如克尔凯郭尔（Kierkegaad）或者尼采（Nietzsche）的生存理解中，以便赢获一种可能性，得以去探究生存现象的某种真正意义，并阐明这种探究。

由此可见，对于海德格尔，正是由于“形式指引”（形式显示、形式指明）的方法，真正的生存现象——“我存在”的存在含义——出现了。而且，他相信这种形式指引中的生存观与生命哲学的生存观是相当不同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括号中声明他不能在此“进一步阐明”形式指引这个看来是如此关键的方法，使得被批评的雅斯贝尔斯不能明其妙，以至后者“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文字批评产生一种疏远感，它花了如此之多的篇幅在神秘兮兮的方法问题上”。

生命哲学认为生命是“包围着的领域”，是“承荷着一切运动的‘流’”。所以对生命的任何片段把握和表达都达不到生命本身。于是就有一种“不能表达”的说法。]海却认为，这种“不可言”的困难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把心灵的原始现象完全刻划为‘分裂’了”。其实，在人的生活或生命的当下实际状态之中，就已经有了某种“意义特征”或“结构联系”。海写道：“这个[在意义特征的现象学联系中显示出来的]特性本身，只能被理解为在生活的当下实际性（Faktizitaet）中进入自身的居有过程中而实行的本己生存的前结构（Praestruktion），也即那种对每一个实行联系本身所构成的具体的、带有焦虑的期望视界的开启和开放的前结构。”

虽然没有明说，但按此文的基本思路，特别是由“生存”建立起来的联系，我们可以说这生活的当下实际性中所实现出来的“前结构”就是那确定生存的形式指引。它们虽然还不具有客观性，也不是一种“区域上的客观化”，但已经是有“意蕴”（dasBedeutsame）的自身经验的方式（WiedesSelbsterfahrens）和表达方式（形式指引）。“质料”（生活的实际性）在此直接决定“形式”（前结构、形式指引）。于是我们读这样一段话：

在与自我相联系的基本经验中，自我的实际性（Faktizitaet）变成决定性的了；本己的此时此际（hicetnunc）被经历的、在这一精神的境况中得到实现的实际的生活经验，同样也实行着从中源起的、在其中停留的、向实际的东西本身返回的基本经验。但是，实际的生命经验本身，即我在其中得以以不同方式拥有我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并不是诸如我处身于其中的某个区域之类的东西，并不是普遍性的东西——后者的具体化就是自身；不如说，它乃是一个根本上按其固有的实现方式看来“历史学上的”现象，而且首先不是一个客观历史性的现象（我的生活被视为在当前中发生的生活），而是一个如此这般经验着自身的实现历史的现象（vorzugsgeschichtlichesPhaenomen）。……这种拥有自身（Sich-selbst-haben）产生于焦虑、保持在焦虑之中，并且倾向于焦虑（Bekuemmerung）；在这种焦虑中，特殊的自身过去、当前和将来得到了经验，并非被经验为某个客观的实事秩序的时间图式，而是非图式的、关涉到经验实行之方式的焦虑意义中被经验的。

这段话中出现了不少后来海德格尔直接说明“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的讲课稿（即1920-21年冬季学期的讲课稿《宗教现象学导论》）中的重要语词和思路，比如这“实际的生活经验本身”及其表现方式并不是“某个区域”，也不是“普遍的东西”；在这种实际经验的“焦虑”中，体验到了“特殊的自身过去、当前和将来”；但这生存的时间性不是一种“客观历史性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在经验自身的“实现[着]历史性的现象”；等。而且，在这后面很快出现了“良知”（Gewissen）这个词，意味着“在历史学上被刻划的自身经验之方式”。此外，这一段引文开始处对实际性的阐述与《存在与时间》中对缘在特性的说明很相近。

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另一段关于形式指引与生存关系的说明：

为了在形式指引中（[这是]现象学阐明的某个方法阶段，我们在这里不能对之作深入的探讨，但在下文的讨论中，它仍能得到进一步的理解）提供出一个（按其意义而言又能够分解的）问题开端，我们可以说：

“生存”……可以被把捉为存在的一种确定的方式，被把捉为一种确定的“是”之意义（“ist”-Sinn），后者本质上“是”（ist）（我）“是”之意义（“bin”-Sinn），它并非在理论的意谓中真正被拥有，而是在“是”（bin）之实行中被拥有的，亦即“我”（ich）之存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在形式上来指引，如此这般被理解的自身（Selbst）之存在就意味着生存。……这种经验并没有把“我”经验为处于某个区域中的“我”，经验为某个“普遍之物”的个别化，某个情形（Fall）；……任何一种尝试过的区域性规定——也就是这样一种规定，它源起于某种对诸如意识流、体验联系的先行把捉——都“熄灭”了“是”（bin）的意义，并且使“我”成为一个可用调节方式来确定的和有待编排的客体。

由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对海德格尔的基本观点做一个简略的：（1）对生活实际性的形式指引突显出生存的原本形态，或者说，生存就是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2）这种生存观与生命哲学和雅斯贝尔斯讲的生存含义不同，它是完全非对象化的；（3）这种非对象化表现为非区域化和非普遍化；（4）因此，这样理解的生存形态或形式指引反而突破了传统的看法，即认为流变之中的经验整体是不可能被领会和表达的；它恰恰就是这原本流动的实际经验本身蕴含着的可领会结构和表意方式；（5）于是，这种形式指引被视为现象学{及解释学}的方法，不同于以往的一切方法；它是让哲学脱开形形的世界观或先定概念框架，深入事情本身的关键；（6）这种形式指引表现为生存的时间体验，它不表现为客观的历史性现象，而是表现为实现着的历史性现象；（7）海德格尔在这篇评论中虽然显示出了形式指引这个方法的一些重要特点，但并未对这个方法本身做直接的、明晰的阐释。这个工作就在紧接着的下一个学期（1920-21冬季学期）的讲课中被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它要回答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形式指引”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具体体现在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分析中和语言的表达之中？

三．《宗教现象学引论》的阐述：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

在海德格尔1920年冬季学期的题为《宗教现象学引论》的讲课稿中，他关于“生活”和“形式指引”的解释学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新康德主义者那托普（P.Natorp）曾对胡塞尔反思型的现象学提出尖锐批评，受到海德格尔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他超越胡塞尔现象学的切入点。那托普的反对意见被海德格尔归结为两条：首先，现象学的反思会使生活经验不再被活生生地体验着（erlebt），而是被观看着（erblickt）。用那托普的话来讲就是“止住了[体验的]流动。”其次，对经验的任何描述都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普遍化和抽象化，根本就不存在直接的描述。因此，现象学所许诺的纯描述是达不到的。海德格尔看出，现象学必须真切地回答这样的批评和疑问，“胡塞尔本人迄今还没有对此发表意见。”而要做出这样的回答，就不可避免地要超出一切还以主客分离为前提的、认识论型的现象学，“投入”更本源的实际生活体验中；尤其是要表明，这种生活体验本身具有由它本身构成的而非外加的可理解性和可理解的结构，而且这种理解可以被非抽象化地但又是贴切地（不仅仅是“象征性地”）表达出来。

这个《引论》的“方法上的引论”部分着力讨论了“实际的生活经验”（diefaktischeLebenserfahrung）和“形式指引”（dieformaleAnzeige，或译为“形式显示”）。他在第2节写道：“到达哲学之路（Weg）的起点是实际的生活经验。”在第10节中这种人的实际生活经验被说成是“实际的缘在”（dasfaktischeDasein）、“实际的生活缘在”（dasfaktischeLebensdasein）、“人类的缘在”（dasmenschlicheDasein）和“忧虑中的缘在”（dasbekümmerteDasein）。它们“实际上”就是《存在与时间》中的“缘在”（Dasein）的源头。

这种实际生活经验从根子上是境域式的、无区别相的、混混沌沌的和意义自发构成的。海德格尔描述了它的几个特点，首先，这实际生活经验的经验方式是“无区别”或“不在乎”（Indifferenz）的，也就是说，不在乎、不顾及对象化的区别。但这无区别绝不干瘪，而意味着一种根本的发生可能性，因而根本就不可设想什么东西会不能与它相通（zugänglichwerden）。“这实际经验为生活的一切事件都提供可能，区别和重心变换也完全处于这（生活经验的）自身之中。”所以，实际生活经验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自足”（Selbstgenügsamkeit）。这种经验展现于一切之中，同时意味着主动和被动、经验与被经验，包含着“周遭世界、共通世界和自身世界（Umwelt,MitweltundSelbstwelt）的透彻意义”。由此也就可知它的第三个特点，即它总是一种“有深意的状态”（Bedeutsamkeit）。这种原本的意义状态不是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既非实在论亦非唯心论。“在这样一个决定着经验本身内容的有深意状态的方式中，我经验着所有我的实际生活形势（faktischenLebenssituation）。”

“形势”（Situation）这个词后来也出现于《存在与时间》中，代表着一种发自人的生活境域或“世界”的解释学形势。因此，这种“对自己的自身经验”（Sich-Selbst-Erfahren）既非理论的反思，亦非（狄尔泰讲的）“内知觉”，而是对于自身世界（Selbstwelt）的经验。这世界与经验着它的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通而不可生分；因此，这世界（Welt）就决不只是所有存在者的集合，而意味着一个世界境域。海德格尔形式地（formal）称之为“环－境”、“世－域”或“周遭世界”（Um-welt）；而在此世域之中，就总有着与我“同此世域（Mitwelt）者”或他人。由此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讲的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已具有了形式指引或不如称之为“形势-境域指引”的特性，因为这经验本身就是对于一个世界境域和关系的体验，而这里“形势”或“境域”所意味着的就是各种原发的方向或关系姿态，比如“In-”、“Um-”、“Mit-”等等。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实际生活经验与形式指引的关系比他的师兄E.拉斯克（Lask）讲的投入体验与反思范畴的关系还要更紧密和混然一气。在拉斯克那里，反思范畴还是由主客之间的关联决定的，而且“寄生于”实质性的、对象化的构成范畴之上。而对于海德格尔，形式指引就是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势”本性或境域本性的表述，因而与这生活经验一样是自足的或意义构成的，并不再预设什么更基本的东西。尽管这实际生活的“不在乎”的混世状态中有一种要“寻求保障的倾向”（Sicherungstendenzen），并以对象化和科学化的方式来逃避实际生活经验的令人“忧虑”（Bekümmerung，牵挂、操心）的不确定性，但它们永远无法完全遮蔽掉实际经验的浑噩之下的沸腾着的不安。而这种不安的原本表达就是形式指引。

海德格尔通过区分普遍化（Generalisierung）、形式化(Formalisierung)和形式指引(formaleAnzeige)来更确切地说明这形式显示的特点。古希腊哲学家已经能自觉地运用普遍化方法。通过它，就能形成一个从低级的种或属上升到更具普遍性的属或类的概念等级。比如从“人”到“哺乳类”，再到“动物”、“生物”等等；在此普遍化“等级排列”过程中，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小。定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给出它的属和种差，比如“人”可被定义为有理性（种差）的动物（属）。从表面上看，这种普遍化可以一直向上进行，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存在”概念。但是，依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是不对的，因为普遍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必被形式化打断。例如，从“红”到“颜色”，从“颜色”到“感觉性质”是普遍化，而从“感觉性质”到“本质”（Wesen），从“本质”到“对象”（Gegenstand）则是形式化，因为前者受制于“事物域”（Sachgebiet）的限定，后者则不受此限制。“红”色有它的事物域，即一切具体的红色事物的集合；“颜色”的事物域则是由一切具体的颜色（红、黄、兰、绿……）组成，等等。但“本质”不受制于这样的事物域（说“本质的事物域由一切具体的本质或性质组成”没有意义），它的意义不能被属加种差的层级次序来决定；它是一个形式的概念，其意义来自“纯粹的姿态关系本身的关系含义”（derBezugssinndesreinenEinstellungsbezugsselbst），而不来自任何“什么内容”（Wasgehalt）或事物域内容。因此，“这石头是一块花岗岩”与“这石头是一个对象”这样两个句子就属于不同的逻辑类型，因为前者的谓词（“花岗岩”）是事物性的，而后者的则不是。按照这个区分，“对象”、“某物”、“一”、“多”、“和”、“其他”等等只能被视为形式范畴。

自莱布尼兹以来，这个区分已在数学基础的研究方面隐约地为人知晓。分析哲学的开创者们，比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也很关注类似的“逻辑语法”区分，依据它们去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人们却往往没有注意到，欧陆哲学在一开始也明确注意到了这类区分，而且在海德格尔这里这种区别被进一步深化和彻底化，达到了“形式显示”，最终引导到“存在论的区分”。

海德格尔看到，由于人们的“寻求保障的倾向”，这形式化的原本意义可能而且往往被掩盖住。掩盖的方式之一，就是将形式化概念视为“形式本体论（formal-ontologisch）的范畴”。这样，它的关系意义就又受制于普遍的对象域或“形式域”（dieformaleRegion），比如数学中的抽象对象域，在最广义上也是一种事物域。海德格尔称这种看待形式化的方式为“不真正切身的（uneigentlich）理论态度”。为了达到“更本原的”思想和表达方式，他提出了“形式指引”，用它来“防范”形式本体论的倾向，从而进一步实现纯关系姿态的意义构成。海德格尔写道，“如何才能预防这种[滑向对象的形式规定性的]偏见或事先判断呢？形式指引就正是做这件事的。它属于现象学解释本身的方法论的方面。为什么称它为‘形式的’？[因为要强调]这形式状态是纯关系的。指引（dieAnzeige）则意味着要事先指引或显示出现象的关系——不过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警告！一个现象必须被这样事先给出，以致它的关系意义被维持在悬而未定之中（seinBezugssinninderSchwebegehaltenwird）。”这种“悬而未定”意味着不受任何对象域的规定，但它本身又绝不缺少原本的含义；相反，这正是原发的、还未被二元化思路败坏的纯意义实现的可能性，因而最适于表达那“无区别”、“自足”、“有深意”的实际生活经验。实际上，形式指引绝不抽象，它的非对象性、纯关系性或纯缘起性恰恰适合于表达最具体、最实际或最有乡土气的生存经验。这种乡土气、地方性或拓朴（topos）性使它具有质的多样和直接可领会的特点。这是更原本意义上的现象学还原，或者说是还原与构成的结合，不会“止住”或“抽象化”生活流的原发冲动，因为这被“凭空维持”的纯姿态关系只能靠它们原本趋向的相互构成而实现出其非对象化的意义，因而是纯境域、纯语境和纯缘构的。这样才从方法上排除了脱离实际生活体验的实体化倾向，包括胡塞尔将这种体验归为纯意识的形式规定倾向。

在这门课的后一半，海德格尔小试牛刀，用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这个新方法来解读《新约》中的保罗书信，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海德格尔在对“保罗致帖撒罗尼迦人前书”的解释中就要求我们“从对象历史的关联转向实现[着]历史的（vollzugsgeschichtlichen）形势”，以便揭示原始基督教信仰的生活经验及我们对它的理解的纯形势构成的本性，并说明这经验最终应被视为原发的时间性的理由。他敏锐地注意到，这封信中有一些关键词反复出现，比如“知道”（Wissen）和“成为”（Gewordensein）就出现了十几次。它们是作为形式指引词而非观念表象词而起作用的，它们的原本意义只在说出它们、写下它们、阅读着它们的语境中被当场实现出来。因此，如诗句乐调，它们在境域中的重复出现有着原发构成的意义，表达着紧张饱满的生活体验流的构成趋向。而海德格尔阐述的保罗心目中的基督再临（parousia）的时间含义，则是他的《存在与时间》中的表面上与神无关的时间性的先导之一。

四．“形式指引”在海德格尔前后期著作中的某些表现

从现在可及的材料可知，海德格尔于1920年之后努力将形式显示的方法用于教学和著述之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在开始的数年里，“实际生活经验”和“形式显示”这样的词经常出现，比如，除了以上谈到的对雅斯贝尔斯《世界观心理学》一书的书评之外，在他计划中的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的“引论”（即“那托普手稿”）中，“形式显示”被多次使用；并且，该“引论”的题目为“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形势的显示。”此手稿中已出现了大量《存在与时间》中的独特用语,可视为《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最早的构思。

1924年之后，“形式指引”这个词组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尽管还偶尔出现，比如在《存在与时间》、“现象学与神学”（1927年）和二十年代末的讲课稿等之中，但不再具有突出地位。而“形式的”（formal）却仍然较多地出现，行使着“形式指引”的话语功能。

实际上，除了已讨论过的“生存”之外，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所有“关键词”，比如“存在”、“现象学”、“在世界中存在”、“牵念”（Besorgen）、“应手的”（zuhanden）、“缘构关系网”（Bewandtnis）、“所去”（Wozu）、“打交道”（Umgang）、“周遭世域”（Umwelt）、“四处打量”（Umsicht）、“人们”（dasMan）、“处身情境”（Befindlichkeit）、“畏惧”、“牵挂”（Sorge）、“朝向死亡的存在”、“良知”、“先行着的决断”、“揭蔽的真理”、“时间性”、“历史性”等等，无不应作形式指引式的理解，或看作形式指引词。比如，此书一开头就指出，“存在”不应被当作一个最普遍的种属概念来把握，其理由在于,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通过普遍化而得出的概念或范畴，而只能被形式－境域式地理解。不仅如此，海德格尔还尽量利用词与词之间的词根、词头、谐音、双关、隐喻等联系，并通过在词素之间、词与词之间加小横线的方式，虚化实词，广构词丛，牵引挂靠，使“关系势态网”的语境构意功能达到更深妙的“圆舞”境界。比如，以“存在”为词根，构造了“缘在”、“在世界中存在”、“共同存在”（Mitsein）、“去存在”（Zu-sein；Seinzu）等一大族词；“牵挂”（Sorge）则与“牵心”（Fuersorge）、“牵念”（Besorgen）相牵相挂；“所……”（Wo…）又组成一大丛关系趋向词，比如“所去”、“所因”（Womit）、“所及”（Wobei）等等。通过副词、连词和介词（zu,mit,bei,aufhin,in,um）等“虚词”来构造形式－境域指引的语境，是海德格尔惯用的手法。他还常利用一词的“字面意思”，在原来一整个的词中间小横线，以取得“双关”、“多义照应”、“显示生成关系”等等形式－境域指引的效果。比如“Entfernung”的词典意义是“距离”和“消除”。海德格尔则在“Ent-fernung”的字面意义，也就是“消除距离”的意思上使用它；以造成或暗示出“既远又近的‘解释学距离’”的微妙含义。“Entschlossenheit”的一般意义是“（决心已下的）坚决状态”，但海德格尔在此同时强调它的词头与词尾分开（有了“解释学距离”）后的字面义的交合，即“Ent（充分去掉）－schlossenheit（遮蔽状态）”，也就是“充分去除了遮蔽的状态”，以与“去蔽真理”（a-letheia）、“揭蔽”（Er-schlossenheit）、“出离”（Ekstase，出神心醉）等词呼应。所以，此词可译为“决断”，因“断”有“断开”之意。于是，此词也就意味着“在断开（去除现成化的蔽障）之中形成决定”，也就是缘在的一种最原本的自身构成的状态。由此两例可见海德格尔用词之讲究到了何等“相互引发和相互维持”的精微地步，但也令不明“形式－境域指引”之初衷的人感到莫名其妙，甚而对此等自造的“行话”深恶痛绝，视之为故弄虚玄。

我们可以将海德格尔喜用的那一在类词称之为“形式－境域指引词”，而将他拒斥的一类词称为“观念表示词”。后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字符号，用来表示某种抽象对象和观念；比如“属性”、“主体”、“实体”、“认识论”、“人的本质”等。前者则有语言本身的意义，在当场的使用中显示出、构造出语境中才能有的丰满含义。所以，这类词从表面上看往往是纯关系式的（比如与“da”,“zu”,“mit”,“wohin”……相连）、动作性的或使之动态化的（比如“zuhanden”,“Seinkoennen”,“aletheia”,“Zeitigung”）、正在进行之中的（比如“anwesende”,“vorlaufende”）、用小横线分开或结合起来的（比如“Zu-kunft”,“Da-sein”,“In-der-Welt-sein”,”Gewesen-sein”）等等。一旦被使用起来，它们所具有的“悬于空中”的特点更是被叠加、放大到了尽可能充分和活灵活现的地步，使那些意义触须相互“牵挂”而做出各种巧妙的语言游戏，构成并显示出缘在（Da-sein）的纯缘发（Da,Er-eignen）意义。于是，以前用板结的观念表示词表达的哲学问题（“存在的意义”、“真理的本质”、“认知的可能”）被解构为形式和境域指引的问题；实体的变为在场与不再场交织的，再现的变为呈现的，关于“什么”的变为自身构成着的。

《存在与时间》中的某些词语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出现的少了，或不再出现了，问题的表达方式也有不小的变化，但是，这种形式指引式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绝没有减弱，反倒是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表现。比如，在标志着他的思想转向的“真理的本性”（1930年）一文中，他将意味着“遮蔽”的“非真理”(Unwahrheit)扶正为一个有重大积极意义的词，与“真理”同样原初。他还在该文手稿中引用了《老子》28章中的“知其白，守其黑”来论说之。以此方式，他进一步削弱了“真理”（Wahrheit）的实体性，让它与“非真理”互夺互生，更清楚地成为形式指引式的。其实，《存在与时间》中讲的真理，也主要是用的一个古希腊的词“aletheia”来表示，而且，如海德格尔的一贯作法，它被特意表示为“a-letheia”，意味着“去掉（a）-遮蔽(letheia)”。因此，“真理的本性”一文不过发挥了这样一个形式指引词的本意：哪有“去掉-遮蔽”不以“遮蔽”为根本前提的？此外，海德格尔涉入纳粹运动最时写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年）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发问”（dasFragen）：“这发问本身就是知识最高的构成形态。”细读过《存在与时间》导论第二节（题为“关于存在问题的形式（formale）结构”）的人，就会知道这“发问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纯关系境域的构成势态，它不被任何现成的答案满足，但又并不散漫空洞，而是就以自身的发问趋向来生成那活在历史实际状态中的“知”。“于是，这发问展开其最本己的力量来开启一切事物的本性状态（Wesentlichen）。此发问就这样迫使我们的目光变得极端简朴，从而投向那不可避免者。”

至于后期海德格尔主要讨论的“语言”（Sprache）、“道说”（Sagen）、“诗”（Dichtung）、“间隙”（Riss）、“缝隙”（Fuge，赋格曲）、“缝隙结构”（Gefuege）、“构架”（Gestell）、“技艺”（techne）、“道路”（Weg）、“自身的缘发生”（Ereignis），等等，无一不是形式指引词。也就是说，它们无一不是表示那处于悬而不定的引发状态之中的纯关系，绝不可能被对象化和实体化，但又是更可领会的，直接显示着人的生存真意和动态结构。比如“自身的缘发生”（Ereignis），在德文中的意思是：“发生的事件”；它的动词“ereignen”的意义为“发生”。但是，海德格尔要在更深的和更缘构的意义上使用它。与处理“缘－在”（Dasein）的方式相同，他将这个词视为由两部分组成的，即“er-”和“eignen”。“eignen”的意思为“（为……所）特有”、“适合于……”。而且，如上面已提到的，“eignen”与形容词“eigen”（意为“自己的”、“特有的”）有词源关系，并因此而与“eigentlich”（“真正的”、“真正切身的”、“真态的”）相关。所以，通过这个词根，这个词与《存在与时间》中讨论的缘在获得自身的问题和真理问题内在相连。它的前缀“er”具有“去开始一个行为”和“使（对方、尤其是自己）受到此行为的而产生相应结果”的含义。总括以上所说的，这个词就有“在行为的来回发生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意思。海德格尔还追究过它的词源义“看”。他在“同一的原理”（1957年）一文中写道：“‘Ereignis’这个词取自一个从出的语言用法。‘Er-eignen’原本意味着：‘er-aeugen’，即‘去看’或‘使……被看到’（er-blicken），以便在这种看（Blicken）中召唤和占有（an-eignen）自身。”[3]里查森将这种“看”理解为“相互对看”，[4]也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此外，这个“看”或“互看”与胡塞尔现象学之“看”也不是没有关联。总之，海德格尔要用这个词表达这样一个思想：任何“自身”或存在者的存在性从根本上都不是现成的，而只能在一种相互牵引、来回交荡的缘构态中被发生出来。所以，这个词可以被译为“自身的缘发生”或“缘发生”。它是海德格尔用来表达“存在本身”的真意的一个“主导词”或“引导词”（Leitwort），就如同古希腊的“逻各斯”与的“道”一样是只可直接意会而不可翻译的。它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形式指引的一个最鲜明体现。

五．形式指引的方法论特点

“形式指引”（更确切的表达应该是“形势的关系指引”或“纯境域关系的指引”）表达出了一个西方哲学中还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的新方法和新的话语方式。它的一个基本见解是：在一切二元分叉——不管是先天与后天、质料与形式，还是一与多、内与外、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之先，在人的最投入、最原发和前反思的活生生体验之中，就已经有了或存在着（esgibt）一种纯境域的动态关系（趋势）结构，及其对意义、理解和表达的自发构成或生成实现。所有的意义与存在者都是从这境域关系结构中生成，但这种关系结构本身不能被孤立化和主题化为任何意义上的对象式的存在者，以及这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关系和构造。所以，这种结构中总有“悬而不定”的或隐藏着的原发维度，并总在这不定、忧虑之中当场实现出前对象化的意义和理解。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或“时间（历史）体验方式”是这种形式指引的一个典型例子。

其次，还应指出，正是由于这形式指引的动态关系结构已原本到再无任何现成者可依据的地步，它就只能靠某种微妙的、从根本上生发着的回旋结构来实现和维持“自身”。也就是说，在这个层次上的存在者们（比如时间中的“过去”、“现在”、“将来”），已经没有任何“自性”或自己的存在性，而只在趋向他者的、或不如说是相互趋向着的关联交织之中来赢得自己的“当时各自”（Jeweiligkeit）的存在。一切都在风云际会中（umgängsweise）缘在着。这样，传统西方哲学的问题，比如胡塞尔还在努力去解决的“认知意识如何能切中实在本身？”的问题，或观念论与实在论之争，等等，就都从根本上被解决了或消解了。在实际生活体验中生成的或形式指引出的东西，总已经是世界的了（见上面的三种世界之说），再顺着“寻求保障倾向”堕落，按兴趣和关注方式而聚焦出各种对象；但另一方面，形式指引出的东西又都活在人的体验之缘里，与实际体验毫无关系的“客观存在”是没有的或无意义的。

第三，更微妙的是，海德格尔找到了一种能对抗对象化堕落倾向的，并与这种实际生活体验一气相通的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这是他之前的其他哲学家都没有做到的，在他之后也只有德里达才悟到了其中的某些诀窍。看了以上讨论的读者很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种混沌惚恍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有何真正的“理解”（Verstehen）可言？作为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也要在反思中、理论探讨中活动，他怎么能找到理解和表达那完全投入的实际生活体验的契机与话语？换句话说，他怎么能做出比其他的前反思型的哲学家们（比如尼采、柏格森、狄尔泰、詹姆士、怀特海、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萨特、福柯）和完全否认对于终极真实的理解与表达可能的直觉主义者们更多更深的工作，以致“偶尔能够以最神秘和惊人的方式触到哲学事业的神经”（雅斯贝尔斯语）？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说的妙处或“绝处”所在。由于要完全不离实际生命世间地——绝不向任何松垮的理论化和对象化低头地——寻求理解和表达，海德格尔势必要让思想与语言最充分地震荡起来，当场现身和实现出来，相互穿透、相互做成，由此而显示出可理解性和可表达性。所以，对于他，一方面那些生活中的最不起眼的境域式经验和最震撼人的边缘式的经验，比如使用工具、非对象式地体察生存环境、与大家伙儿搞在一起混世浮沉，以及倾听良知的呼唤、面对自己死亡的决断式领会，等等，受到最高的关注和非-对象域化（将它们人类学化、学化、心理学化、伦理学化等就是“对象域化”的做法）的动感描述，或不克扣实况的去蔽描述；另一方面，他坚信思想（理解）与原本的语言（逻各斯）在一开头的显示（现象）中就是相互编织在一起的，正如主动与被动在他那里已经无法从原则上分开一样。因此生存意义上的解释学是他形成自己思想时的最关键契机之一，他对于胡塞尔、狄尔泰、克尔凯郭尔、拉斯克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思想的吸收无不朝向它。这样，让哲学考察中的思想回复到实际经验中的努力就同时体现为话语方式的改变，从传送语言之外的现成的观念变为语言本身在当场的生成活动，也就是对语言中隐蔽的各种非对象联系的揭示，新的联系的发现和建立；或者说是，让语言成为有生命的，有自己的时空间的，让语言本身说出和歌唱出充满深意的凭空而行的东西来。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一切有助于让语言本身活动起来、当场生成起来的语境化和完型（Gestalt）化的成分，比如副词、介词、中性代词、有内结构的（比如有词头、词根、词尾区别的）词、有外结构的词（比如他用小横线连起来的词）、词丛（有词头、词根、词尾照应的词族）、语音关联、词源关联等等，都被尽量调动起来，参加一场语言-思想会和舞会（与黑格尔讲的那场绝对精神呑吃对象的“豪宴”是大不同了）。于是，语言的“肉身”（读法、写法、排法、前后文中的位置等）已不可忽视，能指与所指的界线与一一对应被模糊，角色开始变换翻转。简言之，对语言的境域式和亲身的（leibhaftig）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实际生活的体验的微缩形态及其形式指引，它们让思想和领会被当场萌发出来和凭空维持在“当时各自的状态”之中。这样的语言就成了思想的温床或“家”，而不再是家奴或邮差。而思想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被语境化了、动态化了和当场生成化了。我们主要不是在听关于某些概念化思想的报告，而是在观看语言-思想的戏剧演出。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哲学方法的革命。

所以，我们看海德格尔的著作时，就有一种阅读别的哲学著作时所没有的感受，也就是一种悬浮在当场的语言氛围之中，遭遇到思想的萌发、生长与深化的活生生体验，而绝不是按照某个预先设定的设计框架进行的分类与扩展。当然，做这种思想-语言游戏需要创造性的技艺，需要才华和时机，即使对于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师，也有发挥得好与差的问题。无论如何，海德格尔最重要的一些哲学贡献，都与他成功地将语言游戏与对重大思想问题的深层揭示相结合有关。在他那里，对存在意义、人的本质、时间的本质、世界的奥义、哲学史上的概念、技术与的关系等等的理解，几乎都是从德语的语境旋涡中喷涌而出的。它让习惯于平整化的科学语言的人绝望，使“正常的”翻译难于进行，但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可能。尤其是，不了解它，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海德格尔。在他那里，哲学不再是观念化的思维，而是凭借广义的语境来开启道路的思-索。

六．结语

以上的讨论表明，形式指引的方法论思路恰恰适合于分析“缘在”（Dasein）这种非现成的存在者，因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似乎是偶然提及的作为缘在本性的“生存”与这形式指引的关联背后，实在大有来头，是巨大冰山露出的一角。没有这种方法，海德格尔不可能走上写作《存在与时间》的道路，也就不可能进入那么独特的思想世界与话语世界（它与那似乎最接近它的生命哲学也大为不同）。尽管从二十年代中期起，他就不再频繁地使用“形式指引”这个词，但这绝不表明海德格尔放弃了它；恰恰相反，“实际生活经验（即生存）本身的形式指引”中包含的思路和话语方式对于他是如此根本、“自足”和“充满深意”，以致它的基本方法论导向活在海德格尔的所有思想和表达活动之中，根本“不在乎”是否得到特意的标明。本文之所以着力揭示它并分析其来龙去脉，是因为这么做有别的分析所不具有的长处。其中之一就是“形式指引”具有一种只在一个思想的起源处才会出现的清新、明晰与方法论的自觉，而这个思想后来的丰富化、圆熟化和出版物化却往往掩盖了它的真意。通过与普遍化和形式化的区别，它最明确地表明海德格尔是在哪一点上突破了传统西方哲学的框架，而进入他自己的独特哲学世界的。

1927年，当《存在与时间》刚出版不久，海德格尔的一位早年的学生勒维特（Loewith）向他抱怨这本书中对缘在的存在论形式分析，不如他[海德格尔]自1919年起讲的“实际性的解释学”（即“实际生活经验的形式指引”的另一种表达）那么具体。那时还在马堡大学任教的海德格尔在八月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实际性的问题的意义对于现在的我来讲也绝不亚于我在弗莱堡开始教书的情况。从弗莱堡时期就引导我的那些视野，如今使得实际性问题对我显得要更根本得多。我之所以一直关心邓•司各特和中世纪，然后又转回到亚里士多德，绝非出于偶然。要评价此书[即《存在与时间》]，不能只凭借[我在]课堂里和讨论班上所讲的。我一开始必须完全专注于实际的状态，以便无论如何让实际性成为一个问题。形式指引、对流行的先天性、形式化等等学说的批判，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讲都还活跃于《存在与时间》之中，即便我现在没有[直接]谈及它们。说实话，我对于自己的[思想]并不怎么感兴趣。但如果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了，我的看法是，它不能只依照我教的课程的顺序，对这些课中所讨论的东西加以总结就可以回答了。这种短程的考虑忘记了，那些关键的视野与动力是以来回往返的方式起作用的。

如果海德格尔这里讲的符合实情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不仅如克兹尔所言，《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就是形式指引，而且依据上面的讨论，还可以进一步肯定：《存在与时间》及海德格尔一生中所使用过的几乎所有关键词，都是形式指引式的；它们的运作，都是“来回往返”式的，也就是说，都是在纯粹的相互关联之中来构成其存在意义的。此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此外，关于“形式指引（或译为‘形式显示’）”，本文作者自1996年的《海德格尔与天道（北京三联书店）一书以来，已做过数次探讨，比如“‘实际生活经验经验’的‘形式显示’——海德格尔解释学初论”，（《德国论丛（1996－1997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海德格尔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但是，迄今为止还未就“生存”与“形式指引”的关系做深入探讨。

见《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的第56/57卷至63卷（FrankfurtamMain:V.Klostermann）。其出版时间为1985年至1995年。

海德格尔（M.Heidegger）:SeinundZeit,Tuebingen:MaxNiemeyer,1986,s.12.译文了英译本与中译本。中译本《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以下对于此书的征引只在括弧中给出页码。关于“当时各自的状态”（Jeweiligkeit）与缘在的“实际性”（Faktizitaet）的内在关系，可参见《海德格尔全集》63卷《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

此“总是我的”（Jemeinigkeit）与《全集》63卷中讲的“[缘在的]当时各自状态“（Jeweiligkeit）有关系。

克兹尔（odoreKisiel）：《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TheGenesisofHeidegger’sBeingandTim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第52页。

海德格尔：Wegmarken,FrankfurtamMain:Klostermann,1978,s.1-44.中文版《路标》，孙周兴译，台北：时报文化，1997。

《路标》，中文版，10/7页。页码前中文版后德文版。

同上书，6/2页。引者对某些词的翻译做的改动。

同上书，18/15页。

同上书，13/10页。

同上书，18/15页。

同上书，12/9页。

同上页。

同上书，31、33页。中文版译为“关心”。

同上书，13-14/10-11页。加强符出自引者。某些词的译法有变。

克兹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139页。

《路标》，20/18页。

同上书，21/19页，26/24页。

同上书，22/21页。

同上书，24/22页。

同上书，33/32-33页。此段中除了“实行性的”和“关心”之外，其他的加强符皆来自引者。

同上书，34/33页。

同上书，30-31/29-30页。

海德格尔：《哲学的观念与世界观》(DieIdeederPhilosophieunddasWeltanschauungsproblem)，见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56/57卷,Frankfurt:Klostermann,1987年,第101页。此处海德格尔引用的是那托普《普通心》第一卷190页上的话。

同上书，101页。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EinleitungindiePhänomenologiederReligion），《全集》60卷（《宗教生活的现象学》），Frankurt：Klostermann，1995年，第10页。

同上书，第51-54页。

同上书，第10页。胡塞尔后期发生现象学中讲的“视域”或“境域”也有这种本身模糊或非主题化，而“随时准备让……出现”的特点。

同上书，第13页。注意，海德格尔这里讲到的三种“世界”正对应他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中“缘在”（Dasein）的三个阶段。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第13页。

同上书，第14页。

一些读者曾向本文作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海德格尔要用‘形式的’这样一个有明显的传统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色彩的词？”我现在能想到的主要理由有三个：（1）如下文将介绍的，海德格尔提出的“形式指引”，是在胡塞尔区分“普遍化”与“形式化”的基础上，对“形式化”做进一步的非对象域化处理的结果。（2）海德格尔在形成这个思路过程中受到了（有现象学素质的）新康德主义者拉斯克的“投入经验”与“反思范畴”学说的。“反思范畴”的思想既受到胡塞尔“范畴直观”的影响，又可能受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中所讲的“反思的判断”的影响。而这种与“规定的判断”不同的“反思的判断”，是与“形式的合目的性”原理内在相关的。（3）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的一些说法看来，他很关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对于知性范畴所做的“演绎”，认为其中讲的“先验的想象力”和由此种想象力产生出的“时间纯象”与他自己讲的缘在的牵挂式的“时间”很有可参比之处。而先验的想象力带来的“纯象”或统一性就是一种原本意义上的“纯形式”。请看第一版的“演绎”中的一句话：“由于统觉的原本统一或协调是一切认知可能性的基础，因此，想象力的先验综合的统一或协调就是一切可能的认知的纯形式（reineForm），所有可能被经验的对象都必须通过它而得到先天的表象。”（A118；译自德文版，FelixMeiner,1956年，第173-174页）这种纯象（reineBild）意义上的“纯形式”，就很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中讲的“理式”（如柏拉图的“Form”或“eidos”），也不同于那与“质料”相对而言的“形式”。如果让它浸入人的实际生存经验之中，就近乎海德格尔所讲的“形式的”意思了。它没有自己的对象化，但必须以最具体、最当场（当时各自）的方式被实现出来。

除了这三种可能的思想来源之外，海德格尔还可能从他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比如视“存在的多样性的统一性”为一种“类比的[形式]统一性”而不是“种的普遍性”的看法；参见《存在与时间》第1节第1点）、特别是司各特的“这一个”（haecceitus）的范畴意义的学说中受到过启发（参考海德格尔于1915年完成的教职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一卷）。

E.拉斯克（Lask）：《著作集》(GesammelteSchriften)，BandII,Tuebingen:Mohr,1923年，第191、137、160、162页。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第9节。

同上书，第58页。

同上书，第58－59页。

同上书，第63－64页。译文中的强调符都出自引者。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第90页。并参比于以上第二节中部分的第（6）点。

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99-105页。

中文译文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731-763页，尤其是750页上对“哲学”的概括性说明。

比如《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性》，它是海德格尔1929年至1930年冬季学期的讲课稿。

按照J.Stambaugh于1996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的新译本末尾的“索引”的统计，“形式指引”这个词在此书中出现了八次左右，“先行的指引”有三次，而“形式的”出现了不下45处。见BeingandTime,tr.JoanStambaugh,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第440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页。

同上书，第105页。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235-237页。

海德格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34年校长任职》（DieSelbstbehauptungderDeutschenUniversitaet;DasRektorat1933/34），Frankfurt:Klostermann,1990年，第13页。

同上书，第13页。

海德格尔：《同一与区别》（IdentitaetundDifferenz），Pfullingen:Neske,1957年,第24-25页。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VortraegeundAufsaetze），Pfullingen:Neske,1978，第177页。

参见海德格尔1923年夏季学期讲稿《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Ontologie(HermeneutikderFaktizität)，《全集》63卷，Frankfurt:Klostermann,1995年第二版。比如，该书第6节题目为“实际性：作为在其那时各自状态中的缘在”（FaktizitätalsdasDaseininseinerJeweiligkeit），其中讲道：“这个作为实际性的自己的缘在（Dasein），正在并只在它的那时各自的缘（jewiligen‘Da’）中才存在

引自H.奥特（Ott）：《马丁海德格尔：生活》（MartinHeidegger:APoliticalLife），A.Blunden英译，London:HaperCollins,1993年，第338页。

它的起点，确实可以追溯到胡塞尔-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其基本精神是：意向行为的方式构成着被意向的对象。比如，按照海德格尔，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具有动态构成的特点，也就是各式各样的“使自身指向某物”的体验方式构成着被体验的“某物”。而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的要旨在于，被知觉者就意味着其被知觉的样式与方式。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学说是意向性学说的前反思化、生存论化和存在论-解释学化。

篇2

学校管理部门没有积极做出宣传，实践性教学理念的传播和贯彻受到影响和阻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占主体地位，由于年龄阶段的特性，其生理和心理上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精力充沛、活泼好动，对于课堂教学的各种规范和准则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很难在上课时能够认真听讲；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大，很难建立桥梁进行沟通和交流，容易导致学生对教师的理解出现偏差，不接受教师的指导和建议，致使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二、小学语文实践性教学的特色

实践性教学一方面指的是学科问题的生活化、情景化、社会化，另一方面指学生亲自动手操作，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生活实践、探究实践，我国小学语文教育的现状迫切需要实践性教学的应用，这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民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实践性教学的实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教师素质水平要符合教育改革的发展要求，要有配套的实践教学设施制度，教师和学生之间要有较高的默契。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规划者和引导者，在课堂中具有主导作用，要实施实践性教学，教师就应当认识到实践性教学的含义和真谛，以及其在小学语文教学应用的重要性；在充分了解和认识实践性教学之后，教师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语文修养水平，改进课堂的教学方式，将实践性教学应用到课堂教学中。教学制度是引导和监督教学过程的重要依据和重要保障，要开展实践性教学，就要有配套的教学设施制度，只有发挥广大教育学者的积极主动性，制定相关的教学制度和决策，保障教学设备的健全和教学时间的安排，对实践性教学进行管理，才能促进实践性教学的长效有益发展。学校要加大物力财力的投入，为实践性教学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教师和学生作为实践性教学实施的主要受益人，在课堂中占有主导和主体地位，教师和学生之间要经常沟通和交流，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对教师知识信息的传递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实践性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很大的不同，具有其独特的特色。数字资源库包含基本资料、扩展资源以及大量扩展性阅读文献，包含非常丰富的数字资源，为实践性教学在小学语文教育活动中的应用和开展提供开放性的数字资源，使学生能够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利用共享资源进行学习。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在实践性教学环节方面大都是表面化、形式化，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现代语文教学模式体系完善，实践教学环境丰富多样，通过理论教学将知识应用到教育实践中，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实战训练是小学语文实践性教学的重要环节，主要围绕项目学习展开，要以专业的学习任务为依据、以完成项目任务为学习目标，进行产学结合，提高专业创新能力。

三、小学语文实践性教学的实施策略

实践性教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问题为本，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学生自主解决问题进行学习，形成解决问题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注重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参与。小学语文教育实践性教学必须注意的是，在课题确定方面，要以现实性为基础，教师先将自己的课题公布出来，提出研究任务，让学生结合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根据老师的指引，自己确定研究课题。研讨探究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引导，学生要把一些确定有研讨价值的问题归纳出来，大家共同探讨，强化对教学能力、教研能力的认识。呈现成果是实践性教学实施的最后阶段，主要是通过文字表述研究结果，使小学语文教育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性教学结合为一体，突出小学语文教育的专业性和职业性。实践性教学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教师在课堂学习中具有主导作用，帮助和引导学生积极地学习。在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对课堂时间进行合理安排，注重学生在课堂的主体地位，积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注重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拥有良好的心态。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依托，教师在进行实践性教学时，要提取一些具有实践性的材料，通过练习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实践性教学，锻炼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让学生联系生活和实际，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与认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想素质。

四、结束语

篇3

本文作者：王晓娜工作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当今大学生消费行为特点及原因分析

注重消费品的实用性和品牌。从大学生的消费状况可以看出，大学生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消费占较大比重；在学习消费中，重点选择技术类、娱乐和消遣类等这些实用类书籍为主，而那些科普读物、理论性较强书籍的选择率较低；在休闲消费中，学生认同友谊、爱情、旅游等，各类消费中都渗透着浓厚的实用色彩。在大学生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中，质量和价格的首要地位为他们的消费方式注入了实用的内涵。在实用化价值观的指导下，大学生进行购物选择时，非常看重品牌。大学生把品牌看作是一种质量保证和品味象征，学生购买时关注品牌，实际是想购买品牌背后的高质量、市场信誉和优质售后服务等。大学生在对某一新品牌的尝试中，依据它的好用程度，慢慢形成对品牌的忠诚度。消费行为的盲目性与个性化并存。大学生年轻有朝气，进入大学后，很多学生首次离开父母在外求学，每天都面临和朋友、同学、青年一代的亲密接触，他们渴望群体的认可和能够让自己零距离地融入学校的群体之中，就产生了很强的模仿性。常常不自觉地使自己的消费行为与大多数人的行为保持一致，大多数人喜欢的事物，自己也乐于接纳。因此，有时候有的东西别人买了，不管自己需要不需要，总是会也买一个，以便使自己缩小与群体成员的差异。与此同时，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和自我表现欲望不断增强，追逐独立和彰显个性的心理比较强烈，在消费行为中他们又常常表现出独特的一面。消费中他们选择一些新奇、风格化的特色产品来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消费中他们不断变化着自己的需要和品牌偏好，来展示自己独特的消费理念。大学生的从众和求异的心理使盲目和个性矛盾地共存于他们的消费行为之中。消费行为中的感情型消费和随机性消费突出。大学生做为青年一代，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消费观念，活跃的思想使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和流行趋势的影响，加上人生阅历较浅，他们对事物的分辨能力还不成熟。学生在商品上，常常依据心理对商品好恶的感觉来决策，把情感诉求做为购买决策的主要判断标准，只要能够在情感上激起自己的兴趣爱好，就会迅速购买，消费行为常常伴随着感情型的冲动行为。站在时代前沿的大学生除了以心理感受评判商品外，还有着强烈的求新求奇的心理，喜欢去尝试新产品和新品牌，所以容易受媒体宣传诱导和周围同学群体的影响而改变选择意向，一旦受到外在的吸引刺激，随时可能发生购买行为，消费的随机性较强。消费对象日益多样，消费结构日益多元化。当今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孕育了多元化价值取向，反映在消费市场中出现了消费文化的多样性。跟随消费市场的新潮流，大学生进行着高雅的、通俗的、实用的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消费，消费对象也日益丰富。大学生的消费一方面要满足自己在大学期间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也要满足精神享受、自我提高和文化修养提升的需要，大学生的消费分为生存消费、享受消费和自我发展的消费，随着享受费用和自我发展费用地日益增多，消费结构越来越多元化。

大学生的消费趋势

从基本的物质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方向发展。随着我国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大学生从过去以吃穿住行为主的传统生存型物质消费，开始转向以健康和精神文化消费为主的享受型消费。在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中，用于购买营养品、保健品和特色用品的费用支出增加，随着大学生消费结构的转变，生活质量也必将有大幅度提升。用于自我发展和提升的消费不断快速上升。知识经济时代使终身学习成为必要，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知识和技术的快速更新。为了使自己在未来的就业竞争中占据优势，需要借助书籍、培训、网络等各种手段进行持续性学习，吸纳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提升自己的整体素质，大学生将来用于学习的支出也会大幅度增多。休闲和娱乐消费以多样化方式增加。大学生是有活力的群体，他们有着超越其他年龄群的强劲需求，随着大学生对健康和健美的要求不断提高，体育健身和美容产品逐步成为大学生的消费时尚。青年学生在音乐、咖啡厅、影城等主流消费娱乐方式外，越来越追求旅游观光等品味度假和登山、潜水等新奇和刺激性休闲活动。对特殊群体的模仿性消费意识增强。身处大学校园的大学生往往对自己有较高的期待，一方面不仅期待将来能过富裕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有着高雅的内涵和高级白领的内在气质，他们常常对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商界名流、群体偶像和高级白领有着潜意识地模仿，以期改变和塑造自己，向着自己对未来的设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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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文课;工具性;考试;内涵

中图分类号:G6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10-0024-01

“语文无处不在”。从我们呀呀学语时,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语文,进了小学更是从语音、词汇这样一点一滴系统学起。应该说,透过语文我们学会了母语,只是幼童时期我们学习的是口语,而进入学校才开始学习正式的书面语言。

既然语文的地位这么重要,那为什么时至今日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语文存在大量的弊端,语文课难上,更难上好;甚至已经到了要求取消语文课这样的严重地步。大部分人都认为只要认识两千个常用汉字,看得懂别人说的内容能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就行了,甚至两千个汉字都不必了,几百个也就够用,反正日常交流也不需要什么文采。如果着重对中学生而言,语文课就是“休息课”,课上时间基本都在看小说、睡觉、或者做其他课的作业;而对大学生而言,语文课是“文科生不屑、理科生不学”这样一门谁都不爱学的课。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语文课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 把语文课等同于考试结果

在现行高考竞争如此激烈的大环境下,无论对学生还是对家长而言,语文都不再是“美”。不管有多么优美的诗词、生动的句子、精美的课文都不及分数来得重要。学与不学好像差距都不是很大,那索性不如多花点时间在数理化上,这些科目可都是付出与分数成正比。

二、 缺乏对语文课内涵的理解

语文课之所以会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让老师觉得语文课“难以教”,学生觉得语文课“难以学”,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老师或学生以至社会各界对语文课都缺乏内涵的认识,忽略了语文的精髓从而感受不到语文的美。

三、 单单重视语文课的工具性

大多数人都认为通过语文课多认识几个字,会读会写就可以算是学有所成了,因为日常生活中也不要求我们吟诗作赋,能把该说要写的东西掌握就差不多了,不需要要求多么的诗情画意,始终认为语文课还是以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技能课。

四、 感悟语文的意识还未建立

大多数人总以为语文是很抽象的东西,比如我们读唐诗宋词,诗词里面作者的心境要表达出的感情都需要老师的讲解或是自己去查阅才可以理解,无师自通的基本不存在。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要的更多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像语文这种慢工出细活的知识大多数人就认为则是能免则免。

那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些问题的存在,究竟如何解决了?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是从观念上改变对语文的看法。

虽然语文不像数理化那样高效率高成效,但实际上语文对我们的影响将伴随我们的一生。从我们记事起,父母就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让我们节约粮食不要浪费时,就教我们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候我们根本还认不全这首诗中的字,但是父母已经根据诗里的意思教育我们了。让我们学会利用节约时间时,就教我们念“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再我们上学读书后,又会教我们“为故而知新”“不耻下问”这样的道理。可以说,我们现在形成的思想养成的修养待人处事方面都跟语文脱离不了关系,它就像一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既然语文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我们的观念里不但不应该轻视它反而更应该重视它,让语文时时刻刻与我们相随。

再次,在《语文课程标准》确立了这样的基本理念“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但在当下实际的语文学习中,我们只在乎了语文的“工具性”认为掌握了写作和口语交际这样的功能就能应付日常的需要。可实际上对语文课程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工具性的层面上早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了,语文学习,当然要完成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训练,可语文课程的目的是要使学生会使用语文这个基本工具去进行思想的交流,从这个方面说,是指语文的人文性。语文学习的文学熏陶、文化价值、审美教育、情感培养等都是语文“人文性”的体现。通过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来注重人的个性发展、情感和谐、内心的体验。

可见语文绝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听说读写,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通过语文的“人文性”表现出来的。在语文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可以提升我们的才华,但它更需要与人们的生活内容精神内涵一致提升。了解了内涵的可贵形成气质之美,更能在生活中养成一种风格,不再是像机器一样一味追求“分数”、“成绩”,更懂得欣赏语文的“美”。

语文的“美”如何获得?这就在第三个方面“语文需要感悟”在语文课程中感悟美,在美中得到收获。就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它充分体现了课程标准“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体裁、题材、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的要求。无论是在“质”还是“量”方面,都很好的适应了学生发展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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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教学；课堂教学；综合性学习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4-0123-02

长期以来，语文教学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大语文教育”无法贯穿到语文教学中去，“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相等”的教学理念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口头上。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实施，打破了这种局面。语文综合性学习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应该积极提倡。”《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也指出：“注重跨领域学习，拓展语文学习的范围，通过广泛的实践，提高语文应用能力”。因此，我们不能把语文综合性学习局限在教材中设立的综合活动课中，而应该认识到语文综合学习存在的广阔性，要把语文综合性学习看作是一项形式多样、范围宽广的语言实践活动，应该渗透在各种语文活动中。

一、语文综合性学习在语文课堂中的应用

语文课堂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最主要阵地，语文教材中所选的课文也往往涵盖了诸多领域，涉及各个学科，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综合课特点。如《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涉及历史知识，《看云识天气》涉及地理知识等。因此，课堂上要使学生深入探究文本，就必然结合与课文有关的学科知识。如学习《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时，就可与历史教材中的有关知识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了解第二次的情况，明白雨果对战争的态度，同时还可以让学生欣赏一些有关圆明园的精美图片。这样学生不但能掌握更多的知识，激发学习兴趣，而且对课文的理解也更透彻。

教师还可以根据教材特点，进行“单元整组教学”。如结合“单元导语”的提示，让学生从《孔子拜师》认识古代大思想家孔子和老子；从《开天地》了解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创造天地的一些神奇想象；从《赵州桥》中领略了这一历经千年而风采依旧的建筑杰作；从《一幅名扬中外的画》中欣赏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的神来之笔。学生从多个侧面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到我国古代名人、神话故事、古代建筑和绘画都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在有效整合中，课堂教学由平面变成立体，由单薄趋于丰满，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知识、情感、方法浑然一体的学习情境。

语文课堂教学手段也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在学习课文时，可以根据文本的内容、体裁等特点，采取声音、图片、动画、音乐、视频、上网等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组织课堂讨论、课本剧表演、模拟主持人等多种教学形式，以期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如学清照的《声声慢》时，可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一曲哀伤的音乐，然后在这样的氛围中带领学生伴随着音乐轻轻地、缓慢地朗读，把教材无声的文字变为有声的语言，从而进一步品味诗歌的内蕴，学生既得到了情感的浸润，又获得了审美的愉悦。

二、语文综合性学习在专题型学习中的应用

综合性学习强调综合，综合性是语文综合性学习的重要特性。从学习目标上看，它是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的综合；从学习内容上看，它是语文学科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书本知识与社会生活实践的综合；从学习形式上看，它是教师的设计、组织与学生的自主参与、实践的综合，是读书、写作、表演、辩论、参观、采访、搜集资料、合作探究等多种学习活动的综合。因此，综合性学习不能只局限于课堂，教师在语文课之外可以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开展一些专题探究活动，如举办征文比赛，办手抄报、演讲比赛、辩论赛等，都能使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全面发展，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精神得到充分发挥和培养。

在指导和组织学生开展专题型语文综合性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当从目标、内容和形式等多方面综合设计考虑，使学生在不同学科内容与学习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在自主的实践活动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增强听、说、读、写能力，全面发展语文素养。如当学到《蜡烛》、《芦花荡》时，教师组织学生开展“世界何时铸剑为犁”的活动，以二战为背景，并以为重点考察对象，让学生认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活动中，同学们动手查资料，爱好唱歌的同学找来磁带，学唱《大刀进行曲》，甚至可把《地道战》改成舞蹈呈现在大家面前。同时，举行“记住历史，珍惜和平”的演讲比赛。通过活动同学们认识到了战争的罪恶、和平的重要，心中又多了一分责任感：历史上用刀剑保卫国土，而今我们要用科技来捍卫我们的国土。又如在开展《编一份小小文学手抄报》语文综合性学习时，既要促进学生在文学知识方面的积累，又要增强学生在自主设计活动方案、搜集整理资料、口头书面表达、参观采访调查等多方面能力的锻炼，还要对其进行亲近文学、热爱文学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和熏陶。

三、语文综合学习在生活中的应用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当儿童跨进校门以后，不要把他们的思维套进黑板和语文课堂的框框里，不要让教室的四堵墙壁把他们跟气象万千的世界隔绝开来，因为世界的奥秘中包含着思维和创造的取之不竭的源泉。”语文教学的过程其实就是学生听、说、读、写不断实践的过程，是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受到熏陶感染的过程。语文素养的形成离不开实践活动，语文综合性学习以活动为主要形式，实践性就更成为其重要特征之一。正如新课标所提出的：综合性学习应“注意培养学生策划、组织、协调和实施的能力”，要“重视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主要由学生自行设计和组织活动，特别要注重探索和研究的过程”。语文综合性学习强调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以学生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主要开展形式，强调学生的亲身实践经历，要求学生观察自然、观察社会，积极参与小组活动、校园活动、社区活动，在设计、组织、探索和研究的一系列活动过程中，发现并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实践能力，培养创新精神。

生活中蕴涵着丰富的学习资源，是语文综合学习的大课堂，生活有多宽广，语文教学的空间就有多宽广。课本不再是惟一的学习资源，教室不再是惟一的教育场所。学校里，与老师沟通、与同学争论、办黑板报、办文学社、节日互赠贺卡等活动，是一种语文学习；日常生活中，逛马路、买东西、听广播、看电视、翻阅书报杂志、喝茶聊天、夏日乘凉听爷爷奶奶讲述民间风情，也是语文学习；外出旅游更是语文学习，了解多彩的大自然和丰富的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人文景观，语文素养在不断增广的见识中逐步得到提高。可以说，生活中处处是语文，处处可以学语文。学生应养成时时处处学习语文知识，锻炼语文听、说、读、写能力，注重情感体验的好习惯。教师要充分利用生活中的语文资源，积极开发课程资源，让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学习，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和综合素养。

总之，综合性学习既能立足于文本，又能关注到生活，还能放眼于历史，使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社会是大课堂、活教材，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优化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拓宽语文学习内容、形式和渠道，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学语文、用语文，在更自由的氛围中感受语文的情趣和魅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郭根福.试论语文综合性学习的有效教学策略[J].课程・教材・教法，2003，（3）.

［2］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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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玉米；结实性差；原因；预防措施

2005年，我地夏播玉米穗出现了不同程度地缺粒、缺行现象，有的果穗结实仅有一半，一般减产10%~40%，个别地块减产50%以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深入田间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分析，基本明确了造成玉米结实性差的主要原因及预防措施。

1玉米结实性差的表现

通过调查分析，结实性差的玉米，主要有3种表现类型：①玉米植株在整个生育周期中，表现生育正常，只是到了成熟期，果穗苞叶呈不平展状态，收获后穗轴籽粒很少，且在果穗上呈散乱分布，呈满天星状。②果穗侧面缺粒，呈香蕉型，即果穗的一侧自上而下整行没有籽粒，果穗弯向缺粒的一侧。这些多发生在较矮的弱小植株，前期发育正常，抽丝后，穗轴逐渐弯曲，苞叶膨胀松散。③果穗下部结实正常，上部秃尖现象严重。果穗上部4~5cm处无籽粒或籽粒细小呈白色或黄白色，一般大穗型品种秃尖长度大于小穗型品种。

2造成结实性差的主要原因

2.1品种因素

由于品种本身遗传上的差异，对不良环境条件反应不同，造成品种间缺粒程度有差异。表现为早熟品种缺粒程度轻于晚熟品种；叶片上冲品种轻于叶片宽大下垂型品种；硬粒型轻于马齿型品种；果穗苞叶短而松散的品种轻于果穗苞叶长、苞叶紧的品种。早熟品种因生育期短，开花期避开了8月份的连续高温天气，开花授粉正常，因而受影响小。而苞叶紧的品种花丝抽出缓慢，吐丝时若遇高温干旱或阴雨连绵、低温寡照天气，容易造成因授粉不良而表现缺粒。

2.2气候因素

玉米开花最适宜的温度为22~26℃，高于30℃花粉活力降低，小花数量明显减少，高于36℃花粉受影响较重，开花困难。本地玉米开花授粉集中在8月10~15日，此时30℃以上的高温天气30余天，致使此期抽穗开花的地块雌穗吐丝缓慢，花粉、花丝寿命短，有的失去了生命力，只有少量花粉授粉，从而造成果穗缺粒。

2.3栽培管理措施不当

由于受种植习惯的影响，种植密度普遍偏大，并且对大穗型和一般穗型的品种，没有明显区分，一般种植密度在7.5万株/hm2左右，最高达到10.5万株/hm2。种植密度过大造成田间郁蔽严重，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过早枯黄，叶片光合能力减弱，制造的营养物质不能满足籽粒发育需要，形成秃尖或缺粒，密度过大造成叶片之间交叉甚至挡住花丝，影响授粉，加之高温天气造成花粉量少，均影响玉米的正常授粉。

2.4肥力不足，营养失调

特别是那些稀植大穗、增产潜力大的品种，种植在中低肥水地块上，营养缺乏，满足不了玉米生长发育的需要，导致植株发育不良，雌穗吐丝相对推迟，致使花期不协调，失去授粉机会，形成果穗缺粒。氮、磷、钾营养配比不当，出现花丝败育，形成秃尖。有的是因为生育后期养分、水分不足，顶部花丝吐出晚，雌花退化、柱头变态、花丝叠压等也会形成缺粒。

2.5病虫危害

玉米受蚜虫、红蜘蛛危害，导致功能叶早衰。雄穗受蚜虫分泌物影响，发霉粘黑，造成整个雄穗不能散粉。还有病虫侵入果穗，使之不能正常结实。

3预防措施

3.1选用抗逆性强的品种

品种之间抗逆性是有差异的。在2005年的气候条件下，本地种植的郑单958、农大108等品种均能正常结实。

3.2错开高温期，适时播种

在本地建议在6月10日以后播种，可有效地错开8月份的连续高温天气，延长花粉、花丝的寿命。

3.3合理密植

根据栽培品种的特征特性和肥力条件确定种植密度，中晚熟大穗品种种植在高水肥地块上，留苗密度控制在4.50~5.25万株/hm2左右，中早熟品种种植在中低水肥地块上，留苗密度控制在6.00~6.75万株/hm2左右，以创造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提高授粉率，减少缺粒损失。

3.4合理运用肥水

遇旱应及时浇水，结合浇水追施氮、磷、钾复合肥，满足玉米发育所需各种营养，使果穗发育整齐抽丝一致，对于弱苗要偏管，达到整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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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植“人的心理发展”，是影响和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是通过实践和学习使人的素质上的缺陷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完整意义上的素质一词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所谓“素质”指的是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表现为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后来引申至人的各种机能的功能水平。素质只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不能决定人的心理的内容和发展水平。人的心理来源于社会实践，素质也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发育和成熟起来的，某些技能或素质上的缺陷可以通过实践和学习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

素质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而艺术教育则是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效手段和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艺术教育与素质教育有共同的范畴；在功能上，艺术形式与素质教育的任务是相通的；从工具性上说，艺术教育是素质提升的有效方法之一。由于艺术教育的实质恰恰是通过情感与心理中介的训练和培养达到影响人的审美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目的。因此，它在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上，在弥补人的素质缺陷上，在促使人的健康的心理要素成熟上，有着其他教育方式所不可替代的功能。它是一种心灵的体操，一种灵魂的净化剂。艺术教育也最能穿透某些人的感情麻木的铠甲，使受教育者在内心世界留下深深的印迹。

毋庸讳言，当今大学生所接受的艺术教育已经不同于先前知识分子，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也与老一辈知识分子有了很大的差异。随着艺术教育(比如音乐曲目)逐渐被流行的、现代的、通俗的、西方的内容同化，青年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遇事从“自我”出发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乐于索取而不愿奉献；怀疑一切，迷恋腐朽的心态有所滋长。出现这种问题的比较，当然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但它至少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艺术教育的结果与受教育者的思想状况相关。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提出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艺术教育如何使受教育者有理想，有抱负，有高尚的情操，有积极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如何避免与人的心理、精神教育脱节?这也就自然地涉及到艺术教育在整个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向问题。

艺术教育的教育本质上是素质整合工程的子系统之一。比如就音乐这种艺术教育形式而言，其所蕴涵的素质意义是丰富的。首先，音乐教育有助于学生记忆力的发展。在音乐教学中，教师通过歌曲演唱、和乐演奏、载歌载舞等活泼丰富、形式多样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全身各种器官都能活跃起来，在提高兴趣和注意力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记忆力的提高。其次，音乐教育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让学生欣赏中外古今名曲，借音乐形象来唤起学生对相关视觉形象、听觉形象及相应事物的联想，让学生尽情畅想作品所表现出的独特自然美以及别具异域风光的境遇美，使学生的想象力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再次，音乐教育能培养学生的节奏感，促进时间知觉的发展。音乐是一门节奏性很强的学科，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最易感受到的便是那抑扬顿挫、高低起伏的乐感，尤其是在敲打乐、摇滚乐中。最后，音乐教育可以起到陶；台情操的作用。当我们欣赏一首音乐作品时，或许我们不知道引发作曲家产生这种情感的事由，但我们却能直接感受到他的情感，感受到作曲家的灵魂，体会到《国际歌》的庄严、《天鹅湖》的优雅、《雨打芭蕉》的柔美、《黄河怨》的悲怆、《步步高》的欢乐。

当然，综合性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培养专业的艺术家，但也不是单纯地训练吹笛子、弹钢琴、画画、书法和跳舞的技术。它是要通过这种技能、知识和修养，提高审美境界，从而促进德、智、体、美、劳等全面素质发展，成为具有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代新人。如果偏离了这个轨道，那么所谓的激发创造力、启发心智、促进形象思维、培养审美情趣和能力的艺术教育，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一般认为，艺术教育说到底是人的精神文明教育，或直接地说，是“修养”的教育，是“灵魂”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艺术教育同素质教育一样，同一般的文化教育、素养教育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如果把艺术教育看作是素质教育中的“特长”教育，一种专门的“本领”教育，把“技能”“技巧”放到主导地位，放弃其特有的净化心灵、提高精神境界、学会正确处世的功能，那么，艺术教育也就丧失了它的本质，走入“误区”，甚至成为一种新的“应试教育”的变种形式。黑格尔曾经说过：“按照席勒的看法，美感教育的目的就是把欲念、感觉、冲动和情绪修养成为本身就是理性的。”在席勒看来，理性与感性是处在对立面的；中突之中，而美感教育“所要做的”正是实现二者间“调停与和解”的要求。这一思想，相当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在前面对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地位和功能的规定。

被时展促发而逐渐醒悟的艺术教育开始观念和体系上的变化，其主要标志是倡导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重要价值是认可人的全面成长的意义不亚于知识技能教育价值，这当然大大拓展了僵化的思维模式，从各门类教育加强艺术文化的教育、艺术教育增加文化和跨学科教育、到艺术院校增设传统技巧学科之外的文化理论学科和艺术教育系科等，都显示了一种变化趋势。综合素养进入艺术学科教育视野、技巧之外的文化素养的迫切性要求加强、认可培养艺术家需要综合功底的认识扩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艺术专才为唯一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艺术教育尽管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它对于开拓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完善人格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教育更广泛价值的理解一步步深入，强化素质教育的认识使人们对艺术教育的价值有了远比以往更为全面和更具深度的认知。对于大学教育而言，校园艺术文化氛围建设、艺术专业技能技巧教育、综合艺术文化素质教育，都是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构成学校艺术教育大的构架，彼此之间又相互穿插。校园艺术文化氛围建设无论是专业艺术院校还是普通院校都需要大力建设并渗透在学校教育、生活之中，艺术专业技能技巧教育在综合高校中也日渐增加，而综合艺术文化素质教育在专业艺术院校中同样存在，对越来越专业分工的艺术门类更显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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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基础、分立、结合、突破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级法院都在推行审判流程管理模式的经验和做法，还有一些法院进行了其他有益的尝试。这些改革一扫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流弊，高举程序公正的大旗，将整个审判活动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以公开保公正、以公开促高效，是在当前体制下从法院内部解决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由于司法公正本身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部分，如何使这两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程序公正有效地保障和促进实体公正，是当前法院审判改革急需解决的。

一、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存在的价值基础

实行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是在法院内部实现立审、审执、审监分立，特别是在立案权与审判权分离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对审判程序的动态管理与控制，从而使审判工作各环节相互衔接、相互监督，达到分权制衡、权责统一，以促使审判公开、公正、高效、有序、文明、廉洁地进行。

这种改革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实现司法的公正，笔者认为有以下的基础：

第一、立案权与审判权的分立。在立审不分的情况下，一个案件能否受理，往往要受到多种因素尤其是实体因素的，比如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案件审理的难易程度、案件当事人的背景等方面，而不完全取决于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符合条件的案件不一定都能被受理，有些案件被排除在法院的大门之外，从而排除了司法管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司法的公正也就无从谈起。实行彻底的立审分立，有助于立案标准的统一，能够改变当事人有冤无处伸的状况。只要符合法定的立案条件，从事立案审查的法官就应依法受理，而不应也不需要去考虑审判案件的法官如何判决的问题。这样就解决了“告状难”，防止了“踢皮球”现象，减少了上潜在的矛盾，为当事人有效地解决纠纷铺平了司法道路。另一方面，立审分立也是出于保障案件公正审理的需要，防止审判案件的法官在审查时形成主观预断，或产生某种偏见，或不适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至于对以后的判决产生不良的影响。

以立审分立为基础和中心，进而实现审监分立、审执分立这三个分立，是减少和遏制诉而不立、立而不审、审而不判、判而不执等司法怪现象的有效措施。

第二、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的分立。我们通常说，实体公正是相对的，而程序公正是绝对的，说明程序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实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还要重要。只有保持程序的正当性，使案件的实体审判始终处于程序的有效控制之下，成为程序的必然，才能确保司法的公正。要想杜绝审判过程中法官办案的随意性，就需要用程序加以控制，使程序成为约束法官行使审判权行为的准则，而不是法官用来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比如说，关于延长审限的规定，应当属于案件在特殊情况下不能审结的补救措施，而不是法官在正常情况下怠于行使审判权时所寻求的藉口。因此，将法官原本享有的部分程序性权利从审判权中剥离出来，使审判案件的法官对案件的进程（比如开庭日期的确定等）失去决定权，只能在他人为其设定的程序轨道上被动地前进，而没有停止或后退的权利。这样一来，法官审判权的行使便有了紧迫性，案件的审理情况将随时受到跟踪和监督，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如果进一步削减办案法官的程序性权利，比如将判决的时间也予以相对地确定，要求一定的当庭宣判率，那么纵使当庭宣判可能造成极个别案件的错判，案件裁判总体上的公正性仍将进一步增强，因为它大大减少了从开庭到宣判期间对于判决结果的人为干扰和影响因素。

第三、当事人与承办法官的分立。出于公正、公平、中立的需要，当事人与法官不得单方接触的原则是一条最基本的诉讼准则。在过去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与承办法官因案件的送达、调查取证、财产保全等工作所形成的频繁接触曾经成为一种正常现象，这种接触使法官在心理上、感情上对案件的一方当事人产生了倾向和接近，以至于最后作出了不公正的裁判。即或作出的裁判是公正的，另一方当事人也会产生不公正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状况，确保司法的公正，有必要运用程序设立某种限制对二者加以隔离，以尽量避免或减少案件承办法官与当事人不必要的单方接触，使案件承办法官除了在开庭时与双方当事人同时接触外，没有单方接触某一方当事人的机会。为达到这一目的，案件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如立案审查、送达、保全等一系列环节都需要从承办法官的审判权中分离出来，而将这些权力交给另外一些不审理该案件的法官，使承办法官与双方保持同等的距离，从而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利于案件的公正裁判。

二、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完善的基本方向

目前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还应当看到，审判流程管理制度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有些制度的设计在施行过程中已明显地违背了初衷。另外，审判流程管理各环节之间在衔接和配合上还存在许多问题。从案件的审查立案、排期开庭、到案件的送达、财产保全以至开庭审理和判决等，就象一条流水线，需要由不同的人员来完成，而每一个人对自己面前工作完成的好坏，都直接影响下一道工序的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只在自己控制的那部分时间内对案件享有部分程序或实体上的决定权，而在行使这部分权力时还要受到相邻程序享有者的制约。因此，一个案件在程序流转过程中，需要众多人员的参与，他们之间怎样配合，如何衔接，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旦某一环节在程序上出了问题，不仅将导致程序上的混乱，增加诉讼成本，更容易造成效率的低下。

如何解决好上述问题，进一步发挥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的作用，是完善和深化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改革的关健。笔者认为，不仅仅要改进制度，更要在执行制度时把握制度设计的内涵，可以在实施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监督管理与服务的结合。立案庭和各审判庭之间应当是一种既监督又服务的关系。放弃监督而一味地强调服务，将使立案庭听命于各审判庭的指挥，失去对案件流转程序的控制权，从而失去对案件的全程跟踪和动态管理，最终可能导致案件裁判的不公正；放弃服务而一味地强调监督，将使立案庭与各审判庭之间发生磨擦和冲突，失去协调和配合，不利于案件的及时裁判。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的设立既是为当事人服务，同时也是为各审判庭服务，既是在行使一部分程序性审判权，又要服从和服务于实体性审判权，在服务中实现监督，在监督中搞好服务，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此，立案庭对外要本着服务于当事人、方便当事人诉讼的原则，努力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成本。“首问负责制”、“诉讼向导制”等做法，正是基于此目的而设立的。而当事人随到随立，即随时审查立案、随时排期、当场给原告一方送达开庭传票等，给当事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立案庭对内要服务于各审判庭，充分做好开庭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使承办法官能专心于开庭审判案件，不需再为传唤当事人、确定开庭日期、寻找审判法庭等事项费力劳神。立案庭在做好审判服务工作的同时，还要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加强对审判全程的有效控制，不能仅仅将工作局限在案件开庭之前，还要延伸到案件的审理终结。因此，应当进一步在案件的分配、当庭宣判的比率、审限的跟踪等方面加强对案件的监督、管理与控制，扩大立案庭对程序控制的范围和强度。只有使立案庭和各审判庭的权力保持相对平衡，才能发挥双方应有的职能。只有做到监督与服务的结合，才能体现各方的协调与合作精神，共同为社会搞好司法服务，切实维护司法的公正。

第二、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结合。司法公正并不单纯指的是实体公正，当事人也越来越善于拿起程序公正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推行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审判权力分配体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程序的公正相当多地体现在立案庭，在立案、排期、送达、保全、调解诸环节上，经常发生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情形，比如管辖权异议、对财产保全申请复议、对开庭遥遥无期的抗议等。这些程序的出现，或多或少地了司法的公正。特别是对于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舆论关注，被称为新的司法腐败现象。这一问题的产生，不外乎有两种原因：一是案件在流转过程中耽搁的时间过长，尤其是当事人上诉的二审案件，甚至案件流转的时间远远超过案件实际判决所需的时间。这种状况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妨碍了当事人对上诉权的正常行使，侵犯了当事人程序上的期待利益，致使当事人来回奔波于两级法院之间查询、催办，甚至开始拖关系、找门路，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和精神压力；另一方面在实质上造成隐性超审限的状况，使一、二审审限形同虚设，既影响了的权威，也损害了法院的形象。二是案件本身复杂、疑难或存在人为干扰因素，导致迟迟不能开庭或开庭后杳无音信，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审判庭。即或最后作出了公正的判决，这种迟到的判决对相当一部分当事人而言也只是一纸空文，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正如人们常说，“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因此，案件的一审法院对于上诉的案件应当严格在法定的期限内及时上报，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也应当及时进行登记排期开庭，这一过程中案件的流转尤其需要立案庭和各审判庭的配合。而实体的公正主要体现在审判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事人诉讼的目的不仅是希望在审理中得到公正的待遇和及时的判决，更希望得到公正的判决，以弥补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到的损害。立案庭和各审判庭在案件审判上的配合，主要体现在案件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上，缺乏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程序的公正将有助于推动和实现实体的公正，而实体的公正应当是程序公正的必然结果。正当程序和审判独立的有机结合应当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

第三、审判流程各环节之间的结合。它既包括立案庭与审判庭之间在案件流转上的结合，也包括立案庭内部各环节之间的结合。立案权与审判权的分立，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对立的，它们只是一个案件不同的诉讼环节，分属不同的部门和人员，立案只是案件的起点，而审判才是案件运行的终点。为了保证审判流程各环节的顺序性，立案庭不仅要在形式上统一立案登记，还应将所有的案件都规定由立案庭进行实质上的立案审查，这也有利于审判庭裁判水平的提高。围绕立案所进行的一系列庭前准备工作，都是为案件下一步的审判打基础。立案阶段的工作完成后，案件需及时移送各相关业务庭，案件移送的时间、案件的材料完备与否、以及案件的分配是否适当，都是影响案件从立案庭流转到审判庭是否顺利的关健。这其中有大量琐碎的工作要做，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案件流转不畅，甚至造成双方之间的推诿扯皮。同样，在立案庭内部，既要减化案件流转的环节，即尽量减少案件的参与人员和不必要的审批程序，又要将现有各环节上的职责予以适当的分配与合并，做到权责明晰，以确保提高工作积极性、提高诉讼效率，防止各种消极现象的发生。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妥善安排好送达、财产保全、调解等工作，以节约诉讼成本。

三、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改革的新突破

如果仅仅将立案庭的职能局限在上述范围内，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但并不能有效解决庭审阶段负荷过重、以至造成诉讼进度缓慢、大量案件积压等不良现象。笔者认为，应当以“三个分立”为中心，围绕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努力扩展立案庭的职能，实现立案职能的新突破。

第一、庭前证据交换的突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2002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其中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这种审理前的程序在美国称为发现程序，它赋予了当事人主动向对方收集有关证据和信息的权利，目的在于暴露案件事实，明确争执的焦点。通过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调查和交换证据材料，使双方在相互知悉对方持有的事实、证据和法律点的份量之后，容易取得共识或某种程度上的妥协，迫使当事人双方都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考虑诉讼争端，便于当事人自行和解或法官依法进行调解。即使不能促使当事人走向和解，也可以为下一步的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以提高诉讼实效，避免诉讼上的拖延。

庭前证据交换对程序功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在一定意义上对审理过程中所展示的案件事实具有预决的效果，鼓励了当事人积极地在庭审之前收集对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的、在庭审时所需要的证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在庭审之前明确案件争执的焦点及事实情况，有助于在审理时避开无关的争执点和缩小当事人在争执点上的差异，防止诉讼进程的一再拖延。同时也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减弱了当事人在举证方面对法院的依赖，促使法院的审判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方向发展。另外，它防止和杜绝了案件审理时一方当事人的突然袭击，增强了庭审的辩论效果和庭审的实际意义，使庭审更具吸引性和观赏性。

第二、庭前调解制度的突破。由于庭审功能强化以后，绝大多数案件都要求直接开庭，这就使调解在时间上陷于尴尬境地，而当庭调解又需要时间，很可能影响当庭宣判。如离婚案件，调解是必经程序，但往往不是在相对短暂的开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庭后调解，既可能因为调解时间长违背诉讼效率和审限制度的要求，也使案件不能当庭结案。而通过庭前证据交换，当事人双方基本上做到了知彼知己，已经为在庭前调解结案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据悉，美国现存95%以上的民事案件是在庭审前，采用和解、调解或其他适当方式谋求协商解决纠纷的。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从程序上对调解制度加以完善，将调解程序进行前置，放在立案庭，实行调审分离，以改变调审合一、久调不决的状况。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开庭前进入专门的调解程序，并给予适当的调解期限加以限制，以改变调解在时间上的任意性。调解不成的案件，及时进入开庭程序。调解由不担任案件主审人的立案庭专门人员主持，可以防止审判人员在开庭前就产生“预断”心理，保证开庭不走过场。但是有人认为，立案庭进行调解违反了立审分立的原则。笔者认为，调解主要是当事人之间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的，本着提高效率、简化程序、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的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由立案庭通过庭前调解的快捷方式结案，在实践上是完全可行的。

篇9

关键词：小学生；音乐教学；基础实践

义务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要使所有适龄的青少年受到必要的教育，这是现代化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而音乐课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整套小学音乐教材都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与学生参加音乐的艺术实践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使学生能主动地、生动活泼地进行学习，有效地提高音乐素质。

音乐课的实践性、技术性很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获得，都需要练习。这套教材所设唱歌、欣赏、音乐知识教学内容，较好地体现了义务教育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中所提出的识谱知识和视唱听音的要求。为减轻学生负担，教材中所设计的练习，是课堂内的练习，又是课外作业。

练习的设计，应从以下几点出发：

1注意使学生通过练习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如学生在认识了四分音符以后，再学习八分音符时，教材中采用了直观，形象的图表，将八分音符和四分音符的时值进行比较，加深学生对八分音符的理解。再通过跟着教师唱含八分音符的练习，或请学生数一数所学歌曲中有几个八分音符，提高了学生识别八分音符的能力，再跟着老师拍手的练习体验八分音符的节奏感。有了这些有目的、难易适度的练习，久而久之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经练习后转化为能力。

2注意形式多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自觉意识，如跟着老师唱，这种形式是为用听唱法进行唱歌教学作准备的一、二册五线谱唱名注音是在符头内，三、四册唱名注音是在音符下面，跟着老师唱或听琴演唱中，设计有不同节拍，不同调的练习，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师生接唱，听琴接唱，听琴视唱(简谱)。在四册结束前设计了请你试着唱唱的练习，试图帮助学生体验获得成功的喜悦，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提高练习的兴趣。再后，从认识音符，数所唱歌曲中某种音符数目的练习，到书写音符，临摹四小节歌谱等；从拍节拍到边拍手边唱歌；从读节奏谱到边唱旋律边拍节奏；从听辨音的强、弱，到听辨音的高低，从听节奏填空到听辨简单的音乐短句再到听音填空，形式丰富多彩。这不单纯是为了使学生掌握音乐知识和技能，还着眼于今后音乐的学习上，如，为巩固学过的歌曲和欣赏过的歌曲、乐曲，还设计了听记歌曲、乐曲曲目的次序，以起到复习、巩固的作用，强化音乐记忆力，通过识别所学歌曲的曲调、不仅有助于学习识别歌曲中的反复短句，降低了学习唱歌的难度，还有助于理解表现歌曲，培养学生从小养成分析的习惯，逐步发展思维能力。

3注意为演唱歌曲、欣赏音乐作铺垫，整套教材各项教学内容纵向的联系，是指练习的内容设计应循序渐进，应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而横向的联系是指练习的内容与学习本课主教材(指唱歌和欣赏)有机结合。同时，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保持适当的独立性和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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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历史乃是现象的概念化与概念的规范化、思维模式的培育与变革、方法论的探索与创新的历史。”[1](P226)将现象概念化并形成包含特定价值和方法在内的理论框架，通过比较不同理论框架解决面临问题的效果，来获得、验证“进步的”“科学的”的理论，进而指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2](P46-48)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行政法就是解决有关行政问题的法。[3]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研究的方法，有关什么是成问题的想法，何者应该包括在研究领域里，何者应该排除在外的标准”，[4]这些科学史学者称之为范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定时期“行政”的观念和问题所决定的。因此，要研究行政法基本范式，应该从行政观念开始。

居于现代行政法学理论核心地位的行政观念，起源于20世纪初叶行政国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初叶始，公共事务的急剧增多，“市场失灵”对政府放任政策的否定，导致人们尝试通过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物的范畴，赋予其足够权力的方法，以解决所面临的市场失灵困难。这种强化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必然性，主张国家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有运用各种强制性手段的必要性，力图用扩大国家职能的方法扭转经济和社会危机，提高行政效率，增进公共利益。

我国现行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就基本上是从国家行政这一背景出发的，集中体现在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和行政法的功能两个方面：

（一）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主体和行为

虽然在表述上略有不同，我国行政法学者基本上都将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界定为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权的行为。对此概念可从主体和行为两个角度把握：从主体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专属于国家，国家是管理公共事物的唯一主体。例如有的学者在解释行政的含义时，认为“只有国家才有权进行行政活动”，“行政是国家的”。[5](P30)更有学者为了强调国家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独占性，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道：“只有国家出现以后才有行政，将来国家消亡了，行政也将自然消亡。”[6](P4)从行政的行为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行政活动的本质是国家运用行政权所进行的管理活动，“行政就是管理”，[6](P4)强调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并将运用强制性权力当作行政行为的本质。

不难看出，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概念的上述解释，正是基于对国家行政观念的认同，即，因为“市场失灵”，所以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应由国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直接承担起行政的任务；从行为的角度来看，主张国家为提高行政效率，有运用强制性权力的必要。随着行政国实践的成功，上面的观念演化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专属于国家，行政行为本质即强制性权力。

（二）行政法的功能（即要解决的问题）：提高国家行政效率，控制行政权力滥用

从主体和行为两方面强化国家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国家行政观念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如何保证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时的效率？如何避免行政机关运用其被赋予的强大权力侵犯相对较弱一方公民的正当利益？如果制度设计不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则国家直接管理公共事务的必要性、国家运用强制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合理性都将大打折扣。于是，这两个问题便成为行政法在行政国背景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对行政法律关系特点的认识，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构建、现代行政法各流派的特征等这些行政法律科学领域内的重大问题，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国家行政的特点和其面临问题的烙印。例如，对经行政法调整而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特别的认知，学者们从两个关节点上把握，一是行政法律关系必有一方是行政机关；二是双方地位不对等，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处于优越的地位。[7](P22-23)这两个特点恰与国家行政的主体和行为的特点相对应。又如，学者们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行为的研究，一般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三个角度展开，而这三种行为的内在线索则是国家所享有的以命令和强制行为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国家行政的观念是这三种行为的主线（注：我国现在通行的行政法学教材基本上都是以此结构为基础而展开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的。）。再如，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其对行政的本质和待解决问题的认知，虽然侧重点和价值取向不同，也都是在国家行政的框架内，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解决问题方案。无论是注重行政效率，还是强制控制行政权，或是兼顾二者，它们的理论预设和体系的展开，都是根据国家行政的要素的问题，带着国家行政这幅眼镜，在侧重保障国家的行政权与控制国家行政权的不同重心上去认知、解决问题。

法律具有时代的精神，它是一定时代精神的反映。20世纪初叶，公共事务的增加，市场失灵的影响，强化了国家行政的观念，强化了行政主体唯一性和行政权优越性的观念。这种强化，符合行政国时期公共事务增多对国家职能扩张的需要，因而，以国家行政为基石的行政法范式，也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将一定时期的实然现象，当成所有时期的应然现象。对把国家行政观念下的行政特点和行政法观念当成一种无可置疑的所有时代“应然”现象的本质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观念剪裁现实，恰恰相反，是现实决定了我们的观念。

二、公共行政的兴起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型

（一）公共行政的兴起

自20世纪60年代起，“政府失灵”使人们开始怀疑行政国家控制全部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性，“人们开始反思负担过重和过分官僚化的政府是否有能力负担指派给它的繁重的工作任务”。[8]在管理公共事务的主体和方式方面，国家行政思想所蕴含的关于行政的两个基本观点，即国家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主体的唯一性和强调行政权力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手段，都在被逐渐突破。一场以部分行政权力社会化和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行政改革，正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全球。具体表现为：

1.第三种组织的出现。所谓第三种组织，即由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等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它们致力于国家正式机制以外的公共目标。它们的活动范围介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域和以个人自由为标志的私域之间，被称之为第三域的范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美国家，第三种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成为实现公共利益不可或缺的力量。[8]

2.非权力性行政方式的广泛使用。实践中，以淡化行政管理权力和强制色彩为重要特征的新的行政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激励等，越来越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流方式。它们在提高行政效率，增进行政民主，保证行政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公平、平等方面具有积极效果，已经被人们广泛采用。

3.公法向私法的逃遁。随着行政的主体多样化和非权力性行政方式的日渐增多，行政法的调整和调整方式也出现了诸多变化。行政任务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行政任务的部分民营化，行政方式的非权力化，救济方式的多样化等等，也不断地反映到调整这些现象的行政法中来，概括起来，即行政法正在逐渐扩大调整对象，变革调整方式，主要体现为权力色彩和强制功能的弱化，代之以平等和合意因素的增加。正如日本学者盐野宏指出的那样，“实体法上区别公法和私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行政机关的调整公共事务管理的法律适用和救济方面，不是机械地适用公法的规定，而是根据问题定向，采用“提示问题式的概念”，以平等、比例、公正为原则适用公法或私法实现公共利益。[9](P35)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形象地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公法向私法的逃遁”。

（二）国家行政范式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