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论文十篇

政治与经济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经济建设；法治；行政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大作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战略部署。经济的振兴与持续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平台。依法行政的实践与行政法学理论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防护林”。 衡量一个社会有多少财富要看它的经济指数，然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指数则要根据那里的法治状况来判定。经济的振兴应当表现为经济基础的夯实、经济实力的增长及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但恩，经济的振兴与持续发展必须以法治为依托。也就是说振兴经济，法治应先行。 一、经济与法治的关系 经济与法治建设的关系相当密切。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建设属于经济基础范畴，法治建设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必然决定着上层建筑中法治建设的内容、方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它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经济建设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内容、方向。法治建设在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亦会对其产生反作用：当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相适应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前进，反之，它就会凸显其负面本性，使生产力的发展举步维艰。历史上法治建设不健全、法治环境不完善进而影响、阻碍社会发展的案例，俯拾皆是。法律虽有很多“不能”，但现在它已成为调整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与方式。同时，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是根本的、缓慢的、隐然的、理性的、长期的，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表现出相对性、迅急性、显象性、感性性及周期性的往复，具有一种虽被决定但确极具主动性的特质。因此，我们虽不能夸大法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这种反作用，但却不能不给予其足够的审视。 法治建设包涵两个层次的内容四。第一个层次，即传统意义上的法制——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辽宁应当因时、因地、因实际制宜，在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前提下，紧紧依靠党的相关政策，加紧制定经济振兴亟需的、也是实际所需的，具有前瞻性、多视角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第二个层次，就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即按照第一个层次的法制进行实际的管理。它是一个动态的施行过程，包括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内容。依法行政就是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二、行政在法治中的当然涵义 由于行政权是国家权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其执行的内容直接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否依法行政，是否全面地、及时地、如实地依法行政，在很大范围内和相当程度上必将直接影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而，大力加强法治建设，努力建设一个文明、有序、公正、透明的执法环境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一)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的取得必须合法 因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不是当然取得。行政职权只有经过法律的设定和授予才能存在，这是行政执法机关取得行政职权的唯一合法途径。同时，行政权对于国家来讲，是权力(又称为行政职权)，但对于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它同时又是义务(也称为行政职责)。既然行政权源于法律的设定或法律法规的授予，因此，任何没有法律根据的权力，包括行政职权，其存在和行使都是当然无效的。 (二)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合法 既然行政权源于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那么法律在设定、授予行政职权之时，必然从内容、形式等方面作出明确限定。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及其他被转移给行政职权的组织，必须依法而为。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为必然导致违法。合法行使行政职权包涵三方面内容： 其一，行政职权的主体必须合法。能够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设定而取得的行政职权；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妇联、居委会、村委会等非国家机关组织，经由法律法规授权而取得行政职权问；行政机关也可以将非专属于自己行使的行政职权，委托给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组织或个人来行使。例如，公安机关可以把罚款权委托给事业组织或个人来行使，但是拘留权不能委托。因为该项职权专属于公安机关，而且只能由它行使。再如，工商机关收税是一种明显的越权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一个非工商行政机关在执法时，将相对人的营业执照收去，甚至做出暂扣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决定，此种同是越权违法的行为，由于该机关权限范围极大。相对人即使知道其越权但因某种惧怕心理也不 敢轻易抗言。同时此类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其负面效应也容易被行政职权表面的某些职能上的共性所掩盖，再加上很难取证，实践中某些机关并未取得但却行使另一职权之事时有发生。 其二，主体行使职权的内容——行政行为合法。由于行政职权强大的执行功能及其特有的公定力，如果法律对之不加以明确限定，其强大的破坏力就会毫无掩饰地凸现出来，进而影响整个权力系统良性运行的基础。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涵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行政行为的作出要符合立法目的。立法设定、授予行政职权的目的，就是要求执法者依法对国家、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以实现行政效率的最大化。但效率的前提是依法而为，因此一个合格的执法者应该不唯上、不唯关系、不唯个人好恶，只应唯“法”是从。其次，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作出。一方面，行政行为要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如实作出，执法者无权擅改法定内容，更不能滥用职权，大搞“态度罚”、“关系罚”，借机泄一己私愤或谋取非法利益。另一方面，执法者也不能越权执法。如果执法超越法定权限范围去行使自己根本无权行使的权力，虽然其心理上可能会有某种“满足感”，抑或“成就感”，但容易使相对人对行曲权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同时，由于超越职权的动机与最终后果必是对职权的“滥用”，因此，它更容易造成行政权信赖利益的损失。第三，行政行为的作出要有法定证据。包括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如果一个行政行为的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这不仅表明该执法者欠缺必要的法律素质。同时，他也要承担不利的行政法律后果。所有这些都需要从加强基本法律的宣传，强化执法者的职业道德水准，提高执法者的法律知识与专业技能，加大对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职权违法行为的检查、督导、惩处力度以及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等方面去着力解决。 其三，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合法。程序是实体生命的价值表现，是实体内容从应然状态到达实然效果的阶梯。执法者需载荷着实体内容，沿着法律设定的“程序”阶梯逐级而上，既不能多走，也不能少行。多走就会造成法律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少行就有可能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实体利益。实践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出于不正当目的而违反法定程序之事亦不鲜见。例如法律明确规定，行政行为作出后，必须明确告知相对人有复议请求权、起诉权及相应的复议期限和起诉期限。有些执法者，或者不告知，或不明确告知(如含糊其词，令相对人难以听清)，或只告知相对人部分权利。此类行为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属当然违法。 (三)如果说依法行政维系着法律的经济价值，那么合理行政就在实现着法律的社会效益 行政应当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功效。因此，依法行政的同时，也必须合理行政。由于社会事务的复杂多样以及相当范围内相当程度的实质性专业技术内容的要求，我国至今仍未设立统一的行政法典对行政内容加以具体规定，对很多情形只做了原则性规定，并由行政机关选择做出某种行为，这就是必须合理行政的基础——行政自由裁量权四。由于法律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行政职权于实践中极易泛化和被滥用。虽然法律在宏观上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具体幅度之内，执法者仍有相当大的、相对“自由”的裁量权。加之行政权“先天”的公定力。如果只是合法而不合理行政，那么相对方即使通过法律救济也很难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对某种行为施以行政罚款3万10万元。只要在此幅度内，罚多少都是合法的，但对于相对人来讲，就存在一个合理的数额问题。对于行政执法者来讲，也存在一个合理执罚问题。如果行政行为显失公正或相当不合理。相对方迫于法律的压力，只有被迫接受或执行，那么法律只是作为手段被实施，其教育及平息社会矛盾的目的远未达到，更不要说其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了。因此我们认为，法律的实施应以解决思想矛盾为要务。行为的冲突，其本质就是思想——如价值观、人生观等相冲突难以调和的结果。在大部分的上访特别是群体性越级上访事件中，行政不合理的案件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今后的执法实践中，合理行政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关键因素。 (四)依法行政要求执法者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由于行为方式的积极、涉及面广，使得行政职权在行使过程巾极易被放纵。如果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就必须依法承担责任。行政执法者依，如实地承担法律责任，是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的双重体现。这对于社会的稳定、一个良好法治环境的营造，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行政的回归——筹建双重“绿色”防护林 依法行政的客 观实际要求必须迅速转变原有的行政观念。传统意义上认为，行政就是管理，这很容易将行政裁量权和行政执法者的“唯我”心理在实践层面“放大”。随着社会公众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的增强，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现代国家在经贸、法律等方面交流的拓展，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融组织、服务、管理、决策和提供福利等职能于一体的行政，愈见清晰，而且其中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充分，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观念要更新，工作要创新，原有知识要升级，行政姿态要降级。那种冷、横、硬、推的行政方式以及显失于“理”的行政内容，在—个文明、法治的现代社会里是难有空间的。 着力引导行政思维的转变和行政素养的提高，正确处理行政执法中“法与理”的辩证关系，努力营造一个服务型的、崭新、高效的法治环境，应是今后行政法学理论与依法行政实践共同努力的方向。它们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防护林”

政治与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经济理性；政治理性；绩效评估；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半封闭半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我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经济领域，但上层建筑也发生了相应的连锁反应。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是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进步因素，如政府职能重心的转移、行政机构设置的调整、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变革等等，它标志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变迁。

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历程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理性取向阶段。对于我国而言，绩效管理是舶来品，它最先产生于欧美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产品极大丰富，与此同时公共生活领域也大大拓展。然而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家进入了滞胀阶段，经济发展停滞，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此时政府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经济衰退导致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是在经济繁荣时期早已大大扩展了的行政职能和规模庞大的行政机构。面对广大公民日益商涨的呼声，各国政府不得不开源节流，通过推行绩效管理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的社会满意度，在此背景下，新公共管理(NewPubHcManagement)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继承了古典管理的“管理主义”，“管理主义”认为良好的管理可以通过引进私营部门中良好的商业实践在公共部门中实现。新公共管理所奉行的是“新管理主义”，“新管理主义”是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综合，主张管理的自由化和管理的市场化取向。绩效评估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公共管理中起着“标尺”的作用，它的发展是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发展而逐渐演进的。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在欧美国家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如英国保守党上台后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派掀起了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出了诸如雷纳评审运动、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运动、财务管理新方案运动等等，在这些运动的刺激下英国政府管理绩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绩效评估中的经济理性也因此盛极一时。

综上可见，在绩效评估兴起的初期，它是以“三E”为根本指标的，即经济(Economy)、效率(Eiticiency)和效能(Effectiveness)，新公共管理彻底接受了古典管理对于效率的追求。笔者认为这种管理的效率取向即经济理性。经济理性又可以称之为资本理性，资本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值，商业天然地具有开放性、扩张性和增值性，在这些特性的引导下经济活动中的一切组织和个人无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故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效率取向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效率指的仅仅是货币形式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还没有扩大到后来的质量管理运动时期的泛化效率，效率内涵的扩大已经是新公共管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了，在第一个阶段其内涵仅仅是狭义上的。经济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具体理论范式有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败理论”，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前者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公共服务领域进行研究和分析，指出了政府的行动和政策低效能的原因，并且提出了补救措施，布坎南的这一研究创立了“公共部门经济学”，从而扫除了经济学的盲区，同时也丰富了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则是更加直接大胆地将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方法运用于公共部门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原则，希望藉此来提高政府的绩效。这些理论极大丰富了行政学的学科内涵，在经济理性指引下的绩效评估也有力地促进了政府绩效的提升。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第一个阶段是政治理性导向阶段。行政学的理论渊源是政治学和管理学，其中又要数和政治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门学科使得行政学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了规范取向和工具取向，在行政学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次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尽管每一次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都无疑可以从不同角度深化人们对于公共行政的认识，但是它同时也常会使得人们过于倚重某乙种认识视角而影响其对公共行政的完整认识。新公共管理发展初期对于经济理性的过度追求，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绩效，但是从长远来看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公共产品供给中社会公平的缺失，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经济理性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

首先，经济的发展和广大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政治参与意识觉醒并且政治参与热情逐渐高涨，全体公民对于政治民主的需求日益强烈，传统的经济理性取向的绩效评估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政府传统上所具有的舆论和信息权威受到挑战，普通公民通过互联网了也可以很快获得相关信息。在不同的信息量下公民对于政府会有不同的政治预期，不断丰富的信息使得公民对于政府的政治预期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的难度也因此加大。‘最后经济全球化使得各种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单一的经济理性取向的行政管理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日益复杂的公共环境使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趋向于多元化。

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即政治理性，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试图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嫁接到公共部门上，这种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如果要完全消除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界限又是不可能的，二者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二者所代表利益的差异性，私营部门所代表的是个体利益，其主体的单一性使得其不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它只有单一的利益主体。而公共部门是代表着集体利益的，它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并且公共利益并非是所有集体中个体利益的简单几何相加，它是在量变的基础上经过质变综合而成，它所做的不是简单的搭积木，而应当是实验室里的化学实验。因此，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就不能是简单地以效率为导向了，它必须是在一定的量的基础上的内部优化整合，这就需要管理的、法律和政治的手段的综合运用，从而打破唯经济理性是举的局面。将公平、民主和正义引入到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中来，这种多元理性的综合即政治理性。将其称之为政治理性一方面是因为在以上三种手段中，政治手段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平、民主和正义共同构成了行政管理的规范取向，而这种取向是有行政学的主要渊源之一——政治学所赋予的。

二、我国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变迁的政策表现——科学发展观

表现在传统的经济理性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是GDP发展观的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规定了今后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此之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85年GDP(GrossDomesticProduct)成为衡量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十分明确的量化指标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然而GDP是存在不足的：一是它不能反映环境资源成本：二是它不能反映财富问题，GDP是流量指标，财富是存量指标；三是GDP不能反映结构问题；四是GDP不能反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问题。GDP导向的绩效评估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政府职能的单一性。一味的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建设，最终导致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和社会不稳定性的增加。其次，社会自主性的丧失。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造成社会的虚弱以及对政府的过度依赖，社会将因此丧失发展的动力，这种情况的恶化将是公民对于政府、国家乃至自身发展的漠视。最后，当GDP导向的绩效评估与我国领导干部的短期任命制相结合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领导干部的“短视”效应。地方领导为了能在自己任期内取得突出的政绩从而获得提拔，对于那些能在自己任期内完工的项目大力支持，而对于那些时间跨度较大、见效较慢的往往涉及到长远发展的工程则避而不谈，严重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理性取向的绩效评估体系——科学发展观诞生了。幸运的是，在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2007年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相对于GDP发展观有以下方面的进步。科学发展观正确解决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然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发展仅仅是手段问题，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手段和目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为政府的绩效评估输入了新的理念，建立了新的价值取向，进一步而言这一问题的解决成功实现了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由经济理性向政治理性的变迁。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被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取代，但以人为本仅仅是理论上的指导，进行绩效评估是需要大量的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现实工作的，这些具体的指标将在后文中进一步的阐述。

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政治理性取向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在这一要求下必须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且各个方面要协调发展。这一要求打破了过去GDP导向的片面发展观，同时也为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力依据，当然这里还应该对于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持和实证考察，在此就不妄下定论，不过在我国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不同地区这些权重应该有一定的差异。科学发展观也勾画出了政治理性的蓝图——和谐社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标，同时它也是政治理性的目标和理想模式，它是决策科学中定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虽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定量分析在社会科学中广为运用，但定性分析方法仍然不失其主体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多元理性即政治理性是难以运用具体的指标将其量化的，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应然的目标作为衡量标准。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绩效评估在量化指标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变迁的原因

(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变迁的原因是缘于行政学的学科发展趋势

行政学自从产生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规范取向和工具取向交替着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从目前的西方行政学的发展趋势来看，规范取向已经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行政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最初的以威尔逊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本身就是由于管理学的兴起和社会对于政府管理效率的需求而产生的，因而这个时期是工具取向的；之后就进入到了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时期(1960-1980)，这一时期主要追求的是社会效率即社会公平；第三个阶段是以奥斯本为代表的公共管理时期，这个阶段初期竭力主张将私营部门中的管理方法运用于公共领域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这种做法也存在很多的弊端，所以在其后期开始注意社会公平的问题；第四个阶段就是以罗森布鲁姆为代表的多元公共行政时期，政治理性趋于完善。综合运用管理、行政、法律的手段来实现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民主和正义。我国的行政学在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行政学的影响，故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也由经济理性逐渐转为政治理性。

政治与经济论文篇3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思想保障。企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的实施政策。首先，做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找好两者的切入点。企业思想政治建设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方法，成为企业永久经营的根本；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作为企业发挥核心政治作用的体现，为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充分的组织作用。“企业的兴衰在管理，管理的关键在班组”，因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要渗透进班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其次，必须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是内强管理、外树形象，在增强自身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建设动力，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将员工关心的政治问题作为落脚点，用行动夯实企业的思想政治内涵。最后，在企业思想政治内涵的提升过程中，应当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目标。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上，防止虚无的、无效的文化产生，防止趋同的思想政治行为产生，防止僵化的思想政治行为产生。将“思想引领、形象引领、行为引领”融合进企业的管理建设中，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2]。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劳动主体。企业良好人文环境的形成，通过企业思想政治导向和凝聚功能，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目的性，反映企业员工及管理者的整体需求，形成企业的团队精神。而这种凝聚力和相信力，就是引导企业全体职工进行生产的巨大动力，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供了人文精神。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和有效载体。企业从新的视野和载体以及手段开展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使企业的形成团结协作与拼搏奋进的精神。在企业经营管理和个性化的建设中，为企业职工提供当家做主的环境。在实践中，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硕果累累[3]。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可以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和生机。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经济实践的结果，对经济建设具有反作用。因此，在进行经济建设时，能形成企业经济活动和组织中的文化含量以及文化内聚力。四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企业的发展中，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工作从本质上看，是以人为出发点。在多边的环境中，要充分考虑建设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根本上来讲，与经济建设的工作条件相同。

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凝聚作用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凝聚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有利于发挥党组织在建设中的优越性。政治性是企业建设的首要特性，在企业的经济建设中，应当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管理与组织作用，在有效政治活动的创建中，为企业发展凝聚力量。企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每一个员工个体的作用，在党组织的带领下，能充分发挥每一个“因子”的作用，形成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其次，有利于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的创新。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是建立在资源行为上的行为规范，更加适合企业职工的接受。在工作机制上，企业通过具有特色的管理，能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提供科学的机制，将个人的命运发展和对企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相结合。在生产经营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合理协调定额、薪酬以及福利方面的矛盾[4]。最后，有利于工作途径和形式的创新。企业的思想政治的建设目标是实现“内生动力、外聚资源”。在制定思想政治发展的目标的同时，应当和企业发展的经营战略目标相结合，探索建立合适的路径，继承优秀政治因子，整合传统的价值理念，将企业的精神以及价值理念贯彻在企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实现企业效益的最优化。就创新企业发展的形式而言，通过汲取精华文化，不断将形式主义的东西抛弃，能集中优化企业的管理目标。例如，使用标示、标语以及新型的传播媒介，通过具有循环形态政治环境的建立，为企业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的战略思维，是形成企业凝聚力的黏合剂。企业与员工是企业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只有将两者结合好，加强企业员工之间的沟通，加强企业的建设规范，制定人性化和理性化的管理方案。让员工和企业同一个脉搏，共同发展。企业的凝聚力是企业出奇制胜的法宝，任何事物在赋予了思想政治的内涵之后，便会形成企业的内在凝聚力，为企业的发展带来强势的竞争力[5]。第二，有利于企业和谐发展。有效的企业思想政治建设是在企业中打造出一支优秀和谐团队的关键。因为和谐企业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取向，在工作中，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重点是统一企业和发展团队的发展愿景，将关心人、教育人、成就人统一起来。另外，通过企业员工成长空间的优化，缩小员工现实条件和成才愿望之间的差异，能有效地解决员工群体的实际问题，为企业的发展凝聚力量，塑造员工的新形象和主人翁的责任感。通过塑造员工良好的整体精神风貌，用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合理实现企业的和谐发展。第三，有利于实现企业科学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必须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注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桥梁作用。企业的理念、精神、宗旨和使命是企业思想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为企业的第一要义“发展”服务。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企业的发展，这就决定的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从根本上更接近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引导，让企业员工认同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实现企业发展的价值，提升企业发展竞争力，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结语

政治与经济论文篇4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与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政治制度；经济增长；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0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00309

一、引言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奥秘。自从Solow[1]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来，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探讨就不断涌现出令人惊喜的成果。很多成果来自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是总量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参数。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的数量并非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新古典增长模型设定这个重要因素为外生变量，这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根本缺陷。但恰恰是这个缺陷刺激了人力资本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等一系列新理论的发展。然而，这些理论模型并不能完美地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部内涵。因此，很多经济学家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制度分析上。但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和经济学的大多数领域一样，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再探讨也就非常必要。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包含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分析框架，以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经济学家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制度的理解角度和定义方式上。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诺斯认为制度是“共同的游戏规则”，而肖特认为“社会制度最好是被描述为由某种特定成分博弈的反复进行而形成的超博弈的非合作均衡”。另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给出制度定义。

收稿日期：20121120

作者简介：王学龙（1985-），男，河北廊坊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土地制度及农村劳动力流转的相关研究。Email：wangxuelong@echokudaiacjp

不同的概念体现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经济学家差异化的理解方式。但都反映出一个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经济理论对普遍性的追求与经济问题具体性之间的冲突。经济学家总是试图发现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从而能够像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样精确地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然而，任何经济体总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因此，经济问题常常表现出特殊性。制度也不例外。制度分析大师的各种定义，都是在一个很宽泛的层面上进行的抽象。然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甚至婚姻制度总表现为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的集合。如果过度抽象恐怕反而会影响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和稳健性。因此，本文并不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相反，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我们仅仅研究政治制度所赋予公民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在本文中我们尽量谨慎地使用“民主”这一概念，因为民主一词已经被赋予了太多政治含义和政治愿景。两党制、多党制和选举等一系列的安排被很多人认为等同于民主。然而崔之元强调“民主本质”与“民主形式”具有重要区别。这又使民主一词的意义更加复杂化。为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以及避免政治色彩和政治偏见，我们关注政治制度赋予公民的平等与自由的权利，而不对具体的制度形式进行讨论。 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种影响。

目前，关于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众说纷纭，而且存在很多相反的主张。有的学者认为，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会导致更多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加当前消费，抑制投资，最终有损于长期经济增长[2-3-4]（Huntington， 1968； Dornbusch & Edwards， 1991； Alesina & Rodrik， 1991）。这主要是因为在理想的民主体制下，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由中间投票人决定，如果收入差距越大，中间投票人就越倾向于收入再分配[5]（Persson & Tabellini ，1994）。但是，Verdier （1993）的研究认为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再分配不一定就有损于长期经济增长。因为比较小的收入差距导致收入较低的家庭也可以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Galor和Moav[6]的研究似乎为解释这个理论冲突提供了一种方式。Galor和Moav认为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实物资本的积累。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人力资本将取代实物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因。在这一阶段，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将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即便这是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政治制度的理论冲突也不仅仅涉及收入差距。另外一个引起经济学家广泛关注的问题是政府的执行力。大多数国家的中央政府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地区差异性。由于、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而一个集权的政府似乎更能够抑制冲突，加强地区之间应有的合作，维持政治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7]。但也有很多研究认为，一个集权的政府同样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并且未必比地方政府富有远见，未必能够使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8-9]（Alesina et al， 1992；Przeworski & Limongi， 1993）。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更多理论探讨可以参考Acemoglu等[10]以及 Aghion和Howitt[11]。

当理论冲突普遍存在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通过实证检验对各种冲突的理论做一个判断。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关于政治制度的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能帮助我们得出任何结论。Borner等[10]总结了16篇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实证文章，其中3篇表明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另外3篇表明民主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剩下的10篇实证检验不能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之后的实证文章虽然采用了更加严密的计量方法，但仍然没有非常可靠的结论。Barro[11]的分析表明，民主制度和收入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Acemoglu等[12]在使用面板数据并且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之后，却发现本来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消失了。Mulligan等[13]并没有直接研究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是检验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他们利用1960—1990年之间的跨国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民主制度对经济政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Aghion等[14]同样利用面板数据并且控制国家固定效应，虽然相关关系也像Acemoglu等[12]的研究那样变为不显著，但当引入制度和技术的交叉项之后，结论表明民主制度能够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正是基于上述的理论冲突和模糊的实证结论，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借鉴林毅夫在探讨制度变迁时所倡导的分析框架，参见林毅夫未正式发表的论文《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我们试图将视野投到更广阔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当中，而不是仅仅关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经济因素。为此，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基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经济模型。并且在模型中不对具体的制度形式做任何假定，而是利用“平等”这个维度来衡量政治制度。我们认为，实现相同结果的政治制度可能有多种形式，而具体采用哪种形式要考虑到历史传统、社会偏好、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很多复杂的因素。因此，为了学术分析的可行性，我们利用一个变量（d）来代表政治制度在“平等”这一维度上的位置，从而避免误解和偏见。这个包含了精英和平民、考虑了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模型表明：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制度能够显著提高经济效率。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平等的政治制度赋予经济主体更自由的活动空间，从而允许其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经济主体相互合作，以构建更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分散投资风险，从而使其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经济活动。而政治制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则取决于平民阶层参政议政的能力。如果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能力和热情不高，政治制度不会对经济政策产生任何影响。只有当平民阶层能够积极参与政治时，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才会导致有利于平民的经济政策。文章安排如下：第二节阐述理论模型；第三节对模型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第四节是结论和建议。

二、理论模型

我们将社会成员简化为两个阶层：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这两个阶层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这里的精英仅仅指那些掌握了诸多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少数社会成员。我们将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视为一个阶层，因为政治诉求往往是经济利益的体现。从统计上讲，大多数的富人不喜欢收入再分配政策，而大多数的穷人希望政府能够实现更小的收入差距，即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同，其利益诉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角度必然不同，提出的政治主张也就不同。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一个不同利益集团进行谈判和妥协的过程，那么，在模型中把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视为一体就合乎逻辑。在我们的模型中，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显然是各异的。

（一）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来自平民和精英对经济的影响

1 文化背景与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两个紧密相连的范畴。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的需求就会不同。人的需求不同，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就不同。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最基本差别就在于收入差距，那么两者的文化倾向或者文化环境就必然有很大差别。借鉴Gradstein和Justman[15]，我们用一个变量pi表示经济主体i在文化上的倾向。这里所谓的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对教育、生育和金钱观等问题的理解。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们使用这样一个变量来衡量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判断。 假设pi∈[0，1]，那么两个人的文化倾向差异是gij=|pi-pj|。假设阶层内部的文化倾向差异是0，两个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用g来表示。

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两个阶层之间没有交流与合作。事实上，任何一个阶层也不能够脱离另外的阶层而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普遍存在。在这一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日本社会了。日本社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是博士生非常少但都是非常优秀的精英；二是本科生很多，但一般来讲并不十分刻苦学习。普通的大学生入职之后只需要按照操作规程来工作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而这些规程恰恰就是那些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设定好的。普通大学生日常所修炼的是两种精神：协作和认真。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合作可能是支撑日本经济的重要基础。 文化差异在两个方面影响着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首先，文化差异可以影响合作成功的概率。我们设定合作成功的概率与文化差异成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1）如果文化差异很大，双方理解和沟通上就有很大的不方便，对问题的判断就会有很大差异，难于达成一致；（2）文化差异不同，双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网络，相互合作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更大。当一个人脱离了他以前生活的社会环境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以前环境中的关系网络和道德对其约束力就减弱或者不存在了，这时欺骗或者其他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更大。 如果我们用θ表示合作成功的概率，那么θ=θ（g），θ′（g）

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到，文化差异越大合作潜力就越大。也就是说，两个经济主体的文化背景不同，成功的相互合作所带来的未来收益就越大。这可以从交换这个角度来理解。交换，就是要互通有无。文化环境差异大就意味着消费需求差异大。如果来自另一个文化环境中的人能够有独特的方法来满足这个消费需求，这就产生了商业机会。如果相互能够以自己文化的独特方式满足对方的独特需求，这就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从而产生经济收益。涉及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这个逻辑仍然适用。另外，Burt[16]提出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漏洞理论也是对这一解释的生动说明。根据Burt[16]的研究，一个社会网络（社会群体）与另外一个社会网络之间往往存在着结构漏洞（社会隔阂）。如果有人能够弥补这个漏铜，沟通这两个社会网络，那么他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这是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对文化差异以及合作收益的理解。这里的合作收益可以理解为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即当经济主体投入一单位资本时，获得的收益（产出）是多少。 在数学上，我们假设两个经济主体的合作收益是b，b=b（g），b′（g）>0。当两个经济主体没有文化差异时，收益仍然存在，即b（0）>0，这可以理解为集体协作产生的规模效应。

设定d是一个反映政治制度的变量，为了简化起见，设d∈[0，1]，d=0代表平民没有政治自由的制度安排，而d=1对应着给予平民充分政治自由的制度。政治制度对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合作的影响主要在于对经济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在一个缺乏政治自由的政治制度下，公民没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也缺乏相应的经济自由，那么所接触的合作伙伴就很少。如果政治制度给予公民足够的自由，那么经济主体就有可能建立更大的合作关系网络。用数学来描述，假定一个经济主体与N0个来自相同文化环境的人进行合作，同时与N1个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人进行合作。N0的数量不受政治制度的影响，但是N1很明显会受到不同政治制度的影响。当政治制度给予公民自由越小的时候，集权程度很高（d趋近于0），阶层之间的隔阂就越严重，阶层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也就越少。当政治制度的自由与平等程度很高时，即便是精英阶层，也很少享有特权，特权可以理解为一种阶层之间的隔阂甚至对立。 也必须与平民共用很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对话。因此，我们设定N1≤N（d）。

2 政治力量与经济

经济利益不同，政治需求也就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组织形式不同，政治力量的实现形式和政治影响力的强弱也就不同。借鉴Acemoglu[17]的设定，我们假设精英阶层的政治力

量是所有精英贡献的线性函数，即PE=φ∑i∈ξθi。其中，PE代表精英阶层的政治力量， 而θi是精英阶层成员i付出的努力，φ是一个值为正的参数，ξ是所有精英阶层成员的集合。从每一个成员的角度来看，θi可以视为其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付出的成本。

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就有所不同了，这主要是因为平民阶层的人数很多，又缺乏组织，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非常突出。因此，我们使用一个不涉及个体行动的函数来表示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即PC=μ（E）d。其中，PC代表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μ（E）是一个值为正的函数，其中E表示平民参与政治的努力程度或者对自身权利的重视程度，μ（E）d表示制度所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本文的模型中，μ的设定与Acemoglu[17]有着根本的不同。Acemoglu[17]将其视为外生参数，认为某种制度规定一定能够实现某种结果，没有考虑到各个社会的文化差异。本文考虑了社会大众对政治的态度与热情，认为即便在相同制度规定下仍然会有不同的政治权力。人的因素在政治博弈中是有重要影响的。 这种设定形式主要思考的是，即便在同一种制度形式下，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也会有所差别。如果平民不去履行自己的权利，不重视维护自身利益，那么，即使制度上明确给予公民很大的政治自由，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也会很弱。相反的，即便政治制度上限制了平民的部分政治自由，只要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热情高，积极努力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总体的政治力量也会很大。

由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有不同的文化倾向，不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支持的经济政策就有所不同。为了简化分析，同时不失一般性，我们用参数τ作为这个政策变量，τ∈[0，1]。τ=1是精英阶层所最期待政策，τ=0是对平民阶层最有利政策。而最终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政治博弈的结果。我们设定τ=F（PE-PC）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这就是说，最终的经济政策取决于相对的政治力量。这样的设定较之于制度形式决定经济政策的设定更为符合社会现实。不一定在选举的情况下，做出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有利于平民阶层，不一定在集权甚至极权的制度下，每一项经济政策都不利于平民阶层。在任何制度形式下，都存在着政治的博弈。即便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帝王所做出的最后决策也都是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权衡。

（二）经济效率与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的两个层面

政治制度（d）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我们的模型中文化影响着经济合作，政治影响着经济政策。这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可能在两个方面影响经济：一是政治制度可能影响经济政策，从而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二是政治制度可能影响经济合作的效率，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下面我们将分别来研究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的两个层面。

1 政治制度与经济效率

在这里，我们试图从资产组合理论的视角来考察政治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初看上去，资产组合作为一种微观概念似乎与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不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中存在着两种合作模式：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并且这两种合作模式有着不同的收益（b（0）和b（g））和风险。遵循Markowitz（1952）提出的经典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对风险的理解，本文将风险定义为投资回报率的方差。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再将资产回报率与生产效率做一个转换，就恰恰符合了资产组合理论的分析框架。

假定各个经济主体利用资本制造一种通用商品（Common Output），我们用y来表示这种商品的数量。经济主体i的资本总量是hi。hi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或者其他类型的资本。在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情况下，经济主体的投资回报率是b（0）。为了使生产函数与投资组合理论之间构建充分的联系，可以将这里的投资回报率理解为生产效率。以合作模式（1）为例，经济主体投资hi单位资本，能够获得b（0）hαi单位的产出。参数α用以捕捉资本规模变化的影响，而b（0）反应的是投资效率（包括管理和技术在内的综合效率）。 由于成功概率是1，风险为0。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情况下，投资回报率是b（g），成功概率是θ（g）。根据二项分布的方差计算公式，这种投资风险为b2（g）θ（g）[1-θ（g）]，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其记为σg。经济主体选择与多个对象进行合作，从而分散风险，但要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即N1≤N（d）。由于b′（g）>0，这就意味着，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假定经济主体选择将w0比例的资本用于无风险投资，而将wg比例的资本用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那么，我们有如下约束条件，w0+wg=1。设预期回报率为B，则B=w0b（0）+wgb（g）。

经济主体i的风险收益偏好可以用效用函数U（B，σr）来表示。那么，其效用最大化的投资决策问题可以用如下形式描述：

可以证明，最优投资组合的生产效率是制度变量的增函数。

根据命题1及其证明，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将证明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投资主体的生产函数可以写为yi=B*（d）hαi。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政治制度可以影响经济效率。而影响途径就是通过给予经济主体更多的自由，从而允许其构建

更广大的生产关系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进而分散投资风险。由于能够通过关系网络降低投资风险，经济主体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率的生产方式。

2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

在我们的模型中，经济政策是政治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由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相对政治力量来决定，即τ=F（PE-PC）。 由于平民阶层人数众多，并且缺乏组织，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在博弈中属于被动的一方。而精英阶层由于人数少，组织好，因此，可以主动计算如何实现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假定一个政治精英i从政策当中获得的好处

三、实证分析

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我们得到了两个可供检验的命题，即命题1与命题2。下面的实证分析将对两个命题分别进行检验。

（一）数据和方法

1数据和指标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Acemoglu等[12]。这是一个覆盖了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时间间隔为5年。其中包括各个国家在这一期间的人均实际GDP、平均受教育年数、储蓄率和人口数量等重要经济指标，还包括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政治变量指标：第一个指标是自由屋指数（Freedom House Index，简称FHI）。第二个指标是第四政治制度指数（Polity IV Index，简称PVI）。FHI和PVI都是综合指标，是建立在若干子指标基础上的加权平均，并且被标准化为介于0与1之间的实数。0代表最不平等自由的制度状态，1表示最为理想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制度。虽然这两个指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由于统计内容不同、统计方法不同，仍然可以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关于这两个指标的具体信息请参考Acemoglu等[12]的数据描述部分以及官方网站的说明。

2 对命题1的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以下计量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对命题1进行检验。

采用通行的做法，使用人均受教育年数来反映模型中人力资本的规模。但由于实物资本数量难以获得，我们只能粗糙地使用前期投资的数量作为实物资本规模的一个指标。根据如果人力资本增长模型的分析，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远不如人力资本显著。如果实物资本不是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变量，这一粗糙的指标所产生的估计误差可能不大。另外，如果资本折旧率比较高，从而前期投资与资本规模的联动性很大时，这一做法也无大碍。但关键是当这两种情况不存在时，就非常有必要使用更为精确的指标衡量资本规模，从而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估计。这是本文研究的缺憾所在，我们希望将来能有更好的数据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引入滞后项，计量模型就产生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之后，滞后项与随机干扰项之间就产生了相关性。此时普通的面板回归方法就产生了偏误。因此，有必要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修正。但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个最普通的方法是采用Arellano和Bond （1991）的主张，使用更前一期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但这种做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在大样本的情况下才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二是对于高度持续性的数据回归结果并不理想。由于制度变量和技术变量都存在高度的持续性，根据Heid等[18]的建议，我们使用Arellano和Bover[19]以及Blundell和Bond[20]发展的系统广义距估计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系统广义距估计可以在更宽松的假定条件下处理面板数据内生性和数据持续性问题。但我们仍然把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这几种面板分析的基本方法的结果列出，从而进行对比分析。

3 对命题2的实证分析

对命题2的检验，难点在于没有现成的指标反映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用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将实证检验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设基础上。我们的假设条件是，受教育程度与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成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公民维护自身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的努力就会更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公民平均受教育程度来代替不可观测的变量E。

由于大部分平民阶层是劳动者，主要获得劳动收入。而对劳动者有利的经济政策必然导致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增大。因此，我们使用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来反映政策变量τ。用W来表示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二）实证结果

1 对命题1的实证检验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论是以何种指标衡量的政治制度变量都能够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但是符号与系统广义距估计以及其他回归方法的结果是一致的。由于固定效应回归在处理计量模型（1）时结果是有偏的，这个不显著的回归结果不影响我们得出的上述结论。我们发现系统广义距估计所得的结果都非常显著，并且反映出来的经济影响也要比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大。其中单期影响最大的是利用FHI指标不加控制变量所得的结果，为039。这意味着，如果政治制度从限制公民平等自由的状态转变为给予公民充分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则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9%。而这一效应的累积效果甚至达到177%。累计效果定义为β2/（1-β1），这是各个单期影响的加总。 我们还利用多种其他的控制变量以及回归方法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命题1所得出的判断。

*， **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据为异方差条件方差。FE 和 RE 分别代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Sys-GMM 代表系统广义距估计。 第四列和第八列的回归模型设定中使用青年人在人口年龄分布中所占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在这里报告其他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邮件索取。

2 对命题2的实证检验结果

对命题2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表2当中。我们尝试了各种模型设定形式、不同的回归方法和控制变量，但结果均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命题2当中涉及到的E

*， **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据为异方差条件方差。FE 和 RE 分别代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设定（1）和（2）使用FHI指标，（3）和（4）使用PVI指标，均为添加控制变量。模型（5）—（7）均使用FHI指标，回归所用的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口数量、人均GDP和人口年龄结构。设定形式（8）考虑了模型设定偏误的可能性，因此引入被解释变量之后项且采用系统广义距估计的方法。我们还使用了半对数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回归分析，并且均考虑了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采用同期模型而非分布滞后模型。然而，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受教育年限都不存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的显著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探讨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不仅体现在很多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还表现在众多相互冲突的实证研究结论上。针对目前这个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主张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分别探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方面的影响。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分析了政治制度对于经济效率和经济政策的影响。

结果表明，能够给予公民更多平等和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影响发生作用的原因是，在一个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下，经济主体可以建立更广的生产关系网络，从而分散经济风险。由于经济风险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因此，经济主体倾向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生产方式。另外，我们发现，当平民阶层不能够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付出足够努力的时候，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够改变政治博弈导致的均衡政策。只有当平民阶层能够为争取利益而付出充分努力的情况下，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才能够产生有利于平民的均衡政策。

虽然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确实能够显著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够有效地影响经济政策，不能够很好地提高劳动者的收益。这意味着在大多数国家，普通公民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努力并不足以使制度产生对经济政策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国家，很难通过制度上的变革来改变政治博弈均衡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政治上的变革改变对平民阶层不利的经济政策。要想让制度在政策层面上发挥作用，首先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不断提升平民的参政议政能力，让平民阶层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利益而进行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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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董直应，王林辉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评述[J]南方经济，2009，（7）

政治与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政治；政治经济化；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164-0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政治理论的发展与经济文化的建设上来，并制订了一系列促进两者发展与完善的措施。通过对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大致经过了翻译介绍西方理论、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重新审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四个阶段。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为加快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必须要就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经济是政治变革的动力与制约因素

在人类社会众多的活动中，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但是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经济活动始终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与欲望。究其原因，在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无止境的，但提供和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经济资源却是有限的，两者间的矛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为此，需要利用一定的方法、手段或途径对人的无限需求进行一定的规制与约束，从而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并始终保持人类社会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正常、有序运转。而上述中所提到的方法、手段或途径其实就是人们所制定的各种制度、标准、准则等，具体表现为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伦理道德准则。在此可以看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创造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但凡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经济关系都成为了社会经济变革的根本动力。

但同时，经济又是制约政治变革是否成功、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的制约因素，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治变革的方向必须始终与经济形态的转型和发展相符；其次，政治形态的合理边界是由不同经济形态对政治管理的需求程度来决定的；最后，所有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活动的目的都是恢复、发展、繁荣经济生产活动。而经济对政治变革的制约因素其实还体现在一旦政治违背了上述任意一点，都将损害国家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政治混乱。

（二）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和服务工具

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非理性发展趋势以及存在主义的历史惯性。就封建社会中的自然经济来分析，如果任由其自生自灭地发展，其会永远陷入到“土地相对平均分配―土地兼并加剧―土地日益集中―人地矛盾逐渐激化―被迫进行改革或爆发农民起义”的历史交替中，而这从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周期中就足以证明。

在社会权利体系中，政治权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政治作为引导和服务经济发展的力量与工具，其主要体现在对经济“量”与“质”的影响上。所谓“量”，其实是指通过利用政治权利来改革社会体制，从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所谓“质”，其实是指政治活动的运行应当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并不断调整使自身适应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实现经济“质”的提升。

二、政治经济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从社会结构来说，经济决定了政治这一上层建筑，而政治存在的本质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政治为经济的服务程度与经济的发展形态关系密切。若经济形态越高级、越复杂、越先进，那么政治为经济的服务程度就越高，必要性也就越强。当代社会，工业经济与后工业经济占据着主导，不管是从范围、深度、广度等各方面来说，经济活动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水平，而伴随经济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要素也就越复杂，这时资源的稀缺性也会越发明显。从这不难看出，当前全球的政治活动都面临各种管理任务增加的问题，由于这些任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因此促进经济发展便成为了全球各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任务，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化成为了当代政治活动的内在属性要求与基本特征。

从客观上来讲，政治经济化已经是各国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但由于国情、国家性质的不同，政治经济化运行机制及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政治由资本主义力量来主导，这时的政府实质上成为了资本家的“雇员”，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其政治体系的构建是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中按照“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自上而下形成的。虽说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为解放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由于经济资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作用，使其始终无法脱离国家的引导与规制，因此其并不能成为主导国家政治的力量。

当代中国的政治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即先由国家为适应一定阶段内的经济发展需要而提出一个中心任务或目标，然后由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级国属社会组织、各级国家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国家宣传机器、教育机构等在学习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后，依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在各自职能的引导下开展相关的活动与工作，并最大限度调动各方力量与资源来实现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比如，中国曾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就对弥合、转移了中国内部各组织、团体、群体间的矛盾，使其协调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涵及特征。

三、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积极影响

从上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入，政治经济化是必然的需求，更是推动中国政治合理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引导中国政治经济朝着更专业、科学的方向发展。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律和条件，而这也进一步影响了政治经济化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形成。基于现实情况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实受限于诸多因素，而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才可根本上提高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规律性与科学性角度来看，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科学、专业政治活动；而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来看，不管是思想、邓小平理论，亦或科学发展观等政治思想，都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因此，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科学化、合理化、专业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特色政治模式的影响，需准确把握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特点。从当前来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实现既有的、未经过政治改革而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因此要求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化发展方向，以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原动力与保障。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由传统、单纯的直接管理转变为多元、综合的管理，且政治经济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政治中所用的语言体系、主要议程以及运行手段变化更加明显。

政治经济化的发展不但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主体的变化，而且还使参与主体的数量得到了不断扩充，并跃升为提高参与对象积极性的重要方式；同时，其还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包含的与法制建设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由、交换、平等以及法治等内容的发展是以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为依据的，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的动力在于政治经济化。

（二）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消极影响

政治经济化在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推动政治科学化、专业化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积极影响的同时，还给当代中国政治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一，虽然政治经济化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但其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体系运行的安全与稳定。且随这政治经济化的不断发展，在短期内政治参与诉求的效益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使原有的政治体系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多元化政治理念在传播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政治体系在意识形态上的不确定性。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不但要清楚认识并利用好政治经济化带来的积极作用，更要重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必须要客观对待、冷静面对，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又要保持政治改革事业的继续前进，并正确认识、处理、发展好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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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 策略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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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政经逻辑;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2-0001-08

《资本论》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后一百多年,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有了长足发展。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对政治经济相关性的理解无外乎“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本质联系”、“政治经济相互影响”,等等。不过,“知道相关”并不等于“知道如何相关”,这也因此规范了政经整合研究者的任务,即向人们展示政治和经济是如何相关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新政治经济学所做的大抵上未超出这一范畴。此前,国内学者或从研究特点,…或从研究范式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内部流派作了区分。但是,对于新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经济相关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国内学界往往语焉不详,西方学界则更多是不言自明。本文通过对新政治经济学代表性成果的解读,以“政经逻辑”指代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成果并界定其内涵,而后阐述“政经逻辑”引发的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困扰,最后从方法论层面探讨如何降低这些困扰。在此过程中,本文试图间接回答另两个问题,第一,为何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和维护经济学的独立;第二,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和维护经济学的独立。

一、政经逻辑的提出

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较好地弥合了19世纪后期以来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镳后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学科细分化后的各自为政、自我封闭。毋庸置疑,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政治经济的相关性,研究目标在于揭示此相关性。然则政治经济相关性究竟指的是什么,新政治经济学因专注于具体发现而未及提炼概括,相关解读新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也是一带而过,未及深究。本文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新政治经济学重要研究成果的分析,拟以“政经逻辑”一词概括之,具体而言,指的是“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被利益绑架的政治”和“被权力操纵的经济”。

关于“被利益绑架的政治”,当经济学将注意力从市场扩大到政府时,其核心目标是探究政治中的人是如何行为的。在此过程中,利益或效用成为研究的观察视角,即将利益最大化作为众人行动的目标,据以解读政治行为、公共决策以及政治格局。这也因此规范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理解和解释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和结果。促成这一转变的理论背景是,认为政府和政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为各自的利益而选择政策。由此不难理解,新政治经济学习惯由“经济人”假设推导出政府官员和官僚组织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以及利益集团对市场力量的操纵、对价格机制的扭曲,等等。例如,尼斯坎南(Jr.William A.Niskanen)指出官僚都是争取预算最大化的个体,塔洛克(Gordon Tullock)、克鲁格(Ann Krueger)揭示了政府官员与工商业者互动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奥尔森(Maneur Olson)专注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逻辑,罗高斯基(Ronald Rogowski)从社会联盟的理论视角分析了贸易是如何影Ⅱ向国内的政治联盟的,而贝茨(Robert Bates)、列维(Margaret Levi)则致力于研究制度约束下国家官员行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如果说上述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强势谈判者的利益,在民主社会中,普通人的个人利益算计同样影响着政治的制度变迁。唐斯(Anthony Towns)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探讨了民主体制中的投票行为和党派竞争,通过强调政治行动中行为人的不同算计来还原或解释政治运作与制度的形成、演变,展示了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D.Roderiek Kiewiet通过分析经济问题对选民的重要性,揭示了个体的投票行为与经济环境的关系。作者向政治家明确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你能让经济增长,那么,不考虑你所选择的特殊政策,你也能再次当选。佩尔森和塔贝里尼(Torsten Personand Guido Tabellini)则专注于探究理性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是如何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的经济后果是如何影响个人的政策偏好进而被整合进公共政策的。考虑到利益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德雷泽(Allan Drazen)主张将利益冲突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组织原则,理由是,只有当人们对即将颁布的经济政策或分摊的经济成本与利益产生分歧时,政治行动才会发生。

“被权力操纵的经济”中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和文化思想层面的权力。谈到政治权力,不能不提及选举政治对经济实践的影响。在政治的商业周期理论中,研究者们通过解释政府的声望和投票行为是如何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旨在阐明经济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与民主选举的政府有关。在诺德豪斯(W.D.Nordhaus)的假设中,执政党为了保证连任,将利用适应性预期的滞后,在临近选举时使有利于自己的选票预期比例最大化。于是,政府会在任期之初有意识压低产出,在选举关头则炮制繁荣以欺骗选民。

至于商业权力对经济的影响,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K.Mark)已经探讨了资本家是如何制造经济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周期主要依赖于资产阶级的势力,而不是政府的行动。这是其与现代的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的区别,或许19世纪的政府操控经济的能力不如20世纪的政府。至20世纪中叶,卡列茨基(M.Kalecki)进一步指出,工商业领导者们的阶级本能告诉他们,持久的充分就业是不牢靠的,而失业才是资本主义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其后,博迪和克罗蒂(R.Boddy and J.Crotty)通过分析二战后的阶级冲突与宏观经济政策,指出宏观经济政策为资本家服务和工会构成的对这一服务的限制共同产生了政治的商业周期。20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确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因果关系的证据。

文化权力是如何影响现实中的经济运行的?20世纪中期,加尔布雷斯(James K.Galbraith)便尖锐地批评经济学(家)炮制的消费欲望(消费者学说)扩大了社会的不平衡,而这一欲望的产生源头则来自于厂商的逐利动机,旨在通过发现市场创造一个又一个的需求。在加氏看来,消费者是一种神话,为了维持一个从生产到收入不断增长的丰裕社会,必须制造出新的欲望,而广告宣传的作用即在于创造和操纵新的消费者物品欲望。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也谈到,“一旦经济学开出的秘方获得政治上的尊崇,一旦政党向政策实体负责,而后者依靠的是关于‘何为真正的经济问题’的独特见解,便会出现对这些经济观点的大量政治投资以及为捍卫这些观点而动用强大的修辞资源。”如此看来,经济学、商业广告和政治文宣构筑的文化权力其实与商业权力甚至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彼此结盟。

二、政经逻辑的困扰

本文中的“政经逻辑”不仅用于指代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成果,既然是探求政经互动,那么互动的不只是客观的政治与经济本身,互动还可能发生在政经互动研究之间、政经互动的实践之间以及政经互动的研究与实践之间,而这些互动所引发的困扰恰恰是新政治经济学者应当高度警觉的。

困扰一:政治信任度降低后的立场分歧。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通常是为了揭示政治的私利性,如展示政治运作特别是经济政策制定背后的利益纠葛甚至阴谋。正是通过展现政治的“唯利是图”和官员的自利,经济学成功地拓展了研究领地,经济学范式获得了本领域之外的解释力,其作为分析工具的市场占有率大大提高了。目前尚难判断这种影响对于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而言是利还是弊,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政经逻辑”关于政治被利益绑架的研究发现或理论阐述,大大削弱了人们对民主政治公共性的信心。

尽管新政治经济学建立了民主制下政治声望和经济业绩之间的联系,其实也就是经济业绩对政府政治声望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不同的政府所强调的经济问题是不同的,而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思想意识的不同,部分是因为政府利用现有经济条件的动机的不同,而这两种原因都可以改变民主制下选民的关注点。这是否意味着,不是简单地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隐性的政治决定了公开的政治,政治是别有用心的,民主选举的政府也不例外。于是,与民主政治的传统理解不同的是,现代视野中的民主政治与政府并不必然具有公共性。理应是官员秉公持正的公共领域,常常是由选举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官员的私利支配。政府是关心自己寿命的政治动物,而不是致力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权力代表,至于政府颁行的政策很可能是反映或者更符合社会特权阶层的利益。

如此一来,新政治经济学虽然发现了“政治被利益绑架”,但其规范和指导政治经济实践的作用和功能并未因此清晰,反而加剧了政治主张的分歧,这便是政经逻辑的第一个困扰。表现为:一方面,既然私利常常干扰公权,那么公权的行使者以及公权本身就应当受到约束、限制和监督,应当通过一系列可为的机制降低“经济人”逻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虽然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心的是政府如何影响经济的,但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Hayek)、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样,他们更关心的是政府干预经济妨碍了自由。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自由市场与开放竞争是降低政府负面性的最好途径。为此,政府的权力应当受限,政府管制最好是解除,以给予经济发展以充分的自由。

另一方面,鉴于利益集团在经济政策(政治领域)制定过程中的影响,人们也有理由认为,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也不一定是自由的,更可能是特权阶层以自由的面具上演的独裁。于是,与之前强调对政府的约束限制相反,市场自身也应受约束和限制。至于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除了经济自由化,还应考虑其他因素,以保护本国的经济增长,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具体而言,政府应该适度干预经济,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以政府行动削弱自由选择中的制约;通过政府调控如财政政策、福利政策来优化利益分配,缓解自由市场经济的后果如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紧张。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无所不在的私利对公共政策的侵蚀及控制,政府更应该独立行事,摆脱全球化、自由市场秩序的影响。毕竟,只有政府才能与破坏稳定的市场力量相抗衡。

困扰二:研究独立性受损后的研究与实践关系争议。

尽管20世纪以来选举政治的发展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另一后果却是,由于选举政治的力量,经济学也有些“选举化”了,或是政治化了。根据政治的商业周期理论发现,政府总是试图在选举之前以通货膨胀式经济繁荣导致的就业与收入增加去赢得选民的支持,而对通货膨胀所需付出的代价则在选举之后支付,为此,政府将采取控制价格之类的紧缩措施,而这又会导致就业和收入的下降。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周期循环,在政治选举中不断地重复。由是观之,经济理论或论点大行其道的前提是获得政治上的认同,理论好不好用首先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如布伦南所云,“政治家并不是经济学讲师,他们只是利用了流行的信仰。……一旦政治家将自己置于这些流行的主张中,……这些主张就不再只是孰对孰错的学术论争,而是成为政治争论。”权力对经济学的影响无处不在,2003年初在中国经济学界争论中国经济是热是冷时,曾有学者指出,经济是冷是热虽然是学者之间的争论,但最后的问题是利益问题,实质是权力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看谁的谈判能力强。

如此一来,这是否意味着,“被权力操纵的经济”一不留神就成了“被权力操纵的经济学”?表面上,是经济学在影响政治,实际却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在“规范”和“利用”经济学,经济学沦为权力的掌中物。显然,如果研究者受制于权力的影响而不自觉,或研究者故意放弃中立,则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便是奢谈。于是,政经逻辑的另一困扰随之而来,即在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处理上,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观点是,经济研究与政治实践原本就难拆开,难以分清你我。既然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则此理解应该建立在对该国的制度结构、文化心理以及政府官员本身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这不仅是因为,了解一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有助于经济学家为政府提供更合理可行的经济政策建议,更在于,公共政策并不是由天使制定的,不少政策只是有利于权势者,有时政策由动机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领导人制定。这些表明,若不深入政治之中,便很难弄清楚经典理论原理在现实中的偏差和如何被扭曲。因此,布劳格(MarkBlaug)指出,“经济学家一直同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从拉卡多斯意义上说是科学研究框架(SRP),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PAP)。”

另一观点则是,明确经济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区别。既然权力在现实的经济运行、经济政策制订乃至经济现象解读中利用经济理论进行操纵,则研究应保持与现实的距离,这有助于降低政治的干扰和提高研究的公正。Alt与Chrystal在指出政府的声望(或选举表现)是由主要的经济指标如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等决定的同时,却又提醒我们,看似客观的指标,很有可能掺杂了权力因素而变得不那么客观了。如果这是事实,且具有代表性,则无疑给学者们提了一个醒,理解经济问题的本质、找出症结比开出治病药方更重要,否则药方的危害性很可能大于疾病本身。

三、应对困扰:从学科定位到研究方法

尽管政经逻辑的困扰更多是隐性的,难以准确度量,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如果不能很好地应对,则新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和公正难以保证。如何解决?本文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应在明确政治学和经济学学科边界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并实现研究方法的自觉、自明与他明。

关于学科边界的恪守与更高层次的融合,考虑到经济对政治或政治对经济的跨界行为特别是前者已经很普遍且不可抑制,新政治经济学务必明白,跨学科研究首先是要克制自我而不是通过取代对方学科解释来限制对方。这意味着,政治学和经济学首先要恪守各自的学科界限。对政治学而言,尽管“不满意现存的国家——经济关系的理论阐述,希望重新思考国家、市场等概念”,也应该回到自己的立足点,如推动政治体系的改善和改革,让政府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而不是树立一些空泛的、无法衡量的目标;不必为具有强大蛊惑力的自由市场所迷惑,应该看到现实世界(特别是自由市场)的残酷性;自然,政治学不必盲信经济学,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奴仆,以财富增长为唯一目的。

如果说在学科边界的恪守中政治学要自信,对经济学而言则是要自律。经济学的学科殖民在壮大自身的同时,也会被侵蚀。相反,政治学的自信更有助于经济学的独立。长期以来,与政治学者相比,经济学家与政府部门的接触更频繁、关系更密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往往会出任政府部门的政策顾问或是议会的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影响甚至直接参与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对此,经济学不必过于沾沾自喜,缺失了政治学的冷静观察,卷入政治之网的经济学更加难以自拔。卡岑斯坦(P.J.Katzenstein)在谈到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和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时,曾指出:“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笔者注:经济学与政治学)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那么,什么是“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卡岑斯坦高度认同“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从学科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政治学与经济学更高层次的融合。基本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应该将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嵌入到特定政治文化背景和政治思想构造中,这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避免简单的“自利”推断,还能深入观察经济理论的构造。与此同时,研究者还需要对国家政策或行政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具备深刻的政治与哲学眼光。

面对政经逻辑的困扰,除了学科定位的调整,研究者还应致力于研究方法的自觉、自明与他明。虽然新政治经济学者声称他们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中的公共机构,但经济学方法并不必然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如果说19世纪的政经整合挑起了方法论的争议,20世纪的政经整合更像是方法论的炒作。也因如此,研究者务必扪心自问,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究竟是现实社会的真实现象,还是研究者幻想出来的虚妄之象?研究的发现是受信仰的驱动和规范,还是服从于科学研究的严格程序?例如,无论是加快经济一体化,还是放慢经济一体化;是推进,还是反对全球化,如果证据都是精心挑选的有利于自己的论点的,则论证即便再严谨,也不表明研究反映现实和接近真实,而更可能是歪曲扭曲。在《给分裂的政府一个机会》一文中,尼斯坎南认为,当反对党至少控制一个议会(参议院或众议院)时,联邦政府会得到改善。其理由是,艾森豪威尔和克林顿执政期间反对党控制国会,而美国历史上的主要战争如一战和二战、越南战争是由总统在控制的国会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由共和党总统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下发动的。这一“研究发现”在政治学看来,未免过于简单武断。由此可见方法论自觉的重要性,特别是跨学科研究中借用另一学科的逻辑(概念、方法、理论、工具等)解释本学科领域的问题,或是运用本学科的逻辑解释另一学科领域的问题时,因为这涉及本学科方法在另一领域的适用性问题。

至于研究方法的自明与他明,本文将此论题的阐述建立在明确学术研究“是主观,还是客观”、“是自利,还是公利”的基础上。首先,学术研究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是主观的。理由是:(1)“主观”是研究动力,体现了研究的创造性。研究者在着手所谓科学研究之初,就注定了偏见,因为他必定是带着先天的倾向和后天的观念去理解研究对象,例如,有关概念内涵的辨析往往是立足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立场。这也注定了研究成果在未来将是被纠正的,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所论,科学是可证伪的,而不是可证实的。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知识和理论都是可纠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其形成具有偶然性,而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态度。如此一来,科学研究的意义不在于证明研究成果的真理性,而是以丰富我们的认知和知识体系来纠正我们的偏见。(2)“主观”标志研究的推进。正所谓时过境迁,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会因为认知领域或现实社会的重大革命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观念转变或概念转变,例如,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么,面对研究的主观属性,研究者能做些什么?能否从方法论角度尽可能降低主观性。本文提出,研究者可以自明甚至揭示自己的主观性。譬如,对待正在或将要研究的事物,研究者应反思自己可能的偏见,评估这一偏见可能造成的研究路径偏差。对于已经做出的研究成果,应思考是否因为个人的偏好干扰了研究发现,或是勇敢地展示个人的偏好是如何影响了论据的选择、论证的组织到论点的形成的。

其次,学术研究是自利,还是公利。政经逻辑的揭示特别是政治被利益绑架的发现虽然让人们重新审视国家的作用,但不是为了强调国家的作用,而是通过指出政治的自利彰显自由竞争的市场的价值。这一研究发现非常给力地支持了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念,似乎政治可以用经济来解决。然则,我们还需承认一个事实:学术研究除了被权力有意无意地操纵,研究者本人还自觉不自觉地或服从于个人信仰的感召,或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安排,或服从于个人利益的选择。这无可厚非,因为学者对研究的利益期待常常高于对研究自身的兴趣,很多时候是利益驱策而非兴趣使然维持着研究者的热情。至此,利益本身已无可厚非,需要区别的是,学术研究究竟是私利主导的,还是公利主导的。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利动因与公利结果(公利的实现是研究的副产品),另一种为公利驱动与私利结果(私利的满足为研究的副产品)。两种自利,前者是刻意的,后者是无意的,不过对局中人和局外人,却不一定是清楚的,而很可能稀里糊涂,难以自我辨明和为他人所辨。正因如此,更应强调研究方法的自明与他明。自明的意义在于通过研究者的自我检视,降低主观和自利的干扰;他明的作用在于尽可能地如实展现研究过程,方便后来者明辨研究。

政治与经济论文篇9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政治与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企业文化

一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理论支撑

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些人曾经一度怀疑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将思想政治教育和经济建设分离开讨论，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笔者认为为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寻找理论的支撑，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重要意义。

1.精神与物质相互转化的理论。中山大学郑永廷教授在《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中指出，精神与物质的统一和转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而正确的思想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正是思想政治教育。

2.精神生产力的理论。"精神生产力"是指人类有目的地创造各种思想、观念、意识、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的能力。当今世界，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问题日趋严重，无论物质生产力本身如何发展都无法自行解决，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努力发展进步的精神生产力，缔造社会成员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以及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解决这些世界难题。

3.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体现在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的竞争。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如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中，劳动者的劳动态度、积极主动性、事业责任感直接影响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机器设备、劳动技能的运用程度，从而作用于经济效益的创造。由此逻辑追寻，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实现途径是通过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维度分析

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分析维度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

1.导向维度

（1）政治导向维度 。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包含着经济理论思想。在经济活动的开展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种电视网络媒介、大中小学校的政治理论课堂，广泛传播党和国家的政策和举措，把"科学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主题。上层建筑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方式，集中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政治色彩。

（2）价值观导向维度 。

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起到导向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例如弘扬先进的经济伦理思想，倡导进步的生产和发展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提倡科学合理、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等。

（3）行为导向维度 。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法制教育，教授有关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律，有效地规范受教育者的日后的经济行为；思想政治教育依据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促进受教育者的经济行为符合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方向。

2.精神动力维度 。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它统领着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激发人的主体性。人类改造自然世界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在实践中不断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正是人的主体性发挥，使人的实践活动和动物的本能活动区分开来。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完善受教育者的思想理论素养，激发受教育者最大程度的发挥主体能动性，不断创新实践活动。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受教育者建构积极乐观的心态，在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经济活动效益。

3.塑造环境维度 。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它能够营造一个积极的社会氛围，如健康的舆论环境和拼搏的社会风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把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狭隘的经济增长观念中解放出来，促使人们形成全面辩证的评价角度，为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人们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还能够增强人们的法治观念、提高道德意识，形成公平竞争、追求诚信、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良好经济氛围。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引导社会心态、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环境塑造功能，有利的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

三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实现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企业管理有机融合的企业文化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经济价值的重要现实途径。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任务，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则和方法有传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注重差异性，以人为本，培育共同价值理念，构造企业精神等。

1.传承传统文化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同样必须立足于本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否则企业文化就会失去生命力，成了"无本之源"、"无根之木"。中国民族坚持人的平等性，认为"人皆为尧舜"，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创新，能够更加注重员工的平等竞争机会，有利于倡导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运行机制。

2.注重差异性 。

文化本来就是在本身组织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经营特点。一个企业想要真正拥有独特的企业形象和产品特色，就必须充分注重文化的差异性，在不同区域、不同市场对象的区分之中，努力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而企业一旦形成了独特的、专属的文化特征，就能够反过来促进市场对这一独特文化的认同和接受。

3.以人为本 。

人是文化生成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化生产的对象。企业文化中对人的重视，绝不仅仅是企业家和管理者的专属特权，而是惠及企业全体员工的价值认同。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强调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和信任人。

4.培育共同价值理念 。

培养企业核心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其中，思想政治工作十分重要，它能唤起职工对自己生活和工作意义的深思，对自己事业的信念和追求。通过宣传、教育和模范人物的感召等方式，能够促使企业员工对积极健康的企业价值理念形成共识，进一步培育出全体员工思想和行为的共同准则。

5.构造企业精神 。

企业精神与企业价值观是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价值观是形成企业精神的前提条件，企业精神则是价值观的集中、核心体现；价值观具有离散性和隐蔽性，但企业精神则相对外露，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察觉。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共同构成了企业文化的核心。

综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这一中心任务，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功能，进一步挖掘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内涵，探索和创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效能的具体方法、途径，无论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研究还是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 王勤.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教学与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