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概论论文十篇

政治学概论论文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概念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9―0178―03

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两个含义接近、联系紧密的概念，在我国高校教育理论及实践中，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两个概念的理解很不一致，两者有时相互交叉、相互涵盖，有时甚至一种内涵有两种表述。在《实践论》中指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由此可见只有对概念的含义、来源及相近概念的区别有明晰的认识，才能准确把握整个事物的本质。明确何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厘清它与相近概念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逻辑起点。

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等概念无法准确辨析，经常混淆使用。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已经从学理上准确鉴别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但直至今天，仍有很多人对这几个概念使用混乱，甚至相互替代。只有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纲――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溯源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去教育社会成员，是自古以来各个阶级社会所共有的实践活动。中国自古就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虽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实践活动古已有之，但并非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

我们可将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形成和演变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概念林立阶段。政治工作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进行描述的概念，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给黄埔军校的学员讲授《论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时，就将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在政治工作中，利用政治工作这个概念来阐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和任务，我们党开始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开始对政治工作进行翔实地阐述。如1938年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这篇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重要论著中就明确分析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内容和方法。后来伴随着军队政治工作的加强，理论上开始广泛使用“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概念。以后又多次使用“宣传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等概念。虽然此时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等概念都已出现，但总体而言，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主要使用的概念还是政治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概念的使用开始发生变化，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概念开始应用，1951年，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天，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更加提高了，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论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他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地位进行论说的基础上，他在文中逐一说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内容、方法问题。这是对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概念的进一步阐述。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分析，还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虽然截至1957年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表述的各个概念都已出现，但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直到1960年，除军队始终统一使用“政治工作”这一概念外，其他各条战线则呈现出交错使用或同时使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等提法的局面。到1960年，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标准和统一提法并未形成，处于概念林立混杂使用阶段，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当时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把握不清是直接相关的。

第二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统一提法形成阶段。从1960年开始，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标准提法是政治思想工作，此概念与思想政治工作相比更加强调政治教育，侧重于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素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为避免将政治加以泛化，忽视社会成员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提高的倾向，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开始取代政治思想工作，成为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较为普遍和统一的提法。

(二)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内涵

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这几个概念，尽管内涵互相交叉重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亦被相互替代使用，但实际其内涵是不同的。笔者对这组概念进行简单分析，这一系列概念中的最高概念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泛指人类社会实践中有关政治方面的全部实践活动。思想工作则是为提高社会成员思想素质而进行的工作，目的是促使人们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思想政治工作是政治工作中思想性部分和思想工作中政治部分的总和。很多人根据字面意义简单化的推断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内涵，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思想工作加政治工作，其实这种理解扩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围。

与思想政治工作含义最为接近的概念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紧密联系，但也有内涵上的区别，1983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纲要》指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指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由此可见，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范围要大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的思想政治实践和组织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那么究竟何谓思想政治教育呢?一般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所有阶级社会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健康运转而进行的思想上、政治上和道德上教化人的实践活动，是通过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来培养社会成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的社会活动，是一种思想政治观点和行为品格的教育工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普遍性，尽管很多国家不使用甚至公开攻击无产阶级政党实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实际

上任何国家、任何政党，要想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都必须开展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只不过是在其他教育名目下开展了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而已。如美国开展的公民教育，英国开展的宗教教育，实际上执行的就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当然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本文指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概念解读

本文所指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研究的是在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下从课程名称、概念内涵和课程设置三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名称演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高校中开设了政治课，当时这门课并没有一个标准和统一的名称。如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规定了公共必修课开设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文、法、教育(师范)学院毕业班学生必修政治经济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公共必修课就是今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1956年9月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中又将政治课称之为政治理论课程，以后又出现过共同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等名称。1995年10月24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中第一次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标准提法，《意见》指出：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入进行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的教学改革，根据两年来“两课”改革的探索和实践经验，提出如下意见……自此我国高校的政治课便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两课”)的统一名称，并一直沿用到2004年。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也就是中央16号文件，16号文件下发后，“两课”统一改称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这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名称由来。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党重大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以及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经过了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历程。在其历史沿革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转折，这就是198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方案、1998“两课”方案和2005思想政治理论课方案的提出和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2006年9月全面实施"05方案”(2005年通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经过调整后，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变为四门，也就是说，目前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具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四门必修课，同时开设形势与政策课。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概念的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在学校中开设的课程，是运用授课教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其目的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增强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任何一个概念的演变都必然经由一个从模棱两可到精准透彻的过程，且其演变还会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认识水平的的影响。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两个概念的辨析，使它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更加明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涉及的范围较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化，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纲，正所谓“纲举目张”，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也就抓住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当然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坚持全员育人的理念，学校、社会和家庭都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但毕竟学生以学为主，因此课堂教学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环节。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王勤，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3]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张耀灿，郑永廷，刘书林，吴潜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李传华，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政治学概论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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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论文篇3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概念厘定 特征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2005年3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实践教学，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了国外实践教学思想和国内理工科院校尤其是中等技术学校实践教学理论的影响，学术界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时为突出实践教学重要性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实践教学”两个概念组合成一个新的复合概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概念厘定

毋容置疑，厘清这一人工合成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是有效实施实践教学的认识前提和理论依据。

从概念上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实践教学”两个概念合成的，其中，第一个概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指的是国家明确规定的高校必须讲授的几门具体的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显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或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第二个概念实践教学中实践是修饰词，教学是中心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是以认识为基础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有目的的活动。“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看，实践则主要应该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或生活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活动，特别是伦理、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行动或活动。”而教学特指在学校教育活动中，以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和学生获得知识、技能为基础的一种教师和学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且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实现，是由包括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和教学环境（含教学场所）等要素整体运行的结果。因此，从概念层面我们可以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特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的实践教学，具体说就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下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紧密联系的，通过采取各种具体教学及评价方法或方式，激发和引导学生主体实践，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教学实践活动。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特征

在概念层面厘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厘清其与课堂教学、理论教学、社会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考察其特征。首先，通常意义上的课堂教学侧重于理论的阐释与分析，以教师讲授居多，主要是帮助学生从理论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经验教训等的知识性把握。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就是通过学生主动分析和研究社会现实生活，在实践中深化对所学理论的理解，逐步实现从理论认知到行为乃至能力的转化，进而“培育学生的德性、提升道德素质，培养良好的政治心理和态度，最终实现对国家政治信念和价值观普遍性认同的教学方式”。但这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在现有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下，在坚持把课堂教学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主阵地的同时也应大力推进实践教学，创新更多融入实践成分的课堂教学模式。

其次，传统的理论教学较多地注重通过主要以经验的再现和理论演绎对学生施加系统化知识的灌输，但实践教学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并不是针对和限制理论教学，更不是要用实践教学来取论教学，而是实践教学必须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脱离了相应的理论教学，学生不仅缺乏足够的课本理论知识，其对社会生活现象进行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推论与辩证思维等相统一的理性能力也将不足。因此，加强实践教学，更多是把“其作为另一种提高学生思想素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的有效方式。”

最后，目前，社会实践活动一般都归由高校团委、学生处及各系等学生管理部门负责，且一般都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没有直接联系。学术界不少人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在目的、功能上都是以学生实践为主等特征方面具有诸多的共性而应纳入。中央5号文件明确要求的是要“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并没有把实践教学等同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只是强调实践教学要与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笔者认为社会实践虽然由团委等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但若是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与且依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而设置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可以将其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范畴。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一种既不同于课堂理论教学， 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实践教学活动。因此，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将实践教学毫无界限的外化甚至泛化，并不是说所有跟实践有关系的活动都属于实践教学，更不能简单的认为除理论教学之外的都属于实践教学。另一种是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等同于纯粹的社会实践， 随意割断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的联系，模糊了实践教学的教学本质。

参考文献

[1] 王素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及其实施的基本要求[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12）.

政治学概论论文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政治学概论论文篇5

关键词：思想概论课；教学模式；教学困境；教学质量

1999年秋季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两课”课程设置的文件精神，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了“思想概论”，既给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模式的紧迫课题，也给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走出教学困境的新契机。

一、首先解决教师对课程教学的认识问题

1.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到党和政府对高校“两校”建设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思想概论”课程的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1994年以来，中共中央相继制定和颁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决议》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特别是1998年，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了关于高校“两课”课程设置新方案，明确地为“两校”教育指明方向。2005年，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高校“两课”课程设置文件精神，、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这标志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全面开展。2005年，、教育部同时配套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施方案》，更加明确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教材编写、教学研究、教师培训、学科建设、课程设置、考核学分等基本要求，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作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以扎实的工作作风、精湛的教学业务，认真上好“思想概论”课程，努力开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新局面。

2.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高校“两课”建设与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为“思想概论”课教学工作提供了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国际地位影响日益增强，特别香港和澳门先后胜利回归，成功申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三峡大坝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青藏铁路工程、神舟航天工程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将使青年学生受到深刻教育，使青年学生强烈感受到支撑中国进步发展的思想支柱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对学生进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主要内容的思想理论教育；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把高校的“两课”教育教学长期地、有效地坚持下去，为开创高校“两课”教育的新局面作出应有贡献。

3.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到高校“两课”理论创新的不断加强，为“思想概论”课程教学工作展示了广阔前景。在高校“两课”建设中，1998年教育部组织制定和试行了“思想概论”教学基本要求，2000年教育部又组织修订和实施了“思想概论”教学基本要求，2005年、教育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政治思想政治课的实施方案》，不断推动高校“两课”的自身建设。在高校“两课”建设中，教材建设得到不断加强，教育部组织编写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热点、难点问题解析》系列专辑，组织研制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全程教学示范片》，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科研构建一个信息资料舞台，有助于提高“思想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师队伍建设得到不断加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多层次组织教师培训，帮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熟悉掌握教材基本要求和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进一步推动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

二、必须解决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动力问题

1.现在的青年学生，是在开放条件下和改革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在思想上表现出积极探索但又阅历不足的矛盾，产生了复杂多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政治上表现出积极参与但又易于急功近利的矛盾，往往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同样，在对待和思想上，因为没有亲眼目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战争年代的丰功伟绩，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威力；同时也没有亲身经历动乱年代，晚年的错误时期，又受到少数媒体错误言论的影响，对、思想存在一些误解和偏见。因此，“思想概论”课教学工作，必须首先下大力气解决学生对“思想概论”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问题。

2.在“思想概论”课教学过程中，要通过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用近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告诉学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一胜利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增强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战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信心和决心，使青年学生认识到思想是指引中国人民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思想概论”课程教学过程中，要通过阐述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程，用新中国的成就和现实告诉青年学生，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中国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使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到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想政治基础，从而使青年学生从认识、情感、行为各个方面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的全过程，激发青年学生对“思想概论”课的学习兴趣和初始动力。

三、必须坚持以考核方式改革为突破口，推动课程的全面改革

1.考试既是教师掌握教学情况，衡量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手段，又是学校评价教学质量，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有效途径，在高等学校整个教学环节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导向作用，是教师和学生完成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指挥棒”。因此，决不能因为“思想概论”作为公共课而弱化考试功能，以平时测验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决不能因为“思想概论”作为公共课而取消考试功能，以教师印象随意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在“思想概论”教学过程中，应以考试方式改革为突破口，撬动“思想概论”课程整个教学环节的改革，启动“思想概论”课程教学模式的转换。推动“思想概论”课程整体不断向纵深推进和横向扩展，调动青年学生学习“思想概论”课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青年学生对、思想，历史贡献的认同感，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传统考试方式，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认同性”和“服务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考试功能，既被简化和强化为检测加工材料是否合格的工具，又使考试由教育的手段变成教育的目的。不仅严重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育功能和教育本质，而且严重扼杀了青年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因此，在“思想理论概论”课程教学过程中，必须打破“千人一面”，“千人一卷”的传统考核模式，在考试形式上，积极采用开卷考试、半开半闭、论文答辩、优秀生免试等考试方式，最大限度地给学生提供思考、研究和创造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将“灌输知识”的过程变为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研究”、“学会创造”的引导过程。在考试内容上，应逐步减少死记硬背的填空题、问答题和名词释词题，适当增加专题论文、读书报告和社会实践报告，培养、训练、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素质和理论思维能力及运用思想正确认识和分析重大现实问题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3.“思想概论”课程的考核方式改革，特别是专题论文、专题答辩、专题报告等考核方式，必将对“思想概论”课教学中长期形成的“重教”、“重知”、“重灌”，轻实践能力培养、轻创新意识培养、轻理论联系实际精神培养的教学模式形成强大的冲击，对教师的基本素质、教学工作能力、教学理论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思想概论”教学工作中，必须激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道德感、职业荣誉感、职业成就感”，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积极探索教学改革的热情和对教学工作的兴趣，把培养、训练和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运用思想正确认识和分析重大现实问题的创新意识、协作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作为学习“思想概论”基本任务和教学目标，使“思想概论”教学融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增强青年学生对崇高品德的深入了解和对思想的深刻认识。

参考文献：

［1］ 编写组.思想基本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2］ 理查德・伊文恩.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政治学概论论文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品德课;名称嬗变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4-0059-3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名称演化的阶段和内容变革

1.1978至1984年的思想品德课

之后,1978年恢复高考,全国高校逐步恢复正常招生,如何开设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成为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1980年7月,教育部制定并印发了《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高校马列主义课的地位、任务和教学方针,规定了课程、学时、大纲和教材。《办法》指出,在全国高校本科开设“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另外,为了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内容贯彻到马列主义课之中,教育部于1982年10月下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通知》,这是思想品德课的起点。1984年9月,教育部又印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其中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课的任务、内容、教学原则、考核办法、队伍建设、教学机构,而且制定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至此,思想品德课开始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这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雏形。

2.1985至1996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革思想品德课的课程设置。1985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发【1985】18号)指出:我国现行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品德课和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必须进行认真的改革,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要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于是,1986年3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在高等学校进一步贯彻的意见》要求用三到五年时间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工作,逐步开设新的课程,即所谓的“新四门课”:中国革命史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课。

3.1997至2004年的“两课”

1998年6月,、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即“98方案”),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的课程设置进行全面调整。思想品德课课程设置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98方案”要求必须将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解决好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为主要任务。此后,教育部又于2003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通知》,对“两课”教学中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把两者合二为一,将“邓小平理论概论”课调整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98方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阶段性理论成果,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等角度分别设置课程体系。

4.2005年至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增强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有效性和说服性。、教育部在2005年先后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见)实施方案》两个重要文件,对目前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做出了一个专门、全面、系统和具体的部署和安排,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改革新方案,即“新方案”或“05方案”。它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优化组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整合为“毛泽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并且把“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最重要的是除了整合原有课程之外,为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特别增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事实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对全国高校课程设置都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高校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4门必修课。“05方案”改革最显著的特点,一方面是各门课程的全面整合和优化,另方面是课程设置的改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紧密结合,它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道德法律规范合一的思路整合课程体系。所以“05方案”的教材内容不仅更具有权威性和学术性,同时更贴近大学生的实际情况。“05方案”课程设置就是现阶段高校的所谓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

“05方案”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进入了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正确轨道上。时至今日,一个机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课程体系逐步形成。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涵义解读

1.嬗变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原因

其一,顺应时展的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05”方案)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推出和实施,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际国内的新特点,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将以前“两课”的名称更替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此种提法更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真正含义,其称谓充分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凸显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体系对象更加明确和清新。

其二,与以前的“两课”名称相比起来,更名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称谓更有其自己独特优势:一是新方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目设置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四年制本科的7门政治理论课调整为4门。虽然课程门数减少了,但思想政治理论课覆盖的内容并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的丰富和科学。二是新课程方案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综合性,除新增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外,其余三门课的内容都是经过高度整合而成的。总而言之,调整之后的课程体系结构合理、功能互补,能更好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便于更好吸收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实现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

其三,称呼更合理和科学化。之所以要更名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此名称更加符合这一理论课的称呼,并且它简洁概括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质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也不是单纯的指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了,其包涵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四门必修课程内容真正反映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称呼。所以这一概念提出,充分揭示了其本质内涵,精确而恰当,也就是说科学地概括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包涵的四门课程的基本内容,言简意赅地表述出来。

其四,教材上的整编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在教材上的突破创新超出以往,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摒弃以往教材中篇幅冗长,表达繁琐,重点难点不够突出,理论脱离实际。改善教材建设的不足之处,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与趣味性,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名称魅力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中央还将四门课的教材建设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也就是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和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同时充分反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编教方面集中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高水平专家鼎立完成教材编写任务,代表了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和最新研究成果。调整后的四门课每门课程只编一本教材,实行全国“一本通”,尤其,新教材在内容编排上更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有针对性地回答大学生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而使教学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也是教育教学实践发展的成果,它集结了全国高校众多教学名师的思想结晶,他们教育教学经验丰富,孜孜不倦地实践耕耘着,推动高等学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不断向前发展,日臻完善。

2.正确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涵义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其独特的基本内涵,与以往所称谓的公共理论课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中央文件都没有明确的解释,笔者根据所查阅的文献资料,对其含义进行了粗略的概括和归纳。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矛盾的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又受到共性制约,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根据这些概念原理,笔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假设系统地分解为思想课、政治课、理论课三门课程,因此可以看出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单纯具有思想性、政治性也更加具有理论性。此外,从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名称不难看出,思想课、政治课和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个性的表现,而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名称就是共性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程都突出体现了思想性、政治性和理论性,而且完全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结合。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有与其他四门子课程共性的一面,但又有思想课、政治课、理论课的独特个性的一面。

其次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任务,它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课堂。这就既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当代的大学生,而且又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以及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最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为之奋斗。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涵的四门课程内容体系有力地表现了当今大学生所以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素养,同时也鲜明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概括地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政治性和彻底的理论性,它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是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最后从本概念的词语解释。“思想”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一般而言“思想”就是指人们的理想信念或信仰。“政治”就是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通常情况下“政治”这一概念泛指个人信仰或政治观点、立场。“理论”在现代汉语解释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毫无疑问,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都是当代大学生所要学习和掌握的,也是树立他们理想信念的根本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具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它不是纯历史课而是一门带有政治色彩的理论性政治性课程。那么,从它名称称谓和课程设置,可以看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关于引导大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以及对党与政府信任的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学校部组编,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件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9).

政治学概论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领导人 政治讲话 概念隐喻

一、引言

政治讲话是一种目的性较强的行为，它主要用来表达讲话者的政治立场，同时说服、激励、领导人民大众团结一致，积极向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讲话面对整个国家的人民大众，因此其话语应尽量通俗易懂，贴近老百姓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为了让听众更好地理解其演讲意图，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广泛使用隐喻。隐喻是一种语言思维手段，它借助简单、形象的话语表达一些复杂抽象的概念，因此在政治讲话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Jeffery（1996：57）指出：“隐喻为政治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它们为行为框定了方向，政治家总是希望民众按照这个方向前进。”目前，很多学者对政治话语中的隐喻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如陈勇、刘肇云（2009）对美国政治家的政治隐喻进行了考察，指出美国政治家在使用政治隐喻时，由于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或个人的社会经历、爱好等因素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隐喻表达。姚雪丽（2009）探究了隐喻在政治语篇中的衔接和连贯功能，认为政治隐喻能够通过它的框架功能掌控民众的价值观和情感。

隐喻是一种思维的认知方式。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Lakoff谈到“Whenever in this book we speak of metaphor，such as ARGUEMENT IS WAR，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metaphor means metaphorical concepts.”（Lakoff and Johnson，1980：6）（李福印，2007：140）。也就是说，Lakoff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思维和认知方式，是概念隐喻。本文正是从概念隐喻的角度对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讲话进行探究，分析中国领导人使用概念隐喻的特征、原因，同时也论述概念隐喻在政治讲话中的作用，希望能为政治讲话中的概念隐喻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理论背景

概念隐喻理论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不完全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隐喻。王文斌（2004a：6）提到，Lakoff & Johnson（1980）所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就是指隐喻是从原始域到目标域的映射。王勤玲（2005：42）认为，一个概念隐喻是由一个概念域到另一个概念域的基本结构的映射。上述两种定义揭示了概念隐喻的本质，即概念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它是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系统映射。

概念隐喻在政治讲话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Lakoff在《道德政治：保守派和自由派如何思考》（Moral Politics：How Liberals and Conversatives Think）（1996/2002）中客观地分析了美国政治讲话背后的概念隐喻，通过概念隐喻来阐述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政策（转引汪少华，2011）。贺梦依（2011）以2011年3月28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的利比亚战争演讲为例，从框架理论角度阐述了概念隐喻的政治意识形态构建功能。郭超（2011）采用Charteris-Black（2004）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对中美两方语料中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推动了中美政治文化的深层研究。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提升，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演讲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但对此类汉语文本的研究尚很缺乏。本文以国家领导人有关自然灾害、经济问题和针对青年的演讲、新年贺词为语料，拟从概念隐喻的视角探讨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主要包括哪些概念隐喻、这些概念隐喻的特点和认知基础、概念隐喻的作用及诱因，揭示汉民族的思维和认知方式，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三、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概念隐喻的类型特征、认知分析及功能

从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的语料中，我们归纳出以下13类概念隐喻：

1.“人体”的概念隐喻

（1）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优秀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

（2）灾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道路”的概念隐喻

（3）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八号飞船先后成功发射并顺利交会对接，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4）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真心实意紧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家庭”的概念隐喻

（5）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表示诚挚的感谢！

（6）全体中华儿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4.“作业”的概念隐喻

（7）我们要恪尽职守、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决不懈怠，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

（8）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5.“标志”的概念隐喻

（9）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6.“果实”的概念隐喻

（10）实施新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全面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加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力度，让扶贫对象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7.“战争”的概念隐喻

（11）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12）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香港、澳门同胞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8.“书籍”的概念隐喻

（13）九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青年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壮丽篇章。

9.“音乐”的概念隐喻

（14）一代又一代青年茁壮成长、发奋成才，涌现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谱写出一首首感人至深的青春凯歌。

（15）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

10.“建筑”的概念隐喻

（16）共青团不愧是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不愧是党联系青年的牢固桥梁和纽带，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17）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11.“工程”的概念隐喻

（18）在恢复重建过程中，我们实施心理康复工程，高度重视人文关怀。

12.“机器”的概念隐喻

（1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从8月份起逐月回落，扭转了一度过快上涨势头。

13.“戏剧”的概念隐喻

（20）祖国建设的艰巨任务为青年大展身手提供了广阔舞台。

以上这些概念隐喻在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讲话中广泛使用。其中，“家庭”“战争”“道路”“人体”的概念隐喻更为普遍。笔者拟对这四种较为常用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

（一）“人体”的概念隐喻

“人体”的概念隐喻是指把人体的相关物理特征或某个部位作为源域映射到目标域。中国领导人在政治讲话中经常用到“活力”“成熟”“成长”等与“人体”相关的隐喻概念。本文例举了“血脉”和“面貌”的隐喻概念。“血脉”指人体内流通血液的脉络，它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用来隐喻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组成成分。“面貌”指一个人的容貌、相貌，本文所举例子形成了“灾区是人”的概念隐喻，把源域“人”映射到了“灾区”。

（二）“道路”的概念隐喻

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讲话中常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必由之路”等隐喻的出现。文章所举“里程碑”是道路整体中的一部分。“里程碑”指设于道路旁边用以记载里数的标志，喻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作为标志的大事。“道路”用来隐喻政治发展模式或原则，指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领导人讲话中的“道路”形成了“发展模式是道路”的概念隐喻，选择道路就选择一定的发展模式。

（三）“家庭”的概念隐喻

“家庭”是普通大众非常熟悉的词汇，原意是指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或共同经济为纽带结合成的亲属团体，它在政治讲话中形成了“国家是家庭”的概念隐喻。“同胞”和“儿女”是“家庭”中的成员，它们是“国家是家庭”的概念隐喻中较为常见的隐喻概念。在映射过程中，“同胞”和“儿女”作为源域分别映射到目标域“香港、澳门”和“国家的每一位公民”。在汉民族文化中，家庭及亲属关系是维系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部分，“家庭”文化在汉语言思维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其概念隐喻也极为普遍，具有较高的亲和力。

（四）“战争”的概念隐喻

“战争”意味着战略、谋划，敌我关系，胜利与失败，它常常与一个国家取得政治、经济发展目的、实施规划等相关。中国领导人喜欢把战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如同志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很好地证明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文例举了“战略”和“后盾”。“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形成了“兴国是战争”的概念隐喻，“战略”原指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这里作为隐喻概念及概念隐喻的源域映射到“在国际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策略”的目标域。“后盾”把“国家”卷入了战争的范围，“后盾”作为原域映射到目标域“支援力量”。

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出现以上概念隐喻的原因，一方面源于领导人自身知识和文化体验，另一方面源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及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

从自身体验而言，首先政治话语中出现了与“人体”概念隐喻相关的隐喻概念，如“血脉”“命脉”“成长”等。这是因为隐喻基于经验，人们在用概念隐喻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是与自身有关的东西。其次，中国领导人习惯于用理性逻辑思维分析或看待政治问题，认识和感知世界。如很多政治讲话中都会用到“工程”“宏观调控”等字眼。此外，无论在政治讲话中还是在他们其他事务的会谈中，中国领导人习惯于用革命的思维来分析政治问题或是往往使用“战争”的概念隐喻，这与他们经历过战争或是从战争年代而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即一切应以大众利益为重。这种价值观使得中国人特别重视整体与团结，因此在政治话语中常用与“家庭”相关的概念隐喻。“家庭”意味着成员之间血脉相连，紧紧相依的关系，这符合中国作为拥有56个民族大国的整体形象。56个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价值观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中国独特的文化或哲学基础，如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儒家文化讲求“和”与“合”，“和”是指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的协调与团结，“合”用来强调主客体一致，即“天人合一”。“和”“合”文化使中华民族讲求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与友好。

概念隐喻在政治演讲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讲话中的概念隐喻除了用来表达某一政治观点外，还有贴近大众，激发大众情感，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如“战争”“家庭”等概念隐喻能唤起大众兴国强国的爱国心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此外，概念隐喻是认知功能的综合体现，它引导民众的政治倾向并向民众宣传政治观点。

四、结语

概念隐喻在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仅源于领导人自身的认知体验，更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及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对中国领导人常用的概念隐喻的归纳分析，希望有助于促进政治话语这一特殊语言的研究，并对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等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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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论文篇8

“公民社会”研究的“二分法”向“三分法”的转变，以及其含义的丰富、公民与国家复杂关系的诠释表明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公民社会”概念问题研究的进展。进入21世纪，“公民社会”概念其理论建基于一种新的社会情势与时代背景。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一种新的社会范式，“公民社会”概念研究也将在规范性与实证性的层面下不断深入。

关键词：公民社会 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 社会范式

一、

关于civil society，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一般意义上被译为“公民社会”，在此之前的近现代西方历史条件下其长期也被译为“市民社会”概念。Civil society不同译名的不同表达，代表了国内外不同学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从政治权利的层面偏好“公民社会”的用法，从经济生活的层面偏好“市民社会”的用法。俞可平先生在《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变迁》中认为：“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民间社会和市民社会，其实它们是同一个英文术语 civil 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但这三个不同的中文称谓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引入的对civil society的新译名，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 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的译名。不少学者实际上交叉使用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两种用法，前者强调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后者着重于其社会学意义。”1

一些台湾学者（南方朔、木鱼、江讯等）将civil society译作“民间社会”，作为相对中性的的译法，并提出所谓民间社会理论，主张通过民间力量对权威统治持续不断的抗争来建立民间社会自主自律空间，从而形成一种“民间社会对抗国家”的关系架构。2但邓正来先生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3因此在本文中不再使用“民间社会”的概念，而是交相考察“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用法及概念演变的走向。

“公民社会”概念孕生并演进于西方社会，它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理性结构出现在社会理论中，既体现着时代进步中社会自组织的痕迹，又印有公民个人理性建构的倾向。从描述性、价值性与分析性的“公民社会”定义出发，“公民社会”概念既被认可为一种政治口号来使用，又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概念，也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解析性概念。

作为一种政治口号来命名的“公民社会”概念，是一种描述性定义。它在政治权利层面往往被用作动员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予社会生活，是一种直接和具有外在目的、具体的政治口号。美国学者塞利格曼指出：作为一种具体的政治用法，不同运动和政党把它作为政治口号来使用。4在西方，市民社会被用作一个政治口号以争取公民的各种社会权利（性别平等、种族和民族平等、更好的医疗保健等），并推进共同体的事业。各种新社会运动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用法即是如此。在东方，（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市民社会概念被政治反对派用来同国家相对抗以争取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集会、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概念，“公民社会”是一种伦理情境的理想模式。它是一种价值性定义。它是对社会共同体内部合理社会秩序的和谐设想，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应然性设计。按美国学者塞利格曼的见解认为这是在理念、价值与信仰层面的综合使用，为人类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幅美好生活画卷。

而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解析性概念的“公民社会”，则是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的使用。它是一种分析性定义。塞利格曼指出，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的市民社会有两种宽泛的用法，第一种是在某种政治社会学的制度或组织的水平上使用。第二种是使它成为价值和信仰领域的一种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前，“公民社会”的概念更多地被“市民社会”所取代。“市民社会” 概念占据了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家的文本文献。西方历史上第一本以市民社会为主题的著作------亚当.福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1767年首版于英国爱丁堡）------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近代历史的市民生活变迁走向。18世纪以前，针对于人类的自然状态或野蛮的部落生活，“市民社会”概念作为对立面意指人类的文明状态应运而生，它不是对应于政治社会而谈的。如果说这是一种古典的“市民社会”概念的话，那么18世纪下半叶之后的“市民社会”概念就是一种现代的诠释。正如马克思所说：“‘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5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卡罗瑟斯 (Tomas Carothers) 在《 市民社会》中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出现于18世纪晚期苏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从佩因(T．Paine)到黑格尔（G. Hegel）的众多政治理论家，将市民社会的概念发展同国家平行但分离于国家的范畴--一个市民依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联合起来的领域。这种新思想反映了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私有财产、市场竞争和中产阶级的勃兴。它同样产生于对自由日益普遍的要求，这一点从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得以体现......到19世纪中叶，当政治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时，这一术语被渐渐替代了。

在此情境下，我们可以判断“市民社会亦称公民社会，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社会中各个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所有社会秩序和社会过程，它通常只有在把政治国家当做自己的参照体系时才有意义。市民社会代表‘私’的领域，而政治国家则代表‘公’的领域。市民社会的显著特征在于，它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非官方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诸如各种民间组织机构、非政府机构、中介组织、社会运动等均属于市民社会的范围。”6在马克思著作的文本中所使用的“bourgeois”，成为市民社会的对应式概念。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7马克思在经济基础的物质层面上常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但后来这种看法被区隔。“就其一般意义而言，诸如‘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这些概念都不完全等同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的外延比它们要宽泛得多。”8

可见，1992年以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一般通识的意义上采用市民社会的译名。“市民社会”成为一种广义的通行用法。而“公民社会”概念的复兴则缘起于当代自由主义的崛起。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对国家集权体制的反抗与斗争运动，“公民社会”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与纲领。他们以要求扩大公民社会自主的活动空间，反对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与控制。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学者看到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蓬勃希望。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再度流行起来并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它在西方政治家和公众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紧随着对“Civil society”概念的深入领会，20世纪90年代后东欧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及民主化浪潮的深化，及凸显公民主体地位与加强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趋势，使许多学者对采用“公民社会”的译法已形成越来越接近的共识。甘绍平在《迈进公民社会的应用伦理学》中认为：“然而，促使公民社会理念复兴运动的更为直接的导因，乃是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进程。然而尽管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就有关于‘公民文化’的讨论，但‘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Zivilgesellschaft）这一概念成为一个流行语词，成为学术界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却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换言之，在一些发达国家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但关于公民社会的描述与探讨却是后来才发生的。国际学术界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有两个因素不能不提及。第一是与一些东欧国家对建立公民社会，从而提高国家对矛盾与冲突的承受力、保障转型期的社会稳定的兴趣相关。为了满足这一兴趣，学界十分有必要从总体上对公民社会的特征做一番总结梳理。第二则是与公民社会自身发展的需求相关。人们开始探询：一种民主的公民社会发展到了今天，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需要进行修正，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使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赢得丰富与深化。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二点似乎尤为重要和根本。”9

英国学者戈登.怀特在对19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概念的渐生并在全球地域扩张的走向作出总结时认为：“公民社会思想在任何关于民主化的讨论中都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提出了社会力量在限定、控制国家权力并使之合法化方面所发挥作用这一主要问题”。10

尽管在中国的学术界，对“公民社会” 概念的应用，往往容易与“市民社会”的概念混合在一起。但新近的概念应用，更多的倾向于“公民社会”上。“从中国内地的研究状况来看，最近几年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再者，就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而言，本来侧重的就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公民社会确实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11出于对“公民社会”概念的政治地理环境论判断与整全性理解，何光沪在《“公民社会”与“超越精神”》中认为：“而在现代中国城乡环境差别很大，乡村居民不被称为‘市民’的情况下，‘市民社会’一词很容易遮盖原本的政治涵义，因此应改译为‘公民社会’。毫无疑问，整个中国社会，不论城乡，都应该变为‘公民社会’，这就需要所有的中国人，不论是否‘市民’，都必须具有‘公民意识’。‘公’者，非私也。公共秩序之是否合理，的确与私人有利害关系。但是，要建立合理的公共秩序，却需要人考虑全社会的公共关系，需要摆脱短暂的私人利害考虑，走出狭隘的一己个人局限，这就是超越自我。统言之，要维护和促进每一个人的自我利益，需要建立公民社会，而要建立公民社会，又需要每一个人显示其超越自我的精神。”12

“公民社会”概念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这得利于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进程，它使得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在其外部开始渐渐地生长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领域，这也正是我们实证意义上客观认识到的“公民社会”雏形。邓正来先生在《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认为，在政治层面以“公民社会”概念替代“市民社会”概念，也可以说：公民社会理念凭藉诸种摆脱集权式统治的运动以及种种“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而得以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公民社会话语”以后，便在另一个向度(dimension) 上依据这种知识自身所具有的相对自主的逻辑，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脱离其直接赖以的成因而逐渐形成种种新的理论研究的努力。这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具体表现为相对独立的知识范式的建构。

那么“公民社会”的用法，在理性的研究视域中，它既可是一种研究方法，又可是一种分析概念。宏观上体现为它在与国家关系的把握中；微观上，体现为它在与结为社群的公民关系的应对中。从当代中国社会分殊化变迁的进程及现实判断，“公民社会”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非政治的社会关系领域。它大致正处于“公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阶段。“公民社会”在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下有其特殊的意义，它的价值功能与内涵指向对于形塑兼备自由与秩序、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用重大。

二、

考察“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溯源，也主要围绕着西方文化语境层面进行。这也是“公民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里，“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概念也往往被相互替换。或者说，“公民社会”概念是对“市民社会”概念在政治及公共权利范畴上可能的替换。

“公民社会”概念在词源上来自于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的含义在公元1世纪便由西塞罗提了出来，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13古希腊的城邦大概可算作Civilis Societas，这个概念似乎表达了一种“文明之邦”的感觉。14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Civilis Societas以表示从封建体制外生长出来的商业城市文明，这继承了西塞罗的含义。紧接着，洛克在《政府论》中第一次将“公民社会”做为逻辑推演中的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他的“公民社会”等同于其政治哲学中从自然状态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这是人类发展逻辑中的一个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洛克虽然已意识到社会中的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的区，但在他的观念中，二者同属于“公民社会”。14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政民主的发展历程来看，代表共同体权威及强制力的国家与代表公民自主性的公民社会，其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分离直至相对融合的趋势。邓正来及J.C.亚历山大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的导论中，认为孟德斯鸩以及承继了孟氏的托克维尔设立了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原则，以建立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机制。它既指社会由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的君主制又受制于法治，而法治则需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15洛克、潘恩、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家，以对“公民社会”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有力论述及公共领域的启蒙运动而主张维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依靠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由此形成自由主义者的“公民社会”概念。

廖申白先生认为：“在最近十几年的中文学术文献中，公民社会的概念被使用得越来越多了。最初这个词是用来介绍国外的一些研究的。这个概念是17世纪一些西方著作家开始使用的，例如，在洛克、霍布斯的著作里面都明确使用了这个概念。公民社会产生的基础被认为是那些同国家疏离的自治的社会力量：在欧洲，这些力量包括教会、自治城市、土地贵族和独立农民；这些力量促成罗马帝国解体，并且同国王们的权力相互疏离......公民社会的更古老的源头被认为是希腊城邦社会。城邦的公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著作中，不从事任何谋生的职业，他们在年轻时从事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以便在需要战斗时奔赴战场；在中年时期，他们以轮流、抽签或竞选方式履行各种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成为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年过中年之后，他们不再担任公职，他们从事文学、艺术、哲学的研究，成为城邦中的咨议者；在他们内部，他们平等地、民主地分享国家的权力；在他们之外的整个社会之中，他们是作为目的存在的阶级，是保持着城邦社会的智慧的阶级，其他的阶级--农民、工匠、奴隶等等，只是为城邦提供生存资源的手段。”16

方朝晖也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详尽地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融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17

何增科在《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导论》中认为：“主张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但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近代公民社会概念是在17—19世纪之间才出现的。近代公民社会理论是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国家和重商主义国家捍卫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武器。进入本世纪7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概念得到复活。起初它主要被西方少数左翼学者和东欧一些激进学者用来批判现实社会并阐明理想社会之轮廓。80年代后，公民社会概念逐渐融入西方主流派知识话语体系之中，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增多。”18

俞可平先生认为：“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把市民社会视为一个与国家相对的概念。早期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把市民社会界定为个人权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保护的领域。自私自利的但又享有一定权利和自由的个人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后来的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家如托克维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把市民社会看作各种志愿性结社的集合体。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马克思更加强调市民社会的经济方面。亚当.斯密等人认为市民社会是商业社会独有的一种文明，它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内部事务的社会经济秩序。亚当. 斯密时代早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商业社会特殊的文明体系。近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则是在经济市场化的趋势中形成的。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一种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他通过解剖市民社会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19

19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基佐、梯也思与米涅等认为：公民生活、政治制度与道德风习一起构成了历史前进的最终动因。20关于“公民生活”，马克思的诠释是公民生活“关系的总和”，又称之为社会关系。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实质是指与“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立的“财产关系”，而“财产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21公民生活（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而公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的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公民作为人的天性是历史运动的结果，也促其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完善自身的社会意识。

而从西方社会历史上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角度看，黑格尔是理论先驱。黑格尔首先明确提出了“市民社会”的用法。“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22他在《法哲学》中把洛克和孟德斯鸩的观点融入自己的思想，认为体现个殊性的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但在伦理上并不自足，从而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对其加以救济。23在他那里，市民社会的道德地位比较低，代表的是私人特殊利益，“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而国家则代表了普遍利益，是绝对精神在地上的完美体现，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也只有从属于国家，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不致陷入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因而，黑格尔运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目的是抬高国家的重要性。他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整全式系统中，论述了从社会个体到国家之间复杂的网络关系。黑格尔认为国家应当绝对统领市民社会。于是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主权的绝对理念超越于个体的人而存在。国家逐渐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意义，超越于个体的人而存在，并被逐渐物化为一个独立的实体。24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则源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强调“市民社会”中存在着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的一面。要解决市民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家干预就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中，依靠国家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思想根深蒂固，由此导致国家统制的社会主义的形成，由此形成社会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葛兰西的著作而再度风行，这掀起了20世纪西方理论界对市民社会讨论的第一次高潮。“葛兰西重新启用公民社会这一术语，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25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纠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主张重新理解公民社会，他把“公民社会”重新界定为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民间的机构，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政党等。企图以此解释为什么客观上处境不利的成员仍主张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不仅应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文化统治。葛兰西的“公民社会”理论认为：“意识形态维持一个特殊阶级的统治和社会大多数人日常的习惯行为的条件，让它们相互支持和加强。公民社会可被看作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对社会全体的文化霸权；或者是一个国家统治的道德内容。意识形态，或社会的统治文化风格，提供直接或间接调整人的行为，使之有序，服从规则和可预言的世界观。”26

第二次“市民社会”讨论的高潮出现在1989年后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再度流行开来，并迅速转换为“公民社会”的概念，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各种不同用法和意义的公民社会概念目前已经变得十分时髦。”27

全球民主化、市场化浪潮与波及世界各地的新社会运动，使许多民族国家的学者以西方经验为凭鉴，采用“公民社会”概念思考本国现实社会境遇，探讨“公民社会”的可能性及必然性问题。“公民社会”概念被大规模地使用，西方新左派学者、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争相投入到讨论的热潮中。

进入当代社会，公民社会研究的视角得到了极度的拓展。出于对全球公民社会的理性认识，出于对世界社团革命运动的呼应，也出于对权威主义国家的反制，公民社会在政治与社会形式多元化的维度上得到描述。当代欧美政治哲学家用“公共领域”来阐明对“公民社会”的认识。“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他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和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范畴联系在一起论述。他在《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28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认为它正遭受商业化原则和技术政治的侵害，使得人们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萎缩，人们变得孤独、冷漠。他主张重建非商业化的公共领域，让人们在自主的交往中重新发现人的意义与价值。公民自由地结合与组合，而私人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形成公众，以群体的力量处理普遍的利益问题。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公民社会由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自发出现的社团、组织和运动所形成。这些社团、组织和运动关注社会问题在私域生活中的反响，将这些反响放大并集中和传达到公共领域之中。公民社会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社团的网络，对公共领域中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形成一种解决问题的话语体制。”29公共领域则成为调节国家与社会、公民关系的缓冲地带。哈贝马斯的这种用法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将公民社会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加拿大社群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则将“公民社会”界定为非政治的私人关系领域。他认为：“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0而形成对比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激进人士主张：“市民社会仅仅是一个国家法律框架之内的自主领域，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如代议制议会这样的沟通渠道；”31

阿伦特则从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入手对公民社会进行剖析。她指出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疏是古希腊城邦互为对立的生活常态。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开放、多元与民主的政治空间，它鼓励每一个平等的社会共同体成员自由地参与和无歧视地交流。在阿伦特那里，公共性不仅意味着无障碍的开放性，还表示着一种平等、积极的政治参与，意味着对多样性的尊重与肯定。自我认识离不开与他人的沟通与交流，在互动式的参与与辨论中，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既得到体现，人类认识自我的经验与认识社会与能力得到了提高。

两位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学者柯亨和阿拉托则干脆将“市民社会”界定为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领域，从而将经济领域排出了“市民社会”的范围。他们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一书中给“市民社会”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领域（特别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32

从哲学评介的角度，上述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哈贝马斯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public shpere) 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能够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是充满活力的。而泰勒则从社团自治或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式市民社会观做出了重构。无疑这些理论都是公民社会知识范式建构方面的典范，但这些努力还很难说是公民社会系统理论的完全式建构；尼娜.钱德霍克则在《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明确指出；“一个平静的和默认的市民社会产生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一个积极的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则保证有一个反应灵敏的和民主的国家。”33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还包括英国学者约翰·基恩于1988年出版的《民主和市民社会》（《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它力图维持和重新界定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界限，努力实现市民社会的民主化并完戍对国家机构的民主改造。具体途径是依靠公民们在公共领域里开展社会斗争和提出政策倡议，以限制各种强权，扩大社会的平等和自由。以及美国学者柯亨与阿拉托于1992年出版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它着重以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综观西方学术界的“公民社会”概念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三次大的分离：1、公民社会同野蛮社会的分离，以商业化、政治化的城市的出现为标志，完成于希腊罗马时代；2、公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以代议制政治的形成为标志，完成于17世纪、18世纪；3、公民社会同经济社会的分离，当代西方社会正试图完成这一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不难体会到，人类在不断进行自我的否定，不断被异化又不断超越异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在中西政治哲学视域转向的时代背景下将仍是一个富有活力与实践性的学术主题。

三.

从不同研究方法的视角切入对“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研究，也是“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在社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范式发展。在这里，“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概念往往被交替使用。

从“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法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安东尼.布莱克是代表性人物。他指出：“市民社会指近代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据认为是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目前的一般用法来看，市民社会并不具伦理色彩，而是指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34

而后，出现了以“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分法，经济系统已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构成一个独立的领域，私人领域、志愿性社团、公共领域与社会运动往往被看作是市民社会的四个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何增科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35公民社会还包括与上述结构性要素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基本价值或原则，它们构成公民社会的文化特征，这些基本的社会价值或原则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对“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提出的。“公民社会”研究的二分法向三分法的转变，以及从概念阐发向关系梳理的转化表明了“公民社会”研究在理论层面的进展。“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范式，其理论建基立于一种新的社会情势与时代背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享有的自主性往往被看成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公民社会不仅是一个普通人都能参与解决问题的话语体制，而且还是一种群体的伦理秩序。由于公民社会的伦理秩序作用，它可以与国家，尤其是国家权力区分开来。但公民社会与国家却并非总是对立的，因为国家权力本身可以成为一种道德政治。公民社会乃是一个有礼仪(civility)的社会，公民政治便是这一伦理秩序在公共生活中的体现。”36

而无论“二分法”还是“三分法”，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都是一个繁杂的问题。“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政治国家的背景。研究“公民社会”，就离不开研究“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从理论界分的角度看，“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存在五种分疏：1、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制衡国家”理论；面对一个国家权力和机构日益膨胀的宪政国家，托克维尔主张保持一个活跃的、警觉的、强有力的由各种非官方社团组成的公民社会来监督和制衡国家。2、以托马斯.潘恩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理论；在托马斯.潘恩时代，面对一个专制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北美殖民政权，公民社会对抗国家成为必然选择。3、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公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理论，面对一个各种私人利益竞相角逐并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公民社会，黑格尔寄希望于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调停公民社会内部的冲突。此外，还有以美国学者迈克尔.伯恩哈德为代表的“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理论，也就是二者相辅相成，理想格局呈现为强国家和强市民社会的和谐共存。以及瑞典学者米歇尔.麦克莱蒂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参予入国家”理论，也就是市民社会中各种社团组织参与国家事务的必要性，形成多元主义与社团主义两种不同的模式，麦克莱蒂倾向于社团主义解构，利益集团多元化、自由竞争参与国家。而“公民社会制衡国家”与“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理论观点皆源自于洛克的公民社会先于国家和外在于国家而存在的思想。而洛克理论的实质是公民社会决定国家，公民社会对国家享有最高裁判权。

中国内地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20世纪末。从对“公民社会”概念的引介性研究开始，相当多的研究文献集中在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黑格尔、葛兰西、伯恩斯坦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并讨论与介绍西方公民社会的基本理论，并围绕“中国有无真正的公民社会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等重要问题展开实践探讨。在概念移植的层面，第一阶段的文献研究以邓正来、景跃进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总第1期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为代表形塑了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社会范式；

在此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更多的是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用法，用以指称私人利益关系领域。他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国家――公民社会”的分析模式倒了过来，形成“物质生产――公民社会――国家”的分析模式，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公民社会去解说国家，从而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体系。37

马克思的理解是自从国家产生后，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部分，政治社会即国家是“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38。在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中，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39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40

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到了极点，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分离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的全部权力都将返回社会，国家将不复存在，从而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也就失去意义。”41他还指出：“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42马克思摒弃了对市民社会做伦理上的评价，而只对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做客观的分析。“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43。俞可平先生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对此的评论是：“马克思除了把公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这么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外，还将其视作一个历史的概念，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利益的存在”。44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政治理论包容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问题，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前提。

在此阶段研究“市民社会”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进路，还需要从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与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层面加以认真的权衡、准确把握。那么，是否将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套用过来使用，还是继承马克思的用法较为合适，是此阶段的难题。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随着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善治理论以及世界范围内全球治理变革的兴起，中国的“公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既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作为框架模式的“公民社会”进行理论诠释。而在概念再审视的层面，第二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更为兴盛，它与全球化与民主化浪潮相对应，深化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细分，并以第三部门的切入及对社会空间的建构性观察完善了在文化多元化趋势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

在一个张扬“现代性与公共性” 的崭新历史平台上进行“公民社会”研究，任重而道远。它围绕着民主、自由与平等这类基本的政治价值而展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崛起是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产物，它在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厘清了与政治社会之间的界限，而且凸显其在价值领域的公民本体论与在政治领域的公民自主性。意大利学者卢恰诺.佩利卡尼指出：“市场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础。破坏市场就意味着破坏公民社会。而沒有公民社会，自由和民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45公民社会的价值也在于鼓励社会共同体成员参予政治生活，在一个体现自主性的公共领域中平等地享有其应享的权利与自由。“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部分，它为每一个人的参与而敞开，尽管每一个人在其中实际并不同等地参与。”46

当代“公民社会”概念理论承接着以往的“市民社会”概念理论，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系统理论，又是一种社会研究基本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作为一种规范性与实证性研究并重的政治哲学，在对政治社会的专制权力进行强烈的社会批判的同时，以一种民主、平等与正义的政治理想形塑着文明社会的形态。

总之，“Civil Society”概念是一个多元性的概念，是一个基本属性上源于西方社会，且体系极富开放性与内涵极富衍变性的概念。公民社会，其构成有三个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所组成。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其三，公民社会有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或公民的道德与风范。第一个要素常用于指称狭义的公民社会，广义的公民社会则包含以上三个要素。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外社科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沿着两个不同的趋势不断地深化：一是对“公民社会” 概念的理论建构，从政治哲学层面进行规范性研究；二、按照国别与区域的分化，从社会学与历史学层面对“公民社会”概念进行实证性研究。当代“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是相关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重叠范畴上的交叉分析，是在其历史性与普适性基础上的深入诠释。其体系在更完备与成熟的同时，其纷争也围绕着概念的提出、标准、内涵、适用与否等问题而展开，特别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公民社会”的问题成为聚焦的热点。

可见，“公民社会”问题不仅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与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课题。预见在未来的时间里，缘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深入以及努力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公民社会”的理论在全球政治体系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意义也显得愈来愈重要，其概念探讨与理论论战将愈来愈深入。

转贴于 注释

1俞可平 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转引自邓正来：《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卷（总第5期），第94页。

3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总第八期。

4 参见亚当. 塞利格曼(Adam N.Seligman) ：《市民社会的理念》，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第201页。

5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41页。

6俞可平：《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载《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9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8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9甘绍平：《迈进公民社会的应用伦理学》，载甘绍平 叶敬德 主编：《中国应用伦理学（2002）》，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0 （英）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何增科等编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69页。

11李熠煜：《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94-95页。

12何光沪：《“公民社会”与“超越精神”》，本文转cc.org.cn，《世纪中国》网站。

13戴维.米勒，韦农.波格：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4参见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174页。

15邓正来、J-C-亚历山大 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6：廖申白：《孕生中的公民社会》，未刊文本。

17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8何增科：《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导论》，载《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73页。

20 参见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 沅芷 译，商务印书馆，1998。基佐：《法国文明史》，沅芷、伊信 译，商务印书馆，1993。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7，第2页。

2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173页。

23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1章。

24 霍克海默：《自然法与意识形态》，载 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渠东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第14页。

25〔美〕托马斯·卡罗瑟斯(Tomas Carothers) ：《市民社会》，蒲 燕 译 何乃刚 校译摘自美国 Foreign Policy Winter l999-2000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7期。

26 Cf.Zygmunt Bauman，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76)，pp.65--66。

27琼.柯亨（Jean L.Cohen）和安德鲁.阿拉托(Andrew Arato) ：《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第ⅶ页。

28（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29 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6，第367页。

30 邓正来：《公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3期。

31董炯：《国家、公民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51页。

32 琼.柯亨（Jean L.Cohen）和安德鲁.阿拉托(Andrew Arato) ：《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前言。

33 尼娜 . 钱德霍克(Neena Chandhoke)：《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新德里哲人出版社，1995，第72页。

34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出版社，1992，笫126页。

35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1期。

36 徐贲：《自由市场和公民政治：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世纪中国》网站cc.org.cn，2004-11-26。

37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61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2页。

41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94--195页。

4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恩全集》第1版笫1卷，第283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44俞可平：《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60页。

政治学概论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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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论文篇10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第二种研究思路则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特征，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着力于分析其历史性的具体内涵及曾经产生过的社会影响，特别注意分析政治观念、范畴等在传统思想中的原始含义，即从原始的概念、范畴等的解释中整理出思想家阐明的原始思想事实，倾向于历史地具体地对待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内容，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题远比处理发生学意义上的两者关系问题简单，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逻辑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儒家伦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成分也未尝不可，毕竟中国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别是在宗教层面，而儒家伦理中的宗教层面如确实在逻辑上与民主政治相融通，那么在观念上把两者逻辑地联系起来也不是绝对无益于社会，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点不同，双方在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君主专制主义上并无太大分歧，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及反对态度上也颇为接近，但一方关心的是民主在中国如何发生的历史发生学问题，以便进一步确认民主在中国发展的观念条件，立足于反对现实的封建主义，而另一方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关注民主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民主扎根于中国本土所需要的本土观念基础等，并注意发掘传统政治文化中能够与民主融通的普遍内容，积极寻求中国思想的世界贡献。从国内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关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力图说明民主怎样产生的发生学的问题在研究中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海外的研究则或比较关注传统政治观念在现代的适应问题，如新儒家，或比较关注中国政治观念如何在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克服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的问题。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此中心议题的解决则必须以从政治哲学上清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核心性纲领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逻辑关系为前提，即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纲领性概念进行逻辑清理，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整体性的共同框架，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

二、观念史方法：从政治思想史到政治观念史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国外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经得到有效应用，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研究采用观念史研究方法已经成了观念史研究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方法典范，其以观念史方法研究政治思想的结论已经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并带动了更广大范围的观念史研究。早在1969年，昆廷·斯金纳就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就观念史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他说：“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撰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有关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以‘普遍观念’的形式包含着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是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我们必须准备好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最为根本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仅仅专注于他们的论证，并考察他们在那些永恒的问题上告诉了我们什么。”他提醒研究者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用以表达我们观念的术语的意涵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就使得那种有关著作家就某一观念的言论的描述可能会对理解文本的意涵产生误导。”观念史方法的应用基础就在于：一个文本或思想只有通过考察和分析它的历史语境才能得到理解，在这个语境中，作者所说的问题永远具有特定的历史针对性和意义。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观念史方法。他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首先论述我认为是他们最初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社会的有关特性”。因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观点看来成为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他还强调要“考虑一下构想出这些主要文本的知识环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以及比较短暂的、同时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的来龙去脉”，因为“在任何特定时期可供使用的规范词汇的性质和限度也有助于决定选择出具体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颇为关注近代政治观念(如国家等)的发生、演变与形成，典范性地运用了观念史方法。“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或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开始，只是还没有产生自觉的方法意识。与注重从宏观叙事与通过比较定性研究的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相比，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比较接近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立论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为前提。……绝不抓住一两句话，离开‘母本’体系，推导和演绎出现代性的政治观念或理论。”从这样的“母本”出发，研究者就会比较关心思想家向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会比较关注思想家对自己急于想回答的问题给出的具体答案，而不太关心思想家对我们想要追问的问题的答案，从而就会在政治思想史的资料整理中发现思想家们热点讨论的问题，并进而发现思想家们在提问及回答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同或不同点。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把历代思想家阐述的统治理论作为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以还原思想事实为前提，梳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杰出思想者的权力理论，清理主要的问题与答案，分析了纲领性概念的文本涵义。《君主名号穹庐性的政治文化意义》、《臣民卑贱论》、《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等文章，都是刘泽华先生运用回到思想现场的观念史方法，分析

传统中国纲领性政治观念的代表性文章。虽然刘泽华先生没有明确提出观念史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范式以观念为分析单位，注重结合观念环境向观念提出的原始问题，尽量展现观念的原始涵义，却很符合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我在《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曾结合黄宗羲思想研究的现状，分析了宏观叙事范式的方法论缺陷，提倡回归思想现场，进行观念的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也要采取回到现场的独特视角，从政治思想提出或涉及的具体政治问题人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公正地描摹和评价政治思想的内容。”

与传统思想史研究从研究者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出发不同，观念史研究方法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等，从而在范式上表现出三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一，观念史研究突出思想事实的原始涵义，采取回归现场的研究方法，还原思想家的社会环境、话题及所提疑问，系统地叙说思想家的思想，还原思想家的思想逻辑，尽力摆脱研究者学科逻辑对研究对象的扰乱甚或重组。其二，观念史研究的关注单元是较为普遍的纲领性概念，其在历史上不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段，而且还是思想家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社会及世界的基本预设，这些预设的名词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名词的内涵却随时代与学派而存在重大不同，历史地解释观念的涵义变迁是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观念史研究能够避免思想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局限性。其三，观念史研究注重将观念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又不是简单地反映论，而是从社会客观向思想提出的问题及向思想提供的条件等来客观地分析观念的内容，强调社会条件对观念的根本制约，观念不会主动解决社会不想或没有追问的问题，观念内涵的变化也不会脱离原有知识话语的决定性影响。

三、观念的逻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视角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注单位变成了具有普遍影响的政治观念。观念史“所分析和揭示的……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多数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及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范围的自由的认识。”作为追求实现自己的历史创造主体，每个时代都是在一定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为数不少的普遍性的观念为人们提供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与普遍化形式的依据。一个时代的预设性的政治观念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根本政治问题展开的，它一般是追求对某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的绝对答案，即给某个根本政治问题提供一个永恒有效的绝对解，以便提供合规律合目的的社会秩序及个人心态的普遍依据。这种预设性的政治概念一般都同时是某历史阶段思想文化的纲领性概念。“任何一种成形态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纲领性的概念来表达和支撑，……那些正面的纲领性概念集中表达了真、善、美。”思想文化中的纲领性概念本质上只是万事万物合规律合目的的秩序排列的前提性预设，它既不能在经验中证实，也不能在经验中证伪，而只能甚至必需在经验中被优先接受，即纲领性概念是世界万物本体秩序的根本预设，而本体秩序的合规律合目的特征又要求预设的纲领性概念必须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全称肯定判断。纲领性概念有两个基本政治功能，其一是纲领性概念的普遍性预设为政治世界提供必然的本体秩序，确认本体秩序的普遍形式；其二纲领性概念客观上总是站在有利于政治权威的位置，为政治权威及其对社会的控制提供必然理由，成为政治控制赖以实现的重要理论资源。

何兆武先生认为：“人文史……的全历程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人的目的的。……目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物本身是不会创造历史的。……一切人文价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之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政治作为人类创造历史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有效手段，其发展的轨迹及趋势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关于人类目的的制约，即人类怎样思考并定位自身的目的，政治就会努力实现某个目的，某个时代人们在目的方面的基本预设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形式、趋势及任务等。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中的应用，即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关于社会目的的基本预设上，重点考察某个文化背景下某个时代的普遍性目的预设，它们通常是一些以必然性概念、命题与判断等形式出现的观念共识。。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应用，其实就是分析传统时代的观念共识中蕴含的确定普遍性内涵，并勾勒其内部构成部分的客观逻辑联系，整理在思想家们中流行的关于人的目的的预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必然性价值判断作为社会存在的目的预设，虽然大多是没有前提的绝对价值判断，适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但其逻辑涵义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上却具有高度稳定性，而揭示必然性价值判断的逻辑涵义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观念史研究方法较为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必然性价值判断形式出现的必然观念，肯定观念在社会本体秩序的生成及维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合目的合规律的本体社会秩序基础上，而本体社会秩序则根源于一套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这种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还是一切政治判断及政治理想国追求的前提及最后归宿。“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维系者主要是观念，正是许多必然性的观念提供了社会持续存在的逻辑基础。……必然性观念不仅使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天然正当性，而且还会从必然性观念中延伸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通过观念的约束而产生普遍的行为标准。”“现实中的和谐社会都存在一套必然性的观念，这些观念由于彻底解决了人所以为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而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绝对真理或先验命题。”目的预设通常表现为必然性的价值命题，而价值命题的涵义变化就是价值思维的转型。作为目的预设的必然性价值观念的变化，乃是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可以作为衡量政治思想的时代属性的基本标准。“政治思想的本质、主题、主旨和发展趋向等均取决于其中的政治哲学，它由一系列具有必然性的范畴和命题构成，为政治社会设定了人们必须追求的必然政治目的和具有本体意义的普遍政治关系模式，是政治思想的骨架和灵魂……。”必然性命题作为社会存在的观念基础。它们对个体人、社会及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回避地“具有必然性”，“它们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衡量社会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又给于一切人以美好的希望，最重要的是这些观念不仅给了人们在历史老人面前的充分信心，而且也由此而获得了坚持和追求正义的必然理由，而正义也通过这些必然性观念具体地呈现给各个个体。”“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有一套这样的必然观念来系统地表达价值性判断，阐述社会的基本道义，将社会基本道义命题化，从而形成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