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技论文十篇

政治科技论文篇1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政治科技论文篇2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注释：

[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政治科技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074-02

意识形态批判是20世纪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围绕意识形态而展开的争论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意识形态批判的中坚力量。与之前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文化视域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化

意识形态这个词最早是由法国观念学家和哲学家特拉西提出的，他在1801—1815年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念科学，即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观念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他和其他观念学家当时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论述了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的意义上谈论意识形态的，他把意识形态作为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的理解中，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理论形态，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和阶级属性，它同阶级的利益和阶级统治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形态，是“虚假的意识”。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以及其虚假性的阶级根源。他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意识形态是为特定的集团利益或特定的社会阶层辩护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论证，而在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因而，具有辩护、欺骗、虚假和异化的本质特征。对此，恩格斯曾这样论述：“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2]

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形态这一论述，列宁进行了发展。列宁从中性的立场来认识意识形态，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涉及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概念。他力图通过肯定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是从阶级革命传统的角度来阐述意识形态理论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该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否成熟，只有无产阶级形成成熟的意识形态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才有望取得成功。由此看来，他们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来看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由上述论述可知，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或批判，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而且主要是将意识形态与阶级相联系来进行理解的。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所持的基本立场，从否定的意义上批判意识形态，但是，与马克思在政治层面的批判理解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文化层面上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因而实现了政治批判向社会文化批判的视域转换。“社会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在社会革命中而是在学术价值上凸显出来”[3]。

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意识形态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具有进行社会操纵、社会欺骗和社会辩护的功能，认为“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其制造者们为巩固和扩大自身阶级利益而杜撰、虚构出来的，其目的是左右人们的思想，决定社会的生活”[4]。

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在弗洛姆看来，意识形态的消极功能在于它对现实的认同与文饰，遮蔽了人变革现实的可能性，使人无法认识和实现真正人的需要。他强调要用“真实的意识”代替“虚假的意识”，“正是人的自觉思维的盲目性才使人不能认识到他的真正的人的需要，才使人不能认识到植根于这些需要的理想。只有当虚假的意识被改造为真实的意识，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实在而不是认识到由于文饰和想象所造成的对实在的歪曲，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实在和真正的人的需要。”[5]他也分析了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不知不觉的操纵。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通过现代人的单向度特征，揭示和描绘了意识形态对人的操纵和控制的功能。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抛弃了传统中认为意识形态与实证科学并不相容的观点，明确地宣布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书中，霍克海默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桎梏，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霍克海默指出，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科学阻碍了人们去发现和揭示社会危机的真正原因。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全面论述了科技成为意识形态。马尔库塞认为，意识形态并未终结，它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技术经济机制变成强大的无形的统治力量。在发达工业社会，科技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控制形式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在发达工业社会，掌握技术便拥有一切，技术趋向于极权主义的转变。技术社会也渐渐地成为一个政治系统，它具有奴役、操纵、控制人的政治功能，只不过这种控制不是通过采取暴力形式来实现的，而是表现为对社会中的对立派别、对立意见在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上的无形压制，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技术统治是更为巧妙的统治，是一种在不合理中体现“合理性”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结果是让被统治者感觉到“舒舒服服的不自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提出了科技两重性的思想，他将传统的意识形态与科技意识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使科技意识形态在特征、运行机制、功能等方面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从而使科技意识形态的理论更加成熟和系统化。

三、视域转换的背景分析

（一）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推动

二战后，技术理性的发展，使得西方世界面临严峻的文化危机，技术理性成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流派开始超越传统的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从文化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此外，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政治冲突的困境更加困扰着现代思想家，因而它构成了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题。这就为对意识形态进行技术文化批判提供了土壤。

（二）对意识形态概念理解范围的变化，导致意识形态批判视域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独立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都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他们主要是把意识形态应用于政治领域。这样说并不代表马克思仅仅把意识形态限定在政治领域，并不表示他要把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等内容纳入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轨道，从而使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成为政治的附庸。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的活动和内容，应该承担起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的功能。

而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 对意识形态概念解释的外延更加宽广，在他们的观念里，意识形态不仅包括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而且还包括技术、文化、科学、心理等内容，他们把“与真理相对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意识形态。

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不仅是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6]；“那种认为哲学、道德、宗教等信仰行为、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都具有这种功能的主张并没有揭示出那些始作俑者的个性，而仅仅是陈述了这些行为所起的社会作用。”[6]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否定：关于批判理论的论文》中也表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对技术的运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控制。统治的这种‘目的’是实质性的，因此它便属于技术统治的形式本身。”由此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是把科学理论、文化体制、技术理性等这些并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也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把某些社会意识的东西也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范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理论、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形式，与政治法律思想、哲学、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虽然具有非政治化倾向；但当它作为统治人的工具时就具有了浓厚的政治性和政治倾向，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统治，就会使它成为行政机关实行暴行的合法化的修饰，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就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哈贝马斯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渐加强，这种高度的关注就使经济问题也逐渐地成为政治问题；而当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时，政治问题渐渐也就变成了技术问题。同样道理，大众文化以“文化工业”为载体，通过通俗的形式如流行音乐、通俗小说、广告艺术片等，广泛流传于社会大众之中，它也具有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其目的是通过引导大众的虚假需求，提供维护其利益的肯定文化来操纵人民大众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抹杀人的个性，消磨人的批判思维，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等形式与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概念范围的延伸，因而造成批判视域的转变。

四、对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评价及当代价值

（一）理论评价

1.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以20世纪文化危机为背景的特殊异化理论，它致力于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由于科技的异化而导致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是对人的存在命运的深切关注。

2.法兰克福学派是在否定的维度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他们认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对社会大众的控制更加深刻，科技意识形态使人们渐渐丧失了批判的本性，成为单向度的人，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从而把科技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我们认为这样片面地理解科技意识形态是错误的。科技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双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影响，不能因为它的弊端而否定它的积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认为科技异化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只进行科技批判不足以揭示其根源。

3.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意识形态理论侧重于对科技的政治功能的分析，忽略了科技的其他功能。我们在研究科技异化、使用科技意识形态概念时，不仅要重视它的政治控制功能，同时也要发挥它的价值导向功能，这样才是比较全面和严谨的分析。

（二）当代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虽然有其缺陷和不足之处，但其对于科技意识形态作用的重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从现实层面来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的根本，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维度。但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本尺度上讲，我们必须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同时把握科技发挥作用的尺度，避免人被科技产品控制。只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处理科技发展和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区分他们之间的明确界限，我们的建设才能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迈进。

2.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的社会导向作用。现代社会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其发达的科技，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文化产品等工具和载体来宣传其价值观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全世界，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因而，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共有的宣传载体，占领舆论阵地，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革命与建设以及人民生活方式的正确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翁志勇.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选编导读[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89-9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6.

[3]周宏.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进程[J].南京社会科学，2004，（2）.

[4]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7.

政治科技论文篇4

关键词：政治理论教学，全面，协调，可持续

 

政治理论教学在加强和改进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军校学员综合素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方针。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审视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学改革，立足使学员全面可持续发展，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一、政治理论教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学员全面发展,积极适应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的程度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科学发展观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其中，成为新的发展观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与人对立的、外在于人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离开了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共产党宣言》里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强调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让每个人的创造力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要坚持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想先进、政治坚定、道德高尚、作风优良、知识广博、身心健康的学员才是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高技术战争要求的军事人才。当前我军面临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中国军队与发达国家军队综合实力的差距短时间内难以缩小，如果将来与强手作战，我们无疑将处于明显劣势，需要有强大的抗“震慑”精神力量。因此，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既要注重发展信息化武器，更要注重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培养以劣胜优的坚定信念。政治理论教学的目标就是引导学员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明确历史使命，确立高尚道德情操、献身国防的精神和军人的特有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具有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因此政治理论教学在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中具有重大作用。江泽民曾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使我军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和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形势，加快推进军队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当前政治理论教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军事变革的形势，加快教学改革。

二、政治理论教学要促进学员各项素质的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军校政治理论教学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党的教育方针为指针，对学员进行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思想道德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是灵魂，军事专业素质是主体，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是基础。当前政治理论教学仍然要围绕这个基本原则，要突出时代特征，促进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素养、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一是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统领，切实打牢思想理论根基。

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对提高学员政治素质具有主导和定向作用。。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把党的创新理论贯穿教学始终，渗透到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切实打牢学员的理论根基。要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内容，紧密结合国家和军队建设改革的实践，注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政治坚定性，提高政治鉴别力。只有打牢了理论根基，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学员的全面发展奠定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不仅对实现院校培养目标有重大作用，而且对学员走出校门后的健康成长与长期发展有深远意义。

二是加大人文社科知识的学习，培养人文精神。

军校学员将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因此，他们不仅应该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素质，而切还要有厚实的人文底蕴。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学科专业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化，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单一的素质结构将难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文素质对启迪思维、获取知识、完善人格、增强创新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实现文理兼容、文理交融，改善学员的知识结构，培养高尚的人文精神，对学员的全面发展异常必要。。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其中八个为荣“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尊纪守法”、“艰苦奋斗”哪一项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当前政治理论教学主要偏重于马克思理论教育，突出了它的政治教育功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忽视了人文素质的培养与训练。特别是专业技术院校更加应该发挥政治理论教学的优势，加强学员的人文精神培养，提高综合素质。军校学员的人文精神应该包括：能够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事业心的人，有科学文化知识开拓能力的人；具有互相协作的团队精神，学会合作，善于共事；具有艰苦创业，不断进取，积极向上敢于冒险的精神；能够从提高综合素质和社会文化进步的高度追求自身完善，形成高品位的文化素养和品格修养。政治理论教学要向学员充分揭示科学活动和科学事业的人文规律，培养学员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这种包含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人文精神，对学员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三是注重心理教育和疏导，保持心理健康和谐。

心理问题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正在经历社会变革的国家，精神病患者的比例相对较高。特别是处在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思想观念的碰撞导致的心理困惑与冲突、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人的不平衡心理加剧、社会竞争的加剧让人深切感受到生存压力的增大。这些给人们造成了剧烈的“心理震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如社会竞争加剧、升学压力增大、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这些不和谐是造成人们心理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军校学员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受到来自社会和军队内部的各种压力，面临学习、工作、婚恋、军地反差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抑郁、焦虑、恐惧、不平衡心理等更为突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调适，势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果。政治理论教学必须下大力气做好学员的心理教育和疏导工作。

四是重视军人战时心理素质培养，强化战斗精神。

现代局部战争的实践表明，在信息化战争中制胜因素中，人的战斗精神、知识智能、科技素养在战斗力构成中越来越重要。军事领域历来是高新尖技术最先涉足、最为集中的领域。现代战争从军事理论到作战样式，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体制，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这对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高技术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具有极高的作战效能，武器装备的质量在决定战争胜负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重，而我军武器装备现阶段仍处于相对劣势，且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变，使人们易于产生悲观情绪；再比如，现代条件下作战行动的机动性、突然性增大，各种大威力、高精度远程兵器已被广泛运用，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增大，在战争初期，人们易于产生慌乱和恐惧现象等等。。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厮杀与生命的脆弱易导致人员产生精神障碍，极大削弱战斗意志，毁灭战斗精神。军校学员不仅需要精湛的业务技能，而且需要有过硬的战斗精神、意志品质和思想作风。未来高技术战争，其激烈性和残酷性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场战争，对军人的战时心理素质和战斗意志提出了严峻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加强学员战时心理素质培养和训练，有目的有意识强化军人的作战意识，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英勇顽强的作风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战斗精神是军队的军心、士气、斗志、勇气、胆量、毅力、气节等精神因素的综合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激发官兵的民族义愤，培养军人的爱国情感和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战的斗志和勇气。军校学员是部队未来的战斗骨干，他们的战斗精神直接影响着部队整体的战斗士气。因此学员的战斗精神培养应该是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政治理论教学要使学员能够可持续发展。

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首先是人，其次是军人。教育的可持续性就是不仅要满足当前所处地位的需要，更要为将来的长期发展创造条件。着眼于学员的可持续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之一。因此，政治理论教学首先要立足当前，根据学员的需要，有效解决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又要着眼长远，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要想保证学员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单靠教育者的灌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学员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能终身受益。政治理论教学要确立新的师生观和新的过程观，改进知识型教学，努力实施发展型教学，坚持指导学员进行创新性学习，注重开发人的潜能，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具有现代思维方式、方法、修养的创新型现代军人。所以，政治理论教学一方面要紧紧抓住国内外重大事件、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军队重大改革举措及社会中出现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和学员进行探讨交流，解决他们思想实际问题，疏堵结合，积极引导。从而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巩固军魂意识，树立献身精神。另一方面，要增强政治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要突出学员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既要坚持正面灌输，又要开展民主讨论。既要强化系统的基本理论灌输，包括哲学、历史、道德、法律等基础理论学习，打牢政治理论基础，又要使学员掌握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才能使学员的综合素质得到可持续发展，既能够为毕业后岗位任职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又能够为将来到地方工作创造良好的个人条件。

参考文献

唐洪鑫等主编. 21世纪军校学员思想 政治 道德教育规律研究. 解放军出版社，2002

薛国安等.世界新军事变革热点问题解答.解放军出版社，2004

政治科技论文篇5

一、人文教育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对于人文教育的界定，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文教育理解为“把一个人的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教育对象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可见，人文教育是指通过对受教育者传授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促进其人生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培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广博的文化知识、高雅的文化氛围、优秀的文化传统及深刻的人生实践。“人文教育的内涵包括三个模块：课堂上教学、生活中体验、环境中熏陶。人文教育强调的是通识教育。通过通识教育使一个人有国家、文化、历史、社会问题知识；有哲学、文学、艺术的修养：有科学的基本知识及对其发展、方法、精神的了解；对事物有客观分析的习惯和审辨能力。”在高职学生的学科体系中，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但从学科属性来看，属于人文学科，自然具有人文教育的功能。人文教育是关注人和培养人的教育，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正是坚持以人为本，着力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其高尚人格，促进其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科。因此，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能承担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也是更适合培养人文精神，进行人文教育的课程。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

新时期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欣欣向荣，虽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能型专门人才，但是高职院校毕业生却普遍存在一致命的缺点：欠缺人文素养；不能将高素质与高技能型专门人才充分结合。究其原因，不少学校大量削减了人文素质课程的开设，重技术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的现象普遍。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情况也正如此，有的工科专业甚至取消相应课程，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流失。如果继续忽视这样的问题，将会制约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发展，也会阻碍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发展。

（一）教学工作不够重视

首先，教学学时得不到保障。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及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呈现出了功利化的趋势，注重专业教学，轻视基础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职公共基础课，也出现了课时被缩减，甚至被取消或随意安排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时的现象。

其次，没有针对性的教材。高职院校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与各大本科院校是统一的教材，没有专门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教材，教材针对性不强，以文本为主，吸引力不强，缺乏互动及应用性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加之学时的限制，容易造成教师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及学生失去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的兴趣。

再次，实践教学难于开展。校内教学实践独立性不强，表现为和校团委、辅导员的学生工作掺和在一起；校外实践的服务性不强，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总之，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教学实践得不到校内校外的相关支持，开展难度大。

（二）师资建设相对不足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不完整，学习进修机会少，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导致教学质量相对滞后。因为该课程是公共基础课，同专业课相比，其学术研究的价值不高，处于劣势。并且有部分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是外校老师兼任，缺乏专业的教师队伍建设，无法合作创新，忽视了人的发展和对学生精神的陶冶，从而导致学生极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学生学习不够主动

大多数学生潜意识里有这样的想法，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专业课，是满书全是文字，不用老师教都能看懂。学生长期不重视，导致最后也无法用文字表达观点、用理性思维来思考问题。加之，社会环境对学生教育的影响，当今互联网贯穿于学习生活中，学生没有把握好度，一有问题不是独立思考而是借助网络，容易产生错误的认识。这些都影响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正常进行。

三、人文教育影响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要，也是满足就业市场的需要。然而受实用主义教育观和功利主义的影响，职业院校狭隘的理解了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概念，呈现出“重技术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感慨全民道德滑坡，理想、信念沦丧的同时，仍有一些学生以追求功利为自身价值目标取向。因此，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来说，为了达到更好地的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实现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必须实现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故而，在人文教育影响下，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进行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有助于教师转变教学观念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贯穿人文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教师在传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的同时，关注学生人生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等问题，帮助学生形成高雅的文化氛围、学习优秀的文化传统、开展深刻的人生实践。将人文教育的精髓贯穿课堂，师生共创和谐课堂氛围，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展现人文气息。这样，既能提高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也能促使学生关注人文素养的养成。

（二）有助于教师改革教学方法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侧重于掌握系统性的理论知识，可能导致老师照本宣科式、学生死记硬背，也容易使学生忽略分析理解问题的方法以及知识内容本身所承载的价值观。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倡导人文教育，有助于教师不断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全面理解课程价值，让学生学会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所学知识联系，使得身心健康发展。

（三）有助于学生改变学习态度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贯穿人文教育，教师能更充分的认识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做到关注学生、尊重学生。这样，教师也能更全面的认识学生、掌握学生的发展。由此，学生也会倍受鼓励，从而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参与教学互动，同时也会在强调学习专业学科的同时，关注到基础学科。

四、结合人文教育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重视人文教育，转变教育理念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往往侧重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而忽视了其内涵的人文教育。目前高职院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除《形势与政策》外，其他两门课程都有很强的理论性，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涉及到思想、道德及法律的基本知识，也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法理学等学科的相关内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史等学科。这种深刻的理论性，对于学生而言，虽然较为枯燥，但是通过对理论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运用理论正确分析自身和社会实际，使其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变得更为理性；也可以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这其实也就是对学生进行理性精神及科学精神的培养。可见，这些理论富有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宝贵资源。因此，在新时期，教师应根据时代和学生实际发展的需求，重视人文教育，转变教育理念，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深挖教材中的人文教育资源，在教学中贯穿人文教育，使学生在学习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感染人文气息。

（二）整改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活跃的课堂氛围，更容易使学生接受新知识；如果再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既能展示教师的教学能力，又能拓展学生的视野。而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学时难于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师教学方法的使用。因而，教师必须整改传统的教学方法，做到以学生为主，减少讲解时间，注重学生独立自主学习、思考，使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以进一步提高教学。

（三）结合学生实际，编写专门教材

高职院校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与各大本科院校是统一的教材，没有专门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教材，教材针对性不强。每个学习阶段的学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高职学生也不例外。教育部曾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这也使得高职院校更加注重技能的培养，而在基础课学时的安排上总是压缩、削减，老师难于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也学不到什么知识。所以，结合学生实际，编写符合高职学生实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就显得非常必要。

（四）建立实践基地，增强学习体验

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结合当地的人文、社会资源，建立自己的实践教学基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搭建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平台。使学生在开展社会调查、参观考察等教学实践中通过自身感受，了解乡情、民情、国情、世情，达到理论联系实际，提升独立思维能力；加深对祖国和社会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感受科学力量，从内心深处理解爱国主义、道德、公民意识、法律意识，从而使自身的人文精神得到培育。

（五）建设师资队伍，提升人文素

政治科技论文篇6

一、政治立场

本人作为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对新世纪的宏图和历史赋予的重任，十分注重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正确认识自己，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进行剖析，不断激发提高自身素质的内在动力；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改革开放，始终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增强大局观念，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对于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一系列措施和布署。

工作中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认真贯彻和执行上级领导的决定、决策，识大体、顾大局，坚持原则，具有很强的集体观念。在“八九”、“一九九三年西宁动乱”和“活动”期间，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没有任何主义的言论和行为。

二、学识水平

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人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支撑各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者,特别是政治思想干部，本人面对知识经济的冲击，主动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更新观念，从传统经济观念中解放出来,以新的目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工作方法、新的是非评判标准，对待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事物、今天的职工。

本人不断潜心钻研业务，具有虚心、创新、求实协作的优良学风，把握好时展的脉搏,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努力学习当代政治思想理论、现代科学管理知识、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WTO的相关知识等，并有机的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如自学并熟练掌握了计算机及网络的知识，编制了人事管理系统、劳资管理系统、车辆账目管理系统等，使行政管理工作走向现代化、科学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为企业改革精简管理人员起到积极作用，节约了企业的人力成本。另外，为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进修班学习。

本人以科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撰写的主要学术论文有：《工会干部要做好下岗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第三届西北五省区水利工会工作调研会议论文评选中获三等奖；在《青海工运》发表），《浅谈科研单位人才流失》（在《中国科教兴国战略文库》发表），《事业单位津贴分配办法初探》（在省水利学会论文交流会上交流并获二等奖），《党，东方骄阳》（获省水利厅“七一”颂党征文特等奖），《加强廉政建设、推进水利科技发展》、《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新世纪的灯塔》、《关于深化水利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学习新〈工会法〉心得》等，在各类理论研讨会上交流，对怎样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留住科技人才、体制改革、党建理论等方面均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这些论文既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有实际应用价值。

三、业务能力

本人不仅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同时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在政治思想和人事管理工作中，既有突出的管理能力，也有明显的释疑解惑、化解矛盾、理顺关系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一定的决策能力，工作思路新，方式方法活，办事效率高，文字功底深，是一个政治硬、作风正、业务强的政工干部。

2000年水科所由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时，作为工会和办公室负责人，本人积极配合党支部，认真、细致的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多次组织职工学习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关文件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并在职工中广泛讨论，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体职工，加强职工对改革开放搞活市场经济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提高了全体职工的政治理论水平，统一了认识，使职工正确认识当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误区，引导职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在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下，职工既对体制改革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同时又树立起强烈的竞争意识，极大地调动起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职工“等、靠、要”的思想基本消除，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四处洋溢着负责、协作的工作精神和团结、舒心的工作气氛，显现出一片进取向上的精神面貌。

本人作为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起草了《青海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青海省水利水电科技开发服务中心章程》以及青海省水利水电科技开发服务中心（企业）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课题项目管理办法，经省水利厅、科技厅、省政府批复后，水科所按此方案改制建立了科技服务型的企业---------青海省水利水电科技开发服务中心，通过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起结构优化，机制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自身发展规律的科研开发新体制。使水科所由一个有较好社会效益而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社会公益型研究所顺利转制为颇具活力的科技服务型企业，两年来，水利水电科技开发服务中心经济效益较改革前增长了3倍，职工个人收入提高50%，被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水利厅先进党支部、全省首届江河源杯综合奖先进单位，连续两年省水利厅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城西区文明单位，城西区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等。 四、思想品德

本人具有中国传统的优良品质和高尚情操，牢固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塑造灵魂，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乐于助人，在工作中全面贯彻执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正确处理上下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认真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本人求真务实，言行一致的作风深得群众好评。

政治科技论文篇7

论文摘要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对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作用，要从内容、方式和方法上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构建长效机制。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农业科研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大胆进行探索和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突出实效性，争取主动性，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为现代农业和“三农”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1 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重要意义，增强主动性

新的形势下，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是关系到农业科研单位科技创新的重大问题。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和动力，有正确思想才有正确的行为，有积极的思想才有积极的行为。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必须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科技创新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思想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先进的文化教育人，传授给人们科学的认知方法，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科技创新离不开科学的理性思维，需要先进的哲学思想提供正确的指导，只有掌握了正确的理性思维工具，才可以更好地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途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际，主动适应科技创新的新形势，主动把科技创新的内容融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之中，以此促进和推动科技创新深入发展。

2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增强实效性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党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科技人员集聚的科研单位的党员，思想更呈现出复杂性、多样化。面对农业科研单位内外诸多新问题、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内容、方式方法上进行创新，必须改变以往传统的空洞说教和死板灌输的刻板模式，善于寻找载体，通过不同载体和不同形式，使工作变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变空洞为生动，增强工作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一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农业科研单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推进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支撑作用。农业科研单位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要自觉融入到科技创新工作之中，服从和服务于科技创新工作的这一中心任务，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软任务”尤其要善于找准与中心任务的结合点，注重改进教育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做到围绕科技创新抓思想政治工作，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有力的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二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要充分利用党建理论最新成果，不断充实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内容，提高科研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当前要着重抓好科研人员的“信仰、信念、信任、信心”问题，加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武装科研人员头脑。大力开展科学精神、科学观念、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教育，围绕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发展观、区域经济等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时代主题教育活动。三是强化民主空气。要结合科研人员思想敏锐、观念超前以及敢想敢说的特点，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气氛，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融政策、理想信念、理论知识、团队精神、形势教育于一体，寓教于乐，使科研人员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受到教育，从而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达到理顺关系、化解矛盾、统一思想、增进友谊、增强向心力的效果。 转贴于

3 创新机制体制，构建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

政治科技论文篇8

【关键词】人文教育；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人文学科，不仅具有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具有人文教育的功能，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大批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过程中，扮演中重要角色。本文结合人文教育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状及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对其教学改革提出了建议。

一、人文教育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对于人文教育的界定，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文教育理解为“把一个人的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教育对象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可见，人文教育是指通过对受教育者传授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促进其人生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培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广博的文化知识、高雅的文化氛围、优秀的文化传统及深刻的人生实践。“人文教育的内涵包括三个模块：课堂上教学、生活中体验、环境中熏陶。人文教育强调的是通识教育。通过通识教育使一个人有国家、文化、历史、社会问题知识；有哲学、文学、艺术的修养：有科学的基本知识及对其发展、方法、精神的了解；对事物有客观分析的习惯和审辨能力。”在高职学生的学科体系中，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但从学科属性来看，属于人文学科，自然具有人文教育的功能。人文教育是关注人和培养人的教育，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正是坚持以人为本，着力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其高尚人格，促进其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科。因此，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能承担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也是更适合培养人文精神，进行人文教育的课程。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

新时期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欣欣向荣，虽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能型专门人才，但是高职院校毕业生却普遍存在一致命的缺点：欠缺人文素养；不能将高素质与高技能型专门人才充分结合。究其原因，不少学校大量削减了人文素质课程的开设，重技术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的现象普遍。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情况也正如此，有的工科专业甚至取消相应课程，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流失。如果继续忽视这样的问题，将会制约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发展，也会阻碍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发展。

（一）教学工作不够重视

首先，教学学时得不到保障。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及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呈现出了功利化的趋势，注重专业教学，轻视基础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职公共基础课，也出现了课时被缩减，甚至被取消或随意安排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时的现象。

其次，没有针对性的教材。高职院校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与各大本科院校是统一的教材，没有专门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教材，教材针对性不强，以文本为主，吸引力不强，缺乏互动及应用性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加之学时的限制，容易造成教师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及学生失去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的兴趣。

再次，实践教学难于开展。校内教学实践独立性不强，表现为和校团委、辅导员的学生工作掺和在一起；校外实践的服务性不强，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总之，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教学实践得不到校内校外的相关支持，开展难度大。

（二）师资建设相对不足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不完整，学习进修机会少，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导致教学质量相对滞后。因为该课程是公共基础课，同专业课相比，其学术研究的价值不高，处于劣势。并且有部分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是外校老师兼任，缺乏专业的教师队伍建设，无法合作创新，忽视了人的发展和对学生精神的陶冶，从而导致学生极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学生学习不够主动

大多数学生潜意识里有这样的想法，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专业课，是满书全是文字，不用老师教都能看懂。学生长期不重视，导致最后也无法用文字表达观点、用理性思维来思考问题。加之，社会环境对学生教育的影响，当今互联网贯穿于学习生活中，学生没有把握好度，一有问题不是独立思考而是借助网络，容易产生错误的认识。这些都影响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正常进行。

三、人文教育影响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要，也是满足就业市场的需要。然而受实用主义教育观和功利主义的影响，职业院校狭隘的理解了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概念，呈现出“重技术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感慨全民道德滑坡，理想、信念沦丧的同时，仍有一些学生以追求功利为自身价值目标取向。因此，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来说，为了达到更好地的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实现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必须实现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故而，在人文教育影响下，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进行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有助于教师转变教学观念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贯穿人文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教师在传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的同时，关注学生人生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等问题，帮助学生形成高雅的文化氛围、学习优秀的文化传统、开展深刻的人生实践。将人文教育的精髓贯穿课堂，师生共创和谐课堂氛围，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展现人文气息。这样，既能提高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也能促使学生关注人文素养的养成。

（二）有助于教师改革教学方法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侧重于掌握系统性的理论知识，可能导致老师照本宣科式、学生死记硬背，也容易使学生忽略分析理解问题的方法以及知识内容本身所承载的价值观。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倡导人文教育，有助于教师不断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全面理解课程价值，让学生学会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所学知识联系，使得身心健康发展。

（三）有助于学生改变学习态度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贯穿人文教育，教师能更充分的认识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做到关注学生、尊重学生。这样，教师也能更全面的认识学生、掌握学生的发展。由此，学生也会倍受鼓励，从而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参与教学互动，同时也会在强调学习专业学科的同时，关注到基础学科。

四、结合人文教育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重视人文教育，转变教育理念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往往侧重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而忽视了其内涵的人文教育。目前高职院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除《形势与政策》外，其他两门课程都有很强的理论性，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涉及到思想、道德及法律的基本知识，也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法理学等学科的相关内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史等学科。这种深刻的理论性，对于学生而言，虽然较为枯燥，但是通过对理论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运用理论正确分析自身和社会实际，使其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变得更为理性；也可以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这其实也就是对学生进行理性精神及科学精神的培养。可见，这些理论富有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宝贵资源。因此，在新时期，教师应根据时代和学生实际发展的需求，重视人文教育，转变教育理念，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深挖教材中的人文教育资源，在教学中贯穿人文教育，使学生在学习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感染人文气息。

（二）整改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活跃的课堂氛围，更容易使学生接受新知识；如果再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既能展示教师的教学能力，又能拓展学生的视野。而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学时难于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师教学方法的使用。因而，教师必须整改传统的教学方法，做到以学生为主，减少讲解时间，注重学生独立自主学习、思考，使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以进一步提高教学。

（三）结合学生实际，编写专门教材

高职院校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与各大本科院校是统一的教材，没有专门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教材，教材针对性不强。每个学习阶段的学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高职学生也不例外。教育部曾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这也使得高职院校更加注重技能的培养，而在基础课学时的安排上总是压缩、削减，老师难于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也学不到什么知识。所以，结合学生实际，编写符合高职学生实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就显得非常必要。

（四）建立实践基地，增强学习体验

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结合当地的人文、社会资源，建立自己的实践教学基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搭建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平台。使学生在开展社会调查、参观考察等教学实践中通过自身感受，了解乡情、民情、国情、世情，达到理论联系实际，提升独立思维能力；加深对祖国和社会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感受科学力量，从内心深处理解爱国主义、道德、公民意识、法律意识，从而使自身的人文精神得到培育。

（五）建设师资队伍，提升人文素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实现人文性，也必须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当前许多高职院校师资力量不足，人文教育难以实行。而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教师应该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较强的专业知识、丰富的人文知识，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等。只有拥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保证教师的教学水平，才能驾驭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有能力挖掘出课程体系的人文内涵，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学校应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建设，选贤举能，加强培养与学习，建设一支稳定合理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高等职业院校不是简单生产技术工人的工作坊，而是育人的重要场所。“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既要培养出高技能人才，又要培养出高素质人才。总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有着长远的影响，而人文素质的影响将长期存在于工作和生活中。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重要性，在人文教育的视野下，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理念，不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出合格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 肖云龙.创新教育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381.

[2] 陈荣荣.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人文教育及其体系构建[D].复旦大学，2008.

[3]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Z].教高[2006]16号.

政治科技论文篇9

关键词： 政治教学 有效课堂 问题 对策

政治课，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主要途径，以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心理素质，科学和人文素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初步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要任务。有效课堂教学，根据某些学者的观点可以这样总结：在有限的时间内（课堂时间内）实现特定的（既定的）教学目标，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实现投入与产出比率的最大化。

对于有效政治课堂教学，有专家则认为，和其他课程一样，政治课的教学过程由教师通过一定的教学手段对学生输出教学信息，从而实现教学目标。“虽然没有输出就没有输入，但教学效果如何却不能用教师输出多少来加以判别，它取决于学生的有效输入”。由于政治课堂带有较强的理论性，学生在接受的过程会因为个体的差异性而出现接受程度、理解程度、吸收程度的不同，同时会受不同地域、外部环境、风俗习惯的影响。要评价政治课堂是否有效，还是要先深入分析当前一些政治课堂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1.政治课堂教学新技术的应用。课堂，是传统教学开展的主要场所，也是学生获得知识、提高技能的重要阵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课堂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模式，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等新兴教学方式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传统课堂教学一家独大的局面，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引入，为课堂教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强化了课堂教学效果，这是以往课堂教学所不能比拟的。尽管技术再先进，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并没有没落，它仍以独特的魅力存在着，仍为大众所接受。新技术的出现，的确给传统课堂教学带来大的冲击，特别是图片、音频、视频被广泛应用到课堂教学中，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让课堂显得更加热闹，更加有氛围。对于政治课堂来讲，改变了原有的“教师讲、学生听”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课堂瞬间变得有趣味、有生机。但技术永远只是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并不能对课堂教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大屏幕手机、4G网络、WIFI的普及，学生对多媒体的新鲜感消失，转而把注意力从一堵墙大的投影屏幕上转移到巴掌大小的手机上，课堂教学又陷入传统的模式，还是“教师讲、学生听模式”。学生对在课堂中插入的视频、图片等“有声有色”的东西，认为在手机上同样能看到，回去有时间自己也能看，没必要浪费时间在那里听老师讲，这对本来就理论性较强的政治课堂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2.重理论，轻实践。传统政治课堂教学，更多地注重政治课本中的理论宣讲、知识点阐释上，有些“创新型”的政治课堂教学中最多来点现实案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很难做到有趣味。学生需要理解的东西往往建立在死记硬背的基础上，学习无形中和机械式的死记硬背画上等号。同时，学校在对政治课设置的过程中，不能像对某些自然科学类的学科一样，考虑配套的课堂实践操作，最多只给一次暑期集中社会实践机会，有的甚至连暑期社会实践都没有。政治课的实践部分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只能寄托于教师引入生活中的案例来勉强解决，这其实已经使理论性很强的政治课堂脱离了实际。

3.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对于有升学压力的学生，由于政治课占有一定的分值，他们必须学习。而对于没有升学压力的学生，则选择应付，这在高中阶段的理科班级和职业教育、大学阶段的学生当中相当明显。这种现象业已成为当前困扰思政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难题。学生认为“有用”就学，“无用”就不学，更多理解为政治课是人文学科，没有自然科学实际，没有自然科学对社会发展、变革起的作用大，这种思想的现实理论依据就是历史上几次著名的科技革命。这种狭隘的思想，致使一些学生的目光变得短浅，对政治课的理解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偏差。殊不知，每一次新的自然科学或社会变革的出现，或前或后总会有相应的人文科学的伴生，两者总是形影不离的，对社会发展同样产生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针对上述情况，如何把学生的注意力重新引到课堂上，激起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如何使政治课堂教学“更有效”，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提高政治课堂有效性的对策

1.理性对待课堂教学的新技术。不过分依赖现代课堂教学新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而是把多媒体技术理性地作为政治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同时，要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新出现的大屏幕手机、移动4G网络、WIFI等新的移动网络技术的便捷优点，为课堂教学服务，改变以往学生利用这些新技术在课堂教学期间玩游戏、看电影、读小说、网聊等状况，利用这些网络技术获取信息的便捷性、时效性，提高学生课堂教学的参与度及相关知识的获取度，实现课堂教学期间的“低头族”向“抬头族”、“问号族”转变，在面对疑难问题时，可以即时借助“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寻求答案;教师按照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确定论题，然后在一种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互相交流讨论，讨论的结果和观点在汇总、互换的时候可以借助微信群、QQ群，以便更快捷、即时地互享学生们的讨论结果和不同观点，从而快速找出学生学习方面的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进一步教学，进而更好地理解知识、掌握知识。

2.勇敢地从传统政治课堂教学中走出去。改变以往政治课堂教学重理论宣讲、轻实践操作的模式，在政治课堂教学中充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握好理论、实际、联系三个环节。其中“理论”就是指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实际”就是现今社会的实际情况及学生实际能力的体现;“联系”则表明事物之间及事物的内部之间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动态过程。大胆地把政治课教学从传统课堂教学场地（教室）走出去，让学生有机会亲身体会、感受，彻底转换学生“场外人”角色为“场内人”，使政治课堂所教所学理论有机会得以亲自检验，并体验如何用理论指导实践，这比任何形式的说教或者宣讲更有实际效果。同时，政治课堂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课堂，不仅是课堂教学形式、场地的开放，还应是政治课堂教学内容的开放，更是学生接受度的开放（允许学生个体差异性的存在），从而反对固化、封闭、束缚的政治课堂教学，提倡把政治课堂教学上“活”，上“有效”，不以设定的条条框框来评价政治课堂是否有效，而是贯以开放式的评价体系来衡量。

3.注重政治学科宏观意义的阐释。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待当前在学生中间盛行的实用主义思潮，把握并利用学生“有用”就学、“无用”就不学的心理特点，在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年级的政治课开始前，首要的是注重政治课的现实意义及实用价值方面的引导，注重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做恰当的比较，介绍人文科学中的相关方法论在处理自然科学问题时被普遍运用等知识，以及人文科学对人的内涵、素养、品德等方面的塑造方面有独特的作用等，引导学生学会辨别“什么有用”和“什么无用”，从内心引起对政治学科的重视，这对接下来的政治课堂教学有较好的作用。

三、结语

政治课，是一门和其他学科有明显区别的学科，尤以其较强理论性和较难操作性为甚，也就使其在日常课堂教学中不能像其他课程一样较为轻松地进行下去。在既要兼顾其理论性和难操作性等方面，又要兼顾政治课堂的有效性的情况下，唯有找出传统政治课堂存在的实际问题，在教学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在充分考虑政治课堂实际情况、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政治课堂有效性评价标准和体系，才能为破解政治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难题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史颖.思想政治课有效教学目标的预设和生成[D].沈阳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5.

[2]苏洁，蒋承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教学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总第522期，2016，2.

[3]沈小碚.谈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几个基本条件[J].教学与管理，2000（10）.

[4]吴雪丰.高校思政课课堂讨论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有效突进[J].教育教学论坛，2016，9.

政治科技论文篇10

关键词：昆虫学 科技 政治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巨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对政治有重大影响。科学技术通过经济和军事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反之，国家政治对科技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宏观调控决定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同时科技发展也需要国家通过科技政策和科技立法为自身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学术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科研管理体制上也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因而，政治及政策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昆虫学50年的曲折历程清楚地表明，国家的政治活动往往左右科学研究的命运。

一、近50年中国昆虫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上半叶，近代昆虫学研究在我国得到开展。但由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安，缺乏一个统一、有力的中央政权，政府没有制定和实施一贯有效的科学发展计划和保障措施，我国的昆虫学研究进展缓慢，研究人员缺乏，机构组织散漫，整个昆虫学的基础甚为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中国昆虫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在近50年里，昆虫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大的波折和起伏。

1949~1966年，是中国昆虫学科研体系完整建立和昆虫学研究初步繁荣的时期。其间虽经历了“大跃进”和“反右倾”，在科技战线出现过瞎指挥、浮夸风等现象，但1961年党和政府调整了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偏差，保证了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昆虫学研究在短暂停顿后又得以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短短10余年里，在各级农业科学院（所）、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的有关部门及医学、林业、粮食、铁道等科研系统内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中国昆虫学研究和教育机构。昆虫学各主要学科取得显著进展，新的分支学科得到建立和发展，研究成果增长迅速。从1949年到1962年即发表、出版各类文献13952篇，是建国前50年文献总数（7262篇）的1.9倍[1] 。

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使我国的昆虫学研究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建国后17年的科研成就被完全否定。昆虫学研究机构大多被搬迁或解散，科研设备和实验基地被毁坏，研究资料大量散失。《昆虫学报》、《昆虫知识》、《动物分类学报》等各种学术刊物被迫停刊，全国性的学术交流陷入停滞。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昆虫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拉大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批判了在科技战线推行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从此，中国昆虫学进入深入发展时期。昆虫学教育重新走上正轨。昆虫学研究机构逐渐恢复并不断完备。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得到广泛应用。基础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不断深化、细化，昆虫分子生物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农林医牧重要害虫得到有效控制，并发展成熟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害虫综合治理技术体系。资源昆虫的利用不断深化并形成产业化。新的昆虫学刊物不断创办。继《昆虫学报》、《昆虫知识》、《动物分类学报》复刊以后，又先后创办了《昆虫分类学报》、《昆虫天敌》、《动物学研究》、《昆虫学研究集刊》、《动物学集刊》、《武夷科学》、《森林病虫通讯》、《昆虫与植病》、《生物防治通报》、《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Entomologica Sinica（《中国昆虫科学》）（1994）等昆虫类相关刊物。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昆虫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表明，政治环境对科学研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半个世纪里中国昆虫学一波三折的发展轨迹，正与建国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紧密合拍。因此，能否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关乎我国科技发展的命运。

二、政治及政策因素影响昆虫学发展的案例

（一）群众运动与昆虫学

政治因素与政府政策对昆虫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与昆虫学有关的几次群众性运动中。这些群众性运动都是由政府发起、组织、领导的。政治挂帅，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是这些运动的主要特点。这几次群众性运动对某些昆虫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应用性研究有重要影响。

1、爱国卫生运动与医学昆虫学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体传染病是以医学昆虫作为媒介而传播的，加之因它们刺叮吸血等活动对人畜造成的骚扰和影响，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仅疟疾的发病人数每年就达3000万例，1900—1949年因鼠疫死亡102万余人[2] 。因此，建国后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媒介昆虫的防治，并开展了长期的群众性除四害（其中包括蚊、蝇、蟑螂和臭虫等）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最初缘于抗美援朝期间美国进行的细菌战。1952年春，侵朝美军在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投下大量带菌毒虫，危害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昆虫学家刘崇乐、马世骏、何琦、陈世骧、朱弘复等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不顾生命危险，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以大量科学事实，向全世界证实了美军的罪行，并指导军民消灭了大量的细菌毒虫。

是年，中央决定开展以反对美帝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成立由党政军和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的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最初的任务是消除病媒，粉碎美国细菌战。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1955年后，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根据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58年中共中央了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初定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为四害。1959年将麻雀改为臭虫。随后，在全国城乡掀起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

在这场运动中，医学昆虫的研究与防除受到空前的重视，并被赋予了政治任务的色彩，要求在若干年内消灭主要传染病及其传病媒介。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26条指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12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如丝虫病、黑热病、流行性乙型脑炎、鼠疫、疟疾等。上述疾病皆由医学昆虫为传染媒介。又第27条关于除“四害”中提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虫。1958年在全国实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要求卫生领域也要实行大跃进，其突出表现就是大力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地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在今年春夏两季把这一运动发展到全国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地方，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要在今年春季，使每一省、市、自治区，每一县区，每个乡镇，每个合作社、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都订出自己除四害、讲卫生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而且务必在今年内打下实现长期计划的巩固基础。……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决定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3]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迫切需要相关科技、尤其是医学昆虫知识的支持，因此，广大昆虫学工作者纷纷投身于医学昆虫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对蚊、蝇、白蛉、蠓、蚋、蚤、虱、臭虫、蜱螨等进行区系调查、分类鉴定、生物学、生态学、传病关系和防治的研究，使我国医学昆虫学在短时期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以研究论文为例，医学昆虫研究论文在同期昆虫学论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从1949~1959年的十年间，即发表相关论文500余篇[4] 。以《昆虫学报》为例，在1950创刊后的十年间，《昆虫学报》共发表研究论文334篇，其中医牧昆虫类论文数量最多，达87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26.1%[5] 。朱弘复以《昆虫学报》和《动物分类学报》这两种刊物为依据，对1949~1979年30年间的昆虫分类学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19个目和蜱螨的共475篇分类研究论文中，数量最多的是有关双翅目论文123篇；其次是螨类论文67篇；蚤目论文44篇，排第4位。上述论文绝大多数以医学昆虫分类研究为主，即医学昆虫方面的论文约占总数的一半[6] 。由此可见对医学昆虫研究的重视程度及其丰富成果。

医学昆虫研究的大量成就促进了媒介昆虫的防制，短短十几年里，数十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虫媒病如黑热病、腺鼠疫、疟疾、丝虫病、斑疹伤寒、恙虫病及森林脑炎均得到有效控制，个别已接近基本消灭。

2、土农药运动

1958年在全国掀起的土农药运动是又一个政治挂帅的群众性运动的典型。

土农药是利用天然出产的各种资源，经过简单的加工制造而成的一种农药，是区别于一般化学合成农药的通称。土农药包括植物性药剂、动物性药剂和矿物性药剂，其中主要是植物。与化学合成农药相比，土农药具有来源广、品种多、数量大、费用低、用法简便等特点。我国使用土农药防治害虫，已有悠久历史，但大规模广泛的使用是在1958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时候。

1958年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治病虫害运动。在大跃进期间，为了达到全面消灭害虫的目的，强调普遍施用药剂杀虫，农药的需要量骤然增加，化学农药一时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在化学防治方面，提出“土洋并举”的方针，要求各地结合当地的条件大力发展土农药，弥补化学合成农药的不足。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大搞土农药的高潮，各地兴办了很多土农药厂，发掘利用的土农药多至500余种，采制1000多万吨。按全国播种面积21亿亩计算，平均每亩用土农药约10斤；在药剂防治的应用上，土农药约占70%[7] 。

1959年农业部在农业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 的植保方针。要求全党全民一齐动手，开展一个声势更为浩大的彻底消灭农作物病虫害的运动；在爱国卫生运动方面，要求除四害运动做到彻底消灭干净。因而，对农药的需求更为迫切。全国各地掀起更大规模的土农药运动。许多地区提出非常宏大的土农药规划。江西省提出“人人采药、队队建厂、坵坵使用、块块丰收”的口号；山西省的口号是“土洋并举、大小结合、利用矿藏、采集毒草、保证作到用多少有多少，何时用何时有，要什么有什么”；福建省采取全面发动群众大搞土农药运动，生产计划是1500万吨，这个数字相当于1958年全国土农药使用量的总和[8] 。

土农药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植物保护和农药科学的相关研究。各级农业科研部门和相关研究单位均进行了土农药的分析、筛选和提制研究。在土农药运动中，中央组织有关十个科研单位联合组成土农药科学研究办公室，对全国的土农药样品进行了分类鉴定、化验分析、提纯精制、药效测定和贮存保管等的研究试验工作，并根据各地资料汇编成《中国土农药志》一书。《昆虫知识》（1959年第1期）特地出版了土农药专号。

土农药在防治棉田斜纹夜蛾、水稻螟虫及稻飞虱等害虫上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各地生产的数百种土农药，大多配制技术粗糙，有效成分低，药效不稳，难以达到预想的防治效果。然而受到当时浮夸风的影响，各级政府过于强调土农药的使用效果，使众多昆虫学家和广大农民投入到大搞土农药的运动中，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

（二）政府植保方针的变迁及其对害虫防治科技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主持制定过一系列植保方针，用以指导当时的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随着政府相关方针政策的变化，我国害虫防治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几次大的转折。

我国1950~1955年农业害虫防治的方针是“防重于治”。1956年适值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鉴于DDT等有机合成农药在害虫防治中的明显功效，提出了“有虫必治，重点消灭”的方针，其后又提出“全面防治，重点消灭”。“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具体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各地区应当把当地其他可能消灭的主要虫害和病害，列入消灭计划之内。”1958年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次年农业部提出了新的方针：“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上述方针在防治目标上强调对害虫的彻底消灭，防治措施上强调使用化学农药，化学防治面积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大。1952年各种化学农药的供应量为1717吨，化学防治面积3000万亩；1957年化学农药供应量增至148 985吨，化学防治面积增加到5亿亩。1958年全面大跃进以后， 1958年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达478 000吨，防治面积13亿亩[9] 。在这种以“消灭”为目标的植保方针指导下，植保工作以化学防治为中心，生物防治等其他防治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1975年5月，农林部根据国际IPM理论的发展和国内植保工作的形势制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新方针，其原则是：“以防作为贯彻植保方针的指导思想，在综合防治中，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因地、因时制宜，合理运用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措施，达到经济、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为害的目的。”这一时期在防治方针中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的综合受到更多关注，生物防治受到或多或少的过分强调，但化学防治仍是最主要的防治措施。

8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新型农药特别是菊酯类杀虫剂的大量涌入和生产管理体制的原因，化学农药出现大量、不合理的使用，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如天敌大量杀死，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害虫抗药性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危害人类健康。因此，政府开始重视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1986年提出新的综合防治原则：“综合防治是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它从农业生态系总体出发根据有害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协调应用必要的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之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这一新的防治方针包含了三个基本观点，即生态学观点、经济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实际上与60年代中期在国际上兴起的害虫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内容一致。与传统综合防治相比，害虫综合治理在防治策略上是一次飞跃。前者主要依靠化学农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后者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重视天敌的自然控制作用，即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效益。

“六五”期间，害虫综合治理研究开始列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从项目实施以来，我国在综合治理的研究与推广应用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应用基础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长距离迁飞与短距离扩散的行为研究，为害损失模型的研究，主要害虫经济损失阈值和防治指标研究，寄主植物对害虫的耐性和抗性研究，无明显形态区分的近缘种鉴定，寄生性天敌寄主卵膜结构和卵的营养成分研究等，均取得了明显进展。这些研究为科学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继续研究种植制度与抗虫性品种控制害虫的作用；试验了解决害虫抗药性问题的技术措施；生物防治受到极大的重视并得到了迅速的进展，微生物杀虫剂的生产技术和产量不断提高，利用人工卵大量繁殖赤眼蜂的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天敌蜘蛛为主要生防因素的防治面积不断增加[10] 。

90年代以来，我国的IPM技术已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接轨，使无公害农业和防灾减灾有机地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初期，我国综合治理面积仅130万hm2左右，80年代中期扩大到460万hm2，90年代综合治理面积每年以150~200万hm2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全国粮、棉、油、糖、菜、果、茶等十多种作物上实施IPM的面积达2800万hm2以上[11]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害虫防治科技的变迁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政府的正确决策是学科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政府主导科研活动的利弊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家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科学背景和经济基础的影响，我国在科学技术管理上实行全面与直接的政府干预，在科技政策上，主要采取计划推动、行政安排。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可以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以高层的集中领导和严密组织，对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及自然资源进行全面的调配和使用，能使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得到尽快解决，并促进相关分支学科、方向在短期内取得显著进展。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无疑是计划科研体制下最有代表性的硕果。

我国在蝗虫治理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一个典型事例。由于蝗虫的严重危害，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蝗灾控制和蝗虫研究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在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局内专门设置治蝗处，统一领导全国治蝗工作。1953年开始在全国主要蝗区建立了蝗虫防治站。在科研力量上，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改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为主，调集全国昆虫、植保等研究人员，深入蝗区，开展全面的调查研究与防治工作。通过各级政府、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几千年来危害深重的蝗灾终于得到有效控制，1950~1997年间，累计净改造蝗区面积367.8万hm2，使蝗区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21万hm2减少到90年代的153.2万hm2，共减少70.6%[12] 。在治理蝗虫的过程中，50~60年代昆虫生理学、昆虫生态学等分支学科以蝗虫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飞蝗的区系分类、形态学、组织学、生理、生态等基础理论及飞蝗治理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然而，政府在科技管理工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科技规划及科技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政府决策者需要科研活动产生直接和迅捷的经济效益，注重科技的功利性和实用性，难免在科技管理中存在急功近利，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短期效应的基础性研究容易受到忽视，使科技的长远发展缺乏后劲。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科技研究开发经费（R&D）的绝对值逐年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即使在90年代后期这一比重有所上升，2000年达到了1%，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总的来说，我国科技投入的强度不足。从图1中可知，在总量不足的研究发展经费中，还突出地存在内部结构比例不当的问题，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过低，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的水平。以2000年为例，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中，应用研究占26.39%，试验发展经费达68.43%，基础研究的比重仅为5.18%。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5%以上。

图2 R&D经费内部结构比例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这种重功利轻基础的现象在昆虫学50年的发展中也很突出。“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相结合，是新中国昆虫学的总方向”[13] 。这一指导方针对农业昆虫学、医学昆虫学等应用性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也解决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科学研究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方针，加之由于国家资金有限，只能投入到当前在生产建设领域急需解决的课题中，使我国的昆虫学基础研究受到制约。甚至一度把基础研究视为“三脱离”而加以批判。

即使是对基础性研究本身，也强调其成果的实用性。如昆虫分类学本是一门基础性分支学科，但长期以来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导致分类学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与农林生产和医学保健密切相关的目科，如代表我国昆虫分类最高水平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各卷，基本以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目科为对象。而大量的分类空白，妨碍了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现象在昆虫生理学、昆虫病理学等学科中也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昆虫学都严重缺乏基础研究。

基础性研究的不足，反过来妨碍了突破性应用成果的创新。在比较突出的某些应用研究领域，虽然部分成果一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应用研究作支撑，缺乏发展后劲，逐渐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差距。如建国以来我国生物防治科技取得了突出成绩，但目前已知的和正在利用的生防资源相当有限，主要集中于赤眼蜂、苏云金芽孢杆菌。生防资源的调查、收集、筛选、改良等基础性研究领域受到忽视，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不足，深入的理论研究难以开展，妨碍了生物防治的深入发展。我国昆虫分子生物学研究在短短十几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转基因抗虫作物和重组病毒作为表达载体等应用性研究方面进展较快；但由于对不具直接应用价值的基因研究不足，一些目的基因上游和下游的研究工作相对薄弱，因而昆虫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缺乏创新。

这种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弊端是：整个科技工作长期以来被纳入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科学技术政治化的倾向，这和当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分不开的。其表现之一是强调科学技术直接为政治服务。大跃进期间在害虫防治领域的一些群众运动是其具体体现。当时为服务于“赶英超美”的政治目的，在害虫防治工作中也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要求以政治挂帅，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和土农药运动等群众性运动，在短期内彻底消灭重要病虫害。这种全民动员的群众性运动虽然在一定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病虫害的研究和防治，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一方面广大昆虫学科研工作者必须投身病虫害防治的第一线，难以潜心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专业荒疏、设备闲置、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另一方面，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不切实际地要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普遍进行媒介害虫和农作物病虫害的技术研究，既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其成果最终也难以转化为真正有用的产品。

科学政治化还表现为以政治手段干预科学争论。50年代李森科事件对我国整个生物界的影响是一个典型事例[14] 。

20世纪30年代，苏联遗传学界出现了李森科学派同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在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直接干预下，这场争论后来发展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批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苏联的这套做法被引入中国，出现了以行政手段支持李森科学派、压制另一派的情况，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在我国也被扣上了种种政治帽子。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大都遭到批判。从1952年秋季开始，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停止讲授，明显地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在多数农业系统的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显著成就的杂交育种工作也被视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

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艺术和科学的根本方针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会议使这种“一家独鸣”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此后不久，我国学术界又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批判之中。当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受到重创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遗传学正在取得迅速发展。四十年代以后，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已越出动植物界，在微生物界也得到证实，从而打开了利用微生物研究遗传学的大门。生化遗传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个基因一个酶”的相对应关系已经得到公认。多年来寻找的基因的有机化学实体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发现。1953年建立起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此后又掀起了探讨遗传密码的热潮。而由于李森科事件的影响，中国的遗传学乃至生物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上述事例表明，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方法直接干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只会破坏和干扰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党和政府在科技管理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尊重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给予科学研究必要的自由空间和充分的经费支持，并保持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1世纪人类正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与发展战略。我国将在2010年前后，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科技规划中应做到统而不死、散而不乱，把宏观管理的重心始终放在提供有利于科研创新的社会保障条件上，加强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力度，增强科学技术基础与后劲，保证科学研究能力的持续与平衡发展。

Influence of Polit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omology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 Since 20th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lose.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conomics and scie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ok stro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o control science.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ntomology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the paper dissect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and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entomology; science and politics

注释

[1] 王华夫：《中国昆虫学文献综述》，北京：《中国昆虫学会1962年学术讨论会会刊》。第333页。

[2] 柳支英、陆宝麟主编：《医学昆虫学》，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3] 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1959年《人民手册》转载，大公报社，1959年9月。

[4] 柳支英：《新中国医学昆虫学的进展》，《昆虫学集刊》，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73页。

[5] 刘崇乐：昆虫学报的第一个十年。《昆虫学报》第10卷第1期，1960年2月。

[6] 朱弘复：《中国昆虫分类学、昆虫形态学三十年》，《昆虫学报》第22卷第3期，1979年8月。

[7] 赵善欢：《十年来中国农业害虫防治的成就》，《昆虫知识》1959年第8期。

[8] 本刊编委会：《迎接进一步大搞土农药运动》，《昆虫知识》1959年第1期。

[9]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药研究室：《十年来我国杀虫药剂的发展以及在防治害虫中发挥的作用》，《昆虫知识》1959年第8期。

[10] 周大荣等．中国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原则与实践．北京：第国际昆虫学大会报告论文集，1994．77~84．

[11] 朱恩林．中国农作物生物灾害防治回顾与展望．植保技术与推广，2000，20(2)．

[12] 朱恩林主编：《中国东亚飞蝗发生与治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