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政治论文十篇

中学政治论文篇1

1.时代性强

在初中的教学中，有些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几乎不变的，如历史课程、地理课程和生物课程等，这些课程的教育相对比较保守一些，但是与此不同的是政治课堂教学的时代性非常强，因为政治课堂教学不仅是弘扬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美德和优秀传统，在教学中更重要的是对当下国家的政策进行解读和普及。国家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而变化的，这样一来国家才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要求进行政策改革，才能跟上社会和国际的步伐，国家才能发展。在政治课程的教学中，一定要与时代保持紧密的联系，教育学生形成比较先进的思想和认识。

2.论性强

在初中的教育中，理科教学大多比较注重实践的教育，需要动手和观察等，而政治课程是一门文科类型的学科，这就决定了政治课程的学习中理论是大于实践的。新的国家政策颁布时，政治课程就扮演了传播政策思想的传播者，在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对国家政策进行解读和分析，使得国家政策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在这个过程中，大多都是一个理论的过程，并且在解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的规范性，所以说，初中政治课堂教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

二、初中政治教学中的问题

1.教学思想落后

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教学思想落后的现象，一些老师在传授政治知识时，并不考虑教学的效果，只是强调初中政治课本的重要作用，并且在教学中一味给学生灌输内容，并且只是强调学生的死记硬背。教师这种封闭落后的教学思想，与当下的新课改教学思路是相悖的，不仅不利于初中政治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容易使得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厌倦心理，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政治课程在升学考试中所占的分数不多，在落后的教学思想中，初中教育普遍注重语文、数学、英语课程的教育，而对于政治教育，则没有给予基本的重视。在平常的教学中，老师只是对政治课程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讲述一遍，课堂效率非常低，而临近考试的时候，又要求学生用死记硬背的方式来拿高分。在初中政治课堂的教学中，没有足够的重视去传授政治课程内容，即使学生拿到了高分，也没有达到政治教学的根本目的。

3.教学方法存在问题

在当今初中的政治教学质量不高的最大原因就是政治课堂教学的方法存在问题，许多老师和学生对于政治课程都没有足够的重视，觉得政治课程不用太深理解，只是一些重点能够记住就行。在政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普遍使用灌输的方式和督促学生死记硬背的方式来教育学生，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没有达到政治教学的根本目的，不符合新课改的要求，而且还容易使得政治教学变得越来越乏味，课堂教学效率不升反降。

4.学生学习态度存在问题

初中学生在学习中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政治课程又不是主干课程，因此在学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重视主干课程，忽视其它课程的现象。但是在初中政治教学中，过于忽视政治课程就是学生的一种错误态度，学生给予政治课程的学习和复习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这样的学习态度使得政治教学的质量得不到提高，也不利于国家政策的普及和学生价值观的培养。

三、提高初中政治课堂教学的途径

1.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

要想提高初中政治课堂的教学质量，先要保证教学的教师具有比较高的自身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在初中教育中，教师是传道授业的重要传播者和教育载体，教师的自身素质是否合格是对学生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教育的负责。要想提高初中政治教学质量，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非常重要的，教师不仅要经常进行专业进修，提高文化素质，在教育中还要完善自身的修养，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对于学生来说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2.提高学生对政治的兴趣

在初中政治教学中，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就要提高学生对政治的学习兴趣。教师要帮助学生对政治课程有更多的理解和更多的兴趣，使学生学习起来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在政治课堂教学中，可以改变一些教学方式，或者是在宣传一些政治思想时，可以列举一些大家熟知的事件，使得学生更好地理解政治教学的内容，学习起来更加容易一些。

3.改善教学方式

在政治课堂教学中，传统的死记硬背教学方式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反感，并且教学效果也不是很高，要想提高初中政治教学水平，务必要改善教学方式。在初中政治课堂的教学中，可以多采用一些生动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比如说可以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等，还可以在学生之间举行辩论赛和演讲比赛，这样不仅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且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能收到显著的教学效果，是提高初中政治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虽然初中政治教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科目，但是并不是说初中政治教学是可以完全脱离实践的，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最好的方式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的得来都是由我们日常生活中领悟的，脱离实践的理论是没有价值的，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初中政治的教学中，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反过来，实践又可以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四、结语

中学政治论文篇2

当下，新课改已经在高中政治课中推广开来，它要求每一位高中政治教师要以素质教育为导向，“以人为本，关注每一位学生发展”，摒弃传统教育空间上封闭、内容上单一、目标上机械、方法上保守的弊端，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让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活起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然而，现阶段的高中政治课教学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使得要达到“高中政治课堂活起来”这个目标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前高中政治课堂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老师在讲台上认真地进行教学，逐字逐句推敲，台下一些学生却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反应迟钝，最后弄得教师也心烦意乱，无心授课。这样的课堂，耗费了师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不能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可以说是一种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情况，当然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高考制度的影响、教材编写的局限、思想政治课程本身的特点等，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教育客体的教师缺少激情。政治课本来就不如其他一些课程那样生动有趣，缺少激情的政治课就更是枯燥乏味。而如果教师授课时富有激情，就能极大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很好地感染学生，引起学生激烈的共鸣；还能迸发出灵感的火花，激发自身的创造思维。1.变抽象枯燥的思想政治理论为学生喜闻乐道的知识需要激情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一些课程，特别是必修一政治生活中一些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对于高中生来说还是比较抽象枯燥的，要把这些“抽象枯燥”的理论变成有用知识传授给学生，需要教师有激情。如果教师缺乏激情，只是照本宣科地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那么学生根本不能深入地理解这些理论的精髓，只会机械地记忆知识点以备应考，这就完全偏离了思想政治课的目标。2.对学生进行有效的三观教育，离不开教师的激情帮助高中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要落实好这个理念，需要政治教师充满激情地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教师只有激情四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学生才会被感化，有树立正确三观的冲动。因此，教学需要激情，没有激情的政治课堂是平淡的，甚至死气沉沉的，有了激情，才能振奋学生的身心，使政治课教学富有情感性，才能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增强教学效果。

那么，什么样的教师才是有激情的教师？激情教师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有爱教育是情与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同样，激情也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根源于真挚的爱———对真理的爱，对工作的爱，对学生的爱。对思想政治教学有爱（感兴趣），有了高度的责任感，才会乐于挖掘和运用各种教学资源来丰富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热爱学生，才会把感情投入到政治课堂中去，努力上好每一堂政治课，才更容易产生激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爱一个好学生并不难，因为好学生本身就讨老师喜欢，爱一个“潜能生”才是对教师的考验。人非草木，接触学生久了，自然会产生感情，因此，好的老师对学生应是一视同仁的，不会因为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而亲疏有别。“亲其师，信其道”，学生与老师亲近了，才会认真听课并积极配合老师。2.热情热情是一名有激情的教师身上最显著的特征，它要求教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之中，用准确、简练、风趣、抑扬顿挫的语言去吸引学生，激发学生情感，同时辅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通过热情来“煽情”，带动学生情感的激发，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一般来说，性格外向的老师更加热情，因此也更容易迸发激情。3.积极乐观由于多方面的影响，政治课并不如其他课程那样受欢迎，不少学生对政治课的兴趣不是很高，另外很多突况也会对教师的心态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政治教师审时度势，放平心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开展教学工作。宽厚大度、豁达的教师，能尊重和理解学生，其教学情绪不易被负面情绪影响，能够笑对挫折，保持快乐的心境。平时和课间，师生之间的真诚沟通，同事之间善意的玩笑，适量的体育运动等等，都能帮助教师较好地调节心情，消除不良情绪。4.“满腹经纶”，有良好的知识素养一名政治教师要想在授课过程中产生激情，不仅需要过硬的政治专业知识，还需要宽广的知识面和较好的口才。如果把激情比作剧烈翻滚的火山岩浆，那么知识素养就是火山口，缺少知识素养则好比把火山口堵死了，任凭岩浆如何翻滚，都无法喷涌而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政治教师只有见多识广，才能在激情来到时思如泉涌、旁征博引，教学水平才能得到较好的发挥。5.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信息传播系统，激情教师会不断追求教学艺术，掌握教学技能，培养实践能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他们知道，激情是一瞬间的爆发，就像火山那样，在猛烈的喷发之后又会重新进入休眠期，为下一次喷发酝酿能量。但有些火山喷发了几次之后，便成了死火山，逐渐丧失了活动能力。为了不让激情熄灭，为了再次点燃激情，他们不断学习，创新完善教学方法，不断挑战自我，寻求新的突破。

作为政治教师，该如何培养激情、运用激情？如果说激情是火花，那么培养激情的过程就是燃料的积累和准备的过程，有了充足的燃料，才更容易碰擦出火花。培养激情要学会不断调整心态，感受快乐，通过快乐酝酿激情。没有愤怒、沮丧、怨恨忧郁等不良情绪影响的教师，更容易对外界事物产生兴趣，能真正全身心投入教学，积累足够的燃料。单调烦琐的工作程序、不合心意的工作环境、紧张的人际关系、低素质学生的影响、不良的身体状况、烦躁的生活琐事等等，都是影响激情培养的不利因素，因此激情的培养应从教师的自我调节开始，积累激情的原料，进而学会主动从周围环境中挖掘利用有助于点燃激情的因素，如选择有趣的教学材料，使用生动的语言和一些夸张的动作，微笑教学等等，然后找到点燃激情的导火索，选择合适的爆发点，一鼓作气引爆激情。在课程开始时，可以通过创设有趣的教学情境，结合时政来诱导激情；授课过程中，可以采用演讲式教学法，依靠灵活的教学语言来激发激情；收尾时，则能通过组织活动结尾、预留悬念结尾、创设情境结尾等方式强化与巩固激情；课后，还可以利用时政信息延伸激情。在《经济生活》中，教师可以骄傲地向学生展示我国经济的过去和现在，通过对比描绘出中国经济的美好蓝图，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伟大抱负；可以激愤地向学生揭露经济领域中各种违背经济规律的腐败现象，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可以抑扬顿挫地向学生讲述各种诚信经营、勤劳致富的励志故事，鼓励学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在《政治生活》中，教师可以追溯中华民族近现代的荣辱兴衰，让学生们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还可以通过介绍、评论时政信息，让学生们了解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用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刺激学生，从而使学生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坚定其政治方向。

在《文化生活》中，教师可以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情怀来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掌握较高的文化水平。可以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使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针砭时弊，抨击腐朽文化，使学生摒弃腐朽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总之，课前准备充分，将教学内容烂熟于心，胸有成竹，上课时放得开，不拘谨，真情流露，自然就能激情迸发，绘声绘色。激情是一剂催化剂，运用适当能够唤醒沉睡的潜能，放飞思想的高度，激发求知的欲望，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有效性。教学需要激情，创造激情课堂，将激情传染给学生，是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途径之一，因此，教师应当保持对上课的新鲜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想方设法使政治课变得“生机勃勃”，使学生激情澎湃，让政治课成为受学生喜爱的课程。

作者：周道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中学政治论文篇3

迁移学习包括横向迁移和纵向迁移，横向迁移指的是利用他学科的知识学习政治课程，包括文史地知识和政治知识的迁移，数理化知识和政治知识的迁移，同时也包括与此相关的思想和能力的迁移；纵向迁移包括新旧知识的迁移，利用学生在政治课堂中已经学习的知识促进新知识的掌握和学习。

（一）迁移理论之知识迁移

高中政治学科的设置是螺旋式上升的，政治教学强调的是在基础知识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引导学生运用政治理论分析社会现象。政治理论的教育是由政治学科主要承担的，但是却不是唯一的方式，在文史地，甚至数理化等学科的学习中，都会出现政治理论的相关知识。例如，在高中历史中出现的关于美国选举制度的，涉及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历史呈现，这些都是高中政治教学中可以利用的相互知识。同时政治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现象反映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政治教学可以利用学生的日常所见所闻，如在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教学中，结合生活中乡镇以下的直接选举以及县以上的直接选举，引导学生回忆在村长、市长选举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来促进知识的学习。对于高中生来说，政治学习不是对一个毫无经验的陌生理论的探索，而是在旧知识基础上的一个“温故知新”的过程，抓住新旧知识的纽带，促进学生的迁移学习。

（二）迁移理论之能力迁移

高中政治的学习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先前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但是同时需要学生具备联系知识、使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而迁移能力的培养不是政治一门学科所能够塑造的。迁移能力是学生在所有学科中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方式逐渐培养出来的，包括阅读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分层次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文科知识的学习方法的积累等，这些能力在迁移学习的过程中促进着新知识的学习，同时在解决新知识疑难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能力。高中政治的学习不单是一种知识的学习，而是知识和能力并重的学习，通过知识和能力的迁移，学生展开新知识的自主学习，自主阅读新知识、自主分析教师的导学问题、自主寻找解决问题的知识和方法，进而自主建构知识，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高中政治课堂。

二、迁移理论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用的有效策略

（一）利用形象化的情境促进知识的迁移

高中政治理论的抽象性造成学生的学习困难，借助形象化的情境塑造形象具体的政治现象，将政治理论的学习建立在丰富案例的感知上，促进学生的知识迁移是高中政治教学的有效办法。例如，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在班级模拟实践的方式开展教学。班级组织为期一周的“二手书籍出售”活动，学生把自己已经看过的图书拿到学校，投资图书者可以收到原价20%的投资费。在出售图书的过程中，设计三种工作人员，第一种是选择图书地点，设计图书出售宣传和价格制定；第二种是负责出售书籍；第三种是收入统计和发配人员，三种工作人员的薪资由班级学生共同商定，同时班主任作为举办方，要获得收入的20%，这个收入作为班费。班级学生分成三大组开始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逐渐理解按劳分配的内涵以及其他分配方式存在的必要性，理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采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平衡了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的矛盾。

（二）运用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促进知识的迁移

政治学科要促进学生政治理论的感知，培养学生对政治生活的分析能力，这个原则是政治学科必须要坚持的，但是政治学科中几乎囊括了所用学科的知识，一堂政治课的顺利开展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多学科的知识，因此要利用政治学科和他学科的横向联系来促进学习能力的正迁移。例如，《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理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内容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抽象的，但是这个内容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中多次涉及，苏联的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而西欧的改革由自由方式的经济发展向罗斯福的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同时在中国的经济史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发展历程。这些内容都是学习本节课重要的知识基础，学生通过知识迁移学习本节课的知识就会简单很多。

（三）通过创造轻松的课堂气氛来促进迁移

知识的迁移是建立在学生知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学生只有在思考的基础上展开关于政治知识的讨论才能够促进知识的迁移，也就是说，政治学科中迁移能力的培养首先需要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培养学生敢说敢想的能力。例如，在《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展开小组学习，通过头脑风暴法来陈述自己认为的正确消费观是什么，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自己的陈述，在相近或者观点对立的消费观的陈述中，教师引导学生展开小组间的辩论，例如一组学生说勤俭节约是一个正确的消费观，而另一组学生认为勤俭节约不是一种正确的消费观，两个小组学生借助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展开自己的观点陈述和辩论，在辩论中学生逐渐明确正确的消费观是什么，并论社会生活中的“奢侈婚礼”“农民伯伯的攒钱观”进评析，促进了学生正确消费观的树立。

三、结语

中学政治论文篇4

大量的研究调查表明，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于认识事物和现实之间的那些关联。能把握好这些关联，才能抓住学生的兴趣。所以，教师在备课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如何思考和理解那些关联，如何将现实与三生教育理论合理的结合起来。这样，在授课的时候肯定能取得新颖的出人意料的效果。这就要求任课教师要从具体到抽象的讲解，由个别到一般，符合认识的规律，也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得学生能够在愉快轻松中学到抽象的知识。

2联系热点时事，激发学生兴趣

很多学生在对国际时事、国际争端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却不喜欢学习政治，因而也就更不会去体会老师在课堂上穿插的三生教育的思想。这时候，就要抓住他们的强烈的好奇心，将这些热点时事，与三生教育理论联系在一起，给他们从政治、经济、人权等方面，分析热点、焦点。这样，学生们能将时事政治和三生教育的理论知识联系在一起，主动的热情参与到政治的学习中，从中深刻的体会到三生教育理念的真谛。

3场所情景，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激发学生兴趣

教学成效，主要取决于学生的认知，如果学生在课堂中学到的知识，能够转化为他内在的素质，那，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在教学中，可以考虑创设情景，加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发挥它自己的主管能动性，激发学生的三生教育的思想。比如:我们可以使用现实中发生的一些案例，将学生自己放置于其中，让学生进行自主的选择。在轻松快乐中理解三生教育。

4设悬疑，带领大家在学习过程中答疑解惑，激发兴趣

疑问是思维的起点，经过思维才能解疑，才能有所收获。教师在备课时，要注意这一点，要将可以贯彻三生教育的主要的地方设置一些疑问，然后再解答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使得学生的认识得到升华。

5用优美的语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空洞的说教肯定让学生异常的反感。可是，如果，把原理、观点和具体形象的材料结合起来，让学生们触手可及，这样，抽象的概念，学生们也能通过浅显的事例来深刻的领会了解三生教育。政治的理论包括三生理论都是比较乏味的，只有形象生动的语言，严谨简洁、精炼准确的教学语言，才能始终拨动着学生的心弦，促进记忆的持久，思维的活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语言形象直观，学生才能身临其境，才能对理论有所理解和接受。

6良好的形象激发兴趣

良好的形象，合适的肢体语言，讲课的态度表情等等，这些，都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可以轻松引起共鸣。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时，觉得学习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享受，一种精神上的熏陶。可以作为言语的一个深化补充，使课堂教学松弛有度，妙趣横生，同时也会使得同学们对贯穿的三生教育的思想有较强的理解和记忆。

7激励性评价，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需要时人的一切行为的动力。为了满足各种需要，人类会做各种努力。学生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发展的需要，认识的需要，或者是为了认可的需要，他们会努力学习。被学生、老师的认可，是学生的一种罪基本的需要。学生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表现，来吸引老师同学的眼光。一旦受到老师的表扬，就会产生满足感，就会对学习产生更强烈的兴趣。依据这一个特点，教师在教学中，要在合适的时候，抓住机会表扬某个学生，以此来激励学生，让学生能自己去学。从而完胜三生教育在我国中学生中的推广。

8结束语

中学政治论文篇5

一．把培养学生树立交往意识始终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人际交往能力，除了受遗传因素影响外，很大程度上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培养锻炼起来的，我们知道，人的意识对人的行为有支配作用，要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人际交往能力，需要个体有意识的去和别人交往。在观实生活中，许多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和别人主动交往，即没有人际交往意识。因此，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把培养学生交往意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始终，让学生脑袋里时时刻刻有交往意识，有交往欲望。这就有利于学生在实际行动中去和别人交往，从而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二、在政治课学习兴趣小组中培养学生交往能力。

思想政治课与其它学科相比，除了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外，仍然要求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应用。为了达到以上目标，思想政治课教师通常会在班上设立政治课学习兴趣小组，并且每个小组由一定数量的学生组成。学生参加到政治课学习兴趣小组，互相经常接触，研究学习，探讨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不过，在分政治学习兴趣小组时，应该考虑到有意识把善交往的学生和不善交往的学生分在一起，这样有利于善交往的学生带动不善交往的学生。如果只把善交往的学生分在一起，把不善交往的学生分在一起，就会使善交往的兴趣小组的学生不仅能搞好学习，而且人际交往能力更加增强，不善交往的兴趣小组的学生不仅不能搞好学习，而且也难以培养出人际交往能力。

三、在问题讨论中培养学生交往能力。

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教学目标，很多方面都是通过问题讨论达到问题讨论指的是由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对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发表不同见解，最终达成共识的活动。这是人与人交往沟通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大力利用问题讨论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具体可以这样做：一是在上某一教学内容时，大力利用教材上的“各抒己见”、“七嘴八舌”、“练习与探究题”让学生讨论，发表自己见解。二是教师设问或学生提问进行讨论，如果学生经常举行问题讨论，学生之间沟通多了，人际交往能力就会慢慢培养起来。

四、在心得交流中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

在新课程标准精神指引下，七年级思想政治课教材中设置了“心得点滴”栏目，它要求学生在学这一课后，写心得点滴。笔者认为这个栏目的设置有许多好处，一方面有利于教师把课堂小结的任务交给学生，另一方面有利于检验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领会程度，同时还有利于培养学生小论文的写作水平。如果在教学中，让学生把各自的心得点滴用口头语言表达出来，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因为通过谈心得体会，学生之间是可以互相了解，互相沟通。所以为了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思想政治课教师应经常让学生写心得点滴，并面对面口头交流。超级秘书网

五、在活动课中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

活动课，是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学习后由知转化为行的有效载体。它分为在新课程标准指引下列为一定教学学时计划的活动课和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课外活动。由于这两种活动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实践能力。因此，它总是许多学生在一起开展，只能通过合作才能达到目的。这就为学生交往提供了难得机会。如果经常开展活动，有利于学生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上活动课内容开展活动，同时也要精心设计课外活动开展的内容。

中学政治论文篇6

一

30年代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关系的紧张，造成了各政治派别相互之间的严重疏离 。广大社会成员对的官方政治概念、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 ；在这种状况下，民众的政治取向是多头的。30年代政府试图通过施行一系列文 化控制方略来扼制这种多头政治取向的势头，却反而引发了来自各权力客体自发形成的 政治文化反弹。当权力客体处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包括文学在内的传媒便成了他 们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与“权力主体”进行抗争的手段。又由于各权力客体之间因其代 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阶层，他们所持的政治见解也相去较远，因而，各 派纷纷利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因此，30年代的文学 论争，事实上往往是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一个窗 口。也正因为如此，30年代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都有着鲜明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文 化潜因，人们在文学论争中看问题的角度也首先是政治的角度，而非纯文学的角度。

因为在论争者看来，文学问题事实上已非关文学本身，而关系到自己的政治意愿的表 达和政治见解的阐释。因此，参与论争，是获得政治发言权的极其重要的也许是惟一的 机会。30年代文学论争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兴趣，其中有很大的成分是政治的 热情和政治的兴趣。但是，当文学的目的完全政治化，文学的言说一旦被系统化为政治 话语，就成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排他性与专一性的系统。这个系统被用来阐发或攻击某 种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被用来阐发或反对某种政治理想的合法性。因此，30年代的许多 文学论争，事实上都明显表现为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借文学表达政治意愿的话语权的 斗争。

争夺话语权，其目的是为了更好获得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 权利。在新时代来临之际，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谁就能引领、甚至拥有这个时代。这 一点，在30年代各派政治力量那里，对此都是非常明白的。在获得政权以后，并 没有忘记对这种政治话语权的控制。他们先是提倡“三民主义文学”，但由于“四·一 二”之使“三民主义”蒙羞，“三民主义文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面对日盛 的“普罗文学”的声浪，他们又抬出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试图用“民族意识” 、“民族精神”来抵抗来自左翼文坛的“阶级论”话语。“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为现实 政治权力作辩护，理所当然地要向传统的政治经典找寻合适的政治语言，这是因为中国 传统的政治经典中所充斥的内容基本上是立足于阐述现政治权力之合法性的政治语言。 直到1934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作为统治者话语的中心内容仍是传统的“四维”、 “八德”。与此针锋相对，左翼文坛再次掀起大众语的讨论。大众语的讨论，规模之大 ，时间之长，是30年代文学论争中不多见的。以正统自居，故思想、语言要复古 ；左翼以劳动阶级、广大群众为旗帜，故语言要大众化，这其中所隐含的就是争夺话语 权的斗争。“大众”一词，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最时髦，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言。“大众化 ”的讨论，不仅成了左翼文坛针对统治者的话语武器，而且也使得左翼文坛因此而得以 靠着“大众”、“群体”的力量，引领了整个时代。

在这种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排他性是其重要的思维特征之一。例如，在“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倡导之初，即1927年下半年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人恢复创造社及其刊 物时，曾想联合鲁迅来写文章，郑伯奇还去找过鲁迅，并在广告上也登出鲁迅的名字。 但正在这时，创造社新进的人们，即李初犁等从日本回国了，他们不赞成联合鲁迅，并 且决定把鲁迅作为批判的主要目标。那么，为什么这几个年轻人要反对鲁迅?为什么几 个年轻人能左右整个创造社(包括创造社的许多元老)?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 为争夺文坛话语权而必然导致的排他性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刚从日本回国的激进青 年，面对的是国内经过十年整合已成格局的文坛，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稚嫩的声音会淹 没在诸多文坛宿将们耀眼的声名之下，他们要获取独立的话语权，要使自己的声音成为 众声喧哗中的最强音，就不能不以攻击文坛话语的权威为其开端。鲁迅的公认的文坛地 位，就使他成了创造社成员，尤其是年轻成员们首选的要跨越的对象。“创造社改变方 向”后“没有改变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精神”，“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 章，在别的许多的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 注：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天轨列车》1928年9月25日。)很明显，创 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首先拿鲁迅开刀，其中无疑包含着取代鲁迅文坛霸 主的地位，使自己的言论成为文坛强势话语的策略性考虑。

争夺话语权，就难免要将自己的言说营构成某种强势话语，以便给论争对手造成一种 压力。梁实秋几十年后对30年代他与左翼文坛的论争仍耿耿于怀：“我发现所谓普罗文 学运动，不是一种文学运动，是利用文学做武器的一种政治运动”。后来“撤消”了“ ‘普罗文学’这一名义，实质的想在文学领域争取领导位置的运动仍旧进行，换一个方 式进行到另一个阶段罢了”。(注：转引自尹雪曼《中华民国文艺史》(台湾中华书局印 )第51—52页。)梁实秋的话的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们争夺文坛领导权的 政治意图，但他的这种对于“革命文学”即将形成的强势话语压力感，又从反面昭示了 他本人对权威话语的看重。因为这场争论的开始，是缘于他们难以忍受“思想上有了绝 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他们要以文坛正统派的姿态来“纠正时尚”，捍卫 文坛的“尊严和健康”。(注：梁实秋：《＜新月＞前后》、《谈徐志摩》，《梁实秋文 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的强势话语面前， 难以以自己的意愿来重整文坛，他们的压力感中多少包含了自己难以获得文坛霸主地位 ，难以获得话语霸权的遗憾感和失落感。

“自由人”胡秋原在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中，也曾感觉到了一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他在 《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认为，“普罗文艺”中有“主观地过剩”的“政治主张”。(注 ：胡秋原：《勿侵略文艺》，《文化评论》第4期(1932年4月)。)胡秋原曾一再声称， 并不反对普罗文学，“承认普罗文学存在的权利”。而二者之间之所以发生论争，其中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争夺话语权。胡秋原打出的也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旗 号，甚至主张“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强化统一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线”， “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一切左右偏曲倾向”。(注：胡秋原：《为反帝国主义文化而斗 争》，《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这之所以没有得到同样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左翼作家的认可，是因为左翼作家与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 连苏汶也看得出胡秋原与左翼作家之间“两种马克思主义是愈趋愈远，几乎背道而驰了 ”。(注：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 月)。)左翼文坛要获得政治文化上的强势话语权，就不能丢弃理论的阐释权，就不能不 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

在30年代的诸多文学论争中，许多人都曾作为论争的一方，感到了来自左翼文坛的强 势话语的压力。例如苏汶就曾认为，左翼文坛常常“借革命来压服人”，拒绝“中立的 作品”，把文学内容限制到“无可伸缩的地步”等等。(注：苏汶：《“第三种人”的 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再 如，沈从文在“反差不多”论争中认为，文艺只有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 ’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而“另一种‘一尊独占’”， 显然是指左翼文坛。(注：沈从文：《一封信》，《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 又如，林语堂在小品文论争中，面对来自左翼文坛的强势批评，表示了这样的不满情绪 ：“《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也不过提倡小品文，于众笔调之中，看重一种笔调而已， 何关救国?”(注：林语堂：《今文八弊》，《人间世》第27、28、29期(1935年5—6月) 。)“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的罪名”。(注：林语堂 ：《方巾气研究》，《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8、30日，5月31日。)毋庸置疑，上 述左翼文坛的论争对手们的种种报怨其实都带有某种政治情绪，其言论未必公允，未必 正确。但这些言论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左翼文坛事实上在当时的几乎所有论争中，都 牢牢控制了话语权，对论争对手构成了强势话语的压力。这里用语义政治学的术语来表 述，就是左翼文坛获得了“权力话语”。(注：根据语义政治学理论对“权力话语”的 解释，所谓权力话语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具有一种“控制、占有并以自 己为中心统一其他”的潜在欲望与能力的话语。)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获得，才使 左翼文坛牢牢雄踞于霸主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30年代“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 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注：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 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在时过境迁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更公允地来评价30年代的一场场文学论争中的是非 功过，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在3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如 果没有获得话语权的自觉意识，没有一种对于营构强势话语的潜在政治欲望与能力，其 结果，很可能是在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之下的万马齐喑。左翼文坛，依靠营构 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了文坛霸主地位。这固然对其他论争对手构成了某种压力，但左 翼群体站在权力客置上对权力主体构成的威慑力量，为同处于权力客体的其他亚政 治文化群体争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应该说，营构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文化上的主导 地位，这正是左翼文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学家人格的政治化。许多作家， 他们从事的是文学的事业，但却对政治非常投入，或者说在自觉不自觉中总是以“政治 ”考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政治文化的一大功能 是把‘文化人’塑造成‘政治文化人’”(注：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 社，1992年，第24页。)，身处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政治心理的积存越来越丰厚， 在政治心理的潜在支配下进行活动，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从30年代文学论 争中的表现来看，多数作家未能避免成为“政治文化人”。许多作家在一系列的文学论 争中，其政治意识不断加强，甚至对自己的文学见解等也表现出一种“今是而昨非”的 态度，以不断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方面就连茅盾、鲁迅也不例外。例如茅盾， 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进行论争中坚持的许多观点，在其后的一些论争中不仅不再坚持 ，反而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否定。在对待“五四”的评价上，观点明显发生的变化，其中 就可以看出其政治意识的迅速加强。他的《“五四”运动的检讨》，是向“左联”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提交的一份政治性很强的报告，无论是从政治理论的运用 ，鲜明的政治见解的阐释和从政治角度发言的口吻，都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政治的投入。

再如鲁迅，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受到“围攻”，曾产生非常愤激的不满情 绪，认为创造社、太阳社作家们“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 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注：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界之一 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尽管如此，鲁迅多年之后却是从政治、革命的 高度来认识这场论争的，他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 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 关忍受。”(注：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cūn@①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 迅全集》第4卷，第628页。)这种态度和认识表明的是一种政治文化人的胸襟。在30年 代一系列的论争中，我们明显感觉到鲁迅的许多见解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这种出于政治 的考虑且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几次讨论中，鲁迅就有一个由担心大众 化“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到终于完全站在大众文艺立场上的过程，最终甚 至不惜拔高一些通俗文艺形式的意义(如连环画等等)。尤其是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 ，鲁迅坚持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表明了他 敏锐的政治眼光：与“国防文学”口号相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 关注民族矛盾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阶级矛盾，这里包含了对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 权的重视。这显出鲁迅作为政治文化人的政治远见。

“政治文化人”的特点集中体现为思维的政治化。普遍的政治化思维弥漫在30年代的 一系列文学论争中，成为30年代文学论争的显著标识。

政治化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论争中的实用主义。借用霍布豪斯《自由主义》中的 话来说，那些实现一场革命的人，“他们需要一种社会理论，……理论来自他们感觉到 的实际需要，故而容易赋予仅仅有暂时性价值的思想以永恒真理的性质”(注：霍布豪 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页。)。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双方的 目的常常是仅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因而并不注意去寻找大 家普遍能接受的某种真理。所以，没有一次论争最后是哪一方通过讲清道理，以其自身 理论的真理性使对手真正心服口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论争的兴起、结束，大家 所依据、所服从的也不是学理性的规则，而是政治的需要。例如“革命文学”论争，双 方的开战，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联合对鲁迅的批评，是一 种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注：参见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 ——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而创造社、太阳 社与鲁迅双方的最终握手，也是服从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服从了政治的需要。据冯乃超 讲，“为什么停止围攻鲁迅，好像听潘汉年讲，李立三(当时中央宣传部长)转达过党的 意见，不同意攻击鲁迅”。(注：冯乃超：《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冯乃超 文集》(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79页。)也就是说论争的当事人不管在论 争中表现如何，使用什么样的言词，有什么理论的阐发，但决定论争进程和结果的，并 不是论争的内容和理论探讨的深度，也不在于谁真正完全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而在于政 治的需要。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有类似的情况，当论争刚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是因为化名哥特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文中对左翼文坛排斥“同 路人”的“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此文一出，左翼文坛的调子便马上翻转过来， 多数言论立即从团结“同路人”的角度来重新看待“第三种人”，直到“第三种人”正 式“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之前，左翼文坛与“第三种人”的论争其实已接近 收场。这一论争的发展过程，同样可以看出，论争的走向，并不是依据是非观点的是否 明确，不在于理论探讨的进展。与理论的正确与否相比，当时的人们也许更相信、更愿 意服从的是政治权威，是人们政治化思维中的政治实用主义支配着人们在论争中的行为 。

30年代文学群体是以政治倾向的同一性来划分的，各群体内部统一性高，且具有较强 的组织性意识，在重大问题上，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上，往往一致对外，处处以本群 体为是，以非本群体为非。夏衍就曾谈起过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学论争中的这种群体性意 识：“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文艺社团”，但这“并不等于中立，无可讳言，由于思想作风 上和组织上的大原因，我是站在创造社、太阳社这一边的”。(注：夏衍：《懒寻旧梦 录》，三联书店，1985年，第141页。)也就是说，这种群体性意识并不依据形式上是否 参加某个社团，而是依据政治上的倾向，自觉地给自己划线，决定政治立场上的归属。 对群体性的强调，在左翼作家群体中显得最为突出。“左联”1930年8月通过的《无产 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否认“左联”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 批评了一些成员仅仅把“左联”当作作家组织的“狭窄观念”、“自限于作品行动的偏 狭见解”等等。这里很明显地是提醒群体成员要从政治组织的角度来理解“左联”群体 及其任务。

在30年代的许多论争中，左翼群体的确一直非常强调从群体性乃至党派性上来看问题 。左翼群体之所以会以胡秋原为攻击的对象，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因外，还由于胡秋 原的不在组织上认同左翼群体。胡秋原多次表明自己的所谓“自由人”的政治立场：“ 我所谓‘自由人’者，是指一种态度而言，即是在文艺或哲学的领域，根据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来研究，但不一定在政党的领导之下，根据党的当前实际政纲和迫切的需要来判 断一切”。(注：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他公 然声称“不在政党领导之下”，这构成了对左翼文坛党派性质的消解。正因为如此，当 胡秋原发表文章批评钱杏cūn@①的文艺理论的错误时(注：胡秋原：《钱杏cūn@ ①理论之清算与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之批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读书杂 志》第2卷第1期(1932年3月)。)，立即被左翼文坛敏感地认为他是“为了反普罗革命文 学而攻击钱杏cūn@①”，“公开地向普罗文学运动进攻”。(注：洛扬(冯雪峰)：《 “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文艺新闻》第58号(1932年6月)。)胡秋原曾辩解道： “我除了批评钱杏cūn@①君以外，就没有碰过左翼文坛，然而钱杏cūn@①先生是否就可以代表左翼文坛?”(注：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陈望道当时也曾客观地指出：“我们不应把这对于理论或理论家的不满，扩大作为对中国左翼文坛不满，甚至扩大作为对于无产阶级文学不满，把理论家向来不切实不尽职的地方暗暗地躲避了不批判。而将来还是来的那一套，以致理论永无进展”。(注：陈雪帆(陈望道)：《关于理论家的任务速写》，《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在习惯的政治化思维中，作为政治性很强的群体内部，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任何来自外部的批评，哪怕是针对某个人的(尽管这个人也许确实存在可指责的错处)，也将被视为对这个个人所在群体的挑战。因此，上述出自胡秋原的辩解和出自陈望道的辩护都不能扭转左翼文坛多数人的基本看法。再如，在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苏汶曾批评左翼作家说：“他们现在没有功夫来讨论什么真理不真理，他们只看目前的需要，是一种目前主义。”(注：苏汶：《关于＜文新＞与瞿秋白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对 此，周扬的辩驳是：“我们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我们反对超党派的客观主义”。( 注：周起应：《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现代》第1卷第6期。)这里，意见 的分歧仍是党派性问题。

由其群体性或党派性来判定言论的是非，而不是依据真理性来判别言论的正确与否， 这有时便会导致宗派主义。茅盾就曾指出过“左联”内部的这种宗派主义，“‘唯我最 正确’，‘非我族类，群体而诛之’的现象，以及把‘左联’办成政党的做法”。(注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09页。)在“两个口号 ”的论争中，连鲁迅也明显感到，他因主张“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遭到的 非议，其根源可能还是宗派主义在作祟：“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注：鲁迅：《书信·360828致杨霁 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416页。)入不入群体，事关重要。入了群体，自家人好 说话，有错误也是“内部矛盾”；不入群体，那言论的正确与否当然也很重要，但更紧 要的是作为异己力量就首先要遭到排斥、遭到攻击。可见，30年代在群体之间发生论争 时，事实上却不被看作具体参与论争的个人的事，而是整个群体的事。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宗派主义情绪常常在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宗派主义情绪是伴 随着政治情绪而来的。政治观念表达的情绪化，在30年代的难以避免，其原因很多，但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理论的不成熟。30年代的各派理论家们，就根本而言，都 缺少政治理论的系统性，缺少应有的本土政治实践的基础。理论基础不坚实，浮躁的情 绪化的冲动，就成为必然。夸大的方式、极端的心态常常成了企望中的对待相异观点并 战而胜之的法宝。例如，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时，就特别注重渲染“最强烈最普遍的一 种团体感情”。(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如果在论争中过分强调情感和情绪而忽略理性，偏激和叫骂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在 革命文学倡导时期，就有人公开为叫骂正名，宣称要提倡“新流氓主义”。他们认为： “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流氓ism不行。”“骂是争斗的开始，人类生存最后的意识 ，也不过是争斗，所以我们不认为斗争的开始——骂，是有伤道德。”(注：潘汉年： 《新流氓主义》，《幻洲》第2卷第8期(1928年1月)。)后期创造社青年作家们的论争风 格，与采取这种“新流氓主义”不无关系。而激进化、情绪化等，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 一直存在着。鲁迅曾指出：“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 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毛病就复发。”(注 ：鲁迅：《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685页。)论争的群体性情绪化 ，是3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个显性特征。

三

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政治化思维有时还表现为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即有很强的政治防 范意识。胡秋原对“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批判时提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 。”这段话是明显针对“民族主义文学”“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这自由的创造” ，“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而来的。(注：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文化评 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但在左翼文坛看来，这种“文艺自由论”固然是对“ 民族主义文学”以及的文化专制的一种批判，但它对左翼文坛所力倡的文艺的阶 级论、文艺的党派性等等也将起一种消解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就使许多左 翼作家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置于一种敌对观点的位置上加以抨击。

30年生的关于“善于调和”的论争，也可以说是由过度政治敏感引起的。一位署 名“绍伯”的人仅因为看到《社会月报》八月号同时发表鲁迅和杨cūn@①人的文章，便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指摘鲁迅“善于调和”，“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这引起了鲁迅的愤怒，他不得不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事先知道。”( 注：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48页。)这位“绍伯”， 鲁迅认为是“田汉”，尽管田汉并不承认，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位左翼群体中的、明显带 有过度政治敏感性的作家。

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有时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猜疑。例如，左翼文坛在与“自由 人”论争时，就有左翼作家一再称“自由人”是社会或托派(注：洛扬(冯雪峰) ：《“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文艺新闻》第58号。)，而据胡秋原称：“我和 我的朋友当时根本没有社会的组织，当时在中国，也根本没有这种组织。”(注 ：胡秋原：《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文学艺术论集》，台湾出版社，1979 年。)这种政治上的猜疑在30年代的论争中时有出现，例如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一些左 翼作家因胡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的杂志《时事类编》上发表翻译文章，而称他在“ 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并猜疑他为的特务。

“领津贴”，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猜疑的内容。在“革命文学”的 论争中，杨cūn@①人就曾说鲁迅“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金”。(注： 文坛小卒(杨cūn@①人)：《鲁迅大开汤饼会》，《白话小报》1930年第1期。)“新月派”的梁实秋在与革命文学作家论辩时，便称左翼作家“到×党去领卢布”。(注： 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新月》第2卷第9号(1929年11月)。)“三民主义文学” 、“民族主义文学”作家在与左翼作家论战时，也一再诽谤左翼作家是“藉了卢布的作 用”，“领了卢布的津贴”。(注：林振镛：《什么是三民主义文学》，《民族文艺论 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上述所谓的拿了谁的“津贴”，有些确实是属于政 治上的猜疑，当然也不乏其造谣和诽谤。指称论争对手拿了谁的“津贴”，成了一种陷 论敌于不利的境地的政治手段：或者是通过造谣，借统治者的政治势力来剪除异己；或 者是通过这种猜疑或暗示，借民众对统治者的厌恶来将论争对手在“政治上搞臭”。这 里“津贴”一词实际上成了一种政治的标签，通过贴上这种标签将论争对手挂靠到某一 政治势力的实体上，将对手推上政治的极端，目的也在于引起与之敌对力量的“敌忾” ，引起己方同道们“全伙”的政治义愤。

政治化思维还特别强烈地表现为论争中的独断性和绝对化。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论 争双方往往是以自己认定的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来衡量一切，来判定文学的是非，而否 定其它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显示出一种独断性。例如，在“革 命文学”论争中，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在一开始提出文学主张时就表示：“我们不惟 应该把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与有产者的对立起来，而且非把有产者文学论克服，实无 从建设我们的革命文学。”(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 8年2月15日第2号。)这种唯我独尊的独断性思路，也是导致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与鲁 迅、茅盾等人之间发生论战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统 统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罗文艺”。(注：《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的一些情 况(节录)》，《蒋光慈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与这种独断性紧密相连的是绝对化，即看问题时，往往采用的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峙 ，非此即彼的思路。“革命”与“反革命”成了一种绝对化的存在，偏于一极，第三条 道路在尖锐的政治对峙面前是不被认可的。“反革命”固然难以被容忍，“不革命”也 同样被视为一种对革命的挑衅而不被认可，诚如成仿吾直接宣称的那样：“谁也不许站 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中的 多数都是持这种偏执的、绝对化的思路。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认为“不革命 的作家们”只有具备“艺术的，天才的作品才行”，“要有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耶夫斯 基那样的天才。而且写的还要是‘天才的小说’”。这就是说，一般的“不革命”的文 学作家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在该文中，他在文学观念的表述上也体现出绝对化的思维的 特点：“文艺是阶级的勇猛的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他只有愤怒，没有感伤。他只 有叫喊，没有。他只有冲锋前进，没有低徊。他只有手榴弹，没有绣花针。他只有 流血，没有眼泪”。(注：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 期(1928年5月)。)这里的“只有”、“没有”是一种典型的否认事物的矛盾性、多样性 、复杂性的绝对化的思路。

“左联”作家在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也是从“革命”、“反革命”二元对峙， 非此即彼的思路来看待“第三种人”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否认“第三种人”存在的可能 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是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 始终是某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 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注：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 不自由》，《现代》第1卷第6期。)鲁迅在《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 》中也否定了“第三种人”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客 观上是存在着大批的中间派作家的。对此，冯雪峰就曾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 与理论》一文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 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注：丹仁(冯雪峰)：《关于“第 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

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事实上多数作家作为文化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政 治文化人”的特点。30年代不同政治观念、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他们的政治态度虽相 去较远，但就其思想方法、思维方式都往往有某种一致性。以独断性、绝对化思路为例 ，许多左翼之外的作家是对左翼作家的一种反“模仿”。例如，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阶 级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的阶级性推向极端；而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则强调文学的 人性，同样将文学的人性推向极端，否认一切阶级性。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 主张文学为革命服务，并将此功能视为惟一；而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则否认文学的任何政 治功能，主张文学的绝对自由，以“自由”为惟一，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独断， 也显示出了思维的绝对化的特征。例如，梁实秋认为：“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 一之标准。”(注：梁实秋：《文学批评辩》，《晨报·副刊》1926年10月27、28日。) 以自己的文学标准为惟一，是典型的独断性和绝对化的思路。在这样的“文学标准”下 ，他自然不能容忍革命文学。再如，在沈从文看来，当文学“被政治看中，企图用它作 工具(在野的则当武器，在朝的则当点缀物)”(注：沈从文：《短篇小说》，《国文月 刊》1942年第18期。)，当文学“与国内政治不分，成为在朝在野政治工具之一部”时 ，“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注：沈从文：《新文学运动和新的文学观》 ，《烛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这里，他否定了文学与一切政治的结缘 ，否定了一切政治，多少也是走向了绝对化和片面性。总之，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 独断性、绝对化是论争双方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之一，这正是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下的 必然的产物。

四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论争各方所依据的常常就是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场，所使用的理 论和知识也是为其政治立场服务的。论争中双方所特别关注的也许不是对方使用的理论 和知识的正确性，而主要是说话人所持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因此，对 方话语中的丰富内涵几乎被忽略的，关注的只是其话语的政治指向，即真理性、正确性 服从于对说话人属于“敌”或“友”的关系的判断，大家算的是政治账。例如，左翼文 坛对“自由人”胡秋原的批判、讨伐，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左联许多成员一 开始就“确认”胡秋原是“托派”，是所谓的“社会”成员。这就将其在政治上 定位在敌对的阵营中了。因而，尽管胡秋原对统治者扶持的“民族主义文学”进 行了猛烈的抨击，尽管他也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尽管 他在许多理论观点上与左翼文坛不仅不相违背，而且比较一致，但是，他的所有的言论 均因其被“确认”的政治定位而被视为是站在敌对立场上对左翼作家的攻击。

在30年代，对作家政治立场的定性，常常左右着论争的进程和决定着论争的结果。例 如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问题，依旧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 命文艺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问题”。“这场论争的实质可以说是1928—1929年那 场论争的延续，所以论争开始时，鲁迅、茅盾都没有参加”。(注：夏衍：《懒寻旧梦 录》，第209—210页。)直到1932年11月，鲁迅才发表《论“第三种人”》，而在文章 一开始就将胡秋原和苏汶区别开来，指胡秋原为别有用心的“论客”，而将苏汶视为是 可以“同走几步的‘同路人’”。文中虽也批评“第三种人”“生在有阶级社会里，而 要作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要离开战斗而存在，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 作品”，这只不过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但也肯定了苏汶所谓的“与其欺骗，与其做 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等言论是 正确的。(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40 —441页。)全文态度是严肃而诚恳的，其语调也与《“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完全 不同。这是因为，在许多左翼作家那里，对苏汶等“第三种人”的政治定位还是认为他 们当时“在阶级斗争中动摇着，但未能抱住任何一种政治”，虽然他“要使文学也同样 地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但他“至少已经消极地反对着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文学了”。 (注：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也就是 说，就当时“第三种人”的政治立场而言，还无法将其在政治上定性为“敌人”。因而 ，在以哥特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左翼阵营对其的批判还 曾一度缓解。最终促使这场论争发生质的变化的，是“第三种人”的“转向”。1933年 以后，先是发生了杨cūn@①人的脱党并宣称“愿意作个‘第三种人’”(注：杨cūn@①人：《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继而要“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摆出了与“左翼”文学对阵的架势。(注：杨cūn@①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接着又发生了1933年底的“献策”事件。鲁迅估计他们可能“还要联合第三种人，发表一种反对检查出版物的宣言”，“以掩其献策的秘密”。(注：鲁迅：《书信·331105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5页。)加之韩侍桁、苏汶等人连续不断地发表与左翼阵营相对抗的文章，“第三种人”发展至此，引发了左翼文学阵营对其重新进行政治定性。左翼作家们认为，“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因为这是为了“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535页。)因此，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左翼作家都写文章对“第三种人”进行了新一轮的批判，态度之严厉、文章语调之激烈，都明显要甚于前阶段。尤其是鲁迅，写了《又论“第三种人”》、《脸谱臆测》、《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揭露“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6卷，第157页。)，指称“第三种人”“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脸谱臆测》，《鲁迅全集》第6卷，第134页。)从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论争的前后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出，对论争进程和论争结果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论争对手的政治态度和所持的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之重要，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是显而易见的，而对“立场”的定性，有时却 又显得简单化。当时左翼作家在给论争对手作政治立场的定性时，一条重要的依据就是 其与“官方”的关系。王平陵曾说：“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毒的评语，就是骂人是代 表官方说话。”(注：王平陵：《骂人与自供》，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鲁迅全集》第5卷，第409—410页。)这是针对鲁迅在《官话而已》一文中指称王平陵“ 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注：鲁迅：《伪自由 书·不通两种》，《鲁迅全集》第5卷，第22—23页。)王平陵对此很敏感，且认为“刻 毒”，是因为他深知其背后的政治定性。事实上，是否代表“官方”，这在当时，确已 成为鲁迅等左翼作家划分论争对手政治性质的一条界限标准。这种标准，其实质，就是 看论争对手的政治立场，然后由其政治立场来评判其言论的对与错。30年代的一些笔墨 官司，似乎可以从这方面找到某种解释。例如，当时左翼阵营对施蛰存《文学之贫困》 一文的责难，据施蛰存讲，他在30年代并未提倡“纯文学”，而只是认为，“‘文学’ 的范畴应当宽一点，当时的责难，其实是因为我这篇文章发表在办的《文艺先锋 》，倒并不重在该文的内容”。(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书简录》，《新文学 史料》1991年第4期。)也就是说，在“官方”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被看成了一种政治表 态，其“立场”被视为站到了“官方”。又如，当时鲁迅对赵景深翻译理论的批评，据 赵景深讲，他当时“并不是反对鲁迅所译的科学文艺理论”，他认为：“恐怕鲁迅不仅 仅是由于翻译问题而批评我，而是由于我有一次在政府的一个宴会上说错了话而 批评我。”(注：赵景深：《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新文学史料》1978年 第1辑。)也就是说，鲁迅批评赵景深的“翻译”理论，其背后是因为他站在“官方”立 场上讲话。施蛰存、赵景深这两位当事人对当年一些论争的分析并不全面，但其中也提 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信息。

类似的情况，在非左翼作家那里也存在着。例如，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硬译”，其背 后包含着对鲁迅翻译普罗文学理论的不满，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就明 白表示了“批评所谓无产者文学理论”的立场。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实秋的不满是 在于“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 ，这与他“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的观点是相对立的。(注：鲁迅：《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3页。)

如此来看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评价标准，其相对性、不确定性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常常表现为因时而异和因人而异。所谓因时而异，主要是指人们评 价事情对与错的标准常常是按形势发展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样的事情，在不同时间里， 有可能得到不同的评价。例如，1933年9月，施蛰存应《大晚报》的编辑之约，向文学 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这一举动被鲁迅、茅盾、曹 聚仁等作家指责为是守旧行为。对此批评，施蛰存曾认识到：“因为当局者正在运动这 反动潮流，故对于我在这时候介绍这两本书表示不满，这意见我是诚心接受的。”(注 ：施蛰存：《＜庄子＞与＜文选＞》，《申报·自由谈》1934年10月8日。)但当1935年郑振 铎将《庄子》与《颜氏家训》列为《世界文库·中国之部》的书目时，施蛰存又发表了 《“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一文，大发牢骚。施蛰存的牢骚包含了他自认 为的委曲，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同样的问题因其提出的时机的不同，可能会带来 效果上的本质性差异。因时而异的评价标准，其根源在于那样一个政治形势多变的时代 环境。

中学政治论文篇7

论文摘要提高政治课堂教学的实效性,要重视改进课堂教学模式,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入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短短的45分钟内既轻松愉快地掌握课堂知识,又潜移默化地培养和锻炼学生的能力.

如何提高政治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每个中学政治课教师非常关心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在今天，中学生的价值观念、道德面貌和心理素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更给思想政治课教学增加了难度。从学生成长方面来说，政治课确实起着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作用。而要提高中学政治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恰当引证，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大家也许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政治课教学就是老师教条条，学生背条条，是激发不了学生兴趣、激活不了学生思维的，当然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而要激活学生思维，增强教学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寓教于乐”。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寓教于乐”活动，使学生感到无比的乐趣，能够在轻松愉快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如用学过的知识组织辩论会、演讲会、故事会、哲学小漫画创作展评、社会调查等。尤其是辩论会和哲学小漫画创作展评非常受学生的欢迎，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极高，一开展这样的活动，笑声此起彼伏，学生收获很大。由于政治课以其深刻的理论内容涵盖自然、社会、人文各个领域，这就要求教师应有多方面的知识素养，要广识博览，取精用宏，恰当引证，才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如在讲授”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时，向学生朗诵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的一首短诗：“要想当美国总统/需要有一种多么好的耐性/逢人拍肩装热情/婴儿脸蛋亲又亲/初选会上假惺惺/如醉如狂募美金/火车旅行站站停/到处演说念选经/电视广告频露脸/天花乱坠献殷勤。”通过这首短诗，学生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闹剧便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而报以一阵嘲笑。如果没有这首短诗的形象描述，仅靠教师抽象的讲述恐怕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再如在讲述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时，朗诵一首西方人的短诗《钉子》：“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铁蹄坏了一只铁蹄/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国家。”几乎不费口舌，就能使学生对这一哲理豁然贯通，而且印象深刻。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警句格言、寓言故事都可加以撷取，供我所用。同时，也可以运用直观教具，如：电影、电视、录像、录音、投影等教学手段，调动学生一切视听感觉，使抽象的知识尽可能地具体形象、生动，这样可促进学生理解知识，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形成良好的内驱力。如讲初一《思想政治》“孝敬父母”这一节时，教师可以先放《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在歌曲所营造的气氛中开始本堂课。又如讲初二《法律常识》时，教师可放一些案件审理的录像，学生根据录像的内容用已学过的知识解开谜团。同时通过对具体案件审判过程的观看，使学生对法庭的环境布置、合议庭的组成、法庭审判的程序等整个审理过程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并在法庭审理录像播放结束后，让学生和教师、学生之间一起就开庭审理的案件进行广泛的讨论，提出有关我国法律和法庭审理方面的疑问，这样可以学到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大大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既能较好地达到教学目标，又能对学生进行生动的道德、法制方面教育。

二、立足教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应该看到：创新能力不是抽象的，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一般能力”中升华而来的。特别是对中学生而言，他们处在打基础的阶段，根深才能叶茂，务实才能出新。因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真正想提高一节课45分钟的效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而且还要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目的。需要教师吃“透”教材，加深理解。政治课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来不得半点马虎。在教学中一定要理清头绪，深入理解，句句吃透，层层分清。如讲“物质”这个概念，可把它划分为以下几层：(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不是其他学科对“物质”的解释。(2)“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客观的。(3)“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说明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里“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不等于“已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它只表明意识能够反映物质，不是意识已反映了物质。(4)“客观实在”，是对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具体形态的抽象和概括。分层理解的目的，是让学生细细领会，这样一个抽象难懂的概念就牢牢地烙印在学生的记忆深处了。再如有些学生在预习“整体和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时，“当部分以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这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大惑不解。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可用电脑制作一个《拉力》的动画，上课用多媒体播放。动画的内容就是兔子、大雁和鱼儿同拉一辆车，兔子在地上往前拉，大雁起飞往空中拉，鱼儿往水里拉，大家都出了力，流了汗，但是车子没有向前进。如果让三只兔子都往同一方向拉这辆车，也出力、流汗，车子一定会拉得飞快。看完动画以后，学生恍然大悟，都深深地被哲学的道理所折服。原来是当部分无序、欠佳、方向不对、目标各异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各部分原有的性能得不到发挥，力量削弱，甚至相互抵消，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然后还可因势利导，比如就我国的“神舟”五号飞船载人成功这类事例，可向学生提出“飞船是一个人生产出来的吗”？学生都清楚，这是千千万万个人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共同攻关的结果，由此，学生更能明白“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的真正内涵。同样建设小康社会，也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这样就能把哲学的道理嵌在了学生的灵魂深处。

政治学科是一门综合性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含有大量信息，而客观世界中存在着更为纷繁复杂的信息，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讲、读、练、动”为基本课型，在训练学生基础能力的基础上，不断整合知识，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学生鉴别、选择、获取、处理信息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联系书本知识(即间接经验)和生活实践(即直接经验)，努力培养学生获取、筛选信息的能力，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和五花八门的各种信息，能够分清良与莠、是与非，从而辩证地关注时政，客观地认识生活，科学地预测未来。

中学政治论文篇8

要形成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讲活初中思想政治课，首先必须对初中思想政治课的整体有着深刻的把握和了解。纵观思想政治课的教材，我们大概可以将其分成三个渐进的教育过程(本文以八年制义务教育为例)：初一阶段主要注重学生自身的成长教育，着重培养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审美情趣；初二阶段学习内容有所深化，逐渐深入到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和构建；初三阶段在初中二年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爱国情操。力求初步确定学生科学合理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初中思想政治课的三个渐进的教育过程基本上与初中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求相适应，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依据教材的特点，灵活地选择授课的方法和技巧。

二、教活初中思想政治课的具体方法

要想摆脱死气沉沉的课堂教学氛围，让初中思想政治课变得更有活力。就必须充分调动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而学生主动精神的调动和授课教师所采用的具体教学方法则呈现出一种“正相关效应”。依据笔者多年的经验，要想教活初中思想政治课程，任课教师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角色创新：做好“导演”与“演员”角色的定位。

要想让中学思想政治课活跃起来，就必须做到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与沟通。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就不是一堂好的政治课。“要让政治课真正地生动、鲜活起来，教师如何作好导演，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这个舞台上都找到自己的角色，并扮演好角色，确实需要下一番苦功”。在初中学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定位好自己与学生的角色关系：老师是导演，主要负责引导启发学生的思维，充分认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注意培养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创造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关键要做好两点：一是教师要不失时机地捕捉学生灵光一现的智慧火花，并给予积极评价，从而使学生产生愉悦的心理体验，更加积极地投入所应扮演的角色，强化课堂的愉悦氛围：二是教师要时刻注意创造机会，鼓励学生大胆地去想象、探索和创造，哪怕是在学生出现标新立异式的观念时也不要去打击。因为学生在课堂上“星星点点的智慧之花”Ⅲ2_并不是总会产生的，这就要求教师时刻注意引导、创造。如果说“发现闪光点”是教师课堂教育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的话。那么“创造闪光点”就是评价一个教师能否教活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标准。也是教师应该密切注意提高自身能力的一个方法。

(二)收放自如：善于把握课堂活跃度。

随着学生们创新自觉性的提高和创新自信心的增强，活跃的课堂气氛显然并不难以营造。但是，课堂气氛的活跃只说明学生们摆脱了枯燥无味的学习状态，并不等同于学生们完成了思想政治课程所要求的学习任务，掌握了思想政治课的内容和精髓。所以作为一名优秀的初中政治老师，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气氛的活跃。为了提高课堂活跃度，教师可以对学生出现的标新立异式的观念不予打压。但同时教师要注意引导，既要表扬学生思想中的闪光点与个性，又要善意地指出其思想中的不足，避免因为一些调皮孩子的起哄而造成课堂本身的混乱。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教师在熟练掌握思想政治课的内容和要求以后，能够做到“收放自如”，既要发挥学生们的积极性。又要符合学校的整体教学计划，从而使课堂活跃度保持在一个科学合理的范畴之内。

(三)讲解创新：理论不仅要联系实际，而且要有新意。

四大名著《红楼梦》中提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明真正的学问是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着的。初中思想政治课之所以让人感觉枯燥乏味，与有的初中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不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只是一味地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思路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实，初中思想政治课本身除了一些基础性的理论知识以外，大多数知识都是可以和学生们的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从中可以看出，理论联系实践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也许有的教师会反问，我在讲课过程中也作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每堂课也都注意讲解范例，但是课堂气氛并没有多少好转，这是为什么?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即理论联系实际一定要有新意。比如在讲《正确认识集体与个人关系》((2)初中八年级课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列举英雄事迹、好人好事，这样时间一长反而会遭到同学们的反感。教师可以就近举学生们身边的小例子。比如：值日生打扫卫生，可以具体到某个学生，讲解假如这天该同学不打扫卫生，那么学生们就要在又脏又乱的条件下上课。而正是因为该学生“个人”认真地打扫了教室才使得班级这个“集体”有了干净的环境上课。所以整个“班集体”应该为该学生辛勤劳动鼓掌致谢。反过来，再反问该学生，在听完同学们的鼓掌后是否因为自己的劳动得到了班集体的认可而内心里感觉到了尊重和满足。这样通过学生们身边的小事情就可以讲解“个人的贡献和付出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样一个价值观的道理。

(四)实践创新：动脑动手，课堂课外密切配合。

实践创新不仅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教活初中思想政治课的一剂良药。首先，要注意课堂实践活动的开展，力争让课堂生活显得多姿多彩。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组成兴趣小组，要求学生们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对课堂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并派代表发言，然后由教师点评，确定优秀发言代表并予以表扬。2，开展辩论赛，由各个组的学生选派代表就某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要求尽可能的用上课本中的理论进行论证。最后由教师进行表彰总结。3，综合知识抢答。同样可以根据班级人数进行分组，选择课本理论进行提问。各个小组的学生举手抢答，可以制定分值来评定优秀小组。4即兴演讲，可以穿插到实际的课堂讲课中进行，要求给予每个同学机会，就某个课堂问题或理论进行即兴演讲，从而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其次，要开创课外活动模式，充分引导学生们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实践。可从以下方面着手：1，教师带队，进行户外探索。如在讲《依法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一课时，可以带领同学们到周边河流、绿树、工厂地带进行现场讲解，加强同学们对知识的认识和深化。2，课余时间引导学生们关注国家大事，认真阅读报纸，观看新闻，并让学生们展开思考和讨论。激发学生们对祖国的关心和热爱。3，学写政治小论文，引导学生就自己的所见所感发表评论，并能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述。把学生们好的文章推荐到广播站、报纸，激发同学们的写作热情，提高学生们的书面表达能力。

三、教活初中思想政治课的原则

上面提到的四个具体的方法并不是教活初中思想政治课仅有的方法，但它可以为初中老师教好教活初中思想政治课程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此外，我也阅读了许多同仁写的文章，并在实际教学中不断借鉴他们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教活初中思想政治课并没有固定的法则可以遵循。但是要教活初中思想政治课有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立足实际，灵活运用。依据前面我们对初中思想政治课的总体分析和把握，显然我们可以意识到，初中低年级的学生学习任务相对轻松，有着较多的自由的活动时间，因而对他们的授课要加大“角色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比重，激发学生的兴趣。初中高年级的学生，由于要进行中考，时间相对紧张，这个时候教师就要注意在“讲解创新和收放自如”上多下功夫。总之，只要我们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就一定可以创新出更多的课堂教学方法，教活初中思想政治课程，让初中思想政治课真正成为学生们学有所得、学有所用的一门必修课。

参考文献：

[1]朱菊云.“鲜活”——政治课的生命.卫生职业教育.2003，(03).

[2]胡家珍.让初中思想政治课活起来.安徽教育,2002,14.

中学政治论文篇9

政治哲学是指哲学家在对政治方法、运动规律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回答，其本质特征表现为“对作为政治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体现为对现实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因此，它作为哲学家提出的一种具有系统性、严密性的政治理论体系，是一般政治思想的最高表现。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政本文由收集整理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政治上，秩序混乱；思想上，信仰缺失；文化上，众多思想家提出自己的哲学观。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主张以道德（即“德治”）和礼教（即“礼治”）来治理国家。孔子的“礼”说，体现了礼制精神；“仁”说，则体现了人道精神，“礼”和“仁”这种秩序精神和人道主义，具有明显的人文价值取向，不仅是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也是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精华。

一、对君主理想人格的追求

忠、孝、仁、义、礼、智、信，是孔子对人格的理想化。孔子认为，君主要感召天下，就必须具有这种政治人格；不仅君主，臣子也应该成为这种政治人格的典范、楷模。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百姓归顺自己、听从自己。

在《论语·颜渊》中，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君主走正路，百姓就不敢走歪路，而跟着君主走正路。这里的“正”，即“正己”、“正人”，是道德规范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孔子的思想里，政治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道德而存在的，表明了孔子对君主道德模范力量的认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如果君主具备了理想的政治人格，他的百姓就会听从君主的管理；反之，即使下了严格的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所以，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所谓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亦“一言可以丧邦”，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一个有道德、有能力的精英。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对所有的国君都寄以厚望，希望他们成为尧、舜、文王、武王、周公那样的“圣贤”。因为只有“圣贤”，才能保证一个国家实现礼制，并在全国推行德化教育。在《论语·子路》里有记载，宗弓向孔子请教怎么为政时，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些话表明了孔子是很重视“贤才”的作用的，他把选举贤才提升到国家治理的其中一项基本原则的地位。

而孔子对君主的政治人格要求，乃是他人文主义思想的侧面体现。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提出国君应“修己以安百姓”，即国君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必须先“修己”，让自己的道德品格符合要求，才能实现“安百姓”的愿望。国君“修己”，就是要加强对自身道德品格的修养，以提高统治者的道德素质；“安百姓”就是国君为百姓办实事，做有利于百姓生存和生活的事，使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国君应该树立重义轻利、天下为公的政治品格。《论语·宪问》有载：“士怀而居，不足以为士矣。”要求学而优则仕，而非避世；《论语·里仁》载：“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提出对君子道德的要求。《论语·季氏》又载：“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钱财方面，孔子提出君子获取财利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钱财来源是否符合道义的要求和准则，“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因此，作为一个君子，要讲道义，这才是正人君子所为。

在《论语·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安百姓”的主要措施：在“庶”百姓的基础上，先“富”百姓，再“教”百姓。这种“先富后教”的方法，是人文主义的闪光点。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再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在《论语·尧曰》中还提出，不仅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还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人文主义思想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社会的经济、加强政府对民众的道德教育，来争取被统治阶级对国君的认同，使民众依附、支持和拥戴国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文主义思想实际上带有“怀保小民”观念的影子，立足于调整、理顺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期望实现统治者对被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教化和惠泽。在这种实施方法的前提下，百姓仍然是被动的存在，只要国君具备理想的政治人格，百姓就会效仿，最终国家就能实现“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认为，国君的道德水平与人格修养是重要的问题，所以强调国君的个人修养，希望他们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来爱护百姓，照顾百姓的利益。

二、对君主“德治”的追求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直接表明了君主要使百姓归顺、依附于自己的统治，最主要的方法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为政以德”的理论，其直接来源就是西周“天命有德”的天命观。《周书》中的《左传·僖公五年》有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意思是说上天最看重的，是统治者的德行品格。一个君主能否替天来治理一个国家和人民，主要是看有没有天命；天命有与否，主要看君主的德行。孔子十分推崇周礼，认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为周礼的复兴而奔波呐喊。孔子继承、发扬了西周的天命观，提出“为政以德”观，希望能以周道来治理国家。因此，作为一个国君，只要注重德行，实行德治，就能实现治理的目的。德治作为君主治理百姓的最有效的方法，主要包括三点：尊重百姓、体恤百姓、取信于民。

首先，君主要做到尊重百姓。《孔子·宪问》中提出：“上好礼，则民易使也。”意思是说一个君主以礼相待，尊重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听从君主的指挥，为国家效力。“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因此，国君是否能带动民众，得到民众的拥戴、支持和效忠，取决于国君对待臣民的态度。同时在《论语·颜渊》里，孔子还要求国君要仁爱、友善地对待百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因此，国君不应该通过杀戮手段而使民众听从。孔子要求国君尊重百姓的政治思想，体现了孔子“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难能可贵。

在《论语·颜渊》中，有段鲁哀公与有若的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说，百姓所需得到满足了，君主还会不足吗？百姓得不到满足，君主又怎么能说足了呢？这段对话，表明了一个好的统治者要懂得体恤、满足百姓，把百姓的生活安顿好。

除此之外，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论语·颜渊》里，“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相对于兵马、粮食，信任更加重要。“民无信不立”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反映，表明了君主统治，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

尊重百姓、体恤百姓，同时还要取信于民，这样才是掌握天下的重要方法。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政治观，体现了人文主义的信仰。

三、刑罚中的人文主义

孔子的政治指导思想，几乎都以周礼为准绳。在刑罚一事上，也是根据西周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作为参考，主张以礼为主，以刑罚为辅助手段。《论语·为政》中有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制禁令一方面可以引导百姓，使他们统一行动；但另一方面，刑罚作为一种禁制，只告诉人们什么事不可为。当百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时，便要以制裁的手段，对违法的百姓进行刑罚，使他们遵守秩序，但百姓只是畏惧犯罪而不越轨，却没有羞耻之心。因此，孔子认为刑罚这种做法是很消极的，刑罚并不能让百姓从根本上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根本不能从源头上减少、杜绝犯罪行为的发生。而礼作为一种规矩，具有积极的意义。道德教化是从民众的内心去改变恶的想法，使之从善。百姓懂得如何区分善与恶，才能真正拒绝恶。“礼”的道德教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百姓的内心，使他们自觉地接受了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并有了羞耻之心，从而自觉遵守一定的社会规章制度，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因此，刑罚治标，德教治本。在《论语·颜渊》中，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

孔子反对以杀戮作为首要和主要的手段对百姓进行治理，他的目的是通过“正名顺言—成事—兴礼乐—施刑罚”这个治国途径去扭正、保护百姓的道德之心、淳朴之心和廉耻之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通过这个途径，使百姓、社会、国家回复到有秩序的周礼时代，建立和谐的社会。这个想法，也在孔子“无讼”的理念中得到印证。《论语·颜渊》中有载孔子之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在审理诉讼案件方面，自己是和别人一样的，希望能通过道德教化来消除争论。《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若能实现国家有刑法而用不上、国家没有刑法而百姓不违犯，就是实现了“无讼”，统治阶级的德化教育获得了成功，国家内不再存在有犯罪而需要刑罚的现象。

在后来的《尚书大传》中有一段记载，孔子说：“古之听民者，察贫穷，哀孤独，矜寡，宥老幼，不肖无告。有过必赦，小罪勿增，大罪无累。老弱不受刑，有过不受罚。”孔子认为，贫穷的人、孤独者、矜寡、老者、弱者，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不应该用刑罚处置他们，而是赦免他们。同时还记载孔子的话：“听讼，虽得其旨，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续也。”“今之听民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杀。”这里，孔子要求判决者在听官司诉讼时，能够怀着怜悯和悲哀的心肠，可以不杀的，尽量不杀，因为“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续”。孔子的人文精神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露。

从孔子对刑罚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政治理想处处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在统治阶层的意识和社会的内在结构深处埋下了人文精神的种子，为之后孟子的仁政思想和荀子的隆礼思想奠定了基础。

中学政治论文篇10

新课程改革后的高中政治知识点对于高中生来讲显得繁多，要求学生通过背诵来强化记忆虽然是一种必然的手段，但是如果在复习的时候学生直接打开课本背个不停，实施求是的讲，这种方式虽然有效，但是效果确实很低的，因为政治每个知识点之间都互相有关联的，在经济方面的考察中可以考察到哲学的问题，在政治方面的考察中也可以考察到经济与哲学的问题，所以，很多学生即使是付出了极大地努力依然效果相当差劲。对框架结构的把握，是文科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也是有效地学习方法，所以教师在指导学生复习就特别的要注重在学生的脑海中构建起知识框架，让学生从宏观上来把握好政治学习，这样学生需要记忆的散乱的知识就变的清晰、有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还要求再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和记忆，只有找出层次结构之中的内在联系与逻辑，才能使这个框架和结构有意义，成为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

二、寻找学生学习的兴趣点，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而言，兴趣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特征，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通过一定的情感体验让人们产生一种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意识倾向，然后人们才会愉快并且主动的去探寻、研究，由此可见趣是推动人去寻求知识和从事工作的一种内驱力。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兴趣相当重要。前文已经提到，高中政治课程教学内容理论性强，概念抽象，趣味性少，学生在政治考试中也是闭卷考试势必要背诵大量的要点，这样学生不仅会感到政治枯燥，甚至会感受到政治在扼杀自己的思维，当然，处在人生发展黄金阶段的高中，学生情绪复杂、情感丰富，并且对外界知识的渴求欲望相当强烈，但是由于意志脆弱、缺乏刻苦精神等因素难免会出现逆反心理等，为此，教师要采用正确的教学方法，不能用背诵来巩固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而是要寻找学生学习的兴趣点，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这样才能达到一种是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讲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容的时候，如果教师照本宣读：

（1）保障各国享有平等和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

（2）保障各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这样下去，只要是具有正常思维的学生都会对这种教学方式厌倦，因为这种教学的方式是在是无聊，他们又不抵制，只能在上课的时候做小动作，交头接耳，最后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我在教学的时候从从讲故事开始入手的，我给学生讲了中东茉莉花革命这样学生很感兴趣的事件，通过这场战争学生也明白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性，由此也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容产生兴趣。学生通过我所讲述的案例也在自觉的总结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必要性，对此也立即深刻，只有学生真正搞懂了其中的道理，才会很快掌握了所学习的知识点。

三、时事政治教学多读报，多讨论，切忌让学生死记硬背

在高考中，政治科目的时事政治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为此，很多教师也专门的抽出时间来讲事实政治，同时时事政治也是一门学生最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很多教师在讲课的时候，由于方法不对，依然让学生死记硬背，是的本来很有趣的课程变得枯燥无味道。当前高中政治教师存在关心时事政治的现象。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注重的是课本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将课本知识与实际时事政治相结合，使得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运用时事政治教学工作面临着重大问题。此外，某些政治教师在引用时事政治时，自身没有理解透彻相关问题，导致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率不高。教师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必将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高中政治课程与实际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很多问题均可以从政治角度对其进行思考和探讨。当今社会充斥着多种时事案例，每天都会或多或少的发生一些时事新闻，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加大对时事政治的关注程度，才能确保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能够灵活运用时事案例，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例如，我在教相关法律知识时，通过引用全国首例精神赡养费案例：80岁高龄老人告女儿女婿不管老人的吃穿住行。当地法院根据相关老年人法对其女儿女婿进行了审判。通过引入这个案例，并要求学生对此案件进行客观分析。对此，我要求学生阐述自己的见解，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从而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灵活运用时事案例的教学方法实现了将课本理论知识与实际政治时事相结合的目的。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