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论文十篇

中国传统道德论文篇1

关I词：中国共产党；文化传承；创造性转化；文化弘扬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1-0077-04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正式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使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担负起以儒家道德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又是领导中国人民传承、转化、发展、弘扬、宣传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儒家优秀道德文化的政党。

一、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革命性传承和领导的使命

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道德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道德实践结合起来的典范，也是传承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典范。早年在湖南和北京求学的时候就系统地学习了传统儒家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道德理论并常常思考如何传承中国儒家道德文化。他曾经说：“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实践至善为义务”的崇高道德是对儒家经典《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继承和发展。1938年4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的开学典礼上，号召广大学员“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这是对儒家张载的《西铭》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道德精神的继承和创新，是一种更加崇高的道德境界。1944年同志在纪念中央警备团因公殉职的张思德烈士时正式提出“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儒家仁爱精神革命性的创造和发展。

同时，儒家道德体系强调集体的力量。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体系，强调个体的道德价值只有在帮助他人和集体中才能实现。在家庭中，道德主体应当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社会中，道德主体应当做到“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儒家道德认为，人的价值就体现在日常人伦之中，它不像佛教、基督教等预设了一个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极乐世界和上帝之城。儒家“没有一个独立于自己修身养性之外独立存在的罪恶”。儒家承认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就可以实现人的价值。但是这种人的世界，不是个人的世界，而是群居的世界，而人的价值就体现在集体中。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个体对集体的作用和价值。《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从二。”所以，“仁”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帮助他人和集体中才能实现。一句话，人的“仁”的价值，只有在帮助他人和集体中才能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和自我超越。儒家强调集体的力量和价值，被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地继承下来，并做了创造性地发展。那就是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强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以“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的道德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刘少奇、等对道德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做出自己的贡献。不仅如此，道德思想也是对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文化批判继承的优秀成果，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新中国道德，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指导思想。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革命性传承和领导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道德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反应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革命性传承和转化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在继承道德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主义道德。首先，邓小平1979年3月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概念。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务》一文中再次强调：“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其次，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问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这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深入阐明了社会主义集体道德原则，构建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最后，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是为了培育“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四有”新人的提出，是对儒家追求“圣人”、“贤人”和“君子”的道德教育目的的现代革命性传承和发展的结果。总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指导方针和战略步骤、伦理原则和主要任务等问题，为新中国伦理学的繁荣与振兴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当然，邓小平的道德体系也是根植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他为中国道德革命、道德建设和道德改革作出的重大贡献同当代中国的道德实践相吻合，也与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文化批判地继承相关联。

总之，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对待传统儒家道德文化时，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因此，在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上，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革命性传承和领导的使命。

二、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使命

以为代表的中共产党人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论，这是对儒家道德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儒家认为对人实行仁爱是无条件的。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也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儒家这种“仁爱”的道德传统，并结合中国道德革命和道德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论，这是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理论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的结果。什么是人民呢？人民是个历史的范畴，是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总称。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是指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祖国统一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爱国者。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首先，在思想上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要使共产党人树立人民第一的意识，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同志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因此，凡是从事思想工作或者意识形态工作的学者、作家、记者、教师、演员等都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例如，作家创作文艺作品就应当坚持为人民而写作，应当摒弃那些闺中私密、纠缠于个人小恩小怨的“快餐文艺”。又如，演员应当为人民而演出，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应当拒绝那种为金钱而演出色情、极端暴力和恐怖主义等变态主题的影视作品。

其次，在行动上要服务人民。这就是要使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同志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也就是要求共产党人“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同时，还要做到热爱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负责，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共产党员个人还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对那些不忠于人民利益，“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必须坚决反对。

最后，在道德修养上，共产党人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是要使每个共产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为党、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

总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论产生、发展、丰富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德革命、道德建设和道德改革的实践条件下，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批判继承和创造出来的新的理论成果，具有时代的意义和价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使命。

三、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弘扬和宣传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进行了批判地吸收和传造性转化，而且还对优秀的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全球性弘扬和宣传。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在过去二十个世纪中，繁荣了十九个世纪。在这繁荣的十九个世纪中，儒家道德文化曾经为人们的人格塑造、人际和睦相处、社会有序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优秀的传统儒家道德文化，并不是美国学者狄百瑞教授说的“博物馆的摆设”，只供人们观瞻，也不是余英时教授说的无家可归的“游魂”。优秀的传统儒家道德文化和其它事物一样参与了现代化的进化，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它为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为现代道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质量保证。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教授认为：“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传统是活着的现在，“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

同志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三个“可以”高度概括了传统文化（自然包括传统优秀的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尽管在“”的时候我们在对待传统儒家文化方面走了一些弯路，但这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篡党夺权的政治氛围下做出的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不能因为“”的原因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宣传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身体上站起来生活上富起来，而且在思想上也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中国人民在思想上站起来富起来，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优秀儒家道德文化的宣传和弘扬。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创作指南。197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和恢复实行中国高考制度，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建设和繁荣中国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化热，到如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一些高校和地方政府设立国学院、儒学研究院、孔学堂等，都为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国家还鼓励电视台、报纸和互联网介绍和宣传如爱国、正义、诚信、友善等传统优秀儒家道德文化。

在国外，自2004年11月21日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截止到2014年9月，中国在全球开办了465所孔子学院和713个孔子课堂，涉及123个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的以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和国学为宗旨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它为国外的中国文化爱好者学习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育渠道，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中国传统道德论文篇2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道德论文篇3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道德论文篇4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道德品行的民族。然而，当前我国少数大学生的道德水平相应地存在一些问题，这需要引起有关邵门的注意。本文首先对当前我国大学生道德水平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进德观念，对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的具体要求展开了相关论述。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注重勤俭节约、奋发向上、孝敬父母等。然而，当前我国高校中，部分大学生存在着某些相应的道德水平低下的现象，这需要我国传统道德对大学生德育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

1当前大学生道德水平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大学生道德水平可以说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一面来说，由于大学生都受到过高等教育，在一些是非问题上通常有较为正确的判断，比如往往注重社会的公平等，他们对社会上一些偷摸拐骗的现象表示憎恨并能坚持斗争。然而另一方面，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道德意识薄弱的面。本文主要就对大学生道德意识中消极的一面展开相应分析。

第一，拜金主义，奢侈浪费的现象严重。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各种商品和服务琳琅满目，一些大学生贪图物质上的享受，同时在一些场合铺张浪费，盲目攀比。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紧跟“时代潮流”，身上的数码产品一直都是最新款。另一些家庭条件一般甚至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学生，在这种现象的影响下，也盲目攀比，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由俭人奢易，由奢入俭难”，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勤俭节约的民族，当前大学生这种拜金主义思想，奢侈浪费的现象需要运用我国古代的有关传统道德来加以教育。

第二，贪图享受，懒惰。一些大学生经历过高中的勤奋，然而一进入大学就觉得自己熬到头了，可以轻松地过完自己的大学生活，逐渐养成贪图享受，懒惰的坏毛病。一些大学生成天在宿舍睡觉和打网络游戏，为此甚至牺牲上课的时间。这些大学生在平时不好好学习，贪图享受，一到考试时临时抱佛脚。古人云:“业精于勤荒于嬉”、“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等，这些都是劝诫人们要勤奋，不能过于贪图享乐，墉懒成风。

第三，一些大学生“孝道”的缺失。在一些大学生中，由于长期不在父母身边，同时一些高校也不太注重对学生道德品质中有关“孝敬父母”的要求。一些大学生表现出“孝道”的缺失。一些大学生在外求学，体会不到父母在家中为自己的担心和操劳，从来不给家里主动打电话问候父母，即使主动联系父母也是张口要钱。很多家长感慨:孩子读的书越多，反而对父母的亲情越冷淡了。另外，加之上文提到的一些学生盲目攀比，拜金主义，这些钱都来自父母，有些学生甚至虚报学费等手段来欺骗父母。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孝道”的民族，在古代很多文化精粹都专门强调“孝”的价值，最为著名的当属《二十四孝》。

当然，目前我国大学生一些道德水平消极面不仅仅只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本文仅选择三个主要的方面，通过结合我国传统道德来对相应的大学生德育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

2中国传统道德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的具体要求

我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传统道德观念深人人心，这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相应的基础和条件，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相应的具体要求。

第一，传统道德内容需要同大学生德育工作内容相结合。针对上文提到的一些大学生具体的道德缺失的现象，高校有关部门需要结合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相关内容来开展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比如针对一些大学生铺张浪费等现象，高校有关部门可以结合《周易》中“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中“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左传》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等有关内容来倡导学生节约，反对浪费;针对一些大学生贪图享乐、懒惰的现象，可以通过“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宝剑锋从磨炼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相关内容来勉励大学生勤奋上进，同时针对部分大学生孝道的缺失，可以根据《论语》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等有关内容加强对学生“孝道”的教育。

高校本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场所，大学生的德育工作需要有关部门通过发现大学生道德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去寻找我国传统道德中相关内容，找到结合点，把这些相关的传统道德贯穿于大学生的德育过程中，促进大学生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二，根据传统道德观念，加强对大学生道德观念的塑造。当前一些大学生存在道德缺失现象，主要是因为其道德观念意识不强，需要高校管理部门加强对大学生道德观念的塑造。例如，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一些大学生铺张浪费，主要是节约观念薄弱，具体表现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够珍惜。在市场经济社会的今天，高校有关部门需要强调“俭以养德”，以此来塑造大学生的节俭观念，使大学生认识到通过节俭来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才能富国富民，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总体来说，针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念薄弱现状体现出各种道德缺失的现象，高校有关部门在德育过程中需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融人到德育工作中，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塑造正确的道德观念。

第三，传统道德要求高校德育工作注重“孝道”教育。“百善孝为先”，可见在我国传统道德中，“孝”具有极高的地位。然而，在我国高校德育工作中，“孝道”教育几乎还是一个盲区，而在大学生中又确实存在这“孝道”缺失的现象，所以这势必要求高校德育工作注重“孝道”教育。学校可以开展相应的活动来推动大学生“孝道”教育，比如可以举办孝子演讲比赛，让本校学生的故事来感化同学，让他们认识到孝敬父母是为人之本;另外可以开展相应的主题团日活动，让学生自己参与有关孝道的讨论，让大学生自己去认真体会“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的含义。另外，高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组织一些更加有实际意义的活动，比如向学生提供免费拨打父母电话的服务，此外还可以组织相应的自愿者活动，让学生参与学校附近的社区老人关爱行动。通过这种实际行动来培养大学生的“孝道”。

中国传统道德论文篇5

关键词：儒家道德文化；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价值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2-08

基金项目：2015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价值与应用研究”（2015SSK18）最终成果。

儒家道德文化是指由孔子开创，经孟子、荀子等先秦诸子发扬，后经董仲舒、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继承和发展的，以仁、义、礼、智、信等为主要道德规范，对天道、人道、社会和人性做出深刻的阐释，具有丰富内涵的道德价值系统。儒家道德文化是中国道德文化的主流，在一定意义上，儒家道德文化是“道德中国”的代名词。儒家道德文化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培养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固然可以从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实践中汲取价值资源，但是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尤其是儒家道德文化丰富的资源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利于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

自从高校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材几乎每年都有修改或者提供教参补充说明。但是无论怎样修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都占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通行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包括了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涉及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因此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排除儒家道德文化资源，那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内容就显得十分单薄。

儒家道德文化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为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带来价值和意义。儒家道德文化认为，“仁”是人生最核心的价值规范。什么是“仁”？在儒家最基本的经典《论语》中，孔子向不同的学生解释了“仁”的内涵，但是“仁”最根本的价值就是“爱人”。兹引《论语・颜渊》孔子关于“仁”的回答。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由上可知，孔子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了不同的“仁”的内涵，但是，“仁”最根本的内涵是“爱人”。可以说，“仁”贯穿在整个儒家道德文化传统之中。它最根本的道德维度是成就人、发展人、实现人、超越人，让人人不断由自我走向他人和社会。孟子提出的“仁义”“浩然正气”；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是对孔子“仁”的继承和发展。

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这是更高层次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因此，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引入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具有重要作用。

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三千多年的儒家道德历史文化传统中，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种道德文化传统，成为当代人进行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高校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品质重要的公共必修课，必然要加入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否则，对学生讲授当代社会道德建设就游谈无根。

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认为，传统是现代社会秩序的保证，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质量保证，同时传统和其他道德文化资源一样，均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传统是活着的现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当前高校的重要的政治理论课之一，必然要让学生深刻理解和领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内容的重要体现。

根据现代社会道德发展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关于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内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应当在许可的范围内增加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比例，这样才能真正显示传统儒家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

二、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积极性

尽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一般来说，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兴趣比其学习专业课相对要低得多。一些学生抱着混学分的态度去听课。上课的时候，人到心不到。在课堂上，有的学生低头玩手机，或者记英语单词，或者看所谓的专业书。同时，一些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由于师资缺乏，开设大班，一个班上百人，全挤在一个教室里。这必然影响听课的效果。

但是，如果加入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内容，教师在上课过程中，通过视频、图片或者经典的儒家道德故事，再配以理论分析和引导，或许学生听课的积极性会提高。比如，讲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节，我们可以借用戚继光、林则徐等故事来说明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再进行理论阐释，这样学生对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认识就会比较深刻。再比如，讲到“家庭美德”这一节，教师可以采取引导的方法。比如，老师问：为什么表哥不能和表妹结婚？学生基本上会做出爱情功利主义的回答：因为这样生出的小孩可能会畸形。老师再问：假如表哥和表妹结婚不生小孩，做丁克家族，是否可以结婚？这样追问也许会引起学生的思考。这时候教师可以借用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道德伦理来做出问答，让学生明白，人不仅仅是功利的存在物，更是价值和道德的存在物。

这样引入儒家道德传统文化理论，也许就会引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课后，有兴趣的学生，也许会去图书馆找些儒家关于婚姻道德方面的资料来看。这样，无形中就提高了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积极性。

三、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

高校是培养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是培养高校学生提高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最基本的文本载体。教师在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时候，可以采用理论讲授、视频教学、师生讨论等方式。但是如果在采用这些教学方式的时候，仅仅是进行现代道德伦理的阐释和解说，会缺乏理论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儒家道德历史和道德理论就会被埋没。这样，不仅不能从理论上说服学生，而且在实践上就很难让学生变成一个对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有兴趣的人。

道德理论固然需要理论的阐释和论证，但是道德理论不仅仅是理论阐释和论证。儒家道德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同时儒家道德实践的典型案例布满整个儒家道德文化史。

中国的“二十四史”几乎是另类的儒家道德文化史。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因此，在对待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上，我们不能带着现代人的自负，傲慢地审视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应当老老实实地阅读儒家道德文化经典，然后才能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说出让人信服的道德结论。

不过，我们应当明白，儒家道德文化强调道德绝不是脱离人类社会之外的一种抽象的理论存在物。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密切联系在一起。道德与人密不可分，离开人和人的实践来谈道德，道德就成为一种虚无主义。

所以，儒家经典作家在阐释儒家理论的时候，总是与天道、人道和人性等结合在一起。通过人们的理论和实践，如“仁”“理”和“功夫”，来阐释人的德性和德行。儒家道德文化始终是围绕人而存在，使人通过人的实践或者道德修养的“功夫”，做到“学贵自得”，最终成为对社会有贡献有担当精神的人。在儒家看来，人的价值或者成人的标准，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人的德行和德性达到道德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的这种理念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至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果教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能够将儒家道德伦理和儒家道德修养的“功夫”理论说透，那么，这对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无疑是有裨益的。

总之，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作为当代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无法绕开的存在，它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道德论文篇6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一种道德文化，它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宏大的道德理念，但是近百年来，现代文化伦理因为缺乏与传统文化理念的和谐对接而引发了一系列道德冲突，对于当今国人来说，要想全面重建新时代的道德文化，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道德之人，那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德理念，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无疑是一条必由之路。

华夏文化起源于三皇五帝，在经历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大融合后，及至汉代，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文化逐渐成为其主流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就是儒、释、道文化三位一体的和谐共生体，而其道德理念则是这种共生状态的最高追求。

时至21世纪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人和社会转型的愈加剧烈，国人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其中既有社会制度层面的，也有个人生活层面的，但究其根源，实乃东方与西方文化传统、现代与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之冲突所致，并由此在国内各个领域掀起了一场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其中，众多学者用不同视角对中国浩瀚渊博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作了正本清源式的诊释，希望能够重新找回改良社会、抚慰民众的信心和力量。在此大背景下，本文选而择其一，仅从其道德理念层面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当代道德文化的衰落

清末以降，在经历了“西学东渐”“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一系列大争鸣、大讨论后，国人似乎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尊崇和拜服，转而向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寻找救世之道。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缘和各种中外思想的博弈，从西方舶来的各种主义、精神均在几十年的大融合、大碰撞中被一一冲击、压抑、解构乃至遗忘。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道德文化开始进人信仰、理念全面式微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无法无天”，胜者为王、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众多国人的思维。于是乎，一些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道德的勇气和能力，在他们心中似乎只剩下利益多寡的博弈而无半点义与不义之别;于是乎，在我们身边似乎只能看到胜者、败者及其羡慕者、嫉恨者的此消彼长，却很难再发现知耻者和悔恨者;于是乎，要求他人言说和遵守道德成为一种展示权力的手段，而拒绝羞耻和言说道德则成为人们自我保护的不二法门;于是乎，几乎所有关于道德的话题都毫无保留地指向他人而非内心，原本发自内心的道德感成为日益稀缺的体验，传统道德理念正不断丧失其在国人心目中的神圣领地。

道德文化缘何会在这个曾经以重视道德著称的文明古国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社会体制变革、东西方文化冲突等多个角度考察，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即道德理念与信仰的缺失与国人对传统文化及其道德理念的盲目拒斥密切相关。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其道德之维

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外事”(《劝学篇》)，此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即西方文化更注重个体行为实践的合理、合法与有效性，惯于追求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理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看重为自身的思想言行找到本源的精神根基和理念寄托，进而追求“天人合德”的精神境界。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人的内在觉悟和身心境界的提高，其本质就是一种道德文化。而宏大的道德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仰望星空”的精气神，正是国人活在世上的一种姿态和尊严，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境界和气质写照。正如老庄所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孔孟追求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和佛家向往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这种厚德载物的视野和气魄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个个道之、德之、道德之楷模。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

如前所言，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充满着宏大的道德理念，“道”像一只无形的手掌握着国家、民族、家庭乃至个人发展的方向，左右着国人的思维言行。老子的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国人对于“道”的追问和向往都限制在神玄、博大、形而上的境界之中，而身处世俗的人则只能从心灵深处景仰、参悟而无法言传。正因为此，在传统文化中总是强调“道”与“天”齐、“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特别向往“天人合德”的和

合境界，且为国人追求崇高的道德理念预设了思想规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述而》)，“大道把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老子》第三十四章)这种语境中的“道德”之理念固然源于人的内省，但内省的原则又源于对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的信服:“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礼记·中庸》)面对广大、高明、悠久的天和天道，人必须“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诚于中，形于外”(《论语·子路》)，不断内省自己的言行，进而追寻更高的道德境界。

对于“道德”的敬畏是国人生成其世俗道德理念的基础。在国人心目中，“道德”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道德之人会受到天道之庇佑，不道德之人也会因天道之剑高悬而生出畏惧和悔恨之意。正是由于人人、事事、时时以“道德”为尺度，国人的反躬自省、克己复礼才有了依据，道德理念才能得以践行无阻。

四、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德理念的世俗回归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之所以会造就众多道德之人，首先是因为它虽然身处人们的心灵深处，却又早已为人们设定了精神生活的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从而使国人能够随时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件进行道德的评估与审判。假如没有这些目标和法则的引导与约束，人们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与不义，很容易沦落为误道之人或无德之人。其次还因为它也积极关照着人的世俗生活，最主要表现莫过于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文化”，“家”实在是“中国式”道德的最佳世俗表达，一个“家”字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世俗道德规范，它既是国人日常生活的精神根基，也是国人践行道德理念的具体社会表现。当然回归世俗的道德理念也时刻不忘提醒人们“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礼记·中庸》)，并以此告诫人们只要时刻抱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世态度，自觉地正心、修身、养性，就可以实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人生理想。

中国传统道德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道德 人格教育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影响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XJK01 5CZY096。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40-01

文化的植入好坏相对决定了人格的优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人格，但是由于时代的进步，文化的相互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之间就有了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如何在现代教育过程中延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论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

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

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

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

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

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

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

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4.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道德自律。在如今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强调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这就导致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有自律意识的人。在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

综上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人格的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着至大至刚的人格，乐天坦荡的性格，天性仁厚的性情，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华人民高尚人格的形成。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世界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我们不仅要吸取丰富的世界文化，更要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格和人格教育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李国娟. 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2015，04：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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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明贤，郑克卿，赵国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教育[J]. 唯实，2008，03：32-35.

作者简介：

葛金平（1972-）女，湖南湘乡人，文学硕士，文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传统道德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传统道德；道德建设主体；道德建设方法

[作者简介]陆昱，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师，硕士，广东　广州　510050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572―2728(2008)07―0122―03

道德是人们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道德建设是道德建设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宏观和个体微观道德目标的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建设主要主体的政府、家庭和私塾在传统道德建设中担负了重要责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道德建设方法是中国传统道德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探索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有效方法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中国传统道德建设主体

(一)政府

中国自古重视道德教化，“以德治国”的思想自汉代以来被历代政治家所遵循。中国古代政府“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于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由于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道德建设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行政行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式的专制政治体制更加凸显了政府在社会事务中的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这一点在道德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反映。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建设主体之一的中国古代政府在道德建设中秉持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首先，进行道德建设，仅仅依靠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是不行的，必须把道德理念要求转化成具体的道德规范约束，才能发挥道德在调节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对社会发展起制约和引导作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体制决定了政府是实现道德功能作用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的重要主体，而且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与政府政治的有机融合，有助于政府在国家政权力量的协助下强化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次，政府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虽然非常重要，但又相当有限。道德要发挥其调节功能，就必须将外在的道德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化的道德自律约束，这更多的是依靠道德主体自身的道德实践的历练和道德修养的内省。政府可以为道德主体的道德活动营造适宜的道德生态环境，但却不能也无法越俎代庖地主导这一转化过程。

(二)家庭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本位观念，家庭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一直受到重视。家庭一方面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细胞，家庭教育是青少年接受伦理道德的摇篮。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比，具有早期性、日常性的特点。家庭道德教育一直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中心，家庭道德建设也一直是中国传统道德建设的重要主体。家庭在道德建设中，对于父母与子女关系，它要求父母“慈爱”，子女“孝顺”；对于兄弟姊妹的关系，它要求“兄友弟恭”；对于夫妻之间的关系，它要求“夫义妻顺”。家庭在道德建设中尤其重视对子女进行孝道教育，甚至把孝道作为道德主体安身立命的前提，整个社会教化治理的基础。“孟母三迁”、“黄香温席”、“孔融让梨”、“岳母刺骨”等成功的家庭道德教育的著名事例说明了家庭在传统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私塾

私塾是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从孔夫子开始，私塾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最重要的教育载体。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读书人是靠私塾而非政府的学校培养出来的。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私塾自然成了传递儒家文化的重要渠道。到了隋唐时代，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由于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具有丰富伦理思想的儒家经典，私塾在传授儒家学说的同时，无疑担当着道德建设主体的重要角色。

二、中国传统道德建设方法

(一)国家宣教法

国家宣教法是指国家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对其认可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进行宣传并进而据此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教育的方法。中国古代国家要求人们“修身养德”，并培植出了诸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处事风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立身原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报国热情。国家宣教法在宣传方法上主要有两种：一方面对社会成员进行正统道德理念的灌输，培养他们的道德观念，养成他们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为了保障国家宣教的效果和巩固道德建设的成果，国家通常对社会成员道德的行为进行一定的物质和荣誉表彰。

(二)贤人垂范法

贤人垂范法是指中国古代贤人以自己的道德的行为在为人处世方面为他人做出榜样的方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道德贤人是理想化的、榜样化的道德先进者，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它促使人们将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格，从而达到道德的自觉与自律。如流传千古的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的大禹，身居陋巷却心怀天下的贤者颜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王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龚自珍。中国古代的贤人一方面以自身独特的道德魅力对当世的社会道德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规范作用，他们率先垂范，整个社会上行下效，社会风气得到好转；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贤人的言行体现了对民族、社会高度负责和以民族、社会利益为重、为先的无私精神，这对后世的道德建设、对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宗教规束法

宗教规束法是指宗教作为一种良性人文原则，以其容易直达人类的心灵并能有效地对人们的道德行为进行制约的特点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方法。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宗教和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毋庸讳言，宗教具有迷信色彩，但宗教不完全是迷信，它也是一种道德教育。其“劝善”的主题和功用却还是客观存在的，宗教以虚幻的超自然的神的力量直达人类的精神家园，并能对道德主体的道德动机和行为有效的进行约束。而且借助宗教传播的“道德观念”往往还易于被宗

教信众所接受。对于宗教信众来说，宗教的约束作用是建立在虚幻的超自然的神上，它赋给每一个宗教信徒在道德上的一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的约束，这种规束作用是他律色彩的，有隐性强制惩戒的效果，这是其他道德建设方法不太容易做到的事。

(四)文艺陶冶法

文艺陶冶法是指文学艺术以其所塑造的生动具体、引人入胜的典型形象对人们进行间接的道德情操陶冶和情感渗透教育的方法。列宁在强调文化、艺术和道德的阶级性的同时，认为许多格言和规则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他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也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内容上偏向政治和伦理道德主题，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长期支配着古代文坛。国家的兴亡，纲常的序乱，道德的背向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旋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唐诗宋词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名句，《说岳全传》《杨家将》《包公案》等传记文学，这些艺术作品陶冶了一代代中国人的道德情操，提高了民众的道德水平。文艺陶冶法与空洞说教不同，可以防止逆反心理，提高教育效果。

(五)自我践履法

自我践履法是指道德主体以行为本，在躬行实践中锻炼毅力、塑造品性、完善人格的一种方法。中国传统道德从来就有注重道德践履的传统，认为道德知识与其他知识不同，它要求人们必须亲身去践履。如孔子讲“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宋代朱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录》)。道德并不是仅体现在一些政治原则的大道理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人伦日用的实际生活中。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所指导，换句话说。它的真理性与合理性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并得以强化的。传统美德之所以被那么多的人所信奉与实践，就在于它与人们的生活实践有紧密的联系。自我践履法要求道德主体在实践中锻炼道德品格，践行道德理念。自我践履法符合个体道德养成和道德建设的规律。由于重视道德践履，中国传统道德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和旺盛的生命力。

(六)个体内修法

中国传统道德论文篇9

关键词：品德　道德　现代化 .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1902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1]王维先，铁省林。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的重建[j].道德与文明， 2009, （4）： 89.

[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13.

[3]鲍霁。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357.

[4]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251.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51.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中国传统道德论文篇10

关键词：品德　道德　现代化 .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1902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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