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基础范文10篇

法律基础范文篇1

关键词：法律基础；案例教学法；应用模式

法律基础课教学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修课程，其教学目标不仅是在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更多的是让学生通过教师的教授做到知法、懂法、用法。由于法律基础课教学属于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将案例教学应用其中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效果意义显著，更能增强其实效性。因此，研究案例教学法在法律基础课的应用是提升课程教学效果的关键。

一、案例教学法的概述

案例教学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实例教学和个案教学，这种教学方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准备和选择案例让学生学习相关的知识内容。在新课程改革之后，案例教学已广泛应用于教学领域。法律基础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在课堂上会形成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教师可以通过案例将课程的教学内容具体化，使学生可以用真实的案例深刻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并懂得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所学内容，从而让理论知识与实践相互联系，从理论上升到实践的高度。在法律基础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意义在于，通过现实案例的呈现可以让学生形成一种现实的学习氛围，设身思考和分析遇到的问题，有利于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做到懂法、用法。就目前的教学实际来看，法律基础教学在应用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还是有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案例选择不合理。相比于其他学科，法律基础课程在选择案例时有明显的区别，关键是要与时俱进，不能选择一些过时的案例，这样会与当下的法律条文相违背，同时也要贴近实际生活和社会热点，也不能选择一些法律关系非常复杂的案例，让学生去分析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例；其次是过分看重案例的讲解，反而忽视了案例教学的实效性，这也就是说教师所采用的案例虽然和课堂实训内容是相吻合的，但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太远，即使学生能通过案例理解教学内容，但却不能将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最后是过于偏重法律条文的分析。有部分教师在提出案例之后，会将大量的法律条文参入其中，目的是让学生学习法律条文的知识，但这显然是违背案例教学的学法目的，不能将抽象的理念实际化，反而是更为晦涩。

二、案例教学在法律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一）案例准备

案例的准备应满足三个要求，分别是满足教学目的、具有典型性、难易适当。法律基础课作为一门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的理论课，其主要责任就是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那么在案例的选择上就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性和实用性。教师在准备案例阶段，首先就是要明确主题，拟定学生需要讨论和分析问题，以及通过问题的讨论之后需要起到一种什么效果，对课堂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这样教师才能面对突发问题和情况引导教学方向，控制教学节奏。此外，案例的内容应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在这个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要求对材料适当地删减或合并。在呈现案例的方式上可采用多样化的形式，自述或者多媒体，让学生能够感受一种真实存在的环境。案例只有具备典型性才能被称之为案例，案例不像讲故事，它是要通过真实情景的构建，让学生能够将课程中的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通过讨论和分析之后对问题作为判断和决策。典型的案例要暗含问题的处理办法，通过事件的叙述后学生可以通过相关信息找到案例中与教学相关的信息，刺激学生去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分析、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教学案例难易程度直接影响到了教学效果，不论难度过高或者过低都无法起到良好的教学。教师所准备的教学案例应契合教学目标及学生学习情况，在准备阶段就需要从学生实际出发，选择案例就需要注重难易程度。一方面，案例要让学生可以接受和认同，案例中涉及的问题是学生实际生活中能遇到的；另一方面案例质量也要高，其中的内容要引起学生的思考和共鸣，以便能够给学生启示。

（二）案例应用模式

1.辩论式。案例教学法应用辩论式教学模式是在于向学生提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让学生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而得到一定的思考空间，也为辩论式的案例教学提供相应的素材。通过辩论的过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将学生的潜能开发出来，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讨论式。与辩论式相同，讨论式的案例教学同样是需要提出问题，不同的是需要学生去发现问题以及提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与他人交际的能力。在讨论式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主要是主体作用，并通过教师的引导从不同角度去分析问题。比如，在学习《自觉依法律己，避免违法犯罪》这个章节的内容时，有关于“加强未成年人预防犯罪的意识”的内容，根据教学内容，教师就可以确定“中专生应如何处理与家庭、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的讨论命题。教师首先可以根据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列举一些案例，以此引导学生讨论。如果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了异议的问题，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发表不同的意见。

（三）多媒体案例教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设备已普遍应用于课程教学中。多媒体教学具有教学容量大、教学直观生动、易引起学生兴趣等教学优势，同时也提高了课堂的教学效率。法律基础课案例教学模式与多媒体设备的结合可以更进一步体现出案例教学的优势，可以将传统教学模式中无法观察到的内容生动地展现出来，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学生对案例有着更深刻地理解，也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比如，教师在选择典型性案例时，就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组织学生观看《今日说法》《新闻调查》《道德观察》等相关的法治节目。

三、结语

要想在法律基础课中将案例教学法合理利用，关键是要做好案例的准备，教师在选择案例时一定要注意案例的典型及难易程度，因此，教师要根据教学要求和学生情况选择与实际生活贴近的案例，并采用多样化的应用模式丰富案例教学的内容。

作者:王艳 单位: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

参考文献：

法律基础范文篇2

关键词：法律基础课;德育渗透;方法;原则

由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如果在学习法律的课程当中只讲法律，忽视道德，学生就没有办法从真正层面上理解法律和道德的含义，甚至还会对法律产生片面的认知。很多中职院校开设法律专业基础课程，不是将其作为法律的入门课，而是将其作为重要的德育课程，因此对于法律课程的学习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对于具体法律知识的讲解层面，同时还需要加强日常对于学生的德育渗透，针对这种情况，如何实现法律课程的基础上加强对学生的德育渗透，进而取得理想的教学成果？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相关解决方案，同时探讨采用这些方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进而促进法律基础课程对于德育的渗透。

1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当前，很多人都是知法犯法，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可以得知，只懂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同时具备相关的法律意识，所谓法律意识，指的就是人们积极主动的去学习法律、遵守法律的一种状态，如果仅仅只是懂得法律知识，遇到了实际的问题却不会用法律知识加以解决，将法律抛之脑后，那么这就是一种没有法律意识的体现，最后造成的后果就是知法犯法。因此，如何增强和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首先就是要从根本上帮助学生认清楚法律的实质，法律所代表的含义，进而培养出学生良好的法律信仰。有了信仰，人们才会有相应的法律意识，才能够有意识地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宪法意识，做到知法用法。政治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熏陶学生的政治观念，培养学生的政治责任，主要包括了解相关的政治制度，树立正确的政治思想观念等，政治和法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课程”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探讨法律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从法律的角度上把握政治，确保学生能够更加形象的了解国家政治价值理念，继而树立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开展“法律基础”课程的时候，教师在教学当中需要引导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思想观念，法律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具有阶级性的，因此法律和政治相互依存。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学校开设发了教育课程十分必要，在教学当中利用法律来阐述和解释国家相关的政治制度和原则，让学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俗话说：“法律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宪法由于民众的存在而自由，人们通过宪法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也在宪法的约束中生存，长此以往，人们对于宪法的精神的信仰才能够得以长存。宪法是人们长久智慧的结晶，也是闪耀着民众思想的光芒，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自由和信仰的向往，也就没有宪法。宪法产生以后得以长存，能够最大化程度的保护人民的权利，和我们民众日常对于宪法的信任是密不可分的。有了这种信任，才能够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宪法的具体实施，同时，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要从点滴入手，针对教材的内容对学生加以实地的引导，同时采用精简、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来影响和鼓励学生，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坚定学生的法律意识。

2结合具体案例开展德育教育

任何知识都需要和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因此，在学习法律的时候我们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研究，加强对德育的渗透，这样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效。比如在河边有一个孩子落水了，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大家却都没有下水去救孩子，其中围观的人里面还有孩子的父母，他也没有下去救孩子，因为不确定水里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后来他发现水里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以后，孩子已经淹死了，此时追悔莫及，对于这个事情，孩子的父母将其所在的社区告上法庭，说是由于该地没有较强的安全防护措施，所以才会导致孩子死亡，要求该社区承担法律责任。法院驳回诉求，原因是社区不具备该河道的管理权，没有管理河道的职责和义务。针对以上的案例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德育渗透：其实河道并不算危险，危险的是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没有人出手相救，都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一旦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又开始锱铢必较。自己的孩子是孩子，别人的孩子也是孩子，都是鲜活的生命，为什么要分的那么清楚？父母会受到谴责，也会后悔终身，但是周边的群众也是一样，也该受到谴责。因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加强对于德育的渗透，紧密结合实际生活，触动学生的内心，进而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3结合法律基本原则对学生加强德育渗透

法律的最为基本的原则，也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道德规范，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成心、公平等，因此我们在讲解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同时，注重揭示道德规范，并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方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首先我们需要坚守诚信的原则，要求在民事活动主体在开展民事活动的时候，恪守诚信，善意待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争取自己的权益。诚信是一个人最为基本的道德，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诚信，就无法安身立命，特别是当今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诚信不仅是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同时也是不可以逾越的法律底线，诚信能够保障市场的有限运转，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对于诚信的教育，同时在结合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对于学生的德育渗透。

4认清法律的局限性，加强德育渗透

虽然说法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但是也不是万能的。我们需要通过德育渗透帮助学生正视法律具有局限性，而不是盲目的夸大法律的作用，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法律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知，灵活的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决问题。比如前几年出现的老人“碰瓷儿”事件，遇到跌倒的老人，路人好心搀扶，却身陷官司，甚至最后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对于德育的渗透，向学生讲明这是法律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并不是法律的本意，我们需要认清，法律对于我们的保护是有限的，但也不能因为一些问题就否认了法律的作用。

5适当对学生关心，加强德育关怀

对于德育的渗透，可以通过细小的时间进行渗透，让学生在细微之处感受到德育的重要性，更会感觉到德育的温暖，从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教师可以结合实际教学活动当中的事情，适当的给学生一些提示，表现出教师对于学生的真心关爱，让他们在教室的关怀下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6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对于法律基础课程德育渗透的方法各有不同，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一般符合以下几种特征：法律课程和德育的渗透必须要和法律课程内容息息相关，能够和法律知识融为一体，形式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化，贯穿整个活动当中，同时还需要结合实际的案例进行教学，方能够紧紧把握学生的心理，学习的内容还需要具有现实性，体现出教师对于学生的浓浓关爱之情，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本文对法律基础课程德育渗透的方法进行总结，在实践当中加强灵活运用和创新，进而取得更好的德育效果。

参考文献：

[1]何初华.刍议法律基础课加强德育渗透之方法[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2,(11).

[2]张敬众.浅议法律基础课对和谐德育的作用[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4).

法律基础范文篇3

关键词:中职学校;法律基础知识;问题;策略

法律是治国之根本、安邦之良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内容。中职生作为一个庞大的学生群体，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其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培养，但是从现状来看，中职学校的法律课程学习效果不够理想．

一、中职学校法律基础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对法律基础课的重视程度不够。一方面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的指导下，中职学校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放到提升学生技能的领域，忽略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一般情况下，会将法律基础知识课当作是公共课，很多班级的学生在一个大教室里面一起上课，很难保证听课效果。再者，有的中职校的法律基础课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学生抄抄教材上的内容一般都能通过，认为这门课程可有可无，引不起教师和学生充足的重视。(二)课程设置不够合理，教材内容严重滞后。因为学校对法律基础课的不重视，所以这门课的排课非常少。有的学校干脆将法律基础课和思想道德课一起合并授课，教师要在短时间内跟上教学进度，只有一再压缩讲课内容，只能讲个大概，对于理论细节和案例都不能展开讲解，可见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法律知识具有很高的时效性，这就要求法律基础知识的教学教材也要与时俱进。但从现状来看，中职学校的法律基础课的教材有的还是几年前修订的版本，内容比较滞后，与当今的法律发展变化严重地脱节，起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教师教学方法落后，缺乏趣味性。在中职法律基础知识课堂中，学生应该起到主体作用。但是许多教师意识不到这一点，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一味地照本宣科，不给学生提问和思考的机会，使学生听得无兴趣、昏昏欲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一直是占主导地位，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学习的过程中也没有融入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此外许多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较差，即便是教室中配备有多媒体设备，也几乎不去使用，造成了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大大地减少了课程的趣味性。

二、提高中职学校法律基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对策

(一)围绕案例展开教学，增强趣味性。在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会牵扯到许多的法律法规和条例，通常法律条款内容比较枯燥并且难以理解，教师应当善于在课堂中引入案例来吸引学生的兴趣。在选用案例进行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案例一定要具有时效性。选取一些近期发生的热门事件、社会焦点事件，可以引发学生更多的共鸣，积极地参与讨论。第二是选取的案件要具有典型性，能和教材中的法理知识相结合，因为法律基础知识课堂目的不是讲故事，案件一定要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可以引起学生的深入思考。教师可以从一些优秀的法律节目进行选材，例如《今日说法》《法治在线》等。第三是所选择的案例要有震撼力，能够从情感上打动人，含有丰富的层次，可以引起学生的思考。(二)做好备课工作，充分利用好多媒体。教师应当充分意识到法律基础知识对学生法律素养形成方面的积极作用，精心设计课程内容，不能敷衍了事。教师在以尊重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年龄特点，来准备讲课资料。部分教材中的重难点，也可以通过各种辅助手段来给学生进行多媒体的教学手段。比如在讲解刑法的定罪量刑时，可以将不同的量刑标准制成PPT格式然后用多媒体进行展示，使得内容一目了然，方便学生掌握和理解。(三)根据学生专业特点，整合教材内容。中职法律基础课的教材涉及到的知识量非常大，教材中各个知识点的分布较为分散，前后知识点之间缺少有效的衔接。学生在学习时不能形成一个好的知识架构，很容易将相似的概念和知识弄混。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适当地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整合，突出重点内容，将前后知识点相结合。不仅如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考虑到中职生专业的差异性，结合他们的专业特点，适当地进行扩展。在保证学生掌握基本法律公共知识的基础上，了解自己所学习的专业以及将来要从事的行业领域的一些法律法规，使得这门课程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结语

总之，提高中职法律基础知识课程的实效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要从多个角度着手，才能使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更加得心应手，有益于他们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为中职生进入到社会之后正确地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国萍．中职学校法律基础知识课堂教学有效性探究［J］．文学教育(中)，2013(02):132－133．

［2］张鑫莉．中等职业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与有效对策［D］．四川师范大学，2013．

法律基础范文篇4

社区自治的全称是社区居民自治，其来源于早期的居民自治形式——居民委员会。1950年，xx市成立我国第一个城市居民委员会。之后，武汉、成都市也相继成立了居民委员会。1951年，上海市将2000多具有自治性质的联防服务队改为居民委员会，并明确居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1953年，彭真向中央提交《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建立城市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性组织的必要性。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性质，即群众性的居民组织。1954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对推进我国居民自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到1958年，基本上每个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

但是，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在期间荡然无存，许多居民委员会被改名为“革命居民委员会”，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违背了居民自治的原则。这一状况在结束之后得到纠正。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公布了1954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82年《宪法》正式在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上确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我国社区居民自治的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社区居民自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

二、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重要性

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在强调社区自治的同时，不能忽视社区法治。社区“依法自治”的概念已经为我国政府所采纳，并被写入民政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示范活动指导纲要》（2001年7月27日）的附件《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基本标准》之中。社区自治与社区法治的关系是：社区自治与社区法治同时并存，社区自治必须建立在社区法治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社区法治才能最终达到社区（依法）自治的目标。社区自治作为基层民主的表现形式，同样适用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社区法治是实现社区自治的手段和保障。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社区自治的目标，则社区自治仅限于空洞的口号；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社区自治的具体内容，则社区自治必然缺乏必要的手段和资源。本文重点研究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并对现行社区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必须指出的是，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并不是社区法治的全部内涵，而仅仅是社区法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区法治的起点。

社区自治的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为基础和保障，虽然其最初的诞生是自发性的，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持，这一自治组织将缺少立法的保护，其组织形式、组织结构、运作程序、工作经费等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从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依法保障自治权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依法保障社区自治权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方面。

三、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现状

本文按照法律效力等级，逐一研究我国现行有效的关于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从效力等级上看，包含居民自治内容的法律依次为：《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订）、国务院的有关行政法规（条例）、全国性的其它规范性文件、地区性的规范性文件，共五个等级。

1.《宪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颁布四部宪法，分别是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宪法》。在前三部《宪法》中没有规定居民委员会及居民自治的内容。居民自治在当时没有被列入国家根本大法之中。为了适应新时期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需要，1982年《宪法》第111条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居民自治已经获得《宪法》的认可，社区居民自治具有《宪法》的法律保障。

2.《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一性质决定了《宪法》的条文比较原则，即法理上所谓的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宪法》不可能详细规定居民委员会的具体运作内容，这就需要另行制订法律法规来规范居民自治。同时，根据《宪法》第111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关系由“法律”另行规定。笔者认为，这里的“法律”，应该是狭义上的法律概念，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

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取代了1954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条例》。《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确定居民委员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性质，并提出“三自”，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该法第6条至15条是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设立和组织结构。第16条、17条是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费用来源及办公用房来源。第19条规定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组织与所在地居民委员会的关系。第20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

3.国务院的有关行政法规

根据《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1989年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国务院第37号令），该《条例》第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由此可见，人民调解委员会也是群众性组织，是基层居民行使自治权自我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方式。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该条例早于1954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条例》，所以没有规定居民委员会可以设治安保卫委员会。然而在实践中，居民委员会普遍设有治安保卫委员会，同时1982年《宪法》第111条第二款、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3条均规定居民委员会设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在新的行政法规出台前，1952年《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仍然适用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安保卫工作。

4.全国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第23号文件）。该《通知》的核心内容是：《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民政部意见》）已经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同意，要求各地区、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从《通知》的内容上看，贯彻执行《民政部意见》是各地区、部门的义务，而义务是规范性文件的本质特征，所以，从法律性质上分析，《通知》所转发《民政部意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意见，而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指导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民政部意见》对“社区”、“社区建设”下了定义，指出了社区建设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居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一词频繁出现于《民政部意见》之中。值得强调的是，《民政部意见》对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做出了新规定，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取代了传统的“居民委员会”。

5.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

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社区居民自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2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该法制定实施方法。据统计，全国有25个省市制定了适用于本省市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办法。这些实施办法一方面重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某些环节制订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地方性规范性文件还包括各省市颁布的一些“意见”，例如，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苏办发〔2001〕15号文件），继而，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宁委办发〔2002〕20号文件）。这些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在《民政部意见》的基础上，针对本地方制订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四、社区自治法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已经构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整的框架，对我国社区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从狭义的法律层面上看，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条文仅有23条，条文偏少，内容比较简单、笼统，虽然确定了居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框架结构，但是缺乏具体的规定，不易操作和实施。

第二，在行政法规的层面上，1952年《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的某些条文已经非常陈旧，应当做出适当修改。例如，根据《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第6条，治安保卫委员会的职权主要针对“反革命分子”，但是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反革命罪”已经在1997年被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1997年《刑法》第102条至113条），所谓“反革命分子”这一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概念，《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应该根据1997年《刑法》做出相应修改。

第三，对于全国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问题主要集中在《民政部意见》上。《民政部意见》实际上修改了1989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法》。从法律修改的角度分析，民政部（甚至国务院）无权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严格地说，民政部对“居民委员会”名称的“修改”行为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更进一步说，由于《宪法》第111条采用的名称也是“居民委员会”，民政部将其修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为，是不符合《宪法》的行为。当然必须承认，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宪法》制订的时期（1982年）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制订的时期（1989年），中国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社区的概念和地位还没有引起立法者的重视，所以《宪法》没有出现社区一词，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仅仅在第4条出现了“社区”一词，即“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这也说明《宪法》有关条款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当做出相应的修改。然而，众所周知，修改法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修改《宪法》更是难上加难，而社区建设不可能坐等法律修改之后才能进行，所以《民政部意见》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其中涉及的一些内容虽然与现行法律相冲突，但是是可以理解的。从短期来看，《民政部意见》是合理的，但是民政部规定不能长期与现行法律相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最佳途径是将《民政部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上升为法律。

第四，地方性规范性文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规定，调整后的社区规模一般在1000户到3000户。这一标准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6条规定的100户到700户大相径庭。从表面上看，江苏省的文件违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但是却符合现实社区规模的基本状况，这进一步反映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一些规定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应当修改。

此外，江苏省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还规定，要建立“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社区群众性民主决策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任期与居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也是3年。“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新的提法，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出现，《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9条、第10条只规定了“居民会议”，该“居民会议”既可能是“全体18周岁以上的居民”参加，也可以是“每户派代表”参加，还可以是“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参加。由此可见，《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居民会议”并不等同于“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前者既包括居民代表大会，也包括全体居民会议，而后者仅仅是居民代表大会。所以，江苏省《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不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市《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也采取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提法（宁委办发〔2002〕20号文件，第三节第1条第（2）款），可以说，如果按照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意见》，“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将取代《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居民大会”。可见，《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在事实上被民政部、各省市的规范性文件“修改”了，尽管这些“修改”本身违反法律程序。

上述社区自治法律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法律的滞后性所带来的问题。社区自治的法律已经落后于社区自治的发展，如果不及时修改，必将阻碍社区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五、完善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建议

笔者认为，完善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关键在于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一方面的原因是，《宪法》第111条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规定非常原则，即使修改，也不可能有详细的可操作性的规定，而且《宪法》的修改程序漫长，牵涉面广，短期之内，不易完成。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各部门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各地方的规范性文件，虽然修改或者制订起来相对容易，但是其法律位阶相对较低，严格地说，不能与高位阶的法律相抵触。如果不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而仅仅依赖于修改或者制订一些《条例》、《意见》或者《通知》，将使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长期处于“违法”的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已经落伍的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取代“居民委员会”，这是社区自治组织形式在名称上的变更，应该通过名称的修改来反映社区建设的潮流，同时促进社区概念在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建设中的普及。

第二，确定划分社区区域的标准，同时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6条中的100户至700户的标准，按照当今城市发展的规模，制订较为合理的标准。可以授权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适当调整。

第三，确立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法人地位。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虽然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没有进一步规定其法人地位，这使得其在行使各项民事权利时缺少民法的保护。根据《民法通则》第三章的规定，法人包括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联营法人。社区居民委员会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这使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民事法律地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否能够享有民法上的物权、债权的保护？更进一步说，社区居民委员会能否与其它民事主体签订有效的民事合同？居民委员会能够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9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第40条规定，所谓“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这似乎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但是第40条规定了9类“其他组织”，从中找不到社区居民委员会，唯一可能套上的是第9类，即“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居民委员会不确定的民事法律地位，必须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其法人地位。鉴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属于公法性质，所以从法理上分析，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人，应当归类于“公法人”，而非“私法人”。

第四，赋予外国国籍人士社区“居民”地位。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规定“居民”的范围。笔者认为，“居民”不同于“公民”，我国公民必须具有中国国籍，而“居民”则没有必要一定具有中国国籍。换言之，合法居住在我国某一社区内的外国人士，也属于该社区的“居民”，具有参见居民会议或者社区代表大会的权力，对社区事务有投票权。《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规定，年满18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条没有提到“国籍”，这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一个漏洞。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交往日益深入，外国人在中国合法居住的情况将日益普遍，我国社区法律应当考虑到这些人的社区利益和权利，不应当将他们拒之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门外。

第五，增加《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款的数量，制订更多可操作性的条款，尤其重要的是，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的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明确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独立性，从法律上排除前者对后者进行控制或者干预的可能性。同时，对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费用和用房，制订详细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例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7条第二款仅就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用房”做出规定，而没有考虑到社区建设中的其他用房问题，为此，笔者建议将该款修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及其他用房，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总而言之，通过对我国社区自治法律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区自治法律的基本框架；第二，现行社区自治法律存在许多问题，核心问题是法律滞后于社区自治的发展和要求；第三，完善社区自治法律的关键是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六、建邺区在完善社区法律基础中的角色

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法律基础的完善虽然关键在于修改全国层面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但是这并不等于其仅仅与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正确的途径应当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基层的意见和建议应当是修改社区自治法律的基础，这样才能符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针对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和问题，结合建邺区社区法治建设的实践，笔者认为，建邺区在完善我国社区法律基础中可以而且应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首先，建邺区的社区建设工作必须遵守国家、江苏省、南京市的社区自治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这是建邺区依法治区的基本要求。

其次，建邺区可以根据本区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订适用于本区的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法律基础范文篇5

[英文摘要]：

[关键字]：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法律分析

[论文正文]：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发端于1970年代的美国，是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设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由SPA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SPV以证券销售收入偿付发起人的资产出售价款，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所持证券的权益。资产证券化是融资过程，也是融资方式、金融工具和金融发展趋势[1]。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等优势的资产证券化在亚洲资本市场发展迅猛，形式也渐趋多样。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都积极利用这一金融工具为本地经济服务。我国自1990年代起，成功进行了珠海机动车辆收费、中远集团航运收入、中集集团应收款证券化等资产证券化离岸操作，开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2]。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成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这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在中国正式启动。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国家贴息的、国有银行承办的、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无担保贷款，它集政策、福利、教育、金融为一体，是一种以信用方式提供的个人教育消费信贷。2001年-2004年以来助学贷款余额在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中所占比例为0。4%-0。5%，与个人住房贷款以及汽车信贷、信用卡消费贷款共同构成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一个大头，三个辅助”的格局[3]。因此，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探索前进的过程中，国家助学贷款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基础及其现实困境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基础

1。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通过学习促进身心发展，以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规定了“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表明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具体到高等教育方面，《反对教育歧视公约》（1960）第四条要求缔约国“使高等教育根据个人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2。政府有责任帮助公民完成高等教育

约翰斯通（D。BruceJohnstone）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认为，根据“谁受益，谁付款”的原则，高等教育的各种成本应由学生本人、学生家长、纳税人、政府以及社会慈善机构共同承担[4]。该理论符合高等教育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政府面临的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我国从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每学年学费由最初的200元涨到如今的4000?10000元。涨幅近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此时，只有确立合适的资助制度，才能避免高校收费剥夺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指出应积极为一些特殊目标群体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便利条件”，“特殊的物质帮助和特殊的教育解决办法，可以帮助这些群体克服在接受和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所遇到的障碍”[5]，我国政府也提出了“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政策目标。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于1999年应运而生。

3。国家助学贷款中各方的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中，贷款学生与银行之间是借贷合同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合同之债。该合同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学校是介绍人，与学生关系密切的自然人（学生家长、辅导员或班主任等）是见证人。介绍人、见证人并非担保人，因此在法律上与贷款之债并无直接联系。

由于政府在该贷款体系中只是提供贴息等优惠政策，而贷款按银行的商业贷款模式运作，学校和银行均未得到授权而成为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或被委托的组织，因此政府并未与学生形成任何行政法律关系。

2004年，政府对原有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设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由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分担银行风险，促进助学贷款。该专项资金在国家助学贷款关系中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

（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面临的困境

1。贷款规模发展缓慢，结构失衡

我国自1999年实行助学贷款政策以来，截至2005年2月，相关部门累计审批国家助学贷款96亿元，涉及学生115万人。虽然在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相对于贫困学生的人数和贷款需求来说，其规模还是太小。2004?2005学年，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中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约263万人，其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有122万人。2004年，全国有80万名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实际发放人数为35万人；申请贷款金额为140亿元，实际发放贷款金额为57亿元。同时，国家助学贷款投入的地区结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国家助学贷款的投入情况较好，例如浙江省获贷学生数达到高校经济困难学生数的90。16%，而西部地区在这一指标上远远低于平均水平，青海省仅有30%的经济困难学获得助学贷款[6]。

2。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性要求和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之间的矛盾

国家助学贷款作为商业银行的一项授信业务，受到市场运作规律的制约。助学贷款的资金来源是银行吸收的存款，银行的营利性和安全性目标要求贷款的发放必须遵循信贷资金运动的基本规律。因此，银行审慎风险管理和给予困难学生足够的信贷支持之间存在冲突。虽然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能够带来好的社会效益、培养优质的潜在客户，但是由于成本高、利润薄，手续烦琐，贷前、贷中、贷后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相对于其他贷款管理成本高，严重影响了银行开展这项业务的积极性。

3。贷款风险大，违约率高

助学贷款市场是信息不对称市场。高校通过核实相关文件资料来确认申请贷款学生信息的真实性，但是不能到生源地实地调查。银行无法了解贷款学生的真实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在选择发放助学贷款的对象时存在逆项选择。另外，由于学生就业的流动性大，银行很难掌握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我国的个人征信体系又很不完备，这又使助学贷款有着一定的道德风险。同时，由于助学贷款的还款期限（4?6年）较短，大学生就业率走低，收入水平不高，导致目前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现象极为普遍，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国家助学贷款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0%?40%。面对困境，国家助学贷款如何“突围”成为当前的热点议题。

二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及法律环境

助学贷款是各国高等教育财政中最复杂、最具争议、经常被误解然而又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公共政策议程上越来越受关注[7]。美国的高等教育助学贷款体系最为发达，不仅资助主体多元，而且资助形式多样。其中，斯坦福贷款约占美国助学贷款总额75%。该贷款依托于政府的再担保来提高助学贷款的信用等级，进而通过助学贷款资产证券化实现在二级市场的流通来规避不良贷款的风险，因而其运作极其成功，贷款违约率低至5。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的同时，探索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相信对解决当前助学贷款市场面临的困难有所裨益。

（一）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

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是将贷款债权销售给私有资本持有者，使之成为在私有资本市场上具有投资价值的资产，为助学贷款体系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使之具有流动性，从而分散违约风险。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发育情况、外部政策及法律制度的完备之外，各专业机构分工合作至关重要。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基本参与主体和交易结构模式的设计如图所示。

1。由发起人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AssetPool）

发起人分析自身的融资需求，确定符合条件的助学贷款成为证券化的客体，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在结构上，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均以学校为单位在新生入学后统一办理，因此在资产种类、利率、期限、到期日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有利于对其资产风险进行重组和配置[8]。在形式上，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对助学贷款均使用语言规范、条款清楚、书面材料完备的合同，便于对资产实行有效的管理。

为了避免地域经济波动或衰退影响债务人履行债务，组成资产池时应尽量选择资产债务人的地区分布相对广泛的资产。一般来说，助学贷款的债务人毕业后工作地点分布较广，更符合对证券化资产来源上的要求。

2。组建具有政府信用的特设载体（简称SPV）

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要使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风险相隔离。当发起人破产清算时，证券化资产不作为清算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按交易契约由SPV拥有，并支付给投资人，从而降低风险，保护投资人利益。SPV是资产证券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SPV既可以由发起人建立也可以由第三方组建。

国家助学贷款带有政策性和公益性的特征，对SPV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求颇高。设立有政府信用的、国有独资公司形式的、以经营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为其惟一目的的SPV，能够保证其良好的信用，解决由银行、信托公司设立SPV时容易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而且，通过政府组建SPV既能推动银行在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时加强内部管理、实现标准化，又能规范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相关的各中介机构的运作。

3。通过实现真实出售（TrueSale）破产隔离（BankruptcyRemote。

如上所述，破产隔离实现）是SPV的本质要求。否则，发起人破产时，SPV可能会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支付给破产者，从而导致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目标落空[9]。发起人将证券化资产转移给SPV通常可以采用出售和担保融资两种方式。各国法律和会计制度中所要求的真实出售，是指发起人出售给SPV的资产以及由这些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权益必须是有效的，资产池中的资产能够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SPV对证券化资产拥有完整的控制权不会被归入发起人的破产财产。由于真实出售能够改变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它在破产隔离的实现上比担保融资更为彻底。所以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中只有实现真实出售，才能实现已经证券化的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隔离。

4。信用增级（CreditEnhancement）

SPV对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中的资产采取信用增级手段，使其所发行的证券获得更高的资信评级，这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投资者，是一种为了确保证券顺利发行与募集而设计的附加担保制度[10]。信用增级包括外部信用增级和内部信用增级。外部信用增级是指外部第三方提供的信用增级工具。在国外的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实践中，政府往往充当担保的角色。我国可以在现有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机构??国家助学贷款担保基金，为助学贷款提供担保。内部信用增级常见的方式是建立优先/次级结构，即对优先级证券本息支付先于对次级证券的支付，在付清优先级证券本息之前对次级证券仅付利息，在优先级证券本息支付完毕后才支付次级证券的本金。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也可以通过这种结构安排，使优先证券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被次级证券吸收，达到信用增级的目的。

5。对国家助学贷款证券进行发行评级，安排证券销售。

SPV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正式的发行评级，向投资者公布评级结果，准备法律文件和办理法律手续，由证券承销商负责向投资者销售证券。SPV从承销商处获取证券发行收入，再按国家助学贷款买卖合同中的价格把发行收入的相应部分支付给发起人。至此，发起人达到了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进行融资的目的。

6。进行资产管理，偿付证券权益。

SPV收取、记录证券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并存入托管银行的收款专用帐户，首先用于偿付投资者持有的到期证券权益，不得用于任何红利分配或进入破产，未到期的现金流按资产风险辅助安排处理。偿付了证券权益后，SPV向贷款证券化过程中聘用的各类专业机构支付费用。之后，由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产生的收入若有剩余，则按SPV与发起人之间的约定进行处理。至此，整个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完成。

（二）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环境

资产证券化是一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综合各项法律制度的新型融资工具。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既是经济过程也是法律过程。在支持资产证券化的环境中，法律制度的作用具有根本性意义。

1。与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

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法律关系主要是通过合同这一法律行为来建立的，因此其法律关系的内容体现在一系列合同上[11]。银行与贷款学生签订的助学贷款合同确立了发起人??银行享有法律保障的收取应收款的权利，是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文件。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下列三种情形下不得转让：（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3）按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因此，发起人如果将来欲将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应当在订立助学贷款合同时做出有利于未来转让的设计。只有明确该债权的转让条件，发起人才有可能将应收款汇集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出售给SPV，进行证券化。目前的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对此还未作特别设计。

2。与SPV设立、资产转让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设计中，SPV采取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这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证券法》规定“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所以我国承担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不能作为SPV的控股公司。而根据我国《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政府设立SPV基本具备现实操作性，不存在法律障碍[12]。

要实现资产转让，必须首先确认债权的可让与性。国家助学贷款属于个人信贷，我国《商业银行法》并未允许商业银行转让其信贷资产，只有根据关于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的授权性条款，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以规章的形式赋予商业银行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向SPV转让信贷资产的权利，才能实现资产转让。

我国《合同法》关于债权的转让采用的是通知转让原则，这大大节约了贷款证券化的支出成本。但是，国家助学贷款的债务人分布地区广泛，流动性大，为了便利操作，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案件的规定》：在指定的媒体上债权转让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合同法》规定的通知义务。

3。与破产隔离、真实销售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结构模式设计中采用“真实出售”来达到“破产隔离”的目的，这是因为我国尚无法律对SPV的性质作特别规定，普通企业之间自行借贷是被禁止的，所以担保融资的风险较大[13]。我国在立法上还没有关于“真实销售”的规定，但在会计准则上有相关处理方法可以参考，例如财政部《关于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从事应收债权融资等有关业务处理的暂行规定》。为了明确发起人的表外融资的操作标准，有必要在设计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时，对发起人资产转让意图、资产价格、追索权、回赎权、剩余利润抽取等做出规定，规范资产真实销售的操作，避免交易被界定为担保融资。

4。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发行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我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受《证券法》的调整，《证券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政府债券的发行和交易由法律和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中，SPV是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载体，不同于股票、公司债券以及政府债券的发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条件下，还无法明确该证券的属性和法律适用问题[14]。从利用现有证券监管体系的角度出发，修改《证券法》，把资产支持证券纳入其调整范围，是降低立法成本、切实可行的做法。

另外，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制度也存在《证券法》的适用问题。由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是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如果将《证券法》中关于信息披露的标准用于该证券，可能会使发行人公开与证券化无关的一些公司资产结构、治理结构、公司决策信息等内容，投资者并不能根据这些信息了解该证券化资产本身的情况。而适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中关于银行资产状况和风险的信息披露要求，能够加强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有利于投资者了解与证券化有关的信息，增加投资者的购买动力。

5。与信用增级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外部信用增级方式中，政府担保是国外助学贷款证券化中通常采用的方式[15]。但是我国《担保法》规定国家机关不能作为保证人，因此不可能直接采用政府担保。在当前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中设立了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可以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家助学贷款基金会这样的政策性机构，专门负责助学贷款的担保，降低违约风险，提高资产信用等级。

在内部信用增级方式中，超额担保方式（指SPV向发起人支付的价款小于贷款证券化价值）并不适用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这是因为根据《破产法》，超额部分应列入发起人的破产财产，这样就不能实现破产隔离。因此，建立优先/次级结构是目前法制环境下较好的选择。

突破国家助学贷款的困境，建立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需要有完善的法律环境。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中除了上述的主要法律问题外，还旁及与之相关的税收处理办法、信用评级的标准、程序等等，在此未能尽述。但从以上分析已可发现，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已存在有利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有一些法律障碍和立法空白，有待于调整和完善。总之，改善法律环境，审慎发展助学贷款证券化“二级市场”，有利于推动银行开展助学贷款业务，增加我国高等教育的非公共基金收入来源，缓解教育资源短缺的状况，从而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注释

程荃（1975?），女，安徽滁州人，暨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1]洪艳蓉。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李建伟。知识产权证券化：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J]。知识产权，2006，（1）

[3]杨大楷，俞艳。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状况及风险防范研究[J]。金融论坛，2005，（7）

[4]杨晴，沈红。从法学视角分析国家助学贷款面临的两大难题[J]。科技导报，2004，（3）

[5]赵中建。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90年代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修订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6]高国华。浅析现行国家助学贷款的运行问题与对策分析[J]。特区经济，2005，（11）

[7]马经。助学贷款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8]李尚公，沈春辉。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分析[J]。法学研究，2000，（4）

[9]朱怀念，唐棣。试论我国推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J]。法学评论，2002，（5）

[10]覃天云，申海恩。论资产证券化的有价证券制度基础[J]。中国法学，2005，（2）

[11]何焰。关于贷款证券化的法律思考[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6）

[12]张志忠。资产证券化从理论到现实的法律思考[J]。西安金融，2001，（5）

[13]周显志，吴晓萍。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对法律的影响及对策思考[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

法律基础范文篇6

一、高校法律基础教育道德化表现

(一)地位道德化。作为高校法律教育体系中基础的教育课程，法律基础教育应该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毕竟从1986年以来就单独开设了“法律基础”课，1998年又由于教育部门的通知“法律基础”成为“两课”的主干课程之一。从这方面来看，“法律基础”的地位不言而喻，但自从2005年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的，“法律基础”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合并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这样一来，法律基础教育课程就成为了思想品德教育的附属，也就导致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法律教育，除了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外，基本就没有其他法律课程。从原本的独立主体地位到如今众人眼中的思想政治课的附属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课程在整个思想法律教育体系中失去独立性，地位上的转变也使得众人的认知观点发生变化，法律基础课程从原本的备受重视，到现在略微提及，也使得其在学生中的学习地位逐渐下降，不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法制观，也给全面依法治国的校园建设带来困境。(二)培养目标及教育内容道德化。培养目标及教育内容道德化主要体现在在整个“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将树立学生“三观”，利用马克思主义中的观念及方法促进学生道德及法制教育作为基本内容。从高校“以人为本”与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来看，这样的内容设置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思想道德素质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整个课程体系中对法制观的教育就太过薄弱，并没有明确的教育目标，相对于思想教育明显处于弱势。这与我国目前道德化法律的建设理念相悖，也不符合法律基础教育目标的需求。重要的是当前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材内容纵使经过了六次修订，依旧没有增添法律教育的篇幅，对于实体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及形式法律制度这些大学生应该了解的相关法律教育内容完全没有介绍，实际上在教材中法律教育内容还不足三分之一，课程内容多为纯理论基本框架，学时也是被思想课程挤压，这就导致课时不足将整本书内容上完的教师，将讲课的重心放在了前半段，所以实际上法律基础教育很少能够体现出功能来，学生在这样的教材及学时背景下，根本就很难学习到实用的法律知识，对应该了解的法律知识没有相关认知的话，也很难加强学生对法律的敬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高校学生杀人案件，使高校犯罪率成上升趋势，这是对高校法律教育不足所敲醒的警钟。

二、教师道德化

比对其两者的道德化，教师道德化的影响对学生而言更为直接。无论是从高校师资建设方面来说，还是从目前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安排来看，出任法律基础教学的教师大多是思想品德教师这点确实是比较奇怪。由于高校中具有深厚法律知识、高法律素质及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专业法律教育教师还是十分缺乏的，大多这些教师还是从事专业的法律课程教育，并不会出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这也就使得在这门课程中，不管是从课程地位，还是课程内容、培养目标及教师设定，都偏向于思想品德教育，法律基础教育仅仅处于陪衬状态。思想教育是无法讲解法律基础内容的，毕竟与伦理道德知识不同，法律知识是具有一定专业性及抽象性的，学生对道德与对法律知识的讲解需求也不相同，所以在进行法律基础教育内容时，多数教师很难与学生展开有效的教学互动，就更不用提将生活中的实例与法律理论知识结合继续案例分析探讨等等，激发不起学生对法律的学习兴趣，也就难以提升法律基础教学的效果。

三、道德化背景下我国高校法律基础教育的道德化困境突破

就目前我国高校法律基础教育道德化困境的综合分析来看，要转变现在的境地，要么恢复法律基础课程的主体地位，需要教育部门再次颁布相应的通知来达成目标，不过这样的转变目前还没有动静;要么就是修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材内容，增添法律基础教育内容，将相关的法制教育内容逐步添加，但经过六次修订都还是维持现状，这样的突破方式也不适合现在的高校;所以比较现实一点的突破方式应该是从教师建设上入手，毕竟比对其前两者牵涉的因素，后者对于高校法律教育体系来说，更容易实现。就教学手段及教师选择这两方面来说，目前高校都在进行教育改革，对新教学手段及教学理念都十分的重视，其实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上，也可以将一些先进的教学技术及方式引入，在改善以往教学环境的同时，也提升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兴趣，当然这是建立在有法律知识底蕴的教师引导下的。虽然目前各高校师资配比等问题不可能直接性地引入有深厚法律知识、高法律素质及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专业法律教育教师作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师，但却可以提升多数思想品德教师的法律水平，加强对这些教师的法律知识培训，在教学中学习也是目前许多教师进修的方式之一，这也需要高校给予他们学习的平台，及时调整他们对法律基础教育的理解，从而转变对法律基础知识教育的态度，提升教学的质量，突破现在的法律基础教育道德化困境。

四、结语

高校法律基础教育道德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地位道德化、培养目标及教育内容道德化、教师道德化。我国法律基础教育在我国高校教学体系中，算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科目之一，但教育体制建设及教育内容并没有与时俱进，很多地方还处于落后阶段，这也正是道德化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喻靖文．论道德法律化背景下我国高校法律基础教育的道德化困境［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

法律基础范文篇7

一、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对法律基础教学的整体观起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增强其时效性，我们必须要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观，从思想上坚持全方位、全程、全员育人的方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实质。第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观念”占了首位。学校以育人为本，但是必先要育德。这从根本上说明了学校的教育必须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贯穿于所有的教学中。在法律基础教学中我们也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必须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法律基础教学。第二，所有课程中都能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实践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我们的老师仅仅将教学当作谋生的工具，只看中对学生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在本课程教学中给学生思想教育的职责，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由专门的教师来教授。现在高校的教学已经将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合并为一门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校的教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律基础知识的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相辅相成，在法律基础知识的教学中融入了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有效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就充分地提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在法律基础教学中的重要性。第三，老师除了教授知识以外，还肩负着育人的责任，这已经成为所有教师的共识。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将思想政治课老师、学校共青团干部和党政干部以及班主任的优势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将所有老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各门学科中去。法律基础知识这门课可以以课程设置的方式教授伦理知识，从而从根源上对同学们的道德认知能力进行培养。

二、法律基础知识教学整体观由法学教育的使命所决定

有学者指出，“法学是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由此可见，道德与法律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在教授同学们法律知识的同时，更要引导学生站在道德和价值的角度去体会和学习法律精神。法学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学生的道德思想，解析正义。所以在“法律基础知识”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我们的老师需要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观。实现道德价值包含于法治的目标中。历史上，法律与道德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康德所说，法是道德的外在化。而道德是法的精神之所在。没有道德就没有法，正因为有道德才有了法。思想道德提现了法律职业的精神和品格，在法律中包含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等价值的判断，所以法律的教学是避免不了道德等内容的。法治的客观目标是公平与正义，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有必须要有人的主观因素参与其中。仅仅是法律自身制度的完善，并不能诠释法律的生命意义。法律的生命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法律工作者的素养和资质。司法过程实际就是法律工作者以自己的认知能力去证明已经发生的事实，并且根据已经制定的法律加以判决，这就要求法律工作者必须要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加以体现，这样法律工作这的思想道德素质便直接对法律公正产生影响。作为法律工作者，其职业道德素养便决定了公平正义实现的程度。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法治的基础是法律工作者的道德思想内涵。所以在法学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加强对思想道德的培养。思想道德的培养已经成为了法学教育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在教授“法律基础知识”这门课时，我们必须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所以本校在“法律基础知识”的课程设计时要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观念，在教材的基础上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

本文作者：刘青工作单位：江夏区卫生学校

法律基础范文篇8

一、高校大学生法治观的基本内涵及现状分析

（一）高校大学生法治观的基本内涵

在高校教育中，要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必须要先明确何为法治理念。只有在正确的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才能树立科学的法治观。一般来说，法治理念是关于法治的理性化观念，是人们在对法的属性、内涵、价值功能以及运行等实践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内心信念。根植于一国法治实践之中，反映法治现实，对法治实践起能动作用，是法治理念的认识论属性。具体来说，法治理念对一个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实践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实践是法律的根本属性之一，也是大学生法治理念得以确立的主要途径。加强包括法律知识教育、法律能力教育、法治信念和价值观教育在内的法治教育，引导、指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需要高校、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引导学生以社会公民身份参与社会公民事务，参与社会公民事务中实践性地运用法律，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当前，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法学教育教学主要是教授关于法律体系、法律程序等方面的知识和基本原则，侧重于法律信仰与法治理念的确立，因此成为当前高等教育中培养非法律专业法治理念的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法学教育在对法律能力提升和法治理念培育上还有所欠缺，有待加强与提高。

（二）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现状

当前，在我国法学专业教育体系中，实践教学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依然存在缺乏实践教学理论指导、缺乏成熟的具体模式指引、实践环节少且周期短、缺乏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实践环节未被纳入强制性的考试和考核环节等问题，实效性大打折扣。法学专业的法学实践教育如此，高校非法学专业的学生的法学实践就可想而知了。当前，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各级大学生的必修课中，承担着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课程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过去的教学中，“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是作为两门课程开设的，在教学实践中课程在提高和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方面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优势，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融为一体，较为符合我国目前高校的实际情况，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大学生法治观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教育重形式轻实质。很多大学生进入学校后，受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家长和学生都希望课程能够对学生将来的就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追求的是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而对课程的开设持怀疑甚至反感态度。法治观的树立及其将来所产生的作用是循序渐进且缓慢的，因此学生在学习课程时兴趣不大，学习的重点只是课本上的一些条条框框，学习方法上也多采用机械式记忆法，目的是考试能够顺利过关，没有思考和理解法治理念的深层次内涵。而对于教师来说，很多教师在教学定位目标上也存在问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法律基础”部分，主要定位是对学生法律理念的培养和法律知识的掌握，二者兼而有之不能偏颇。但在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侧重于对法律知识和具体条例的讲授，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分析某个案例或是解释某个法条上，这对于学生培养正确的法律理念、树立科学的法治观不利。

2.社会环境和校园环境的影响。受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轻权利、重义务文化思想的影响，加之当前市场经济功利思想泛滥，社会、学校和家庭普遍关注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情况，而对大学生法治教育重视不够。直接的影响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生犯罪率呈上升趋势。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就强调“社会也要进行这样的（法治）教育”。实践中，国家也组织了多次规模巨大的全社会普法运动，但这些运动对法条的宣传远远胜于法治理念的培养。而高校作为社会组成的一部分，难免受其影响。在高校中，承担着对大学生法治理念培养的课程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但实际讲授中缺乏规范性，有的教师对“法律基础”部分少讲甚至不讲，这对学生的法治观培养十分不利。

3.教学模式单一化。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讲授中，绝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方式仍然是以课堂灌输为主，师生之间的互动不够，生硬刻板的教学模式，很难达到良好的课堂效果。加上课时的限制、教师自身专业知识的缺乏、课堂条件设备等原因，法学专业所特有的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教学方式得不到应用。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学生听起来却索然无味，教师讲起来也倍感吃力，教与学双方形成恶性循环。

4.教学目标定位不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所进行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应定位在提高大学生对于道德和法律的一般常识以及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理想认识上，在了解、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大学生对法治理念的理解，以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法治观。但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把教学目标仅仅定位在后面几章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讲授上，但在现有课时安排下，教师不可能将所有法律知识点传授给学生。有的教师还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应用性较强的法律知识点上，如民法、刑法。同时，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教师教，学生未必学。没有准确地把握教学重点，结果只能导致与教学目标的偏离。

5.课程设置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在2007年教育部课程改革后将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并在一起，并在大学一年级开设的课程。每学期54个学时，按照章节的设置来计算真正用于“法律基础”部分的课时数也不过十几学时。法治教育是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这样的课程设置显然无法满足高校对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目标要求。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应遵循法治观

形成的规律结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法学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笔者以为，要发挥课程在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法治观方面的作用，教学应遵循法治观形成的规律。

（一）依据法治观形成的规律，明确教学目标，改革课程教学法治观的形成，并非取决于法律知识的多寡。一个人掌握法律知识多，并不一定说明他具有正确的法治观。法治观的形成，更多的依靠法学教育中宪法、公民、契约、诉讼、权利义务等法治意识和理念的传授和培养。具体到课程教学中，应遵循法治观形成这一规律，明确教学目标。课程教学不能只侧重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应让学生养成较强的法治理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护法行为习惯。教学内容上，应以贯彻法治理念的培养为主线，具体章节不求大而全、多而杂，突破过去重法律条文、法律知识与概念灌输的传统；更多侧重宪法、公民、契约、诉讼、权利义务等法治意识和理念传授和讲解。教学方式上，要突破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教学方式，采用案例教学、课堂讨论和辩论、学生自己整理专题、教师点评等方式，以一种不同于传统课堂教学的方式，使学生直观感受到具体法学教育，更好地接受教学内容。同时，在课堂辅助教学方面，应充分发挥网络、视频、法制类电视节目等设备和资源的作用，加深教学效果，如可以将一些优秀的电视普法节目搬进课堂。

（二）拓宽校外教学渠道传统课堂教学效果有限。要发挥法律基础课程的作用，学校和教师应积极拓宽校外教学渠道。学校可积极联系周边的看守所、监狱、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和部门，为学生提供实践教学的机会，使学生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到法在实践中的运行过程，加深对于法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以与学校驻地的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及政法机关联系，建立一种合作关系，给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和更多的实践机会。当然，这两种校外教学途径，必须配有专门教师指导和辅助，才能发挥真正的效果。传统课程教学中，教师是唯一讲授主体，这保证了教学内容和讲授知识的连贯性，但会产生令学生感到乏味、单调、厌烦的弊端。教学中可以考虑将优秀的司法工作组及违法犯罪而改过自新的人员请进校园、请进课堂，通过他们的办案经历及人生经历教育、感染学生，不一样的讲课内容会在学生之间产生强大的反响，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三）改善课程设置，以达到教学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由两门课合并而来，从出发点上看，是希望能寻求两者的共同点，整合教学内容。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程的设置是将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内化为学生自己，从而以一种道德的内在力量来约束学生行为。而法律基础课程设置则是以明显的外在形式如政策、规章、制度、公约等，向大学生表明哪些行为可以作为、哪些行为是禁止的。两者的宗旨虽然都是帮助大学生“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但实现的途径和过程是有区别的。尤其对于学生法治观的培养，课程更改后由于“法律基础”部分的删减，课时数的减少，课程安排上基本上由一名讲授思想道德修养的教师一起讲授，这必然会使“法律基础”教学质量大打折扣。教学任务的压力、教师自身水平的不足、加上课改后的变化，都影响着大学生法治观的培养和形成，因而笔者对课程改革方案一直持保留态度。同时，从“教与学”过程中占主导的“教”一方看，由于课改时间不长，实践中很多讲授“思想道德修养”的教师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讲授“法律基础”部分。讲授“法律基础”部分也更多的是法律知识和概念的讲解，很少涉及法治思想和理念方面的知识。因而，可以考虑吸收一些受过专业法律教育的教师来讲授法律基础课程，或者将两部分内容拆开，由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的教师来分别讲授。

法律基础范文篇9

关键词：法律基础；参与式实践教学；模式

随着《法律基础》在法律专业教学中的重要程度愈发上升，关于中职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模式革新也成为法律专业的一种探究方向。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的认知程度逐渐提升，也使得法律相关课程愈发热门。探究中职《法律基础》课程参与式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实现教学效率提升，构建师生之间民主和平等的关系，确保最终《法律基础》课程能够得到实践，为中职生后期发展保驾护航。

一、《法律基础》课程参与式实践教学的主要模式

（一）现场教学模式

通常来说，现场教学模式主要分为司法实践法以及模拟法庭两种。就司法实践法来说，其又分为旁听庭审法和司法实务法。旁听庭审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让法律专业学生能够直观参与到司法实践中，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这就要求在这一模式的实际实践过程中，教师一定要让中职生融入一个庄严肃穆的法律氛围中。例如，《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安排中职生参与到一些罪犯审理过程当中，让中职生在现场庭审感受法律教育氛围。若受到教学条件以及教学时间束缚，教师还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法庭审理视频资料给学生，让学生较为系统和直观地旁听法庭审理过程。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有一种实践感、代入感，教学才能实现有效参与。其次，在司法实务法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带领学生参与到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等场所进行实践，经常性和长期性接受一些司法实务训练。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深入学生中间、学校所处社区，参与到一些临时性的法律纠纷实务过程，学习起诉、答辩以及审理等。有机会也可以联系学校保卫部门处理一些盗窃或者斗殴案件。这样，学生在充分融入生活的过程中也增强了对法律基础课程的参与感，即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逐渐学习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在模拟法庭法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科学合理地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开设。以辩论的方式引入法律基础教学。这样，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就可以演化为一个以法律辩题为中心，以法庭辩论为课堂的实践教学。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些法律基础原理知识进行讲解。尤为重要的是在整个法庭模拟法的运用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参与其中，遇见的大部分法律知识都能随时进行查阅和准备。例如，某法律专业组织法庭模拟法的课堂教学，学生亲自参与到过程中，有的学生扮演法官；有的学生扮演律师；有的学生则依次扮演检察官、被告以及原稿等身份。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不由自主会对法律产生一种敬仰之情，而自身也受到了一种较为职业化的法律法治基础知识教育。其中，在开展模拟法庭法的过程中需要教师进行较为严密的设计，展开教学之前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有条件的情况下需要多次进行模拟法庭演练，不断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法律思维习惯。

（二）案例教学模式

传统的中职《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是将庞杂多样的知识引出，然后针对不一样的知识进行讲述。案例教学模式的引入，使得原有传统教学方法得到摒弃，中职《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变为专题形式出现。具体来说，案例教学模式由教师针对当下社会中的常见热点法律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问题或者法律案例。学生随着教师的引导进入案例教学当中。首先，案例教学模式的专题授课需要教师寻找较为综合性和贴近生活的典型法律案例，以学生的学习需求作为基础，将实务性的热点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剖析其中的法律基础知识，再以此为延伸讲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能够真切深入法律集体活动当中，充满实务性的法律问题也构建了一种较为平等、和谐和健康的师生关系。例如，在抢夺罪的法律常识讲授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社会中发生的真实案例，如“2015年，某高校大一新生伙同社会不良人群，因为没有钱前去网吧上网，在一茶馆抢夺了茶馆喝茶顾客的现金1万元。受害人被抢夺以后随即拨打110报警电话。警察接警后迅速锁定目标，抓捕犯罪嫌疑人。而这个大一新生的前途也就毁于一旦，并非只是在学校里面抢夺同学钱财之后写了检讨书就完事那么简单。”在这一案例中，抢劫1万元以上已经构成抢夺罪，可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教师通过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讲述，旁征博引，让学生明晰了抢夺罪的相关法律常识。

二、《法律基础》参与式实践教学的弊端和改进

（一）《法律基础》课程参与式实践教学的弊端

中职《法律基础》课程参与式实践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教学模式的革新，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和实务性，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但是现阶段大部分中职法律课程教学中学生之间的差异较大，法律知识和法治水平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情况，这就使得法律基础参与式实践教学在实际开展过程中收效甚微。比如，有的学生认为法律基础课程与正儿八经的法律专业知识没有多大联系，认为案例教学和模拟法庭就是一种课外实践活动，参与积极性偏低，未能引发学习兴趣。所以，现阶段参与式实践教学模式还有待改善。

（二）参与式实践教学的改进

在实际进行参与式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应当重视起来。教师方面，不能将案例教学和模拟法庭、法律实务等当作单纯一种课外实践活动课程进行，一定要加强与学生生活的实际练习，让学生感知法律就在身边。开展之前多多进行演练和准备。学生方面，应当在教师的引导之下，认清参与式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只有师生共同参与，加强重视，《法律基础》课程参与式实践教学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同时，学校还应加强法律基础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深化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研讨，努力构建符合法律基础参与式实践教学的教学模式和体系。

三、结语

随着普法工作开展的深化，中职《法律基础》课程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广大学生乃至社会群体的法律水平和意识。开展参与式实践教学模式有效实现了法律基础课程的情景化教学，加强了学生的参与力度，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

作者:谢新军 单位: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

参考文献：

法律基础范文篇10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慕课N+4+3”；教学模式

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大学生要正确认识新时代，自觉担负起新使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思政教学在塑造大学生三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国家要求的高校必修课，在高校思政领域具有重要作用，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教育”已经成为时展趋势，思政课也运用互联网技术有了新的突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慕课N+4+3”教学模式顺势而生，这一教学模式以其独特的优势被广大师生认可，探究这一模式对增强学生获得感，提高思政教学效果有积极意义。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简介

为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三进”精神，高校思政课必须通过“进课堂”实现“进头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认真贯彻我国教育部“全面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实施方案”和“高校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贯穿全书的主线是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教育，这门课程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和实践性，涉及思想、道德、政治、法律和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具有政治功能，还担负着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任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目的就是要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帮助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努力做一个具有真善美正能量的人。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学习，使得大学生更加珍惜大学生活，努力学习，做个有理想信念的人，做个有家国情怀的人，做个有崇高价值的人，做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做个有法治精神的人。

二、慕课简介

为了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建成“学生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各大高校致力于思路突破、教法创新，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水平。慕课的广泛普及引人注目。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OpenCourse）。慕课符合时展潮流，引起高校的广泛关注。2013年清华大学了全球第一个基于edx的中文“慕课”平台——“学堂在线”。“学堂在线”内容丰富，思政类课程质量较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视频受到师生的好评。网易、新浪、智慧树等网络平台纷纷推出慕课。慕课教学具有开放性、普遍性、高效性以及资源共享性的特点。这些优点是传统教学方式不能比拟的，师生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可以赏析相当一部分高质量的教学成果。

三、“N+4+3”教学模式的基本含义

毛维国和任凤琴主编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慕课N+4+3”教学模式导读》中提到：“N+4+3”模式是在慕课模式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混合式教学模式。这里的“N”是指无数个知识点，具体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把那些概念性、理论性的内容拆解成无数个大小问题，每个问题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点，每个知识点经过主讲教师的精心准备最终录制成一个个短小的视频，供学生在网上自主学习。这里的“4”是针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特点而设置的四个专题报告。这里的“3”是指三个以学生为主导的全员参与式课堂内实践活动。

四、课程教学基本操作过程

第一步：课程入门+开学第一课先由主讲教师告知学生该门课程网上及网下学习的方式方法和时间安排。然后由主讲教师上好开学第一课：适应大学生活，开辟人生新征程。开学第一课“适应大学生活，开辟人生新征程”内容参考如下：大学学什么、走进我的大学、大学学习、大学生的成才目标、道德与法律、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核心价值观内容、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学习本课程的重要意义、学习本课程的方法等等。第二步：学生网上自主学习，观看视频按照课程结构，该门课程共分三大部分：人生价值观培育、道德观念教育、法律意识培养。人生价值观培育包括：绪论、第一章“人生的青春之问”、第二章“坚定理想信念”、第三章“弘扬中国精神”、第四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观念教育包括：第五章“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法律意识培养包括：第六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每部分内容给学生两到三周的自主学习时间，学生按计划安排观看视频，参与网上讨论，完成网上作业练习。这一步骤的完成要以电脑、多媒体为载体。教师要讲好规矩，让学生明确学习的任务，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教师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各个学校应该鼓励教师根据大纲、教材结合本学校特色、地方特色录制教学视频，提供学生自主学习，也可以通过网络推广开来，实现资源的共享。在结合本校特色方面，如宁夏警官职业学院，在备课、制作视频时，要符合警院特色，牢牢把握公安系统的工作特点，让教学更有针对性、实效性。开发和改进网络教学平台。学校对教学过程全程录像，并将录像提供给教师本人和课程组首席专家，对教学过程进行剖析、优化。尽可能的做到质量上乘，让学生受益匪浅。第三步：专题报告学生每学完一部分内容，由主讲教师结合该两周的学习内容给学生做一次专题报告。专题报告应围绕课程内容进行。参考内容如下：适应大学生活，开辟新的征程；把握大学生活，放飞人生梦想；大学生恋爱与人生漫谈；直面现实问题，成就人生价值；探索人生意义，创造人生价值；科学对待人生环境；提高社会公德意识，养成良好公德习惯；践行职业道德，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弘扬中国精神，实现强国梦想；做注重实践，勇于创新，具有家国情怀的大学生；加强道德修养，助推成长成才；道德观与大学生；道德修养与大学生成长成才；养成法律思维习惯，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大学生法律素养与社会治理；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尊重宪法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了解民商法律制度，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了解刑事法律制度，预防青少年犯罪等。第四部：课堂实践与答疑每次专题报告结束后，由主讲教师组织一次课堂实践活动。参考内容如下：“谈理想、话人生”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用理想点亮人生、用行动成就未来”演讲比赛；爱国主义诗歌朗诵会；传递正能量，学生“随手拍”活动成果展示；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微视频的录制；“树立法治观念、尊重法律权威”知识竞赛；与法同行法治辩论赛；中美贸易摩擦辨析专题教学等。坚持以价值塑造和信仰培育为目标，整体优化教学理念实现思路攻坚。要有效调动学生的主体性。通过课堂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思政团队影响力，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通过实践教学环节的多样化设计，教师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引导寻求学生用自己的视角和话语来表达对国家社会的关注。当前慕课教学存在涉猎面广、视频制作粗糙、缺乏吸引力、过分追求高大上、形式千篇一律等问题。思政慕课教学在这些不足之处下功夫，一定能推动思政教学教改，增强思政教改动力，提高思政教学创新能力，提高思政教学精细化程度。

整体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应该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慕课只是课堂教学的辅助形式，实现实践教学、第二课堂、慕课等多种形式相互配合，以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当代大学生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当代大学生只有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才能将自己培养成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才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有所建树。

参考文献：

[1]孙建英,徐菂,贾淑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指导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