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价值范文10篇

法律价值范文篇1

一、法律价值的涵义

要谈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注意它的概念，那么法律的价值的概念应该怎么样去定论呢？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价值的涵义。在哲学上，应从二个方面去理解的，一方面是价值属于一个表征关系的范畴，它反映了人与外界的关系，揭示人实践的动机和目的。另方面是价值是表征意义的范畴，它可以表示事物对人的意义。从上面的内容看，我们不难看出要理解价值的涵义离不开人和外界的物，价值的涵义不过是二者的作用于反作用，因此离开了人（我们叫它主体）和外界的物（我们叫它客体）任何一个就无法理解价值。

理解了价值的涵义，我们再来看法律的价值。专家认为法律的价值可因使用的方式不同有不同的涵义。第一种是来表示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时所保护和增加的价值。比如说，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称之为目的价值。第二种是法律的评价标准。第三种是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因素称为形式价值。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法律的目的价值和律师实务，所以我们仅从上述第一个法律的价值去谈，就是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所保护和增加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认为，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的一种行为规范。由此我们应该知道法律所保护的就是其统治秩序。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人性化的推进使法律的阶级性淡化，社会秩序和私权的保护逐渐加强，所以现在的法律的目的价值就是是社会的各个层面达到稳定有序的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维护固有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秩序正常有序的发展；

2、保护公民个体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

3、对侵犯前2项的违法者给予相应的制裁。

对第一个表现我们称为公权，第二个表现我们称为私权。

二、法律价值的现实意义

法律在体现其价值的过程中，公权和私权有没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如果有的话，应该怎么解决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公权和私权在法律适用的时候冲突一定存在，有冲突就应该有解决办法。笔者认为，我们就是用法律价值的理念去解决这个冲突。公权和私权冲突的时候尤其是为保护私权要损害公权的时间，从法律的目的价值看，私权要服从公权。我们这里的公权是指社会公共利益这个公权。有人权主义者认为公权和私权的冲突应该服从私权。笔者并不排斥人权主义者的这个观点，当作为国家利益的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的时间，私权作为弱者完全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发生的这个冲突是立法的原因所造成的，所以国家必须勇于承担责任。所以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对公私权的冲突应该按照法律的价值区别对待。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法律是社会主义的法律，是社会主义道德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成为法律。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律和道德在某些细节上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所以在我们的国家不可避免的也存在公私权的冲突问题。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按法律至上的理论，我们应该服从法律，从另个角度叫就是公权至上。所以说研究法律的价值理论对司法实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三、法律价值对律师实务的指导意义

律师的职责就是用自己的执业活动通过维护私权的合法利益来贯切实施法律，因而律师服务的最终目的就法律的价值和社会关系的结合。换句话说，就是律师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就是法律价值实现过程的一个方面，所以将法律价值的理念贯穿于律师执业服务的全过程就成为律师实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只有这样律师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将法律价值的理念运用到律师实务中，首先可使律师在更高的广度、深度和更高的层次上理解立法的本意，进而在办理具体的案件时能够正确对待、充分把握案件的性质及案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程度，为准确、妥善处理案件提供确切的依据和方案。这样可以使已经形成事实的社会关系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也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合同法》中的鼓励交易原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和保护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每个统治阶级的目的。诉讼时效制度的确立也是如此的立法本意。从客观公平的角度上讲，诉讼时效制度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法律对超过诉讼时效的权利不予保护？其真实的目的就是在于用法律的形式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最终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法律的价值最终要转化为一定的社会价值。法律的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法律价值的实现是通过相关机构对法律的实施来形成有序的社会秩序来实现的，从而实现了从法律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

律师职业在阶级社会中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是为政治服务的。律师的工作就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协助统治阶级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律师职业本质上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我们的国家是由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各个层面参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体。因此我们国家的律师就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目前我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搞好稳定，律师的服务必须服务于这个大局。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是这个目的，因而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法律价值的具体体现。

四、法律价值在律师实务中的运用、影响和作用

一般情况下，严格按法律办事就能够使法律价值得到最大的体现。但是，某些特别的情况下是不尽然的。有这样一起案子：某甲租赁某乙公司的房产，租赁期间乙公司将该房产用于抵押贷款。后因乙公司欠丙的款，被法院执行。同时，银行的贷款也已经起诉并进入执行程序。法院依法拍卖该房产给丁，所得价款用于偿还银行和丙的款。执行完后，乙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被法院宣告破产，还债完毕。丁买到该房产后，将不到期的甲赶出房产，投入巨资重新装修营业。甲将丁起诉。经查，乙公司贷款的抵押手续不合法，应属于无效抵押。按无效抵押的规定，丁作为受让人不能对抗租赁人。那么甲就应该胜诉，让甲来继续租赁房屋。但是，法院最后判决驳回了甲的诉讼请求。

认真分析这个案子，从法律的规定上看，甲的胜诉应该是百分百。但是为什么败诉了呢？似乎判决是错误的。但是，从法律价值角度去看，这个判决是对的。分析一下便知道，某乙公司的房产已经拍卖完毕，其所得价款也已经付完。另外公司也已经破产还债完毕，丁也已经开始营业，所有这些都已经形成稳定的秩序。如果为了维护甲的利益，判决其胜诉的话，已经执结的案子需要回转，破产也要恢复，丁的营业也要停止，这些能够恢复吗？如果恢复的话，很难预料在多大的程度和范围内已经形成的稳定社会秩序就要动荡。这个时候，某甲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从法律的价值理念出发，要发挥法律的价值就必须损害某甲的个体利益，从而维护社会利益，即私权服从公权。该案子的判决是一个符合法律价值的判决。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不难发现法律价值在我们的业务里有多重要。作为律师在服务的过程中要引入并善于运用法律价值的思维和理念去办理业务，从而化解矛盾，使百姓减少诉累。因为我们国家的律师从总体上看收入还不是很高，法律知识水平还有相当一部分停留在法律条文的表面，所以有时间极个别的人为了提高收入或者水平低下的原因使本来不符合法律价值的纠纷烽烟再起，这是错误的。律师基本上处于百姓和国家机关之间的缓冲地带，如果律师在这个地带运用好了法律的价值思维理念，完全能够化解一部分纠纷，这本身就是为政治服务。毕竟律师的服务过程也是法律价值向社会价值转化的形式之一。

那么如果律师把这样的法律价值引入办理的业务里，是否会造成百姓对我们的法治失去信心。换个角度讲严格执法、司法公正、秉公执法与法律价值理念是否会冲突。即要实现法律的价值是不是就要以在某个个别的情况或者部分牺牲严格执法、司法公正和秉公执法呢？笔者认为，这样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国家在立法的技术上在尽量避免冲突的存在。其次，个体利益即私权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即公权的冲突毕竟是极少数的。第三，无论公民还是法人都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任何一个成员的利益必须服从整体的利益。个体成员的利益的保护是良好的整体利益为前提的。我们必须承认司法的公正和执法的公正所保证的是一个程序上的公正，而不是实体上的公正。所以，只要国家机关保证了程序上的公正就可以最大限度的接近了实体的公正。因此，法律价值的理念和思维只能使百姓更加理解法律的目的价值所在。

前面讲了法律价值的实现有时可能会为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去损害某个个体的利益。谈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注意一个特别的诉讼——公益诉讼。公益诉讼实际上就是对固有的社会秩序所进行的诉讼活动。公益诉讼的真正目的是针对历史上已有的、并且现存的某些不适当社会制度的一个挑战，挑战的目的是使这个制度完善并进一步发展。公益诉讼是否可以运用法律价值理念呢？我们以石家庄的乔占祥律师诉铁道部春运长价为例，这是个典型的公益诉讼。乔律师的败诉是不是因为法律价值的原因呢？显然不是，因为乔律师胜诉了根本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我们知道诉权的行使法律是不干涉的。乔律师如果胜诉得到了退票，也并不会引起社会秩序的不稳，因为其他的人没有起诉。其实，说到家公益诉讼不是法律目的价值的体现，它是评价价值的体现。公益诉讼是警示国家机构制度的不合理或者不合时宜，因此，公益诉讼是无所谓胜败的。

法律价值的总的要求就是用法律的价值理解法律，把具体的业务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研究。充分认识法律价值的重要性对律师在服务过程中更好的理解法律，把握案情，为当事人服务到位有很大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把律师的服务工作置于国家的政治环境和法律的核心，才能服从大局，才能起到律师的服务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

名词含义：公权是指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私权是指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

法律价值范文篇2

[关键词]监狱法，法律地位，价值所在，存在问题

1994年12月29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至此，历时8年多的监狱立法活动，以《监狱法》的出台作为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的出台对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和重大的意义。正如1995年2月14日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所言：“《监狱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监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举。《监狱法》是建国40多年来监狱工作成就的结晶，是监狱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凝聚着广大监狱干警长期以来惩罚犯罪、教育改造罪犯的丰富经验和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聪明才智，饱含着从事执行刑罚和监狱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监狱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监狱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然而《监狱法》的出台并非监狱立法的功成名遂，相反，其正表示着我国系统的监狱立法之开始。

从1994年到今年，正是《监狱法》颁布与实施十周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监狱法实施10年以来，为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的监狱法制打下了良好和坚实的基础，树立了依法治监的监狱治理理念，为我国打击犯罪、惩罚和改造罪犯，保障罪犯人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根据这十年来《监狱法》实施的状况，监狱法治所面临的问题和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这些问题既有来自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客观水平的局限，也有来自于国家刑事立法体系和刑事司法体制方面的制约；既有来自于监狱外部社会环境方面条件的影响，也有来自监狱内部自身的因素；既有来自监狱立法体制的，也有来自监狱法实施机制的；既有人的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物质的和制度或体制方面的因素。[2]”本文籍《监狱法》颁布十周年，对《监狱法》的法律地位及其所体现的价值作一评估。

一、《监狱法》的法律地位

现代法理学认为，某部法律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一般是由该法制定的法律依据、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内容及其调整的法律关系与法律调整方法所决定的。笔者认为《监狱法》在我国法律体系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非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附属与补充，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监狱法》具有独立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法律地位

《监狱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讲明：“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权威，其他部门法都是由宪法所派生出来的。从《监狱法》制定的法律依据来看是《宪法》，并不是其他法律，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法渊上的派生关系，尽管法渊上的不同，不能成为《监狱法》独立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充分理由，但是，至少从法渊上排除了《监狱法》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派生关系；从《监狱法》的调整对象来看，其主要调整对象为刑罚执行法律关系即行刑法律关系，这种特定的法律关系是监狱在行刑过程中，发生在监狱和罪犯之间的惩罚和被惩罚、改造与被改造的社会关系。这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调整的法律关系不同，《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其并不调整刑罚的执行活动，而《刑事诉讼法》是公、检、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规范，显然《监狱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各有不同的调整对象；从调整方法上来看，《监狱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也不同，《刑法》的调整方法是采用刑罚制裁的方法来调整其保护的社会关系，而对于《监狱法》来说刑罚制裁是其执行的内容，而并非其调整方法；从法的性质和任务来看，《刑法》是规定刑罚的法，《刑事诉讼法》是确定刑罚的法，《监狱法》是执行刑罚的法，各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任务。《监狱法》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不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附属与补充。

（二）《监狱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有人认为：“监狱法具有基本部门法律的属性和特点。它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共同构成刑事法律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三者相互衔接、相互支持，共同构筑我国刑事法律的基本框架，并呈”三足鼎立“之势[3].”其实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现行《监狱法》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所谓法律部门，又称部门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定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法律部门离不开成文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二者并不是一个概念。并非所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能成为部门法。划分法律部门所依据的标准一般认为包括法律的调整对象和法律的调整方法，同时还必须遵守这样几个原则：粗细恰当原则、多寡合适原则、主题定类原则、逻辑与实用兼顾的原则。[4]在整个行刑法律体系中，《监狱法》仅仅调整部分行刑法律关系，即对自由刑的行刑法律关系，其他具有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拘役、罚金、管制和余刑在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等行刑法律关系并不在《监狱法》的调整范围，一个完整的法律部门应该能够概括对同一法律性质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但从《监狱法》目前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来看，其并没有调整全部的行刑法律关系，其只调整绝大部分的自由刑的行刑法律关系。很显然《监狱法》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当然，“从监狱法律所具有的行刑法的实际意义来考察，确保刑罚实施和实现的行刑法，应当成为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相同的国家基本部门法的地位，这是行刑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的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要求，也是刑法改革日益重视刑罚效益和行刑效率的反映和要求[5]”。刑罚的发展经历了由生命刑、身体刑到流放刑直到当今以自由刑为主的发展形态，刑罚的实际效益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而行刑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刑罚执行日趋科学、民主、人道、平缓和谦抑，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刑事司法领域，“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行刑趋势已经成为刑罚执行的主题，把以《监狱法》为主体的刑事执行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与国际行刑理念相衔接的必然需求，也是真正实现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立法目的的客观需要。

（三）《监狱法》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法律体系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知识体系，“犯罪”和“刑罚”是刑事法永恒的主题。二者具有天然的联系，犯罪是刑罚的必然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定后果，是整个刑事法律体系的中心内容。刑事法最根本的目的或作用是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等环节，发挥刑罚对罪犯的惩罚、遏制、改造等功能，从而实现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最终达到减少和消除犯罪的目的。

有的论者认为，《监狱法》调整的是监狱的刑事执行活动，监狱由司法部即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因此，监狱是行政机关，《监狱法》是行政法的范畴，笔者对于这种观点并不认同。一般来说法的性质主要由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来决定，不受其实施机关或执行机关的管理领导体制的影响。就《监狱法》而言，监狱执行刑事判决，行使刑罚执行权的刑事职能并没有因为领导体制而改变，在活动的性质上仍然是一种国家刑事司法活动，而不是政府行政行为[6].比如说公安机关是典型的行政机关，但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使侦查权的刑事职能并没有因为其管理领导体制而发生改变，否则规定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的《刑事诉讼法》岂不是变成了行政诉讼法。总之，不论监狱机关的领导体制如何，也不会改变《监狱法》为刑事执行法的法律性质。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刑罚有五种主刑、三种附加刑。“自由刑判决在实践中占审判机关整个刑事判决数量的90%以上。[7]”由此可见，徒刑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我国主要的刑罚方法。根据《监狱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余刑在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由监狱执行。由此可以看出，监狱是我国主要的刑事执行机关，在刑罚实现活动的过程中，监狱发挥了主体性的作用。监狱作为自由刑的执行场所，在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时代成为了的刑罚体系的物化象征。“刑罚的动态运作机制告诉我们：在当今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制度下，监狱作为刑罚的执行机构，作为自由刑的执行场所，其行刑的功能发挥使其在刑罚机制运作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行刑机制的运作与刑法、刑罚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处于一种深深互动关系之中。[8]”

国家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是通过刑罚权的分配和运行得以实现的。刑罚权一般可分为四项权能[9]，即制刑权、求刑权、用刑权（又称量刑权）和行刑权。制刑权，即国家立法机关创设刑罚的权力，包括设立、变更、废止刑罚的权力；求刑权又称追讼权或起诉权，是指请求对犯罪嫌疑人判处刑罚的权力；用刑权即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适用刑罚的权力；行刑权即对罪犯执行刑罚的权力，是整个刑罚体系的最终环节。

行刑权是一项独立的刑罚权能，它是指以监狱为代表的刑罚执行机关对犯罪分子执行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是实现刑罚权的最终落脚点和关键所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戈尔丁所言：“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他基本上是根据法律的刑事部门来认识法律的。在这一部门中，法律与法律实施似乎无可摆脱地纠缠在一起。法律的象征意义与其说是立法者，不如说是警官，后者的任务是预防犯罪、侦破案件和逮捕犯罪分子。然而法律的实施过程并不仅限于此，它的顶点是在审讯和定罪的复杂过程之后对犯罪所实施的刑罚。[10]”尽管这一论断是针对整个刑事司法而言，但同样说明了以监狱为代表的行刑机关对于刑罚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普通公众认识法律的重要性，它是普通公众初步认识法律的最后环节，法律是否民主、谦抑、人道和平缓无不从监狱行刑过程中体现出来。基于此，国家为了规范刑罚执行活动、弥补刑事执行法的空白，《监狱法》得以出台。因此，在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时代，规范监狱行刑活动的《监狱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一样，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监狱是刑罚最终的和集中的体现者，也是国家施政政策和法律制度的特殊检验者。“实际上监狱行使的是行刑权，我国的刑罚权分为几个部分，包括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最后是行刑权，我觉得行刑权对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的社会对这一块是比较忽视的，把人抓了，判了，送到监狱，改造得怎么样，就不大管。这个工作没有做好，导致再犯率、累犯率都很高，回头对社会造成危害，又需要抓人、判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监狱法制的改革应该提到这个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的范围之内、国家的法制建设的背景下来考虑。所以，监狱改革与发展是关系到国家司法体制如何转变的问题。[11]”减少乃至消除犯罪几乎是所以统治者和善良人们的共同愿望，随着犯罪现象的加剧，其施加给我们的影响和压力也越来越大，人们不断地修改修正《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但是事与愿违，犯罪现象并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这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刑罚的执行与刑事执行法。刑罚的确定解决的只是刑罚实现的基础，而刑罚实现必须通过刑罚执行才能实现其真正内涵。“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刑事法创制和实施，都要在监狱行刑中得到实现。故此，从认识到理论，从立法到司法，从刑罚的制定到刑罚的适用，都重视和直面监狱行刑这面镜子，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地制定刑事政策、进行刑事立法与司法改革的要害之一。否则，如果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关联，忽视了监狱行刑所具有的影响和检验作用，那么，不仅是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就是本末倒置。”[12]

监狱的改革与发展、监狱实施刑罚的效果取都决于监狱法的完善与否，监狱法的完善与否不仅关系到监狱法治本身，而且对于我国司法体制的转变，刑罚目的的实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监狱法》的价值评估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13]”。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治最基本的要求，监狱作为我国刑罚的主要执行机关，其对于法治的推行自然具有一种不言而喻、责无旁贷的责任，监狱法治不仅是国家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其具有自身的独特的价值与品格。在一个主权在民的法治社会里，监狱法制不仅是国家惩罚、改造犯罪者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罪犯法益的特殊工具，“刑罚并不是对过去的报复，因为已经做了的事是不能勾销的，它实施是为了将来的缘故。[14]”监狱法治要求监狱行刑符合国家法治的要求，公正、合理、人道和有效地执行刑罚，最终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

法治首先是有法之治，法律是法治的先导。对于推行监狱法治而言，《监狱法》的出台是一种自然而又必然的要求。如果连一部最基本的规范监狱刑罚执行的法律都没有，那么监狱法治将成为一句美妙的空话。因此，在推行监狱法治的大背景下，在理论与实务界的殷切期待下，酝酿8年之久的《监狱法》终于出台了。然后法律的价值并不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法律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法律来说也同样如此。法律只有去指导实践，运用到实践中去才能检验和体现其价值，否则，再好的法律也永远只是一张写满承诺和价值而无法兑现的纸，法律应是一种活生生的事实状态。因此对《监狱法》价值的评判只能从《监狱法》实施的实践中去寻求答案。《监狱法》从1994年出台到现在已经实施10年了，10年的实践已经能够给我们一个理性评价与分析的平台。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价值，因此本文也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评价《监狱法》的价值。

（一）《监狱法》的价值所在

1、《监狱法》是监狱法治的逻辑起点

正如上述所言，法治最基本的前提是有法之治，仅有监狱法治的理念，没有实在法的确认；仅有依法行刑的要求，没有严格的程序规范；仅有保障罪犯人权的意识，没有法律的宣言，那么，这一切都成为空谈。《监狱法》确认了监狱法治的理念，为程式公正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更体现了对罪犯人权的尊重与保护。《监狱法》的颁布为依法治监的提供了实在法的依据，使监狱治理摆脱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是监狱法治的逻辑起点，是监狱刑罚执行经验的总结、结晶与升华，为依法治理监狱、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提供了明确而又具体的法律依据，使整个监狱的行刑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0年来的客观实践所证明，通过对《监狱法》的宣传与学习，《监狱法》正逐步成为指导与规范监狱行刑活动的基本准则，广大监狱人民警察能够按照《监狱法》的有关规定认真地、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行使手中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从一定程度来说，依法治监的监狱治理理念已基本形成。从近10年的监狱工作来看，《监狱法》已经成为整个监狱行刑工作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法律规范，是监狱一切工作的基本纲领，在监狱行刑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监狱法治不仅要确立理念，规范程序，保护人权，而且也必须有明确的执法主体，“就像好的法官执行一部不完善的法典比愚蠢的法官执行一部‘不朽的’法典要好一样，一种独创而且协调的监狱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人员来执行也没有价值。[15]”因此《监狱法》明确了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律地位，为监狱选拔优秀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监狱法》不仅仅是“管监狱的法”和“管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同时也是“保障监狱依法行刑的法”和“保护监狱人民警察公正执法的法”，客观实践所证明，只要我们的监狱和监狱人民警察切实地按照《监狱法》的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受法律的保护。

《监狱法》第12条第2款规定：“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人民警察。”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律地位。“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人民警察”这一看似简单的规定实质上包含着国家对于劳改干警多年以来无私奋斗和奉献精神的肯定和褒奖，作为依法教育改造罪犯的监狱人民警察，是光荣而又神圣的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人民警察法律地位的确立使监狱人民警察感到自己在新时代和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角色得到法律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同。可以说《监狱法》的实施增强了监狱人民警察对监狱工作的信心、爱心和责任心。《监狱法》第5条规定：“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受法律保护。”这是对监狱人民警察在刑罚执行活动过程中的法律地位的进一步确认，肯定了监狱人民警察是监狱行刑活动的具体实施者。监狱人民警察依法行刑受到法律保护，体现了国家、社会对于监狱人民警察的理解、关心和支持。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同志南巡谈话也曾讲到：“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同样道理，对于监狱治理来说，确立了依法治监的监狱治理念之后，依法治监的步子能不能快一点，罪犯的改造效果能不能好一点，关键在于我们的监狱人民警察，只有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律地位，只有理解、支持和关心监狱人民警察的事业，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监狱法治才能真正实现。

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监狱这个上层建筑来说，物质保障对于监狱法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的经费。监狱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监狱依法使用的土地、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监狱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破坏。”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监狱的财产保护机制，明确了监狱经费来源于财政而非来源于监狱自身，尽管在《监狱法》实施的10年内，监狱经费的保障不尽如人意，但是并不能成为否定这一规定的价值的理由。这一规定为今天正在进行的监狱体制改革和监企分开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使我们监狱改造工作开始逐步摆脱经费和生产双重困扰的恶性循环。

2、《监狱法》的制定和实施完善了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实体法即刑法、确保程式公正的程序法即刑事诉讼法和规范刑罚执行活动的刑事执行法。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中有《刑法》、《刑事诉讼法》，但没有规范刑罚执行活动的完整、统一的刑事执行法，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一个缺陷。但是在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时代，监狱作为自由刑的执行场所，《监狱法》的颁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刑事执行法的空白，并成为我国刑事执行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应当说《监狱法》的颁布和实施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独立意义，而且直接地表现为其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重大作用。监狱法的建立，使中国以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执行法为基本框架的刑事法律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些法律的全面实施则使中国的刑事司法开始进入整体或全体性的法治状态。而且解决长期以来中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监狱的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性质和任务问题，监狱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主体地位问题，监狱生产和罪犯劳动改造的关系问题，等等。[16]总之，《监狱法》的颁行把中国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刑罚执行纳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刑罚权是基于犯罪存在的，对犯罪人实行刑事惩罚的国家权能，是国家统治权或者说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17]”刑罚权的产生是国家权力分化的结果，而国家权力实现最终依赖于社会组织结构的运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国家权力的功能日趋分化和专门化。对于刑罚权来说也同样如此，刑罚权作为国家依法惩处罪犯、改造罪犯的权力，其具有内在的独特的结构。由过去刑罚追诉、刑罚裁量、刑罚执行各权能混为一体逐渐演化为不同的权能分别由不同的专门机关行使。一般认为，国家刑罚权的完整内容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18]等。刑罚权被分为四个权能正是其功能日趋分化和专门化的结果。随着刑罚权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刑罚权的四个权能也由不同的专门机关行使。在我国刑罚权的运作机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行使制刑权，公诉机关即检察院行使求刑权[19]，法院行使量刑权，监狱行使自由刑的刑罚执行权。但是，在《监狱法》颁布前，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结构中，竟未规定专门的行刑机关，也未规定监狱为专门行刑机关，且没有明确监狱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因此，监狱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沦为审判机关或行政机关的附庸和补充。这违背了刑事司法机关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和刑事司法专门化的原则，从而影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实现源于制权，始于求权，定于量权，终于行罚，刑罚执行使刑罚由应然状态和宣告状态最终转化为现实状态，刑罚目的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刑罚执行。确立专门的、独立的刑罚执行机关不仅仅是理论使然，也是客观需要使然。

《监狱法》第2条规定第1款：“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这一规定从法律上宣告了监狱摆脱了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处于审判机关或行政机构附庸的地位，明确了监狱的法律性质，确立了与公、检、法机关一样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这一规定确立了监狱作为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主体的地位，也就是在事实上肯定了刑事司法活动中，公、检、法、司四主体的地位。更进一步讲，这对所谓刑事诉讼中有关机关——现被界定为公、检、法机关间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的一种突破和发展。”[20]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刑罚权能的运作机制。

通俗一点来讲的话，《监狱法》颁行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做了二件大事：在立法层面弥补了我国刑事执法的空白，形成了以《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以《监狱法》为代表和主体的刑事执行法等较为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在运作机制方面确立了监狱独立的主体地位：即专司刑罚执行的机关，以法律形式宣告了中国也有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实现了刑罚权能较为合理的专业化分工。

其实《监狱法》为中国刑事司法做出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随着监狱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丰富，为刑事执行法典的制定创造了客观条件，为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最终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建构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法律意义。

3、《监狱法》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保障罪犯人权，促进罪犯改造

如果说宪法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那么，《监狱法》无疑是罪犯人权的大宪章。

人权的保护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基本标准，对于人权的保护和尊重是法治本身的内涵。所谓人权就是人之为人也就是说基于人的本性和本质所应享有的权利。正如夏勇教授所言：“作为普通权利，人权意味着，所有的人类成员，不论在种族、阶级、信仰、肤色、财富、性别、国籍、知识、能力等方面有何具体差异，皆一律平等，拥有人之所以作为人的同等的价值和尊严。[21]”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强调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尊重人为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其他的一切价值，包括人的权利都导源于对人本身价值的尊重。人文主义不是指人类的希望建立在人性的善恶上，而是建立在人的潜能上之上，这种能力包括语言、交流、观察、推理、想象和创造的能力，并认为这种能力一旦释放出来，人就能够在一定程序上获得选择自由并开辟改善自己命运的可能性。

犯人的人权也同样应受到法律的尊重与保护，“犯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犯人。”也享有作为一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法律也应当尊重其作为人本身的价值，尊重其语言、交流、观察、推理、想象和创造的能力。按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具有契约性质的国家，公民交出部分权力后，必须在所交出的权力范围内接受负责这部分权力的组织机构即政府的支配。然而，公民交出部分权力的本意并非要政府来支配自己，而是需要通过它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被侵犯。犯人正是因为行使了其交出的那部分权力中一小部分，（比如说故意伤害，每一个公民故意伤害他人的自由根据契约已交出）所以其必须为占有那交出的部分权力而付出代价以维持其与其他守法公民的权利平衡（比如说被判处监禁），但是未交出和未被剥夺的那部分权利应受到平等的保护和尊重。

正是源于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同时在其他条款里也一一列举了罪犯的诸多权利。这些保护罪犯的权利条款正是监狱刑罚执行、改造罪犯以人为本的思想的具体写照，体现了对于罪犯的终极人文主义关怀。现代法理学告诉我们，罪犯接受刑罚是因为犯了错，而不是为了惩罚，惩罚只是为了让他不再犯错。现代监狱的伟大价值就在于“源于报应，表于惩罚，载于改造，止于自由[22]”。

《监狱法》尊重和保护罪犯的人权，首先是以人为本，尊重罪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然而，《监狱法》尊重和保护罪犯人权，不仅是源于尊重罪犯本身的价值，而且也是源于促进罪犯改造的需要。我国《监狱法》第1条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条明确体现出了我国监狱的基本职能是通过正确执行刑罚，以惩罚和改造作为手段，最终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刑罚目的；第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的、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这些规定体现出了“以改造人为宗旨”而非“以惩罚人为宗旨”的立法精神和原则，犯人不再仅仅是监狱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同时也是权利主体。

犯罪现象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犯罪现象的产生不仅有罪犯自身的原因，而且有其自身之外的客观的社会的原因，比如说饥饿、贫穷、受人胁迫等。从一个尽职的国家来说，国家应有消除饥饿、贫穷、胁迫的义务，也有教育每一个公民树立正确思想观念、接受必要生活技能、提供适当文化教育的义务，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国家在上述方面的缺位，从而产生了犯罪。国家为了补救其失职所造成的社会消极影响，国家有义务采取一切合法措施将罪犯改造成为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因此犯人不仅享有最基本的人权，而且享有基于其作为罪犯而应享有的特殊权利：改造权，即要求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合理的合法措施对其进行改造的权利，包括要求国家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心理矫正、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等。《监狱法》第4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这一条体现了国家对于罪犯改造权的肯定和尊重，即罪犯在服刑过程中享有接受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等权利，以使出狱后能够有正确的思想观念、有适当的文化素养、有必要的生活技能以适应社会。同时《监狱法》为了服务于罪犯改造，规定了奖惩、考核，分类关押、分类管理、减刑、假释等监管措施，充分调动了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发挥了罪犯的主观能动性，罪犯不仅是改造的客体，更是改造的主体。根据1996年和1997年司法部两次对于部分省市监狱的调查报告显示，随着《监狱法》的施实，大多数地区的狱内秩序稳定，罪犯违规违纪、脱逃、狱内发案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3].实践证明，《监狱法》的颁行，有力的保障了罪犯的人权，提高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促进了罪犯的改造，为刑罚目的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监狱法》存在的问题

任何法律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为法总是具有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法律只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秩序的一种确认，不管多么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总是难以应对迅猛发展的社会生活的变化。这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然而承认法的滞后性并不表示我们在此毫无作为，也并不表示我们对《监狱法》的否定，我们承认它的缺点正是为了改正缺点，我们的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建树。根据《监狱法》实施10年以来的客观情况，《监狱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监狱法》难以适应行刑一体化进程

所谓行刑一体化并非是学者们所创造和虚构的东西，它是刑事一体化思想在刑罚执行活动过程中的自然延伸。它是指把刑罚执行当作一个整体性、系统化的制度来看待，通过刑罚执行权的合理组合和配置，使刑罚执行活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对包括监狱执行自由刑在内的、具有同一性质的刑事执行活动和行刑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的统一，建立起以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刑事执行法为支柱和框架，相互配套、衔接和平行的刑事法律体系，从而提高刑事法的整体效益。

实现行刑一体化首先必须合理优化配置行刑权，使行刑权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当今中国刑罚执行法律体系中，行刑权分别由监狱、法院、公安机关行使，造成监狱主体地位的不完整性，也使行刑权被人为的割裂开了，未能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而影响了行刑权的效能。尽管《监狱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基本的刑事执行法的作用，但是因为其实非全体刑事执行法而无法取得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平等、衔接、统一的刑事部门法的地位，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达到全体刑事执行法的作用，最终影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要想通过行刑权的一体化的途径实现刑罚目的，显然，对于只规范自由刑的《监狱法》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监狱法》的颁布虽然弥补了我国刑事执行法上的空白，确立了监狱独立的刑事司法活动主体的地位，并成为我国刑事执行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是关于刑罚权的合理分配，刑事法的整体构建，显然不是《监狱法》可以匡定的内容。

“正确认识刑事执行的独立地位及重要作用是进行立法的必要前提，现代意义上的目的刑、教育刑思想使刑事执行开始突破了理论和实践的传统界限，逐步摆脱其依附性和从属性，它自身特有的性质、职能及任务的实现，在客观上要求有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律，是刑事法发展的大势所趋。[24]”因此，在《监狱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全体执行法或行刑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统一和配合已成为一种比较紧迫的客观需求。《监狱法》实施10年以来，为全体执行法或行刑法的制定积累了相当多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全体刑事执行法制定应该是可行的。

2、《监狱法》影响行刑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基于刑事法律一体化、刑事执行一体化的思想被广泛认同，在当今世界刑事司法领域“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趋势已达成共识，“恢复性司法”的概念得以提出。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源于法律的世俗化发展、道德观念的不断变化和精神医学、心理学等实证科学的进步，是刑法谦抑性的表现。“恢复性司法”是“三非”的核心内含，是指刑罚不仅仅源于报应，也不仅仅源于功利，而是源于恢复性的功能。国外监狱针对不同罪犯的不同特点，设置了封闭式监狱、半封闭式监狱与开放式监狱，这是行刑社会化与行刑个别化的具体表现。司法部针对当今国际行刑发展的趋势，提出了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的“三化”要求，“三化”是针对国际行刑趋势制定的我国监狱发展的战略目标。监狱行刑工作的社会化日益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重视。所谓行刑社会化就是开放，不仅指监狱的开放，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与力量参与到监狱行刑工作当中来，而且指犯人的开放，使犯人不仅在监狱中接受刑罚和劳动，而且可能包括到社会当中去改造。

然而，现行的《监狱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我国监狱工作与国际行刑趋势相衔接、监狱行刑模式改革和创新的桎梏。

《监狱法》第2条第2款明文规定：“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所谓“在监狱内执行刑罚”笔者认为是指上述刑罚不仅由监狱来执行，也包括应该在监狱内执行。

现在我国一些监狱在尝试探亲放假、半监禁、试工试学等新的行刑模式，有的学者提出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对监狱进行更为合理的设置和分类，包括设立半开放式和开放式的监狱，诚然这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这证明我们的监狱工作不但没有被封闭，反而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取国际上合理的成功经验。然而这又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探亲放假、半监禁和试工试学等行刑模式已经突破了法律的界限，探亲放假、半监禁、试工试学等方式显然不是监外执行，监外执行有严格的法定条件，上述方式已经突破了《监狱法》意义上的刑罚执行场所的范畴即监狱内为刑罚执行的场所，而上述行刑模式的刑罚执行的场所不仅仅包括监狱内，然而也可能包括监狱外的社会场所。而就开放式监狱、半开放式监狱的设置而言，《监狱法》也并没有给其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监狱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国监狱的监禁形式和种类，但是，在我国监狱史上从来没有过开放式、半开放式监狱，全监禁的监狱是我国一直以来传统的、全部的、默认的“固定模式”。

我们不能因为探亲放假、半监禁、试工试学等刑罚执行方式和开放式、半开放式的监狱的设置有利于改造、矫正罪犯和实现刑罚目的而阻却上述方式的违法性。

法治首先意指依法而治。依法而治指执法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其权力，履行其义务。执法者不是立法者，其无权解释法律，更不能创设法律。法治又是良法之治，要求法具有正义的内容，执法者的执法活动应实现正义的要求，而同时法又具有天然的滞后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法律也需要发展和创新。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执法者必须实现正义的要求，同时又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然而解决这个矛盾的义务在立法者，权力也在立法者，执法者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去创设新的法律来解决法与社会、法律与正义和法与价值实现的矛盾和冲突。从改革和发展的眼光来看，探亲放假、半监禁、试工试学等新型的行刑模式和开放式、半开放式监狱的设置是实现刑罚目的、体现刑罚人道、实现法律正义的需要，但是现行《监狱法》的规定又否定了这种改革和创新，使现行的监狱行刑模式的改革和创新陷入一个客观需要和法律限制的两难处境。因此，笔者认为，修改后的《监狱法》对于行刑场所、行刑模式等规定应采取中性的立法态度，以使修改后的法条能够有容纳新的发展趋势的空间。

3、《监狱法》缺少监狱执行管辖和外籍犯特别监管的相关规定

（1）亟待规范监狱的执行管辖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横向管辖权和各系统内部的纵向管辖权，使公、检、法三家单位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能够相互制约、相互配合，从而为三家刑事司法机关的权力运作提供了程序性的保障条款。而《监狱法》没有关于监狱执行管辖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罪犯被人民法院判决处徒刑后，不同的省市地区的监狱在罪犯徒刑执行的管辖方面存在不同的处理模式，这给整个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这主要存在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遣送。据笔者所知，在上海地区，上海市监狱系统出于促进罪犯改造、方便罪犯服刑的角度，对于部分外省籍的犯人采取遣送回原籍服刑的办法，但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种遣送缺少法律依据。首先是关于遣送权的问题，外省籍罪犯是否可以遣送，接受遣送的监狱是否有权接收，接收后应当由当地什么监狱执行刑罚，这些缺少法律的规定；其次，遣送应当依据什么原则和程序进行，是否有必要尊重罪犯本人的意见，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监狱的改造条件与生活环境差异，遣送是侵害还是提高了被遣送罪犯的权利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再次，遣送严重削弱了原判人民法院和原审人民检察对于被遣送犯的联系和监督，涉及到了原监狱和原审人民法院、检察院之间以及他们与接收被遣送犯的监狱及接收地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之间的权力分工问题；最后，一些被遣送回去的犯人利用遣送这种方式在接收地监狱得到法外处遇的情形在客观实践中常有发生，从而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降低了法律的权威。

第二，关于移押。在刑罚执行实践中，在同一省市的监狱之间，不时有部分罪犯从这一监狱被移押至另一监狱，罪犯移押一直是一个饱受非议的问题，每当有罪犯被移押至别的监狱时，都会引起罪犯议论和猜疑，这严重影响了罪犯服刑改造的积极性，给整个监狱工作带来非常大的消极影响。发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正是因为《监狱法》缺少规范刑罚执行管辖的程序性条款，使一些罪犯利用在省、市内监狱之间移押等方式取得法外处遇和特殊照顾。

笔者认为，亟待加快制订严格的监狱执行管辖规定来规范监狱刑罚执行工作，这对于实现监狱法治、防止法外特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应设立外籍犯监管的特别条款

所谓外籍犯也就是非中国公民的罪犯，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犯人和无国籍的犯人，正是由于外籍犯具有母国身份上的特殊性，我国监狱关于外籍犯的监管是特别慎重，一般都采取相对我国犯人来说比较特殊的监管方法。但是现行的《监狱法》在外籍犯的监管方面没有特殊规定，导致了实践执行工作与法律的冲突。《监狱法》应当设置特别章节或专门性条款以规范外籍犯的刑罚执行工作，主要应当解决外籍犯的劳动改造、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假释、会见探亲等问题。

在劳动改造方面，尽管《监狱法》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罪犯，都应当参加劳动，但在司法实践中，外籍犯一般是不强制参加劳动，采取自愿劳动的劳动改造方式等，从而造成了外籍犯在服刑改造过程中的“超国民待遇”，引起我国犯人的不满，造成对我国犯人的法外不公。

在罪犯处遇方面，《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定了法定条件下保外就医、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方式和狱政管理等手段，并没有区分外籍犯和中国籍犯人，更没有剥夺外籍犯的上述权益。但是在刑罚执行实践中，外籍犯几乎没有过被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假释，原因在于上述执行方式按照我国相关法律都需要相应的监管机关或监管人（比如说罪犯假释后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由当地公安机关监督），但是缘于外籍犯身份和地域的特殊性，实际很难找到适当的监管机关或监管人，导致法律赋予其权益无法得到实现，从而造成了对外籍犯的法外不公，影响了外籍犯的服刑改造，并成为国外攻击我国罪犯人权状况的借口。

在外籍犯的探亲会见等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外国使领馆会见其本国籍犯的法律定性问题，其是法定的探亲会见还是属于政治性质的外交会见，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们的《监狱法》不能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

因此，针对外籍犯的特殊情况，解决好外籍犯的刑罚执行，是维护法律公正、稳定监管秩序的需要，也是加强我国与国际刑事司法交流与合作，促进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的需要。

4、《监狱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

随着《监狱法》的颁布，以《监狱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为代表的较为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开始建立起来了，1996年的新《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的新《刑法》使中国的刑事法律体系更趋于合理与完善，但也进一步加剧了《监狱法》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矛盾与冲突。笔者在此举出几处《监狱法》与《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相冲突或不协调的地方：

在《监狱法》与《刑事诉讼法》方面的冲突：如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监狱法》第25条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而《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仅限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显然，二者在无期徒刑犯的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上发生了矛盾。是执行专门的刑事执行法《监狱法》的规定还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理解？《监狱法》是专门规定刑罚执行的特别法，《刑事诉讼法》是在《监狱法》制定后的后法，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还是后法优于前法？这不仅是一个法律解释与理解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对于监狱行刑来说如何实行法治与正义的迫在眉睫的实质性问题。

在《监狱法》与《刑法》的不协调方面表现为：比如特赦制度，《刑法》规定了特赦制度，对于特赦罪犯应依法释放，而《监狱法》对释放的规定仅限于罪犯服刑期满，对于特赦犯的释放根本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个漏洞，应予以补充；比如减刑制度，《刑法》规定除了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之处，还必须具备“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的条件，而《监狱法》却无这方面的规定，从而影响了两部法律之间的衔接性；还有《监狱法》第59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故意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这与《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相冲突。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最为经典表达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同时也包括“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处罚”、“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等。《刑法》规定了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在服刑期间故意犯罪的罪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累犯，而且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故意犯罪按《刑法》的规定应为数罪并罚，而《刑法》并没有规定数罪并罚中的新罪应当从重处罚。《监狱法》是专门关于刑罚执行的法，规定刑罚的适用是刑事实体法《刑法》的范畴，《监狱法》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管辖实体法的东西，况且其规定违背了罪刑法定等最基本的刑罚原则。《监狱法》制订在前，新《刑法》制定在后，对于罪犯服刑期间的故意犯罪从重处罚的规定也很难说是对《刑法》的一种补充。西文有一句著名的谚语：“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意思是说世俗领域的事情由世俗的政权管辖，精神领域的事情由教会管辖。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把实体的东西还给实体法，把执行的东西还给执行法。

5、《监狱法》操作性不强，缺少必要的与之相匹配的法规

《监狱法》有些条款过于原则、笼统，使《监狱法》没有得到全部落实。如《监狱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破坏监狱的财产及依法使用的资源”，但是缺少必要的保护性措施；又如《监狱法》规定：“监狱发生罪犯脱逃，不能即时抓获的，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监狱密切配合。”而实际因缺少必要的操作性条款公安机关与监狱很难做到相互配合与支持，而且在“即时抓获”的理解上也存在严重分歧，多长时间是“即时”根据该法条很难推导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立法要求语言精炼、准确、严谨、规范，这不仅仅是有利于法律实际操作的需要，而且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上述“口述式”的法条表达方式显然不符合现代立法原则的基本要求；还有《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等等这些规定涉及的方面，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省的政策规定又不同，正是缘于缺少必要的可操作性条款，使许多监狱为了追求自身经费的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生产而非改造方面上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

类似上述的立法缺陷还有许多，笔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以《监狱法》为核心的和基础的监狱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加快制定与《监狱法》相配套的法规，以增强《监狱法》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监狱法》本身作出重大的修改。

总之，《监狱法》的颁行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根本上完善了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为我国监狱法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保障了罪犯的人权、促进了罪犯的改造，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同时，《监狱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批判、总结、修改和完善，从而真正实现监狱法治的宏伟目标。

注释：

[1]参见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2]张秀夫主编：《中国监狱法实施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3]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4]参见：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至24页。

[5]张绍彦：《行刑变革与刑罚实现》，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6]《监狱法》第2条第1款就明文规定：“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从中可以看出其从事的是刑罚执行活动，而刑罚执行活动属于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外部行政行为一般包括：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监督、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处罚等，刑罚执行并非现代行政法学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7]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页。

[8]张苏军主编：《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9]：《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4页；马克昌、杨春洗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172页。

[10][美]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5页。

[11]陈兴良：《只有完善监狱法律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监》，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5期，第23页。

[12]张秀夫主编：《中国监狱法实施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至第6页。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第167-168页。

[14][美]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1页。转引自张秀夫主编：《中国监狱法实施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5][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

[16]参见张秀夫主编：《中国监狱法实施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7]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8]关于刑罚权的种类划分，最早见于邱兴隆、许章润著《刑罚学》，后来得到刑法学界的普通认同（见本文注[9]）。近年来，邱兴隆又在其《刑罚的理发基础》中对这一理论观点作了补充，将其划分为“制刑、配刑、动刑、行刑”等内容，但笔者认为，其上述两种划分其实质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

[19]其实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应为刑罚权能中求刑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最后环节和目的是请求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这在侦检合一的国家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实行侦检合一的国家，侦查权与公诉权往往由一个专门的国家机关行使或由检察机关指挥侦查机关进行侦查。

[20]张绍彦：《行刑变革与刑罚实现》，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21]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22]张晶：《人性化的表达》，载2002年第4期《中国监狱》。

法律价值范文篇3

关键词:法律方法;司法实践;实际运用价值

一、法律方法的基本理论

(一)法律方法的概念。近些年来，关于法律方法、法学方法、法学方法论和其他一些相关的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在我国法学界逐渐引起了关注，当我们谈到法律方法时，它究竟是从哪个层面来理解的，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法律方法在我国的理论研究时间较短，对于法律方法的定义还不够明确，要对法律方法的实践价值进行分析，那么首先就要对它的内涵进行剖析。明确法律方法的概念，才能够对法律方法的价值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法律方法”是“法律人为解决特定法律问题、纠纷和矛盾而采取的法律上正确的途径、路径、步骤、措施、手段等。”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提及，就法律方法而言，它是法律人终要依凭的内在技艺。在美国，法律方法主要是培养学生学习根据案例处理具体案件思维推理过程，包括法律的确定、推导适用和证据的确认等，着眼点在于个别案件的处理，是非常具体详细的学习过程。在法律方法的概念上，我国更接近于工具主义的美国，将之定义为法律人用来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在理论层面上还相对匮乏。(二)法律方法理论的历史发展。法律方法在不同法系的国家发展进程是不同的，学者的研究内容和框架也是不一样的，我国的法律框架倾向于大陆法系国家，但是在法律方法的研究上我国更倾向于美国的法律方法，也就是更加倾向于工具化和实践性的。不同于德国的法律方法所具备的很强的哲学性，也不等同于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的实用性，我国对于法律方法的研究有着自己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说，对于法律方法的研究我国有着自己完善的理论体系，就像法理学一样，陈景辉教授反对提中国法理学，因为刑法和民法都是客观存在的，法理学却和国外的差异不大，并没有形成完全中国特色内容。这种层面上来说，我国对于法律方法的研究历史较短，对于国外的学习的借鉴居多，暂时还未形成具备我国特色的法律方法体系。我国法律方法已经成为显学，从无到有的阶段较快，法律方法产生的大背景是我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背景。第一，由于法律的专业化，这体现为法律资格考试的逐渐统一，由原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考试统一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开启了我国法律专业化的发展;第二，法律的体系化，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三，法律的知识化，1995年，我国大学设置专业法学学位。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形成的速度过快，相关法学界的理论基础不够深厚，这就造成了先有制度再有解释和研究的逆向发展现状，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先形成制度建构，再来进行反思总结也并不是不可行，也可能作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而有着独特的优点。

二、法律方法在我国司法中制度中的运用

(一)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关于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有学者认为只能是司法人员，也有学者认为任何人都能成为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这两种观点分别是从狭义和广义上来讲的，如果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仅仅是司法人员，这是在强调法律方法运用的实效性。最典型的莫过于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式，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相对来说受限较大，因此在作出裁判结果的时候，三段论的推理方式是普遍适用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所有人都能成为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最典型的就是法律解释，任何人都可以对法律的含义进行解释，但是只有有权力的解释主体所做出的解释才有效力。本文所持观点为后者，也就是说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的，有权力的主体为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二)法律方法在我国司法制度中的适用内容。法律方法中运用最为广泛的当属法律解释了，法律在内涵上具有模糊性，而法律解释旨在使法律条纹的内容更加的清晰确定，但是比不能因此讲法律方法等同于法律解释。有国外学者认为法律方法即为法律解释，这样来理解难免有失偏颇，法律方法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但不限于此三种，就目前来看，这三种法律方法使用的较为广泛。

三、增强法律方法的实际运用价值的途径

随着我国法律的日益变化、制度的不断改革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法律方法的研究增加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方面，对于司法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如何运用法律方法就成了关键的问题，在这里我提出两点增强法律方法的实际运用价值的可能性，作为使法律方法更加切合我国社会的一些探索。(一)建立法律方法体系。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我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多的停留在法学方法论的大框架下，而法律方法的体系化研究还有些缺乏。对于大部分即将从事法律行业的法学生而言，增加具有实用性的法律方法课程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更加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建立法律方法的体系。学者可以假设作为一个从事司法工作的相关人员应该具备哪些法律方法的使用技能，在法律方法这门课程当中应该包括哪些部分，还应该明确的是法律方法体系的建立更多的是为司法工作服务，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当法律方法的体系建立之后，这将成为我国法学院学生普遍掌握的一门技能，绝大部分的司法工作者都将接受法律方法的系统性学习，对于我国司法工作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应该具有很大的帮助。(二)强化法律方法在疑难案件中的运用。法律方法的运用更多的价值体现在疑难案件中，这是司法人员的共识。一个案情简单不具争议的案件，运用法律推理中的三段论就可以解决问题，因此它就不需要在法律方法上进行选择适用，司法人员更应该注意的是如何运用法律方法才能更好地解决一个疑难案件的争议所在。疑难案件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社会的关注也给司法人员带来了无形的压力，所以在作出裁判结果之前，司法人员应当结合案件和社会反馈来选择适当的法律方法，从而得出一个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断变化，学界关于法律方法的研究也应当随之调整研究方向和和类型模式，应当更加的严密与合目的性，最终要为司法活动服务。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进行，我国法律规则的不断变化，以及我国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变化，其中包括秩序、正义和自由的在价值取向中的比例变化，法律方法面临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必须要具备新的时代特点来适用这些变化。我国目前学界对于法律方法的重视是值得欣慰的，但是由于发展时间较短，还需要深入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研究，从而寻找到适合我国司法制度的法律方法，为我国法律事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

［2］雷磊．法律方法_法的安定性与法治［J］．法学家，2015(4)．

［3］林来梵．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_从规范性法学方法论角度的一个分析［J］．中国法学，2006(2)．

［4］舒国滢．欧洲人文主义法学的方法论与知识谱系［J］．清华法学，2014(1)．

［5］张斌峰．当代法学方法论的现代价值之阐释［J］．山东社会科学，2014(8)．

法律价值范文篇4

一、法律价值的概念

作为主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社会和国家等与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仅会由于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形成一定的社会控制关系，而且会由于主体及其内在尺度的作用，使客体趋向于主体、接近主体，为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服务，形成一定的价值关系。"法律价值"概念就是对这种关系的概括。我们先把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应用到法学中，给"法律价值"下一个初步的定义：法律价值是指法律的存在、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对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适合、接近或一致。这个定义虽然还未完全揭示法律价值的特点或规定性，但它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揭示法律价值的基础。

首先，法律价值概念不是一个属性范畴，它不等于法律作用或法律效用（法律的有用性）等概念。法律本身的各种属性，包括法律的各种作用、法律的阶级意志性和强制性等，只是法律价值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尽管法的客观属性对说明法的价值有意义，但相对而言，主体及其内在尺度是形成法律价值的主导因素。武步云先生在其《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引论》中指出："如果我们把价值的一般概念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相统一的效应关系，那么，法律的价值也应是这样的：一种法律是否有价值，既不能以主体的意志、愿望和需求，又不能以法律的功能、作用、有用性为标准，而必须是二者的有机合一所形成的’第三种东西’。"〔1〕这一推论虽说得过去，但他在后文中说："我们将法律价值的总概念规定为法律对社会有序性的维护和增进……"〔2〕，这就可能使法律的有用性与法律价值混淆，也不免失之狭隘。孙国华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要的积极意义。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3〕孙先生这一定义比较恰当，但他没有充分突出法律价值是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的范畴。至于某些习惯用法如"法律价值是法律对人的意义"等，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使用才可能避免误解。在哲学史中，自然主义价值观曾经把价值简单地归结为对象的客观属性，使价值认识变成了功能分析，使价值评价变成了功能比较，最后使价值论变成了认识论。法律价值论不应该重蹈覆辙。

其次，法律价值概念也不是一个意识或理念范畴，而是一个反映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性质、方向和作用的范畴，或者说，是反映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的范畴。在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价值观认为，事物的价值完全依赖于主体，是主体赋予的；客观唯心主义价值观则认为，价值是事物的某种潜在的、隐蔽的意义。前者撇开了客体，使价值成为纯粹主观的东西；后者撇开了主体及其社会实践，使价值成为超验的"宇宙尺度"；两者殊途同归：使价值脱离了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形成和发展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认识-评价-实践"。单独从法律（客体）或单独从主体的角度都难以界定法律价值，只有从主体与法律的特定关系中，从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界定法律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价值是一定的社会主体需要与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现象的关系的一个范畴。"〔4〕但是严格说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法律价值关系，不完全等于主体需要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因为把主体替换为主体需要就难以全面反映主体性内容（如主动性、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等）以及主体在法律价值形成中的认识、评价和实践活动。法律价值包含着需要和理想的成分，这些需要和理想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的中介而对象化，形成一定的现实关系。

再次，法律价值概念比商品价值等概念更为复杂和特殊。商品价值的客体是劳动产品，商品价值的内容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价值关系中，客体与主体是确定的，商品拜物教只是这种关系的一种人为的扭曲现象。然而，作为法律价值客体的法律不仅是一种精神现象，属于精神客体，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套价值规范。因此，人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上研究法律价值：一是把法律作为客体来研究法律价值，即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对象；二是把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作为客体而把法律作为价值规范来研究法律价值，即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工具。应当承认，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属于法律价值理论的必要内容，但是，法律价值概念是否应当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法律价值概念在法律价值理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逻辑起点的作用，它的根本意义在于确定人与法律的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即法律如何为人服务。如果把人与法律的关系的另一方面即人如何服从法律纳入其中，那就会使法律价值论与法律现象论搅和在一起，使作为张扬人的主体性的法律价值理论丧失应有的意义。

笔者认为，法律价值概念可界定为：法律价值，是主体通过认识、评价和法律实践促使法律适应、满足和服务于主体的内在尺度而形成的法律对主体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并不是先验的或意识领域的，而是在法律实践中主体积极地、能动地作用于法律的结果，是客观的现实。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体现并凝聚在法律中的社会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由于法律价值概念的复杂性和各种不同观念的影响以及术语上约定俗成等因素，在理解和使用"法律价值"一词上，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由于法律价值概念是对主体与法律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的概括，反映这种关系的个别方面的概念（如法律价值标准、法律价值目标等）和具体的价值范畴（如正义、平等、自由等），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意识活动和表现如法律价值评价、法律价值评价标准等，往往被视为从属于法律价值这一范畴的概念。因此在某些情况（如为了语言简练，或为了涵盖多重意义等）下，"法律价值"可用来表示法律价值标准、法律价值目标和法律价值评价标准。沈宗灵先生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概括了这种情形，他说，"法的价值"或"法律价值"，从字面上讲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法律促进哪些价值，二是指法律本身有哪些价值，三是指法律根据什么标准来进行价值评价〔5〕。例如，公平既可以作为法律价值目标，也可作为法律价值标准，还可作为法律价值评价标准，有时在论述中就可以或不得不说"作为法律价值的公平"以概括不同意义上的公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价值与这些概念没有区别或可以等同，也不意味着对法律价值可以作简单化的理解；相反，"法律价值"的这种多义性和模糊性要求我们小心翼翼地使用各种价值术语。

其二，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忽略了价值论，而只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研究价值问题。这样，人们容易把商品价值概念与一般价值概念和法律价值概念相混淆，也可能会把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理论、商品价值的可度量性和可交换性理论套用到法学中来，而忽视了商品价值理论仅仅是价值论的经济学表现。事实上它和法律价值论一样，只是一般价值论的一个特殊领域，对我们研究一般价值理论和法律价值理论只有十分有限的方法论意义。另外，在现代英语世界，从日常生活到理论，对"价值"（value）一词的使用，可以说是既普遍又混乱，即使在法学论著中也常常见到把价值理解为"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的情形。单数形式的"Value"一词，在部门法学中一般是从经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如"holderforvalue"〔6〕，而在法理学中往往是从哲学意义上使用的，如"valueoflaw"〔7〕。复数形式的"Values"可以表示"价值观"、"价值标准"和"价值目标"三种意义；"Legalvalues"则可以表示"法律价值"、"法律价值观"、"法律价值的目标"和"法律价值标准"四种意义，虽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大部分可以识别，但令人感到模棱两可的情形也不少。例如，从一些汉译法学著作中可以看出，不同的译者（读者）对同一词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由王献平译、郑成思校的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的《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的书名把"Legalvalues"译为"法律价值"，而在书中有时又译为"法律价值观"，或译为"法律价值观念"；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的词条"价值观"中，译者则把"Legalvalues"译为"法律价值观"。同时，在西方法学著作中，把"legalvalues"简称为"values"的情形比较常见。这一方面是为了论述的简便，另一方面也表明法律价值与其他价值如道德价值等之间确实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这种情形（即把"法律价值"简称为"价值"）在中国法学论著中也将是难以避免的。

二、法律价值的特点

法律价值的属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法律价值的具体的主体性，二是法律价值的客观社会性，三是法律价值的伦理性，四是法律价值与法律的主观同一性。前两个方面是一般价值的属性在法律价值上的表现，它们以具体化的形式界定了法律价值的一般属性；后两个方面则是法律价值独有的属性，反映的是作为价值现象的法律价值与作为价值规范的法律和作为价值客体的法律之间的特殊关系。

从法律价值的主体性来看，法律价值的属性是直接与主体的特点相联系的，是表现和反映着主体性（即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性）内容的。不过，这里的"主体"是法律价值主体（可简称为"价值主体"），是在法律价值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一方，而不是"法律主体"。这里的"法律"是作为法律价值关系中的客体的制度事实，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法律制度。法律主体与法律价值主体在许多场合下虽是重合的或同一的，但一般来说，法律价值主体的外延相对宽泛一些（这正是法律价值论超越法律现象论的一个特点）。不同的主体与法律结成的法律价值关系必然会具有不同的特性，以人类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人类普遍性，以民族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民族性，以阶级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阶级性，以个人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个人独特性，等等，这些以价值主体的个性为转移的法律价值属性，就是法律价值的个性。任何一个价值主体的内部，在结构和规定性上都是复杂的、立体的、全面的，因而，每一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关系都具有多维性、全面性。由于法律价值关系具有价值主体的个性、多维性和全面性，它必然随着价值主体和法律及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时间上的过渡和流动，从而使法律价值具有时效性和历时性。

从法律价值的客观社会性来看，法律价值是法律及其属性在价值主体的实践-认识活动中所形成的为价值主体服务的效果。法律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或者说是关于如何克服法律异化的问题。法律价值论的建立就是要把法理学身上的尘埃弹掉，听从人的呼唤，发扬人的主体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价值属于主观的范畴。一方面，法律及其属性的客观性构成了法律价值的客观性的前提和基础；而法律的属性是由它的质和量的内在规定性和结构决定的，相对价值主体来说是自在的；在法律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中，法律的属性进而转化为或表现为法律价值。另一方面，价值主体及其法律需要的客观性是体现法律价值之客观性的最终形式，法律价值的客观性最终要通过价值主体的生存、发展之客观变化来表现和验证。

从法律价值的伦理性来看，法律价值的内容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一般认为，价值论起源于康德的道德哲学，正是康德的道德哲学首先提出：应当把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存在本身是目的，具有价值。从而把人提到了道德主体的地位，开了近代价值论的先河〔8〕。康德曾经把价值概念归结为道德，直到新康德主义兴起以后，才把价值概念扩大到文化现象。法律价值理论的主旨也恰恰在于，从人的需要和理想的角度研究人与法律的关系，这固然包括研究法律价值关系的应然状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法律价值关系的应然状态，而体现法律价值关系的应然状态的一些范畴，如正义、自由、平等、效率等，往往也是现代道德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从法律价值的客体即法律来看，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一个法律体系存在于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法律至少应当包含有这些（道德）原则所提供的最起码内容。"〔9〕法律与道德之间，不仅在内容上相互吸收，而且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凭借。正如道德评价与价值评价部分重合一样，对法律和法律行为进行的道德评价往往与法律价值评价部分重合。更确切地说，对法律和法律行为的道德价值的评价是法律价值评价的重要内容。法律价值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法律价值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内在标准，即转化为作为道德的组成部分的法律道德来发挥和实现。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价值论就是以主体性为内容的法律道德论。

从法律价值与其客体即法律的关系来看，由于统治阶级或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或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内在尺度的对象化。而这些阶级或社会集团往往把自己的法律需要说成是全体国民一致的需要，进而把法律与以统治阶级为主体的法律价值之间的同一性夸大为法律与法律价值的同一性。但事实上，不仅"每一个历史地规定了的社会和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10〕，而且可以说每一种主体都与法律结成了特殊的价值关系，因而，我们不妨把这种被主观夸大了的同一性称为"主观同一性"。当然，这种同一性并非完全属于主观的，它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被严重地夸大了，而且这种夸大了的同一性经过国家的倡导和灌输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意识，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统治阶级的法律价值观念当作全民的、甚至是全人类的法律价值观念，并运用这种法律价值观念来评价法律。实质上，法律价值与法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法律价值的个性是绝对的。

三、法律价值与利益

在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利益关系是一种最典型、最普遍的价值关系。李德顺先生指出："’利益’的特点、地位和作用，最集中最充分地显示了价值关系的性质。第一，利益总是现实的人（或群体、人类）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关系……第二，利益是依主体的不同而不同的……第三，利益总是主体活动的直接的、自觉的目的的基础……总之，利益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内容和主体尺度的现实表现。"〔11〕人们借助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关系同样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性质，因而也是法律价值的一种典型形态。一方面，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和主体尺度的根本性内容往往要通过法律来表现，并借助于法律转化为现实；另一方面，一切主体性和主体尺度之受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常常转化为法律尺度的制约。所谓法律尺度，主要是指体现在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中的法律的属性和主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各种利益中，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个人利益即私人利益，私人利益不仅是个人主体性的表现，它本身也是与社会利益相交叉的、构成社会利益的一个部分并由社会所决定的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普遍利益的矛盾，不可能由其中某一种利益单方面地扩大或取代来克服，只能由它们以外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发展来解决。法律价值的个性概念隐含着普遍承认各种主体的利益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并基于这种客观性和合理性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讲的’义’，外国学者们讲的所谓’正义’、’主义’，实际都是体现一定利益的主张，都是关于协调不同的利益以求得一定效益的主张。"〔12〕但是，如果推而广之，认为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和法律与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都能还原为利益之间的矛盾，那就失之偏颇。因为，利益关系只是价值关系的一个特殊形态，价值关系比利益关系更为广泛，主体的内在尺度并非都表现为或只表现为利益，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13〕

四、法律价值论与法律现象论

法律现象论和法律价值论是法理学研究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法律现象论，即研究法律的存在形式、运作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是对法律尺度本身的认识和理论概括。法律价值论，即研究法律价值的性质和内容以及法律价值评价活动的过程和功能的理论，是对法律价值主体的内在尺度与法律尺度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论概括。从研究对象来看，法律现象论研究的主要是法律现象及其发展的规律，或者说是作为认识客体的法律尺度；在法律现象中，国家及其代表的统治阶级是真正的主体，自然人、法人和组织等只是具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实质上就是法律控制的对象，是客体。在法律现象论中，法律是中心，是权威和统治者；个人和群体都是客体，是调整对象。然而，法律价值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与作为价值客体的法律之间的价值关系，或者说是主体尺度与法律尺度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过程；在法律价值中，个人、社会集团、社会、国家等都永远是主体。在法律价值论中，人是中心，是目的和统治者。

从理论研究的社会方向来看，法律现象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法律现象，包括说明法律的性能和发展过程等，并努力把客体尺度（社会生活的规律和条件）转化为法律尺度。它的实质性目标是探讨法律如何有效地实现其社会控制的功能，或者说是研究法律如何统治人。法律价值论的主要任务则是确认人对法律的主导地位，突出人的主导地位，张扬人的主体性。它的实质性目标是探讨如何克服法律的异化因素，或者说是研究人如何驾驭法律使之更有效地为人服务。总之，法律现象论是要说明法律现象，而法律价值论是要说明人的法律需要。当然，法律现象与法律价值，法律现象论与法律价值论本来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譬如从法律现象的角度也可以对法律价值作出某种解释，反之亦然。把它们区别开来只是为了更深入、全面地研究法律问题。

注释：

〔1〕武步云：《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页。

〔2〕同上书，第451页。

〔3〕孙国华：《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4〕乔克裕、黎晓平：《法律价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5〕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6〕参见HenryCampbellBlack,M.A.,Black’sLawDictionary,WestPublishingCompany,1979,P1391.及DavidM.Walker,TheOxfordCompanionTo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P1270～1271.

〔7〕ValerieKerruish,JurisprudenceasIdeology,Routledge,1991,p1、P198.

〔8〕参阅冯景源主编：《现代西方价值观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

〔9〕〔美〕马丁·P·戈尔丁著，齐海滨译，王炜校：《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3页。

〔10〕〔苏〕B.п.图加林诺夫著，齐友、王霁、安启念译、校：《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11〕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41页。

法律价值范文篇5

关键词:网络民意;法律;价值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网络的飞速普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数以亿计庞大数量的网民针对眼前发生的国内外最新事件、焦点热点话题，利用网络工具和语言抒发心声、发表观点并相互借鉴影响成为他们关注社会、参与政治、表达自我的主要方式，而这种以网络技术支撑为背景的新的民意表达方式逐渐衍生出“网络民意”一词。历数近年来发生的社会“焦点案件”，从“复旦大学饮水机投毒案”到最近的“中国留学生江歌日本被害案”，虚拟网络空间越来越多的渗透进公众舆论的视野，网民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自由发表言论。伴随“网络民意”影响的日益扩张，社会各界给予了极大关注并针对其利弊展开了学术讨论。“网络民意”是公共话语权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一种主动关注和回应社会焦点问题的新渠道，在社会舆论互动方面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应该冷静分析和研究其运作模式和机制，客观考量其自身价值和社会意义，制定能使其在可控范围内运作的方式和规则，否则将使其消极因素不断扩大直至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一、网络民意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推动“公民意识”的觉醒。在信息时代，网民正是通过网络这一平台行使自己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网络平台虚拟性的特点给了民众自由表达意愿的空间和机遇，网民在公共虚拟空间里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这给公民参政议政和关注社会提供了更多选项和机会，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通过网络维护公民权利，逐步推动“公民意识”的觉醒。(二)有利于民主社会的构建和完善。网络社会的构建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是一种新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公民通过网络发表言论，表达意愿可视为人民行使其基本权利的延伸。在信息时代，公民参政议政、参与社会民主进程的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一直以来我国公民表达政治意愿主要是通过民主集中的方式自下而上体现出来，而如今网络则成为公民参与政治更为高效和直接的有益补充，互联网在增进公民参与、推动政府执政模式转型、增强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促进公民意识觉醒以及建构新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显著且有效的作用。(三)有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是正义实现的两种方式，相比于更注重程序公平的形式正义，实质正义所追求的是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最大多数人的、社会性的正义和公平，它根据每个人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予以有区别的对待，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网络民意”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延伸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社会监督和利益分配的权利，在实现正义方面，网络民情更能够代表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也更能体现正义的主体利益。2007年震动全国的“许霆恶意取款”案，在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后，网络掀起关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论战，最终在网络舆论的强势影响下，法院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这意味着网络民意所要求的公平正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二、网络民意与法律的矛盾与冲突

网络民意对于我国法治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网络民意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和不和谐因素。以“邓玉娇故意伤害案”为例，邓玉娇持刀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法院最终以邓玉娇防卫过当、有心境障碍、有自首情节等理由，判决其犯有故意伤害罪，免于刑事处罚。案件背后网络舆论的一边倒同情邓玉娇，原因是民众对官员滥用权力、仗势欺人的话题极为敏感，他们普遍担心，在如邓贵大、黄德贵之类的官员可以如此嚣张跋扈的法律薄弱地带，法律正义能否得以保障，邓玉娇们能否伸张权利。网络民意悄然改变了邓玉娇案中的强弱对比，并直接影响了案件结果。但回顾此案，网络民意是否有胁迫法律公正，影响司法正义的嫌疑成为了法律界和网络上争论的焦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民意和司法公正之间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其价值冲突越来越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加以重视。(一)网络民情相对于法律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网络民情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法学界也逐渐对其展开研究，原因在于其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网络空间，而是已经渗透到司法程序的各个环节，乃至对案件的审判结果。网民情绪通过这样的导向性评论得以酝酿聚集，以至于在法院尚未判决之前就对案件结果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导向。这种网络民意不仅对当事人及证人、律师产生影响，也会对法官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干扰，导致法院不能独立地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断，使得本应公允的判决结果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个别网民为追求网络点击率、达到轰动效应进而提高知名度，擅自发表不符合事实真相的评论，甚至不惜刻意捏造，有意与大众观点相背离。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网络公共道德的基本要求，而由此引起的舆论漩涡很有可能将法官再次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从而做出有违法律精神的判决结果。(二)网络民意具有超前性，而法律存在滞后性。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不断涌现，人们的思想意识日趋复杂，价值观呈现多元、多样化发展。观点碰撞的背后，既有利益间的冲突，又有价值观的分歧，更有看问题角度的差异，总体来说，网络民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而我国的的立法程序和法律滞后性的特点决定了法律不能时刻适应社会的瞬息变化，因此在调整一些新的社会关系方面则出现无法可依的境况，这时网络民意和法律之间的冲突则会凸显出来，一边是时刻关注社会动向，用新的观念分析事件，一边是立足权威和稳定，以适当的方式补充对新事物的判断，法律在舆论引领上往往处于弱势，因此会成为大众关注焦点和责难对象。

三、协调网络民意与法律关系的途径

(一)信息公开化。网络民意与法律的冲突很多情况下因为案件信息的不对称性，在基本事实不完整或是不真实的情况下网络民意容易受到个别媒体的歪曲报道或者一些公众人物的言论影响，很多网民在对基本事实缺乏深入了解的前提下就公开对司法程序进行质疑和批判，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利用网络民意推波刻意夸大或歪曲案件事实，甚至抨击国家司法制度、挑战法律公信力，在社会上引起恶劣影响。因此信息的公开就显得至关重要，让网民们在多元化信息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减少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网络民意与法律的冲突。具体到个案，当社会焦点案件发生后，相关法律部门应在官方媒体平台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第一时间对案件的真实情况和最新进展进行公布和报道，同时邀请相关法律专家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让网民在评论案件时做到有理有据。同时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内容，对刻意歪曲事实、在网络上煽动民众情绪的媒体给予严厉制裁，确保网络民意不会因为失实报道的信息而产生歪曲。(二)提高立法技术。法律的滞后性以及法律条文的不确定性，会造成民意和法意两者之间的冲突。故在立法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立法技术的研究和提高。制定法律时，我们注重对立法技术的大胆创新、引进，使所立之法能够清晰地表达其内在的意思，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结合社会现实、考量民意，使所立之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这种情况下，所立之法与民意相一致，可以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

［参考文献］

［1］张玫瑰，牛朝．旭试论网络民意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及解决路径［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4(07)．

［2］王堃，张扩振．网络民意的困境与出路［J］．学术界，2012(09)．

［3］周立，陈啸．论网络环境下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冲突的平衡［J］．新闻知识，2012(08)．

法律价值范文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律价值

※※※※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已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化认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充分显示了以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执政能力，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开始了新的战略追求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追求目标。

法律价值，是人们通过积极、能动的法律实践所追求的效果；它是主观评价与客观现实的统一，是法律实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一般意义上讲，法律通过体现公正实现社会的秩序与正义的目标。【1】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机制的变革、利益的重组、思想的活跃，因而各种矛盾和纠纷增多也是难以避免的。越是处于这样特殊的时期，越需要社会的和谐，才能保证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法律作为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意志的最高体现，其价值的最高体现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早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就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清晰的概括：“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同志关于和谐社会特征的概括，为我们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机制，提供了基本的轮廓和方向。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利益、规范权利义务、整合社会资源、促进安定有序、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无疑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强有力保证。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在和谐社会的六大基本要素中，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之本，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性要素。我们当前所说的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分歧和纠纷的社会，而是有着完善、公正、高效的解决矛盾和纠纷的科学制度与机制的社会。法律作为调整利益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可以起到分清是非、弘扬正义、教育多数、维护秩序、保持稳定，最终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的作用。公平正义意味着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这正是社会主义法律的目标。【2】《决定》第四部分在阐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时特别指出：“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坚持公正执法、执法为民，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与执法制度，发挥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

但是，法律所追求的的公平正义，虽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并不就是达到了和谐的理想。和谐必需要求公正，但公正未必都能和谐。因为社会矛盾具有复杂多样性，其产生、发展乃至影响的因素各具特色，千差万别。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主要体现人与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心理过程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相比于复杂的调整对象，法律规定的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法律通过设定人们的行为规范、应当履行的权利义务、行为违规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体现一般意义的公平、正义，引导社会的协调有序。然而在诸多环境因素和人的特定心理活动影响下的个别矛盾，却普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法律不可能预先对号入座。其次，法律本身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迅速发展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中往往显得滞后。这决定了僵死地执行法条虽然可以明辨是非、赏罚严明、匡扶正气，但是未必能够化解矛盾、实现和谐。因此，《决定》说，要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政法机关不能仅仅把执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终极追求的目标。我以为应当以《决定》的精神为准则，追求更高的目标——构建和谐。全面地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精神，在公正执法大前提下，更要注重以人为本，化解矛盾，促进人的心理和谐，以求司法与执法的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兼顾，实现依法办事与构建和谐的统一，用司法与执法活动弥补法律自身的缺陷，为构建和谐社会自觉做出贡献。——这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向政法机关提出的更高要求。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曾对这个理想有过各种各样的憧憬与描述。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更主要的是始终存在着剥削和阶级，因而真正的和谐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开辟了人类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新纪元。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与旧的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一个生产力逐步走向发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从总的长期的发展趋势看，这种矛盾和斗争越来越缓和。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可以协调解决的矛盾。列宁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具备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前提和条件，人类的理想具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3】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目前距离理想的和谐仍有很大差距，但已经具有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社会制度保证。《决定》开篇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同志有很充分的论述。他指出：“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其次，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已经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为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等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证。第三，在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政治上享有平等地位，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第四，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同志特别强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依据。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逐步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逐步实现社会和谐并走向更高层次社会和谐的过程。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都提出了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但只有社会主义法律敢于提出构建社会和谐的更高目标，能够达到构建社会和谐的更高目标。

应当指出，打击各种危害国家、人民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严重刑事犯罪，必须依法严惩，毫不留情。但是法律面对的更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与纠纷，在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时，不能简单地机械地依法“公正、高效”处理。应当听取各方诉求，了解各方特点，摸准矛盾的起因和要害，照顾各方的利益，帮助各方正确认识自己、合理分担责任，最大限度地缓解气氛、化解矛盾。就是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和目标下，司法与执法工作要对公正的涵义要做多维的理解，自觉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譬如，有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民事政策的调整建议：在争议解决途径上，形成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增强全社会处理和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疏通社会纠纷的诉求受理渠道，使社会解决的手段、方式与社会纠纷的内容、解决纠纷的实际需求适应与匹配．以消弥纠纷、平息冲突、缓和矛盾、倡导规则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综合目标，增强社会纠纷解决的实际效果。【4】在审判方式上，要赋予当事人更多的选择空间；要加大调解的力度，推动执行程序中的和解；在价值的追求上，要以“无讼”为民事诉讼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度重视对欺诈者的制裁和对诚信者的保护；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5】面对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大形势，政法部门必须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同时，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组织动员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力量，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从法、理、情多个角度入手，及时有效地消除矛盾、化解纠纷，把社会和谐作为最高目标。

为了真正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政法机关首先应当认真全面地理解《决定》的深刻内涵，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立足本职、着眼大局，自觉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执法工作追求的目标。在目前社会迅速变革、新的问题和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不能用简单的“公正、高效”作为执法的唯一标准。要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出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注重“能动执法”，【6】善于平衡矛盾双方之间及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尽可能充分运用调解等手段，化解纠纷，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政法干警必须适应新的要求，努力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在执法中，善于从立法原意、立法精神来对法律条文进行科学理解，从体现法律公正和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统一的高度去灵活运用法律，从而达到个案效果与大局效果的和谐统一。在行使执法权力时，也要考虑理想与现实的协调，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在不违背法律公正原则的情况下，使执法的法律效果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从而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这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政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新的形势下，面对党中央提出的新的要求，执法活动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公正、高效”，应当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法的最高价值出发，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更高的价值追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主要参考资料：

【1】葛洪义：《目的与方法：法律价值研究论析》

URL——/zyw/n6/ca12472.htm

【2】尚洪立：《和谐是社会主义法律价值的首要取向》（中国法院网）URL——

:/info.asp?tid=%7B1B51BB0F-B5FE-4642-88C2-21B4D5FB906E%7D

【3】冷溶：《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日报2006年10月30日

URL——/china/20061030/101962.shtml

【4】龙宗智：《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提纲)》发表于“构建和谐社会法治保障论坛”2005年9月重庆

法律价值范文篇7

“任何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都是对其时代重大实践的总结和对实践要求的回答，并因而对时代的实践具有前瞻性指导意义。正是时代的实践在呼唤着时代的理论，正是时代的主题决定了时代的理论主题。”[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理论回应，同时，其本身也将是伟大的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着力点在于加强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倡行诚信友爱、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安定秩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这几个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以人为本。正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作为一条主线将这几个方面融会贯通在一起，对社会发展起着基本的价值导向的作用。从哲学上讲，以人为本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和实证问题，而是一种价值论问题。[2]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核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向度，自然，以人为本也是法律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规定并体现法律发展的价值取向。法律发展内涵极为丰富，包括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法律发展的基本模式、法律发展的策略与途径、法律发展的本质特征与规律等各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是最为重要的，它对于法律发展的其他内涵具有规定性：正是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决定了法律发展其他内涵的基本品性，也正是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确立了法律发展观的基本品格。①因此，深入挖掘“以人为本”对于法律发展的价值论意义，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法律发展观和深入研究法律发展以及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终极关怀：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

从法律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也就是终极关怀来看，人类历史上大概存在着三种法律发展观：一是“以神为本”的法律发展观。早期中西方都存在将法律看作是“神启”、“神谕”的观念。这种法律发展观落脚点在于如何实现“神权”，而人只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人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的；二是“以民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这主要是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存在的法律发展观念，虽然有“君为轻，民为重”的思想，但法律发展实质上着重的是如何维护统治者的封建特权，人民就是有些权利也不过只是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最终是为巩固封建特权而服务的。三是“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虽然西方自启蒙复兴以来，许多思想家高举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大旗，以理性的方式思考人的特性和人存在的价值，这种思想在政治建构与制度设置上也得以体现，在法律制度与法律发展观念上开始强调人的权利，强调人的平等，但他们所倡扬的人文精神，以及这个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往往是以抽象的“人”为逻辑起点，这就使其以人为本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和抽象性，从而这种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仅仅停留于本体论上的望尘莫及的遥远的关怀。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不是从本体论的层面把人作为世界的本源，而是从价值论的层面，强调人是一切价值的最终指向，人是衡量一切人的创造物的根本尺度。不管学者如何争论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否古已有之，但我们现在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确与之不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以具体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为前提，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指向。因此，我们的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是“区别于超凡脱俗且望尘莫及的纯先验哲学的所讲唯心主义抽象本体论向度上的终极关怀，它是现实生活滋养而升华的产物，现实生活是其坚实的土壤和后盾”。[3]以人为本作为法律发展的目标导向，最终关怀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人。在实践活动中，人就有了多重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人与人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以人为本”就是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建立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怎样对待自然，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一直必须面对的问题。就人与自然关系来看，一方面，人是自然之子，自然界对人具有现在性。人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不断地从自然界中汲取力量，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自然是人的活动对象，人对自然具有能动性，人在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然而人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无奈的现实是，自然给人提供的资源的确又是有限的，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人的价值利益对自然具有依存性，它保障人的价值利益的最终实现，同时，自然又对人的价值目标与追求有着根本的限制性，人的价值创造活动不能突破自然环境特征的根本限定。从而，我们必须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不能无限度地强调人的地位，认为人就是一切，所有利益必须服从于人的，哪怕是过度贪婪的利益要求；人可以对自然挥霍无度，哪怕是涸泽而渔。因此，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法律的制度调整上，我们有必要赋予自然以一定的权利，承认其生存价值与人的平等性，从而理性地遵循我们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保证人对大自然的开发具有可持续，从而保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以持续进行成为可能。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新我们的权利主体理论，突破传统权利主体的范围，不仅要承认人类的权利，也要承认其他生命物种的权利，并以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体现和保障。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的自由发展，不仅与自然密切关联，而且人要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自由的权利和价值。人类社会自从产生阶级和国家之后迄今为止人类难以摆脱的困境是人类创造了社会，却长期成为社会的奴仆，社会严重压抑着人的自由，抹杀着人的价值，甚至使人性扭曲变形，使人变成了非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分人向社会争取自由权的斗争史。”[4]人要全面发展自己，就必须争取自由的权利。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深化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注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实现人的基本自由。人权入宪的问题之所以得到人民的高度关注、期待与广泛赞扬，就是因为它从国家根本大法上保障了人民享有的在社会关系中的广泛而真实的自由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当代人之间的关系。这在法律发展上，主要体现为权利与权利和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其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最为根本。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对待权利与权力时要以权利为本位来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权利衍生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以公民的权利为中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国家权力的目标在于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公共权力的存在基点与运行的终极目标，就是保障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以及私法主体的自由，并最终确保全部社会主体的自由与安全。[5]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以权利为本位建设我们的法律制度，型塑我们的法律发展新形象，提升我们的法律精神层次。二是当代与后代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时展的过程，用姚建宗先生的话说是一个永无终点地过程，“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发展的历史，它从人类产生的那个悠久的过去的起点，走向那并无终点可寻的遥远的未来。”[6]从资源的有限性的角度来看，说人类的发展没有终点的确是使人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深深的忧患。从迄今为止的人类状况看，人类各代都要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如果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有绿水青山，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类各代对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财富都拥有平等的享用权。前代人的发展不能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维持。因此，为了防止当代人过度地有利于自己，以剥夺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去滥用自然资源，在法律上承认代与代之间的权利和当代人对下一代人的义务就至关重要了，所以代与代之间的公平正义问题就比须纳入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之中考虑，我们不仅要关注当代人的发展，也要眷顾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就是要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制度的主体，把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兴趣和全面发展作为我们每个人、每个群体，作为我们每一届政府，每一届领导人的一种终极关怀。[7]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奠定了法律发展的价值基石，铸成了推动法律发展的强大价值追求和不竭动力，确立了指导法律发展的根本价值理念，为法律观念更新和法律制度创新提供了基本价值框架和价值导向。

二、现实关切：以人为本的实践取向

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不仅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更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现实的深情关切。作为与终极关怀相辅相成的现实关切，必然深切眷注于人的现实生活或当下的境遇，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型构理性人的生活。具体展开就是：现实关切要关注的是特定时空场景下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世俗人的生活世界；现实关切也是一个有价值指向的过程，可以为终极关怀提供旨趣上的生长点和切入点；现实关切所采取的手段和工具是以显影人的终极关怀气息为宗旨的手段或工具；现实关切在结果向度与维度上与终极关怀一线相通。[8]如此看来，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实践必须眷顾发展的特定时空场域中的具体的人的生活。同时，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也不得不立足于特定的时空场域，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时空性。孟德斯鸠在其传世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曾有精彩的论述，他指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9]所以，法律发展也有其特殊的风格，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法律发展模式。职是之故，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法律发展实践中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首先需要强调现实生活中人的法的精神的发展。在基本内涵上，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在中国当下是等值的。[10]因此，人的法的精神的发展在当下法制现代化的视阙中就是人的法的精神的现代化。“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首先应当是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因此，法的精神的现代化，乃是整个法制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法制现代化是，也应当是以法的精神的现代化为起点和依据的。”[11]在姚建宗先生看来，法的精神的现代化在内涵上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人的公民意识的培育和人的法治精神的确立。[12]在当下中国，必须着力培养人的公民意识和人的法治精神，只有在健全的公民意识的基础上，在全社会真正确立起法治精神，人的法律精神的现代化才能得以完成，从而法律才能获得长足发展。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法律发展模式与道路的选择上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活现实。在发展模式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是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统一。[13]法律发展模式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各个国家之间或各个国家不同时期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而这些法律发展模式最后得以成功推进法律的发展莫不是深深植根于其现实生活的真实需要，反映了其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它走有其特定的具体国情与历史背景。就中国当下而言，社会处于结构转型期，中国社会正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化，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正在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正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正在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14]概言之，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这种转化基于现实生活的社会发展需要，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化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化。一个国家、民族乃至地域的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某种生活的传统，这种传统是其人们的过去与现在生活方式的联结点，绝不是某人或某些人一时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生活的传统必然对人们的生活有极强的规范力与约束力。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发展意味着进步，意味着对过去法律传统的扬弃。也就是说，过去传承下来的法律必有其不适合乃至阻碍法律发展的因素存在。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以辩证的观点正确对待法律传统在法律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法律传统不能一概否定。它是人们生活方式与生活历史的沉淀，是我们的以法的方式生活的条件的延续。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视法律发展中法律的继承，奠定法律发展的高起点。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意味着进步的法律发展必然要对扬弃的对象，即法律传统的部分否定，这种否定要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根。人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地球，作为同类的人的生活方式必然有着程度或大或小的融通性，从而在制度上产生先进与落后之分。这种基于生活方式的融通性而存在的制度先进与落后之分就向我们提示了法律发展的另一种道路，即法律移植。通过法律移植可以减少我们法律发展所支付的成本，加速法律发展的步伐。但是不管是法律继承还是法律移植，我们都必须立足于生活现实中人们的现实生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价值理念。

三、尊重和保护人权：以人为本的评价尺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尊重与保障人权基础之上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就成为了评价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自然，其也就成为了法律发展的价值评判尺度。公丕祥先生就认为，“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的基本尺度。怎样把握一部几千年社会的法律发展史，就按照人的尺度理解好了，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解尺度。”[16]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中心问题，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革命理论，它是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为起点发展起来的，是以“人”为本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各种权利的充分展现，它是与以人为本思想以及人权实践是紧密联系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核心理念与根本价值，同时，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就是检验法律发展的根本评价标准。公共权力配置的合理性与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性需要我们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尺度去评价。在法治下，这二者都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规定的，这样的法律制度是否合理，也就是说，公共权力配置是否重视人本身，是否以人为本，也就是是否尊重和保护了人权，就成为我们评价其发展的进步性的根本标志。国家必须营造一个良性运行的公共权力运行模式。而不能单纯地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任何国家或制度不能借口物质条件的问题限制人权或标榜人权。张文显先生从法学角度将以人为本解读为一种人文精神。他认为提倡和弘扬以人为本，把人文精神作为现代法律精神，实际上这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主要针对法律在社会中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是强调用人文精神来评判我们现代的法治，把我们现代法治当中的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没有体现人文精神的那样一些负面的东西诊断出来，然后用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来加以纠正。所以说，讲人文精神，讲以人为本，现在提出把可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确确实实存在很多负面的东西，如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纵欲骄奢、恃强凌弱等等，我们社会生活中看到的这些都是不符合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包含了每一个人在社会公正的制度范围内的权利和发展。[17]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成为宪法规范被确认之后，国家各机关可以依该原则的内涵来制定或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推动人权发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实在化。过去我们国家强调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操作原则，所立法律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用人权至上衡量我们今天的法律观念，以及今天的法律手段，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制度规定，很多的法律理念不是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基础上的，恰恰是相反，或者说是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人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现在，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些法律的进步性。同时，修改或废除那些与人权原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对此，郭道晖先生曾明确表示，“人权入宪后，应当据此展开一次全国规模的法制与法治状况的大清理，对违背人权、侵犯人权的所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所谓‘红头文件’等等和行政与司法行为，进行全面的人真的对照检查和纠正。今后，凡政府和执政党组织侵犯人权者，应视为违宪行为。”[18]另外，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而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要求人权不受国家的侵犯，而且要求国家积极地创设条件，加强社会保障，切实改善弱势群体的人权状况。政府有责任对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权和福利，给以更多、更负责的保障和增进。而在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上要更多注重公平、公正，统筹兼顾。张文显对此就曾指出，“讲‘以人为本’重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因为社会弱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保障问题，如果不上升为权利的范畴，不上升为弱势群体权利，并进一步上升为社会弱势群体人权，那么我们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利益保护总是一种恩赐、总是一种关怀，而不是社会弱势群体应有的。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提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保护就是权利问题。”[19]因此，用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以人为本作为法律发展的具体现实评价尺度要求我们不仅要注意评价法律发展的作用方面，还要评价法律发展不作为的方面。总之，以人为本作为法律发展价值评价尺度，要求我们认真审视法律理念的更新，法律制度的创新，法律措施的完善以及具体法律运作是否符合尊重和保护人权维的原则。如果不符合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原则，则法律并没有发展，并没有获得进步。

法律价值范文篇8

【关键词】销售仿制药秩序价值人权保障刑法非犯罪化

一、引言

近日电影《我不是药神》引起众多人议论，电影的现实原型陆勇一案也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正如电影中主角一样，陆勇实施了销售仿制药的行为，其中蕴含的法律价值冲突十分明显，令法院在判决时面临诸多困境，法官左右为难。本文对陆勇案进行评析，对其中的法律价值冲突进行分析，希望借此厘清法的定位和社会功能，为今后法官审判类似的案件提供相应借鉴。

二、陆勇案评析

2.1陆勇案基本情况。2014年7月21日，陆勇因在病友群分享与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抗癌药“格列卫”药性相似的印度仿制药的相关信息，并帮忙代购，但该药并未取得中国进口药品的销售许可，故陆勇被沅江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罪名之一是销售假药罪。案件的争议在于何为“假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最终，检察院以不构成销售假药罪撤回起诉，陆勇被无罪释放。2.2陆勇案争议点之评析。1.关于代购行为是否符合销售假药罪的“销售”要件法院对此的裁判观点是不符合，原因在于：（1）陆勇购买药品是为了给病友帮忙，且没有收取多余的费用，不具有营利性；（2）陆勇购买的药品没有对病友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伤害，甚至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具有法益侵害性。部分学者持有不同观点，认为陆勇的行为符合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陆勇并非单纯地为病友购买假药，其采取了一定手段扩大可能购买假药的“病友”的范围，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宣传，实际上是一种买卖媒介的行为。1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一来，从陆勇帮病友代购的交易过程中，其属于印度公司与病友的中间人，对病友来说，其相当于卖方阵营，具有卖方的性质，即属于销售行为。二来，按照一般认知，销售意味着获利，但也并不尽然，例如“亏本生意”。所以，虽说陆勇并未从中赚取买卖差价，但其在交易过程中的定价由自己自由决定；况且其并非一无所得，其利用自己中间人的优势为自己购药提供了便利，这也算是一种获利。2.关于仿制药是否是假药根据《刑法》第141条的规定2，假药是相对药品的实质危害性而言的，具有有毒有害成分，销售假药侵害的法益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该权利对公民而言具有绝对的价值，必须得到严苛的保护。而仿制药一般来说对人体是不造成损害的，有些甚至还具有一定的疗效。但是，国家并不认可仿制药，因为仿制药侵害了国家对药品管理的秩序，且销售仿制药虽然可能并不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但并不排除可能侵害的情形。因此，国家基于保护公民生命健康的初衷，必须要维护这样的社会管理秩序，将销售仿制药也纳入不予允许之列。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仿制药是不同于假药的，虽然仿制药未必具有一定的疗效，但不排除具有疗效的情形，尤其在陆勇案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与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抗癌药“格列卫”药性相似，经陆勇及病友实验，是具有相似疗效的。这与假药截然不同，故而我国法律将销售仿制药概为禁止，也存在一定不当之处。但是，陆勇案中的印度仿制药并未取得我国进口药品批准文号，就我国的《药品管理法》规定而言，该仿制药属于假药之列，如此，陆勇确实符合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2.3陆勇案引发的法理思考。就上述而言，陆勇本身的行为确实非常接近销售假药罪，甚至在笔者看来，法院判决中的“销售”和“假药”都不具有说服性，陆勇本身的行为就构成销售假药罪。在这一点上说，法院对陆勇案的判决有失当之处，陆勇无罪释放，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笔者认为，在陆勇案中，当事人陆勇并未被判处罪责，其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如果陆勇被判罪，这意味着将会给生产、销售仿制药的人或商家以威慑，这将导致消费不起正版药的重症病人失去了消费仿制药治病救命的机会，这与国家要保护公民生命健康的宗旨相违背，也未达到法律本身的初衷，对于法律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性都是一种损害。其二，本案中还有涉及贩卖仿制药的人数众多，如果陆勇被判刑，势必意味着这群具有类似行为的人也要被判刑。此案牵连甚广，如果全部判刑，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以及公民的不满。在本案中，法律出现例外，是基于对法院判决社会效果的考虑。法律彰显了一系列价值，代表了社会背后的各种利益的衡量，如自由价值、秩序价值、安全价值、效益价值等。该案涉及人数众多的白血病人群体，引发来自社会的各界关注，一方面是陆勇向病友介绍仿制药所代表的法律秩序价值的破坏，另一方面是白血病重症患者依赖于仿制药维护的生命健康所彰显的法律人权保障价值，当二者价值存在冲突，法院选择了人权保障价值。但当对于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在何种情况下作出何种处理和解决，如何在个案中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并不是一概而论的。

三、销售仿制药的伦理困境

3.1法的价值冲突在众多的法的价值中，秩序价值虽然不是终极价值，但却是最基础的价值，法的其他价值诸如生命价值、安全价值、正义价值、自由价值等，都以秩序价值为基础。法律的秩序价值主要在于建立稳固和谐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其他法律的有效实施。如果没有法律所保障的秩序，人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并缺乏保障，法的其他价值的实现也只能成为奢望和幻想。正因为法律秩序价值的的基础性，所以它需要保障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权益诉求。3实际上，在陆勇案的判决中，陆勇是否判刑这一问题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如果法官对于陆勇的行为并未给予判刑处罚，那么也会给社会一个错误的信号：国家鼓励仿制药的销售。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理解，那么自此以往，市面上将会出现大量的仿制药，将会严重危害药品管理秩序，进而危害更多人的生命健康。进一步说，本案中陆勇代购“假药”的行为虽然保障了少部分白血病病人的健康权，但却危害到了整个社会对于药品管理的秩序，法律也将失去它的效益和权威性，进而无法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如若陆勇以销售假药罪受到刑事处罚，那么也就意味着截断了白血病重症患者的低价药物来源的渠道，使他们失去了救治的机会。这也意味着生命健康在国家法规的严苛执行下得不到保障，违背国家法规的初衷和本旨。有的仿制药并不等同于假药，甚至有一定疗效，其引发的后果不如假药严重，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此时不对陆勇进行处罚也是情有可原。3.2个案衡量：刑法非犯罪化对于法律秩序价值的评判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社会在进步，法律也在完善，应当更加注重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护。宪政比例原则认为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时，国家权力必须限定在妥当、必要、均衡、不过度、符合比例的范围内。4推及于刑法，有学者提出刑法非犯罪化的观点，认为如果行为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有其他替代规制措施、用刑法方式规制时会产生其他严重问题且达不到预期效果，此时应当避免将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以及我国刑事法律现实和发展来看，我国刑法应当纳入更多人权保障的内容。5法的人权保障价值的内容主要包括保障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是自然生命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依据，是公民享受其他权利、履行义务、实现人生诉求和价值的基础和支撑。就陆勇案本身来说，陆勇介绍销售仿制药的行为，首先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甚至有益于买不起正版药的白血病重症患者的生命健康。这一后果远不如销售假药罪那么严重，与销售假药罪的规制目标也并不一致。其次，对于仿制药的规制，还未上升到需要纳入到刑法规制的程度，大可以通过其他规制手段。例如，在药品管理秩序中增加对仿制药的管制，加强对仿制药的监管，收取额外的税费，以防仿制药出现假药、劣质等影响公民生命健康的情形。最后，假如将销售仿制药入刑，则多数消费不起正版药的病患将失去救治机会，出现上述提到的部分公民生命健康在严法面前受到忽视的现象。综上所述，销售仿制药应当在刑法非犯罪化的行列之内，即不应当入刑，这也是法的价值冲突在个案中衡量的体现。

四、结语

法律价值范文篇9

关键词：农民;水环境权;法律进路

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正在不断转型，而近几年正是转型的节点。部分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企业伴随着相关产业的转移以及不断调整的经济结构而持续向我国的农村地区进行迁移，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不完善的技术手段等等，使得环境污染事件在农村不断发生，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对自身水环境权不断遭受侵害的问题，农民们却无力救济，那么此类问题的不断呈现都严重挑战了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对农民特殊的水环境权应重视起来，切实保护农民的水环境权，使得法律在农村中逐渐应用起来。

一、实现农民水环境权价值的重要性

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享有权利生活在福利以及尊严的环境下，且享有充足、平等以及自由等基本权利的生活条件，需要注意的是人类有责任改善以及保护这一代以及将来世代的环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水环境权已然获得肯定，而在环境权中，水环境权是其关键组成部分，换言之，人人都有权利用水环境的功能以及资源等对其生存的发展需要以及其基本需求等进行维护，且在利用水环境权利的基础上获取相应的社会以及经济效益，它对人类来讲不仅是一项应有权利，更应是一项实有权利或者是法定权利，在水环境权中，富有、洁净的水资源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水资源意义无比重大，它作为一种稀有的自然资源尚存于干旱的地区，作为一项基本的前提条件存在于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更最重要是它也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在2015年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指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以及人们群众的切身利益等都与水环境息息相关，它同样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它要求对建设的生态文明进行持续的推进，将水环境安全保护作为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而提升到一个见所未见的高度。2011年国家统计局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约有6.74亿人口居住在乡村，占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而要想实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那么水环境权的实现便至关重要。

二、分析侵害农水环境权的原因

1.滞后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现代环境问题应运而生，因此在城市环境保护上人们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对城市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表现在众多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上，但是以上法律法规针对农村环境困扰却不能完全适用。就环境方面我国的法律法规来讲，我们可以发现巨大的缺陷存在于现行法律以及农村环境的立法上，在法律中很少出现对农民水环境权益以及农村环境等相关方面的保护，也缺乏独有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2.农村地方政府环境管理中的“缺位”与“越位”。最开始要讲的便是在农村中片面对经济的追求而持续对环境保护进行忽视。现如今在我国，当地的经济水平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最大指标而存在，因此，经济效益对各级政府便便是重中之重。在农村农民水环境权受到侵犯主要是由于对经济效益过渡的追求，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①乡村环境因凸起的乡镇企业而遭到损害。众多乡镇企业在1980年开始不断凸起，虽对国家经济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说，带来了便利，但是众所周知，众多企业是以牺牲环境来发展自身水平以及技术含量不高等粗放经营方式广泛存在于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中，并且对防治环境污染的设备相当匮乏，简陋的设备、陈旧的成产工艺以及随意的布局等等广为存在，使得农村污染问题异常突出。②政府部分为了应对环境问题而不断“招商引资”。部分县政府大搞“政绩工程”只为追求政绩。尤其是当政府官员们费尽心思所请来的企业污染，并且与农民所提供的“产值”相比较为丰富时，政府官员们的态度不是否认污染企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就是公开辩护排污企业，或者是网开一面上级环保部门所要求的关停企业，以此来牟取暴利；③环境破坏由落后的生产方式所引发。人多地少是中国的特点，而开发的土地资源也即将达到极限，那么农民要想对土地产出水平进行提升，不免会用到农药、化肥等。根据统计，在我国，农药的施用量达到0.14千万吨，而化肥也达到4.7千万吨，但是它们的利用率只有三分之一。在农田的生产上，土壤以及土地的生产力因大量化肥以及农药的使用而造成的其板结以及生产水平持续下降，而水体以及农产品因化肥农药的流失而造成污染以及农药残留超标现象的发生，极大地危害了人体的健康，导致农民对自己养的鱼以及种的粮食等都不敢食用。此外，农作物生长因地膜以及温室大棚等不可降解的塑料残留而受到阻碍，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土壤。然而，针对以上三个农村环境的问题，政府部分在管理上却不闻不问，其管理以及指导的责任并未尽到，从而农村环境的问题便进一步的加重了。接着要说的便是农民环境知情权得不到实现。所谓的环境知情权也就是国民可以获取对各地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以及国家环境管理的状况等等信息，也可称为环境信息权。国民要想对环境的管理进行参与，那么前提便是行使环境知情权，对环境保护而言它同样也是必要的民主程序。《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轼行》是我国在2007年所颁布，此办法同样是从城市的视角出发来实施或者是制定的，而农民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分为两方面原因，主观上讲在共开环境信息进程中，环境执法部分侧重向其上级机关进行汇报，农民所了解的公开环境信息少之又少；客观上讲，农村基层环保部门缺乏环境信息公开的条件，全面、实时、无误的对环境信息进行公开需要办公自动化、充足的经费以及高超的检测手段等等，而这些在农村却极为匮乏，造成农村环保信息在公开上极大的受到限制。3.农民环保意识淡薄，环境维权难。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够对实践进行指导，同样也能作用于实践。农民水环境权的保护问题直接与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水平息息相关。从一定程度上讲，农民环境意识薄弱直接造成农村环境侵权问题的不断恶化。地广人多是我国农村地区普遍的特点，众多偏远地区因不便的交通，其信息也相当闭塞不通，一直生活在小农经济生产的状态之下，其环境保护意识与文化素质以及生活水平极不对称。在农业生产当中，农民固执的对经济效益进行追求，对自然资源也过度的开发，更是对化肥、农药等过度的使用，进而生态环境便遭到严重的破坏与污染。此外，农民在寻求法律救济上因薄弱的经济基础而造成救济途径较为单一，众多农民更愿意将前用在养家糊口上。一旦外来人员侵害了其自身的水环境权，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他们也鲜有走寻诉讼的道路。

三、强化：农民水环境权价值实现之法律进路

要想实现安全、正义以及平等的价值，前提是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制度。而农民水环境权价值的实现进路便是进一步完善立法。1.对全方位的农村水环境保护立法体系进行建立起来。专门性以及综合性的基干法律应当以农村地区整体环境保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对农村环境而言，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全面统筹的进行保护，将众多自然要素也加入其中，像是水、土壤等等，并且以此为基准来对相应的应对方法、权责关系以及管理机构等进行具体的设置等。我们不仅要对现有规范的可操作性进行增强，对现有法规进行充实，且对法律法规来讲，应对地方性立法作用进一步发挥使得对其进一步进行补充。我国各省的经济状况以及自然环境因宽广的地域而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就水环境保护问题上，就包括了社会以及自然两方面因素的差别，当然所对应的解决步骤与方式也不尽相同，那么便需要地方立法来对本地区的水环境保护进行针对性的立法，有效的补充国家立法。2.形成有效的农民参与机制。农民水环境权价值要想得以实现，那么前提便是环境知情的权利。众多公众参与机制与信息公开制度应不断创建与完善，在对农村水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序以及原则内容等规则制定的前提需与农村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此外在宣传的内容上还要使用农民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使得农民的水环境知情权的得以充分实现。另外，对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应当进一步进行降低，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来鼓励公民个人与社会团体，特别是农民对未履行职责的行政机关以及污染者进行公益诉讼，此外针对客观现状中所存在薄弱的法律意识以及较差的农村法治环境问题，利用减免诉讼费用以及实时的供给法律援助等手段进行立法倾斜，使得真正实现全民参与的环境保护制度以及农村的司法救助制度，让农民这一主体在水环境权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实现。3.完善环境监管机制与环境执法。在农村，就水环境保护而言，将垂直管理制度不断创建起来，对农村水环境安全的管理与监督是利用上级环保部分所垂直管理的乡镇环保所所实现的，对农村执行率低下的水环境保护制度进行有效的改善。另外，众多的责任制度与环境违法制裁机制应同步建立起来，例如刑事、行政以及民事责任等，对司法机关应强化其保护水环境，使得农村水环境在安全方面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追、执法必严以及有法必依的局面，在农村地区真正落实法律制度保障。

四、结语

总的来说，要不断向农民普及现代环境以及科学信息，对农村农业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着重的宣传，将“环境宣传教育下乡”的活动广泛开展，对其环境科学素养以及意识进行不断的提升与培养，使得农民在思想上领悟在农村的发展当中，法律至关重要，动员广大农民积极投身环境保护的行列，对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自觉地维护，进而实现我国农村水环境价值，促进我国农村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袁易鑫.论农民环境权的特殊法律保护［J］.法制博览，2016（20）：290.

［2］尉琳.论农民水环境权价值之法律实现［J］.法制博览，2016（01）：37-38.

［3］张芬霞，张忠勇，张可擎.论我国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J］.法制与社会，2014（21）：211-212.

法律价值范文篇10

关键词：营业税；增值税；法律价值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以下简称“营改增”），作为中国经济改革跨入新阶段的一项重要工程，是新形势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具有重要经济、政治、社会意义，同时，还具有相当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经济与法关系

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改变会导致其他领域的变革，如社会消费观念、社会消费结构等。反之，现实社会中某领域发生的改变也会逆向传递到经济领域，例如消费观念的改变会使得消费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推动产业调整。经济领域的改革、改变导致法律的改革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例如，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于1979年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随着非公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规范与调整这一社会关系，国家又先后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以及其他有关配套法规，为公司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最终于1993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这一过程中，非公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变量的积累，如与非公经济相关的思想、法律规范、社会结构等变量不断积累，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会明显地显示出来，直至1993年达到其质变点。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发展，意味着此时公司法的产生已水到渠成，于是便产生了公司法。当然为一种因现实而产生，并以调整现实为出发点的社会规范，法必然是要诉诸实践，最终作用于社会。既然法是在其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的指导下所设立的，它必定处处都体现着这种价值，在实践之时也必然要体现，并将其注入社会，这仅仅是其对外抽象作用的一部分，法也同样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具体地进行着宏观调控，影响着社会。例如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通常会相应地制定关税、扶持措施，这些规定就会对这些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法具体地作用于基础经济领域时，法就完成了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

二、中国税法变革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在实践中经济现象高度复杂，一个国家税法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常常超出了立法者原先的估计，因此人们只能依据经济的实际发展，逐渐修正先前的规划，被动地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变化。在税法历史发展过程，经济之外的很多因素，包括政治、文化，甚至一两个社会事件都可能会为其带来影响，因而税法的发展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在我国，税收制度及税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几次大的改变，深刻表明了税法与经济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为了减少核算环节，增强生产的计划性，工商税制不断简化，国营企业甚至取消了生产税而改为上缴利润。这样既能节约有关税收成本，又因为计划经济不需要以税收来调节国民经济，因此简化税法在计划经济局面中事实上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与优势。当计划经济本身面临淘汰改革时，原税法所具有的优势也失去了意义，相关的税收法律制度也必须要跟着改革。在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为适应新的形势，我国于1984年对税收制度及有关法律进行了改革，并以国营企业“利改税”和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为重点，首次对国营企业开征了所得税，并改革了工商税制，基本形成了一套以流转税为主体，所得税次之，其他税种相互配合的复合税制体系。这两个阶段的税法与经济关系表明了经济基础对税法的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的变革决定了税法的变化与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确立，我国于1994年开始了分税制改革，此次改革侧重于税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在普遍开征增值税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彼此配合的复合式流转税体系，特别是增值税制改革中以法国为参考，实施价外征收，表明增值额征收这一较普通流转额征收更为适宜的流转税制度开始引入中国。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及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长远的不利影响，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对外贸易形成了严重打击，外贸出口形势的恶化，促使中国经济加快从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的速度，经济结构改革及优化、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等经济领域重要改革措施频出。要实现这些目标，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使它们充分发挥在吸纳社会就业方面的优势，同时作为大型企业的补充，与大型企业一起覆盖更多的产业领域，充分挖掘先前空白的产业领域的价值，进而实现使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在生产产品时无力包办多个步骤，对外依赖度较强，需要依赖多个企业的合作，因而交换环节较多。在营业税政策下，更多的交换环节将产生更多的重复税收，这无疑为中小企业增添了更多的负担。［2］由此，新一轮的税收法律制度改革作为解决企业税务负担过重，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得以逐步推出。2009年，增值税抵扣范围扩大至固定资产，标志着中国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2012年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工作推出，至2016年5月1日，原征收营业税项目全面征收增值税，则标志着增值税成为中国流转税的主体之税制改革全面完成。［3］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税法与经济关系互动中，逐步表现出税法的变革对经济也具有牵引导向作用。特别是201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营改增的实施，突出表明法的变革对经济、社会具有多重作用。

三、营改增中法律工具价值

营业税向增值税的改变，将进一步发挥税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激励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与平衡供需的功能，同时也将为中国法制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增值税是以包括应税劳务的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营业税是以包括商品生产、商品流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提供应税劳务或服务等营业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增值税克服了营业税在商品流转环节重复征税的弊端，适应了现代经济中商品生产流转链条复杂漫长的特点［4］，对降低企业税负，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实质作用。［5］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对于现实经济调整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由于法律本身的权威性使得法律必须具备稳定性，也决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滞后性。因而，立法者必须主动改革，立法能在适应社会现实的同时又必须有所超前，才能使“笨拙”的法在更长的时间内能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中国在经济发展到关键节点时大胆推行营改增的政策，将过去指定的税收相关的政策重新梳理，除旧布新，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法取而代之，有助于减轻企业税负，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在整体上改善经济发展的状况，这也符合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的税收政策的经济价值。［6］从另一方面而言，营改增的改革有利于积累法制改革的经验，并将其推广到整个法制改革上，体现了中国法制改革中的创新精神。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自然要受到由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经济基础的影响。经济基础的量变累计为质变，质变之后的经济基础必将对上层建筑产生影响，诱发上层建筑的变革。营改增的经济源头自然在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入多种所有制。当然在经济领域开始创新之时，中国的法治领域基本停留在法律移植方面，毋庸置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制订大量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欧美发达国家相关法律制度，例如1994年的增值税改革明显借鉴了法国等国家。法的移植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如凭借当时的认识恐怕不足以立即形成好的法律制度以供使用,可以直接借鉴他国法律中优秀的部分和先进的理念而无需从头摸索；如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的法律法规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风格，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独特的经济模式中产生了独特的经验与传统，旧法中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浮现出来。过去的观点，随着新的认识的发展将要被淘汰，在那个背景下所立的法就需要进行变革。新一轮法制改革中依法治国理念逐步推行，既不是传统思想的继承，也不是其它思想的移植，它所体现的，是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2012年以来，营改增的试点领域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得到了全面实施。此次营改增发源于我国并由我国自身主导，表明我国税法改革的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国的法律制度正在由法律移植向法制改革的转变。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夸大营改增的作用，仅对一部分相对孤立的法进行改革的并不能称为真正全面的法律改革。法律体系是由立法、司法、执法、行政等环节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仅仅建立了良好的法律制度而不去遵守，是没有用的。整个社会的运行也是如此，要实际地推行一个政策不能仅仅依靠提出这个政策，还要依靠对政策的宣传、理解、不断完善以及遵守既定的约束性文件。只有拥有一个完好的系统，才能依靠这个系统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法治只有对整个系统进行变革，对制度、运行模式、思想意识乃至文化风气加以改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彻底的改革。营改增本身在经济转型和依法治国这两个大的系统改革中，只能算一个小的系统改革，不过这 至少表明了系统改革的开始，可以看到更为广泛深刻的变革就将到来。

四、营改增的法律工具运用的不足

在营改增的改革进程中也存在一些可改进之处。首先，我国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动比较频繁。法是一种行为规范。作为行为规范，它是具有权威性的，需要社会普遍认可并遵守的，假使无人遵守，规范即使存在，也是一纸空文。法之所以具有稳定性，正是源于其权威性。规范所具有的权威性，是用以被人所遵守，而不是被立法者们所修正的。固然，法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新事物的发展，但只有在现实确实需要对其进行修正的时候，才能加以修正。人们用批评的眼光看待法，这是法赖以改进的动力，然而在我们面对法的时候，应更多地心怀对于法的遵从与敬畏，在制定修正的时候要细致，而非总想着修改规则，或者因为制定和修正时不细致，导致事后又要回头重新修正。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做过许多尝试，制度经过了多次修改，相较于其它已有深厚法治积累的国家，法的稳定性还是不够的。也许正是出于我国尚处于探索的阶段，法律规范不是很稳定的考虑，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多以名为“条例”的行政法规的形式存在。也有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的不同，将部分立法权力下放的情况。不论是何种原因，税收相关规定的等级较低，是不争的事实。税，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向自然人法人强制无偿征收的实物和货币的总称。它是国家财政收入中最重要的一项收入，对维持自身的运行与提供公共服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其法的登记并不应当如此之低。况且，因为税收还涉及公民法人的财产权，并且具有强制性，一定程度上还会涉及到行政强制，这些重要内容并不是低等级的法律就能够直接进行调整与限制的。此外，现行的制度过于零散，没有形成一部统一的税收法律文件，导致这些零散的制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也无法在相同的精神下得到合理的解释。不仅如此，分散的制度形式也加大了产生统一的监督机制的难度，不同条例立法的质量、科学性难以把控，相互之间甚至会产生冲突，其权威性，也自然会随之而减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要想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改变绝非易事。比如，如何处理好因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问题，如何将法的灵活性与稳定性有机统一起来，就连法之应然，也尚待实践与改革来做出解答。总之，我国营改增的实施推进，从经济角度看，体现了税制、税法改革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从法的角度看，这将使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更加具体有效；对法制改革的推进也将有所助益。

作者:宋言鹏 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阳东辉.论优化税法宏观调控功能的路径［J］.经济法论坛,2008(2):254-268.

［2］樊葵,郑晓凉.浅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从不同纳税人角度分析［J］.当代经济,2015(29):30-32.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全面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准备工作的通知［Z］.财税［2016］32号.2016

［4］伍唯佳,周向均.酒店业“营改增”影响预测及政策建议［J］.财会月刊,2014(7):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