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货币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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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组教学

第一次上课时，要求学生每6—8人自动分组，推选组长，每组布置一个专题，专题一般是当前金融热点话题，要求该组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进行任务分工: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筛选资料、制作与修改PPT、PPT汇报等，通过这种分组教学，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同时组长还要负责本组学生的考勤工作和该组各个学生完成任务情况的打分，教师和其他各组组长要对该组最终提交的成果进行考评打分，最后该组每个学生的打分就是三者的加权得分。这种方式既强化了学生对当前金融热点话题的关注，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还锻炼了学生的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调研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为学生进入企业奠定了良好的职业能力。

(二)实践性教学

每次课前五至十分钟，让学生自愿到讲台上通过各种方式:新闻播报、板报、视频、PPT等解说近几天发生的金融大事、要事，并附以简要的评论;在金融机构体系和商业银行的讲述中，要求学生选择我市的某家金融机构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该金融机构的窗口设置、业务开展情况等;根据相关章节内容，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上传给学生，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并通过提问等方式进行检测;让学生课后阅读金融方面的一些报告如《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等，并书写心得体会或读书笔记，等等，通过这种实践性教学，培养了学生的金融意识，提高了学生对金融的关注度、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是我们在各门课程的讲授中运用得较多的方法，金融方面的案例非常多，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合理运用，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加深学生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谓是一举多得。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前对案例进行精心筛选，选择最适合的案例融合到相关章节内容的教学中。比如在信用的讲授中，我们可以引入信用卡透支的案例，让学生知道信用的重要性，个人信用记录是我们的“经济身份证”;在利率的讲授中，可对我国贷款利率的放开进行解析，并进而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进行探讨。案例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抽象的金融理论，也使我们的教学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达到了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四)问题导入式教学

问题导入一般用在教学活动开始前，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既可以通过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实例导入，可也通过已学内容回顾导入，还可运用多媒体提出问题导入等。例如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讲解中，我们可以先引入《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某段材料，让学生思考一下在这段材料中运用了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这种货币政策工具是如何调控的，有什么样的效果，从而引出接下来要讲的某种货币政策工具。问题导入式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促使学生主动思考，有利于新课的实施与开展。

二、充分利用网络，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教学过程的生动性，促进了多样化信息的传递。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微信、飞信、QQ、电子信箱等各种沟通手段，实现课程相关资料的最大程度共享，及时答疑解惑，加强与学生的有效沟通，同时实现课后部分作业的电子化。四、改革课程考核方案为了相对准确地评判学生的学习态度，达到真实、公平与合理，在《货币金融学》考核中，我们始终采用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当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灵活设定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的占比。如为了加大学生平时考核力度，提高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我们可以将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设定为各占一半，将平时考核贯穿于教学始终，这样就杜绝了某些学生临时抱佛脚的心态，重视平时的学习。平时考评可以包括作业(习题、心得体会、读书笔记等)、课堂提问、课堂随机小测验、专题分组汇报、考勤、课前新闻解读、期中考试等。期末考试内容构成中，为了体现层次，除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客观复述题外，还要出一些结合中国当前经济、金融领域实践问题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的主观分析题。以上考评方法，我们在每学期开课的第一次课中即对学生阐明，既是让学生明白这种考评方法的意义，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与授课教师的配合。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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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现实基础

东亚货币合作在近年来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东亚货币合作的根本目标，是以高度的经济一体化、紧密的政策协调、一致的政治承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货币联盟。然而，从目前的合作形式看，东亚国家距离实现这一长远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一)区域内贸易及经济开放度

一方面根据IMF的统计数据，东亚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近年来不断提高，从1970年不到30％，发展到2003年已经超过了50％。可见，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依赖性很高，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将促使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也内在地要求东亚各国之间货币的相对稳定，为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的数据，由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东亚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很高，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文莱、柬埔寨，其开放度均在100％以上，新加坡甚至超过了200％。从2001年到2005年，东亚各国的开放度平均值高达129.88％，普遍高于2001年前的欧盟15国经济开放程度，这说明东亚各国对外部的贸易依赖程度很高，是具有吸引力的。

(二)东亚各国政策目标相似性

根据IMF及ADB的统计数据，对1987年～2004年东亚国家(地区)进行比较发现，1987年至今，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存在财政赤字，但就相对规模而言，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的财政赤字规模相对较小，财政政策倾向相对比较谨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近年来财政赤字水平较高。由于政府财政状况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倾向，财政赤字越高的国家，越依赖于对本国货币铸币税的控制，因此进行货币与汇率合作的成本越高。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来看，东亚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货币供应量也持续增长。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货币供给数量增长相对平缓，反映其经济发展相对成熟而宏观调控能力比较高。从利率水平看，经济开放度较高的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利率差幅最小，而金融开放度相对较低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利差则比较大，反映出不同国家货币政策取向，也为进行货币合作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困难。

综合上述诸项分析，可初步作出以下判断，东亚经济整体上无论是经济规模、各国政策目标，或是通货膨胀率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二、东亚货币合作中的障碍

(一)内部阻力

1、缺乏区域内的主导货币

欧盟在其成功时期是以德国、法国为核心主导国，以德国马克作为锚币来推动货币一体化进程，因此，不管是区域经济或是货币合作都是不能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的。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尚无法形成这样强有力的依托。日本虽是东亚经济和金融势力最强的国家，但由于经济衰退，加之由于二战中日本侵略给东亚各国造成的苦难，使其在东亚国家中缺乏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基础。这使得日本要成为核心国，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障碍。而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尽管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不贬值，但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体系，使得人民币难以成为锚币。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以区域内货币为核心展开货币合作存在一定困难。

2、政治障碍

欧洲货币合作实践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区域货币合作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与欧盟相比，东亚汇率协调的障碍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领土纠纷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为竞争对象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对待其二战期间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侵略灾难历史的态度。同时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也是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复杂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地区存在大量的领土、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争端。如日韩的“独(竹)岛”之争、中日的之争等等，造成东亚地缘政治的复杂化。

(二)外部阻力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外部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东亚大部分国家与美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贸易为例，依据IMF2005年贸易统计年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额的17.7％，菲律宾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17.3％，中国的这一比例也高达13.7％，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额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13.4％。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增强了美国对东亚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了东亚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而东亚货币合作的快速推进，毫无疑问会增强东亚货币的实力，这无疑会影响到美元在东亚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美国否定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就是例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构建思路

(一)推进区域内大国间的协调

经验表明，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关键性大国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在本地区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中，任何一国在目前条件下都难以单独承担这一责任。中国是本地区潜在的“市场提供者”，但金融领域相对薄弱。日本则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尤其是日本对东亚其它经济体均有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妨碍了日元发挥关键货币的作用。但作为发达国家，日本金融部门较中国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在此条件下，中、日两国若想通过单边努力推动乃至主导区域金融合作进程，都会面临很大困难；若两国在该领域产生竞争，则会产生更加不利于自身的结果。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或竞争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中国所能提供的巨大市场和日本的金融资源结合起来，恰恰能够满足其它东亚经济体对出口市场和储备资产的需求。因此，两国应当通过合作来共同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使其摆脱对“美元体制”的过度依赖。(二)区域货币区(Sub—clusters)的形成

由于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但可以先在东亚内部形成3个次级货币区，即依据地缘经济政治交往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中华货币区、东盟国家货币区和日元区。这些次级货币区将为进一步深化东亚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中华货币区

中华货币区是包含港澳和大陆的货币区。首先，香港和澳门已经具备了货币一体化的有利条件。从货币层面上看，由于澳门实行与港币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两地间的汇率相当平稳；从实物层面上看，两地的人均GDP相差不多，经济增长速度较为接近，经济结构都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两地的失业率也几乎相同，两地又都是高度开放的地区；从现实基础来看，两地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制度，这创造了两地货币统一的基础。

其次，人民币和港币正在逐步融合。由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在文化传统和地理位置等方面较为接近，两地的贸易和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目前大陆已成为香港首要的贸易伙伴，而在东亚地区，香港也已成为大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港币和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正逐渐形成，因此港币和人民币之间正在不断融合。

2、东盟国家货币区

东盟近年来经济趋同性越来越高，为区内货币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开始进行金融改革进程，重组金融体系，强化金融监管。东盟国家意识到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是抵御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东盟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东盟正在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2002年1月3日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大幅度降低关税(几乎所有的商品关税都降低到了0％－5％)。特别是东盟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比较接近和相似，实现较高层次的货币同盟更加容易。

3、日韩货币区

日本和韩国都是地区经济大国，地理位置接近。由于地缘优势以及它们分别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双方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1999年3月，两国共同发表了以《通向21世纪更紧密的日韩经济关系》为题的研究报告，日、韩双方都认为通过振兴两国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和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可以巩固双边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迈向21世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国必须尽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障碍，并同意在投资促进、税收条约、标准认证、知识产权和WTO新一轮谈判等领域开展合作。2003年，两国正式开始建立双边FTA谈判并争取尽早完成实质性谈判。2004年，日韩两国贸易总额达664亿美元。

(三)以平行货币推动次区域货币区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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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述题（30分）

1．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论述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答：通货膨胀是指商品和劳务一般价格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严重的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加以控制。治理通货膨胀，应该从多方面综合进行：

（1）控制货币供应量。（紧缩的货币政策）

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需求管理政策）

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

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入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医治通货膨胀的其他政策。除了控制需求，增加供给、调整结构之外，还有一些诸如限价、减税、指数化等其他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

当前，我国存在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上型和结构型通货膨胀。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基础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二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不相适应，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价格总水平上涨。

总之，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根据原因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对症下药。这种对症下药，并不是简单地根据原因分析一一对应，也不能机械僵化地照搬别人或自己以往的经验。而且对症下药也要以某一方为主或优先，同时结合其他治理方案综合进行。也就是说，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系统工程，各治理方案相互配合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2．加入WTO后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挑战：（1）面临银行管理体制的挑战；（是否受政府干预，管理上的差距）

（2）面临经营模式的挑战；

（3）面临业务创新和优质服务的挑战；

（4）面临技术手段和金融产品的挑战；

（5）面临融资风险的挑战；

（6）面临人才竞争的挑战；

（7）面临金融安全的挑战；

（8）面临不良资产的挑战；

（9）面临金融宏观调控的挑战；

对策：（1）尽快处理不良债权，化解金融风险，轻装上阵。

（2）完善中资银行内部管理机制，建立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

（3）尽快实现业务经营的多元化、国际化和资产证券化。

（4）加快金融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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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李强，郑立平。利息率波动对寿险市场的影响[J].黑龙江金融，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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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货币政策在国内欠发达地区和较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效应差别较为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各具特色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区域在经济波动周期上存在差异，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也相应有一定的反差。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及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信贷增长偏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情况。为此，中央银行相继出台了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措施对经济金融运行适时适度进行调控。中央银行收缩性的货币政策取向对防止沿海等发达地区经济过热有显著的效果，但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显得“刹车”过早、过猛。004年二季度张家界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一季度回落了5个百分点，表明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对于刚進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张家界市已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或打压作用。当前中国产业发展固然有一些产业投资偏旺，但还有不少产业不但不旺，甚至是偏冷的。目前，张家界市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并不过热，只是存在结构上供求不平衡。但此次以控制土地和信贷为手段的宏观调控对张家界市主要经济支柱之一的房地产市场无疑是釜底抽薪。

.居民收入水平和企业组织规模有差别使区域间居民和企业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反应不一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一般大于45%，比经济发达地区高出0—5个百分点。经济发达地区已进入富裕社会，而欠发达地区才初步进入小康阶段，相当多的人口还只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在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接受和享受国家货币政策的条件和能力都非常有限，所需资金主要靠自筹资金和民间借贷解决，对利率下降等优惠基本上视而不见，对利率的变化敏感度低。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强，相对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组织规模过小，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欠佳，资信等级偏低，地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又不完善，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贷款需求的满足程度较低，成为货币政策难以覆盖的盲区。目前，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既表明当前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反映出在贯彻“有保有压”原则过程中，“保”还不够，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偏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和县域经济融资问题更加突出；“压”也有不足，中长期贷款增加偏高，固定资产投资依然过快，与我国宏观调控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3.各地金融机构经营状况、金融服务组织体系的完善程度和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对货币政策通过金融机构传导的有效性影响较大。在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不良贷款率较高。“双降”的压力很大，并使信贷投放能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难免出现“惜贷”的现象，绝大部分商业银行都实行贷款经营三集中(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将贷款权限上收到省分行以上，地市分行贷款权有限，县级支行基本上无权贷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节省成本，减少亏损，纷纷撤并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分支机构，从前些年的盲目扩张发展到盲目撤并，欠发达地区几乎撤并成风，使原本并不完善的金融体系更加残缺，县域金融服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真空”，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包袱重、亏损严重、自我造血功能不足，难以承担起国有商业银行的撤离后为县域经济提供金融支持的主务军作用，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亟待完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意图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证券、保险机构规模小，数量小，市场资金交易总量不大，金融市场整体来讲很不发达，货币政策信号通过金融市场传导时部分“断路”或“失真”。相比之下，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吞吐能力要大得多，经营状况要好得多，机构撤并要少得多，金融服务体系要完善得多，金融资产价格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参与主体也能较快地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作出较为理性的反应，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和效果因而要高得多。

货币政策差异性还表现为，支农再贷款政策实施效果显著，再贴现政策实施效果相对较弱。大量的支农再贷款使央行的基础货币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投放到广大农村，产生了极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激活了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市场，扭转了农村信用社被动经营局面。相对而言，再贴现政策传导到基层的效果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欠发达地区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发展不充分，票据市场规模偏小而且票据融资占比过低，再贴现利率的调整很难对信贷资金的供求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此外，“窗口指导”对地方性金融机构作用较强，对商业银行作用相对较弱。近年来，农村信用社信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央行通过直接参与农村信用社的试点改革，运用再贷款积极引导农村信用社加强对“三农”的服务，巩固了农信社的市场定位和促进了经营效益的迅速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但同时，基层央行由于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运用权，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和投量只能是出台一些缺乏强制力的指导意见，缺少实质性的、有效的调控手段，加之金融资源匮乏，金融机构单一，仅有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一级法人制，只听上级行的，在贯彻实施货币政策中时常处于被动地位，致使货币政策的时滞延长，削弱了货币政策对县域经济的调控作用。

4.经济货币化程度和对资金的吸纳能力不同导致区域之间的资金供应能力和对央行资金的需求规模相差较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远比经济发达地区要低，通货活期存款率高，根据货币乘数=(+通货活期存款率)／(法定准备金率十超额准备比率+通货活期存款比率)，在基础货币供应一定的条件下(假设各银行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比率相等)由于各地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相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货币乘数必然要小于经济发达地区。在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X基础货币的机制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央行再贷款、再贴现规模(基础货币的增长与再贷款、再贴现的规模成正比关系)较小，货币乘数又相对较低，其货币扩张能力必然小于经济发达地区。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区域间经济金融的差距。据统计，003年张家界市本外币存款增长率为0.3%，是999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本外币贷款仅增长5%，比经济发达地区要低0多个百分点。上述分析表明，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实施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是国家统一货币政策最主要的受益者，而最需要国家货币政策支持的欠发达地区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有限，旨在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的差别浮动利率对贷款变动影响偏弱。这种状况应引起高度重视。

二、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原因

.基层人民银行自身的原因。第一，认识上存在误区。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无能为力的思想，有的行认为国家商业银行是一级法人制、城乡信用社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法人单位，人民银行可以引导但无权干预其经营活动，加之基层人行可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匮乏，因此，对于货币政策，金融机构执行不执行、执行的到位不到位，人行处于被动的角色，有种“难作为”的感觉；二是无关紧要的思想。有的行认为只要确保了金融稳定，不出现金融风险，就是很好地履行了职责，至于如何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入，支持经济发展，如何协调解决金融机构贷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一项软任务，该做但做好与否并不是特别重要，地方政府不便要求，上级行也不考核，存在着“不作为”思想。思想上的偏差，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无力，本来一些对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大量具体的工作也没有去做，更没有集中精力，系统、深刻地研究有效履行货币政策职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途径、措施和办法。最终结果就是基层人行没有发挥履行货币政策职能中应有的作用，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二手段上的缺失。目前，基层央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央行手中掌握的货币政策少之又少，除支农再贷款、商业银行7天内短期再贷款、再贴现外，再无别的调节工具，而现实是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制，系统内调度资金几乎不借短期再贷款，再贴现票源近乎枯竭，只剩下对农信社的支农再贷款，所以对金融机构投向引导上货币政策而言已经是无计可用，无力可使，助学贷款、再就业贷款，商业银行根本不愿意放，基层央行无法促成。第三，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形成。银行业机构监管职能与央行分离，“一行三会”体制在地市一级不全，“三会”中只有银监一家，加上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种类太少，银行业为大，且银行业“官本位”意识仍浓，谁管“帽子”听谁的；形成了事实上的银监机构为大，央行与银监部门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形成，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形不成合力，起不到正向强化作用。

.传导环节欠缺，途径受阻。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统一的市场准入条件下，在基层央行管辖区内，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种类少得不能再少。金融机构过少，金融体系残缺，导致传导环节欠缺，途径受阻。在传导环节中起重要作用的银行业只有四家，并且都是“国字号”，实行一级法人体制，“官本位”特征仍然很突出，内在激励不足，对市场敏感度低，只听上级行的，基层央行说万句不抵上级行半句。加之信贷权限过度上收，按规模授权，视项目放贷，使欠发达地区银行“英雄无用武之地”，回旋空间太小，而基层央行手中用于传导或强化传导的货币政策工具少之又少，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信号“短路”、“失真”，达不到预期效果。

3.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机制未充分体现差异商业银行授权制度迫使基层金融机构“不能贷”。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后，各项管理权限日益集中，出于加强信贷管理和防范信贷的风险，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权限都向上收缩，信贷资金向上级行集中，欠发达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很少享有实质性的贷款审批权，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功能日益萎缩。以张家界市为例，留在县级银行机构的信贷权限有存单质押，少数行的30万元以下的消费贷款及对部分优质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权，其他流动资金贷款和项目贷款均须报上级行逐级审批。二是宽松畅通的资金上存机制诱使金融机构“不愿贷”。作为集中信贷资金的手段，各国有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对基层行上存资金都给出了一个高于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使基层行上存资金有利可图。金融机构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管理行为的基础，在对风险和收益权衡之后，欠发达地区基层国有商业银行在开展资产业务时，更愿意选择资金系统内上存，以获取较为稳定、风险相对较小甚至没有风险的收益，而不愿意选择尽管收益较高，但风险也较大的贷款业务；三是不对称的信贷激励约束机制促使信贷人员“不想贷”。在严厉追究信贷人员责任的同时，忽视对信贷人员的工作激励，没有建立相应的奖励措施，奖励工作出色的信贷人员，导致信贷人员的约束激励机制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激励约束机制无法调动信贷人员的积极性，出现谁都不愿意负责的情绪，使他们在信贷工作中“不想贷”。

4.社会经济环境不理想以及宏观与微观的博弈。一是社会信用环境欠佳。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建立在良好的社会经济信用制度基础之上的，只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才能为货币政策的有效畅通传导提供“优质的土壤”。然而目前的社会信用状况确实很糟，企业不讲信用，借改制之际悬空、逃废金融债务现象很普遍，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惧贷心理；二是企业制度的制约。由于缺乏面向市场的研发、营销和管理机制，市场开拓能力缺乏、产品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市场占有率、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的低下，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从中小企业情况看，由于其规模小，资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担保和抵押，同样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三是不合理的抵押担保制度增加了企业融资和交易成本。抵押担保贷款是金融机构放贷的主要形式，因此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提供足额的抵押或担保物。四是存在宏观与微观的博弈。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存在宏观和微观的博弈关系。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历来就存在宏观和微观主体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对这种博弈关系的通俗描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实施效果上，也是如此。转轨经济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政治性讨价还价和所谓的“豁免谈判”对于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转轨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对于一项本应普遍适用的政策，往往会出现要求“豁免处理”的大量事例。在金融领域，由于相当多的金融机构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性贷款的历史包袱，因此任何一项约束性政策往往导致出一对一的讨价还价，导致货币政策措施难以发挥有效性。

三、实施市场化宏观调控的若干思考

.对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增加货币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以使货币政策能向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略有倾斜。对大区分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适度下放执行货币政策的权限，构筑区域性货币政策操作平台或传导单元。前一段的调控措施重点在于抑制部分行业的投资。下一步调控在“抑”的同时要考虑强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张家界市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今年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湖南省委省政府实施湘西地区开发的重大决策，按照国家“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属于“保”的对象。

.基层央行有效履行货币政策职能。

一是构筑区域性货币政策操作平台和传导单元，对货币政策传导进行客观性、选择性强化。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性明显的特点，人总行要多采取“统”与“活”相结合的调控政策，对欠发达地区多给予灵活的调控政策，促使其经济加快发展，应该加大宏观调控中的市场性和区域性，发挥央行分支机构的作用，强化传导效果。中心支行要发挥在区域金融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根据货币政策的总体要求，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辖内经济发展实际，制定全市货币信贷指导意见，完善窗口指导形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有效信贷投入。建议出台一些区域性政策，扩大基层央行再贷款、再贴现的规模和管理权限，增加再贷款使用范围，允许再贴现跨区域调剂，适度调控区域货币信贷投放进度，发挥其产业政策导向作用。通过支农再贷款的有效操作提高县级人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是建立全面有效的贯彻货币政策的监测机制。在现有金融统计监测数据基础上，探索建立包括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能为分析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充足信息支撑，实现宏观与区域信息相结合的经济金融运行监测体系，及时监测反馈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要把对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分析监测作为职能转换后央行货币信贷工作的一项基础建设抓紧抓好。积极完善工业企业景气监测制度，加强对信贷投向投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基础产业的信贷风险监测、企业景气监测，以掌握翔实的资料，为贯彻货币政策提供直接的基础信息支撑。考虑到我国经济目前还处于政府主导阶段，基层央行还应及时将货币政策意图传递给地方党政领导，使地方领导的经济决策与货币政策意图保持一致。

三是围绕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基层人民银行要切实做好与地方政府及其相关经济综合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牵头组织召开金融工作汇报会、金融运行分析会、金融联席会、银企座谈会等多种有效形式，构建地方政府与银行、企业全方位的信息交流平台，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通报经济金融运行、信贷资金运营、金融风险等情况，提出贯彻落实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发展、调整信贷结构、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见，通过多边交流和共同协商、相互沟通，疏导政、银、企三方联系渠道，提高货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增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执行货币政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力求实现银行、企业、区域经济共赢。

3.实施市场化宏观调控，增强金融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市场化调控的效果较为间接，存在一定的时滞，但是对于市场主体往往不形成直接的管制和行政冲击。行政型调控收效快捷，但是可能会对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形成人为的差异化对待。从中期的发展趋势看，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其在特定领域的效果可能还会超过行政型调控措施。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在现有的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背景下，重点进行市场化的体制改革，特别是针对导致此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性缺陷进行重点改革，从而巩固现有的宏观调控成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奠定基础。金融机构应当避免采取那种只图省事不负责任的简单化的做法，草率地做出对某类客户“贷款与不贷”或者“停止贷款”等“一刀切”或“切一刀”的错误决策，信贷政策应与国家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宏观政策相配套，在坚决控制对盲目投资和重复行业的任何形式的授信的同时，应对有市场，有效益的产业和企业以及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给予持续必要的信贷支持。要在建立贷款责任制的同时，合理划分贷款权限，按照固定资产贷款权限集中、流动资金贷款权下放的原则，赋予基层行一定的贷款营销权，充分调动基层行贷款发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解决部分有效益、有市场、有发展前景的小企业的所急需的流动资金贷款，缓解县域经济融资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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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资金控制要点

货币资金的控制要点概括地说，应把好“一关”，管住“七点”。

（一）“一关”

即把好货币资金支出关。节流等于开源，控制非法和不合理的资金流出，等于为单位带来了等量资金流入。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在每天若干笔资金的支付中，如何判定哪笔支出合法、合理，而哪笔支出有问题呢？关键的一点是看支出程序是否合法、合理。具体来说，就是要搞清楚这笔钱为什么要出去，又是怎么出去的。为此要做到“四审四看”。即：一是审支付申请，看是否有理有据；二是审支付程序，看审批程序、权限是否正确，审批手续是否完备；三是审支付复核，看复核工作是否到位；四是审支付办理，看是否按审批意见和规定程序、途径办理，出纳人员是否及时登记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二）“七点”

1.管住货币资金的流入点

就是要搞清楚钱是从哪儿来的，以什么形式来的，来了多少，还缺多少，没来的钱怎么办。同时，对已取得的货币资金收入必须及时入账，不得私设小金库，不得账外设账，严禁收款不入账。

2.管住银行开户点

对银行账户的开立、管理等要有具体规定。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一些单位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各种理由在同一银行的不同营业网点开立账户，或者同时跨行开户、多头开户、随意开户。更有甚者，将单位公款以职工个人名义私存银行为搞“小金库”提供方便。因此，按照有关规定，应及时、定期对银行开户点进行认真清理和检查。

3.管住现金盘存点

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由于它使用方便，也一直是犯罪分子最“青睐”的对象。在现阶段很多单位的日常现金盘点工作基本上都是由现金出纳人员自行完成的，应改进这项制度，至少应增加其他第三者参与盘点或监盘的内容，保证现金账面余额与实际库存相符，不出纰漏。

4.管住银行、客户对账点

一切贪赃枉法行为都喜欢秘密、黑暗，都怕见阳光，怕公开。对账就是公开，就是使双方或多方经济交易事项明朗化。一般而言，单位与银行之间的对账较有规律，按照有关规定，每月至少要核对一次。相比之下，单位与客户之间的对账难度要大得多。一是因为社会信用危机的普遍存在，使得逃债的行为时有发生；二是客户分布天南地北，相隔遥远，比较复杂，客观上也增加了对账的实际困难。因此，应加强与异地和同城单位之间往来款项的核对，确保货币资金支付合理、回收及时、足额。

5.管住票据及印章保管点

各单位要明确各种票据的购买、保管、领用、背书转让、注销等环节的职责权限和程序，并专设备查登记簿，防止空白票据的遗失和被盗用，备查簿需作为会计档案加以管理。同时，单位必须加强银行预留印鉴的管理，并且严禁由一个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要始终坚信，制度约束比个人的自觉性更可靠、更有效。

6.管住督促、检查点

任何人或多或少都可能有些惰性，任何制度也或多或少有些漏洞。因此，加强对与货币资金有关的人员和制度的督促检查很有必要。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和完善。

7.管住财会人员的任用点

财会人员要具有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职业道德好的良好素质，还要具备从业资格和任职资格。同时，要建立定期换岗、轮岗制度，防止一个人在财会部门长时期做同一个工作，这样既可使财会人员能学到新的业务，掌握新的知识，经验更加全面，阅历更加丰富，综合能力进一步提高，又使常年不“挪窝”易滋生的懒散习气和小团体势力得以克服和抑制。二、货币资金会计控制方法

（一）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控制

这种控制方法要求单位按照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合理设计会计及相关工作岗位，明确职责权限，形成相互制衡机制。以货币资金支付会计控制环节为例，货币资金支付的授权批准、实际办理、会计记录、稽核检查及与该项货币资金支付直接有关的业务经办等岗位必须相互分离、相互制约，不能一人多岗，身兼数职。也就是说，任何单位不能由一个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过程。

（二）授权批准控制

这种控制方法要求单位明确规定会计及相关工作授权批准的范围、权限、程序、责任等内容，单位内部的各级管理层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和承担责任，经办人员也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办理业务。授权分为一般授权和特殊授权。一般授权是指日常状况下对正常经济业务事项的授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特殊授权是指特殊、紧急情况对正常或非常经济业务事项的特别授权，常为应急所用。这种授权方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也常常蕴含较大的风险，一般都较谨慎。此外，对于重要的货币资金支付业务，应当实行集体决策和审批，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以有效防范货币资金被贪污、侵占、挪用。

（三）会计信息系统控制

这种控制方法要求单位依据《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制定适合本单位的会计制度，明确会计凭证、会计账薄和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理程序，建立和完善会计档案保管和会计工作交接办法，实行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充分发挥会计的监督职能。会计作为一个控制信息系统，对内能够向管理层提供经营管理的诸多信息，对外可以向投资者、债权人等提供用于投资等决策的信息，是重要的内部控制方法。在运用会计系统控制方法时，对有关凭证的稽核和审查要引起高度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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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Mai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2、东亚地区尚不存在一个具有足够辐射能力的“轴心国”，缺乏能为整个地区决定货币政策并协调区内各国政策的领导国家。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雄厚国家的日本，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地位，日元也实现了国际化。但是除政治因素影响外，日本仍面临国内市场狭小、经济疲软、国内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国际化的程度过低等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并不具备担当货币合作“轴心国”的能力。中国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在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日益增强，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是，中国由于国内金融领域问题重重，金融改革尚未全面推广，其经济实力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力还远达不到担当“轴心国”的要求。

3、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而且各国在区域合作中仍固守所谓的“亚洲传统”，缺乏政治上的合作与相互信任，各成员国意识妨碍政策协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机缘，文化传统、又有较大差异和分歧，政治上相互视为对手，缺乏信任；另外开展货币合作就意味着各成员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经济政策自自，而现阶段东亚各国很明显不会放弃独立制定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权利，这必然会妨碍合作中的政策协调。目前，东亚地区也没有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国家权利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这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难度。

4、东亚各国除中国和日本外，产品大多集中在电子电器、石油、纺织品等少数品种，而且区域内多数国家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导致其在国际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从而影响区域合作。相对于欧盟和北美两大自由贸易区，东亚各国经济结构雷同程度太高，竞争的激烈导致贸易争端时常发生。

5、东亚各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存在着很强的联系，各成员在贸易结算、进出口等多方面都依赖于美国，美国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必要时可能干预东亚货币合作。美国是东亚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东亚各国同美国的贸易比重占绝对优势，国际进出口贸易大多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区内成员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由占绝对比例，这些都增强了美国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影响力。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可能会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实施干预。如1997年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就是因遭美国政府反对而搁浅。如何正确处理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政策建议

1、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地位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德国。货币合作成员国中可能有些会因为政府信誉不佳导致经济政策存在“公信度”问题，这是就需要区域内某一核心国家（该国拥有一个极具纪律性和“公信度”的中央银行）为其它与其组成货币联盟的国家提供“信用”担保。在东亚地区，如前所述，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担当此责任的能力，所以东亚合作的成功首先需要区域内的经济大国增强自身实力，加强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并深化本币国家化，完善金融监控措施，加强经济金融立法，提高本国经济政策“公信度”，形成合作的领导核心。

2、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强化政府之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立法、监管方面的合作。Tetsuji（2002）指出“共同监测和政策协调是区域金融合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东亚地区在1997年11月建立“马尼拉框架”集团；1998年10月确立东盟监督进程，其后扩展为东盟10+3监督进程；2000年4月ADB与ASEAN共同成立“私人资本流动监控”工作组；2001年5月檀香山东盟10+3财长会议提出建立东盟10+3早期预警系统。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各国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的表现。但是，由于政策协调由于需要各国部分让渡政策自，因此难度较大。东亚各国应明确合作意向，强化政府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真正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3、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东亚各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外汇储备，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可以很好的抵御外部金融冲击；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单靠一国自身的力量无法抵御大规模的资金流入、流出冲击，更难以限制危机的扩散，所以为避免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再次发生，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建立东亚各国多边货币互换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充当区域性最后贷款人，管理危机救援行动的机构，协调各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和约束各国经济动向，可以提高危机防范和化解的效率，推进东亚区域内的政策协调。

4、积极协调东亚各国汇率政策，改革目前的汇率制度安排，建立区域货币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东亚各国普遍采取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为东亚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等其他原因而暴露出明显的错弱型，这又加剧了东亚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保持汇率稳定对于东亚各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为实现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东亚各经济体首先应在现有汇率住下加强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积极尝试可行的汇率制度安排。在条件成熟之后，考虑采用单一货币，成立统一的货币监管机构，在东亚区域内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5、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衡量，东亚地区在很多方面仍达不到OCA标准要求，在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一体化程度、通货膨胀相似性、政策一体化程度等各个方面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东亚各经济体应本着的原则，部分让渡国内经济金融政策自，切实开展合作。

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虽然目前开展的合作的领域较窄，合作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由于合作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东亚各国在合作领域又存在共识，如果东亚各国能相互信任，以长远目光积极开展深层次合作，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和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世界经济》，2002年第11期

2、王雪磊：《论东亚汇率制度协调》，《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12期

3、戴金平、万志宏：《APEC的货币金融合作：经济基础与构想》，《世界经济》，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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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准确性的考虑，本文的样本包括了从2004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其中商业银行流动性采用的指标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CZBJ)，计算公式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性公司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被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ZBJ)的变量指标选取当月月末大型金融机构正在执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指标采用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中央银行发行债券(FZ);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的变量指标采用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对政府债权(GZ)。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新浪财经网站、Wind金融数据库和Reset数据库。2．基本数据分析首先根据公式计算得到2004-01—2011-12这段时间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4年起，我国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下降，并在2011年6月达到最低值后才有所上升，这表明这段时间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图1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趋势图2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发行债券数额的变化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央行发行债券数额从2004年1月到2008年10月不断增加，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9月发行量有所下降，但之后又开始增加，至2010年7月达到最高值后开始出现下降。图2央行发行债券变化趋势考虑到2007年下半年为了冲销外汇占款，我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特种国债，造成了数据的突变，本文对中央银行增持特种国债进行了剔除处理，从而让数据更加合理地反映中央银行买卖国债的冲销干预操作。央行对政府债权的变化趋势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自2007年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的数值处于平稳下降，2009年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且幅度较大，说明央行2009年之后开始更多地运用卖出国债的冲销干预措施。图3央行对政府债权的变化趋势图4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间中央银行规定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这段时间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总体上看呈上升趋势。图4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趋势3．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的实证检验(1)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由上文数据分析可知，CZBJ、ZBJ与FZ、GZ的数量级差别很大，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对FZ、GZ进行取对数［4］，表示为LNFZ和LNGZ。各个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CZBJ、ZBJ、LNFZ与LNGZ四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数列。继续对CZBJ、ZBJ、LNFZ和LNGZ四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结果发现它们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由此可以得出CZBJ、ZBJ、LN-FZ和LNGZ都是一阶单整数列I(1)。由于同阶单整数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接下来对这四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本文运用Johe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Johensen协整检验方法是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需确定VAR模型形式和最优滞后阶数。本文选择无约束的VAR模型，并根据滞后长度准则中的相关统计值来确定VAR模型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也以此来确定协整检验分析中的滞后阶数。表2为滞后长度准则中的相关统计值。由表2可知，AIC的最小值是－22．80360，对应的阶数是2阶，而SC的最小值是－22．14027，对应的阶数是1阶，AIC判断准则和SC判断准则出现了矛盾，此时要依据LR、FPE和HQ的统计值。这三者选择的最优滞后阶数都是2阶，所以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根据协整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比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少一阶的原理，接下来的协整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为1阶。对CZBJ、ZBJ、LNFZ和LNGZ做基于VAR的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表4。由表3、表4可见，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实际值均大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None)的零假设，这说明了CZBJ、ZBJ、LNFZ和LNGZ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央行买卖国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如表5所示。表5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表CZBJZBJLNFZLNGZ1．0000000．3727300．021066－0．056149(0．09364)(0．00328)(0．01432)由表5可以得到如下协整关系式:CZBJ=－0．372730ZBJ－0．021066LNFZ+0．056149LNGZ(1)从式(1)可以看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成负向协整关系，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债权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成正向协整关系。这一结论与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关系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式(1)中ZBJ的系数为－0．372730，表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降0．372730个百分点。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作为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自变量，系数分别为－0．021066和0．056149，明显小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央银行实行的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最强;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弱些，其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最弱。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程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直接冻结商业银行的资金［5］，冲击商业银行流动性，所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强。而中央银行采取向商业银行发行票据或者卖出国债的干预手段时，由于中央银行票据和国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失去的是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资金，但获得的却是流动性较强的票据或者是国债，这样就抵消了一大部分央行干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所以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干预手段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相对小一些。

格兰杰因果检验。尽管CZBJ、ZBJ、LNFZ和LNGZ是非平稳数列，但是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检验的原理，可以对这四个变量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稳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ZBJ、LNFZ和LNGZ三个变量，得到CZBJ对于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5所示。其中实线表示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CZBJ对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7］。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不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在99%的置信水平下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央行采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票据的干预措施会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影响;同样，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不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中央银行买卖国债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也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另外，还可以看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也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互为因果关系。这种互为因果关系不仅说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干预作用，也说明了不同的流动性状况对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力度不同。(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稳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ZBJ、LNFZ和LNGZ三个变量，得到CZBJ对于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5所示。其中实线表示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CZBJ对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7］。图5脉冲响应函数从图5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中，ZBJ对CZBJ的影响最大，LNFZ次之，LNGZ对CZBJ的影响最小，这个结论与前面所做的协整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最大，也正因为如此，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为我国央行应对危机后我国流动性所发生的异常变化首选的政策操作手段。还可以看出，在本期给ZBJ一个正的冲击后，CZBJ对ZBJ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几期不断增强，并在第四期左右稳定地持续下去。而在本期给LNGZ一个正向的冲击后，CZBJ对LNGZ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两期起伏较大，之后呈稳定持续状态。同样在本期给LNFZ一个正向的冲击，CZBJ对LNFZ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在前两期比较剧烈，但是到了第二期之后这种影响开始逐渐减小。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有效缓解流动性过剩(或不足)的问题，发行央行票据也可以起到降低流动性的作用，而央行对政府的债权增加，等于向市场投放货币，会增加流动性，这个结论和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通过比较CZBJ在给上述三个变量正向冲击后前四期的反应还可以看出，ZBJ相对于LNFZ和LNGZ两个变量，其对CZBJ影响的时间要长，可以达到约4个月，而LNFZ和LNGZ两个变量的影响相对较短，大概有2个月时间。说明相对央行发行票据和购买国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会持续比较久，主要是因为目前无论是发行央行票据还是买卖国债，均以短期为主，而自1984年我国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无论其如何变化，我国商业银行就一直按规定比率办理缴存，其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另外，由脉冲响应函数图还可看出，CZBJ对ZBJ、LNFZ和LNGZ三种变量在前四期中反应比较强烈，其中LNFZ的短期冲击比较大，但长期影响比较小，这说明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冲销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短期影响显著，但是长期影响比较小。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规模比较大，而且大多是短期的，所以在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冲击比较大，但随着到期收回，其影响逐渐减小。购买国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持续时间较长，长期影响比较稳定，其原因主要是目前我国的国债规模有限，以此作为操作工具的力度和频率都不是很大，所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较小，但由于国债主要是长期国债，因此其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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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版的《统计手册》规定，各国在编制货币供应量时，主要考虑的应当是本国经济、金融特点。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共有三个层次：第一，流通中的现金M0，即现金;第二，狭义货币供应量M1，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其所反映的是现实的购买力;第三，广义货币供应量M2，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另外，M2不仅反映了现实购买力，也反映了潜在购买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M2/GDP在改革期间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这一比值仅0.245，到2011年增长为1.800。33年来，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国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为0.402，日本为1.046，美国为0.651;到1999年印度为0.480，日本为1.237，美国为0.601。相比之下，我国的M2/GDP过高且增长速度惊人。

理论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笔者从较为细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货币的流通速度。从国民收入货币化的角度来讲，分为货币化国民收入与非货币化国民收入。货币化国民收入的经济体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强，因此一定的货币供给量下，货币流通速度较慢。相反，在货币化程度较差的经济体下，同等货币供给量下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弱，也就是货币流通速度较快。我国之所以货币供给长期高于GDP 与物价增幅之和而没有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化程度较高 [1]。

第二，中央银行的货币回笼政策。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所需要的货币量时，政府会通过货币回笼将剩余的货币流回到中央银行，从而使货币供给与需求相适应，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通过货币回笼的变化，可以探知当期的货币供给量是否符合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货币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场，也向股票市场流动。而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讲，货币供应量会通过一定机制传导到股票市场，如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准备金控制货币供给量，从而影响到整个金融机构。当货币供给量增加时，人们持有的货币就会增加，相对于股票来说，持有股票的收益会更大，从而将货币市场的货币挤入股票市场，促使股价上升。另外，货币供给量增加后导致利率下降，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过乘数效应，股票价格又会上升。股价上升产生的保值意识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应减少[2]。

第四，银行储蓄。银行储蓄总额可有效地解释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供给量。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相对于GDP的持续超高速度增长主要是由准货币的高速增长造成的，上述计算得出准货币与GDP比率的增长速度为M1/GDP增速的2.4倍。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可基本由城乡储蓄的高速增长来解释。由此看来，在居民储蓄行为不变的前提下，丰富吸引居民储蓄的金融商品结构，将减小准货币过度增长的压力。

第五，国债的发行。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长时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经济实力增加明显，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难免出现财政赤字，所以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国债的发行对货币供给有巨大的影响，虽然商业银行使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国债会降低基础货币数量，但M1和M2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国债的收入会扩张M1和M2的数量。

第六，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经济增长率类似上述货币化程度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由于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会更大，必定会使货币供给量增加。而当前，财政收支均以货币形式进行，因此财政规模的扩大或缩小也会对货币的需求与攻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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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

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