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文十篇

货币论文篇1

货币供给与货币总量

1.货币供给是指在现代信用体系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供给由其银行体系的负债所构成的。具体来说，在同时满足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和资金运用主要是贷款的金融机构就是银行，当代的银行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现金发行是它的负债，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它的负债，即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货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构成。货币总量涉及两个概念，一个叫货币存量，一个叫货币流量。存量是指在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总量，货币存量和货币流量之间的关系是流量=存量*货币流通速度，一般来说流量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定的，经济发展越好则流量越多，是较为稳定的。而存量在一定的情况下的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了，整个社会会对货币的存量下降，存量是一个相对变动的概念。在通货膨胀的情况系啊，物价上涨飞快，会导致整个社会所需要的货币单位增加。、2.商业银行通过推出新的金融工具，能够吸收更多的资金存入银行，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存款货币。原来的活期存款是没有利息的，通过金融创新新型存款款如Nows——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新型活期存款是用支付命令取代了原来的支票，同时银行要为它支付利息，这样厂商及个人就愿意到银行开这种账户使银行的存款货币总量扩大。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狭义货币原来主要是为了满易支付的需要，本身是不增值的，但现在这种新型的活期存款推出来后，导致狭义货币的定义不再像以前那么纯粹。金融创新使得货币的定义或货币的层次遭到混乱，也对货币的总量发生影响。在现代这样一个金融创新时代，货币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的难度也就更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层次划分是M0=流动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如我们口袋里的硬币、纸币，家里面、企业中存放的现金.等等；M1=M0+活期存款（活期存款只有商业银行可以接收）；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

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与多倍收缩

1.原始存款是指以现金和支票方式存入银行的活期存款，现金是流通中的现金，存入银行表明银行存款的净增长，支票是每个企业它所得到的买方所支付的支票方式，代表着一定的货币数量，活期存款是为了满足购买、支付、交易的需要。派生存款是由于银行提供贷款或银行参与投资所衍生出来的存款。银行的派生存款的产生是需要些前提条件的，它不仅仅是因为有投资、贷款这些因素，还受到银行存款准备金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限制。银行存款准备金是指为了防止银行在紧急关头流通性不足导致不发应对客户的提存，使银行被挤提的问题。中央银行规定各家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都要缴，一部分的存款准备金，使得在出现上述问题时，中央银行能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商业银行通过难关。存款准备金通常它只是吸收存款当中的一部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高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少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低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多了，这个存款准备金的高低就成为中央银行调节商业银行可以运用资金多少的手段。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疲软，通货紧缩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2.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需要假设整个银行体系由一个中央银行和至少两个商业银行构成，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为10%，商业银行只有活期存款，没有定期存款，商业银行并不持有超额准备金，银行的客户得到贷款后没有提取现金。在这些假设条件后，假设存入甲银行活期存款一万元，缴纳存款准备金1000元，剩余的资金甲银行全部用于贷款，也就是负债一万元，资产一万元。甲银行提供贷款9000元给客户，客户将所取得的贷款又存入另一家银行乙，乙银行的9000元是从甲银行的贷款转化而来，这9000元就是派生存款。但无论是原始存款还是派生存款都需要交纳存款准备金，乙银行交纳准备金900元，剩下的8100元又用于贷款。这样就商业银行一方面吸收人们的原始存款，另一方面通过它自身的业务，它能创造出更多的派生存款。原始存款加上派生存款就构成了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也是银行可以向社会提供的货币资金。所以，商业银行是货币供给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而存款货币的多倍收缩与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的演变情况刚好相反。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系统科学能够全面有效解决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研究中。为发展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有必要构建完善的系统科学范式下的金融理论体系。系统金融理论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因而较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是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作者：兰琳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货币论文篇2

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准确性的考虑，本文的样本包括了从2004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其中商业银行流动性采用的指标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CZBJ)，计算公式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性公司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被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ZBJ)的变量指标选取当月月末大型金融机构正在执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指标采用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中央银行发行债券(FZ);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的变量指标采用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对政府债权(GZ)。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新浪财经网站、Wind金融数据库和Reset数据库。2．基本数据分析首先根据公式计算得到2004-01—2011-12这段时间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4年起，我国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下降，并在2011年6月达到最低值后才有所上升，这表明这段时间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图1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趋势图2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发行债券数额的变化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央行发行债券数额从2004年1月到2008年10月不断增加，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9月发行量有所下降，但之后又开始增加，至2010年7月达到最高值后开始出现下降。图2央行发行债券变化趋势考虑到2007年下半年为了冲销外汇占款，我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特种国债，造成了数据的突变，本文对中央银行增持特种国债进行了剔除处理，从而让数据更加合理地反映中央银行买卖国债的冲销干预操作。央行对政府债权的变化趋势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自2007年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的数值处于平稳下降，2009年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且幅度较大，说明央行2009年之后开始更多地运用卖出国债的冲销干预措施。图3央行对政府债权的变化趋势图4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间中央银行规定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这段时间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总体上看呈上升趋势。图4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趋势3．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的实证检验(1)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由上文数据分析可知，CZBJ、ZBJ与FZ、GZ的数量级差别很大，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对FZ、GZ进行取对数［4］，表示为LNFZ和LNGZ。各个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CZBJ、ZBJ、LNFZ与LNGZ四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数列。继续对CZBJ、ZBJ、LNFZ和LNGZ四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结果发现它们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由此可以得出CZBJ、ZBJ、LN-FZ和LNGZ都是一阶单整数列I(1)。由于同阶单整数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接下来对这四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本文运用Johe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Johensen协整检验方法是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需确定VAR模型形式和最优滞后阶数。本文选择无约束的VAR模型，并根据滞后长度准则中的相关统计值来确定VAR模型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也以此来确定协整检验分析中的滞后阶数。表2为滞后长度准则中的相关统计值。由表2可知，AIC的最小值是－22．80360，对应的阶数是2阶，而SC的最小值是－22．14027，对应的阶数是1阶，AIC判断准则和SC判断准则出现了矛盾，此时要依据LR、FPE和HQ的统计值。这三者选择的最优滞后阶数都是2阶，所以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根据协整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比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少一阶的原理，接下来的协整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为1阶。对CZBJ、ZBJ、LNFZ和LNGZ做基于VAR的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表4。由表3、表4可见，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实际值均大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None)的零假设，这说明了CZBJ、ZBJ、LNFZ和LNGZ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央行买卖国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如表5所示。表5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表CZBJZBJLNFZLNGZ1．0000000．3727300．021066－0．056149(0．09364)(0．00328)(0．01432)由表5可以得到如下协整关系式:CZBJ=－0．372730ZBJ－0．021066LNFZ+0．056149LNGZ(1)从式(1)可以看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成负向协整关系，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债权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成正向协整关系。这一结论与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关系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式(1)中ZBJ的系数为－0．372730，表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降0．372730个百分点。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作为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自变量，系数分别为－0．021066和0．056149，明显小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央银行实行的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最强;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弱些，其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最弱。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程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直接冻结商业银行的资金［5］，冲击商业银行流动性，所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强。而中央银行采取向商业银行发行票据或者卖出国债的干预手段时，由于中央银行票据和国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失去的是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资金，但获得的却是流动性较强的票据或者是国债，这样就抵消了一大部分央行干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所以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干预手段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相对小一些。

格兰杰因果检验。尽管CZBJ、ZBJ、LNFZ和LNGZ是非平稳数列，但是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检验的原理，可以对这四个变量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稳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ZBJ、LNFZ和LNGZ三个变量，得到CZBJ对于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5所示。其中实线表示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CZBJ对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7］。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不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在99%的置信水平下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央行采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票据的干预措施会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影响;同样，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不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中央银行买卖国债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也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另外，还可以看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也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互为因果关系。这种互为因果关系不仅说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干预作用，也说明了不同的流动性状况对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力度不同。(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稳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ZBJ、LNFZ和LNGZ三个变量，得到CZBJ对于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5所示。其中实线表示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CZBJ对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7］。图5脉冲响应函数从图5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中，ZBJ对CZBJ的影响最大，LNFZ次之，LNGZ对CZBJ的影响最小，这个结论与前面所做的协整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最大，也正因为如此，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为我国央行应对危机后我国流动性所发生的异常变化首选的政策操作手段。还可以看出，在本期给ZBJ一个正的冲击后，CZBJ对ZBJ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几期不断增强，并在第四期左右稳定地持续下去。而在本期给LNGZ一个正向的冲击后，CZBJ对LNGZ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两期起伏较大，之后呈稳定持续状态。同样在本期给LNFZ一个正向的冲击，CZBJ对LNFZ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在前两期比较剧烈，但是到了第二期之后这种影响开始逐渐减小。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有效缓解流动性过剩(或不足)的问题，发行央行票据也可以起到降低流动性的作用，而央行对政府的债权增加，等于向市场投放货币，会增加流动性，这个结论和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通过比较CZBJ在给上述三个变量正向冲击后前四期的反应还可以看出，ZBJ相对于LNFZ和LNGZ两个变量，其对CZBJ影响的时间要长，可以达到约4个月，而LNFZ和LNGZ两个变量的影响相对较短，大概有2个月时间。说明相对央行发行票据和购买国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会持续比较久，主要是因为目前无论是发行央行票据还是买卖国债，均以短期为主，而自1984年我国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无论其如何变化，我国商业银行就一直按规定比率办理缴存，其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另外，由脉冲响应函数图还可看出，CZBJ对ZBJ、LNFZ和LNGZ三种变量在前四期中反应比较强烈，其中LNFZ的短期冲击比较大，但长期影响比较小，这说明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冲销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短期影响显著，但是长期影响比较小。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规模比较大，而且大多是短期的，所以在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冲击比较大，但随着到期收回，其影响逐渐减小。购买国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持续时间较长，长期影响比较稳定，其原因主要是目前我国的国债规模有限，以此作为操作工具的力度和频率都不是很大，所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较小，但由于国债主要是长期国债，因此其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货币论文篇3

关键词：货币社会双重影响货币拜物教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当今的社会也是货币社会。货币充斥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货币是价值和财富的抽象代表，是社会财富的集成。货币是交换的媒介，也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的使命是要在流通中充当流通车轮；充当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外国一学者将货币比作为“风轮”。“风轮”既可以推动社会的前进，又可以碾破社会的道路。货币对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

货币促进人的社会化

人具有社会性，在漫漫的成长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学习社会技能，掌握社会规范，明确社会目标，扮演社会角色，承担社会义务，逐渐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当然，每个人的社会化程度还是有高低之别。有的人社会化程度很低，他不能将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的行为规范很好地内化于自身之中，不能自觉遵循社会的行为准则，不能清楚地进行自我的角色定位。

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使用交流的媒介。常用的交流媒介是语言和货币。通过语言，人们可以与他人互通信息，可以与他人产生互动。语言可以促进人精神层面的社会化。通过货币，人们可以互相交换，互通有无，以满足自身的多种需要。货币可以促进人物质生活层面的社会化。物质生活层面的社会化往往是精神层面的社会化的基础。也就是说，物质层面的社会化要有物质基础，精神层面的社会化有时也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比如人们在利用某种文化资源时需交纳一定的费用，这都有赖于货币。居家生活同样也离不开货币。所以，“货币是人走进人类社会大院的门票”。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人的社会化分为三个阶段：“初社会化”、“续社会化”和“复社会化”。在每一个阶段，人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其间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货币，并且不仅仅就是本土货币，有的还需使用国际货币。

货币的使用使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因为货币可以购买别人的劳动成果，可以取代自己应尽的义务。这样，人就可以从义务加在他身上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他只须缴纳一定的钱税。这为个性的发展留下了自由的空间，为人更好地社会化准备了条件。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一般购买力，所以任何东西都可以购买，任何东西都可以转化为货币。等价物促进了平等。平等和自由是人社会化的条件，如同飞鸟的两翼。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平等、自由的伴生物的货币又间接地成为社会化条件的条件。货币扩大了人的自由化。人的生活空间得到了扩展，因之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也得到了拓展，这样更有利于提高人的社会化程度和范围。

货币推动社会的互动

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支配个人，个人也会对社会进行选择。这种支配或选择会促成人的地域的流动。一个人拥有的金钱量和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成正比例的。拥有金钱量的多少决定一个人能够流动的频率。人口流动的动力来自于实现货币增值的机会。

现代社会由于科技发展而成为一种动态的、不定型的、不稳定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社会流动性很大。有活力的、敢闯敢干的人会流向发展机遇多的，收入会增多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较好的地方。随着地域的变迁，职业的变动，人会归属于不同的团体，可以结识更多的人。社会交往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其间巨大的动力来自于货币。所以，货币是社会互动的引擎。

社会互动种类繁多，有直接式的社会互动和间接式的社会互动，有合作式的社会互动和竞争式的社会互动，有冲突式的社会互动和双赢式的社会互动，有交换式的社会互动和纯粹掠夺式的社会互动。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社会互动，都可以带来资源的流动和资金的转换，都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姑且拿交换式的社会互动为例。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互动方式。由于生产的分工，每个人所生产的产品只能满足自己一部分需要，满足其他的需要就靠交换。

在刚分工的时候，人们的交换力极不灵敏。随着分工的不断精细化，交换式互动更加频繁。交换的内容更加丰富，不再仅限于物质的层面，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会处于交换内容之列。“邻居们交换恩惠；儿童们交换玩具；同事们交换帮助；熟人们交换礼貌；政治家们交换让步；讨论者交换观点；家庭主妇们交换烹饪窍门。”这段话所列举的交换活动有两种：一是物质交换，有具体事物参与其中；一种是精神交换，无具体的事物，但交换的背后隐含着一种计量的尺度，那就是货币。

在社会交换和互动中，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它充当了人际关系的粘合剂和计量尺度。借助于货币，一切参与市场交换的东西都可以按照货币的形式加以计算。在货币面前，一切抽象的和具体的，一切劳动的和非劳动的物品都转化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转化为可以计算的抽象的数字。这样，货币作为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失了，这对社会的互动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货币促成社会的分化

在社会互动中，慢慢出现了分化现象。分化的源起也有货币的因素。分化的依据是货币的拥有量。根据货币拥有的多少，社会人可被划分成两大阶层：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

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主张社会分层要按照财富、地位和权力三个标准。主张财富作为第一分层标准的还有美国社会学家沃纳、威廉•劳埃德等。货币的拥有量可以决定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可以成为人们归属不同社会阶层的依据，所以，在现代社会，有些人为了追求优越的生活条件，挤身富人行列，采用种种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犯罪的手段去获取更大的个人利益，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各个不同的阶层在获取货币的过程和方式也不同。货币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和占有也有异。

在现代社会，货币拥有量的多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决定了人们的话语权的大小，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关于这一点，晋惠帝时，鲁褒在《钱神论》用讽刺的口吻写道：“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官尊名显，皆钱所致。”

正因为这样，不同阶层之间常常会产生一些距离、冲突甚至战争。一切所谓政治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货币分布的不均衡，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地区不协调、城乡不协调、阶层不协调、界别不协调。

货币引发拜金思潮

货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社会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在经济社会里，谁拥有货币，谁就拥有“话语权”，谁就能够控制经济交往的方式和内容。正因为这样，许多人把拥有货币作为人生最终的目的，万恶的求金欲把人引入了歧途，偏离了正道。

拜金主义就是货币拜物教的通俗表述。就拜物教的理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的：“运用有魔力的符咒的行为或现象。A•孔特认为，原始宗教一般都是拜物教，它将人类精神属性归结于非人类的物体。E•B•泰勒将认为物体都具有精神并加以崇拜的现象称为万物有灵论，而仅将认为某些物体上有神灵寓身和附着，或神灵可通过某些物体来传递影响的教义称为拜物教。”据此，货币拜物教可以解释：为人把自身的力量归结为货币固有的魔力。

拜金主义思潮泛滥已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中国古代有句谚语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英国也有与此相类似的说法：“金钱和贪欲是杀害道德的恶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钱就能办事。正如清代一首《劝民惜钱歌》中所唱的：“有了你许多方便，没了你许多煎熬......有了你夫妻和好，没了你妻离子散；有了你亲朋尊仰，没了你骨肉冷淡。”于是，有些人不择手段捞取钱财。正如古人在《题钱》所写到的：“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寻虎觅豹，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义......”这样的人昧灭天理，不要人格。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钱与钱的关系。他们是货币拜物教的信仰者。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体现一种社会关系。正是这一点使货币具有神奇的力量。它可以使拥有它的人获得社会权力，占有其他商品。

马克思就货币的神奇力量曾经写道：“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没有头脑的，货币持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加上他可以给自己买到很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他们的人，不是比他们更有头脑吗？既然我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东西，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由此，货币受到某些人的顶礼膜拜，产生神奇的魔力。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在货币与社会的关系上，要实现货币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减少甚至消除货币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要遏制拜金主义，破除金钱崇拜，营造良好的货币伦理环境；还必须对与货币有关的经济行为通过法律法规以及道德舆论进行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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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论文篇4

关键词：货币合作层次障碍对策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增强，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出现了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世界经济两极的西欧和北美在一体化方面进展迅速，分别建立了欧洲共同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东亚在区域合作方面进展缓慢，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获得进展外，其它区域经济合作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而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欧元的问世以及稳定运行，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了通过区域货币一体化以实现价格稳定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模式，并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而在北美，美元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中。由于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周期不一致，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已不再是最优选择，东亚货币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东亚地区在短期内又不具备建立类似欧洲统一货币的条件。面对世界经济其它两极的挑战，东亚货币合作该何去何从？

由于种种原因，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东亚各国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催化剂，各国开始意识到货币合作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提出各种方案、设想和倡议，从“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10+3”（即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财政金融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到“清迈倡议”的签署和落实以及亚洲债券市场的启动，东亚货币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尽管东亚国家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并且在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欧洲货币合作相比，东亚货币合作刚刚起步。各国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程度影响和制约着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如果合作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欧元区那样的统一货币可能面临更多障碍，需要经历更漫长的路程。

东亚货币合作的层次障碍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东亚地区内部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地区）共同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中国为第三层次，其它东盟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为第四层次。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上的差距比较大，没有欧共体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时经济发展接近的实观背景。

由于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同，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不同，经济学家为政府进行经济决策和预测时使用的计量模型也不同，因此对国际宏观经济协调的成本和利益估计就不同。这种不确定性存在最终导致两个结果：对经济问题及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不同，使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协调参与的积极性有所不同，很难达成一致性；即使通过协调达成一致性，对协调效果的评估也会存在不同，政策制定者很容易认为其协调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中只能得到消极的教训。

政治障碍是制约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因素

Mintz(1970)认为，政治上联合的意愿有时候被认为是采用共同货币的一个重要条件。Cohen(2000)指出，货币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货币关系最终反映出国家的权力安排。Mundell(2001)则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融合，却要求各国放弃本国货币转而加入单一货币联盟，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不会成功。

欧元得以顺利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洲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非常脆弱，受到许多敏感因素如政治、民族情绪等的影响。因为区域内部的国际协调涉及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在许多时候已经超出了货币金融的范围。货币合作需要让渡一部分国家，主要是货币，执行某些共同政策，建立统一协调区域内部经济金融政策的超国家机构。西方文明有一种很强的契约观，各国均强调要有一种正式的制度来约束参与合作的各方，因此也就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如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一个大欧洲）而彼此让渡或放弃一部分，如货币等，从而使欧元顺利诞生。

相比较而言，由于过去几十年松散的、非制度化的区域合作，使东亚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其特点有三：一是非正式性，如APEC一直强调其论坛性质，反对欧洲让渡一部分、建立一种正式的制度；二是强调互不干涉成员国的内政；三是寻求达成共识，将有分歧的问题搁置起来。这种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的“亚洲传统”以及对的强烈要求，是无法适应区域货币合作进一步发展需要的。

此外，东亚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是货币合作走向区域货币联盟极为重要的障碍因素。Bayoumi&Eichengreen(1997)指出，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解决长久存在的政治冲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否则，这种政治障碍将直接阻碍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目前，虽然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在亚洲地区最高，但由于日本至今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战争做出深刻反省，在参拜靖国神社和改写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屡屡激怒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因此日本尚难取得东亚各国的政治信任，即使建立货币联盟也很难让东亚各国接受以日元作为锚货币。

而东亚国家（地区）领土争端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但民族主义的根源随时都可能使领土问题成为热点，从而爆发冲突，成为破坏合作的祸根。所以，东亚要想建立货币联盟必须首先排除存在的政治障碍，取得相互间真正的信任。2001年10月13日，蒙代尔在“新型创业资本市场”论坛上指出，亚洲货币统一面临着比欧洲大得多的障碍。欧洲选择了单一货币，意味着一种高度的政治整合，而这种整合程度在政治多元化的亚洲是很难被接受的。据此，蒙代尔提出，亚洲的解决方案可能在于采用一种以在亚洲进行国际贸易为目的的平行货币，而不是取消本国货币。

东亚现阶段难以解决建立货币联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成员国之间建立货币联盟的初衷就是通过最小的权利让渡代价，以获取最大的公平收益。所以在N种独立货币的经济主体之间，如果要建立货币联盟，就会遇到“第N种货币问题”，即在新的共同货币创造之前，成员国为了规避国家霸权的出现，极不情愿采用区域内某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但是为了实现经济趋同又不得不选择区域内一种主要货币作为法币并使其他货币与它钉住。于是，究竟选择哪一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便成为“第N种货币问题”。欧洲货币联盟的实践表明，成员国选择了德国马克作为锚货币，并让德国决定着整个欧共体的利率，从而解决了“第N种货币问题”。

东亚与欧共体相比，在现阶段很难确定锚货币，区域内的两种主要货币——日元和人民币在现阶段都难以成为锚货币。虽然日本学者提倡在东亚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汇率联动机制，就像德国马克在欧洲汇率联动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

但笔者认为，日本与德国不同，德国的GDP大部分来源于其在欧洲的相关贸易，这使得德国马克在欧洲中央银行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尽管日本是东亚最大的经济体，GDP在东亚超过50％，日元也是一种国际货币，但是日元在东亚进出口结算中的比例仅占30%，美元却占到了70%。而且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衰退，至今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从而日本银行体系陷入巨大困境。由于日本陷入通货紧缩和零利率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实际上日本国内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自身还需要一个外部驻锚来遏制一直存在的通缩预期。这就是说，经济上的脆弱性使得日本无法独立承担东亚货币合作锚货币的重任。

而作为区域内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壮大，人民币在东南亚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货币，但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刚刚起步，前景还不确定，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业以及人民币至今仍无自由兑换的时间表等，使得人民币短期内难以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锚货币。因此，东亚现阶段尚面临建立货币联盟前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我国应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对策

针对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和障碍，我国从自身和平发展的利益出发，可以结合国内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从以下几个步骤分阶段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

积极加强与东亚各国汇率政策的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汇率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东亚各国甚至国际货币体系带来重大影响。2005年7月，我国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当天马来西亚随即宣布改变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而日元等东亚货币也出现了大幅波动。因此，我国可加强与东亚各国在汇率政策上的协调，建立相互间的信息通报制度，以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自由兑换进程。我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应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将逐渐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锚货币之一。

率先推动次区域的货币合作。因为东亚不同的经济情况和发展水平，目前尚不具备进行区域整体货币一体化的条件，所以区域货币一体化适用的方式应从更小的次区域开始。而我国基于潜在冲击对称性、地缘亲近性和社会文化相容性方面考虑，可率先推动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即所谓中华货币区）次区域货币合作；而随着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对于加强货币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目前，我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递增，2005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1300亿美元，人民币在东盟国家中已经是一种强势货币。我国推动与东盟的货币合作将对双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和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另外，东盟内部、日本和韩国也可进行次区域的货币合作，然后在实现必要的前提条件、取得充分趋同之后，最终形成东亚共同货币区。

在次区域货币合作取得进展后，推动东亚单一货币的建立。我国可以在次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上，利用货币一体化的自我增强机制，与东亚各国密切协作，类似于欧盟建立欧洲汇率机制，推动东亚统一汇率机制的建立。在东亚统一的汇率合作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磨合稳定之后，可考虑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并成立地区内统一的中央银行，发行单一货币，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因此，目前尽管东亚货币合作面临一定的困难和障碍，但东亚仍将是继欧盟之后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共同货币区。我国应结合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和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保罗·德·格劳威.货币联盟经济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货币论文篇5

(一)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简单说明本文在分析时所采用的是向量自回归模型。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但是,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左端又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出现了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VAR模型就是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二)数据说明本文采用的数据从1994年1月至2014年9月的月度统计数据,变量说明如表1:通过消费价格指数的差分,我们可以得到通货膨胀率pi,由费雪方程(1+实际利率)*(1+通货膨胀率)=1+名义利率可得实际利率ri=i-pi文中采用上证综指指数代表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为消除货币供应量的季节波动,分别对m0,m1,2移动平均进行去季节趋势的处理。同时,为了避免数据出现异方差性,研究过程中将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处理后的数据如表2:由于三种货币量的高度相关性,我们在接下来的模型操作中将会将其分为三个变量组进行讨论,即第一变量组:lst,lm0,lri,lpr;第二变量组:lst,lm1,lri,lpr;第三变量组:lst,lm2,lri,lpr。

(三)具体分析1、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发生,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必须先对各个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分析。因为对变量关系进行的传统显著性检验因假设前提不成立将失去意义,只有模型中的变量满足平稳性要求时,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才是有效的。常用的检验方法有DF检验、PP检验和ADF检验等,在此我们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各组变量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2、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1)滞后阶数的确认。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对于滞后阶极其敏感,选取不同的滞后阶有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检验结果,而Granger因果检验是基于VAR的滞后阶进行的,因此,在进行Granger检验前必须严格确定VAR的滞后阶。本文再次运用的检验指标为AIC指标确认的滞后阶数,各不同变量组最优滞后阶数如下。3、模型结果分析(1)利率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利率的变动在短期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明显,中长期的影响不显著。相反,股票市场的变动不论短期还是长期,均无法对利率产生显著地影响,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在控制利率变动时,并不主要以控制股票市场为主要调控目标。(2)存款准备金率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无论短期长期,存款准备金率都很难显著地影响股票市场的走势。而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在中短期内对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不明显,但长期来看,股票市场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有着较为明显的格兰杰影响。(3)货币供应量与股票市场的关系。与预期一致,对股票市场产生最明显影响的货币量为流通中的货币总量(M0),且M0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显著,并且,股票市场在短期内对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影响也是十分可观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在长期过程中,货币量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十分有限。

二、结论与分析

(一)货币政策对股指的影响。从前一部分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利率已经初步具备了影响股市的能力,但由于我国股市股权结构不合理、投机性过强等原因,股价指数对利率变动的反应并不是很敏感,利率对股市的影响能力有待提高,当然这需要一个健康的股市为前提。货币供应量的不同统计口径对股市的影响各不相同。M0对股价指数在短期内有着显著的影响。M0作为在银行体系以外流通的现金,是与消费变动关系最密切的统计量,若M0增加,市场多出来的流动性更倾向于流向资本市场(如股市),从而推动股市的上扬。但是,对于国家宏观调控而言,此分析的实际作用并不很强,M0具有十分强的流动性,央行难以对其进行全面的控制。另外,M1对股市的影响很微弱,主要原因是M1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活期存款,这部分资金则是生产资料市场购买力的主要媒介,对股市不产生直接的影响。M2作为广义货币供应量,等于M1+企事业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流动性较弱,尤其是准货币(M2－M1)的流动性最差,显然对股市无法产生显著的影响。不同于被普遍认可的“央行降准将推高股价”的观点,本文研究反映出准备金率与股票市场的高度分离性。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基本上不会对股票市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谓的推高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许只是名义上的利好消息被炒作后放大化的市场过度反应。

货币论文篇6

[关键词]非货币易补价公允价值账面价值

随着我国的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企业经营方式的不断变化，非货币易也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方式的不断变化，财政部自1999年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并于2001年进行了修订。2006年2月25日，财政部为规范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再次修订和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其中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本文旨在对《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和《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差异作一比较分析。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指交易双方主要以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该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非货币易有时也可能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易并不意味着不涉及任何性资产。如果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则仍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如果支付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或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支付的货币性资产之和的比例）低于25%（含25%），则视为非货币易；如果这一比例高于25%（不含25%），则视为货币易。

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行为会体现在互惠转让中。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类交易，按照交易行为的性质，可分为互惠转让和非互惠转让。互惠转让，是指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企业以换出资产为代价换入资产。非互惠转让是指资产的单方向转让，由一个企业转让给其所有者或其他企业，或是由所有者或其他企业转让给该企业。这里所讲的非货币易仅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也就是互惠转让。而非互惠转让不具有交易的商业实质，所以不包括在非货币易中。

一、新旧会计准则的比较

（一）换入资产入账价值计量方面的差异：旧准则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新准则规定非货币易同时满足：该交易具有商业实质和换入或换出资产至少两者之一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这两个条件时，以公允价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不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时，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商业实质的判断如下：

1.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所谓具有商业实质是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非货币换：a、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b、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

在确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企业还应当关注交易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因为关联方关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这一规定对企业利用关联方交易和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情况能够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因此，只有那些引起企业现金流量发生变化且交换方不是关联方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才具有商业实质。

2.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均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但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的除外。

由此可见，旧准则只有在受到补价方才使用公允价值，而新准则进一步对使用公允价值增加了限制条件是在旧准则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

（二）新旧准则对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比较

1、在不涉及补价的条件下：旧准则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价：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新准则若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计价：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新准则若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旧准则与新准则以账面价值计价结果一样。

2、在涉及补价的条件下：（1）支付补价的：旧准则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新准则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新准则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旧准则与新准则以账面价值计价结果一样。（2）收到补价的：旧准则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补价－应确认的收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其中：应确认的损益＝补价－（补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补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应支付相关税费。新准则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新准则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3、在同时换入多项资产的情况下：不管是否涉及补价，基本原则是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账面价值计量模式）或公允价值（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总额、补价与应支付的相关税费进行分配，以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新旧准则对换入多项非货币性资产入账价值的分配原则基本一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新准则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不管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多少，只要换出、换入资产公允价值不变，以公允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均保持不变，这能较好地反映换入资产的实际价值。在旧准则及新准则账面价值法下，由于采用的折旧政策或计提的减值预备不同使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发生变化，所确认的换入资产入账价值跟着变化，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吻合。

（三）交易损益确认的差异

旧准则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价，且不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易不确认损益。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易中，收到补价一方应确认损益，且损益仅以收到的补价所含的损益为限。

新准则不管是以账面价值或公允价值计量换入资产入账价值，不核算收到补价所含收益或损失的确认，而是确认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直接计入损益。

可以看出，在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的情况下，新旧准则只要账面价值发生变化，交易损益随之发生变化。企业采用的折旧政策和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同，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也就不同，对当期损益的影响也不同。新准则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下，如果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差距大，则影响当期损益大，对当期资产结构、所得税费用、净利润及净资产均会产生很大影响。

（四）非货币易披露方面的差异

新旧会计准则在披露方面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均要求披露：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换出资产的类别；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换出资产的金额，包括换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以及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补价、应确认的损益。新准则另要求披露换入资产成本的确定方式，因为旧准则是按账面价值计价，而新准则则在符合条件时按公允价值计价，不符合条件时按账面价值计价。

另外，对非货币易损益的确认方式上也有一些变动值得关注，在实际的会计实务操作中，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对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与税务处理存在明显的差异。按照相关税法的规定,以非货币性资产换取其他非货币性资产,实际上是一种有偿出让资产的行为,只不过换取的不是货币,而是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应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分解为出售或转让持有的非货币性资产和购置新的非货币性资产两项经济业务进行税务处理,分别计算缴纳相应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说,如果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两者的处理一致,均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或所得;如果交换未同时符合具有商业实质、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条件的,会计上不确认损益,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而税务上仍应当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财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并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确认其入账价值。

二、新旧准则的局限性及完善：

与旧准则相比新准则主要都是在围绕着公允价值方面进行了改进其中主要包括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交换入账价值的确认，商业实质的判断。这些改进具有理论进步性和客观适用性，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市场的客观环境。但是我国的相应的法律政策和监督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在非货币易方面已经完善了,公允价值充分实施的大环境并没有根本实现。从发展的角度看,非货币易会计在我国会计领域的发展与推广势在必行,为了有力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我们必须不断关注这方面的改革和完善,以求更好的为我们国家的经济服务。这就需要对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上需进一步完善，使新准则有更加完善。

（一）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和方法需进一步完善：在非货币换中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是以存在活跃市场的前提取得的公允价值。在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企业，因为地区、市场、价格的差异，使公允价值的取得具有差异性和随意性，致使公允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具有缺陷性。只有进一步完善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才能提高实际的运用性。

（二）运用新准则需进一步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会计人员素质普遍偏低，会计电算化水平及相关的信息处理能力较弱。这些都限制了新准则的推广和使用。此外，由于不同的会计要素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目的对会计信息也有不同的要求，有时即使是同一种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也要受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就会导致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在入账价值方面会不同。因此，在现阶段不可能、也不应将所有的会计要素都按新准则要求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而应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做法，即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基础上，尽量采用公允价值，以求得会计信息有用、相关、可靠。并且在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环境逐渐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向公允价值计量过渡。

（三）建立良好的监督体制：会计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企业会计选择权的监管力度,准则制定部门应谨慎赋予企业会计选择权,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会计监管部门应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加大监管力度,强制上市公司披露会计选择对利润的影响程度。

（四）对于非货币易准则层次上的完善：可以说完善“非货币易”准则的关键,要明确非货币易的基础,改进增值税的处理,明确补价原因是处理补价的关键,增加非货币易的披露内容,划清与债务重组的界限。由专家组成监督机构对准则实施中出现的不足和效率问题进行监督,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予以指出,最大程度上抑制损失。

参考文献

[1]张志凤．中级会计实务辅导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编．中级会计实务．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货币论文篇7

【论文摘要】随着《清迈协议》的签门，东亚货币一体化正式进入区域货币合作阶段根据“最适度货币区”理论，在区域货币合作中，需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在货币合作中起支撑作用、东亚各国(地区)货币中，日元由于种种原因，建成区域性主导货币(核心货币)由于人民币近年来的不俗表现，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最有条件成为区域货币中的中坚力量.

上个世纪末，当德国人怀揣着德国马克，带着虔诚之心期盼着欧元的诞生时，东亚各国也在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忙碌着，随着《清迈协议》的签门，东亚货币一体化正式进入区域货币合作阶段。同时，有实力和有潜力的东亚国家也开始为本国货币区域化发展的梦想筹划着，哪种货币将成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核心货币，成为各界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

一、成为核心货币的条件

根据“最适度货币区”理论，要成立货币联盟，就需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作为各国货币汇率的共同基础，在货币合作中起支撑作用。货币联盟内各成员国的货币可与此货币进行自由兑换，以促进多边贸易和多边支付制度的建立以及资金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从而推动区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那么，作为多国货币合作中的核心货币，它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笔者认为，它至少要满足3个条件，一是经济上的业绩，也就是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二是需要具备发达开放的金融体系(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三是具有稳定的币值和有责任心的货币政策、

在经济业绩上，日本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实力是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各经济体所无法比拟的、日本的GDP总量占东亚经济总录的近2/3，比位居第二的中国多出近4倍。所以，就经济上的业绩而言，日本在亚洲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另外，在东亚各国货币中，日元也无疑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货币。推动日元国际化和建立日元货币圈一直是日本政府的重要目标。就此看来，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过程中，日元似乎应发挥着主导货币的作用。

二、日元缘何难成核心货币

但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日元国际化进程受挫，地位下降。再加上近年来其国内出现的一此政治经济情况，都使得日元地位不稳.难成区域性的核心货币。

首先，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无法保证日元币值稳定。一国货币稳定与否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状况$如果核心货币币值不稳，发生贬值，将导致区域内货币竞争性贬值，甚至区域内货币崩溃。近10年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90年代更被称为是“失去的10年”。进入新世纪，经济增长同样不乐观。在2002年，（见图一）情况有所好转，连续3个季度增长，却在第四个季度发生衰退。进入2003年，日本经济又由于美元持续弱势所造成的外部需求无法拉动经济增长和国内公共需求大幅下降等原因。再度出现萎靡不振的情形。因此，就目前日本经济状况来看，日元币值难以稳定。

其次，日本外需型经济增长模式。使得日元升值的压力过大，由于受到日本经济增长模式限制，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它会使日本出口严重受挫，如果出现区域内其他货币对日元贬值，日本将难以忍受这种贬值带来的经济冲击，进而使日元贬值。从而导致区域内货币竞争性贬值，!甚至区域内货币崩溃。因此，日本外需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日元难以成为区域内货币的中坚力量。

再次，日本金融业的不良债权问题使日元长期疲软。泡沫经济破灭后，巨额的不良债权成为日本银行业的一大难题，据标准普乐公司估计，1998年底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总额为150万亿日元，巨额的不良债权使日本银行业的支付能力和信用出现危机，虽然日本政府给日本银行业注资60万亿日元，并大规模冲销坏账，但由于不良资产规模过于庞大，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消除，经济回长乏力，巨额的不良债权，!使日元长期疲软，难以保持价值稳定。

最后，政治上的不和谐也使日元难成东亚货币合作中坚。日本除了在二战期间给亚洲各邻国遗留下了很多政治上的反感外，近年来又刻意歪曲历史的态度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更严重损害了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形象。因此，将日元作为计价货币用于贸易+结算以及储备，东亚各国地区人民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政治角度都是无法接受的。

三、人民币的崛起——核心竞争力分析

上述情况为日元成为东亚区域货币的核心货币设置了太多障碍，相比之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因此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有“欧元之父”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也讲过，日元作为亚洲中心货币存在太多障碍。从长远看，人民币是很有潜力的货币，有可能成为亚洲中心货币。

（一)良好的经济形势为人民币币值稳定提供了有力保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以令人瞩目的速度保持了20多年快速增长，经济总规模已升至世界第6位。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与日本相去甚远，但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见下表）。中国GDP的年增长率远远高出日本。就经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讲，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竞争力要高于日本。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规模，使中国有能力为人民币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

（二）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确保人民币可接受程度高。与日本的经济增长方式相比，中国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中国内外平衡的调整能力远大于日本，虽然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中国整体上仍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国家，中国的市场被全世界所看好。另一方面，人民币当前的币值被低估，有很大升值空间，中长期内不会有贬值的危险。此外，我国拥有两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保证汇率干预能力，在1997年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承诺也是东南亚国家的信心源泉之一。这不仅为人民币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也使人民币在区域内购买力和普遍可接受性上得到了提高。

（三）人民币区域化的现状和前景乐观。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和旅游业的推动，在邻近中国的广大东南亚地区，一个新兴的人民币区域已初步形成，在香港九龙，顾客可以用人民币购买各种商品。在泰国北部的清迈机场，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一些商店除了用当地货币标价外，还要再用人民币标价。在越南，人民币几乎是最受欢迎的外币"兑换、使用都非常容易。在缅甸和老挝的北部，人民币是主要的交易货币，可以用来在边境两边进行任何交易或购买任何物品，2003年2月，应巴基斯坦商会的申请，巴基斯坦中央银行批准在该国出口业务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使得巴基斯坦成为继尼泊尔、越南、俄罗斯和蒙古4个国家后，第5个将人民币用于出口结算的国家，2002年3月，柬埔寨首相洪森称：“人民币被公认为亚洲地区最稳定的货币“。

（四）在东亚区域内，客观上存在一个以华人为中心的经济圈，从欧洲货币联盟的社会文化背景相似性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在传统文化更为一致、互补性更强的“华人经济圈”应该可以进行更为密切的货币合作。在若干年后，人民币可能实现替代美元成为港币和澳门元的钉住货币，并最终实现以港币、澳门元的货币替代，而随着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由人民币完全替代台币是有可能的。同时，在东亚各国华人经济历来占有重要地位，华人经济圈的存在为人民币成为区域性货币创造了便利条件。

四、构建人民币区域化的发展蓝图——核心竞争力的动态发展

人民币实力在不断提升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成为东亚区域货币中的核心货币还存在种种障碍。因此，人民币的健康发展可考虑以下几点：超级秘书网

第一、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如要国际化，必须实现完全自由兑换，要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利率——汇率的灵活传导机制。其次是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扩大波动幅度，实行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第三是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实施审慎的金融监管。

第二、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合作的框架内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从它入手，先在区内推行人民币的结算，再建立一个东亚自由贸易区，在自由贸易区内的成员国相互削减关税。开放市场，促进人才和资金的流动，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区域，一旦这个自由贸易区形成，货币的统一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以此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第三、逐步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和开放金融中心。实行人民币区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民币逐步走向可充分自由兑换的过程，若要成为区域主导货币，除了必须是充分可自由兑换货币外，为保证货币使用的便利性，要求货币发行国必须有开放的金融市场。一国的金融市场是否发达，是影响该国货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我国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建立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势在必行，同时，允许国外商业银行在金融中心经营离岸业务，逐步开放国内的外汇市场、证券市场和黄金市场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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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敏，欧洲经济一体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4]罗伯特蒙代尔曹和平刘佳(译)亚洲货币政策与汇率合作2003.7

货币论文篇8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概述

所谓货币市场基金，是指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出售基金单位，将募集的资金专门投向以货币市场为投资组合领域和对象的共同基金投资方式。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货币市场工具包括短期债券（含央行票据）、银行定期存单、回购协议、大额可转让存单、银行承兑汇票或其他流动性良好的短期债务型金融工具，其期限为一年或少于一年，政府、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高信用等级的企业等是这些货币市场工具的发行主体。因此，货币市场工具具有高流动性、低风险的特点。但是货币市场具有批发市场的特点，单笔交易金额巨大，动辄以百万计，个人投资者难以参与投资。而通过募集个人小额资金组织共同基金的形式，建立货币市场基金，使个人投资者能够参与货币市场投资活动，在保持个人投资流通性的同时，享有一定的投资收益。

货币市场基金与其他形式的投资品种相比，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开放式投资基金，收益较为稳定，风险相对较小。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但货币市场基金是专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类型，具有期限短与流动性高的特点，投资者可以随时追加投资额，也可随时通过签发支票的形式退出基金，其灵活性比一般的共同投资基金更大一些。货币市场基金没有股票市场基金和普通债券基金波动性大，因而货币市场基金资产组合产生的资本利得并不大，收益相对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来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

（二）基金单位面值固定。货币市场基金为了提供给投资人类似于准货币的流通性和便利性，依照国际通行的短期资金市场投资基金惯例，普遍采用将每个基金单位的交易价格维持固定不变，如始终保持1元/基金单位，并建立相应的资产计价与会计核算模式。基金每日计算基金收益，并以份额形式定期将基金投资确认的损益结转到基金持有人账户上，通过份额增减反映基金持有人收益变动情况。持有人可通过赎回基金份额、签发支票等形式获得现金收益。

（三）基金账面净值与实际价值相背离。基金实际价值由其投资的货币市场工具的市场价格，即市场利率所决定，利率的波动会导致基金实际价值的变动。如果以基金市场价值作为账面净值，不利于投资人进行现金管理。为了减少货币市场基金账面净值的波动，基金管理人一般采用成本摊销法（AmortizedCostMethod），在基金初始投资时，用购买货币市场债券的实际成本作为其账面净值，将投资的溢折价在债券剩余期间进行摊销，增加或冲减基金的账面净值。使用这种方法，在投资人看来，类似于投入一笔稳定的本金并在每期获得确知的利息收入。

然而这种处理方法的缺点是，通过摊销成本不断调整的基金账面净值与实际价值相背离，当这种背离达到一定程度后，买入或赎回基金份额会对基金投资人和基金公司造成投资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CompanyActof1940）要求，货币市场基金必须建立影子价格机制（ShadowPricing），用来反映以市价计算的基金单位净值。当影子价格偏离基金账面价格达到一定幅度时，一般设定为0.5%，基金管理人将依据影子价格对投资进行调整，把基金的账面净值调整到市场价值，确保这种偏离不会对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公司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二、货币市场基金会计核算

（一）会计核算的组织。

货币市场基金作为开放式基金的一种，同样遵循着与一般开放式基金相同的基本会计核算组织管理原则。因此在货币市场基金会计核算组织上，必须依照有关监管部门制定的基金会计核算与信息披露规定，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确立基金的会计核算主体地位。《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应当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独立建章、独立核算，保证不同基金之间在名册登记、账户设置、资金划拨、账簿记录等相互独立。因此，货币市场基金应以基金为核算主体进行会计核算。

与一般的企业会计制度将具有一定机构和人员的实体性组织作为会计主体不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将基金界定为单独的会计主体。其主要目的，一是为了将基金的经营活动与基金的管理主体——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活动区分开来；二是方便将基金公司管理的各种基金之间的经营活动区别开来，从而真实、公允地反映每一个基金的投资绩效情况。

2.以日为期间进行会计信息披露。《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应于估值日计算基金账面净值和基金单位净值，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告。而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基金净值表现的编制及披露》的要求，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应于每个交易日当天进行估值；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须以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估值（封闭式基金按平均价估值，开放式基金按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估值。

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是货币市场工具，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波动、利率和汇率变动、货币市场工具发行主体经营情况变化，通过影响货币市场工具价格造成基金价格与其净值发生偏离。如果按照传统的会计分期，以月、季、年为期间对基金进行核算与披露的话，无法满足投资者对信息的及时性要求，因此必须以日为核算期间披露基金会计信息。

3.以公允价值为计价基础。除了在基金成立时，基金资产的计量采用历史成本外，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资产采用市价或公允价值计量。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是通过建立影子价格机制，对基金账面净价做估值调整来实现市价或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货币市场基金来说，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货币市场工具有较为发达的交易市场，容易获得其价格，采用市价或公允价值计量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采用市价或公允价值计量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基金的净值，提供基金投资者决策相关信息。

（二）会计核算的方法。

货币市场基金作为开放式投资基金，其基本核算方法与一般的债券投资基金的核算方法基本相同，故在此不对基金买入、卖出投资债券的会计核算作进一步介绍，而只说明如何对基金投资的账面净值进行确认计量和估值调整的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货币市场基金单位固定面值，且其账面净值与市场价值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会计核算必须经过一个估值调整的过程。这样，在具体会计核算中，货币市场基金需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基金投资的账面净值？二是当账面净值与市场价格发生偏离时，如何进行调整处理？

1.确定基金投资的账面净值。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美国证监会（SEC）对基金管理人进行货币市场基金会计处理，确定货币市场基金账面净值，要求采用两种方法，成本摊销法或区间波动法（Penny-RoundingMethod）。

基金投资每期的投资收益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投资债券的利息收入、已实现的资本利得、未实现的资本利得。按照《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则2a-7的解释，所谓成本摊销法，是确认前两个部分的投资收益，将其计入基金账面净值，但不在账面净值中确认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区间波动法是在将所有的收益均确认为投资收益，计入基金账面净值，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用市价来确认基金账面净值。而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的要求，未实现利得应当在“投资估值增值”和“未实现利得”科目反映。

采用成本摊销法与采用区间波动法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一是由于采用区间波动法除了需要将持有获得的利息收入和已实现的资本利得计入账面，同时需要将持有债券的市价与账面价的差额在账面反映。这样尽管可以消除账面净值与市价之间的差异，但将未实现的资本利得直接计入基金账面价值不符合收益确认的实现原则和谨慎性原则。而摊销成本法提供了与现行会计准则和制度对投资价值调整的内在一致的方法。因此，笔者认为，采用摊销成本法更符合中国会计制度的要求；

二是摊销成本法可以在设定的波动范围内，保持投资账面净值和收益的稳定，而采用区间波动法由于以市价为基础，其账面净值和收益经常波动，因此，摊销成本法更适应于固定单位价格货币市场基金的特点；

三是摊销成本法可以在设定的波动范围内，通过登记簿来记录市价变动情况，不需要调整账面净值，而采用区间波动法需要频繁对投资账面净值进行调整，比成本摊销法繁琐。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使用摊销成本法更为有利。

在摊销成本法下，需要将基金购入货币市场工具时所产生的溢折价，在剩余期间进行摊销。这样又面临两种处理选择，是采用直线法还是实际利率法？

直线法是在货币市场工具剩余期间平均摊销溢价或折价；而在实际利率法下，基金本期应计利息收入等于投资的每期期初账面净值乘以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按照“债券面值+债券溢价（或-债券折价）＝债券到期应收本金的限制+各期获得利息的现值”公式，通过插值计算获得。

笔者认为，由于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时间短、价格波动小，使用直线法摊销与实际每期应摊销额之间的差额不会很大，在基本满足核算准确性和重要性的前提下，使用直线法更容易操作，且能降低会计核算的成本。

在每期摊销溢折价，计提利息时，如为溢价，借记“应收利息”，贷记“债券利息收入”和“债券投资——溢价”；如为折价，借记“应收利息”和“债券投资——折价”，贷记“债券利息收入”。

货币论文篇9

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议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随着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坚定立场而逐渐淡去，但是可以看到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依然存在。2003年11月，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对中国所出口的服装、纺织品、彩电实施配额控制和征收反倾销税的进口限制措施，这是美国政府看到人民币升值无望后采用的非汇率手段打击中国的出口，来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同时在国内也有升值的压力，中国多年来的贸易顺差和巨额资本流入使我们的外汇储备突破了4000亿美元。但是，人民币汇率目前必须保持稳定，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国外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疯狂的投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将是灾难性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更是深刻的指出：人民币升值将带来弊端，加重通货紧缩，经济增速下降，造成就业率下降，形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货币政策失控等等，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目前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明智之举。但是一方面我们必须从实务对策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化解之道，积极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绸缪，在理论上分析在人民币升值的状态下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探讨如何削减人民币升值给贸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毕竟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必然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只是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一、本币汇率升值的经济学分析

汇率，又称汇价，表示的是一个国家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价。它表示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互换关系。汇率的标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标价法，用一单位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额的本国货币来表示的汇率；另一种方法是间接标价法，它用一单位的本国货币作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来表示。无论哪种标价方法，本币的对外升值都是对于以前而言，现在能用较少的本币兑换较多的外币，从而影响着两国商品的价格对比关系。一般说来，本币汇率升高，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反之，则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因为在本币汇率高的情况下，进口同样的商品，要少支付本币；出口同样的商品，要少收入本币，这有利于进口商，不利于出口商。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本币汇率高，相对于外币而言意味着，本币标示的土地、房屋、劳动力价格、设备等等价格就高，因而投资在东道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财务成本、劳动力成本都会上升，在同样的收入前提下，收益就少，就不利于吸引外资。同样，本币的汇率的上升也就是外国货币的贬值，在外国的投资成本随之下降，使向国外投资变得更经济，促进本国国内的资本转向国外投资，而投资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前提，投资的减少也就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外资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和科学的管理经验，提升市场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但本币的升值为外资的进入设置了羁绊。这样，汇率的高低就归结到一点，能否更充分地利用本国资源，赢得更多的国民产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任何国家的政府都要争取有利的汇率条件。因而说汇率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核心要素，本币汇率的高低，关系着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即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关系资本流动，不仅对直接投资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汇率的变动能诱发大批短期资本进行套利活动，冲击正常的经济生活。在本币升值的状况下，对本国的贸易和资本流入产生很大的冲击，1985年日本迫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压力，签订了《广场协定》，使日元的汇价飙升了三倍，结果贸易形势发生急转，大批资本为压缩成本也跨出国门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固然攫取了可观的投资利润，但也影响了国内的就业水平和发展后劲，埋下了后期经济发展的隐患，可以这样说，日元升值是日本近年来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的根源所在。因此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办法对进口商进行限制，对出口商进行补偿，限制或补偿的办法有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二、政府行为对本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政府为了削弱汇率变动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节，主要有关税、出口退税、配额等。关税和出口退税是政府运用税收的办法调整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关税就是对进口商品课税，向外国物品征收，提高了国外商品的销售价格，减少了国内消费者对它的需求，所以提高关税是对进口商的限制。出口退税补贴是政府对出口企业进行税金返还，是对出口商的一种补偿，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质上相当于本币贬值，这是用国内的货币补贴国外消费者，用来对冲本币名义上对外升值而形成的对出口的冲击。这表明：本币汇率变动(升值)，对出口商说，能够通过提高出口退税补偿，对进口商说，能够通过提高关税进行抵消。进一步说，本币升值的效应能够通过提高有效出口退税率来抵消，也能够通过提高关税抵消。但是采取关税或补贴两种手段各有其特点，效应是不同的。如果贸易保护的目标是刺激国内产出，补贴要优于关税，因为关税加大了进口消费成本，却无助于对国内贸易部门的产出。如果贸易保护的目标是减少进口或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那么关税的代价最小，而补贴较为不利，原因在于关税能同时起到进口消费品和增加国内生产的双重作用，这比补贴仅能增加国内外向型产出的单一作用更为有效。简单地说，可以认为关税是一种“内向型”政策，即保护国内生产的发展，而补贴是一种“外向型”政策，它刺激出口生产的发展。另外，两者作用的后果也不一致，关税限制了国内消费者需求，国外生产者亦支付了更高的进入成本，约束了国际间比较成本优势的发挥，对整个社会而言，只会引起社会整体福利的净损失，普遍提高关税这个效果是应当防止的。而且，一国关税的提高，往往会遭致贸易伙伴国报复性关税反击，造成“双输”的局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商品通常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依赖性强，进口弹性差，提高关税只会加重国内消费的负担，自身的福利损失更大些。出口退税补贴的实施要有政府财力做为保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出口退税补贴会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对外贸易企业不能得到及时的货币补偿，引起企业支付能力和周转能力下降，陷入生产危机。另外，出口退税补贴的多少，即出口退税率的确定，还要考虑外汇紧缺程度，如果外汇短缺、储备不足时，提高出口退税率，能够调动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增加创汇；反之，就有条件订得低些。

以上两种措施是政府在改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上施加影响，政府还可以通过配额在进口商品数量上直接控制，来抵消由于本币升值使得进口商品成本低，进口商品有条件降价而形成的对国内生产厂商的冲击。配额的使用有一个特点：弹性较差，进口配额上升会受到贸易国伙伴的欢迎，但下降就会招致强烈的抗议，因为配额的数量是透明的，贸易伙伴按照原本配额设定产品数量组织生产进行供给，配额减少后，进口数量遭到强制压缩，无疑会使其生产能力闲置，形成投资浪费、加大失业。所以，配额增加容易减少难。

综上所述，政府在对本币升值进行政策抵消时就可以综合考虑三个因素，即关税调整、出口退税率和配额。假设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我们能否还用这几种措施进行抵消呢?首先，从关税上讲，加入WTO后，我国郑重承诺大幅降低整体关税水平，再次提升关税水平势必影响大国的诚信和形象，配额也是如此，只能是一个逐步扩大、放松，乃至取消的趋势。从出口退税上来讲，出口退税率调整确实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直接，中国出口企业对税收成本的增减非常敏感。1999年在东南亚国家货币相继贬值的浪潮中，我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坚挺，事实上是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外贸部门的出口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于是将出口退税率平均由6%提高到15%，政策效果显著，当年出口额为1949亿美元，到2002年底增加到325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8.6%。据有关专家测算，平均出口退税率上调一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增加4.9个百分点，出口退税对本币升值的作用可见一斑。但应该看到，我国目前扩张的财政政策已形成巨额赤字，财政状况比较薄弱，出口退税的拖欠问题越来越严重。前不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下调了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降低了3%左右。毫无疑问，动用出口退税政策来冲销本币升值必须有充足的财力作后盾，况且近几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由短缺变为盈余，迫切需要外汇的压力变小，政府不愿在出口退税上再做文章。

三、市场自我调节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市场运行机制的自我调整是指在本币升值后，影响了出口商的经营行为，进而改变国内市场供求状况，带来物价的全方位下跌，进而又为出口改善了贸易条件，市场自身的力量使本币升值后尽可能回落。这一机理作用过程如下：本币的汇率升值，首先影响到进出口价格，使得进口价格降低，出口价格上升。出口价格上升，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会很快丧失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这一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进口商品价格下跌，排斥了本国商品供给，使得本国商品生产萎缩，丧失出口能力，使进出口失衡，这一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产生过。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往往是传统的日用品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附加值低，他们之间的产品出口替代性强，因而其出口贸易不仅要接受发达国家的歧视性定价，还面临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一旦本币汇率升值，价格优势丢失，原来拥有的国际市场会迅速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所占领。本国贸易部门生产出的庞大产品规模只得转销入国内市场，加剧国内商品市场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日用品市场价格水平的下跌。出口产品转向国内市场销售带来国内产品价格下跌，这和本币对外升值带来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共同形成了物价水平整体下降，是同样的效应，即意味着本币对内升值。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低，科学技术不很发达，使得国内产业在适应新的出口形势而进行结构调整时显得更为漫长，物价往往持续地滑坡，低迷不振，把经济拖入通货紧缩的泥潭。因此在外汇汇率管制的情况下，如果本币升值一步到位不再调整，可以说本币的对外升值也会通过市场自身的机制诱发货币对内升值。按照前面的假设，名义汇率不再调整，货币对内升值，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就意味着实际汇率下跌，因而可以抵消名义汇率在前期上升的部分幅度。前文已经论述过，对内升值可以起到减缓进口商品涌入的速度，为出口商压缩生产成本扩大出口创造条件；其实质是市场通过自身的力量影响货币价值而进行的自我恢复性调节。这种市场性的调节会带来市场机制的通病：作用链条长，时间缓慢、形成资源的浪费。要充分认识到市场自我的调节机制对货币对内价值的作用，使之尽量为国民经济发展施加正面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一时间大量商品出口受阻，积压严重，只有拿到国内市场上出售，致使供过于求，物价下跌。而货币当局没有预测到这种现象，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剧了通货紧缩的程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只有依靠后来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去刺激经济增长。应当说，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会产生负面作用。

四、本币对内价值变动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在国内市场上可以运用货币政策使货币价值变动，即使其对内贬值或升值，对冲本币对外的升值或贬值。比如，在国内市场上，使货币贬值的方法是造成国内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的国际贸易的后果一般说来，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因为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能随着物价的上涨趋势多卖钱，出口商却因为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工资等因素的上涨而加大生产成本，以本币计算的出口换汇收益就要下降，减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出口数量减少。所以，在外汇汇率管制的条件下，本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对出口商会产生双重利空，但对进口商而言，却是双重利好，这样会迅速恶化国际收支状况，导致贸易失衡，所以应该采用货币对内升值的办法来抵冲对外升值给出口带来的影响。这样，出口商便能以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以低的价格出口，改善本币升值的不利局面。但是，又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本币的对内升值，即通货紧缩，会造成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是货币当局不愿看到的。这样的货币政策操作便是以牺牲国内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来保证贸易部门的利益，对此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根据实际进行利弊权衡、政策取舍。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在一个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外贸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货币政策则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外贸部门的利益，阻止贸易状况因本币升值而过度恶化，通过贸易部门平稳发展来带动整体经济；反之，如果外贸依存度不高，国内经济运行对通货紧缩反应强烈，则货币政策要侧重考虑整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不宜使货币对内升值，要暂时牺牲外贸部门的利益来保证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

五、利率调整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货币论文篇10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稳，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政府通过协调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1998—2004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落实中央扩大内需方针、保持社会总需求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适度增长，财政资金和国债配套贷款拉动了投资增长，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2005—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05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标志着实施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了取向。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信贷资源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结构优化，与宏观调控政策总体要求基本适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企业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如企业债融资比重明显上升，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信贷资金的依赖。2006年，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要求，为抑制过度投资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引导信贷结构优化，引导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中长期贷款的37.6%投向基础设施行业。

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六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引导信贷结构优化。

2008年，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产业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是2003年以来稳健货币政策及稳中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延续和加强，明确地向社会释放了未来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风险加大的警示信号和总量政策导向，有利于引导和调节各类经济主体的预期和行为。

2、信贷政策

从信贷政策实践看，中央银行信贷政策措施覆盖了宏观调控的方方面面，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间接融资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发展要求金融宏观调控必须努力发挥好信贷政策的作用。根据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要求，政府将不断优化信贷投向，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机协调配合，实现信贷资金优化配置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目前信贷政策的重要方面有，一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贷款贴息等多种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国家政策需要鼓励和扶持的地区及行业流动，以扶持这些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发展。二是限制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限制信贷资金向某些产业、行业及地区过度投放，体现扶优限劣原则。三是制定信贷法律法规，引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创新，防范信贷风险。

1998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实施贷款规模管理，信贷政策主要是通过人民银行向各金融机构分配贷款规模来实现的。信贷政策的贯彻实施依托于金融监管，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政策正在从过去主要依托行政干预逐步向市场化的调控方式转变。依法履行中央银行信贷政策职责，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与时俱进，不断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提高信贷政策调控效果，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

2004年以来，国务院采取“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方针，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在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要求，加强贷款结构调整。

2008年，以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紧缩货币信贷总量以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又要防止“一刀切”，保证经济发展中的“软肋”和需要加快发展的行业或领域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信贷支持。除了继续用好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经典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以外，最关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信贷政策有效引导和调节信贷结构的积极作用，不断优化信贷资金结构配置，促进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信贷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之一，需要与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信贷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工具，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战略和产业政策，着力解决“市场失灵”或“市场分割”状态下的资金结构性配置问题。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着力解决市场有效运行状态下的资金总量调控问题。由于我国企业外源融资主要依靠贷款，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信贷资金的配置结构将受到信贷政策的影响。在认真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信贷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优化贷款结构，加强对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方面的信贷支持。

3、利率政策

利率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金融变量，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利率政策在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合理的利率对发挥社会信用和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是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的重要方面，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强调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与市场化，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是在借鉴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稳步推进的。总体思路是先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后存贷款利率市场化。2003年，确定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我国的利率调控主要根据利率水平和结构，即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货币政策需要，通过灵活运用利率杠杆，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以及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引导市场利率。我国的利率水平调整综合考虑物价总水平、宏观政策和社会资金供求状况，以及政府、银行、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宏观调控注重运用经济和市场手段，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我国铁路建设的资金结构及资金成本

1、铁路建设资金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8%～9%，而铁路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4%，其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铁路在承担大量公益性运输的基础上，其中货运请求装车率仅为35%左右，造成了重点物资运输的紧张；95%的货物运输是国家重点物资运输，如煤炭、粮食、石油、化工产品、棉花等，不仅运价低廉，而且有的还免征收建设基金；旅客运输突出表现在“春运”、“五一”、“十一”期间“一票难求”。我国铁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紧缺产业。

铁路建设资金的缺口问题始终制约铁路的发展建设。自1986年以来，我国铁路投融资体制开始尝试多种改革，逐渐形成以铁路建设基金和银行贷款为主，以外资、国债资金及铁路建设债券为辅的格局（见表1）。铁路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铁路建设基金和国内银行贷款。长期以来，铁路建设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式使市场化融资受到限制，筹资方式主要以国债投资和国家资产实物投资、地方财政投资、铁道部投资三种形式为主。1998年国债开始注入铁路建设，截至2002年底，铁路建设共使用国债341.2亿元，重点用于西部铁路建设；政府的实物折价和政策性投资主要为土地折价入股及税收返还资金等作为资本金投入。1998—2002年地方政府财政支持47.3亿元，主要用于地方和合资铁路的建设。铁道部的资金来源仍然主要依靠铁路建设基金等财政性资金和银行贷款，2001年和2002年，这两项资金来源占到了81.3%和82.1%，从根本上反映了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方式单一的问题。

2003—2006年，铁路建设资金结构不断改善，资金使用成本和风险不断降低。在大力发展合资铁路建设中，深入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不断扩大合资建路规模和社会投资比例，新建铁路普遍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设资金渠道进一步拓宽。地方政府和企业投入铁路建设的资金明显增加，4年共投资458.7亿元，占13.2%，尤其是2005、2006两年，地方政府和企业资金所占比例均达15.6%，两年之和比九五多50亿元。2006年底，包括所有客运专线在内有41个合资铁路项目在建设中，投资总规模为3735亿元。但在2003—2006年，铁道部资金中债务性资金比重为39%，其中2006年达到49%。

铁路融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不尽合理的方面。铁路建设基金的数额及未来增长有限，受国家政策影响因素较大；国内银行贷款资金成本较高，融资风险较大。一是资金综合成本较高，财务负担沉重，对未来盈利和资本积累产生较大的风险。二是铁路具有大量的沉淀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应用，许多存量资金闲置，造成筹措巨额增量资金的缺口不能得到有效改善。三是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直接影响着铁路建设投资需求和融资成本。在经济景气时期，商品和资金价格会出现普遍上涨，而钢铁、建材等铁路建设材料价格上涨会直接导致铁路投资需求增加；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则会加大铁路建设筹资成本，融资规模和市场化融资的程度远远不足。因此，要根据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制定相应的铁路融资策略，降低未来铁路建设融资成本。

2、资金成本

铁路是具有准公共性、经营的自然垄断性和投资的资金集合性的产业，铁路建设项目类别具有差异化的性质，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公益性项目。这类项目一般是出于国家政治、军事、国土开发所需建设，社会效益高，主要满足社会需求，这类项目应由政府财政拨款或低息贷款。二是基础性项目。这类项目以经济效益为主，兼有一定社会公益性，基础性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主要有新建铁路干线、复线、电气化改造等项目。一般以政府融资为主，也可视项目的受益程度采取多种筹资方式，政府可提供政策性贴息、产业补助金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和个人资本进入投资领域。三是竞争性项目。该类项目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市场要求，注重经济效益，为项目融资提供了平台。这类项目主要处于经济发达的地区，经营条件和内外部环境比较宽松、客、货运收入较高的区域。由于项目融资投资回报率显著，往往是社会资本竞相进入的投资领域。针对铁路建设项目类别，一要充分把握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利用各种融资工具，拓展新的融资渠道；二要合理调动铁路行业内部的沉淀资金，优化调整融资期限结构，结合具有高、低成本的资金，组合多种融资工具，控制融资风险，有效降低铁路运输企业融资成本，减轻未来运营成本负担，真正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铁路建设低成本融资。

资金成本是铁路低成本市场化融资的一个重要方面。资金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出的代价，包括资金筹集费用和资金占用费用。资金筹集费用指资金筹集过程中支付的各种费用，如发行股票、发行债券支付的印刷费、律师费、公证费、担保费及广告宣传费。资金占用费是指占用他人资金应支付的费用，或者说是资金所有者凭借其对资金所有权向资金所有者索取的报酬。如股东的股息、红利、债券及银行借款支持的利息。作为资金成本一般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资金成本是较满意的财务结构前提下的产物；第二，资金成本着眼于税后资金成本，即考虑筹资方式的节税效应后的成本；第三，资金成本强调资金成本率和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根据以上资金成本的特点，广义的资金成本是企业筹集和使用的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成本；狭义的资金成本仅指筹集和使用长期资金（包括长期负债和权益）的成本。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要付出代价。由此可见，铁路建设项目融资渠道与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密切相关，在满足铁路大规模建设的前提下，利用金融市场多种融资工具进行组合，寻求尽可能低的资金成本，使融资总体成本与铁路行业的盈利能力相匹配。

三、利用货币信贷政策实现铁路融资的主要形式

1、国家财政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

铁路公益性项目在融资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国家继续发挥其财政投资主渠道作用，进行倾斜投资，加大投资力度，同时，对铁路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灵活的价格支持政策，以及大量的财政补贴或政府出面担保获取优惠信贷。另外，国家应通过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铁路建设征地代价的原则标准，使铁路项目建设有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还包括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充分发挥区域性铁路建设地方政府投资的重要作用。

2、债务性融资

铁路基础性项目和竞争性项目均可以进行债务性融资。铁路债务融资主要包括国内银行贷款、外资和铁路债券，其资金成本要根据不同时期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确定。国内长期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一般高于同期铁路的总资产报酬率，资金成本过高限制了铁路的盈利能力，收益受到极大的影响。随着还本付息压力的逐渐增大，债务融资应有一个限度。负债规模的指标为资产负债率。铁路适度的负债规模可以通过铁路的总资产报酬率水平和资金成本来判断。第一，如果铁路总资产报酬率大于负债利率，则能够通过举债获得避税优惠；第二，铁路总资产报酬率小于负债率但大于负债利率与资产负债率的乘积，股东利益开始受到侵蚀，逐渐落入债务陷阱；第三，铁路总资本报酬率小于负债利率与资产负债率的乘积，铁路处于亏损状态。可接受的负债规模由多重因素决定。以铁路年度经营净利润为正的目标值，可以根据一个阶段平均税前利润，假定未来平均税前利润以一个年均率增长，在该阶段的利率水平下，根据债务融资的敏感性分析确定可以增加的负债规模，从而计算可以承受的负债规模极限值。有研究数据表明，2002年铁路的总资本报酬率已经低于债务融资的资金成本，尤其是低于国内银行贷款利率，加之考虑到未来银行利率上调的可能性，使铁路的负债空间可能更小。

债务性融资工具有几类。一是国内银行贷款，是目前铁道部主要的筹资方式。基于铁道部独特的信用资质和当前国内银行充裕的资金状况，国家开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对铁道部放款的态度十分积极。由于我国的利率管制，借款成本的弹性较小、债务成本偏高、负债空间有限，对经营构成一定的压力，信用优势没有在融资成本上体现，铁道部良好的信用资质无法得到“变现”。二是铁路债券，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行次数最多、累计发行量最大，铁道部根据我国利率水平处于较低时期的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创新铁路融资方式，加大了铁路债券融资的力度（见表3）。2007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600亿元分两期发行完毕，创年度企业债券发行量最大规模。铁路建设债券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扩大规模发行，充分发挥了市场定价作用，满足了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丰富了债券市场投资品种，对扩大债券市场容量和提高债券交易活跃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有资深人士认为，铁道部目前负债率不算太高，铁路发债空间仍然很大。但是我国铁路发展对债券市场的利用程度不够，发行主体较少，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展发行债券的市场。三是利用外资，主要包括有世界银行贷款、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以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家政府提供的贷款，外资的数量十分有限，存在一定的汇率风险。2006年，铁路建设吸引外资27.72亿元。

债务融资总的策略是以银行贷款和铁路债券为重点，控制总量规模，积极争取大额铁路建设债券。除此之外，随着金融工具创新速度的加快，铁道部还可以争取发行境外铁路债券、铁路可转换债券和分离交易的可转债等，丰富铁路债券品种。另外，债务融资与项目资金需求匹配，尽可能延长还款周期，资金期限以中长为主。

债券融资可以分为公募债和私募债。公募债的投资者众多，融资成本低于银行借款，铁路债券融资的空间很大，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受规模额度的限制。私募债的投资者一般为特定的机构投资者。银行间市场集中了大量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专业投资人，资金非常庞大，融资成本相对较低，铁道部可以积极争取在银行市场间直接针对特定投资人定向募集资金。

3、股权融资

在工业化时期，股权融资是市场经济国家铁路建设的主要融资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铁路发展过程中，对较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普遍的铁路融资方式是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政策援助为辅、适度利用国外资本，资本市场融资在铁路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铁路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需要先于或同步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资本市场上为铁路大规模建设迅速筹集大量资金。股权融资包括公募股权融资和私募股权融资。

公募股权融资是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是发达国家铁路公司采用较多的方式，可以募集到较大规模的资金，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如大秦铁路是我国铁路重要的煤运通道，是第一条以路网干线为主体的上市公司。2006年，大秦铁路首度亮相国内资本市场，以超过700亿元的市值成为A股前五大上市公司，创下全流通新股发行以来最大的网下配售冻结资金额纪录。大秦铁路发行上市后，实现了铁路投融资改革的突破口，太原铁路局持股73%，其他六家股东持股6%～7%，其余股份由社会股东持有。

私募股权融资是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有合资或项目融资，通过设立项目公司，共担项目开发与经营的收益和风险。铁路私募股权融资项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营边界清晰、规则明确、经济效益可预期并达到社会平均资金收益率以上、建设周期短的项目，可以向一般财务投资者募集；二是专用运输线路、运量可确定的项目，可以向相关供给方和需求方等战略投资者募集，如与发电集团共同开发煤运专线项目；三是社会效益明显的项目，可以向沿线地方政府的投资公司募集，如城际客运专线、地方铁路等。

考虑到铁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沉没成本高等产业特性，资金规模大、时间紧、股票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预期等因素，铁路公募股权融资应采用“存量换增量”的滚动开发方式，即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成熟的铁路资产，使铁道部实现资产套现，进行自主增量投资。

4、内源性融资

铁路自有资金是所有资金来源中铁道部最可控、运用最灵活的部分，资金成本主要体现为机会成本。一直以来，铁道部坚持尝试、探索努力自有资金收益率。加大自有资金在未来线路建设所需资金中的比重，不但能有效缓解集中筹资的压力，还对于降低线路建设成本也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全路常规的沉淀资金超过1000亿元，以各种形式分布在全路各个单位。通过不断优化管理全路的沉淀资金，可使用于线路建设的自有资金潜力有较大的扩张空间。在未来几年内，随着铁路运力的不断增长，自有资金的总量会随之扩大。

5、其他融资

（1）信托计划。积极的探索市场化融资方式，如信托计划、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票据贴现等新的融资领域。2001年以来，随着《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信托公司步入快速规范发展的轨道。信托投资公司通过发行“资金信托计划”这一直接融资工具，使社会投资者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成为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创新方向。适于铁路建设资金筹集的主要是资金信托业务，它可以组织社会上大量的闲置资金运用到铁路建设中来。采用信托计划进行融资具有以下优势。第一，资金成本较低且付息期限灵活，信托资金利率和付息期限由委托人指定，可灵活调整，而银行贷款一般为固定利率、按季付息，目前长期信托资金一般为按年付息；第二，手续简单、灵活方便，目前信托产品实行备案制，事先无需审批，只要委托人和受托人自主商定，事后备案即可。

通过信托计划所募集的铁路建设资金进入，其中长期资金可以由部直接拨付到项目上，到期后归还；短期资金参与铁路建设，资金的进出十分频繁，需要建立一个操作载体，并代表铁道部不断对外筹集资金，从而保持资金水平稳定，向建设单位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2006年，由中海油控股的中海信托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行一年期银信合作结构化信托融资产品，为铁道部募集30亿元低成本资金。另外，经国务院同意，部分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将开展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试点，投资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同时，铁道部也将向保险资金定向募集项目资金。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多种形式的资本都逐渐进入到铁路投资领域。

（2）产业基金。投资基金是“集合投资、专家管理”的市场投融资工具。产业投资基金的一般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集中投资、分散风险。投资基金是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凭证等方式聚合分散的社会资金，以信托方式交由基金管理人集中投资，因此具有规模化投资特征。这种“聚合资金、集中投资”的效应，有助于突破某些产业在投资规模方面进入壁垒，同时也有利于分散投资风险，为投资组合提供广阔空间。二是专家运作、专业保管。按照“经营管理与保管分开”的原则，投资基金由富有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由信誉良好的银行等机构负责托管，基金受益人（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投资基金运作的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基金资产安全和高效规范运作。三是品种繁多、创新性强。投资基金可利用一切投资工具进行投资，是众多投资工具的组合，为投资者的多样化投资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同时，投资基金还可根据投资者不同的偏好进行投资工具的创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多种个性化需要。四是理性投资、运作稳妥。在资金运作层面上，投资基金作为由机构投资者进行的专家运作，通常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经营目标，投资行为较中小投资者更为理性。既有利于培育资本市场，也能够促使被投资企业规范其行为，促进被投资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铁路融资的重点是建设项目的资本金融资，吸引各类社会资本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铁路尤为重要。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以股权投资方式进行投资的市场投融资工具，能够为铁路项目筹集大规模的项目资本金。有利于降低铁路企业的债务率，减轻债务负担；同时也有助于提高铁路的债务融资能力，优化融资结构，降低未来经营的财务风险。产业基金的基本特征使储蓄能够转化为对产业的直接投资。铁路通过应用产业基金，可以将部分储蓄积累转化为对铁路项目的股权投资，既为众多的、分散的社会资本提供了一条风险适中、收益相对稳定的有效投资渠道，也有利于扩大铁路的股权融资规模、优化融资结构。铁路产业投资基金属于封闭式基金，主要是对铁路非上市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资产流动性相对较差。建立基金在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至关重要，对吸引基金投资人、保障基金投资者的利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供选择的退出渠道有四种：一是被投资企业直接上市（IPO），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股票；二是在与被投资企业签订投资协议的同时，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事先约定由被投资企业回购的条件等内容；三是直接向其他投资者转让股权；四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实现退出。

四、我国铁路建设项目的融资风险

1、政策风险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最大风险是政策风险。铁道部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铁路建设经营的实施意见》后，至今还没有其他相应的正式的文件或政策。铁路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收益周期相对较长，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过程中，利益主体如何协调才能形成多赢？尽管产业投资与资本市场相联系是其他领域惯用的资本退出机制，也是投资铁路的社会资本可探寻的一条道路，但是制定透明度高和可操作性强的公平规则，以及规则的约束和指引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新出台的有关政策，在融资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融资各个环节的操作风险。要根据政治、经济环境及市场的变化，适当调整战略，抓紧机会，调整债务结构，保持及增强项目的竞争力。

由于铁路的基础产业特征，建设成本巨大，铁路的债务利息、折旧、资本金规模等因素深刻影响着铁路的经营效益，与净资产收益率关联度很高。各国在大规模建设铁路时，都会创造条件控制建设成本，国家或地方政府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无偿增予土地、减免税收等。因此，控制铁路建设成本既是社会资源有效运用的需要，也是推进市场化融资的必然要求，应遵循铁路建设的国际惯例，争取国家政策，控制融资成本。

2、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由于金融市场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利息额变化给债务性融资项目所带来的财务损失。我国的利率市场尚不完善，即使在近20多年来利率市场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利率也不完全是由市场机制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央银行控制，中央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调整利率。近年来，利率的不断调整使铁路建设项目面临利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利率变动对债务结构产生的影响和债务利率同收入利率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还没有开发出浮动利率贷款和浮动利率债券。当市场利率下降时，会面临比较大的利率风险。另外，铁路建设项目的现金流量大，其现金流入主要为每天的客货运运输收入，由于现金流入是连续的，而现金流出（经营费用和贷款本息）是间断的，在同一时段内，必须支付高利率的负债利息，同时以低利率或零利率存入现金收入。利用外资的铁路建设项目，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汇率风险，主要来自于汇率变化对项目债务结构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及时分析利率走势，在利率水平较低的时候，锁定利率品种，规避利率风险。

3、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包括铁路运价和经营的双重风险。铁路运输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应该拥有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包括一定的价格决定权和经营收益权。因此，国家放松对铁路运输业的价格管制，确立铁路运输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将为铁路经营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国家放松对铁路的运价管制，既有利于铁路运输业的经营和发展，又有利于不同运输方式的公平竞争，更有利于统一的交通运输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形成。为铁路建设项目融资建立良好的市场化融资机制，有利于吸引社会向铁路注入资本，促进铁路行业的发展。由此可见，运价风险将对铁路的经营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从宏观调控的社会理性出发要求控制铁路运价、稳定社会物价；铁路运输企业从自身的经济理性出发要求运价调整到位，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状况。为将政府的社会理性与铁路运输企业的经济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改革现行的铁路运价形成机制和管理机制。改变铁路运价水平过低、运价结构扭曲、运价管理过度集中、运价形成僵化的状况，建立反映铁路运输产品价值、市场供求关系，体现保本、还贷、缴税、微利的运价形成机制。将国家对铁路运价管理由具体管理转变为总体水平控制，即国家确定铁路基本运价，并建立基本运价与物价指数联动机制，适时调整基本运价；允许铁路运输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上下浮动，运价浮动标准由铁道部制定，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赋予铁路在规定范围内的运价定价权与浮动权，从而实现铁路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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