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文范文10篇

货币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严格固定货币联盟的成本与收益国家货币主权

一、引言

如果各国能消除其货币对外价值的波动和长期变化，那么必定使各国从中受益，这一断言是毫无争议的。存在争议的则是对与此政策利益相关的代价估计。

本论文的第一部分讨论了严格货币固定的本质，欧洲共同货币亦是包括在此类固定中的一种形式。这一分析对于清楚地理解严格货币固定所能带来的好处是必需的。论文的随后各部分将对传统成本和利益做出评论。最后讨论在以往的文献中被忽略的小国利益问题。

二、严格货币固定的本质

此处所讨论的汇率严格固定与传统意义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存在根本差异。①

后者是通过政府政策而实现的，需要央行在市场汇率偏离特定的目标时在外汇市场上实施干预，必要时通过增持或抛售国际储备资产以及提取借贷资金来影响市场汇率。

这种传统的固定汇率体系的关键要素是一国的央行完全保留制定货币政策及设定利率的权力，即使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受到维持固定汇率这一政策目标的制约。相对而言，当一国实行货币汇率的严格固定，则它明确地并永久性地放弃了国家货币主权。该国央行不再以决定货币供给和设定利率的方式制定货币政策。

一国可以通过采用三种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实行货币汇率的严格固定：

1.在国内交易与合同中以美元、欧元、日元或其他主要货币取代本国货币用于结算。显然，这样做就使得本币与被选中与之固定的关键货币之间不再有汇率波动，通常，与本国有着最大规模双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国家的货币会被选作实施固定的对象。

2.一国同其他国家一起加入一个正规的货币同盟，如同欧洲已有的实践。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发行在联盟内所有国家流通的单一货币。该央行依据联盟宪章的规定制定货币政策和利率。

3.一国保留本国货币，同时采取安排，使本币与某一主要货币如美元汇率保持固定，本国的货币供给与国际收支保持系统的联系，国际收支顺差时增加货币供给，国际收支逆差时减少货币供给。显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该国接受其所盯住货币的国家的货币政策，本国央行不再制定货币政策。

此处不对以上这些实现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不同方式的相对优点进行全面评价。需要注意的是，一国从货币汇率严格固定中所享受的利益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在未来对于实践这种制度安排的承诺的可信度。

三、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可信度

以可信度的标准而言，在欧洲所缔结的正式的联盟协议，可谓是可信度最高的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形式，因为难以想像某个成员国会出于经济或政治的原因而背弃条约重新使用其本国货币。当然，尽管如此，鉴于政治的本质，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相对上述形式，以美元或欧元取代本国货币的做法可信度低些，因为这纯粹是国内政策需要的产物，因而以同样的方式就可逆转，并且不会有背弃国际条约约束的困难。另一方面，一旦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已适应了以美元或欧元进行交易，再进行体制转换将伴随着付出严重的代价。

巴拿马国内使用美元已将近一个世纪，虽然其国内也曾周期性地出现过几次要求放弃这一做法的动向，但这个体系运行至今，总的来说还是给巴拿马民众带来了利益。正如一位研究这一问题的学生对我所说的：“所有中美洲国家的总统都曾经推出过有损他们国家经济的政策，其中包括巴拿马，但是由于巴拿马总统无法利用该国央行和货币政策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所以巴拿马的情况从未像其他中美洲国家那么糟糕”。

厄瓜多尔实行美元化的时间尚短，难以评价其是否成功，对该国是否可能延续这一做法也还没有把握。然而，实行美元化已有四年，这已经比那些原以为美元化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且将因此而很快被放弃的人们所预想的时间长了。

另一种实现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方式，即采用货币局制度，一度被认为是非常可信的。然而，近来阿根廷货币局的实践经历显示，政府能轻易地打破其做法（或者说违背其承诺），尤其是当它相信这能带来实质性的政治利益而只需负担极小的国际成本的时候。②

阿根廷的例子还揭示了审慎制定货币局会计实务的管理规则以及规范政府与货币局之间关系的必要性。治理这些问题的相关立法缺失被某些人认为是导致阿根廷货币局制度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和一些经济学家建议，③在加拿大创设一种可称之为“准货币局”的制度安排，它需要对现行汇率进行重估以使一单位“新加元”等值于一美元。新制定的汇率要既能够保持本国目前的竞争力，又能反映购买力。加拿大银行需要在市场上维持新加元与美元的平价。

建议以立法形式按照某种确定水平对加元和美元的市场平价加以规定将能确保这一目标的达成。这能避免阿根廷式规则方式所存在的严重弊端，那就是市场与政客们不断在这些规则中发现漏洞，并利用这些漏洞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在结果主导型的立法体系之下，政府则可以自由地采取必要的手段来达成目标。而且，有关当局也容易辨识和应对外部发展以及政府政策对平价的影响。④

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可信度如何以及他们可持续的时间长度，取决于实行这一做法而获得的利益和需付出的代价。以下讨论那些最重要的代价和利益。

四、传统利益

货币汇率严格固定消除了有关国家间进出口、资本流动与旅游项目由于涉及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而产生的外汇市场交易成本。另外，这种固定也节约了对外汇汇率风险进行评估以及通过远期和期货市场来应对风险的机构维持运营所需的资源。

据估计，欧元问世导致欧洲的银行、商号以及政府的外汇部门和货币交易商数量大量减少，可能使欧盟成员国节约的金额相当于成员国平均国民收入的0.3-0.4%。⑤

有零星证据显示，欧元问世的确减少了外汇交易规模和提供交易服务的机构及从业人员的数量，尽管还没有公开出版物对实际实现的节约金额做出评估。到欧洲或在欧洲各国间旅行的游客的确已经享受到不易估量的好处，他们无需实施多种货币兑换，也不需像以往那样进行既困难而又代价不菲的决策。

加拿大银行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测算，以估计在其与美国结成正式货币联盟并使用共同货币的情况下对交易成本的节约金额，所估计的数据与欧洲国家的数据十分接近。前文中建议实施新的制度安排，即采用新加元，美、加两国货币以平价兑换，在交易中共同使用。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可节约的交易成本，尚无此类估计数据。根据我的了解，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正意图实行严格货币固定的国家也没有有关交易成本节约的估计数。

现有的关于欧洲和加拿大的成本节约额的估计数据显示它们只占国民收入很小的比重。不过，它们所涉及的绝对数额相当可观。例如，加拿大银行估计本国的节约额占加拿大国民收入0.4%，这大约相当于40亿加元或接近近年来加拿大每年国防开支额的二分之一。这些节约成本的经济影响超出了直接节约真实资源的影响，因为这类节约就等同于在贸易、资本流动和旅游项目上降低关税。

关税降低，即使是小额的，亦已显示出对涉及产业内贸易的模型中的贸易水平、专业化和社会福利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在这类模型中，差异化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使得成本下降，生产力提高。节省交易费用也将进一步鼓励金融套利活动并促进两国金融市场更全面的整合。

五、利率

在创设欧元之前，欧洲其他国家中央政府发行的本币债券利率常常比德国政府债券利率高得多，而德国在整个联盟中的国债利率是最低的。其他国家的债券利率之所以有如此溢价，是因为金融市场对其他国家相对于德国的国家风险，从违约、流动性和汇率三个方面做了评估。

汇率风险的重要性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变得清晰，于是在1999年欧元问世。举例来说，德国政府债券与意大利、西班牙政府债券的利差在1990年代中期通常超过5%。从那以后这些利差迅速缩小，直到欧元于1999年问世时利差已几乎为零。

欧洲各国债券的收益率仍存在小幅差异，与美国各州发行债券存在利差的情形很相像。这种利差反映了债券的违约风险和流动性相对不足。

过去40年加拿大中期债券的利率比美国的利率高出1%，尽管事实上两国的累积通货膨胀率是一样的。因为加元长期对美元贬值，加拿大债券利率高恰恰是补偿了债券持有人因加元每年贬值1%而遭受的损失；即使某些年份中加元贬值幅度还不止1%，而在2002年之后汇率又有一定程度回升。

Bris,Koskinen和Nilsson(2002)发现，相对于联盟外的企业，欧元问世同时也降低了联盟内企业的资本成本。这一事实反映出在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情况下，企业无法在投入、产出和资本市场上利用远期和期货市场来完全消除外汇风险，而严格货币固定则使得处于货币区内的企业不必再应对与区内企业交易的汇率风险。

欧元区的成员国在较低利率和资本成本的条件下，能实现资本深化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加拿大长期利率较美国高出1%从绝对量上看起来并不多，但是若假设美国的资本成本通常是5%的话，则1%的利差事实上恰好反映了加拿大的资本成本与美国的资本成本相差20%，5%的20%即是1%。

六、传统成本

针对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反对意见，主要认为会完全剥夺有关国家运用货币政策来应对导致国民经济不稳定的经济震荡的能力。反对者们常用一个创设欧元的代价的例子，⑥假设在爱尔兰出现了物价与工资下降的压力，紧随而来的是对爱尔兰花边的需求下降，失业上升；而希腊对葡萄酒需求的上升导致对酿酒工人的需求上升，继而面临通胀的压力。

如果没有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爱尔兰能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需求以及向花边产业工人们提供其他的就业选择。希腊则会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降低需求并使从其他产业释放的劳动力转移到葡萄酒酿造业中去。

在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情况下，爱尔兰和希腊都无法改变利率，它们面临的是由欧洲央行制定的利率，不能以调整利率的方式来服务于各自国家的经济需要，结果爱尔兰遭受失业问题，而希腊面临通货膨胀。

许多关注这一问题的分析人士预言，这将压倒一切认为欧洲统一货币有利的主张。他们最初在欧元规划阶段即如是说，而后当欧元将被付诸实施时仍然作了相同的预言。但欧元最终被采用，并且当欧元纸币和铸币象征性地在各成员国使用之后，这些分析人士预言这一问题最终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将引发共同货币协议的瓦解。

欧元区有朝一日也许会屈服于针对适当利率的冲突，但最初几年的实践经验是令人乐观的。目前为止还不存在严重的冲突，而使用共同货币的利益已然显现。

这一积极的实践经历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人们意识到过去相对很少有非对称的震荡。⑦过去大多数经济不稳定、通胀、失业和货币贬值的问题事实上都是因为国内货币政策不完善，在新的制度安排下，这些将不会发生。

当然，过去有，将来仍然会出现这种非对称震荡，它们对联盟内部某些国家的影响要比对其他成员国的影响更大。但是，自从联盟形成以来，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也照样发生。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一国内部，比如在德国和法国，一个地区经济繁荣时而另一地区经济却在衰退。

Bayoumi和Eichengreen(2003)撰文提出，类似震荡不会导致国家内的问题，但会导致欧洲的问题。原因之一是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性比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性大得多。第二个原因是一国中央政府会通过财政安排来帮助萧条地区，而在整个欧洲并不存在这样的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在各国内部具有地区间调整的便利条件，通过货币汇率严格固定能发挥其效用。首先，如Ingram(1973)指出的，高度流动的低成本的资本很容易流向正遭受经济震荡的美国的一些地区。其次，Kenen(1969)提出，在某个特定国家随机分布的经济震荡的影响倾向于相互抵消，并且会造就比较稳定的收入与就业。再次，如Frankel和Rose(1997)曾经提出的，货币汇率严格固定会促使一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变得更有纪律。例如，过去常常引发通胀和汇率下降的过度的联盟工资需求，在实行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情况下，只能是导致失业。

在欧元区，资本市场效率日益提高的同时，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显得迟缓。不过，政客们已经开始接受改变这种局面的必要性，我们可以期待，持续的高失业率、缓慢的经济增长以及财政失衡最终会使公众接受改革，并且这些改革最终是会实现的。⑧

总之，对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宏观经济成本的传统评估受制于下述主要条件，即比之那些忽略了资本市场利益简易模型低得多的成本、风险的地区传播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压力。

以下的分析进一步针对因丧失货币主权而产生的所谓基础成本作重新评估。分析指出了伴随着丧失货币主权的同时获得两种不同利益的情形：第一，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因素影响而具有更大的独立性；第二，在可获得更有效的数据和更好的决策机制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更为优化。

七、忽略的利益——中央银行的政策独立性

货币汇率的严格固定，防止了国内的政客们为了当局政府的利益而干预影响货币政策。过去他们常常迫使央行通过发行无利息的货币，购买政府债券来融通财政赤字。

如果政府持续通过央行以这种方式对财政赤字进行融通，国家就会长期遭受通胀和货币贬值，对经济增长和市场效率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些通过央行弥补的财政赤字往往发生在为竞选作准备的时期，这是政府为了提高竞选连任的机会而有意制造暂时繁荣的景象。然而，在竞选结束之后，最终不得不又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消除由于过度增发货币引发的通胀，重新恢复物价稳定。结果这种“政治化商业周期”给经济带来了不必要的代价。

许多国家立法规定确保其央行的独立性不受政治干扰，这些国家比之那些缺乏法制保障的国家就很少出现政治化商业周期。不过，即使如此，这些国家也还是受到政客们的影响，因为它们总是规定在银行官员与政客之间进行定期“咨询”，以确保公务员和专家尽到“责任”。在这类咨询场合，政客们往往能多多少少以微妙的方式来影响货币政策。

近几十年来，由赤字引发的通胀和政治化商业周期的发生率在所有发达国家已显著降低，尽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工业化国家，政客们现在意识到，选民们往往会使引发通胀的政府下台。政府还意识到，他们不可能精准地操控政治化商业周期，如果想用这一手段来赢得竞选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尽管如此，当货币政策形成的潜在政治干扰作为过去糟糕经历的记忆而淡去时，未来不可预见或无法预见的有关失业、通胀和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仍将出现。货币汇率严格固定在一定意义上就好比是针对迫于国内政客压力而出台的糟糕的货币政策的保险措施。

欧洲中央银行在短期内很大程度上不会受政治的影响。欧盟的宪法确保了它的独立性，以及它在运作和决策中的人事选择权。至少短期看来，这一制度安排确保了欧元区国家的民众不会受困于因为政治因素而引发的通胀和商业周期。

然而，正如所有所谓的“政治上独立的机构”那样，欧洲央行的章程制定了有关规定使它能对法定组织负责。为此，欧洲央行领导定期需要与欧盟部长委员会进行会晤。

Issing是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和总体经济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自欧洲央行建立以来，在寻求欧元区价格稳定的事务中，已经能够避免来自于欧盟部长委员会的干扰。

长期将会发生什么还不太清楚，最终来自于个别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有可能联合起来游说欧盟部长委员会，他们会试图轮番影响货币政策，从而导致通胀的发生。不过，由于在偌大的欧元区内存在着较一国之内为数更多的不同利益集团，而不同利益集团各行其是，其效果将会相互抵消，因而与在各国国内相比，这种努力在欧元区实行起来也就困难得多。此外，由于欧元区各国的选举期限大相径庭，以至于想要运用货币政策来提高竞选连任机会也就不可能了。

如前文指出的那样，货币汇率严格固定也能够通过实施美元化以及建立真正的或准货币局制度来实现。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采取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国家对货币政策没有影响力。比如厄瓜多尔在国内所有的金融交易中使用美元，其国内利率完全参照美联储的利率。⑨如果加拿大也采纳了建立准货币局的建议，那么情况也是一样。

假如加拿大与美国建立严格货币固定关系，美联储将乐于邀请加拿大官员参与在制定货币政策之前的听证会，所谓“参与”将仅限于让加方人员进行信息报告，只有美方人员才对特定的政策建议具有表决权。从长期来看，这一制度安排也许会给予加拿大表决权，也可能给予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代表以联合表决权。然而，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的影响力也是很小的，如同个别国家对欧洲央行所制定的政策，或是个别州的储备委员会对美联储政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八、忽略的利益——更好的货币政策

制定货币政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近期经济状况的信息经过收集、解析，被用以预测未来，对于经济震荡可能出现的发展态势给予特别关注，这些资源均可用于研究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胀、失业、汇率和经济增长问题。欧洲央行的宪章要求其货币政策只能用来确保物价稳定，因为货币政策长期并不能影响其他的经济运行指标。调整利率和货币量是用以确保物价稳定的工具。

货币政策制定需要用到稀缺的、昂贵的金融和人力资源。小国所能获得的资源与大国或像欧洲央行这样的联合性央行相比要少得多。这些小国放弃了货币政策的主导权但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货币政策。

拥有更多资源的大国央行或货币联盟，通过以下途径而使货币政策质量得以提高。首先，用于预测的数据更为精近。Issing(2004)曾指出，欧洲央行在运行之初的数年间，由于无法获得货币联盟内几个国家的数据或是数据时滞太长而经历了重重困难。显然如果各国统计当局不能向欧洲央行提供必要的数据，那么当他们原先自行制定货币政策时也不可能向其本国央行提供有效数据。在欧洲央行的资助下，国内数据收集机构通过与欧洲央行专家的协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陷。

其次，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与统计师们运用一系列不同的模型、高性能计算机及有关程序来处理历史数据并作出预测。与大央行相比，小央行没有这么多的雇员、计算机和模型来完成这些工作。大央行所具备的更强的实力和更多种模型工具使其能得到更完备的信息。

再次，决定货币政策成功的最根本因素是对作为未来最佳政策的决策依据的统计信息进行筛选的过程。

有关理论以及支持这些理论的实证经验指导着这项工作。但制定货币政策和设计一座桥绝不是一回事。它包含了许多个人的判断和估测。过去50年的历史显示，由于流行的宏观经济关系理论时常变化，在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是惯常策略的做法，瞬即也许就已过时，因此个人的判断和估测是必要的。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央行都以通货膨胀率作为其政策目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功。不过，即使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用来指导将来，设计适合的货币政策也永远没有终点。

在最近出版的Snowdon和Howard(2005)的书中，针对自1950年代以来主导着宏观经济和影响货币政策的一些理论作了以下有趣的分类。

1.庸俗的凯恩斯主义学说轻视利率和崇尚财政政策在稳定政策中的作用，所有这些都适用于一种大型的几乎全封闭的经济模式。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有关通胀与失业的权衡关系是由凯恩斯学说直接发展而来的，它着力于给出充分就业这个理论性概念的操作性定义。

2.由于MiltonFriedman的研究，以及为了应对在贯彻实施凯恩斯政策主张的过程中遭遇到的问题，强调货币供给的传统货币主义学术观点由此成为了主流。

3.以RobertLucas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强调工资谈判预期和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支持传统货币主义模型，彻底舍弃了凯恩斯模型。

4.以EdwardPrescott为代表的真实商业周期学派关注技术发展、真实供求和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但最终却演变成完全否定政府政策对真实经济变量的影响能力的观点。.

5.新凯恩斯学派及其代表人物RudiDornbusch和FranklinFischer所编撰的教科书，将那些在纯凯恩斯主义势衰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些学说中好的观点综合起来，提出了有助于政府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的实用性政策主张。

6.以PaulDavidson为代表的活跃于英格兰剑桥的后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联盟工资需求决定通货膨胀，只有通过工资和物价控制才能维持充分就业。⑩

这些理论大都在某一个时期起着主导作用，当它们被采用时都被认为是没有比它们更好的模型和货币政策了，但它们并未能就此终结人们对更好的策略的搜寻。

Issing(2004)指出，当前欧洲央行并不依赖于任何理论的教条，而是制定实用的货币政策。“……系统有效地运用所有相关的信息……为了获取有关经济形势和影响价格稳定的风险因素的全面概况，需要使用基于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模型得来的全面综合的信息”(p.43)。一个持续已久、尚未解决的有关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争议是使用利率和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传统的货币主义学说提出，由于名义利率受到不可测的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的影响，因此它们会传递有关货币状况的虚假信号。货币供应量不受此影响，但金融创新和公众货币需求中的非系统性变化影响它的流通速度乃至货币供应数据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的有效性。

Issing揭示了欧洲央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执行委员会于1998年决定不采用货币供给目标制，并且在2003年仍然坚持这一决策。央行宣布货币供给增长的参考值，以此体现货币在欧洲央行策略中承担的突出作用；这也体现了央行的公开承诺，即透彻分析货币发展形势并确保相关信息在决策过程中将得到充分考虑。它指明货币增长与中期价格稳定是一致的。”(p.45)

对于决定货币供给增长和欧元区内利率的方式的描述，有可能使货币供给目标制的倡导者们，比如MiltonFriedman并不满意。在我看来，前面引文中的第一和最后一句话共同揭示了在当今极其复杂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中，实用主义和根据经验与智慧而凭直觉果断行事，对于制定成功的货币政策显得极为关键。

据称，在AlanGreenspan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同样既讲求实用主义，也依赖Greenspan将其对有关信息的高度个人化的解析注入到模型的应用中去。

中央银行受到且得益于某些富有经验和智慧的个人的影响，比如美联储的Greenspan，以及欧洲央行的Issing和其他专家，这情况在大型组织机构出现的可能性比小型机构更大。因此，小国将其制定货币政策的工作移交给这类大机构，通常能享受到比他们自己以前所制定的更好的货币政策。

九、以加拿大为例

我对加拿大银行最近的三次货币政策决策的分析可以支持上述结论，此分析归纳如下：(11)

第一阶段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经受着水平相当的通胀压力。加拿大在JohnCrow、美国在AlanGreenspan的领导下，两国决定使用严厉的、限制性的政策来消除经济中一切通胀预期，使公众形成对物价长期稳定的预期。抵制住为了缓解严重的经济萧条而采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压力，被认为是治理通胀的策略能够奏效的关键。两国都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与本文的分析目的相关的事实如下：当美联储的最高利率仅为10%时，加拿大银行利率最高已达14%。加拿大银行维持这样高的利率的时间比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时间长了将近一年。

在货币抑制前后两国的通胀率大体相同。但是，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因采取货币抑制而发生的失业、产量损失、税收下降、赤字上升等成本远高于美国。

我肯定JohnCrow及其在加拿大银行的同僚当时根据有关的信息和他们认为正确的理论采取了适当的做法，不过这一事实不会使我的分析的中心论点失效。假如这一时期加拿大的货币政策是由美国所制定的，那么加拿大在取得同等利益的同时付出的代价会小得多。

第二阶段是关于加拿大在1994-2002年期间行使货币主权而引发的问题的说明。在此期间加拿大银行实行比美国宽松得多的货币政策，由此导致资本外流，继而引发加元对美元的持续贬值，汇率从76分下降至约63分。

加拿大银行对此的解释是加拿大政府消除财政赤字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伴随着总需求下降，为此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

这个解释或许是对的，但谁也无法得知如果汇率没有因为资本外流而下挫的话，加拿大的经济会是如何表现。现成的情况是，美国经济的繁荣为增加出口提供了充分的激励，出口增长弥补了紧缩的财政政策造成的影响。而且，消除赤字本可以恢复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支出，这样就抵消了财政政策效用。但加元贬值却对消费者起了负面作用。

无论这些猜测中的真相到底如何，事实是由于前段时期实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期间所造成的错误，在现阶段则有必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税收下降和债务成本上升，成为赤字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如果不是因为货币政策首先犯了错误，那么随后也就不必实行低利率政策而致被迫付出经济代价。Courchene和Harris(1999)以及Grubel(1999)曾指出，这些代价是实质性的，包括劳动生产力增长相对下降，加拿大产业调整缓慢。在加元急剧贬值的这段时期，加拿大的实际人均收入比之美国下降超过五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是出现在2002年之后的令人质疑的加拿大货币政策。这一时期实行紧缩政策，美元利率下降，加元利率却上升。由于全球商品贸易繁荣而早已升值的加元，随着受到加拿大高利率吸引的资本的流入，汇率被进一步推高。

加拿大银行为其高利率政策辩护的理由是存在严重的通胀威胁。在2003年初的约三个月的时间里，消费物价上升幅度超过了4%p.a.。即使是核心物价指数（剔除诸如能源、新鲜蔬果等价格易波动商品的因素）也突破了央行控制目标3%这一上限。

高通胀的情况仅持续了一个季度，到2004年初时，物价升幅已远低于调控目标1%这一下限。通胀的逆转不能归功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事实上，这是由于能源价格升幅趋缓以及汽车保险成本停止上升，而这两项正是引发早期价格上升警报的原因。

对于加拿大银行在2003年提高利率主要有两点批评意见：第一，能源消费价格与保费上升不应当作为采取紧缩货币政策的依据。这一类的价格上升只是反映相对物价的变化，它们的变化有限，且一旦某些特殊的背景条件改变，它们又常常呈现反向变动；第二，刚刚谈到的有关核心通胀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汽车保险费大幅度上涨而引起的，加拿大银行的决策者本该审慎分析导致物价指数上涨的构成因素。如果这样做了的话，他们应该会认识到，这些上涨不过是影响保险公司投资组合回报的周期性因素而造成的，因而不具有累积性和持续性。他们不必因此采取补救性的紧缩政策。

此外，加拿大银行在接受保险费上涨的数据时未尽勤勉之责，对数据未加研究。2003年，任职于Fraser（弗雷泽大学）汽车保险问题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Mullins发现，加拿大统计部门在记录价格上涨的过程中犯了个错误。价格上涨在前几个季度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当价格出现上涨时，统计部门未曾及时按小幅上涨的情况据实以报，而是在一个季度里了物价累计上升幅度严重的报告，这才促使加拿大银行提高利率。

我认为，像这样对基本趋势和特定的数据变化作出如此错误的诠释的情况，在美联储发生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是在货币联盟之内，也几乎可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依赖美联储或是货币联盟，加拿大就可以避免因为高利率而付出的不必要的代价，汇率快速而显著的上升及其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也可以避免。根据TorontoDomonion银行的研究报告，升值的加元将导致2005年有5万人失业。(12)

加拿大最富有人士之一的StephenJarislowsky，领导着一家极为成功的货币管理机构，在一次采访中就上述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如下评论：“利率本不该比美国利率提高得更快。”(13)他的结论性的评价支持了本文的基本主张：“这个国家不能实行货币汇率浮动，欧洲也许可以，但即使日本要实行浮动汇率也是有困难的。”

十、越是大型的央行，越不易失败

上述分析和结论受到这样的批评，即大央行也许比起小央行来能制定更好的货币政策，但是一旦大央行的政策出错，那么更大范围的经济和相关民众会受影响并因此而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小国自行掌握货币政策的话，他们也许就能避免大错误，避免遭遇货币汇率严格固定所带来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应该如此，但实践情形却有所不同。首先，反映加拿大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之间的长期相关系数为0.95。大多数美国所犯的严重货币政策错误加拿大也同样犯过。

其次，加拿大这样的小国的繁荣高度依赖于它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和资本市场整合，即依赖于加拿大将本国货币与美元固定的美国。在实行货币固定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的错误不会影响汇率，因此两国间的重大贸易和资本流动不会变化。同样在欧洲，欧洲央行出现的任何错误或许会影响欧元的汇兑价值，但不会因此减少联盟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

十一、归纳与结论

我在本文中提到，通过货币汇率严格固定，放弃本国货币主权而享受由大国央行或共同体央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将使小国降低外汇交易成本和利率的风险溢价。获取这些所谓的利益的代价是小国不再能自由使用货币政策来应对外部冲击。

本文还论证了，因为过去大多数由错误的国内货币政策引起的经济震荡，损失的发生频率和规模被夸大了。在对损失代价的评估中也忽略了在实施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情况下而形成更有效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震荡。因此，具有广阔的地理分散效应所带来的利益。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决定货币政策的大机构——货币联盟的央行或一国将其本币与之固定的大国（贸易伙伴国）央行——通常比小国央行能制定出更好的货币政策。因为这些大央行更容易摆脱政治影响，能获取更多的统计、金融和人力资源来设计制定和执行最佳货币政策。由于成员国经济以区内贸易和资本流动为主导，因而大央行的政策错误对成员国造成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注释：

①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详见Grubel即将发表的论文(2005a)。在那篇文章中包含大量支持本文所概括的一些实证关系的图解。

②有关货币局的一项分析，参见Hanke(2002)。Hanke(2003)提供了一位内部人士对阿根廷成立货币局时出现的问题的分析。

③参见Courchene与Harris(1999),Grubel(2005b)即将刊发的论文。我在以前所出版的文献中曾提出仿效欧洲货币联盟建立北美货币联盟的观点，参见Grubel(1999,2000)。

④有关规则应对结果的监管分析法的总体分析，参见Grubel(2002)。

⑤有关此处提供的估计数据的详细讨论和最初研究的参考资料，参见Grubel(1999)以及即将刊发的论文Grubel(2005b)。

⑥有关这些代价的分析参见Eichengreen(1992)及Bayoumi和Eichengreen(2003)的文章。

⑦参见Belke和Gros(1999)的文章。

⑧这是一个有关劳动力市场机构能否适应严格货币固定，或严格货币固定是否会逆转的实证问题。有迹象表明这些机构将不仅在德国能适应，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厄瓜多尔也能适应，数年前这一地区以美元取代了本国货币。许多预言将发生的事情，诸如政变以及政策的逆转等并未发生，厄瓜多尔民众正逐步地去适应新的金融与经济环境。

⑨除了反映该国以及其他发行者的违约风险的溢价，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退出官方美元化的政治风险。

⑩以上归类主要根据Snowdon和Howard(2005)的文献整理。

(11)参见即将刊发的Grubel(2005b)论文。

货币论文范文篇2

目前文献关于现金持有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动机理论。凯恩斯在其经典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货币需求动机可以区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Keynes，1936）。交易动机指“由个人或业务交易而引起的现金需要”而储存现金，由于现金等价物转化为现金的过程需要花费相关成本，因此，为满足企业日常的经营运作需要储存一定量的现金，减少相关的交易成本。预防性动机是指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现金流风险，抵御未来现金流可能出现短缺或者不确定变化。而投机动机则是指保留部分现金，在商业投资机会到来时抓住机会进行相关投资。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交易成本模型，从边际成本概念出发，认为企业的现金持有量是由现金短缺的边际成本和持有现金的边际成本曲线所决定的。后续的Baumol（1952）、MillerandOrr（1966）提出和修正了现金库存模型。第二类是权衡理论。该理论的代表者是KrausandLizenberger（1973），它认为现金持有可以同时带来收益和成本，现金持有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便是最佳现金持有量。权衡理论模型是在借鉴交易成本模型基础上对现金持有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它没有将信息不对称、委托等问题纳入研究的范畴。

第三类是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上面的权衡理论提出企业持有现金应在现金持有收益与现金持有成本之间做出权衡，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该理论是从股东最大化目标来持有现金的，但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人并非总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来行事，人即企业的管理层会偏好持有更多的资金来降低企业风险，从而巩固自己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JensenandMeckling（1976）从成本理论出发，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即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为企业的管理层谋取更多私人利益。根据现金持有的上述三种理论，学者们基于企业内部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Opler等（1999）通过对1971～1994年期间美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成长性强的公司、现金流量不稳定的公司以及小型公司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而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大型的企业通常持有较少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Faulkender（2002）以美国1993年雇员在500人以下的小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美国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现金持有量与财务杠杆、公司成立年数、研发投资等正相关，而与规模、收入等负相关。Harford等（2008）检验了现金持有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发现公司治理差的公司比治理好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更高。他们发现，公司治理较差的公司，管理层往往容易将现金用于低效的并购等支出，导致较低的公司效益。Pinkowitz等（2006）采用价值回归模型，基于35个国家1988～1998年的数据研究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更强的国家，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呈更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胡国柳和蒋永明（2005）发现企业规模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而现金等价物、财务杠杆以及公司年龄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杨兴全和孙杰（2007）发现公司现金持有量在不同的行业中存在着显著差异，产品市场竞争强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张人骥和刘春江（2005）从股权结构、股东保护程度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现金持有量随股东保护程度的增强而降低。辛宇和徐莉萍（2006）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微观治理机制越好，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低，即公司治理结构越好，现金持有水平就越合理。罗琦和许俏晖（2009）从大股东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制度因素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大股东性质对现金持有具有显著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有着正相关关系。孙进军和顾乃康（2010）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来研究我国现金持有行为，静态实证结果证实了权衡理论与理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而动态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具有均值回归的趋势。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企业内部特征的视角研究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较少从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关系型”社会背景下，同样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对不同微观主体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不是基于市场原则，而是基于社会关系等非市场原则，目前这方面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研究文献比较缺乏。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货币政策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影响经济活动，主要包括货币渠道（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等）与信贷渠道。国内融资环境与国外有较大差异，企业融资渠道少，银行贷款是企业获得资金来源的主要途径。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远远高于证券市场（Allenetal.，2005），而银行业又是极易受政府管制和影响的行业，在国内企业融资渠道单一、银行信贷主导资源配置的金融背景下，货币政策通过银行的信贷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当执行紧缩货币政策时，银行信贷供应量将会减少，迫使银行减少贷款，由于信贷融资难度的增加，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以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所以如果货币政策从紧，从预防性动机出发，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假设1：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

（二）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产权性质的影响转轨经济背景下，由于制度缺陷、法律不健全等原因，私有产权企业在很多方面遭受制度和政策上的“歧视”，银行更“偏爱”国有企业（GordonandLi，2003）。虽然近几年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但整体而言，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等方面仍无法享受平等待遇。一方面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着一种隐性的担保（Faccioetal.，2006），当国有企业面临违约担保时，政府会出面帮其解决，因此违约风险低；另一方面，国有银行更容易获得国有企业的信息，信用评估成本低。同时在政府的干预与协调下，支配着我国当前金融体系的四大国有银行更容易把信贷资源配置给终极控制人同样为政府的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产权企业更容易通过融资渠道获得货币资金，从持有动机角度来看，国有产权企业应该会相对持有较少的货币资金。但是，国有产权是一种共有产权，所有者的缺位导致国有企业的问题更为严重，已有的文献普遍认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中管理层与所有者之间的问题更为突出，而根据前面的现金持有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我们认为国有产权企业由于问题的存在，其管理层基于私利的考虑（如在职消费、降低经营风险等）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而且这在货币政策宽松、外部融资约束减弱的背景下更为明显。假设2：由于管理层问题的存在，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更为明显。

（三）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政治关系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政策环境成为了影响私有产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私有产权企业为了寻求正式制度缺失下的替代性保护机制，纷纷向政府靠拢，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各级人大、政协委员（Lietal.，2008）。众多的研究文献发现，私有产权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之间建立的政治关系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信贷资源，使其更容易获得相关的税收优惠以及土地、市场准入等稀缺资源，并且在特殊的时期，这种政治关系可以为私有产权企业提供隐形的政府担保。所以尽管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由于信贷资源的减少，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但是与政府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可以凭借这种关系获取相对多的信贷资源，而缺乏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从预防性动机来看，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了面对市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假设3：相比于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无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4～2011年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年度数据①。我们根据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了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企业政治关系背景无法确定的样本；（3）剔除数据缺少以及数据极端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8374个。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君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数据库。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相关数据当中，银行家信心指数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银行家调查报告》，货币供应量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私有产权企业的政治关系数据来自企业年报以及互联网等。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为了检验前面的假设，我们设定了基本的回归方程：CASH=α+β1MP+β2CC+β3CPC+β4X+β5Industry+β6Year+ε在方程中CASH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具体是以货币资金年度均值除以资产总额来衡量，同时为了使数据更具有代表性，我们的被解释变量进一步采用了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DCASH）。方程中解释变量MP是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我们采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其中MP1表示银行家信心指数，该指数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统计局共同完成的调查数据，我们用它来衡量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该指数在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代光伦等（2012）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应用。MP2表示M2发行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差。GDP增长率用于衡量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增速，M2增长率反映的是货币的供应水平。二者之差越大，则发行的货币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越多，当前的货币政策也就越宽松。MP3是我们基于特定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环境定义的我国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的虚拟变量①。本文对关系资本的定义区分为产权归属关系（CC）和政治关系。其中政治关系变量（CPC）主要考察董事长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以其是否曾经或现在在人大、政协或者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任职来定义是否存在政治联系。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定义虚拟变量为1，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0。X是由多个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我们控制了影响企业货币资金持有的一些因素：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成长性（Growth）、有形资产比（TANG）、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Shl）等。此外，我们还加入了行业和年度的虚拟变量，控制不同行业和年份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平均而言，样本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占期末总资产的比率为0.21，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比率非常高，现金资产超过全部资产的五分之一，而国外的研究发现英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约为9.9%、西班牙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约为7.14%，这种差异反映我国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较多的货币资金，这可能与我国的融资环境有关。同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标准差为0.17，表明我国不同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有较大的差异。从我们也可以发现国有产权控股企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占58%，国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私有产权企业中有41%的企业具有政治关系，反映了我国企业政治参与程度比较高。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比重为50%，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较高的负债比率，财务风险比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6.55%，说明我国一股独大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样本较好地代表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我们首先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是回归结果。回归模型（1）、（2）、（3）中分别选取了银行家信心指数、M2-GDP增长率、是否紧缩作为衡量宏观货币政策的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公司实际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三种指标均显示，宏观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信贷融资难度的增加，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以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持有的货币资金水平越高，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强，流动性资金更为充裕；有形资产比重越高的企业，由于其为债务融资提供实物担保或抵押的能力比较强，从而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所以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相对要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越多，这可能与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有关（罗琦和许俏晖，2009）。

（二）产权性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是产权性质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表4的结果显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以货币资金持有水平还是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的变量，产权性质变量对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国有产权企业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现金持有的理论，与假设2的预期相一致。

（三）政治关系与私有产权企业货币资金持有反映了私有产权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私有产权上市公司中，企业具有的政治关系会显著降低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后者无论是以货币资金持有水平还是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来衡量都是如此。这一结论表明，由于拥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相比较于无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具有融资的便利性，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不需要持有过多的货币资金以预防各种不确定性，而没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则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以更好地应对经营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这同假设3的预期是一致的。

（四）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关系资本的影响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宏观货币政策与企业的产权性质、政治关系对企业货币资金的持有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此我们进一步探究货币政策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以及具有政治关系与否的企业组中是否存在差异。我们首先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企业产权性质对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体检验的结果。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信贷资源的减少，国有产权企业与私有产权企业都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从预防性动机来看，其都会持有更多货币资金以应对不确定，因此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当货币政策处于宽松时期，国有产权企业与私有产权企业面临较小的融资约束，此时私有产权企业可能会减少货币资金的持有，因为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信贷融资的便利性使得企业没有过多持有货币资金的预防动机，但是对于国有产权企业而言，根据现金持有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管理层可能基于私利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并且这种现金持有的行为在外部融资约束小，融资更便利的时候更为明显。所以的检验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显著地更多持有货币资金，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其二者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其中的原因与国有产权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管理层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考虑不同货币政策下私有产权企业政治联系对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是否具有政治关系对私有产权企业货币政策持有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结果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即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会显著地更少持有货币资金。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当货币政策紧缩时，由于信贷资源减少，私有产权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那些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凭借密切的政府关系获得稀缺的信贷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从预防性动机来分析，其持有货币资金的水平要低于那些没有政治关系而面临更严重融资约束的企业。而当货币政策放开时，由于银行可信贷资源的增加，私有产权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在融资相对便利的环境下，政治关系在企业融资中的边际效用可能会下降，因此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的差异上会显著低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所以基于预防动机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差异也会显著低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的差异。这与假设3的分析相一致。

五、研究结论

货币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新古典凯恩斯马克思

Abstract：Itistherelationsofaggregatevariablesinthecapitalismmonetaryeconomicsthatisthesubjectofaggregatetheoryresearch.Thecharacteristicsoftherelationsarefollowing:itisinthehistorytime;theactivitiesofentrepreneurpursuingmonetaryprofitandtheiruncertainexpectationaboutfutureprofitaffectinvestment、outputandemployment；andthesemaketheaggregaterelationsinstable.Neoclassicaltheoristsfollowthedichotomybetweenmonetaryeconomyandrealeconomy,putthecapitalismdynamicaggregaterelationsintostaticandcomparativestaticwalrasiangeneralequilibrium,andignorethehistorycharacteristicsofsuchaggregaterelations.Abovemethodisthebasicreasonwhichleadsneoclassicalaggregatetheoryintoallkindoflogicalparadoxes.Inthepaper,theauthordiscussesthreeneoclassicalaggregatemodels,pointesouttheiressentiallogicalproblems,andfindstheaggregaterelationstheytrytoexplainarenotthecapitalismaggregaterelations.Intheend,theauthorreviewstheKeynesandMarx，aggregatetheory,andpointsoutKeynesandMarxopposedthedichotomy,theyuseddynamicswhenheanalyzedthecapitalismmonetaryeconomy，thedifferencebetweenthemisthatMarxbasedhismonetarytheoryonsolidlaborvaluetheory.

Keywords:Neo－classicKeynesMarx

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宏观总量的关系，因此又可以称之为总量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以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为基础，而且资本运动的目的是获得以货币衡量的利润，利润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存在的关键，也是资本雇用劳动这种经济关系得以存在并不停复制自己的关键。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总量关系的运动都以资本运动的目的为核心。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这种特征提醒理论家在进行总量理论研究中不能忽视或割裂这种经济的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历史特征，即处于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二是这种关系是一套货币信用关系而不是实物技术关系。而在研究资本主义总量关系中，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而且是相互作为条件的，这两个方面决定了经济变量是处于历史的时间中，而不是逻辑的时间中。

新古典总量理论的问题是要么抽象掉它在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要么抽象掉货币信用关系。原因是他们遵循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的两分法，并用研究不具有历史特征的实物经济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经济。而凯恩斯和马克思则力图恢复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来面目，只是后者比前者走得更远。

一、新古典的货币理论

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典型特征是两分法，即对经济系统进行实物和货币的划分。两分法源于萨伊的“产品以产品来购买”的论断，意指“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在两分法的传统中，经济主体（企业家和工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获得物质产品而不是货币或货币利润，即两分法抽象掉了资本主义货币关系，这是货币中性的根源。对两分法进行过系统论述的是帕廷金，他认为根据两分法，经济被分为两个部分，即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它的出发点是纯粹外生的货币经济，由商品的超额需求函数说明实物部分而由货币超额需求函数来说明货币部分。前一函数被假设取决于相对价格，后一函数除决定于这些变量以外，还取决于绝对价格水平。

由于在新古典理论家的头脑中，存在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两分，这样在理论上人为地创造了货币理论（总量理论）和价值理论（相对价格理论），以分别解释货币总量问题和商品交换的相对价格问题；前者以费雪的数量论和剑桥方程为基础，现代版本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而后者以马歇尔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值理论为核心，现代版是阿罗－德布鲁模型。

在研究货币理论时，货币理论家不愿放弃对价值理论研究方法的信仰，或者说不愿意放弃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信仰。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框架本质上是一个静态模型，它不能用来分析动态的资本主义货币总量关系，或者说在瓦尔拉斯框架中是容不下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

瓦尔拉斯在展开他的理论框架时，首先阐述的是交换中的均衡问题，然后通过基本交换模型的扩展来研究生产和资本积累。在这一结构下，瓦尔拉斯令货币的供给与对货币的需求相等，将货币引入模型，以便使其与其他部分吻合起来。这一点是通过把自身无任何效用的货币存量，同进入居民户效用函数和厂商生产函数的货币存量“所能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做到的。尽管在瓦尔拉模型中有货币的影子，但在它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只是可有可无的添加物，而不是必不可缺的部分。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实物均衡，而不是货币交换的均衡。因为一般均衡的模型中没有货币交换的位置，在商品的供给给定的情况下，其需求决定于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不是其本身的货币价格。

瓦尔拉斯模型中之所以不存在货币交换的位置是由它的等价分配定理决定的。等价分配定理是说当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的状态时，只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给定，并且每个交易者所持有的商品的价值总量不变，那么商品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不会影响原来的均衡价格体系。根据等价分配原理，令、和分别代表价格、第个人的最终商品配置和第个人的初始商品分配，所有要素的向量空间均已给定。如果对于具有确定的偏好和初始商品分配（）的个人来说，【，（）】为均衡的最终配置，那么对于具有相同的偏好和任何其他初始分配（）的个人来说，【，（）】也是最终的均衡位置，就是说对于所有这样的人，＝和＝。可见，上述无交易的分配（＝）与前述有交易的分配处于等价的地位。这样有没有货币交换，对模型来说没有任何差别。

即使在完善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的命运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1）在该模型中没有股票市场，因为股票不是阿罗－德布鲁商品。所谓阿罗－德布鲁商品是指这种商品必须能够进行物质上的准确描述，“当描述精细到如此程度，以致于进一步的加工难以产生可以想象的出的、能够提高经济行为者满足程度的配置时，那么这样的商品就被称作阿罗－德布鲁商品”。阿罗－德布鲁模型研究的是能在某一时点通过商品交换所能得到的那些配置。股票不能纳入阿罗－德布鲁模型，因为拥有它不用通过商品的交换就能获得额外的商品。

（2）阿罗－德布鲁模型不存在企业破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必须符合预算约束，一旦超过预算，就对其实施无限破产处罚。这显然不能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信用经济，在信用经济中企业或个人抵押贷款进行生产和消费是很普遍的，因此由于偿还能力的变化而破产的现象比比皆是。

（3）在该模型中货币不具有实际作用。虽然，所有在现实中存在货币的理由：交易需求、预防需求、价值贮藏、记价单位等，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都已经顾及，但是货币对资源配置没有实质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模型来说明货币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的角色：在零日，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可以向中央银行借货币，在以后的每一天中，他会被允许融通超过其货币存量的购买支付，并要求他把出售商品的所得加到原货币存量上，最后一天，他被要求向银行归还所借的货币量。如果无法偿还，则施以无限破产处罚。在这个模型中，货币对资源的配置没有实际影响。所以哈恩说“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不可能提出关于货币方面的问题，因为根据那个结构，货币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是不必存在的”。

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之所以不能处理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原因是它容不下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瓦尔拉斯模型实际上是一组线性方程组，为保证模型的收敛性和具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该模型必须要求具有完全信息，排除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破坏模型的稳定均衡。同时，在该模型中各种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程度的可逆性，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用琼.罗宾逊的话说就是：“一切决定于其他一切”，反过来，一切也决定着其他一切。

戴维森对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价是，认为该模型“最关键的局限性是它没有能力去处理时间过程，因为所有一般均衡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或没有时间性的―――一般均衡之所以没有时间性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的，即均衡位置被设想为唯一地取决于一套在初始时刻任意规定的既定的条件、偏好和政策。任何发生在初始时刻以后的并且没有被预料到的活动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一般均衡分析的逻辑本身意味着，它不能处理历史时间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在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中，经济主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不能完全预知的，个体之间各种经济契约的存在虽然减少了彼此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个体无法完全预知也不能完全规避经济系统的整体的不确定性。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特点使它不能用来解释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但是遗憾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家总试图在瓦尔拉斯的框架中解释资本主义的货币总量问题。我们把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分析总量关系的理论称谓新古典总量理论。

新古典货币理论家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货币关系总结起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新古典综合的方法，即以总量生产函数作为其货币理论的逻辑基础，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尽管该模型表面上是包括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的总量模型，但是该模型实际上既不能解释总量的波动也不能说明相对价格。为使生产函数表述的投入产出关系成立，该模型必须是一个反映实物关系的模型，而为避免异制品加总问题，以及保证资本与劳动的简单替代关系成立，该模型必须是单一产品模型。当新古典理论家试图以之说明总量和相对价格问题时遇到了一系列逻辑难题。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一方面坚持两分法，既得出货币长期中性的结论，又逻辑一致地说明总量和相对价格的关系。在传统两分法模型中，瓦尔拉斯法则和数量论存在逻辑矛盾。根据瓦尔拉斯法则货币过度需求函数是价格水平的一阶齐次函数，而数量方程中货币的过度需求是价格水平的非齐次函数。帕挺金(1965)的实际余额模型通过放弃齐次性假设解决了两分法模型的矛盾，但是当模型处于充分就业时不能保证是货币经济的均衡，即货币在此模型只是一种商品，无法与其他商品区分。在帕挺金的实际余额模型中，货币以实际余额的形式直接进入效用函数。帕挺金认为该方法解决了瓦尔拉斯定律和货币数量论的逻辑矛盾。但是随后引发的“哈恩难题”使帕挺金模型受到怀疑。

在1965年的一篇名为《证明货币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哈恩质问：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在与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时会有正的价格。问题的要害是既然纸币没有内在的价值，理论上货币的价格就可能是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模型处于均衡状态，但是模型加入货币等于没有加入。如果不能确定货币具有正的价格，就不能保证模型的均衡是货币均衡而不是实物均衡。在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模型中，引进了政府债券等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以接近现实的货币经济世界，但是引起的流动偏好陷阱使充分就业成为不可能。不存在稳定的充分就业均衡解。引进财富效应或屁古效应解决了模型的充分就业问题，但是货币在长期是非中性的，而且不存在唯一的充分就业均衡解。这说明货币中性和充分就业存在逻辑矛盾。要保证货币中性，考虑外生货币供给的变化，在充分就业时要使实际变量的价值是唯一的，逻辑的结果是充分就业不能达到。如果要达到充分就业，实际变量的价值就不是唯一的。这说明第一种模式不能逻辑一致地解释总量和相对价格问题，更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体系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失业和总量波动。

第二种模式是分离货币的职能，用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货币，这种方法的根据是希克斯1935年《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一文。在该文中他建议简化货币理论，用边际效用理论来改造货币理论，使货币理论服从（非货币的）价值理论。引发的逻辑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保证模型的均衡是货币经济均衡而不是实物经济均衡；二是存量－流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第一个逻辑问题在帕挺金的实际余额模型、萨缪尔森（1958）的迭代模型和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关于实际余额模型的问题在前面已经论述，不在赘述。在萨缪尔森的迭代模型中，不考虑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货币是一种价值储藏手段，它的存在能够优化跨时资源配置。

该模型的问题与帕挺金模型是相同的。有三种情形表明它未必是货币经济均衡。首先，如果年轻人的最优消费点超过资源禀赋，那么老年人不愿意把巧克力卖年轻人，因为不能增加他们的效用。这时两代人交易不会发生，货币没用，均衡是实物均衡；其次，如果人们认为货币在将来是无用的，那么年轻人不会卖给老人巧克力，交易仍然不会发生；最后，如果存在资本品，人们不会持有货币，因为前者提供的效用更大。该模型说明不从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角度研究货币只能导致很荒唐的逻辑结论。

“新货币经济学”是罗伯特.霍尔(RobertHall)首次提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试图对长期没有解决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问题提供答案,它的特点是放弃传统的货币理论，而主张回到瓦尔拉斯物物交换的一般均衡世界。代表人物主要有法马（Fama，1980,1984）、华莱士（Wallace，1988）、布莱克（Black，1970）等人。新货币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靠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支撑的。在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不会存在集记帐单位和交换手段两种职能于一身的“货币”。货币现有的两大职能将由不同的东西分别承担，货币交换将为精密的物物交换所取代。由于货币不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法律制度的结果,一般均衡框架中不能引入货币不是这个理论的缺点,货币理论家的任务是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扰动”,而维护一般均衡.

法马（Fama,1980）设想了一种不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为“纯粹的记帐交易系统”（pureaccountingsystemofexchange），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帐来实现财富转移的帐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最后法马的分析得出结论：任何经济中的相对价格，包括金融资产所提供的实际服务的相对价格，都独立于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组成部分，这叫分离定理。它的另一种表述是，如果经济中具有实际物品（商品或不兑换纸币），并被用于交易中，那么绝对价格只是以这种物品表示的相对价格，从而绝对价格本身是独立于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金融资产的。法马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于设计了一个不存在货币的金融系统，他忽视了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及其债务－债权的链条中，货币作为最终支付手段及其清算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分离定理遵循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因此如果金融系统的资产选择行为影响金融企业的现值，那么分离定理就会不成立。

胡佛(Hoover,1988)对新货币经济学评论到:新货币经济学力求“将货币理论也建立在作为经济学其他领域标准的价值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它试图遵循希克斯(Hicks,1935)的传统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结合起来,而且这种努力是彻底的全面的,因为这等于对传统货币理论的摒弃.

分离货币的职能来认识货币一定是在抽象掉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信用经济中货币的职能是不可分的，每一种职能都是以信用关系作为基础和条件的，同时它也担负信用关系的维系功能。分离货币职能认识货币，一定是抽象掉货币的历史特征，而强调它的超越历史的一般性。而这种理论的最好的框架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关于存量和流量关系问题是指当强调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或商品，让边际分析法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法大显伸手时所引发的逻辑问题，希克斯、帕廷金、托宾和弗里德曼等就是如此处理的，这种处理货币的方法使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具有一样的理论基础。如此处理货币问题，使货币理论退化为一般均衡的相对价格理论，与传统相对价格理论不同的是，商品或资产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实物的，而且有货币金融的，价格体系不仅包括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而且包括各种货币金融资产的相对报酬率。这种相对价格理论的现代名称叫资产选择理论。把货币理论退化为相对价格理论，引起的逻辑问题是存量均衡与流量波动的关系。

存量是指某一经济量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值，只能在某个时点上衡量，即它的定量没有时间范围，如资本存量。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数值，它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衡量，定量要有时间范围，如国民收入、投资、消费等。两者的关系是存量的变动是流量，流量来自于存量，又归入存量之中。如何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仍然是个难题。难点在于如何合乎逻辑地把流量涉及的时间－—时期归入存量，同时又合乎逻辑地把存量涉及的时点归入流量。由于在资产选择的存量分析中使用时点均衡分析法，强调经济系统的瞬间均衡，如果承认存量是瞬间均衡的，就不能揭示流量的波动；而如果承认流量的波动，存量均衡就受到破坏。存量和流量的关系问题，说明货币总量关系不能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来处理。正如琼.罗滨逊（1972）所说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适用于存量分析，“任何人试图把生产流量引入瓦尔拉斯体系会立即限于矛盾”

存量－流量问题在弗里德曼、布伦纳－梅尔泽和托宾的存量－流量模型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在弗里德曼的存量－流量模型中，进行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的区分，弗里德曼说“所有形式的货币数量理论都是以货币的名义数量与实际数量的区分为理论基础的。货币的名义数量就是以任何一种被用来代表货币的单位所表示的货币数量。货币的实际数量就是以货币所能购买到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来表示的货币数量。”货币的名义数量与价格指数相除即得到实际数量。把经济变量区分为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什么，这要回答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的相互关系；第二，名义量和实际量的各自的决定机制是什么，这两种机制能否在理论上逻辑一致的统一。

在弗里德曼看来长期均衡时经济是遵循两分法的，即“长期均衡是由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模型与瓦尔拉斯的总均衡方程体系共同决定的.其涵义是长期均衡时所有的名义量值都决定于货币关系，而所有的实际量值都决定于相对价格反映的技术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来说，非货币因素的作用是唯一重要的，而货币却无关紧要”。在短期理论中，弗里德曼认为实际部分可以看成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货币部分则是不稳定的，正是这种差异产生了短期的波动。

但是弗里德曼又试图突破传统两分法的局限性，而希望在理论中说明实际部分与货币部分的相互关系。他说“在分析长期增长和短期的经济波动中，把实物部门与货币部门的相互作用介绍进去，比把相互作用省略掉是更为有用得多”。这一探索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批评者的挑战。有些经济学家说，货币主义依靠一个黑箱来连接货币供应量和产量，投入从黑箱的一边进去，产出从另一边出来，而其中的传播机制没有说明，卡尔多（1970）认为弗里德曼在描绘货币增加如何导致价格和收入增加时，货币仿佛是在空中从直升飞机上散发给民众的。

那么，弗里德曼是如何来应对挑战，如何来说明两部门的相互作用呢？在他的名义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中他用预期值与实际值的偏差来解释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货币对实际收入的影响。但是在该理论中，由于他侧重于建立一个共同的模型而对此未予详细分析。在《美国与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他运用资产选择理论来说明货币的传播机制。弗里德曼认为，传播机制应包括：（1）均衡点的转移，即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导致价格和产量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使整个经济从一个短期均衡转移到一个新的短期均衡;(2)两个均衡点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关于动态调整过程，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不成熟的，而且使用了一些不合乎实际的假设，这里不作介绍。下面主要介绍均衡点的转移。

弗里德曼在他的货币需求理论的基础上，使用托宾的资产选择的理论来说明均衡点的转移。所谓的资产组合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在某一时间的资产总值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资产项目来组合。弗里德曼使用的资产概念是广义的，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个人和企业持有的证券、货币、消费品、厂房设备、运输工具等等都是资产，而托宾的资产概念是狭义的，仅指金融资产；同时弗里德曼的资产概念是个存量概念而不同于凯恩斯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消费、投资等流量概念。

资产选择理论使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法。人们在所持有的各种资产可以有不同的组合，而人们如何在不同的组合中选择呢？边际分析法会告诉我们，人们进行资产选择是遵循等边际原则的，即经过一定资产组合的调整，直到所有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相等时，资产持有人才实现最优组合和得到最大效用。

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某一时间所持有的资产组合是一定的，包括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是一定的；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加，使人们感到他们持有的实际货币量超过了意愿的数量，他们便调整资产组合，把多余的货币用来购买其他资产，如证券、各种商品、劳务等；假定各种资产原有的数量不变，则各种资产的价格会上涨，直到价格上涨的程度抵消了新增的货币量，整个社会的实际货币数量恢复到人们意愿持有的数额位置。假定产量增加，则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增加，以此吸收新增的货币量。这样通过价格和产量的变动或两者同时变动，经过人们资产选择的调整，整个经济从原有的均衡点转移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弗里德曼的回答并没有使批评结束，只是这种批评来自货币学派的内部。以布伦纳和梅尔泽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另一支则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阐述不是货币理论一个非常适当的基础，对实际研究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依据”。原因是弗里德曼“接受IS－LM共同模型作为一种短期理论，然而，为了解释观测到的价格和产量的短期变动，他提出了一种意在消除任何相对价格变动、利率变动、政府支出变动、税收变动或债券存量变动的影响的理论”。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之所以缺少一个相对价格理论，其根源是他遵循两分法，为解释货币存量和名义收入与价格的关系，他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外生货币供给的假定。因此，他要说明的是从货币的变化如何到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这样标榜“货币重要”的弗里德曼实际上不是在揭示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两分法世界的实物一面，也要注意它的货币方面。重新回到两分法，使弗里德曼没能提供货币作用于实际经济的详细机制。于是布伦纳和梅尔泽批评他缺少相对价格理论，并提出财富调整理论来弥补弗里德曼理论的缺陷。财富调整理论探讨了货币、债券等存量变动对消费、投资、国民收入等流量的影响，但是流量对存量的影响仍然未予说明，原因是本质上该模型仍然是资产选择理论。在说明存量调整对流量的影响时，布伦纳和梅尔泽主要使用的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在短期假定所有的存量都是给定的，而后探讨货币或政府债券存量的变动，引起的存量相对价格的变动及最后对流量的影响，其特征是“经济系统长期达到的状态决定于存量，特别是货币存量，而不是流量”。

不能理清流量波动与存量调整的相互关系是存量分析法的困境。如果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来处理资产存量，时点均衡不能容下流量的波动，也无法处理流量对存量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托宾（1961，1969）早期的存量模型是把收入帐户和资本帐户分开，然后探讨资本帐户的存量均衡问题，托宾把收入帐户的变量视为外生的变量，即在假定产出、收入和其他流量的价值的基础上寻找资产存量市场的均衡。由此托宾提出关键性的行为假设，即支出决策和资产组合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或财富积累决策和财富分配决策是相互分离的。这一假定叫“分离假定。”

后来托宾（1982）认识到了自己模型的局限性，他说：“在1969年，描述多重资产结构的货币分析文章中，我使用了现在放弃的、不合理的分离假定。我试图将资产价格和数量的存量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资产组合中，同时，画出单一的LM轨迹与IS轨迹。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浓缩一般是达不到的。”托宾认为他的新模型创新之处是连接了储蓄和资产选择的决策，把动态的流量调整与存量均衡结合起来。这样，该模型描绘了一种积累的动态学，对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背后发生作用的市场供求因素做了全面的分析。

托宾在建立上述动态模型中使用了特殊的时间假定。他认为，宏观经济活动的短期决定模型是针对时间片断（asliceoftime），它是连续的动态过程中的一步，而不是把经济固定于其中的重复的均衡。他认为凯恩斯的短期宏观经济模型由于未能明确区分时点上和时期内的变量，而使其结论含糊不清。托宾认为他的模型是以等长的间断时期（即时间片断）来考虑时间的。在任何时期内每个变量假定有且只有一个价值。特别是在每个时期资产市场出清只决定一套资产价格体系。从一个时期到下个时期，资产存量只变动有限的量。因此，分析的时间越长，关于存量变动的需求和供给在一定期间对资产价格和其他变量的影响越大。当然，它们也会对随后的时期产生影响。即通过修改时间假定，托宾突破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的束缚。

第三种模式是非瓦尔拉斯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是在解读“凯恩斯革命”的过程产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创始人是克劳尔(R.W.Clower)，他在1960和1965年分别发表了《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一种动态见解》和《凯恩斯主义者的反革命：一种理论评价》两篇论文，着重考察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与瓦尔拉斯学派体系之间的分歧，并得出结论凯恩斯的理论本质上要说明经济非均衡的调整过程，新古典综合的解释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从而了开创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经济学的研究。后来，在莱荣霍夫德（AxelLeijonhufvud）、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I.Grossman）、贝纳西（Jean－PascalBenassy）等人的推动下，非均衡理论逐渐得到发展壮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英国经济学家波兹等还将非均衡的方法应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研究。

这一派对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另辟蹊径，认为凯恩斯理论所要揭示的是市场非均衡行为和动态调整过程，只不过是在传统的比较静态模型中加以讨论的。如克洛尔（1960）在评价凯恩斯理论时认为：古典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均衡状态，但它并没有特别否定存在其他可能性；同样，凯恩斯理论主要关心的是非均衡状态，但它也允许充分就业的可能性。新古典综合把凯恩斯理论理解为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是错误的。这样，在解读凯恩斯的理论过程中，非瓦尔拉均衡学派从强调非均衡到走向均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均衡观，”即建立比新古典更一般的一般均衡理论，它在本质上并不反瓦尔拉斯均衡，而是发展瓦尔拉斯均衡。这一学派的代表贝纳西（1990）说：“这种逐步发展起来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通过考察更一般的价格机制、通过在短期引入数量信号和价格－数量混合调整，以及通过研究除价格预期之外的数量预期，创造出了一系列在几个方面概括了传统微观经济学概念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最后，我们应注意，非瓦尔拉斯方法并不是‘反瓦尔拉斯，’相反，它只是在更为一般的假设下应用那些在瓦尔拉斯理论中一直很成功的方法。”25

具体说，非瓦尔拉斯均衡有如下特征：

（1)非瓦尔拉斯均衡是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而言的，又叫非均衡。含义是：瓦尔拉斯均衡所要求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价格机制并不能发挥出清市场的作用，市场均衡常常是非瓦尔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却出现相对稳定的趋势。很显然，与供求相等的狭义均衡概念相比，非瓦尔拉斯均衡是一种广义的均衡概念，即指系统中的各个变量经过调整以后不再具有变动的趋势；

（2)经济体系的常态是存在一定的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即非瓦尔拉斯均衡，零失业率和零通货膨胀率的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在严格假定下一种特例；

（3)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中，主要强调数量调节，而非价格调节。价格调节是指在价格具有充分灵活性的条件下，交易者完全根据市场的价格方面的信息而进行的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的活动。这是瓦尔拉斯均衡中情况。在价格调节时，交易不受供求数量的限制。在瓦尔拉均衡价格体系中，成交量等于需求量，需求量等于供给量。数量调节与价格调节不同，数量调节是指在价格存在粘性的情况下，交易者除了要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来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而外，还要从市场的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方面取得信息，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交易者和交易行为都受到供求数量的限制。

（4)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把价格调节失灵的原因归因于货币交易的复杂性，以及在这种复杂的交易中，信息的不完全和获取信息成本的昂贵代价。

（5）在供求失衡时，市场交易量遵循短边原则，即在自愿交易的条件下，当供给大于需求时，需求是短边，市场的交易量等于需求量；反之，供给小于需求时，供给是短边，交易量等于供给量。

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竭力否定的萨伊定律被恢复了。根据克劳尔（1965）的双重决策假说，经济过程中的有效需求决定于商品和要素销售实现的收入，如果需求不足，不是企业预期变化产生的，而是计划的供给没能实现，于是供给决定需求。只所以供给计划没能实现，是因为信息不充分。这样加上一些假定萨伊定律不仅适用于实物经济而且适用于货币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以及非自愿失业的产生不是萨伊定律失效了，而恰恰是萨伊定律作用的结果。由于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揭示物物交换经济，因此要接受萨伊定律的话，在理论的逻辑上一定是趋向接受瓦尔拉斯模型，这在非均衡学派的理论中体现的很明显，所以莱荣霍夫德（1968）认为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能够从瓦尔拉斯模型中推导出来，只要加进非完全信息下的价格机制失灵进而出现非均衡即可；同时整个非均衡学派几乎一致同意非瓦尔拉斯均衡不是反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而是发展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使之适应并能够解释更多现实的问题。但是他们忽视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容不下历史时间而无法解释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一定是只剩下货币经济而没有资本主义。琼.罗宾逊（1972）对非均衡学派的批评是：瓦尔拉斯的微观一般均衡模式不可能同失业有什么联系，而马歇尔的均衡体系正是凯恩斯力求摆脱的，莱荣霍夫德的解释把凯恩斯的理论弄得更乱了。他引进资源配置来弥补凯恩斯宏观理论的不足，并不比新古典综合采用生产因素供给分析的方法更为有效，因为两者都要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莱荣霍夫德的办法有效，那么新古典综合的办法也会有效。

总之，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只是强调经济系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性质，而并未真正揭示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虽然试图突出货币经济的动态性，但是把这种动态归因于不完全信息下瓦尔拉斯市场的失灵，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又被改头换面纳入了货币经济的动态分析；企业家和工人在经济中处于同等的地位，企业家的货币收益核算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消失了。一句话，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在本质上不是反新古典的，而是反凯恩斯的。原因是在新古典的基础上修改假定可以得出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结论，但是却得不出凯恩斯的结论。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新古典货币理论在分析方法和逻辑结构上是截然不同的。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中，价格、产出和就业的决定机制。“凯恩斯的经济现实是些符号：货币和信用，而不是商品、劳务和劳动－物质世界的现实与‘事物’.------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商品、生产和劳动只是‘现实的面纱。’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事物取决于货币的活动：货币供给、信用、利率和政府盈余或赤字。商品、劳务、生产、生产率、需求、就业、最后还有价格，这一切全都是货币的、符号的经济中宏观经济事件的因变量。”在凯恩斯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只在价值理论的范围内描绘了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情形，并没有给出总量关系中就业和产出的决定机制。在凯恩斯的总量理论中，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关系而不是技术关系是产出和就业的决定因素。企业家就是在这套货币金融关系中预期未来，作出眼前的投资决策，并因此确定了整个社会的产出和就业水平。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中，过去的投资不能改变，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企业预期利润的变化进而引起的投资波动决定了总量关系的不稳定性。在凯恩斯的总量理论中，历史时间、货币和不确定性是他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病症的逻辑起点。

凯恩斯首先否定的是萨伊定律，认为萨伊定律只适用于物物交换的经济，而不适合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所揭示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货币经济的一个特例。在《通论》的早期草稿中，凯恩斯明确说明了萨伊定律适用的环境以及货币与就业的关系。在他的早期模型中一个社会有两个阶级：拥有生产手段（资本资产）的企业家（他用货币购买原材料和雇用工人支付工资）和寻找就业机会的工人。工人就业的程度依赖于企业家的货币计算，企业家要估计他生产物质商品并从事销售的货币收入是否超过原料、工资成本以及机器设备的使用成本。在这里企业经营中彻头彻尾用的是货币标准，用凯恩斯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最后比开始赚取更多的货币，企业没有别的目标。这是企业（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凯恩斯的早期模型中，是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支配着货币经济的决策。

在凯恩斯的早期模型中，他要解决为什么在货币经济中存在非自愿失业，而在非货币经济中却没有呢？在他的模型中存在非自愿失业的货币经济是打着货币、企业家和货币工资（money－wage）标签的经济；而没有非自愿失业的经济则是物物交换（即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合作生产（co－operative）和实际工资（real－wage）的经济。他认为物物交换或合作生产的非货币经济类似一种集体经济（collective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总产出的份额是预先决定的.这种经济中使用货币作为分配产出的工具，但是经济目标不是最大化货币收益。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所有的工人将会被雇用，只要他们产出的效用超过他们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换句话说，萨伊定律在合作经济中是成立的。但是不能把它应用于货币经济中，因为“货币经济并不单单是一种复杂化的合作经济，它是以不同的准则为基础，适合于不同目标的另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货币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未必导致充分就业，或者说充分就业的产出对于企业来说未必带来最大的货币利润。因此这种经济内在地缺少足够的动力推动企业雇用工人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认为要理解这种经济，需要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仅仅对传统经济学加以修正，那么无论进行多大的修正都无济于事。

凯恩斯把合作经济称为企业家中性或货币中性的经济，他认为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古典模型是货币经济或企业家经济的一种特例。在这种情形中，虽然工人受雇于企业并获得货币收入，但是是在特定的安排下进行的，即：在这种安排下，要素收入的货币交换价值总是在总量上等于合作经济（co－operativeeconomy）中当前产出应该属于要素份额的比例。

这样，货币在古典模型中只是要素所有者从企业家那里购买全部当前产出的方便的手段，货币是中性的，它不影响产出和就业。凯恩斯认为新古典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与现实是不符的。在现实中并不是只要产出的边际效用超过就业的边际负效用，工人就被雇用。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存在一种组织（或协调）上的失败阻止工人去从事生产活动,这种失败源于企业要求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收益要超过用于工人的工资成本。而新古典模型遵循萨伊定律，排除了非自愿失业的可能。

有效需求的波动解释了为什么在合作经济中的产出在货币经济中可能是无利润的。除了有小的骚动以外，在合作经济中有效需求是不存在波动的，产出总会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在企业家经济中，有效需求的周期波动是决定就业的根本因素，”因此凯恩斯认为他主要应关注有效需求波动的原因和影响。这样有效需求理论成为凯恩斯理论模型的基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其货币关系如何导致粘性的利息率和较低的资产价格，从而投资需求不足和经济萧条。

在展开他的理论中，凯恩斯使用的是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凯恩斯是在反对新古典两分法的基础上提出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的。他说：“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另一部分是货币理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我以为正确的分法应当是：一面关于一厂或一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为如何等；另一面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他认为前一种理论可以不考虑货币的特性，但是后一种理论就需要货币经济的全盘的理论。接着他区分了两种分析方法，静态均衡和移动均衡。凯恩斯认为后一种分析方法才适合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在现实世界中，以往的预期不一定实现，而今日对于未来之预期又可以影响今日之行为”。为什么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现在呢，原因是货币是现在与未来的联系。“货币之最主要的属性，既在巧妙地联系现在与未来，则我们除非利用货币，否则简直无法讨论：当预期改变时，当前活动所受之影响如何？”

移动均衡方法的特征是在短期假定资本存量不变，探讨投资和收入流量的变动以及均衡的决定机制。之所以叫移动均衡是因为在历史时间中，新均衡状态是以原有或前一期均衡状态为起点并在新的条件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均衡分析法，不同于新古典的地方在于它探讨在历史时间中变量变化的动态机制，即随着条件的不断变化变量的变动机制，这些变动的条件是内生于凯恩斯所设计的货币经济系统的，而不是来于外生的冲击。奇克（chick,V.1983）对此的评价是“凯恩斯的方法类似一部影片，一个移动的画面，由一组快照镜头组成，每个镜头系统地与以前已经发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同样，保罗.戴维森认为：“凯恩斯的分析结构在逻辑上同所有的一般均衡体系是不一致的，起码一点是它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均衡定义的基础上的，而不仅限于使市场供求均衡。因此凯恩斯更广泛的定义一定会提供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

在该方法上，凯恩斯提出了货币经济动态的均衡观。这种均衡观的特征是它认为货币经济本身存在周期的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有规则的，它既不会无限地繁荣，以致超过充分就业的限制，也不会无限地衰退，以致使经济崩溃。在无限的繁荣和经济崩溃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状态未必与充分就业对应，常态是小于充分就业。为了纠正我们长期以来对凯恩斯理论的偏见，我们引用凯恩斯自己的话，他用很长的篇幅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为，虽然它在产量和就业量上有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它并不是非常不稳定的。----它似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停留于在正常状态以下的经济活动水平，而又不显示出任何趋于复苏或趋于完全崩溃的倾向。此外，实际例证表明，充分或大致充分的就业量是少有的和短时存在的现象。波动能够以相当明确的姿态开始，但在它已经达到极端的幅度以前，似乎逐渐地把自己消耗净尽。既非绝望，又非满意的中庸情况是我们的正常状态。正是由于波动在到达极端以前把自己消耗净尽，而最终又使自己回过头来，所以才能建立起我们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有规律的阶段。同样的事实也存在于价格。”

凯恩斯认为之所以经济波动存在规律性，原因是存在以下稳定条件：

（1）边际消费倾向的特征使投资乘数大于1，但是又不是非常之大。这解释了为什么微小的投资增加不会促使有效需求一直增加进而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投资的加少促使有效需求一直减少以致使所有人都失业。

（2）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处于如此状态，以致当资本的预期收益或利率变动时，投资的变动不会与前两个因素的变动过于不成比例。这一方面是产量递增伴随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本资产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两个条件决定了经济波动的上限；

（3）当就业量改变时，货币工资趋于作出同方向的改变，但货币工资的改变不会和就业量的改变过分不成比例；或者说就业量的温和改变不会造成非常巨大的货币工资的变化。这实际上说明了价格稳定的条件。

（4）投资持续大于（或小于）过去，它就会有助于减少（或增加）资本边际效率，而且，在以年为单位的时期中，减少或增加都不会具有很大的幅度。

凯恩斯认为以上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制度会上下波动，但又在上下两个方面避免就业和价格处于严重的极端状态，而只是围绕着一个中间性位置来进行。”这一中间性位置经常处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以下。后凯恩斯经济学家把凯恩斯所说的经济波动称为有限波动（limitcycle），“即不管初始的条件怎样，（经济系统）的运动是一种重复的波动，处于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之间”，把凯恩斯的稳定状态称为中间性均衡（neutralequilibrium）。凯恩斯这种稳定均衡的概念与新古典静态均衡的概念不同，可以用于动态分析，因为这种中间性均衡可以转化为移动均衡（shiftequilibriu），进而分析动态过程。

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这种移动均衡的方法是必要的，而且不会出现逻辑问题。凯恩斯认为分析货币经济制度只能用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而这种分析方法也必须以货币经济制度作为研究的依据。凯恩斯采用了马歇尔的方法，把长期划分为一系列连续的短期，它主要分析的是短期均衡。凯恩斯主要不是分析经济趋向短期均衡的路径，即不是分析非均衡过程，而是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短期均衡的状态。因为短期均衡点就是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交点，该点代表一定的有效需求水平，以及相应的均衡产出和就业量，因此他的理论主要分析影响有效需求，进而产出和就业的因素。

凯恩斯依据以上移动均衡的方法，分析了货币、资产价格、利息率、价格水平、产出和就业的动态关系，建立了关于货币经济的新的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凯恩斯尤其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及企业家对未来利润的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总之凯恩斯认为决定资本主义产出和就业的不是一套实物关系，而是一套货币关系，分析这种关系的工具不应是分析实物关系的传统的静态一般均衡理论，而应是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正如柳欣教授所说：“凯恩斯的均衡分析是一种新的理论，它是基于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凯恩斯的均衡概念类似于马歇尔，只是把‘产出和就业作为一个整体，’并通过移动均衡分析来讨论经济周期。关键是在每一个短期，均衡并不是由新古典的原理所决定的，其价值、分配理论和波动的中心完全不同于瓦尔拉斯和非瓦尔拉斯均衡。”如果说凯恩斯体系中有一些逻辑问题，一定是他没有把这种分析方法贯彻到底。三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区别是他不是要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货币的表面的现象，而是要说明在这些表面背后的东西。与新古典理论家不同的是他认为决定这些表面现象的东西不是实物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价值体系，仿佛在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两分法”，只是不是实物系统和货币系统的两分法，而是价值系统和货币系统的两分法，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格最终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只要它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跳。

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都认为决定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是一种反映资源最优配置的相对价格体系，而是一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过马克思比凯恩斯做得彻底，为了彻底了解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他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源头－商品交换的研究开始，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本质。之所以人们能够进行商品的交换，是因为商品中凝结着人类的抽象劳动－这种共同的东西，而它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但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发动机不是在生产中如何合理的分配这种劳动资源而使社会产出价值最大化的动机，而是资本家对货币利润的追求，这种货币利润的来源是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分为生产和流通，生产是价值的创造和转移过程，而流通是价值的实现过程。价值的创造是经由劳动力的买卖来实现的。所有的资本家和所有的工人的经济关系就是后者创造利润而前者进行瓜分。所以马克思认为简单商品经济的运行特征可以用W-G-W，的公式来表示，即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这是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基础），在此货币只是交换媒介；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征是G-W-G，（此即为资本运动的总公式），即用货币购买商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而其实现的途径是雇佣的工人以其活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在此货币是作为资本的货币。

与凯恩斯相比，马克思更深刻地批判了萨伊定律。在马克思看来，萨伊“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马克思认为在萨伊的理论中，由于货币仅仅是交易媒介，那么W-G-W的过程相当于W-W的过程,即使存在商品流通，也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使用把W-G-W的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即W-G和G-W。这样，卖者用W交换到G以后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用其所得货币购买其他商品。这就存在着经济危机的可能。马克思认为，萨伊不仅把W-W和W-G-W等同起来，而且还把W-G-W和G-W-G，等同起来。马克思说：萨伊定律“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居于决定性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生产者相互交换产品的关系。萨伊定律否定了资本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凯恩斯的部分认同，在《通论》的草稿中，他对此进行论述并以此反对萨伊定律。他说“合伙经济和企业家经济之间的区别，同马克思所作的大量观察有某种关系――――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象经济学家所通常认为的那样，即如W-G-W，的情形，把商品（或劳务）换成货币是为了获得另外的商品（或劳务）。这也许是私人消费者的观点，但不是商家的看法，后者认为是G-W-G,的情形，即抛出货币换取商品（或劳务）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

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导致了总量价值关系的脆弱性。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内在要求合理地计划社会必要劳动的分配，从而均衡投资和消费的总量比例，维持再生产体系的运行；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及其基础上的逐利动机使这种状态成为不可能。前者是个技术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要服从资本的运动目的。为了在竞争中提高生产效率，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必须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但是这反过来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和工人购买力的相对贫乏。这样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最终是消费需求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困境的直接原因，并使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必然性。

不过上述结论是从再生产理论中得出的。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中都把资本家的持续投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维持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认为要使资本运动实现增值的目的，资本家不能把剩余价值完全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拿出一部分货币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家个人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上分配表现为剩余价值的货币总量，直接影响再生产的运行。如果资本家从社会生产合理进行的目的而不是纯粹自身牟利的目的，似乎存在使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可能，只要合理安排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但是马克思要说明的恰恰是它的反面。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家的持续投资成为不可能，因为资本的运动最终会为自己制造相应的约束――消费能力的限制。于是资本主义总是在矛盾中运动，一方面它需要市场，一方面又在破坏市场。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凯恩斯那里变成了有效需求理论。不过凯恩斯不愿意把有效需求不足归于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而是把它归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中人们的各种心理动机，由于有效需求决定产出和就业，因此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似乎不存在商品过剩和失业并存的局面，而马克思认为两者是互为条件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思想被波兰的学者－卡莱斯基表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决定于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支出，于是有卡莱斯基名言“资本家赚得它所消费的，工人消费它所赚得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也强调资本家的投资在利润增长中的作用，不过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最终成为制约资本家持续投资的因素。他们比凯恩斯向前多走了一步，但是仍然落在马克思的后面。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以其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并服从其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运动是商品价值运动的一种形式。它一方面推动着价值运动，另一方面制约着价值运动。马克思认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特殊商品。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金属货币含有人类的劳动，当时的纸币是可兑换的纸币。它的价值由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金融系统是一个反映收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额，货币量不是独立的。在这一点上，它反对李嘉图的观点。因为李嘉图认为货币流通量决定商品价格。据此，有人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而凯恩斯在探讨货币量问题时，持有外生的货币供给假定，而没有谈论其价值基础。在凯恩斯看来，在一定时点上，货币量是个固定的量，它在各种用途上的比例关系会影响投资和产出。

不过马克思不是要单独说明货币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在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获得了和一般商品交换不同的职能，即在参与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价值总量的增加。货币运动要实现上述目的必须不停地复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继续产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者分离并同时存在的市场。货币自身是无目的的，是资本家赋予了它运动的目的。资本家和工人都在数手中的钞票，但是其目的却不同。当工人总是盘算买多少柴米油盐的时候，资本家的目的就实现了。

与马克思相比，凯恩斯逊色多了。他也试图为其货币理论寻找基础，于是尽管他后来极尽攻击马克思之能事，但是却偷偷借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谈到资本时，他说“我们最好说，资本在其寿命中，会产生一个收益，超过其原来的成本；而不说资本是生产的。――故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看作是惟一的生产元素，―――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之惟一物质单位。”

不论是凯恩斯还是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表现为货币总量比例的不和谐。凯恩斯把其主要归于投资的不足，而马克思则归于资本积累产生的商品总量和消费能力日益拉大的距离。尽管前者认为货币本身就是扰动的根源，而后者则认为货币仅仅是参与者，它背后还有更深藏的原因。马克思和凯恩斯从总量比例关系探讨经济过程的传统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宏观问题时提供了思路，比如新剑桥学派就从工资、利润、投资和消费等关系入手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以及波动的内在机理。

货币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从紧的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等。中国经济当前主要面临：世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放缓、资产泡沫破灭、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应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增强信贷控制的方向性和灵活性，适度调整利率，放慢或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与配合等，以落实中央“一保一控”的方针。

近一段时间以来，对现行的从紧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出现了不少的声音：有的专家提出，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下滑应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有的专家则认为，为了对抗通胀，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现行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怎样调整？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

所谓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挤出市场上过多的货币，促进总需求、总供给的平衡以实现稳定物价，控制经济过快增长的货币政策。一般来说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信贷政策；②利率政策；③外汇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制度法规建设及金融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盘点2007年至2008年9月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央行采取的措施有：

第一，信贷政策。应该说这一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已经不小。存款准备金率在去年十次上调的基础上，今年前九个月又六次上调，达到了17.5%，已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其调整的时间间隔之短，使用频次之高，可以说打破常规，使一个本不应经常调整的工具变成了一个频繁应用的短期性调节的工具。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也频繁进行操作，多次大规模地发行央行票据，并进行正回购操作，而且在不动产信用控制，特别是房地产信用控制方面采取了严格的信贷控制措施。上述措施都说明央行主要是通过数量控制来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收缩流动性。

第二，利率政策。去年共6次上调了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14%，共上调了162个基点，1年期贷款利率为7.47%，共上调了144个基点。去年调整的时间间隔之短、频次之高也为历史罕见。今年前九个月，只是在9月单向下调了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27个基点，存款利率则没有变化。

第三，汇率政策。2005年7月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总体上呈现逐步爬升的趋势，2008年上半年则加速升值。200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为6.5%，对欧元贬值3.7%，对英镑升值5.4%，对日元升值2%，对港元升值6.9%。其中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尤其受到关注，2007年底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7.346，时至2008年9月则在6.83左右震荡。升值的幅度约为6.9%。2008年初有专家曾经预测，2008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会达到8%-10%。但从目前美元震荡偏强、欧元震荡走弱，以及从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预期有下降的可能。

第四，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自2003年以来，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是“严进宽出”。近期坊间有关于热钱流入、流出的种种说法（所谓热钱是指短期投机资本，是随时准备撤出的资金），尽管有关权威部门曾经表示中国的资本管制政策基本有效，由于基本统计数据难以搞清，资本管制政策是否有效难以准确判断。但不管怎么说央行的政策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实施外汇管制，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控制资本，特别是“热钱”的流入，在近期的情况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由于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其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到2008年8月，一方面CPI涨幅已开始连续4个月出现回落，7月份已降到7%以下，8月份为4.9%。另一方面GDP的增长率也在滑落，上半年GDP的增长率为10.4%，有关专家预测，三季度的GDP大致会保持在9.6%的水平，有的甚至预测会降到9%的水平，如果是这样，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警报基本解除，另一种担忧浮现出来，GDP的增长是否会大幅回落？[二、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

受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环境中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本轮的物价上涨最初表现为2006年底的粮食价格上涨，继而是2007年第二季度的肉蛋禽价格上涨，接着是2007年以来的生产资料上涨，反映出物价上涨从农产品领域向工业品领域蔓延的趋势。2007年全年CPI涨幅达到4.8%，2008年2月CPI涨幅达到8.7%，是近十一年来的最高涨幅。尽管近几个月月度CPI已连续回落，8月份回落到4.9%，但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却屡创新高，从去年全年的5.2%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在今年3月份大幅上涨到8%以后，不断向高位推进，7月份达到10%，8月份达到10.1%，由于PPI3-6月后向CPI的可能传导作用，这就意味着物价上涨虽已开始弱化，但弱化的趋势并未确定。未来的通胀走势，主要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粮价等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变化。虽然国际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有所回落，但仍在反复震荡，全球能源和资源性产品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解除。国内粮价等农产品价格尽管粮食增产，但调升的呼声高，推力也大，政府也有可能放松对成品油、煤炭和电力等价格管制措施，又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际热钱的流入，货币供应量增速降低困难，今明两年一定程度的通胀压力依在，仍不可掉以轻心。

其次是世界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中国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比预期要严重得多，而且仍在发展，实际上已由信贷危机发展为世界金融危机。目前美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放缓，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的经济增长也已出现明显的放缓，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已经出现负增长。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必然会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愈来愈大的压力，导致中国净出口的下降，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据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初步测算的结果，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IMF预测放缓0.7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0.94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7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2.8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美国资产价值的缩水，有关金融机构的倒闭和破产，给中国有关金融机构造成了直接损失，其资产价格的下降给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多次采取的减息政策以及救市行动，为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所有这些都加大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难度。

其三是资产泡沫的破灭带来的危机。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泡沫一度非常严重，经过一系列的调整，目前已面目全非。以上海股票市场为例，上证指数从6124点不到一年的时间跌到1802点，跌幅深达70.5%，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实际上就是一次“推倒重来”。这种“推倒重来”不仅使上市公司的巨额资产市值严重缩水，也使众多的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政府调控资本市场的能力和水平受到质疑，也严重损害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必然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与股市相比，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也十分令人担忧。受房贷新政的影响，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急剧降温，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如深圳、上海、广州等，与高峰相比已下跌三成，有些地段已下跌五成。但从全国情况看，房价整体仍在上涨，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一季度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而8月份则同比上涨了5.3％，环比则下降了0.1％，而且交易清淡，许多地方是有价无市，表现为量价齐跌，交易量的大幅下降往往是危机的开始。在房地产的调控上，政府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民生市场，政府必须对飞涨的房价采取强有力的降温措施；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高度依赖商业银行信贷，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剧烈调整，银行等金融系统必将受到冲击，并导致系统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例子，应引以为戒。

其四是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冲击。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市遭受了50年未遇的冰雪灾害，大量供电等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破坏，一些农作物和林产品受损，铁路、公路交通中断，又时逢春运，给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都造成很大的冲击。这场雪灾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在人民币2000亿元左右。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则更为巨大，这次地震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在8500亿左右。灾后的重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将通过增加对受灾地区的投资，增加对药品、钢材、水泥、玻璃等救灾和灾后重建商品的需求，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投资力度的增大，商品需求的增加，会形成对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但影响有限，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三、货币政策调整的若干建议

面对挑战，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7月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增长）来代替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面对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和选择，笔者的建议是：

1.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开始减弱，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警报基本解除，尽管PPI、CPI仍保持较高水平，今明两年通胀压力仍在一定程度存在。但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如果经济增长下滑超过社会的预期，例如在8%以下，由此造成众多工厂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坏账增加、社会不稳定等也是我们必须防止的。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改变从紧的基调，在信贷的宽松度、灵活性以及方向性的选择上进行调整，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增强信贷控制的方向性及灵活性。在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信贷额度控制是必要的，但应改变一刀切的做法。首先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不宜再向上调整，而是应向下进行调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及货币乘数都有较大的影响，商业银行一般会迅速压缩信贷，导致投资和消费下降，引起经济较大的震动。现在要做的是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基础上，还应采取有差别的准备金率，对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下调的幅度。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的负债规模不同，上缴央行17.5%的存款准备金后，大型金融机构资金会相对比较宽余，这就意味着大型企业和城市的企业较易获得资金的支持，而中小银行、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会形成资金紧张，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创投企业和农村地区将更难获得资金的支持，使他们可能由于资金困难而停产或倒闭，显然这并不符合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目的。2008年9月15日，央行宣布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无疑这次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其次银行对商业票据的承兑也应采取有差别的政策，不同行业和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应有松有紧、有收有放，并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3.重视价格杠杆的作用，适时适度调整利率。与去年6次调升存、贷款利率不同，今年以来加息的政策就没有使用过，而是在9月15日单向下调了一年期贷款利率27个基点，这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忧而初步采取的措施。正因为经济增长下滑已上升为主要危险，所以对抗经济增长下滑应成为利率政策主要作用方向，而且美国、欧洲等经济体为对抗经济下滑，目前的基准利率都可能会作出较大幅度的向下调整，所以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也存在降息的空间。但也应看到我国的真实存款利率为负（名义利率——物价变动率），真实的贷款利率也较低。与严格的信贷总量控制相比，由于企业的选择性，调息对经济的影响要小一些，所以兼顾“保增长、控通胀”的双重目标，在年内适时适度地进行一定幅度的减息调整是可以选择的，但空间和幅度不应过大。如果PPI、CPI反弹走高，到时再依情况灵活进行调整。

4.放慢和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冷却，使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人民币的较大升值使出口企业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一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沿海的中小企业降低或丧失了竞争力，导致破产和倒闭。出口增速的回落，使我国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净出口增速的回落会受到严重影响。据有关统计，2007年中国的净出口为2600亿美元，同上年相比增幅近50%，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应在4个百分点左右，假设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到25%，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如考虑净出口对消费、投资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更加严重。而且由于欧洲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疲软，对欧洲央行可能降息的预期开始提高，欧元对美元的利差增长可能缩小，从而推动美元相对欧元升值，形成美元目前的走强和震荡，从而弱化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应该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采用缓慢升值（年3%-5%）或不升值的方法，以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

5、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与配合。落实中央的“一保一控”的方针，单靠货币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应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搭配，以对抗经济增长下滑为主要着力方向，并对通胀保持警惕。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采取减税、加大发行国债的力度，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为主要内容的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取代前期执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取消5%的利息税，对国家鼓励出口的行业和产品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给予奖励性政策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等，以确保实现“一保一控”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郑道平，龙伟娟.货币银行学原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货币论文范文篇5

人们习惯于按照货币的名义价值而不是实际价值进行思考，货币幻觉对于个人福利的影响很小，但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巨大，因此，货币幻觉假设是一个古老而又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论题。基于经济事实的计量分析与检验方法、调查法、拟自然实验法和实验室实验方法几乎都验证了货币幻觉假设的存在。

关键词：货币幻觉；计量分析；调查法；拟自然实验法；实验室实验方法

根据经典的经济理论，如果实际值没有变化，仅仅是名义数量变动的话，并不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人们是否可以揭开这层货币面纱(monetaryveil)，这是一个实证的问题。Shafir等认为，货币幻觉就是人们倾向于用名义货币价值，而不是实际价值进行思考。该假设的提出可追溯到Fisher。Leontief的定义更为正式，如果在名义价格的情况下需求和供给函数是零次齐次性(homogeneousofdegreezero)的，那么将不存在货币幻觉。Patinkin的定义则是“如果他对于商品的超额需求函数不是单独地取决于相对价格和实际财富，这个人将会被认为存在这种幻觉”。早期关于货币幻觉的文献集中于劳动力供应与失业等领域。尽管货币幻觉很常见，但是经典经济理论一般假设经济个体是理性的，特别是理性预期理论假设人们是理性的，理性的个人不会表现出幻觉，所以没有研究的必要，于是货币幻觉假设几乎被经济学家所忽视。

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近20年来货币幻觉又逐渐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经济学研究应该关注的是，人们实际上是如何做出经济决策，而不是他们应该怎样做。货币幻觉成为人类决策中众多潜在的“异象”(anomaly)之一。Akerlof认为，应该将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一些行为观点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石，这是因为这些假设有助于解释真实世界经济偏离竞争、一般均衡模型的原因。

研究货币幻觉是否存在是一个实证的问题，学者们使用了多种方法来寻找货币幻觉的实证证据。应用比较早而且普遍的方法是基于经济理论模型，对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检验货币幻觉假设。最近兴起的方法包括Shafir等人、Svedsater等人的调查方法、Kooreman等人的拟自然实验法、Fehr和Tyran使用的实验室实验方法等。

一、基于经济事实的计量分析方法

货币中性(neutralityofmoney)抑或非中性，是经济学中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论题，当然也是一个很早就被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论题。货币中性是指，货币数量的变动会影响商品价格并使价格总水平变动，但不会改变相对价格——从各种商品服务价格对比角度看的价格。货币是一层面纱的观点，反映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思想，20世纪早期的费雪方程式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理性预期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作为该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Lucas指出，如果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价格、工资等名义变量的变动都不存在任何的刚性(rigid)，也不存在货币幻觉，等等，则货币的影响是中性的，以工资、物价上涨率为纵轴、以失业率为横轴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而实际观察到的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看起来是刚性的(比如，Shafireta.)，实际的菲利普斯曲线，特别是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不支持Lucas的推断。

要验证货币幻觉假设，一些学者都是通过构造经济理论模型，对经济事实进行计量分析与检验。这种实证检验方法应用最早，也最普遍，目前仍然方兴未艾。《Science》杂志在2007年8月发表了一篇概述性文章《MoneyIllusionandtheMarket》，介绍学者们根据货币幻觉对股票市场、城市住宅价格影响的经验事实，对货币幻觉假设所作的实证检验结果，说明货币幻觉对经济体中行为人的影响引起了经济学、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股市，通胀预期与红利一股价比率或盈利一股价比率的正向关系长久以来都被经验所证明，但是从理论上讲通胀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这样的关系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As—ness)。对于这两个现象，Modigliani和Cohn首先提出股市中的投资者存在一种特殊的货币幻觉形式使得价格显著地偏离基本面。他们认为投资者犯了两个通胀引致的判断错误：第一，投资者倾向于用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来对股票的实际现金流进行资本化；第二，投资者没有认识到公司的债务在实际条件下已经贬值。因此，在高通胀时期股票市场被低估；低通胀时期股票市场被高估。其后，许多学者都得出了支持货币幻觉假设的结论(如Cohenetal.，等)。与股票市场类似的，住宅的售价一租金比率随着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的变化而变化，显然，住宅市场中的投资者也可能存在货币幻觉。Brunnermeier和Julliard证明了英国和美国住宅市场都存在货币幻觉。Piazzesi和Schneider的研究与先前关于资产价格中货币幻觉的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理性投资者与货币幻觉投资者之间对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分歧导致住宅价格的狂涨，比如，在低通胀环境下，例如21世纪初，住宅需求的上升是由幻觉投资者所引起的，他们错误地认为低名义利率导致低实际利率，导致对住宅的超额需求，而理性投资者很乐意成为资金供给者，这样，低通胀会导致对住宅的超额需求，房价被高估。

近年来，国内学者根据我国经济主体中居民关注名义值而忽视实际值的现象来验证货币幻觉假设。在资产价格方面，国内有研究提出了货币幻觉可能存在于股票市场。刘仁和证明了在1991-2001年期间我国年度的名义无风险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与市盈率的反向关系，这表明当名义利率高时，市盈率低，而当名义利率低时，市盈率高，将观测区间延长到2006年，与使用月度数据的实证结果一致。刘仁和还将研究拓展到房地产市场，发现我国城市住宅市场中投资者经常用租金与房价的比率与一年期储蓄存款的名义利率进行比较，以决定是否应该购买住房。通过研究租金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名义利率之间的关系，说明货币幻觉假设也存在于我国的住宅市场。彭志远使用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作为反映农村居民货币幻觉的变量，证明了货币幻觉在我国农户中是一个明显的现象，农户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却可能是短视的。彭秋莎等通过对投资函数和储蓄函数的估计，发现投资者存在货币幻觉，这一结论表明名义的贷款利率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储户不存在货币幻觉。

二、调查方法

Shafir等人提出了一个基于多种表述的货币幻觉心理账户(psychologicalaccount)，通过个人水平(individuallevel)的货币幻觉调查问卷证据，证实货币幻觉在美国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人们倾向于货币幻觉而且也预期货币幻觉影响其他人的行为。人们表现出货币幻觉，即倾向于按照货币的名义价值而不是实际价值思考，不是由于自发的战略或动机，而是由于这样思考省力以及交易价格表述为名义条件的一般性和明显性。名义和实际表述的相对明显性、决策制定者的精明和经验，将会影响由名义估价引起的对经济交易实际价值估价偏差的程度和持续性。Svedsater等人通过三个调查证明了货币幻觉影响金融决策，当投资者在评估金融信息时可能受到股票名义价格的影响；Genesove和Mayer证明公寓所有者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他们在出售公寓时不愿意承认名义上的损失。

Stefan等人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一个广泛而且有代表性的居民调查而不是实验的学生人群，发现货币幻觉不存在。通过使用1993-2003年的GSOEP(GermanSocio—EconomicPanel)调查数据，他们避免了使用假设性的问题与框定效应(framingeffect)，而且使用的信息是回答者的实际情形。需要注意的是，他们通过将居民收入满足感作为个人效用函数的变量来检验货币幻觉，他们的结论不支持货币幻觉的存在。不存在货币幻觉的情况下，物价和名义收入同比例同方向的变化，居民的收入满足感(incomesatisfaction)不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满足感取决于实际而不是名义的变化。但是，如果物价变化，而名义收入同比例同方向的变化导致居民的主观福利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货币幻觉的存在，而且这个比例(系数)是可以通过计量的方法计算出来的。

正式地，假设一个间接效用函数v(y，p)可以近似表示为：

v(y，p)≈β0+β1lny+β2lnp

y代表收入，p是近似定义的价格水平。如果没有货币幻觉意味着β0=-β2，即收入与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于人们收入满足感的影响相互抵消。在两个固定效应的模型中，在任何常见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数名义收入的系数与对数价格的系数之和为零，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即货币幻觉不存在。

在我国还没有学者做过关于货币幻觉的调查，但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我国储户可能存在货币幻觉。中国人民银行每个季度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城镇储户问卷调查中有一统计项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认为‘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占比”，显然，如果居民的储蓄行为考虑了当前的物价和利率水平，那么储蓄意愿应该取决于实际利率。但是我们发现，2003年第二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的“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占比与实际利率(季度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减去季度同比通胀率)的变动并不一致。如图1所示，例如2003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的实际利率大幅下降，但居民觉得当季“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占比却连续上升；又如2007年第四季度实际利率虽仍为负值，走低的态势不变，但居民觉得当季“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却显著上升，可能是受到了当时名义利率提高的影响。

三、拟自然实验法

仿照自然实验(naturalexperiment)的研究方法，Kooreman等人为货币幻觉检验提供了一个新的检验方法——拟自然实验法：荷兰引进欧元，影响该国一个慈善组织募捐款额的对比研究。2002年1月1日荷兰规定以2.20371荷兰盾换成1单位欧元，将欧元作为国家货币。他们对比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背景下，引进欧元前后荷兰的一个慈善组织募捐款的变化，来判断是否存在货币幻觉现象。

他们提供证据证明货币幻觉影响慈善捐款。该慈善机构的捐款在币种变更为欧元后上升了11.1％。如果货币幻觉不存在，捐款收入的年度变化应该如观测的引入欧元之前的年份一样大约等于通胀率(表1)，因此除了币种的改变外没有其他明显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当时荷兰盾与欧元之间的汇率为2.20371，如果捐献者希望与他们之前的捐献水平保持一致，但是为了节约认识的成本，人们可能以2而不是2.20371作为汇率，即运用了经验法则，1欧元大约等于2荷兰盾，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2002年的捐款相对于前几年的大幅度上升。

四、实验室实验方法

通过比较人们在名义和实际框架下的行为，可以分析出货币幻觉的影响。可是，现实生活中似乎并不存在相同的背景下，有时表述为名义条件，有时表述为实际条件的例子。检验货币幻觉假设的一个最严格的方法是进行自然实验，研究一个外生的、完全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在Fehr和Tyran看来，即使这样的实验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做到的。他们认为，实验经济学的技术手段要做到外生的、完全预期到的名义冲击实验完全可能，而且实验员能够完全控制名义价格在冲击前后的均衡价值。采用实验室实验的方法能够找到货币幻觉对名义惯性(nominalinertia)影响的证据。他们认为，他们的实验方法是直接观测在名义冲击之后，个体和总体行为的演变，不同于Shafir等向被访者提出假设性问题的研究。

Fehr和Tyran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建立在一个定价博弈(priee-settinggame)的实验基础上，实验将货币幻觉与其他对名义惯性的潜在决定变量相隔离。他们的结论表明，许多经济学家相信货币幻觉的直接影响不大而得出货币幻觉是不重要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他们将货币幻觉的直接影响定义为个人最优化时出现错误而产生的直接结果。货币幻觉的间接影响定义为由于一些人预期其他人倾向于货币幻觉，他们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货币幻觉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之间的差异是重要的，这是因为许多经济学家似乎相信货币幻觉在个人水平上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货币幻觉的直接影晌是小的。在他们的实验中，虽然货币幻觉对于名义惯性的直接影响相当小，但总的影响非常大。这个结论支持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小规模个人水平的非理性可以导致对总体水平的重大影响，如Akerlof和Yellen等等。

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直觉认为货币幻觉对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这是因为，毕竟幻觉对于人们的福利来讲是有害的，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做出无幻觉的决策。如果人们最终会做出无幻觉的决策，意味着至少从长期来讲，货币幻觉对总产出(aggregateoutcomes)的影响不会很大甚至是没有。Fehr和Tyran证明了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的误导性，原因在于忽视了货币幻觉战略反射(strategicrepercussions)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基于一系列的实验，通过执行一个具有三个帕累托等级均衡(threepareto-rankedequilibria)的战略定价博弈。实验的设计是基于货币幻觉作为框定效应的特征。当支付表述为名义条件时，84％的实验参与者最终集聚于帕累托次优均衡(inferiorequilibria)，而98％的参与者在支付的实际表述下最终达到帕累托有效均衡。结论证明了货币幻觉对行为的影响，名义支付在均衡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影响战略环境中的行为。他们在实验上也证明了尽管个人在最优化问题中通过学习最终可以消除货币幻觉的影响，但是货币幻觉在战略环境中有持久(permanent)的影响。由于存在货币幻觉的人群在次优均衡上调整，他们一旦被锁定在一个坏均衡中将无法逃脱，这意味着他们相对于有效均衡而言将经历持久的经济损失。因此，尽管个人水平的货币幻觉仅是个人最优化过程中暂时出现的现象，但是它可以通过协调人们达成非有效的均衡，导致在战略环境中持久的实际影响。

五、简要评述

货币论文范文篇6

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直是货币当局和经济学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指出，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会导致较差的政策效果，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会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在阐释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其在国际实践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接下来运用该理论于我国，从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的进程和货币政策实践两个方面来剖析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问题，并对如何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可信性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可信性；规则；相机抉择

一、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发展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提出经济政策中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又称动态不一致性(dynamicinconsistency)，它是指一个关于未来政策的决策，构成了初始日期时形成的最优政策，但从后来的角度看，即使在这同时没有新的有关信息出现，该决策也不再是最优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按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优于相机抉择，也就是政策应该具有可信性(credibility)。政策可信性理论的提出，对于由来已久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研究的基础上，巴罗一戈登(1983)建立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所建立的模型成为后来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础。该模型的关键假定是中央银行的产出目标高于自然率水平。在这一假定下，中央银行会通过实行意外的通货膨胀来提高产出水平，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有通胀倾向(inflationbias)。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如Glarida，Gall和Gertler(1999)，Woodford(1999)等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应用于货币政策分析中，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阐释，这大大深化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他们指出即便不存在通胀倾向，中央银行按照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仍然优于相机抉择，同样论证了货币政策应该具有可信性。在无通胀倾向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相机抉择行事，则存在稳定倾向(stabilizationbias)，即针对外来的成本冲击，中央银行会做出较大的反应以使经济很快恢复到均衡状态。这种稳定倾向带来的不利后果是降低通货膨胀需要以更大的产出下降为代价。如果中央银行按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则针对成本冲击，中央银行会保持反通货膨胀政策的连贯性，即政策调整的幅度小，并且在较长的时期里保持这种政策调控方向不变。这种连贯性增进了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性，有助于降低公众对通胀率的预期，从而使得降低通货膨胀只需以较小的产出下降为代价。

既然相机抉择会导致较差的政策效果，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没有在宪法上或者通过立法程序来确定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呢?原因是规则不能顾及到完全未预期到的情况。制定一个规则使得货币增长对正常的经济发展(如失业的变化)做出反应并不困难，但是有时会出现一些事先无法预料到的事件，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大的股市崩溃。这次股市崩溃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导致经济活动和货币存量的许多标准度量之间关系的失效。很难以想象一个规则能预期到这一事件的发生。规则性有助于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消除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而相机抉择能够处理事前无法预料到的外部冲击，从而避免了因固定规则过于僵化而造成较大的经济波动，也就是说相机抉择能够使得货币政策具有灵活性(nexibility)。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既考虑到政策的规则性，又考虑到政策的相机抉择性，实行一定规则范围内的相机抉择。

二、货币政策可信性的国际实践

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如新西兰、瑞典、加拿大等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及新的欧洲中央银行的制度设计，都是利用了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的重要结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

自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例如新西兰、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典、芬兰和以色列等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采取了不同形式的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指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相比较，根据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则采取抑制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则采取松动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在目标区范围之内，货币政策倾向可以保持不变。在实践中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体现了规则与相机抉择的结合，即一定规则范围内的相机抉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政府、中央银行或者由这二者共同宣布在未来将把通胀率保持在接近某个具体的水平。通胀率目标常常被设定为一个范围，如1％～3％，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例如，瑞典通胀率目标是2％，允许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新西兰的通胀率目标范围为0～2％。澳大利亚的通胀率目标范围为2～3％。宣布通胀率目标起到了规则的约束作用，有助于降低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同时通胀率目标为一个范围，这又体现了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相机抉择权。

第二，中央银行通常发表声明，指出控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这意味着中央银行会竭尽全力地实现通胀率目标，体现了规则的约束性。例如，1989年修改后的《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条规定，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责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以实现和保持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而没有提及与之相冲突的目标。尽管如此，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中央银行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来考虑产出的稳定。如前所述，通胀率目标通常是一个范围，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在短期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三，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胀率目标负有责任。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胀率目标负有责任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有较大的差异。新西兰法律把储备银行行长的任期同实现通胀率目标联系起来。在其它国家，对于中央银行偏离通胀率目标的行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处罚规定，但是较大程度地偏离通胀率目标也会通过声誉或威望的丧失而产生隐含的制度成本或个人成本。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胀率目标负有责任，这也起到了规则的约束作用。

第四，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通常对与中央银行有关的法律做出修改，以增强中央银行，尤其是其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方面的独立性。例如，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赋予了英格兰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独立性的增强防止了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干预，既避免了中央银行因为政府财政赤字而被迫增加货币发行，也避免了中央银行在不能实现通胀率目标的情况下推卸责任，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实现通胀率目标的责任性。

(二)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

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在现实中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它影响到了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1998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之时，在制度设计上就非常注重保持货币政策的可信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CentralBank，ECB)以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第105条第一款规定，ECB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的稳定。然而该条约并没有对价格稳定给出具体的定义。1998年10月ECB行长理事会把价格稳定定义为，欧元区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armonisedIndexofConsumerPrices，HICP)年增长低于2％，并且是在中期里保持价格的稳定。在2003年5月对ECB货币政策进行全面评价后，行长理事会确认了这一定义，并将其表述为“在追求价格稳定过程中，ECB的目标是在中期保持通胀率低于或接近2％。”

“低于2％”是对与中期价格稳定相一致的HICP通胀率规定了一个明确的上界。而“接近2％”是为避免通货紧缩而做出的规定。保持价格稳定的期限是中期，这一规定反映了货币政策不要在很短的时期里对价格的变动做出调整。货币政策变化对价格的影响有一个时滞，这说明在短期里，货币政策不可能抵消所有未预期到的价格水平冲击，通货膨胀在短期里发生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以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的规定相当于对ECB的政策行为施加了规则的约束，有助于消除ECB的通胀倾向；同时达到目标的期限是中期，这有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连贯性，避免为了实现目标而在短期里采取较大幅度的货币政策调整，所有这些有助于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提高ECB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第二，欧洲中央银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不受政治影响。欧洲中央银行具有高度独立性是其实现价格水平稳定这一目标所必需的。中央银行的独立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价格稳定这一首要目标，而且相对于听命政府的中央银行来说，独立的中央银行也更具有可信性。ECB的独立性写入了《马约》和欧洲中央银行系统(Europeansystemofcentralbank，ESCB)的法令中，而不是次要的法律中，因而具有“宪法”的地位。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对实现目标负有责任。《马约》和ESCB的法令中包括很多条款，要求欧洲中央银行的行为和决策受到公众的审查。由于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存在时滞，中央银行不可能在短期抵消未预期到的价格冲击。由于传导机制的不确定性，适当的货币政策反应取决于冲击的性质，冲击持续时间以及冲击的大小。基于这些考虑，规定一个固定的时期来评价货币政策是不适合的。另外，采取正式的制裁机制会阻止中央银行恰当地履行职责，因此这里采取的是由议会和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行为不断地进行审查。

三、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分析

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欧洲中央银行设计都利用了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同样地，该理论对于剖析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真正成为中央银行，以下仅对198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予以分析。另外，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存在相当大的关联，因而根据改革进程把货币政策主要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对我国货币政策可信性问题，既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这些制度层面来分析，又从货币政策实践来进行分析。

(一)1984年到1993年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1)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央银行体制开始确立。这个阶段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主要采用指标控制办法，如贷款限额控制。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工具有了一定的发展，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政策工具已开始被运用。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运用计划指标和其它政策工具来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总规模以达到最终目标。

在这个阶段，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占主导地位，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时采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这种行政手段的运用会导致调控力度过大，出现急刹车，对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此外，198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都应当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为目标。这表明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双重的，即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这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常常在稳定币值与促进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之间摇摆不定，又常常顾此失彼，从而引起政策的出台具有突然性，同时引发在政策实施上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这个阶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特点，从而缺乏可信性。政策的不可信意味着降低通货膨胀需要以更大的产出下降为代价，这必然造成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产生较差的政策效果。

(2)从货币政策实践的史料来分析

第一，中央银行存在通胀倾向。通胀倾向的存在可以从1988年中央银行的政策中看出。当时一些领导部门认为物价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提出了物价改革闯关的口号。先是各大城市调高粮油等主要副食品价格，继而部分沿海地区率先提高物价，各地紧跟看齐，引起价格的轮番上涨，造成物价失控。从8月开始在较大范围内出现了群众恐慌性抢购商品的现象。此时中央银行采取的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银行的货币供给大量增长，到8月底各项贷款增加936亿元，比1987年同期多增加558亿元。此外，在1993年出现通货膨胀，党中央、国务院采取16条综合治理措施后，货币市场秩序迅速恢复了正常，但进入第四季度后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加剧。为避免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银行加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1993年第四季度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是历史上第四季度投放基础货币最多的，这有利于缓解当时工业企业流动资金极度紧张的状况，但是也引起第二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增大。

第二，政策出台的突然性。1988年初物价改革导致价格上涨，这使得公众认为物价改革就是涨价，这增强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8月份开始出现的较大范围的抢购现象就说明了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在上升。可是此时中央银行采取的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抑制通货膨胀问题，9月份中央银行突然改变货币政策的方向，由扩张性政策转向紧缩性政策，这显然超出了公众的预期。由于开始时所采取的紧缩力度过急过大，带来了市场疲软，自1989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开始由紧变松，进入1990年，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银根，以信贷启动经济。政策的再次转向反映了中央银行并不是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而是要考虑到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央银行的双重目标，导致制定政策时具有很大的相机抉择性，增加了公众对中央银行政策的不信任。

第三，中央银行存在稳定倾向。物价改革引起1988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过快，为此自9月份，中央银行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严格控制货币信贷的增长；把法定存款准备率由原来的12％提高到13％；采取强硬管理措施调整贷款结构，明确提出“十不贷”规定；提高中央银行贷款利率，以抑制专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过度的资金需求；采取了计划的手段，对贷款规模实行限额管理，严格现金管理。在1988年下半年紧缩政策的基础上，1989年人民银行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紧缩银根”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全社会信用总量监控制度；对国家银行贷款实行限额管理，严格控制信贷总量的增长。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这一系列紧缩政策力度过大过猛，这表明政策的出台根本不考虑公众的反应。同时，这种剧烈的调控也反映了中央银行期望在短时期内降低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具有稳定倾向。

(二)1994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1)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1994年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具体的改革措施中包括国务院决定自1994年开始不再以中央银行透支的方式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实际上自1979年到1993年，财政出现赤字时就向中央银行进行大量借款，透支数额逐步增加。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指出中央银行有通胀倾向，而消除中央银行通胀倾向的各种途径都涉及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财政是否向中央银行透支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因此国务院的这一规定有助于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此外，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法律规定也有助于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增进了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这个阶段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市场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的间接调控逐步扩大。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取消贷款规模管理，这标志着直接调控的终结。尽管如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可信性仍有待提高。在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来进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且这四家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并不充分，形成了垄断格局。结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最终能否有效地作用于经济，取决于这四家银行的行为。随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相继成功上市，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它们的行为会与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向相一致，从而使得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更为顺畅，这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市场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因此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个阶段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相应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有大幅提高。

(2)从货币政策实践的史料来分析

第一，通胀倾向的消除。由于实行的紧缩政策产生作用，自1996年通货膨胀水平开始回落。这时各方面要求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要求上新的建设项目的呼声很高，部分国有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中央银行通过分行长会、专家座谈会、新闻会、理论研讨会、研修班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宣传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揭示通货膨胀的危害。这反映了中央银行政策的透明化，在制定政策时要让公众了解，考虑到公众的反应，同时也说明了中央银行坚持以稳定货币为目标，这有助于消除通胀倾向。

第二，避免政策出台的突然性。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文件，对房地产信贷和按揭贷款进行风险提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信贷市场的发展。通过这一信号的，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对经济的局部过热予以调控，起到了发出调控信号的作用，从而引导公众的预期。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9月21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提前一个月宣布，给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以减小对经济的冲击。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公众，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反应，以避免政策出台的突然性。

第三，稳定倾向的减小。中央银行在1995年1月1日和7月1日两次提高银行贷款利率，提高的幅度不大，但表明了中央银行坚决实行抑制通货膨胀的方针政策，保持了政策的连贯性，这有助于增进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度，从而有助于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进一步下降。此外，从1996年4月9日开始以国债为交易对象的公开市场操作试运行，于6月1日正式放开同业拆借利率。间接调控手段所占比重的加大，避免了急刹车，减小了调控的剧烈性，减少了政策的稳定倾向，这有助于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理论表明，保持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该理论在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都利用了该理论，从制度上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和稳定倾向，从而保持货币政策的可信性。该理论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我国货币政策可信性的提高，相应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有所提高。1993年以前，经济波动更大，例如，1988—1989年反通货膨胀时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下降到1990年的3.8％。1993年以后经济运行更为平稳，经济的波动更小。然而，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中央银行独立性仍需进一步加强。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过去相比，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已经有了大幅提高，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仍需进一步加强。我国目前是由中央银行提出政策建议，由国务院批准。由于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务院与中央银行的目标有可能不一样，结果经国务院批准后的政策会更多地体现了国务院的目标，而不是中央银行的目标，这必然会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继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论文范文篇7

1997年至1999年的货币政策操作在缓解外部冲击、促进内需增加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面对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失业增加、国内金融风险逐渐暴露、处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难度加大、国有企业改革步履唯艰、居民消费和非国有投资低迷等不利条件，中国货币政策无论是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工具还是传导机制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在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任务仍很艰巨，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多挑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将近两年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中遇见的矛盾和挑战作初步的理论分析。

一、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绐终是货币政策理论中争论最多的问题，尤其是稳定物价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单目标论”的规定实际上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只是1993和1994年是中国高通货膨胀年份，“单目标论”的法律在当时背景下容易通过。1997年以后中国进入负通货膨胀率，不仅理论上“单目标”与“多目标”之争仍在继续，而且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货币政策实质上面临多目标约束，这些目标有：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确保经济增长、支持国有企业改革、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确保外汇储备不减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多目标约束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这可以从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中央银行分行长会议主报告看出。

实际上在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均进入低通货膨胀时期，各国也面临货币政策目标的动摇不定。但象中国这样明确要求货币政策实现多个目标还属少见。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至少存在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影响产出；二是多重目标之间能否协调一致。

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影响产出在西方货币理论中被称为“货币中性理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最先提出货币中性论。弗里德曼（1963）认为货币只能影响物价等名义变量，而无法影响真实产出。卢卡斯则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会由于公众理性预期的存在而被抵消。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ealbusinesscyclemodel）同样认为货币政策不影响产出和其他真实经济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Mankiw，1988）。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实证检验非常精确地拟合了产出、就业、消费及其他主要经济总量的实际方差和协方差，格兰杰因果检验与向量自回归（VAR）分析表明：如果以货币作为产出波动的解释变量，其解释力度并不显著。展开的分析可见吴易风、王建和方松英（1998）的专著第193－199页。

尽管货币中性是在严格假设前提下的一个结论，尤其在短期内，诸如价格和工资粘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意料外的货币波动能够影响产出，但是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理论同样不主张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从短期看，意料外的货币供给增加会使产出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但在当期最优的货币政策由于公众预期的变化而不能在今后各期保持最优。具体地说，当中央银行利用预料外的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后会丧失信誉(credibility），公众产生高通货膨胀预期，最终结果是产出恢复到自然率水平，而通货膨胀加速上升，社会福利发生了净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替代关系，即菲利浦斯曲线在长期不成立，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货币理论太抽象，现实中有两个实例。一是如何评价美联储货币政策与美国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挥了作用，但实际上美联储1993年7月就放弃了M2调控目标，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就是美联储每年8次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是否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或贴现率），并且每年都有几次是不调整。很显然，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主动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增长。理论界普遍认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是高技术带动的，美联储的作用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低物价基础和前瞻性信息，货币政策本身并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银行，日本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非常积极和扩张，甚至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但日本经济仍然低迷不振。这两个例子起码说明了一点：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货币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要实证分析和计算这种有限的贡献率更是难上加难，目前的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学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货币政策短期内的多重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呢？非常困难。由于多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货币政策往往无所适从。当国际收支盈余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典型的“米德冲突”便出现了；简·丁柏根论证了实现n个政策目标需要n个独立的政策工具；蒙代尔则进一步提出了财政政策追求内部均衡，货币政策维持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论”。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下，米什金(Mishkin，1995）也证明了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矛盾。著名的“克鲁格曼三角”则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中至多能同时达到两项。

综上所述，对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是“要求过高”，它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往往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货币政策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应坚持稳定物价的单一目标。

二、通货紧缩还在继续

到1999年11月底，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20个月负增长，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持续26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持续29个月负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9年第4期）。如果仅从物价下降（单要素论）来看，通货紧缩已毋庸置疑。更麻烦的是，到1999年底，仍然看不到价格负增长幅度缩小或扭转的迹象，两年来克服通货紧缩的各种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新世纪前两年我国货币政策仍然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

如果把通货紧缩（价格负增长3％）与1999年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放在一起看，仍然是一幅令人迷惑的拼图：经济增长率7％，税收和财政支出大幅度增长，净出口保持较高增长，储蓄存款、贷款和货币供应量均保持正常增长速度，个人收入和消费也保持正常增长。上述指标无论是横向国际比较还是本国时间序列比较均是正常理想的。除了物价之外，不理想的宏观经济指标就是投资和就业。问题究竟在哪里？近年来国内外分析通货紧缩的论文很多，但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仅以“内需不足”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按照货币是外生变量这一现代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前提，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不应该出现通货紧缩，因为中央银行可以随时增加货币供应量。所以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都是对付通货膨胀的，竟然没有对付通货紧缩的理论。经济现实总是与货币理论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开玩笑。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并使用了如此多的政策工具，但货币供应量就是增加不多。中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再看历史，才知道人类还没有以货币政策成功对付通货紧缩的先例。Cover（1992）和Karras（1996）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美国和欧洲18国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有人形象地将货币政策比喻为绳子，可以有效地“拉住”经济过热，但却无法“推动”经济增长。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对此提出了诸如价格粘性、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微观解释，同时都认为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是个客观事实（吴易风、王建、方松英：1998）。

一方面是对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分析不尽人意，另一方面是前两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消极等待通货紧缩自然消失更不是办法。由此看来，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有很多未知因素，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想象的那样完善，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可以“驾驭的”。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它与现行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矛盾有关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能解决体制问题，但是人们总是不相信这一点，总是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在对付通货紧缩方面大有所为。因此，只要中国存在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就不得安宁。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

过去两年的情况表明，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愿和行为。从基础货币的投放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要经历一个传导过程，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行为、经济体制约束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首先是中国目前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狭窄且增量不多。1995、1996、1997年基础货币增加额分别为3542亿元、6182亿元和3764亿元，1998年比上年减少589亿元，1999年预计增加2000亿元。（戴相龙，1999）。

中央银行贷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作用已经消失。从1995年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再贷款余额从12000亿元下降至4900亿元。特别是近年来，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足，不需要中央银行贷款，每年是净还款。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贷款余额仅占其负债总额的6.3%。中央银行对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对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也许是1994—1996年期间贷款太多了，1997年开始贷款需求大幅下降，1998年农业发展银行实施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后，几乎不需要增加再贷款。1998年净减少1000亿元，1999年净减少300亿元。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占款一度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1994--1997年，外汇储备大增，中央银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3070.62亿元。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外汇占款增速减缓，1998年仅为438.59亿元，1999年估计为900亿元。实际上，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外汇占款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

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贯做法。也是央行可主动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我国却不是这样。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容量较大，1999年末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的可流通国债和政策金融债券有1.05万亿元。1999年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加政策性金融债券共7500万亿元，约占其总资产的11%。（戴根有，2000）但是人民银行1998年债券持有量仅增加702亿元。1999年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投放基础货币1907亿元，占央行当年新增基础货币的50%左右（戴根有，2000），但如果减去外汇购入，债券购入量约为900亿元。同时，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有对基础货币投放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个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因素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及其无利润约束行为。在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客观上形成了垄断。从1996-1998年，全社会贷款增量的68%是由这四家银行提供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货币政策不是由央行决定的，而是由这四家银行的行为所左右。这种状况世界少见，在大国几乎没有。此外，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这四家银行之间的商业性竞争并不充分（寡头竞争模式），反而在一些事情上容易达成默契和一致行动。实际上，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政策、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政策工具能否最终作用到经济运行之中，取决于这四家银行如何运用自己资产的总量和结构，他们的行为很可能与货币政策方向不一致。

这里的关键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由此，在国债市场上可以压低价（利率）购入大量国债；存款充足时不一定即时去寻找贷款客户，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贷款风险较大时期不积极开拓贷款市场，宁可把资金放在央行备付金账上；分支行不计成本吸收存款。更为奇特的是，我国存款市场近年来出现了信誉不对称，公众认为，四家国有银行的信誉高于中小金融机构，所以存款大量集中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就更需要央行贷款，甚至返还央行贷款，反而有一定紧缩效应。实际上，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被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阻塞了，利率政策之所以效果好一些，是因为利率调整可以越过信贷渠道直接作用于企业和家庭的资金成本，并发挥信息作用。

因此看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很大缺陷，而真正改善涉及诸多制度问题：如国有商业银行的深入改革；存款保险制度；货币市场进一步改革；利率市场化；等等。

四、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现金投放计划和指令性的贷款限额是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5年以后，现金计划和贷款计划的作用明显无效，但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中还要定指标。

1996年中央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并宣布“九五”期间，货币供应量控制目标定为M2年平均增长23%左右，M1年平均增长18%左右。但是1996年-1998年，M1年增长率分别为18.87%、16.54%、11.85%，M2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5.17%、17.32%、15.34%，1999年11月末M1增长率为16%，M2增长率为14%。都较大幅度地偏离了预定的调控目标。由此面临的挑战是：贷款指导性计划和货币供应量目标有没有用？将来可否有其他替代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论认为：良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该具有可测性、可控性、与最终目标相关性三个特点。但无论实际现金投放、实际贷款额还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都频繁地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而且这种偏离是顺经济周期的波动。从实践看，中央银行也难以纠正这种偏离。理论上对货币供应量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争论很大，如果是内生的，货币供应量便不具有可控性，不适宜作为中介目标。

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相关性如何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实证分析。因此，根据预定的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倒推出来的货币增长目标，作为约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也必须市场化，计划经济的时代已彻底结束，如何完成货币政策由计划手段向市场化手段的转变也构成对新世纪货币政策的重要挑战。

五、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余地小

我国中央银行目前可以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八种，但真正能自主运用，并且有预定效果的工具却不多。

1998年我国推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合并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为8%。1999年11月，中央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属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频繁使用。一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之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贷款总量就会增加。但是，贷款是否真的增加还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决策。他们也可能增加购买国债，也可能增加在央行的备付金存款。我国1998年下调存款准备率并没有引起货币供应量M2增长，就是一例。而且，目前准备金比率已很低，在新世纪可用余地不大。

公开市场操作中国债交易量小是与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程度一致的：我国国债期限较长，品种不多，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载体；持有大量国债的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市场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还没有把这个银行间债券市场作为自己流动性管理的场所，其他非金融机构投资者又不能进入。至于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考虑的是汇率目标，即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被动地吞吐外汇或人民币。

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贴现始终未能形成规模，1998年再贴现余额仅332亿元。中央银行贷款在1993—1997年期间曾经是中国调控货币量最灵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随着商业银行再贷款逐步归还。调控余地已经不大。1998年末，中央银行贷款余额是12525亿元，比1997年末减少了2000亿元。其中给政策性银行的6754亿元几乎不可调控。

窗口指导或称“信贷政策”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了扩大内需，中央银行连续了支持中小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农业信贷、外贸信贷的指导意见，文件下发不少，但效果有限。实质上，任何“指导意见”既不是数量性工具，也不是价格性工具，而只是一种道义劝说，是一个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从货币理论看，许多信贷政策手段，诸如允许房地产抵押贷款、助学金贷款、证券公司进入货币市场融资、股票抵押贷款等，实际是金融制度革新，并并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

近几年使用最多，也被认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利率。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对刺激经济增长、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国债筹资成本、推动个人消费信贷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1999年6月10日第7次降息后，储蓄存款增幅明显下降，减轻企业财务负担2600亿元。

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的绝大多数利率由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制定。政府在制定利率政策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利率改变存款人、借款人(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中介机构的收入分配格局，尤其对国有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和扶持，利率下调的结果往往是企业财务负担减轻，存款人和银行收入减少。所以利率水平很难反映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和风险贴水，利率结构也易于扭曲。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2.25%。活期存款利率0.99%，如果物价负增长局面不改变，利率下调空间已经不大。

在分析了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信贷政策、中央银行贷款、信贷指导性计划、利率和政策性贷款（发债）计划这八项政策工具之后，使人感到中央银行还不能“自如”有效地运用这些工具，而且这些工具的政策效果都要打一些折扣，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政策工具。六、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

一般认为，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是基本稳定或有规律变化的，由此才有可能为中央银行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某些技术支持。

谢平、俞乔(1996)通过结构性变化的显著性检验与长期稳定性关系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基础货币与货币总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尽管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干扰，但仍表现出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我国渐进性变化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尽管会对货币乘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这种结构性震荡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货币乘数在震荡之后回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通过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货币乘数的可预测性及其精度就成为货币当局通过基础货币调控货币总量的技术操作基础。

关于货币乘数的预测，中国学者提出了若干方法：一是将当期货币乘数与去年同期之差表示成上月货币乘数与13个月前货币乘数之差的函数。(一默、马明、1993)；二是先就货币乘数中各因素作经济计量分析，然后再把各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总体模型(徐诺金，1989)；三是就决定货币乘数中有关各种因素，分别按其定义确定其值，然后代入货币乘数公式中计算。

尽管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地拟合现实。从事后统计分析看，1996—1998年M1的乘数为1.15、1.17、1.30，M2的乘数为2.97、3.03、3.47；M1的流通速度为2.71、2.40、2.29，M2的流通速度为1.01、0.91、0.83，波动很大。下世纪初中国仍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体制环境的变化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冲击不仅明显，而且不确定性强，通过历史数据得出的预测模型很难期望它在将来也有良好的预测表现。由此，对货币供应量、贷款总额的事先预测和调控就相当困难

七、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也日益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视。因为在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各国中央银行只要不是实行纯粹的自由浮动汇率，其国内货币政策都要受到外部环境制约，美国近年来每次调息都会引发全球性的利率变动。Levy和Halikias(1997)的实证研究发现：德国短期利率提高对法国长期利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法国本国短期利率的影响。在各国货币政策相互影响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尽管未加入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一体化组织，但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21世纪初至少有三个金融开放举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亚洲各国的货币、金融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制度也将面临大的改革。金融业开放不仅使金融监管面临新课题，而且也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增加了新变数。

假设十年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游资动会加强。如果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坚挺，那么货币当局只能被动地吞吐外汇，这样如何保持国内货币政策不受干扰便成为难题。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国内经济，而且会影响香港和亚洲其他国家。1997-1999年，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应付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样将来对亚洲金融市场还是影响很大。

在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国内存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也会对亚洲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汇率和利率从来就是金融机构套利投机的基准，中国也必然如此。中央银行如何根据人民币的汇率与利率，平衡好国内外两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将是一个难题。

WTO尽管是一个以推行贸易自由化，协调和调解各缔约方贸易争端的国际组织，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WTO已不局限于商品贸易，在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劳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也卓有成效。中国加入WTO后，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只是个时间问题。外资银行的引入至少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两方面冲击：一是传统的以贷款指导计划为手段的直接数量控制办法失效，而间接调控体系尚不完善，外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作用如何尚难预料；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更加容易，外资银行大多数是跨国经营的大型银行，其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调拨以套取利润，当中国出于紧缩经济的目的提高利率时很可能引起短期套利资本流入，反而扩大了货币供应量，这种难题即便在英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完善、中央银行调控手段丰富的国家也出现过。

八、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与西方国家恰恰相反，西方是先出现短期融资的货币市场，后出现长期融资的资本市场，中国则是先建立了证券市场，后完善同业拆借等货币市场。时至今日，货币市场仍发展滞后。

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也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股票市场评估企业价值，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在中国并不受重视，中国更看重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国有企业上市意味着大量不需还本资金的流入。本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受到重视也是正常的，但把为国有企业筹资作为首要任务，势必导致上市公司质量普遍低下，投资者短期行为盛行，最终会影响股票市场的基础。

难题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有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任务，货币政策操作不仅要顾及证券市场的反应，有时还出台一些“利好“来“培育”证券市场发展。例如，利率下调时，央行主动说要“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允许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允许商业银行发放股票质押贷款，等等。这些事情作为一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利用这些事情（信息）来影响股票市场就是另一回事了。货币理论一直告诫人们，货币政策过多地顾及证券市场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但是，无论是在美国、日本，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比重加大，股票市值巨大，老百姓的财富也有相当部分投资在股票、债券和基金上。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但无论如何，中央银行绝不能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决策的参照指标，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如果货币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货币当局会托市，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漠不关心，无法对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约束，促使其改善经营；上市公司既不担心股东“用脚投票”也不担心会被兼并收购（国有股，法人股不上市），唯一值得关心的就是增资扩股又能“圈”多少钱。这种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会使货币政策和证券市场都受到损害。九、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

1998年以后，国内有相当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甚至资不抵债，有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关闭或解散的法律形式实现市场退出。原农村乡政府部门办的“农村基金会”要全部清理整顿和撤并。上述这些机构负债额巨大，且相当部分是对自然人负债（即吸收了个人存款）。因此，在这些机构进行整顿或市场退出时，各地纷纷向中央银行要求流动性支持，使央行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给予贷款，不知有多少能收回来，风险很大，但有利于增加基础货币和信贷扩张，有利于防范通货紧缩；如果不予支持，则一些金融机构或农村基金会出现挤兑，社会不安定，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很大。

从理论上说，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道安全门，这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创造者的一项特殊功能，但这一职能本身从来不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利用“最后贷款人”职能来投放基础货币，实际是把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货币化”，以缓解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有限性，这绝对是角色冲突，但在中国却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是恰恰是在通货紧缩时期。但是，此例一开，可能为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带来不少难题。

现在看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有多种方式：省政府通过地方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承诺在若干年后还款并付较低利率；中央银行贷款给资产管理公司用于冲销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帐；中央银行向农村信用社贷款；中央银行向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直接贷款；其他紧急救助贷款。由于中国没有存款保险机制，所以有部分央行贷款在金融机构清算过程中起了存款保险作用，地方政府在使用了这些钱以后，将来能偿还多少确实令人担心。

尽管在通货紧缩时期，由“最后贷款人”机制出去的资金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不会有矛盾。但是从长期和制度建设两方面看，还是有若干问题需引起重视：一是数量控制，如果数量过大，这些被动出去的央行贷款收回难，就没有反向调控作用，会对今后货币政策造成被动；二是不能成本（利率）过低，这些贷款期限很长，如果按现在利率水平把长期利率都锁在过低水平上，将来会引起很大套利行为，扰乱货币市场利率，于货币政策不利；三是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和中小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四是要有透明度，及时公布通过“最后贷款人”出去的资金，这实际与财政支出是相似的，意在长远的制度健全，不能走关系，谁本事大谁得钱多，造成攀比；五是容易让金融机构的股东和管理人员在救助中得益，甚至让犯罪分子放水逃脱；六是最大的道德风险还在人民银行，一看出风险不可收拾了就给钱，人民银行就更可能放松金融监管。

如果以凯恩斯《通论》作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起点，距今已有64年。在中国，从1985年起才有真正的货币政策，距今只有15年。在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过程中，货币政策究竟如何操作，并没有现成的理论，西方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和统一的参照系，但仍不能完全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这也许就是货币理论的魅力所在。上述九个方面的挑战还仅仅是我们已经感觉到的，也许还有更大的挑战在后面。例如：网上金融交易将使央行丧失货币发行权，甚至使货币供应量指标毫无意义；将来亚洲货币一体化可能使本国央行职能消失，也就没有本国货币政策；以个人电脑为终端的全球支付系统可能会开辟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和交易；等等。因此，我们只能不断地学习和积累知识，才能应付这些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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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相龙主编：《中国货币政策报告：199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5）、吴易风、王建、方松英：《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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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电子货币的出现只是进一步说明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本来就是观念货币和虚拟货币；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特点；电子货币作为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像实体货币一样，也受国家法律制约；电子货币与流通中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它的数量的多少是由交易和信用状况决定的，不是中央银行完全能控制的。

电子货币创造了新的、虚拟的货币形式，它使经济结算活动在虚拟空间得以实现，使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反作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活动局面。面对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有人对传统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种种疑问：电子货币这种没有物理实体的符号取代有物理实体的纸币，充当支付手段，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么，货币的发行是否可以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了?电子货币是经济人在信用过程中创造的，它的供给不以中央银行为转移，那么，电子货币岂不是弱化了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供给的特权吗?对于这些疑惑，我们只能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与科学的回答。

一、电子货币和电子银行

电子货币是以现行纸币为基础，以纸币计算单位为计算单位，以电子数据(二进制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储值卡型电子货币。一般以磁卡或IC卡形式出现，其发行主体除了商业银行之外，还有电信部门、商业零售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等部门使用的IC卡。(2)信用卡应用型电子货币。指商业银行、信用卡公司等发行的贷记卡或准贷记卡。可在发行主体规定的信用额度内贷款消费，之后于规定时间还款。(3)存款利用型电子货币。主要有借记卡、电子支票等，用于对银行存款以电子化方式支取现金、转帐结算、划拨资金。(4)现金模拟型电子货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Internet网络环境使用的且将代表货币价值的二进制数据保管在微机终端硬盘内的电子现金；一种是将货币价值保存在IC卡内并可脱离银行支付系统流通的电子钱包。该类电子货币具备现金的匿名性，可用于个人间支付、并可多次转手等特性，是以代替实体现金为目的而开发的。

电子银行是伴随着电子货币出现的网络银行，是指银行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信息查询、对帐、网上支付、资金转帐、信贷、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网上银行是个虚拟银行，它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客户要想办理银行业务、接受服务，可以在办公室里、家里、旅途等，只要具有一定的通讯条件和一部个人电脑，随时都可以和银行接通，进行即时转帐、查询等各种银行交易。所以，在未来，银行也许不再以雄伟气派的建筑物为标志，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可能不再是银行信用的象征和实力的保证了。网上银行将使21世纪的金融从具有地理概念的中心走向无形的网络体系。随着电子货币广泛应用，所有传统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全面电子化，使用电子支票、电子汇票和电子收据等，部分取代对应的纸制票据，实现金融交易无纸化。

电子货币作为新形式货币和传统的纸币有明显的差别；纸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电子货币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抽象的电子数据；电子货币主要发挥货币的流通和支付的功能；纸币不仅具有流通和支付的功能，还是一个独立的价值额，还有贷款的功能，在借贷的过程中能够转化为资本；纸币以纸币本身、汇票和支票等形式和银行等物理媒介系统实现结算功能；电子货币是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

二、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

电子货币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货币流通和支付功能，改变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人类传统的交易方式。因此，有人产生疑问，电子货币的出现，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符号，所代表的是一定的购买力。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为了它所能购买的东西。因此，人们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单位的货币本身而是若干单位的购买力。因此，无论是占有黄金、占有纸币还是占有电子货币，都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保存一定的购买力。电子货币作为计算货币虽然没有物理实体，但它仍然使用具有物理实体纸币的单位名称，这种单位名称足以表示购买力单位的形式。电子货币是它的所有者向电子货币的发行者支付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而发行者以电子、磁性等形式把仍然依现行货币单位表示的等值货币额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电子设备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储存在发行者电子设备中的电子货币依然是储存购买力单位的形式，而表示消费的综合商品的物价指数则是衡量电子货币购买力大小的标准。电子货币与金币、纸币相比，本质是相同的，形式是不同的。金币有含金量，含金量似乎是它的“内在”价值的尺度，其实这是一种错觉。金币购买力的大小，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少，而在于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纸币和申子货币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计算货币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份标准。计算货币与铸币完全不同，铸币是价格，而计算货币即使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存在”。

马克思认为，除非到地球末日，否则，是不能没有计算货币的。计算货币就是个人、企业和银行帐面上，甚至是人们头脑中、观念上的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出现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的观点的错误根源还在于没有搞清楚货币的职能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谁都知道，货币第一个职能就是价值尺度，把商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由同一单位名称表示的价格。把千差万别的商品转化为在质上相同，只有量的差别的同一物品。无论金币、纸币和现在的电子货币都是一样的。各国的电子货币都没有使用自己的专用的单位名称，都是用纸币的单位名称。这样，电子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这一功能时和纸币完全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都是计算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与纸币有相同的单位名称，而单位名称的作用就是表现商品的价格，这样，电子货币就与纸币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纸币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实体表示商品的价格，而电子货币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数字表示商品的价格。

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商品作为循环中的统一体是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哪个阶段上，首先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在这里，具有物理实体的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重要的是这种物品在买者和卖者头脑中用货币名称所表示的价格。即使金币和纸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时也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金币和纸币在充当流通手段时，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完全由符号来代替，甚至，连符号也没有必要出现，只用货币单位名称在商人脑袋里计算一下就足够了。

可见，只要商人们相互信任，相互讲究信用，那么，货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就没有必要以物理实体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上的、幻想的、预测的虚拟货币形式出现。这样，金币和纸币也都升华为抽象的数字。与电子货币所不同的是，金币和纸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人们的头脑中，电子货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计算机系统中。我们不是把计算机称之为电脑吗？用人脑计算和用电脑计算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脑比人脑能存储的多、计算得快、准确得多。有了比人脑更先进的电脑，何乐而不用呢?有了比纸币更方便的电子货币又何乐而不用呢?

对此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做出了科学的概括：“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这就告诉我们，电子货币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而是交换媒介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具有实体的纸币变为虚拟的、无形的电子数字。

三、货币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也受国家法律所制约

自从电子货币出现之后，有人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从金铸货出现以来，货币就国家化，货币供给严格受国家法律所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是法律的产物。而电子货币则是客户、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机构自发的信用的产物，而不像现行的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认为电子货币可以脱离国家法律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也可以说是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私有制、分工和商品交换是货币产生的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货币产生后，作为新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瓦解了原始共产制经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把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引向文明时代。

马克思说：“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可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首先是在交换中产生的，不是由国家法律创造的。现代社会的纸币也是信用的产物，稍有宏观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代，各国中央银行都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变动贴现率和变动银行存款准备率这三种方式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三种方式的运行都依靠信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无论是金币和纸币首先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政府和法律仅仅是适应交换和信用发展的需要对货币的创造加以管理和保证。

现在新出现的电子货币同金币和纸币一样也是社会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当前，在我国典型的电子货币就是各类银行卡。最主要的银行卡是信用卡，也就是银行和其他财务机构签发给那些资信状况良好的用户，用于在指定商户购物和消费，或在指定的银行机构存取现金的特质卡片，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也是持卡人信誉的标志。但是，电子货币同当年的金币和现代的纸币一样也要受国家法律所管理。

当我们强调金币、纸币和电子货币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时，不应忽视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现在，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纸币，都是符号货币。这种自身几乎没有价值的符号货币不可能由个人随意发行并且普遍使用的，必须由各国政府决定它的发行，才能保证纸币的稀缺性，保证纸币的购买力。此外，政府还要规定纸币单位的名称，及不同单位之间相互固定不变的兑换比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计量单位、它的等分及名称的规定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内部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必须成为法律的规定。这个纯粹形式的手续就落在政府身上。”比如说在我国，“元”为标准计量单位，“角”和“分”都与“元”有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我国的价格标准是我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国家的价格标准也是其他国家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

因此，任何一种货币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时，尽管仅仅是符号，但这个符号都是具有国家属性的，都在一国之内发挥其功能。货币从产生时起就带有国家的印记。时至今日，货币的国家属性更得到了充分表现，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货币都是国定货币。国家不仅指定货币的名称和计量标准，而且还管理和控制本国货币的发行和流通。货币是国有的，国有货币仅仅是国家授予货币占有者合法化权力的符号。

有的文章说，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货币，这种观点同样是片面的，是错误的。电子货币的基础是纸币和银行存款，电子货币所用的单位与纸币完全相同。电子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纸币的限制，但又时时受到纸币的限制，摆脱不了纸币的限制。那么，既然纸币、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电子货币当然也要跟着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它绝不可能在国家法律之外为所欲为。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当年有不少文章说，欧洲美元是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约束的货币，那也是错误的观点。其实，欧洲美元尽管在美国境外，但它绝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货币，欧洲美元归根到底还是美国的美元，还是要受美国的法律所约束，欧洲美元的出现，仅仅说明美国美元主权的外延。

四、电子货币弱化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特权之说不足为新

人们对电子货币的作用说得最多的是，电子货币主要影响货币供给，这主要表现为在电子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以后，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仅仅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量。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M1=通货+活期存款，通货在M1中占比重较大，所以电子货币替代部分通货以后，就必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狭义货币M1，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由于货币虚拟化，使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减少；第二，由于电子化货币存在的形式不稳定，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不稳定，从而会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第三，由于电子货币既影响基础货币也影响货币供给量，所以电子货币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乘数的变化对M1产生影响。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为新。同时这种观点有夸大央行作用之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明了到底什么是货币供给?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说：“货币还是按传统的定义为好：即通常可以被接受和使用的作为交换媒介的任何物品。”“货币供应量可以用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总量来表示”。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萨谬尔森在他的大作《经济学》中写道：“货币M1的供给包括处在银行之外的硬币、处在银行之外的纸币和一切银行的活期存款。”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萨谬尔森《经济学》，只要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和硬币，只要是存在银行的一切活期存款，只要是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不管进入不进人流通都构成货币供给。在这里，笔者斗胆地说，不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多么权威，不管萨谬尔森的名气和对经济理论的贡献有多大，但是，他们对货币供给下的定义是否科学正确，是值得讨论的。

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通货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就是说，货币供给并不是指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硬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而是指进人流通中的纸币、硬币和被开具支票的存款。而那些贮藏在公众手中的纸币和硬币，那些在银行负债账户上还没有被贷出的存款都不能算作货币供给。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变成真正的购买力，没有转化为需求。我们一再强调人们偏好货币，并不是偏好货币本身，而是偏好货币的购买力。

因此，那些没有被花费的纸币和硬币，没有被贷出的银行存款，由于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转化为购买力，它们的货币灵魂就离它们而去，也不构成货币供给。在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就是货币盈余者对外所提供的贷款量。这个数量越多，货币供给越多，反之，货币供给就少。所以货币供给量是由流通领域中的货币量和进人借贷领域中的全部货币量构成的，不应该由银行已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量来构成。在我国人们坚持后者，放弃前者，根本原因就是只学习西方的货币理论，忘记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既然货币供给是由进人流通领域中的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购买的货币构成，那么，汇票和支票在购买中代替纸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这是人人都接受的事实。马克思说：“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权可以转移。”这就是说，除了纸币和硬币之外，汇票和支票也是货币。

既然我们承认汇票和支票代替纸币在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那么，电子货币代替纸币代替汇票和支票执行流通和支付手段，理所当然地构成货币供给，这还有什么可疑义的呢?依据马克思的货币供给理论，电子货币既新又不新。所谓不新，就是因为电子货币所起到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和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没有什么两样；所谓新，是因为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是具有物理属性的纸质货币，而电子货币是由纯粹抽象的数字表现的没有物理实体的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像传统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在流通领域中发挥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功能，那么，个人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相互信任创造出来的电子货币就是货币，就构成了货币供给的一部分。随着信用程度的普遍提高，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电子货币在总货币供给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写到这里，我们就会清楚地明白，货币供给量就是在流通中的全部货币，不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中央银行发行出来的货币进入流通，就形成货币供给；不进人流通，就不形成货币供给。所以货币供给增加与否，不在于中央银行发行了多少货币，而在于有没有交易，有没有货币流通。只有交易和信用去创造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给。有了交易和信用，不仅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和硬币进入流通后构成货币供给，就是由购买者、销售者和金融机构自行创造的汇票、支票和电子货币，只要进入流通，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同样是货币，也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主要是由贸易和信用决定的，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一手决定的。那么，说电子货币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管理和控制，这既不了解什么是货币供给，又夸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作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觉呢?根源还是在于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对货币供给的错误表述。

货币论文范文篇9

正如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欧元最大的贡献就是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并且具体证明了组建区域货币的可行性。欧元促使欧洲统一大市场真正形成，进一步扩大欧元区的内部流通，从而带动了各国的经济的增长。并且，欧元的出现真正打破了各国的市场壁垒，提高了市场的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和稳定效应。欧元出现后，欧盟一体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欧盟12国将真正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区内市场，在这个市场的产出中，进口约占10%。这样，欧元就和美元一样，有着巨大市场容量，能独立自主，有较强的抗外部冲击能力。同时，欧元使欧盟内部汇率风险得以消除。交易费用下降，生产要素流动更为自由，使欧盟内部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相异的国家互相调剂余缺的功能更强，尤其是南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能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大大增强了其竞争力。欧盟以前有15种货币，其中有的是软货币也有硬货币，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货币统一后，该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而且，货币的统一有助于建立稳健的财政，带动经济增长。

2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必然要求

（1）从外因来看，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为避免金融动荡，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将形成新的潮流,亚洲不可能一直孤立于潮流之外。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欧元与美元“二元化”现象，这使得亚洲各国产生了危机感，若不加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将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境地。特别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弱小经济体的货币难以独自抵挡国际游资的冲击，要想同国际游资的冲击相抗衡，本地区货币不再作为某大国货币的附庸品，亚洲国家需创立一个稳定的亚洲统一货币区。

（2）有助于亚洲各国摆脱美元化。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汇率制度虽各具特色，但事实上，大部分东亚经济体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随着美国的经济泡沫破裂，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不可避免的受到沉重打击。

（3）危机中IMF资金援助的局限和错误。危机后，泰国、印尼和韩国分别向IMF申请了资金援助。IMF提供资金并不充分，大部分的资金是由其他的国际组织和各东亚经济体提供的。然而，即使是IMF的援助，也不是无偿的。接受了IMF的资金援助就要按其所开“药方”(受援国调低经济增长率、实施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速开放金融市场、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允许外国公司兼并收购等)进行调整和改革。

（4）从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来看，由于统一货币能够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节约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商品、资本、人员的流动，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统一货币可以减少内部磨擦，促进投资，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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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世纪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

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货币体系基础架构的货币联盟演进路径具有多种可能性，目前至少有单一货币联盟、多重货币联盟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三种形式。未来亚元属第二种演进路径，即多种货币联盟，其演进大体上可以分三个层次：

（1）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AsianMonetaryFund)。就目前亚洲区域现状来看，正是处于这一层次。AMF的建立可以借鉴IMF的成功经验，综合亚洲金融结构的特点来进行设计。AMF的基本框架应该先易后难，经过有关国家、地区充分协商和讨论后实施。鉴于东亚国家、地区经济联系相对密切、经济差异较小、可以首先在“东盟”范围内酝酿和实施，其它条件成熟的亚洲国家、地区可以随后逐步加入。

（2）建立起类似的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ERM(AsianExchangeRateMechanism)。AERM内容：第一，创建亚洲货币单位（AsianCurrencyUnit）ACU是由东亚成员货币形成的篮子货币，其未来的目标是形成单一货币。各成员货币在篮子货币中的比重根据各经济体在区内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确定。第二，成员货币的汇率围绕着中心平价浮动，范围是上下15%。第三，成员有义务将本国货币的汇率维持在目标区内。第四，用已成立的AMF以帮助成员应对投机冲击。

（3）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AsianCurrencyArea)。实证分析表明由于各成员国之间缺乏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汇率合作机制很难维持，亚洲汇率联动机制须向ACA演进。目前，较为可能的是以日元或人民币作为核心货币，建立单一货币区。

3.1以日元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

日本的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其通胀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日元也是区域内最国际化的货币。近年来，日本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某些国家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日元圈”的形成乃至日元国际化的推广将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第一，日元汇率波动频繁。1995年以来，日元的汇率便开始一泻千丈，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竟贬值了近100%。以后，日元便开始了剧烈的动荡期。第二，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恶化。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就已经大量出现，但一直被遮掩起来。如果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破产、倒闭风盛行，必将造成日本金融业的瘫痪，影响到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而影响到日元的稳定。第三，日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局限性，亚洲国家难以忘却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给亚洲人民带来的苦难，对日本在亚洲扮演“领袖”角色十分反感。

3.2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

中国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整体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使中国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第一，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也有了显著的飞跃。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开放程度还会加大，经济、金融全方位开放将直接推动人民币在区域内、以至国际上的广泛使用。第二，国家外汇储备大幅猛增。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充足的国际储备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动态平衡、维持外汇市场和汇率的相对稳定打下了基础。第三，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稳中有升。但是中国虽然已接受IMF第八条款，资本项目管制仍很严格，中国落后的及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也使人民币很难在短期内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仍需时日。

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虽然目前建立亚洲单一货币——亚元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是，只要各国、各地区在现有合作框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求同存异，东亚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就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胜刚．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J］.财经科学，2006，(4).

［2］余永定，何帆，李婧．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2,(2).

［3］戴金平，程义金．汇率合作的汇率稳定效应［J］.世界经济，2001,(9).

［4］戴相龙．亚洲金融发展与合作［J］.金融研究，2001,(8).

货币论文范文篇10

日常生活中，任何经济主体都不可能同时拥有满足他自己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为了生存和发展，各主体不得不用自己相对富余的资源，换回自己缺少而又必需的资源，即交换是主体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需要。然而交换的对象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为了顺利实现交换，客观上就要求存在一种能够将世间万物按一定的标准（买方所需要或关注的因素：体积、重量、某种有效化学成分等）折合成同一种社会经济学量的量存在，使万物之间具有可比性。这个社会经济学量就是价值。货币就是用来量化、反映和记录这种价值的,如按美元计价、按黄金计价、按人民币计价等，具体即表现为价格。所以说，价值、价格、货币都是客观存在的，就象重量和千克、长度和米、电流和安培、电压和伏特等自然科学界的物理量一样，价值、价格和货币是社会经济学界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学量。

2.货币的本质是债权

人类社会最初的商品交换是物物交换，如1只羊换2把斧头等，但这种交换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只有双方当事人都同时需要对方的物品时，交换才能实现。物物交换方式造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交换难以实现，交易者急需的物品难以及时换回，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此后逐渐产生了以羊、金、银、铜、纸币等充当交换的媒介，使世间的商品交易变得轻松、便捷。但不论用何种物品充当交换的媒介，交换时，卖方卖出商品的根本目的都不是为了直接消费交换媒介，而是想通过交换媒介的周转流通作用，最终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卖方卖出商品时，必然会要求买方留下相应的凭据，以划清相互间的风险、收益，确认相互间因物品转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原先的意识上有，到凭据化、书面化），以免以后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这个凭据便是交换的媒介。可见，交换媒介的本质属于债权。此后，当卖方再将这个凭据转让给他人，用以换取他人物品时，这个凭据便成了通常意义上讲的货币。所以说，货币不是一般的普通商品，它是买方开给卖方的表明商品所有权转移，确定和确认双方存在一定量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即货币的本质是债权，而充当货币的物品则属于可用于流通的债权凭证。

3.防伪性是选择和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根本原因

防伪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①技术上，难以复制；②经济上，取得（制造或复制）的成本不低于它所代表的债权价值，或者是制造者将会面临严重的惩罚。

防伪性对充当货币物品的选择及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列表分析。

技术防伪性经济防伪性优点缺点普通物品差差羊强较强寿命短，易损耗，维护成本高金、银强较强损耗小重，不便于携带铜币强一般重，易锈蚀损耗纸币较强差轻，便于携带易损毁电子货币较强差更轻便易损毁作为债权凭证的货币，买卖双方都很关心它的防伪性。防伪性的高低成了决定某种物品是否能成为货币的关键。

普通物品，由于它的防伪性太差，决定了它不能成为货币。

羊具有很强的防伪性，但它的寿命有限，易损耗，且饲养、维护成本很高，所以它只能在科技水平比较低的年代暂时充当货币。

金、银的防伪性直到现在仍然非常高，又具有不易损耗、数量适中等优势，所以金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在充当货币。但由于他的经济防伪性（冶炼技术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在逐渐降低，防伪性变弱，加之其密度大，储量有限，不能被做成大面额的货币（因为按重量计价），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它现在已逐渐被纸币代替，只作为一种储备性货币存在。

铜在一定历史阶段充当了货币，但它的经济防伪性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已变得一般，加之有密度大、储量大、易生锈等缺点，它的货币功能现在已基本丧失。

纸币：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纸币被制成了具有很强技术防伪性的物品；同时又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伪造，使纸币又具有了很强的经济防伪性，加之其质地轻、便于携带、数量和金额易于掌控，能很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它逐渐成了现代货币舞台上的主角。

电子货币：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种具有与纸币防伪性相当，但质地更轻、制造成本更低、更便于携带和交换的电子货币开始出现，并有逐渐替代纸币的趋势。

4.货币的防伪性要求对寻找摆脱目前金融危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防范作用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很严峻。以美元作为国际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世界，因美国的次贷和金融危机而使全球受到波及。世界各国深受其害。而此时美国却为了能使自己尽快摆脱金融危机，准备大开印钞机，狂发美元。美国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近期世界各国元首、金融界、理论界及G20国峰会等都在极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寻求据以维护世界金融和经济安全、稳定的合适方法。

从货币防伪性要求的角度来看，一种物品要想成为货币（世界性货币），它就必须具有对所有经济主体都具有很强的防伪性。这是物品成为货币的前提条件，象金、银、铜等物品，在充当货币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对所有经济主体具有很强的防伪性。而美元现在却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美元对其他国家或经济实体具有很强的防伪性，但对美国自己而言，它的防伪性几乎为零。所以只有在美国的印钞权受到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美元才具备充当世界货币的条件。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想尽快稳定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根据货币的防伪性要求，国际社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制定对策：①限制或控制美国政府的发钞权，要求其以技术、资源等换回美元，以解决自身的金融危机和稳定美元币值；②要求美国政府将美元与黄金等贵金属挂钩；③将美元与其他几个主要经济大国的货币汇率固定，以间接限制美国政府的发钞权；④要求美国将因多发货币而带来的收益用于国际性的公共事业，如联合国会费、解决温室效应问题、国际性的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等。⑤采用周小川等金融人士的建议，重新建立一个“超主权”的新型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或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替代美元。其次、电子货币的防伪性问题，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在现有的货币发行方式和发行政策下，任何一国政府都可以通过一定的金融渠道大量发行他国货币，如中国政府可以大量发行美元电子货币，重创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美国也可以大量发行人民币电子货币，重创中国经济。所以，加强发行电子货币防伪性控制（包括软件开发及金融机构的内部授权控制），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协商、合作解决。

5.与现行货币本质理论的融合

货币的本质是债权，所以从货币的本质来看，它是一种财富。拥有货币就等于拥有财富。这与“金属货币论”的观点相符，也符合普通大众对货币的认知。

但从充当货币物品的角度来看，货币只是一种凭证（载体）。作为凭证（载体），它既可以用金银来充当，也可以用纸、电子等方式来表达。货币债权的价值与充当货币的物品价值是可以分离的。充当货币的物品仅仅是一种载体或符号，这又与“货币名目论”的观点相符。

再从交换的过程来看，债权凭证（货币）在交换中充当的是等价物角色，所以说它又是一种“一般等价物”。

可见，货币本质债权论观点，不仅与目前存在的“金属财富论”、“货币名目论”、“一般等价物”理论没有冲突，而且与之相互融合的很好。

参考文献

［1］樊苗江、柳欣著.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M］.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2］许崇正主编.货币银行学［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3］姚遂主编.李健副主编.货币银行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