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论文十篇

货币金融论文篇1

1．1理论逻辑

FDI对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上。而货币供应量的多与少由一国的货币基础决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决定货币供应量的货币基础由银行信贷和外汇储备组成，FDI通过增加东道国的外汇储备来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一国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一方面，FDI带来的直接资本流入会导致企业所持有的外汇增加，企业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换成本币，形成央行的外汇储备并导致流通中的本币增加；第二，FDI通过在东道国的生产和进出动得到大量外汇，同样通过结汇的方式将外汇卖给央行，形成央行外汇储备的同时增加一国的货币供给。FDI通过以上两方面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并最终会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产生影响。以上两个渠道的作用是文章研究的重点，此外，外商直接投资还通过一些其它的途径对一国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例如，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一国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会导致储蓄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增加储蓄的方式增加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样，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国内资本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内资本的外逃，因此导致我国货币供给的减少。文章将FDI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其他方式和渠道不考虑在研究范围之内，并假设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其他途径产生的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为零。因此，就我国而言，大量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进而影响我国的货币基础，并且最终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在上述逻辑的基础上，理论假设：中国独特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造成的外汇和外资的大量流入，严重影响到中国的货币金融环境，并与国内银行信贷扩大一起，共同成为今天的通货膨胀和房价高涨局面的影响因素之一。

1．2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货物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等三类数据。受限于仅有2001年开始的进出口月度数据，因此文章采用的是2001年到2013年以月为划分的156组月度数据，包括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货物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等。货物出口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综合司2001－2013年进出口统计快报中各月的统计数据；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商务部投资司统计快报中各月的数据；货币供应量数据M2取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统计数据。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货物出口额的计量单位为“亿美元”，而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单位为“亿元”，为了增强检验的准确性，用来自美联储网站的经济统计数据———2001－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各月均衡汇率，将货物出口和FDI数据折算为以“亿元”单位。

1．3数据处理

在所得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并定义两组变量X和M。X为解释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额和货物出口额之和；M为被解释变量，是货币供应量。我们通过检验X和M之间的关系来观察FDI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仅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够使其趋势线性化，而且还能够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波动异方差现象，因此对两组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化处理。将对数化之后的变量录入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7．2，之后用eviews7．2对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2FDI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格兰杰分析

2．1ADF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必须保证所使用的数据是平稳的。但多数情况下的时间序列往往是非平稳的，因此有必要对LN（X）和LN（M）两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为模型下一步检验打下基础。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来检验所选取的变量是否存在随机趋势。水平情况下，LN（X）和LN（M）都是非平稳的序列；在一阶差分时，LN（X）依旧是非平稳的，但LN（M）则变为平稳的序列；在二阶差分的时候，1％的显著性水平下，LN（X）和LN（M）的二阶差分序列•2（LN（X））和Δ2（LN（M））的ADF检验统计值小于对应的临界值，都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LN（X）和LN（M）二阶差分序列同时达到平稳，因此是I（2）过程。

2．2协整关系检验

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是要求数据具有协整关系，通过上述ADF检验可知LN（X）和LN（M）的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因此符合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首先求得LN（X）和LN（M）的残差序列，将所得残差保存在名称为K的序列中，并画出其时序图。分析时序图可知，残差序列K围绕在某一固定值上下波动，初步判断序列K是平稳的序列。在水平情况下，对K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t统计量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从而拒绝原假设，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因此可知LN（X）和LN（M）之间存在协整性，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2．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两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变量LN（X）和LN（M）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因为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于滞后期长度的选择有时很敏感，不同的滞后期可能得到不同的检验结果，因此为了提高检验的准确性，有必要进行不同滞后期长度的检验。

3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和拉动

上文的实证检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上文的研究仅仅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原因，却没有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具体大小。虽然FDI对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无法量化，但是可以从其对货币供应量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上得到参考。为了衡量FDI对货币供应量的拉动作用并考察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可以从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两个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利用上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考虑到短周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作用表现不明显，因此将月度数据折算成年度数据计算贡献度和拉动度。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率（ContributionRate）是变量X（FDI＋货物出口）的增量与变量M（货币供应量M2）的增量之比，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拉动率（PullingRate）是指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乘积。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贡献度和拉动度在除2009年外的年份都为正，这说明FDI对我国的货币供给会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为正，即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第二，2009年时贡献度和拉动度两者同时为负，这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和FDI减少导致的，2009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900．34亿美元，同比下降3％，货物出口仅12019．3亿美元，同比下降16％；第三，贡献度和拉动度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且从2002年以来，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拉动作用和贡献作用是递减的，2002年，贡献度和拉动度分别为20％和3．39％，而2013年的贡献度和拉动度分别为5．15％和0．7％。外商直接投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拉动度和贡献度下降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规模的扩大冲淡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FDI中包括了商品形态的实物资产流入，且这部分实物资产占据了FDI的很大部分，而直接以资金形式流入的FDI占比较少，形成的外汇供给也因此减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减弱，从而导致FDI对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淡化。

4结论

货币金融论文篇2

论文摘要：从紧的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等。中国经济当前主要面临：世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放缓、资产泡沫破灭、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应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增强信贷控制的方向性和灵活性，适度调整利率，放慢或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与配合等，以落实中央“一保一控”的方针。

近一段时间以来，对现行的从紧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出现了不少的声音：有的专家提出，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下滑应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有的专家则认为，为了对抗通胀，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现行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怎样调整？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

所谓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挤出市场上过多的货币，促进总需求、总供给的平衡以实现稳定物价，控制经济过快增长的货币政策。一般来说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信贷政策；②利率政策；③外汇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制度法规建设及金融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盘点2007年至2008年9月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央行采取的措施有：

第一，信贷政策。应该说这一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已经不小。存款准备金率在去年十次上调的基础上，今年前九个月又六次上调，达到了17.5%，已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其调整的时间间隔之短，使用频次之高，可以说打破常规，使一个本不应经常调整的工具变成了一个频繁应用的短期性调节的工具。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也频繁进行操作，多次大规模地发行央行票据，并进行正回购操作，而且在不动产信用控制，特别是房地产信用控制方面采取了严格的信贷控制措施。上述措施都说明央行主要是通过数量控制来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收缩流动性。

第二，利率政策。去年共6次上调了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14%，共上调了162个基点，1年期贷款利率为7.47%，共上调了144个基点。去年调整的时间间隔之短、频次之高也为历史罕见。今年前九个月，只是在9月单向下调了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27个基点，存款利率则没有变化。

第三，汇率政策。2005年7月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总体上呈现逐步爬升的趋势，2008年上半年则加速升值。200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为6.5%，对欧元贬值3.7%，对英镑升值5.4%，对日元升值2%，对港元升值6.9%。其中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尤其受到关注，2007年底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7.346，时至2008年9月则在6.83左右震荡。升值的幅度约为6.9%。2008年初有专家曾经预测，2008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会达到8%-10%。但从目前美元震荡偏强、欧元震荡走弱，以及从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预期有下降的可能。

第四，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自2003年以来，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是“严进宽出”。近期坊间有关于热钱流入、流出的种种说法（所谓热钱是指短期投机资本，是随时准备撤出的资金），尽管有关权威部门曾经表示中国的资本管制政策基本有效，由于基本统计数据难以搞清，资本管制政策是否有效难以准确判断。但不管怎么说央行的政策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实施外汇管制，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控制资本，特别是“热钱”的流入，在近期的情况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由于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其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到2008年8月，一方面CPI涨幅已开始连续4个月出现回落，7月份已降到7%以下，8月份为4.9%。另一方面GDP的增长率也在滑落，上半年GDP的增长率为10.4%，有关专家预测，三季度的GDP大致会保持在9.6%的水平，有的甚至预测会降到9%的水平，如果是这样，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警报基本解除，另一种担忧浮现出来，GDP的增长是否会大幅回落？[二、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

受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环境中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本轮的物价上涨最初表现为2006年底的粮食价格上涨，继而是2007年第二季度的肉蛋禽价格上涨，接着是2007年以来的生产资料上涨，反映出物价上涨从农产品领域向工业品领域蔓延的趋势。2007年全年CPI涨幅达到4.8%，2008年2月CPI涨幅达到8.7%，是近十一年来的最高涨幅。尽管近几个月月度CPI已连续回落，8月份回落到4.9%，但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却屡创新高，从去年全年的5.2%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在今年3月份大幅上涨到8%以后，不断向高位推进，7月份达到10%，8月份达到10.1%，由于PPI3-6月后向CPI的可能传导作用，这就意味着物价上涨虽已开始弱化，但弱化的趋势并未确定。未来的通胀走势，主要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粮价等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变化。虽然国际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有所回落，但仍在反复震荡，全球能源和资源性产品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解除。国内粮价等农产品价格尽管粮食增产，但调升的呼声高，推力也大，政府也有可能放松对成品油、煤炭和电力等价格管制措施，又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际热钱的流入，货币供应量增速降低困难，今明两年一定程度的通胀压力依在，仍不可掉以轻心。

其次是世界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中国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比预期要严重得多，而且仍在发展，实际上已由信贷危机发展为世界金融危机。目前美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放缓，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的经济增长也已出现明显的放缓，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已经出现负增长。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必然会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愈来愈大的压力，导致中国净出口的下降，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据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初步测算的结果，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IMF预测放缓0.7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0.94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7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2.8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美国资产价值的缩水，有关金融机构的倒闭和破产，给中国有关金融机构造成了直接损失，其资产价格的下降给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多次采取的减息政策以及救市行动，为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所有这些都加大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难度。

其三是资产泡沫的破灭带来的危机。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泡沫一度非常严重，经过一系列的调整，目前已面目全非。以上海股票市场为例，上证指数从6124点不到一年的时间跌到1802点，跌幅深达70.5%，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实际上就是一次“推倒重来”。这种“推倒重来”不仅使上市公司的巨额资产市值严重缩水，也使众多的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政府调控资本市场的能力和水平受到质疑，也严重损害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必然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与股市相比，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也十分令人担忧。受房贷新政的影响，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急剧降温，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如深圳、上海、广州等，与高峰相比已下跌三成，有些地段已下跌五成。但从全国情况看，房价整体仍在上涨，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一季度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而8月份则同比上涨了5.3％，环比则下降了0.1％，而且交易清淡，许多地方是有价无市，表现为量价齐跌，交易量的大幅下降往往是危机的开始。在房地产的调控上，政府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民生市场，政府必须对飞涨的房价采取强有力的降温措施；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高度依赖商业银行信贷，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剧烈调整，银行等金融系统必将受到冲击，并导致系统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例子，应引以为戒。

其四是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冲击。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市遭受了50年未遇的冰雪灾害，大量供电等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破坏，一些农作物和林产品受损，铁路、公路交通中断，又时逢春运，给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都造成很大的冲击。这场雪灾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在人民币2000亿元左右。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则更为巨大，这次地震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在8500亿左右。灾后的重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将通过增加对受灾地区的投资，增加对药品、钢材、水泥、玻璃等救灾和灾后重建商品的需求，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投资力度的增大，商品需求的增加，会形成对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但影响有限，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三、货币政策调整的若干建议

面对挑战，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7月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增长）来代替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面对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和选择，笔者的建议是：

1.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开始减弱，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警报基本解除，尽管PPI、CPI仍保持较高水平，今明两年通胀压力仍在一定程度存在。但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如果经济增长下滑超过社会的预期，例如在8%以下，由此造成众多工厂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坏账增加、社会不稳定等也是我们必须防止的。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改变从紧的基调，在信贷的宽松度、灵活性以及方向性的选择上进行调整，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增强信贷控制的方向性及灵活性。在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信贷额度控制是必要的，但应改变一刀切的做法。首先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不宜再向上调整，而是应向下进行调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及货币乘数都有较大的影响，商业银行一般会迅速压缩信贷，导致投资和消费下降，引起经济较大的震动。现在要做的是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基础上，还应采取有差别的准备金率，对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下调的幅度。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的负债规模不同，上缴央行17.5%的存款准备金后，大型金融机构资金会相对比较宽余，这就意味着大型企业和城市的企业较易获得资金的支持，而中小银行、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会形成资金紧张，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创投企业和农村地区将更难获得资金的支持，使他们可能由于资金困难而停产或倒闭，显然这并不符合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目的。2008年9月15日，央行宣布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无疑这次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其次银行对商业票据的承兑也应采取有差别的政策，不同行业和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应有松有紧、有收有放，并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3.重视价格杠杆的作用，适时适度调整利率。与去年6次调升存、贷款利率不同，今年以来加息的政策就没有使用过，而是在9月15日单向下调了一年期贷款利率27个基点，这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忧而初步采取的措施。正因为经济增长下滑已上升为主要危险，所以对抗经济增长下滑应成为利率政策主要作用方向，而且美国、欧洲等经济体为对抗经济下滑，目前的基准利率都可能会作出较大幅度的向下调整，所以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也存在降息的空间。但也应看到我国的真实存款利率为负（名义利率——物价变动率），真实的贷款利率也较低。与严格的信贷总量控制相比，由于企业的选择性，调息对经济的影响要小一些，所以兼顾“保增长、控通胀”的双重目标，在年内适时适度地进行一定幅度的减息调整是可以选择的，但空间和幅度不应过大。如果PPI、CPI反弹走高，到时再依情况灵活进行调整。

4.放慢和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冷却，使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人民币的较大升值使出口企业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一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沿海的中小企业降低或丧失了竞争力，导致破产和倒闭。出口增速的回落，使我国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净出口增速的回落会受到严重影响。据有关统计，2007年中国的净出口为2600亿美元，同上年相比增幅近50%，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应在4个百分点左右，假设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到25%，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如考虑净出口对消费、投资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更加严重。而且由于欧洲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疲软，对欧洲央行可能降息的预期开始提高，欧元对美元的利差增长可能缩小，从而推动美元相对欧元升值，形成美元目前的走强和震荡，从而弱化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应该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采用缓慢升值（年3%-5%）或不升值的方法，以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

5、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与配合。落实中央的“一保一控”的方针，单靠货币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应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搭配，以对抗经济增长下滑为主要着力方向，并对通胀保持警惕。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采取减税、加大发行国债的力度，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为主要内容的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取代前期执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取消5%的利息税，对国家鼓励出口的行业和产品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给予奖励性政策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等，以确保实现“一保一控”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郑道平，龙伟娟.货币银行学原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货币金融论文篇3

(一)分组教学

第一次上课时，要求学生每6—8人自动分组，推选组长，每组布置一个专题，专题一般是当前金融热点话题，要求该组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进行任务分工: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筛选资料、制作与修改PPT、PPT汇报等，通过这种分组教学，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同时组长还要负责本组学生的考勤工作和该组各个学生完成任务情况的打分，教师和其他各组组长要对该组最终提交的成果进行考评打分，最后该组每个学生的打分就是三者的加权得分。这种方式既强化了学生对当前金融热点话题的关注，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还锻炼了学生的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调研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为学生进入企业奠定了良好的职业能力。

(二)实践性教学

每次课前五至十分钟，让学生自愿到讲台上通过各种方式:新闻播报、板报、视频、PPT等解说近几天发生的金融大事、要事，并附以简要的评论;在金融机构体系和商业银行的讲述中，要求学生选择我市的某家金融机构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该金融机构的窗口设置、业务开展情况等;根据相关章节内容，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上传给学生，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并通过提问等方式进行检测;让学生课后阅读金融方面的一些报告如《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等，并书写心得体会或读书笔记，等等，通过这种实践性教学，培养了学生的金融意识，提高了学生对金融的关注度、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是我们在各门课程的讲授中运用得较多的方法，金融方面的案例非常多，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合理运用，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加深学生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谓是一举多得。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前对案例进行精心筛选，选择最适合的案例融合到相关章节内容的教学中。比如在信用的讲授中，我们可以引入信用卡透支的案例，让学生知道信用的重要性，个人信用记录是我们的“经济身份证”;在利率的讲授中，可对我国贷款利率的放开进行解析，并进而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进行探讨。案例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抽象的金融理论，也使我们的教学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达到了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四)问题导入式教学

问题导入一般用在教学活动开始前，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既可以通过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实例导入，可也通过已学内容回顾导入，还可运用多媒体提出问题导入等。例如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讲解中，我们可以先引入《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某段材料，让学生思考一下在这段材料中运用了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这种货币政策工具是如何调控的，有什么样的效果，从而引出接下来要讲的某种货币政策工具。问题导入式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促使学生主动思考，有利于新课的实施与开展。

二、充分利用网络，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教学过程的生动性，促进了多样化信息的传递。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微信、飞信、QQ、电子信箱等各种沟通手段，实现课程相关资料的最大程度共享，及时答疑解惑，加强与学生的有效沟通，同时实现课后部分作业的电子化。四、改革课程考核方案为了相对准确地评判学生的学习态度，达到真实、公平与合理，在《货币金融学》考核中，我们始终采用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当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灵活设定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的占比。如为了加大学生平时考核力度，提高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我们可以将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设定为各占一半，将平时考核贯穿于教学始终，这样就杜绝了某些学生临时抱佛脚的心态，重视平时的学习。平时考评可以包括作业(习题、心得体会、读书笔记等)、课堂提问、课堂随机小测验、专题分组汇报、考勤、课前新闻解读、期中考试等。期末考试内容构成中，为了体现层次，除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客观复述题外，还要出一些结合中国当前经济、金融领域实践问题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的主观分析题。以上考评方法，我们在每学期开课的第一次课中即对学生阐明，既是让学生明白这种考评方法的意义，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与授课教师的配合。

三、结束语

货币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MFS；广义货币总量；加权货币总量；货币服务指数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3―0026 03

中图分类号：F832．O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12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及其国际接轨》(批准号：02CTJ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英华(1975－)，女，浙江东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国际贸易与投资；许涤龙(1962-)，男，湖南衡阳人，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金融统计。

一、引言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五种基本类型，即汇率目标、货币总量目标、利率目标、通胀目标、隐性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总量目标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基本类型之一，我国目前采用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有不少学者对目前这种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出了异议：如李卓，高岚(2004)从相关性、可控性、可测性、抗干扰性等四个角度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效果的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存在很多问题，应该另行选择。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尹中立(2006)认为以货币总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该目标越来越难以琢磨，其中原因很多，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影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研究均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放弃还是坚持以货币总量目标作为中介目标，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即货币总量统计在货币政策制定及其对整个宏观调控、对经济金融政策的信息支撑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测度货币总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货币的控制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和物价水平的稳定。因此，科学测度货币总量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今后也仍然是货币与金融统计工作的一个中心工作和任务。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0年推出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是目前世界编制或公布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国际标准，对各国金融统计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本文拟通过对《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这一国际准则中关于货币总量测度的研究，以期从中得到启示，从而为我国货币总量科学测度提供参考。

二、MFS货币总量测度研究

(一)广义货币总量的界定

MFS所定义的货币概念是广义范畴的。MFS认为，狭义货币通常被定义为包括货币和可转让存款，而金融创新却削弱了狭义货币对于政策目的的有用性，广义货币则能较好地适用于政策目的。因此，MFS认为，广义货币总量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属于广义货币的金融资产；2．货币的持有部门；3．货币的发行部门。

MFS这个定义实际上是在探讨可纳入货币总量的组成部分。第一方面说明哪些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这是选择货币总量组成部分的主要特性。几乎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有“货币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哪些金融资产是广义货币，哪些不是，一般可从货币的流动性、储藏价值功能和其他基本特性如法定货币、可转让性、可分割性、期限、交易成本、盈利性等角度判断。例如：货币和可转让存款是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属于广义货币。它们的货币特征可概括为：是法定货币；具有广为接受性；零期限，可直接用于支付；无交易成本或交易成本很低；可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第二方面说明哪些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根据定义，货币持有部门通常包括除存款性公司和中央政府之外的所有居民部门。也就是说，货币持有者一般包括：1．公共和其他非金融性公司；2．中央政府之外的其他政府单位；3．住户和为住户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4．金融性公司部门中除存款性公司分部门(即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之外的所有机构单位。

第三方面说明哪些部门发行被持有者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货币发行部门通常包括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中央银行发行本国货币，也可以发行包括在广义货币中的存款或证券。其他存款性公司吸收的存款可看作是其发行的存款凭证，是创造存款货币的部门。

MFS广义货币总量概念的提出，就有了一种统一的“格式”为有关国家编制广义货币总量，从而有利于进行国际对比，解决了各国因货币定义不同而导致的无法比较的问题。

(二)流动性总量的界定

MFS提倡各国在编制广义货币总量时，还可以对流动性总量进行测度。对于流动性总量，MFS是这样定义的：除了广义货币负债之外，流动性总量还包括其他被认为具有一定流动性，但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定义的广义货币之内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流动性总量的组成包括两个部分，即广义货币的组成部分和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其他负债。流动性总量在负债的类型和涵盖的发行部门这两方面比广义货币的范围要广。

进行流动性总量的测度的原因是，MFS认为，有些金融资产货币性强弱的判断并不是十分清楚，这样就使一些具有一定流动性，但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定义的广义货币之内的金融资产被排除在统计监测之外。为了扩大货币监测的范围，MFS建议各国根据需要除了统计监测广义货币之外，还可统计监测流动性总量。

(三)MFS货币总量测度方法评价

MFS主张的货币总量测度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简单加总法。简单加总法是先根据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来划分货币供应量层次，然后将不同层次的货币总量指标如M1、M2、M3等，按各自包括的组成部分以相等的权数简单相加。这种方法由于计量简明，因此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纳。但这种传统的货币总量计量方法也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该方法的基本假设与微观经济理论相悖。该方法假设货币资产的持有者将构成货币总量的各类货币资产看做是完全的替代品，因此在计算时赋予各类货币资产相同的权重，例如M2中的现金、支票存款、储蓄存款与定期存款等各项货币资产的权重都等于1。然而，根据微观经济学的需求理论，人们之所以持有不同货币，原因在于不同货币的交易职能和价值储藏手段是有差异的。就交易职能而言，人们会选择具有高流动性的货币资产；而对于价值储

藏手段，人们会选择能够保值的货币资产。也就是说，实际上，货币持有者并不认为这些货币资产具有完全替代性。

2．加权汇总法。该方法考虑到了不同货币性资产的不完全替代性。由于货币总量是由各种流动性不同(或货币性有差别)的金融资产构成的，因此，可按流动性的不同程度(或货币性的程度)确定各组成部分的权重(大于0小于1)，然后求出货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加权平均总量，这一货币总量就是货币的加权度量，通常称之为加权货币总量。

常用的货币总量有货币服务总量和拉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由于货币服务总量度量了服务性流量，因而不能与货币存量直接比较。因此，人们更愿意使用指数的形式来反映货币的增长情况，如拉式货币服务指数和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就是目前主要使用的两种总量指数。这种统计指数可以反映所有货币服务总量的动态及平均变化程度，它提供了度量货币增长的另一种形式。各种货币总量和货币服务指数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1)货币服务总量

由于货币资产是一种提供货币服务的耐用品，因此，对货币所提供服务的度量，可称为货币服务总量，其计算方法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式中：TMS是t期的货币服务总量；m是第i种金融工具的数量。式(1)表示对所有金融工具货币性的一个总的衡量，即将每一种金融工具的服务加总的结果。

(2)拉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式中：LWMS是第i种金融工具在第t期的拉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r是第i种工具在基期的收益率；是作为参照物的某种金融工具在基期的基准利率。

(3)拉式货币服务指数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式中：LWSI是第t期的拉式货币服务指数；m是第i种金融工具基期的数量。r是基期作为参照物的金融工具的基准利率；r是第i种工具的收益率。由于拉氏指数使用固定基期权数，因此，用这种方法度量时，可不受一定时期利率变化的影响。

(4)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

该指数是由巴内特(Barnett，1980)将微观经济总量理论、统计指数理论与货币理论结合起来，通过解消费者最优选择问题而导出的。该指数以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来建立权数加总各种货币资产。持有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叫“使用者成本”(usercost)。持有每一种货币资产的开支(该种货币资产总量×使用者成本)占持有全部货币资产的总开支的比重，就是该种货币资产在货币总量中的权重。显然，如果某项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强，则收益率低，与基准利率的差值大，在货币总量中的相对权重就增加。在离散时间情况下，Divisi货币数量指数可表示为：

式中：D为第t期的Divisa货币总量；为第i种货币资产占总支出的比重；m是第i种货币资产在时刻t的数量；p是第i种货币资产在时刻t的机会成本，或称价格，它是由第i种货币资产的自身收益与某一基准利率决定的，其计算公式为是基准利率；是第i种货币资产的自身收益，ro是极小的常数。公式(4)表示Divisa货币总量的增长率等于各货币资产的增长率按其支出的比重加权加总。由于该指数的权重表现为每一种货币提供服务占所有货币资产提供服务总量的比重，这样，以加权的方式就能体现不同货币层次的结构，进而对宏观经济指标予以反映。因此，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可以很好地体现各货币层次由于流动性、安全性、机会成本带来的结构上的差异。

三、借鉴MFS，科学测度我国货币总量的建议

通过对MFS货币总量测度方法的解读和评价，在我国货币总量测度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和改进。

(一)把握好选择标准，是科学测度货币总量的前提和关键

货币总量的选择总是要结合政策目标，选取可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货币总量。MFS认为选择的标准一般有以下几点：一是货币总量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要有可预见的关系为准，具体包括价格总水平、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国际收支的组成部分。二是货币总量与中介目标变量之间要有可预见的关系，如货币总量与利率、基础货币。三是要考虑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可预见效果，具体包括对中介目标变量的影响、对货币总量的间接影响等。从目前简单加总的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总量的实施效果来看，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这又恰好是我们研究和改进的突破口。因此，把握好选择标准，是科学测度货币总量的前提和关键。

(二)扩大货币总量统计机构范围，并编制金融性公司概览，以完善货币总量基础数据的来源

货币基础数据的提供，是正确统计货币总量的基础。与MFS相比较，我国的货币总量统计也是在金融性公司分类的基础上，对报表数据逐级汇总、合并和轧差而形成的。与MFS略不同的是，我国货币总量统计采取两种并行的表述方式：一是单独编制货币供应量统计表、基础货币统计表等；二是按MFS的要求编制货币当局等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存款性公司概览。在机构范围上，我国货币总量统计的覆盖的金融机构只有存款性公司，其他金融性公司不包括在内。我国应按照MFS的要求，尽快编制金融性公司概览，与国际标准相接轨。

(三)积极修订货币供应量层次，进一步改善货币总量测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现阶段，我国根据国际通用原则，以货币流动性差别作为划分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标准，把货币供应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Mo：流通中现金；M1(即货币)：Mo+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考虑到金融创新的影响，对货币统计口径主要作过2次修订：第一次是从2001年7月起，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第二次是2002年初，将在中国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业务，分别计入了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由于金融创新的影响，使货币属性的界线不像以前那样分明了。人们对于目前这种货币供应层次划分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基于这些变化，我国应尽快研究并积极应对金融创新对货币总量统计的影响，对货币总量计量的口径作相应的调整。在科学计量货币总量时还要考虑统计口径要符合国际通行的原则，与国际通行准则的货币计量方式有可比性。

(四)试编加权货币总量，使其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辅助工具

目前我国货币供应总量是按简单加总的方法计算的，由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与产出和物价的稳定关系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难以准确地描述货币作为交易中介的本质及其对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难以有效地测定货币需求。因此，探索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并与经济变量之间相关性程度高的货币定义，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都有很大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李治国，施月华(2003)就认为，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充分考虑了货币总量中各类资产的货币性职能，可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辅助工具。因此，我国实际部门和理论界应加强加权货币总量，特别是货币服务指数(monetary services index)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以提高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五)增加流动性总量的统计，扩大货币监测范围

要使货币总量更好地担当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角色，我们认为，扩大货币监测范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MFS中流动性总量的提出，告诉我们建立一种比广义货币更广义的测度也是可能的。世界上有些国家如日本已开始统计流动性总量，我国目前尚未正式统计流动性总量。因此，我国应加强对流动性总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以扩大货币监测范围。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2000．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许涤龙等译，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J]，金融学家,2001年专刊。

[3]尹中立，重启IPO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J]，中国金 融,2006,(14)．

[4]李卓，高岚，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思考[J]，浙江金,2004,(1－2)．

货币金融论文篇5

一、背景：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货币金融论文篇6

关键词：货币；流动性；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0－0015－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0.04

一、货币内生性与外生性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货币供应过度才使得流动性过剩，导致过多的流动性追逐定量商品推动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并不适用。据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统计显示，1978―2002年，我国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口径(M0、M1、M2)分别存在6.06%、4.15%、8.59%的超额货币供应，尤其是1997年以后，在M1、M2基数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货币供应年均增长率接近20%，然而这部分超额货币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反而在1998―2002年间出现了通货紧缩[1]。在我国出现的这种货币供给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完全背离了主流货币理论的经典公式，“超额货币”似乎不知所处的现象，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国之谜”[2]。

（一）货币外生性

所谓货币外生性就是指货币供给作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其对经济运行和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通过凯恩斯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实现[3]。在现代经济学中，主流货币理论主要是指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二者虽然相互对立，但却在基本理论假设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都主张货币外生性假设。中央银行只要确定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合理货币需求量，然后供给适量货币，货币供需就能实现均衡。因此当货币失衡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政策手段的实施加以矫正。

根据主流外生货币供给理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受制度、偏好等长期因素影响的变量，货币供给的变动必然会通过产出与价格的变动加以反映，从数量上看，一国货币数量的增长率应该等于价格水平上涨率与产出增长率之和，即等于物价CPI上涨率与国民收入GDP增长率。由于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过多必然推动物价上升，但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时间中却长期存在着超额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反常关系。因此，基于货币供给外生性假定的现代主流货币理论似乎难以解释我国出现的“货币迷失”和“流动性过剩”这两种货币现象。但货币内生性却较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二）货币内生性

所谓货币内生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是由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行为，而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因此，货币供给量是经济体系中的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只能是相对的[4]。较早提出货币内生性的是，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发表的《货币体系之运转报告》：“对经济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试图控制货币的努力会促使经济主体用其他流动性的资产来代替货币，以至于货币政策无法实施，只有对经济中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托宾认为人们会根据成本和收益，在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取决于持有该种资产的成本和收益。货币供给受到货币需求以及公众资产组合的优势等因素制约，因而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共同决定了货币供给[5]。格利和肖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货币创造作用，并且这种非货币金融是在货币当局控制之外。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温特劳布、卡多、拉沃伊、莫尔、明斯基、罗西斯和埃尔利等人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陆续提出了“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他们有的认为货币供给与实际产出水平以及就业有直接关系，而与物价水平只存在间接关系，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中央银行除了满足“交易需求”外别无选择；有的则强调当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即银行贷款创造银行存款，商业银行再根据存款来寻找储备，而贷款又是由具有信用的企业或个人决定的，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经济中的贷款量，因此也就无法控制货币存量。内生性货币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重新诠释了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行为。

二、货币供给与流动性过剩

2010年，我国官方开始适用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站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角度，随着金融创新和发展，履行货币职能的金融资产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传统的金融业统计范畴已经不能涵盖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动和变化，货币供应量指标与产出和物价变动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弱。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等货币创造能力越来越强，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新型融资方式、渠道的诞生大大降低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能力。因此，货币供给“过剩”，主因不是由供给方决定，而是由需求方决定。

（一）货币需求倒逼货币供应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货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执行交易媒介职能的货币占比逐年下降，执行资产职能的准货币成为主体，这种货币结构导致货币供求均衡的主导力量由供给转向需求方面，而在需求结构中居民又占绝对主体[6]。从中央银行角度看，这种超额货币供给具有很大的被动性，由于其转化为其他金融资产形式，所以并未对物价造成压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伍志文（2003）通过对货币形态的扩展，认为大量货币在资本市场的集聚是导致我国货币超额供应，进而出现“中国之谜”的重要原因[7]；王一萱、屈文洲(2005)认为，我国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上存在信贷资金套利的行为，大量货币通过灰色渠道流入股票市场的可能性是产生“迷失”货币的重要原因[8]；易纲和王召（2002）基于所建立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认为在股市存在时，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会完全转化为商品价格的上升，而会有相当一部分在股票市场上溢出，而我国股市的投机性质所带来的价格“超调”现象加剧了这一不对称性，即使考虑股票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和产量扩张，货币供给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到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上来，因此股市溢出和超调是我国货币“迷失”的重要途径[9]。张杰（2006）则认为，中国的高货币化和货币“迷失”现象具有深刻的政府行为内涵，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运转进行了过多干涉，提供了大量显性补贴和隐性担保，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将高于市场化条件下的最优水平，由此出现在货币数量论框架下的货币“迷失”[10]。审计署的2010年审计公告中显示，我国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约10万亿元，占2010年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47.92万亿元的20.9%。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存在大量的银行外其他信用融资，不但数额较大，而且隐蔽性强，难以统计。地方政府融资相较于银行贷款，具有软约束性，容易游离于宏观调控之外。

货币乘数是连接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纽带，主流货币理论主张货币乘数是基础货币扩张的倍数。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基础货币，但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有限。原因在于中央银行虽然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影响货币乘数，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提现率则主要取决于银行和居民的行为选择，中央银行不能随意控制。2011上半年，央行连续六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理论上货币乘数相应下降，但实际结果确是货币乘数仍在不断扩大，看起来是信贷投放逐步受到限制，但存款增长率出现持续下降甚至负增长，表现为企业存款大幅下降，直接转向投资或经营领域，居民储蓄存款通过民间借贷途径投向企业或经济实体，形成罕见的“全民借贷”现象，直接抵消了央行的调控效果。另外，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动具有明显的顺经济周期的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货币供给内生于经济的周期波动[11]。还有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我国货币乘数呈现出内生特性的结论。

（二）基础货币内生性的表现形式

基础货币的内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再贷款与再贴现的“倒逼机制”上，由于经济转轨时期预算软约束的特征，财政和企业往往患有投资饥渴症并转化为银行信贷的软约束，形成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式的“倒逼机制”；二是在债券公开市场操作上，中央银行主动性匮乏，由于适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而中央银行本身债券也不足，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只能通过投放短期资金的单向操作，同时中央银行还要受到其他银行机构有无反向交易意愿的影响，灵活性和主动权受到一定的束缚；三是在外汇公开市场操作上，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渐进性的汇率改革条件下，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具有很大的被动性，这意味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货币数量成为依赖于外汇市场状况的内生变量。总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会扩大货币乘数并使市场流动性膨胀。

三、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

（一）国际金融危机是本次流动性过剩的起因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管理通胀预期”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6月15日，央行一直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加息4次至3.25%，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高达21.5%，但是，通货膨胀依然居高不下。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5%，PPI上涨6.8%，5月份CPI的同比增幅已经处于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位，创下34个月来新高。从表面来看，流动性过剩成为本次通货膨胀的主因，但通过实施严厉的调控流动性政策后，通货膨胀趋势并没有减弱趋势。2009年，我国曾一度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4万亿投资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货币政策逐步向稳健转变。纵观这一过程，央行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是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而收回流动性则是迫于市场价格的压力。近期我国江浙广东一带中小企业经营形势一度下滑，破产公司数量甚至超过金融危机以前，这是在当前流动性依然过剩的情况下发生的。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复杂性

从中国本轮经济通货膨胀的发生原因看，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自2009年来的货币超发。二是在全球货币量化宽松大背景下，国际贸易收支和汇率等因素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国际商品价格；通胀将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链条分别传导到国内；通过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比价效应，通货膨胀进一步由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扩散，最后引起价格的全面上涨。三是国际铁矿石、有色金融、原油等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所引发的成本推动。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从实证研究来看，一个经济体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往往伴随着较长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由于工业品的价格传导存在着明显的价格黏性，成本压力主要表现在低端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产品上，容易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随后，劳动成本会通过向终端产品转移而引发整体物价与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最终促使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整个居民消费领域和工业制成品领域体现出来。

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九成以上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贷款，当前中小企业生存难度超过2008年。鉴于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央行必须做出收缩流动性的宏观决策。首当其中的影响是最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出现大面积经营问题甚至破产，势必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为此，央行必须在收缩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和扶持中小企业之间做出妥协，但只要流动性依然旺盛，就必然会加重通货膨胀治理的负担。这实际上体现的是，资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配的不合理性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了大型国企和垄断性行业，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本来就举步维艰，抗风险能力差，资金紧张不过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内生性是当前我国货币供应增长的主导性因素，而货币超发造就了本轮通胀的流动性基础。由于我国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因素较多，传导机制较为复杂，因此，单纯的抑制流动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的蔓延，过于严厉的调控反而会伤及经济的发展，近期大量中小企业的破产甚于金融危机就是例证。治理通货膨胀应当立足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制定协调、有序的长期治理措施，并容忍通货膨胀在一定幅度内存在。一是在控制信贷总量的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制定银行业信贷投放监管比例，引导更多的贷款投向中小企业；二是切实提高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最大限度的削减市场垄断和行业垄断，除了影响国计民生、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之外，鼓励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和竞争，在税收、信贷等诸多方面保证中小企业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三是进一步加大社会信用融资统计和监管力度，尤其要防止银行外信用和融资膨胀，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资金流动性的有效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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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魏杰，王韧.货币“迷失”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进展与现实抉择[J].经济学动态，2007（1）:22-28.

[10]王杰，谢明.中国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吗――基于VAR

货币金融论文篇7

关键词新货币经济学分支启示

1导言

1900年，瓦尔拉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上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随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这个几乎涵盖一切的、一般均衡体系却不能包容货币理论。货币就一直被当作是外在于均衡体系的扰动因素，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名义价格)的决定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经济学也因此被分成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两分法”(Dichoto?鄄my)。为了体现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便成为经济学界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

2“BFH体系”

1983年，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与伊格尔（Yeager）注意到，在布莱克、法马和霍尔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设想了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以“货币”为中心的金融运作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将其命名为“BFH体系”。

布莱克(1970)是提出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采用“思想实验”的办法，设想如果实行一种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则社会的支付体系将不存在任何外在货币，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货币将不存在”，支付将以五种方式进行：直接物物交换；以普通股票为交换媒介；以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经“银行”确认的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纯粹的银行负债为交换媒介。布莱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首先提出了分离货币职能的论点。

法马（1980）设想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其为“纯粹的记账交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账来实现财富转移的账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的。这样的经济当然是非货币经济，它的好处在于只有相对价格的决定而避免了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于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这种经济的最恰当的分析工具。

尽管布莱克与法马都赞同自由放任的支付体系，但他们主要还是以“思想实验”的态度来对待虚构的竞争性市场条件，目的在于为现存货币金融制度提供一个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现有制度的本质特性。

霍尔则当真把建构竞争性支付体系作为自己的使命（霍尔，1982）。他认为，在金融事物方面，政府的唯一职责在于指定用作记账单位的计价商品，并强制保证各种合同的执行，除此以外，支付体系如何运作完全不关政府的事。他甚至推荐了一种称为“ANCAP”的记账单位，它由一定量的硝酸氨（AN）、铜（C）、铝（A）和胶合板（P）所组成的“复合商品”来定义。但他同时强调，上述四种商品本身（单独或共同）不能用作流通媒介，否则，ANCAP便成为现代意义的货币，货币流通常见的弊病（货币过多或过少）将损害它作为记账单位的价值稳定性。

具体说来，“BFH体系”具有如下优点：由于取消了货币的发行特权，自动地使政府处于与一般公众相同的金融约束之下，使其不能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获得收入；自由放任导致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使金融创新真正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目前的金融创新多数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博弈中浪费了社会资源；“BFH体系”下，由于交易媒介在支付时均按恒定的记账单位计价，故不存在名义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区别。于是，“BFH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货币对经济均衡的破坏作用。

3法律限制理论

“BFH体系”主要采用“思想实验”方法，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取消货币管制，未来金融体系将如何运作？与此同时，新古典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华勒士、萨金特创立了“法律限制理论”。该理论继承了源于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米塞斯等人的货币制度研究的进化论方法，从史实出发，分析和解释过去及现在货币金融制度的成因。他们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市场力作用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法律限制所决定。

华勒士（1983）以联邦储备券(美元现钞)、美国国库券、美国储蓄债券为例，指出：它们均无违约风险(但第一种不附息，后两种则支付利息或者采取折价发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后两种附息无风险证券不能像美元现钞那样充当流通手段呢?通过分析，华勒士发现，储蓄债券和国库券的大面额和不可转让发行特性虽然是使它们与美元现钞相区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不可充当流通手段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还远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套利动机会仍然会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来解决大额和不可转让问题。

华勒士指出，之所以付利息的政府无风险债券能够与不付息的法偿货币保持共存局面，原因在于法律限制———中央银行垄断了将大面额国库券拆细、发行小面额法偿货币的业务，并限制私人债务的流通，因此能够使国库券利率高于零，能够使公开市场操作有意义。一旦法律限制有所放松，则各种附息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均会不同程度地起到流通手段的作用，苏格兰、印度、美国、法国均出现过这种情况。

尽管“BFH体系”与“法律限制理论”在研究方法、论证角度上均有很大差异，两派学者也极少相互引证，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可以互为犄角，使理论体系更加圆满，因此将两派并在一起，称为“新货币经济学”。

4新货币经济学的启示

新货币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它一反传统理论先接受“货币”的存在，然后研究“货币”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出人意料地提出“取消货币会如何”这样的问题，尽管新货币经济学仍带有浓厚“思想实验”色彩的理论体系，但其全新的思路给正经历着货币体系迅速变化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4.1对现有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和货币政策要进行认真的反思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银行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杰特勒（Gertler，1988）曾经抱怨说：“货币成了宏观经济学中惟一的金融变量，商业银行也因此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唯一金融机构”。新货币经济学对金融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重新对传统的理论格局进行反思。当前世界各国都快速地向高级的信用经济过渡，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业的发展也往往变化神速。自1999年美国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来，金融业的综合化(或金融百货公司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使得各类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货币及货币机构的独特地位日益丧失。且不谈货币内生性越来越强，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它对储蓄投资、利率等的影响也日渐消减。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出现问题，则引起的经济震荡也不亚于历史上货币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力。新货币经济学提出要构建“没有货币的货币经济学”或“没有货币的金融学”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对纠正时弊不无好处。

4.2要加强对传统货币本身特征规律的研究

国内的教科书习惯于照搬传统的货币定义，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新货币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了思维定势，猝不及防地提出为何二者必须统一?两者分离又如何?现在看来，这是关系到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重大问题，货币经济学要存在、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既然货币本身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货币职能发生分化也完全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类例子其实并不鲜见，瑞士法郎曾在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时用作价值尺度，但它并不担任流通手段；20世纪70、80年代粮票、油票、国库券作流通手段的历史至今为人们难以忘怀；近年来边境内外地区用此币标价彼币支付的情况也不时见诸报端———它们都是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与流通媒介相分离的例子。网络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替代真实货币而产生的货币无纸化趋势，将对中央银行运用货币供应量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更应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前瞻性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货币金融论文篇8

这本书出版于1973年。同一年，爱德华・肖的同事―罗纳德・麦金农也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正是这两本书，宣告了一个新学说―金融深化理论―的诞生，因此后人把二人的分析框架命名为麦金农-肖范式。现在广为人知的两个名词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就是该理论的核心术语和理论成果。

本文主要从这本书的写作思路与创新之处、该书的主干内容简介、金融深化理论的后续发展、中国的“货币迷失”问题这四个方面来讨论金融深化问题。

一、本书的写作思路与创新之处

中文版的翻译者在译者的话里写道：“以此为起点，经济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两股巨流终于交汇融合起来，金融发展理论中一个新的时代终于来临。”这一句话写得很大气、优美，但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却觉得有失准确。为什么说它不准确，接下来谈一下我个人对这本书写作思路和创新之处的理解。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发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刘易斯等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他们把新古典的模型的假设条件做了修改，使之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结论。

个人以为这本书的写作思路与之类似，采用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也是发展中国家。本书首先在第二章是介绍了新古典的货币模型―“财富观”模型，然后层层分析了哪些地方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之后对其假设做了修正，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自己创立的“债务中介观”模型。

在本书中，作者也有对写作意图情况的说明：“关于货币化经济的增长理论不是刚刚产生，而是已经有所发展了。我们的目的，是把货币理论的一些原理引入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政策讨论。”并且，作者列出了一些在金融和经济二者相关性研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些学者。这就是说，关于金融和经济二者关系已经有所研究，而作者的创新之处是把新古典的一般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经济。

二、本书的主干内容

本书的主干部分可以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大体划分为两大主题：一是财富观和债务中介观，二是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财富观和债务中介观的主要分歧在于对货币属性的认识不同。顾名思义，财富观认为货币是一种财富，而债务中介观认为货币是一种债务中介。债务中介观是作者原创的模型。现行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中对生产函数的表述一般为Q= f（K，L），其中K代表资本，而L代表劳动力。财富观的生产函数是怎样的呢？财富观认为Y= G（K，L， M/P ）。其中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 M/P代表实际货币余额。与当下流行的观念不同的是，财富观把实际货币余额（或者可以笼统的说把货币）当做生产要素了。而在作者提出的债务中介观下，生产函数为Y= H（K1 K2 …KN， L1 L2 LN ，T）。其中K1 K2 …KN代表生产用品，L1 L2 LN 代表异质劳动力，T代表技术。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债务中介观对财富观做了三个大的修正：一是把货币从生产要素中剔除；二是假定不存在统一的市场，劳动力和资本是不能自由流动且异质；三是加入了技术要素。其中第一反映了其对货币的认识，二反映了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分割的认识，而三则是对要素组合不同效率的认识。

在财富观的框架之下分析问题，很容易得出金融抑制的结论：资本和货币都是生产要素，在最优化状态下，二者存在替代关系。若要增加投资，就要减少货币。而减少货币供应量就是金融抑制的一个主要方面。从不同的生产函数出发，财富观得出了金融抑制的政策建议，而债务中介观得出了金融深化的政策建议。

关于货币与资本的区别，这里有必要进行一些说明。货币的特点是分散在大众手中，属于“储蓄”的范畴。而资本是集中在企业家手中，通过企业家才能，创造财富，促进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在货币转换为资本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下来看本书主要内容的第二部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作者谈到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一些主要表现：利率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金融业垄断；信贷额度配给；本币高估等。概括起来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管得太死。那如何走向金融深化呢？

首先要进行货币深化；其他还包括消除对金融市场的分割、打破垄断、支持民营金融等。货币化的衡量指标是M2/GDP。货币深化就是提高M2与GDP的比例关系。关于货币深化，下面还会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谈到这个话题。金融市场的分割，比较常见的有“二元金融”这种说法，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而发展民营金融，实际上是在降低行业准入门槛，让各种资本能自由出入。而这一点，对于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来说，或许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以利润引导企业的进入与退出，而不是以人为设置障碍。

在读这部分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回过头来看一下财富观和债务中介观各自的生产函数，在对于货币的认识上，毫无疑问债务中介观更接近现行观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财富观是完全错误的，而债务中介观是正确的呢。个人以为财富观和债务中介观都是正确的。原因是二者适用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它们对于货币的定义不同，即它们所说的货币根本不是一回事。财富观所处的时代盛行金银本位制，货币是金银；而债务中介观处于纸币本位制时代，货币是纸币。金银可以视为一种财富，而纸币是信用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主要的功能是交易中介。

到此为止，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介绍完毕，接下来主要是对一些相关知识延伸阅读的总结。

三、金融深化理论的后续发展

该理论的后续发展可以分为两大分支。一是以继承发扬为主，代表人物是麦金农。麦金农是该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此后他继续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体系。他于1993年发表《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控制》。继他1973年创立金融深化理论的20年之后，他在这本书中给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最优次序。即金融深化应该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应该有固定模式循序渐进。二是以对立批评为主，也被人称为“金融约束论”。代表作品是Hellman、 Murdock、和 Stiglitz合著的《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1997）。金融约束的主要政策有利率控制和资产替代等，其中利率控制是核心。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初现端倪，所以他们的理论也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四、中国的“货币迷失”问题

本书认为，货币深化是迈向金融深化的第一步。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出现了货币发行快速增长的过程，即中国的“货币深化”。但中国的实际情况跟理论出现了不一致。

货币主义的领袖―弗里德曼引用费雪交易方程式来解释通货膨胀问题。交易方程式的数学表述是M V = P y。对方程两边求导，容易得出M%+V% = P% + y % 。一般情况下，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即V%=0。所以得到M% = P% + y %。这个式子的经济意义为：货币供给的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或者可以表述为超过经济增长率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完全反映在通货膨胀上。然而该理论也有与现实不符的时候。中国经济改革之初，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即出现了M% > P% + y %的情况。这就是中国的“货币迷失”问题。这是传统货币数量论解释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有很多种，比如价格指数偏低假说，被迫储蓄假说（Feltestein），金融体系制度性缺陷（吴建军、夏斌）。学界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易纲的观点。他于1991年《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文中他的结论是这个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国处于一个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他把中国经济结构按货币化程度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完全货币化的部分（消费品市场）二是半货币化部分（生产资料市场）三是非货币化部分（自给自足和物物交换经济）。改革之初，农业部门发生了制度变迁、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迅速增长。这些重大事件使得第二、三部分货币化程度迅速提高，原来不需要货币的经济部门变成需要货币。这样就产生了对货币的超额需求。所以央行会印制更多的钞票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这就是说，中国处于一个金融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表现是货币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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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纲.中国的货币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货币金融论文篇9

一、1900年前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回顾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之前,对该领域在历史上的发展及上一个世纪之交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作以简要概括,应该是逻辑的起点。

(一)货币金融理论逐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便已开始了,但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体现在思想家内容丰富的着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和《法律论》两部着作中,就曾对货币和高利贷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古希腊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政治论》和《伦理学》着作中也曾多次讨论过货币和高利贷问题,并对货币流通、价值形式和信用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古代思想家对货币、信用问题的分析在货币金融思想史中具有开端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西方形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大致是在15-16世纪,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确立的时期。在此之前,由其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经济学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15-16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制度快速成长,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独立出来,自然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转变,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各种方式在加速,社会生活中经济力量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中对经济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相对独立出来。

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走向相对独立的过程中,最初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学。重商主义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已不是像前人那样主要放在哲学和政治学着作中,而是把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来研究。1615年,盂列克钦写作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托马斯·孟于1664年出版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

虽然重商主义者开始把经济问题作为相对独立的范畴来研究,但真正确立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则是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是从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其代表人物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最着名的着作有威廉·配第1662年发表的《赋税论》、布阿吉尔贝尔1695年的《法兰西详情》、大卫·休谟1752年的《政治论丛》、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李嘉图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西斯蒙第1819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威廉·配第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李嘉图则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既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大师,又因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被看作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是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货币、信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新式银行的出现,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使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对货币、信用、利息、银行等问题的研究成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世纪70年代,以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立了从各个市场分析供求的微观分析方法,也称均衡分析方法,他们提出了边际需求的概念,认为边际需求决定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决定市场均衡。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理论发展的集大成者,该书的广泛使用使微观分析成为主流。该书也是第一次放弃使用"政治经济学"而采用"经济学"这一概念,这也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完全独立。

在边际主义兴起(有些学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之后,货币、资本市场开始成为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货币金融理论便在经济学科体系中快速发展起来,并随着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成为经济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20世纪初期信用货币广泛流通和货币金融关系与经济生活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之后,货币金融理论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时,也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得到更快的发展。

(二)20世纪初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如前所述,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即已开始,其思想体现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等着作中,所表达的主要是货币、信用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等方面。从涉及的内容看,主要包括货币、信用、银行等方面。其中,在货币理论方面,研究的主要范畴有:货币的起源、币材、价值形式,货币的性质与职能,铸币与可兑换银行券,货币发行权、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货币与财富的关系,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等;在信用理论方面,有信用的起源、信用形式,利息的本质、利息率的决定以及高利贷问题;在银行方面,有银行的产生、职能,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银行与货币兑换业和银钱业的关系,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关系等;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有汇率的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等。这些内容就现在看来,有些已属于货币史、信用史、银行史的范畴,理论分析多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来未有大的发展。有些则成为后来研究的起点,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展丰富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产业革命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科学、技术条件极大改善,经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货币制度与货币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信用货币广泛流通,经济的货币化趋势日益明显,货币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出来。在这一时期,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有两个特点极为突出:一方面,对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有了重新认识和发展;另一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分析法,形成了新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大大扩展。关于前者,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货币

的本质与货币的职能

对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是货币金融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早期的思想家研究经济和货币金融问题,大都是从此开始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历史上大致有两种观点,即"货币金属观"和"货币名目观"。货币金属观认为货币的本质是财富,必须具有实质价值,货币天然是贵金融,货币的职能便是储藏财富,交换的目的便是增加财富的储藏。货币名目观认为,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只是名目上的存在,其流通是由国家的权威规定的,由此货币的职能是充当交换手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已不是这样简单的看待货币了。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生产的扩大和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货币,而货币不必限于具有实体价值的贵金属,于是有了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认识到,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也不能是无限制的,要有一定的价值储备作基础。由此,对货币职能的看法也扩展到流通手段、计价手段和财富储藏这几个方面。

2.关于银行券和货币发行制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银行券已广泛流通,铸币流通已日益减少,并已呈现出纸币取代铸币流通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一时期,对银行券流通和货币发行制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在此之前,银行券的发行已逐步统一到中央银行,对发行准备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上取得一致,即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提供货币,根据兑换需求保留一定比例的准备金。此时对银行券和货币发行问题认识的一大突破是淡化银行券和纸币之间的区别,把二者和铸币统一起来考虑,这便为后来货币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3.关于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

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在完全的金属货币流通体制下也是一个研究的焦点,早期的"货币数量说"便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观点。生产和商品流通规模变化不大而新的金银矿的发现使金银在短时间内的突然增加,货币数量的相对稳定而农作物的歉收等,都曾导致物价的波动,给货币数量说提供了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信用货币已广泛流通,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取得很大进展。20世纪货币供求理论的发展基本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上。

4.关于信用和利息理论

信用是一个古老的范畴,信用理论是货币金融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学者们大都给予充分的肯定。斯密认为,信用的作用主要有两条,一是节约资本家所必须保有的准备金和金银货币,二是可以把节约下来的准备金和社会流通的金银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李嘉图认为,信用还可以通过资本的再分配,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约翰·穆勒认为信用能为有才干的人提供条件。在银行发展起来之后,对银行信用的认识更加深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信用与货币量之间的关系、信用与物价之间的关系等都已有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调节控制信用量的必要性。对银行提供信用的态度,历史上有两种学说即"信用媒介说"和"信用创造说"影响很大,前者主张银行应在接受存款的基础上提供放款,放款的数量决定于存款的数量,银行只是充当媒介的角色。后者主张银行的放款可以超过存款,且能用放款的办法创造存款,银行提供信用的限制在于社会的真实需求。到19世纪末,"银行创造论"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理论界对于信用创造货币的机制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利息与信用是相并存在的古老范畴。历史上对利息问题的研究一般是与信用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最初的研究焦点在于利息的合理性及其界限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对利息的研究转移到利息率的决定上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学派从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利息率的形成和决定,提出了"均衡利息论",成为20世纪利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回顾20世纪初期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除了上述在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方面有了重新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还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货币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金银铸币,而是扩大到存款、商业票据等形式

历史上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国家发行的纸币已广泛流通,由于转账结算体系的建立,银行存款明显起着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商业票据的使用也节约了金属货币的流通。学者们已看到银行存款、商业票据等与金属货币的联系,已把存款纳入了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围,开始把存款看作货币。20世纪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便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并且随着货币形式的不断增加,对货币的研究开始分层次进行。

2.把货币供给与需求放在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在金属货币流通体制下,学术界对货币供求的分析基本上是分别单独考察的。从货币需求方面看,主要是分析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客观需要量;从货币供给方面看,重点考察的是货币是否足值以及从物价的角度判断货币是多还是少。新古典学派兴盛之后,引入了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市场均衡分析模型,把供给和需求纳入了统一的分析框架。由此,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也开始联系在一起,此时的研究重点则仍然集中在宏观方面,即统一框架内的总量分析。

3.对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的研究开始引起广泛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起了重要作用。相应地,对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当时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的作用、证券交易的组织与运作原理等方面,也看到了资本市场与货币供求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奠定了20世纪资本市场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

4.国际货币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本位货币制度虽然仍然是占主导的货币制度,但此时信用货币已呈现出即将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主要货币的发展趋势。经济的发展和生产与流通的扩大,使金本位制度面临极大的挑战,新的国际经济关系需要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很明显,信用货币体制下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比金属货币制度体制下的国际货币关系复杂的多。因此在上个世纪之交,理论界已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集中探讨,并使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货币金融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20世纪初期的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在经过此前数百年的发展之后,在许多方面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认识深度,并建立了货币金融学科体系最初的研究框架。

二、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20世纪,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曾在一系列着作中对西方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19世纪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出高度评价,而20世纪世界经济领域的成果又远远超过了19世纪和以往任何时代。在新的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学家拉迪·多恩布什应德国《明镜》杂志之邀,写作了《伟大的繁荣》一文,对人类社会在20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作了充分的评价,他写到:"这个世纪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好。尽管有大萧条,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人类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从生物学到国际互联网,革新的种子发育出即使是最大胆的梦想也无法想象的福利","无论是汽车、电视机的人均占有量,电话通讯成本的下降,还是电子计算机容量爆炸性地增长都体现了这种进步。根据这个标准,站在今天的水平上进行比较,1900年简直就是石器时代"。同样,对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来说,20世纪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是20世纪初所远远不能想象的。

理论的发展永远都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决定的。20世纪货币金融理论也是遵照这一规律发展的。根据20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其主要脉络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一)20世纪初至20 年代末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西方各国的经济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就货币金融领域来看,银行券的流通补充了经济发展对金属货币的需要;比较完善的金本位制使国际经济关系比较顺畅。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许多国家经济与金融发生了剧烈的波动,生产急速下降,银行券普遍停止兑现,物价普遍上涨。战争结束后,面对混乱的经济秩序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各国开始从多方面致力于恢复经济,主要措施包括:努力使财政收支平衡,控制通货膨胀,健全中央银行制度,执行稳定的金融政策,共同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等等。由此决定了货币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开始向现实政策转移,这也是货币金融理论研究史上的重大转变。货币金融理论研究更加服务于现实这一特点基本上贯穿于整个20世纪。

这一时期,货币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以及在国际间传递的主要途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对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从商品的供求和银行券的过量发行以及政府赤字方面进行考察,对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主要从贸易和货币制度方面进行分析。(2)对国际收支和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具体研究上,把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提出了进出口需求弹性的重要概念,马歇尔--勒纳条件、古斯塔夫和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凯恩斯的远期利率决定于利差的利率平价论等即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3)对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同时流通条件下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进行了研究,并结合"一战"前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4)对中央银行制度在稳定经济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初期中央银行制度运行的经验,加快了各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步伐。(5)货币供求和均衡分析大大扩展,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分析引入了数学这一工具并取得很大进展。甘末尔的交易方程式、费雪的交易方程式、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方程式、庇古的"剑桥方程式"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对上述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些直接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中央银行制度的普遍建立,物价水平的稳定,财政赤字的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等等;有些研究则推动了货币金融理论走向深入,如通货膨胀传递机制分析,国际收支理论分析,货币供求的数量模型分析等,使货币金融理论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1929-1933年的大危机至"二战"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国家经过几年的恢复发展和政策调整,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22-1928年,西方各国出现了一次经济发展的高潮,但1929-1933年发生的大危机再次使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断。这次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即扩展到西方世界。美国的GDP在1929-1934年间下降了24%,大批企业和银行倒闭,工人失业,生产凋敝,物价剧烈波动,货币金融制度受到极大的冲击。这次危机使生产力水平倒退了20年,1934年西方世界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08年的水平。在危机发生过程中及危机结束后,产业界、理论界和政界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危机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就经济理论来说,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即凯恩斯主义的兴起。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这部后来被奉为经济学经典的着作中,他依据对大危机发生原因的深刻分析,系统批判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创了经济学全新的理论框架、思维范式和政策方向。凯恩斯否定了市场经济能够自动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状态的自然均衡理论,提出了"有效需求"这一新范畴,分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开出了具体的政策药方。在他的政策药方中,最重要的便是赤字财政政策和低利率及增加货币数量的"廉价货币政策"。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改变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国家干预理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货币金融理论迅速成为经济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两大基本手段。尽管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是第一位的,但他同时指出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凯恩斯革命"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直接影响是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的无比关注。事实上,凯恩斯本人理论体系的形成除了他对经济现实的认真观察和慎密思考外,对货币理论的研究正是他建立新的理论大厦的基石。在《通论》发表以前,他即于1923年发表了《货币改革论》,1930年发表了《货币论》,并多次就货币问题发表讲演。他认为从中短期的宏观经济分析,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数量会对经济总量产生影响。《通论》发表以后,更是引起学术界对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高潮,货币理论成为新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内容。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果衡量、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利率的决定与信贷的作用机理,成为这一时期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重点。

与此同时,根据大危机发生前几年信用过快增长和证券价格大幅度上涨的现实,货币金融学家还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信用膨胀与危机发生的内在联系,资产虚拟性和资本(证券)价格的变动也成为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产生了最初的股票定价模型,推动了信用理论和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

(三)"二战"结束至60年代末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大危机之后,在由此带来的新经济理论的兴盛和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尚未得到充分实践的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二战"给所有参战国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经济再一次受到极大的破坏,只有美国是一个例外。"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在美国和英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对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展开了大讨论,成立了联合国以及世界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实行了复兴欧洲的"战后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在制定战后恢复经济的措施过程中,很明显地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真正进入实践,并逐步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就货币金融领域来说,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研究的重点首先是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最主要的成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70年代初该体系的解体。

经过战后几年的努力,到40年代末,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得以确立,各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西方世界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50-60年代,西方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一时期,经济理论得到极大发展。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不论是学科体系、基本架构,还是基本原理、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就货币金融理论来说,50-60年代研究的内容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扩展。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2)把众多因素引入货币供求分析,货币需求理论和货币供给理论的内容都大大丰富了;(3)利率理论得到极大发展;(4)主流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全面深化;(5)货币主义学派等迅速崛起,推动了货币金融理论走向更高的层次;(6)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 结构分析引起广泛关注;(7)储蓄和投资理论走向成熟;(8)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理论成为货币金融理论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并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9)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理论不断完善;(10)由金融业务发展带来的相关理论研究不断填补着以前的空白点,丰富了整个学科体系。

(四)20世纪70-80年代

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在经过50-60年展的黄金时期之后,7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遇到阻碍,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被称为"滞胀"的现象出现了。石油危机又使经济发展的困难雪上加霜。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扩张性政策的利弊得失。在这一背景下,对经济"滞胀"的原因及解救措施的研究成为70年代中前期的一个焦点,就货币金融理论来说,对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并在理论上取得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不再承担按官价兑换黄金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出现重大的困难,由此,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又一次成为国际性的大课题,其结果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这一时期的货币金融研究,除了货币政策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和国际货币体系这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外,还在下述几个方面取得重要成果:(1)金融创新理论得到极大发展。在50-60年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金融领域的发展很快,进入70年代后,面临新的环境,新一轮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科技成果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由此,对金融创新的研究,包括创新的原因分析、创新的成本、创新的效益、创新对金融发展及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2)金融市场理论又一次深化。在50-60年代建立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理论框架基础上,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再次掀起一个高潮,各种模型得到充实、完善,特别是对新出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研究很多,丰富了资本市场理论;(3)对资本流动的分析成为新的热点。70-80年代,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已日益明显,跨国公司纷纷建立,资本流动数额迅速增大,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重点;(4)对外债的分析引起广泛关注。80年代初,拉美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不但对债权国带来很大影响,也影响到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80年代对债务尤其是外债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5)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分析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关注始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后,更多的学者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了这个方面。60年代提出的金融压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影响不断扩大;(6)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极大的扩展。

(五)20世纪的最后十年

货币金融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 内外因素 秩序和纪律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三、美元利率的调整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