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银行学论文十篇

货币银行学论文篇1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要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课程.掌握必要的金融知识。文章总结了作者在《货币银行学》教学工作方面的经验和体会.通过分析教材选择的原则、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为提高教学质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业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必要掌握基础性的金融理论知识，而《货币银行学》作为经济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向学生讲授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理论方面的知识，通过学习，为后续各专业课的掌握打下良好的基础。此课程具有专业性较强、涉及知识面广、与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等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时，注重各个教学环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怎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尽快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确实不易。通过这五年的摸索与实践，得到一些经验和体会，诚与同龄人共勉。

一、根据教学要求，合理选用教材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教材的选择一定要合适，因此，在选择教材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教材内容的先进性。教材内容应当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的发展现状，对于经济学类教材更是如此。随着西方金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人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银行学》教材应尽可能选择最新出版的教材，将新的、先进的金融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教材内容体系的合理性。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有关经济理论的教材编写方面，一般是将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分开编著。例如，《货币银行学》只讲述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理论，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则介绍我国情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及银行业逐渐与国际接轨，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截然分开的教材体系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教学需要。所以，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二者结合程度的如何，也是选择教材的标准之一。

(三)、教材内容的难易性。教材内容一定要深浅结合，如果内容过易，没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就会觉得空洞乏味，调动不起他们的兴趣;而如果过难，学生学起来吃力，同样没有效果。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意选择既有启发性，又有一定难度的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主动、自觉的学习。目前，《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很多，各名牌大学都出版了自编教材，教师选择教材的自由度增大，有很大灵活性。根据两年的摸索与实践，目前采用的教材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德仁编著的《货币银行学》，该书内容较新颖，重点突出，并在介绍各种货币银行学原理、金融理论的同时，还讲述了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些改革情况，从教材使用效果看，还是比较理想的。

二、区分不同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货币银行学》课程内容庞杂，主要包括:货币理论，信用、利息理论，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经营，中央银行制度，通货膨胀理论，外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所需知识涉及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由于内容丰富而课时又有所压缩，单一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必然会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且知识点量大时，学生往往很难记住的现象。鉴于此，应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一)、重点、难点内容，以教师精讲为主。对于货币银行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宜采用教师精讲的方式。尽管这些年来，许多教育学者对这种传统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质疑，但是，就一些原理、概念、学证明等内容而言，采用此法是较适宜的。当然，要避免“填鸭式”、“满堂灌”的现象，采取一些配套教学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注重课前提问环节。课堂提问，使学生的思想注意力迅速集中起来，“逼”他们快速回忆起前一节课相关内容，以有利于本次教学。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学生，引导他们的思路。比如，在讲授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MsRIGNP的时候，就要启发学生，如果货币供应量Ms上升，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为什么?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吗?投资增加，GNP如何变化?通过这种集体提问方式，使学生自己推导出作用原理。实践证明，通过这样的方式，同学们能够较快理解凯恩斯货币传导机制，效果较教师单一传授要好得多。

最后，还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有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同时，通过分析经济现象，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所以，讲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运用实例。例如，在讲完中央银行的三大传统政策工具后，结合我国目前通货紧缩、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情况，向学生讲授了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债券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再比如，在讲授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时，结合了中国商业银行现在新开展的各种消费信贷业务。通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方面，避免了单纯讲授理论时的枯燥无味，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的兴趣，使他们真正理解货币银行学中的有关理论，活学活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死记硬背。

(二)、学生已有所掌握的内容，采用教师、学生换位法。这种方法也就是以学生讲授为主。具体操作如下:(1)教师于下课前将讲授内容列出，引导学生准备。(2)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学生上台讲课。(3)讲完后，其他同学提问。(4)教师总结，点评。并对其中的难点重点给予正确解释。

教学实践中，我在讲述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后，布置了一道题目:凯恩斯理论和弗里德曼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规定下次上课时由学生主讲。一开始，没有人愿意上台，经过一番鼓励，一个平时成绩较优秀的同学主动走上讲台，有了这个开头，随后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同学们也更加积极了，主讲之后的课堂提问也非常精彩。显而易见，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明显的，它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通过“认真备课”，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当然，换位法的使用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应选择学生有一定掌握基础的内容，或在以前相关课程中有所涉及，或已有过必要的讲授;另外，教师最后的总结必不可少，避免主讲学生中一些不正确的内容误导其他同学。

(三)、学生较易理解掌握的内容，采用讨论法。讨论法一般是由教师提出论题，学生围绕论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加深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相互启发并达成共识。讨论时，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7-8人为宜，教师在课堂内巡视，做辅导答疑，最后，教师要及时总结评价，并对问题进行概括小结。例如，在讲授“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一节时，我提前布置了讨论题: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要求学生课后找资料，下节课分组讨论。讨论时，各组成员就自己搜集的材料，分别展开讨论，我在巡视过程中，提示学生运用实证分析法，重点分析降息对我国就业、产出、储蓄的影响。在随后的各组发言中，小组代表运用相关理论，结合真实数据，得出了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目前影响尚不明显的结论。通过讨论，加强了书本知识和实际的联系，也使学生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四)、与热点问题相关的内容，采用学生提问法。由于教材受到编写、出版等时滞的影响，往往很难将最新的东西容纳进去，而我国的金融改革措施又不断推出，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课本内容，应将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介绍给同学们，使学生获得最新的信息。例如，在讲完“金融市场”一章后，由于受多方因素所限，目前暂不能组织学生去银行、证券公司实地参观，为了有助于学生对该章内容的理解，我将《中国证券报》上的“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专版分别复印下来，人手一份，指导学生如何读懂金融类报刊，学会看股指、拆息以及金融专家写的评论文章。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自由提问，例如股指的计算，银行拆息的行情解读等。通过接触一些实践性强的热点问题，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助于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对此法很欢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三、合理设计作业，提高学生科研能力

货币银行学论文篇2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发行；铸币税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1-0014-04

一、研究现状

电子货币的发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的挑战是讨论的一个焦点。多数学者认为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产生了冲击。梁歌春(2004)和李成、刘社芳(2004)认为电子货币替代现金，使央行的现金发行减少，导致央行铸币税损失；同时，电子货币发行主体多元化，也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造成了威胁，使央行“发行的银行”的地位受到挑战。欧阳勇、唐晓林(2004)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央行货币发行权是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的发行权，电子货币减少现金流通，但通过增加银行存款增加等额的准备金(法定准备+超额准备)，电子货币没有减少基础货币，因而电子货币不能完全代替现金，电子货币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不会造成影响。

本文通过会计分析剖析央行货币发行的内涵和机制，通过讨论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发行电子货币的情况存而不论)发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分析电子货币发行的内在机理以及电子货币发行如何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产生影响。

二、央行货币发行的职能和机制

央行的货币发行指央行通过增加资产发行现钞，进而增加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现金+准备金。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基础货币=发行货币+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的行为；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即指央行对基础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程序如图1，央行在发行基础货币的过程中获得了全部发行货币的铸币税(不论是以现钞面值减印刷成本计算铸币税，还是以货币发行引致央行资产增加带来的收益计算)。

就现钞流通而言，商业银行减少超额准备会增加流通中现金，但是对基础货币没有影响，因此，上述商业银行的行为不会增加货币发行(见图2)，从这个渠道流通出去的现金不属于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行为，商业银行的行为对基础货币没有影响，但是，其行为增加流通中现金，从而增加狭义货币，进而影响广义货币，因此，对货币总量产生影响。(见图3和图4)。

三、电子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中现金和基础货币

电子货币由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一些企业发行(我们只讨论商业银行的电子货币发行)。电子货币的发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电子货币作为现金替代和预付费用发行，另一种是电子货币作为债权形式发行。

(一)发行作为现金替代和预付费的电子货币

这种发行对流通中现金有影响，但是没有增加货币发行，其过程如下：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

上述发行过程中，商业银行在发行电子货币的时候，客户是用其在该银行的活期存款购买的，这种情况符合目前商业银行的业务情况：以活期存款为依据申请电子货币――银行卡。从图5看，这个过程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是其超额储备，而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的减少，或者等额增加流通中现金(现金进入流通领域)，或者等额增加了另一家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现金作为存款流入另一家银行)，因此，这种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也不会增减基础货币。如果客户用现金购买银行卡办理活期存款的同时办理银行卡和用现金购买银行卡类似。这种方式和其他企业发行电子货币的效果相同，故不另外分析。，商业银行把增加的活期存款存入央行的准备金账户，流通中现金减少，但是基础货币仍然没有减少(见图6)。

如果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所得的现金资产留存在商业银行的现金库房(准备金)或者发放贷款(流通中现金)，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电子货币发行对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可能造成影响，由于法定准备金率的原因会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负债一方的结构――法定准备和发行货币等量增减，但基础货币仍然没有变化。，没有减少或者增加基础货币，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的货币发行没有影响。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这种情况：即客户用现金购买银行卡，商业银行把所有现金存入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上。为了以下的说明具有代表性，假设一个极端的情况：一个经济中所有在银行体系之外流通的现金资产都兑换成电子货币，而所有购买了电子货币的现金都回流到中央银行。

进一步假设：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所有的流通中现金都回流到中央银行，央行的现钞发行为零。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央行垄断的基础货币发行权是否被商业银行等商业企业所代替。这里改用央行货币发行的收入――铸币税，来衡量其货币发行的权力。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体现在其铸币税收入的垄断权之上，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货币发行的挑战最终表现为是否对央行铸币税收入的冲击。把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定义为央行发行钞票的票面值和印刷成本之差，如果忽略印刷成本，那么铸币税就是央行发行钞票的票面值。央行发行钞票的铸币税，从央行的资产一方看是央行发行钞票所购买的资产数量，即现钞发行增加的央行资产(如果把铸币税视作央行由于发行货币增加的资产带来的净收益，以下的解释同样有效)。假设央行发行的现钞总量是1000单位，通过购买证券发行出去(忽略居民，假设经济中只有企业)，于是，我们有：

如果商业银行把这1000单位的现金发放贷款，现金重新进入流通领域，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进而对央行的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商业银行把这1000单位的现金作为超额储备存入央行。那么，于是就有：

从央行货币发行的角度看：央行发行的现钞全部回流到央行，经济中流通的现钞为零，但是，央行的资产没有减少，即央行的铸币税收入没有减少(不论是以央行资产衡量还是以资产净收益衡量，央行的铸币税都不会减少――假设央行成本是常数，资产不变，资产净收益亦不变)。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没有减少央行的铸币税收入，因此，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没有造成威胁。从分析基础货币的变化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看(图8)，即使现金流通为零，基础货币仍然没有变化。现金全部回流对央行的货币发行没有影响。这个结论和用铸币税的变化来分析是相同的。此时，现金流通减少导致狭义货币减少，以及电子货币发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对广义货币数量产生影响，但是，广义货币的增减与央行的货币发行权没有关系，因为即使在没有电子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广义货币变化也不是央行能够独立控制的――央行没有垄断广义货币供给的权力。有些论者把电子货币发行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归结为对央行货币权发行的影响，结论非常勉强。

(二)作为债权形式发行的电子货币

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商业银行通过预付费业务发行电子货币类似于代币券，商业银行没有从电子货币的发行中获得铸币税，也就没有发行任何货币，这时的电子货币就不是真正的货币。商业银行还有一种发行电子货币的方式，就是通过增加债权的方式发行出去，如图9所示：

客户得到这100单位电子货币之后，到市场去消费。假设客户购买某种商品，价格恰好100单位(或者，这种电子货币可以分割)，客户把这100单位电子货币支付给商家，商家没有即刻到银行要求结算，而是把这100单位电子货币支付给另一个客户。这个支付链条可以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客户到银行进行结算，银行支付100单位的现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化如下：

从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购买债券到客户要求结算，再到商业银行支付100单位现金这个期间，商业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创造了100单位的信用，形成购买力在经济领域流通，同时，商业银行获得了100单位的铸币税收入(或者这100单位债券从买入到客户兑换现金期间带来的资产净收益)。因此，此时商业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是真正的货币，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取代央行职能，对央行的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形成替代。但是，问题是商业银行能不能发行如此流通的电子货币?也就是说电子货币的结算是不是可以不同步。第一，我们知道用卡消费的时候，银行账户、商业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之间的资金划拨是同步的；第二，目前的银行发卡仅限于付费或代币功能，没有通过贷款和购买证券发行电子货币的业务。因此，这种理论上可能的电子货币实际中不存在，其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挑战只是虚拟的存在，而非现实的威胁。

(三)其他形式的电子货币信用化渠道

银行的信用卡的透支功能能否发行电子货币呢?信用卡的透支是持卡人在消费或支取现金时银行给持卡人的一笔贷款。只要持卡人在支取现金或消费时，银行的现金是同步减少的，就不会有银行信用的流通，因此，也就没有电子货币的发行。

有一些其他的信用形式，替代央行现金在商业经济中流通，对央行的货币发行造成了替代。比如，商业银行不用现金支付购买资产，而是开具一个债务凭证，用这个债务凭证作为支付工具在市场流通，这种流通的债务凭证充当了货币的职能，银行则在开出这些债务凭证的同时发行了货币。再如，商业银行签发本票或者给贷款人开立一张支票，企业或者个人用本票或者支票通过不断的背书方式进行支付，这张本票或者支票从银行开出，经过一系列的支付，最末的持票人到期到银行要求兑现，这个期间，这张本票或者支票的“发行”等同于货币，因为，银行通过“发行”本票或者支票发行了货币并获得了铸币税收入（见图11和图12）。

上述货币发行过程中，本票和支票具有和现金一样的购买力，这种本票和支票的流通使经济中的现金流通增加，总的影响是基础货币构成中的流通中现金增加，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其过程如下：

基础货币=流通中现金+准备金流通中现金=央行发行现金+商业银行等发行现金基础货币=央行发行现金+商业银行等发行现金+准备金

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企业)发行货币和央行不同，央行发行的货币是法币，是不可兑换的货币――不能到央行去要求兑换(等值黄金等)，但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可兑换货币――在流通一段时间，到期有人到商业银行要求兑换成法币――央行发行的现钞。因此，我们看到商业银行发行货币是阶段性的，但是，如果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包括银行体系中的所有商业银行)“发行”本票或者支票，则商业银行(包括商业企业)发行的货币对央行货币发行的影响是连续的；经济中市场化程度越高，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就越普遍，这样，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冲击就越大。

设想由于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商业银行等以信用为支撑，能够发行电子记账式本票和支票，假设这种本票和支票的期限足够长并且能够突破现有本票和支票的物理限制，可以无限背书和随意分割，这样，这种电子货币就可以无限次进行支付，这种本票和支票便充当了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无限期作为支付等手段流通。这种电子货币可以完全替代央行发行的现钞在经济中流通，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造成颠覆。我们看到，一切以银行或商业信用为基础、以电子技术为支撑，由商业银行或者商业企业发行的、可以用来支付、流通的债权、债务工具都可能充当真正的电子货币，从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冲击，如果现代电子技术支持下的金融创新发展到这个阶段，央行货币发行的职能就要重新界定。其实，这个时候，对什么是货币也要重新界定，同时，与之相联系的经济、金融活动的内涵和外延等一系列活动都应重新界定或者确立。

四、结论

本文对电子货币发行的过程进行了会计分析，结论如下：1．目前发行的所谓电子货币其实是现金替代物，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不会造成冲击。2．商业银行通过资产增加发行电子货币，如果这种电子货币在支付过程中不是同步结算，从支付到结算的时段内，这种电子货币充当了货币的职能，商业银行在发行这种电子货币的过程中获得了铸币税收入。这种电子货币发行增加了基础货币，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某些冲击。但是，由于目前电子支付的同步性，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不可能成为基础货币，对央行的冲击只是在逻辑上存在，现实中无法实现。3．真正能够成为信用货币的电子货币是以电子货币形式发行，到期期限足够长且可以无限背书的银行本票和支票(包括企业发行的本票）――电子本票和电子支票。一旦技术成熟，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将彻底颠覆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一个新金融时代就将来临。

参考文献：

［1］韩冬梅，赵振全．电子货币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及金融政策的操作［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101-105

［2］梁歌春．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挑战［J］.金融研究，2004；5：238-240

［3］李成，刘社芳．电子货币发展带来的制度挑战与思考［J］.上海金融，2004；6：52-54

货币银行学论文篇3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外生性；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2008)10－00036－05

一、引言

货币供给性质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决定了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中间目标及其方式的选择，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调控的效果。然而，货币供给性质问题一直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其是否可以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是评判货币调控效果所必须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而这恰恰被当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所忽略。

货币供给在整个货币循环体系中处于源头的地位，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控制货币供给，是导致货币供给外生抑或内生分歧的关键。学术界对货币供给性质的讨论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第二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内生变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三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既是外生变量又是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控制，还受制于经济主体的内生需要。很显然，上述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形成了外生、内生以及内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构成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

纵观货币发展史，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的争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着货币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货币供给的性质到底怎样？内生抑或外生？是货币经济学中始终不容回避的最基本理论问题，直接涉及宏观经济理论及有关对策研究，构成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争执的根源，用传统的思维方法难以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货币供给性质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货币及货币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仿生学角度对货币循环的定义、特点及描述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运用货币循环理论解释了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一）货币供给外生论

货币供给外生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外生变量。因而，中央银行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运行。

西方经济学界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下面分别就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凯恩斯是倡导货币供给外生变量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其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却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密切相关。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他虽然没有进行货币供给的定量分析，但是开创了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一种政策工具，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凯恩斯的货币外生论与其货币非中性思想一脉相承，构成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基础。

坚持货币供给外生论最为有力的莫过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了影响货币供给的三个主要因素：（1）基础货币H，它由银行准备金与公众所持有的通货构成；（2）存款与准备比率D／R，即商业银行的存款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之比；（3）存款通货比率D／C，即商业银行存款与非银行公众持有的通货C的比率。货币主义认为，中央银行能直接决定基础货币H，而H对于D／R和D／C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只要控制或变动H，就必然能在影响D／R和D／C的同时决定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无疑是外生变量。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弗里德曼把货币供给归结为基础货币H、存款与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固定函数过于简单化，实际上这两个变量及其决定因素之间是会发生交叉影响的，特别是D／R和D／C往往随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不能作为货币供给方程式的固定参数看待。比如，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另外，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

与西方经济学界相比，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且主要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成果中，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观点几乎是微乎其微，在此不做讨论。

（二）货币供给内生论

货币供给内生论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生产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内生变量。因而，货币供给内生论提出了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的变动，不决定于中央银行的主观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如收入、投资、消费等因素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如果认定货币供给决定于内生变量，那么货币供给总是要被动地决定于客观经济过程，而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流通只能吸取一定量的货币，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

现代内生性货币论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来自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以及美国的格雷和托宾等人。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认为，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因此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中央银行，还包括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托宾在批判简单的基础货币模型基础上，对货币供给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该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指出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从而推导出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在中国，主张货币供给内生论的学者比较多，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李春琪（2003)从“倒逼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梁晓辉，黄玖立（2003）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谢罗奇，胡昆（2005）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以及电子货币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并用传统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周可可（2006）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因果检验，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结论。耿中元，曾令华（2006）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误差校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以中国为例检验了内生货币假说，得出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本质上是内生的结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提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它强调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的，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中央银行只能顺应经济运行的要求供给货币，而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试问，如果货币供给是完全内生的，那么中央银行的创立有什么意义？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哪里？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中性的？因此，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利用货币这个政策变量作为干预经济生活的工具。

（三）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

凯恩斯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通货膨胀、滞胀、通货紧缩等各种经济难题的困扰，对经济运行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主流的货币供给“外生论”和“内生论”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可能更符合实际。西方经济理论界，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的学者居少数，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罗宾逊，卡尔多为首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们认为，从形式上看，全社会的货币供给都是从中央银行出去的。因而，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质上供应多少货币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内各因素变动的结果。例如，在经济高涨时期，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增加，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想控制也难。因为商业银行会设法逃避。同样，在经济萧条时，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减少，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减少，中央银行想增加也难。因此，货币供给在形式上外生的，背后却具有浓厚的内生性。英国著名货币理论家劳伦斯．哈里斯在其《货币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可能是由外生因素所决定的，例如金本位制下新金矿的发现，或者政府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进行的借款。货币供给的变动也可能由货币需求所决定，以至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了银行部门增加它的计划货币供给。从这一角度来看，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成员共同创造。此外，货币的需求和供给都要受到某些同样的影响。例如，名义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与银行体系计划的供给货币同时增加。由此可见，哈里斯认为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来自经济体系之外，是外生变量；另一个因素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货币需求。

在中国金融理论界，黄达教授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在《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黄达教授明确指出：“货币供给模型是M＝m×B。由此可以看出，决定货币供给的是三个因素：C／D、R／D与B，C／D是货币供给中通货与存款货币之比；R／D是准备金存款这个在商业银行之间流通的货币与存款货币之比；B是基础货币。这三个因素，在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分别归之为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事实上三方面的行为对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是交叉的”。很显然，黄达教授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由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共同决定，因而货币供给既是内生又是外生。崔建军（2005）从币材、经济体制、货币供给结构、货币供给机制等多个层面探讨了货币供给的性质。其研究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初桂娟（2007）从光的波粒二象性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三、分析方法的阐述

运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总而言之，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即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了金融系统模拟生态系统的四个假设条件：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货币循环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信用流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以及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基于此，金融系统就能完全模拟成一个生态系统，相应地金融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就成为了该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因此，在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中，货币是最重要的物质，它是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枢纽。

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一样，货币起源于环境（交换是信用的一种方式），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金融个体与群落，并经由生产者（中央银行）、消费者（金融机构群落）、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所组成的营养级交叉循环，最后同样归还给环境（信用关系的终结），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假定了货币即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货币在各类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即为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因而，货币是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起点，它是金融主体与内外环境（信用、经济、法制、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多种因素组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偶合的产物，通过交换的方式在各种金融主体之间反复循环，就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基础。因此，它在金融生态系统既是生产的产物，又是交换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物种，它不仅需要适应金融生态系统其它金融主体和内外环境的需要，充当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镇流器”，而且还能够调控金融生态系统其它金融主体与改善内外环境，发挥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遥控器”功能。

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一样，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也是借助于生物之间的取食过程进行的，两者也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它们把各个组分有机地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货币循环与物质循环一样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开放性。货币循环具有开放性，它不仅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货币交换，而且还带有全球性，可以在全球金融生态圈中进行货币交换；二是反复性。金融生物群落和内外环境之间的物质（信用关系）可以反复出现、反复利用，周而复始进行循环；三是平衡性。货币循环在不受政府（其作用等同于人类）干扰的条件下，一般是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然而，货币循环区别于物质循环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双向性。货币循环既可以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又可以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因而，在货币理论中一直存在内生与外生之争。二是调节性。从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来看，中央银行通过合理控制与消费者（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物质交换（发行基础货币），从而达到有效的控制各金融主体之间的物质交换量（货币供应量），实现金融生态系统健康、有序的发展。三是适应性。从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来看，金融生态内外环境的变化，比如信用环境的改善、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主体内部制度的完善等等会促使分解者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致使分解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交换量不断增加，导致了中央银行为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的创造货币，从而提高了金融主体不断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最终增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物质循环可以用库、流通率、周转率和周转时间几个概念来描述。货币循环同样也可以用以上几个概念加以描述。货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同样存在一个或多个贮存场所，这些贮存场所就称为库。例如，货币在中央银行时是一个库，叫发行库。货币在商业银行时又是另一个库，叫业务库。发行库的性质有点像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贮存库；业务库与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交换库相似。在生态系统中用流通率来描述单位时间或单位面积通过物质的数量，而金融生态系统中是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量来加以表述。由于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循环有两条路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数量有两种描述方法，即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货币供给量按口径大小又可分为M0、M1、M2、M3……。金融生态系统中也用周转率来描述货币的周转速度，又称货币流通速度，它是指单位货币在考察期内流通的平均次数，即考察期内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额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比值。周转时间即周转率的倒数，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它是用来描述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本文的结论

（一）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生物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

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物种，它必须不断地与周围的物种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因此，它需要适应其生存的内外环境。所以，内生理论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必须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相适应。即认为，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对生态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体，它又能够改变其周围的内外环境。即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又是对生物体能够改变环境的认可。

(二)为什么货币理论中会有内生与外生之争

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从货币循环的角度就很容易进行解释。原因主要在于：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因而，货币循环就有两条路径。不同的学者分别从这两条路径进行研究，自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研究得出了货币是外生的，而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得出了货币是内生的。

（三）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决定了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由于在货币循环的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进行货币交换的过程是相互的，因而，各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一方面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来看，中央银行（生产者）创造货币的多少必然会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最终会影响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的行为变化也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信用、经济、法制以及制度等内外环境）。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是外生的。另一方面，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来看，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会促使微观经济主体（分解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会不断地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中央银行会被动地创造货币。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又是内生的。第二，货币循环的调节性与适应性也决定了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货币循环的调节性说明了货币是外生的，而货币循环的适应性又说明了货币是内生的。第三，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金融主体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从这一点来看，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四）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纯粹的内生变量，完全由金融生态系统内在客观规律所决定，则否定了生物主体能够改变环境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央银行也绝不可能成为开天辟地以来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货币调控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是外生性，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完全由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主观地控制，那么，中央银行就万能了，则否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性。因此，正确把握货币供给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性质，才能正确认识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才是可取的科学发展观态度。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Friedman，M．＆ Schwartz．A MonetaryHistoryof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3。

[3]格利和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03。

[4]李春琪：《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M]，上海出版社，2003。

[5]梁晓辉，黄玖立：《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J]，华东经济管理，2003（2）。

[6]谢罗奇，胡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J]．《求索》，2005（1）。

货币银行学论文篇4

【关键词】利率 信贷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调控主体在特定的操作经济环境下，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经过一系列的传导途径影响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中介指标，从而作用于实体经济运行，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在货币传导机制理论研究的许多方面，迄今为止仍然存在争议，比如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运行的传导途径的争论。

一、利率传导机制

利率传导机制为传统宏观经济模型中的主要传导机制。其途径是：在价格存在黏性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使得实际利率回落，从而降低资金成本，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收入。利率传导机制是凯恩斯学派调控经济运行理论的核心内容。凯恩斯（1936）在他的《就业，利息和通论》中指出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途径是流动性偏好和投资利率弹性。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可表示为：Ms（货币供应量）r（市场利率）I（投资支出）Y（国民收入）。但该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货币市场对商品市场只进行静态分析，而货币市场对商品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动态的。另外，流动性陷阱也会使利率传导机制失效。所以，希克斯和汉森（1937）建立IS-LM模型对货币，利率和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假设货币是外生变量，价格存在刚性，并且政策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化会通过长期利率的变化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如果IS平缓而LM陡峭，则货币供给增加，使收入增加比较大；如果IS陡峭而LM平缓，则货币供给增加，使收入的增长比较小。从IS-LM模型可以看出，该模型还能体现财政政策的传导过程和效果，并且在引致收入增长方面，效果比货币政策更好。托宾（1969）提出一个“金融资产结构平衡论”。该理论突破凯恩斯的许多理论框架。比如凯恩斯的二元资产论（货币和政府公债），指出各种金融资产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该资产的供给，而且取决于其他资产的供给。与托宾强调利率对金融资产结构影响不同，莫迪格利安尼（1971）引入“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通过利率对私人消费进行影响。他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利率下降，金融资产价格上升，金融财富增加，从而导致消费支出增加，产出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及其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的关系，因而利率期限结构方面的变化，必将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使这种变化产生相应作用。

中国除了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票据贴现市场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属于市场利率以外，其他绝大多数利率仍然由中央银行直接制定。所以易刚（2004）指出要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必须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水平上的波动，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另外我国居民对利率并不敏感，所以下调利率对投资和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通过货币供给利率降低边际储蓄倾向部分储蓄转为消费资金刺激消费需求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好。方阳娥（2008）指出我国银行的贷款主要流入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主体，利率并不构成影响国有企业投资主要因素。

二、信贷传导机制

信贷传导机制的思想在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如Fisher（1933），Gurley和Shaw（1955）以及Goldsmith（1969）等论述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时就有所展示。随着信息经济学发展所带来的分析方法的改善，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广泛注意。信贷传导机制一般分为银行信贷机制和资产负债表机制两类。银行信贷机制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改变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而影响企业获取部资金。这一过程可以表示如下：公开市场的紧缩操作R（银行存款准备金）D（存款货币）L（银行贷款）I（投资）Y（收入）。在Stigliz（1979）等提出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的基础上，伯南克（1988）构造了CC-LM模型理论框架并提出信用论来解释货币政策的作用。其主要观点是即使在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信用供给的变动导致CC曲线的移动。当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寻求信贷的时候，银行贷款并不能与其他金融证券可以完全替代的：中小企业对银行贷款尤为依赖，不能像大企业一样在债券和股票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资产负债表机制是由BenS.Bernank和MarkGertler（1989）提出的，是指货币政策变化使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状况发生变化，而资产负债表反映借款人的净财富状况，从而有效抵押品价值变化，这样影响借款人获得贷款的能力，进而影响其投资支出。该机制归纳如下：R（银行存款准备金）M（货币存量）i（利率）NCF（净现金流）资产状况恶化L（银行贷款）I（投资）Y（收入）。Schmidtz（2003）指出存款准备金变化时会改变银行的贷款规模，而银行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存款，当没有其他资金来源渠道时，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贷款资金的质量，从而影响投资消费支出。

中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相对于银行贷款来说，规模相对偏少。银行贷款仍然占绝对比重。所以信贷传导机制仍旧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我国现阶段信贷机制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货币资金由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实体经济传导过程的顺畅。不过，汪航（2010）认为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流入大企业，而对我国GDP和就业有巨大贡献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并且许多信贷资金并没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虚拟经济，比如股票市场，房地产等投机市场，从而可能出现信贷质量问题。在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周小川（2007）指出：充分关注微观基础，关注商业银行内部改革以及经营行为变化的趋势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速度和效果。因为银行部门的不稳健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另外在经济转轨中，政策制定者应该多使用价格类调控工具。

三、结语

本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回顾，可以从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争论中看出，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是多方面的。利率传导机制，信贷传导机制，财富传导机制，资产价格传导机制，预期传导机制和汇率传导机制等发挥传导作用的条件和效应是不同的。我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恰当地综合运用不同传导机制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从1984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起，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随经济体制的转化而逐步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为了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国应该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利率弹性。逐步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适度调整利率结构，加强对利率渠道运行的监管。同时改革商业银行内部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并且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从而使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汪航.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思考[J].中国证券期货，2009（2）.

[2]王钰.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发展与演进[J].中国集体经济，2010（2）.

货币银行学论文篇5

【关键词】模拟教学 实验教学 货币银行学 金融 货币符号

一、金融专业实验室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货币银行》是泉州师范学院金融学院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在我院各金融专业会计学、金融工程学等金融类学科作为公共课教授，在我院的课程中举足轻重，涵盖了经济系、会计学、工商管理系等多个专业。在这几年的教学过程中，货币银行学多以课堂授课为主，并未开设专业的实验室，对于货币及其货币经济活动的知识的了解，学生也主要来自课本和老师的传授，偶尔会有一些货币币种的实物认知，但了解有限，如果按传统的教学模式讲授，势必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下降。本人结核教学实践，结核综合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等探讨课程内容改革，较好的提高了教学效果。货币银行学综合实验教学法主要是以理论知识为基础，辅以恰当的多元实验手段，形成合理的实验环节，以模块化为载体构建“分层次、多模块，必修与选修结核，课内与课外结核”的综合实验教学体系，可以更好地体现“货币银行学”课程的学科特色，并能更好地整合教学资源，提高实验教学效果。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中，我总结了教学中的不足，以及我对这门课程的一些思考。

二、《货币银行》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式注重理论和说教，对学生技术和技能的培养不够重视

《货币银行学》内容主要是三大块：货币、银行及金融市场，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与变化。例如：在银行方面，大家一致认为我国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在不断地改革，中国农业银行已经成功改制成为股份制银行，过去的弄讯与诚实信用合作社，现在很大部分改成农村和城市地方性的商业银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分业经营的政策，银行业务仅仅限制在零售业务上，而禁止帮助大企业和银行发行证券、自行买卖证券、买卖外汇或者帮助客户买卖外汇的投资银行业务，这样的银行业务是很不全面的，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缺乏竞争力的。随着我国金融政策和金融改革由分业经营相混业经营的转变，商业银行也开始向投资银行转型，银行业务就由零售专项批发零售并重。但是，以往的教科书和教学人员并没有随之完成这种转变。

（二）实验教学环境局限于课堂，缺乏对货币实物及交易环境的塑造

货币银行的核心内容是货币供给和需求，更注重行业实训内容、金融工具，例如本票、汇票、支票、股票和货币的交易环节以及由利率的决定而产生的对宏观金融经济现象的解释和相应的政策建议，而在现实实验教学中，教师更注重课堂知识传授，大部分教师的实验教学集中与课堂小实验和理论，往往忽视了这些理论的实践，导致学生只能从叙述当中了解但却从未见过这些实物，更没有实地实践的机会，不知道企业什么时候需要申请汇票，怎么办理汇票结算，中间需要注意什么等等。加之，市场目前针对货币银行学的专业教学的实训室建设多沿用传统金融实训环境，采用传统授课和货币认知，缺乏实训设备、数据资源、运行机制等创新需求，实习基地和金融模拟实验室的资源不足，缺少货币交易环境等配套的专业环境，无法满足专业教学对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实际操作与技能的培养因此，实验实训结果并没有有助于课堂教学，理论也不能联系实践使学生无法掌握岗位技能。

（三）实践教学氛围比较沉闷缺乏趣味

《货币银行学》是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也是一门具有很强实用性的课程，其技术型、技能型和趣味性却不浓。教授过程若只以教讲解为中心加部分货币实物教学，并不能引起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已经对整门课程的了解，在脱离真实金融机构运行环境的条件下，学生没有机会参与商业金融机构的真实业务操作，实验显得毫无意义。

三、货币银行实践教学方式的改革

（一）精编实验教材，机动课时，针对我校学生的特点编制教材

首先，改革传统的刻板教材，以角色带入的方式，通过游戏通关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实验课程的编制。融入现代银行、基金、保险、现金业务的流程和特性制定各实验的实验主线，突出实用性，理论的够用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象鲜明的主线阐述货币银行学的一般原理、性能、作用和业务延展，加上自由开放的讨论方式，使得晦涩的课程更具有吸引力。目前，泉州师范学院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包括经济系、会计系等不同专业，而不同专业的学生对实验教材的兴趣、理解程度不一，既有文科又有工科，所以需要对教材进行现代化的编制才能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保证学生的培养阶段上获得相应的教育。将货币认知、货币流转等通融知识作为实物教学类教材，可以制成《货币银行学实物通册》，作为教材人手一份;将货币流通环节作为实验知道类丛书进行策划与精编，并制定《货币银行实验室通用手册》，以现实中货币银行学的经济流通过程为主线进行游戏性拆解和编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通关体验，从而在了解货币流程的整个过程个各种形式以及各个环节。

其次，整个课时的设计以综合实训中心为主，按照单元和故事线进行分部，实行“集体授课+兴趣学习”的方式，相应的，实验课程分为固定场地和自由选择两部分。在集体授课环节，以系为单位进行不同实训室的课时设置;在课余和空壳时间，可将实训室对外开放，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自主实验。在学院所有担任《货币银行学》里的每个模块―银行、信用与金融市场，教师对每个模块进行讨论及交流，建立集体备课制度，每学期开学前组织老师共同备课。根据各个老师的专业特长，留用30%自主性教学内容供教师自由发挥。根据我院的具体要求及不同专业的教学要求，编制大环节下的分解教材。

（二）推行实验生活化教学模式，借助以虚拟银行为中心的综合实训基地打造实验环境

为了更好的将进行《货币银行学》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的操作技能，无论从实验课的形式还是软硬件环境都要进行塑造。

1.推行“课训一体化”的生活化实验形式。即在课堂等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的课堂等场所，增加实物实验教学的比重，将实验生活化。为了增加授课过程中的趣味性，克服沉闷，将原有的讲授式课堂授课的基础上增加实物教学，例如：在货币这章的学习中，可以向学生展示贝币、布币、刀币、环币、银元、民国纸币、一至五套人民币等，使学生更加形象地掌握货币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可以较好的实现教学效果，让学生能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了解货币――货币银行的历史由来、演变以及作用和影响。

2.在原有金融实训室的基础上，打造虚拟银行，创造仿真实训环境。并在实训室内设置银行柜台、大堂经理、客户经理等业务模拟教学设施;开通银行仿真工作系统，如：现金结算、外汇、个人网银、企业网银、信用卡等业务实操实验教学;银行个人信贷、公司信贷等业务务实实操实验教学;P2P等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或知识模块实训教学;保险理赔、互联网保险等业务实训教学，虚拟银行配置如下：

■

（三）推行实地实践+案例教学法

《货币银行学》的课程中有的章节需要学生参与讨论，如：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货币政策、金融创新等热点问题。教师可以在介绍完基础知识与基本概念之后，布置课后作业，把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让他们在课后查找资料，做成PPT，下次课专门进行展示以及讨论。每个组选一个或两个学生上讲台展示他们的成果，展示完毕后，有其他组的学生对他们的PPT进行提问，问题由这一组的成员回答，教师根据学生讨论发言的情况计入平时成绩。学生通过课堂讨论，不但巩固了所学知识，培养了学生组织材料的能力，还锻炼了他们的口才，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组织学生去银行等商业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和实习，近距离观察货币流、融通以及保险、理财等现实操作，并与商业机构联合举行答疑等环节，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及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调查走访，获得第一手资料;了解结算业务主要是掌握银行结算原则、银行结算纪律、银行结算责任和主要结算方式运作等内容。加深学生对银行货币学知识的了解和观察，并对未来所从事的行业有一定的了解，逐渐进入企业角色。

参考文献

[1]庞景特.谈发展学生主体性的教学策略[J].天津教育，2000，（9）.

[2]杨能生.教育过程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教育[J].科学论坛，2007，（6）.

[3]李平.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4]孙梅.财会专业课分层教学改革尝试[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货币银行学论文篇6

关键词：电子货币 中央银行 货币政策

一、电子货币的概念和种类

（一）电子货币的概念

截至目前，对于电子货币尚没有十分确切的定义。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标准，电子货币是指零售支付过程中的支付手段,借助于各类销售终端,通过公开网络,产生的一种储值产品和预支付机制。

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也可以把电子货币理解为:它是一种依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使用的，以电子数据为存在形式，以法定货币单位为计算单位并能够兑换成法定货币的电子支付结算工具。

（二）电子货币的种类

1.账户依存型电子货币。账户依存型的电子货币是指以特定账户为载体，只能在不同账户中流动的电子支付结算货币。这类电子货币不能脱离账户而独立存在，只能在账户间流动，因此不能像现金一样直接由所有者掌握和支配并进行直接支付，而只能在账户管理者的协助下用于转账结算。

2.现金型电子货币。现金型电子货币不像账户依存型电子货币那样必须信赖于银行账户而存在，而是像现金一样由使用者直接控制和掌握，在实际使用中也可以像现金那样用于直接支付，这种电子货币比账户依存型电子货币更类似现实货币。根据其赖以存在的技术环境的不同，现金型电子货币可分为IC( Integrated Circuit)卡型电子货币和网络现金型电子货币。

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挑战

（一）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挑战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用量的方针、措施的总和。不同经济条件的国家必然会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同一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环境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因而也会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这就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和电子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全天候和无地域限制，使得电子货币全球化。网络银行通过计算机网络可以瞬间使巨额资金从地球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大量资金的突发性转移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而网络快速传递的特性会使波动迅速扩大。所以，货币政策难以独立。

（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垄断发行权的冲击

一般而言，各国的货币都是由其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垄断发行，中央银行对货币的垄断发行权是一国货币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实质上就控制了基础货币量，进而影响到长期利率、短期利率等其他经济指标。正是由于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才使中央银行有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银行，并对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电子货币的出现冲破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垄断发行权，使传统法币在流通中被电子货币所部分替代。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电子货币是由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是非金融性的经济实体所发行。

（三）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铸币税的影响

所谓铸币税是指中央银行从货币的发行和铸造中所获得的收入，即货币的面值超过生产成本的那部分收入。铸币税是中央银行收入的核心部分，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电子货币即便只是逐步取代法币，对于有庞大预算赤字的国家也会形成相当大的压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预测，电子货币在流通条件下可能导致铸币税收人减少占GDP的比重，同时，铸币税收入是弥补中央银行操作成本的最主要资金来源，铸币税收入的减少将严重削弱中央银行的经济基础，进而间接影响其调控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地位，以及实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现金使用的范围更为广泛，中央银行的管理成本比较高，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收入及其独立性的影响将更加突出。

三、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电子货币对货币定义的影响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原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扩大，货币形式又不断地演进。在金融电子化的推动下，货币出现了新的形态，如信用卡、电子货币等，这是一种依托全球和网络银行产生的虚拟的无货币实体的数字符号。网络货币是货币在计算机网络中的存在形式。网络货币随着网络银行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网络银行的发展而发展。这对传统的货币内涵将产生深远影响。电子货币的发展使传统货币观对货币用途的界定有了改变,传统货币观对货币不同用途存在确定的相当稳定界限，而电子货币的发展将打破这种界限，对其进行冲击。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货币需求动机界限模糊。对货币需求的分析是从货币的不同用途来分析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无论是在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中划定的界线为持有货币的不同动机,还是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中表现为不同财富结构和各种资产预期收益的机会成本的组合,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都假设货币在不同用途之间存在确定的界限,而且这种界限是相当稳定的,各自影响的因素也是完全独立的。然而,网络银行的发展使得这种界限的划定变得非常困难。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不同用途的货币之间转换十分容易。借助于发达的金融创新工具,人们在需要货币进行各种交易时,流动性的需求可以立即被满足。电子货币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各种不同用途的货币的转换成本,使处于不同动机的各种货币需求之间的界限也就越来越模糊。

2.货币投机性需求增多。在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中，货币、债券和股票的预期回报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会因电子货币出现后强大的流动性不断缩小。可以预见,随着网络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和电子货币的普及,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会日益增大。

3.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利率波动加剧。网络银行和电子货币的发展对货币的流通速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货币数量论,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使得利用现金进行交易的次数减少,因而对传统货币的需求减少。一方面，流通中通货的减少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另一方面，电子货币在信用创造方面的作用,又使得对货币的需求处于不稳定状态,导致利率波动。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与利率直接相关,利率的波动反过来又导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无论认为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与否,现代化的网络支付体系和电子货币的出现则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和加剧了利率的波动。因此，增大了货币需求量的计量难度。

（三）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1.基础货币。当电子货币作为新的现金货币形式加入到基础货币行列时,则可能使得基础货币虚拟化,从而减少流通中的通货。对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各国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而对于电子货币余额是否要求一定比例的法定准备,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大多数国家对电子货币余额无准备金要求,但也有一些国家,如日本则要求发行者缴纳相当于其发行的电子货币余额50 %的准备金。但总的来看,电子货币有减少法定准备金的趋势。另外,由于网络技术的运用大大降低了银行进行资产转换的成本,银行可充分利用电子货币的高流动性,满足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在超额准备的存款利率不变或降低的情况下,作为银行为应付流动性而自愿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将会降低;反之,则根据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与资金运用的收益进行比较抉择。

2.货币乘数。基础货币是货币供给的源泉,货币供给量可以数倍于基础货币,我们称这个倍数为货币乘数,它可以表示为:m =1 + krd + e + k + t・rt

rd：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由中央银行决定；Rt：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由中央银行决定；E：超额准备金率,由商业银行决定；T：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由社会公众决定；K：为现金与活期存款比率,由私人部门―包括个人与公司的行为决定；

由此可见,货币乘数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共同决定的。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的主要资产是通货。首先，电子货币对通货的大规模取代，势必使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大为缩减。其次，超额准备金的持有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减少利息收入。电子货币的发展使社会公众的现金使用量减少,从而使商业银行能够减少超额准备金的持有量，因而e 会呈减少趋势。最后，人们不断增加电子货币的持有量而减少现金的持有量，导致k 不断下降,而受定期存款利率的影响。电子货币中贷记卡等信用货币的使用，会减少人们对活期存款的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息收益，人们将更多地选择定期存款，使t呈上升趋势，由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短期内货币乘数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

四、结语

电子货币的出现是信息革命的产物。电子货币的产生和流通使实体货币与观念货币发生分离。真实货币演变为虚拟货币，是新技术革命和网络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有效地解决了市场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的问题。网络和电子货币的出现加快了市场全球化，加强了全球经济的联系，人们通过网络和电子货币可以更快更省地处理经济事务，所有的这些都大大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减少了交易费用，节余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提高了资源化配置的范围和效率。

与此同时，我们应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挑战以及对相关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使电子货币朝有利于金融稳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颖.电子货币发展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的思考[J].

广东经济，2009(7).

[2]陈颖.电子货币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研究[J].广东工业大

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3]韩留卿.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研究[J].河南金

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5).

货币银行学论文篇7

关键词：电子货币；使用率；货币乘数；货币政策

Abstract：By the view of the using rate of electronic money，the estimated result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90 to 2011 shows: （1）In the long term，there is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tary multiplier and the using rate of electronic money，deposit reserve ratio and cash leakage rate. The increasing of using rate of electronic money has double side effect on monetary multiplier，and the effect of declining the monetary multiplier is more effective.（2）In the short term，the speed of non-balanced self-correction of M1 is faster than M2；the increasing of using rate of electronic money make cash leakage and the monetary multiplier change in the same direction，which is opposite to long-term results. （3）The usage of electronic money enhances the endogenous and instability of monetary multiplier and redu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Key Words：electronic money，using rate，monetary multiplier，monetary policy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7-0024-05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主要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因素来决定。货币乘数是稳定并可以预测的，中央银行可以在科学预测货币乘数的基础上调整其可直接控制的基础货币，实现对货币供给的调控。随着电子金融的快速发展，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给传统的货币理论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其加大了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增强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和不稳定性。正确认识电子货币的使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对我国中央银行准确把握电子货币条件下货币乘数变动的规律、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对于电子货币的定义，较权威的是1998年《巴塞尔协议》所描述的：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支付机制”。从已有的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电子货币条件下货币乘数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

货币银行学论文篇8

[关键词]中央银行立宪；货币权力；宪法规则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8



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是惊心动魄的，究其根源，金融危机是由于货币当局不当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发行权不受限制造成的，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同一个机构联系在一起，即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作为政府部门，是宪法学当然的研究对象。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等，都将货币当局（主要是中央银行）比作一种立体，主张把货币当局视为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一样的国家机关，以便将其纳入宪法的规制之下。[1-2]哈贝马斯、史提芬·霍维茨、芬恩·基德兰德、马可·怀恩和彼得·波恩霍尔兹等宪法学者和经济学家，也都提出了通过限制中央银行权力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设想。

在国内，经济学家对中央银行制度以及货币发行等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成果也比较丰富，如刘丽巍[3]对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权限、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并认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中央银行理论与实践的首要任务；范方志的《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与实践》则是这一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成果[4]。此外，张维迎的《危机中的选择》、吴志攀的《中央银行法制》、陈晓的《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等，都对中央银行制度及货币问题进行了探讨。然而这些研究多是从经济学或经济法的角度展开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从宪法学角度对中央银行制度的专门研究尚未见报道。虽然一些关于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和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讨论，在一定层面上涉及到中央银行的宪法定位及其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同样很少从宪法学角度展开，并且通常的观点认为应当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而忽视了对中央银行权力进行宪法规制的现实意义。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宪法学者也没有对中央银行给予必要的关注，这与中央银行的宪法地位及其经济功能是极不相称的。

在实践中，以美国为例，由于其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局游离于宪法的控制之外，导致了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并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波及全球的恶性通胀。具体到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不健全，使得我国中央银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受限。鉴于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加强货币发行权的宪法规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抑制通货膨胀以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是突出而紧迫的命题和时代任务，也是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研究的实践意义所在。本文拟从宪法学视角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专门研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来界定中央银行及其货币发行权的宪法地位，探寻通货膨胀的制度根源，梳理出中央银行立宪的基本脉络，丰富宪法学的研究内容。

一、中央银行立宪的理论脉络

如果说货币宪法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央银行的立宪主义研究则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核心。通常来讲，一个学科体系的建立，应当包含理论基础、独特的研究对象、基本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研究方法等。对于中央银行的立宪主义研究而言，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宪法学上有关权利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等基本理论，只不过是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中央银行的组织和运行过程而已。至于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对象，则是中央银行的定位及其货币发行权。

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中央银行的宪法属性及其定位。中央银行是由中央政府组建的金融机构，负责控制国家货币供给、信贷条件，监管金融体系，特别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储蓄机构。由此可见，中央银行是一国重要的政府部门，行使着重要的公权力，因此应受宪法规则的约束。（2）中央银行立宪的意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滥用构成了对人民宪法财产权的侵害，而宪法的基本价值在于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因此，通过宪法性规则规范中央银行权力，乃是当代的历史使命。（3）中央银行立宪的基本模式。通过宪法性规则，明确中央银行的职责权限，建立具体的宪法性货币规则，规范货币发行行为，规范货币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行为，确立中央银行权力监督和制衡的基本模式。（4）中央银行立宪与中国国情。在宪法上，中国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的政治属性、法律责任，中国的财税制度、中央银行体制，均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政体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在中央银行立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自己的特殊性。

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方法，自然离不开价值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和规范分析等方法。尤其是，中央银行及其行为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财产行为，发挥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实证性的研究和规范性的分析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立宪主义研究，不仅要注重规范分析和学理阐释，更要通过诸多的政治、经济、历史现象，深究迷雾掩盖下的事实，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规则背后的真相之后，才能进一步探悉规则的真实意涵，学理阐释也才更有效、更准确。然而正是在这一取向上，中央银行的立宪主义研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是由于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理论上的匮乏成为一个突出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实证资料真伪难辨，使得相关研究举步维艰。尤其是西方的中央银行，其历史和现实均裹着一层面纱，只有朦胧轮廓，研究者无法获取其真实的全貌。无论是伍德的《英美中央银行史》、金德尔伯格的《西欧金融史》，还是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都没有给出中央银行一个整体的形象。故而，对于中央银行背后的宪法命题，也难以进行有效的梳理。不仅如此，对于日常性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解释总是令人眼花缭乱，即便是专业人士，也不明就里，难以解读。由于正史的支离破碎，官方解读的糊里糊涂，一些可以用来相互佐证的“野史”和“传闻”便是至关重要的。《看不见的手》、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以及各种版本的《货币战争》等，这些被认为不够严肃的作品，却为我们提供了深挖中央银行背后危机的重要线索。结合信史的记载，尤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国家立法，我们发现，这些所谓“野史”、“秘史”和“传闻”，所展示出的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当然，野史毕竟是野史，不免会加入作者的个人情感与大胆猜测，所以在借鉴野史时自然要加以甄别，应与信史和官方说明互相对照，以求得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二、中央银行立宪的理论证成

中央银行立宪的一个基本思路便是将中央银行纳入宪法体系之中，使之接受宪法规则的外在约束。而这一设想在理论上得以成立的前提，乃是确认中央银行是作为公权力主体而存在的。从字面上看，中央银行是与地方银行相对应的金融机构，而事实上，中央银行对应的是一般银行或商业银行，二者的根本区分在于是否享有特权[5]。这里的特权首指货币发行权。基于其特权，中央银行又被称为“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这是针对早期中央银行所具有的职能进行的概括。

“发行的银行”，指的是中央银行根据国家立法集中和垄断货币发行权，并作为国家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存在（在有些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硬辅币的铸造与发行由财政部门负责）。[4]（P33）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是中央银行最基本、最核心的标志。但货币发行的垄断不像其他行业，它不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而是政府选择或国家立法的结果。货币发行权是政府权力之一，将其从财政部门手中剥离转而赋予中央银行，同样没有改变其公共属性。

“银行的银行”，指的是中央银行并不与市场主体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为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并在业务和政策上发挥管理与制约作用。银行的银行体现了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这一地位的获得，是以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为前提的，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该角色由政府直接扮演，如1850—1907年间美国的财政部以及1907—1934年间的加拿大政府（在1850—1907年间，美国财政部的做法是将自己拥有的黄金存进银行体系，并且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证券，及时地扩张银行储备量；加拿大政府在1907—1914年间补充银行储备，而在1914—1934年间则提供了最后贷款人贴现便利）[4]（P38）；作为全国票据清算中心，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清算体系，及时了解金融机构的运营情况，并控制和监督金融机构的运转。总的来看，这几项功能都显示出，中央银行是作为金融领域之监管主体而存在的，并且行使着特定的公权力。

“政府的银行”，是指中央银行政府，经办国库收付，为政府开立账户，政府发债，经理还本付息事宜[6]，并提供其他金融服务。中央银行有时还担当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职责，并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对话，黄金和外汇通常也由中央银行保管。也就是说，中央银行乃是管理、调控货币金融活动的国家机关。就货币政策来说，本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宏观政策，而各国法律一般均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权交由中央银行行使，从而确立了中央银行的国家机关的地位。有一点需要指出，中央银行的一些财政职能可能与控制通胀的任务相矛盾，因此要强化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就应当弱化其他职能。总的来说，上述这些职能都反映出，中央银行是重要的政府机构[7]，而不是私人部门。

根据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的规定，作为我国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享有与货币、金融相关的执行权、立法权以及对货币、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都在行使着特定的国家权力，只不过其所行使的权力本身具有特殊性，即事关货币、金融的行政和立法等权力，特别是体现在立法权上。中国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其他的法律、法规，制定规章和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如《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令”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立法权是最重要的国家公权力。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中央银行一直行使着制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根据我国《宪法》（第90条）：“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虽然该条文并未从字面上赋予中央银行立法权，但同国务院其他部委一样，中央银行的立法权来自宪法，是由其行政职能派生出来的，是实现其行政职能的需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中央银行乃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而绝不是一个私人的公司或机构，调整中央银行行为的也不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私法，而应当是宪法、宪法性法律及部门公法，由此奠定了中央银行立宪的规范基础。

三、中央银行立宪的理论难题

虽然我们认为中央银行属于政府部门，然而就各国的立法来看却并不尽然。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局（简称“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其依据是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美联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部股份私人所有，其最初成立时由私人股东共同投资组建，并且一些股东直到现在仍在分红。[8]由此可以看出，美联储实际上是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而其看似民主的管理决策机构，实际暗藏着货币利益集团控制货币发行的玄机。[9]法国、德国、英国等先发民主国家也曾经历过中央银行私有化的过程，即便在二战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中央银行的国有化，但其真实性仍是值得怀疑的。如在英国，1946年的国有化法令规定，实现银行资本国有化，资本总额仍为120万英镑，然而早在1816年，英格兰银行的资本总额已经增至1 455.3万英镑，很显然，这次国有化实践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英格兰银行是独立于政府的，政府通过国有化运动监管中央银行的目的亦无从实现。国有化之后的英格兰银行隶属财政部，1946年国有化法案规定：财政部在与银行总裁协商之后，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可对银行指令（第4条第1款）。这一规定实际上限制了财政部的权力，而财政部也从来没有行使过这项权力。政府从不过问货币政策的制定，也不参与董事会的评议。现行《英格兰银行法》更在前一条款之后加入一个但书：但货币政策除外（第10条）。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全体的财产利益，若不加干涉而任其自为，难免不被滥用甚至用以谋取私利，使得现代人对民主、法治的追求落空。反过来，历次特许令的或银行法的修改，不仅没有使中央银行的权力受到任何实质性约束，反而使其不断膨胀。在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其中央银行至今仍是私人部门。这与我们所界定的中央银行乃是行使公权力的政府部门的观点明显相抵牾。当然，公共行政民营化的出现，使我们不能断然认定私有的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将货币发行权之一部分交给私人部门亦有其合理性，但是货币政策制定权，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权，货币本位制的选择等，这些事关全民利益且具有立法性质的权力，仍应当为立法机关所保留。

恰如卢梭所认为的，立法乃是行为，也只有立法才是行为，至于行政权、宣战媾和等，只是立法权派生的，不构成权威的组成部分。[10]既然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立法权又是一种最高的普遍性的国家权力，那么，在民主政体之下，立法权毫无疑问应当属于人民。在立法权的归属问题上，西方思想史上基本的论说有三种：（1）君主或贵族论，如西塞罗认为国家的立法权应当由贵族和前任执政官组成的元老院行使；（2）人民论，即立法权由人民行使；（3）立法权的归属与一定政体或政制相联。孟德斯鸠认为立法权的归属直接受政体的影响，在共和政体下，只有人民有权立法，在贵族政治的君主政体下，立法权掌握在君主和少数贵族手里，在专制体制下则无所谓立法权。洛克认为，政体、政府的形式以最高权力即立法权的隶属关系而定，如果立法权属于国人共有的是民主政制，把立法权交给少数精选的人和他们的嗣子或继承人的是寡头政制，把立法权交给一个人的就是君主政制。[11]虽然将行政权乃至司法权委托私人部门行使，并不必然改变的性质，但是出让立法权显然是不当的举措。当然，我们可能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假设：随着法治的发展，立法民营化也未必不会在将来出现。但就目前而言，即便是在所谓先发民主国家，其民主的成熟程度也远远无法提供具有普遍性的公意意志，在金融寡头和利益集团大行其道的情况下，立法民营化自然无从谈起。显然，在短期内，我们仍应秉持立法权的公共性，因而将立法权交给私人部门是不合适的、有违国家体制的。

德国联邦之所以在“国会保留（立法否决）”一案的判决中确立了立法保留原则，一个重要的依据是民主时代政府的可信度也是有限的，即便是民主产生的政府，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部门，不可避免具有为自己谋利的倾向。并且实行科层制的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过程缺乏民主性，权力很可能被某些利益集团加以利用。与议会立法相比，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的民主性也是有问题的。因此，某些特别重要事项的行政行为，应当服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不是依据经授权的行政立法。[12]连民选的政府都不可靠，将事关全体财产权利和整体经济安全的货币立法权以及执行权打包交给私有的中央银行，其危险性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美国《联邦储备法》第13条却把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交给了美联储，也就是说美联储的设计，名义上是为了让它享有充分的独立性，以便在国会授予的既定目标下自由行动，结果却把它变成了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行使公共权力的私人部门。不仅美联储如此，诸多实行联邦储备制度的国家，诸多实行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甚至如英国等在名义上实现了中央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也往往游离于体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宪法性约束，这也是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货币金融领域为所欲为、翻云覆雨的制度根源，同时也是货币宪法理论和中央银行立宪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当然，上述情形不过是国家（中央银行）权力异化的一种表现，在正常情况下，即便中央银行是私人部门，也不能改变其所行使的权力的公共属性。公共权力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现代民主体制下，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是对所有国家权力提出的要求。而将相关的权力交由私人部门行使，恰恰使其可以规避法律的约束，事实上就是私人窃取了国家权力，进而依凭国家权力“名正言顺”地谋取私利。这不仅同公共权力的性质不符，也违反了最基本的法律精神和政治伦理。

四、结语

货币权力已被论证为最具统治力的社会权力，中央银行则是货币权力的首要载体。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发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通过金融调控、外汇管理等途径，使货币权力的统治力得以实现。在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私有的中央银行俨然成了社会的真正主宰。当今我们所能看到的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现象，无不同货币、公共财政发生联系，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就业、选举等，即是说，中央银行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中央银行本身来说，至少在理论上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存在的，弗里德曼甚至试图将它界定为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当然，关于中央银行的讨论并不能停留于财政、金融层面，更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对其加以审视，尤其是对作为重要国家机构的中央银行及其所行使的货币权力进行宪法层面的检讨与论证，并确保中央银行的存在有充分的宪法依据，确保中央银行各项权力的行使符合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

[参 考 文 献]

[1]

Buchanan J M.Predictability：The Criterion of Monetary Constituti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155.

[2] [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7-61.

[3] 刘丽巍.当代中央银行体制——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择[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6.

[4] 范方志.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5] 梁钜文.中央银行制度概论[M].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1：1.

[6] 孙树茜，张贵乐.比较银行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118-119.

[7] [美]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M].陈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2.

[8] 张功平.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的制订及调控手段的运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业务考察报告之一[J].内蒙古金融研究，1994（7）：3.

[9] 王卓.关于改革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探讨[J].经营管理者，2009（10）：71.

[10]何华辉.比较宪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51.

货币银行学论文篇9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货币供给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5-0043-03

存款准备金政策是中央银行传统的三大政策工具之一。从货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一政策工具是一种威力强大但不宜常用的政策工具。之所以说它威力强大，乃因为中央银行对法定准备金比率的调整，将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对货币供给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时，中央银行为迅速遏制通货膨胀而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可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之所以说存款准备金政策不宜常用，乃因为该政策工具往往对一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尤其是当中央银行较大幅度地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时，商业银行将因为准备金短缺而不得不减少贷款，甚至必须收回已发放的贷款，以弥补准备金之不足。但是，对于借款企业而言，商业银行收回贷款，或者说即使不收回原有的未到期的贷款，但至少不提供新贷款，将使这些企业因资金来源减少或得不到连续的资金供应而影响生产经营活动，遂使经济增长率下降。

从基本原理来说，上述说法似乎言之有理，甚至无懈可击。但是，从具体实践来看，存款准备金政策显然没有理论上所分析的那么有效。所以，目前很多国家都已放弃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实行零准备金制度，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则采用其他政策工具。而在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存款准备金政策却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工具，但效果有限。

实际上，存款准备金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及由此而引起的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实现的。如果这种政策工具能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及货币供给产生有效的调控，则这一政策工具可能是有效的。而如果这种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及货币供给的影响很小或没有任何影响，则这一政策工具是无效的，至少是影响很有限的。所以，在本文中，笔者拟从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构成和现代货币供给理论的基本模式人手，来分析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将可得出与传统的教科书理论大不相同的结论，即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这一结论或许能对现实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效果的有限性作出一种新的解释。

一、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构成

传统的货币银行理论与具体的政策实践之所以存在上述矛盾，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理论往往片面地解释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有两种：一种是法定准备金；另一种是超额准备金。法定准备金是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时按照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必须保有的准备金，这部分准备金既可缴纳中央银行，以形成准备金存款，也可以库存现金形式持有。超额准备金则是商业银行实际持有的准备金超过法定准备金的那部分准备金。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法定准备金是强制性的，而超额准备金是自主性的。也就是说，法定准备金是商业银行必须足额持有的。所以，如果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从而使某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不足，则该商业银行就必须通过借入准备金、出售证券、收回贷款等措施以补足准备金。然而，在按照规定的比率缴足法定准备金之后，商业银行是否留有超额准备金，留有多少超额准备金，则都应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

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意味着放弃一部分利息收入。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商业银行而言，存贷款利差仍然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越少，存款利用率越高，则其利润就越多。然而，商业银行往往出于其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考虑，不将全部可用的剩余准备金都用于发放贷款，以至形成超额准备金。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商业银行都或多或少地持有超额准备金。笔者认为，商业银行是否持有超额准备金以及这一超额准备金的多少，是影响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

二、现代货币供给理论的基本模型

货币银行学论文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信用观点；信用可得性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01-09

一、引 言

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是指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中央银行实施的统一的总量货币政策将导致各区域间在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上体现出不同的政策效果。这里的区域既可指一个国家――例如我国，也可指一个超越国家范围的地区――例如欧盟。我国幅员辽阔，在经济发展方面客观上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而且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成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因此探索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研究如何运用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便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由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必须通过特定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各地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的差异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将能得出有益的结论。理论界公认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主要包括“货币观点”和“信用观点”，前者主要强调货币价格――利率以及货币供给量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而后者则更侧重于银行信贷的作用。本文认为由于转型期内我国信用制度不完善、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的特征事实决定了银行系统在全社会的资金配置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也主要通过间接融资方式获取投资所需的资金，因此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属性实际上是与“信用观点”契合的，即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用渠道传导的，国内学者的大量研究已证明了这一观点，例如王振山和王志强、索彦峰和于波等。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认为区域内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在信贷提供能力方面的差异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以货币政策的“信用观点”为理论前提来证明这一观点，并据此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理论文献的演进进行了梳理，并据此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三部分对各地区私人部门信用可得性方面的差异作了具体的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理论文献的演进

长期以来，在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研究方面，货币经济学文献的研究重点一直放在与统一、总量货币政策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而忽略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统一货币政策的理论前提是一国(或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是匀质的，这样中央银行“一刀切”式的货币政策将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效果，实践中各国中央银行也都在此假设前提下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调控。但实际上，各国(或地区)由于历史、自然、区位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其内部各经济组成部分的发展水平往往不是匀质的，体现出很强的区域性。这样，中央银行根据总体经济状况而制定、实施的货币政策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而导致不同的政策效果：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将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经济增长较慢的地区则可能遭受经济停滞、通货紧缩的风险。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所关注的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以牺牲各地区的协调和均衡发展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微观个体的福利也将遭受损失。

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洲货币同盟(EMU)正式成立并组建了统一的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同时开始发行统一的货币――欧元和制定、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EMU成立的理论基础是最优通货区理论，该理论指出如果若干个国家(或地区)满足一定的经济同质性标准，那么这些国家(或地区)就可以组成一个最优通货区，因此带来的政策收益将超过加入通货区所引起的成本，并且在最优通货区内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将不复存在。最优通货区是对货币交易的微观效率(货币的交易成本)与货币政策调控的灵活性这对矛盾进行协调后的产物，由于在最优通货区内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所以能够同时实现微观和宏观经济效率的最大化，从而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然而在某些经济同质性标准方面，EMU各成员国还存在较大差异，这引发了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在单一的货币政策下，各成员国所面临的潜在政策收益和成本是否具有不对称效性，也即欧元区内的货币政策是否具有区域效应的问题，例如Talor、Dornbusch，Favero和Giavazzi等的研究。进一步，Peersman以及Monticelli等人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对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下EMU各成员国的政策效果差异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各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显著差异导致了EMU内部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诸如银行规模、集中度、银行健康状况以及非银行金融资源等金融结构方面的差异，都可能会造成货币政策在欧洲各国传导的效果出现差异。

然而上述文献主要侧重于研究EMU各成员国在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上的差异，还未深入到对于一国内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系统的研究。但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却为研究一国内部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和经验文献的前进与发展也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Caflino和DeFinat7J对美国48个州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区域效应，而利率渠道是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Owyang和Wall对美国经济区的研究表明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都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有一定的解释力；Georgopoulos(2001)也提供了加拿大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性的证据，但具体原因尚不明确。

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界也兴起了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热潮，出现了一些比

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其中一部分学者较早的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问题进行了定性分析。柯冬梅运用最优通货区理论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了分析。在运用最优通货区的各种标准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分析后，她指出我国离最优通货区的标准还有较大差距，因而还不是一个最优通货区。所以，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单一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会体现出区域差别，从而损害了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她建议运用差别性货币政策对此进行改善；孙天琦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指出，货币政策应该在坚持统-二性的大前提下探索部分内容的差别化，并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以及传导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周逢民则强调了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职能在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王满仓和王里在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现行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形成了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因此削弱了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必须实行货币政策区域化策略以熨平区域间经济差异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以实现统一的货币政策目标。

还有一部分学者运用相关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范祚军和洪菲对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政策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在区域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他们因此提出了建立以区域性差异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区域金融调控机制的政策建议；丁文丽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证明了我国货币政策效力存在着区域差异，主要原因则在于我国区域金融的二元结构与统一性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张晶对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货币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尽管货币政策对三大经济区域的影响方向相同，但是在影响力度和滞后效应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间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及产值构成等方面的差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解释；于则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区间企业规模和民营资本丰裕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货币政策对各地区企业信贷可得性的不同影响导致了各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较大的差异；宋旺和钟正生在柯冬梅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并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杨晓和杨开忠的研究证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效应：东部地区对货币政策最为敏感，中部、西部地区则依次减弱，而原因则在于各地区在经济发展阶段和货币机制传导主体方面的不平衡发展。

因此，在仔细分析地区间经济发展特点差别的基础上，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研究将能得出有益的结论。我们发现，虽然上述学者大都注意到了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尤其是银行信贷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影响，但他们的研究却大多以“货币观点”为前提。也就是说，在逻辑上，上述学者大都是运用“货币观点”的传导机制理论证明了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而仅仅将银行信贷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来解释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基于本文的前述分析，我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尤其是银行在提供信贷方面的差异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以信贷渠道为主的情况下，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等方面的差别，最终将集中体现为企业在获取银行信贷能力方面的差异，因此货币政策通过各地区不同的银行体系结构传导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在逻辑上，我们应该以“信用观点”为理论指导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信用可得性的区域差异分析

与转型期内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相对应的是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这一事实已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例如彭建刚和李关政、胥嘉国等。由于本文着重从“信用观点”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分析，因此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各地区私人部门在信用可得性方面的差异，而不再赘述各地区金融发展方面的差异。此外，由于各地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总和基本上代表了私人部门可以利用的信用来源总量，因此我们主要从这两方面对各地区间企业的信用可得性差异进行分析。

直接融资方面，曾康霖，陈志，等指出我国证券市场融资的区域结构极不平衡，东高西低的格局十分明显。2000年到2003年，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分别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2058.9亿元、564.95亿元、507.94亿元和246.11亿元。东部地区的融资总额分别是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3.64、4.05和8.37倍，客观上存在着资金通过资本市场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的现象。从全国范围来看，2006年全年企业共通过股票市场融资5594亿元，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券1015亿元和2943亿元。而2006年末，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额约为238519亿元，新增贷款31681亿元。因此即使在2006年股票市场整体好转的情况下，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也只占到全部融资来源的23.2％，2005年更低，仅为12.2％。因此我国各地区信用可得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间接融资方面。

间接融资方面也存在着资金“孔雀东南飞”的局面。从银行体系的所有制结构来看，西部地区金融所有制结构较为单一，除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交通银行、浦发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而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所有制结构明显丰富，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东部地区。从金融机构的数量来看，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数是西部地区的2.2倍，从市场化改革后出现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比较，东部是西部的14.5倍。从金融机构的密度比较，每万人拥有机构数西部比东部低O.195个万分点(王满仓和王里)。

此外，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方向确定以后，来自盈利动机的要求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压缩县及县以下地区网点，或者在欠发达地区不压缩网点但压缩资产业务。各行普遍采取的策略是一手压缩机构人员，一手实行基层机构的只存不贷或多存少贷，由此导致信贷资金配置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局面，这将间接导致经济增长格局的进一步失衡(改革组)。

各地区银行所有制结构上的差异客观上也造成了金融资产的地区分布差异。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银行系统存款余额占全部银行体系存款余额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银行系统的存款占比却不断下降，银行系统存款总量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分布分别为62.7％、20.1％、17.2％，东部地区的存款总量占比分别是中部的3倍和西部的4倍，而且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

一方面反映了东、中、西部地区在资金充裕程度上的差别，也反映了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体系与东部地区的银行体系相比，在资金吸收能力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另一方面东、中、西部地区银行系统的贷款余额的地区分布也体现出了和存款分布相同的特征。东部地区银行系统的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中西部地区银行系统的贷款余额占比则逐年下降，东、中、西部地区银行系统的贷款余额占比平均分别为57.6％、23.9％和18.5％，东部地区的贷款总量占比分别是中部的2倍和西部的3倍还多，而且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此外，从图1可以看出，从1992年开始，东部地区银行系统内就出现了存差，并且以较快的速度不断增长，至2006年末已累计形成55592.6亿元的巨额存差。而中西部地区却长期处于资金不足状态，后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模式的推行使得银行开始审慎的发放贷款，直到1999年西部地区银行系统开始出现存差，中部地区则从2000年开始出现存差，2006年存差余额分别为20232亿元和15741.4亿元，远远低于东部地区银行体系的存差余额。

通过分析各地区银行系统内的资产和负债分布，我们发现客观上存在着资金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除了地区间资金报酬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等因素外，资金通过商业银行内部的资金调度系统进行转移也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来说，自1998年取消贷款限额控制以后，各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对东部地区分支机构实施全额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而对西部地区实行新增额度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利用银行系统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鼓励西部地区的分行向总行上缴存款，然后再由总行将资金运用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以获取较高的收益。

因此，在银行体系的地区分布上存在客观差异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逐利”的行为特征又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平衡，从而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这在货币政策传导以信用渠道为主的条件下强化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下面我们就从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四、中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

基于信用观点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由于本文要从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因此各地区银行体系对当地经济发展所提供的信贷支持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变量。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我们将建立三个四元VAR模型，其中每一个模型中都包括代表统一性货币政策的变量，本文选取M1的增长率GMI来表示，另外三个变量分别是表示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GDP指标、银行贷款指标LOAN以及代表物价水平的CPI指标。这样我们就可以考察当中央银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GMI)后，将如何通过影响各地区的银行信贷(LOAN)而最终影响到各地区的经济增长(GDP)水平。

我们使用的样本为1990年至2006年的各地区的年度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在数据处理方面，我们在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基础上，将31个省／直辖Vg／自治区的GDP、银行贷款LOAN分类加总为东、中、西部地区的相应指标，并做对数处理，分别记为LNGDP_E、LNGDP_C、LNGDP_W、LNLOAN E、LNLOAⅣ一C、LNLOAN_W。然后再由相应地区内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CPI指数通过算术平均得到东、中、西部地区的CPI指标，最后取对数为LNCPI_E、LNCPI_C和LNCPI_W货币供给增长率GMl则保持其原始序列不变。

(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我们使用ADF检验法对上述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GMl、LNLOAN_W以及各地区的价格指数均是，(1)序列，但LNGDP_E、LNGDP_C、LNGDP_W,LNLOAN_E、LNLOAN_C的水平值和其一阶差分形式都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为进一步将数据平稳化，我们采用于则(2005)的方法对GDP和贷款的对数值进行HP滤波得到其长期趋势值，分别记为LNGDPHP_E、LNGDPHP_C、LNGDPHP_W、LNLOANHP_E.LNLOANHP C、LNLOANHP_W，然后再分别对上述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2是最终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上述各变量的水平值均存在一个单位根，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却是平稳的，因此各变量均是I(1)序列。因此在实际分析中，不能直接使用各变量的水平值，一个替代方法是使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分析。不过，使用变量差分形式进行经济分析也存在一个缺陷：这种方法由于忽略了原始序列中所包含的长期信息，因而更适合用以分析经济现象的短期或非均衡状态，因此当用于长期分析时则会遗漏或掩盖变量间的长期关系。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计量经济学家发展了一种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方法――协整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但其差分形式却是平稳的且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那么这些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则有可能是平稳的。如果存在这样的线性组合则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那么直接使用变量的水平值进行估计并不会产生谬误结果。就本文的研究而言，由于所有变量的水平值均为I(1)序列，因此上述三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下面就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进行分析。为节省篇幅，我们不再一一给出三组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过程，而是直接给出了其检验结果。根据表3，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三组变量间各自存在3～4个协整关系，因而是联合平稳的。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由于三组变量间各自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那么直接使用变量的水平值进行估计并不会产生谬误结果。因此为避免差分带来的长期效应的缺失和模型的自由度损失，我们直接使用这三组变量建立了三个四元VAR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模型中各变量的排序依据是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理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将首先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然后对产出和价格水平目标产生影响。根据AIC准则、SC准则以及HQ准则并综合考虑模型的自由度后选择滞后阶数为1。

以“信用观点”为理论指导，我们首先分析中央银行统一性货币政策对各地区银行信贷的影响。图2分别描绘了东、中、西部地区的银行贷款对货币政策(GMl)冲击的动态响应。从图中可以看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银行贷款对货币政策冲击的最大响应值都出现在第2年，分别为1％和0.1％，而西部地区的最大响应值则出现在第1年，为0.8％，因此各

地区贷款对货币政策冲击的最大响应的差别也是很显著的。我们首先来分析西部地区的银行贷款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轨迹，总体上看从第2年开始就变为负向响应，在第3年末形成谷底后逐渐回升并从第6年开始保持在0.3％左右的水平上，因此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能够促进西部地区银行贷款的增加，但长期内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资金将从西部地区流入收益率较高的东、中部地区。最终在长期内西部地区银行贷款对GMl产生了持久的负向响应，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扩张西部地区信贷的作用；中部地区的银行贷款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也从第2年开始逐步下降，并从第6年开始变为负向响应。由此可见在较长的时期内，货币政策能够促进中部地区银行贷款的增加，但在更长的时期内，随着资金报酬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也将发生资金东流的现象；最后来看东部地区银行贷款的响应轨迹.从第2年开始缓慢下降并保持在0.5％左右的水平上直至期末。因此货币政策在长期内能够促进东部地区银行信贷的增加，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入更加强化了这种效应。

当各地区银行信贷对中央银行统一性货币政策体现出不同的反应特征时，根据“信用观点”，在各地区中也将体现出不同的货币政策效果。图3分别描绘了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GDP)对银行贷款冲击的动态响应。由图3可知，东部地区的GDP对银行贷款的冲击在第1期就实现了其最大响应值3.2％，此后虽然逐步下降但在期末还保持在0.5％的水平上。由此可见，由于东部地区的信贷资金较为充足，从而有力的支持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信贷资金较为充足的情况下，中部地区的GDP对银行贷款的冲击表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正向响应轨迹，但在更长的时期里随着资金的逐渐流出，也逐渐转为负向响应。因此，信贷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长期内由于资金的流失，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逐渐消失了；由于西部地区严重缺少资金，所以在整个期间里GDP对银行信贷的冲击表现出了快速、稳步下降的响应轨迹，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资金的“虹吸作用”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因此，当中央银行的统一性货币政策对各地区银行体系的信贷提供能力产生不同影响，而最终导致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出现差异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也就出现了。图4分别描绘了东、中、西部地区的GDP对货币政策(GMl)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由图可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GDP对GMl冲击的响应的最大值都出现在第2年，而西部地区的最大响应值出现在第1年，并且响应的大小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为1.05％，中西部各为0.1％和0.5％。从整个期间上的响应轨迹来看，东部地区GDP的响应轨迹从第2年开始逐步下降，并从第6年开始逐步稳定在0.5％左右的水平上，货币政策长期内对GDP产生了持久的正向影响；中部地区GDP的响应轨迹从第3年开始逐步下降，并从第6年开始转为负向响应，因此货币政策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促进GDP的增加；西部地区GDP对GMl冲击从第2年开始转为负向响应，在第3年末实现其最小响应之后逐步回升并从第6年开始稳定在-0.2％左右的水平上，因此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能够促进GDP的增加，但长期内对GDP产生了持久的负向影响。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判断货币政策产生了显著的区域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信用观点”为理论前提，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直接融资还不发达、东、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体系特征还存在较大差异的现实背景下，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通过各地区的银行体系进行传导时，将通过影响各地区银行系统提供信贷的能力而影响各地区私人部门的信用可得性，从而导致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体现较大的差异，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一，中央银行的总量货币政策应在认真分析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行为，货币政策的操作也要以有效调节私人部门的信用可得性为基础。为此，必须进一步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真正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增强其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敏度；此外，还须加强征信体系建设、优化社会信用环境，降低银行信贷的风险，大力疏通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途径。

第二，考虑到我国银行体系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未能同步进行的现实状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坚持统一性的前提下，还需体现出其结构调整的职能。具体来说，中央银行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的行为特征，相应的实施有差别的调控政策，例如差别化的“窗口指导”、再贷款政策、差额准备金制度等，但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有效引导它们的信用行为，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