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10:07:50

货币政策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篇1

内容提要:随着资本市场对实际经济生活影响的增强,适时调整货币政策使之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成为必然,但货币政策的四个最终目标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同时实现,如再顾及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价格,会令货币政策顾此失彼。对此国内学者意见不一,有别于两种将金融资产的价格纳入和不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意见,本文认为应该走一条折衷的道路—央行不将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而将其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目标。

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11以物价指数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受到资本市场的挑战。

在传统的意义上,货币所对应的是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流通四个环节,商品与劳务的价格水平便成为判断货币供求状况的标尺。我国一直把商品和劳务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现实经济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生利金融资产,这些金融资产同商品和劳务一样需要用货币来标价,来媒介。因此,仅仅使用商品与劳务的价格水平来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是不准确的。

最近几年,无论M0、M1还是M2的增长速度均不低,但原本应该出现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价格回升的局面没有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存在巨大利差,大量进入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资金都转而进入资本市场了。资本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物价间的稳定联系被打破,中央银行不再能依据传统的标准判断经济形势。例如过去的经验,当现金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当居民大量现金流人资本市场时,会出现现金的投放量大幅度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收紧银根,就会对经济产生收缩效应,因为这种现金的增加并没有形成推升物价的力量,只是推升了资本市场价格。

又如,广义货币M2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通常被作为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一个指标。

现在中央银行对广义货币M2的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纳入统计范围。因此M2中有一部分是对应于资本市场的投资活动的,M2大幅度增长并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增长的调控目标也要随之调整,以往经验和数据已不适合。

21货币政策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受到干扰。长久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但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将越来越不具有可控性和可测性。这种趋势原因之一就是资本市场发展引起的货币供需总量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从影响货币需求方面,资本市场及衍生品市场对货币需求量大大增加。股票市场通过财富效应、交易效应、替代效应影响货币需求。财富效应和交易效应增大货币需求,替代效应则减少货币需求。

从货币的供给量看,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影响了间接融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的比例不断上升、间接融资比重不断下降。间接融资数量的下降使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贷款意愿下降,贷款增长幅度趋缓,导致货币供给量减少。

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控性下降。在资本市场出现之前,整个商品世界只有货币商品、实物商品与服务两部分。资本市场出现后,整个商品世界变为三部分:货币商品、实物商品与服务和金融商品。

原来构成对一般商品需求的货币,现已有很大一部分转入证券投资领域形成证券投资需求。这部分货币量随着证券行情的起伏不断变化,处于经常性的调整之中,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导致了货币需求结构的不稳定,而且使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被削弱,使得货币供应量与一般商品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弱化并变得复杂。

31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1)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再贷款政策作用力受到削弱。再贴现、准备金制度和公开市场操作是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扩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社会公众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增加,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资金往来增加,影响到商业银行准备金的稳定性,使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比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收缩或扩张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调节货币供应能力减弱,同时也使金融机构对再贴现与再贷款的依赖程度降低,削弱了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再贷款政策作用力。

(2)公开市场业务的政策效应将得到增强。

在市场经济国家公开市场上,国债的风险低、流动性强、规模大,又是其他货币市场资产定价和中央银行确定名义利率的重要基准,较之其他工具在操作上更富弹性、更具自主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资本市场得到极大发展后,公开市场操作更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理想的货币政策工具。

而在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更多地依重于信贷指导性计划、利率手段和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一直不发达。随着我国国债期限结构调整,品种增加,流动性增强,公开市场业务将增加新的载体。

货币市场的发展将为中央银行提供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灵活调控基础货币的操作平台,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封闭状态的打破,使公开市场政策工具的影响面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与力度逐渐增强。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适时买卖有价证券和外汇,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商业银行的头寸,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水平,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

41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取决于央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控制程度,以及各传导主体的行为选择。过去银行信贷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唯一的传导渠道。

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兴起和发展,资本市场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一国货币政策通常是由利率机制、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机制、汇率机制和信贷配给机制

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现实中各种传导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关于这种传导机制较著名的观点有托宾的Q值效应和莫迪格利亚尼的财富效应。

1.Q值效应。托宾的Q理论是一种股票价格和投资之间相互关联的理论,Q是指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的重置成本之比,当Q>1时,企业就会选择投资。企业的市场价值主要受股价影响,而资产的重置成本由技术因素决定,在一定时期内被认为是稳定的。

所以,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影响Q值变动的主要因素,当股价Ps上升时,Q值就增大,从而有效带动企业投资支出。当货币供应量Ms增加时,公众实际持有的货币量多于意愿持有货币量,货币的边际效用降低,持币的机会成本增加,这时公众将通过资产选择将部分货币转换成非货币金融资产。

资本市场发展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简单表示为:Ms+→Ps+→Q+→I+→Y+

实践也表明,在中国,股票价格明显受到货币资金供应的影响,当货币供应量增加,股市的资金面就变得充足,投资到股市的资金就增加,股市就上涨。货币政策对中国股票价格有较大的影响,是因为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过于单一,银行贷款占了很大比例,央行收缩信贷规模就会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投资者理性预期下,势必会使股价下挫。

2.财富效应。

莫迪格利亚尼从消费途径的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量变化通过影响金融资产价格而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其基本原理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利率下降,企业的资本成本就下降,金融资产如股票的价格就会上升,所以人们的金融财富(FR)就增加。基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金融资产增值带来的财富增加就增加了人一生的财富量(LR),所以人们就增加当前的消费,从而推动产出增加。用流程式表示为:

Ms+→r,→Ps+→FR+→LR+→C+→Y+股价上升带来名义财富的增加会对随后的几个月的消费产生轻微的财富效应,之后随着股票的被套迫使广大投资者减少消费,其幅度要大于前期的财富效应的作用。

二、货币政策兼顾资本市场发展是否必要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也使得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受到了挑战。

面对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资产价格的频繁波动,我国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是否应该把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控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11央行应该调控金融资产价格。

持该观点的人认为,货币政策应当关注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银行信贷资金与股票的相互结合、相互转化,会带来银行资金安全性的问题,股市虚拟资本的膨胀及泡沫的破灭也会给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所导致的长期经济衰退,就是由于中央银行未能关注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

资本市场持续的泡沫时间愈长,它爆破后对实体经济的损害就越严重。金融资产价格高度的波动性将在更大范围内引起金融与经济的不稳定。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剧跌意味着个人和企业财富的急剧减少,严重动摇人们的消费信心。由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急剧下跌所引起的通货紧缩是真正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暴跌还会使银行抵押品价值缩水而使银行陷入财务危机之中,这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

21央行应将长期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而无需关注股价等金融资产价格的短期变动。持该观点的人认为,货币政策过多地顾及证券市场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

随着资本市场对经济影响的增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但无论如何,中央银行绝不能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决策的参照指标,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

如果货币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货币当局会托市,就会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漠不关心,无法对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约束,促使其改善经营;上市公司不关心广大股民的利益,唯一关心的就是通过增资扩股“圈”钱。

这种行为会使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都受到损害。

货币政策干预资产价格的波动,引导资金流向,最终是为了拉动投资、增加需求、刺激消费、实现经济增长。从实际情况看,货币当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使得货币流入资本市场,但并未真正启动股市的“财富效应”。也就是说,全社会大量资金流向资本市场后,很大部分资金会在资本市场沉淀而难以进入商品市场,即使在股市存在较大风险的情形下,资金也不会完全撤出股市,只要资金不进入消费市场,最终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有效需求。因此货币政策干预资本市场并不一定就能达到最终目标。

31正确的做法: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时,对股价等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应关注但不盯住。

近年来,资本市场的股价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由于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核心,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制定和决策的金融当局,应密切关注股市变动,在进行货币政策执行和操作时要考虑股票市场这一重要因素。

目前,突出地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应关注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但不能把它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决定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对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应关注而不盯住。

应该看到,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参与股票交易的货币需求量增加有客观必然性,但若因其价格虚高,引起社会资金流入过多,则会影响到对实体经济的投入。而若扩大货币供应量来满足股票交易所需,则会引发社会信用过度膨胀,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我国现实情况看,由于股票价格波动经常

脱离宏观经济基本面,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晴雨表”,因此,目前金融资产价格还不宜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的目标。

目前,应该将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视野,作为辅助的监测指标,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市场走向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判断,进而实施必要的调控,但却不能因此认为股价变化应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之一。

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而言,着眼点仍应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和货币需求量分析、判断,应致力于稳定价格水平和维持经济最大持续增长。中央银行对资产价格保持关注,是因为资产价格波动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只有当资本资产价格的波动影响产出和预期通货膨胀率时,货币政策才应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出手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汪红驹1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05-231

2.于洪波1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1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5-11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篇2

本文从铜陵的行业层面来分析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因为铜陵市是我国重要的铜工业、硫磷化工、电子材料产业、水泥建材和麻纺生产基地。铜陵市作为我国矿产资源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属于矿产资源丰富区。从二十世纪90年代至今,第二产业比值占全社会总产值比重虽一直保持在60%至70%,但三大产业比重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这样的布局结构为当地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开始凸显出弊端。同别的城市甚至国家一样,铜陵市各行各业的发展离不开货币,故宏观调控对这些企业生存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国家宏观调控一直采用的是单一总量集中模式,而不会考虑结构性问题,使得结构性和货币政策二者引发的问题共同作用于第二产业,加之铜陵市规模不大,各行各业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数量不均衡,企业间的实力有强有弱,而货币政策的制定往往不会考虑这些现实情况,难免会“一刀切”。这样的结果不仅会产生巨大的行业冲击,而且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效果都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正是由于第二产业对于以铜陵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多方位多层次地剖析货币政策实施过程对第二产业的影响,从宏观层面帮助资源型城市摆脱发展困境才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二、文献回顾

(一)理论回顾

目前,对于货币政策的效果作用在各个行业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国外关于货币政策行业的非对称性研究大多开始于20世纪80、90年代,主要由传导机制和金融加速器作为理论基础,其研究方向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利率传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1.资产价格传导渠道托宾的q效应理论和莫迪的生命周期理论,分别从资产价格渠道中的企业和家庭两个方面分析了M2如何通过资产价格变动最终影响总产出变动。2.利率传导渠道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例如GeraldCarlino和RobertDeFina(1998)认为“企业自身的性质和区别的不同也会对利率有不同的反应程度,进而产生了非对称性”[1]。3.汇率传导渠道国外的Ribon(2009)认为“通过货币政策而产生汇率冲击对产量,劳动力成本,价格的影响,结果发现汇率变化所产生的冲击几乎影响着所有的行业,使得产量下滑”[2];国内的闰红波、王国林(2008)认为“利率、汇率和信贷是影响实体经济三个主要渠道,并且根据行业的不同对这三个渠道的反应程度也不同,货币政策同时影响着产量和价格。他们对我国制造业受到货币政策冲击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发现制造业中的行业确实存在着非对称效应并且分析了产生非对称性的原因”[3]。4.信贷传导渠道研究的较为多数,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角度。国外的Bernake和Gertler(1995)认为“货币政策的效果可以通过信贷这一渠道得到放大”[4]。

(二)方法回顾

由于现在国内外的行业效应的研究还处与发展阶段,所运用的方法还比较具有规律性,大多运用到VAR和脉冲响应函数。该方法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最初由Raddatz(1993)用来测定不同的行业对货币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反应,通过研究发现,利率的影响比较显著,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的敏感程度的企业比对利率变化具有较低的敏感程度的企业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此外GeraldCarlino和RobertDeFina(1998)[1]从区域角度利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Hayo和Uhlenbrock(2000)[5]、Ganley和Salmon(1997)[6]、Ghosh(2009)[7]从企业规模角度也利用var模型证实了不同的行业间对于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不一,证实了行业效应的存在。从国内来看,虽然各个学者的研究角度不一,但是所用到的方法大多数都涉及到了VAR和脉冲响应函数,有还用到了E-G两步法和ADL模型、徐涛(2007)[13]运用理论和经验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行业效应进行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关于行业效应,由于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目前的方法大多以在以面板数据为基础的前提下,利用VAR等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且总体而言,方法还有很大创新空间。

三、货币政策行业效应存在性实证分析

对铜陵市第二产业的行业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本节对于行业效益的分析基于上述可以测试的13个行业为样本,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行业效应的有关实证。这三方面分别代表了三个模型,主要的研究对象分别是:第二产业(VAR1)、产业内各主要大行业(VAR2)、产业内各个细分行业(VAR3),主要从LOAN渠道和R渠道入手,探讨这13个对于货币政策反应明显的行业其反应程度究竟如何,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一)数据的选择与模型

针对VAR1需要用到的数据包括代表信贷渠道的Loan、代表利率渠道的R以及代表行业产值的变量GDP,形式取其增长率。本文在对VAR1的测试过程中,将变量的顺序定义为△Loan、△R、△Gdp。对于VAR2来说,研究的对象主要有第二产业中的三大行业的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并且根据相应的数据,计算出三大行业的产值增长速度,分别表示为△Gdp1、△Gdp2、△Gdp3、并且根据铜陵市的投入产出比例的大小决定三者的顺序。经计算,结合△Loan将var2测试的顺序定为△Loan、△R、△Gdp2、△Gdp3、△Gdp1。同时,对于VAR3来说,由于我们需要对上面13个子行业分别进行var测试,在这里就不需要对行业间的顺序进行排列,测试的顺序可以定位△Loan、△R、△Gdpi。

(二)向量自回归与脉冲响应函数

在对数据进行稳定性检验过后,对各个var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和脉冲相应函数,滞后期经过测试选为2期。1.△Loan、△R、△Gdp构成的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结合VAR1测试结果我们可以发现:△gdp受到△loan和△r两个变量的影响,其反应是比较迅速的,并且在第一期,△gdp的系数值就已经分别达到了-15.41486和-1.760047;在第二期到第四期来看,△gdp对于△loan的冲击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过程,并且从负效应转变为了正效应,而△gdp对于△r的冲击反应来看,反应则比△loan要稍微滞后,在第三期才得以触底反弹;两者在第四期以后逐渐趋于平稳,冲击变得十分微弱,最终消失,并且从长期来看,△loan多呈负效应而△r则多呈正效应。2.△Loan、△R、△Gdp2、△Gdp3、△Gdp1构成的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经过测试,脉冲响应图如下所示:从图上我们可以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首先,从横向上来看,三个行业在受到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冲击以后,反应程度也不一样。(1)代表制造业的GDP2对于LOAN的冲击,在期初呈现的是一个负效应,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并且在第二期触底反弹过后在第三期达到正效应的最大值,随后作周期性波动,其冲击影响逐渐变弱,最终趋于平稳;相对于LOAN渠道,R渠道的影响时间就显得更为之久也其作用过程也更为缓慢,没有信贷渠道趋烈,经过期初从正效应下降后,到第二期开始触底,随后经过了一个缓慢的爬升过程,到第五期才上甚至正效应最大值,并且其影响程度一直存在,减弱趋势不是特别明显;(2)代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GDP3在受到LOAN的冲击以后,更多存在的是正效应,这表明其受到信贷渠道的影响程度更直接,能更好的与货币政策目标保持一致,冲击趋于稳定并且出现消退迹象是在第9期;相对于LOAN渠道而言,对R渠道的冲击反应则更大,从最初的-1左右上升至+1左右,随后呈现周期性波动,并冲击减弱的趋势较为不明显。(3)代表采矿业的GDP1受到LOAN渠道的在冲击后先呈上升趋势,在第二期由负效应变为正效应最大值,达到负向峰值时期是在第3期,并且过后冲击开始消退,并且逐渐稳定;相对于LOAN,R渠道的冲击开始的负效应初值更大,达到了-1左右,但是在随后的爬坡过程中,正效应的峰值要小于LOAN渠道,并且要更早的进入冲击衰弱后的平稳期。其次,从纵向上来看,特点如下:(1)从反应的深度来看,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以后,反应深度要大于其他两个行业,并且呈现的正效应较多,更能与货币政策的目标保持一致,其次是采矿业,随后是制造业,且这两个行业正负效应交替较多。(2)从反应的速度来看,各个行业对于信贷渠道的反应程度较利率渠道更为剧烈,且在短期内波动幅度较大;而R渠道则表现出更稳定持久的周期波动特点,有有区别于以往文献说大多认同利率渠道作用效果小,周期性短的特点。(3)从反应持久性来看,货币政策对采矿业的冲击时间较短,在第6期趋于平稳,别的两个行业基本在第9和第10期,相对于采矿业更为长久。3.△Loan、△R、△Gdpi构成的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由于在var3涉及的行业比较多,进行测试结果用脉冲图的形式表示过于复杂,不方便直观感受,遂将测试结果用表2的形式展示出来,从测试结果上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从反应峰值来看,各个渠道对行业的影响差异性较大,信贷渠道从0.06到0.65不等,而利率渠道则从0.057到0.33不等,总体就影响的深度来说,信贷渠道较利率渠道影响的深度更大,并且各个行业有正有负,有大有小,说明行业间存在差异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其次,从反应的速度来看,除了LOAN渠道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影响较为缓慢,R传导渠道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影响较为缓慢外,其余的行业在两种传导渠道中的反应速度都保持在1至2期内,故总体来看,各行业对于货币政策改变的反应较快。再次,从反应的期数来看,除了信贷渠道中的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利率渠道中的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反应期数较短外,其余的行业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动的反应期数一般保持在8到10期,这说明,货币政策对行业的反应周期普遍较长,影响较为深远。综上所述,经过三次var系统测试后,我们发现:(1)信贷渠道相对于各个行业的反应呈负效应居多,并且反应更为剧烈,但持续时间较为短暂,而利率渠道多呈正效应,虽然其影响程度没有信贷渠道强烈,但是影响的时间更为持久;(2)就三大行业来看,从响应时间,反应速度等方面来看,采矿业较其他两个行业冲击后恢复较快,可能是由于铜陵市属于资源型城市,矿业是铜陵市的主要产业,得到当地政府的积极扶持,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以后,财政政策等补贴手段予以支持,所以这类行业在受到冲击后能够较早的恢复到平稳期;(3)就样本中的子行业来看,对于政策的变动反应不一,较为复杂,体现出了行业由于差异性,使得货币政策的传播效果受到了影响。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理论基础,结合安徽省铜陵市的地方数据经过var和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研究铜陵市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大致可以认为其传导渠道是由传统的信贷传导渠道以及比重逐步提升但总体比例低,增长速度慢的利率和汇率传导渠道组成。这说明,对于铜陵市来说,货币政策传导有效。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利率目标区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古典综合理论,人们认为利率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广泛的运用,而货币学派又从新货币数量说的角度提出了以控制货币数量为目标的政策操作规则。但从目前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应用来看,利率仍是主要的操作工具,这与金融市场自由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以利率目标区为货币政策目标的优劣加以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

关于货币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执行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依赖于通过

政策规则执行目标执行工具效果及反馈

由于货币传导机制不同,就会对央行期望达到的目标与执行工具间的相关性,以及央行对执行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控制能力提出疑问。这也是讨论货币政策是否有效问题的关键。因此,本文在分析上依据如下的基本假定:如果总支出的各个部分与长期利率变动的联系十分密切,在此假定下,影响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措施与总量经济之间的联系就取决于利率的期限结构。决定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实际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比较;稳态实际利率由资本边际产出决定,从长期考查货币政策对实际回报率不会有影响(货币超中性);控制名义利率将会显著影响总体价格水平。

也就是说,从货币数量,价格水平,实际利率与产出的关系上考查,在长期中(在足够长的观察期内),货币、利率均呈现出中性的特征。因此问题就在于短期的利率水平是否影响产出、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关系如何和以控制利率水平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否会引发价格的过度波动。

从理论上看,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性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与实际效果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在政策操作上,也存在着利率与总量目标不相容的问题(见图1,2)。这就对货币政策规则的制定设定了选择范围,即利率或是货币量。

图中I代表利率,M代表货币量。图1表示了以货币总量为目标的状态,当央行货币供给水平确定在MS水平的时候,由于货币需求的不确定性,Md会在央行预期的Md与实际的Md1Md2之间波动,由不同货币需求水平决定的市场利率会在I0I1I2间波动。也就表明以货币供给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将面对不确定的利率水平。图2表示了以利率为目标的状态,当央行确定I0目标利率的时候,央行预期的货币需求位于Md的位置,而当实际货币需求在Md1Md2间波动时,央行为确保利率目标的实现,必会调整货币供给水平,使实际货币供给量在Ms1Ms2间波动。

视利率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正是由于要调整货币供给量而可能在维护政策规则时付出其他代价。在其中价格的过渡波动会是直接的结果,如果在利率政策规则下,由货币供给引发的价格波动是可以接受的,则利率规则就是可取的,否则就是不可取的。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考察,货币政策都能影响名义利率,依靠费雪方程式就可以将实际利率、预期通胀及名义利率联系在一起。由于利率与总量目标的不相容性,名义利率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彼此无法单独选定,故而控制名义利率就会对总体价格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标准化的研究模型

yt=yc+α(pt-Et-1pt)+et

yt=α0-α1rt+ut

mt-pt=-cit+yt+vt

it=rt+(Etpt+1-pt)

式中y代表产出m代表通货数量p代表价格水平的对数;r代表实际利率i代表名义利率;yt,yc分别代表当期产出和预期的产出。既当期产出是预期值与通胀率的函数,实际货币供给是产出与名义利率的函数,名义利率是通胀率与实际利率的函数。其中通货数量(名义的货币供给)确定产出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由系统内生决定。

当央行实行以固定名义利率水平的目标政策时,固定it=IT,以上总供求方程式变为:

yt=yc+α(pt-Et-1pt)+et

yt=α0-α1rt+ut

It=rt+(Etpt+1-pt)

上式的明显变化是货币供给方程式不再是计算内容。因为已知实际产出、价格水平和名义利率,名义货币水平就可以由货币需求公式内生的决定。问题在于央行要严格的控制名义利率i,由此影响消费及决策,但影响总需求的却是预期实际利率r。这也就对利率目标区设定规则的灵活性产生了影响。

观查上式pt-Et-1pt;Etpt+1-pt;式中的价格水平仅是一种预期误差,或说是一种预期变动率的形式(类似费雪方程式Etpt+1-pt)。假定序列{p*t+i}i=0∞是一种均衡,pt-Et-1pt或Pt*就是不确定的。得出此结论意味着,P对yt及r无影响,故而仅要求预期通胀率满足:

iT=([α0-yt+ut]/α1)+Etpt+1*-pt*

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纯粹钉住利率过程的潜在问题。即如果经济主体不关心绝对价格水平,同时央行也不关心这一问题,那价格的上扬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情况是相符的。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价格水平的无限上扬是不可接受的。

以上分析的意义在于,钉住名义利率不变规则下,央行若令货币数量随价格变化进行调整而令实际货币余额保持不变,也即通胀水平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率规则就是可取的。那么余下的问题是这种状态是否存在。

对如上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提出了央行实行怎样的货币供给方式,能够在实现利率目标的前提下不出现通胀的失控。麦卡伦(1986)曾强调指出,不确定性问题与多重均衡问题有所不同,后者涉及到的情形是多个均衡的价格路径同时与给定名义货币供给路径相匹配。央行对名义、实际货币供给量控制的方式或说途径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货币供给方式的视角

以名义货币供给为实际操作工具

假定央行以名义货币供给为控制利率的操作工具,并钉住名义目标利率进行调整。

引入模型:

mt=μ0+mt-1+μ(it-iT)

其中m代表名义货币供给,上式的含义在于,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取决于名义利率偏离目标利率的程度。如果it围绕着目标利率iT随机的波动,则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为μ0。随μ趋向于无穷,名义利率对目标利率的偏差如果会收敛,那么价格水平的确定性就可以保持。通过对上式的求解,可以得出结论mt是非稳态的,同时m的这一属性也就导致价格水平的非稳态性质。也就是说价格水平误差会随着预测期的延长而加大。这就表明了,在钉住目标利率的政策规则下,以名义货币供给为实际操作工具的作法是不可行的。

以实际货币供给为实际操作工具(或说以趋势稳定的方式进行货币供给)

假定央行以趋势稳定的方式进行货币供给,上述模型变形为:

mt=μ*+μ0t+mt-1+μ(it-it)

式中隐含了平均货币供给增长率稳定为μ0的假定,同样进行如上式相同的验证过程,可以得出结果,名义利率与价格水平随机表现为一种均衡。也就是在特定确定货币供给规则下,均衡的价格水平是趋势稳定的,同时预期误差方差并不随预测期的延长而无上限的提高。

通过如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在理论上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以减少名义利率波动,同时并不引起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既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在特定货币供给规则条件下,目标利率货币政策规则是可行的;名义货币供给的基本表现,并不单一的取决于钉往目标利率的约束,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的货币供给过程实现。

利率政策的最优性

如果盯住目标利率的政策规则是可行的,那么适当的目标利率水平又应当如何确定呢?

笔者认为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以上是以央行为行为主体,依靠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以实现目标利率政策规则。但如果将央行的政策执行置于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或者说是两种政策的搭配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其他结果。

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了他的政策取向,也就决定了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这样一种自然福利标准的设定是相当困难的。脱离现实的宏观经济状况,单纯的用理论模型来解释是不可取的。政府面对的宏观经济现况可能会比任何现有的经济模型所解释的情况都复杂。故而以目标利率为货币政策规则的设定必定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大体一致的。从理论方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的使用了一般均衡、代表性行为人模型(卡尔斯托姆19951997)。其借用了预付现金模型,假定消费者资金必须从名义货币余额中筹措,此时正的名义利率表明对消费开征了一项隐性税收,这就影响到家庭在现金商品与信用间的选择。在模型中引入一期价格粘性可得出结论,固定名义利率会消除资本积累的扭曲,利率钉住帕累托优于固定的货币规则,而且对于任何都存在某种货币增长过程,类似于可变价格模型中的实际均衡状况。即可以在外生名义货币供给过程下决定价格水平与名义利率。这实际上与上文中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都论证了利率目标区货币政策规则的最优性与可行性。

当然,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是存在的。设定何种利率及利率水平依然是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同时关于短期利率与产出,长期利率与产出,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间的关系;价格水平与利率的相关程度或说通胀水平与利率的相关程度有多大等在理论上也未达到统一。放弃在本文第二部份中标准化的研究模型,分别在封闭及开放环境中及受到外部冲击条件下进行讨论,利率目标区货币政策规则是否是最优政策选择的结论可能是不一致的。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篇4

摘要:票据市场在货币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市场,它的发展对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以及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票据市场发展至今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也对货币政策的实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基于票据市场存在的问题,对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进行探讨,并在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票据市场货币政策信用

一、票据市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基础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环境内,而货币市场因其能够灵活反映短期资金供给与需求的变化,比较准确的反映出市场信息,成为货币政策的理想实施场所。如前所述,票据市场在货币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通过票据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进行研究,有利于加深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认识,同时也可由此找出货币政策传导不利的原因。

在货币政策工具中,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都可以在票据市场中得以实施。再贴现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制定和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以及货币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从而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措施。公开市场业务则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活动。目前,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设有功能齐全的票据专营机构,各国中央银行也将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把货币政策直接传导到基层商业银行和企业,并通过票据市场来吸收反馈、调控或修改货币政策。首先,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再贴现利率和额度,影响人们运用票据进行融资的成本,由此发挥金融宏观调控的作用,调节货币供应量。其次,通过再贴现对象和再贴现票据的选择,直接引导信贷资金的流向,促进信贷结构的调整,从而增强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灵活性。最后,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在票据市场买卖各种票据,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商业票据流通,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因此,票据市场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实行宏观调控的理想场所。

二、我国票据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票据市场信用制度不健全,影响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

我国的票据市场建立之初,市场经济制度才开始建立,信用机制也刚刚起步,在这样的环境下,票据市场的信用状况至今为止仍不容乐观,违约行为时常发生,而且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假票据和克隆票据,为贴现资金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目前我国的票据信用形式主要是由银行承兑汇票,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市场信用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票据的买卖双方不得不选择信誉度高的银行作为中介来进行承兑,虽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同时也得到了较好的安全保障。所以,在我国银行承兑汇票在票据市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但与此同时,在贴现与承兑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信用风险转由银行承担。如前所述,当市场上存在假票据或克隆票据时,银行的信用风险将大大增加,进而影响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央行有可能会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将资金注入有风险的金融机构,从而维持金融的稳定。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投放基础货币的行为,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可能会对货币政策的目标产生影响。

另外,在一个具有完善的信用机制的票据市场中,票据的高安全性相对会具有高流动性,而商业银行也倾向于持有这种票据,其持有票据的货币则是从超额准备金中提取的,这样就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乘数增大,进而货币供应量增加。然而由于我国票据市场信用机制的不健全,票据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商业银行对票据的持有意愿并未达到发达票据市场的水平,所以我国票据市场对货币乘数的影响较弱。

2.票据市场交易结构存在问题,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力度

我国票据市场交易主体缺乏,票据种类单一,贴现和再贴现规模小,是票据市场发展以来一直都面临的问题。一个完善的票据市场,可以将供求双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制约的整体,中央银行通过这样的体系传导政策会得到显著的效果。由于我国票据市场交易主体贫乏,只有企业,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银行要“身兼数职”,且各银行间利益趋同,相互很难制约。而且银行出于其本身对存贷规模的追求,以及不良资产率降低的需要,作为票据交易的一方,很难公正、客观地承担起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任务。

票据市场种类单一,市场规模小,直接影响了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实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进行公开市场业务要以丰富的票据种类和一定的票据规模为基础,以我国目前的票据市场情况来看,除了支票和银行汇票较为普及以外,本票和商业汇票较少,而且商业汇票中一大部分都是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仍占有绝对的地位。并且,尽管我国近几年票据市场的发展速度加快,但同发达国家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票据市场远未达到央行宏观调控所需要的票据规模,不利于公开市场业务的灵活操作。

3.票据市场定位不明确,阻碍货币政策功能的发挥

关于我国票据市场定位的问题,主要争论在于贴现票据是否要严格区分为贸易性票据和融资性票据。在国际上,贴现票据并无贸易性和融资性的区分,各商业银行审查的重点是风险程度。但从我国国情出发,为防范风险,将票据市场限定为发展以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为前提的市场,不支持融资性票据的贴现和再贴现。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很难区分贸易性和融资性的票据,中央银行也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的制度,商业银行很难操作,许多融资性票据经过技术操作后进入市场。当然,这也反应了在市场经济下,供需是由市场决定的,融资性票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说明企业的融资需求可以通过票据市场满足。

正是由于我国政策管制和市场客观需要的矛盾,使得我国票据融资波动较大。融资性票据的出现是市场发展的必然,如果我国不明确解决这个问题,势必使商业银行在业务拓展中遇到经营和政策的风险,导致运作不畅,最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功能发挥也会收到阻碍。

三、关于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完善票据市场的信用机制

票据市场是一个古老的融资市场,其建立的基础就是商业信用,因此一个完善的信用环境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行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但是信用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有赖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法律、道德等因素的改善。而当前票据市场本身应该注意的是信息披露的加强,或者考虑建立票据风险基金,用于参与发行者的违约支付。另外,社会约束措施可以通过建立信用评级机构来执行,负责审核票据市场主体的信用等级,完善信用评级制度,一方面确保票据的安全性、流动性,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重视自身信用的建设。

2.扩大票据交易品种,培育多元化参与主体,健全市场运行机制

票据市场基础是票据业务,因此扩大票据交易的种类和规模,并进行品种创新,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必要出路。所以,中央银行应该对符合条件中小企业的票据承兑、贴现申请大力予以支持,稳步推进商业银行的汇票业务,扩大票据承兑、贴现量,努力拓宽票据承兑贴现面。另外,鼓励推进融资性票据的使用也是近几年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国目前还处在探索使用的过程中,接下来应注重培育和拓展规范、高效的融资性票据市场。

此外,积极发展票据市场的中介机构,培育多元化的市场参与主体,也是我国票据市场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3.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再贴现是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再贴现率应该体现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如果中央银行希望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则应将再贴现利率定得高于货币市场利率,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上行,反之,则应低于当期的货币市场利率,以便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但我国由2001年开始,再贴现率一再提高,2001年由2.16%提高到2.97%,2004年3月25日,中央银行又将再贴现率由2.97%提高到3.24%,致使再贴现业务量迅速减少,2007年,再贴现率一度上调为4.32%,过高的再贴现率大大限制了票据市场的贴现规模,阻碍票据市场的拓展,实施再贴现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再贴现率过高的问题已成为各界共识,因此,2008年11月27日央行将再贴现率下调到2.97%,以期由此活跃企业间商业票据市场,增强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而票据市场的活跃,则更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另外,在完善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的同时,放松政府的过度管制。从法律上规范票据市场的秩序,为金融机构的创新提供法律的保障,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完备的市场准入和推出机制,对于我国的票据市场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也应该放开对票据市场的过度管制。因为虽然我国票据市场的制度是政府强制推行的,但在现阶段票据市场各方面逐步趋于市场化,政府应为票据市场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建立完善的机制,而不是过度的管制和过多的参与,既由一个创建者转变为一个监管者。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票据市场的活跃,提高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票据市场自我完善。

参考文献:

[1]张立云.我国票据市场现状分析及相关建议[J].时代金融,2007.1.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异质预期;公众学习;溢出效应

预期理论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得到迅速发展。预期理论主要研究微观主体根据已有信息对未来经济发展路径做出判断以及这一判断与实际经济走向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中蕴含着微观主体利用学习能力进行信息更新的意义[1]。随着学术界对预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接触到了异质预期的概念,异质预期的基本含义是指由于不同主体在认知能力以及信息占有量等方面的差异,对同一信息产生的不同预期。异质预期会随着主体学习能力的提高以及获取信息的增加最终收敛于理性预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异质预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同主体之间的预期有差异,这就意味着有不同知识和学习背景的主体对同一种信息的理解不同;二是主体会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预期,而学习更多是一种交流过程,这就意味着微观主体的异质预期会相互影响,微观主体的学习因此体现为一种公众学习形式。本文首先总结异质预期与公众学习方面的代表性研究,然后分析存在异质预期的微观主体在学习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最后以中国实例总结异质预期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一、异质预期的基础理论

1.异质预期的分析基础

程均丽[2-3]系统地介绍了异质预期理论以及在货币政策信息沟通领域的应用。对于异质预期的模型分析有两种形式:(1)预测者选择动态型,可以理解为不同预期主体所用方法的博弈均衡。假设对后期变量的预期取决于对前期经济情况的不同判断方式。以对通货膨胀率e的判断为例,假设人们对et+1的预期来源于两种形式:一是根据et-1的数据推算,我们设这种情形为A;二是根据历史上通货膨胀的周期波动来推算,设为B,那么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总体预期即为et+1=pA+(1-p)B,其中p(0<p<1)为选择A的可能性,(1-p)为选择B的可能性。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取决于人们根据经济变化对不同方法的选择。(2)学习收益型,主体了解自己所处的不完全信息环境,因此会通过不断地学习来获得新的信息收益。这种学习收益会产生收益递增与收益递减两种情况。

以货币政策信息沟通为例,当货币政策可信性较高,主体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逐渐与实际情况接近,经济主体便不会对新信息表现得敏感,即不依靠新信息也能依靠以往的判断预测货币政策的走向,学习收益较低,相应地获取和甄别新信息的成本也很低;当货币政策可信性较低,经济主体无法凭借经验形成准确预期时,经济主体就会对新信息表现得非常敏感,学习收益较高,相应地获取和甄别新信息的成本也很高。

进一步,在经济主体的学习过程会呈现两个方向的反应,其一是由于主体理性有限,尤其是将自身偏好因素结合到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中时难免会出现错误,但是通过持续的学习这些错误会消失,异质预期最终收敛于理性预期。但是North[4]认为,学习是一个取决于诸多要素的累加过程,因此学习中产生的预期误差也可能会不断增大,对最终理性预期的形态可能偏离得比以前更大。因此Orphanides和Williams[5]指出,异质预期可能会延长经济波动的周期,即由于异质预期的不完全信息环境,经济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甄别能力,需要不断学习,尤其是当经济出现自己预期之外的波动时,会对信息更加敏感,便更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以减少自己面对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个渐进过程会导致经济回归到均衡水平的时间被拉长。

2.公众学习与异质预期

徐亚平[1]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知识的更新所依靠的不是学术研究性质的模型分析,而是从传播中获取。有效的信息沟通并不是指信息量的多少,而是信息的鉴别和理解能力。在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学习是内部性和外部性的综合作用,既有自身的知识,又要依靠外界资源充实更新知识。Fuka[6]认为,异质预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传递机制,由于不像理性预期那样高度抽象,异质预期所造成的经济变化是隐性的,即无法通过公开的信息渠道来观察异质预期的变化而只能直接观察结果。一个经济中预期的波动取决于乐观预期与悲观预期的均衡性,样本空间越大,这种均衡性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大。

3.异质预期与中央银行预期管理

关于中央银行应该如何对存在异质预期影响的公众预期加以引导,程均丽[3]认为存在一个“最优相机政策”,即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的决策模型中利用适应性学习的性质将预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对待,通过平滑引导将异质预期逐渐收敛于理性预期。从中国实际来看,货币当局在近几年开始注重微观主体预期的观测,但是对预期的调节效果并不明显;在货币政策信息的获取上,微观主体缺乏一个具有高度可信性的权威渠道。中央银行所的信息与微观主体实际接触到的情况并不相符,导致公众对中央银行实际意图信息比较敏感,一有相关消息放出便会引起盲从行为。

二、存在溢出效应的异质预期模型

溢出效应可以理解为人们行为出现相互影响现象。异质预期出现混同,是由于在学习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来对自身原有的信息进行改进,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看做一个含有溢出效应的学习过程。但是在溢出效应存在的情况下,如果微观主体本身判断能力不强、信息获取渠道又过于混乱的话,信息量的增加反而会使微观主体无所适从,产生盲从效应。我们通过一组公式来阐述这一问题。

按照徐亚平[1]所提出的,公众学习模型可以体现为yet=kyet1+lyet2+φgt+et,其中决定预期的基本变量包括不同权重的经济主体自身对信息的判断kyet1、他人对信息的判断lyet2、经济信息φgt以及随机扰动因素et。我们将该式进行简化,能够更加明确地表现出学习过程中的相互交流情况。假设个人预期取决于经济主体自身的判断以及与他人的交流,并且假设一个只包含两个微观主体a与b的学习环境,主体所得到的信息只有两个组成部分,即自身信息与外界信息,面对的信息环境相同,但二者禀赋不同,因此采用程均丽[3]提出的不同的经济预测方法,此时我们得到这样一组关系:

从上式可知,溢出效应k越大,即交流越多,微观主体所要付出的学习努力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就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但是微观主体坚持自身判断的空间也就受到挤压,尤其是当学习成本很高时,微观主体就会放弃自身判断转而屈从一般信息进行经济活动。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用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作为对象进行实证考察。

三、异质预期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

1.对模型的延续思考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们也可以将信息的处理与信息的数量拆分考虑,用一个极端的假设来阐明这个想法,即个人本身是没有任何信息的,只具有信息判断和甄别能力。上文中提到的个人信息是人们依靠自身的甄别能力从外在信息中筛选吸收作为自己的知识。从这个角度入手就能明确如下问题:(1)沟通并不意味着信息的多少而在于信息被理解的程度。当人们本身理解能力欠缺时,货币政策就没必要发送更多的信息而只需要保证已经的信息被准确地理解和执行。(2)当理解和甄别能力受限后,就要保证信息来源的权威性。信息来源混乱会大大增加信息接收方的鉴别成本,当信息接收方无法承担这种鉴别成本时,就会放弃鉴别产生盲从效应或羊群效应。以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当我们急于做出判断时听到的却是来自不同渠道的、内容相互不一致的并且具有不可验证性的信息时,我们会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来跟随自己的直觉或者追随多数人的行为[7]。(3)当多数人的行为引起的经济波动超出货币当局预期时,货币当局就会采取措施将其逐步引导到自己设定好的轨道中来。经过这样一番循环后,人们对信息的判断鉴别能力由此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人们的学习能力的话,可以看出人们的能力之所以提高是由于经历的相关事件不断增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验。在一个特定的金融体系中,人们对金融信息的判断如何取决于人们参与金融活动的多少,因此,在公众学习理论中,我们不可忽视国家宏观制度因素在此间扮演的重要角色。

2.对我国实例的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活动的普及性以及市场化程度都处于有待完善的初级阶段,微观主体对于金融行为的理解较浅,缺乏丰富的金融经验,因此当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息并且这一信息经过商业银行发生延迟或放大时,大多数微观主体并不能理解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博弈过程而只能充当看客[8],并且对中央银行应该何时采取何种动作进行不断的猜疑,此时多方信息交织杂乱,公众更加无所适从。以我国货币当局既要保增长又要稳物价的政策目标来说,这实质上是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按照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计划,对物价、就业等经济变量的关注与调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微观主体一般只关心短期内自身收益情况(例如公众更愿意关注短期内收入、物价和就业的变动情况,而不是宏观的远期通货膨胀控制计划),而此时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控能力不强,短期内公众会对中央银行行为以及独立程度产生质疑。由此微观主体便更倾向于忽视中央银行的官方信息而依附另一方向的信息并产生羊群效应,而此时一旦货币政策的变动与这一方向相左,本来正常的货币政策调整反而会出现超出公众预期的情况。

首先,以2004—2007年9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政策操作为例,。数据主要来自于1993年、2000年、2005年、2008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1995年、1998年、2000年、2008年、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央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意图显然是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投资增长逐年增加,信贷投放过快的宏观形势加以控制。从理论上看,中央银行进行利率上调之后,理应降低公众的通胀预期,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中央银行对存贷利差的调整不够科学,使短期存贷利差加大,反而刺激了银行继续投放贷款。同时,由于国内融资环境不健全,就算是贷款利率提高,很多企业也只能选择银行贷款来进行生产,致使贷款成本增加,进而推动产品价格上涨。而直接观察到价格上涨的公众自然会持续自己的通胀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在这一阶段尽管公布了政策操作的一些具体信息,在货币政策透明度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对公众预期的引导仍然谈不上有效。

其次,以2007年的连续政策变动为例,为了警惕房地产市场、基金市场价格上扬造成的经济过热,中央银行于2007年3月、5月、6月、7月、8月、9月和12月分别就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做出调整,但是市场反应并不明显。此阶段中国物价上涨、经济波动等问题并不完全与货币发行量有关,商品供求、融资制度等因素相较货币发行量更能解释此阶段的经济波动,2007年猪肉价格上行是物价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而此时中央银行连续收紧货币政策使一些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同时大企业的融资过量导致大量富余资金流入股市楼市,使资产泡沫持续膨胀。并且随着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此时公众也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了各个方面的信息,面对复杂的原因集合,结合中央银行当前政策调控效果的不明朗,公众对信息的判断成本迅速提高,导致跟风投机现象盛行,也是2007—2009年股市大幅波动等经济动荡现象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

关于微观主体预期与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沟通问题,本文认为应明确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体现出的是货币当局对政府利益与微观主体利益,宏观经济长期战略和微观主体短期预期之间的利益协调,并且以或单独、或多重的政策终极目标来体现各方的博弈均衡。

第二,微观主体预期显示出的信息不一定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关注的最终目标重合,因为中央银行所关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包含所有行业的整体信息,而微观主体进行信息反馈的途径,一定是微观主体本身能够驾驭的途径,可能不会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固定或显著的影响关系,不需要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却可以比较明确地反映出微观主体的预期,是货币政策预期引导过程中必需的信息来源。

第三,中国中央银行在行政决策以及目标设定等方面尚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作为以国务院为核心的诸多主宰转型期经济发展策略的政府部门的人身份出现,受其委托对物价、就业、国际收支、经济增长加以调控以实现政府意图。因此,在货币政策信息沟通过程中就会出现政出多头的现象,本属于中央银行专有职能的货币政策控制权被分散到对中央银行具有委托关系的各个部门,以至于国务院、发改委、统计局以及其他权威组织成员的言论都会对微观主体理解货币政策信息构成影响。从第二部分的公式以及中国实践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如果微观主体学习成本过高导致对信息缺乏判断能力,就会放大异质预期产生的预期冲击,导致中央银行对微观主体预期的管理更加困难。

因此,本文认为对中央银行信息沟通能力的改进,不仅仅要强调货币政策信息的透明度,更应该强调微观主体对所公布信息的理解。在当前中国特殊的转型期经济政治背景下,强调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前瞻性以及信息沟通效率,要比单纯强调货币政策信息透明度更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徐亚平.公众学习、预期引导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金融研究,2009,(1).

[2]程均丽.异质预期及其经济影响——基于货币经济学的新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09,(3).

[3]程均丽.异质预期下的货币政策:相机还是承诺[J].国际金融研究,2010,(3).

[4]North,D.C.InstitutionsandEconomicTheory[J].AmericanEconomist,1992,(spring):3-6.

[5]Orphanides,A.,Williams,J.C.ImperfectKnowledge,InflationExpectationsandMonetaryPolicy[R].FRBSFWorkingPaper,2002.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篇6

一般来说,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社会信贷供应量调控、政策传导机制两方面来体现,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展开分析。

1.影子银行对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看,影子银行能够取代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扩大社会信贷投放量。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功能可以帮助企业从商业银行以外获取信贷资金,并将这部分资金存入到商业银行,这就扩大了社会贷款供给总量。另外,影子银行提供的各种金融产品和信贷业务,其利率往往比商业银行利率要高得多,这就会吸引大量社会储蓄,减少商业银行存款,流动性要求减低,由商业银行决定的超额准备金也会相应的减少,这会放大货币乘数,增大社会货币投放量。另外,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将大量资金置于银行体系之外,打破了传统货币供给机制平衡,降低了人民银行预测货币供求关系变化的准确性,无形中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总而言之,影子银行体系通过信用创造功能扩大了金融市场信贷投放量,影响正常的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削弱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2.影子银行对传统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

传统利率传导机制为:紧缩性货币政策→i上升→I下降→Y下降。也就是说紧缩性货币政策会促使利率i上升,这就会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导致社会投资I下降,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和总产出Y下降。如果存在影子银行的话,当央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信贷利率i提高,企业会减少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量,转而通过影子银行融资。因此,社会投资I可能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甚至会上升,社会总产出和需求不变或增加,这就削弱了人行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二、对策和建议

1.健全和完善货币传导机制

(1)突出商业银行的传导地位。

要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严格限制各类金融交易行为范围和幅度,从源头上化解金融市场主体有效性缺位的问题,在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建立一套贯通的政策响应和执行机制,为实施货币政策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要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商业银行体系是我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而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渠道又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这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有效实现的关键环节。目前,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大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少数行业,这使得中小企不得不向影子银行寻求融资机会,产生了大量不规范的借贷行为。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体系,彻底化解中小企业信贷难问题,是有效规避影子银行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2)增强宏观调控机制针对性。

人民银行要加强影子银行资金价格分析,对不同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对流动性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以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采取正确的措施规避影子银行的负面影响。在社会流动性充裕的前提下,货币政策要充分利用利率手段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金融产品的监控,有效遏制影子银行对流动性调控的干扰。

2.完善货币政策工具

(1)调整准备金的统计口径。

在存在影子银行的情况下,大量流动性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如果将经影子银行流通的资金计入到货币供给的统计范围内,就可以计算出更加贴近社会流动性实际情况的准备金数值,从而有效化解影子银行干扰社会流动性的问题。

(2)提高再贴现工具的作用效力。

一直以来,国内再贴现工具利用频率较低,随着影子银行影响力不断增强,商业银行消化持有票据的途径选择越来越多,这显著降低了对央行贷款的依赖性。因此,要提高再贴现工具的效力,一方面要对当前金融市场上的票据理财、变相票据、"双买断"等操作加强规范。同时,要进一步规范会计操作行为,及时发现问题并严厉查处。另一方面,要明确再贴现工具的功能地位。过去以来,再贴现工具主要充当了市场培育和资金结构调整工具,通过对贴现对象和贴现条件的约束来调节经济结构,而忽视了其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功能和作用。今后要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市场化的、以票据市场利率为基础的再贴现利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引导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3)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

公开市场操作是央行实施货币政策主要手段,但我国目前尚没有完全发挥其作用,实质没有发挥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调节功能。央行票据存在的持有主体、期限结构、发行成本等问题难以有效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因此,从长期来看,要尽快健全和完善国债市场,特别是短期国债发行和提高国债上市流通效率,合理配置国债市场资源。另外,要将同业拆借市场、短期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等优化组合起来,形成完整的货币市场体系,加强各专业市场之间的协调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资金流动性,并形成合理的市场利率机制,并准确传递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实现其调控目标。

三、结束语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篇7

作为综合反映自身财务状况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是衡量和判断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对中央银行财务实力影响程度的重要窗口。随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相关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可预计的将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也必将给上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对美联储、日本央行和英格兰银行所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回顾,简单总结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央行资产负债表产生的影响,并对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以期为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表的主动管理,前瞻性地做好应对措施提供有益参考。

二、主要经济体央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回顾

(一)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回顾。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已推出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下简称“QE1”)开始于2008年12月,美联储在执行期间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的资产,包括政府支持企业(包括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以及由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以下简称“MBS”),目的在于通过购买问题金融资产,重建金融机构信用,稳定信贷市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以下简称“QE2”)开始于2010年11月,购买的资产为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目的在于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自2011年9月起,美联储开始执行“扭曲操作”(以下简称“OT”),先后买入6670亿美元剩余到期时间在6年至30年之间的长期国债,卖出了同等价值剩余到期时间为3年或以下的短期国债,力求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从而降低与长期利率挂钩的贷款利率。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下简称“QE3”)开始于2012年9月15日,内容为每月采购400亿美元的MBS,在此基础上,2012年12月13日,美联储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下简称“QE4”),自次月起每月增加采购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截至目前,随着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增强,就业情况好转,同时量化宽松刺激效应递减,成本压力加大,美联储正逐步缩减每月购债规模。

(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陷入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尤其是2009年GDP出现了5.5%的负增长,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GDP增长新低,日本央行于2008年12月重新启动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提高了每月购买长期国债的规模,并于次月起逐步扩大了购买资产的范围。2010年10月,日本央行设立资产购买基金,实施了长达31个月的“资产购买计划”,买断式购入政府债权、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各类金融资产。此后,日本央行将该计划总额由初始的35万亿日元先后9次上调至最后的101万亿日元。安倍政府上台以来,为了摆脱通货紧缩,日本央行于2013年1月推出了更为激进的“无限期资产买入计划”,设定通货膨胀率达到2%的目标条件,宣布自2014年起每月购入13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2013年4月3日至4日,黑田东彦在担任日本央行行长后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推出“质化和量化”货币宽松政策,一是放弃无担保同业拆借利率接近于零的政策工具,改用基础货币政策工具,计划两年内将基础货币总量由2013年3月份的134.7万亿日元,至2014年底扩充到270万亿日元。二是增大国债买入额并延长购入国债期限,其中长期国债保有余额每年增加约50万亿日元,同时将保有的国债平均期限由目前的不足3年增加至7年。三是增加对风险较高的股市投资信托(以下简称“ETF”)和不动产投资信托(以下简称“J-REIT”)的购买,将保有额年均提高1万亿日元和300亿日元。

(三)英格兰银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2009年1月30日,英国政府宣布授权英格兰银行建立“资产购买便利基金”,计划通过特设机构“英格兰银行资产购买便利基金有限公司”3从英格兰银行借款购买金融资产。最初确定的可被购买的合格金融资产包括商业票据、公司债券、按信用担保计划发行的票据、根据可行的证券化结构创立的辛迪加贷款以及资产支持证券。2009年3月5日,英格兰银行被正式授权启动“资产购买便利”,合格金融资产的范围扩大至在二级市场交易的政府债券,购买资产的规模确定为750亿英镑。随后的几年中,购买资产的规模被先后6次上调至3750亿英镑。根据英格兰银行2013年7月16日公布的“资产购买便利基金”情况,该基金当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全部为政府债券。

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其退出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一)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1、证券类资产规模急剧扩大。

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执行期间,购买国债、机构债等证券类资产成为推动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例如,2008年末,美联储仅持有证券类资产5821.89亿美元,在总资产规模中的比重为25.92%。经过先后4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截至2013年末,美联储累计买入了约3.5万亿美元的证券资产,推动证券类资产规模达到3.95万亿美元,增长近6倍,在总资产规模中的比重达到98.22%。2008财年末,日本央行所持有的国债仅为64.27万亿日元,2013财年末,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规模升至198.34万亿日元,占总资产规模的比重达到82.10%。英格兰银行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操作属于表外业务,不反映于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只是将向英格兰银行资产购买便利基金有限公司的贷款纳入了“其它贷款及垫款”科目核算。在2007财年末时,该科目规模仅0.04亿英镑,至2013财年末已增长至3751.97亿英镑,其中3751.93亿英镑为英格兰银行对英格兰银行资产购买便利基金有限公司的贷款。假设上述贷款的转账与英格兰银行资产购买便利基金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支付是同时发生的,或者后者紧随前者,那么截至2013年末英格兰银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购买资产的规模占总资产规模的比重达到81.65%。

2、资产负债表结构更加丰富。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联储能够购入的证券仅包括美国国债(包括国库券、中长期国债和通胀联结债券)、联邦机构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下简称“MBS”),但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前,美联储几乎只购买低风险的美国国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末,美联储持有7836.19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占当期总资产规模的89.72%,持有的联邦机构债和MBS可以忽略不计。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美联储大量买入了联邦机构债和MBS,使得两种资产在总资产规模中的比重达到39.59%,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总资产规模中的比重下降到58.63%。日本央行在实施第一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为了改善金融机构因资产缩水而惜贷的情况,直接购买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股票以及资产抵押证券,在资产负债表中首次单独出现了“作为信托资产持有的股票”和“资产抵押证券”两个科目。在实施第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为了缓解企业因金融危机导致的筹资难的问题,首次开始购买商业票据、ETF、J-REIT等金融资产,并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向下增加了相应科目进行了单独列示。美联储和日本央行通过采取以上措施,不但在缓解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和惜贷行为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相关资产的交易市场,达到了弥补市场流动性、降低风险溢出效应的目的。

3、金融机构存款成为推动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之前,美联储最主要的负债科目是流通中的货币,占总负债规模的90.15%,金融机构存款仅占总负债规模的2.36%。随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金融机构存款科目由207.67美元增长至约22490.70亿美元,增长107倍,在总负债规模中的比重上升至56.66%,成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期,流通中的货币规模仅增长4035.10亿美元,增幅50.97%。2007财年至2013财年,金融机构在日本央行的存款规模由14.28万亿日元增长至132.35万亿日元,增长了8.27倍,占总负债增长规模的比重达到108.33%,而同期流通中的货币仅增长13.30%,占总资产增长规模的比重为7.95%。2008年2月至2014年2月,金融机构在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增加了2722.52亿英镑,增幅超过10倍,占同期资产负债表规模增长的比重为71.32%。而流通中的货币规模仅增长56.57%,占同期资产负债表规模增长的比重为5.70%。可以看出,上述央行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注入的绝大部分资金并未经过银行体系转化为流通中的货币,而是被金融机构重新存入央行。这一方面反映了危机期间金融机构对流动性的较高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金融机构对私人部门风险的规避。

(二)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展望。

1、缩减证券类资产规模。

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然需要停止资产采购,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央行资产负债表上证券类资产的规模立即转向收缩,因为美联储等央行仍在执行再投资政策,即将持有到期的机构债务、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的收益继续投资于有关证券,同时对到期国债进行展期,这些操作将使得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维持不变。因此,当各央行结束资产购买后,资产负债表规模将进入一段相对平稳的观察期。如果能够在一段时期内确认经济复苏的形势得以持续,央行则可以宣布停止再投资政策,此时其证券类资产规模也将随着所持证券的到期或处置而收缩。但由于美联储、日本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以长期资产为主,若将这些债券持有到期,资产负债表的缩减必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以美联储为例,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扭曲操作,其所持有的证券类资产以长期国债、联邦机构债和MBS等长期资产为主,短期国债等短期资产的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2013年8月21日美联储持有的资产期限结构数据,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证券类资产约245亿美元,1-5年内到期的证券类资产约6615亿美元,5-10年内到期的证券类资产约8746亿美元,10年期以上的证券类资产约18204亿美元。如果美联储自2014年停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打算将上述证券类资产持有至到期,其资产负债表规模未来5年内仅缩减约17%,未来10年内缩减约38%,仍远高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如果美联储直接出售证券类资产,由于规模巨大,将大幅压低有关资产的价格,给金融市场和自身财务健康水平带来一定的冲击,同时导致长期利率上升,从而抑制投资,不利于经济企稳复苏。我们预计美联储选择直接出售证券类资产的可能性较低。美联储也可以选择其它的处理方式,例如,可以选择执行反向的扭曲操作,即减持长期资产的同时增持短期资产,加快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步伐,同时可降低对市场流动性的冲击。

2、部分为执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创设的科目将消失。

例如,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后,日本央行将不再补充购入商业票据、ETF、J-REIT等资产,随着存量资产的到期,专门为反映上述资产所创设的科目将逐步缩减直至消失。

3、对负债方科目的影响。

在执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各央行主要通过吸收金融机构存款等方式补充资金来源。央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一方面货币市场利率将逐渐回复到正常范围,央行对超额准备金付息的政策将失去吸引力,另一方面,随着实体经济持续实质性好转,银行放贷意愿将会增强。从以上两个方面看,金融机构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巨额存款存在流入信贷市场的巨大动力。为防止流动性涌入实体经济所引发的经济过热或通货膨胀,各央行可能采取执行大规模逆回购、发行央行票据等方式吸收流动性,避免货币供应量短期内快速增长,从而引起逆回购、央行票据等科目规模出现一定的增长,对金融机构存款规模的下降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抑制流通中的货币规模上升。

4、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间接影响。

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会降低本国国内的流动性供给,提升各类资产的收益率,带动本国货币升值。由于美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随着上述货币的升值,以其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可能出现一定的回落。因此,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对整体经济金融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一是持有的证券类资产的价值可能出现下降。无论央行选择将证券类资产卖出或者是持有至到期,受到流动性支持下降以及被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压低的利率水平回升等因素影响,国债、商业票据、MBS等证券类资产的市场价值都将会出现一定的下降压力,央行将面临一定的损失风险。二是财政部门存款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一方面,随着央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被压低的国债利率也将逐渐回归到正常水平,财政部门的利息支出将会随之上升。考虑到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政府债务水平、财政赤字水平均相对较高,我们预计国债利率上升将给上述国家的财政支出造成一定压力。另一方面,流动性规模的缩减以及利率水平的上升将给企业利润造成一定影响,可能降低企业和个人收入,从而减少财政税收。但是,由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均属于资源进口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利润。三是对外汇储备的影响。以日本央行的美元储备为例,假如日本维持现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当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由于美元流动性的收紧带动美元升值,将会提高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的吸引力,国际资本会从日本流向美国,造成日元的相对贬值,日本央行的美元储备将会出现一定的浮盈。同样,当日本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假如当时美国已经完成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日元流动性的收紧将会带动日元升值,国际资本会从美国流向日本,造成美元的相对贬值,日本央行的美元储备将会出现一定的浮亏。

四、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可见,就应对危机而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主动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和改变资产负债表结构,在提供市场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防止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也应注意到,由此项政策所带来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以及流动性大量投放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等一系列问题,从长期看,该政策必然会随着经济的复苏和信贷信心的恢复而逐步退出。美联储、日本央行和英格兰银行等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如何完成其资产负债表内庞大的资产和负债消减,逐步将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恢复至正常,成为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过程中释放通胀压力、稳定物价、实现经济平稳回升的关键。这种将资产负债表规模管理、结构管理和风险水平调整相结合,通过灵活、高效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实现货币政策目的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在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在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管理中进行了大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将MBS、公司债券、股票、投资信托等金融资产纳入了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中,直接干预了其所创造的广义流动性的价格形成机制,成为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失效后,央行开展经济金融调控的重要政策选择。我们预计,其中部分工具可能会被作为央行调控经济的有益补充而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后继续保留。随着我国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各类证券、债券等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所创造的广义流动性对人民银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日趋明显。在如何加强对其管理方面我们同样可以从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实践中吸取一定的经验。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和操作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央行在如何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寻求社会公众有效配合等方面的经验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对传统货币政策的大胆创新,其运行机制、功能、影响等并不为公众所熟知,容易导致高层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对政策效果预期产生偏差,使得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应和配合度较低,从而影响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扩张紧缩

西方经济学的中国悖论

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并行,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用了被称之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且成功地于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即不必以经济的大幅度下滑来纠正经济连年超高速增长的结构失衡和通货膨胀。紧缩的货币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同时还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被称为“中国的奇迹”。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IS-LM模型,还是AD-AS模型,缺少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的。我国1993年至1998年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具有浓郁的紧缩意味,有学者得出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我国货币政策的深层次分析

表1列出了从1992年至2002年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从中不难看出,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紧缩政策。所谓“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适度从松”,即使从年增长率上来讲,也有1/4的年份中,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较上年递增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会把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称之为紧缩的呢?笔者认为:这是人们把政策的方向与力度混淆在一起造成的结果。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期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都是扩张性的,所不同的只是扩张的力度问题。正由于这样,我国已经在其货币政策中默认了扩张这个大前提,在此前提下,才有扩张力度的“适度从紧”。具体说来,1992年以后,全国经济出现过热,因此,中央政府有意适当降低经济的增长率,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现实经济增长率还低于潜在增长率(对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学者估算大致在8%~10%之间),因此我国事实上没有必要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实施的却是“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简言之,单纯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决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扩张与紧缩有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绝对量意义上的扩张与紧缩,是方向性的。另一种划分方式则是相对量意义上的扩张与紧缩,也就是比较各年增长率的变化,如果当年的增长率较去年的增长率低,就称之为紧缩,反之则称为扩张,这也是我国所采用的说法。但就习惯上,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紧缩与扩张都是指绝对量意义上的,而且这种提法也很符合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和货币总量上都呈现一个增长的走势。还有,我们在提到GDP或是其它经济指标的时候,通常都是将当年的数值与上年度的数值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增长率的变化值当作是增长或是下降的标准。由此,我国的货币政策给人的印象是:始终缺乏方向感,明明一直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被冠以“适度从紧”,而近些年更是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何谓积极,其含义很不明朗。笔者认为,可以模仿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划分模式,将货币政策首先划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区间,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划分为温和的(一位数的年增长率)、高速的(二位数的年增长率)和超级的(三位数的年增长率)。

结合我国国情的模型说明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在基本达到或接近达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运行,因此,经济增长率较低。而对我国而言,经济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中,这一转轨过程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相当巨大的,此外,我国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失业人口,现实经济增长率还明显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下面结合图1进行分析,使用AD-AS模型,针对我国“软着陆”期间的发展实际情况,以M1的增长率变化为例,对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做一说明。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资本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正进入到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挑战,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货币政策调控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对于中央银行来说,在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间接化改革的进程中,尽快建立起与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新货币政策框架,已经成为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促进经济与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资本市场发展已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

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相比还是一个新兴市场,发展历史较短,但发展速度很快。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相继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成立,沪、深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形成。1991年,我国深沪股市只有14家上市公司。到2003年12月底,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开户数达到7025.41万户,境内上市公司为1287家,境外上市公司93家。境内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为42457.7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的36.38%。全年境内股票融资1357.76亿元人民币,占全部金融市场融资的4.67%(2003年银行新增贷款27702.3亿元)。可以说,股票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股票价格已经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衡量一国股票市场发展程度的指标,通常有股票市场总值与GDP的比率、市价总值与银行存款余额之比、股票筹资额与银行贷款增加额之比等,其中前一个指标用以反映股票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后两个指标反映一国的金融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价总值与GDP的比率大幅上升,由1992年的3.93%,经过世纪之交的五年牛市上升到2000年的53.79%,再缓步下降至2003年的36.38%,总体增长幅度超过两倍。同时,股票融资额占银行贷款增加额、筹资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两项指标也有所增加,当然,其份额仍然显得偏小(见图1)。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资本市场的股票总市值为37055.57亿元,较2003年减少5402.14亿元,下降幅度为12.73%,股票市价总值与GDP的比率也降到了27.15%,比2003年降低了9.23个百分点。

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现状,表明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水平,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但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障碍性因素和制度性缺陷

一般货币理论认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健全,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做出灵敏的反应;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畅通,货币政策信号在传递过程中不会出现扭曲和梗阻。就资本市场而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评价企业价值的股票市场;消费者手中的金融财富是否主要是股票(而不是存款或债券);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各个环节是否畅通无阻。

但是,我国现实经济的运行不同于上述理论性的分析。我国资本市场近年来的运行轨迹,出现了多重性的背离:一是股市低迷与宏观经济持续走好相背离。2001年以来,我国GDP一直保持8%左右的速度增长,但沪深股指却已持续50多个月下跌,其中上证综指由2200点跌至1200点左右徘徊,股市成了失灵的“晴雨表”。二是政策性利好风频吹与市场走势相背离。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股票市场对若干政策性利好的反应十分平淡。这一背离显示,我国股市正在摆脱对传统政策路径的过度依赖,市场对非价格信号的反应力度比过去明显减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三是场外资金“囤积”与场内资金匮乏相背离。2001年下半年以来,市场持续调整,数次政策性利好仅仅引发昙花一现的行情,被困在场内的资金急于寻找机会破“墙”而出,而新增资金在屡遭挫折后入市意愿日渐削弱,此消彼长之间,资金面自然每况愈下。显然,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渠道并不畅通,通常所说的“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托宾“Q效应”及“物价预期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等均没有得到充分显现,股价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非常微弱。

由此看来,资本市场虽然拓宽了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但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传导渠道不畅,存在着一些障碍性因素和制度性的缺陷:

股票市场规模偏小,缺乏充分发挥“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的市场基础。2003年底的沪深两市的股票总市值为42457.71亿元,占当年GDP的36.38%,而1998年的美国、英国分别为135%和154%。数据相差如此之大,只能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相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来说规模过小,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较来看,2003年我国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仅为1﹕20,而1999年美国为1.14﹕1、韩国为1.17﹕1。1992至2003年,我国股票直接融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平均为3.2%,最高时(2001年)也不超过6.16%。市场规模偏小,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合理,使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减弱,资本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失效。

股票市场结构性缺陷。首先,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股票投资者占社会居民总人数的比例较低。统计资料表明,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目前已达7100万户,剔除机构投资者和家庭重复开户数,投资于股市的居民住户约4000万个,以3口之家计算,股市价格变动影响的人口约为1.2亿人左右,约为总人口的9%左右。因此,在股市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股市变动所产生的新增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很小,货币政策的操作很难在资本市场产生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其次,股票市场的主体结构不合理。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不仅数目较少,而且所持有的股票市值也很低。据深交所数据分析,近两年散户投资者掌握的市场流通股本及市值占到总数的70%,机构投资者掌握的流通股本及市值仅占总数的30%;而在美国股票市场上个人直接持有的股票仅占股票市值的27%,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却占到55%左右。股票市场对个人投资者而言基本上是一个投资挤压消费的地方,无所谓“财富效应”,甚至遭遇到负“财富效应”。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过少,势必造成股市对信息处理能力降低。如果信息不能被市场充分、有效的吸收,势必导致市场缺乏信息传递功能的缺陷。再次,股权结构存在缺陷。由于我国传统经济以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而上市公司大多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而组建起来的,现有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不仅设置有社会公众股、法人股,还设置有国有股(含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据调查,在现有存量总股本中,国有股和企业法人股约占70%左右。由于股权过度集中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通常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政府委派,普通股东无法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很难有效地制约经营者的行为,导致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行为短期化。当70%的国有股和企业法人股是不能在市场流通时,股市行情只能单纯反映社会公众所持股份供求关系的变化。股市价格严重扭曲势必制约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应。

信息披露不规范,市场信息严重失真。一些上市公司不能依法及时、准确披露法律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有的公司甚至隐瞒巨大事实或散布虚假信息,以达到上市、重组或操纵股市的目的。市场信息失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基础信息失真严重。现在的股票市场缺乏透明度,做假帐、虚假陈述屡见不鲜,一些中介机构还为上市公司提供虚假的审计报表、资产评估报告和资信证明。二是市场信息不真实。资本市场中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三大违法行为较为突出。虚假陈述直接损害了信息公开性原则,操纵市场直接损害了市场公平原则,内幕交易直接损害了市场公正原则。三大违法行为不仅使市场信息严重失真,而且直接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三是股票市场的股权结构分裂所引起的股市价格失真。当前国内证券市场2/3股份不流通、1/3股份流通,这种股权流动性分裂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吴晓求,2004)。股权分裂导致股市内幕交易盛行,引发市场信息的全部失真。如果股市价格不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和经营状况,必然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利润预期,当投资不能有效追逐利润时,所导致的只能是投资萎缩进而使经济景气状况更加恶化,使托宾的q值效应传导渠道受阻。

如何完善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2)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资金渠道“明渠不通,暗流涌动”。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很强,如果资金流动没有障碍,一旦资本市场有利好,将有大量的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进一步哄抬股价,形成泡沫。因此,管理当局采取了很多措施,阻止资金自由进出股市。我国目前能同时进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交易主体只有少数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财务公司。另一方面,我国货币市场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暗通”渠道是畅通的,在利益的驱动下,资本市场参与者将从货币市场或银行体系获得的资金投资入股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FSI)的一项研究表明,2000年我国股市具有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牛市特征,其中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推动股价上扬的重要因素。

市场监管和调控“单一行政化”。中国的资本市场建立13年来,始终跌宕起伏,最近几年始终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政府在对资本市场的监控中,习惯于单一的行政化干预,股票市场中比较明显的显露出政府调控股价指数的痕迹,呈现出典型的“行政干预市”现象。如果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和调控不明确今后的发展思路,不采取符合市场规律和我国国情的政策手段,而一味热衷于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和调控,终将会使资本市场失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结构调整的功能。我国资本市场中股价的骤涨骤跌会使投资者对股市预期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降低股票资产在个人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股票价格的财富效应亦将失去作用,中央银行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市场基础也将受到沉重打击。

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建议

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社会经济长远发展来看,实体经济的真实资本投资应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以直接融资为主。为此,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否认我国资本市场将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的话,那么,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四大主体结构要素

四大主体结构要素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减少资本市场的政府行为;规范中介机构操作,提高造假成本、严厉惩罚股价恶意操纵行为;提高投资者群体素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我国资本市场的四大主体结构要素中很难找出一个健全的参与者:上市公司质量不高,虚假成分太多;作为管理者的政府行为扭曲,视上市发行股票作为甩包袱的手段;中介机构操作不规范,甚至联手造假,骗取投资者;入市主体中的投资者,大户用国家的钱炒国家的股票,小户是跟风的短线投机者,承担风险的基础十分脆弱。如此情况之下,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就是一种负面干扰。要提高货币政策的运作效率,就必须对资本市场进行规范和改造,使上述四大基本要素成为健康的主体。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进一步改革公司上市和股票发行制度,真正让市场选择上市公司和决定股票的发行规模和价格。要改变目前上市公司以传统产业和国有企业为主且不能被市场淘汰的状况,坚持“三公开原则”,制定相同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保证不同形式的市场主体能享有同等的待遇,鼓励民营企业对上市公司进行收购和重组,使有限的资金配置到更富有效率的产业中去。要加强上市公司管理,不断提高市场透明度,关键是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并建立信息披露的事后跟踪制度,对上市公司及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信息应予以追究和惩处。

减少资本市场的政府行政干预行为要进一步弱化资本市场的政策性功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要取消政府对上市公司的隐性担保,使上市公司真正优胜劣汰。要改善对证券业的监管,重点转向监督上市公司、券商和中介机构遵守证券法规制度,特别要严格限制上市公司与母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券商操纵股市。

规范中介机构操作目前,对许多中介机构在监管方面同上市公司存在同样的问题:控股的股东与持股人及投资人之间的利益纠缠,以及欠缺有效的内部控制,使违规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加快法制建设,强化监督管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是资本市场稳定的坚强基石,也是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根本保证。要逐步制定相关的监管方案以保障中介机构适宜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定和颁布中介机构的操作规范和行为准则;形成中介机构严格分离前、后台职能,分离客户账户和公司账户的管理系统;提高从业人员,如会计师、律师、金融顾问以及机构投资人的素质和法律意识等,将会提高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的风险管理和系统控制。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我国现在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数量少、结构单一,使股价的财务效应、Q效应无法起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进一步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加大散户投资者比重,逐渐将个人投资者吸引到投资基金中来,改变个人散户投资者的不利格局,发挥财富效应。

提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当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提高时,资金能在不同的市场中迅速流动,对货币政策的响应也就越及时。要完成市场资金结构的转型,就要疏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系。不能简单地指望居民拿出储蓄去买股票,这样的资金管道不可能使资本市场持续成长,必须形成多元的市场资金管道。要有战略安排和政策导向,使银行体系中庞大的储蓄合法分流进入市场,分步推行多种市场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制定安排。我国资本市场已经QFII制度,这将缓解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资金瓶颈。为了增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关联性,使中央银行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协调运作,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要建立规范的证券化融资渠道,有条件地使银行业与证券业、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资金互相融通,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数量,完善股票质押贷款办法,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更进一步放宽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将传统的存贷业务扩展到投资银行业务,在参与企业的兼并重组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重组方面发挥优势。

扩大资本市场的规模

当资本市场获得重大发展后,股权资本在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的比例将会提高,投资者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亦会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将得以提高。要扩大上市公司规模,在严把质量关的基础上放宽上市公司数量限制,让有条件且愿意上市的企业都能上市;积极扩大机构入市规模,以支撑巨额市值;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居民向资本市场投资。要进行资本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加强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建设,为企业提供一个成本更低的融资渠道。积极发展和规范产权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形态的场外交易市场,继续发展国债市场,对国债发行、规模、结构等方面建立相应调控标准,增强国债在市场上的流通性。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创造各种新的金融产品。通过积极发展金融期货市场、规范发展金融期权市场、推动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战略,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结构。

我国资本市场如果要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仅靠居民存款和居民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进入市场是不够的。如果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就必须推动资本市场资金渠道的多元化。进入资本市场的资金渠道从类型上看,至少有以下几类:集合理财型的资金渠道、资产委托管理式的资金渠道、股票质押贷款、各种社会保障资金、私募资金。在近期内,扩大资本市场合理的资金渠道可以考虑以下做法: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规模,进一步发展股票抵押贷款市场,使更多券商进入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成立资本市场短期融资公司,探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有效运作,有条件地发展一些金融控股公司。当所有资金管道建立起来而且越来越大的时候,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资金循环就会发生变化。原来很多进入银行体系的资金会通过这些管道有节奏地进入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规模也就会强大起来。

参考文献: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篇10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结构失衡、储蓄率过低、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金融根源是违背信贷原则发放住房按揭贷款,衍生产品多次衍生风险揭示不够,监管失职没有限制金融杠杆率。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通胀,利率上升刺破了房地产泡沫,也刺破了金融泡沫。金融机构资产恶化、资本缩水,引致信贷紧缩。房地产泡沫破裂、信贷紧缩引致经济下滑和大宗商品市场泡沫破裂。在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国家发行货币,研究制定和具体执行货币政策,在省级分行和地市中心支行的配合下监管各级各类商业银行执行有效的货币政策。从法律法规层面上,根据1997年国务院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议事机构进行统一的货币政策研究和规范。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国家货币调整和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相关部委的配合下发挥出来。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很多,主要涵盖了使用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的买卖、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手段、使用中央银行货币贷款的发放、调整利率的上下限政策、干预人民币对美元或其他货币的汇率政策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日臻完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以2002年加入WTO为标志,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经济的互补推动了经济增长。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改善了中国的基础设施,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物质基础。2002以来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GDP连续5年保持10%以上增长率,2007年更是达到13%;2007年年中以前,高增长伴随低通胀,外贸连续6年保持20%以上增长率,且出口快于进口,使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大幅增长,从2002年的2800多亿猛增到2008年的1.95万亿美元;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增速达30%以上。2007年年中物价开始上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经济过热征兆显现。2007年年底“两防”(防通胀、防过热)的紧缩性调控措施出台。2008年经济趋势开始由升转降,当宏观调控措施开始奏效时,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传递到中国,使正在下行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内需与外需双双下滑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明显下行轨道:前期(2008年年底前)受国内紧缩性政策影响较大,后期(2008年年底之后)受全球危机影响越来越大。

二、货币政策及效果分析

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发生转折性变化,经济由持续升温转为开始步入下行通道,物价涨幅由逐步升高转为持续下降。随着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变化,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由“双防”转向“一保一控”,再转向“保增长”,货币政策则经历了由“从紧”到“灵活审慎”再到“适度宽松”的转变过程。总体而言,人民银行根据年内不同阶段经济金融情况的特点,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反周期调节,较好地维护了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2008年年初,“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基础;2008年7月份以后逐渐放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和金融体系平稳运行产生了积极效果;一系列差别性货币信贷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支持了“三农”、中小企业、灾后重建和经济结构调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中央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要求,2012年宏观政策的重心将是“稳增长”优先,除非国内外的经济基本面出乎预料地恶化,否则货币政策将平稳推进,稳健的货币政策在2012年回归“中性”。中国银行业有强烈的贷款冲动,偏离了适度宽松的政策。相对于8%的经济增长和预计的4%的物价上涨,17%的M2增长率、16.7%~20%的贷款增长率(5~6万亿元)是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给市场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和信心是货币政策的任务,经济的复苏要靠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内在发展动力的启动,不能靠信贷的巨额投放,中国要有经历经济转型痛苦的心理准备。理顺价格信号,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解决中国经济二元结构问题;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制定好有利于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用改革促进企业优胜劣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有很多,主要是使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刺激或抑制宏观经济的运行,这一效果体现了非对称性。换句话说,扩张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有效程度。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时期,货币政策比较温和,国家作为货币的发行者,积极维护宏观经济调整,居民和企业可以维护政府的货币政策,因此这一切都是符合规则的。但是,当遇到货币贬值、经济崩溃及危害到实体经济时,货币政策就必须发挥作用了。例如,建国初期,发行人民币就是统一货币市场,改变日伪法币、军用票货币混乱的情况。又如,联邦德国发行的土地马克也是为了维护宏观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使用货币政策的产出和物价效应进行非对称性分析,修正物价水平和货币量水平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手段,使用中央银行货币贷款的发放、调整利率的上下限政策,干预人民币对美元或其他货币的汇率。危机时期不一定要用过度严谨的货币政策,也可以使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经过危机前和危机后的货币渠道对比,可以对金融危机和货币渠道进行适当的控制。当前应该在某些方面适当刺激经济发展,在不同经济周期分别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