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论文十篇

货币政策论文篇1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货币政策论文篇2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著，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著。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崔建军.金融调控理论[J].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崔建军.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孟建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发展[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X].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陈共.财政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童适平.中央银行学教程[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货币政策论文篇3

1全面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

在经济企稳回升并逐步进入上升通道的过程中，中央银行既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稳定价格水平，有效管理通胀预期。兼顾两者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这也对货币政策的执行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010年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后，社会各界对货币政策转向的议论增多，笔者认为，对2010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以及如何执行必须要有全面准确的把握。

在经济回升向好但基础仍不稳固、形势仍然复杂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依然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说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主基调并没有改变。具体来看：首先，今年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是能够满足实体经济需要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元左右。2009年和2010年两年合计，贷款年均增加8.5万亿元，M2年均增长22%，再加上外部环境预期转好、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直接融资规模增大等因素，总体资金环境还是偏宽松的。其次，根据有关部门调查，2009年9.59万亿元新增贷款中，有1万亿元左右转化为企业存款在今年使用，5000亿元被挪作他用，这些资金今年有可能进入实体经济，因此2010年的贷款投放实际上并不比2009年少。再次，随着外部环境好转，贸易顺差的扩大和资本流入的增加都会导致外汇占款相应增多，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最后，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在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有超过一半需要在今年执行。综合起来看，流动性整体充裕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资金需求仍会得到充分保障。

当然，在强调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为了管理好通胀预期，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中央银行必须适时适度动态调整货币政策，也就是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针对性是针对过去尤其是2009年金融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2009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侧重在宽松，2010年则侧重在适度。应重点使信贷投放节奏更平衡一些、结构更合理一些、规模更适度一些。这就是我们金融部门需要针对性改进的方面和加强的工作。对于灵活性，有人把它理解为“因地制宜、执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但从中央银行政策实施的角度看，实际上应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动态调整；二是要把握货币政策从非常态转向常态这个过程中政策调整的时机和力度；三是要合理搭配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数量型、价格型以及管理型工具等。2009年底至2010年初，人民银行已经按照上述要求开展了一系列调控工作，市场反映积极。

2准确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准确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具体到中央银行分支行，就是要围绕“总量适度、节奏平稳、结构调整、风险防范”的总体要求，更加主动地开展工作。

第一，应保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要使信贷增长与地方经济的规模、效益、质态和水平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增长，保持合理充裕。以江苏为例，2009年人民币贷款增长34.9%，这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超常状态。应该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超常投放对提振信心、稳定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是必要的。但是，在危机逐步消退后，需要将信贷投放由超常投放逐步向常态引导回归。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来看，信贷增速与经济增长、投资增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在2009年的特殊情况下，贷款增速比投资增速快了10个百分点以上。当经济逐步回归常态后，两者的关系也将向正常水平回归。

第二，应保持贷款投放节奏平稳。笔者认为，应准确把握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节奏平稳要防止大起大落，特别要防止前松后紧、前增后减。均衡不是绝对的，但大起大落一定不是均衡。前面爆发性增长，后面贷款收缩，这就是大起大落；前面金融机构送贷上门，后面广大企业申贷无门，这也是大起大落。从区域的角度，只要保持在全国的占比和历史上的时序占比基本平稳，就不能算是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节奏平稳也绝不是季度间或月度间的平均分配和强制拉平。平稳是符合经济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规律的均衡投放。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各类企业生产经营规律和变化趋势，在追求金融机构自身利润与适应企业生产经营节奏之间找到平衡点。

第三，应实现信贷结构的稳步优化。2009年信贷投放结构中基础设施贷款和中长期贷款较多，这与当时民间投资不旺，需要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来恢复经济增长信心密切相关。随着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逐步恢复，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结构和信贷结构面临的调整压力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目前，从短期需求角度分析，综合看投资、消费、进出口和财政收支，2010年全国经济增长8%以上的希望是很大的；但从中长期生产函数分析，我们主要还是依靠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劳动力素质、管理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度提高缓慢，这是结构失衡的要害所在，也是制约我们长期较快发展的核心所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担当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任。基于当前的实际情况，信贷结构要着重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政府投资项目向民间投资项目转变，二是从基建项目向产业项目转变，三是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中长期贷款对新开工项目与在建项目的投放比例问题，应保持合适比例。这样做，一方面是不希望留下“半拉子工程”，如果不继续支持在建项目，不仅会造成“半拉子工程”，而且对前期投入的资金也是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不希望把固定资产的盘子撑得过大，新的要投，老的也要投，但盘子总是有限的，所以在新老项目之间要有个配比。另外，要紧密结合实际。2009年开工的项目主要是政府引导的项目，大量是基础设施；2010年民间投资开始复苏，产业项目投入在增加，这些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因此，不是说老的项目都要支持，更不是说新的项目都要加以控制，而是要看方向、看效益、看发展。

第四，应加强对潜在信贷风险的防范。当前，金融体系显性的风险不大，但金融领域中存在的潜在风险需要予以密切关注，主要是流动性过剩、信贷总量持续过大、资产价格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强化、银行贷款集中度上升、中长期贷款占比持续提高等。同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尽管银行业坚持“有保有控”的信贷原则是一贯的，但也有部分银行受利益驱使，没有很好地控制对有关领域的信贷投放。从长远发展考虑，需要认真审视信贷快速投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隐患；从大周期视角，需要积极防范信贷周期、经济周期和产业调整周期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预防经济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在后危机时期，“有保有控”的信贷理念尤其需要强化，必须始终坚持“绿色、低碳、高效”的原则，严控信贷资金进入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突出的行业，特别要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

3加强重点领域的监测分析

监测分析是金融调控科学决策的基础，是宏观政策动态调整的基础，也是正确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的基础。2010年，金融宏观调控面临十分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在宏观经济形势好转与经济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权衡中，经济金融形势可能会异常复杂，货币政策执行中面临的问题、困难有可能多于往年。从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角度，根据政策调整和形势的最新变化，应在四个方面加强监测分析，抓住动态变化，加强数据分析，立足国际视野，拿出有说服力、有份量的监测分析成果。

一是关注在货币政策动态调整过程中，各类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和变化趋势。要充分利用现有调查资源，针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建立不同时间跨度的连续性跟踪调查制度，根据今年政策调整频率可能加快的特点，加快数据和信息收集频率。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应发挥立足一线、贴近市场的优势，加强与金融机构、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的沟通，通过多种方式，及时掌握并反馈一手数据和信息。

二是关注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变化。研究不同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机制变化对金融机构经营理念、信贷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对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影响；分析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监管要求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制约和影响，研究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对商业银行信贷及产品创新的影响。

三是关注通胀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目前从总体来看，全球推动物价上行的因素要大于推动物价下行的因素。首先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反弹，现在差不多比低位时翻了一番。我们国家对大宗商品需求非常旺盛。如果大宗商品价格在2010年持续上涨的话，必然会通过进口渠道对国内物价产生影响。其次是我国在能源、资源等方面的价格改革和税费改革正在推进，这些改革也会在客观上强化居民的通胀预期。再次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仍处高位。今年1月份M1增速为38.96%，M2增速为25.98%，这两个数据都处于近10年的高位。再加上史无前例的低利率环境，客观上也容易滋生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特点，重点关注资产价格、消费价格、上游产品价格的变化，研究通胀预期的实现机制和表现形式，未雨绸缪，有效规避经济金融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四是关注结构调整。就江苏而言，当前已总体步入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正加快融合。在经济提档升级的过程中，作为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应在支持、配合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中，动脑筋、想办法，对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创新进行积极研究，对金融支持结构调整中存在的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使信贷投放既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又实现自身的增量优化和存量调整。

4在业务创新和深化改革上下工夫

改革创新是各项工作的活力之源。今年，尤其应在六个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一是加快金融市场业务创新。尽管2010年的信贷增长目标略低于2009年，但对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融资工具、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创新市场机制、扩大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分支行的角度，要围绕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开展工作。加强对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融资券、集合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产品的推介宣传。

二是加快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工作。目前，江苏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房地产投资信托试点已经在积极申报过程中。下一步，要做好试点制度的学习、宣传、解释和培训工作，与各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协作，保障试点的顺利开展。对试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要认真研究新办法、采取新措施，为进一步完善试点制度提供支持。

三是提炼推广各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机制、产品、机构创新成果。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已经将2010年定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年”，并计划通过开展创新产品推广、创新服务推介和“征信系统试验区建设”等系列专题活动，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四是完善机制，继续推广商业承兑汇票。面向县域骨干企业，以再贴现作为引导，进一步发挥商业承兑汇票在中小企业拓展融资渠道方面的作用。要借助“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逐步拓宽商业承兑汇票的使用范围。

五是积极支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发展。农村金融始终是中央银行关注的重要领域，要对安排春耕备耕和扩大涉农信贷资金不足的县域金融机构法人，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及时给予再贷款、再贴现支持。要运用支农再贷款工具，支持辖内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强支农资金实力。大力支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设立，加强在利率定价、支付结算、征信服务、外汇管理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促进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和服务体系。

六是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发挥再贷款、再贴现、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正向激励作用。扎实做好专项票据兑付考核后续监测工作，对已兑付专项票据的农村信用社要通过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加强后续监测考核工作。对经过改革，经营财务状况明显改善、支农服务功能显著增强的农村信用社，进一步加大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重点支持涉农投放比例高，资金相对不足的农村信用社，优化支农再贷款的地区分布，提高使用效率。要加强对农村信用社改革重大问题的专题调研，特别是对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动向、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改进省联社履职方式、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构建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问题等开展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5协调各方形成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合力

执行货币政策是人民银行的主要工作，但绝不仅仅是靠人民银行自身力量可以独立完成的。做好货币政策执行工作，协调各方面关系，形成工作合力尤为重要。

货币政策论文篇4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货币政策论文篇5

为引入预期冲击的因素参考吴化斌等[15]和Fujiwara等[16]设置，本文把可预期的冲击设为4期，即n=4。引入预期冲击的模型更加符合经济主体前向预期的决策行为。

（一）货币政策我国从1996年以来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为了模拟真实的经济环境，本文选用货币供应量规则表征货币政策，参考李成等[17]、马文涛和魏福成[18]的建模思想，把货币政策规则设定为。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ξ和π分别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稳态值。在理性预期行为下，公众在接受央行公布未来货币政策的信息后，相应地调整决策和行为，也即公众做出了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所希望引导的预期，用,jmtjε−来表示这种对货币政策预期的冲击。

（二）家庭代表性家庭对消费、劳动供给、实际货币余额持有量、投资、资本存量和债券持有量做出选择来最大化效用的期望现值。家庭提供差异化的劳动，是劳动市场上的垄断供给者，不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为θw。本文采用Calvo[21]的方式引入工资黏性：每期家庭以1-γw的概率调整工资。

（三）厂商厂商包括完全竞争的最终产品厂商和垄断竞争的中间品生产厂商。最终产品厂商以价格Pi(i)购买中间品Yi(i)生产最终商品Yt，生产函数采用CES函数形式。

二、模型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

（一）数据选取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相适应，选取1996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货币供应量M2作为模型中产出Y、消费C、投资I和货币供应量M的观测变量。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1996年第一季度为基期进行定基处理。各观测变量值除以定基CPI得到实际值，然后进行季节调整并取对数，运用HP滤波做去除趋势处理，得到本文所需要的波动序列。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参数校准及贝叶斯估计对部分参数根据现有文献及实际数据进行了校准。取贴现因子β为0.99，折旧率δ为0.025，消费习惯参数h为0.65，消费占比cy和投资占比iy校准为0.359和0.3916，其余参数选择贝叶斯估计。近年来贝叶斯估计方法被大量用来估计DSGE模型。其基本原理是结合了设定的参数先验分布p()，与利用卡尔曼滤波从状态空间方程中计算得到的基于样本数据的似然值。基于MATLAB的工具包DYNARE，采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MCMC）抽样的方法完成参数估计。预先设定的先验分布与贝叶斯估计的结果见表1，其中第2、3列为先验分布类型和均值，参考了国内有关文献，标准差的先验分布本文设为逆伽玛分布（InvGamma），其先验均值的设定与庄子罐等[23]一致。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1。从表1可得，效用函数的参数σ、φ和v的估计值分为0.3947、0.4319和0.4185与杨雪等[19]的估计结果接近；投资调整成本参数φ的估计值为0.2670，稍大于庄子罐等[23]的取值；ρz估计值为0.7544，与陈师和赵磊[24]的估计结果0.717接近；α的估计值为0.4508，接近杨雪等[19]的估计结果0.42；货币政策参数φm、φπ和φy分别为0.8332、1.0962和1.1981，接近于马文涛和魏福成[18]的估计结果0.8628、1.2952和1.4348。较大的货币政策平滑因子φm的估计值表明了央行较强的政策平滑倾向，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产出增速反应系数φy的估计值大于通胀预期反映系数φπ，说明比较而言产出的平稳增长受到了更多关注。

（三）模型的适用性分析通过反事实仿真衡量模型的拟合值与实际观测值得吻合程度。如图1所示。从图1可看出，反事实仿真得到的主要经济变量产出、通胀、消费、投资、劳动和M2的拟合值与实际值几乎一致，说明我们构建的DSGE模型对我国的经济现实拟合的非常好，模型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的经济问题。

三、动态分析

（一）脉冲响应分析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考察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动态特征。我们仅报告了提前1期和提前4期正向的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图，如图2和图3所示。可以看出在正向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下产出y、消费c、投资i、就业n和资本k呈同方向波动，单个变量在预期冲击下都呈驼峰式变动。提前2期和3期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图也类似。并且提前1期的脉冲响应波动幅度相比更大，说明我国短期的货币政策预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是我国经济发展变化较快，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较为频繁，这对公众的预期行为造成了短视化影响。

（二）方差分解分析通过方差分解来考察预期冲击解释经济波动的重要性。表2给出了模型四种预期冲击解释主要经济总量及解释通胀的无条件方差的贡献比例。从表2可看出，预期冲击可以解释54.2%的产出波动，可解释56.91%的消费波动、55.38%的投资波动、57.69%的资本存量波动和42.25%的就业波动。从数量上说明了预期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加总的预期冲击可以解释超过43%的通胀波动，其中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就可解释约33%。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可解释约16%的劳动波动，可解释小于8%的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波动。可以看出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对通胀波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对劳动的波动影响，对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波动影响较小。

四、结论

货币政策论文篇6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己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共同结论。通货膨胀定标(ITinflationtargeting)正是在这个共识下发展起来的货币政策框架。这一框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二是公开宣布一个数值化的中期价格指数作为目标通货膨胀率；三是根据“观察一切的方法”对中期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将预测结果与目标通货膨胀作出比较并作出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调整；四是十分强调中央银行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中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责任制。

在1990年新西兰储备银行首先实施IT后，IT迅速在各国中央银行中得到流行。现在已有20多个国家正式实行IT，并且日益成为一种货币政策的主流框架。尽管对通货膨胀定标有不同的理解，但学术界对通货膨胀定标有比较公认的两个权威定义即Bernanket等(1999)的框架性(framework)定义和Svensson(1997)规则性(rule)定义。

一、框架性定义

框架性定义强调把IT看作是一种货币政策的框架，并从货币政策框架的角度来强调IT的特征，Kuttner(2004)也把它称为“实践性定义”。

IT的支柱就是政府、中央银行或两者联合公开宣告中央银行将努力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或接近)某个规定数值内。在这一支柱下IT的另外两个特征是“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的公开承诺和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制度。”IT并不是有的学者和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规则；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个框架，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相机抉择有所限制，但仍有相当的灵活性，是“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Bernanke和Mishkin，1997)。

IT不单纯是一个政府关于短期通货膨胀的公开承诺，也是对未来几年通货膨胀路径的公开宣告，必须同时设定一套程序，使公众能够监督货币当局如何追求通货膨胀目标。

在《通货膨胀定标：国际经验和教训》中导言中，(Bernanke，Laubach和Mishkin等指出：“本书的主要宗旨是阐明，IT实际上是货币政策的一个框架而不是规则。……IT是一个货币政策框架，它的主要特征是官方公开宣告通货膨胀的数值目标(或范围)，并公开承诺一个低水平的、稳定的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长期目标。IT的其它重要特征是货币当局与公众关于政策目标和计划的充分交流，和中央银行实现目标的责任机制(Bernanke，Laubach和Mishkin等，1999)。”

总之，IT的框架性定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公开声明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价格稳定，但不必是唯一的目标；二是有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当实际与目标有误时，通常(不全部)也规定一个回到目标时间跨度；三货币政策的高度透明，定期发表关于经济形势和通货膨胀的报告，报告通常有中央银行预测的通货膨胀、产出增长等宏观变量；四是某种形式的责任机制，当没有实现目标时，通常要求中央银行采取相应措施，如发表解释或向政府递交公开信。

二、规则性定义

规则就是行为或行动的规定指南，因此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是：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

规则性定义主要由Svensson的系列研究所倡导。早在1995年，Leiderman和Svensson(1995)和Haldane(1995)就指出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的IT货币政策实际上与公开的通货膨胀预测相联系。Svensson(1997a)首次明确提出了预测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的理论：“IT隐含的就是预测通货膨胀定标：中央银行的预测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中间目标。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督。预测的通货膨胀的确是一个理想的中间目标。从定义上看，这是一个与最终目标有密切联系的现成变量，比最终目标有更强的可控性和可测性。此外，它还有更好的透明度，更容易被公众理解，也更容易与公众进行交流。……虽然准确预测通货膨胀是相当困难的，但在未来通货膨胀一定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操作原则是简单和直观的：如果预测值与目标相一致，说明货币政策是适当的；如果预测值高于(或低于)目标，则说明货币政策应该紧缩(或放松)。”

把IT作为一个规则容易遭到批评。Bernanke和Mishkin(1997)指出如果除通货膨胀外没有其它法定目标，货币政策在公众、学者和银行家中就会缺少支持者；其次如果中央银行只关心通货膨胀而忽视其它变量，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正如Friedman和Kuttner(1996)指出美国只关注货币量所导致的结果一样。失去灵活性的IT规则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为了回应以上批评，Svensson明确提出IT是一个目标规则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规则。把货币政策工具设定在预测通货膨胀和目标相等的条件下是目标规则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内生的反应函数。它与工具规则有明显的区别，工具规则是在反应函数中直接根据当前的信息设定政策工具Svensson(1999)。

三、价格水平定标与通货膨胀定标

Dittmar,Gavin&Kydland(1999)指出：价格水平定标的含义是指中央银行宣布价格水平的目标路径，价格的路径可也可以是以一定的x%比例上升，也可以是水平的(x=0)。从字面意义上说，价格稳定应该是平均价格水平的稳定——价格水平定标(priceleveltargeting),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1931年9月27日，瑞典财政大臣FelixHamrin代表政府宣布免除利克斯银行(Riksbank)的货币兑换黄金的义务，并声明利克斯银行应该“运用一切方法，以确保瑞典克朗(krona)的国内购买车价格水平为目标”。经过近8个月的讨论，1932年5月瑞典国会批准了1932年规划(theprogramof1932)，这标志着瑞典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价格水平定标的国家，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PT案例。在许多方面，中央银行工具的独立性、通过交流来提高透明度策略，通过向国会报告并定期对货币政策进行评估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等方面，瑞典的PT与现行的IT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瑞典的PT没有前瞻性预测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对货币政策的时滞缺乏认识。因此可以说PT是IT前驱。

价格水平的稳定有明显的修辞上的利益----价格水平有趋势稳定性，较低的波动性。长期不确定性的降低明显能够减少与长期合同有关的不确定性，从而非常有利于长期合同的形成。因此从字面上说PT比IT可能更好些。

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

中国1994-2005年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在我国资本流动性逐渐增强，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外部升值压力与内部通胀预期并存，中央银行冲销性干预的成本越来越大，货币政策反周期性调节经济的效率大打折扣。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声明，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从IMF(1999)的分类看属于“未事先安排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从国际经验看，有两个基本的货币政策框架可供选择：一个是货币量定标，另一个是通货膨胀定标。

理论模型证明：货币量定标制条件下，除货币供应量之外，经济中各主要变量都受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冲击，在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大幅变动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作为名义锚有效性会大打折扣。

在开放条件下，通货膨胀定标制和汇率定标制相比较，实际汇率面临着相同的冲击，但当面临相同幅度的冲击时，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经济变量在通货膨胀定标制下的波动小于汇率定标制条件下的波动。同时，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通货膨胀定标制的社会福利损失也小于货币定标和汇率定标制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通货膨胀作为名义锚不但具有汇率定标制减少实际汇率剧烈波动的优势，而且经济运行面临的冲击与汇率定标制也是相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目前我国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通货膨胀目标较之汇率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具有一定优势(王晓天，2005)。

虽然可以用理论模型完美地证明：同样作为名义锚，通货膨胀优于货币供应量，但中国实行IT的主要证明更多地来自10多年货币政策的实践。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IT是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一种可行选择。

1、从机构独立来看,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特别是在1995年3月18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来，中央银行相对于财政、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独立性得到不断提高，行长任期安全也有一定保障。这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中央银行从1994年停止向财政透支以来，财政融资的债务渠道己经畅通。中央银行己较成功地摆脱了级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中央银行的总体独立性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2、从经济结构来看，从2002年走出通货紧缩以来，我国一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为我们顺利实行IT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条件。这几年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加入WTO后，市场经济地位己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正式承认。外贸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外贸依存度并不是很高，因此宏观经济对原材料价格和汇率不是过度敏感。

货币政策论文篇7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著，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著。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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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童适平.中央银行学教程[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货币政策论文篇8

[摘要]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

，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货币政策论文篇9

[摘要]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深化，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由于市场规模有限、金融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因素的制约，我国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低下。因此，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理论和成功经验，通过扩大股票市场规模、调整和优化市场结构、疏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渠道等途径，构筑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基础条件。同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货币当局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作用过程，它是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发育成熟，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股票市场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但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还不明显。因此，积极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与成功经验，构筑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基础条件，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股票市场

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深化，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股票价格指数与GDP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股市已成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同时，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不断变化影响着货币供给与需求，从而影响着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传导效率。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股票市场关系的研究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类，即通过研究货币供给对投资或对消费的影响来揭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从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路径：

1.资产结构调整效应渠道

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以詹姆斯。托宾的q理论为支撑。托宾（JamesTobin，1969）认为，货币供给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收入变化，其间存在着一个股票市价或企业市价变化的问题和一个固定资本重置价格变化的问题，即货币政策是通过影响证券资产价格从而使投资者在不同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而影响经济活动的。为此，托宾引入一个新概念“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q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愿望，q高意味着企业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相对于企业的市场价值，新厂房和设备的投资比较便宜，因而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获得价格相对低廉的投资品，从而增加投资，经济呈现出景气态势。相反，如果q低，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投资萎缩，经济不景气。

托宾的q理论突破了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囿于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局限性，将货币传导分析推广到整个金融结构，从而将货币部分地内生化。该理论为从资产结构调整角度解释货币政策的传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具体而言，当一国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其货币供应量（M）的增加将导致利率（r）下降，而股票和债券的相对收益率将会上升，经由公众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最终促使股票价格（*）上升，q相应上升，带动企业投资（I）扩张，最终使国民收入（Y）增加。这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表示为：Mr*qIY。

2.财富效应渠道

莫迪格利亚尼（FrancoModigliani，1971）在其生命周期消费模型中指出，消费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将在更长的时间内计划他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以期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决定消费的不是现期收入，而是消费者的毕生资财，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和金融财富，股票是金融财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通过改变利率和股票价格来影响居民的金融财富（w）及其一生的财富量（LR），进而影响其消费需求（C）和国民收入（Y）。财富效应理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描述为：Mr*WLRCY。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的股票市场繁荣，尤其是美国股票市场的空前繁荣所引发的消费增长，为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提供了直接的实证支持。S.Ludvigson&C.Steindel（1999）对美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股票财富与社会总消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确实增加了市场中的消费。但计量结果同时也显示，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相当不稳定，而且很难消除这种不稳定性。

3.流动性效应渠道

流动性效应理论认为，企业或居民在选择持有何种资产时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其原因在于耐用消费品（如汽车、住宅等）的流动性较弱，当发生财务困难而必须出售这些资产时，不可能完全收回它们的价值；而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或债券）的流动性很强，在需要时可以很容易地按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预期自己将陷入财务困境时，人们通常愿意持有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而不愿意持有缺乏流动性的耐用消费品。因此，如果消费者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提高，耐用消费品支出就会减少；反之，如果消费者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减小，耐用消费品支出就会增加。

消费者的资产负债状况对消费者评价自己是否陷入财务困境具有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当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资产与负债相比为数较多时，他们对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的估计比较小，因而就更愿意购买耐用消费品。因此，当股票价格上升时，金融资产的价值将提高，消费者因财务状况比较稳定，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估计就很低，因而耐用消费品支出将会增加。由此可见，货币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对经济的影响过程也就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这一过程被米什金（Frederics.Mishikin，1977）描述为：M*金融资产价值财务危机可能性耐用消费品开支Y。

4.资产负债表渠道

伯南科和格特勒（BenBernanke&MarkGertler，1995）在分析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认为，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没有考虑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因而是不完全的，甚至像“黑箱”，同时利率渠道的传导作用很难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基于此，他们提出了资产负债表渠道（也称为净财富额渠道），认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潜在借款人（企业或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质量或财富净值而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借贷市场存在着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信息不对称，而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借款人的败德行为给自己带来损失，其授信额度控制以借款人的财富净值为基准，并采取抵押和担保的方式。企业净值的增加会减少逆向选择和降低道德风险，因为较高的净值意味着借款人拥有较多的担保品，逆向选择的损失将减少，从而鼓励对投资支出的融资贷款。同时，企业较高的净值意味着所有者在该企业投入了较多的股本，而股本投入越多，所有者从事风险项目的意愿也就越低，也不会将公司的贷款投向于个人有利但不能增加公司利润的项目，从而降低了道德风险。因此，当货币供给量增加、股票价格上升时，企业的净值也将随之提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导致贷款和投资支出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描述为：M*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贷款IY。

5.股票市场渠道

RalphChami（1999）等通过分析股票市场的内在作用机理，提出了不同于托宾q理论和财富效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新机制——股票市场渠道。RalphChami认为，企业股东的收益包括股票红利和股票价格上升两个部分，但无论哪一种收入都表现为名义收入，其实际价值取决于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水平的高低。中央银行通过改变货币政策变量（如货币供应量等），影响经济社会的一般物价水平（通货膨胀水平），居民拥有的股票的收益和资本金（表现为名义收入）将会受到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股票的价格便会发生波动，这样股票持有人就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改变其对股票投资回报率的要求，公司为了满足股东的要求就会相应调整生产，最终使总产量上升。这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表述为：MP股票除息价值本期股票真实回报&消费I资本存量下一期产出。

二、我国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障碍因素分析

股票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与股市的制度基础、市场规模以及各金融市场之间一体化程度高低等因素密切相关。上文在分析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时，实际上隐含了一些基本前提条件：一是规范、成熟的股票市场制度与一定的市场规模；二是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信贷市场之间一体化程度较高；三是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稳定的投资者预期等等。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股票市场和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逐渐显现。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比较晚，在上述几个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股市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并进而成为制约股票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1.股票市场规模偏小，缺乏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市场基础

一般而言，大规模、高效率的股票市场可以充分反映全社会资金供求关系及其变化，同时也能将这种对货币政策变化所做出的反应通过其广泛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传递到现实经济中去。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尽管股票市场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其规模仍然相对偏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有关统计资料，截止2002年底，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1224家，股票市价总值38329亿元人民币，占GDP的37.43％，若扣除不能上市流通的部分，股票流通市值为12485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即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仅为12.19％，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同期美国的120％、英国的138％、香港地区的180％，甚至也低于印度的75％、泰国的92％。同时，股票市场结构不合理。从现代技术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国证券市场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层级结构，目前仍然缺乏适应于创业型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投资者选择余地小；市场的地域分布不合理，广大中西部地区缺乏应有的市场布局；证券交易品种太少，与证券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如股票指数期货、债券期货等尚未推出，投资者缺乏有效的避险工具。由此可见，规模有限、结构失衡的股票市场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程度有限，难以发挥资本市场对我国国民经济应有的支撑和促进作用，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到较大限制。

2.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较低

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依赖于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只有当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时，各个市场的资金价格才能有效地引导资金在不同市场之间迅速流动，以达到调节资金供求的目的。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利率（收益率）缺乏内在联系，股票的价格变化尚不能准确反映货币政策的松紧。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思路是优先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从而使货币市场的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我们知道，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以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要高于资本市场，而货币市场滞后于资本市场的现实，使两个市场的利率与收益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投资者在货币政策变动时对银行存款、股票等不同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难以进行有效比较，从而降低了他们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因此，货币政策试图通过中介目标调控股票价格，并使之达到预期目的的可能性不大。

3.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尚不明显

20世纪9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通过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来激活市场，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股票市场的长期繁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股市的持续繁荣不仅使投资者因金融财富增加而派生出额外消费支出，而且有助于投资者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在心理上将股票投资收人由暂时性收入转为持久性收入），从而使长期边际消费倾向（MPC）呈现出扩大趋势，消费支出进一步增加。同时，较为合理的投资者结构（在美国，居民个人主要通过各种基金组织参与股市）可以确保个人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分享股市持续繁荣的成果。财富效应之所以在我国股票市场难以显现，主要是因为我国股票市场持续繁荣的趋势不明显，股价波动幅度过大，投机成分较多，投资者难以形成“持久性”收入预期。同时，不合理的投资者结构也制约了财富效应的形成。一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呈现出以散户为主导的格局。据统计，截止2002年底，我国投资者开户数达6884万户，个人投资者占开户总数的99.13％，但由于投资水平不高、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整体投资收益不高，而拥有资金、信息优势的机构投资者却成为股市繁荣的最大获利者。但这些机构投资者通常由少数人或经济主体投资，投资收益分配严重向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大户倾斜，中小投资者难以分享股价上升的成果。根据一般的经济学原理，低收入者的MPC要高于高收人者，因此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大户并未将股票投资所赚取的收益主要用于消费，而是滞留在股市通过循环投资以获取更大收益，财富效应难以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因此，货币政策变量的变化能够调整的主要是社会资金的分配结构，货币政策难以通过财富效应渠道实现有效传导。

4.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

由于历史的、体制性的原因，我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被简化为“融资”——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改革筹集资金，这种政策取向导致股票市场在发展和运行中存在一系列制度缺陷：（1）公司上市制度不科学。目前我国公司上市制度已由审核制改为核准制，虽然不再由政府直接审批，但仍需由券商推荐，并经过专家评审等程序。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仍然存在问题，而上市公司的总量仍受计划的严格限制，股票的供给不能对股市需求变动做出灵敏的反应。（2）股权结构不合理。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而组建起来的，现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设置有国有股（含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社会公众股等，且股权过度集中于国有股，而国家作为公司大股东无法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行为也趋于短期化。国有股、企业法人股等不能上市流通，不仅造成市场分割，不利于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与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效率，而且进一步放大了政策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冲击，扭曲股票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3）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准确地披露法定信息，有的公司甚至隐瞒重大事件或散布虚假信息，以达到上市、资产重组或操纵股价等目的。（4）证券监管体制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证券监管沿袭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监管手段偏重于“政策化”，股市运行的政策性特征明显，证券监管中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运用不协调。正因为股票市场存在上述制度性缺陷，股价严重偏离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货币政策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激发股市投机或引起股价大幅波动，而不能借助于股票市场影响实际经济活动。因此，从总体上讲，目前股票价格指数与CDP的相关性较弱，股市还不能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三、提高我国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对策建议

股票市场的发展拓宽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传导主体的增加也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复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也随之加大。因此，理顺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实现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的良性互动，已成为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关注的问题。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在转化储蓄、刺激消费、优化资源配置和传导货币政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功能将会逐渐显现出来。因此，积极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与成功经验，构筑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基础条件，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货币政策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1.扩大股票市场规模，调整和优化市场结构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部分，股票市场无疑是未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但要发挥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必须有一定规模的、高效率的股票市场为支撑。因此，应逐步扩大市场规模和优化市场结构，为构建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奠定市场基础。（1）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股票市场规模。一是扩大投资者规模，包括发展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前者如允许社会保障基金、养老基金和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以及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发展投资基金对吸引中小投资者，确保他们分享股票市场繁荣的成果和稳定股市、放大财富效应具有独特的作用）。后者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居民进行长期投资；普及营业网点，为普通居民尤其是广大城郊居民提供通过购买基金间接参与股市的机会。二是扩大市值规模，包括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和提高上市整体质量。需要注意的是，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必须兼顾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否则会引起股价的大幅度波动，反而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2）建立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弥补证券市场的结构性缺陷。在市场级次结构方面，建立以场外交易市场、二板市场、主板市场和债券市场为主体的、与“金字塔”式企业层级结构相适应的市场结构体系；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尽快推出股票指数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与渠道；在市场布局方面，适当增加新的交易所和地区性证券交易中心，特别要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布局；改革和完善B股市场，逐步实现A股市场与B市场的并轨整合。

2.推进股票市场的制度改革与建设

股票市场的效率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传导货币政策效率的高低，我国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因此，应推进股票市场的制度改革与建设，为完善我国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筑制度基础。（1）调整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在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的基础上，弱化股票市场的政策，积极培育和发挥股市在优化资源配置、转化储蓄、刺激消费等方面的作用，为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构筑新的渠道。（2）进一步改革公司上市制度和股票发行制度，由核准制逐步过渡到注册制，真正让市场选择上市公司和决定股票的发行规模与价格，有关管理部门主要审核公司提供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是否达到了规定的最低要求。同时应取消所有制歧视，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实行同一标准。（3）通过减持国有股等途径优化股权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对经营者的约束功能，并可考虑建立内部审计委员会制度；设置中小股东保护机制，改变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完全外在性，使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采取多种方式逐步解决国有股、法人股的上市流通问题，改变国有股“所有者虚位”现象，建立国有股东“用脚投票”的机制。（4）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并建立信息披露的事后跟踪制度，对上市公司及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应予以追究和惩处。（5）建立和完善政府监管、证券业自律、社会舆论监督等多层次的证券监管体系，强化证券监管；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协调配合，以适应“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混业经营发展的需要；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适应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要求。与此同时，通过倡导理性投资与长期投资、设立官方股价指数平准基金等途径，构建科学合理的股市稳定机制，减少市场波动的频度与幅度，消除因股价异常波动而产生的股市“幻觉”。总之，应通过上述制度建设使股票价格能较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及其变化，最终使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紧密联系起来，并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3.开辟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系渠道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是一种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是金融业有效运作的市场基础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因此，应积极开辟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系渠道，提高金融市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协调运作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1）建立规范的证券融资渠道，有条件地使银行业与证券业、证券市场与信贷市场的资金互相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资金供求量。如鼓励和引导银行信贷资金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资本市场、让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到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等，实现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提升金融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2）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规模，完善股票质押贷款办法，允许更多券商进人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体系的巨大存差，而且有利于放大券商在二级市场中的运作能量，使股市行情得以延续与强化，从而不断吸引场外资金进入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进而促进资本市场“财富效应”与“资产结构效应”的形成与发挥；（3）进一步放宽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将传统的存贷业务扩展到投资银行业务，允许商业银行在企业兼并重组和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等方面发挥其作用。

4.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

货币政策论文篇10

【摘要】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一直是各国学者和货币管理当局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系统阐述了该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其所做的改进，进而提出了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在历经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进入低通货膨胀时代，学术界和各国货币管理当局重新将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一、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以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的开创性研究为发端，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央银行可信度以及对政策事先承诺的能力等问题。如果没有对采取特定政策措施事先做出保证，那么，中央银行可能会产生不按原来计划和宣示行事的动机，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或“动态不一致性”。所谓时间不一致性是指：在t期为t+i期计划的行动方案，在t+i期到来时，实施该行动方案不再是最优的。在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的基础上，Barro&Gordon（1983a）把供给冲击和稳定政策引入模型中，增加了预期形成理论，从而详细阐述了货币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他们认为，尽管实现低平均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但低通胀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如果公众预期了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中央银行将面对某种现实的膨胀激励，通过制造意外高通货膨胀牟取产出的额外收益。然而，公众的预期是理性的，他们既了解上述动机，同时又确信政策制定者必将屈服于这种激励，因而一开始就会准确地预测一个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结果中央银行既造成了通货膨胀，又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

自Barro&Gordon以后，大量文献开始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降低或消除货币时间不一致引起的通胀倾向上。Backus&Drifill（1985）、Barro（1986）等提出的声誉模型，Rogoff（1985）任命保守中央银行家模型，Ball（1995）的通货膨胀持续模型，Walsh（1995）的最优合同模型，Minford（1995）及Lippi（1996）的选举模型和Svensson（1997）的通胀目标制都是针对通胀倾向而提出的解决办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运用于货币政策中，并提出即使政府没有扩大产出的动机，从而消除通胀倾向，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也会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这无疑推进了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研究。

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再认识

TackYun（1996）等人利用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思想，得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包括了前瞻性的预期。Clarida，Gali&Gertler（1999），Woodford（1999，2001），McCallum&Nelson（1999），Svensson&Woodford（1999，2000）以及其他学者推动了这一模型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广泛应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是在垄断竞争、名义工资刚性、每个厂商以错开方式定价这些限制条件下而得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前的经济行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货币政策，而且取决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用两个方程来代表，一个是IS曲线，它表示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另一个为通胀调整方程，它表示通胀与产出缺口成正相关关系。

xt=Etxt+1-Ψ（it-Etπt+1）+gt（1）

πt=βEtπt+1+λxt+ut（2）

其中，xt为产出缺口，即产出相对于灵活价格条件下均衡产出水平的偏差；πt为通胀率；it为名义利率，所有变量都以围绕各自稳态水平的百分比偏差的形式表示；gt为需求冲击；ut为成本冲击。在Barro－Gordon框架中，是直接假定中央银行将一个取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二次型损失函数最小化，由此来进行政策分析。这一假设虽然合理，但终究属于特殊化处理。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人们对经济体的描述以对一个完整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的近似表达为基础，同样的，在这里，政策目标函数也是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中推导出来的，所得到的社会损失函数为：]

其中，xt为产出缺口；α为社会加在产出缺口目标与通胀目标上的相对权重；k为目标产出缺口，它是指稳态有效产出水平和实际的稳态产出水平之间的缺口。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通常假定k=0，这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胀率都较低，一些学者认为不存在通胀倾向或通胀倾向很小。在Barro－Gordon框架下，如果目标产出水平等于潜在产出水平，则承诺与相机抉择政策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而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由于前瞻性的预期作用，即使目标产出等于潜在产出水平，相机抉择行事也会引起另一种无效率，即稳定倾向。由于大量文献已对通胀倾向进行了研究，新凯恩斯主义框架通过假定产出水平等于潜在水平，从而消除通胀倾向，而把重点放在分析这种稳定倾向上。

三、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一）声誉模型

对货币政策中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进行分析，目的是降低或消除其不利影响。在Barro－Gordon框架下，主要是围绕如何降低通胀倾向。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强制中央银行为偏离它宣布的低通货膨胀付出代价，即丧失声誉。Barro&Gordon（1983b）考察了一个允许时期t的通货膨胀选择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产生影响的重复性博弈，以此来评估声誉的作用。他们根据无限期重复博弈的大众定理得出，只要中央银行的折现率不是太大，就存在通货膨胀低于随意性政策下均衡水平的均衡状态。但是在对中央银行的真正偏好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公众必须从中央银行的政策措施中推断出它的类型。而且在某些均衡状态下，中央银行为了树立声誉可能不会采用一次性最优政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政策透明度，通过设立目标使公众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中央银行的意图。

（二）中央银行最优偏好

解决随意性政策下通货膨胀偏差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中央银行的偏好。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平均通货膨胀率与中央银行相对于政治当局的独立程度呈负相关关系（Eijffinger&deHaan，1996）。如果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那么中央银行的偏好就会不同于当选政府的偏好，而且对于中央银行来说，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更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挑选一个比普通人更加重视实现低通货膨胀的人作为决策者，然后授予其政策操作方面的独立性。罗戈夫（Rogoff，1985b）是明确研究中央银行最优偏好问题的第一人。他认为，政府应该任命一个比社会（政府）整体赋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多相对权重的人当中央银行行长。此类中央银行行长的特征就是比社会整体更“保守”，这种现象可以更为确切地称为“权重保守主义”（Svensson，1997）。虽然任命这样的中央银行家能够降低通胀倾向，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在供给冲击太大时会引起产出的较大波动，稳定化政策遭扭曲而造成的代价会超过低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其次，政府无法正确识别偏好参数并对其作出承诺，一旦预期已经形成，政府就有动机解雇保守的中央银行行长并换以和政府立场一致者；最后，对偏好而不是动机的关注模糊了该模型对制度结构和设计的含义。只需正确的人事安排并不一定产生好的政策，还应该对制度进行设计，以使决策者产生正确的动机。

（三）最优合同方法

Pearson，Tabellini（1993），Walsh（1995）等人先后提出了中央银行最优合同理论。他们认为，应该把货币政策委托给一个与政府具有同样偏好的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转移支付，该转移支付可以看作是中央银行行长的直接收入或中央银行的预算，因此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中央银行既关心由通胀及产出变化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关心其得到的转移支付。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胀倾向，同时使中央银行对供给冲击做出最优反应。Schellekens（2002）考虑了最优保守程度与模型不确定引起的谨慎政策之间的联系，和保守主义中央银行行长方法一样，合同解决方法将引起通货膨胀偏差的承诺问题“转移”了地方。Al－Nowaihi&Levine（1996）指出，如果转移承诺的程序是公开的，它就可以使政府对某一合同的承诺令人感到可信。这种政策透明度正是1989年新西兰中央银行改革所确立的政策程序的主要特征。该国政府与储备银行通过《政策目标协议》（PolicyTargetsAgreement，PTA）确定短期通货膨胀目标。对PTA可以重新谈判，而且一旦观察到当前的经济扰动，政府与储备银行都会有动机要求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但是，由于这种重新谈判必须是公开的，出于对声誉的考虑，双方可能维持一种不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的均衡状态。因此，政策的透明度可以起到支持低通货膨胀均衡的作用。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

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中央银行灵活性的限制即指定一个目标规则，要求中央银行达到某个预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率或者为偏离该目标而支付代价。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可以看作是委托的方法，即政府或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损失函数，如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偏好以及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和产出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信用保证，约束其履行承诺，解决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其政策透明度，为了建立信誉，他们经常公开声明和公告，阐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提供与目标和业绩有关的详细信息。Mishkin&Schmidt－Hebbel（2001）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五个支柱特征，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政策确保透明度与责任制。Walsh（2002）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成分为：1.对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作出承诺；2.这种承诺通过宣布以数字表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来公开表达；3.为完成目标，中央银行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可见，这些都强调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特征，这有利于公众准确地理解中央银行的意图，对稳定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

四、启示与借鉴：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降低时间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