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区范文10篇

货币区范文篇1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主权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

转

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阶段东亚汇率合作的合理选择既非欧洲单一货币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应当选择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组建一个货币篮子，亚洲各国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应当承认，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汇率制度，容易诱发投机冲击，但由于东亚目前尚不具备高层次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条件，只能开展低层次的区域汇率合作制度。当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隐蔽的较金融危机前宽松的钉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它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东亚各国应在汇率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协调与改革，建立起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阶段：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促进次区域汇率稳定；在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和日韩经济圈的三个次区域之间建立固定汇率制，实现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货币区范文篇2

关键词：亚洲货币；货币合作；亚元

1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启示和带动

正如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欧元最大的贡献就是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并且具体证明了组建区域货币的可行性。欧元促使欧洲统一大市场真正形成，进一步扩大欧元区的内部流通，从而带动了各国的经济的增长。并且，欧元的出现真正打破了各国的市场壁垒，提高了市场的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和稳定效应。欧元出现后，欧盟一体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欧盟12国将真正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区内市场，在这个市场的产出中，进口约占10%。这样，欧元就和美元一样，有着巨大市场容量，能独立自主，有较强的抗外部冲击能力。同时，欧元使欧盟内部汇率风险得以消除。交易费用下降，生产要素流动更为自由，使欧盟内部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相异的国家互相调剂余缺的功能更强，尤其是南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能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大大增强了其竞争力。欧盟以前有15种货币，其中有的是软货币也有硬货币，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货币统一后，该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而且，货币的统一有助于建立稳健的财政，带动经济增长。

2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必然要求

（1）从外因来看，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为避免金融动荡，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将形成新的潮流,亚洲不可能一直孤立于潮流之外。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欧元与美元“二元化”现象，这使得亚洲各国产生了危机感，若不加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将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境地。特别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弱小经济体的货币难以独自抵挡国际游资的冲击，要想同国际游资的冲击相抗衡，本地区货币不再作为某大国货币的附庸品，亚洲国家需创立一个稳定的亚洲统一货币区。

（2）有助于亚洲各国摆脱美元化。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汇率制度虽各具特色，但事实上，大部分东亚经济体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随着美国的经济泡沫破裂，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不可避免的受到沉重打击。

（3）危机中IMF资金援助的局限和错误。危机后，泰国、印尼和韩国分别向IMF申请了资金援助。IMF提供资金并不充分，大部分的资金是由其他的国际组织和各东亚经济体提供的。然而，即使是IMF的援助，也不是无偿的。接受了IMF的资金援助就要按其所开“药方”(受援国调低经济增长率、实施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速开放金融市场、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允许外国公司兼并收购等)进行调整和改革。

（4）从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来看，由于统一货币能够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节约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商品、资本、人员的流动，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统一货币可以减少内部磨擦，促进投资，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促进经济的发展。



321世纪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

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货币体系基础架构的货币联盟演进路径具有多种可能性，目前至少有单一货币联盟、多重货币联盟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三种形式。未来亚元属第二种演进路径，即多种货币联盟，其演进大体上可以分三个层次：

（1）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AsianMonetaryFund)。就目前亚洲区域现状来看，正是处于这一层次。AMF的建立可以借鉴IMF的成功经验，综合亚洲金融结构的特点来进行设计。AMF的基本框架应该先易后难，经过有关国家、地区充分协商和讨论后实施。鉴于东亚国家、地区经济联系相对密切、经济差异较小、可以首先在“东盟”范围内酝酿和实施，其它条件成熟的亚洲国家、地区可以随后逐步加入。（2）建立起类似的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ERM(AsianExchangeRateMechanism)。AERM内容：第一，创建亚洲货币单位（AsianCurrencyUnit）ACU是由东亚成员货币形成的篮子货币，其未来的目标是形成单一货币。各成员货币在篮子货币中的比重根据各经济体在区内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确定。第二，成员货币的汇率围绕着中心平价浮动，范围是上下15%。第三，成员有义务将本国货币的汇率维持在目标区内。第四，用已成立的AMF以帮助成员应对投机冲击。

（3）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AsianCurrencyArea)。实证分析表明由于各成员国之间缺乏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汇率合作机制很难维持，亚洲汇率联动机制须向ACA演进。目前，较为可能的是以日元或人民币作为核心货币，建立单一货币区。

3.1以日元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

日本的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其通胀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日元也是区域内最国际化的货币。近年来，日本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某些国家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日元圈”的形成乃至日元国际化的推广将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第一，日元汇率波动频繁。1995年以来，日元的汇率便开始一泻千丈，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竟贬值了近100%。以后，日元便开始了剧烈的动荡期。第二，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恶化。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就已经大量出现，但一直被遮掩起来。如果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破产、倒闭风盛行，必将造成日本金融业的瘫痪，影响到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而影响到日元的稳定。第三，日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局限性，亚洲国家难以忘却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给亚洲人民带来的苦难，对日本在亚洲扮演“领袖”角色十分反感。

3.2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

中国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整体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使中国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第一，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也有了显著的飞跃。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开放程度还会加大，经济、金融全方位开放将直接推动人民币在区域内、以至国际上的广泛使用。第二，国家外汇储备大幅猛增。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充足的国际储备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动态平衡、维持外汇市场和汇率的相对稳定打下了基础。第三，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稳中有升。但是中国虽然已接受IMF第八条款，资本项目管制仍很严格，中国落后的及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也使人民币很难在短期内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仍需时日。

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虽然目前建立亚洲单一货币——亚元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是，只要各国、各地区在现有合作框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求同存异，东亚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就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胜刚．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J］.财经科学，2006，(4).

［2］余永定，何帆，李婧．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2,(2).

货币区范文篇3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货币政策在国内欠发达地区和较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效应差别较为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各具特色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区域在经济波动周期上存在差异，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也相应有一定的反差。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及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信贷增长偏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情况。为此，中央银行相继出台了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措施对经济金融运行适时适度进行调控。中央银行收缩性的货币政策取向对防止沿海等发达地区经济过热有显著的效果，但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显得“刹车”过早、过猛。004年二季度张家界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一季度回落了5个百分点，表明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对于刚進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张家界市已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或打压作用。当前中国产业发展固然有一些产业投资偏旺，但还有不少产业不但不旺，甚至是偏冷的。目前，张家界市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并不过热，只是存在结构上供求不平衡。但此次以控制土地和信贷为手段的宏观调控对张家界市主要经济支柱之一的房地产市场无疑是釜底抽薪。

.居民收入水平和企业组织规模有差别使区域间居民和企业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反应不一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一般大于45%，比经济发达地区高出0—5个百分点。经济发达地区已进入富裕社会，而欠发达地区才初步进入小康阶段，相当多的人口还只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在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接受和享受国家货币政策的条件和能力都非常有限，所需资金主要靠自筹资金和民间借贷解决，对利率下降等优惠基本上视而不见，对利率的变化敏感度低。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强，相对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组织规模过小，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欠佳，资信等级偏低，地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又不完善，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贷款需求的满足程度较低，成为货币政策难以覆盖的盲区。目前，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既表明当前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反映出在贯彻“有保有压”原则过程中，“保”还不够，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偏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和县域经济融资问题更加突出；“压”也有不足，中长期贷款增加偏高，固定资产投资依然过快，与我国宏观调控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3.各地金融机构经营状况、金融服务组织体系的完善程度和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对货币政策通过金融机构传导的有效性影响较大。在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不良贷款率较高。“双降”的压力很大，并使信贷投放能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难免出现“惜贷”的现象，绝大部分商业银行都实行贷款经营三集中(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将贷款权限上收到省分行以上，地市分行贷款权有限，县级支行基本上无权贷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节省成本，减少亏损，纷纷撤并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分支机构，从前些年的盲目扩张发展到盲目撤并，欠发达地区几乎撤并成风，使原本并不完善的金融体系更加残缺，县域金融服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真空”，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包袱重、亏损严重、自我造血功能不足，难以承担起国有商业银行的撤离后为县域经济提供金融支持的主务军作用，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亟待完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意图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证券、保险机构规模小，数量小，市场资金交易总量不大，金融市场整体来讲很不发达，货币政策信号通过金融市场传导时部分“断路”或“失真”。相比之下，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吞吐能力要大得多，经营状况要好得多，机构撤并要少得多，金融服务体系要完善得多，金融资产价格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参与主体也能较快地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作出较为理性的反应，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和效果因而要高得多。

货币政策差异性还表现为，支农再贷款政策实施效果显著，再贴现政策实施效果相对较弱。大量的支农再贷款使央行的基础货币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投放到广大农村，产生了极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激活了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市场，扭转了农村信用社被动经营局面。相对而言，再贴现政策传导到基层的效果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欠发达地区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发展不充分，票据市场规模偏小而且票据融资占比过低，再贴现利率的调整很难对信贷资金的供求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此外，“窗口指导”对地方性金融机构作用较强，对商业银行作用相对较弱。近年来，农村信用社信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央行通过直接参与农村信用社的试点改革，运用再贷款积极引导农村信用社加强对“三农”的服务，巩固了农信社的市场定位和促进了经营效益的迅速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但同时，基层央行由于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运用权，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和投量只能是出台一些缺乏强制力的指导意见，缺少实质性的、有效的调控手段，加之金融资源匮乏，金融机构单一，仅有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一级法人制，只听上级行的，在贯彻实施货币政策中时常处于被动地位，致使货币政策的时滞延长，削弱了货币政策对县域经济的调控作用。

4.经济货币化程度和对资金的吸纳能力不同导致区域之间的资金供应能力和对央行资金的需求规模相差较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远比经济发达地区要低，通货活期存款率高，根据货币乘数=(+通货活期存款率)／(法定准备金率十超额准备比率+通货活期存款比率)，在基础货币供应一定的条件下(假设各银行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比率相等)由于各地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相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货币乘数必然要小于经济发达地区。在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X基础货币的机制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央行再贷款、再贴现规模(基础货币的增长与再贷款、再贴现的规模成正比关系)较小，货币乘数又相对较低，其货币扩张能力必然小于经济发达地区。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区域间经济金融的差距。据统计，003年张家界市本外币存款增长率为0.3%，是999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本外币贷款仅增长5%，比经济发达地区要低0多个百分点。上述分析表明，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实施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是国家统一货币政策最主要的受益者，而最需要国家货币政策支持的欠发达地区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有限，旨在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的差别浮动利率对贷款变动影响偏弱。这种状况应引起高度重视。

二、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原因

.基层人民银行自身的原因。第一，认识上存在误区。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无能为力的思想，有的行认为国家商业银行是一级法人制、城乡信用社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法人单位，人民银行可以引导但无权干预其经营活动，加之基层人行可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匮乏，因此，对于货币政策，金融机构执行不执行、执行的到位不到位，人行处于被动的角色，有种“难作为”的感觉；二是无关紧要的思想。有的行认为只要确保了金融稳定，不出现金融风险，就是很好地履行了职责，至于如何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入，支持经济发展，如何协调解决金融机构贷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一项软任务，该做但做好与否并不是特别重要，地方政府不便要求，上级行也不考核，存在着“不作为”思想。思想上的偏差，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无力，本来一些对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大量具体的工作也没有去做，更没有集中精力，系统、深刻地研究有效履行货币政策职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途径、措施和办法。最终结果就是基层人行没有发挥履行货币政策职能中应有的作用，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二手段上的缺失。目前，基层央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央行手中掌握的货币政策少之又少，除支农再贷款、商业银行7天内短期再贷款、再贴现外，再无别的调节工具，而现实是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制，系统内调度资金几乎不借短期再贷款，再贴现票源近乎枯竭，只剩下对农信社的支农再贷款，所以对金融机构投向引导上货币政策而言已经是无计可用，无力可使，助学贷款、再就业贷款，商业银行根本不愿意放，基层央行无法促成。第三，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形成。银行业机构监管职能与央行分离，“一行三会”体制在地市一级不全，“三会”中只有银监一家，加上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种类太少，银行业为大，且银行业“官本位”意识仍浓，谁管“帽子”听谁的；形成了事实上的银监机构为大，央行与银监部门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形成，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形不成合力，起不到正向强化作用。

.传导环节欠缺，途径受阻。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统一的市场准入条件下，在基层央行管辖区内，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种类少得不能再少。金融机构过少，金融体系残缺，导致传导环节欠缺，途径受阻。在传导环节中起重要作用的银行业只有四家，并且都是“国字号”，实行一级法人体制，“官本位”特征仍然很突出，内在激励不足，对市场敏感度低，只听上级行的，基层央行说万句不抵上级行半句。加之信贷权限过度上收，按规模授权，视项目放贷，使欠发达地区银行“英雄无用武之地”，回旋空间太小，而基层央行手中用于传导或强化传导的货币政策工具少之又少，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信号“短路”、“失真”，达不到预期效果。

3.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机制未充分体现差异商业银行授权制度迫使基层金融机构“不能贷”。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后，各项管理权限日益集中，出于加强信贷管理和防范信贷的风险，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权限都向上收缩，信贷资金向上级行集中，欠发达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很少享有实质性的贷款审批权，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功能日益萎缩。以张家界市为例，留在县级银行机构的信贷权限有存单质押，少数行的30万元以下的消费贷款及对部分优质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权，其他流动资金贷款和项目贷款均须报上级行逐级审批。二是宽松畅通的资金上存机制诱使金融机构“不愿贷”。作为集中信贷资金的手段，各国有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对基层行上存资金都给出了一个高于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使基层行上存资金有利可图。金融机构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管理行为的基础，在对风险和收益权衡之后，欠发达地区基层国有商业银行在开展资产业务时，更愿意选择资金系统内上存，以获取较为稳定、风险相对较小甚至没有风险的收益，而不愿意选择尽管收益较高，但风险也较大的贷款业务；三是不对称的信贷激励约束机制促使信贷人员“不想贷”。在严厉追究信贷人员责任的同时，忽视对信贷人员的工作激励，没有建立相应的奖励措施，奖励工作出色的信贷人员，导致信贷人员的约束激励机制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激励约束机制无法调动信贷人员的积极性，出现谁都不愿意负责的情绪，使他们在信贷工作中“不想贷”。

4.社会经济环境不理想以及宏观与微观的博弈。一是社会信用环境欠佳。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建立在良好的社会经济信用制度基础之上的，只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才能为货币政策的有效畅通传导提供“优质的土壤”。然而目前的社会信用状况确实很糟，企业不讲信用，借改制之际悬空、逃废金融债务现象很普遍，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惧贷心理；二是企业制度的制约。由于缺乏面向市场的研发、营销和管理机制，市场开拓能力缺乏、产品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市场占有率、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的低下，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从中小企业情况看，由于其规模小，资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担保和抵押，同样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三是不合理的抵押担保制度增加了企业融资和交易成本。抵押担保贷款是金融机构放贷的主要形式，因此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提供足额的抵押或担保物。四是存在宏观与微观的博弈。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存在宏观和微观的博弈关系。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历来就存在宏观和微观主体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对这种博弈关系的通俗描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实施效果上，也是如此。转轨经济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政治性讨价还价和所谓的“豁免谈判”对于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转轨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对于一项本应普遍适用的政策，往往会出现要求“豁免处理”的大量事例。在金融领域，由于相当多的金融机构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性贷款的历史包袱，因此任何一项约束性政策往往导致出一对一的讨价还价，导致货币政策措施难以发挥有效性。

三、实施市场化宏观调控的若干思考

.对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增加货币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以使货币政策能向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略有倾斜。对大区分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适度下放执行货币政策的权限，构筑区域性货币政策操作平台或传导单元。前一段的调控措施重点在于抑制部分行业的投资。下一步调控在“抑”的同时要考虑强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张家界市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今年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湖南省委省政府实施湘西地区开发的重大决策，按照国家“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属于“保”的对象。

.基层央行有效履行货币政策职能。

一是构筑区域性货币政策操作平台和传导单元，对货币政策传导进行客观性、选择性强化。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性明显的特点，人总行要多采取“统”与“活”相结合的调控政策，对欠发达地区多给予灵活的调控政策，促使其经济加快发展，应该加大宏观调控中的市场性和区域性，发挥央行分支机构的作用，强化传导效果。中心支行要发挥在区域金融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根据货币政策的总体要求，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辖内经济发展实际，制定全市货币信贷指导意见，完善窗口指导形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有效信贷投入。建议出台一些区域性政策，扩大基层央行再贷款、再贴现的规模和管理权限，增加再贷款使用范围，允许再贴现跨区域调剂，适度调控区域货币信贷投放进度，发挥其产业政策导向作用。通过支农再贷款的有效操作提高县级人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是建立全面有效的贯彻货币政策的监测机制。在现有金融统计监测数据基础上，探索建立包括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能为分析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充足信息支撑，实现宏观与区域信息相结合的经济金融运行监测体系，及时监测反馈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要把对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分析监测作为职能转换后央行货币信贷工作的一项基础建设抓紧抓好。积极完善工业企业景气监测制度，加强对信贷投向投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基础产业的信贷风险监测、企业景气监测，以掌握翔实的资料，为贯彻货币政策提供直接的基础信息支撑。考虑到我国经济目前还处于政府主导阶段，基层央行还应及时将货币政策意图传递给地方党政领导，使地方领导的经济决策与货币政策意图保持一致。

三是围绕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基层人民银行要切实做好与地方政府及其相关经济综合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牵头组织召开金融工作汇报会、金融运行分析会、金融联席会、银企座谈会等多种有效形式，构建地方政府与银行、企业全方位的信息交流平台，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通报经济金融运行、信贷资金运营、金融风险等情况，提出贯彻落实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发展、调整信贷结构、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见，通过多边交流和共同协商、相互沟通，疏导政、银、企三方联系渠道，提高货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增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执行货币政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力求实现银行、企业、区域经济共赢。

3.实施市场化宏观调控，增强金融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市场化调控的效果较为间接，存在一定的时滞，但是对于市场主体往往不形成直接的管制和行政冲击。行政型调控收效快捷，但是可能会对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形成人为的差异化对待。从中期的发展趋势看，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其在特定领域的效果可能还会超过行政型调控措施。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在现有的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背景下，重点进行市场化的体制改革，特别是针对导致此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性缺陷进行重点改革，从而巩固现有的宏观调控成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奠定基础。金融机构应当避免采取那种只图省事不负责任的简单化的做法，草率地做出对某类客户“贷款与不贷”或者“停止贷款”等“一刀切”或“切一刀”的错误决策，信贷政策应与国家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宏观政策相配套，在坚决控制对盲目投资和重复行业的任何形式的授信的同时，应对有市场，有效益的产业和企业以及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给予持续必要的信贷支持。要在建立贷款责任制的同时，合理划分贷款权限，按照固定资产贷款权限集中、流动资金贷款权下放的原则，赋予基层行一定的贷款营销权，充分调动基层行贷款发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解决部分有效益、有市场、有发展前景的小企业的所急需的流动资金贷款，缓解县域经济融资难的问题。

货币区范文篇4

当今之势：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愈演愈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已在欧洲大地变为了现实，如今的欧盟正在由西欧向东欧挺进，形成加速“东扩”之势。

在美洲，北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有南美共同市场；由美国倡导和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非洲，除了非洲联盟（简称非盟）这个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体化组织外，它还拥有大大小小的14个主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目前，非盟已经提出在2030年最终建成非洲经济共同体，实现全非洲人员、资本、货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远景目标。

在亚洲，东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西有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

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是当今经济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的真正意义上区域性单一货币，只有三个：一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8国统一使用的西非法郎；二是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6国统一使用的中非法郎；这两个区域均属原非洲法郎区（15国）。三是欧盟25国中12个成员国统一使用的欧元。自诞生以来，欧元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地增强，且在继续“东扩”。

除了上述三个单一货币外，美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它的势力范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在美洲及美洲以外的地区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亚元的构想便是在这样一种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氛围之中催生的。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过后，为了稳定亚洲的货币环境，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提出了在东亚建立“亚元”货币区的构想。近年来，在东盟及10+3机制框架内，为达成这一目标，人们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据近日中新社电，亚洲开发银行（ADB）透露“最快”将于2006年3月启动“亚元”建设进程。

提到“亚元”，很快使人会联想到欧元及蒙代尔的最佳货币区理论。它们对亚元有何启示？本文试图以欧元为鉴，构思亚元进程。

一、蒙代尔及其最佳货币区理论

1961年，蒙代尔发表了“最佳货币区理论”（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一文（见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ume51,No.4(September1961),pp.657-665）。事隔近40年后，在欧元正式变成现实之际，商业周刊撰文首称蒙代尔为“欧元之父”（"father"oftheEuro）（参见BusinessWeek.November13th2000,p.198-200）。

蒙代尔（RobertAlexanderMundell），1932年10月生于加拿大，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主要理论包括最佳货币区理论、国际宏观经济模型、宏观经济与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因其在经济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他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欧元变成现实之后，蒙代尔及其“最佳货币区理论”更加知名，并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alCurrencyAreas，OCA），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最佳地理区域：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在此意味着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得以实现。

蒙代尔认为，形成“最佳货币区”的首要标准是要素自由流动；“货币区”内的汇率必须被固定；“最佳”的标志就是有能力稳定区内就业和价格水平。最佳货币区不是按国家边界划定的，而是由地理区域限定的。

假设有A、B两个国家，两国各有自己的法定货币和中央银行。在两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汇率是浮动的情况下，如果A国与B国之间的需求转移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则通过汇率浮动可以达到外部的平衡。比如在B币贬值、A币升值的情形下，则B国出口扩大，失业减少；A国则进口增加，物价受抑制；但另一方面可能会造成B国通胀、A国失业增加；也即汇率浮动无法达到内部平衡。但当要素市场一体化、区内成员货币之间汇率固定时，B国超额供给与A国超额需求随要素B向A转移而消失。因此，要素自由流动可以部分的替代价格-工资的自由浮动，并最终达成区内成员国之间内外均衡的统一与协调。

在蒙代尔之后，有不少学者先后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重要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二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尤其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鼓舞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佳货币区理论及其研究变得更加热门。同时，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过程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概括起来讲，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收益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有利于促进本区经济一体化，并极大地提高区内总的经济福利。

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前提之一，就是实现人力、资本及商品等要素在区内的自由流动与统一共享。区内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内贸易自由化，从而极大地提高区内贸易效率，而且它还有利于充分利用区内人力、物力及财力，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进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上易于达成一致，并直接推进本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2．有利于降低货币汇兑成本，规避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风险。

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初级形式是：区内成员间货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且比价固定。这一规则无疑将会锁定区内成员间的汇率风险，并大大便利区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结算。当区域货币一体化走向其最高形式——单一货币时，则区内各成员国货币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统”的单一货币，这样，区内成员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就变成了“内贸”，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兑换成本”。

3．有利于整合区内金融资源，降低投融资成本与风险。

国际投融资不但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区域货币一体化则有利于区内金融资源共享，而且在固定汇率下锁定汇率风险，在共同货币政策下，还可以锁定利率风险。在此条件下，各成员国也无需保留太多的国际储备，从而减少总的资源闲置成本。应该说，在人力、商品及资本等要素的整合上，金融资源的整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说，区域内实现单一货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

4．有利于加强区内一体化协作，并一致对外抵御竞争风险。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它不仅有利于经济上的联盟，而且还有利于区内成员国之间结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大联盟，它们一致对外，采用“一个声音说话”，往往能获得一种“放大”的效果。

从成本角度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各成员国来讲可能会带来以下损失：

1．成员国将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或自主性。

根据“铁三角结构”原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及独立的货币政策三大目标。区域货币的一体化固然要以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为前提，但独立的货币政策就会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体化的货币区内，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将不再拥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以实施反周期调控。从成员国自身利益来看，这无疑于要“少数服从多数”、“个别服从全局”。

2．固定汇率将使汇率政策工具失去用武之地。

区域货币一体化要求各成员国货币之间锁定汇率，而不能随意调整或变动，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该国汇率政策工具将再无法使用。由于不能动用汇率政策工具调节国际收支，则表明国际收支的调节只能利用要素转移来达成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的统一。

3．区内流通单一货币将使各成员国不再拥有铸币税。

铸币税是一种无形的税收，它是政府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而获得的货币面值大于币材成本的差价部分。区内实现单一货币，各国必须放弃各自的货币，也就失去了铸币税收益。

总体来讲，最佳货币区所获收益应该是远大于其成本付出的。同时，欧盟运作的成功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借鉴样板。

二、东盟与10＋3机制

1967年，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SEAN）的成立。

东盟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5个创始成员国外，文莱（1984）、越南（1995）、老挝（1997）、缅甸（1997）和柬埔寨（1999）5国先后加入该组织，使东盟由最初成立时的5个成员国发展到目前的10个成员国。东盟10国的总面积有4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5亿（2004年统计数字）。

东盟的宗旨是以平等和协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遵循正义、国家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国际和地区组织进行紧密和互利的合作。成立30多年来，东盟已日益成为东南亚地区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合作组织，尤其是自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了一系列合作机制。

1997年12月举行的东盟首脑非正式会议上，东盟首次邀请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出席，共同磋商亚洲的安全与稳定，这就是“10+3”机制。在10＋3合作进程中，外交、财政、经济、农林、旅游和劳动等6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已经建立，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合作。与10＋3并行的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领导人（10＋1）会议，即三个10＋1合作机制。但“10+3”机制仅仅停留在磋商层面，并未对地区新秩序的安排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在《清迈倡仪》中达成了互换货币的协定，东亚地区经济事务逐步走向机制化。

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5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10＋1）会议上，双方领导人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为了早日实现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内贸易的零关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6国已于2002年将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降至0——5％。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4国将于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

2002年11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根据协议，双方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将于2010年降为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启动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预计2010年建成后，它将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市场，同时它将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003年10月，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与会各国首脑在会上通过了“东盟共同体”宣言，确立了更为明确具体的目标，向更加密切的共同体迈进。这标志着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与文化领域内的全面合作进入历史新阶段，并朝地区一体化迈进一大步。

2003——2004年，中、日、俄三国政府先后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成为首批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域外大国。《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在1976年2月举行的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上签署的。

随着经济实力影响的不断加强，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此外，东盟还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欧盟、韩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10个国家形成对话伙伴关系。

三、欧元对亚元的启示

率先在东亚10+3区域内建立亚元区，便可构筑美元、欧元与亚元三分天下的世界格局，这将是大势所趋。根据最佳货币区理论及欧元区实践，亚元区的构建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1．区内历史背景与经济差异比较

历史上的欧洲多见血腥和战争。1870——1945年，法国与德国之间先后发生了三次战争，并导致了骇人的生命损失。许多欧洲领导人越来越坚信：维护欧洲持久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彼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行联合。当然，也是为了对抗世界新霸主——美国及其美元，构建欧洲经济联盟及欧洲货币联盟便成为了欧洲人的一种理想、一种追求。

10+3区内特征与西欧历史相似。在西欧，德国与英、法之间曾有过“三角”战争关系，尤以德国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众矢之的；在10+3区内，日本与中国及韩国也存在类似关系，在二战中日本也是战争“罪犯”，它曾对东亚人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然而，战后德国不断地反省自己，并以实际行动“赎罪”；相反，日本政府却不思悔改，时时重温军国主义梦想，经常表现出欺弱凌善的强硬与蛮横。这一点极有可能将成为亚元区进程中的重大隐患。

东扩后的欧盟，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还有原社会主义国家。在10+3区内，除了日本和新加坡属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不过，10+3内的贫富悬殊与经济差异要远比欧盟区大得多。这也意味着“一体化”进程的困难要远比欧盟多。

2．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动机比较

欧元区的建立主要有两大动机：一是团结西欧国家乃至欧洲地区国家，化解内部矛盾及历史恩怨；二是团结一致，形成战略联盟，共同“抵制”美国及美元的世界霸主势力。

亚元区的建立是在欧元业已成功运作的前提之下，因此，它更有理由达成上述欧元区的相似目标：其一，团结东亚地区诸国，化解日本与东亚地区人民的历史仇恨，这对确保亚洲地区永久性和平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其二，在欧元抗衡美元的基础上，如果再加上亚元的力量，则世界三分天下的格局可成现实，这将有利于世界格局多极化力量的平衡。

3．亚元进程的构想

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从西欧6国开始的，但它自始至终都以“大欧洲”为理念，作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后结晶。欧元的形成花了大约半个世纪、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共同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固定汇率（蛇形浮动）；欧洲联盟（欧盟）；单一货币（欧元面世）。因此，根据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借鉴欧元诞生的历程与经验，笔者认为，亚元构建至少应经过以下五个阶段或步骤：

（1）亚共体（AC）——构建亚洲共同市场（AsianCommonMarket）。

在10+3机制下，在13国自由贸易区率先创立亚洲共同体（AsianCommunities），简称亚共体，这是建立未来亚元的最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成员国之间的零关税、无壁垒贸易架构，构成共同市场。即亚共体将成为一个商品、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经济统一体。这一过程欧共体花了17年的时间实现。东盟现已计划用13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任务。

（2）亚洲记账单位（AUA）——构建亚共体统一结算工具。

亚洲计账单位（AUA）是亚共体内部记账与结算的通用核算工具，它是由所有成员国货币合成的“一篮子货币”，它也是未来亚元的雏形。它将让成员国熟悉并接受“统一”货币的概念。从建立共同市场到统一计帐单位的产生，这一过程欧共体总计花了7年时间。

（3）亚洲货币体系（AMS）——构建蛇形浮动汇率机制。

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未来亚元创设最关键的一步，其主要内容有三：其一，实行严厉的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也即蛇形浮动汇率机制），汇率波动幅度必须统一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其二，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其职责主要是支持成员国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活动，以促进汇率的稳定，管理成员国中央银行间的信贷，逐步集中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并逐步发展为各成员国间的划拨结算中心。其三，建立“亚洲货币单位”（ACU）以取代亚洲记账单位。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必须以亚洲货币单位与蛇形浮动汇率机制建立为前提，这一过程欧共体共花了5年时间。

据亚洲开发银行（ADB）透露：亚洲货币单位“最快”将于2006年3月启用。依笔者看来，在亚共体尚未建成的情况下，超前推出亚洲货币单位是否可行？这将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4）亚洲联盟（AU）——构建10+3机制下的经济与政治联盟。

亚洲联盟（简称亚盟）应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盟。但政治联盟的难度往往要大于经济联盟，而经济联盟的最终目标则是发行统一货币——亚元，并将区内所有国家货币取而代之。但这一过程必须随亚洲货币体系的完善而不断推进，本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亚洲共同体顺利过渡到亚洲联盟新机制的建立。在亚盟新框架下，不但资本在亚盟内实现完全自由流通，而且还需创设亚洲货币局，并为未来的亚洲中央银行的成立创造条件。

（5）亚元——发行亚盟单一货币。

上述条件均已具备后，亚元的发行与流通，便会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货币区范文篇5

当今之势：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愈演愈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已在欧洲大地变为了现实，如今的欧盟正在由西欧向东欧挺进，形成加速“东扩”之势。

在美洲，北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有南美共同市场；由美国倡导和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非洲，除了非洲联盟（简称非盟）这个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体化组织外，它还拥有大大小小的14个主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目前，非盟已经提出在2030年最终建成非洲经济共同体，实现全非洲人员、资本、货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远景目标。

在亚洲，东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西有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

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是当今经济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的真正意义上区域性单一货币，只有三个：一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8国统一使用的西非法郎；二是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6国统一使用的中非法郎；这两个区域均属原非洲法郎区（15国）。三是欧盟25国中12个成员国统一使用的欧元。自诞生以来，欧元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地增强，且在继续“东扩”。

除了上述三个单一货币外，美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它的势力范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在美洲及美洲以外的地区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亚元的构想便是在这样一种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氛围之中催生的。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过后，为了稳定亚洲的货币环境，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提出了在东亚建立“亚元”货币区的构想。近年来，在东盟及10+3机制框架内，为达成这一目标，人们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据近日中新社电，亚洲开发银行（ADB）透露“最快”将于2006年3月启动“亚元”建设进程。

提到“亚元”，很快使人会联想到欧元及蒙代尔的最佳货币区理论。它们对亚元有何启示？本文试图以欧元为鉴，构思亚元进程。

一、蒙代尔及其最佳货币区理论

1961年，蒙代尔发表了“最佳货币区理论”（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一文（见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ume51,No.4(September1961),pp.657-665）。事隔近40年后，在欧元正式变成现实之际，商业周刊撰文首称蒙代尔为“欧元之父”（"father"oftheEuro）（参见BusinessWeek.November13th2000,p.198-200）。

蒙代尔（RobertAlexanderMundell），1932年10月生于加拿大，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主要理论包括最佳货币区理论、国际宏观经济模型、宏观经济与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因其在经济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他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欧元变成现实之后，蒙代尔及其“最佳货币区理论”更加知名，并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alCurrencyAreas，OCA），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最佳地理区域：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在此意味着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得以实现。

蒙代尔认为，形成“最佳货币区”的首要标准是要素自由流动；“货币区”内的汇率必须被固定；“最佳”的标志就是有能力稳定区内就业和价格水平。最佳货币区不是按国家边界划定的，而是由地理区域限定的。

假设有A、B两个国家，两国各有自己的法定货币和中央银行。在两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汇率是浮动的情况下，如果A国与B国之间的需求转移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则通过汇率浮动可以达到外部的平衡。比如在B币贬值、A币升值的情形下，则B国出口扩大，失业减少；A国则进口增加，物价受抑制；但另一方面可能会造成B国通胀、A国失业增加；也即汇率浮动无法达到内部平衡。但当要素市场一体化、区内成员货币之间汇率固定时，B国超额供给与A国超额需求随要素B向A转移而消失。因此，要素自由流动可以部分的替代价格-工资的自由浮动，并最终达成区内成员国之间内外均衡的统一与协调。

在蒙代尔之后，有不少学者先后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重要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二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尤其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鼓舞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佳货币区理论及其研究变得更加热门。同时，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过程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概括起来讲，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收益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有利于促进本区经济一体化，并极大地提高区内总的经济福利。

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前提之一，就是实现人力、资本及商品等要素在区内的自由流动与统一共享。区内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内贸易自由化，从而极大地提高区内贸易效率，而且它还有利于充分利用区内人力、物力及财力，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进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上易于达成一致，并直接推进本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2．有利于降低货币汇兑成本，规避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风险。

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初级形式是：区内成员间货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且比价固定。这一规则无疑将会锁定区内成员间的汇率风险，并大大便利区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结算。当区域货币一体化走向其最高形式——单一货币时，则区内各成员国货币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统”的单一货币，这样，区内成员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就变成了“内贸”，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兑换成本”。

3．有利于整合区内金融资源，降低投融资成本与风险。

国际投融资不但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区域货币一体化则有利于区内金融资源共享，而且在固定汇率下锁定汇率风险，在共同货币政策下，还可以锁定利率风险。在此条件下，各成员国也无需保留太多的国际储备，从而减少总的资源闲置成本。应该说，在人力、商品及资本等要素的整合上，金融资源的整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说，区域内实现单一货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

4．有利于加强区内一体化协作，并一致对外抵御竞争风险。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它不仅有利于经济上的联盟，而且还有利于区内成员国之间结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大联盟，它们一致对外，采用“一个声音说话”，往往能获得一种“放大”的效果。

从成本角度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各成员国来讲可能会带来以下损失：

1．成员国将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或自主性。

根据“铁三角结构”原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及独立的货币政策三大目标。区域货币的一体化固然要以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为前提，但独立的货币政策就会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体化的货币区内，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将不再拥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以实施反周期调控。从成员国自身利益来看，这无疑于要“少数服从多数”、“个别服从全局”。

2．固定汇率将使汇率政策工具失去用武之地。

区域货币一体化要求各成员国货币之间锁定汇率，而不能随意调整或变动，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该国汇率政策工具将再无法使用。由于不能动用汇率政策工具调节国际收支，则表明国际收支的调节只能利用要素转移来达成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的统一。

3．区内流通单一货币将使各成员国不再拥有铸币税。

铸币税是一种无形的税收，它是政府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而获得的货币面值大于币材成本的差价部分。区内实现单一货币，各国必须放弃各自的货币，也就失去了铸币税收益。

总体来讲，最佳货币区所获收益应该是远大于其成本付出的。同时，欧盟运作的成功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借鉴样板。

二、东盟与10＋3机制

1967年，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SEAN）的成立。

东盟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5个创始成员国外，文莱（1984）、越南（1995）、老挝（1997）、缅甸（1997）和柬埔寨（1999）5国先后加入该组织，使东盟由最初成立时的5个成员国发展到目前的10个成员国。东盟10国的总面积有4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5亿（2004年统计数字）。

2004年东盟十国人口与GDP水平

东盟十国人口（万人）GDP（亿美元）人均GDP美元

老挝57021370

越南8200388480

新加坡42496921825

菲律宾8270768928

印度尼西亚220001793852

马来西亚25049783904

文莱34.85114532

柬埔寨130937290

泰国648713082016

缅甸5200160300

总计54998.864731177

东盟的宗旨是以平等和协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遵循正义、国家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国际和地区组织进行紧密和互利的合作。成立30多年来，东盟已日益成为东南亚地区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合作组织，尤其是自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了一系列合作机制。

1997年12月举行的东盟首脑非正式会议上，东盟首次邀请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出席，共同磋商亚洲的安全与稳定，这就是“10+3”机制。在10＋3合作进程中，外交、财政、经济、农林、旅游和劳动等6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已经建立，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合作。与10＋3并行的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领导人（10＋1）会议，即三个10＋1合作机制。但“10+3”机制仅仅停留在磋商层面，并未对地区新秩序的安排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在《清迈倡仪》中达成了互换货币的协定，东亚地区经济事务逐步走向机制化。

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5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10＋1）会议上，双方领导人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为了早日实现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内贸易的零关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6国已于2002年将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降至0——5％。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4国将于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

2002年11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根据协议，双方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将于2010年降为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启动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预计2010年建成后，它将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市场，同时它将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003年10月，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与会各国首脑在会上通过了“东盟共同体”宣言，确立了更为明确具体的目标，向更加密切的共同体迈进。这标志着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与文化领域内的全面合作进入历史新阶段，并朝地区一体化迈进一大步。

2003——2004年，中、日、俄三国政府先后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成为首批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域外大国。《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在1976年2月举行的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上签署的。

随着经济实力影响的不断加强，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此外，东盟还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欧盟、韩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10个国家形成对话伙伴关系。

三、欧元对亚元的启示

率先在东亚10+3区域内建立亚元区，便可构筑美元、欧元与亚元三分天下的世界格局，这将是大势所趋。根据最佳货币区理论及欧元区实践，亚元区的构建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1．区内历史背景与经济差异比较

历史上的欧洲多见血腥和战争。1870——1945年，法国与德国之间先后发生了三次战争，并导致了骇人的生命损失。许多欧洲领导人越来越坚信：维护欧洲持久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彼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行联合。当然，也是为了对抗世界新霸主——美国及其美元，构建欧洲经济联盟及欧洲货币联盟便成为了欧洲人的一种理想、一种追求。

10+3区内特征与西欧历史相似。在西欧，德国与英、法之间曾有过“三角”战争关系，尤以德国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众矢之的；在10+3区内，日本与中国及韩国也存在类似关系，在二战中日本也是战争“罪犯”，它曾对东亚人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然而，战后德国不断地反省自己，并以实际行动“赎罪”；相反，日本政府却不思悔改，时时重温军国主义梦想，经常表现出欺弱凌善的强硬与蛮横。这一点极有可能将成为亚元区进程中的重大隐患。

东扩后的欧盟，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还有原社会主义国家。在10+3区内，除了日本和新加坡属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不过，10+3内的贫富悬殊与经济差异要远比欧盟区大得多。这也意味着“一体化”进程的困难要远比欧盟多。

2．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动机比较

欧元区的建立主要有两大动机：一是团结西欧国家乃至欧洲地区国家，化解内部矛盾及历史恩怨；二是团结一致，形成战略联盟，共同“抵制”美国及美元的世界霸主势力。

亚元区的建立是在欧元业已成功运作的前提之下，因此，它更有理由达成上述欧元区的相似目标：其一，团结东亚地区诸国，化解日本与东亚地区人民的历史仇恨，这对确保亚洲地区永久性和平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其二，在欧元抗衡美元的基础上，如果再加上亚元的力量，则世界三分天下的格局可成现实，这将有利于世界格局多极化力量的平衡。

3．亚元进程的构想

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从西欧6国开始的，但它自始至终都以“大欧洲”为理念，作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后结晶。欧元的形成花了大约半个世纪、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共同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固定汇率（蛇形浮动）；欧洲联盟（欧盟）；单一货币（欧元面世）。因此，根据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借鉴欧元诞生的历程与经验，笔者认为，亚元构建至少应经过以下五个阶段或步骤：

（1）亚共体（AC）——构建亚洲共同市场（AsianCommonMarket）。

在10+3机制下，在13国自由贸易区率先创立亚洲共同体（AsianCommunities），简称亚共体，这是建立未来亚元的最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成员国之间的零关税、无壁垒贸易架构，构成共同市场。即亚共体将成为一个商品、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经济统一体。这一过程欧共体花了17年的时间实现。东盟现已计划用13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任务。

（2）亚洲记账单位（AUA）——构建亚共体统一结算工具。

亚洲计账单位（AUA）是亚共体内部记账与结算的通用核算工具，它是由所有成员国货币合成的“一篮子货币”，它也是未来亚元的雏形。它将让成员国熟悉并接受“统一”货币的概念。从建立共同市场到统一计帐单位的产生，这一过程欧共体总计花了7年时间。

（3）亚洲货币体系（AMS）——构建蛇形浮动汇率机制。

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未来亚元创设最关键的一步，其主要内容有三：其一，实行严厉的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也即蛇形浮动汇率机制），汇率波动幅度必须统一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其二，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其职责主要是支持成员国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活动，以促进汇率的稳定，管理成员国中央银行间的信贷，逐步集中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并逐步发展为各成员国间的划拨结算中心。其三，建立“亚洲货币单位”（ACU）以取代亚洲记账单位。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必须以亚洲货币单位与蛇形浮动汇率机制建立为前提，这一过程欧共体共花了5年时间。

据亚洲开发银行（ADB）透露：亚洲货币单位“最快”将于2006年3月启用。依笔者看来，在亚共体尚未建成的情况下，超前推出亚洲货币单位是否可行？这将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4）亚洲联盟（AU）——构建10+3机制下的经济与政治联盟。

亚洲联盟（简称亚盟）应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盟。但政治联盟的难度往往要大于经济联盟，而经济联盟的最终目标则是发行统一货币——亚元，并将区内所有国家货币取而代之。但这一过程必须随亚洲货币体系的完善而不断推进，本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亚洲共同体顺利过渡到亚洲联盟新机制的建立。在亚盟新框架下，不但资本在亚盟内实现完全自由流通，而且还需创设亚洲货币局，并为未来的亚洲中央银行的成立创造条件。

（5）亚元——发行亚盟单一货币。

上述条件均已具备后，亚元的发行与流通，便会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货币区范文篇6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已在欧洲大地变为了现实，如今的欧盟正在由西欧向东欧挺进，形成加速“东扩”之势。

在美洲，北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有南美共同市场；由美国倡导和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非洲，除了非洲联盟（简称非盟）这个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体化组织外，它还拥有大大小小的14个主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目前，非盟已经提出在2030年最终建成非洲经济共同体，实现全非洲人员、资本、货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远景目标。

在亚洲，东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西有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

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是当今经济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的真正意义上区域性单一货币，只有三个：一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8国统一使用的西非法郎；二是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6国统一使用的中非法郎；这两个区域均属原非洲法郎区（15国）。三是欧盟25国中12个成员国统一使用的欧元。自诞生以来，欧元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地增强，且在继续“东扩”.

除了上述三个单一货币外，美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它的势力范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在美洲及美洲以外的地区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亚元的构想便是在这样一种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氛围之中催生的。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过后，为了稳定亚洲的货币环境，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提出了在东亚建立“亚元”货币区的构想。近年来，在东盟及10+3机制框架内，为达成这一目标，人们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据近日中新社电，亚洲开发银行（ADB）透露“最快”将于2006年3月启动“亚元”建设进程。

提到“亚元”,很快使人会联想到欧元及蒙代尔的最佳货币区理论。它们对亚元有何启示？本文试图以欧元为鉴，构思亚元进程。

一、蒙代尔及其最佳货币区理论

1961年，蒙代尔发表了“最佳货币区理论”（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一文（见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ume51,No.4（September1961），pp.657-665）。事隔近40年后，在欧元正式变成现实之际，商业周刊撰文首称蒙代尔为“欧元之父”（“father”oftheEuro）（参见BusinessWeek.November13th2000,p.198-200）。

蒙代尔（RobertAlexanderMundell），1932年10月生于加拿大，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主要理论包括最佳货币区理论、国际宏观经济模型、宏观经济与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因其在经济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他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欧元变成现实之后，蒙代尔及其“最佳货币区理论”更加知名，并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alCurrencyAreas,OCA），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最佳地理区域：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在此意味着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得以实现。

蒙代尔认为，形成“最佳货币区”的首要标准是要素自由流动；“货币区”内的汇率必须被固定；“最佳”的标志就是有能力稳定区内就业和价格水平。最佳货币区不是按国家边界划定的，而是由地理区域限定的。

假设有A、B两个国家，两国各有自己的法定货币和中央银行。在两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汇率是浮动的情况下，如果A国与B国之间的需求转移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则通过汇率浮动可以达到外部的平衡。比如在B币贬值、A币升值的情形下，则B国出口扩大，失业减少；A国则进口增加，物价受抑制；但另一方面可能会造成B国通胀、A国失业增加；也即汇率浮动无法达到内部平衡。但当要素市场一体化、区内成员货币之间汇率固定时，B国超额供给与A国超额需求随要素B向A转移而消失。因此，要素自由流动可以部分的替代价格-工资的自由浮动，并最终达成区内成员国之间内外均衡的统一与协调。

在蒙代尔之后，有不少学者先后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重要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二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尤其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鼓舞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佳货币区理论及其研究变得更加热门。同时，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过程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概括起来讲，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收益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有利于促进本区经济一体化，并极大地提高区内总的经济福利。

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前提之一，就是实现人力、资本及商品等要素在区内的自由流动与统一共享。区内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内贸易自由化，从而极大地提高区内贸易效率，而且它还有利于充分利用区内人力、物力及财力，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进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上易于达成一致，并直接推进本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2.有利于降低货币汇兑成本，规避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风险。

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初级形式是：区内成员间货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且比价固定。这一规则无疑将会锁定区内成员间的汇率风险，并大大便利区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结算。当区域货币一体化走向其最高形式--单一货币时，则区内各成员国货币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统”的单一货币，这样，区内成员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就变成了“内贸”,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兑换成本”.

3.有利于整合区内金融资源，降低投融资成本与风险。

国际投融资不但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区域货币一体化则有利于区内金融资源共享，而且在固定汇率下锁定汇率风险，在共同货币政策下，还可以锁定利率风险。在此条件下，各成员国也无需保留太多的国际储备，从而减少总的资源闲置成本。应该说，在人力、商品及资本等要素的整合上，金融资源的整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说，区域内实现单一货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

4.有利于加强区内一体化协作，并一致对外抵御竞争风险。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它不仅有利于经济上的联盟，而且还有利于区内成员国之间结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大联盟，它们一致对外，采用“一个声音说话”,往往能获得一种“放大”的效果。

从成本角度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各成员国来讲可能会带来以下损失：

1.成员国将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或自主性。

根据“铁三角结构”原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及独立的货币政策三大目标。区域货币的一体化固然要以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为前提，但独立的货币政策就会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体化的货币区内，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将不再拥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以实施反周期调控。从成员国自身利益来看，这无疑于要“少数服从多数”、“个别服从全局”.

2.固定汇率将使汇率政策工具失去用武之地。

区域货币一体化要求各成员国货币之间锁定汇率，而不能随意调整或变动，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该国汇率政策工具将再无法使用。由于不能动用汇率政策工具调节国际收支，则表明国际收支的调节只能利用要素转移来达成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的统一。

3.区内流通单一货币将使各成员国不再拥有铸币税。

铸币税是一种无形的税收，它是政府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而获得的货币面值大于币材成本的差价部分。区内实现单一货币，各国必须放弃各自的货币，也就失去了铸币税收益。

总体来讲，最佳货币区所获收益应该是远大于其成本付出的。同时，欧盟运作的成功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借鉴样板。

二、东盟与10+3机制

1967年，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SEAN）的成立。

东盟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5个创始成员国外，文莱（1984）、越南（1995）、老挝（1997）、缅甸（1997）和柬埔寨（1999）5国先后加入该组织，使东盟由最初成立时的5个成员国发展到目前的10个成员国。东盟10国的总面积有4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5亿（2004年统计数字）。

东盟的宗旨是以平等和协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遵循正义、国家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国际和地区组织进行紧密和互利的合作。成立30多年来，东盟已日益成为东南亚地区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合作组织，尤其是自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了一系列合作机制。

1997年12月举行的东盟首脑非正式会议上，东盟首次邀请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出席，共同磋商亚洲的安全与稳定，这就是“10+3”机制。在10+3合作进程中，外交、财政、经济、农林、旅游和劳动等6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已经建立，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合作。与10+3并行的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领导人（10+1）会议，即三个10+1合作机制。但“10+3”机制仅仅停留在磋商层面，并未对地区新秩序的安排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在《清迈倡仪》中达成了互换货币的协定，东亚地区经济事务逐步走向机制化。

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5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10+1）会议上，双方领导人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为了早日实现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内贸易的零关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6国已于2002年将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降至0--5%.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4国将于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

2002年11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根据协议，双方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将于2010年降为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启动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预计2010年建成后，它将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市场，同时它将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003年10月，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与会各国首脑在会上通过了“东盟共同体”宣言，确立了更为明确具体的目标，向更加密切的共同体迈进。这标志着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与文化领域内的全面合作进入历史新阶段，并朝地区一体化迈进一大步。

2003--2004年，中、日、俄三国政府先后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成为首批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域外大国。《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在1976年2月举行的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上签署的。

随着经济实力影响的不断加强，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此外，东盟还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欧盟、韩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10个国家形成对话伙伴关系。

三、欧元对亚元的启示

率先在东亚10+3区域内建立亚元区，便可构筑美元、欧元与亚元三分天下的世界格局，这将是大势所趋。根据最佳货币区理论及欧元区实践，亚元区的构建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1.区内历史背景与经济差异比较

历史上的欧洲多见血腥和战争。1870--1945年，法国与德国之间先后发生了三次战争，并导致了骇人的生命损失。许多欧洲领导人越来越坚信：维护欧洲持久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彼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行联合。当然，也是为了对抗世界新霸主--美国及其美元，构建欧洲经济联盟及欧洲货币联盟便成为了欧洲人的一种理想、一种追求。

10+3区内特征与西欧历史相似。在西欧，德国与英、法之间曾有过“三角”战争关系，尤以德国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众矢之的；在10+3区内，日本与中国及韩国也存在类似关系，在二战中日本也是战争“罪犯”,它曾对东亚人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然而，战后德国不断地反省自己，并以实际行动“赎罪”;相反，日本政府却不思悔改，时时重温军国主义梦想，经常表现出欺弱凌善的强硬与蛮横。这一点极有可能将成为亚元区进程中的重大隐患。

东扩后的欧盟，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还有原社会主义国家。在10+3区内，除了日本和新加坡属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不过，10+3内的贫富悬殊与经济差异要远比欧盟区大得多。这也意味着“一体化”进程的困难要远比欧盟多。

2.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动机比较

欧元区的建立主要有两大动机：一是团结西欧国家乃至欧洲地区国家，化解内部矛盾及历史恩怨；二是团结一致，形成战略联盟，共同“抵制”美国及美元的世界霸主势力。

亚元区的建立是在欧元业已成功运作的前提之下，因此，它更有理由达成上述欧元区的相似目标：其一，团结东亚地区诸国，化解日本与东亚地区人民的历史仇恨，这对确保亚洲地区永久性和平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其二，在欧元抗衡美元的基础上，如果再加上亚元的力量，则世界三分天下的格局可成现实，这将有利于世界格局多极化力量的平衡。

3.亚元进程的构想

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从西欧6国开始的，但它自始至终都以“大欧洲”为理念，作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后结晶。欧元的形成花了大约半个世纪、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共同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固定汇率（蛇形浮动）；欧洲联盟（欧盟）；单一货币（欧元面世）。因此，根据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借鉴欧元诞生的历程与经验，笔者认为，亚元构建至少应经过以下五个阶段或步骤：

（1）亚共体（AC）--构建亚洲共同市场（AsianCommonMarket）。

在10+3机制下，在13国自由贸易区率先创立亚洲共同体（AsianCommunities），简称亚共体，这是建立未来亚元的最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成员国之间的零关税、无壁垒贸易架构，构成共同市场。即亚共体将成为一个商品、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经济统一体。这一过程欧共体花了17年的时间实现。东盟现已计划用13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任务。

（2）亚洲记账单位（AUA）--构建亚共体统一结算工具。

亚洲计账单位（AUA）是亚共体内部记账与结算的通用核算工具，它是由所有成员国货币合成的“一篮子货币”,它也是未来亚元的雏形。它将让成员国熟悉并接受“统一”货币的概念。从建立共同市场到统一计帐单位的产生，这一过程欧共体总计花了7年时间。

（3）亚洲货币体系（AMS）--构建蛇形浮动汇率机制。

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未来亚元创设最关键的一步，其主要内容有三：其一，实行严厉的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也即蛇形浮动汇率机制），汇率波动幅度必须统一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其二，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其职责主要是支持成员国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活动，以促进汇率的稳定，管理成员国中央银行间的信贷，逐步集中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并逐步发展为各成员国间的划拨结算中心。其三，建立“亚洲货币单位”（ACU）以取代亚洲记账单位。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必须以亚洲货币单位与蛇形浮动汇率机制建立为前提，这一过程欧共体共花了5年时间。

据亚洲开发银行（ADB）透露：亚洲货币单位“最快”将于2006年3月启用。依笔者看来，在亚共体尚未建成的情况下，超前推出亚洲货币单位是否可行？这将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4）亚洲联盟（AU）--构建10+3机制下的经济与政治联盟。

亚洲联盟（简称亚盟）应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盟。但政治联盟的难度往往要大于经济联盟，而经济联盟的最终目标则是发行统一货币--亚元，并将区内所有国家货币取而代之。但这一过程必须随亚洲货币体系的完善而不断推进，本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亚洲共同体顺利过渡到亚洲联盟新机制的建立。在亚盟新框架下，不但资本在亚盟内实现完全自由流通，而且还需创设亚洲货币局，并为未来的亚洲中央银行的成立创造条件。

（5）亚元--发行亚盟单一货币。

上述条件均已具备后，亚元的发行与流通，便会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货币区范文篇7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

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主权这一传统的国家主权要素从国家主权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货币区范文篇8

关键词：亚洲货币；货币合作；亚元

1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启示和带动

正如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欧元最大的贡献就是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并且具体证明了组建区域货币的可行性。欧元促使欧洲统一大市场真正形成，进一步扩大欧元区的内部流通，从而带动了各国的经济的增长。并且，欧元的出现真正打破了各国的市场壁垒，提高了市场的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和稳定效应。欧元出现后，欧盟一体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欧盟12国将真正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区内市场，在这个市场的产出中，进口约占10%。这样，欧元就和美元一样，有着巨大市场容量，能独立自主，有较强的抗外部冲击能力。同时，欧元使欧盟内部汇率风险得以消除。交易费用下降，生产要素流动更为自由，使欧盟内部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相异的国家互相调剂余缺的功能更强，尤其是南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能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大大增强了其竞争力。欧盟以前有15种货币，其中有的是软货币也有硬货币，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货币统一后，该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而且，货币的统一有助于建立稳健的财政，带动经济增长。

2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必然要求

（1）从外因来看，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为避免金融动荡，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将形成新的潮流,亚洲不可能一直孤立于潮流之外。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欧元与美元“二元化”现象，这使得亚洲各国产生了危机感，若不加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将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境地。特别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弱小经济体的货币难以独自抵挡国际游资的冲击，要想同国际游资的冲击相抗衡，本地区货币不再作为某大国货币的附庸品，亚洲国家需创立一个稳定的亚洲统一货币区。

（2）有助于亚洲各国摆脱美元化。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汇率制度虽各具特色，但事实上，大部分东亚经济体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随着美国的经济泡沫破裂，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不可避免的受到沉重打击。

（3）危机中IMF资金援助的局限和错误。危机后，泰国、印尼和韩国分别向IMF申请了资金援助。IMF提供资金并不充分，大部分的资金是由其他的国际组织和各东亚经济体提供的。然而，即使是IMF的援助，也不是无偿的。接受了IMF的资金援助就要按其所开“药方”(受援国调低经济增长率、实施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速开放金融市场、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允许外国公司兼并收购等)进行调整和改革。

（4）从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来看，由于统一货币能够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节约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商品、资本、人员的流动，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统一货币可以减少内部磨擦，促进投资，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促进经济的发展。



321世纪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

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货币体系基础架构的货币联盟演进路径具有多种可能性，目前至少有单一货币联盟、多重货币联盟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三种形式。未来亚元属第二种演进路径，即多种货币联盟，其演进大体上可以分三个层次：

（1）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AsianMonetaryFund)。就目前亚洲区域现状来看，正是处于这一层次。AMF的建立可以借鉴IMF的成功经验，综合亚洲金融结构的特点来进行设计。AMF的基本框架应该先易后难，经过有关国家、地区充分协商和讨论后实施。鉴于东亚国家、地区经济联系相对密切、经济差异较小、可以首先在“东盟”范围内酝酿和实施，其它条件成熟的亚洲国家、地区可以随后逐步加入。（2）建立起类似的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ERM(AsianExchangeRateMechanism)。AERM内容：第一，创建亚洲货币单位（AsianCurrencyUnit）ACU是由东亚成员货币形成的篮子货币，其未来的目标是形成单一货币。各成员货币在篮子货币中的比重根据各经济体在区内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确定。第二，成员货币的汇率围绕着中心平价浮动，范围是上下15%。第三，成员有义务将本国货币的汇率维持在目标区内。第四，用已成立的AMF以帮助成员应对投机冲击。

（3）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AsianCurrencyArea)。实证分析表明由于各成员国之间缺乏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汇率合作机制很难维持，亚洲汇率联动机制须向ACA演进。目前，较为可能的是以日元或人民币作为核心货币，建立单一货币区。

3.1以日元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

日本的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其通胀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日元也是区域内最国际化的货币。近年来，日本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某些国家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日元圈”的形成乃至日元国际化的推广将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第一，日元汇率波动频繁。1995年以来，日元的汇率便开始一泻千丈，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竟贬值了近100%。以后，日元便开始了剧烈的动荡期。第二，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恶化。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就已经大量出现，但一直被遮掩起来。如果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破产、倒闭风盛行，必将造成日本金融业的瘫痪，影响到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而影响到日元的稳定。第三，日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局限性，亚洲国家难以忘却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给亚洲人民带来的苦难，对日本在亚洲扮演“领袖”角色十分反感。

3.2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

中国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整体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使中国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第一，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也有了显著的飞跃。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开放程度还会加大，经济、金融全方位开放将直接推动人民币在区域内、以至国际上的广泛使用。第二，国家外汇储备大幅猛增。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充足的国际储备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动态平衡、维持外汇市场和汇率的相对稳定打下了基础。第三，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稳中有升。但是中国虽然已接受IMF第八条款，资本项目管制仍很严格，中国落后的及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也使人民币很难在短期内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仍需时日。

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虽然目前建立亚洲单一货币——亚元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是，只要各国、各地区在现有合作框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求同存异，东亚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就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胜刚．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J］.财经科学，2006，(4).

［2］余永定，何帆，李婧．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2,(2).

货币区范文篇9

关键词：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现状；实践策略

棚户区改造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工程，也是国家民生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何最大程度地消除矛盾，保障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提高拆迁效率，要求科学地选择补偿安置方式。对于政府而言，棚户区改造选择合适的货币化安置，能够有效取得被拆迁户的支持和参与，避免各方矛盾的激化。从当前的实施效果上看，货币化安置在效率上有显著的提高，并且保障了群众合法权益的最大化。本文立足于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现状分析，就如何强化货币化安置的实施，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现状

棚户区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如何实现补偿安置，是有效推进棚户区改造的基础和重点研究课题。货币化安置作为棚户区改造一种重要的手段，在全国各地得到充分的实践和发展。（一）货币化安置的主要方式。当前，我国棚户区改造的货币化安置方式主要包括：居民自由支配补偿款购买商品房安置、政府团购房源作为安置房、政府搭桥组织居民选购商品房等三种方式。（二）货币化安置的实践意义。从实践来看，对政府而言，货币化安置能够缩短安置期、减少社会矛盾，提高政府的安置效率，有利于城市规划建设和功能业态布局，并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而且项目融资手续简便；对被拆迁户而言，可获得的补偿比传统的实物安置更多，可选择的房源类型更广，可满足住房多样化需求。因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被拆迁群众主动选择货币化安置，群众也纷纷支持和响应，推动了货币化安置的蓬勃发展。笔者所负责的泉州西郊棚改项目，货币化补偿安置方案一推出，被拆迁群众彻夜排队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创造了泉州征迁史的纪录。（三）货币化安置的优惠政策。各地的优惠政策主要有：（1）提高货币补偿标准。一些地方在鼓励被拆迁群众选择货币化安置的措施中，往往会在房屋补偿基准价的基础之上，再给予一定数量的奖励资金，并且（或是）提供一定比例的购房款。以笔者工作的城市福建泉州为例，被拆迁户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可以多获得房屋补偿基准价20%的奖励，且在2年内购买商品房自住的，可以再获得房屋补偿基准价10%的购房补贴。国内的其他城市如上海、青岛、济南、长沙等城市均有类似的优惠鼓励政策。（2）政府团购房源作为安置房或政府搭桥组织居民选购商品房的，通过与开发商沟通、谈判或竞价，争取最大幅度的价格优惠（一般有10%或以上的优惠），充分降低被拆迁户的购房价格，对被拆迁户而言，无疑是利益最大化的有效保障。如泉州，政府统筹的房源要求优惠10%以上，上海政府团购的安置房源一般也是优惠10%，等等。（3）其他优惠方面，多地政府还出台了如：货币化安置的被拆迁户购房自住信贷支持、契税优惠及直系（孙）子女入学入托等保障措施。（四）货币化安置存在的问题。从当前棚户区改造的实施情况来看，货币化安置能够给予被拆迁群众更多的政策优惠，对于推动棚户区改造，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货币化安置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对政府而言，货币化安置即期筹资压力较大，贷款需求增加；在项目收益的构建中，棚户区改造受到拆迁地块、规划用途、房地产政策及市场环境等条件的影响，其项目收益的判断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在实践过程中，货币化安置的实施细则不完善，影响政策的有效落实；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在公开透明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安置房源缺乏有效的统筹，难以保证房源的多样性。因此，在棚改货币化安置过程中，要求强化实践力度，积极解决存在的问题，以发挥货币化安置的重要作用。

二、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实践策略

（一）创新实施措施，有效解决矛盾压力。一次性支付补偿款由居民自主购房这种传统的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对政府的资金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且被拆迁群众能否将补偿款确实用于购买住房尚存不确定性，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实践中创新货币化安置措施，是棚户区改造工作应积极研究的课题。各地政府在实践中，已有逐步的创新。如“房票”（“购房券”）制，被拆迁户领的不是现金而是购房（期）权。笔者负责的泉州西郊棚改项目，结合“房票”制，在用地出让时附带条件限定价格回购商品房作为安置房，利用土地出让金收益降低政府的筹资压力，又充分保障了被拆迁户的住房需求。（二）完善实施细则，保障群众合法权益。首先，从国家层面来讲，应出台货币化安置的指导意见，对相关行为、内容进一步规范，以更好地指导地方政府立足现实情况，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其次，货币化安置实施细则应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发挥效能；再次，应细化并规范货币补偿安置细则，建立更加完善的保障措施和监督平台，最大程度地保障被拆迁户的利益，为安置工作的推进创造良好的条件。（三）落实优惠政策，推动货币化安置落地。尽管全国很多地方出台了货币化安置的优惠政策，但有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缺乏公开透明度，导致发生矛盾冲突。为此，在棚改货币化安置中，一是要强化对优惠政策的监督，建立行之有效的沟通处理机制，推动优惠政策落地实施；二是应建立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按照程序公开采购房源，为被拆迁户提供价格低廉、品质良好的住房；三是对于参与提供安置房源的房地产企业，应在税收、用地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提高房地产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四）强化房源统筹，满足居民实际需求。统筹力度的欠缺往往会造成房源多样性的缺失，成为阻碍货币化安置顺利实施的因素。为了进一步满足被拆迁群众的住房需求，政府要明确并落实相关责任，强化房源的统筹力度。首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根据被拆迁户的实际情况，引导群众合理选择安置方式；其次，政府应发挥组织领导力，研究推进拆迁小区多样化的建设模式，以维护群众的住房权益；再次，政府要保障房源的多样性，满足各类群众对于住房的不同需求。

棚户区改造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惠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在被拆迁户补偿安置问题上，如何做好有关工作，是社会重点关注的焦点。货币化安置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和多重实践优势，在全国各地得到有效的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对于解决房屋征收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和社会矛盾具有积极的推广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婷婷.关于棚户区改造中货币化安置方式的创新实践研究——以国家开发银行棚改贷款为例[J].西南金融，2015（07）.

[2]张馨心.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研究[J].工程技术，2016（12）.

[3]朱琳.佳木斯市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对策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7.

货币区范文篇10

一、货币资金区域流动的表现

1从存贷款变动看区域间资金流动。

从银行系统角度看，区际货币资金的流动可以表现在区域资金吸纳和运用能力的差异上。而区域资金吸纳能力可以通过区域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变动情况来分析，区域资金运用能力可以通过区域金融机构贷款变动情况加以衡量。

从表1可以看出，在存款资金的分布上，东部地区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且比重逐步上升，2003年高达6479%，而中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在2000年后却逐步下降，其相对差异东部对西部由1999年的379倍提高到2003年的402倍，东部对中部由1999年的316倍提高到2003年的339倍。存款的增长速度方面，虽然东部地区2003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存款增速。在贷款资金的分布上（表2），东部地区的优势依然比较明显，占全国的比重基本维持在一半以上，且逐年上升，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比重却逐年下降。应当说，这种情况是与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现状相适应的。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动能够反映在存贷款增速的不同及其差额中。从增速上看，2000年至2002年，东部地区的存款增速大于贷款增速，但在2003年，东部地区的存款增速大幅度减少至2083%，甚至低于贷款增长速度2283%的水平，而中西部的贷款增长速度则大幅上升。由于各地区企业在本地区的商业银行贷款一般直接转化为该账户的存款，这对银行来说，存款与贷款的变化就具有同步性。因此，东部地区存款增幅小于贷款增幅的现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部资金向西部流动的趋势。此外，从银行系统存差的角度看，2000年以后三大地区银行系统都是存差，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3年存差增长率分别为4146%、2242%，高于东部地区1571%的水平。而2000年以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大部分都表现为贷差。中西部地区贷差转变为存差的情况也表明我国东部地区资金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在提高。

2.从回购、同业拆借市场看区域间资金流动。

银行间的回购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也可以反映出区域间资金流动。按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至2005年4月各地区净拆出拆入的资金额，如表6、表7。

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5年，东部地区都作为资金净融出方，中西部地区基本上都为资金净融入方，尤其在2001年和2003年，回购市场和拆借市场资金量都有一个较大的提升。但是由此并不能简单得出东部资金往西部流动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作为回购市场和拆借市场的主要资金融出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是位于北京，北京的资金融出量肯定占有较大的比例。从人民银行总行公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北京和上海这两座东部城市是主要的资金净融出地区。所以，从银行间市场的资金交易情况，我们能够大致看出区域资金的流向，是从“上”到“下”、从东到西。当然，也能大致判断中西部地区对资金的需求趋势。

3从资本市场看区域间资金流动。

资本市场筹资情况同样可以反映资金在不同区域中的流动。我国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晚，发展不完善，证券市场融资的区域结构极不均衡，东高西低的格局十分明显。2000年到2003年，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分别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20589亿元、56495亿元、50794亿元和24611亿元。东部地区的融资总额分别是中、西、东北部地区的364、405和837倍。这说明资金是通过资本市场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的，这种资本分布的局面，必然引起资本配置效率的损失，不利于总体经济增长。

4从外商直接投资看区域间资金流动。

外商直接投资也是资金流动的直接表现，只是这种资金流动是增量上的流动，而不是既定存量下的区域资金流动。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对外资的利用有区位优势，从而使东部地区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为后续发展打下坚实的资金基础。不用置疑，我国外资在全国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了向东部地区倾斜的现象，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的外资比例很少。截至2000年底,东部地区占据了全国外资利用总额的8143%，中部占据了733%，西部为459%，东北地区为665%。但到了2004年底，这种格局出现变化，一方面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比重降到了7715%，显示出轻微的降低趋势，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比重也在缓慢下降，但是中部和东北地区，从2000年到2004年利用外资占比是逐年上升的，尤其是东北地区增长速度很快。这体现出资金往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流动的迹象。

5从固定资产投资看区域间资金流动。

固定资产的投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和个人等。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基本建设及贷款投资总量的50％以上是在东部地区完成的，中、西部地区不足20％，这是国家采取了政府投资倾斜政策和吸引外部投资的优惠政策的结果。从2000年至2004年的数据来看，虽然中间有一定的波动，但2004年相对于2000年来说，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所占比例是上升的，而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较小幅度的下降。这体现了中西部地区自身经济基础和外部环境的逐步健全，造成一定的资本流入。

综合以上资金流动的表现，我们认为，当前资金流入东部地区仍然占较大比例，其中包括中西部的资金流入和外资流入。但已出现了东部资金向中西部扩散的迹象。

具体说来，资金流入东部地区主要有以下渠道：第一，资本市场筹资推动的资金流入。在西部地区，由于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很差，选择能够上市标准的企业很困难，而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企业具有很强的活力，因此，由券商推荐的上市公司及上市的基金较多。在一级市场上，会导致全国资金向东部地区流入。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导致的资金流入。由于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及经济开放程度，东部地区外资投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占相当大的比例。第三，银行系统资金调度的资金东流。自1998年取消贷款限额控制以后，各国有商业银行对东部地区分支机构实施全额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西部地区实行新增额度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种管理体制会导致资金东流。此外，商业银行实施不同的存款利率，鼓励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行上存存款，然后将其运用到经济发达地区较高收益率的贷款项目上。应该说，银行系统的资金调度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剧了全社会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第四，区域金融机构的成立也是资金东流的表现之一。改革后所创建的新兴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现了按经济合理性原则配置分支机构和市场非均衡性区域发展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地方区域性金融机构如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而且新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如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分支机构也是按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要求设置,这从增量的意义上改变了原有的均衡性区域结构。对于全国性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于全国，却集中投向了东部地区；对于区域性商业银行，其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基本上在本区域内。第五，商品交易导致的资金东流。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门类齐全，许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要向东部地区购入，通过这种购买渠道，资金流入东部地区。但这部分资金流动主要表现为地区银行存款的变动，从银行的存款余额上不容易表现出来。

资金向中西部地区扩散也有几个渠道：第一，我国东部地区资金和部分外资在寻求低成本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开始向中西部投资。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中西部优势的资源性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带来资本的流动。第二，对西部支持的政策性贷款以及国债投入等资金流入，这是全国资金向中西部地区的流入。第三，中西部劳务输出所形成的回流资金，具体表现为东部资金向中西部的流入。随着西部投资环境的完善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逐步深入，第一和第二个渠道的资金流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二、影响资金流动的因素分析

1资金报酬率。

现代比较利益理论的代表俄林认为，地区间要素供给差异及其价格差异，是造成要素流动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对要素流动的刺激来源于地区间要素价格的差异。对作为要素的资金来说，在假定资金成本不变的基础上，这一要素价格差异主要反映在不同区域的资金报酬率上。由于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不同区域的资金报酬率并不相同，因此出现了资金为寻求更高的利润在区域间流动，这一流动若是由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被称为扩散效应，它将缩小区域差异，反之则称为回流效应，它将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从理论上说，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由于发达区域的比较优势强，经济增长速度快，因而回流资金要超过扩散资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发达区域的经济趋于成熟，区域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这时，由于发达地区的发展受资源、市场的限制，继续投资将遇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这时发达地区将开始向落后地区投资，以利用当地的资源、劳动力优势，此时资金流动以扩散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将趋于缩小，最终达到平均。因此，我国早期资金往东部流动与现期向中西部流动的趋势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资金报酬率在起决定作用。

2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区域差异也是造成资金流动的根本原因。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是微观经济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市场环境的完善，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增加，这不仅能加强区域内资金的积累，同时能有力地吸引外部资金的流入。前文所述的几个资金流入的渠道，如商品交易、外资引入、资本市场筹资等，都是建立在东部地区较好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另外，我们从东部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资金流动与经济增长是呈循环互动关系的，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金流向该地区，资金流动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相对薄弱，再加上资金的规模效应不足，造成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难。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决定，中西部资金往东部流动是不可避免的，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遭遇过这种区域发展差异及资金流向的情况。

3货币化程度。

所谓货币化，是指非货币化经济向货币化经济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的规定。从量上看，货币化是指在一国全部总产品中，通过货币进行交换的产品所占的比重扩大。从质上看，货币化是指货币功能的深化。就经济货币化与资金流动的关系而言，货币化为资金流量的扩大奠定了必要的价值前提，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配置要通过货币与资金运动的形式加以实现。同时，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差异会引起资金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而且这种资金流动主要发生在货币化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之间和货币化程度都比较高的地区之间，而在货币化程度都比较低的地区之间，资金相互流动的量是很小的。

现实地看，东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较高，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更表现在质的方面。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方面进步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以此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而相应推动了金融结构的调整。这时候的货币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核算工具，而是具有资产的功能，对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货币的功能会得到充分发挥。随着货币化的推进，大量实物资本开始取得相应的金融资产形式，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出现，为资金的跨地区流动提供了便捷的媒介和渠道。东部沿海地区较高的货币化水平和众多的盈利机会，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大量资金被吸引到沿海发达地区。

4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从市场化改革之初就努力构造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很强的拓展融资渠道的意识与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而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部地区的积聚分布，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反观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的进程滞后，改革的动力不足，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弱，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因此资金从中西部市场转移到东部地区是有其必然性的，如果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得不到提高，即使有资金流入，西部地区较低的金融发展也难以将资金留住并难以使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5政策倾斜的地区差异。

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东部地区往往通过试点等政策优惠享受到比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发展机遇，这也是形成地区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实施东部提前发展的战略之后，政府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的战略，这种地区倾斜政策带来大量的财政资金注入该地区，通过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兴建一些大型项目等，吸引其他区域的资金流入。政策支持与资金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光靠政策支持促使资金流入是不够的，中西部地区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是怎样将资金留在区域内，让它充分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唐旭.区域货币资金流动论［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