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十篇

中外文化篇1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和核心入手，追溯旅游的历史发展，分析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然后探讨旅游文化的发展内涵和功能；最后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旅游同线)为例，回顾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西成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更多浸透了旅游客体的客观历史文化和旅游主体的主观文化以及在旅游过程中与旅游媒介相互作用，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一、中西方文化与旅游

（一)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及核心

1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的。据英国文化史学家威廉斯(RaymmondWilliams)考证，在18世纪之前，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到了19世纪，culture指“各类艺术的总体”和“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将其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BurncttTylor)给文化的定义在西方基本达成共识:“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la]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统一。

2.中国文化。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应当推至东周。孔子的《论语·八情》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由此可见，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偏重精神方面，其精神基础是儒家伦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等为补充。

(二)文化和旅游的关系

1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轰展性，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文化是旅游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易于满足，但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丝绸之路已成为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

3.文化是旅游的驱动力。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人的重要驱动力。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按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成为国内旅游的知名品牌。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运用的典型。

4.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据统计，2008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中，文化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二、旅游文化的发展

(一)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文化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旅游媒介(直接、间接服务的旅游企业)在旅游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

(二)旅游文化的功能

1旅游文化的人文教化与审美功能。旅游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受美，获得美感，而美就蕴藏在旅游文化的客体之中。旅游者通过游览秀丽的自然景色、凭吊历史文物古迹、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品味他乡的饮食文化，提高审美水平。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许多自然景观中包含了伦理道德意义，自然景观的美丑同人的道德情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游览长江三峡的神女峰时，会被神女对待爱情婚姻至死不渝的态度所感动;畅游黄河，除了感受其浊浪滔天的壮阔水势外，更主要的是被黄河的象征意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感染和激励，由此提升了思想境界，增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2.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具体表现在促进消费和增加外汇收人两方面。旅游文化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旅游媒介中。旅游业经营者、从业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服务观念及经营思想等文化素质越优秀，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就越会得到满足，精神上的享受、心理上愉悦必然会强化消费欲望，从而实现消费行为。另外，旅游资源中文化含量与价值的开发，同样会促使旅游消费的增加。外国游客人境旅游，既要进行商品消费，又要求提供劳务服务，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跨国旅游是给国家增加外汇收人的重要途径。

3.旅游文化的文化交流功能。旅游文化具有文化交流功能。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旅游地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往来。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丽，古迹众多，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旅游者登临泰山，会产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漫游故宫，会发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举世无双之惊叹。旅游文化还可以帮助旅游者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偏见和误解，有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咸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一)西咸旅游同线的提出

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热点城市和西部核心旅游集散地，年游客接待量占陕西省的90%以上;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是陕西北线、西线旅游的重要节点。西安的客源优势和咸阳的资源优势为两市的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沈抚同城化”、“广佛同城化”、“京津同城化”和“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提出，2003年元月，西安、咸阳两市旅游局在西安共同签订了“旅游同线”协议，提出了“一接四同”的具体思路(即旅游规划相衔接、旅游市场同开发、旅游产品同体系、旅游环境同整治、旅游服务同网络)，标志着西咸旅游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二)西咸旅游同线取得的成果

六年来，两市的旅游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比如，建立两市旅游协商机制，即两市旅游局和旅游协会间共同研究、确定一定时期内“旅游同线”工作;实现两市旅游规划对接.邀请对方参与规划的研讨，为编制西咸旅游总体规划奠定了基础;建立联合促销机制，如联合赴客源市场进行促销、联合举办了“观《贞观长歌》、游盛唐美景”、“持奥运门票到西、咸半价游”等活动;建立了重大旅游项目协商机制，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建立了两市旅游行业单位联系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培训同搞、市场共作等措施，使两市行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等。

(三)西咸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1．打造西咸旅游统一形象。共同协商确定两市共用的旅游形象、旅游标识、旅游口号等，共同对外宣传，使西安与咸阳成为一个统一的旅游目的地，使西咸旅游成为游客普遍认可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两市旅游部门内部的认同。

2.构建两市统一的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由两市共同建立旅游基金，用于西咸同线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的构建。如建立两市同台同号的旅游声讯服务平台、旅游网络咨询平台、在两市广电网络中开设共同的旅游栏目、在两市建立统一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整合两市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上推出统一的、两市通用的城市旅游卡等等使西咸旅游合作向深层化、具体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3.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唐、秦文化内涵;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解决现存的整体旅游形象不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晨

4.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中外文化篇2

有助于开发中学生的语言沟通能力

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教学任务就是要充分开发中学生理解与使用语言的沟通能力。文学的本质是语言，优秀的中外国文学著作可以借由语言艺术提升中学生的语言交流与沟通能力，文学教学可以促使中学生吸取文字营养，帮助中学生进一步开发语言沟通能力，更是提升中学生文学素养的有效手段。

有助于发展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够接受中外国文学教育。原因是文学教学的目标不单单是培养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学著作的素养，更重要的是开发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文学作品教学旨在培养中学生的思维、开发中学生的创造能力与想象能力。文学作品感染人心的重要途径就是形象思维，文学作品可以唤起人心中的想象与联想，从而诱发出人的创造性思维，而思维则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所以说，文学教育有助于培养中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

加强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途径

1广泛征引国内外作品，充分教授综合的文学知识

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教学具有强烈的综合性，一定的文学知识可以促进中学生加强理性化的认识，也有利于知识的快速掌握。中学语文中的文学题材通常涉及到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类型，在文言文与诗词歌赋的教学中，语文老师通过引导中学生记忆文学载体中涉及到的文学知识，促使中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外国的古代文化，体会中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语文老师在议论文、小说等现代化的文学题材中，广泛征引文学作品，充分教授给中学生适当的文学知识，从而促使其了解、接触中外国的社会、文学与历史，正确看待中外国文学内涵。文学教学不可以局限在人物形象的明确与表达手法的感悟方面，还应当充分了解涉及到的社会、历史与现状，并在充分了解中外国文学背景的基础上，区别、明确两者间的差异，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深入挖掘外国文学的作品内涵，有效发挥作品的感染能力

在中学的语文教材中所选的外国课文，具有较浓的文学特征。各类文学作品，不但能给人以具体、形象及生动的感性认识，同时又有着精细、含蓄、凝练，和无穷的思想内容。如果外国文学教育能够达到好的效果，把握到形象教育这一特征，实现以情感人和以文感人，这更能让同学们的思想情操受到熏陶。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最重要的是在于对教材的透彻理解，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内容，抓住外国文学作品的特色，做到寓教于文，寓教于趣，使学生觉得学习外国文学更有兴趣，提高教学的质量。语文课有了语文的味道，学生就不会觉得枯燥乏味。文学是形象的东西，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学习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生活的兴趣，这样就要求必须倾注于感情，使学生在感情上达到共鸣，受到文学的熏陶，在心灵中激起浪花，从而影响他们的智慧、情感、意志、思想、道德和信念。抓住了文学特点，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挖掘就深，教学才会有深度及新意。另外，在外国文学教学时，需要充分发挥艺术形象的感染力，才能使学生文学中学到一些文采，受到启迪，增强文学素养，受到艺术的熏陶。

中外文化篇3

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明显增长；但是，社会精神文明却出现空虚沦落。文化与文明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源头活水不一定都是顺流而下，也可能出现逆水回转的滞退现象。文化愈发展，文明愈堕落的逆向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深层的文化层，只有三层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那时西方人士很羡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即人伦思想为核心。中华文化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也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华文化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如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希望和羡慕的，他们想用中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针对其社会时弊，并从中寻求慰藉和补益。当前欧美现代化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也面临着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扰，因而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想求助于中华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学者便以提供新儒学或复兴儒学作为针对时弊的救世良方。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海外文化的一种吸引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长期以来，海外文化似乎习惯性地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时期还有“苏化”问题。从汉晋以来，中华文化就对海外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来融合发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向中国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有某种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当时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大量引进海外文化的译书活动达到高潮，已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前夕，译书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维新派人物提出了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原则，反映了时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绪，但实际上仍以译西书为主。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维新分子樊锥身上有了强烈的体现，他在《湘报》上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张。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最早的公开号召。清末又有从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经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体西用”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在政治行为上体现为清末的立宪运动。立宪运动含有一种图强求存的意念，不能绝对地视之为伪立宪。民国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则是“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曾经以无畏的气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手段，从批判“孔教”入手，向“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猛烈冲击，解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引进具有海外文化属性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精神来建设新文化。终于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可惜它未能获得相应的土壤与经济现代化相配合，所以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它的绝对化反传统手段竟被后来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而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盘西化”论。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最早是在一本题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书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这个口号是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并企图生吞活剥、原封不动地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出现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来，在吸收海外文化问题上还有一种“西体中用”说，主张者还做了诠释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R克思主义；所谓“中用”就是把中国的实际作为海外文化的载体或媒介。这和“全盘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说法动听一点而已，是不可取的。

中外文化篇4

关键词：会计文化； 会计要素；国际趋同

一、会计文化发展现状

1.个体与集体

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重群体轻个人，往往忽略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利益要求，而宣扬“集体主义至上”观念。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团结合作，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强调整体的和谐性。

美国文化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美国的财务会计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使用者的需要，而国家和政府的需要则没有明确的提及，这与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正好一脉相承。

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法国社会有一种反商业、反竞争、反利润的传统观念。这一传统思想导致了法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体现在会计规范上，法国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主要是国家。

2.所持态度

在刚性的社会中，人们公开承认自我，强调竞争，着重英雄感、成就感、决断力和事业上的成功。在阴柔的社会中，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谦虚谨慎，关爱弱小，富有同情心。中国社会一贯崇尚的是“中庸之道”，特别注意人际关系的协调，处事谨慎，为人谦恭，是柔性的典型代表。

法国属于欧洲国家中社会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即使在竞争激烈社会中，政府仍然会提供非常好的福利待遇给国民，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带有阴柔的特征。美国是一个偏好优胜劣汰的国家，人们崇尚自由，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人们努力是为了实现“美国式”的一夜成名梦想，刚性之气盛行。

3.职业化水平

中国会计的职业化水平明显偏低，无论是会计职业团体在国家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作用还是会计人员的自我判断能力都很低下，因此只能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法定管制，而不是由会计职业界根据会计实务发展的实际需要自行制定。

美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建立会计职业团体，致力于会计职业自身的有序发展，从而使美国会计始终保持较高的职业化水平和自我管控能力。美国的会计准则是由其民间会计职业团体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经济业务可以依赖其会计人员自身的职业判断来处理，实践性较强。

法国会计职业团体主要有代表会计人员的公共会计协会和代表审计人员的独立审计协会。它们的力量薄弱，水平参差不齐。并且受财政部的管辖，通过财政部下属的国家会计委员会参与制定会计准则，但实际上并无很大的准则制定权力，其主要的作用是解释法律对会计的规定。会计规范主要是以法律的形式由财政部颁布，职业化水平不高。

4.稳健性

中国人偏好稳健而不是激进的思想。在中国会计的很多实务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如，对未决诉讼可以确认为一项预计负债，而预期从第三方得到的补偿作为一种潜在的资产，不能随意抵销负债。补偿只有在基本确定收到时才应当确认为一项资产。

美国文化中激进主义思想比较深入人心，因此对不确定性的规避意愿不是太强烈。又由于法律中主要以判例为主，没有众多成文条例的限制，体现了一种激进的作风。法国是以成文法律为主的国家，对不确定性的规避性强烈，因此它主要倾向于以谨慎的方法进行会计计量，以应付未来事项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采取更为激进、冒险的方法。

三、中外会计文化发展趋势

1.中国会计文化发展趋势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会计国际化是大势所趋的进程，中国的会计文化正在逐步与国际会计文化趋同。中国会计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时，一方面要吸收外国会计文化的优秀部分，另一方面要把中国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在融合的过程中创新，实现两种文化的对接和超越。中国会计文化在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同时，还要发扬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念和会计处理方法。

2.国际会计文化发展趋势

会计文化的国际化的趋势正在逐步加深。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国际协调的过程，将来世界各国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过程中来，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面临并应予关注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会计行为是不同的，会计文化作为现代会计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种创新，以其独有的功能对有效整合会计资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实现实质性的趋同，而中国的会计文化与外国的会计文化也在不断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创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会计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

[1] 陈科.中国会计文化研究[D].北京机械工业学院，2007.

[2] 陆草.中外会计比较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2（4）

中外文化篇5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伴随着交际外语教学法的渐次推广，对“目的语文化”（target language culture）的导入已逐步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界的共识。90年代以来，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深入，以及语言教学界对语言文化的研究开始出现从单向关注“目的语文化”学习转向关注“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双向互动问题。本文尝试从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现象着手，从外语教学的目标出发，对“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一、我国外语教学中的“目的语文化”的导入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

1.我国外语教学中的“目的语文化”的导入

文化和语言互为目的和手段，共同构成外语教学的基础。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过去的外语教学实践中，我们把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放在首位，期望学生将来能够和说母语者（native speaker）水平相当。从语音、语义、语法等语言本身的角度来说，这个目标可以理解，然而当我们认识到多数说母语者可能长期生活在单语言和单文化的环境中时，这个目标就值得重新定位了。

随着传统教学法弊端的显现以及交际教学法的推广，“就语言而教授语言”的外语教学模式受到质疑，随之“目的语文化”的导入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因为只重视语言的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例如，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学中很典型的问题是“高分低能”“聋哑英语”。这与我国英语教学长期注重语言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对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直接的关系。目前，这种“重知识，轻能力”的教学状况正在改变。实际教学中，对“目的语文化”的重视体现为英美国家的文化习俗被越来越多地融入课堂教学中，成为英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近几年来，这种兼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理论已经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界的共识，并在2001年7月颁布的《国家英语课程》（实验稿）中被写进教学任务。

2.“目的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

教授“目的语文化”，将英语学习者置身于英语环境中，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1999年的《大纲》（修订本）则进一步在教学方法上指出“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助于促进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比如教师在讲解“fifth column”的时候，就不能单从字面解释为“第五军队”了。教师应结合它的来源：“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莫拉将军（General Mola）帅五个军队，其中四个军队正向马德里进军，（还有一个军队是在城里）。从此以后，fifth column这个名词就不胫而走，成了奸细的代名词。”这样有助于学生理解。例如在与外国人沟通的时候，要求对其文化有了解。我们中国人熟人碰面都会客气地问“吃了吗？”如果在与外国人碰面的时说：“Have you had lunch？”他们会以为你想请他们吃饭呢，造成尴尬的局面。

英语中的“听、说、读、写”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因素当然也能在各个方面渗透出来。只有了解“目的语文化”，才能更好地学好英语。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目的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二、文化全球化

“目的语文化”的导入与“母语文化”的引入不仅是实现外语教学目标的前提，还是时代的要求。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它极大地带动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但文化全球化并非“文化一体化”，而是一种多元文化并立存在、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动态平衡。正如国学大师张岱年指出：“经济趋于全球化，但各个民族必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文化的丰富多彩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提。”

中外文化篇6

美国是现代管理的先行者，企业文化管理经验是其企业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出来的，同时又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已经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美斯德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指出：“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企业文化的管理模式成为各国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为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式企业文化成功之路，我们有必要就比较典型的美国和日本及中国的企业形成和发展做一对比分析。从自然原因上：美国地大物博，对人的管理习惯于从个人能力的培养和发挥入手，日本自然资源匮乏，迫使他们更加重视唯一的富有资源--人，从而他们更需依靠团结协作，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损耗。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千百年来“，和为贵”及“和气生财”已经成为国人的普遍生意经。从历史原因上：美国是移民国家，拥有独立意识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对成功有独特的见解。信奉能力，提倡个人通过努力不断追求物质利益和经济政治地位。日本受历史封建家族关系的影响，大家族和睦气氛浓厚，国家集体利益为重，个人服务于集体。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价值体系，群体主义的观念，奉献敬业，团结和谐有良好传统。从文化原因上：美国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相信人有“原罪”，所以控制和监督为管理的主要手段。日本受佛教文化影响，遵从儒家仁义礼智忠孝道德伦理文化，追求和睦相处，互助互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遵从“儒道法”精神，传承其核心精神，对企业文化确立有深远影响。从人文原因上：美国采用雇佣制度，雇主和雇员间双向选择，鼓励员工发挥潜力，实现自身梦想，从而刺激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推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由此为股东创造更大利润，提高企业的地位使之成为长青企业。日本采用终生雇佣制度，员工一生与企业相连，企业也对员工的终生负责，这样的企业更有竞争力，更有团队精神。员工和企业的劳资和谐关系加快了企业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人力资源的观念和标准发生频繁变迁“，狼“”鹰”文化的出现，对企业文化的形成“正能量”的树立越发提出更多挑战。美国企业刚性的管理，规章制度约束行为，利用考核绩效，激励机制控制运作。日本企业采用柔性管理，自上而下的传达企业管理哲学，宗旨，使命，愿景，个人要求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及发挥团队协作精神。中国企业传统上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注重伦理道德，人治，情治和法治的相结合使企业管理错综复杂。综合以上几个原因分析，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企业从管理方式，决策方法和管理效果上有着很大差异。所以，探索发展和深化中国的企业文化成为现代管理学家和企业管理者的又一严肃课题。

2、国内企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公有制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到中外合资再到外企，中国的企业组织结构得到了充分改造，企业文化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但认识水平还不够。在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加入WTO后，企业发展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得到重视和提高。但长久以来，中国传统企业的几大特点造成了企业文化形成的困惑，企业政治色彩浓厚，注重道德伦理，人治和情治及法治界限不清，企业经营缺乏个性特点等等，都不利于企业文化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强化，我国的企业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企业的竞争也从产品到企业文化软实力的转变，企业在其中的探索不断深入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我国的企业存在着很多根本问题。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实施没有多久，我们的企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所以，许多企业都有自己所谓的企业文化，但是这些文化往往只是名义上的文化，并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实质性地推动企业的运作以及公司的战略。虽然我国的企业数量在不断增长，但是成功企业为数不多，很多企业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经营和文化风格。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国企业文化对我国企业的冲击十分强烈。有些企业领导者不顾企业的自身特点，完全照搬国外的管理模式，导致自己的企业文化流失也使自己的企业患上了水土不服的毛病。事实上，这种企业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利于我国企业的成长。企业文化应基于我国国情，历史和现状，打造其现代的，民族的，有行业特点的企业文化，否则一味照搬照抄，必置企业于死地。文化之间的差异往往是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部分，失去了这个差异就是承认自己的企业失败，并使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我国的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不断创新，制定一个适合本企业的发展道路。

3、国内企业文化建设对策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都需要认真的发掘。我国自身的文化潜力是极大的，因此国内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发掘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构建企业的自身文化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企业文化，为企业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打造一个良好的基础。把对市场环境的适应程度作为验证企业文化优劣的标准，并以次作为企业文化开发探索的重要方式。把企业文化与制度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项目一般以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为核心标志。研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导才能，领导艺术和个人风格，倡导和建立领导力，分析管理者在维持企业文化与经营环境之间的协调上如何发挥作用。把企业文化当做一门科学去研究创新，即创造企业的绩效和满意度，创造管理者和员工最佳行为，品格和素质，从而确保产出成功业绩和能力的科学，是一种综合能力的整合创新。提倡建立学习型企业，通过组织学习，团队学习，加强自我修炼和团队修炼，开发创造力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只有员工有了动力、有了朝气，企业才能够蓬勃发展。“以人为本”是我国企业首先应该学习的首要部分，美国、日本的优秀企业文化中无不透露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我国应该效仿国外企业的优秀文化，构建和谐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公司应该重视企业员工的培养，重视引进人才，培养出高素质、高技术的全面人才。中国大多数的企业还处于企业文化的探索阶段，在我国的成功企业当中也有不少的优秀企业文化。成功的企业华为提出了“资源是会枯竭的，只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海尔的企业文化精神作风和理念，都成为现代企业家和管理学家学习研究的典范。在万科地产中，董事长王石就介绍到：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哪里有谷地，就会向哪里汇聚。万科认为只有把人才放在第一位，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所以王石一直不惜重金花费在人才培养，建立健全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已经成为万科地产的灵魂所在。在中国的企业当中存在着一些普遍问题，所以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应该努力的发现问题而不是照搬国外的成功企业模式，高层领导的决策关乎着企业的存亡。正确的决策总是能让一个企业走在巅峰的道路上。

4、结语

中外文化篇7

礼仪之争起源于传教士内部，起初并不在传教士与中国皇朝之间进行，这是了解礼仪之争的基础。传教士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文化使者，不是“殖民势力”。罗马教廷是宗教性机构，不是殖民国家，没有世俗商业利益。因此礼仪之争论不到“划分殖民势力范围”。和仪规是信仰者个人和教会内部的事，不是一国君主范围内的事。康熙皇帝越俎代庖，擅断宗教是非，干涉传教自由，恰恰损害了形象。教皇的通谕，只涉及奉教之人，不涉及一般士子和中国行政。礼仪之争开天辟地第一次把中国宗教礼俗与天主教加以比较。如果说它触动了中国的纲常名教，那毋宁说是一件好事。不能以为禁止教徒敬孔祀祖祭天就是反对中国文化。礼仪之争之后的百年禁教，不应归咎于传教士；禁教毁堂、驱逐教士，是清皇朝排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基督教与旧礼教深刻矛盾的必然结果。一个进入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害怕窗外透过的风和光。以为外国传教士不应对中国礼俗评头品足，“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是一种专制作风。礼仪之争有利于天主教在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中，既融合旧文化，又排除有害迷信，保持信仰纯正，避免“穿西装的玉皇大帝”出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礼仪之争以中国封建皇建的表面胜利而告终。从此中国不与外国往来一百年。天主教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其发展也受到很大挫折。但在中国朝廷的胜利中包含着极大的不幸和悲哀，使闭塞落后的中国更形孤立，积弱积贫日甚一日。中国更加远离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与发达的文明国家更缺乏共同语言，处在较低的对话层次上。

汉语世界部分学者深受政治意识型态浸润习染，以政治话语论断学术问题，以其居高临下的优势，旁若无人（也确实无人）的气势和气魄，提出不少武断结论，不经证明，缺乏事实根据。本文试图就此争鸣一番。

一、殖民势力争夺论

有些人以为礼仪之争纯粹起因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与耶稣会各怀宿怨、互相嫉恨，争权夺利，贪得无压的恶劣本性，而他们的背后又分别是西班牙、法国与葡萄牙争夺远东传教权的斗争，因而是一场争夺殖民势力范围的斗争。顾裕禄武断地说：“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特别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竭力打破以葡萄牙为背景的耶稣会传教士，独占中国传教地盘的局面，建立由他们各霸一方的传教地盘。”他并声称：“这种争夺表明，他们不是单纯地写了传教，而是背后各有其本国企图谋求的利益。”不知作者是如何看到这些传教士“背后的各国图谋”的目的。“图谋”什么？顾长声也以为：“传教士内部的所谓礼仪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各自国家殖民势力在中国的争夺。”

天主教各国修会彼此有矛盾，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礼仪之争的真正原因。这些修会在他们的欧洲母邦，本来就有不同历史背景和宗教成因，因而存在着信仰分歧，在教理上各有偏重。他们对中国礼仪与名称的不同态度，主要出自个人或各个教派对基督教的不同认识，乘著个人的良心和理性能力作出判断。由于具有不同宗教倾向，各国修会都力图坚持自己的主持，因而在争论中不够冷静，甚至互相嫉恨，也是在所难免的。但争论的双方的确都深信灵魂的永恒幸福是至关重要的。决不能由此说礼仪之争的起因就是派别利益之争，更不能断言这是不同殖民国家争夺势力范围。传教士并不是殖民主义者，这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结论。至少，把传教士当作殖民势力的代表，是一个颇有争议，有待证明的前提。一旦这个前提缺乏支撑，则全部的议论便无效。

耶稣会士初入东土时，就对中国礼议产生分歧。就是说，在耶稣会内部，一开始就对中国礼仪有不同看法。那时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还没有进入中国。1610年龙华民接替利玛窦管理中国教务，使联合熊太拔反对“天”和“上帝”的称呼。罗马一些著名神学家都赞同利玛窦所用的名称。耶稣会视察员与耶稣会总长也不同意龙华民的主张。1627年澳门会议曾作出有利于利玛窦的决议。1628年嘉定会议，对敬孔祭祖问题，决定沿用利玛窦的方案；对于译名，采用龙华民一派的意见。1633年再度集会，又允许采用“天”与“上帝”的名称。

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名会会士于1632年前后进入中国，加入礼仪之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会士们掺合中国传统思想为一妥协行为。”他们认为，汉语的天是指“苍天”，“上帝”又是偶像的称呼，不宜用以指称基督教的造物主。当然，这两个修会也可能“嫉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功”。但主要是不满意利玛窦的妥协路线，及其容纳传统旧俗（如祭祀）的做法。1664年杨光先发起教权，各省传教士被拘押到广州，其中耶稣会19人、多明我会3人、方济各会1人。他们会开会讨论过传教问题，谋求妥协与统一。最后通过决议共42条，其中一条是遵守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命令。与会的教士——签字同意。这说明虽有分歧，传教士仍然希望统一。只有多明我会的一名传教士闵明我不同意，回到欧洲，攻击耶稣会。耶稣会在欧洲本来名声不好，这一来更招致谴责。然而在中国去不同：“所有的方济各会、奥斯定会大都附和着耶稣会，即使站在反对地位的多明我会中也有替利玛窦当时的境地辩护的。”而在耶稣会中的法国人，既有赞成利玛窦的，也有反对利玛窦的。如果说传教士代表自己背后的国家的图谋，那么，同一国家同一修会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意见？

在康熙下令传教士只有领取佛教印票才能居留中国的命令后，领取印票的，即有耶稣会士，也有方济各会的主教，江西的奥斯西会主教。拒绝领取印票的，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大部分多明我会士和少数方济各会士。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满文行文档案，1708年时，共有48名传教士领取印票，其中耶稣会39人（意大利6人，葡萄牙12人，法国18人，其余国家3人）；方济各会9人（意大利4人，西班牙5人）；此外还有5名葡萄牙人未发印票，也不准传教。被驱逐的，法国人3人，西班牙8人，意大利2人。由此可见很难用传教士所属国别的利益，来解释他们在礼仪问题上的立场。

耶稣曾介绍孔子哲学到西欧，在宗教方面招致一片反对声。可见那些反对孔子宗教思想的人，却接受了孔子的哲学文化。赖赫淮恩说耶稣会把四书五经翻译出来，叫人学习，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恰好与基督教相反。尤其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也介绍了中国的实际政情，中国反而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国”。法国启蒙思想家虽然反对耶稣会士，却欣赏中国的学问，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以“本国利益”作为评价中国文化的标尺。他们反对耶稣会士，却一点儿也不仇视中国。

在礼仪之争中，既有不同修会之间的矛盾，也有同一修会内不同国籍的会士之间的矛盾，还有一国籍而棣属不同修会的传教士的矛盾。这些矛盾，有的不是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而是原来就存在著，更不是酿成礼仪之争的根本原因。把礼仪之争中不同意见的分歧说成是“无不从属于西方殖民地国家（原文如此，应为殖民主国家一引者），争夺远东利益，和罗马教廷与殖民主义世俗国家争夺东方教权两大主要矛盾”，“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彼此勾心斗角”。是不合事实的，武断的。

有些人过分演染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漠视他们在艰难中相濡以沫的手足之情。1688年从广州逃到欧洲的那位闵明我，即navarrette（那瓦菜托）本来是反对耶稣会的，后来做了圣多明名的总主教，却非常信仰耶稣会士，邀请他们去他的教区工作。

穆启蒙正确地揭示了争论的实质：“双方对对立的事实是传教的两种方式”。“也就是教会内两种自由争辩的神学观念在对立：拥护者是强调圣宠不消减本性的原则，反对派则是偏重圣奥斯定的理论，强调圣宠的效能”。

二、禁教罪魁祸首论

有的学者认为礼仪之争是不智之举，是小题大做。王治心认为这是教会的“内讧”。罗竹风说，康熙和雍正禁止传教士活动，是天主教“咎由自取”（按：此乃方豪语）。他们认为，由于传教士的鲁莽急躁，更由于他们上诉教廷，请求教皇仲裁，激怒了康熙皇帝，结果才有百年禁教。他们指责礼仪问题上的争论中断了天主教在中国的顺利发展。

中国之采取闭关政策和限教政策不自康熙始。康熙以后诸帝禁教也并非由于礼仪之争。早在礼仪之争以前，中国就有对传教士和教徒的迫害。沈催和杨光先两次发起教难时，耶稣会士恰恰奉行利玛窦传教方针。也许以沈催、杨光先为首的中国官僚士绅才真正看到基督教与中国儒学根本不同，而耶稣会士却不了解这一点。礼仪之争后的几百年，也有连续不断的迫害。雍正帝连奉教的皇帝宗视苏努一家也不放过，更不许国人信奉天主教。赖德烈正确指出：“设若没有礼仪之争，大多数数难仍将发生。造成传教的灾难日子的原因，大多数几乎同礼仪没有关系。”他并且指出，礼仪之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都不能在中国工作和居住，不管他们对上帝这一术语和祭祖敬孔仪式的态度如何，因为他们被疑为外国间谍。即使是拥护利玛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也不能在中国畅行其教。

马克思博士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州鞑靼人征服人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中国自古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防”的论调，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闭关锁国。清王朝明定国是，公开锁国令，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与国策。一切为了维护一个的利益，只要求臣民保卫这个皇中央，“皇”的利益高于一切。

诚然，康熙禁教的直接近因是礼仪之争，但礼仪之争纯属学理之争，文化之争。用行政高压手段封杀学术，信仰自由是毫无道理的。在康熙眼里，“西洋人等小人”不配谈“中国之大理”。在不能以理服人的情况下，“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果断有馀，而手段却也贫乏。

有人认为，传教士内部“妒忌、攻击、仗势等等不良因素实在是违反基督教对中国来的精神”是“自己毁坏了传教工作。”说传教事业之成败完全取决于传教士的态度与品格，这是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了解。根本原因在于基督教这种异质宗教文化信仰，连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观念以及博爱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祀祖敬孔的教义，本身就构成对中国封建神权、族权、政权的障碍。传教士也许要容纳迷信仪式才会被视为“宽厚”、“仁义”。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也被视为异端邪说，因为佛教徒出家就要改姓氏，不得敬拜父母国君。凡此即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基督教用至高无上的上帝权威打压皇帝权威，这自然不能见容于皇权。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其后的专利主义政权，必然要仇视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说他们也宽容过基督教，那并不是他们的真意，而是慑于世界各法制国家既成的律例与国际社会的舆论，且要努力营造自己的救世主形象。康熙说他之所以宽容天主教乃是“朕因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会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他根本不懂得什么信仰自由，传教自由和权利的问题。如果机会适当，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翦灭基督教。雍正帝说：“尔等欲我中国人为教徒……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不尽为尔教皇之百姓乎？”在雍正及其他不谙世界事务的人看来，一旦成为天主教徒，就等于是教皇国的公民而不是中国公民，所谓“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样，禁止传播天主教就有了足够的理由。

三、中国传统文化论

还有一些人认为：主张中国风俗不合天主教教义，就是不尊重中国风俗文化，就是反对把基督教同中国习俗结合起来。江文汉说；另一派“蔑视其他民族的民俗习惯”，“不能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习俗。”金鲁贤批判礼仪之争中一派传教士“主张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他说：“根据罗马禁令，做一个教友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可是反对孔儒学说，否定祖国文化，怎样去念书识字：子子孙孙作文盲，不敬自己的祖宗长辈，势必为社会，亲友所不齿。”禁止教徒尊孔祀祖祭天，就是否定孔儒学说，就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压制读书识字，就是敌视中华。这个推论在逻辑上不成立。

如前所说，中国的陈规陋习同基督教义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冲突在所难免。把敬孔、祭天、祀祖当作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视为不可触犯的“天条”，实际上是维护落后。这显然是一种“国粹论”而不是“国情论？”如果这样，则留辫子、缠小脚、守孝三年、讨小老婆、抽鸦片烟、养童养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便都是应当尊重的“传统文化”了。

某些神学家把基督教的福音在世界各地传扬的历史，说成用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和风俗习惯来改造基督教的历史，这一看法忘记了基督教传播之处，有些民族还是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这一看法也忘记了基督教是世界性宗教，如果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基督教，那岂不是有无数个基督教吗？基督教传到北欧的时候，那里还是没开化的野蛮民族。16世纪的中南美洲印第安人及菲律宾人也是如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悠久的文明大国来说，基督教既要同它的某些文化相适应，但也无可否认，基督教也禁止教徒信奉多神，崇拜祖先灵魂等迷信异端。

有些学者以为，西方传教士“妄自干涉中国传统礼仪”，“无视中国礼俗和社会特点”，“妄图干预处于科学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这种说法不确切。无论是教皇的禁令还是嘉乐，八项都只涉及中国天主教徒，而不涉及中国一般读书人和普通民众。假如天主教真的对科学制度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所触动的话，那么，谢天谢地，早在三百年前，中国科学制度就受到质疑，岂不甚好！江文汉先生说，教皇颁发通论的结果是使中国读书人不能入教，因为敬孔是进仕得功名的必要条件，不敬孔就不能列身科学，读书人信教被认为“非我族类”。可见，问题出在中国科举制度上。既作教徒，就要放弃功名利录，就不能作官僚政客式的僧侣。

某些断言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传统习俗的人说对了一部分。基督教本来就不是农业宗法制度下的宗教，它是希伯来游牧部落的宗教与商业化希腊文化的结晶，对中国农业文明以忠孝为本的伦理无疑是具极大颠覆性的。忠君事亲，敬孔祭天，这种观念不知扼杀了多少有个性的思想！龙华民，黎玉范的指控，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的决定，多罗的禁令，这都是向衰败的中国惰性文化发出的檄文。他们早在前二百年就首先向中国旧文化，，旧礼教（吃人的礼教），旧风俗，旧习惯发出责难。而在欧洲，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恰恰是从耶稣会士的介绍中，看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势不两立，而不是如同耶稣会士那样将二者混为一谈。在看到二者差异的人中，有些人转向仰慕中国文化，（如伏尔泰），有些人却攻击中国哲学（如伯朗士）。但这些“立在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康熙语）的人确有真知灼见。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如果立足于“求异”，即指出二者的差异，进而改造、重塑既有文化，或许对民族更有益。

恩格斯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的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恩格斯认为，在旧的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总解体时期，基督教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并且指出，基督教是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多神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成为世界宗教，取得胜利。早期基督教与异教世界神祗斗争的情形，同康熙时代中国礼仪之争颇有相近之处。与中国礼仪之争同时，印度的特殊礼节（malabar）也遭到禁止，印度的种性制度也受到天主教批评。基督教的一神也曾同日本神道教的八百万神灵（比人还多）进行过斗争。这说明，基督教作为跨越种族、国家、阶级、性别、家庭、肤色的世界性宗教，势必同民族宗教和崇拜发生冲突。民间宗教永远无法走向世界成为万国万民的信仰，基督教的固有信仰决定了它对这种有害迷信要进行斗争。这同它在罗马帝国时期艰难地向四处传播时的情形是一样的。

汉斯·孔在谈到基督教在中国民间宗教中的两难境地时说：“要么基督教责难民间宗教，那它就只能始终是外来宗教；要么它容纳民间宗教，那它就会失去其本身的特征。”礼仪之争就是这两种倾向的一次激烈的冲突。从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特质出发，向孔子行礼，每年三次向政府官员和学者举行的跪拜、烧香、贡献祭品，以及向祖宗祈福，民间的破除凶灾的魔法，都是应当加以反对的迷信。如果对它过份妥协，就会成为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如果忽视天主教义的纯洁性，强调调和，就会使基督教变质。罗博瑟姆（rowbotham）指出：耶稣会的反对者表示“在这一点上妥协将会导致信仰死亡”，“如果耶稣会士的主张被全盘接受，中国天主教迟早会失去它自身的特点。”赖德烈指出：“应当肯定，教皇的通谕有助于教会免于失去其特殊的使命和活力。教会如果同中国一些现存习俗和平共处，随之而来的肯定是教会的蜕变。不管少数有教养的人如何，对广大群众来说，他们奉行的礼仪大部分是万物有灵论。马上把一个民族全体从泛神论，引导到纯洁的基督教信仰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有意地与那些明显的低层次的和不完美的事物妥协则是危险的。”这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所可能说出的，最恰当最贴切的意见，也是一种真诚的看法，令人觉得言之有理。

我们愿意指出一个事实：目前大陆农村丧葬礼仪复杂，迷信色彩浓厚，一般农民感到“死不起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纷纷转向信仰基督教，对简化的丧葬礼仪转为欣赏。用基督教的信仰仪式冲击旧式迷信，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四、国家内政论

有些人认为礼仪之争是传教士对中国国家和内政的干涉。顾长声颂扬康熙“坚持了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尊严，反对了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又说“康熙雍正禁止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使中国从这一道防线基本上堵住了殖民势力的渗透达一百多年。”连闭关锁国都加以称颂，禁止传教自由竟然和维护扯在一起，令人费解。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内政？国家通常同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外交权）以及领土完整等联系在一起。卢梭认为在民不在君。宗教是信仰者一种个人选择，属于人们的良心。中国是个具有多种宗教构成的国家。人们信仰哪一种宗教，采取何种宗教仪轨，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并不违反利益。世界三大宗教先后传入中国，凡入教者都接受有关宗教的戒律规条，服从一定约束。佛教传入中国、日本，并不涉及该国问题。西方传教士是由民间宗教团体派出的，并不代表任何国家和政府，不是国王的使团。不是由政府规定和强制推行的。因而仪式，礼规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内政。把宗教同政治，教会与国家混同，杜撰“宗教”的概念，没有什么益处。罗马教廷的指令，只对教徒有约束力，并不针对中国政治制度。所谓维护国家，是无稽之谈。从另一方面讲，由皇帝对宗教事务进行裁断，并不意味着的完整。一个国家的，不会因为所辖范围内的多元化而被削弱。国家保护一国公民的正当利益，而非相反。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天主教徒都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不是本国的公民。这些国家的也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一个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只要奉公守法，不会因为他在宗教仪式上与别人有区别而被认为犯法。做教徒与做公民并不矛盾。满清入关，强迫汉人剃发蓄辫，许我汉人不肯剃而被杀头。道教出家人（如傅山）反而照常蓄发。那时他们尚且尊重宗教徒的礼仪。更重要的是，礼仪之争是一批宗教学者围绕自己的信仰与中国习俗的关系，在教会内部进行的讨论，并没有要求中国政府这样做那样做，也没有要求非天主教徒这样做那样做。新晨

有人认为传教士就中国礼仪与译名问题，上诉罗马教廷是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帝为了维护中国才下令禁教。其实，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舍此，便不能称为天主教。中国的传教士在争执不休，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请示教廷，而不求助于中国皇帝，属正常之学。历任教皇都是在听取神学家讨论之后才慎重行事的。起初教皇想采取调和政策，所以才有1645年与1665年两个相反的通谕，而克来门特九世认为这两次通谕均有效，由传教士视情况自行决定。只有后来耶稣会士擅自将礼仪问题提交康熙皇帝，“各省传教神交争执益力，纷纷上书罗马教皇，求察明断决，以息群喙。历任教皇以神交所言不同迟疑不决者久之，至1704年教皇格肋孟第十一（克莱门特十一世）又详细考核，知以上诸礼，难免异端臭味，不合圣教之至圣，遂不复迟疑即出论禁绝。”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来看，教皇此举使“异论顿息，人心翕然，迄今二百年各省传教神父勿论何国何会，悉尊教皇喻旨……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无争执歧异之端，而圣教的至一至圣，亦愈彰明较著焉。”这是令人欣慰的。康熙帝在教皇特使的公告上信手涂鸦，胡写乱画，进而驱逐外交公使，蛮横指斥教皇使臣“愚不识字”（指不识汉字），污辱人格，出言不逊，实在有伤大雅。他干涉宗教内部争论才是一种越权。萧若瑟说：“定断某事为异端，某事非异端，某事有罪不可行，某事无罪可行，系神权的事，应归教皇主持。国君掌管国政，只能治人外行，不能及人良心，故此次康熙所为，未免越教皇神权。”痛快斯言！今天，不仅天主教徒如此看，一般明理懂法的人也如此看。政治与宗教、国家与教会应当分离。天主教徒在宗教事务上服从罗马教会，乃天经地义。王治心也说：“教廷当局，宁可牺牲在中国的以往工作，不愿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丝毫妥协，这种守正不阿，不肯枉尺直寻的精神实在是无可厚非的。”

中外文化篇8

[关键词]日本企业； 企业文化； 学习；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萧条，多数企业濒临破产。世人皆以为日本要一个世纪才能恢复元气，然而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日本经济复苏，中小企业发展迅猛，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企业，如索尼，松下等。它们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引起了世界对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重大助力――“日本企业”的关注。

众人研究日本经济崛起、日本企业蓬勃兴起的原因，发现日本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商场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它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一个优秀的企业应当具备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这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精神保障和动力支持。只有具备先进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在商场竞争上立于不败之地。

一、学习日本企业文化的原因探析

世界最先进的企业管理不在日本 ，最优秀的企业也不是日本企业，而在世界众多文化中，我们强调学习日本的企业文化，而非西方的先进企业文化。原因有以下两点：

1.较西方文化，日本企业文化更适用于中国企业

由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地域等差异，双方的思想观念不同。许多在西方所崇尚盛行的企业文化，在中国却行不通。而日本则不同，它与中国地域相近，自古以来就交流频繁，唐朝时期，日本曾派遣大量使臣渡海来学习中国文化。因此中日在一些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上具有共同之处。如中日空乘人员招聘会偏向于一些仪表较好的人员，这是因为我们认为空乘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要注重美感。而在西方，这种行为会被当作是一种就业歧视。因此西方的空乘人员并不太强调仪表的美丽。

2.实践证明，日本企业文化同样适用于中国

现今，最具有日本管理特点的中国企业之一――海尔集团，其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自他创业起，就开始研究分析日本的两大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和盛田昭夫；崛起阶段，海尔在生产班组管理方法也借鉴了日本松下集团的企业管理经验。在海尔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给成长中的海尔集团较大的启发。如今，海尔集团学习日本企业，超越了一些日本企业，甚至受邀到日本企业去传授海尔的部分管理经验。这说明日本企业文化在中国行得通。

二、日本企业文化借鉴之处

1.重视企业员工

很多日本的企业家树立了把员工当作企业重要资源的思想。他们珍视员工，让员工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幸福。日本家喻户晓的经营四圣之一的稻盛和夫先生就以此为其经营理念。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主持人给稻盛和夫先生出了道考题，排列股东、员工、客户的重要性。稻盛和夫先生毫不犹豫地将员工排为第一。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员工，员工作为企业第一线，其利益得到满足，更好的工作，能使顾客利益能很好地满足，顾客满意度提高了，最终股东的利益也就自然会得到满足。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可以成就“三赢”的结果。

而在中国，许多企业家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宣称客户至上，却鲜少有人提到“员工利益”。而且侵犯员工权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例如拖欠或随意克扣工资等。企业对员工忽视，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热情，降低了服务质量，最终也会影响企业，股东的利益，造成企业发展迟缓的局面。

2.高的员工忠诚度

员工高忠诚度是日本企业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在日本，人们并不多跳槽，很多员工甚至会为其所在的企业奉献一生。他们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为企业的发展竭尽全力。同时为了鼓励员工对企业忠诚，企业也会为忠诚度高的员工谋求更好的福利。日本企业中，员工呆的时间越长，资历越久，所获得的报酬也就越高。这种方式很好地激励了员工，较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忠诚度，使员工更愿意为企业服务，创造更多的财富。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企业员工的变动率还是较高的。员工换岗谋求更好发展，企业解雇寻求更优人才。诚然，这样做能使人力资源得到更好的优化配置。给劳动力市场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但是变动过勤，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企业凝聚力不够，向心力不足。这样不稳定的劳资关系致使企业发展后劲不够，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

3.注重细节

商场瞬息万变，有时细节也能决定成败。但在中国企业，细节往往被忽略。很多企业家们，忽视小的环节，只注重大的框架，最后一个小的细节的偏差，却导致功亏一篑。细节决定成败。

反观日本，日本人却能将细节做到极致。他们大到某一个产品，小到某一个零件，都追求细节，精益求精。为了车子上的一个小零件的完美，他们可以将其车子召回，重新修改。哪怕只是车子上的小部件，他们也十分重视，这种注重细节的观念让日本车子大受欢迎。细节成就完美。

这样，日本凭借追求细节的高要求，成功打造出丰田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品牌，让日本企业注重细节的观念深入人心。

4.优秀的学习能力

日本或许不是创新能力最强的民族，但是他们的学习能力却不容小觑。每年一些市场上流行的日本产品其实是日本购买欧美产品，通过迅速地消化吸收，然后再投入生产，制造出来的。这种产成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欧美市场乃至世界市场上往往备受青睐。

日本人优秀的学习能力，为他们节约了研制时间及成本，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来用于生产、制造日本产品。

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就远远不够了，中国一些企业家们满足于成为“世界工厂”中的加工厂，不思创新，只是在不断地重复复制国外的产品。其实中国也有像日本那样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企业，但是真正被其消化吸收的却很少，生产出来的产品仍然是“中国制造”。没有改良创新，没有学习、吸收，技术再精湛，也只能算得上“模仿”。

5.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团队精神，就会形如一盘散沙。企业内部员工各自为营，凝聚力、战斗力下降，无法集中力量进行企业建设，造成企业发展滞后的后果。

日本人深谙团队精神的重要性，他们从小就注重培养孩子的团队意识，甚至在幼儿园的入园考试中，团队精神被当作他们入园测试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没有团队精神、合作意识的孩子最终会被幼儿园拒之门外。凭着对团队精神的重视，日本为日后企业打造了一批又一批的高效团队。除此之外，在进入公司后，企业内会组织一些加强团队合作的活动，帮助员工更加的热爱集体，更好的融入集体。由松下幸之助先生创办的松下电器公司，创立 “朝会”“夕会”制度，利用上班前五分钟，下班后五分钟进行员工聚会，在会中唱社歌，朗诵公司纲领等，将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感等根植于公司全体员工心目当中。松下公司利用这两会来顺应同化帮助员工尽快地融入公司环境，也达到了凝聚团队力的目的。

三、结语

在了解到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后，中国企业，要更加重视企业文化，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能只是追逐利润，而忽视了企业内部文化。就像稻盛和夫先生曾经对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寄语称道，中国企业家具有商才，但不能只考虑企业利润，还要考虑长远的发展。对此，中国企业要联系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向日本企业学习，学习他们企业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为我所用。同时，我们学习，但不代表我们对其文化全盘接收，我们是择优而学，取舍结合，在学习中改进、创新。将他们的变成我们自己的企业文化，创建出新时代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为我国经济建设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适宜.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6(1)

中外文化篇9

摘要：跨文化语用学是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语用交际的语言学应用。汉英之间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以汉语为基础，以语言的差异性和语用学为理论背景，以对比和比较为主要方法，观察、分析中外文学小说中运用中的种种现象及差异。主要以《红楼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语用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语用意义，跨文化语用学研究更需要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语用意义的构建和理解。从《红楼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语言艺术对比中体会不同文化的语言差异，体现中英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多含蓄外国文化多直白，从语言学新的视角解读人物的语言特征，体悟语言的魅力。

关键词：中外文学；语用学；跨文化视角

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要注意从语用手段层面分析文化载体；从语用环境层面分析文化蕴涵；力求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语用中产生的种种差异性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并由此揭示出汉英跨文化语用学的相关规律；以及从语用主体层面分析文化策略，构建了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体系，力求在汉英语言表层对比的基础上，挖掘出其深层的文化内涵。

《红楼梦》中每个人的对话都富有性格特征。举刘姥姥初进荣国府的几句话为例，刘姥姥与周瑞家的已多年没有来往，与贾府更是天壤之别。在这情况下要实现告贷求助的目的是有困难的。一见面，周瑞家的就认了半日才认了出来。坐下谈了几句话，就问刘姥姥是“路过，还是特来的。”气氛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刘姥姥是怎么说的呢：“原是特来瞧瞧你嫂子，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在语用学中主要体现了权势原则，因为刘姥姥和周瑞的相对权势较大所以说话更加的委婉含蓄，说明中国人说话更多的是含蓄，曹雪芹把人物真的写活了。

还有下面也非常妙。周瑞家的介绍了琏二奶奶之后，这对姥姥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又不能明说，她就随口答道：“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错的。这等说来，我今儿还得见了他？”本来刘姥姥不认识，他却说认识，这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低他不敢说不认识，遵循了礼貌的原则。另外，他违背了格莱斯的质量原则。

细读原文，我们不难想想见姥姥当时说话时忐忑不安的表情体会到她故意把话说得迂回曲折含混其辞而又不失时机地把目标由王夫人转向王熙凤。我们再来看第五十二回贾母与王熙凤的对话，贾母点头叹道：“我虽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也不是好事。”凤姐忙笑道：“这话老祖宗说差了。世人都说太伶俐聪明，怕活不长。世人都说得，人人都信，独老祖宗不当说，不当信。老祖宗只有聪明伶俐过我十倍的，怎么如今这样福寿双全的？只怕我明儿还胜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岁后，等老祖宗归了西，我才死呢。”如果用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分析的话，这句话完全违背了数量原则，贾母就说了一句话而凤姐却说了好多句奉承的话，可见她的会话含义就是极力奉承贾母，另外，这句话还违背了质量准则，认识不肯活到一千岁的，完全的夸大体现了凤姐的能言会道的特点。

贾母笑道：“众人都死了，单胜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老妖精一个词用的诙谐幽默，说得众人都笑了。这番对话，作者写出了凤姐的机警敏捷、能说会道。宝玉生气后道：“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铼头鼋吃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驼一辈子碑去。”写得也非常生动。说这句话必须是听话人和说话人双方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比如双方都知道归西就是去世的意思，王八是骂人的话，如果没有这种背景可能双方很难理解。上文提到贾芸求凤姐管花木的事，他们的对话也非常精彩：“那贾芸一径回家。至次日来至大门前，可巧遇见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见贾芸来，便命人叫住，隔着窗子笑道：‘芸儿，你竟有胆子在我的跟前弄鬼。怪道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儿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贾芸笑道：‘求叔叔这事，婶娘休提，我这里正后悔呢。早知这样，我一起头就求婶娘，这会子也早完了，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这里有一个语用前提，就是他已经去求叔叔了，所以他才会说后悔。

明明是自己想要答应非要拉上第三者的借入，体现了中国人说话的委婉含蓄。此段对话堪称经典，思之令人发笑。

从这段话中我们了解到，在中国的小说中大多采用兜圈子的形式，喜欢用委婉含蓄的手段表示对对方的尊重，用赞扬的方式维护对方的积极面子，并且用违背质量和数量准则的方式表达尊人的意愿。并且中国人很重视权势大小，权势越小说话越含蓄。在威胁到别人消极面子时中国人常常先绕一个大圈子再委婉的说出自己的请求。

中国的文学中语用特点主要是含蓄的，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外国文学中的语用特点。这是一个灯塔，因为朱丽叶睡在这里，她的美貌使这个墓窟变成一座充满光明的欢宴的华堂”，“我的爱人！我的妻子！死虽然已经吸去了你呼吸中的芳蜜，却还没有力量摧残你的美貌”，“你的嘴唇上、面庞上，依然显得红润的美艳”。

“这是一个灯塔”，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灯塔”能指引航向。罗密欧之所以来到这儿，就是因为朱丽叶安息在这里，这里用比喻表明了朱丽叶在罗密欧心中的地位。朱丽叶在罗密欧心中就是光明，就是美好。“欢宴”表现出他因能重见爱人，且为之殉情而感到快乐、幸福，“充满光明”、“华堂”则是罗密欧对朱丽叶的由衷赞美，朱丽叶太美了，就连阴森的墓穴也为之生辉，可见外国人在表达感情的时候是直白的，用“我的爱人”，“我的妻子”这种重复的词汇体现出语言的力量，语言的重复更多的是为了强调。

“啊，亲爱的朱丽叶，你为什么依然这样美丽？难道那虚无的死亡，那枯瘦可惜的妖魔，也是个多情的种子，所以把你藏匿在这幽暗的洞府里做他的情妇吗？”

可见外国语言比较形象，这是罗密欧假想死神娶朱丽叶为妇的台词。罗密欧不敢相信朱丽叶的死亡，甚至想像是死神。妖魔要娶她为妇，表明了他的极度痛苦和深深的思念。

“眼睛，瞧你的最后一眼吧！手臂，作你最后一次的拥抱吧！嘴唇！啊！你呼吸的门户，用一个合法的吻，跟网罗一切的死亡订立一个永久的契约吧！”

契约是外国文化的一部分，听话和说话双方必须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才能理解。这是一段排比句，表明罗密欧眷恋着朱丽叶并决心追随朱丽叶而死的强烈感情。

“苦味的向导，绝望的领港人，现在赶快把你的厌倦于风涛的船舶向那f岩上冲撞过去吧！”

这段台词用了比喻的修辞，表达出罗密欧的痛苦和绝望。可见外国文学中多用比喻去表现语言的间接性。按照约翰舍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分类，罗密欧主要对朱丽叶实施了表达的行为，表达了浓浓的爱意。

可见外国文学多直白形象，给人直观的冲击力让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

朱丽叶：明天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叫人来看你？

罗密欧：就在九点钟吧。

朱丽叶：我一定不失信，挨到那个时候，该有20年那么长久，我记不起为什么要叫你回来了。

罗密欧：让我站在这儿，等你记起了告诉我。

中外文化篇10

但是近代以降，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剧，特别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渐，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西学对中国文化具有的决定性因素，使中国主流思想文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文化遭到空前的批判、否定和抛弃，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西方的思想文化成为中国人膜拜、效仿的对象，于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笼罩下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更谈不上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了。

在人们极力引进、吹捧西方文化、并以西方文化来改造、建构中国文化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在研究文化的时候，我们除了借用西方的学术术语和学术思想，几乎找不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因素，面对文化建设，我们已经无法用中国传统思想来表述现代的文化，中国文化处于“失语”状态，中国文化除了被外来文化融化外，很难再找到中国文化“化外”的功能。

中国文化曾有过“化外”的辉煌

中国思想文化现代以来的“失语”，并不表明中国思想文化缺乏“化外”的功能，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化外”历史，最成功的范例就是东汉以来佛教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和会通，儒、释、道三教合流并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东汉开始，佛教传入中国。作为和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儒学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开始了和中国本土文化冲突。因为儒学、佛学、道家所宣传的教义不同，三家所呈现出来的思想文化各有特色，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一样，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儒家思想主要影响于政治社会制度和公私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佛道两家却于思想信仰层面似乎更胜擅场。在东汉以前，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是儒家，道教产生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独尊的地位受到挤压，儒家思想因与两家不同而产生冲突。虽然在政治社会层面儒家仍然高高在上，但在人们的精神信仰方面，佛教和道教利用自身的教义，影响着世俗的精神生活。不论是帝王还是世俗百姓，崇佛信道的大有人在。从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留存下来的那个时代的石窟佛龛可知，不仅仅代表着那个时代宗教艺术的辉煌成就，而且也告诉人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佛教在中国是何等的盛行。

虽然佛教从传入中国以后就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但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儒家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甚至还出现了武宗灭佛这样的历史事件，可想而知儒佛之争是何等的惨烈。在很长一段时间，崇佛、排佛一直是思想文化交锋的主线，儒佛之争说穿了就是以捍卫儒家道统的学者和佛教徒关于儒学和佛学价值和作用的争论，也是本土思想文化和外来思想文化谁主沉浮的较量。从东汉到隋唐甚至宋初，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的交锋，基本上都停留于表面，我说我的，你说你的，论战双方都没有沉下心来仔细研读对方的思想理论。尽管交战激烈，却趋于表面。从唐朝排佛领袖韩愈、柳宗元以及宋初“三先生”对佛教的排斥，就可以看出当时两种思想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

韩愈是在儒学思想甚浓的环境中长大的，后来尊崇儒学并自视为儒家正统的接班人，在《上宰相书》中，自诩：“业者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9页）他一生的志向就是“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韩愈全集校注》，第1909页）。他从儒家卫道士的立场出发，高举灭佛的大旗，用犀利的文字抨击佛教，最著名的排佛文章有《原道》《论佛骨表》。在这些文章中，他历数了佛教的种种罪恶：佛教为夷狄之法，中国人不应该信奉；佛教传入中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王朝更迭加速；人们痴迷佛教，伤风败俗，有损孔孟传统；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应该对他顶礼膜拜。表现了对外来文化的极度排斥的心态。

到了宋初，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儒士，同样对外来文化―佛教抱有极度的敌意。他们从维护儒家的道统出发，批判佛教“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徂徕先生集》卷七《宗儒名孟生》）。石介自命“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徂徕先生集》卷五《怪说・中》），表现出与佛教毫不妥协的姿态。孙复更是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力辟佛老，痛斥佛教为异端邪说，“去君臣之乱，绝父子之威，灭夫妇之义”（《睢阳子补集》）。宋初的儒学之士对佛教的抨击，只是单纯从儒家正统出发，对佛教教义并没有深入研究，很显然这种批评并没有击中佛教的要害，因此显得软弱无力。

面对儒学之士的抨击，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不得不面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抵触开始适合中国生存的变革，于是佛教开始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悄然变化，不论从教义还是其他方面，逐步吸纳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儒佛互补、儒释道合流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慢慢启动。儒佛互补，其实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互动，儒家吸收佛教的精神，佛教吸纳儒家的精髓，从相互抵触到相互吸纳，并形成新的思想文化。儒佛互动的历史进程，从佛教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禅宗的形成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而宋学等同样吸纳佛教的养分，自此而后，儒释道合流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佛道亦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存发展，中国文化的“化外”能力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范例。

中国文化“化外”的经验

佛教中国化、儒学融合佛教的历史经验，开启了两种不同文化融合互补的成功范例。禅宗集中显示的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以至于自唐以后不领会禅宗思想就不能参透中国思想文化。同样，宋以后的儒学也包容了佛教的一些思想精髓，并形成新的儒学学派，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文化发展到这一地步，不得不迫使人们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学如何融合才能成功，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化外”能力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确保两种不同文化融合成功？

细细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对今天中国文化的“失语”有所借鉴。

第一，文化融合的前提是“固本”。唐之前，儒佛势同水火，针锋相对，前提就是各自不认同，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文化。唐之后，矛盾和冲突虽然未能彻底解决，但已经开始融合。佛教的中国化表明佛教积极吸纳儒学的精神养分，向儒学靠拢，同时不再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之所以能接纳佛教，也是因为儒学正统的根基没有受到佛教的冲击，在高扬儒学的旗帜下，在儒学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吸纳、融合其他文化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儒佛道三教合流正是在固守儒学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佛教不肯放弃外来文化高贵的身躯，凌驾于儒学之上，并时时想取而代之，文化的融合也就不可能。正是因为佛教中国化，依托的母本是中国本土文化，这才有了儒佛互补的可能。放弃根本，照搬人家，中国文化不可能“化外”，佛教也就不可能中国化、儒学化。

第二，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合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文化的“化外”能力的强弱与国力、国势的强盛的关联。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处于被否定、被批判的地步，并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文化代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近代中国孱弱、被西方列强欺凌的现实有关。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与文化发达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强大的国力作支撑，文化也就不可能繁荣昌盛，从汉唐盛世直到明清，中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在外人看来，中国文化也就代表着当时最优秀的文化。从文化互动的规律出发，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融合落后的文化，中国文化“化外”、中国文化具有话语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三，两种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和互动，就是必须保持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态度，如果一方想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一种文化想征服另外一种文化，文化融合就不可能实现。儒学之所以能融合佛教，与唐宋以后两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切磋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国本土文化水火不相容，两者攻伐不断。随着冲突加深，也迫使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尤其是宋代以后，不仅很多僧侣与当时的士大夫都是好朋友，“援儒入佛”“援佛入儒”成为当时有名的僧人和儒士共同的取向，只有平等的心态，才能心平气和地探讨学术问题，才能不带情绪化地深层次了解对方。如宋代的智源和尚除了佛学修养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对于儒、佛，他认为“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所以“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上》）当时的许多士大夫也有同样的认识，如王安石就认为：“佛书，乃已经合，盖理如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正是能够保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文化心态，两种文化才有可能吸收、融合。

第四，文化融合的目的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本土文化吸纳其他文化并在文化上创新。宋明理学的产生，既是坚持儒家道统的结果，又是吸取佛道等思想文化的产物。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是儒家消灭佛道，也不是佛道取代儒家，儒家的正统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佛道也没有被儒家蚕食，反而在吸纳儒家的成分后，进一步被中国人接受，儒、佛、道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观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失败，走的就不是文化融合的路径，作为传教士的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思想文化，不论是汤若望试图让顺治皇帝归顺基督教，还是南怀仁尝试让康熙皈依基督教，其结果只能是失败，失败的原因就是在文化会通上，西方的传教士没有采取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态度，试图以基督教思想文化征服中国思想文化，这种做法是绝对行不通的。像康熙朝发生的“礼仪之争”，不能仅仅从表面上理解为不同的礼仪差异，实则是两种不同文化融合的路径之争。罗马教皇严禁“祀祖祭孔”，一副高高在上的霸权行径，岂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所以康熙皇帝下令从此以后洋人不得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张西平：《中国与西欧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

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化外”的能力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所以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异域文化能处在主导地位，保持长期的话语权，就是在面对异域文化渗透的时候，坚持本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再会通、吸纳、融合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并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