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范文10篇

中外文学范文篇1

一、废名小说的黄昏意象

在废名的小说《桥》中，有一节的题目名为《黄昏》。它承接着上一节的《杨柳》，开头便写小林对于黄昏之美的“深思”:“三哑叔挑完了水，小林一个人还在河上。他真应该感谢他的三哑叔。他此刻沉在深思里，游于这黄昏的美之中，———当细竹去了，三哑未来，他是怎样的无着落呵。但他不知道感谢，只是深思，只是享受。心境之推移，正同时间推移是一样，推移了而并不向你打一个招呼。头上的杨柳，一丝丝下挂的杨柳———虽然是头上，到底是在树上呵，但黄昏是这么静，静仿佛做了船，乘上这船什么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简直是搴杨柳而喝。……走过树行，上视到天，真是一个极好的天气的黄昏的天。”［1］(P488)在史家庄看过“打杨柳”的小林陶醉在“一个人”的黄昏里，他不仅体验到了黄昏的“静”，而且还要分辨出黄昏的颜色。他看树，观水，望山，直至“看见夜”，望到星，其间既有因为山的“看不见”而用“心”冥想，又有因为无法指出一棵树的“分际”而感动得突然流泪。可以说，废名对于这黄昏的描写非但是精细，而且还饱含深情!其实，同样“精细”和“饱含深情”的描写在废名的小说中并不罕见，他的《桥》之《落日》与《钥匙》中就都有一些精彩的片段:“下得牛来，他一跑跑到坝上去了，平素习见得几乎没有看见的城圈儿，展在眼前异样的新鲜。树林满披金光，不比来时像是垂着耳朵打瞌睡，蝉也更叫得热闹，疑心那叫的就是树叶子。一轮落日，挂在城头，祠堂，庙，南门，北门，最高的典当铺的凉亭，一一看得清楚。”［1］(P357)“对面原野一轮红日恰好挂在一个树林之上，牵引他了，简直是一个大果子，出脱得好看，不射人以光芒，只是自身好彩色，他欢喜着想到‘承盘露’三个字，仿佛可以有一个器皿摘取这个美丽之物了。接着他很是得意，他的神仙意境，每每落地于世间的颜色。终于是黄昏近来，他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意无意之间今天在这一个坟地里逗留得一个好时光?’其实他并不是思索这个‘为什么’，倒是有意无意之间来此一问，添了他的美景罢了。”［与《黄昏》一节相比，这里的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它们不再是静谧和昏暗，而是有了变幻的动感与鲜明的亮色。显然地，这是另一种黄昏，一种稍纵即逝、神奇而又壮观的“日落黄昏”景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静谧昏暗的“黄昏”，还是充满动感和亮色的“日落黄昏”，它们都是小林眼中的“自然”美景。质言之，作者对于黄昏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小林的观察和体验来表现的。所以，对于小林这个人物来说，他既是黄昏之美的发现者与欣赏者，同时又是行动在黄昏里的人。说到“行动在黄昏里的人”，这可以说是废名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突出特点。对此，周作人早在《〈桃园〉跋》中就已经指出，他说:“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2］(P104)很明显，周作人不但指出了废名小说中的人物所生存的黄昏环境，而且还指出了这些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亲近”、“和解”关系。确如所言，废名的小说中就存在着许多这种“行动在黄昏里的人”。

从整体上看，这些人物虽然未必都像小林那样有发现和欣赏黄昏的自觉，但他们行动在黄昏里，又各自有着实实在在的生活与感情。我们先来看《浣衣母》中的那一群妇人与孩子:“傍晚，河的对岸以及宽阔的桥柱(石)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群的少年，有刚从教师的羁绊下逃脱的，有赶早做完了工作修饰得胜过一切念书相公的。桥下满是偷闲出来洗衣的妇人，……有带孩子的，让他们坐在沙滩上;有的还很是年青。一呼一笑，忽上忽下，仿佛是夕阳快要不见了，林鸟更是歌啭得热闹。李妈这时刚从街上回来，坐在门口，很慈悲的张视他们;他们有了这公共的母亲，越发现得活泼而且近于神圣了。姑娘们回家去便是晚了一点，说声李妈也就抵挡得许多责备了。”［3］(P56)其他如《菱荡》里解开褂子“兜风”的张大嫂、《桥》之《杨柳》中“在河岸打杨柳”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乡下人，又都自然地“行动”在黄昏里。无论是洗衣，还是休息，抑或是游戏，他们都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闹与欢快。当然，在黄昏里得到欢快的还有那些自外归家的“游子”们。他们中如《我的邻舍》和《桥•巴茅》里的“我”，都一律的离家多年，又总是在黄昏日暮里回乡到家，故乡熟悉的街道和前来迎接的亲人都让他们顿感兴奋与欢喜。然而，对于这些游子来说，这种兴奋与欢喜往往并不能持久，它就“好象学校里踢的足球，吹得紧紧，偶然刺破了一个窟窿”［4］(P77)，很快便会被亲人的不幸或者又将来临的离别所替代。所以，在废名的小说里，游子们在黄昏里所产生的伤感与离愁要远远多于他们的兴奋与欢喜。对此，我们且不说《我的邻舍》中“我”的欢喜在刚到家时就被迅速“刺破”，也不说《桥》之下篇中“我”与小林的无所不在的悲情，仅就《柚子》与《我的心》来看就足以能够证明。《柚子》写“太阳落山的时候”，姨妈送“我”出门，“我”一边看着外祖母“那饰着圆碑的坟”，一边又想念着“那羞红了脸的柚子”;《我的心》叙述“我”的离家，也是在“黄昏的时候，我的妻代我把行李收拾”，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狠没气力”地说话……这两篇作品一篇写“我”对表妹身世的回忆、感叹，一篇表现“我的心”的浮躁以及“我”向妻子的忏悔。两者的内容虽然有较大差距，但游子黄昏告别的伤感、眷念与离愁却是它们基本的情感取向。这样，我们就看到，从小林到“我”再到众多的妇女和孩子，他们都在黄昏里“行动”，而黄昏既构成了他们的活动背景，同时又催生了他们各自的感情，并且，人、景、情三位一体，共同营造出废名小说独特的黄昏意境。至此，我们也就可以明显地感到废名小说中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因为对于“黄昏”这个意象符号来说，它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的情感寄托。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到“寒鸦闪闪前山去，杜曲黄昏独自愁”(唐彦谦)，再到“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白居易)等等，它就渐渐具有了惋惜、离愁与禅思的丰富内涵。而废名作为一个喜好传统、特别是喜好晚唐诗的作家，他自然会从他们的传统中受到濡染和启发。所以，当他用“唐人写绝句”［5］(P3268)的方式来写小说的时候，也就很容易把黄昏诗的意象、意境移植到小说。同时，废名小说中的黄昏意象还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特别是童年生活记忆有关。我们知道，废名一贯强调文学创作中的“事实”与自我经验，他不仅把《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乡》等作品看作他“过去生命的结晶”［6］(P1152)，而且还渴望用“简短的笔记，把那些事实都追记下来。”［7］(P1453)关于黄昏，他在谈论《浣衣母》与《河上柳》的创作时曾经提到:我们小孩子只知道白天，不知道夜晚，知道白天城门外的热闹，即婶母家的热闹，从不知道夜晚是婶母一个人在她的城外茅草屋里了，也不知道那里有灯光没有。黄昏时在那里也是热闹的，我们每每关城门的时候才进城回到自己家里去，舍不得进城，巴不得晚一点儿关城门。‘河上柳’我记得是一个黄昏时候婶母的大儿子将一枝柳条插在土里的，难怪以后‘终古垂杨有暮鸦’!即是说黄昏时柳条可爱。”［7］(P1456)很明显，这些儿时的黄昏记忆不仅直接促成了《浣衣母》、《河上柳》等小说的创作，而且也构成了包括《桥•杨柳》等在内的众多小说的黄昏叙事与描写。此外，还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废名的创作往往是“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8］(P102)，所以，他的黄昏意象也带有明显的外来成分。在《说梦》中，废名就说:“我有一个时候非常之爱黄昏，黄昏时分常是一个人出去走路，尤其喜欢在深巷子里走。《竹林的故事》最初想以《黄昏》为名，以希腊一位女诗人的话做卷头语———‘黄昏呵，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6］(P1154)如果再对照《浣衣母》中对“公共的母亲”“张视”孩子们的描写、《桥•落日》中对三哑送小林骑牛回家的描写，以及《桥•钥匙》中对小孩携寡母之手自己牵羊回家的描写，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小说明显带有希腊女诗人萨福的《黄昏》的影子。因此可以说，是童年的生活记忆加上中外文学的涵养共同培育和强化了废名的黄昏“趣味”，并且，这种“趣味”不仅直接玉成了他的某些小说，而且还普遍影响着他的审美标准。所以，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会完全明白:废名为什么把郭沫若的《夕暮》看成是中国第一的“新诗的杰作”。

二、《竹林的故事》、《桥•窗》与波特莱尔的《窗》

考察《竹林的故事》的创作、发表与出版历史可知，废名既没有把小说《竹林的故事》命名为《黄昏》，也没有把萨福的《黄昏》一诗放在卷首，但他却把自己翻译的波特莱尔的散文诗《窗》放在了小说集里。①这就提示我们，《竹林的故事》肯定与波特莱尔的《窗》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说到废名《竹林的故事》与波特莱尔《窗》的联系，首先让人想到废名与波特莱尔的关系。众所周知，废名是一位深受中外文学“涵养”的作家，他对于自己所受的“涵养”从来都不讳言。他曾经说自己“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在表现手法上“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也曾经说自己“从外国文学学会了写小说”，［5］(P3269)并详细列举了契诃夫、莎士比亚、哈代、艾略特、塞万提斯、莫泊桑等一大批影响了他的外国作家，但他对于波特莱尔却很少提及。就现在所见的资料来看，除了《说梦》中关于波特莱尔论述诗人与批评家关系的那一小段文字之外，也就只有废名在《竹林的故事》发表时写下的“赘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外国作家、特别是现代主义作家都曾经遭遇过被故意遗忘的经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然废名之于波特莱尔未必完全是这方面的原因，但少提或者不提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影响或者缺少联系，我们通过废名的“赘语”和小说以及波特莱尔的散文诗《窗》，仍能找到两人关系的蛛丝马迹。所谓废名的“赘语”，是指与《竹林的故事》同时发表在《语丝》第14期上的那一段话:“近来有一二友人说，我的文章很容易知道是我的，意思是，方面不广。我承认，但并不想改，因为别方面的东西我也能够写，但写的时候自己就没有兴趣，独有这一类兴趣非常大。波特来尔题作《窗户》的那首诗，厨川白村拿来作鉴赏的解释，我却以为是我创作时的最好的说明了。不过在中国的读者看来，怕难得有我自己所得到的快乐，因此有一个朋友加我一个称号:‘寡妇养孤儿’。一个母亲生下来的，当然容易认识，那么，方面不广似乎也就没有办法了。”［10］在这段话里，有三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波特来尔题作《窗户》的那首诗”，就是废名亲自翻译并放在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中的散文诗《窗》;二是虽然废名的创作“方面不广”，但他还是坚持只写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三是厨川白村用波特莱尔的《窗户》来论证其文学鉴赏观的“解释”是废名创作《竹林的故事》的“最好的说明”。其中特别是第三点，废名虽然明确指出了《竹林的故事》与波特莱尔的《窗户》存在着关系，但中间却又经过了厨川白村的“解释”。所以，要想弄清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厨川白村对于《窗户》的运用性解释。根据王风的考察推断，废名在1925年初发表《竹林的故事》时尚未亲自翻译波特莱尔的《窗》，他所说的“波特来尔题作《窗户》的那首诗”乃是在鲁迅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所见。

中外文学范文篇2

一、《红楼梦》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王熙凤在书中是一个重头戏的人物，作者为了刻画她的人物形象，可谓是用尽了心思。令人们难忘的可能要数她的第一次出场，她出场的背景是在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她是最后一个到场，还是慢慢悠悠的，未见其人，先听到她的笑语声。书中是这样描写的“只听到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1]”在众人及权威的贾母面前，她可以毫不避讳的迟到，谈笑自如，这种超众的自信从何而来？作者紧接着对其进行了服饰的描述“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璃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1]”多么华丽的服饰啊！这些描写突出了她在贾府的地位不同，此外，服饰的描写又如此复杂繁琐，让人眼花缭乱，这些都折射出此刻凤姐的志得意满的心态，显示出她在众人面前的自信。作者为了表达她在众人面前的自信，对其服饰进行了如此繁多的描写，光颜色就有“金”“赤”“百”“红”“五彩”“石青”“翡翠……”“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项上戴着赤金盘璃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褃袄”服饰多处用“金”来表现王熙凤的虚荣炫耀，同时也突显她的自信与高傲。

二、《飘》

《飘》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所著，读者们大都被作者所刻画的斯佳丽所打动，作者为了表现斯佳丽的美丽，高贵与自信，多次与其服饰相联系。斯佳丽在得知心上人希礼要和媚兰订婚之事，消沉沮丧，但后来计划着在野餐会上展现最美的自己，让心上人回心转意，她认为“漂亮的衣裙和清秀的面孔便是征服命运的武器。[2]”在野餐会上，她该穿什么衣服好呢？“什么衣服最能衬出她的妩媚，使她对希礼产生不可抗拒的魅力呢？从八点开始，她就一直在试穿衣服，可没有一件令她感到满意的。[2]”可看出作者认为女性自身的魅力需要服饰的衬托！最终她选择了一件“有点蓬秀，领口开得很低的，有枝叶花型的平纹布绿裙子。[2]”在会上，她虽然没能让希礼回心转意，但她的自信与美丽在服饰的衬托下大放光彩，引起了在场的许多男士的轰动和女孩的嫉妒。书中还有一处值得一提的是，斯佳丽为了交三百美元的税款，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想到了白瑞德，她知道瑞德喜欢穿着打扮时髦而漂亮的女人，她认为“如果她在最漂亮、拥有最靓丽的服饰的时候都无法硬从他嘴里逼出求婚的话语，那现在的她又难看，衣服又破旧不堪，她怎么能指望他会向她求婚呢？[2]”作者把女性的美与服饰联系在了一起，似乎没有靓丽的衣服就不漂亮，同时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斯佳丽的严重不自信，甚至有些自卑。但是为了税款，她可谓是费尽心思的将母亲的窗帘布扯了下来，在众人的帮忙下，总算有自信去见白瑞德了。白瑞德见了打扮靓丽的斯佳丽也不禁赞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穿着天鹅绒裙子、插着羽毛头饰、戴着海狸毛手筒。思嘉，你看上去太漂亮了！[2]”他让斯佳丽转过身让他好好看看时，“她笑了，隐隐有些激动，踮着脚尖转了个圈，手臂张开，裙环往上旋转起来，露出了镶着花边的裤子。[2]”从她的“笑”“激动”“踮着脚尖转了个圈”可以看出她在漂亮服饰的装扮下，显得格外的自信。

三、《简•爱》

《简•爱》是由英国作家夏•勃朗特所著，由于是一部具有很强的自传性的长篇小说，作者对女主人公的服饰并没有做过多的描写，但仔细品读，依然可以找到关于服饰与自信关系的描写。在得知罗切斯特就快带着他的朋友回来举行家宴时，“费尔法克斯太太穿上了她最好的黑缎袍子，戴了手套和金表，因为要由她来接待客人……阿黛勒也要打扮一番，尽管至少在那天，我想不大有机会让她见客，但为了使她高兴，我让索菲娅给她穿上了一见宽松的麻纱短上衣。至于我自己，是没有必要换装的，不会把我从作为我私室的读书室里叫出去，这私室现在已经属于我，成了‘患难时的愉快的避难所’。[3]”从这段原文，可以看到费尔法克斯太太、阿黛勒为了在宴会上自信大方都在用服饰来打扮自己，还可以看出简的无奈和一些自卑，因为不会有人关注她，所以她不需要换漂亮的服饰。而在后来“眼看我带着照管的孩子进客厅的时刻就要到来，我心理惴惴不安。[3]”要出现在众人面前，“惴惴不安”是简不自信的心理表现，而后“我立即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银灰色的那件，专为参加坦普尔小姐的婚礼购置的，后来一直没有穿过），把头发梳得平平伏伏，并戴上了我仅有的饰品，那枚珍珠胸针。[3]”可以从这段文字中看出，自卑的简为了在众人面前提高自信心，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戴上了自己仅有的饰品。

四、《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作者列夫•托尔斯泰所著，书中所描述安娜是位有夫之妇，她并不需要装扮更漂亮而取悦于他人，所以在书中很少看到她通过服饰来提高她的自信，但吉蒂小姐却不一样，她最初倾心于帅气的伏伦斯基，他拒绝了列文的求婚，她向往者和伏伦斯基将来的幸福生活。在舞会开始前，她就幻想着与伏伦斯基共舞，为了让自己更漂亮，更自信，她精心于她的服饰打扮。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虽然这衣衫、发式和所有参加舞会的准备花去吉蒂大量的工夫和苦心，而她此刻，穿着她的玫瑰色的衬裙，上面罩了件做工考究的网纱外衣，那么轻松自如地步入舞厅，似乎全部这些玫瑰色花结、花边和她衣饰的种种细节没费过她和她家人片刻的心思，似乎她生来就穿着这些网纱和花边，梳着这高高的发式，头上还戴着一朵缀有两片叶子的玫瑰花。[4]”前面讲的花了大量的时间，而后“那么轻松自如的步入舞厅”可以看出她的苦心对服饰的装扮大大提高了她的自信心。紧接着，作者又写到“当公爵夫人在大厅入口处想要给她整一整卷起来的腰带时，吉蒂轻轻闪开去。她感到，身上的一切应该自然而然是美好而优雅的，根本不需要整理。[4]”这点不要说自信了，更有些自傲在里面。作者为了强调服饰给吉蒂带来的自信，似乎有些一发不可收拾，在后面他又写到“今天是吉蒂许多幸福日子当中的一个。外衣没一处不合身，花边披肩没一处滑下来，玫瑰色的花结没有揉皱，也没有脱落；玫瑰色的高跟鞋不夹脚，只让她的小脚儿感到愉快。浓密的淡黄色的假发髻像真头发一样贴在她小小的头上。长手套上的三颗纽扣全都扣得紧紧的，没有松开，那手套裹住她的手，而又不改变她手的形状。系着肖像小牌牌的黑色丝绒带子特别轻柔地绕着她的头颈。这条丝绒带子真是美得很，在家里，对着镜子瞧着自己的头颈，吉蒂觉得这条带子会说话……舞会上，吉蒂从镜子里望见自己的头颈，也不禁嫣然一笑……由于她意识到自己的魅力，不能不微微含笑。[4]”作者通过对吉蒂服饰的细节描写，之后又用“小脚儿感到愉快”“也不禁嫣然一笑”“微微含笑”等词汇无不展现出吉蒂的自信。

中外文学范文篇3

长期以来，在对文学史的一般印象与历史叙述中，相对于处于文学研究核心的中外创作文学而言，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民族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足够重视。正如以色列文论与译论家伊文•佐哈尔(Even－Zohar)所说的那样:“作为惯例，文学常常只在无法回避的时候才会提及翻译”(9－26)。伊文•佐哈尔所言主要是针对欧美文学的研究状况，但它也是世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更是如此。不过若在中国文学空间里往前追溯的话，情况却并非从来这样。从学术史演变角度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早期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就不约而同地将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视野。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论述。但在之后的文学史著述中，就很少涉及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专门考察了。

80年代以后，再一次掀起外国文学的译介高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中外(特别是中西)之间的文学关系，也重新开始成为文学史叙述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3－13)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的整体理论描述，还是《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等史著的问世，都表明对文学史的叙述，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化与文学资源的汲取与创造性转化。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话语实践的存在，仍迟迟没有纳入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中，在中国本土学术的话语中，一般更多地把它与所谓“外国文学”，即在异域空间、以原语方式存在的他民族文学直接划上等号。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变。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的断代方式，“近代文学”的划分虽然已经逼近了现代文学史之上溯下拓的挑战(当然还没有遭遇后来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①等叙述的整合)，但一些敏感的文学史研究者，基于对大量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存在，以及无可回避的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文学的种种难以割舍的联系，已经开始认真对待汉语空间中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并尝试做出相关论述。比如，大型文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就有施蛰存主编的三卷“翻译文学集”，尽管施蛰存在导言附记中声明，翻译作品不是中国近代文学，不过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后者的关系密切，因此编选翻译作品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独有的需要”(施蛰存1990年);由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也编列了大量翻译文学书目。他在编辑过程中竭力主张把现代外国文学翻译书目编入其中，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创作书目并列，并在序文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作品是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在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贡献与创作具有同等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把创作与翻译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贾植芳3－4)。

这在事实上已经把翻译文学及其实践提升到与创作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了。这是否与他们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部分历史进程，同时又长期生活在上海这个近代以来的开放城市有关?这样看来，从近代文学研究到当代文学批评，学术界其实都已开始正视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独特部分的存在了，不过，试图对此现象存在从理论上给以界定和阐释，则是从比较文学领域开始的。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复兴，几乎与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反思与范式更新同步展开，它们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广泛的交叉地带，更共享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几十年来传统文学史模式和单一民族文化视野不断突破的时代思想资源。而比较文学传统中的法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正是在文学关系史研究基础上提升出来的一种研究模式。从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中外文学关系领域也是参与者最多，也最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宋炳辉127－31)，因此对这一学派的理解最深，也最有可能从它的研究转换出新的方式来。如果说法国学派创始期的文学关系研究重在梳理法国文学外传及其影响的过程，因而被后来的美国学派代表韦勒克指责为“文学贸易”学(Wellek56)，带有浓厚的法国(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这一学派的理论方法在现代中国，更多地被用来研究近代以来的外来思潮如何被中国文学所汲取，并催生出新的中国文学来。这种理论方法的扭转式运用，一开始与其说是经过有意识的理论反思，毋宁是基于近代以来的中外(特别是中西)文学交流中明显的“入超”事实。因为事实上谁也无法回避百多年来汉语空间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翻译及其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特定的经验事实，必定期待着一种历史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不过，承认事实的存在与从理论上对这一事实给予界定和说明之间，却仍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面对这一跨文化、跨语际的实践存在，比较文学的跨界意识和思想方法，理所应当地承担起这一职责。结果，仍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中的流传学理论，借助于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文化研究理论的启示，在中国的比较文学、现代文学与翻译学的结合点上，慢慢聚集起围绕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一系列问题域，并逐步提升出一种基于接受语文化、以文学的文化功能效应为核心的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这就是以谢天振为代表的基于翻译理论的新阐释和译介学概念的系统化论证，对文学翻译的文化定位和历史意义的确认。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99年《译介学》问世，谢天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从译介学命题的提出到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该书概括了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尴尬处境———它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被当作外国文学，而国外文学视野中它又完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范畴———并在理论上分析了作为国别文学之独特存在的翻译文学的性质。明确提出，现代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国别文学的意义应该在比较文学、国别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予以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并率先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与“外国文学翻译史”进行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在翻译史领域进行独立的史述建构的尝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来自相邻学科的这一问题意识和学术反思具有别样的意义和启示，它不仅更凸显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也进一步推动学科视野与理论方法的多元借鉴之势。同时，包括谢天振在内的一批来自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比较文学乃至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翻译文学史和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②一时间有关翻译文学的历史还原和文本勘疏，成为近二十年来文史学术界最为热闹的领域之一。

但文学翻译史的叙述与建构毕竟不能替代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本身。因为，文学翻译史可以围绕这一相对独立的文类系统，在兼顾作为成因与效应的时代文化背景的条件下，进行文本生成和历史演变的系统描述与评价。而要将文学翻译纳入民族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推进。如何将翻译文学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存在及其持续性影响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完成对翻译文学的叙述与阐释，才能真正确立其在民族文学与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但是，至少在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翻译文学这一存在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说，在其重要性得到不断确认的同时，如何与原有的文学史叙述进行有机组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学者们不愿简单地重复当年陈子展、王哲甫和朱自清们的做法，他们虽说在文学史中将翻译文学独立成章，但与整体文学的历史叙述仍然存在明显的裂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对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有着明显的共识，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与翻译文学史或者外国文学翻译史相比，民族文学史中的翻译文学叙述，不仅需要在一般意义上确认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而且必须进一步解决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类的性质界定;必须在与本土创作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照中，区分翻译文学史叙述与在民族文学史中叙述翻译文学之间的不同;进一步还应该探讨这种叙述将如何展开?可以开辟出怎样的论述空间?有哪些需要并且值得重点展开的论题?对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格局有什么意义?如何在更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科际交叉整合，进而反思对文学的认知方式，拓展对文学历史的叙述空间，并激发当下文学与文学创造的可能性?等等。笔者愿意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在讨论展开之前，还是先就有关翻译文学的存在方式给以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对于这些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的事实及其评价，是展开进一步讨论的前提，是本文提出这一论题的最原初的必要性体现。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空间里:1．翻译文本的存在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近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外国文学中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事实;2．文学翻译及与此相关的介绍、出版等实践活动，持续贯穿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史。3．在文学接受的层面上，翻译文学的阅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流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作家的接受与借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写作中，汲取和借鉴外来文学是一个广泛的不争事实，而除部分作家从原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外，更多是经过译本接受的;新时期作家更是大部分通过译本接受外来文学。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特定的内在关联，不论是对外来文学的模仿、借鉴还是对话、独创，都体现了最深层次的中外文学关系。因此，在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如伊文•佐哈尔所言，“任何人，若不是采取作家或者读者的角度，是无法讨论文学的”(9－26)。5．中国作家的大量翻译实践，既是翻译与创作关系的体现，同时这些翻译文本借助于译者特殊的身份而大大强化了其影响力，因而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总之，近代以来大量外国文学翻译文本、连续不断的翻译实践、无处不在的中译本阅读的发生以及翻译文学与整个华语创作之间的广泛深入的关联，所有这些事实都提醒我们，必须在多元立体的文学史视域中，重新审视翻译文学这个庞大的文学实体。而要将翻译文学真正纳入文学史叙述，有两个前提必须在理论上给以辨析和论证。

二、前提之一:对文学权属观念的反思

如上所述，对近代以来大量翻译事实的钩沉与梳理，首先来自于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对文学发生与演变的资源条件的某种自觉。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翻译文化理论的启发与借鉴的结果，推动了翻译学科从理论上界定翻译文学文化归属。这种界定主要理论依据有三点:1．居于文本的汉语语言的事实判断:翻译文学是使用中国语言的文本。2．依据译本之文化功能的释放场域判断:它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空间内生存并对其发挥作用。3．这些文本不属于原语(国族的)文学。可以看出，这三点依据在逻辑上并非完全并列，其中第1、2点是从语言媒介与所处场域的角度对翻译文学的正面界定。第3点所采用的则是逻辑上的排中律，它的前提条件是“非外即中”，即既然翻译文学不属于原语国的文化产品，那么就应该划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中来，这在判断结果上虽然与1、2点相同，但思维路径与方式并不一样。这一判断的有效性，在逻辑上取决于一个被省略了的前提，即民族文学之间有着分明的区分界限，但这一前提判断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成立，其实仍然值得做进一步的考量。故而，重新审视翻译文学这个近代以来中外交流进程中出现的庞大的文学实体，回答翻译文学能否以及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整体，必须回到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即首先必须明确如何看待汉语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除了翻译学界已经取得的，从语言归属和文化功能的角度所做出的选择性判断外，面对仍然存在的种种质疑，能否进一步反思传统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追溯由这些思维方式而导致的理论误区?无论是译介学研究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和评价，其有待进一步确立的理论前提的直接体现，是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但归属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更深层次的翻译观念和文学观念问题。即如何看待文学翻译实践本身?如何看待翻译实践的结果即翻译文学?从翻译观念獉獉獉獉角度来看，西方翻译的文化学派已经从理论上对此做出了回答。他们认为，翻译无论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过程还是这一实践过程的产品，都是目的语系统而非源语系统的事实。在描述性翻译理论看来，“翻译”可以被看作是目的语文化中那种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表现为翻译或被认为是翻译的目的语表达形式(谢天振，“翻译理论导读”323)。对翻译文学性质的认知背后，又是与文学观念獉獉獉獉紧密相连。而至今依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的浪漫主义观念，是导致排挤或者忽视翻译文学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是以浪漫主义诗学原则为前提的。浪漫主义诗学的前提假设是:文学的本质是主体的自我表现，天才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发明，因此，文学的“创造”是其价值的根本特性，而对现有的材料、题材及其传统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由此出发，这种观念进而强调文学的个人独特性和创造性，同时又与资本主义个人私有财产的权属观念(即个人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意味着对产品的权属)相结合，从而导致作家对文学作品的主权观念的最后确立，它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的具体体现，就是版权的作者所有观念。虽说这种所有权观念同时也延伸、辐射到翻译文学的译本版权上，但恰恰这一观念，是导致创作文学与翻译文学区分及其等级差异的最核心的理念依据。在这种观念主导下，也必然导致对书写语言的工具性和透明化认知，导致翻译观念中的原文中心主义和对翻译实践本身的忽视———作为读者和研究者(包括翻译者)，我们可以、应该甚至只能通过文本再现作者的真实意图;作为文学翻译者，可以、应该并且只能以忠实地再现原作者的意图作为指归。

面对这种以浪漫主义独创论为核心的文学权属观念，作为文化与文学的一个特殊子系统的翻译文学，其处境是十分尴尬的:一方面，为了争取译者在文化、语言和文体等系统的转换中所付辛劳的承认，新的翻译理论必须承认这种劳动与产品的权属论;但另一方面，又正是这种文学权属论“统治”下的传统翻译观念，在理论上压制和剥夺了译者的主体性空间。新的翻译观要在这种两难悖论中左冲右突，寻找一条辩证的出路，并非易事。但事情也并非如此悲观，因为即使在创作文学的系统中，这种权属观念也不断经受着拷问与质疑。从某种意义说，T．S．艾略特关于“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32)的论述和现代阐释学理论，正是这种对浪漫主义为核心的文学观念系统的反动，它们分别从文学创作与阐释(包含文学阅读)的角度说明了文学的性质。其实，文学文本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固然有它法律上的权属，但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和已有的各种文化资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人类思想和审美精神的意义上，文学文本的作者或者译者的“权属”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其他物质产品的法律“权属”。而文学翻译虽然与文学写作在文学系统中并非处于同一个分层，但作为系统内部的一种存在，无论在文化实践还是其产品的意义上，都是一个从跨文化理解到跨语际表达的综合性实践过程。因此，对于翻译文学而言，动态功能主义的文化多元系统理论应该是破解上述困境的有效出路。伊文•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中论及“动态分层与系统产品”时表明，“表面看来并不一致的各种项目(元素或功能)，并非个别项目的身份相互关联，而是分别构成同时存在、互相竞争的系统”(20－25)，这种竞争，就是一个项目在边缘与中心之间的转移。“以往我们常常面对这些转移带来的结果，却未能觉察发生了转移，或者忽略了转移的来源”，而只“把(单一)系统完全等同于中心阶层”，“无视各个边缘阶层的存在，或将之视为完全在系统之外”。这种态度所导致后果是:第一，意识不到系统内部各种阶层之间的张力，因此有多种项目的值(功能、意义)未被察觉;第二，未能解释(系统)转变的过程，又只能把转变本身解释为个人发挥想象力而达至的创新，或者解释为来自某个往往是个别的、孤立的源头的“影响”;第三，观察者既然看不见转变的本质，也就无法解释在实质上显现了出来的转变(有别于无形的转变过程)。例如，把作家的创造性简约为“想象力”、“灵感”之类的模糊概念，实际上就是放弃了理性和分析作家错综复杂的工作条件(包括制约条件和创新条件)的机会。这一理论，既对作为文学子系统的创作文学和翻译文学内部有效，同样也对揭示分别处于中心与边缘地位的两个子系统间的关系有效。而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翻译文学可以在跨文化多元系统的视域下，为一种跨语际文化实践及其产品，争得自己虽然有限，然而又是特殊的主体性。

三、前提之二:“中介”与“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

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獉獉獉獉獉獉獉角度来观察，对于翻译文学的传统认知，又与传统学术研究的分类认知的方法，以及将这种分析法趋于凝固化、对象化的思维习惯有关。在西方传统认识论中，分类是通过对象的类别划分以了解世界的一种认知形式，专指在认识过程中以对象的本质属性为根据所作的类别区分，这种划分的有效性，是以划分出来的各子项所具有的较为稳定的特性为前提的。在传统认识论看来，分类作为科学研究中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反映方式，有一个从现象分类到本质分类，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分类到更深刻的本质分类的逐步深化过程，这种思维方法对人类科学认识的深化和社会实践的进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在作为人文研究之一的文学研究中，这种分类认知方式在推进认知的同时，也常常要求分类者必须在许多模糊两可的对象上做出决断:到底是诗歌还是散文?是悲剧还是喜剧?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等等。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往往在不经意间把思维引向对多样繁复的文学文本存在的非此即彼的区隔。比如，与翻译文学有着直接关联的问题就是:汉语翻译文学如果说不是外国文学，那就一定是中国文学。按照这种认知方式，就不可能也不允许设想有一种中间状态的事物，它既不是外国文学，又不是中国文学，它处于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中介位置上。而翻译文学，正是在世界文学视野下，中外文学之间的中间状态和中介区域。在20年来的国内相关学术领域中，关于翻译文学到底是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一直争论不休。双方的认知并不是完全没有交叉，但在所有共认的对现象特点的分析理解中，各自又都握有自认为足以支持自己立场的理据，并以之反诘对方。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一派的观点，显然有着深厚的传统依托。他们最有力的论据是，翻译文学毕竟都有相应的外文原本及其背后的外国作者作为依据。这一派的当代继承者也承认，尽管翻译中确有译者主体性的参与，但所有的文学翻译，至少都声称是原作者与原文本的语言转换。这一点在他们将翻译文学在与本土创作文学的区分对照中，体现得更加明显。相应地，认为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一派最有力的依据，则是翻译文学的语言方式，因此它出现在人文学科的语言学世界性转向之后并日渐趋于强势，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他们也无法否认“外国文学归属”派最主要的论据，翻译文学无论在其发生渊源、接受期待视野和认同感等方面，毕竟无法与创作文学等同。其实，如果在中外文学壁垒区分的意义上讨论翻译文学的归属，即便是对以激进的反思姿态出现的“中国文学归属派”而言，其学术话语实践本身就存有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在无意识中承认传统学派的绝然分明、壁垒森严的国族文学边界之说，同时又要将明显不同于本土创作文学的文本系统纳入国别文学范畴之中。由此可见，双方虽然立场各异，结论对立，但其共享的思维方式，是都承认中外文学(国族文学)应该有明确的界分。考虑到前述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中国文学史家专章讨论翻译文学的事实，如果不从思维方法上进行进一步反思的话，有关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有可能归结为一种立场的选择了。③所以，从文学研究方法而言，非此即彼的分类认知方式，正是导致翻译文学“弃儿境遇”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笔者认为，探讨翻译文学归属以揭示其性质属性，在思维方式上有必要引入“中介”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以便在具体语境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交往的空间坐标中，确认翻译文学在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语境中的地位及其性质。所谓中介獉獉(mediation)，是指在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不同要素之间起居间联系作用的环节。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中介表现为事物转化或发展序列的中间阶段。

作为形塑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源的翻译文学，如果从有关民族文学的现代观念来看，它的确是居于“中外”之间的状态，但从历史进程而言，它又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难以作绝然的区分。这一历史进程相对于跨语际的翻译文学来说，既包含了跨文化的空间维度，也包含了语境变迁的时间维度。在跨文化的空间意义上，既有的翻译文学对外国文学文本及其背后的作者、思潮与文化而言，它是许多译者居于特定的跨文化理解而做出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性”“选择和定型”，因此它既不是外国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而是两者之间的“中介”环节与中间过渡状态。而这种经语言转化的文本集合在不同文化空间的跨界旅行，同时也“历史性”地伴随了或者正在进入本土文学和文化的传统之中。具体到近代以来的翻译文学，也即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因此，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我们又可以理解为，既有的中国翻译文学，并不是一个无限接近外国文学本体，不断以新汰旧、以准确替代错误的文本序列，相反，它们并非“是必然错误的或必然正确的”，而仅仅意味着在历史过程中被前人以“既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也不同于材料产生时期的人们的”动机所“选择和定型”的文本集合。这样，对于翻译文学这种在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不断扩大，又被不断修正、改写的文本存在，我们虽然可以在参照异国文学和本土文学的意义上勘定其存在的相对独立性，但同时又无法将这种特点做一种机械的、凝固化的界定，反而可以而且应该在“中介”的意义上对其加以历时性的动态描述，在这种动态描述中，它连接着异国文学和本土创作文学，同时又处于历史性变迁之中，显示着变化的形态，被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学参与者(译者、读者、研究者)所理解、翻译和阐释，并在阅读、理解、翻译(包括重译)和创造性转化的不同层面、不同向度上，显现着不同的意义，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因此，从历史总体上观察，这样的“选择与定型”必定具有某种可争议的“不确定性”。

中外文学范文篇4

关键词：绘画艺术；国画；油画；文化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是来自于古代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形成了由语言、风俗、艺术、信仰、伦理、价值观等组成的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主要指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其在工业革命之后变得强势，逐步向全球各个角落扩张，并在近现代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过持久的碰撞与交流，但并未实现深度融合，尤其表现在绘画艺术方面，两种绘画风格的差异性远大于共性。

一、中西绘画艺术风格的差异

中国的绘画艺术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价值观和艺术方法相联系。虽然西方绘画更接近现代艺术，但其本质上是以欧洲文化为底蕴，是世界文化艺术的一个子类别，与中国绘画艺术的风格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思维方式与审美

国画的思维方式重视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怀，对于物象表面的描绘以抽象为主，追求“神似”“韵味”“意境”，在布局上以“中庸”“和谐”和“儒雅”等思想为指导。如元代名画《富春山居图》全篇写景，深层次的主题是反映作者的人生态度、精神追求和哲学思想，甚至有政治上的诉求与流露。西方油画的思维方式同样是表达作者的内心情感，但更重视对物象表面的描写，追求“真实”的视觉效果。如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描述的是19世纪中期西欧农村的秋季实景，主题是通过画面直接表现当时农民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另外，中西方审美观和认知系统不同，导致绘画审美的差异，既表现在作品创作方面，也表现在对作品的鉴赏方面。

（二）艺术表现力

国画以毛笔、墨水、矿物颜料、植物颜料等为基本工具，线条和笔法等艺术表现力突出。古典水墨画运用简捷的线条和笔法，素雅而单一地着色，却能表现出丰富的人文气息，配以诗歌、书法、印章，让作者内心的“诗情画意”跃然于纸上，从而含蓄地表达情感，不刻意强调个性与自我。西方油画使用的工具比国画复杂，特别是在颜料运用上，五颜六色、色彩斑斓是油画的基本元素，光度、色度、明暗度、冷暖度、表面塑造和板块构造等烘托主题内容。油画通过多维度、多层次对比，表现物象的真实与形象，能直接反映作者追求的艺术表现力和个性特征。

（三）创作理念与方法

在创作理念上，西方传统油画根植于雕塑和建筑，而我国传统国画根植于文学和书法。油画追求的是真实感和工艺性，如立体效果、空间效果和符合科学原理等是油画创作的指导思想；国画追求的是意境美、韵味美和形态美，画中有虚有实，源于自然而不拘泥物态本相是常见的创作理念。在作画方法上，国画注重通过构思布局和虚构物象来烘托主题，如山水画利用布白和守墨两种手法，就能在画纸上实现空间的合理布局，也可以虚构物品、风景或人物，因而不乏有篇幅巨大的国画。油画侧重于客观性的写生，画面布局来源于真实视觉，比例有一定规律性，因此，西方油画一般都有明显的焦点，如达•芬奇的作品《蒙娜丽莎的微笑》，其焦点是画面主角淡淡的微笑，塑造了当时上流社会女性典雅和恬静的生活状况。与国画相比，油画不追求宏大篇幅和高升意境，其往往采用焦点透视法，将画面上的主题描绘得更加真实与精致。

二、中西绘画艺术风格差异的文化基因分析

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塑造中华民族的伦理文化产生了奠基性作用，而西方是以《圣经》为核心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结合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形成了自身整全自洽的伦理文化体系。比较中西方的文化基因，其中，以哲学、文学和美学对绘画风格影响最大。

（一）哲学思想

绘画中始终存在着抽象性因素，具象与抽象是不可分割的，其中，具象来自于现实，抽象来自于哲学思想而衍生的文化艺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源自儒、释、道，经过几千年的融合之后，“道德”“仁义”“禅宗”“人与自然和谐”等，不仅是理论思想，也是指导人们处世的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影响着绘画艺术。西方的哲学主要源自古希腊，西方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因此，与中国哲学的理论思想不同，西方哲学更加看着与科学相结合，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阿基米德的几何学，对后来的科学理论研究有启迪作用，也对文化艺术的发展影响深刻。

（二）文学思想

南北朝时期的著作《文心雕龙》系统地论述了我国传统文学的主流思想，总结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的文学理论。艺术原本是文化的分支，绘画艺术又是艺术的一个子类型，因此，我国的绘画与文学思想关系密切，即更重视情感因素，理性因素处在次要地位。西方文学主要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影响，早期西方文学形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文派，绘画风格以写实、写生为主，此后又衍生出抽象画派，绘画中的抽象性元素成为艺术家宣泄内心情绪的方式，总体上，理性文学对西方绘画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

（三）美学思想

美学家宗白华在《诗（文学）和画的分界》中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命题和追求，认为各艺术门类在审美感受上是相通的，如古中国的国画、茶道、戏曲、舞蹈等艺术形式，追求“雅致”“唯美”“意韵”风格的作品占多数，并且把“善”视为美的核心，看重情感与理智的统一，视“和谐”是美的最高境界。西方绘画的审美趋向是“爱”，以爱为真、以真为美，“爱”是西方美学的核心，看重真实和理性，把“认同”看作美的理想境界。正因为中西审美思想的不同，中国画写意的绘画风格，西方人难以读懂；而西方人写实、抽象的绘画风格，中国人也感到不容易理解。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

中国长期有排斥外来文化艺术的观念，古代艺术家认为国画通过水墨产生的墨色淋漓的效果，可表现出宇宙的混沌气象，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精神所在。西方绘画艺术同样是人类文明的优秀代表之一，随着全球化思潮的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与融合有利于人类和谐发展。

（一）融合的条件

19世纪开启的“西学东渐”思潮，带动油画在中国的传播；20世纪启动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在结合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油画这一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艺术语言进行了一次全面性解读；2010年，中国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活动，陆续建立中美人文交流与合作、中英人文交流、中法人文交流、中德人文交流和中外多边人文交流等机制，跨国传播传统文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推动的中外文化交流给中西方文化艺术融合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民间的跨国文化交流融合程度也不断深入。

（二）融合的价值

中国画和油画有相似性和差异性，近代以来，中西方两种文化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同构因素使现代绘画最终走向融合。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不言而喻，一方面促进中外友好交往，另一方面促进中外文化艺术的互相借鉴。此外，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也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和教育价值，因为不管是中国的国画，还是西方的油画，起初都属于高雅艺术范畴，即平民基层学习的机会很少，也缺少较高的欣赏水平，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艺术培训学校兴起，有条件的家庭送子女学习艺术课，学校结合国画和油画进行教学，对培养综合性文艺人才意义非凡。

综上所述，造成中西绘画艺术风格差异的根源是文化基因的差异性，中外不同文化之间“不可交流”的对抗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过程中，提高彼此的文艺作品认同度是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此外，利用现代科技工具和人文交流机制，对外推广我国的绘画艺术，也是一种减小中外文化隔阂的新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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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范文篇5

一、体悟人文内涵，重视文学教育———语文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人们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20世纪世界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指出:语文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这是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共同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的语文教学特别强调其工具性，而很少谈及它的人文性，对于人文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教育十分漠视，因此造成了教师在教学中一味地对文本进行大量的辨析和阐释，对生动活泼的语言材料进行琐碎的切割、剖析，而对蕴藏于文字背后丰富的人文内涵却缺乏感觉、更难以传达。对此，包括高层政要、教育专家、文学巨匠在内的许多人都呼吁要关注语文教育的人文性，重视文学教育。例如，总理就曾经在北京市35中的讲话中引用钱学森的话质疑:“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总理特别提到了文学艺术教育的问题，他引用钱老的话:“我现在的科学成就和小学时候学美术、学音乐、学文学是分不开的”，来印证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温总的话是极有见地的。记得钱老还曾经说过: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有艺术。他强调:大科学家尤其要注意“性智”(1980年，钱学森把智慧分为性智和量智加以阐述，文学艺术活动归于性智，科学活动归于量智)。我们知道，大才总是通才，通才才有可能成为大家。融会贯通是非常重要的。仅仅做什么学什么，是坐井观天，把自己限制住了。理工科的创造性和文科一样，依赖于想象能力、推理能力等等。而想象(包括联想)能力、推理能力的形成都有赖于人文教育。

二、语文教师要努力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

成功的语文教育的关键就在于语文教师自身的文学修养和文化积淀。语文教师要想具备丰厚的文学素养。具体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追求、有所修炼。首先，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具有相应的人文关怀。教师要让自己的心灵变得丰富而深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李星先生最近在接受“新课程语文教育网”记者采访时，就强调“教师本身应当是具有人文关怀的人，是一个善良宽容的人。教师要培养自身的文学修养，关怀学生，爱护学生。”他主张:有意识地修身、养性，强化自己的人格历练，具有相应的人文关怀，应该成为每一个语文教师的职业自觉。第二，通过阅读、吟诵经典名作增强文化底蕴，强化文学素养。源远流长的文学经典作品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思想，蕴含着历史、哲学、宗教、民俗各门类的系统知识和信息。对中外文学经典的系统学习和深入浸染，是形成语文教师文学素养的有效渠道和坚实基础。但由于在基础教育阶段和专业学习阶段的积淀薄弱，当前很多语文教师阅读数量严重不足，文学修养比较浅薄。多种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小学语文教师在从业后都没有读书的心情和习惯。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韩军调查数千名中小学语文教师，发现竟然无一人全部通读过《论语》、《史记》和“四大名著”。看来，语文教师加强自己的文学素养是当务之急。语文教师重视对经典文学名篇的诵读、研习，专业修养方能够炉火纯青。如果语文老师只是先学生一步熟悉课文、只是根据教学参考书预先准备好上课内容，而缺少对原著、对相应的文学思潮的研究和考察的话，他就只能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教书匠，很难带领学生进入文学经典那高深、优美的殿堂。第三，关心和研究当下文学现象是语文教师形成良好文学素养的有效途径。语文教师对于语言文学的发展动态、最新文学现象的表现和影响应该时时关注。有的教师已没有兴趣对文学发展予以关注，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新情况、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地了解，甚至还不如学生，不知道韩寒、郭敬明是何许人。很难想象那些缺乏专业敏感，漠视新世纪文学发展现状的语文教师能在语文教学的课堂上推陈出新。第四，形成开阔的知识视野和良好的阅读习惯。优秀的语文教师应该是杂家，应该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葆有广泛的兴趣和足够的敏感。在加强古今中外文学修养的同时，还应该广泛地阅读、广泛地浏览、广泛地关注，对各种报刊杂志、各种社会新闻、各种流行的影视和网络作品，都应具有好奇心，都要适当地了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的学问，应该是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的有效外延。语文教师的阅读积累越丰富，对社会关注了解的面越广泛，驾驭课堂、解读文本的能力就越高。只有博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而又“世事洞明”的语文教师，才会有在课堂上神闲气定的自信、旁征博引的机智和信手拈来的潇洒。第五，乐于动笔、勤于写作，具有较为高超的文字表达功夫，是语文教师良好文学素养的重要方面。能读和善写是优秀语文教师生命形式的两极，写作和阅读一样，是一种生命的运动形式，也是语文教师自我丰富与自我发展的良性过程。语文教师要形成、葆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保持较高的专业水准，就要养成勤于动笔的习惯。唯有在写作过程中，才能不断提高写作水平，也才能有效地促进专业阅读。

语文教师不仅要会写下水作文、教学论文，还要尝试写散文小品、诗歌，甚至小说。只有感受到写作的艰辛，体会到写作的门道，对学生的指导才会有的放矢，才能让学生心服口服。同时，尝试写作的过程，也会对阅读教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便日后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阅读和思考。

中外文学范文篇6

1、科学技术

掌握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造纸术的成就。

2、哲学与宗教

认识两汉时期思想的特点;哲学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王充的《论衡》);宗教新格局(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

3、史学与文学

掌握《史记》、《汉书》，弄清体裁区别;掌握汉赋、乐府诗，比较不同特点。

4、雕塑与绘画

掌握雕塑代表作品(秦始皇陵兵马俑、东汉说唱俑和杂技俑、秦汉砖瓦和瓦当);掌握绘画代表作品(长沙马王堆汉墓彩色帛画、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

重点和难点精析

1、秦汉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特点和影响

(1)原因

①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进步是秦汉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科技成就既是秦汉文化发展的表现，又是秦汉经济发展的动力。

②秦汉形成统一帝国，政治统一，促进各地人民生产生活交流，为秦汉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③强有力的政府也促进秦汉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文字，西汉武帝以后大兴儒学教育，鼓励对外交流，东汉明帝求佛法等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④当然封建政府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也会对科学文化发展有不利作用，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等。但总体看来，秦汉统一帝国政府的存在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⑤民族交流的增多也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外来文明的传入也促进了秦汉文化的发展。

(2)秦汉时期文化的特点

①统一与多样化的有机结合。秦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汉朝独尊儒术，都具有大一统的特点，同时各地、各族文化也蓬勃发展，形成了统一前提下风格多样的中华文化。

②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秦汉大规模吸取外来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华文化接纳包容了西域、印度的文化;秦汉文化也广泛外传，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向西传到西域，甚至远播欧洲，向南传到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

③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九章算术》的问世、天文和医学成就等，表明那时的中国科学技术等处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先进行列，文学艺术等也形成与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风格。至今，国外仍有人称中国人为“汉人”，称中国学为“汉学”。

④气势宏大。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史记》等都表现了秦汉时期人们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显现出宏大不凡的气势。

(3)秦汉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从此，中国文明源源不断传到西方。中国的丝绸、冶铸、水利技术都远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

第二、秦汉文明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不仅和日本、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还有不少移民到日本等国，他们把秦汉先进文化带往邻国地区。

第三、秦汉文明对世界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不少国家把中国称为China，即为秦的译音，或把中国人称为“汉人”，把中国学称为“汉学”，都说明中国秦汉文明对世界影响之深。

2、秦汉时期思想的特点

儒学经董仲舒阐发，既使儒学神秘化，又使儒学官方化，成为汉代思想的突出特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开始形成。

3、董仲舒的新儒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

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汉代今文经学派杰出的大师。他对儒学的发挥主要包括：(1)大一统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最高主宰者，而皇帝是“天子”，他代表天意君临天下，同时也必须顺从天意。这种天谴说既不科学，又有迷惑性，但作为臣下劝谏君主顺从民意的凭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君权的意义。(3)君权神授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种思想理论，目的是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借以维护封建统治。从这个基点出发又提出了三纲五常说，将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它所体现的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是束缚历代人民的精神枷锁。(4)更化与德政思想，主张以秦为鉴，缓和阶级矛盾，提倡德治，在现实政治中革除秦政余毒，即所谓更化说。

知识拓展

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发展及其所体现出的历史变化规律。

发展：①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他维护周礼，主张贵贱有序，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还主张改良，“损益”旧的章法。②战国时期──发展：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要求给人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赋。③西汉──成为统治思想：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新儒学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规律：①古代思想学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②古代思想学说总是吸收其他合适的思想主张来丰富和发展。③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主张往往受到格外重视。

师生探究

例1、从战国“百家争鸣”到西汉“独尊儒术”的转变体现了()

①中央集权的强化②思想控制的加强③大一统局面的形成④儒家以外各学派的消亡

A.②④B.①②④C.①③D.①②③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组合选择题，但体现出一定因果关系，难度较大，试题较为新颖。解题时，要求考生对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原因、影响等作出恰当分析，应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规律，同时，西汉时虽“罢黜百家”但并不是消灭各家，由此可排除④。

例2、(2005上海历史)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需两人抬进宫，以后改变携书不方便现象首次得益与发明了

A.造纸技术B.雕版印刷C.制墨技术D.活字印刷

解析本题答案是A。造纸术发明后，轻便价低的纸张逐渐代替了笨重的竹木简，从而改变了携书不方便的现象。

例3、秦汉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化有机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水平居世界前列、气势恢宏等突出特点。其中，造成“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一特点的直接原因是()

A.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以确立与巩固

B.处在封建盛世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

C.中外交通发达，政府重视对外交流

D.科技文化先进，对周边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

解析本题答案是C。秦汉时期由于中外交通的发达，中国大规模的吸取了外来文化。

秦汉时期文化板块小结

中外文学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高中英语；英语教学；英语教材；跨文化意识；文化学得

文化以语言为基础。语言是我们借以规范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的手段。每当语言用于交流语境中，它就在多方面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过去的英语教材内容更多关注语言形式，而不关注语言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在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阶段，由教育部在2001年制订并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提出的总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其中特别强调交际能力。正如“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证。”为了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有效交流，我们需要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现行高中英语教材中的课文涉及到许多文化内容以及其中外文化差异，这就必然需要我们的教师正确引导学生去学习和理解，从而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意识，提高学生得体地运用语言的能力。以下是笔者针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3、2006、2007年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英语》第一至二册(上、下)课文中出现的文化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同时结合教学实例提出一些培养学生在语言学习中的跨文化意识及其对中外文化的学得途径。

一、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含义

在日常生活和语言教学中，我们经常会谈到语言与文化的话题。针对“语言”与“文化”这两个概念，许多中外专家早已从不同的角度给它们下了很多定义，在此不必逐一陈述。其中，下面的解释已经成为共识。譬如，语言是什么?语言最基本的含义是一套符号及其与那些被广大公众利用和理解的，与符号相结合的规则。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供人们分享的总的生活方式。文化可以被划分为“大文化”，即“成就文化”(achievementculture)和“小文化”，即“行为文化”(behaviorculture)。前者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指的是教育、历史、地理、法律惯例、文学、艺术、音乐等因素；后者指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目前其内含已经被扩大到指价值、信念、感知。Ⅲ其中“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因素，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现行高中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

按上述“大文化”和“小文化”的概念及其范围来划分，现行高中英语教材包含“大文化”内容的语篇有：ACITYOFHEROES《英雄的城市》，文章描述了俄国城市圣彼得堡悠久的历史、神话般的建筑和历尽沧桑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THESOUNDSOFTHEWORLO~全世界的声音》，文章谈到全世界种类繁多的音乐形式，重点介绍了内含非裔美国人文化、歌词与旋律悲情而忧伤的布鲁斯音乐，还介绍了具有其他音乐风格的爵士乐、摇滚乐、希荷普、说唱乐，以及内含拉丁美洲风情、热情奔放的拉丁音乐；AMERICANCOUNTRYMUSIC《美国乡村音乐》，文章介绍了20世纪50～70年代流行于美国，多以表达人们内心深处的美好情感——爱情、亲情、友情、价值观等为主题的乡村音乐；NEWZEALAND《新西兰》，LIFEINNEWZEA—LAND~新西兰的生活》两篇文章先后介绍了新西兰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历史、民族、语言、自然资源等；LAUGHINGMATTER《引人发笑的艺术》，文章介绍了喜剧和美国喜剧演员达斯汀·霍夫曼表演的滑稽戏以及中国的传统艺术相声；THEMEPARKS《主题公园》，，FETORIDE《体验兜风》，两篇文章均主要介绍了集娱乐与学习为一体的中同大陆的中华民族园、中国香港的海洋公园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迪斯尼乐园；MOD—ERNARCHITECTURE《现代建筑》，文章阐述了建筑学关注的是人造生活环境的观点，同时以中国北京的太和殿与天坛、欧洲的大教堂、美国纽约的艺术博物馆、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北京2008奥林匹克体育场为例，分别介绍了传统建筑、古代建筑、现代建筑的不同构造与风格；ENGLISHPOETRY《英语诗歌》，文章简单介绍了诗歌的特点以及中国诗人杜甫、李白、王维，还着重介绍了英国诗人威廉·莎士比亚、约翰·多恩、约翰·弥尔顿、亚历山大·蒲柏、约翰·济慈、威廉·华兹华斯、乔治·戈登·拜伦、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及其作品；THEBRITISHISLES《不列颠群岛》，ENG-LAND，MYEⅣGⅣD《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两篇文章分别描述了不列颠群岛和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城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自然资源等；THEBIRTHOFMODERNPOETRY《现代诗歌的诞生》“，文章把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自由诗与中国诗人自居易的《悲哉行》进行了对比；IRE—LAND：THEISLANDINTHEWEST《位于西部的岛屿——爱尔兰》，文章描述了爱尔兰的历史、地理、气候、人口、语言、货币及其自然风光；DESTI-NATIONS《旅游目的地》，文章详细介绍了巴西美丽的海滨城市里约热内卢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以及奥地利南部的世界级滑雪胜地基茨比厄尔；THEAMERICANsouri4((美国南部》，文章描述了美国南部的苦难史以及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从一个在内战中被大火烧毁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多元文化的、繁荣的商业中心；THEBISONONTHEPLAINSOFAMERICA《美洲平原上的野牛》，文章描述了美洲平原上的生态环境、土著民族和当地濒临灭绝的猎物野牛；ROOTSOFCHI-NESECULTURE~中国文化的根基》。，文章介绍了四川省成都市附近的金沙遗址——古代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包含“小文化”内容的语篇有：TABLE^LNERSATADINNERpaRr'''',1~宴会餐桌礼仪》”，文章介绍了正式的西式宴会的礼貌规矩；THEBIRTHOFAFESTIVAL~一个节日的诞生》”“，文章主要介绍了庆祝非裔美国人文化历史的宽扎节；ALONEINANTARCTICA《独游南极洲》。。，文章以第一人称形式记实性地自述了一位乐观自信的美国老妇人为了庆祝自己的60大寿，独自到南极洲去体验了一次富有挑战和危险的旅行；BODYTALK《肢体语言》，文章介绍了各国的肢体语言因其文化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及意义；HAR—VESTFESrlVALS(丰收的节日》，文章介绍了印度庆祝大自然和丰收的“Onam”节，朝鲜及韩国庆祝丰收和祭拜祖先的“ChuSuk”节，中国庆祝财富和好运以及亲友团聚、共赏明月、品尝月饼的“中秋节”；ANIMALBODYLANGUAGE《动物的肢体语言》，文章介绍了狗、大象、海豚是如何通过它们特殊的肢体语言来给人类和它们自己传递信息的。

三、现行高中英语教材中关于文化内容存在的问题与教学对策

首先，纵观上述教材中出现的文化内容后发现，教材中“大文化”语篇多于“小文化”语篇，目标语(英语)文化语篇多于中国文化语篇。其中具体表现为：1．反映“大文化”的语篇较多，例如历史民族文化、音乐文化、地域文化、艺术文化、娱乐文化、建筑文化、诗歌文化等，而反映“小文化”的语篇较少，例如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信念文化、语言文化等，尤其是有关信念文化的语篇甚少，仅有《独游南极洲》一篇；2．教材缺乏介绍更多有关中国文化的语篇。对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主动去查阅一些与所学语篇相关的中国文化内容进行对比学习，然后再去体会、欣赏中外文化。因“小文化”语篇较少的因素，教师还可以着重给学生拓展性地讲解一些有关“小文化”方面的知识。例如，在教学课文TABLEMANNERSATADINNERPAPTY《宴会餐桌礼仪》时，笔者让学生用列图表的方式去比较正式的西式宴会与中式宴会或聚会的礼貌规矩：在西方，为某人健康祝酒时，要举杯，但不要碰杯；在中国许多地方的祝酒习俗则是要碰杯，而且还要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但西方人一般只是啜一口等。教学课文THEBIRTH0FAFESTIVAL(一个节日的诞生》时，笔者在给学生讲解代表非裔美国人文化历史的“宽扎节”之前，让学生预习课文，查阅有关中国节日的文章，课堂上抽查个别学生以口头作文的形式向全班同学介绍一些自己熟习的节日，尤其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泼水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随后让同学进行提问或讨论，课后，以布置作业的形式要求全班学生各自完成一篇以节日为题的书面作文。针对课文ALONEINANT-ARCTICA((独游南极洲》，笔者在引导学生阅读全文的同时，特别要求学生用心去体会那位老妇人在旅途中面临恶劣的暴风雪气候，还独自一人在帐篷里点燃蜡烛，放声高唱“祝我生日快乐”时的情景，启发学生去赞赏她那种积极而乐观的生活态度。当学生再进一步阅读到老妇人的雪撬出了事故，腿受了重伤，但为了生存她挣扎着从冰雪里站了起来时，学生便会自发地为她那种勇敢而坚强的生活信念肃然起敬。由于这是一篇较深层次地反映美国文化及美国人的信念和价值观的文章，对于学生而言确实不易理解其中的文化含义。对此，笔者给学生拓展性地讲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告诉学生美国民族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而那些英雄人物的身上大多具备了很多令人尊敬的品质，例如坚强、勇敢、毅力、乐观、进取心等等。文章中那位老妇人的故事正好反映了美国人典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特别是：美国人相信自己能够拯救自己，认为人的力量是无限的，适者生存，寻求表达自我。从而，让学生明白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教学课文BODYTALK((肢体语言》时，笔者让学生结合课文内容，用表演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他们熟知的肢体语言。例如：每当人们把拇指和食指收圆表示OK的手势时，在日本，有人看见对方做这个手势，以为是金钱的意思；在法国，有人看见同样的手势，以为是零的意思；在巴西和德国，这个手势则表示不礼貌的举止；而在中国，这个手势可以表示同意对方的建议或表达某事一切就绪；等等。

其次，笔者在教学中还发现：1．学生在原有的知识结构中缺乏对中国文化的较多了解；2．学生在语言学习中不会恰当地用中国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如前所述，尤其是当笔者让学生口、笔头表达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泼水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时，很多学生不太清楚这些节日的来历或者某些相关的细节，尤其不知道有关中国人“过年”的民间传说与习俗。譬如：不知道远古时中国民问传说中的“夕”或“年”是一个凶恶的妖怪，它经常出来危害百姓，于是民间的千家万户在每年除夕前后才有了大扫除、放鞭炮、在门上贴红色春联的习俗，以此来表示驱邪消灾，辞旧迎新，烘托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学生们更不知道大年初一还有走亲访友的习俗，初二是全家人供奉神明和祖先的日子，而初五(tR叫做“破五”)则是敬财神的日子；甚至还有一部分学生不清楚代表中国年的十二生肖顺序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等等。另外，大多数学生在用英语进行口笔头表达时，不会用中国英语表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所谓“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人英语交流，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中国英语主要构成包括音译词，借译词以及独特的句式和语篇。”例如，“幸运花结(goodluckknot)”，“窗花(redpaperdecorationsonthewindows)”，“剪纸(paper—cuts)”，“春联或红对联(redpaperorcouplets)”，“十二生肖(thecycleof12animals：rat，OX，tiger，hareorrabbit，dragon，snake，horse，ram，monkey，rooster，dogandpig)”，“燃放鞭炮(1ightingfirecrackers)”，“焰火(ifre—works)”，“年夜饭(theNewYearSEvesupper)”，“压岁钱(1uckyredenvelopeswithmoneyinside)”，“守／熬夜(stayingupallnight)”，“财神(theGodofwealth)”，“团圆日(atimeforreconciliation)”，“元宵节(TheFestivaloftheLanterns)”，“汤圆(TangYuanorYuanxiao，asweetdumplingmadeofriceflour)”，“傣族泼水节(DaiWater～SprinklingFesti。va1)”，“龙舟赛(dragonraces)”，“端午节(DragonBoatFestiva1)”，“粽子(Zongzi，atraditionaldishofriceandfruitwrappedinbambooleaves)”，等等。对此，笔者适时向学生引荐一些相关的课外阅读语篇，并要求学生用笔记本记录一些词句。

四、培养学生在语言学习中的跨文化意识及其对中外文化的学得途径

中外文学范文篇8

点针对英语教学偏重工具性忽略人文性教育的现状，像许国璋教授这样的众多外语界专家学者呼吁人们应该重新认识英语这门学科的人文学科特性。外语既是教学的内容又是教学的语言工具。语言一旦用于交流或交际，就必然承载着思维、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内容，这些内容无不体现了人文性特征，充分具备进行人文性教育的条件。英语教学要达到英语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目的。语言教师要把语言教学和中外文化对比相结合，决不能“中英文两张皮分开教”。（吴鼎民）为此外语教师应该做如是思考：基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文化都有着潜移默化的意志影响力，那么就决定了外语教学过程首先是中外文化对比过程：通过对比外语文化与母语文化，从而达到对比中外道德观的目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以母语文化经典即中国传统文化精微起航英语教学中的德育之旅，最为恰切。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母语文化，凝聚着道德教育的精华，引导他们把中外文化加以对比、分析和评判，使学生既理解、欣赏、包容异国文化，又加深对本国文化的学习，使学生更加热爱本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弘扬传统美德，最终达到道德提升的目的。这样的对比学习，让学生学有所思，思有所得，得有所用，让学生从此忘却学习英语的痛苦，不再感到英语离自己很遥远，实现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和学习者人格、素质的同步提升。比起教育者的苍白说教、强硬施压，有着更好的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精微的学习能培养学生有理、有据、有礼、有节的思辨能力，培养其对异国文化的思辨能力。通过外语课堂教学，学生既汲取西方价值文化精髓，又吸收我国传统价值文化中的先进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样在传播中国文化中会信心十足，有效避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和贬低自己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等极端行为。不可否认，一些学生在道德选择和追求中，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化，倾向于追求眼前利益、追求生活享受。他们年轻气盛，其情绪、认识观念还很不稳定，做事随大流，缺乏自己独立的思考和选择判断。

二、英语教材的德育案例

新课改形式下的英语教材，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性教育资源，语言鲜活而又贴近真实的生活，英语教师要充分利用优秀作品鼓舞学生、用其高尚的情操感染学生，同时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微，帮助学生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进而满足学生的道德需求，真正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这比起机械的、强制性的说教更容易打动学生的心弦，而更容易使学生产生道德认同，使学生的道德认知有效地转化为道德行为，实现语言学习和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培养的有机结合。比如学习课文中的有关友谊的话语时，教师适时导入中国古代圣贤的友谊观：大教育家孔子在《论语》中把朋友分为两类：“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孔圣人教育人们选择善友是人生成长的大事。《易经》告诉人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即善人会跟善人在一起，人有善的本性才能吸引善的朋友。通过文化对比教学，学生们会发现，中外优秀文化对美好事物和品德的认同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精微，丝毫不逊色于外国文化的精华。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觉地扎根于自身的文化，那么英语课堂教学就大大提升到这样的境界中：学生们不仅得到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更重要的是收获了有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

三、英语教学中德育理性回归的思考

中外文学范文篇9

关键词：艺术设计类专业；语文课程；教学内容

一、明确课程性质

在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一般是一门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文化必修课，它应当具有工具性、知识性、基础性、思想性、审美性、人文性的基本特点。语文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重要工作，大学语文教学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母语的能力，因此工具性是最根本的要求。此外，语文是思想、情感传达的载体，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情感都是通过语言文字来传达的，因此人文性、思想性和审美性更是大学语文应当重视的。针对艺术设计专业性质，大学语文课程尤其应当注重审美性和人文性。大学语文课程还应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提高国民素质，铸造一定的人文精神为主旨，通过课程学习能够增强学生的语文知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鉴赏能力、审美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进一步增强文学素养，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专业学习、为今后就业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

二、确定课程目标

根据现代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理念要求，大学语文的基本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语文知识指语文这一学科中关于言语及语言的知识。根据艺术设计职业岗位特征，大学语文课程知识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字、文学基础知识，了解中外文学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掌握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体裁的欣赏常识和技巧；学习并掌握艺术类（如电影欣赏、美术欣赏、音乐舞蹈欣赏、创作随笔等）文章的欣赏常识与技巧；掌握一定的口语交际常识与技巧；学习并掌握文学艺术评论类（如小说和诗歌、电影等）文章写作的常识与技巧[2]。语文能力是指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以语文的专业知识进行言语表达交际的收提箱出的一种综合能力。根据艺术设计职业岗位特征，大学语文课程能力目标要求学会如何去分析、赏评文学作品，进一步提高文学审美能力；进一步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主要是文学作品、艺术欣赏、学术类著作及难度适中的文言文）；锻炼并提高学生文学艺术评论类（如小说和诗歌、电影等）文章写作能力；锻炼并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如演讲、辩论等）；以语言、文学学习为基础，奠定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语文素质是指在进行言语表达交际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性、审美性、人文情怀等综合的素养。根据艺术设计职业岗位特征，大学语文课程素质目标要求了解和学习中外优秀文化，接受现代人文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熏陶，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使学生具有较高的文艺审美意识和较宽的文化视野[3]。

三、依据专业职业岗位特点确定课程内容体系

大学语文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宝库，承载着人类的智慧结晶。艺术设计类专业的职业岗位特点更加要求具备较好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养。因此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和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一方面要求通过课程授课提高当学生文学素养、语言素养和人文素质，陶冶情操，升华思想境界，吸收古今中外优秀典籍中优秀的审美价值及人文精神，从而以文化人，塑造学生个性品质，培养思想独立、素质全面、人格和谐发展、能够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和文化。在教材的选用和编写上也应当选择适用于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新教材，应当以文学欣赏和艺术欣赏为主，兼顾口语训练与写作训练；内容的选取上，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重点，兼顾古今中外文学，拓展学生视野，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沟通、融会；充分利用教材及其资料以及现有教学设备，提高学生文学艺术审美能力及书面表达能力、口语表达能力等[4]。根据艺术设计职业岗位特征设计教学内容体系如下：小说欣赏部分，要求掌握小说的相关常识；了解作家与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会赏析小说的方法与技巧；赏析小说的语言、人物及艺术特色等，提高审美能力，并且用口头和书面进行表达。诗歌欣赏部分，要求掌握诗歌的相关常识，了解作家与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会赏析诗歌的方法与技巧；赏析诗歌的语言文字、节奏、意境、艺术手法等，提高审美能力，并用口头和书面进行表达[5]。戏剧欣赏部分要求掌握戏剧的相关常识；了解戏剧家及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会赏析戏剧的方法与技巧；赏析戏剧的语言、人物形象、结构、艺术手法等，提高审美能力，并用口头与书面进行表达。散文欣赏部分，要求掌握散文的相关常识；了解作家与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会赏析散文的方法与技巧；赏析散文的语言、结构、艺术手法等，提高审美能力，并用口头与书面进行表达。影视欣赏部分，要求掌握影视欣赏的相关常识；学会欣赏电影的方法与技巧；赏析电影作品的语言、人物形象、结构、艺术手法等，提高审美能力，并用口头与书面进行表达。美术欣赏部分，要求通过阅读作品，结合所学美术专业知识，提高美术类文章的欣赏与写作水平。音乐舞蹈欣赏部分，要求掌握一定的音乐舞蹈常识；通过阅读作品，提高欣赏音乐舞蹈的审美能力，并且锻炼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创作随笔部分，要求通过阅读作品，掌握一定的文艺创作的理论与技巧。美学散步部分，要求通过阅读作品，掌握一定的美学理论，提高审美理论水平。口语训练部分，要求了解日常交际、演讲、辩论的相关常识；掌握日常交际、演讲、辩论的技巧；锻炼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写作训练部分，要求结合所学文章，学会进行艺术类作品的鉴赏；运用案例、讨论等形式，让学生学会艺术鉴赏文章的写作基本格式与技巧。文化讲座部分，要求掌握一定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常识；学会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人生、艺术等问题；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

四、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保障课程内容的实施

教师应当以文学欣赏的方法入手，通过讲授具体作品，引导学生提高文学艺术的审美能力，增强审美情趣，提高综合素质。注重信息化教学，用线上线下的模式，微课、微信、QQ等，扩大信息量，开拓大学语文教学信息化新途径，将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教学内容与学生的专业学习有机结合。一方面提高学习语言、文学的兴趣，另一方面为学生专业学习、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学内容和形式多样化。内容选取以阅读、写作、口语表达等为基础，综合提高学生的能力；师生的互动形式灵活进行，质疑、辩论、诵读、课堂及空间讨论、观看视频、讲座等教学形式相结合。课外布置的作业以阅读训练为主，扩大视野，提高文学欣赏水平和人文素质。大力开拓实践性教学。每学年度，组织开展1—2次语文综合性学习，如专题研究报告、经典诵读、文学与艺术赏析等。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应当树立人文主义的教学观，以文化、文明为参照背景，以文学为主线，文史哲贯通融合，培养学生现代人文意识；树立能力教学观。语文只是个工具，关键是通过语文的教学，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审美能力及终身学习的能力；树立现代化教学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适应学生的特点，以信息量大、视野广、手段新等提高学生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课程的构建只有在对接职业岗位能力的基础上明确了课程性质，确定了课程目标，选择好适当的内容体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才能保障课程内容的有效实施，让大学语文课程在学生综合能力素养的培养和未来职业可持续发展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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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果.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开发与实践[J].文学教育,2015,(7):124-125．

[4]杨建成.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的构建[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3,(19):104．

中外文学范文篇10

一.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地位

我国文学翻译历史久远，早在古代就有翻译他国文学的行为，例如翻译佛家经典著作，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繁荣埋下伏笔，介于“”为新文化运动，从该历史事件为节点的翻译文学称之为现代翻译文学，他们在学习中国文化基础上，不断扩展文学视野，不断践行翻译事业，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纲要》（朱自清）、《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陈子展）、《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孜孜不倦的研究下，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数量越来也多，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形成一股强劲力量，涌入文学史中使翻译文学成为文学史一部分的势头越发明显，然而翻译文学受传统教育理念影响，还未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在文学类别中仍属少数派。文学史中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地位崛起是在改革开放后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文化交融越来越紧密，为有效了解外国文化，翻译成为掌握多元文化的重要路径，随着世界交融态势的繁荣，文学翻译内容也逐渐增多，这些从东方人视角落实国外文学翻译的成果，逐渐在文学史中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并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更加系统，这个系统表现在，除关注外国文学本身，依据外国文化背景、语言习惯、思想价值客观翻译文学外，人们也在文学史叙述中越发注重中国文化及背景，对国外文学的再创造能力，继而形成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虽然，在当今文学是中，仍有许多人将翻译文学视为外国文学，将其视为代表外国文化的符号，但是其与本土文学相互交融且难以割舍的现象却极为明显，以满足我国阅读习惯为前提，展开的文学翻译越来越多，成为充实现代文学史重要内容。作为下现代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同步得以发展，并在文学史中不断累积，提升自身文化影响力，逐渐成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不可小觑的文学力量，显现出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相互交融，所激发的文学包容力与发展活力。同时，作为展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工作的学者，也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吸纳先进文学，提高翻译能力，使翻译内容与文学原著内容相差无几，使人们越发认可翻译文学，并成为吸纳国外先进理念重要途径之一，此外中国文学也通过翻译流向国际，实现文学交互目标[1]。

二.论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权属观念

伴随时展，文学翻译作为人们了解世界重要路径之一，其翻译成果不断累积，成为一股强劲力量冲击文学史，从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国外文学自发关注的文学觉醒，到改革开放后期人们了解世界的自主探究，现代翻译文学始终在文学权属观念层面较为模糊，并在翻译文学数量与日俱增态势下，推动相关文学权属观念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权属观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文本形式。我国以汉语为基准进行名著翻译，这表明翻译事实依托为汉语言文学，以中国语言文本为基础落实文学翻译；二是翻译文学流通场所。以汉语言为基础的文学翻译，其流通场所仍在中国，用以满足中国人汲取国外文学养分的需求，因此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始终在中国以汉字形式向国人传播，与我国文学协同发展并发挥自身文学价值，为人们了解外国文化奠定基础；三是是否属于原语文学。介于我国现代翻译文学所产生的文化氛围、文学翻译需求、翻译文学价值均在汉语翻译基础上产生，其与原语文学存在一定差异，旨在满足我国读者阅读需求，因此会在国外著作基础上，依据我国对翻译文学的需求展开具有针对性与个性化的翻译，使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与原语文学形成差异，已经不属于原语文学[2]。通过对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是翻译文学进行权属观念进行分析可知，以汉语言为载体，以中国文学发展需求为核心，以国人对翻译文学需求为出发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越发具有“非外即中”发展势头，介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已经跳脱原语文学形式，与中国文化深切交融，并在文学史发展进程中不断累积，使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已经向中国文化文学一方靠拢，然而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存在一大部分极具民族风情与宗教特色的翻译文学，针对这部分文学产生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权属盲区，需依据客观实际，对文学内容进行考量，对其所属程度进行系统分析[3]。基于此，中外文化在改革开放后期出现极为繁复的交融状态，在交融过程中成为文学实体，为此人们需在明晰文化权属基础上，进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是否属于文学史叙述整体，在此基础上，有关所属权的分析与论证需具有针对性与深入性，使其得以经得住重重考验与种种质疑，能以最佳姿态解答一切疑虑，使其得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中重要组成部分[4]。

三.论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概念的引入

分类的目的是为展开有效认知，使事物之间的相似、差异显现出来，而同类或相似事物则可用统一标准进行表示，并划分为同类历史演化进程中，用以佐证某项事物的发展，使事物发展更加充实，人们得以更好了解客观事物，为客观事物展开深入研究奠定基础[5]。针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概念来讲，需对其进行分类，主要是对该概念是否与中国文学史叙述是否相契合，继而凸显概念分类有效性，分类科学性可见一斑。每个国家文学存在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主要是源于各国文化、社会背景、人文基调存在差异，使文化存在极大不同之处，所处概念为两个分类，而翻译文学作为以一国语言、阅读习惯、文化领悟力及文学知识汲取需求为出发点进行翻译的文学形式，需以文化输出一方的文学背景为依托进行客观翻译，使翻译内容更加贴合文学输出一方真实情况，这种不系统隶属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概念，被划分为中间区域文学[6]。进入中间区域分类状态的翻译文学，如同纳入“失物招领”平台的孤立文学，自改革开放后期其概念界定就未能够得到统一，为保护文化多元化，文学形式丰富性，各国均认为翻译文化应属本国所有，其中有些认为翻译文学应隶属于国外文学的研究学者，不能否认受传统文学认知意识影响，认为翻译文学与国外文概念相分离，同时还有人认为国外文学在翻译过程中，需利用本国语言、语境、阅读习惯等文学吸纳需求进行再次理解，使其在保障原文内容正确性基础上，更加符合翻译国一方阅读综合需求，因此具有翻译国文学概念[7]。针对我国来讲，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以中国文化基调为载体，对国外文学进行深度理解，在原有语言基础上进行文本转换，使其更加适合我国人民阅读，满足我国人民阅读习惯，转化成文化形式中的一种，供养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当今国际社会文化交融程度越发深入基础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属文学史叙述对象的现象越发突出，成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流入文学史内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此同时，人们应也客观看到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的区别，在设定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概念时，需作出明确规定与系统分析，必要时秉持实事求是原则，进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概念分类，使其在文学史视阈下更具体系化，也为其系统发展奠定基础[8]。

综上所述，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在时展进程中，不断累积翻译文学厚度，使其的汇集小流，成为冲击文学史壁垒的力量之一，为此人们在分析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在文学史视阈下权属、概念等多方内涵时，需具有广阔文学视野，从实际出发，思考翻译文学归属，与世界翻译文学发展潮流保持同步，确保我国文学史更加充实，达到推动我国文学良性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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