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制度十篇

融资制度篇1

一、危机中“贸易融资”链条暴露出来的问题

贸易融资素有贸易活动的“血液”和“剂”之称,对贸易活动和经济发展有强大支撑作用。据估计,全球约80%～90%的贸易活动需要金融服务支持,涉及贸易额约13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内贸易融资急剧收缩,成为导致世界贸易下滑的重要因素。WTO曾预计,在导致2009年全球贸易额下降的因素中,有10%可归因于贸易融资的枯竭。

中国也不例外。自2008年下半年以后,国内贸易融资增速明显萎缩,与外需下降并列成为外经贸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2009年1季度,工商银行、招商银行、进出口银行、浦发银行等贸易融资量均不同程度下降,降幅达20%～30%;东部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宁波市贸易融资到2009年2月同比下降了近一半。2009年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到位和全球经贸形势逐步好转,贸易融资问题一定程度得到缓解。但在此背后,仍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是在危机背景下,我国政策性金融工具发挥反周期作用存在较多局限。2009年1季度,中国银行业信贷创下4.58万亿投放天量,贸易融资却呈现业务量下降、融资成本高企态势。根据2009年上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实际取得的银行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1.1～1.5倍的占53.45%,基准利率1.5～2.0倍的占10.34%,民间贷款利率更高。与此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快速反应、支持力度、覆盖面等方面,远滞后于实际需求。在浙江等沿海省份,进出口银行的客户还不足出口企业的1%,出口信保的渗透率仅为8%,与20%的国际平均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较低的政策覆盖面加上繁琐耗时的审批流程,无法适应危机条件下外贸短单、小单多的现实需求,使得外经贸形势雪上加霜。

二是在各类市场主体中,中小企业得到的贸易融资支持与大企业相比差距加大。一项统计显示,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信贷总量中80%左右投给大企业;而另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没有向银行贷过款,危机背景下这一特点更加鲜明。原本融资能力就弱、迫切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的中小外贸企业,却面临着更高的融资门槛。2009年,在反危机政策下进出口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实现了20%以上的增速,但即便如此,到2009年9月底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仍仅为3.2%。中国出口信保公司支持的中小企业出口,到2009年10月底也仅为136.7亿美元,占我同期外贸出口的1.4%。与此相对应,一些国有龙头企业、大型项目更容易得到政策性资源。

三是在后危机时代,乍暖还寒的外贸企业又将面临相关政策能否接续的不稳定预期。2009年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支持企业应对危机,对遏制外经贸下滑势头、保持市场份额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相关风险补偿机制未明确、国别限额严重不足、审批流程较长等诸多问题,不少企业担心这些“应急篇”政策能否接续。近期随着我国进出口数据有所回暖,工商界普遍反映,虽然外需远未从根本上好转,但政策环境的不可预期性,加上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等一系列变数,整体经营环境有趋紧倾向。

四是制约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作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此次危机中,我国政策性贸易融资体系暴露出一些操作层面问题,表面上看是其管理与服务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到位,其深层次原因则包括:财政的政策性支持严重缺位,资本金补充等机制远远滞后于外经贸发展实践;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关系并未厘清,如何促进良性发展尚存争议;立法体系有待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很不健全等。此外,在一些具体项目实施和机构改革过程中,时常出现协调机制不完善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性贸易融资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透过贸易融资问题看我国外经贸政策体制的取向

融资问题是贸易链条中的“小环节”,同时又是观察我国外经贸政策体制的“大窗口”。跳出融资看外贸政策,我们感到在现有体制上存在诸多误区,其中不仅涉及贸易管理与贸易促进的关系、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也涉及决策体系的科学化与系统性等。事实上,随着我国构建内外联动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步伐的加快,贸易政策转向“中性化”乃大势所趋,大力改善和强化公共服务体系成为首选。对于中性化的内涵,我们体会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中性化”的定位,应着重突出全局性和战略性。即在立足国情世情、立足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基础上,从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角度制定中长期对外经贸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出口与进口的协调,更加注重存量与增量的协调,更加注重数量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协调,更加注重产业政策与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等,在内外经济互动中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中性化”的方向,应着重突出完善公共服务。即在逐步调整过去比速度、比数量、比排名的激励机制背景下,政府对贸易的支持更多地转向放松规制、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致力于为内外资企业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高效、透明的经营环境。

三是“中性化”的边界,应着重突出制度化和机制化。过去发达国家一般不强调对外开放,是因为其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开放成为必然要求和内生安排。现在美国正大力推进经济向出口推动型模式转变,并推出一系列促进政策措施。与其相比,更加凸显出我国对外经济领域市场化、制度化、机制化安排的缺陷与不足。特别是没有严格界定好“贸易促进”、“贸易管理”以及“宏观调控”等不同的职能,以及在实施这些职能中政府、中介组织、执行机构的角色定位;不能把常态化的制度安排与相机抉择的调控手段区分开来;不能把政府部门弥补市场不足的职能与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结合起来;“长期政策短期化”导致政策环境的“大起大落”,大大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和成本,导致短期政策成本远大于收益。

四是“中性化”的工具,应着重突出按国际通行惯例办事。即更多采用适合市场机制运作的政策工具(如贸易融资、信用体系建设、出口退税、中小企业促进等),防止产生新的市场扭曲。这既是作为贸易大国的必然选择,是保持外经贸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也可以避免授人口实,缓解外部摩擦和压力。同时,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别政策以及发展战略,应依托于这些相对市场化的政策工具载体来贯彻实施,真正在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中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实际上,在政策性出口信用体系、出口退税、贸易促进中介服务以及中小企业支持等方面,都有国际通行的规则与做法,反映了经济贸易发展规律和政府战略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对我国来说,尽快实现与国际通行做法的接轨仍是下一步努力方向。

三、几点思考与建议

第一,以更加开放的视野研究制定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前,传统的外贸、外资、走出去等“三外”业务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内外问题联动性越来越强,很难再沿袭过去的 “涉外经济”与“非涉外经济”二元划分标准,更不能以此来孤立、片面地制定外经贸政策。应以更加开放的视野统筹考虑贸易与产业、内需与外需、生产与流通、调控与管理等之间的关系,加快构建更富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第二,应制度化、系统化推进外经贸宏观管理体系的完善。

――贸易促进等公共服务职能应作为常态工作重点加强。界定好不同角色在贸易促进职能上的定位,政府层面应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同时从多双边环境营造、高层推介、重大问题交涉和谈判等方面开展工作;行业协会和商会等中介层面应更多进入贸易促进的“台前”。

――政策性贸易融资应成为国家产业政策、对外政策等实施的重要载体。这不仅是目前国际上对出口实行“非禁止性”补贴的唯一渠道,也是一个特殊的竞争领域。我国应在资本金补充机制、职能定位划分、业务创新、立法完善、网点规模和人力资源配备等各个方面,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加以支持,使之逐步成为支撑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工具。

――出口退税政策应逐步制度化。在理顺国内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增值税等配套改革基础上,对现行退税制度加以规范,避免被作为“外贸调控工具”带来的负面效应,使之逐步成为一项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化安排。

融资制度篇2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过程的差异，各国（地区）形成了适合自己市场实际情况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概括地归结为两大类，市场化融资融券模式和专业化融资公司模式。在市场化融资模式中，证券公司主要通过货币市场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回购和票据融资，融资融券交易均表现为典型的市场行为，欧美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的就是这种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在专业化融资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必须向经过特批的证券融资公司筹借资金，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等实行的是这种专营的融资公司模式。

（一）美国的融资融券制度

在美国现行体制中，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管理的部门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的管理是建立在《1933年证券法案》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美联储还先后颁布了4个有关信用交易的规定。除美联储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协会等自律机构也从自身的角度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条例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作为对联储的法规和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用交易账户操作的细则，以保证联邦有关法规的实施。证券公司在融资交易方面的自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客户进行融资时，严格遵守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自己客户信用账户中的保证金比率一般都高于联储所规定的比例，常规保证金维持率也高于交易所的规定。二是证券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转融通时，必须严格按照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得随意挪用冻结的证券。另外，为了加强整个证券公司的规范水平、防范各种法律合同风险，证券公司协会还制订了标准化的信用交易账户开户合同和借券合同，对账户的操作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活动通过法律的条款加以界定。

美国的市场化信用交易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比较完整的自主性基础之上的。在美国信用交易体系下，基本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美国融资融券交易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的市场化在美国的信用交易模式中，监管当局从活跃市场同时又要有效地防范风险的目标出发，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则。在制度所限定的范围内，融资融券交易完全由市场的参与者自发完成。在融资融券的资格上，几乎没有特别的限定，只要是资金的富裕者，就可以参与融资，只要是证券的拥有者，就可以参与融券。而证券公司之间，同样可以相互融资融券；证券公司与交易客户之间，只要建立在“合意”的基础上，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的活动，比如出借证券、使用客户保证金等等；银行的参与方式则以资金转融通为主，同时也向证券公司提供借券，而其他金融机构（养老金、保险公司等）则积极参与借券的转融通。这种信用交易主体的广泛性，源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

2、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联系

在美国的信用交易中，不仅融资融券主体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结合。美国的货币市场基本上是对机构开放的，各个机构都能够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开展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或者证券。而在货币市场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就是债券回购。回购工具的广泛使用，源于美国透明的货币市场以及完善的信用基础。另外对于证券公司的短期资金需求而言，抵押贷款和融券也是广为采用的方法。

（二）日本的融资融券制度

日本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证券抵押和融券的转融通完全由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完成。在这种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被分隔开，由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垄断地位，严格控制着资金和证券通过信用交易的倍增效应。

为什么日本选择了由证券金融公司主导的专业化模式呢？应该说，金融体系和信用环境的完善程度，往往与信用交易模式的专业化（或者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大凡金融市场越不发达、信用环境越薄弱，对专业化机构监控的依赖性就越大，这就是日本在战后发展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内在原因。

日本的专业化融资融券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证券金融公司的垄断专营地位

从负债结构来看，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主要是通过向资金和证券的拥有者融借证券和资金，来维持自己的转融通业务。同时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自有资本的比例很小，为2．5％。如此小的自有资本规模，只有在政府支持和垄断专营的基础上，才能够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行。实际上，由于证券公司不能够直接向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融取证券，其它金融机构如果需要借出证券，一般是要将其转借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证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将证券融借给证券公司。而在融资方面，由于证券公司可以部分参与货币市场以及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证券金融公司对融资方面的垄断性要小一些，是一种“准垄断”的状态。

2．信用交易操作层级分明

在日本的专业化信用交易模式中，客户不允许直接从证券金融公司融取资金或者证券，而必须通过证券公司来统一进行。证券公司除了部分资金以外，也不能够直接从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那里，获得信用交易所需要的证券或资金。这样，证券金融公司便成为整个信用交易体系中证券和资金的中转枢纽。大藏省只要通过控制证券金融公司，就可以调控进出证券市场的资金和证券流量，控制信用交易的放大倍数。

3．日本证券金融公司在证券公司资券转融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

导致证券金融公司转融资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与货币市场的资金使转融通需求发生分流，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短期借款、回购等方式从其他渠道获取所需资金。但与转融资的情况相反，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的借券额占证券公司总借券交易额的比重却越来越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证券金融公司在转融券业务中的垄断地位。

像日本这种职能分工明确的结构形式，确实便于监管，也与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相适应。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资源快速配置的效率。

（三）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

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虽然是与日本相似的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实行了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

在台湾所有的证券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经批准可以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其余的证券公司则没有营业许可。获得融资融券许可的证券公司可以给客户提供融资融券的服务，然后再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而没有许可证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客户的委托，代客户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融券。这样证券金融公司实际上一面为一部分证券公司办理资券转融通，同时又直接为一般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在“双轨制”的结构中，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既可以通过证券抵押的方式从证券金融公司获得资金，也可以将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融资，因此，证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资本市场和货币资金市场之间的唯一资金通道，而是专门以证券质押的方式获取资金的特殊通道。

从台湾信用交易制度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

在台湾的信用交易模式中，一方面根据台湾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现状，采取了专业化集中信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市场竞争的特点。台湾有四个证券金融公司，但并不象日本那样，一家几乎完全垄断市场，而是在信用交易提供转融资上展开市场竞争。另外，从资本规模上也比较接近。这种四家竞争的形式促进了证券金融公司的效率。由于近似有效的市场竞争，证券金融公司比较注重市场运作与风险的控制。

2．客户信用交易并非必然集中于证券公司，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逐步从转融资过渡到直接融资

台湾的证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具有信用交易资格，可以为客户直接提供融资和融券的信用交易支持，而大部分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信用交易客户的委托，转而向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而客户也可以选择，是从证券公司直接获得融资和融券，还是直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和融券。所以，证券金融公司在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的情况下，更多地转向直接为个人投资者提供资券融通，成了一个市场化的融资公司。

3．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

台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有信用交易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越来越多地利用货币市场的融资工具，而逐渐减少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依赖，这导致了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业务的萎缩。

二、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现状分析

（一）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的现状

证券公司可支配资产的多少是决定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因此，国内外券商都非常重视融资融券业务。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做空机制，因此目前国内券商尚无法进行融券交易。

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券商融资渠道比较通畅，券商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如美林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95%，所有者权益仅为5%，这意味着95%的资金来自于别的融资渠道。一般说来，公开上市是国外许多知名证券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美国的十大券商都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其中不少还在多个交易所同时上市。此外，国外券商的融资渠道还有发行金融债券、进行特种信用贷款、同业拆借、票据融资、国债回购和抵押债券等方式。

相比之下，国内券商的融资渠道就显得乏善可陈。除自有资金外，我国券商融资的主要方式有：

一是同业拆借。199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为证券公司同业拆借业务提供了一条合法通道。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成员总数已经由1998年的171家、1999年的319家增加到2000年的464家，目前已经达到495家。2000年，信用拆借全年成交6728.07亿元，较上年增长104%。

二是国债回购。目前，我国国债市场由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组成，大部分证券公司只能在交易所市场交易，而国债的最大买家——商业银行只能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从1997年起，我国国债市场就一直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交易所市场虽然交易活跃，但由于发行量小，债券供不应求，导致回购利率高企，特别是在新股发行时尤为明显，券商融资成本较高。2000年，我国国债回购全年成交15781.74亿元、较上年增长299%，现券买卖全年成交682.68亿元、较上年增长782%。

三是股票质押贷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证监会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提供了新的融资来源。股票质押贷款具有的乘数效应使券商能以低成本扩张并获取高收益，但券商提高了收益的同时负债也相对上升，风险也自然增加。因此管理层对该项业务作了较严格的资格认定，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券商获准进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

总体而言，我国券商的融资业务存在渠道窄、数量少、比例小的特点。融券业务至今还没有开展，债务融资也只处于起步阶段。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1999年的《证券法》第35、36、141条明确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卖出证券必须是客户证券帐户上实有的证券，不得为客户融券交易；证券公司接受委托买入证券必须以客户资金帐户上实有的资金支付，不得为客户融资交易。《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强调现货交易，既限制券商通过融资融券进行自营业务，也限制其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二）拓展融资融券渠道的必要性分析

在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券商自身的风险内控机制尚未健全，各种配套的监管措施尚未完善，因此从微观层次上看，严格的分业经营势所难免，但从宏观层次上看，银行与证券、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必须在最高层次上融合，这也是当今国际金融业的整体趋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以及应对加入WTO后国外券商的激烈竞争，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已是摆在管理层及券商面前的当务之急。

1、券商扩大可支配资源、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证券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产规模直接决定了券商的竞争力。我国券商与国外同行相比，其一大劣势是自有资本金不足，总资产规模小。如2000年我国101家券商的资产总额为5753亿元（含客户保证金），净资产总额为236.4亿元，平均每家券商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仅为57亿元和2.34亿元。从1999年起我国券商掀起了一波大规模的增资扩股运动，但截止2001年底，券商总资本金才刚刚突破800亿元，平均每家不到7亿元。相比之下，美国1998年底券商总资本金达1045亿美元，总资产达19739亿美元（不含客户保证金）。2000年我国券商业务价值量排名第一的海通证券的营业收入为28.94亿元人民币，而同期美国最大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营业收入为454.13亿美元，前者仅为后者的0.77％。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券商很快就要和国外的投资银行“巨无霸”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公平竞争，这样小的资产规模，如果没有一条通畅的融资融券渠道的话，如何能与国际大投行竞争。

2、现有融资渠道的有效程度不足

从美国、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看，券商的债务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证券金融公司和货币市场。其中，回购协议正在成为券商融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逐步代替传统的证券抵押融资方式。而我国目前阶段由于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交易工具的种类少，交易规模小，参与机构也少，而且证券公司自营帐户中以股票持仓为主，可以用来作回购交易的债券数量有限，因此，回购市场尚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券商的融资需求。拆借市场上融资不用证券作抵押，融资风险比较高，银行出于自身安全性考虑对融资额度有较严格的限制，因此同业拆借所能获取的资金是有限的。另外，同业拆借和国债回购都不能满足券商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证券质押融资具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银行很难对券商或投资者融资取得的资金投向进行有效的监控，加之我国股票市场实际运行过程的不规范性，因此监管部门对证券质押融资作了严格的资格认定和比例限制，使其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市场规模很小。因此，我国现有的几种券商融资渠道，都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性或政府管制行为，而不能很好地满足券商对资金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券商融资方式，或者改进现有的融资手段，使其能更好地为券商融资服务。

3、有利于活跃交易市场

与证券交易相关的融资融券属于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可利用保证金比率这一杠杆，有效地放大参与市场交易的资金量，从而活跃交易市场。总体上说，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投一直比较活跃。以1998年为例，纽约和东京交易所的换手率分别为69.9%和34.1%，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为314%，而我国1998年为515%（上海A股，下同），1999年为428%，2000年为498%，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也高于台湾。我国股票市场能维持活跃的交易，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政府对股市的大力支持；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封闭性使投资者缺乏其他高效的投资渠道；三是我国股市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运行尚不规范，散户比例大，做庄盛行，投机性强。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上三个有利于股市活跃的因素将逐渐淡化，同时一些新的市场变数已开始显现：一是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大量违规资金将撤离股市；二是市场扩容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三是我国即将推行国有股流通方案，虽然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大量国有股的流通，无疑需要巨额承接资金。因此，未来我国股市的资金面并不宽裕，市场交投将逐渐趋于平和。而证券市场要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维持一定的交易活跃程度是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进而活跃股市交易，是应时之需。

4、建立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能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

我国股票市场属于典型的单边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也就是说，投资者要想博取价差收益，只有先买进股票然后再高价卖出，由此导致市场一味地追高，市盈率高企，股价远远脱离基本面。一旦市场出现危机时，往往又出现连续的“跳水”，股价下跌失去控制。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1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年平均波动幅度达40%（按上海综合指数计算）。而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市场本身具备了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其原理是：当市场过度投机导致某一股票价格暴涨时，投资者可通过融券，沽出这一股票，从而引致股价回落；相反，当某一股票被市场过度低估时，投资者可通过融资买进该股票，从而促使股价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价格稳定器才能发挥作用。在没有融券交易的配合下，融资交易不仅不会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反而会制造市场虚假信息，破坏市场供需平衡。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应注意两者的协调发展。

5、从长期来看，通过融资融券沟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利于释放金融市场风险。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关的金融子系统，供需的变化和市场的割裂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系统中产生风险积累，如果风险长期得不到分散和消弭，将使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过度膨胀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可忽视。一方面，银行存款大量增加，目前已超过7万亿元，且每年的增量在8000亿元以上，存款的迅速增加与银行“惜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导致银行单位资产赢利下降和总体资产质量恶化。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因其快速发展和高额回报所引致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于是违规事件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如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及向客户融资融券进行非法交易等。这些状况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已具有相互渗透的需要和冲动，人为的割裂非但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反而会引发更大的风险和危机。因此，当前应逐步放开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管制，使银行资金能合法、受控制地进入证券市场，从而缓解和释放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

（一）主导思想：建立过渡性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

从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比较中可以看出，一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由该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结构特征决定的。美国的制度是在市场的历史进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并由法规制度加以限定和完善的。日本和台湾的制度都是战后在证券市场欠发达、交易机制不完善、整个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别于美国，具备中央控制的性质。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参与者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难以直接采用市场化的融资融券模式，而应吸取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和教训，建立过渡性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模式，等时机成熟后再转为市场化模式。同时，应注意到我国属于“转轨经济国家”这一现实，证券市场中仍有许多地方有别于他国，如国有股问题，A、B股问题，银行、券商、上市公司以国有控股为主等等，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模式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制定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金融公司制度。

建立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应充分注意到其过渡性。从日本和台湾的经验来看，证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跃市场、融通资金和控制风险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这种专营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资融券市场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来越难以胜任日渐增多的市场职能，在运行中出现了业务大、责任重、风险集中的状况。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从一开始就应明确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才是最终的选择，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只是一个过渡的桥梁。在制度设计中，应使其尽量精干并易于调整和过渡。在数量上，宜控制在3家左右；在功能上，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行方式，减少政府过度干涉，防止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

（二）建立证券金融公司的意义

1、有利于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监督控制

我国证券市场是建立在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对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都进行调控，这与美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美国模式中，风险的控制由市场参与者以自律为原则自发地实现。证券公司和银行直接发生个别融资融券交易，中央监管部门对市场整体的融资融券活动难以有及时而全面的了解，也难以对交易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证券交易所作为第三者可以对融资融券活动的结果进行监督，但很难对交易过程实行监控，也难以防止交易双方发生不规范的内部交易。而专业性的证券金融公司，作为融资融券市场的唯一窗口，可以随时掌握整个市场的融资融券情况，并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服务。公司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决定了它在提供服务时将履行严格的自律准则，降低风险和防范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2、有利于融资融券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下，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贷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后者转融给各个证券公司，这使融资融券活动的传递链单一化，在机制上比较容易理顺。相反，如果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直接贷给证券公司，由于参与主体繁多，可能导致融资融券市场的无序化，不利于市场监管，尤其是对银行现有的管理水平及其人员的技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银行与证券的存管、清算、登记等业务机构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在协调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障碍，这也限制了银行和券商之间进行直接的融资融券活动。

3、有利于降低融资融券的系统性风险

融资融券不可避免地含带着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在我国目前融资融券制度和有关法律制度欠完备的情况下，银行出于对贷款安全性的考虑，对券商的融资融券需求可能显得不够热心。通过建立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凭籍其高于券商的信用水平以保证贷款和利息收入的安全性，可大大消除银行的顾虑，增强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安全性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扩大券商的融资融券通道。

（三）证券金融公司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机制探讨

1、自有资本的筹集

从股东结构上看，日本和台湾的证券金融公司的最大股东都是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交易所，这使证券金融公司具备了较高的信用水平和中立性，值得我国借鉴。未来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可由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共同投资建立。

证券金融公司资本充足率的设定，直接影响到其资产规模、信用水平和运行质量。台湾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的负债总额不能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1.5倍，相当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8%；相比之下，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同一比率仅为2.5%，其资本金比率很低，且债务中几乎全部为短期债务，要求高效率的流动资金管理技能。考虑到金融机构的性质及本着稳健的原则，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金充足率设定在8%比较适宜。

2、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能权限

融资融券的交易过程比较复杂，牵涉面也较广，因此美国、日本、台湾都对此作了非常细致和具体的规定。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尚低，市场参与者自律性较差，因此更应事先制定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明确各方的权限和职责。我国法规的结构设计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主管机构，制定有关银行向证券金融公司提供资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制定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或投资者提供资券转融通的管理办法，并由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存管、结算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公司成立后，再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总体法规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氛围。

3、业务职能的设定

证券金融公司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之一。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转融通；台湾实行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并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证券公司有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其它的证券公司只能为客户办理资券转融通。我国在设定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时，可同时借鉴日本、台湾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制定以下分阶段的实施步骤：

（1）对券商的融资融券资格设限，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规模、资产质量良好、守法经营的券商才有资格申请融资融券业务。券商规模控制在近期无重大违规行为的综合类券商。

（2）在证券金融公司建立之初，规定其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而不得向后者进行融券，也不得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证券公司可以向投资者融资，但不得融券。

（3）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如1年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但仍不得向券商或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

（4）在我国的做空机制建立起来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向券商和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同时券商也可以向投资者融券。

当融资融券制度最终建立起来后，其运作机制如下图所示：

4、建立信用管理机制

融资融券交易有较强的倍乘效应，能在短时内大规模增加交易额度，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因此，为防止交易信用的过度膨胀，应设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对其进行管制。考虑到我国的证券公司尚无办理证券抵押融资业务的经验而且自律程度低，与早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仿，因此在设计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时，可较多地参照台湾的管理办法，注重对各个级别的信用额度的控制，强调以保证金比率为基础控制因市价变动形成的市场风险，以及以资本金比率为基础控制证券公司的债务风险。同时，对美国、日本的成功之处，也要有选择地学习参照。具体措施包括：

（1）可用作融资融券交易的证券的资格认定

不同证券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很大，将直接影响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水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证券都适合作融资融券交易，而应对其进行资格认定。资格认定权可归属证券交易所。现阶段，可考虑规定流通股本在3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2000人以上，具有一定交易规模的公司股票才可以用来作融资交易或抵押。融券用的证券资格应比融资的证券更高，可规定流通股本在4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3000人以上。当然，在运行过程中，交易所应根据股票的市场表现和公司的情况随时修订具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股票名单。

（2）对市场整体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融资保证金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比率的动态管理。融资保证金比率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借鉴台湾的经验，现阶段我国这两个比率可考虑设定在60%和30%。也就是说，券商在融入资金购买证券时，必须交纳60%的保证金，并把购得证券交给证券金融公司作抵押。当证券价格下跌导致保证金比率低于6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停止向该券商继续融资，当保证金比率低于3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通知券商补交保证金，否则将强行卖出抵押证券。券商的保证金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符合条件的证券。当用证券作保证金时，还应设定另外两个指标：一是现金比率，即券商的保证金不能全部是证券，而必须包含一定比例以上的现金。现金比率可设定为20%；二是担保证券的折扣率，即用作保证金的证券不能按其市值来计算，而应扣除一定的折扣率，以降低证券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信用风险。担保证券的折扣率与证券的类型有关，政府债券可按10%计，上市股票可按30%计。

融券保证金比率也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可分别定在70%和30%。其含义和融资保证金的最低初始比率和常规比率一致。

（3）对证券机构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证券金融公司的管理和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额度管理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来实现：一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二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从银行的融资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6倍；三是证券金融公司对任何一家证券公司的融资额度不能超过其净值的15%。

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同样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实施：一是规定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融资融券的总额与其资本净值的最高倍率，台湾规定为250%，考虑到我国证券公司的资本金比率远不及台湾，因此可考虑将这一倍率定200%；二是每家证券公司在单个证券上的融资和融券额分别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0%和5%。

（4）对个别股票的信用额度管理

对个股的信用额度管理是为了防止股票过度融资融券导致风险增加。可规定：当一只股票的融资融券额达到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25%时，交易所将停止融资买进或融券卖出，当比率下降到18%以下时再恢复交易；当融券额已超过融资额时，也应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复平衡后再重新开始交易。

5、建立严格的抵押证券存管制度

证券存管是融资融券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资券借出方的资产安全。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中，美国的存管制度是最完善的，相反，台湾的制度过于僵死。因此，在设计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中有关抵押品存管的机制时应更多地参鉴美国的运作机制。其关键步骤包括：

融资制度篇3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下简称担保机构）是指政府出资（含政府与其他出资人共同出资）设立的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融资担保机构。

第三条设立担保机构需依照法律及有关规定办理注册。担保机构经注册后方可开展业务。

第四条担保机构应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组织结构。鼓励担保机构采取公司形式。目前难以采用公司形式的担保机构，应按照上述要求逐步规范，在条件成熟时改组为公司。

第五条担保机构应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照规定程序对担保项目自主进行评估和做出决策。担保机构有权不接受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为具体项目提供担保的指令。

第六条担保机构应为受托运作的担保基金设立专门账户，并将担保基金业务与担保机构自身业务分开管理、核算。

第七条担保机构收取担保费可根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实行浮动费率，为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一般控制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50％以内。

第八条担保机构对单个企业提供的担保责任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担保机构自身实收资本的10％；担保机构担保责任余额一般不超过担保机构自身实收资本的5倍，最高不得超过10倍。

第九条担保机构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对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票据贴现、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提供担保和再担保，以及经主管财政部门批准的其他担保和资金运用业务。担保机构不得从事存、贷款金融业务及财政信用业务。

第十条担保机构要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与贷款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对贷款实行比例担保。担保机构应与贷款金融机构密切协作，及时交换和通报投保企业的有关信息，加强对投保企业的监督，共同维护双方的权益。

第十一条担保机构应建立严格的担保评估制度，配备或聘请经济、法律、技术等方面的相关专业人才，采用先进的项目评价系统，提高评估能力，加强对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审查；注重建立长期、稳定的客户群，积累完整、详实的客户资料，为项目评估建立可靠的信息基础；严格执行科学的决策程序，切实防止盲目决策；加强对担保项目的跟踪，完善对投保企业的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追偿与处置机制；强化内部监控，防范道德风险，保证合规经营。

第十二条担保机构应积极采取反担保措施，可要求投保企业以其合法的财产(包括股权)抵押或质押，提供反担保。

第十三条担保机构应按当年担保费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不超过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以及所得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用于担保赔付。风险准备金累计达到担保责任余额的10％后，实行差额提取。

第十四条担保机构必须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原则运用资金。担保机构设立后应当按照其注册资本的10％提取保证金，存入主管财政部门指定的银行，除担保机构清算时用于清偿债务外，任何机构一律不得动用。担保机构提取的风险准备金必须存入银行专户。其他货币资金，不低于80％的部分可用于银行存款，以及买卖国债、金融债券及国家重点企业债券；不高于20％的部分，经主管财政部门批准，可用于买卖证券投资基金等其他形式。

第十五条各级财政部门对按照本办法规范运作的担保机构，可给予适当的支持。

第十六条各级财政部门应积极会同有关部门为担保机构落实反担保提供支持。

第十七条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担保机构的业务状况进行定期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理，重大问题应报告当地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

第十八条建立对担保机构资信的定期评级制度。担保机构定期聘请经财政部门认可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资信评级，并向社会公布评级结果。

第十九条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健全对以财政性资金出资设立的担保机构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应综合考虑担保机构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代偿损失、资产结构及其社会和经济效益而确定。

第二十条担保机构定期向主管财政部门报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其他报表和资料，于每月底前将上月的营业统计报表报送主管财政部门；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将上一年度的营业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有关报表报送主管财政部门。各级财政部门应认真做好对担保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工作，并定期向有关金融机构，必要时可向担保机构的注册机关通报情况。

第二十一条对已经设立的担保机构，由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本办法的要求进行规范。

融资制度篇4

0前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在解决劳动力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这也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也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受到普遍的关注和研究。

1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1.1自身基础薄弱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企业自身基础比较薄弱，在融资方面与大型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劣势。首先中小企业创办者多为个人，企业的管理模式经常会发展为家族式管理，管理效率低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尚未形成；其次是中小企业资金实力不雄厚，在融资中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较大，不能吸引投资者；最后中小企业的财务制度不完善，企业容易隐瞒财务问题，造成信任危机，难以从银行获得?J款。

1.2信用担保和融资服务机构不健全

我国的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历程较短，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多问题，信用担保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这样的担保体系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另外在金融机构中，主要为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服务，国有商业银行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较少，而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机构也较少，地方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实力仍有待发展。这样的现状造成了中小企业在贷款融资方面存在着重重阻碍。

1.3中小企业融资机制不健全

中小企业融资也需要法律的保障，但是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在这一方面还不够完善，设计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实施的困难。法律法规的缺失，风险投资基金制度的不健全，缺乏资金退出机制，这些都使得中小企业吸引风险投资的能力受到约束。

1.4资本市场不健全

我国的资本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层次性和全面性。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受到限制，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同时在监管上又存在着很多漏洞，资本市场受到行政干预，这样的资本市场是不健康而且不能长久发展的，因此也影响了机构投资者的进入意愿。

2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制度创新路径

2.1所有权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所有权制度上与中小企业不匹配，所有权制度不兼容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政府应该进行所有权制度创新，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允许民间资本合理合法进入金融领域，消除市场准入歧视，完善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提供服务的制度环境，用制度保障其合法权利，使得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本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2.2金融法律制度创新

我国金融市场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金融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从2006年开始，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为中小企业融资上次提供了保障，创造了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相应的法律制度也要及时调整和完善。其次，地方性政府也要根据本地特色加强制度创新，适时推出相应法律制度。此外，中小企业投资退出机制的创立也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2.3市场制度创新

市场制度创新可以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创新：（1）积极拓展股权融资渠道， 为中小企业直接上市IPO做准备，借鉴国外经验适当放宽条件， 推进私募市场建设，对于私募市场合理监管和规范，保护双方利益，吸引更多投资者，为中小企业创立便利条件。（2）创新融资方式，融资方式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股票、债券、贷款等形式，积极依靠大企业，借力大企业发展自身，争取获得大企业的资金支持；（3）利用互联网平台增加业务规模，发现市场商机，拓展市场，解决自己的资金问题。

2.4完善资本市场建设

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了平台保障，搭建多层次的资本平台，利用创业板、中小板加强股权融资，发展民间金融，为中小企业提高贷款服务，相应的监管部门要积极履行职责，监管到位，保障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融资制度篇5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过程的差异，各国（地区）形成了适合自己市场实际情况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概括地归结为两大类，市场化融资融券模式和专业化融资公司模式。在市场化融资模式中，证券公司主要通过货币市场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回购和票据融资，融资融券交易均表现为典型的市场行为，欧美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的就是这种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在专业化融资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必须向经过特批的证券融资公司筹借资金，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等实行的是这种专营的融资公司模式。

（一）美国的融资融券制度

在美国现行体制中，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管理的部门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的管理是建立在《1933年证券法案》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美联储还先后颁布了4个有关信用交易的规定。除美联储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协会等自律机构也从自身的角度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条例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作为对联储的法规和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用交易账户操作的细则，以保证联邦有关法规的实施。证券公司在融资交易方面的自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客户进行融资时，严格遵守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自己客户信用账户中的保证金比率一般都高于联储所规定的比例，常规保证金维持率也高于交易所的规定。二是证券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转融通时，必须严格按照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得随意挪用冻结的证券。另外，为了加强整个证券公司的规范水平、防范各种法律合同风险，证券公司协会还制订了标准化的信用交易账户开户合同和借券合同，对账户的操作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活动通过法律的条款加以界定。

美国的市场化信用交易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比较完整的自主性基础之上的。在美国信用交易体系下，基本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美国融资融券交易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的市场化在美国的信用交易模式中，监管当局从活跃市场同时又要有效地防范风险的目标出发，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则。在制度所限定的范围内，融资融券交易完全由市场的参与者自发完成。在融资融券的资格上，几乎没有特别的限定，只要是资金的富裕者，就可以参与融资，只要是证券的拥有者，就可以参与融券。而证券公司之间，同样可以相互融资融券；证券公司与交易客户之间，只要建立在“合意”的基础上，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的活动，比如出借证券、使用客户保证金等等；银行的参与方式则以资金转融通为主，同时也向证券公司提供借券，而其他金融机构（养老金、保险公司等）则积极参与借券的转融通。这种信用交易主体的广泛性，源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

2、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联系

在美国的信用交易中，不仅融资融券主体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结合。美国的货币市场基本上是对机构开放的，各个机构都能够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开展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或者证券。而在货币市场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就是债券回购。回购工具的广泛使用，源于美国透明的货币市场以及完善的信用基础。另外对于证券公司的短期资金需求而言，抵押贷款和融券也是广为采用的方法。

（二）日本的融资融券制度

日本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证券抵押和融券的转融通完全由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完成。在这种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被分隔开，由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垄断地位，严格控制着资金和证券通过信用交易的倍增效应。

为什么日本选择了由证券金融公司主导的专业化模式呢？应该说，金融体系和信用环境的完善程度，往往与信用交易模式的专业化（或者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大凡金融市场越不发达、信用环境越薄弱，对专业化机构监控的依赖性就越大，这就是日本在战后发展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内在原因。

日本的专业化融资融券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证券金融公司的垄断专营地位

从负债结构来看，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主要是通过向资金和证券的拥有者融借证券和资金，来维持自己的转融通业务。同时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自有资本的比例很小，为2．5％。如此小的自有资本规模，只有在政府支持和垄断专营的基础上，才能够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行。实际上，由于证券公司不能够直接向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融取证券，其它金融机构如果需要借出证券，一般是要将其转借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证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将证券融借给证券公司。而在融资方面，由于证券公司可以部分参与货币市场以及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证券金融公司对融资方面的垄断性要小一些，是一种“准垄断”的状态。

2．信用交易操作层级分明

在日本的专业化信用交易模式中，客户不允许直接从证券金融公司融取资金或者证券，而必须通过证券公司来统一进行。证券公司除了部分资金以外，也不能够直接从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那里，获得信用交易所需要的证券或资金。这样，证券金融公司便成为整个信用交易体系中证券和资金的中转枢纽。大藏省只要通过控制证券金融公司，就可以调控进出证券市场的资金和证券流量，控制信用交易的放大倍数。

3．日本证券金融公司在证券公司资券转融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

导致证券金融公司转融资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与货币市场的资金使转融通需求发生分流，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短期借款、回购等方式从其他渠道获取所需资金。但与转融资的情况相反，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的借券额占证券公司总借券交易额的比重却越来越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证券金融公司在转融券业务中的垄断地位。

像日本这种职能分工明确的结构形式，确实便于监管，也与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相适应。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资源快速配置的效率。

（三）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

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虽然是与日本相似的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实行了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

在台湾所有的证券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经批准可以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其余的证券公司则没有营业许可。获得融资融券许可的证券公司可以给客户提供融资融券的服务，然后再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而没有许可证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客户的委托，代客户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融券。这样证券金融公司实际上一面为一部分证券公司办理资券转融通，同时又直接为一般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在“双轨制”的结构中，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既可以通过证券抵押的方式从证券金融公司获得资金，也可以将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融资，因此，证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资本市场和货币资金市场之间的唯一资金通道，而是专门以证券质押的方式获取资金的特殊通道。

从台湾信用交易制度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

在台湾的信用交易模式中，一方面根据台湾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现状，采取了专业化集中信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市场竞争的特点。台湾有四个证券金融公司，但并不象日本那样，一家几乎完全垄断市场，而是在信用交易提供转融资上展开市场竞争。另外，从资本规模上也比较接近。这种四家竞争的形式促进了证券金融公司的效率。由于近似有效的市场竞争，证券金融公司比较注重市场运作与风险的控制。

2．客户信用交易并非必然集中于证券公司，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逐步从转融资过渡到直接融资

台湾的证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具有信用交易资格，可以为客户直接提供融资和融券的信用交易支持，而大部分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信用交易客户的委托，转而向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而客户也可以选择，是从证券公司直接获得融资和融券，还是直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和融券。所以，证券金融公司在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的情况下，更多地转向直接为个人投资者提供资券融通，成了一个市场化的融资公司。

3．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

台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有信用交易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越来越多地利用货币市场的融资工具，而逐渐减少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依赖，这导致了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业务的萎缩。

二、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现状分析

（一）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的现状

证券公司可支配资产的多少是决定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因此，国内外券商都非常重视融资融券业务。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做空机制，因此目前国内券商尚无法进行融券交易。

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券商融资渠道比较通畅，券商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如美林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95%，所有者权益仅为5%，这意味着95%的资金来自于别的融资渠道。一般说来，公开上市是国外许多知名证券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美国的十大券商都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其中不少还在多个交易所同时上市。此外，国外券商的融资渠道还有发行金融债券、进行特种信用贷款、同业拆借、票据融资、国债回购和抵押债券等方式。

相比之下，国内券商的融资渠道就显得乏善可陈。除自有资金外，我国券商融资的主要方式有：

一是同业拆借。199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为证券公司同业拆借业务提供了一条合法通道。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成员总数已经由1998年的171家、1999年的319家增加到2000年的464家，目前已经达到495家。2000年，信用拆借全年成交6728.07亿元，较上年增长104%。

二是国债回购。目前，我国国债市场由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组成，大部分证券公司只能在交易所市场交易，而国债的最大买家——商业银行只能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从1997年起，我国国债市场就一直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交易所市场虽然交易活跃，但由于发行量小，债券供不应求，导致回购利率高企，特别是在新股发行时尤为明显，券商融资成本较高。2000年，我国国债回购全年成交15781.74亿元、较上年增长299%，现券买卖全年成交682.68亿元、较上年增长782%。

三是股票质押贷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证监会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提供了新的融资来源。股票质押贷款具有的乘数效应使券商能以低成本扩张并获取高收益，但券商提高了收益的同时负债也相对上升，风险也自然增加。因此管理层对该项业务作了较严格的资格认定，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券商获准进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

总体而言，我国券商的融资业务存在渠道窄、数量少、比例小的特点。融券业务至今还没有开展，债务融资也只处于起步阶段。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1999年的《证券法》第35、36、141条明确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卖出证券必须是客户证券帐户上实有的证券，不得为客户融券交易；证券公司接受委托买入证券必须以客户资金帐户上实有的资金支付，不得为客户融资交易。《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强调现货交易，既限制券商通过融资融券进行自营业务，也限制其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二）拓展融资融券渠道的必要性分析

在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券商自身的风险内控机制尚未健全，各种配套的监管措施尚未完善，因此从微观层次上看，严格的分业经营势所难免，但从宏观层次上看，银行与证券、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必须在最高层次上融合，这也是当今国际金融业的整体趋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以及应对加入WTO后国外券商的激烈竞争，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已是摆在管理层及券商面前的当务之急。

1、券商扩大可支配资源、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证券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产规模直接决定了券商的竞争力。我国券商与国外同行相比，其一大劣势是自有资本金不足，总资产规模小。如2000年我国101家券商的资产总额为5753亿元（含客户保证金），净资产总额为236.4亿元，平均每家券商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仅为57亿元和2.34亿元。从1999年起我国券商掀起了一波大规模的增资扩股运动，但截止2001年底，券商总资本金才刚刚突破800亿元，平均每家不到7亿元。相比之下，美国1998年底券商总资本金达1045亿美元，总资产达19739亿美元（不含客户保证金）。2000年我国券商业务价值量排名第一的海通证券的营业收入为28.94亿元人民币，而同期美国最大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营业收入为454.13亿美元，前者仅为后者的0.77％。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券商很快就要和国外的投资银行“巨无霸”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公平竞争，这样小的资产规模，如果没有一条通畅的融资融券渠道的话，如何能与国际大投行竞争。

2、现有融资渠道的有效程度不足

从美国、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看，券商的债务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证券金融公司和货币市场。其中，回购协议正在成为券商融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逐步代替传统的证券抵押融资方式。而我国目前阶段由于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交易工具的种类少，交易规模小，参与机构也少，而且证券公司自营帐户中以股票持仓为主，可以用来作回购交易的债券数量有限，因此，回购市场尚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券商的融资需求。拆借市场上融资不用证券作抵押，融资风险比较高，银行出于自身安全性考虑对融资额度有较严格的限制，因此同业拆借所能获取的资金是有限的。另外，同业拆借和国债回购都不能满足券商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证券质押融资具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银行很难对券商或投资者融资取得的资金投向进行有效的监控，加之我国股票市场实际运行过程的不规范性，因此监管部门对证券质押融资作了严格的资格认定和比例限制，使其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市场规模很小。因此，我国现有的几种券商融资渠道，都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性或政府管制行为，而不能很好地满足券商对资金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券商融资方式，或者改进现有的融资手段，使其能更好地为券商融资服务。

3、有利于活跃交易市场

与证券交易相关的融资融券属于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可利用保证金比率这一杠杆，有效地放大参与市场交易的资金量，从而活跃交易市场。总体上说，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投一直比较活跃。以1998年为例，纽约和东京交易所的换手率分别为69.9%和34.1%，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为314%，而我国1998年为515%（上海A股，下同），1999年为428%，2000年为498%，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也高于台湾。我国股票市场能维持活跃的交易，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政府对股市的大力支持；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封闭性使投资者缺乏其他高效的投资渠道；三是我国股市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运行尚不规范，散户比例大，做庄盛行，投机性强。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上三个有利于股市活跃的因素将逐渐淡化，同时一些新的市场变数已开始显现：一是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大量违规资金将撤离股市；二是市场扩容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三是我国即将推行国有股流通方案，虽然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大量国有股的流通，无疑需要巨额承接资金。因此，未来我国股市的资金面并不宽裕，市场交投将逐渐趋于平和。而证券市场要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维持一定的交易活跃程度是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进而活跃股市交易，是应时之需。

4、建立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能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

我国股票市场属于典型的单边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也就是说，投资者要想博取价差收益，只有先买进股票然后再高价卖出，由此导致市场一味地追高，市盈率高企，股价远远脱离基本面。一旦市场出现危机时，往往又出现连续的“跳水”，股价下跌失去控制。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1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年平均波动幅度达40%（按上海综合指数计算）。而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市场本身具备了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其原理是：当市场过度投机导致某一股票价格暴涨时，投资者可通过融券，沽出这一股票，从而引致股价回落；相反，当某一股票被市场过度低估时，投资者可通过融资买进该股票，从而促使股价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价格稳定器才能发挥作用。在没有融券交易的配合下，融资交易不仅不会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反而会制造市场虚假信息，破坏市场供需平衡。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应注意两者的协调发展。

5、从长期来看，通过融资融券沟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利于释放金融市场风险。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关的金融子系统，供需的变化和市场的割裂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系统中产生风险积累，如果风险长期得不到分散和消弭，将使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过度膨胀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可忽视。一方面，银行存款大量增加，目前已超过7万亿元，且每年的增量在8000亿元以上，存款的迅速增加与银行“惜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导致银行单位资产赢利下降和总体资产质量恶化。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因其快速发展和高额回报所引致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于是违规事件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如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及向客户融资融券进行非法交易等。这些状况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已具有相互渗透的需要和冲动，人为的割裂非但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反而会引发更大的风险和危机。因此，当前应逐步放开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管制，使银行资金能合法、受控制地进入证券市场，从而缓解和释放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

（一）主导思想：建立过渡性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

从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比较中可以看出，一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由该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结构特征决定的。美国的制度是在市场的历史进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并由法规制度加以限定和完善的。日本和台湾的制度都是战后在证券市场欠发达、交易机制不完善、整个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别于美国，具备中央控制的性质。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参与者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难以直接采用市场化的融资融券模式，而应吸取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和教训，建立过渡性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模式，等时机成熟后再转为市场化模式。同时，应注意到我国属于“转轨经济国家”这一现实，证券市场中仍有许多地方有别于他国，如国有股问题，A、B股问题，银行、券商、上市公司以国有控股为主等等，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模式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制定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金融公司制度。

建立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应充分注意到其过渡性。从日本和台湾的经验来看，证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跃市场、融通资金和控制风险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这种专营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资融券市场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来越难以胜任日渐增多的市场职能，在运行中出现了业务大、责任重、风险集中的状况。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从一开始就应明确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才是最终的选择，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只是一个过渡的桥梁。在制度设计中，应使其尽量精干并易于调整和过渡。在数量上，宜控制在3家左右；在功能上，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行方式，减少政府过度干涉，防止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

（二）建立证券金融公司的意义

1、有利于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监督控制

我国证券市场是建立在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对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都进行调控，这与美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美国模式中，风险的控制由市场参与者以自律为原则自发地实现。证券公司和银行直接发生个别融资融券交易，中央监管部门对市场整体的融资融券活动难以有及时而全面的了解，也难以对交易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证券交易所作为第三者可以对融资融券活动的结果进行监督，但很难对交易过程实行监控，也难以防止交易双方发生不规范的内部交易。而专业性的证券金融公司，作为融资融券市场的唯一窗口，可以随时掌握整个市场的融资融券情况，并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服务。公司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决定了它在提供服务时将履行严格的自律准则，降低风险和防范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2、有利于融资融券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下，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贷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后者转融给各个证券公司，这使融资融券活动的传递链单一化，在机制上比较容易理顺。相反，如果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直接贷给证券公司，由于参与主体繁多，可能导致融资融券市场的无序化，不利于市场监管，尤其是对银行现有的管理水平及其人员的技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银行与证券的存管、清算、登记等业务机构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在协调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障碍，这也限制了银行和券商之间进行直接的融资融券活动。

3、有利于降低融资融券的系统性风险

融资融券不可避免地含带着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在我国目前融资融券制度和有关法律制度欠完备的情况下，银行出于对贷款安全性的考虑，对券商的融资融券需求可能显得不够热心。通过建立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凭籍其高于券商的信用水平以保证贷款和利息收入的安全性，可大大消除银行的顾虑，增强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安全性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扩大券商的融资融券通道。

（三）证券金融公司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机制探讨

1、自有资本的筹集

从股东结构上看，日本和台湾的证券金融公司的最大股东都是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交易所，这使证券金融公司具备了较高的信用水平和中立性，值得我国借鉴。未来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可由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共同投资建立。

证券金融公司资本充足率的设定，直接影响到其资产规模、信用水平和运行质量。台湾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的负债总额不能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1.5倍，相当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8%；相比之下，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同一比率仅为2.5%，其资本金比率很低，且债务中几乎全部为短期债务，要求高效率的流动资金管理技能。考虑到金融机构的性质及本着稳健的原则，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金充足率设定在8%比较适宜。

2、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能权限

融资融券的交易过程比较复杂，牵涉面也较广，因此美国、日本、台湾都对此作了非常细致和具体的规定。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尚低，市场参与者自律性较差，因此更应事先制定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明确各方的权限和职责。我国法规的结构设计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主管机构，制定有关银行向证券金融公司提供资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制定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或投资者提供资券转融通的管理办法，并由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存管、结算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公司成立后，再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总体法规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氛围。

3、业务职能的设定

证券金融公司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之一。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转融通；台湾实行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并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证券公司有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其它的证券公司只能为客户办理资券转融通。我国在设定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时，可同时借鉴日本、台湾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制定以下分阶段的实施步骤：

（1）对券商的融资融券资格设限，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规模、资产质量良好、守法经营的券商才有资格申请融资融券业务。券商规模控制在近期无重大违规行为的综合类券商。

（2）在证券金融公司建立之初，规定其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而不得向后者进行融券，也不得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证券公司可以向投资者融资，但不得融券。

（3）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如1年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但仍不得向券商或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

（4）在我国的做空机制建立起来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向券商和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同时券商也可以向投资者融券。

当融资融券制度最终建立起来后，其运作机制如下图所示：

4、建立信用管理机制

融资融券交易有较强的倍乘效应，能在短时内大规模增加交易额度，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因此，为防止交易信用的过度膨胀，应设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对其进行管制。考虑到我国的证券公司尚无办理证券抵押融资业务的经验而且自律程度低，与早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仿，因此在设计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时，可较多地参照台湾的管理办法，注重对各个级别的信用额度的控制，强调以保证金比率为基础控制因市价变动形成的市场风险，以及以资本金比率为基础控制证券公司的债务风险。同时，对美国、日本的成功之处，也要有选择地学习参照。具体措施包括：

（1）可用作融资融券交易的证券的资格认定

不同证券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很大，将直接影响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水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证券都适合作融资融券交易，而应对其进行资格认定。资格认定权可归属证券交易所。现阶段，可考虑规定流通股本在3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2000人以上，具有一定交易规模的公司股票才可以用来作融资交易或抵押。融券用的证券资格应比融资的证券更高，可规定流通股本在4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3000人以上。当然，在运行过程中，交易所应根据股票的市场表现和公司的情况随时修订具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股票名单。

（2）对市场整体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融资保证金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比率的动态管理。融资保证金比率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借鉴台湾的经验，现阶段我国这两个比率可考虑设定在60%和30%。也就是说，券商在融入资金购买证券时，必须交纳60%的保证金，并把购得证券交给证券金融公司作抵押。当证券价格下跌导致保证金比率低于6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停止向该券商继续融资，当保证金比率低于3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通知券商补交保证金，否则将强行卖出抵押证券。券商的保证金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符合条件的证券。当用证券作保证金时，还应设定另外两个指标：一是现金比率，即券商的保证金不能全部是证券，而必须包含一定比例以上的现金。现金比率可设定为20%；二是担保证券的折扣率，即用作保证金的证券不能按其市值来计算，而应扣除一定的折扣率，以降低证券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信用风险。担保证券的折扣率与证券的类型有关，政府债券可按10%计，上市股票可按30%计。

融券保证金比率也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可分别定在70%和30%。其含义和融资保证金的最低初始比率和常规比率一致。

（3）对证券机构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证券金融公司的管理和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额度管理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来实现：一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二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从银行的融资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6倍；三是证券金融公司对任何一家证券公司的融资额度不能超过其净值的15%。

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同样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实施：一是规定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融资融券的总额与其资本净值的最高倍率，台湾规定为250%，考虑到我国证券公司的资本金比率远不及台湾，因此可考虑将这一倍率定200%；二是每家证券公司在单个证券上的融资和融券额分别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0%和5%。

（4）对个别股票的信用额度管理

对个股的信用额度管理是为了防止股票过度融资融券导致风险增加。可规定：当一只股票的融资融券额达到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25%时，交易所将停止融资买进或融券卖出，当比率下降到18%以下时再恢复交易；当融券额已超过融资额时，也应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复平衡后再重新开始交易。

5、建立严格的抵押证券存管制度

证券存管是融资融券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资券借出方的资产安全。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中，美国的存管制度是最完善的，相反，台湾的制度过于僵死。因此，在设计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中有关抵押品存管的机制时应更多地参鉴美国的运作机制。其关键步骤包括：

融资制度篇6

论文摘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问题，认为有限理性与政府行为，机会主义与正规金融部门的行为，资产专用性与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是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提出应从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外部制度环境等改进中国融资制度绩效。

论文关键词：融资交易成本有限理性制度创新

1984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力量控制着金融资源，计划行政目标决定了信贷资金的构成和分配方式，金融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当时国有企业不必担心融资难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非国有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并未得到体现，一方面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行政力量控制金融资源的现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政府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民间资本难以流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民营企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制，剪断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脐带”关系，国有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要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融资制度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融资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资本动员，为经济提供持续的资本供给；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有效的融资制度是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创新融资制度成为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关键。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储蓄率居高不下，超过16万亿(2007年最新统计)，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并不是缺少资本，重要的是缺少一种有效的融资制度。

一、融资制度创新的障碍分析

1．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制约

戴维斯和诺斯(DavisLanceE．andNorth，DouglassC．，1971)对制度创新作了系统的论述J：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与技术创新有某种相似性，即技术创新是采用技术上一种新发明的结果，制度创新往往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新发明的结果。和技术创新一样，只有预期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成为可能。制度创新成本成为决定制度创新的主导因素。

从融资制度创新发展来分，制度变迁成本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认知成本，由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并存的社会形态、封闭的传统与僵化的意识牢固粘合的文化形态。这种体制与观念影响和束缚着制度变迁，要对新的制度进行认识、觉察与比较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制度变迁容易发生在大规模的战争、经济萧条或动乱中，但是在中国这样很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福利状况不断改进的社会发生制度变迁，政府的认知成本是长期的而且是很高的。第二，制度设计成本，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在政治力量与资源配置上处于优势地位，成为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在制度设计和安排时，“搭便车”是制度变迁固有的行为，政府往往会复制或照搬其他先进国家的制度，但是，制度往往有一定的适用性，失去了一定的具体环境，制度就失去了原来的效率；况且一项制度实施是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牵涉到政府主体利益得失，政府受个人理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歪曲制度供求关系，这说明融资制度创新有很高的设计成本。第三，制度实施成本，任何制度的实施都受到参与者意愿的约束，制度变迁牵涉到利益的重新调整，当政府进行强制性变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强制时，地方和下属往往就修正上级的制度供给来使这种制度更适合自己利益最大化，修正上级安排的方法有：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等。从这一方面看，融资制度有很高的实施成本。

2．政府行为受有限理性的制约

有限理性是Arrow(1951)最初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根据North(1971)的观点”。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由于中国企业数目较多(大小企业总共有1000多万个)，每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信誉等级、财务管理水平等千差万别，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息源分散；况且，每个企业不可能将自己所有的真实信息完全透露出来，一般来说，在财务报表上或其他方式公开的资料是经过企业自己筛选过的，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所掌握企业的信息少于企业实际的情况；二是政府的选择受限于有限的决策技巧，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时解决方案单一，不能考虑所有企业的情况，融资问题依然难于解决。政府经过各种途径可掌握企业一定的真实信息，但企业的内部信息是不可能掌握的，政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只知道企业融资难，中央政府想极力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于是颁布法律，出台政策和文件扶持企业融资，但是也未必能真正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分别从改进金融服务、调整信贷结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扶持。特别是1999年的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是中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正式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的标志，这一法律具有强指导性、针对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后来又出台了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等来提高中小企业的地位，促进企业融资，但从近年实施效果来看，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依然未变。因此，政府的有限理制约融资制度创新。

3．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受机会主义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三个假定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它是指人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意思是，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机会主义动机或行为往往与冒风险、寻找机遇、创新等现象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如机会主义有时把自己的成本或费用转嫁给别人，从而对他人造成伤害。表现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上主要是利益诱导而阻碍融资制度创新，比如明明知道给国企贷款坏账率高，但贷款还是明显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将一些效益好、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挡在门外。根据Rajanh和Zingales的利益集团理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发展呈现差异的内在原因。制度的创新表现为利益的重新瓜分，正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银行体系、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创新的原因主要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正规金融机构仍然是一种政府直接控制和国有银行垄断的体制，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成为全部金融活动和整个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改革20多年来，经济市场化虽然有很大改进，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仍然只有市场主体的名分，而没有市场约束和行为能力，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下运作，在信贷市场上，由于借债可以不还，也可以赖账，还可以核销和转移，市场机制不能反映资金需求价格，风险得不到补偿，因而高风险和低风险资金的价格不能有效区分开来，从人性来分析，没有人会承担制度变迁的风险，因而国有商业银行只要有政府的担保和授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特定的国企贷款大开绿灯，甚至争相放贷，对其他国有企业也不会拒绝，其行为约束不是源于主体本身，而是来自外部。在证券市场上，利率没有成为资金供求变化的传导和调节机制，特别是当资产收益率大大高于产品收益率和利率的时候，负盈不负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必然会利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通渠道。正是正规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缺乏对整个经济环境的思考和分析，不愿意承担制度变迁所带来的风险，因此正规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阻碍融资制度创新。

4．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行为受资产专用性的影响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的专用性是指资源在用于特定的用途之后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这种性质在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用途中程度不同0资产的专用性有强弱之分，资产专用性越强的资产转移到其他用途的成本越高。由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成为全部金融活动和整个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中国正规金融机构基本上控制着企业的融资，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被排斥在整个企业融资之外，在这种制裁环境中，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被迫将资产转移到其他领域，比如地下金融、黑色钱庄等经济的体外循环，形成了很强的专用性，现在若想将这些资本重新积聚，成本非常之高。加之在金融活动领域，政府的行政控制和直接干预相当强大，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生活仍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有时随意关闭民间信用机构，政府信用的不可预期性为这些资本进入企业融资设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使非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主体不敢轻举妄动，民间信用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由资产的专用性导致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阻碍了融资制度创新。

二、融资制度创新的对策

1．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

市场是依靠价格机制自我实现供需平衡调节，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而计划则能纠正市场失灵，起战略调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计划被用过火了，往往将行政力量普遍运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干预不应该干预的领域，造成资源配置关系扭曲，价格机制失灵，市场经济中计划在唱主角，颠倒了市场与政府的主导关系，政府对许多资源的过度垄断和政府的不恰当战略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劳动富余的国家，但解放后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点扶持资本密集型企业，将有限的资本投资于国有企业，为了降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竞争力，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而扶持的国有企业恰恰又是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组织，导致了不正当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行业的利益，进一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因此，政府权利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扭曲资源配置关系，阻碍了中国融资制度的创新。所以，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划定政府的边界，消除由政府权利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造成的影响，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其纠正与协调、战略与前瞻的优势，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好二者的位置，让二者的互补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成为顺利实现融资制度创新之必要。

2．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换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嘲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在改革理论和政策研讨中出现了“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的争论，“循序渐进”即改革政策B应当在改革A完成以后才能实行，B体制的实现以A体制的实现为前提条件。它可以图示为：循序渐进：A—B—c；“平行推进”理论认为，改革政策应该尽可能多地开放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无须等体制改好了一个再改另一个。

前者的优点在于它对一种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的重视，确认了一种体制的有效性与其他体制之间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但是这是在政府充分理性这一假设条件下的，它忽视了政府有限理性这一现实条件，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一些国家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过早地开放资本帐户，导致大量游资进入国内进行投资，但是一旦金融预期下降，“游资”抽走，发生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早熟的现象，循序渐进改革在政府有限理性的现实下很容易选择错误的路径。后者避免了前者中“过激”或“早熟”的现象，也考虑了政府有限理性这一假设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矛盾，但是事物发展也是事物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发展有先有后，正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一样，金融市场只能最后才开放，利率市场化也只能逐步放开。因此，平行推进理论也并非融资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j，事物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不是简简单单的按照人为的“循序渐进”或“平行推进”等固定的路径前进，事物的发展有其正常的步骤，只有各体制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才是事物成长规律，而相互阻碍和不遵守规律的发展不是事物的进步，中国推进改革也只有在适当的时间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得认真观察融资制度创新的规律，总结其发展的客观事实，走最适合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路径，最大效率地推进制度创新。

融资制度篇7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我市注册登记并依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导向，从事工业、农业或服务业生产经营，上年度销售额在3亿元以下的企业。

本办法所称银行机构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的分支机构或我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本办法所称担保机构是指在我市注册登记并在市经贸局登记备案的担保机构。

第三条市政府设立重点中小企业融资扶持专项资金，2009年市财政安排1亿元，用于对重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扶持。专项资金分贷款风险补偿金、贷款贴息资金、贷款担保补助金和银行机构奖励金四部分。

第四条融资扶持专项资金的使用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财政资金使用透明、规范、安全、有效。

第五条市政府成立*市重点中小企业融资扶持工作小组，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任组长，市金融办、经贸局、农业局、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外经贸局、科技局、工商局、统计局、国税局、地税局、监察局、*银监分局、中国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等为成员单位。工作小组负责重点中小企业融资扶持的组织、审核、资金安排及跟踪等工作。

第六条市政府确定我市重点中小企业名录（下称名录），对列入名录中的企业给予融资扶持专项资金支持。

第七条融资扶持专项资金使用范围：

（一）对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不经过担保机构而由银行机构直接向名录中企业发放新增人民币贷款（不含借新还旧贷款、续期贷款），市财政按其新增贷款总额的1%提取风险补偿金。若银行机构因向名录中企业发放新增贷款而发生非银行机构原因造成的损失，贷款本金损失的50%在政府提取的贷款风险补偿金额度内给予补偿。

（二）对名录中的企业在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获得银行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支持的（不含短期票据融资和贸易融资），给予企业不超过1年的贴息，贴息率为2%，每家企业年度贴息总额不超过20万元。

（三）对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并符合《*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项目资助实施细则》要求，且年度担保手续费按不高于2.5%收取的，给予贷款担保风险准备金补助。调整《*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项目资助实施细则》规定的风险准备金补助比例和最高额度，风险准备金补助标准调整为按年度实际发生担保贷款总额不高于1.2%给予补助，风险准备金补助最高额度调整为每个担保机构年度最高补助额不超过200万元。对提供担保贷款的银行机构，由市经贸局根据《*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项目资助实施细则》给予补助。

（四）安排200万元奖励资金，对支持中小企业贷款的银行机构及其拓展贷款业务人员给予奖励。

第八条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基础条件，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工业企业，可向市经贸局申请认定为工业重点中小企业：

（一）获得省级以上名牌名标称号的企业；

（二）获得省百强民营企业、成长型中小企业、市优秀企业和市级以上装备制造业重点企业称号的企业；

（三）在重大项目中标、拥有技术进步立项的企业；

（四）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和软件企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和软件企业、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省级知识产权战略试点企业、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市民营科技企业、市专利试点企业及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和专利）奖的企业；

（五）市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专项领域企业、信息产业自主创新重点领域企业、信息产业“*”规划专项领域企业、现代信息服务业示范园区运营主体及入园重点企业、信息化建设先进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六）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等产业政策方向，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兼并重组，不属于“两高一剩”行业，有核心技术、有创新能力、有市场前景、具有转型升级潜力的企业；

（七）被认定为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的企业；

（八）被认定为市上市后备企业。

第九条获得省级以上名牌产品（农业类）称号，但规模未达到市级龙头企业标准，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农业企业，可向市农业局申请认定为农业重点中小企业。

第十条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基础条件，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无不良信用记录的服务业企业，可向市发展和改革局申请认定为服务业重点中小企业：

（一）获得省级以上综合性品牌认定（中华老字号、知名商号等）、省级以上行业性品牌评选认定（星级标准评定、等级评定、示范点评选、百强企业评选等）的服务业企业；

（二）获得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省级以上专业资质认定认证的服务业企业；

（三）市政府重点扶持的金融商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创意、旅游、物流商贸、服务外包等各类服务业集聚区的运营主体和进驻重点企业。

第十一条重点中小企业认定程序：

（一）拟申报列入名录的企业，根据自身行业类别分别向镇（区）经贸办、农办或服务办提交《重点中小企业认定申请表》和相关资料，或由行业协会、商会向镇政府（区办事处，含火炬区管委会，下同）推荐企业。

（二）镇（区）经贸办、农办、服务办受理申请后，对企业的信用状况、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初步审查，镇政府（区办事处）出具是否同意推荐的意见。镇政府（区办事处）汇总后，连同相关资料在规定的时间内按企业行业类别相应上报市经贸局、农业局或发展和改革局。

（三）市经贸局、农业局、发展和改革局对镇政府（区办事处）推荐的企业进行初步筛选，汇总后报市重点中小企业融资扶持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向各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后，拟定市重点中小企业名录并在*日报公示5天。

（四）对公示的名录有异议的，可按企业行业类别以书面形式向市经贸局、农业局或发展和改革局反映，由市经贸局、农业局、发展和改革局报市重点中小企业融资扶持工作小组进行复审并将复审结果向提出异议者反馈。对不予列入名录的申请，市经贸局、农业局、发展和改革局应将原因反馈给企业所在地镇政府（区办事处），由镇政府（区办事处）告知申请企业。

（五）通过公示程序认定为重点中小企业的，由市经贸局、农业局、发展和改革局联合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贷款风险补偿金的补偿程序：

（一）银行机构为名录中企业提供新增贷款，每月将发生新增贷款情况报银监分局汇总后报市金融办，作为市财政提取贷款风险补偿金的依据。

（二）银行机构为名录中企业提供新增贷款如发生不良贷款的，每月报银监分局汇总，经市金融办审核后送市财政局备案。

（三）已依法确定贷款发生损失的，由银行机构在自贷款合同履行之日起三年以内向市金融办提出拨付贷款风险补偿金的申请，并附相关法律文书，经市金融办审查确认后，由市财政局直接向银行机构拨付。

（四）市镇两级财政对贷款风险补偿金的结算。市财政局根据当年实际发生的贷款风险补偿支出，实行市、镇（区）按8：2比例共担机制，按实结算各镇（区）应负担的贷款损失补偿额。

第十三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认定为损失贷款：

（一）借款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银行机构对借款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二）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赔付，或获得保险赔付后，无力偿还部分或全部债务，银行机构对其财产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三）借款人虽未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但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被市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终止法人资格，银行机构对借款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四）借款人虽未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撤销，但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未到工商部门办理相应注销手续或连续两年以上未参加工商年检，银行机构对借款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五）借款人触犯刑律，依法受到制裁，其财产不足归还所借债务，又无其他债务承担者，银行机构经追偿后确实无法收回的债权；

（六）由于借款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银行机构诉诸法律，经法院对借款人强制执行，借款人均无财产可执行，法院裁定终结、终止或中止执行后，银行机构仍无法收回的债权；

（七）银行机构贷款风险分类中认定的损失类贷款。

第十四条贷款贴息程序：

（一）6月下旬和12月下旬，各银行机构向中国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报送名录中企业当月20日的贷款余额清单，由中国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在15个工作日内综合分析贷款余额的变动情况，核定名录中企业新增贷款数额，按年利率2%的贴息比例和企业贴息的最高限额，计算出政府应负担的贴息支出，制作政府贴息支出汇总表及相关明细表，送市金融办。

（二）市金融办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企业提供银行账户和收据，汇总资金使用计划，报市政府审批。

（三）经市政府批准后，市财政局于受理后15个工作日内将贴息资金拨付到企业银行账户。

第十五条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市重点中小企业融资扶持工作小组核定，不予贷款贴息支持：

（一）贷款期限（含展期）超过1年的部分；

（二）贷款资金不按贷款合同约定使用，经查证属实的；

（三）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

（四）企业有其他不良信用记录的；

（五）同年度内已获得市政府其他专项资金贴息的项目。

第十六条担保机构和银行机构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而申请贷款担保补助金的，可于下一年度4月分别向当地镇（区）经贸办和中国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提出申请，申请条件、材料要求、资助标准等按《*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项目资助实施细则》及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对各银行机构支持我市中小企业融资的考核奖励,以存贷比增幅、新增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管理水平等指标为依据,具体方案由市金融办会同市重点中小企业融资扶持工作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制定并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八条市金融办会同市重点中小企业融资扶持工作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加强对融资扶持专项资金的跟踪和评估，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建立绩效评价制度。

第十九条银行机构要如实申报贷款风险补偿金，不得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骗取财政资金的，除收回骗取的财政资金外，还要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27号令）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银行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企业贷款。违反规定擅自截留企业贷款的，由贷款企业追究相关银行机构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融资制度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融资融券

融资融券交易(margin tmding)又被称为“证券信用交易”或者“垫头交易”，是成熟资本市场普遍实施的一项重要交易制度。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与其他国家对融资融券交易的限制或禁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选择了推行融资融券交易业务。我们既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发展和运作的经验，也要认真分析我国的国情特征和法律环境，使融资融券交易的各项制度在合法、合规的背景下规范开展。

一、成熟市场国家和地区融资融券交易业务的发展

融资融券交易制度最早诞生于美国。在美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初，为了满足市场融资的需求，就出现了融资融券的交易，但欺诈与违约的现象频现。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将股市震荡崩盘的部分归因于过度融资融券交易，因此美联储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法案来规范融资融券交易。随着金融机构自主性的不断增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美国融资融券交易典型的市场化融资模式日趋成熟和完善。在分散授信的模式下，融资融券交易的风险集中表现为市场主体的业务风险。监管机构只须对市场运行的规则做出统一的制度安排并监督执行。另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协会等一些自律机构也从自身出发，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条例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作为对监管机构法律和法规的有益补充。可见，美国的融资融券活动是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而自发形成的，是以微观经济个体为主体一种制度变迁过程。

日本的融资融券交易制度是建立在二战以后证券市场交易机制不完善、整个金融制度尚不健全的基础上，引入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导入临时供求，来确保证券市场的交易量与流动性，促进公允价格机制等目的实现。其融资融券制度建立伊始就具备了中央控制的强制性，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具有一定激进性质的发展过程。日本的融资融券交易制度还由具有一定垄断性质的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服务，以实现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融资融券交易活动进行机动的管理。这种典型的专业化模式的特点即：证券抵押和融券的转融通完全由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来完成，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被分隔开，南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证券金融公司通过控制资金量和证券量来实现对融资融券交易规模的控制，在整个融资融券活动中处于核心和枢纽地位。

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开放证券市场融资融券交易，实行了独特的双轨制信用模式，即：证券金融公司不但可以对证券公司办理资金和证券转融通业务，还可以直接为一部分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处于一种半垄断半竞争的市场地位。随着证券公司办理融资融券业务门槛的逐步降低，证券公司的交易占有量得到不断的增长，而相应的证券金融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也因此受到影响，加之证券金融公司需要直接对投资者进行征信，很难深入了解客户的真实状况，其地位陷入比较尴尬的窘境，这也使得台湾地区融资融券制交易模式的功效受到影响。

二、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推行融资融券业务恰合时宜

当前由美国次级房屋贷款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向全世界范围蔓延的形势不可遏止，深刻影响着全球金融体系。市场和监管机构将买空卖空的融资融券交易列为亟待限制或加强监管的业务之一，美日等国监管机构纷纷采取措施限制融资融券交易。与此相对，我国则开放了融资融券业务，笔者认为，此举是适时可行的。

首先，融资融券制度的卖空机制并非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缺位或失灵的情况下，投资主体与证券经营机构过度的投机卖空以致财务杠杆和投资风险加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才是金融危机发生并加剧的罪魁祸首。摒弃融资融券交易制度本身实际是本末倒置。我国此时推行融资融券交易是对我国证券市场现有交易格局的创新和调整，更是我国规范证券交易市场、推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良好时机。我国证券市场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买空卖空交易机制的引入将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其次，我国现阶段推行融资融券交易具备了较强的现实可行性。第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使证券市场的规模得以扩容，为融资融券交易提供了更为安全、合理的交易对象；日益壮大的证券交易市场为融资融券交易制度的建立奠

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第二，《证券法》的修改放开了对信用交易的限制，为融资融券交易具体操作规定的制定和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以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为主的机构投资者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改善了中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格局，这种投资者结构的变革为我国融资融券业务的开展提供了市场基础。还有，证券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为我国融资融券交易制度的风险控制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原因都表明了我国融资融券交易制度的建立已经到了恰当的时机。

再者，我国现阶段开展融资融券交易业务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助益良深。融资融券交易通过信贷融资可以畅通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之间的通道，将高水位的货币市场资金引入低水位的证券市场，既能实现货币资金的有效利用，也能推动两个市场相关主体和监管部门的协作沟通，有利于合理高效的银证合作机制与对应监管制度的完善。融资融券交易还引入了“做空”机制，结束了我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只能“做多”的单边市场行情，填补了我国证券交易制度的空白，使投资者不仅能在未来股价的上涨中获利，也能受益于股价的下跌。同时也可通过多方与空方两种力量的较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股市暴涨暴跌的现象，成为市场价格的稳定器。对证券公司而言，融资融券交易可为其创造全新的赢利模式，使其获得更高的成长性溢价，并通过加剧证券公司之间的竞争促进其内控管理、风险控制等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融资制度篇9

【论文摘要】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面临融资困境，有效的融资制度安排供给不足是主要原因。政府在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安排变迁与创新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应当发挥公共财政在建立公共投融资体制中的主导和引导作用。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安排的变迁和创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公共投融资市场型融资制度安排

本文研究的高等教育融资是指以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以制度绩效为核心，辅之以公共投融资和市场型融资等制度创新手段，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筹措充足资金。由于公共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融资制度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进程，高等教育经费紧缺现象仍未能得到有效改观。

一、高等教育融资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

高等教育融资制度供给不足，或者说是制度变迁滞后于高等教育的现实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或称为外源性)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僵化和自我封闭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从历史制度决定的结构中的一种制度安排的变迁开始的，然后逐渐延伸到其他安排…从历史演变路径考察，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强制性融资制度安排创新机制不健全而面临种种阻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等教育融资制度设计的要素成本。强制性融资制度创新通常是由政府部门垄断进行的，如果政府部门要制定出与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融资需求相适应的制度，那么它就必须具备大量熟悉高等教育活动、市场机制、财政制度以及各种法律、法规的成员，这些成员在设计制度时还不能受到各类寻租行为的影响。二是新的融资制度安排的预期实施成本。强制性融资制度安排变迁也取决于行为人的成本一收益预期，如果政府部门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成本高于其自身的收益，那么，即使潜在的新的融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高等教育部门的发展，它也会因为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三是现存制度安排影响融资制度创新的能力。现存各类高等教育融资制度环境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一种既得利益的格局，尽管当强制性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出现不均衡并可以从制度创新中获益时，既得利益集团也会竭力维持现存制度，这导致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此外，市场型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安排之所以兴起，是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变迁或者意识形态的更替形成了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也逐渐容忍了高等教育组织的“有偿”服务，这体现了大学的利益需求。但是，自发性的市场型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安排会供给足或者无效率，其原因不外于两点：一是融资制度安排的需求诱致性变迁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制度环境和其他外部条件给新的融资制度安排限定了空间和边界，即使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变迁带给融资主体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但如果新的制度安排可能超过制度环境所允许的边界，那么新的融资制度安排就难以出现。二是融资制度安排与宏观政策要求发生冲突。例如，大学乱收费侵害了居民接受教育的公平权利，无限度的举债行为在代际之间转嫁了超越正常规模的建设性负担。这些无效率的、自发的融资制度安排还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产生了负面影响，政府必然会阻止这类融资制度安排。

二、融资制度安排的核心是效率

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经费短缺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合理地分配有限的剩余资源。在一个资源短缺的经济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更是不可避免地面临经费供给缺口；但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更为高等教育组织创造了巨大的潜在利益。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表现为效率的提高，高等教育融资活动能否将潜在资源转化为可用资源，其关键在于融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不仅要测算经济利益，更要衡量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

有效率的制度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能够为社会博弈局中的所有行为主体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则，能为一切生产性的“创租”活动提供一个广阔的激励空间。因而，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安排的效率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允许高等教育融资主体追求合法利益。正确界定政府、高等教育组织、居民和其他投资人在高等教育融资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对高等教育财政投融资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深刻。在旧的意识形态对经济行为逐渐失去约束力时，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促使其理性地选择能够创造并获取利润的活动，高等教育组织也不例外。第二，建立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安排实质上是一组激励与约束规范，规定了每个融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使人们以利他为前提而以自利为目的的行为得到充分激励，并遏制在逐利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在高等学校建立有效的法人财产权制度，改进高等学校的内部治理结构，可以让高等教育组织既能从融资带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中获益，又能对无效率的、损害社会整体福利的行为人进行相应惩罚。第三，让融资主体自由选择或创造最佳融资制度环境。受到信息不完备、自身知识有限等因素的制约，融资主体所选择的制度安排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或是效率最大化的。良好的法律制度通过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改善了投融资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博弈行为预期和博弈的均衡结果，促进了外源融资的发展。法律与金融制度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融资主体从外部融入资金的能力，并通过这种外源融资能力问接影响了融资主体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进而决定了内源融资的水平。在市场机制引导下，融资主体更会通过“边干边学”的方式选择或能动地创新在现有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佳的融资制度环境。

三、如何创建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

解决融资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的可行方法是，为融资选择或者创新出尽可能多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创新的出发点是改变原有无效率的利益制度安排体系，建立融利益激励与约束、利益增长与协调于一体的制度体系。

(一)正确划定高等教育融资活动的边界

不应当事先(或人为地)假定所有高等教育组织都是非营利性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区分谁能够享有或不享有大学的“剩余索取权”。如果大学的治理者不能全部或部分地分享剩余索取权，那么大学的“营利”就永远以事业基金形式成为事业法人财产权；反之，如果大学的治理者能够全部或部分地分配剩余索取权，大学运营就成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活动。另外，以资产(现金或实物资产)或人力资本(无形资产)参与高等教育活动并获得报酬，如果是在“适度”范围之内则应被视为正常的教育成本，但是，如果治理者利用社会与大学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诸如在职消费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给高等教育形成超额成本负担时，这就产生了隐性的利益索取。高等教育组织呈现的这种复杂特征，使我们划定高等教育融资活动边界时必须十分谨慎。可以将高等教育组织划分为不具剩余索取权(各类大学)和具有剩余索取权(高等职业培训组织)两类。对后者采取企业化运作，融资活动也应遵循企业融资规则。公立大学承担了向普通居民(特别是贫困家庭)提供普遍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共责任，应当体现并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公立大学的投入应当更多地来源于公共财政的各级税费收入，亦即由政府代表全体私人部门(企业和居民)分担公立大学的主要成本。所以，公立大学的融资活动应该是从属性的和补充性的，其活动形式以公共投融资为主、市场型融资为辅，在以学费方式分担培养成本时，必须加强对贫困家庭大学生的直接补助和间接资助。

民办大学承担了向社会提供良好高等教育服务的任务，通过与公办大学的合作与竞争，来体现并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性。从长远发展看，民办高校必须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以办学体制的深入调整为手段)，必须具备与公办高校竞争的资格。应当充分认识民办教育融资在增进公共利益和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必须防止“市场失灵”在民办高等教育融资活动中产生负面作用。

(二)政府在融资制度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在公共财政体制下，财政部门是政府的理财主体，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的公共财政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引导社会建讧与经济体制转轨相适应的融资制度安排，以弥补因财政淡出而留给高等教育融资领域的空白．政府在高等教育融资制度创新中的主导性地位，通常应当表现为国家财政的公共投融资功能，即以政府信用作担保，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有偿筹集资金，并将其投向高等教育的政府行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有偿性，即必须归还本金并支付一定的利息；二是周期长，通常在l0年以上或更长；j是数额大，主要应用于大学的阶段性的大规模建设。具备上述三个特征的高等教育公共投融资能够将大学的建设性成本进行长期、稳定的摊销，规避财务风险，避免短期过度向居民分担成本。

从更深层次分析，高等教育融资活动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再分配。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逐步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在高等教育融资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不应当仅局限于做高等教育投资主体，而是应当成为集融资规则制定者、实施融资制度的监督者、多元融资主体的成员等角色于一体的“多面手”。政府参与并监督高等教育融资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挖掘更多的社会资源，激励这些资源投入高等教育事业，在让高等教育事业获得发展的同时，也让社会资源取得合理的回报。不过，一个有效率的高等教育财政投融资制度安排，必须明确划分政府投融资与私人部门投资的边界。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原则是有限地纠正市场失灵，并且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融资应遵循的原则是：凡是私人部门和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或者解决上述问题时市场的效率高于政府的效率的，则政府原则上都不应当介入。

(三)发挥市场机制在融资中的重要作用

融资制度篇10

论文摘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问题，认为有限理性与政府行为，机会主义与正规金融部门的行为，资产专用性与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是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提出应从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外部制度环境等改进中国融资制度绩效。

1984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力量控制着金融资源，计划行政目标决定了信贷资金的构成和分配方式，金融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当时国有企业不必担心融资难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非国有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并未得到体现，一方面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行政力量控制金融资源的现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政府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民间资本难以流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民营企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制，剪断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脐带”关系，国有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要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融资制度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融资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资本动员，为经济提供持续的资本供给；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有效的融资制度是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创新融资制度成为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关键。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储蓄率居高不下，超过16万亿(2007年最新统计)，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并不是缺少资本，重要的是缺少一种有效的融资制度。

一、融资制度创新的障碍分析

1．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制约

戴维斯和诺斯(DavisLanceE．andNorth，DouglassC．，1971)对制度创新作了系统的论述J：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与技术创新有某种相似性，即技术创新是采用技术上一种新发明的结果，制度创新往往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新发明的结果。和技术创新一样，只有预期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成为可能。制度创新成本成为决定制度创新的主导因素。

从融资制度创新发展来分，制度变迁成本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认知成本，由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并存的社会形态、封闭的传统与僵化的意识牢固粘合的文化形态。这种体制与观念影响和束缚着制度变迁，要对新的制度进行认识、觉察与比较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制度变迁容易发生在大规模的战争、经济萧条或动乱中，但是在中国这样很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福利状况不断改进的社会发生制度变迁，政府的认知成本是长期的而且是很高的。第二，制度设计成本，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在政治力量与资源配置上处于优势地位，成为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在制度设计和安排时，“搭便车”是制度变迁固有的行为，政府往往会复制或照搬其他先进国家的制度，但是，制度往往有一定的适用性，失去了一定的具体环境，制度就失去了原来的效率；况且一项制度实施是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牵涉到政府主体利益得失，政府受个人理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歪曲制度供求关系，这说明融资制度创新有很高的设计成本。第三，制度实施成本，任何制度的实施都受到参与者意愿的约束，制度变迁牵涉到利益的重新调整，当政府进行强制性变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强制时，地方和下属往往就修正上级的制度供给来使这种制度更适合自己利益最大化，修正上级安排的方法有：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等。从这一方面看，融资制度有很高的实施成本。

2．政府行为受有限理性的制约

有限理性是Arrow(1951)最初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根据North(1971)的观点”。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由于中国企业数目较多(大小企业总共有1000多万个)，每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信誉等级、财务管理水平等千差万别，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息源分散；况且，每个企业不可能将自己所有的真实信息完全透露出来，一般来说，在财务报表上或其他方式公开的资料是经过企业自己筛选过的，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所掌握企业的信息少于企业实际的情况；二是政府的选择受限于有限的决策技巧，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时解决方案单一，不能考虑所有企业的情况，融资问题依然难于解决。政府经过各种途径可掌握企业一定的真实信息，但企业的内部信息是不可能掌握的，政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只知道企业融资难，中央政府想极力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于是颁布法律，出台政策和文件扶持企业融资，但是也未必能真正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分别从改进金融服务、调整信贷结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扶持。特别是1999年的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是中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正式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的标志，这一法律具有强指导性、针对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后来又出台了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等来提高中小企业的地位，促进企业融资，但从近年实施效果来看，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依然未变。因此，政府的有限理性行为制约融资制度创新。

3．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受机会主义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三个假定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它是指人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意思是，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机会主义动机或行为往往与冒风险、寻找机遇、创新等现象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如机会主义有时把自己的成本或费用转嫁给别人，从而对他人造成伤害。表现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上主要是利益诱导而阻碍融资制度创新，比如明明知道给国企贷款坏账率高，但贷款还是明显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将一些效益好、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挡在门外。根据Rajanh和Zingales的利益集团理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发展呈现差异的内在原因。制度的创新表现为利益的重新瓜分，正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银行体系、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创新的原因主要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正规金融机构仍然是一种政府直接控制和国有银行垄断的体制，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成为全部金融活动和整个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改革20多年来，经济市场化虽然有很大改进，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仍然只有市场主体的名分，而没有市场约束和行为能力，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下运作，在信贷市场上，由于借债可以不还，也可以赖账，还可以核销和转移，市场机制不能反映资金需求价格，风险得不到补偿，因而高风险和低风险资金的价格不能有效区分开来，从人性来分析，没有人会承担制度变迁的风险，因而国有商业银行只要有政府的担保和授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特定的国企贷款大开绿灯，甚至争相放贷，对其他国有企业也不会拒绝，其行为约束不是源于主体本身，而是来自外部。在证券市场上，利率没有成为资金供求变化的传导和调节机制，特别是当资产收益率大大高于产品收益率和利率的时候，负盈不负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必然会利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通渠道。正是正规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缺乏对整个经济环境的思考和分析，不愿意承担制度变迁所带来的风险，因此正规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阻碍融资制度创新。

4．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行为受资产专用性的影响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的专用性是指资源在用于特定的用途之后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这种性质在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用途中程度不同0资产的专用性有强弱之分，资产专用性越强的资产转移到其他用途的成本越高。由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成为全部金融活动和整个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中国正规金融机构基本上控制着企业的融资，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被排斥在整个企业融资之外，在这种制裁环境中，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被迫将资产转移到其他领域，比如地下金融、黑色钱庄等经济的体外循环，形成了很强的专用性，现在若想将这些资本重新积聚，成本非常之高。加之在金融活动领域，政府的行政控制和直接干预相当强大，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生活仍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有时随意关闭民间信用机构，政府信用的不可预期性为这些资本进入企业融资设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使非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主体不敢轻举妄动，民间信用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由资产的专用性导致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阻碍了融资制度创新。 二、融资制度创新的对策

1．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

市场是依靠价格机制自我实现供需平衡调节，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而计划则能纠正市场失灵，起战略调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计划被用过火了，往往将行政力量普遍运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干预不应该干预的领域，造成资源配置关系扭曲，价格机制失灵，市场经济中计划在唱主角，颠倒了市场与政府的主导关系，政府对许多资源的过度垄断和政府的不恰当战略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劳动富余的国家，但解放后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点扶持资本密集型企业，将有限的资本投资于国有企业，为了降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竞争力，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而扶持的国有企业恰恰又是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组织，导致了不正当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行业的利益，进一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因此，政府权利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扭曲资源配置关系，阻碍了中国融资制度的创新。所以，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划定政府的边界，消除由政府权利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造成的影响，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其纠正与协调、战略与前瞻的优势，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好二者的位置，让二者的互补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成为顺利实现融资制度创新之必要。

2．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换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嘲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在改革理论和政策研讨中出现了“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的争论，“循序渐进”即改革政策B应当在改革A完成以后才能实行，B体制的实现以A体制的实现为前提条件。它可以图示为：循序渐进：A—B—c；“平行推进”理论认为，改革政策应该尽可能多地开放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无须等体制改好了一个再改另一个。

前者的优点在于它对一种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的重视，确认了一种体制的有效性与其他体制之间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但是这是在政府充分理性这一假设条件下的，它忽视了政府有限理性这一现实条件，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一些国家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过早地开放资本帐户，导致大量游资进入国内进行投资，但是一旦金融预期下降，“游资”抽走，发生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早熟的现象，循序渐进改革在政府有限理性的现实下很容易选择错误的路径。后者避免了前者中“过激”或“早熟”的现象，也考虑了政府有限理性这一假设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矛盾，但是事物发展也是事物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发展有先有后，正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一样，金融市场只能最后才开放，利率市场化也只能逐步放开。因此，平行推进理论也并非融资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j，事物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不是简简单单的按照人为的“循序渐进”或“平行推进”等固定的路径前进，事物的发展有其正常的步骤，只有各体制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才是事物成长规律，而相互阻碍和不遵守规律的发展不是事物的进步，中国推进改革也只有在适当的时间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得认真观察融资制度创新的规律，总结其发展的客观事实，走最适合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路径，最大效率地推进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