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十篇

民主法治篇1

一、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

所谓法治民主，是指用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从民主方略角度看，它与人治民主是对立、对称的概念。法治民主也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但是，不论哪种类型的法治民主，其基本特征都差不多，只不过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而已。从古往今来的实践看，法治民主主要有下列基本特征：

(一)用法律来集中体现人民(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其具体内容不同)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创制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虽然法治就是法的统治，但法治民主却不是一般所说的法的统治，而是由人民用自己间接或直接制定的法律来统治自己。所以，法治民主所依之法决不能是在极少数人操纵下走走过场、只沾上一点民主油彩的法律，而应当是按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能够较准确集中和反映国民公意的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产生这样的法律所需要的程序保障，分代议机关立法和公民直接立法两种情况而有所不同。在代议机关立法的情况下，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人民的公意和利益，从根本上取决于代议机关本身的民意基础是否深厚和代表性的强弱。

(二)在法治社会，只有法律是国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或公意的记载，其他有关形式都不具备这种地位。在一个国家，除了国民的共同意志，还有许许多多的意志，但与国民的共同意志相比，后者都只是个别意志或国民中一部分人的意志，这些意志在经由法定程序被确认为法律之前，都不能也没有根据被看作是国民的共同意志，既不能等同于记载国民共同意志的法律，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国民既未亲自也未通过代表对它们表示赞同，它们只是国民中部分的意志，其地位低于体现国民公意的法律。

(三)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这—条的含义相当于西方所说的“权力受限制的政府”或“有限政府”原则。意思是说，国家权力(具体而言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不是固有的、绝对的，它的直接来源只能是法律，应当受宪法、法律的限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确认国家权力限于宪法和法律授予的范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权限从事职务活动是违宪、违法行为，并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已成为我国法治民主建设的紧迫课题。在我们这样民主传统、法治传统少的国家，搞法治民主应当特别注意从法律和制度上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防止公民、法人和其它社会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受侵害。为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和加重侵权者的相应政治、法律责任，另一方面要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以更有效的抑制国家机关非法侵害其权利的手段。

(四)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洛克说过：“法律不是为了法律自身而制定的，而是通过法律的执行成为社会的约束，使国家的各部分各得其所，各尽其应尽的职能；如果法律不能被执行，那就等于没有法律；而一个没有法律的政府，我以为是一种政治上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非人类的能力所能想象，而且是与人类社会格格不入的。”如果已制定的法律得不到严格实施，其结果比没有法律好不了多少，在某些方面会比没有法律更糟。因为，这样不仅不能实现法律的统治，反而会遭致国民对法律本身的不敬和藐视。

法律严格实施关键是要解决好执政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守法，尤其是遵守宪法的问题。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法律严格实施还有一个真正按人人平等原则适用法律、其中首先是适用宪法的问题。对于法律适用一词，有像本文这样作广义解释的、有作狭义解释的，但学术界表现出的共同倾向是将宪法排除在外，只讲行政机关的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司法，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舍本逐末。可能是有的同志认为，宪法的内容都具体体现在法律中，只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贯彻执行法律，宪法也就间接得到了贯彻执行。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宪法的很多内容，并不或尚未体现在法律中，即使有关内容体现在法律中，但有些法律也不能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来贯彻执行，而只能由人民代表机关来贯彻执行。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我国宪法关于人民代表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监督其他国家机关，保证宪法、法律遵守和执行的内容。而恰恰是这些方面，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民主有基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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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篇2

这四个“坚决纠正”，一般人也许只是当成大道理。但对那些被侵害的、眼泪快流尽了的人来说，它们代表的就是希望和公理。

对农村征地中农民利益的保护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已经有了不少明确规定。城市拆迁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建设部部长刘志峰指出，当前在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和房屋拆迁中间，包括城市规划建设中间，确实有大量腐败现象。动迁之所以成为当前群众上访比较多、甚至引发恶性事件的问题，一是有的地方政府不顾当地的经济实力，盲目扩大城市建没和拆迁规模，造成拆迁补偿标准不落实，拆迁安置方案不落实：二是有的部门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办事，工作简单粗暴，擅用强制措施，三是有的开发企业随便降低补偿标准。

自去年以来，随着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确立，各地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侵害农民和居民权益的现象开始减少。但是，我们决不能沾沾自喜。值得警惕的是，现在有一种观点，说国家和政府的利益是总体的，长期的，农民和居民的利益是个别的，短期的。所以，要农民、居民为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局“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有人甚至说，农民没有了土地，可以去当工人，享受工业化的收益嘛。拆迁户搬走了，城市更美好了，他们从城市化中享受的收益不比固守老房子更大吗?

这种假借国家、政府、公益等等名义侵害公民权益的奇谈，不仅是对宪法的背叛，而且也严重玷污了国家和政府的声誉。著名学者秦晖教授指出，现在的一些地方，“就是按权分配，谁有权就可以批地，谁就可以圈地，谁就可以占地，谁就可以把农民赶走。”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在代表国家和公益吗?事实-上，大量侵占土地和强制拆迁的目的，不仅不是公益，恰恰是一些开发商的私利！正如吴敬琏先生曾警示的：“在行政权力仍然多方面干预市场交易的环境中成长的私营企业家，也往往沾染种种结交官府、权力寻相的恶习，甚至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歧路。”

值得我们额手称庆的是，根据今年2月11日正式公布的《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今后凡是在征用农民承包土地中，涉及安置补偿等农民切身利益的，农民有权提出听证。这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举。

中国正在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姑月．不去探讨共同富裕、社会公正等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是以市场经济而论，它起码也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讨价还价，一个是遵守统一的规则。而在我们一些地方的拆迁中，弱势的一方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强势的一方还有肆意更改规则的权力，这哪是在搞市场经济?

不公正的就是不公正的。再巧妙的包装也改变不了。

我们并不否认，在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中，会出现利益的调整。但问题的本质是，在发生利益调整时，要不要坚持合理的分配原则和分配比例?没有人说农民的土地和居民的住宅只能一成不变，但是，变化形成的级差地租收益，农民和居民占多少，开发区(商)占多少，政府占多少，一定要合理和公平地分配。在某些地方，开发商遇到点麻烦，政府就急着开办公会议，讨论如何开绿灯，而对那些处于弱势的分散的农民和居民提出的要求，却总是推来推去毫无热情，甚至诬为“刁民捣乱”，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本期“独家策划”里，本刊记者对曾经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拆迁怪事进行了调查，作为“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注意到，2003年9月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35号令已经依法纠正了原来回避公民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北京市实施细则》。我们惟愿，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类似的《细则》不再出现。

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曾经以为，只要冲破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的蛋糕做大，一切就会自然生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如果没有法治，这个蛋糕也不可能做得很大，甚至可能是一个馊蛋糕。所以吴敬琏先生这样告戒说：“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

民主法治篇3

一、民主优先模式

与法治相比,民主是更容易激起人们改革热情的动力。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天赋人权的旗帜下,人们希望权利得到行使,自由得到保障,往往把希望寄托在了民主上,强调民主对政治权力的积极解放,相反对于法治的渲染似乎着墨不多。实现了民主,似乎就实现了高度法治。

随着革命的发展,嫉妒、贪婪以及对优越者的仇恨到处泛滥,这些口号则成为人们为此辩护的托辞,沦为这些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背后,大众要摆脱纪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动机。在人民不受约束的喧嚣声中,法治的原则被抛弃。尽管动荡的革命时期也相继出台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由于缺乏稳定性,始终不如《人权宣言》来得响亮。法治秩序的一波三折,民主化的建设也遥遥无期,这或许也是法国大革命为何在一次一次复辟与起义中失败的根源。回到当下,纯粹的民主也有带来多数暴力的危险,一味追求民主而不努力奠定法治的基础,会造成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的丧失。民主的解放虽然可能带来自由权利的扩充,却不能对自由提供持续而有效的保护。台湾地区的民主似乎就已经发展到这种极端。

二、法治优先模式

美国在走上独立之路后,选择了与法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保守派建立了制度,这与当时刚刚独立之后美国社会爆发的民主过剩的危机有关。1787年宪法在保守派的倡导下,宪法的通过使美国的制度尘埃落定,试图通过实验来绝对制约民主的危险。尽管从现在的角度,备受褒扬的美国宪法在当时却被视为是对民主的葬送。

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德国在要件上可以构成法治国家,从1871年的统治开始施行的王权集中制下,宪法是以皇帝和首相的权力为核心的,议会只是成为装点门面的工具,民主也就无从论起。议会在法律的创制上不能反映民主,德国的法学理论就转向设法对已经制定的法律给予系统化的处理和精炼的解释,用以对抗较为专制的政府。在一个没有民主的法治国家,没有民主的牵制,国家机关如果不能高度自制,专权的行为必然发生,仅存的法治也会荡然无存。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正印证此点。

法治优先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法学家会给予法治太高的期望,让法治充满了正义的理想主义色彩。将法治扩大解释为保障民主的方法,涵括了正义、平等、人权、尊严等各种价值。拉兹认为这种扩张性的定义是人们主观上把一切的善都给了法治,最后却发现我们不过是想要宣传仁者无敌,不是单纯地探讨法治。拉兹在《法的权威性》中对法治持分析性的观念,认为一个非民主的法律制度,如果不尊重人权、国家赤贫、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男女不平等,迫害宗教,仍然有可能比许多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在原则上更符合法治的要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非民主国家由于那些民主的西方国家,仍旧可能被称为法治国家。

三、两种模式的探讨

民主法治篇4

一、加强领导,精心部署

为了使本社区“民主法治社区”建设工作顺利有序地开展，社区成立了以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党支部副书记为副组长、有关社区干部为组员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把建设工作纳入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例会，明确了工作小组的职责与任务，对各成员的工作作了明确的分工，同时制定了具体的建设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进行精心的组织、指导与协调，保证了本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民主法治社区”建设不只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或社区干部的事，更事广大社区居民群众的事，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推进民主法治化进程。通过宣传橱窗、固定标语、各种文化活动等，多途径、多渠道把建设精神文明带到广大居民群众中去，使得社区的民主法治建设真正深入民心，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建设氛围，社区上下群策群力，共同推进本社区的民主法治化建设进程。

二、党员、干部队伍的管理得到加强，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东郊社区首创了服务党员群众的阳光服务驿站，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社区的效能进一步提高，受到各级党委的充分肯定。制订了党员评议制度、社区干部述职评议制度、社区干部学习制度及考勤与值班制度和行政操作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小组长的文化素质、依法办事意识与依章办事能力，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竞争意识。同时，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三、依法保障与维护居民的权益，居民的法律素质与维权意识得到提高

东郊社区的法律咨询制度，由专职律师坐镇接受法律咨询，使法律进社区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促进了民主法制建设。通过妇代会、工会、工商维权员等各种途径，积极开展居民法律服务，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保障与维护居民的权益。通过这些工作的开展，居民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与素质得到了提高。

1、法制宣传教育到位。通过广播、宣传橱窗、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居民宣传中央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宣传教育，居民知法、懂法、守法，近几年来无重大刑事案件发生，也无群体上访事件的行为，无失学儿童及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发生。

2、调解委员会工作成效显著。调解委员会人员配备到位，由7位社区干部组成，有健全的工作制度，能充分发挥作用，妥善处理民间纠纷，目前尚无因民间纠纷激化而转化为刑事案件，做到一般民间纠纷不出社区。

3、归正帮教工作有成效。在片区民警的指导下，加强与归正帮教人员的联系，不定期与归正帮教人员谈话，了解其生活、思想状况，防止重新犯罪。近几年来无归正人员重新犯罪记录。

4、消防安全工作深入民心。居民消防安全意识、防火意识增强。发挥好护区队、义务消防队的作用，无重大消防事件发生。

5、加强外来人口管理与出租房管理。以外来人口及出租房登记造册，并经常进行走访，随时把握外来人口的生活生产状况，在保护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法律与政策教育，外来人口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及犯罪行为发生。

四、社会公益事业不断发展，居民安居乐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民主法治篇5

经济改革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持续了20年，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远远超出了旧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目前已经发展到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直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无论人们对全球化进程的正负效应的看法如何分歧，中国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被排除在此进程之外，回到闭关锁国的过去。

然而，仔细研究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现状，便可发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隐患，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经济体制本身，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让我们对此略作分析。

第一，目前我国的经济虽然已经相当程度地市场化了，但还远未摆脱大量由政府参与的垄断性或半垄断性的经济活动，这就使得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的政府机构同时也可能成为经济大饼的分割者和利益牵涉者。许多国有大型企业在表面上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但由于其管理者仍然属于政府机构，因而仍未摆脱政府垄断性的管理方式。以民用航空为例，尽管各地在近几年里分成了若干个表面上独立的公司进行自由竞争，但在实际上各公司连票价的定价权和开辟线路的权力都没有，仍然由中国民航以高度垄断性的行政行为进行管制。所以才出现严禁机票打折、否则便以停止飞行相处罚等类违背市场规律的垄断性政府行为。在真正市场经济下的民用航空只能由各公司按契约方式加入的航空协会来进行协调，政府管理局主要从事安全方面的检查监督和技术指导或协调，而不是介入各公司，负责细致入微的定价。

还可以举电话、无线电话、邮政、电力等众多以前由政府垄断而今天也试图放开的行业作为例子。其中一部分属于自然垄断，如电力、供水、煤气公司，另一部分属于一两个国有的大股东投资者介入的寡头垄断方式，如无线电话公司，政府本可以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将其打碎（如今天美国司法部对软件业巨头微软公司所采取的行动那样），但由于一些政府部门或其代表本身就是大股东，故几乎难以相信有关方面能够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其寡头垄断方式，我们看到的这些行业的大量高额收费（如手机的双向收费）和超额利润率实际上不利于市场化和良性竞争的形成。

第二，众多准政府机构又是大量资源的消费者，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不以竞争而以垄断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不可能是高效率的，而只会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浪费。广义的政府机构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又是经济活动的投资者和利益收获者，这就很难避免围绕政府机构产生大量的寻租活动，即通过暗中贿赂官员来获取一己之私利，这是滋生腐败的体制根源，也是政府机构精简相当困难的重要原因。而庞大的政府机构人员臃肿与增长相当快的消费方式必然为社会制造巨大的经济负担，造成大量违规收费，民间的负担沉重。这就使得民间投资的游资和动力不足，自然会放缓宏观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也使得精简政府机构不只是一般行政改革，而且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三，大量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决策不是靠对市场回报率的理性判断，而是非经济行为。投资决策凭负责首长的“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进行，心血来潮而不顾客观规律，随意上大项目，盲目建立开发区、建大市场，劳民伤财而收获甚微。各地大量的“首长工程”耗资巨大，但政出多门，缺乏稳定性，加上公共工程的监督不力，腐败现象难禁绝，导致了一批劣质的豆腐渣工程。银行贷款深受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也产生了一定比例的坏帐。反之，那些没有深层政治关系、但经营管理业绩好的中小企业家贷款无门，难以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第四，一些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生产不景气，表面原因是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因而开工不足，但深层原因则是经营管理不善，领导班子缺乏活力、创造性和朝气。面对大批下岗工人，频繁变换的厂长经理们照样维持高消费，买高级住宅，出入于星级宾馆，过纸醉金迷的日子。一种被泡沫化的所有制在缺乏真正民主监督的条件下表现为这种令人心寒的经济形式，导致国有资产以各种形式的暗中私有化和外流。尽管不是所有的厂长经理都如此，但一定比例问题的存在已经威胁到相当数量的国有资产及其雇员的命运。

这里仅举这几个与经济直接有关的问题，尽管其严重性还没有达到如灭顶之灾，但毕竟向我们敲起了警钟。而且在今日之中国，所有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人以为可以继续按照既定的方式仅在经济领域内继续变革，也有人把希望寄托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更多外国经济力量介入，以扩大中国经济的竞争性，降低垄断程度，促进优胜劣汰。不错，让外国资本进入像无线电话通讯的领域，以打破目前的少数寡头垄断，的确会产生一些效果。但这种冲击毕竟是外在的，如果不进行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减轻民间经济负担，使政府真正退出经济利益分摊者的角色，那么，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仍会成为问题。同样，在微观层面，如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缺乏对其管理层严密高效的监督，包括严格的任免、业绩审查和奖惩制度，克服裙带风或任人唯亲，则国有领域的经济效率同样难以出现较大的全面性的突破。而监督政府部门本身，使之真正清廉、高效、公正、透明，使经济决策理性化、科学化、公开化，杜绝徇私舞弊，更成为当务之急。

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索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反面例子。此次危机中断了经济数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进程，让世人重新反思东亚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危机的外在原因只是表象，其内在根源则在于东亚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未进行深层结构的根本改造。东亚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式，而存在着国度和民族的差别，但其共性的因素包括官本位、宗法或等级观念，缺乏普遍权利意识和公正透明的经济秩序。一元化的思维模式与缺乏制约的权力结构相结合，产生了特殊的东亚政治文化，如政府官僚对经济的主观随意干涉，滋长了严重的政治腐败、泡沫经济和金融无序。政治上的准家族统治、虚假民主和官商结合，裙带关系资本主义在金融危机的契机下充分暴露出其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作用。团体导向曾经促进过东亚的现代化，但其负面因素如今也充分显现出来。当然，不能通过一次金融危机而将东亚文化的优点全部抹杀，而且今天受到危机打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复苏的过程中，但这些都不能证明东亚社会可以不必进一步改造那些不能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政治文化因素而继续取得高速的增长。

厉行法治与限权政府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各类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当务之急。毋庸讳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政治上的民主化程度却与之很不相称。这种不对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些人一再持有所谓侥幸观点，认为可以不经过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变革而可使经济继续保持一、二十年较高增长的势头。另一种观点可以说是自然长成论，即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民主化乃至道德水平的提高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此论忽视了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因素对于经济的重要的反作用，甚至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 ，不经过政治和法律的深刻变革，经济不仅难以发展，甚至还会倒退。

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应当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当前的条件下，首要的任务是厉行法治，克服长期人治传统形成的以长官主观意志代替法律统治的恶习。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和负责首长的基本任务是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法治。法治即是法律的统治，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作为公共理性代表的法律之上。法治国与人治国直接对立。人治是个人、少数人或集团的专横统治，没有规律、稳定性可言，被统治者不能合理地指望自己的行为只要不违反公开、人所共知的法律规则，便不会受到统治者主观随意的惩罚。人治国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不受挑战、监督和制约。本来，法治与政体的性质并无必然的联系，封建社会也可能实行某种形式的法制，但历史上人治的确与封建传统常常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封建专制国家，皇帝的圣旨便是至高无上的命令，即使朝令夕改，其臣民也得无条件地服从。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人治往往不会随着封建帝制的垮台而销声匿迹。

法治与宪政主义关系密切。宪政主义国家的最高裁判依据是宪法，即所有法律之上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法人、政党和团体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在所有违法的罪行当中，违宪罪是最高的罪行，任何个人都不能不为此受到严惩，因为违宪不仅是对其他公民权利和利益的侵害，而且是对一国人民所同意和遵奉的根本立国和行为原则的侵犯。尤其是那些出任公职的人，由于他们支配公共财富、拥有镇压之权、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其言行一旦违反了宪法，那就不仅要被剥夺公职，而且要受到社会的严厉制裁。为了防止一些人、尤其是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人随意违反宪法，一般都需要设计和实施所谓司法审查制度。这种制度在各国的实施形式不同，通常是由最高法院或宪法委员会等独立的机构来对本国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的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尤其是对政府公务员、官员和最高行政首长，只要有人或机构提出正当的请求，就应对其行为的合宪性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司法审查机构有权撤销任何一级行政部门发出的命令和决定，撤销各级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在某些国家，甚至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宣布通过的某项立法为违宪。这样做也是为了从制度上保障法治国纠正违反宪法的立法、行政法规和政府行为，以确保宪法的最高权威。

关于现行宪法要指出的第二点是，宪法本身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表述不清或自相矛盾的表述，特别是在其序言部分，以及关于所有制形式的表述方面。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私营经济成分已占近半壁江山的今天，宪法在明确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没有给私有财产以同等的规定（尽管已经有所突破），这仍然有待改进。此外，有关公民言论和思想信仰自由权的规定与其他条文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不一致显然容易为一些人随意干涉公民权利提供依据。现实中的广大居民已经实际上可以在各地流动，自谋生路，不再局限居住于一地，户籍制度也在重要的改革过程中。但现行宪法对于公民的迁居自由权却并无明文规定，这是从1954年宪法中作明确规定的该项公民权的倒退，完全有必要在现阶段重新补上这一公民基本权利。现行宪法对于公民民主权利的规定是模糊的，完全有必要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增加条款。当然，修宪是个复杂的过程，不应当轻率地增减条款，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应当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实行最具代表性的民主抉择。修宪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简明、自洽、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可检验性，从而保持其相对稳定性。一些不必要的表述尽管删除，以朗朗上口的语言使广大民众对关键的条文都能熟记甚至背诵，对于违宪现象也可及时地予以核查制止。

今天，中国社会的制度改造已十分必要，其主要任务是创造公正透明的社会环境，发展市民社会。其目标是限制和规范政府行为，使之主要充当社会经济活动的 “守夜人”即秩序维护者，而不是主观随意的干预者和掠夺者。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入进行政治民主化和法治现代化的改革，克服各种人治和非理性主观随意统治的旧习，包括真正实行政治权力的牵制平衡，确立廉明清正的政府形象。政府官员必须杜绝对民间经济金融活动的随意干涉，对继续违反这一规定的官员的监督应当自下而上，并且诉诸公正独立的法律裁判。

建立限权政府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原则，而直接涉及到政府在公众中的清廉形象以克服公信危机，涉及到政府机构能否充当真正公正的秩序维护者，涉及到相当一些民怨的最终根源。任何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机构都无法克服腐败，为此，加强监督已成全民共识。试想，一个人或少数人既是行使创制、复决、质询和罢免权的立法机关的负责人，又是拥有维护社会安定之权和庞大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还可以通过自己的直接影响力干预司法，那将从何实行权力监督呢？为了防止行政权的无限扩大和无所不在，根本的一点是从制度上加以保证。我国现行宪法已经注意到了立法机构与行政、审判、检察机关人员不得互相兼任的问题，第六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3]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有类似的规定。其本意是体现立法机关高级组成人员在政治职能上的专职性，以加强其监督职能，这当中正体现了权力制约的思想。我国法律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期间的言论免责权，为的是免除其批评的后顾之忧。

但在具体规定方面，在维护社会监督和真正的权力制约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制度建设工作。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整的严格的新闻法或新闻监督法，媒体在揭露行政官员腐败和玩忽职守方面还有颇多顾虑，动辄被诽谤案所困扰，而且一些司法机关由于与行政部门的密切关系而不能公正维护舆论监督权。有些案件本不属于诽谤，而只是对公众人物必要的舆论监督。没有法律的保障，自下而上的舆论和政治监督便基本不可能。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是东方社会的又一个通病，人们太多地依赖于人情事故，轻视普遍化的规则和冠冕堂皇的条文。因此，厉行法治便需要法律文化层面的根本改造。实现真正法治的基础是契约文化，即人们普遍遵守在社会交往中所订立的契约，信守诺言，讲究信用。法律便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的社会契约，必须得到人们的共同遵守，才具有权威，否则只能是一纸空文。

限制政府权力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需要确立并持久地维护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行政部门权力受到限制以后的另一项艰难任务是确立市民社会的权威。回顾近现代中国，社会每当出现政府权力遭削弱时，总会伴随着社会的整体失范、权威失落和无序状态，人们无所顾忌地乱来。由于民间的自治能力没有培养起来，从而为政府权力的进一步膨胀制造了藉口。如此恶性循环，政府便一直不愿意放弃对民间事务特别是经济活动的过多粗暴干涉。克服这种现象的有效途径是在削弱政府权力、建立小政府的同时，培养和扩大社会自治能力，使得民间的各种社团包括联合会、同业公会、基金会、利益团体、宗教团体真正能够公正、理性、透明地自主运作，以代替过去由政府强制控制的那些权力。

这里之所以在“民主目标”前加上“法治基础上的”这一限定语，是因为纵观当今世界民主化各国和地区的正反两面经验，简单的大规模民主化往往导致社会较长时期的混乱无序，政府腐败反而加重，民众不堪其苦。而民主化进程比较平衡有序，未造成经济大破坏的地方一条重要的经验是法治基础较好。关于民主化，民粹主义者或“即时民主”的鼓吹者认为，既然人民及其合法选出的代表是最高立法者，只要按照这样的立法者的意志行事便是民主和法治，用不到一些职业的法官和司法权威机构来从中作梗，这是一种理论的误区。其实，司法独立和法治恰恰是要克服即时民主的某些致命的弱点。因为大众及其直接代表有时候也会出现集体非理性的时刻，几乎每个民族都曾犯过此类错误。为了保障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稳定性，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法治秩序至关重要。由于法官在此的角色是消极防御而非代替立法或行政，即代表公共理性来作判断，法官本身如果明显越权或偏私不公，一般会受到其他权力机关和民众舆论的制止。因此，立法民主与司法独立包括司法审查制度是法治主义所不可缺少的两大方面。只有在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才是真正有生命力、长期稳定性和权威的民主。

民主制度建设构想

在法治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发展我国的民主制度，推进民主化进程，应当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明确的奋斗目标。今天，谁都不会、也不敢公开反对在中国发展民主制度，五四运动的这一理论上的伟大成果甚至使最顽固的保守派都无法公开鼓吹专制。问题只在于：发展什么样的民主？具体目标是什么？

民主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套基本的原则和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统治者的合法性建立在被统治者自觉表达的同意的基础之上。统治者如不能定期地从民众当中获得对其合法性的赞同，便不能说是合格的民主制度，而且，这种同意必须是自由表达的，即建立在批评自由基础上的同意，而不只是简单的沉默者的投票。因此，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与真正民主制度密切相关，公民既可以对自己的议会代表和所选举的行政负责人说“是”，也可以公开地、无顾虑地说“不”，一切取决于其自身的理性选择和判断。

有鉴于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最终目标是范围广泛的直接选举制度，即所有各级公共行政部门的首席负责首长的直接民选。目前还仅仅是广大农村村级干部的直接民众投票选举，但从理论上说，村委会是基层民众自治机构，而不是一级政权组织。只有当各级政权组织的首席负责人均实行了直接民主选举，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衡量的目标之一才算实现了。值得欣喜的是，我国党政领导人从来就没有说我们拒绝这最终的目标，朱钅容基总理在2000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时回答丹麦记者有关我国直接民主制发展的提问时回答得很干脆：“感谢你对于我们基层直接选举的好的评价。至于直接选举向上能扩大到哪一级、多么快，我当然希望越快越好，但那要取决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条件。”[4]他是把直接民主制的扩大当作我国民主化的基本目标来看待的，尽管目前的社会条件还有限，但从主观愿望上说，发展得越快越好。

尽管条件有限，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没有大致的时间表，无限期地维持现行选举的方式，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直接选举乡镇长的试点。如河南省新蔡县通过群众推荐票和人大代表选举票相结合产生了乡、镇长，其具体做法是，先由县委制订乡、镇长任职资格条件，并将两个乡镇党政机关、乡镇所属事业单位分别划分为若干个推选区域，由各区域内的成年公民分别推荐，并经县委审定后，确定数人为乡、镇长初步预备人选，然后再由各推荐地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初步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得票前三名为乡镇长初步人选，然后再进行民意测验，最终由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正式投票选出乡镇长。首轮选出的一名乡长和一名镇长分别取得50.2%和57.1%的群众推荐票和均为100%的人大代表选举票。[5]此举在我国尚属首创，而且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直接选举乡镇长，也没有充分的竞选，但毕竟向群众直接选举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在此种制度中，得不到过半数群众推荐票便成不了人代会上的正式候选人，也算是一种群众否决方式。当然，此例中人大代表100%赞成票的情况说明人大代表本身的自由选择度并不够大，至少存在一定的顾虑。但其进步意义值得肯定，人们要问，经济文化条件属落后地区的河南省能够迈出此尝试性步伐，那么广大同样经济水平的地区乃至经济和文化更为发达的沿海省市又何尝不能跨出更大的一步呢？

发展直接民选制度，最终由10亿中国成年公民通过直接投票决定其各级人民代表，各级首席行政首长，各级首席检察官等公共职务的承担者，那将是怎样的一种震天撼地的壮举！对于今天的世界文明也将是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当然，民主化的进程是艰难的，需要一步步的制度设计和试验。但允许不断地试错，即尝试性提出方案，进行实验，消除错误，继续前进，应当是既定的目标。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几乎缺乏丰富的经验积累，诸如在候选人的提名、资格认定、财产公布、施政演说、相互辩论，竞选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方式，防止少数富裕大户控制竞选过程，制止贿选，选票合法性的认定，选举结果出现争议时由中立的司法机构进行仲裁等等方面，还要进行艰难的学习与经验积累。然而，既然我们选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制的最终目标，便没有必要畏首畏尾，而应大胆地实验，披荆斩棘，开拓前进。

除了直接民选制以外，党政分开也是我国现有特定条件下民主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地下斗争和根据地的特殊条件下采取了主要由党组织进行集中迅速的决策和领导方式，这也许是迫不得已。正如此前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早期反封建革命政党也采取类似的领导和决策方式一样。但即使是在此特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也认真地批评了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做法，指出中共不能学这一套。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虽然注意避免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但由于没有圆满解决从革命党到民主执政党的根本性转变，加上长期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致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人民权力受的局限性较大，民间社会无法发展，因而自治程度低，代民作主的事时有发生。即使是在知识分子较集中的单位、文化知识程度较高的大城市也继续沿用了战争时期的决" 策和领导方式，因而使得党政分开的问题迟迟未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关于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分开的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的那篇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已经作过精辟的分析。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长期极左政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深切地感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的众多弊端，他敏锐地看到所存在的问题，这里仅引用其中的三点：“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样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6]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纲领。可以说，他所批评的这些积弊并未消除，有的地方还有所恶化，如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以党代政。本来，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管路线和方向，而不是事无巨细均由自己管起来、大包大揽。结果是少数人忙而无当，多数人一旁观望，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对此深恶痛绝：“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7]这也是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所有问题的决定权均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又不存在实际的制约监督批评机制，那么这少数人随意介入经济领域，为他人谋点私利，然后自己再从中获得各种回报，便成为不可避免的。

可见，全民民主的前提是党内民主，首先在党内改变一人说了算、听不得批评意见的封建家长制，彻底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个人指定继任者的制度，实行干部工作易地轮换制，在轮换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政绩和廉政审查，不合格者不得继续轮换任职。党内的委员会和党员代表大会真正行使其一人一票的民主权利，党的领导干部也实行类似公民选举一样的党内民主竞选，这样才能使党本身保持活力、朝气和自我更新的机制。

民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需要全社会进行政治文化的改造和培育。教育首当其冲，在教师就每个问题上都提供唯一的标准答案，课堂上死气沉沉、一言堂，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教育制度下，不可能产生具有自觉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全社会对于不同思想信仰、生活方式的宽容，在各类问题上允许公开的自由辩论，对拥有权力的人们的各种公开理性的批评，与此密切相关的被批评者的大度，以及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上的平等与宽容，都是这种民主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东西。

总之，只有通过上下两个方向及同级权力机构之间的多向制约监督，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的状况，先实行党内直接选举和竞选，最终实现各级公共职位首席负责人的直接民选，才能保证由领导和管理才能突出、作风正派、廉洁奉公的人来掌握各级政权的决策权，他们在担任各级领导职位的同时，才不致于因为无人监督而迅速堕落。在这样的民主改革基础上，才能继续推进经济领域的真正非政治化的自主经营，才能保障广大国有和集体单位职工的权益，使其生产和销售走上高效快速的轨道，我国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才能有一个良性循环的政治大环境。

注释

民主法治篇6

教育部《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成为两大亮点，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意见稿提出，“健全校内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完善决策程序，推进学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比如在重大决策上，要建立完善职能部门论证、邀请专家咨询、听取教师意见、专业机构或者主管部门测评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机制。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和办事公开。进一步保证了教职工、学生、社会公众对学校重大事项、重要制度的知情权。要求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使学生、家长以及教师对学校的意见、建议能够及时反映给学校领导，以及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制度。

这些措施与改革都对学校民主制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则是依法治校的坚实基础。在构建依法治校的制度体系和实施制度管理学校的过程中，民主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下，依法实现与公民、社会其他组织的对话与合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现代社会中的民主参与会越来越多，因为利益日趋差别化、需求日趋多元化、表达渠道日趋多样化。但我们的参与民主目前还存在无序性。参与民主，一类是为了自身直接利益，另一类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而一旦民主过度，就会引起不分是非的否定批判。对于这样的现象，管理者不用反应过度。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民主参与的秩序，让群众平和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校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探索前行，例如通过设立行政会、教代会、家长委员会作为实行民主的平台，全体教职工上交提案和建议，集思广益，力争制定公平、合法的一整套学校管理和考核制度。例如，我们在制定或修订关系全校教职工切身利益的《教职工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职工学期综合考核办法》《教职工职务晋升考核办法》等制度时，学校将试行方案发到每一位教职工手中，让他们充分理解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学校汇总后再次下发讨论，最后结合大多数意见修改后，在教代会和全校教职工大会通过。这样，学校每期依照方案进行考核打分，并以此作为绩效分配和评先晋级的依据，得到了广大教职工的认可。

民主法治篇7

异地交流为什么会形成为一种风尚呢？制度的设计者要用它有何用处呢？笔者分析，原因主要在于是防止官员在原藉就任，照顾亲朋、结党营私，阻断官员利用在原藉情况熟悉而进行腐败。当然这一制度伴生了又一附带功能，便是保护官员，以免其因为在原藉人情太多而难以开展工作。一句话，异地交流的制度设计者是认为它是医治

乍看似乎这的确是不错的良药，避免亲亲相护，然而，从深层次思考，我们会发现，这还仅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事实上，异地交流实行多年，许多地方主要领导集体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愈演愈烈。这是因为无论交流到那里，只要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腐败总是能轻而易举，官员们结交新的关系，照旧结党营私。家乡的亲友也可不远万里投奔而来，寻求权力的出租，便是不投奔，官员们总是能通过相互之间对彼此的亲友的关照达到双赢的目的。

事实上，医治熟人社会腐败现象的灵丹妙药不在于异地交流，而是民主。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官员的上任是由民众选举，官员的权力行使在由民众监督，官员政治命运是由民众控制，那么，即使是在原藉就任，留给他的腐败空间到底有多大呢？他能为照顾他的亲朋而无所顾忌吗？在民主的机制下，同样，即使是熟人太多，但亲友知道他的权力是受制约的，他们会接踵而至谋求权力出租而使其难以开展工作吗？由些比之靠异地交流来保证顺利开展工作不是更有效多吗？反之，对于一个命运由上级控制、权力行使不受监督的官员，异地交流对他有多大用处？腐败照行不误，亲友知道他的权力如此之大有出租空间，便是远在万里，也会凭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投奔而来。如果我们从另外的思维考虑，异地交流何尝不是民主不健全的产物，在权力不受制约、监督的地方，官员便可能结党营私、可能腐败，人情便可能大行其是，为了对付人情、对付可能的腐败，才会需要异地交流。

异地交流不仅对于医治熟人社会腐败现象是无效益的，而且对于地方民主建设而言，也是负效益的。在一个民主社会，一个地方行政官员的产生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民众对于其要有相当了解，二是本人对当地社情的掌握，三是能代表本地的利益，这实际上要求地方行政官员的产生应基于当地人产生。在异地交流条件下，这种优势荡然无存，民众对一个外地的官员无从了解，其本人对当地不可能熟悉。他本人是上面选派而来，地方选举大多只具形式意义，他考虑更多的是是上面要求和自已的升迁，当地的真正的利益考虑并不是很多，除非这种考虑与上面要求和自已的升迁有关，为博得上面的好感和自身的升迁，形象工程或半拉子工程大行其道。当然，这里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在我国单一制下，地方政府即对地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也对上级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行政领导本应是由地方选举产生，在遵守宪法和国家法律下，兼顾全国整体利益情形下，致力于地方的发展，谋求地方利益。但在异地交流情形下，我们只看到上级利益的代表，地方利益并没有真正的代言人，地方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如此一来，又对地方民主制度带来硬伤，因为民众无法选出自己真正代言人，没有选出自身利益的代表，民主也就无从谈起。而制度的设计者看到的却是，一二个主要领导的异地交流并没能解决腐败问题，于是便使异地交流范围更加广泛。但是更多非本地官员上任，给地方民主带来更多的伤害，权力也没有受有效制约，腐败仍无法解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尤其醉心异地交流，不如用力于民主建设。

其实，异地交流最盛行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地方官员不是由民众选举，是由封建皇帝选派，代表是封建皇帝整体利益，不是某地的利益，当然要异地交流，以防结党营私。在当今的世界民主国家，无论是联邦制美国、英国还是单一制国家法国、日本，我们鲜有听说州市县的地方行政长官是由异地交流产生的，倒是许多国家规定，不仅要由本地公民来担任，而且要有一定的居住年限。

异地交流给地方民主制度带来硬伤，异地交流针对行政官员是无效益甚至是负效益。但对于法治，对于司法官员而言，异地交流却昭显其价值。法治需要民主，法治却又是理性的，也是防止民主蔽端，避免多数人暴政的良药。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法治考虑是全国的利益均衡与统一而不仅仅是某一地方的利益，司法作为平衡地方行政权力有其独特价值。同样，司法官员代表的是国家法律，维护的是国家法制的统一，并不代表地方利益。司法的生命在于独立，并不在于民主，司法官员在各国来看也主要不是依民主程序特别不是由地方选举产生，而是在一定的机构任命。司法官员不应过多考虑某地的利益，甚至有时不理会某地方多数人的意志，而是在于法律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在行政官员代表地方利益的情形下，司法官员从整体从国家全局考虑，要制衡地方行政权力的滥用。在这种情形下，不是本地人而是异地交流来的人来出任司法官员更能保障法制的统一，在日本便有法官异地交流惯例。由此可见，司法官员实行异地交流有其合理内核。

但我们所实行的异地交流却并没有深刻理解其内内涵，对党政主要领导要求交流，我们只是简单地从避免人情出发，没有考虑到它对地方民主制度的损伤。我们要求检法两长的交流也只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目前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司法状况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独立于地方，我们让其交流同样是基于避免人情，而根本没有想到其发挥制衡行政权力，确保法律统一的功能。异地交流在目前多具的是政治符号意义，其有多大成效，值得怀疑。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民主法治篇8

【关 键 词】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依法治国/社会主义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根本目标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只有真正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决定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目标。

1.从根本上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说：“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1](P280)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政治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要求理论与实践相一致，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有法律保护，又有物质保证，是有名有实的民主。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预国家管理”，“在实际上使被剥削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2](P745)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规范化，保证人民群众更好地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使党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使国家政权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企业的经营活动按照市场经济的法规进行。市场关系是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但市场的运转也是有规则的，如公平竞争就是基本规则。要有一整套的法规体系，保证市场运行有序。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经济是基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必然会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领域许多问题，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机构重叠庞大，人员臃肿、政府职能错位缺位越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存在等，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形成制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创新，要求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巩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这就迫切要求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继续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需要。所谓“社会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新事物。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根本的政治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是要使它更加完善和进一步发展。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列宁指出：“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这是真正民主权的基本原则。”[3](P314)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适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在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的同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各种实现形式，包括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新形式，规范和完善党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和自治制度，创造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具体形式，扩大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民主要求，完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适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4](P958)

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也是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对我国企业的严峻挑战，而且是对我国政府机关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体制的严峻挑战。我国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承诺。进一步清理现行与国际贸易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质检、环保、安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的法律法规，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5](P373)

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有力保障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

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坚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党的十六大总结了新时期政治建设的经验，强调要着重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民主法制建设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对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1.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是强调把民主上升为法律制度，通过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和法规，赋予社会主义民主以法律形式，以法律的形式确认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就是强调依靠法制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只要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民主权利，就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如果违反法律规定，追求所谓不受限制的民主，就会受到法律的无情制裁。法治国家的要义在于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权威，是依法而治，而不是依人而治。制定好的法律，并严格实施这种法律，是法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指出：“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定部分中的应当是这样的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不影响人的行为，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另一方面，如果私人与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不受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规则、原则或准则的指导，那么是专制而不是法律，会成为社会中的统治力量。因此，遵守规范制度而且是严格遵守规范制度，乃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必备条件。”[6](P232)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抛弃社会主义法制，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失败。因此，认真遵守法律，既是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的必须要求，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董必武语重心长地指出“目前我们法律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这两者哪一种现象较严重呢?应当说有法不遵守的现象比较严重。有法不守，法就是空的东西，起不了作用。”[7](P452)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体现了党在人治与法治问题认识上的飞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严格执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严格实施，切实改变有的地方存在的治下不治上、治事不治权，甚至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倾向，切实做到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民主，法律之上没有特权。要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2.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只有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才能真正保证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坚决铲除司法腐败，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司法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方面都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在司法体制改革中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矛盾和不足，主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司法改革的规律缺乏充分研究，改革措施缺乏整体设计，公检法司各部门各自都出台一些改革措施，但缺少协调和衔接；第二，制度创新不够，只局限于各系统内部的工作改革，没有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第三，缺乏充分的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同时也缺乏相应的财政、人事等政策支持。因此，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1)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2)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3)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4)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5)切实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坚决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只有这样，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大有希望，才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保驾护航。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实践。

1.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通过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来体现的。放弃党的领导，就是放弃党的执政地位，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就会改变，人民群众就会丧失当家作主的地位。我国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还不高、历史上的民主传统不多的发展中大国，离开了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无从谈起。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我国民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依法治国才能有可靠的保证。在我国，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各方面工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区别。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毛泽东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P157)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必须适应经济文化的发展，着眼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没有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利益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大人民的民主参与愿望普遍增强。我们党必须适应新的情况，把扩大民主参与、引导人民更多更好地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从制度上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作为改进执政方式的根本取向和坚实基础，最大限度地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和一切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

3.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又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法律的实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是民主的守护神，民主只有以法制为依托，才具有可靠的保障，法制只有以民主为基础，才具有至上的权威。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好象两只手，任何一手削弱都不行。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P146)

总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我们一定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 政治文明 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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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民主法治篇9

〔关键词〕法治中国;民主与法治;国家治理;社会主义本质

〔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013-05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表明，正确处理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实行以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关键环节。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较好地解决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实施依法治国;反之，一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陷入这样那样的“危机”与“陷阱”，究其根源都严重忽视法治的结果。法治与社会主义发展史更是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出现挫折甚至内乱，归根到底是囿于人治思维与模式，未能走上依法治国道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在社会主义中国走过的历史征途上，既有法治彰显带来的政通人和，也有法治懈怠造成的严重挫折。正是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正反经验的基础上，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民主与法治的旗帜，鲜明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纲领与目标，加快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步伐。法治中国建设，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谋划，开辟了依靠民主与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开启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新时代。

一、法治中国建设的政治价值：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政治价值，首先在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法治有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普遍存在着对法治建设重视不够甚至人为地破坏法治的现象，从而出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沉痛教训。历史经验表明，能否重视法治、是否坚持法治，直接关系到能否本质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正是抓住这个要害问题，邓小平精辟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出，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针对这一教训，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邓小复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4〕为此，他明确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5〕在邓小平民主与法治思想的指导和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法治建设新征程。从那时到现在，当代中国法治化步伐逐步加快，我们党对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将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十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改革任务。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定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系统回答了建设法治中国要突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深刻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认识已上升到一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已进入一个新境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决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一个创新之处和突出特点，就是把法治建设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上主义本质层面加以科学定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视角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本质揭示。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6〕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强调：“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7〕这些精辟论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进行了科学定位和深刻揭示，进一步彰显了法治中国建设在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重大政治价值。

二、法制中国建设：丰富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内涵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优化治国理政，谋求全面发展，明确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关键一步，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而生动的实践，具有统领全局的重大意义。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战略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它们既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又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进一步赋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丰富内涵。其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对于深刻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和法治保障，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小康，是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勤劳淳朴的中国百姓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30多年的中国改革，将这一千百年来的朴素愿望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形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基础，锻造成实现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支点。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我们党对小康社会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明确提出的“小康之家”，到几年之后邓小复论述的“小康社会”;从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谋划，到党的十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确立，当代中国的小康内涵愈益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小康标准逐渐由单向度扩展为多向度。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工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全面”二字，即不仅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包括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法治更加完备、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步。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不仅是富裕的中国，而且是法治的中国、和谐的中国、美丽的中国。从现在起到建党一百周年，还有不到六年的时间，在这一关键发展时期，能高度重视法治中国建设、加快全面依法治国步伐，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这样一个关键发展时期，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才能更好地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地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在更高程度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制高点上，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归根到底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久发展。

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最本质特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怎样才能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党执政兴国的宗旨与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一致性，充分发挥法治在党执政兴国中的根本保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形成为国家意志;同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是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保证。人民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根到底是人民当家作利得到切实维护的社会、是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全面提高的社会。正是从这样一个本质特征和发展宗旨出发，党的十把“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首要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无论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还是增进人民福祉的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都离不开完善的法治作保障。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的实现离不开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的尊严。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运用法律武器和法治手段遏制和消除社会不公正和侵犯人民群众权益的现象，同时提升广大人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觉悟，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全面小康。

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利益之基、生命之本;全面小康社会，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共享平安的社会。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尤其是国家政治安全来说，法治中国建设具有更加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三、法治中国建设：建构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略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实践中的核心问题;而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打碎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制度，谋求人民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人权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根本环节。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马克思深刻指出：国家发展的基本逻辑是：“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8〕列宁进一步揭示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本质，这就是人民民主：“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9〕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明，民主就是一种国家治理，民主与国家发展状态和国家命运有机联系在一起，这也正是我们党为什么要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生命的根本依据。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紧紧抓住国家治理这个核心问题优化治国理政，有力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可谓抓住了根本、把握了要害。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中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即制度的定型与完善。深刻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着眼于“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着眼于“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着眼于“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即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角度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问题。”〔10〕历史与现实的实践表明，不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制度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不可能持久，甚至不可能成立。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制度现代化，是更为重要、更为本质、更为关键的现代化。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支撑和基本方式，制度与法治历来不可分割。现代国家治理实践表明，制度的完善必然呼唤法治的加强，法治的推进离不开完善制度的支撑;反之，法治的懈怠也必然是制度缺失的结果。我国现阶段的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着既要提升制度现代化水平、又要加快法治现代化步伐的双重任务。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在现代化探索中所提供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正是遵从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先后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提升制度现代化水平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一步提升法治现代化水平的双重战略。这两大战略，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承载着中国现代化向着更高目标飞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民主与法治不可分割，制度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相辅相成。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1〕这些精辟论述，既抓住了民主的本质，又揭示了法治的功能，是实现民主与法治有机统一、制度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有机融合的根本遵循。今天我们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更加深刻彰显了法治中国建设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民主是法治的灵魂，制度现代化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是人民民主，对作为国家制度基本实现形式的法律和法治起着决定性作用。民主是法治的灵魂，体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首先要坚持民主立法。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从哪里来？归根到底来自于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意愿，这就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其次要坚持民主执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确保法律实施与效果的关键在于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而建设法治政府的直接价值导向和价值标准就是服务人民，由人民作主、让人民满意。再次要坚持民主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坏作用;而司法公正的关键在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

法治是民主的“护身”，法治现代化是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现代政治发展史表明，民主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和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要有完善的法律保护，要走向法治化。法律的本质在于将人民的权力固定化、规范化;法律的实施即法治的推进，根本之点在于为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提供根本保障。坚持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在不断发展人民民主中健全法治，在依法治国中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

四、法治中国建设：拓展了党依法执政的新视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能否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12〕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大鲜活亮点，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突出贡献。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三统一”原则，即“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党领导立法，就是党根据国家发展大局、人民群众意愿，适时提出立法建议，领导制定体现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保证执法，就是党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工作领导，监督和促进执法部门严格执法，严格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党支持司法，就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党带头执法，就是各级党政机关和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带头遵守宪法法律，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触碰法律红线、不得逾越法律底线。“三统一”原则明确而具体地回答了法治中国建设如何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有力拓展了党依法执政的新视野。

党的领导如何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四善于”思路，即“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四善于”将党的领导有机地融入国家法治化建设，深刻表明，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国家，是依法治理的国家;我们要建设的先进政党，是依法执政的政党。法治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支柱，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根本基石。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伟大历史征途上，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有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问题，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种种矛盾，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2〕〔4〕〔5〕〔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333，146，176，146-14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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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02-0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281.

〔9〕列宁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201.

民主法治篇10

【论文摘要】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文章从政务公开制度实施的民主法治环境分析了有效实施政务公开的条件，并从思想观念和法制建设层面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途径，为我国政务公开的有效施行提供外部环境的保证。

政务公开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以及政府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开、透明政府的具体手段和目的，它的有效施行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管理学家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公共政策），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行政系统本身，而应该跳出行政系统，从社会这个大系统来考察行政行为，亦即考察一国的行政与该国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政务公开作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开、透明政府的具体手段和目的，它的有效施行除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本身外，还与实施政务公开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一、政务公开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政务公开是我国在行政改革过程中，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而实施的一项制度。其基本内容是：将政府行政管理的重大决策运行情况和取得的效果公诸于众，并采取一定的方式让公众参与。

（一）政务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实现形式

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民主化是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特征和内容。民主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政务公开是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政务公开制度是政府推行依法行政的必备条件，也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提出并通过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都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法治理国家权力，而法治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必然要求权力公开、规范、明确的行使。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说就是以法控制和约束行政权。没有对行政权的规范和制约，就不可能实现“依法治国”。

（三）政务公开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正如前文所述，政务公开制度的实施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法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影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作用，二是制约作用。法制的健全可以有效地保证政府依法行政等等，这些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务公开制度的有效施行。

二、我国政务公开实施的民主法治环境

（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就为政务公开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要想获得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一是政府主动公开，二是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通过申请获得。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已基本解决。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我国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理解进一步深入，也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来保障宪法及各项法律赋予自己的各项权利。

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我国公务员采用“凡进必考”的方法，工作中通过培训、实践，公务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改革的目标有了深入的了解，服务性意识不断提高，增强了政府公开其政务信息的主动性。我国民主环境的建设还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完善与保障。

（二）我国政务公开的民主法治环境的不足

我国在实施政务公开的过程中，虽然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受历史，传统文化，地理条件的制约，政务公开的民主法治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

1．政府工作人员“官本位”思想严重。政务公开要求政府能主动公开其政务信息，而政府公开其信息的行政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在中国，无论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还是老子的“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的思想根深蒂固，成为几千年来社会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现代的政务公开实质上是对政府公共信息这一无形资产进行重新安排，而这种资源的变更必将剥夺一部分官僚特权，失去信息特权的官僚必将失去巨大利益，这种利益的驱动无疑会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完善，近而会阻碍政务公开的有效施行。

2．我国公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不足。公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是根本。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各地通过自身的努力，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有很多的地区，由于多民族聚居，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导致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公民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实现真正民主的重要指标，而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不足可以说是培育我国政务公开民主法治环境的又一大障碍因素。

3．有关政务公开制度建设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深入实施政务公开制度，无论是从中央层面还是从地方层面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予以保障。但从实际操作来看，政务公开的法治环境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表现在制度执行的表面性。即在执行过程（下转第10页）（上接第6页）中不够深入，还处于极其表面的层次，不少地方的措施只不过是简单的便民措施，离真正的政务公开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三、完善我国政务公开民主法治环境的对策思考

（一）从思想观念层面，努力营造有利于政务公开的民主环境

1．转变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政理念，实现由“父母官”向公务员的转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公共理论的演变，整个社会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统治”经“管理”走向“治理”。政府改革的需要，要求政府应切实实现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理念的转变，政府官员应切实实现从“父母官”向公务员的转变，尽快走出管理认识的误区，真正将政务公开看成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于法律规定应该公开的内容要主动公开，对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申请公开的内容，根据法定程序予以告知。

2．提高公民素质，培育公民参与意识。一个具有完全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的人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权利，并且充满自信地维护这些权利。为此，要完善民主政治，就必须唤醒广大公民的公民意识，让公民积极参与到政府和社会的各项活动中去。在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方面，首先，政府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我国公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只有公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会对政治问题产生一定的理解，才会地政治信息产生一定的需求，政务公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

（二）健全我国政务公开的法制化建设

西方国家行政公开的进程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政务公开在实施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相冲突，因此除了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其公仆意识外，还要依靠法律来保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地根据自身情况，深入落实政务公开的具体制度，包括政府公示机制、政府回应机制，公众表意机制与公众监督机制，使制度的执行落到实处。

四、结论

一个民主法治的大环境是政务公开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根基。在我国，政务公开的有效施行，除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本身外，还要大力培育我国的民主法治环境，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努力将政务公开制度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