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十篇

外资并购篇1

为引导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国务院办公厅日前通过中国政府网了《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这标志着在原有的外资市场准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基础上，我国构筑起更加规范、更加透明的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管理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颁布的这一新规引起了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关注，不少跨国企业开始担忧其在中国投资保障问题。对此，相关政府部门表示，中国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目的是鼓励和规范外资并购，与此前提出的“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的政策取向相一致，并不存在排斥外资并购的问题。

面临战略性调整

跨国并购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必经之路。然而，外资并购在华2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在争议中前行，在前行中争议。

相关学者认为，外资并购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外资并购通过整合产业链，整合市场参与者，将不断使中国的市场结构趋于合理，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其次，目前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而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重组又是国有经济调整的前提条件。我国民间资本不论是就财力还是就经营管理而言，都不可能单独胜任承接大规模国有资产、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以及参与改造后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的重任。因此，大量国有企业的改革迫切需要外资，特别是拥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水平的跨国公司的积极参与。

同时，外资并购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拥有庞大的资金，还带来了当今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纯熟的经营管理方法、垄断性的专利和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而且，我国企业通过对外来技术的模仿和吸收，可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实现技术二次创新，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无疑，外资的介入对产业的整合与振兴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但许多案例背后，国家经济安全的隐忧也被提上日程。客观评说，国家经济安全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以狭隘民族主义的概念而批判之，因为它实际上是国家普遍面临的经济命题。

尤其指出的是，外资并购的扩张容易造成跨国公司的垄断和限制性竞争。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并购国内企业后，凭借其雄厚实力逐步占领较大市场份额，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

近几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工业总产值占行业产值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其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除了通过并购同行业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内企业，使市场竞争格局发生质变以外，这种直接并购我国实力企业的方式，避免了与中国实力企业的竞争。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就有可能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

同时，垄断并购容易造成国有资产和民族品牌流失。一方面，国有企业是在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刚刚起步阶段建立的，我国目前企业资产评估制度和评估标准与跨国公司普遍选择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的某些国际标准存在差异，这就导致评估结果不一样，评高了外资方无法接受，评低了则出现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有些地区为获取更多的外商投资，对外资实施“超国民待遇”，并许诺给外商以丰厚的利润回报，造成了地区间的无序竞争和国家财富的重大损失。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国内的能源生产、机械制造、食品消费品生产、商业、金融服务业等诸多领域日益成为外资并购的“盘中餐”。资料显示，我国的大部分行业和产业正遭受着通过并购形式的外资渗透，并呈几何级数蔓延。让外资进入中国更加规范和透明，是当务之急。

外资并购新政解析

在国际投资领域，安全问题历来受到各国法律和实践的重视，但是国家安全的范围则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而理解不同。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是“先行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早已通过立法、设置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了各自对外资并购进行安全审查的完整机制。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美国等国的数次并购遭遇挫折，在很大程度上，安全审查机制就是最大的“拦路虎”。华为宣布放弃收购美公司资产，就与“国家安全”有关。华为去年5月宣布以200万美元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3 Leaf Systems的部分资产，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这笔交易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要求华为剥离收购3 Leaf Systems所获得的科技资产。

深入了解这些“拦路虎”，无疑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更顺利地展开对外投资。从安永会计所了解到，其最新一期“资本信心晴雨表”调查显示，2011年，相对于其他地区，中国的受访者对短期经济前景抱有更大的信心，表现出比其他全球竞争对手更强烈的并购意愿。拥有雄厚现金实力的中国公司希望收购优质资源及技术，并借此“走出去”。

对此，商务部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主任邢厚媛日前表示，对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很多收购项目被限制，其实中方一直在提出交涉，美国政府曾经承诺要给予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方面给予公平的对待，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事情表明了美国政府不守信诺。他认为，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进行限制违背了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理念。

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务院正式出台境外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安全审查制度之后，引起外商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根据《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我国将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具体承担并购安全审查工作；并对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内容、工作机制和程序给出了更清晰的界定，明确了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时，若涉及军工、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关键技术等企业，须接受安全审查。

众所周知，军工、能源、重要农产品、关键技术等企业都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该政策的出台，使得外资在获得关系中国国家安全或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的股权时，须先接受“安检”，旨在维护国家安全。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通过安全审查制度设置了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障碍，高高筑起的“安全大坝”将阻碍外资流入，外国投资者必须准备面对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并购交易的延迟和政治干预。有的则表示，安全审查是与国际惯例接轨，让中国审核外资并购的政策更加透明和规范。

据此，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指出，外资并购审查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会变。他表示“中国是为了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开放就要兼顾到国家经济的安全，兼顾到一些规则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实行世界各国通行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是为了体现扩大引进外资和外资参与中国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保护国家安全。

最激烈的逐鹿场

据有关分析称，中国是目前全球投资环境最好、外资获利最多的地方。最新数据显示，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是跨国公司挣钱和盈利比例最高的地方。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吸收的外国投资达到1057.40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创出历史新高。但是，与全球吸收外资以并购作为主要方式相比，中国吸收外资的规模和模式有所不同。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2010年，外资并购也呈现了回暖的趋势，较去年相比已走出低迷状态。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后，海外经济的逐步复苏，为外资并购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和并购动力。国家对外资并购的政策支持，为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数据显示，2010年共完成44起外资并购案例，同比增长29.4%；28起披露价格的并购交易涉及金额22.19亿美元，比去年下降14.5%。

审查制度的出台，将规范和透明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流程，使得外资并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待明确细则出台之后，政策将大大提高可操作性，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外资并购审核将更加谨慎，但对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可能会加快步伐。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具体到国家肯定还是内外有别。”相关业内人士表示，“不仅中国，很多发达经济体都已经建立了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相关机制和制度。”

事实上，加强对重要领域外资并购安全性的审查在美、欧、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中非常普遍。据了解，中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新规比美国建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1975年福特总统的“第11858号”行政令为标志）晚了整整36年。

目前，外资投入的增长显示中国依然是国际企业逐鹿最激烈的竞技场，但竞技者所需要掌握的功夫越来越高，产业类别、营销技巧也越来越讲究，甚至直接关系到成败。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国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399家，同比增长7.46%，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78.23 亿美元（226亿新元），同比增长27.09%。显然有更多国际投资者决定深耕这块市场。

同时，去年中国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FDI）达到创纪录的1057亿美元，同比增长17.4%；单是去年12月就有140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官方相信，这说明中国市场环境在改进。

外资并购篇2

关键词：外资并购；立法

一、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现状与不足

（一）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现状

以市场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企业并购的蓬勃发展。为了建立健康、有序的并购市场，规范并购行为，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2002年以前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远远滞后于外资并购的迫切需求，对外资并购的规制主要适用现行外资法、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的蓬勃发展，促使我国加快外资并购的立法步伐。自2001年11月以来，政府有关部委了一系列关于“外资并购”方面的办法和规定，使得外资并购在政策上的障碍逐渐消除，可操作性明显增加。

2001年11月，外经贸部和证监会联合《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允许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或B股和允许外资非投资公司如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通过受让非流通股的形式收购国内上市公司股权。2002年4月1日。中国证监会并实施《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7号-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使外资发起设立上市公司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4月起，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正式实施，根据新修订的内容，中国基本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许多以往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开始解禁。2002年6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这两个规则的颁布和实施表明金融业对外开放已成定局。2002年8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的《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外商的投资范围扩大到现有的任何一家公共航空运输企业。10月，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其中对上市公司的收购主体不再加以限制，外资将获准收购包括国内A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此《办法》于12月1日起正式实施。11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11月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11月8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2002年12月30日，为规范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制定并了《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相关审批程序和出资缴付期限作出具体规定，并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2003年1月2日上述四部委又联合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自2003年4月12日起施行。该《暂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形式、外资并购的原则、审查机构、审查门槛、并购程序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是我国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专门性的规制外资并购的行政规章，是我国外资并购法律规制的基础。标志着我国外资并购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

（二）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不足

我国外资并购立法存在如下不足：

1.欠缺体系性。外资并购立法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然而我国在外资并购立法上缺乏一个完善的规制体系。现有的立法基本上遵循“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或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指导思想，表现为外资并购立法缺乏规划性、超前性。由于没有一部能统率外资并购相关法律规范的基本法，有限的外资并购立法在不同效力层次和规制领域上缺乏相互的配合，经常出现法律规范相互间的冲突和无法可依的状况。显然，近年来的外资并购客观形势的巨大变化，已经促使立法部门认识到这一不足，2003年1月2日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制定并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该规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资并购无法可依的局面，在短期内将临时起到外资并购基本法的作用，但由于其效力位阶偏低，这一作用将大打折扣。

2.法律效力偏低。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关于外资并购的专门立法均为部门规章，立法效力位阶的低下影响着需要配合的各种立法之间的协调，本应作为外资并购基本法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如与其他立法冲突，则会排除其适用的可能性，加之规章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外资因难以预期、增加投资风险而怯步。

3.内容不完备。外资并购的规制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相互配合。纵观各国的立法，可以发现在完善的外资并购立法体系中，外资并购审查法、公司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等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国反垄断法早已提上立法议程，但到目前为止仍迟迟未能出台。证券法虽然专门针对上市公司收购问题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但其中存有明显的疏漏与缺陷。如《公司法》对合并有明确的规定，但内容过于原则，对外资以并购形式设立公司和以绿地投资②设立公司未有区分。作为并购中重要环节的资产评估，特别是无形资产的评估缺乏相应的立法予以规制。

4.缺乏协调性。外资并购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于我国法律之间不协调、不衔接，甚至是相互矛盾造成的。如《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被兼并，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审批”；《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34条规定：“企业被兼并须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而《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则指出：“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要经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国务院审批，所有特大型、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要报国务院审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审批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省级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以上是关于国有企业被并购时的审批制度。关于集体企业并购是否要经过或如何经过批准这点上，有关的规定也不一致。相互矛盾、缺乏协调的规定，往往使并购主体和司法机关无所适从。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系统

（一）外资并购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1.外资并购立法的价值取向。外资并购立法价值取向应当通过考察外资并购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功能和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来确定。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价值取向应为：注重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促进有效竞争，吸引外资并遏制其消极影响，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外资并购立法的基本原则：

⑴经济安全原则。经济安全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石，是其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的保证。判断国家经济安全的标准：一是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完成：二是国家是否有能力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⑵促进有效竞争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是市场机制发挥调控作用的过程，市场机制发挥调控作用的基础是有效竞争的存在，外资并购可以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实现规模经济，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外资并购必然形成生产的集中从而导致垄断，垄断企业不仅会操纵市场和价格，而且还会阻碍生产和技术的进步。因此，为了保护有效竞争，维护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制定了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进行规制。

⑶效益原则。要想建立规范化、市场化的外资并购体系必须最大限度地运用企业并购市场的机理，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的职能定位，以改革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外资并购的基本原则。

⑷保扩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原则。我国企业股权结构中存在着国有股和法人股，导致股权分布的不均衡性。较为分散的少数股东，由于决策权力的微弱加之信息的不对称，其利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应建立和完善保护少数股东的信息披露、公开收购、强制收购、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等法律制度。外资并购必然伴随着目标公司的大量裁员甚至消失，因此目标企业劳动者以及债权人的保护也很重要。外资并购必须公告债权人，保证债权人的抗辩权，同时要合理安置职工，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基本框架

1.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模式。

对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⑴“单轨制”模式。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废除“双轨制”立法模式向“单轨制”立法模式转变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外资并购和我国国内企业并购的基本法应合二为一，即制定一部涉内、涉外同时适用的《企业并购基本法》，作为外资并购法律体系的统率和核心，同时作为外资并购相关法律制度的依据和基础。该观点同时主张外资并购与国内企业并购性质上毕竟存在一些差异，对此《企业并购基本法》应作例外规定。也有的学者认为应制定《企业并购法》及与此相配套的法规，把适应市场经济客观需要的政府指导作用，产权的合理转让，资产、资金的流向用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以适应日益高涨的企业并购潮的需要。

由于以英美为主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企业并购立法方面并不区分外国人和本国人，因此“单轨制”模式看起来符合国际潮流。但不能仅仅注重所谓的与国际接轨而忽视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正在初步形成阶段，民族工业相当薄弱，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此情形下，采用“单轨制”必然会对我国民族工业形成巨大冲击，我国入世谈判所取得的逐步开放成就也等于自行放弃。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并未对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实行“单轨制”而是采用了分别立法的模式。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外资并购法》既包括规制国家对外资准入进行监管的公法规范，同时也包括规制平等并购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的私法规范，这在立法理论和立法技巧上难以协调，不利于对外资并购进行有效规制。

⑵“双轨制”模式。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鉴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弱，民族工业尚需适度保护。因此，我国应参考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外资并购法律制度，对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分别立法予以规范管理，并将外资并购纳入外资管理的范畴，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据此应制定单行的《跨国并购法》或《外资并购法》专门规制外资并购行为。

“双轨制”对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分别规制，虽然能根据我国国情对外资进行有效的规制，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忽视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的广泛共性。事实上，在企业并购的民商事立法领域我国对外资和内资并不严格区分，实行同样的待遇。如果无视这一点对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分别进行规制，必然造成立法上的繁琐、矛盾和重复。同时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容易产生在形式上违背WTO国民待遇原则的嫌疑。

⑶“外资法”模式。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外资并购涉及的多种社会关系，使得外资并购行为不可避免地与外资法、公司法、证券法、劳动法、国有资产保护法、税法等法律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确定外资并购的立法模式时要充分考虑如何实现以上法律之间的协调配合，避免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和重复立法，因此应当制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其中专门对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和外资防范政策作出规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将取代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对外资的概念、具体形式以及外资的待遇作出规定。

笔者认为第三种模式，即“外资法”模式较为可取，但应做进一步的完善。该外资并购的立法模式应以重构我国的外资法体系为前提，拟重构的外资立法体系的主要思路是：将现行三部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分离，作如下处理：第一、将调整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机构、终止、内部经营管理问题等内容划归《公司法》或《合伙企业法》等企业组织法；第二、建立新的《外国投资法》，将外国投资的方式、外资的准入和产业导向、外商待遇标准等问题作为新的《外国投资法》调整的内容；第三、将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关的监督和管理问题（如外汇、税收和技术引进等）则可直接纳入相关的经济管理法律部门之中，不必留在外资法中。按这种思路重构后，外国投资法就会有一个清晰的法律结构图：第—层次是我国《宪法》中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地位规定；第二层次是《外国投资法》；第三层次是有关具体企业组织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第四层次为地方有关立法。

在重构我国外资法体系的前提下，外资并购立法体系应做以下革新：首先，制定外资并购的基本法，对外资并购的准入进行规制。外资并购的基本法统一于《外国投资法》之中，《外国投资法》将对外资新建、外资并购及其他形式的外商投资进行统一规制，以鼓励外商对华投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目的，内容包括外资的概念，外商投资的类型，投资的行业限制，外商投资审查的机构、程序和标准，法律责任等规范。其次，在外资并购交易阶段，实行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合一的立法模式。因为，在这个阶段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私法关系和国家基于市场效率和竞争因素进行适当规制的公法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这两类法律关系的规范不应以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有所不同，而主要是依据企业的责任形式予以区别对待。再次，应当制定《企业并购条例》，主要是对并购交易过程进行规制的行政法规。其目的在于调整平等并购主体的交易行为。在革新的基础上建立的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由四个层次的立法所组成：核心层是外资并购基本法，是外资并购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中间层是规制外资并购的主要部门法，包括公司法、反垄断法、证券法、合同法、企业并购法等；外部层是对规制外资并购起一定作用的部门法律，如：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境法、中介组织法等；超外层是指与外资并购有关的规章、制度及司法解释。

2.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作用机制。

外资并购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对外资并购市场准入的管理关系；另一类是外资并购的交易关系。外资并购的交易关系又包括平等并购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和国家对并购交易的监管关系。对外资并购的立法规制同样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调整国家对外资并购准入进行监管的公法规范；另一类是调整外资并购交易的具有一定公法内容的私法规范。在外资并购准入阶段主要由外资并购的基本法进行规制，在并购交易阶段由同样适用于国内企业并购和外资并购的立法体系进行规制，主要包括民商法等私法规范，也包括反垄断法等公法规范。

（三）外资并购基本法

1.外资并购基本法的立法模式。正如前文所论，我国的外资并购基本法应当采取在将来统一制定的《外国投资法》中设专章予以规定的立法模式。在现阶段，我国颁布的自2003年4月12日起施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将在实质上起到外资并购基本法的作用。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该《暂行规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其较低的效力位阶难以担当作为外资并购立法核心，统率各相关部门法的作用。同时，其名称中又冠以“暂行”更加增加了该法的不确定性。因此，《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仅应作为过渡时期短期内的立法规范，一俟时机成熟，应当马上制定《外国投资法》对外国投资进行统一规制，如此将大大推进我国外国投资法律环境的改善。

2.外资并购基本法的性质及主要内容

外资并购基本法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外资并购的含义，外资并购的主体，外资并购的产业导向，外资并购的方式，外资并购的待遇，外资并购的审查，外资并购的法律适用，法律责任等。

参考文献：

①刘　恒。外资并购行为与政府规制[M].法律出版社，2002，169。

②卢炯星。中国外商投资法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184。

③刘李胜、邵东业、庞　锦。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一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290。

④史建三。跨国并购论[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246。

⑤蔡　红。我国外资并购立法模式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1，（5）。

⑥慕亚平、黄　勇。外资并购的形式、存在的问题及法律调整[J].法商研究，1999.（6）。

外资并购篇3

我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立法，目前外资并购的审批工作主要参照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执行。而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表现在：(1)审批程序严格，无自动审批规定，所有外资项目都必须经过外资主管机构的批准，而且一旦审批内容有所变更，又必须报经原审批机构重新审批；(2)审批时间较长，又兼官僚式的拖延，工作效率低下；(3)审批部门、环节过多，报批手续复杂，而且还有不同地区、行业、项目乃至外资设立形式的差别，纵横交错、权限不一；(4)一部分审批权的下放，引发各地程序、宽严度不一的问题，特别是不少地方政府盲目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不惜超越权限范围，出台形形的“土政策”，实行所谓审批的“特事特办”，常使外资审批制度形同虚设。

由此可见，现行外资审批制度并不具备现代市场经济对审批制度的科学、高效与透明度的要求，其费时费事的繁杂程序、层层重叠的审批机构、权限不一的种种标准，不仅使审批效率大受影响。而且众机构之同的内部协调以及审批结果的权威性也不一定有保障。况且，现行外资审批制度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刨建式”外资进入而构建，并没有考虑到外资并购的特性，所以生搬硬套到外资并购的审批上更显矛盾重重。比如反垄断本应是外资并购审批标准的关键部分，但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显然无所考虑，致使造成目前外资在许多行业占据垄断或控制地位的严峻局势。

毋庸置疑，各国实行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目的，皆是为能在最大限度的抑制外资并购对国内经济的消极影响，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地发展。但是，缺乏科学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却可能导致迥异的效果。所以，欲达外资并购审批制度趋利避害的功效，其本身的科学与合理至关重要，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1)宽猛相济，适时调整。即在具体掌握其实质性标准和尺度时，一般都应注意避免走向过于宽泛或过于严格的两种极端，而应适时地根据本国在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况、经济结构、企业制度、重点项目和技术发展水平的要求，建立起相应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从而有效地保证该项制度的实施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又使其消极影响得以减少到最低限度；

(2)繁简得当，由繁趋简。因为实质性标准的宽严固然决定着审批制度实施的结果，但程序的繁简也会直接影响审批制度效能的发展，所以应随着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国内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增强，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走向规范化和效率化，包括审批期限缩短，审批机构与程序的简化等；

(3)透明度原则。审批制度缺乏透明度是外商抱有怨言的重大缺漏，为此必须做到：无论是国家层次还是地方层次的外资并购审批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审批程序，都应公开，透明，以求法的公平、公正目标。

二、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革新

笔者认为外资法应对外资审批制度作出统一规定，统一适用外资创建和外资并购，而对于外资并购审批的特殊问题，应作出专门规定。具体的讲，包括外资并购审批机构、审批标准、审批种类、审批程序等。

（一）外资并购审批机构由复合制向单一制转变

对于外资并购的审批机构，英国《公平交易法》规定为公平交易局，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定义为联邦卡特尔局。这些国家主要是有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和有序的竞争规则的基础，所以将国内并购与外资并购的审批统一于国家反不公平竞争机构负责。而我国具体国情决定对国内并购与外资并购必须适用不同审批制度，这引致审批主管机构的当然有别。即国内企业并购的审批以反不公平竞争机构为主，而对外资并购的审批机构应以外资主管机关为主。外资法应对外资并购审批机构的审批和管理的具体权限作出详细规定，并从复合制审批向单一制审批转变。即改变原来审批机构层层叠叠，交叉混乱的局面，原来委托多个国家部门的权限，向国家外资主管机构集中，力争减少不必要的部门介入。

单一制审批是将审批权限完全统归中央，这种集权制度似乎与我国一贯倡导的简政放权政策不符。因为就一般规律而言，分权或放权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便于灵活简便地处理各项事务，缓解中央压力以及加快速度、缩短周期。但外资并购审批问题却有其特殊性：第一，外资并购审批要求统筹全局，从宏观上全面考虑国家安全、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等重大事宜，各地方政府一般难胜此任。第二，外资并购审批更多的是要求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有时甚至要以牺牲地方局部利益为代价。当两者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时，地方政府往往不容易摆正位置。第三，由于各地方的发展不平衡，人员素质、执法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异，难免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一的混乱状况。第四，对国家政策精神、法律原则，从理解、领会到贯彻、执行，再加上一些请示和汇报，可能反而延误时间、降低效率。所以外资并购审批实行统一的集权管理体制似更为恰当。世界各国实行单一制审批的实践也表明，这一制度不仅极大地克服了复合制审批的诸多弊端，而且有效地防止了程序延误。

当然，由于外资并购的特殊性质，外资主管机构与某些专门部门的“联合”审批却是必不可少。如由于外资并购极易引发控制或垄断现象，所以外资并购除国家外资主管部门审批外，还应经反垄断主管机构的审批；再如外资并购的国内企业可能是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性质，这时参与“联合审批”还包括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还应当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外资以受让大综股权或其他方式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还应当报证券管理部门审批等。所以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外资并购审批机构由复合审批制向单一审批制转变，主要是排除意义不大的一些政府部门的参与，而不是绝对的由外资主管部门的单一审批。

（二）外资并购普遍审批制向有限核准制过渡

我国原有的外资并购普遍审批制具有不可避免的低效率的弊端，所以有必要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有限度的核准制。而要实行有限度的核准制，合理的审批类型的确立是关键，这对于减轻审批机构的负担、提高外资并购审批的效率以及外资市场准入政策和法律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外资并购审批类型的划分，笔者以为德国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德国法律规定所有并购案件均须向联邦卡特尔办公室申报，这种申报根据不同情况可分三种：(1)事前申报。如果并购一方年营业额超过20亿马克，或并购双方的每一方年营业额超过10亿马克的并购案件，必须在并购交易完成前提交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审批。(2)事后申报。如果并购双方或多方合计年营业额在5亿马克以上10亿马克以下的案件，可以在并购交易完成后报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审批。(3)事后备案。如果并购双方或多方合计年营业额在5亿马克以下的案件，免于进入并购审批程序，但在并购完成后必须向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备案。

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笔者以为我国对于外资并购的审批亦可以分成事前申报、事后申报、事后备案三种基本类型。具体可为：(1)如果外资并购属国家鼓励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不超过法定数额的，可采用事后备案形式，即免于进入并购审批程序，但在并购完成后须向审批机构备案。(2)如果外资并购属国家鼓励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超过法定最低限但未超过法定最高限的，或者外资并购属国家允许类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未超过法定最高限的，可采用事后申报形式，即在并购交易完成后报审批机构审批。(3)如果外资并购属国家鼓励或允许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超过法定最高限的，或者外资并购属国家限制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的，适用事前申报形式，即并购交易完成前必须提交审批机构审批。此外，对国家禁止外资准入的行业或一些重要产业（主要是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但未划入禁止类产业，如交通运输业中的铁路建设和经营管理、水上运输、航空运输、各类矿产资源开发等），应规定禁止或限定非控股比例。

（三）制定合理的审批标准

制定合理的审批标准对促进外资并购的积极效益和抑制其负面影响具有关键性意义，各国一般都是根据其具体国情而考虑多种因素。如加拿大投资法对外资并购审批标准的认定是综合以下因素：(1)这种并购对加拿大经济活动的投资效应；(2)加拿大公司及其涉及产业的参与程度与作用；(3)这种并购对提高加拿大生产率、产业效率、技术发展和产品革新等方面的效应；(4)这种并购对加拿大竞争的影响；(5)这种并购对加拿大民族工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6)这种并购对提高加拿大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贡献。考虑到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多方面冲击，我国外资并购的审批标准也应采纳综合标准，即应包括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效率等因素，使之既能通过外资并购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并购方的所有权优势，又能防止并购方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同时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有效竞争并防止保护落后。

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标准，国外普遍采用的市场集中度是判断外资并购后是否会形成垄断或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较好选择。所谓市场集中度，是指市场上的企业数目和它们各自市场份额的函数。在美国1992年《合并指南》第1节规定使用赫尔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Index，简称HHI）说明市场集中，若企业并购后市场上赫尔芬达尔指数不足1000，则并购不具反竞争效果；若并购后市场赫尔芬达尔指数在1000到1800之间，且并购后较并购前的指数提高不足100个点，并购也不具反竞争效果，但若提高了100个点以上，则是反竞争效果而可能遭禁止；若并购后市场赫尔芬达尔指数达到1800以上，且并购后较并购前的指数提高了不足50个点，则并购不具反竞争效果，但若提高了50个点，特别是提高100个点以上，便可断定并购可能产生市场势力而可能遭禁止。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2条确定与美国《合并指南》不同测度方法。该款规定，就某种特定的商品或工业服务，如果一个企业至少占有其它的市场份额或者3个或3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其50%或50%以上的市场份额，或者5个或5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其2/3或2/3以上的市场份额，则可推定这个或这些企业已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两种测度方法相比，德国规定比较简单、直观、对比性强，而且这种方法只是关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这对于相关的企业或执法机构都是比较容易取得的数据，而赫尔芬达尔指数据的计算需要复杂的统计工作，操作不方便。所以，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批标准应该依照德国做法，并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对合理限度的“量”的标准作出合理界定。

（四）外资并购审批程序由繁到简的转变

对外资并购的审批程序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效率性的追求，实现由繁到减的转变，包括：(1)缩短审批时间；(2)减少审批环节、审批手续及审批机构；(3)增强审批的透明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三、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革新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对外资间接并购的特殊规定

外资间接并购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在中国境内设立并由其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并购国内企业；二是外国投资者通过收购国内企业的原外资股东股权而并购国内企业，如“福耀模式”（注：1996年3月，法国圣戈班工业集团在香港收购福耀玻璃两家发起法人股东——香港三益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鸿侨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从而持有福耀42.166%的股份，取得了福耀第一大股东的地位。——资料来源：刘李胜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外资间接并购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外资直接并购，表现在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间接并购方式规避有关外资并购法律，如其通过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已取得中国法人资格）并购国家产业政策不允其外资控股或独资的国内企业，从而逃避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的控制，如外国投资者也可以通过直接并购和间接并购的方式隐蔽地达到对国内某一产业的实质控制，从而规避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反垄断标准。因此，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对外资间接并购作出特别考虑，其除对外资间接并购的各种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外，还应针对外商间接并购产生的不同于直接并购的特殊问题作出专门的规制措施（比如将外商对被并购企业直接与间接持有股份合并计算；对某些外商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企业并购视同外资并购等），以达抑制和消除外资间接并购产生的各种危害。

当然，上述外资间接并购的两种方式中，前者毕竟属国内企业之间的并购性质，其适用的主要法律规范应属规制国内企业之间并购的法律内容；后者的发生常常是在中国境外，按国际私法应由股票上市地或产权交易地的法律调整。这些因素决定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对间接外资并购的规定只限于某些特殊问题，集中在外商通过间接并购方式规避国家产业政策和竞争法方面。

（二）对外资“增资扩股”并购的特殊规定

目前，外国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并购经济效益好的合营企业已经成为外资并购的重要形式。与前述外资间接并购相似的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并购合营企业，极易规避外资并购审查制度与外资产业政策。但由于我国现行外资法对外国投资者在合资期间增加资本的数额和程序以及外资出资比例的上限缺乏具体规定，导致对增资扩股式并购之法律规制几近空白，因而成为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当解决之任务。具体言之，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规定在某些限制或禁止外资控股的产业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运用“增资扩股”式并购，杜绝外国投资者以此方式规避外资产业政策的行为。同时法律应规定合营企业章程与合同还应设立合资企业增资的效额和程序，当合资企业的一方单方面要求增加资本，并且增资的数额（一次或多次增资）会导致控股发生变化时，必须经过合资企业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设立此程序的实质是赋予合资企业中方成员对外方成员的恶意增资的否决权。

（三）与外商出资比例规定相协调

规定外商出资比例的做法为大部分国家采用，其实质是体现东道国对外国资本的准入程度的控制。这种控制并不是在于在某一行业完全排除外国投资者，而是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增加当地资本的参与，从而有助于促进外商投资企业溶入东道国的的经济体制。目前各国对出资比例法律规定大体有两类：一是在不同的行业，适用不同的投资比例，对于本国越重要的行业，外商投资控股比例的限制越严格；二是规定一个适用国内一切行业的出资比例。后者又可细分为：(1)有下限而无上限，如我国外资法；(2)有上下限，可在此幅度内选择，如土耳其外资立法；(3)无上下限，只有一种选择比例，如东欧各国立法多采用49:51的比例。

我国现行外资法对外商出资比例的规定显得过于简单，表现在：一是只规定一个适用国内各行业的比例；二是只规定出资比例的下限而无上限的规定。凡此这些都与外资并购审批制度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不能与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外资产业政策标准相协调，体现不出外资产业政策对外资并购准入的鼓励、允许、限制以及禁止等指导精神。(2)不能与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相适应，未能正确体现出外资并购不同行业的企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的轻重程度，从而增加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对国内重要产业的控制目标的实现难度。鉴于此，有关法律应对外商出资比例问题作出合理规定，具体包括：一是规定一个适用国内一切行业的比例，可只作下限规定而不规定上限；二是对不同的行业作出不同的上限规定，对于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产业，上限可为100%，对于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应根据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程度分别给予最下限至100%之间的上限规定。只有这样，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对外资通过并购形式的进入程度的具体把握才能有效实现，并防止或减少外资并购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的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1]郑海航主编《中国企业兼并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0页。

[2]刘李胜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3]肖冰：《外资审批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第86页。

[4]史建三：《跨国并购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46页。

外资并购篇4

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新兴市场转移，国际金融资本为了追求中国市场投资的高收益，对中国内地企业的参股和并购最近几年呈现爆炸式增长。外资的进入，一方面毋庸置疑促进了这些行业企业绩效的上升，甚至推动了特定行业的改革与创新。然而，另一方面大量外资的进入提高了行业进入壁垒，一些行业开始出现外资垄断趋势。

当然，对于外资来说，在中国“收割”的不都是甜蜜果实。《反垄断法》的不明确性、双方对品牌的争夺、长期战略的不同、双方管理层理念的差异等都成为外资并购的挑战。外资如何跨越这些障碍？

并购投资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新趋势。国际上，跨国并购投资占跨国投资的70%到80%，但外商在华投资以中外合资、合作或独资形式为主，2004年之前，并购形式的投资仅占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不足10%。从2002年起，直接并购的金额所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金额和比例都在持续上涨。

外资在中国并购的数量和金额在最近三年都有大幅度的攀升。2005年，共有266家国际企业并购中国内地公司，与2004年268家的数字基本持平，但交易额却增长了52%，从90亿美元增至140亿美元。2007年和中国企业相关的并购有1266件，外资进入中国进行并购的有490件，占总数目的38.7%，中国本土的并购占55.5%。

追求高收益、占领庞大市场、利用本土营销体系、实现垄断成为外资在中国并购的主要动因。高收益是外资在华并购的主要动因之一。涂料行业中，阿克苏.诺贝尔公司从1998年以来，通过并购与兼并方式在中国建立了21家工厂，其市场销售收入增长了400%。通过并购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占领中国庞大的市场。啤酒行业中，AB公司先后并购百威、哈啤、青啤，形成了在武汉以百威为主，东三省、北京地区以哈啤为主，陕西、山东、华南等地区以青啤为主的庞大市场。

外资在中国并购的企业中，超过2/3集中在制造业，中国对待外资的态度从大力引入改为有所保留。凯雷并购中国制造业龙头企业徐工机械一案，引发了中国在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讨论。最终，凯雷只并购了徐工45%的股份，同时，每股价格也大幅上涨。装备制造业的众多龙头企业都与外资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最终都被外商并购，成为独资公司，或者外资占有绝对控股地位。

钢铁行业中，外资对龙头企业的并购受挫，进而展开对民营企业的并购行动。2005年颁布《钢铁产业政策》，外资不能控股中国大型钢铁企业；2005-2007年，安塞乐米塔尔计划并购包钢50%、莱钢38.41％的股权，均无功而返；2007年，安塞乐米塔尔并购民营钢铁企业成山钢帘90%股权、及中国东方45%股权；2007年，美国凯雷基金以49％的股权比例参股民营企业扬州诚德，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外资股东。

酿酒行业中，外资对啤酒行业的并购基本完成，正在转向白酒行业的并购。啤酒行业占市场份额约40%的三大龙头企业中，外资参股两家。南非SAB公司参股华润雪花，持有49%的股份。2008年，英博并购AB公司后，持有青岛啤酒27%的股权。跨国公司在近年并购大量拥有中小品牌的二级啤酒企业。南非SAB公司参股的华润啤酒在过去的8年内，共花费40亿元资金，在中国控股48家生产单位。丹麦的嘉士伯参股了十多家啤酒公司，产能达到130万吨以上

比利时英博啤酒集团，控股了近30家啤酒公司，全部产能合计350万吨。2007年，外资开始启动在白酒行业的并购。2007年1月，帝亚吉欧集团并购四川全兴集团43%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并间接持有水井坊16.64%的股份。2007年4月，ThaiBev完全控股的香港子公司IBHL并购古井集团100%产权。2007年5月16日，酩悦轩尼诗酒业公司与四川剑南春(集团)公司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将拥有剑南春旗下四川文君酒厂有限公司55%的股份。

饮料行业中，数家跨国公司并购了行业龙头企业的股份，成为行业巨头。达能公司在中国饮料行业10强企业中，参股半数以上企业。达能公司拥有娃哈哈51%股权、乐百氏98%股权、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公司50%股权、深圳益力矿泉水公司54.2%股权、汇源果汁22.18%股权。

中国原有的碳酸型饮料公司，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并购，占碳酸饮料市场90%以上的份额。可口可乐在2008年9月宣布并购汇源果汁集团，开始进军中国纯果汁饮料行业。

日化行业中，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完成合资向独资的转变，占领高端市场，并使用并购方式占领低端市场。2004年5月，宝洁公司并购和记黄埔在宝洁中国20%的股份；至此，宝洁中国基本成为独资公司并占领高端市场。宝洁目前在中国的10个法律实体，除沙宣(上海)公司是合资公司外，其余9家均实现了独资。宝洁旗下仅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四个品牌，就占有60%以上的高端市场。2003年8月，高露洁棕榄公司溢价3倍全资并购了三笑集团在高露洁三笑公司的股份。法国欧莱雅在2003年并购小护士，2004年并购羽西，在彩妆领域排名第一，在护肤领域名列第二。美国强生于2008年并购国内护肤品排名第一的大宝的100%股权。

《反垄断法》的无形约束

《反垄断法》中“经营者集中”条款对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产生约束。《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企业，需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集中。审查经营者集中将考虑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对市场的控制力等六大因素，并规定禁止“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一案因触及《反垄断法》，正在接受反垄断审查。另外，《反垄断法》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需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反垄断法》使得本土企业及民众舆论抵制跨国企业并购本土品牌的呼声更高。本土企业及舆论一直十分关注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的情况。2006年，法国SEB集团出资24亿人民币并购中国苏泊尔52.7％至61％股权，受到苏泊尔竞争对手的强烈反对，因而成为商务部开展反垄断审查听证的第一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受到的挫折也使中国民众感觉到不公正的待遇。

2005年1月，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并购美国优尼克公司的计划遭到美国政府的抵制。《反垄断法》使得中国民众对于“卖品牌”的不满情绪有了诉求之地。审查经营者集中因素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反映了社会公众利益的要求。《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20.0％的消费者表示，如果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成功，将不会再购买汇源果汁；牵手果汁认为受到潜在压迫与威胁，反对该起并购案。

《反垄断法》中不明确的规定给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并购带来不确定性和忧虑。《反垄断法》中指出，审查经营者集中应考虑的六大因素，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指标或者量化的标准。《反垄断法》将禁止经营者集中的要件规定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但并未说明什么样的企业并购可达到排除、限制竞争的程度。《反垄断法》规定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行为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但并未对涉及国家安全内含和外延进行详细界定。《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条款并未给出“相关市场”的定义，不同的定义标准将直接影响是否构成垄断的判断。根据AC尼尔森2007年数据，汇源在中国纯果汁及中等浓度（26%-99%）果汁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42.6%和39.6%；但在25%以下果汁市场，这一数字仅为6.8%。因此，在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中，将“相关市场”界定为纯果汁市场，还是整个果汁市场，对于是否构成反垄断的判断结果将大不相同。

《反垄断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约束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并购，有待政策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外资企业对于并购行为的把握，需要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机构制定相关的指南或者提供比较明确的政策性指导。反垄断机构该如何界定和评估企业并购相关问题，也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可以借鉴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界定相关市场、市场集中度、企业合并的潜在反竞争效果、外资进入的经济安全评估等一系列问题。

品牌争夺中外互不相让

并购中如果涉及知名品牌的转移，往往会引起社会、经济争议，影响并购的进行；并购后，双方关于品牌管理的矛盾可能导致并购失败。达能和娃哈哈对于品牌的争夺最终导致分手，联合利华因为并购或租用了许多国内知名品牌但却运营不成功遭到非议。

根据总体品牌策略不同，并购后外资对国内品牌的处理大致有租用、共用、弃用三种。采用多品牌战略的外资公司，希望利用本土品牌充实自己的品牌线，但对于该品牌产品的市场情况不确定，因此在并购后采用品牌租赁的形式，让多个品牌“适者生存”。1994年初，联合利华取得上海牙膏厂的控股权，并采用品牌租赁的方式经营上海牙膏厂“中华”牙膏，并同时经营“洁诺”等品牌。使用集团品牌而非产品品牌战略的企业，追求的是迅速进入市场并且获得稳定的收益，在并购后往往仍使用原有国内企业品牌。1996年，西门子并购扬子冰箱，建立的合资公司仍采用“扬子”品牌；2007年，SEB并购了苏泊尔后沿用苏泊尔的品牌。

也有部分外资企业的并购只为获得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渠道等资源，并打击对手，因此在并购后逐渐弃用了国内企业的品牌。1994年，德国邦特色公司并购活力28集团公司，但合资公司利用后者的渠道和生产能力发展邦特色的“巧手”品牌，基本放弃了对“活力28”品牌的投入。

中外双方对原有国内品牌定位的不一致，是导致矛盾甚至合作失败的主要原因。外资往往将国内品牌做成低端产品，补充自己的产品线，国内企业和消费者很难接受。法国赛博（SEB）并购了红心电熨斗后，把红心定位在低端，同时把自己的品牌如特福、好运达定位在中高端，原本为国内高端品牌的红心最后几乎退出市场。联合利华并购美加净牙膏后将其定位为低档品牌，并压缩生产成本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外资品牌只将国内品牌作为其本地化的补充，使得一些产品失去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机会。2003年美国吉列公司并购南孚电池，使得南孚放弃了原有大规模的出口市场。2006年12月，施耐德与德力西的合资公司拥有德力西品牌使用权，但合资的限制条款包括不在欧美高端产品市场推德力西品牌等。

加强双方经营理念的沟通，帮助外资提高本土品牌运营经验，才能实现双赢。即使本土品牌市场号召力强于外资品牌，但如果外资对经营本土品牌缺乏经验、或是认为经营风险大，也可能弃用本土品牌。

除了在并购时明确关于品牌管理的约定，加强双方经营理念的沟通，提升外资对于国有品牌的管理能力，不仅有利于外资自身运作，也有利于国内品牌的保护和发展。

长期战略不一致

并购资源与集团长期战略的不一致，可能使并购来的资产无法发挥作用，还可能造成事后双方经营理念发生差异，导致并购失败。1999年，联合利华并购京华茶叶，将袋装茶营销用于中国茶市场，但由于与中国消费者购买散装茶的习惯背道而驰，3年后便惨淡收场 。

早期一些国内企业的出售是注重短期利益，与外资企业长期策略不符，所以容易产生矛盾。一些企业由于盲目扩张、经营不善，急需资金回笼，不得已参与并购，对并购后的企业安排并没有长远打算。因多元化亏损的活力28用50年的品牌使用权换回了德国邦特色公司的资金支持。少数国有企业的出售并不是经济行为，而且受到“国退民进”和“招商引资”的政策驱动。1999年是南孚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年，但也在这一年，南孚为贯彻“国有资产从非竞争性领域退出”的精神，出让股份给了摩根士丹利等基金。这些因为资金短缺或政策要求出让股权的企业，由于在出让时较为被动，会受到外资的各种条件限制，事后在经营战略上往往与外资存在分歧。

被并购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程度和本地化特征决定中外双方能否顺利实现共同战略。在竞争性产品市场中，外资通过并购本土企业提高行业的集中度，降低市场竞争性，中外资之间互相依赖性低，存在利益冲突，很难实现共同发展。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外资并购案例的结果往往是只有一方的产品存留下来，像中华牙膏一样成功发展的很少。在竞争性程度低、以及本地化特征明显的行业中，外资并购往往是为了获取较为稀缺的经营资格或本地资源，对本土企业依赖性大，常常能互补不足相互合作。医药、啤酒等本地化特征明显的行业中并购后的经营进行得较为顺利，例如拜耳医药保健并购“白加黑”感冒片，安海斯-布希公司并购哈尔滨啤酒等等。外资还通过并购的方式进入一些受管制的行业，例如公用事业和银行业。

参与并购双方的战略资源匹配程度是衡量双方的长期战略是否一致的重要标准。并购方的资源应与并购目标的战略资源形成互补，例如在产业链的不同阶段，或是并购后新组建的公司的专用资产必须双方共同投入。壳牌控股统一油，统一可规避上游原料基础油的波动性，壳牌也由此进入中国的油市场，拓宽了下游市场。

中方管理层融合困难

中外管理层的关系问题对于并购能否顺利进行以及并购后企业的正常运作都至关重要。双方管理层的分歧及冲突会阻碍并购和整合过程，乃至影响并购交易的成功。即使并购成功，双方管理层不合造成的高层动荡也可能威胁并购后企业的运作和发展。达能与乐百氏签订并购协议时，表示并不派员参与管理；但一年之后，乐百氏五位元老级人物被迫集体辞职，此后，乐百氏品牌及旗下产品不断衰落。

经营理念及方式上的不一致是双方管理层产生矛盾甚至决裂的主要原因。在战略的决策和执行上，跨国企业管理者习惯以市场调研数据作为决策标准，许多本土企业家更喜欢凭借对市场的了解做出决策。在瓶装水生产线数量及“非常可乐”的推出问题上，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均没有接受达能管理层的意见，而是凭借其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和“感觉”运作企业。被并购后的本土企业更喜欢软着陆式的过渡，部分跨国公司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使得其管理水土不服。达能等跨国公司在取得控股权和经营权之后，试图尽早复制母公司的管理制度，致使本土企业家失去了原本对企业的归属感。

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之后，应做好管理层整合，激发本土企业家精神，取得协同效应。并购案中人员整合极为关键，而在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案件中，妥善处理与原企业精神领袖――本土企业家的关系更为重要。著名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华信惠悦在调查“什么是并购整合关键因素”中，19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高级管理人员中，有76%认为人事整合是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本土企业家去留与否，跨国企业对待本土企业家的方式都将影响日后整个公司的士气和中外员工的协作基调。

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后，应尽可能在管理方式上保持一定的延续性，避免压抑本土企业家精神。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后，若能将其先进管理方法与本土企业家对于中国市场的认识相结合，有利于尽快适应新市场并做出科学决策。相比西方成熟市场，中国市场相对不成熟，也更为复杂，本土企业家对于中国特色市场的了解将是并购后企业的一笔宝贵财富。

并购已经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最新趋势，形式呈多样化发展。外资并购既有跨国公司间的合作, 也有与投资公司或基金的相互配合。国外的私募基金在并购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它凭借强大的资本优势, 在并购市场上呈现出强劲的势头, 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上市公司作为外资实施跨国并购的目标企业, 现已经逐步成为热点和重点，主要原因一是上市公司的产品销售市场广阔、企业管理科学, 容易导致外商与上市公司相互吸引。二是上市公司经济效益好, 技术含量高, 容易引来外资参股。 三是外资可以借并购我国上市公司之际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因此触发了具有上市公司的外资并购热潮。

并购发生的行业比较集中，外资并购活跃于能源生产、基础材料工业、机械制造领域、食品、消费品生产、新技术服务和WTO之后走向开放的商业、金融服务业领域等。

外资对中国各行业的渗透导致多行业产业集中度提高，对战略性行业企业的并购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未来外资并购门槛将会提高。特殊行业和涉嫌垄断的产业，如钢铁及水务产业等，并购估计会对今后若干年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国家宏观调控干涉较多。对国有资产通过并购可能会流失的担心，使外资并购案难度加大；但是目前中国有些企业产权并不明晰，将成为今后最大的隐患。反垄断法对今后的外资并购有一定的宏观调控的作用。

外资并购企业之后整合的主要矛盾反映在品牌之争、战略之争和管理层之争这三方面的矛盾上。加强双方经营理念的沟通，帮助外资提高本土品牌运营经验，才能实现双赢。并购方的资源应与并购目标的战略资源形成互补。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后，应做好管理层整合，取得协同效应。

外资并购篇5

一、设定规制目标的出发点及其背景

外资并购尤如一剑双刃,给我国社会经济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与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目标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差异甚至冲突的地方,因而我们在设定规制外资并购目标时首先应当分析其一致性和差异性。这是我们设定规制目标的基本出发点。

并购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在:(1)在市场开放这个问题上具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外方并购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市场份额目标,这与中方实行开放市场的政策措施是一致的。为了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我国还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2)国际巨额游资需要寻求出路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资金短缺、资金需求量大之间具有一致性。(3)外商所具有的技术优势与中方引进先进技术的动因二者之间是互补的。(4)外商要求在华实行国民待遇与公平竞争的机会与我国逐步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政策是一致的。

并购双方利益的冲突具体表现在:(1)外商的全球性的战略目标与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我们应当看到,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是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和占据中国市场。而我国吸引外资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引进资金、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我国企业现有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和增强竞争力,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2)外资并购所形成的行业垄断、特许权等市场份额的目标与我国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目标之间有直接的冲突。

设定规制目标的背景主要有:(1)体制背景。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新旧体制之间出现了一个“体制差”。在这种体制背景下,我们在制定外资并购的规制目标时,既要从目前的现实状况出发,注意到体制过渡性的特点,着眼于解决我国近期内的外资并购的规制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面向新的体制,要预测在新体制下如何规制外资并购行为的问题,并且要注意到外资并购政策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从而使我国的外资并购政策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2)经济背景。其一,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一部分企业的不规范行为损害了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企业行为有待规范。其二,从产业结构组织方面来看,我国除了行政性垄断部门外,大部分产业部门的结构过于分散。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设定我国规制外资并购行为的目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3)国际背景。从国际环境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国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我国目前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经济产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巨大的中国市场吸引着大量的国外投资者,目前外资大规模地并购我国企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我们在设定外资并购的规制目标时,应当正视这一问题。

二、设定外资并购行为的理论基础

设定规制目标的前提是对外资并购行为的社会影响进行判断。在如何判断并购影响这个问题上,理论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肯定的观点,即认为并购活动是市场力量起作用的正常现象,并购机制提供了对经理的纪律约束机制,并促使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另一种是否定的观点,即认为并购活动会导致竞争减弱、效率下降和金融混乱。以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作为依据,将会导致选择不同的理论作为设定规制目标的基础,但是二者的共同点则是都选择了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其设定目标的理论基础。

产业组织(IndustrialOrganization,简称IO)理论是运用微观经济理论分析厂商和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该理论具体研究产业内厂商相互间竞争与垄断关系,它既鼓励市场竞争,又要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低效率。目前该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最活跃的一支,成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也为政府制定市场竞争与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及政策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结构理论是指以梅森(Mason,EdwardsS)和贝恩(Bain,Joe)为代表的哈佛学派的结构理论。该理论对产业组织的研究、分析框架,通常是假定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再决定市场绩效。并且大多数的分析是直接从结构到效果,或从结构到行为、绩效的组合。结构理论通过对完全竞争和垄断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结构的比较,发现垄断的市场结构会阻碍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企业内部X低率的产生。一个产业的集中度与竞争程度成反比,如果少数几家企业占有了某个行业的大部分市场份额,那么,它们可能引起相互之间的合谋垄断行为。因此,为了矫正市场绩效的扭曲,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市场结构上,这也是政府制定反垄断政策的依据所在,产业的市场集中率越高,政府采取反垄断措施的理由就越充分。

动态竞争理论以熊彼特为代表,其重要的贡献是对竞争过程采取了动态分析的方法。该理论认为,竞争不仅从时序上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内部结构上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创新与技术进步的过程。竞争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创新与技术进步,而承担这一功能的主要角色是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在熊彼特看来,大企业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的垄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企业利润中包含的垄断盈利,是给成功者的奖金。该理论还认为,企业之间在管理效率方面的差异,并不会迅速地均等化,而会造成企业盈利水平持久的差异。由于存在企业的组织优势和其它效率优势,所以,企业之间的成本水平和产品质量会有显著的不同,成本低的企业可能会有高的市场份额。这样,高市场集中度将是更有效率的结果,而并非垄断力量造成的结果,是由竞争者之间效率水平的不同所造成的。因此,在规制并购行为时,有必要将在效率基础上产生的利润与垄断带来的利润区分开来。

结构理论与动态竞争理论是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其主要差异在于,结构理论认为市场集中度是企业行为与绩效的原因,从而把市场集中度看作是规制并购行为的唯一重要的理由,高市场份额被看作是合谋行为的证据。而动态竞争理论则认为市场结构是企业的相对效率与效绩的结果,所以高市场份额仅仅反映了高市场效率。因而该理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市场集中度的反垄断政策,将会惩罚那些最有效率的企业,从而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结构理论曾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政府制定竞争政策的依据。尽管结构理论的种种缺陷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批评并逐渐为后者所代替,但是,该理论所强调的经济研究方法和主张通过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的干预调节来保证有效竞争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它把现实竞争过程的各种现象通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大要素进行分门别类地归纳,并通过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框架为政府制定具体的竞争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随着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的变化,以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并购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美国的1982、1984、1992年兼并准则的修改上就较为明显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结构理论对混合并购,企业采取多角化的经营战略缺乏解释能力,因为混合并购并不影响单一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而由于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金融手段的创新以及放松规制的浪潮使动态竞争理论在许多方

面显现出它的优势。通过对上述两种理论的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应当综合吸收上述两种理论的优点,确定以动态竞争理论为我们设定并购规制目标的理论基础,建立以公平和效率为核心的有效竞争的并购市场秩序。

三、规制外资并购行为目标的设定

一般来说,外资并购的规制目标是指通过对外资并购行为的规制和对市场竞争的维护。

所应当保护的利益和实现的功能。规制并购究竟是为了保护何种利益,达到何种目的,这是我们外资并购规制目标首先必须回答的前提问题。

纵观西方国家企业并购演变发展的历史,世界各国对并购行为的规制目标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制模式。但是,不同国家规制并购的共同目的是以规范企业并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不同国家在这个共同目的之下所表现出来的所要保护的利益和实现的功能却各不相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如有的规制目标是为了保护并购企业的经济自由,以维护政治民主的经济基础。有的规制目标则是为了经济效率本身,以确保并购机制发挥其资源高效配置的作用和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还有的规制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公正,协调并购各方的利益冲突,维持在并购过程中的利益平衡。

由于我国外资并购的规制目标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因此,应当在设定总目标的前提下,分阶段地设定其规制目标:我国设定外资并购的规制目标时,总体目标是在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调整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在吸引外资的同时遏制其负面影响,建立起一个充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并购机制,实现对外资并购行为的有效规制,以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了准确地把握外资并购的规制目标,有必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的调整及外资政策的制定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内部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普遍看好,大量的资本已经并正在准备涌入中国。因此,应当根据这些变化了的国内国际条件,及时地调整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并制定相应的外资政策。调整外资战略及确定有关政策框架的重要前提是必须明确本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跨国资本流动的存在形态和基本特征,从而确定本国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在调整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和制定外资政策时,我们应当反思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为我们寻找对策提供相应的依据。我国现行外资政策呈现出以优惠为导向的特点。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外资政策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实行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1)由优惠型向平等型转变。(2)由地区型向产业型转变。(3)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第二,关于外资并购负面效应的遏制问题。

外资并购的负面效应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外生因素产生的负效应,即由资本的趋利性所驱动,通过外商的各种行为产生的,其主要表现为:我国一部分经济发展权被外商所控制;在市场份额上付出了代价;经济政策的效果受到了影响;外商转移利润;外商转嫁投资风险、转嫁污染环境的项目,以及侵害我国职工的合法权益等。另一类则是内生因素产生的负效应,即在我国引进外资的过程中,由于政策失误、管理不善等规制不力而造成的负效应,其主要表现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对国有企业的冲击较大等。因此,我们要注意遏制其负面效应,应牢记是中方利用外资而不能被外资所利用。为此,我们应当在外资并购中保护国有经济。由于我们一直把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象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分析来判断外资并购是否会削弱我国的国有经济,影响我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从远期来看,大量的国有资产被外资并购有可能削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有可能会危及我国的经济安全。此外,我们还应当在外资并购中注意保护我国民族工业。在外资并购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对民族工业的保护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内外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加强对民族工业的保护,防止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给民族工业带来损失。

在设定总体目标之后,还必须分阶段地设定规制外资并购的目标,它具体分为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外资并购篇6

一、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竞争的角逐场

（一）在华并购是跨国公司之间全球竞争的重点

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扩大投资战略，以并购为手段迅速进入中国市场，是其全球战略中的一项重要部署。对跨国公司而言，在华投资已成为决定它们全球化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是它们全球博弈过程中走出的关键一步棋。基于此，与以往来华外商多以项目投资为主不同，大量跨国公司正在通过大规模的系统化战略并购进入中国市场。这种战略并购行为将产生迥异于过去的效应，使外商在华投资的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通过中外企业两方面体现出来。

从跨国公司方面而言，在华投资是跨国公司间的全球竞争重点。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对于任何一家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在其全球资源配置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意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的频频“交恶”，以及它们迅速出手在中国发起的并购活动，就是挑战其国际竞争对手的一种表现。

据调查，有近八成的外资企业认为，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一行业或相关行业的国外竞争对手，而非来自中国国内的企业。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对中国企业实施战略并购，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与其他外国公司竞争的必然选择。

这一点在汽车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过去10多年中，经过不断兼并重组的世界汽车业，形成了“6+3”的竞争格局。“6”是指通用（GM）、福特（FORD）、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 Chrysler）、丰田（Toyota）、大众（VW）、雷诺—日产（Renault Nissan）这6家巨型跨国公司。这6家企业合计产销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超过75%.“3”是指除了这6家企业外的另外3家规模略小的公司，即本田（HONDA）、标致—雪铁龙（PSA）和宝马（BMW）。“6+3”的汽车年销量占世界总销量的92%.经过一年来在中国的加速扩张，与它们对世界市场的控制相同，9家企业在中国轿车市场的份额已高达95%.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实质上已演变成西方汽车列强的竞争。任何一家“6+3”的企业可以集成其在中国多家合资企业的资源，进行产品交替、统一采购零部件、协调营销战略等，在竞争中最大限度地占领中国市场。

与中国汽车业状况类似，其他领域的外企之间竞争也极为激烈。例如，在家电业，西门子和伊莱克斯这两个家电巨头在中国展开了同台竞赛。两家公司在2002年频频发起“口水战”，均表示要加大对华投资力度。西门子要逐步加强对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在中国的最终投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西门子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生产和产品研制基地，中国的工厂规模将是西门子家电在德国本部以外最大的”。同时，伊莱克斯也表示，它“要继续并购几家企业”，因为中国是其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而且今后将更加重要。①

（二）中国企业在外资并购活动中的弱势地位明显

就中国企业而言，在外资并购活动中，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纳入跨国公司经营系统之中。不少跨国公司的高层主管人员都认为，在进行行业分析或者外部基准化时，根本不必考虑中国的国内企业，而是重点分析行业内具有竞争力的外资企业。

事实证明，对于中国企业，外商企业从整体上早已取得了巨大的优势。跨国公司正在中国掀起并购浪潮，众多国内企业面临着是否能与跨国公司合作的严峻选择。尽管受到种种因素的制衡，但在强大的竞争压力和可能带来的利益诱惑下，本土企业不得不纷纷期待着与外资的合作，甚至被收购。选择与跨国公司合作，就意味着在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面前，国内企业大多将处于合作中的从属地位。从近年来国内的外资并购案例中可以看到，许多并购事件中方都是处于被动地位，跨国公司很轻易地将合资企业纳入其经营体系，并通过收购剩余股权，从合资走向独资。

（三）本土企业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虽然在外资并购潮流面前，中国企业无主动权，但在并购过程中也并非无所作为。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选择外国合作对象方面。

首先，由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面临着全球性竞争，也亟需不断寻找中国的合作伙伴，这会加大中国企业向外方讨价还价的余地，提高中方在并购中的谈判地位。有利于保证自身的利益。

其次，中方依托本土文化优势，通过采取跟进和策略，可与跨国公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格局。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企业不仅将决定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空间，而且通过合作，也可以大大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最终以更强的实力参与到国内外的企业并购活动中。

二、母公司主导的对华并购现象突出

（一）母公司系统化投资显著增加

入世后外资流入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跨国公司母公司为主的系统化投资显著增加。母公司在中国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主导性的、全国范围的市场地位，开展世界级业务的总体竞争战略。在这种宏伟目标的指导下，母公司直接出面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并购活动，重组它们在华投资集团体系。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五百家跨国公司已有近四百家来华投资了两千多个项目，美国排名前五百名的大公司有一半以上到中国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通用电气（GE）旗下的GE塑料、GE照明、GE医疗系统等就已先后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个巨大的市场里尝够了甜头。中国加入WTO后，以母公司为首的GE投资步伐显著加快，先是把GE大中华区的总部从香港移到了上海，2002年9月，又把GE塑料亚太区总部从东京移到上海。这是GE自中国入世后一系列战役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

同GE一样，在中国入世半年后，世界顶级商务软件供应商Oracle（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里·埃利森也来到中国，为其在北京建立研发中心和把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迁至北京打前站。此外，瑞士ABB集团、美国雪佛龙海外石油公司、德国博世公司、法国普美德斯公司等跨国公司都已经决定把总部搬到中国。而已在中国抢滩成功，并在中国市场占有牢固据点的摩托罗拉公司更是把2001年的该公司全球董事年会的会址选在了北京。

在零售业，这种母公司主宰中国并购市场的趋势也将日益突出。从表面上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一年多来，外资零售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相对平静，但未来一到两年内的形势将变得相当严峻。目前中国内地营业面积在8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超市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已达到近1/4.2002年上半年新批的8家外资零售企业中，有4家名列全球500强。全球最大的零售企业沃尔玛，2002年更是将采购中心从香港直接移到深圳。

（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纷纷迁至

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华不断增加的状况中，外企母公司对中国投资重视程度也可略见一斑。在北京，具有跨国公司总部性质的投资性公司已达110多家；在上海，已有25家公司建立了地区总部，有14家建立了具有总部性质的投资性公司。现在上海的外商办事处已有1500多家，一旦条件成熟，许多办事处会马上升级为地区总部。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说明母公司开始着眼于在中国市场的整体投资和战略投资，并对在中国分散的单个投资项目进行重新优化组合，以新的重组集团体系产生整体效益。

三、大规模参与中国不良资产重组

（一）外资将通过资本市场并购国有企业

1999年8月，国家经贸委颁布了《外商收购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外商可以参与并购我国的国有企业。之后，2001年10月，对外经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又向跨国公司推出允许其购买机构不良资产或不良贷款的规定。这实际上都是对跨国公司收购国有企业的一次预演。外资并购中国现有企业实现控制权或部分参股，将是其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主要形式。在并购方式上，间接或直接收购、通过购买公司不良资产以债转股方式进入、以及以融资方式参与管理层收购等都有可能出现，托管、国内外强势企业的合资或合作，都可以视为并购的前奏。

，中国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已委托几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而国有银行尚有一定规模的不良资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按四级分类标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比上年减少951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4.5个百分点，2002年末为19.8%，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减少640亿，不良贷款率下降3.95个百分点，2002年末为21.4%.按五级分类标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减少782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4.92个百分点，2002年末为26.1%.值得关注的是，外资银行已开始参与国内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处理。华融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等都与国外投资银行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进行了密切合作。

（二）流失严重的国有资产与外资的低成本扩张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在上已不成，而且多数地方政府也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问题在于，外商要以现金一次性收购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由于中方的资产评估是以账面资产为准，而外方接受的只是市场价格，不承认账面价格。对外资在不良资产定价方面的政策优惠，是外资收购我国不良资产以实行低成本扩张的主要动力之一。

并购评估过程中，由于国有企业股份化程度低，企业股权无法得到动态的价值评估，忽视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价值以及个别人借企业出售之机谋取私利等原因，的确存在外资并购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当然，从外商的角度看，由于存货积压变质、应收账款无法回收、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大幅减值等等，企业的账面价值中存在大量虚拟资产，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市场价值往往低于账面价值。因此，中方的评估依据和评估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但是，尽可能地压低国有资产的账面价格，并充分利用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提供的这种优惠政策，是外资收购我国不良资产过程中实行低成本扩张的主要动力之一。

四、按WTO时间表抢占战略产业

（一）战略产业均为中外企业必争领域

外资所关注的行业，往往正是东道国进入门槛最高的行业或企业，而这些行业又都是国家命脉。与加入WTO承诺相衔接，按照承诺的地域、数量、经营范围、股权比例要求和时间表，中国将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商业、外贸、、电信、运输以及、审计、法律等服务贸易领域。这些既是跨国公司觊觎与竞争进入的领域，同样也是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我国本土企业翘首欲入的领域。因此，对于各级政府而言，为国内企业创造与外资企业同等进入的条件，不应只是挂在口头上，而应落实在行动上。

（二）外资已有部署地为全面放开后的收购做准备

由于金融、电信等战略产业长期属于国内行政垄断行业，利润空间巨大。这些行业的开放，对于本土企业而言是想通过合作以提高竞争力。但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他们已经开始为全面渗入这些领域进行准备。按照中国加入WTO时间表，在一些领域跨国公司虽然不能进行超越股权限制的投资，可它们的战略计划都是在围绕着以后的全面进入而制定的，并在必要和允许的情况下，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原则，一旦达到政策允许的时刻，便以并购实现控股甚至独资。以沃尔玛登陆上海为例，它选择从未涉足过零售业的中信集团作为合资伙伴，其目的已昭然若揭。这一案例，是跨国公司按照中国WTO时间表进行长期谋略的真实写照。

五、重视发挥并购中介机构和并购人才的作用

外资并购篇7

1，经济发展和企业“走出去”的必然要求。从9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反映在资金层面上，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3万亿美元，储蓄总额突破14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已由外汇资金短缺变成外汇资金盈余，同时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在此条件下，我国完全有能力，也更应鼓励企业“走出去”，让中国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技术和资源。截至2006年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达906.3亿美元，有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在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传统金融结构下，“走出去”的企业难以获得高效的金融资源。国内银行提供的服务刚刚起步，创新业务品种不多，一般商业银行提供的多是传统的担保业务，较为有效的只限于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专项贷款或其主导的银团贷款。而我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同样以传统业务为主，其全球分布也很不均匀，难以在国外对“走出去”企业进行有效支持。

2.国有银行竞争力提高后的内在需要。在我国的银行体系中，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主要的位置。长期困扰着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行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投入的资本而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解决，终于摘掉了头上“不良贷款率过高”的标签。这就等于把长期压在银行身上的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改制的深入和各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改善了它们的国际信誉。随着建行、中行和工行陆续在香港和内地A股上市，大量资金血液流人了它们的心脏。加上多年的打拼和先进经验的引进，作为商业银行核心竟争力的风险管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虽然银行不能短时间内就拥有很高的内功，但它们至少显示了拥有一身好功夫的潜质。

3.人民币升值压力下管理美元资产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外贸盈资的大量流入，人民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汇改以来，人民币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人民币升值，带来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的升值，因此银行资产以美元标价也是不断在增加的。这也使我国银行变得更强壮。工行、中行和建行三家银行在香港上市，共融资几百亿美元，再加上战略投资者的美元人股，数量庞大的美元给各家银行带来了不小的运用压力，加上美元贬值，银行产生了不小的汇兑损失。让这些美元走出国门，通过海外并购把美元进行投资，无疑是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

4.欧美金融机构受次贷危机影响。本次由美国住房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甚至欧洲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花旗银行在三个星期内两次冲减资产132亿美元，整个投资银行均遭受估值下调、盈利骤减的逆流。零售银行的处境也基本相似，保险公司手头也压着大量结构产品。目前，金融机构的股票价格大都十分低廉，其中不乏许多优质公司，其股价低于内在价值。股价的高低并不是决策是否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并不是从股价的高买低卖中赚取差价，而是希望投资于一家价格方面业绩比较突出的金融机构。但是，低的股价为中资银行的进入降低了门槛，节约了资金。并且，此时由于很难有其他机构出来竞价，人住欧美公司的政治阻力也比较小。

二、中资银行海外并购的进入方式：

近几年，我国银行业的并购事件反映出，在进入方式上，由传统的新设境外分支机构为主，转为新设分支机构和兼并收购、参股并举。

首先是继续争取新设境外分支机构。新设境外分支机构时间较为漫长，难度也较大，尤其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自1991年美国《外资银行强化监管法案》实施以来，美国以反洗钱为由强化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外资银行在美设立分行受到各种限制。招行在2001年在纽约建立代表处，在2007年3月向美联储提出设立纽约分行的申请，这是自1991年美国《外资银行强化监管法案》实施以来中资银行首次获准在美开设分行。招行在申请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这些问题主要在于中美两国银行业在法律环境、会计准则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申请过程中必须让对方更了解中国监管与美国监管的一致性。同时，设立分支机构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够盈利。

其次是加快实施境外兼并收购。仅仅依靠传统的新设分支机构的方式难以适应国际化进程。经验表明，战略性收购有明显的协同效应，对提高市场份额、提高资本和资产回报率有积极作用。2006年资本排名前十的银行几乎都是通过并购不断壮大的。长期以来中资银行海外发展主要靠新设分支机构的方式，这与国际先进银行还有一定差距。在这次并购浪潮中，我国银行对国外一些小银行采取了并购的途径进入当地市场，如工行并购印尼Halim银行，从而顺利进入印尼市场。

最后是积极参股当地银行。当无法进行兼并收购时，参股就成为银行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通过参股可以获得股票的溢价收入，可通过参股进行银行间业务合作，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投资、结算等相关业务。通过参股，中资银行有望快速获得服务海外客户的网络和技术平台。如工行以54，6亿美元购入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受益于中非贸易，工行的公司银行业务将从这笔交易中获得可观增长。南非标准银行将为工行带来的收益还包括，标准银行在非洲之外的网点，以及针对资源行业提供的银行金融产品。但是参股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中资银行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被参股银行的经营主导权。

三、中资银行海外并购的战略与策略选择

结合国际银行并购趋势，我国商业银行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并购战略。

1.积极稳妥地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第一，国际化发展是我国银行业共同的战略目标，但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要跨国经营，各银行要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实施不同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第二，中资银行在实质性拓展海外市场时，选择采取何种组织形式进入海外市场要进行多方位的考量，既可能采用设立分支机构、收购兼并或者投资参股等方式中的一种形式，也可能同时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此外，也要充分考虑海外目标市场的准入管制和业务限制。第三，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化并购初期应该以中小银行为主，逐步增强实力。第四，银行并购最大的挑战在于并购后的整合问题，只有把人员、业务、企业文化等资源有效整合，才能在不断发展中壮大实力。

2.从长期战略布局的角度可重点考虑综合化经营的并购战略。综合化经营是当今国际银行业的主流趋势，多元化发展也是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当今发达国家的银行业普遍实行混业经营，通过收购兼并、战略性合作或组建金融控股集团来开展综合经营。从国外银行业的并购趋势来看，并购形式已由过去比较单一的横向并购开始向混合并购转化。目前，交通银行、工商银行设立基金公司，平安保险联手汇丰银行收购福建亚洲银行，工商银行通过债转股直接持有长航集团的股份等更体现了监管当局鼓励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发展思路。那么，中资银行的海外混合并购将可能成为国际化综合经营的首选路径。

3.实行差异化的并购战略。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条件实施必要的差异化并购战略，应主要着眼于业务的互补、服务功能的多元化以及资源的有效整合。首先，从业务的互补上和服务功能的多元化来看，未来的海外并购战略重点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并购发展个人零售业务。零售业务以其风险分散、资本占用少、利润空间大等优点已逐步成为现代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基础和大部分国际领先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二是通过并购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可以改善商业银行的整体收益率，增强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其次，从资源的有效整合来看，应注重选择符合自身发展战略和目标的收购对象，包括其市场定位、品牌价值、企业文化以及特有的网络、客户、产品优势、服务经验等。

外资并购篇8

1 苍白的技术承诺

■案例

中国大的汽车企业都是合资企业，无论是日本的，还是德国的。中国汽车企业与之所以愿意让外国汽车企业入股，就是因为外方同意以技术换市场。然而，当国外汽车长驱直入二十年后，外资带所带来的只是落后的、甚至要淘汰的技术。就是这些技术，赚着世界市场上最轻松、最丰厚的财富。

在经历20年合资、国家大量投入，集聚了国内大批优秀人才之后，上汽、一汽、二汽却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的新车型都没有能够发展出来。甚至在近年来中央开始把“自主创新”提到事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国家竞争力的高度之后，这些“兵精粮足”的大企业才有了一些压力。

■视点

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有了成熟的产品，有了稳定的市场，有了足够的资金，就是渴望一样东西：技术。

而技术研发，并不是每一家企业都能自主研发的。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中国企业经常要求外方提供的核心资源，就是技术。而当中国企业兴高采烈地拿着合资合同等待时，却发现技术只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幻想。

2 背后的独资野心

■案例

在西北轴承与德国FAG公司合资。在合资公司中，中方占49%股份，德方占51%。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合资后的前两年，FAG并没有对合资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和有效管理，还架空了中方管理人员。第一年，合资公司亏损980万元，第二年，又亏损1300万元。

连续两年亏损后，中方没有资金继续增加投资。这时，德方立即出资买下中方剩下的49%股份，合资公司变成了德方独资公司。独资后，产品（其实就是原先西轴的产品）迅速通过了美国和英国认证，进入了国际市场，生产检验技术得到提升，原来的亏损也变成了盈利。但此时，中方已全部丧失了品牌、市场、生产资质等几十年打拼的成果。

■视点

强强联合，合资赚钱，只能是一些中国企业的一厢情愿。中国企业在付出资源、人才、市场后，外资企业并不买账。他们和你合资，或者是因为法律的要求，或者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而一旦他们能够自己驾车在中国的道路上驰骋，他们就会请中国的司机下车。

包括西门子、宝洁、松下在内，一些外资企业纷纷要求中方将他们的股份转让给他们。如果中国企业不愿意，他们就会使出种种手段。曾经有一家外资企业告诉当地政府，如果他们不转让他们手中股份，他们就会将新的投资迁向另外一个城市，这将直接影响当地政府的税收和就业，使当地政府只好就范。

3 联姻的竞争伎俩

■案例

河南双汇在挂牌的股权转让条件中规定，意向受让方或其关联方在提出受让意向之前，不得在国内直接或间接经营猪、牛、鸡、羊屠宰以及相关产业，也不得是这类企业大股东。然而，最终中标的高盛及其合作伙伴鼎晖投资，早就持有雨润食品)超过10%的股权，并在雨润食品董事会12个席位中派出两席，雨润恰恰是双汇在中国的最大竞争对手。

而正在风头浪尖上的娃哈哈，发现达能除了投资自己外，又投资了乐百氏、正广和、益力。达能投资光明牛奶后，又投资蒙牛。

高盛做为一家投资银行，其目的不是为了给双汇什么具体战略资源，而是择机售出。而达能，则是在整合行业资源，在合适的时机一统江湖。

■视点

中国企业在剧烈的红海里竞争。他们认为自己一旦能够引入外资，就能够极大地扩充自己的规模，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因此，他们要求外资只给自己一家企业入资，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事情。然而，当中国企业被入资后，就会发现，这家外资企业又巨资投入竞争对手，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反正中国的企业不管谁赚钱，外资都能够分享收益。

4 品牌的纸上谈兵

■案例

上海牙膏厂和英国联合利华公司合作后，联合利华对于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华牙膏耿耿于怀。他们并不打算让中华牙膏走向世界，也不打算让中国牙膏在国内吃香。他们大量的资金和广告投入洁诺牙膏，让中华牙膏的市场地位一退再退。然而，中国消费者并不买账，他们还是坚持消费使用中华牙膏。

同样的例子在北京也有。熊猫洗衣粉在1994年与美国宝洁（P&G）牵手，合资成立了北京熊猫宝洁洗涤用品有限公司。然而合资以后，作为控股方的宝洁公司，一直着眼于高档洗衣粉市场，力推旗下的高档洗衣粉品牌汰渍和碧浪。而以物美价廉见长的熊猫年年递减，从合资时的年产6万吨，降到2000年上半年的4000吨左右。品牌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视点

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培养了自己的产品和品牌。当被外资收购的时候，中方企业要求外方企业继续发展中方品牌，对此外资是满口答应。但实际上，外资企业的目的是发展他们自己的品牌，他们为什么培养中国的品牌，树立自己的对手。

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他们同意继续投入中方品牌，但他们的最终目的，绝不是做一个中国的品牌。他们等待着时机成熟，早晚会让中国的品牌消失。

5 全球封锁的苦心

■案例

从本土企业成长起来的苏泊尔，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打造成世界一流的企业。但是苏泊尔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技术创新和国际市场上的积累还很不够，短期内还很难打开国际市场。因此，苏泊尔将此番被法国SEB集团并购看成是加速国际化进程、领军全球的必由之路。

然而，这又是一个一厢情愿而已。因为苏泊尔已经不是苏显泽的企业了。法国SEB集团有自己的想法，尽快从中国市场上大捞特捞是他们的目的。至于让苏泊尔走向世界，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吗？

■视点

走向国际市场，是中国企业为之追求的梦想，却是外资企业的噩梦。因此，外资企业就是要控制中国企业，让他们尽量不要逾越国界，不要冲击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的世界市场。他们收购中国企业，就是要对中国企业的控制力，要求中国企业在国内与中国的同行恶性竞争，替他们打开中国市场，却不允许他们去国际市场上闯荡。

6 利润土壤的攫取

■案例

北京汽车与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合作生产越野车，应该是一件非常赚钱的生意。中方有政府资源和市场开发途径，美方有成熟的产品和技术。强强联合，结果却出人意料，合资企业连续亏损。中方一开始没明白，后来才发现是美方将从美国生产的汽车零件高价卖给合资企业。他们早已从零部件生意中赚得钵满盆满，根本就不在乎合资企业的效益情况。

■视点

一些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合资后，发现企业并没有越来越好。相反，在外资的介入下，效益越来越差，从盈利到亏损，而且越亏损越大。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扫兴的事情。

我们知道，国外企业如果经营亏损，是难以过董事会这一关的。而外资企业似乎并不着急。只有一个原因能够解释，就是外资企业并不亏损。

7 斩首行动的狼性

■案例

曾经豪言壮语的永乐电器董事长陈晓，最终被竞争对手国美收购。苏宁电器负责人总结了“杀死”永乐的“三大元凶”，认为置他于“死地”的首要“元凶”，便是永乐和大摩签订的“对赌协议”，由于中国的金融环境不完善，中国企业迫于资金压力，不得不饮鸩止渴，与外资企业签订卖身契。

大摩2005年1月投资永乐时，双方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这份协议简而言之，就是永乐在2007年扣除非核心业务利润后，盈利利润必须介于6.75亿元和7.5亿元之间。如果低于此数，则要向大摩转让股份。如果高于此数，则大摩减持股份。换句话说，就是永乐必须为大摩赚足够的钱，否则就将企业转让给大摩。

■视点

这份“对赌协议”的实质是保证大摩的投资收益水平，稳赚不赔。

而大摩发现永乐效益不佳时，就提前购入国美的股票，并怂恿永乐被国美收购。大摩横竖都在赚钱。只有永乐，成为一个傀儡，最终被抛弃。

而在蒙牛的对赌协议中，虽然蒙牛发展了，但人家套现26亿港币，获利550%.

8 无形资源的掠夺

■案例

全球最大的化妆品集团欧莱雅收购中国护肤品牌小护士后，欧莱雅中国公司的总裁盖保罗表示，小护士将和欧莱雅其中的一个下属品牌进行合作。欧莱雅所指的下属品牌即与小护士定位基本一致的卡迪尔，卡迪尔将借助小护士的销售网络，实现两者的资源互补。其实，欧莱雅需要的不是小护士的品牌，他们看重的是小护士的销售网络，是为了销售他们自己的卡迪尔。

有些中国企业，并不知道外资看重的自己的资源是什么，自己认为值钱的东西，外资并不看重。而自己不知道的无形资源，却廉价卖给或送给外资企业。

■视点

我们天然认为，外资企业有技术，有品牌，有管理，而我们在这方面很薄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企业有自己的特长。比如说政府资源支持，管理团队，品牌资源，营销渠道等等等等。这些是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而不简单是货币和存货资产。

外资企业在并购时，故意忽视这些资产的存在，压低价格，从而使中国企业蒙受损失。在过去靓女先嫁的时候，往往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以较低的价格让外资白白获得财富。

9 外资中介推波助澜

■案例

1998年4月，乐百氏以1200万元的代价，委托麦肯锡，研究乐百氏未来的发展战略。麦肯锡的核心观点是“造就中国非碳酸饮料市场的领导者”。于是，“今日可乐”胎死腹中。乐百氏转而进入了“非碳酸饮料”的茶饮料。但乐百氏的茶饮料却并没有像麦肯锡在“蓝皮书”中预计的那样“一炮打响”。1998年也就成为了乐百氏的“灾年”，当年乐百氏的市场增长速度从前一年的85.3％大下滑到33.3％。

麦肯锡又为乐百氏支招，力主与法国达能合资为宜。2000年，乐百氏与法国达能签订合资协议，达能控股乐百氏92％股权。何伯权当时对员工说，乐百氏虽由达能控股，但双方有协议，达能不派员参与管理，乐百氏仍拥有商标权、管理权、产品及市场开拓权。

但是，这个所谓的“协议”很快就被打破。2001年，先是与何伯权共同创业的其他四位“元老”离开原来的要害工作岗位，紧接着，11月30日，达能宣布接管乐百氏，何伯权5人最终集体离职。

■视点

中国在服务行业的基础薄弱，如会计、咨询、法律等知识服务业。所以，大量的中国企业聘请国外的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将自己的财务数据、经营情况全部向外资开放。而一些外资中介机构有时会做出偏向外方的结果，使中方企业最终在外资并购案中处于下风。

■观察

嗜血本性难移

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经占领了21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已由外资控制。

如玻璃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由外商控股；18家部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 化妆品行业由150家外资企业瓜分。

除了中国机械行业巨头徐工被凯雷盯上外，大连电机厂外资并购案、西北轴承厂外资并购案、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外资并购案、无锡威孚外资并购案、锦西化机外资并购案、杭州齿轮厂外资并购案，一系列的并购案让中国机械行业遭受沉重打击。

外资并购篇9

关键词: 国外/外资并购/立法模式/经验 内容提要: 在我国宏观政策鼓励外资并购的大背景下，借鉴国外在外资并购立法及实践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国历史与现实情况，清理、修改、完善我国外资并购立法，使外资并购走上法制化轨道是我国的当务之急。在借鉴国外并购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反垄断法、外资并购审查法、企业并购法、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外资并购进程，加速确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使并购重组能够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更加顺利地进行下去。 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履行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外资并购环境日益宽松，并购规模越来越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入。外资并购的持续发展，使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不断显现，现行的法律法规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使一些复杂的问题和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地予以解决，进而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笔者认为，在我国宏观政策鼓励外资并购的大背景下，借鉴国外在外资并购方面的立法及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使外资并购走上法制化轨道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一、发达国家外资并购立法模式及评析 法律对并购所持态度对并购有非常直接的影响。美国企业并购浪潮的起起落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20世纪50年代，美国实行严厉的法律控制公司的并购，公司并购曾一度受到抑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活力，以致在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对反垄断法提出了异议，学术界的舆论逐步由支持反垄断法为主转向以反对反垄断法为主，所以，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期间，对反垄断法的执行有所松动。反垄断法执行的松动是60年代公司并购高潮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尼克松上台后，正值60年代公司并购浪潮的后期，这场难以平息的并购浪潮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因此，对并购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态度，针对大量出现的并购，提出了200家最大的公司中，任何部门之间都不得进行并购，且反托拉斯部主席里查德！麦克拉伦一上台就对公司并购提出了诸多诉讼。卡特政府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反托拉斯政策，因此，整个70年代，美国的公司并购处于低潮。里根上台以后，对企业并购采取鼓励政策，布什政府继续采取鼓励政策，因此，80年代，美国又掀起了公司并购的浪潮。 在美日等国，政府常常限制企业并购或在附加若干条件下允许企业并购。美国在最大4家石油公司市场份额42%的情况下，于2000年12月批准了埃克森、美孚两大石油公司的合并，但条件是必须出售在许多州的2431个加油站、一些州的炼油能力及部分管线，防止新埃克森在一些州可能有过大的市场份额。并购规制条件从主要看集中度指标转为综合地观察多种因素，使结构规制政策能兼得促进竞争和支持企业发展之利。不仅考虑目前的市场集中度指标，还要考虑市场条件、进入障碍、技术、国际化的影响及企业行为、效率等因素，如放松对进入容易、并购一方为可能破产的企业的并购限制。 发达国家企业并购立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根据产业经济、技术进步的情况并购规制政策有所不同。软件业，尤其是基础软件产品，由于其经济外部性强，产品一旦成为标准产品就可能垄断市场，如微软9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占有PC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90%以上的份额，美国因此屡屡提出分割微软问题。但由于基础软件技术变化快、开发成本高、复制边际成本低，存在激烈的“事前竞争”（指高市场份额主要源于企业竞争优势，而非政策和并购），美国一些专家认为激励优秀软件企业发展，对微软的分割应持慎重态度。美国政府、法院及公众对微软分割一直争论激烈，至今仍未决定是否分割微软，但对微软并购活动的规制则较严，多次禁止微软的并购，同时日益强化对微软凭借基础软件市场的控制地位的滥用权力行为的规制。但美国对技术进步不太显著、边界较清楚、影响国民生活大的传统产业一直采取相对更严的限制政策。 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经营时存在两面性，即在成为东道国守法公民的同时又可能成为引发东道国政治、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因此，东道国在与跨国公司打交道时，往往遵循国际间综合博弈规则，这就导致东道国在引进跨国公司方面采取不同的策略。当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态度和政策是完全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前东道国对跨国公司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给东道国带来了许多好处，东道国也体会到引进外资的诸多好处，因此，对外资的限制逐步放开，并频繁修改法律与政策以更 加灵活与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1999年，全世界有63个国家对外资法进行了140次修改，而其中的131项修改有利于引进外资。新的投资政策包括更加简化批准程序、放款利润汇出、给予税收优惠，而且从立法上注意保护外资的合法权益。在外资并购政策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倾向存在明显的区别。对发达国家而言，大多采取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对外资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方面。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除了希望获得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些好处外，还特别重视经济全球化的风险防范。以我国为例，首先，加入WTO以后，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以并购等形式垄断或控制我国的一些重要产业或企业，有可能引发民族工业的生存危机。其次，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短期内将使我国经济安全对抗能力无所适从，将给经济安全的维护施加巨大压力。与发达国家60%到80%的比例相比，我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30%左右，而且大多数服务业仍然处于幼稚产业阶段。再次，金融业对外资开放过快，将增加许多不安定因素。入世后，在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不健全、不完善以及规模小、管理不够规范、发展相对滞后的条件下，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势必会加剧国内金融业的竞争，扰乱国内金融市场。最后，短期内，外资并购将会出现体制碰撞，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家干预经济安全的宏观监管能力。 （一）美国的并购法律 美国采用双重规则原则制定外资并购法律，即对于外资与内资并购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统一制定一部法律，而对于外资并购方面的特殊性内容单独立法。美国最初涉及并购的法律是1890年《谢尔曼法》。该法共8个条文，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私有制经济、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和垄断侵害的法案。该法禁止一切试图和阴谋制造垄断或限制贸易的合同和行为。谢尔曼法虽然措辞严厉，但是其规定很不明确，在实践中也不便于操作。于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11年提出“合理原则”来解释该法的条款，但是，由于合理原则给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谢尔曼法》不能很好地控制企业的合并。正是由于《谢尔曼反垄断法》的诸多不足，美国国会于1914年又颁布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的主要目的分别是防止商业中的不公平竞争与不公正的或欺骗性行为和管理企业间的反竞争性兼并，并制止某些独家交易安排。《克莱顿法》比较详细地解释了《谢尔曼法》所没有表达的细节，其着眼点是防止垄断力量的形成和积累。该法禁止一切可能极大地降低市场竞争和有制造垄断倾向的收购和兼并活动。但是，该法只适用于股票收购而不适用于资产收购，因此，很容易通过购买资产的方式规避《克莱顿法》的制裁。《克莱顿法》后来经过《罗伯特-帕特曼法》和塞勒-凯弗维尔反兼并法的修正，使得取得竞争者的股份和财产这两种合并方式都属于《克莱顿法》的调整范围，从而使得《克莱顿法》能够真正控制企业的各种形式的合并，使《克莱顿法》成为美国政府管制兼并活动最主要的法令。随着溢价收购上市公司事件的增多，于1968年通过了《威廉姆斯法案》，该法案平衡了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利益，增加了信息披露、最低购买时间和一些反舞弊措施。1976年又通过《哈特-司各特-鲁迪南反托拉斯改进法》，该法建立了反垄断报告制度。美国规制外资并购的专门法律还有：1988年《艾克逊·弗劳里奥修正案》、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统计改进法》、1991年《对外国银行的监管法》、1991年《加强对外国银行监管法》、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并购形势的发展，美国关于反垄断的法律制度也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其中主要的法律有1982年并购准则、1984年并购准则、1992年并购准则。 总之，美国对外资进出采取非常宽松的政策，因此，美国对外资并购规则的总原则是确保国家国防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利益的并购，美国艾克逊！弗劳里奥修正案授权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 （二）其他西方国家的外资并购立法状况 以美国的外资并购法为蓝本，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也制定了相应的外资并购方面的法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在仿效美国反托拉斯法基础上，澳大利亚于1974年制定了《商业行为法》，目的是通过促进竞争和公平交易以及保护消费者，提高澳大利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商业行为法》内容丰富，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共有12章173条。实际上该法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于一身，形成了澳大利亚特有的竞争法模式。澳大利亚竞争法的特点是：在反垄断方面，以全面禁止各种限制竞争行为为基础，辅之以适当的公共利益豁免；在反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方面，全面禁止误导消费者和欺诈等行为。自1974年以来，通过修正案和其他立法对《商业行为法》进行了37次修改，最新一次修订是2001年7月26日，但其法律结构和内容没有根本性变化，仍然是澳大利亚竞争法体系的主干。近年来，随着自然垄断行业的放松管制，澳大利亚出台了一系列行业改革和监管法律，如1983年《价格监管法》、1989年《邮政法》、1992年《广播电视服务法》、1997年《电信法》。这些法与《商业行为法》共同构成澳大利亚的竞争法体系。同时，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也有立法权，如新南威尔士州议会1987年颁布实施了《公平交易法》。各州的反垄断立法也是澳大利亚竞争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在刚开始时，鼓励欧洲国家的企业并购德国企业，而对美资采取非常严格的政策，在德国经济起飞以后，才开始放松对美资的限制。现在，德国非常鼓励外资并购德国的企业。 日本在战后对外资的态度控制得非常严格，日本为了获得外国资金，不是通过引进外国的直接投资，而是通过贷款。后来，在美国经济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也开始放宽限制。1967年，为实施资本移动自由化方案，日本先后于1967年、1975年通过了《对内直接投资自由化决议》和《关于引进技术自由化决议》。1981年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日本一般不采取审批制度，而是实行自动许可制度。凡是申报符合法律规定，即可获得自动认可。但是，如果投资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便要被劝告中止投资或者变更投资内容：第一，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及公共秩序与安全；第二，严重影响日本本国事业、企业活动及日本经济的发展；第三，如果该项投资来自同日本无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或者其他国际关系协定的国家，为使日本向该国投资在实质上获得同等待遇，有必要中止该项投资或变更其内容；第四，从资金使用及其他情况看，该投资相当于必须经个别审批的资本交易，认为有必要中止投资或变更其内容者。日本的政策虽然有所放松，但是，与欧美的政策相比较，日本的保护主义色彩还是非常浓厚的。无论是在外资并购的行业，还是控股比例，以及在审批方面，日本都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11]。 二、发展中国家外资并购立法模式及特点 由于历史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历来建设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而资金的匮乏和科技的落后又极大地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利用各种形式和来源的境外资金，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借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历史选择。 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以来深受跨国公司的控制与掠夺，对跨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制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待外资的态度逐渐由排斥、限制、疑虑转变为欢迎、鼓励、扶持，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方面加大了力度，限制措施逐步减少。相反，为了引进外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制定优惠措施，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并购本国企业的有关立法主要体现在降低所得税、进出口关税减免和退税、加速折旧、再投资奖励、改善和提高对跨国公司的服务水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等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制定相应政策，引导外资的投向，使之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以韩国为例，韩国在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时一般奉行两个原则：一是把利用外资同实施产业政策结合起来，把外商投资引导到重点发展的产业中去；二是把利用外资同发展出口贸易结合起来，把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到出口产业中[12]。综观二战后半个多世纪来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历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确总结和认识这些经验教训、正负效应，对我国健康、高效地利用外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应当设立的外资并购立法模式 综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资并购立法的模式，笔者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真正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并能够制定出较为良好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引进外资活动，保持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减少或防止投资者牟取不法利益和不当利益，利用外资就会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作用，加快其经济发展。 总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立法。特别是面对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各国政府为了增加本国企业的竞争力，纷纷放松了 对垄断的限制。目前，国外对外资并购的监管主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法律约束，包括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基金管理法、投资者保护法、投资顾问法及其相关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细则等；第二个层次是规章制度的约束，如建立健全信用评级制度、资产托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使上市公司管理人的行为有章可循；第三个层次是自律管理。目前国内市场对上市公司监管的主体框架已经形成，但是内容还比较单薄。法律方面除《证券法》外，还没有独立的《投资法》，其他相关的规章制度还有待制定，行业自律方面也有待提高。笔者认为，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制定出得力的政策、法律法规措施，或者所制定的政策、法律法规等不够完善，不能对引进外资进行有效的监督，那么就会造成我国对引进外资的严重依赖或过分依赖，削弱国内技术创新能力。如果外商投资者不顾中国国情，也将会增加投融资风险，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另外，如果过多单纯引进外资，可能导致国内消费结构畸形发展，并且加重我们偿还债务的负担，如果管理不善，可能使外商获利过多而我们受损较大。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投资者，可能通过投资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破坏活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外资并购过程中，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引起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比如：由于国内工业产权立法的不完善、无形资产保护立法严重滞后、缺乏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专有技术立法欠缺、商业秘密保护立法落后等等，从而导致我们在并购过程中大量技术、商业秘密外流，给我们的国际市场竞争造成极大的损失和被动局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需要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对外资并购进行法律规制、政策引导以及国际协调，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在借鉴国外并购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反垄断法》、《外资并购审查法》、《企业并购法》、《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外资并购进程，加速确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使并购重组能够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更加顺利地进行下去。 注释: 李云非.公司并购法律的实施对社会环境的影响[J].法学论坛，2001，（4）：72-73. 张远忠.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法律问题分析[J].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08，214-215. 陈小洪.外国反垄断法购并规制政策的特点[J].中国烟草在线，2003-09-04. 陈泰锋.加入WTO后引进外资与经济安全问题研究[J].上海投资，2002，（3）：44. 李钟斌.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研究[J].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13，169. [12]李国海.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研究[J].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56-57，215. [11]刘宁元.中外反垄断法实施体制研究[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0-83，151-154. 王一.企业并购[J].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228-229.

外资并购篇10

【关键词】 外资并购;研究综述;研究展望

外资并购实际上是基于东道国视角的跨国并购行为,是指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兼并收购行为。外资并购我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进入21世纪,伴随着我国加入WTO等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外资并购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出现了凯雷并购徐工机械等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外资并购事件。2008年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最近两年外资并购步伐有所放缓。但是,我国巨大的市场始终对外资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随着未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外资并购在我国又将重新活跃。

由于外资并购在我国出现并发展至今仅仅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我国学者对外资并购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近年来外资并购事件的增多以及国内各界对外资并购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外资并购的研究迅速增加,研究视角趋于广泛。笔者将目前国内有关外资并购的研究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外资并购动因的研究、外资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研究、外资并购效应的研究和其他角度的研究。

一、外资并购动因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外资并购动因的解释,借鉴了西方企业并购一般理论和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同时考虑了中国外资并购的现实情况。

桑百川(2003)认为,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一般出于两种动机,即战略性并购动机和投机性并购动机。战略性购并动机又包括协作动机、惩戒动机和试探性动机。黄海霞(2007)把外资并购方的动因区分为战略性、投机性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战略―投机性和投机―战略性动因。

许崇正(2002)指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动机将主要集中于两点: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以及从增强公司全球竞争力出发,利用中国的区位优势和要素优势,在中国设立全球供应基地。余珊萍、葛慧妍(2003)认为:全球竞争背景是跨国并购的推动因素、中国相关政策的出台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巨大的目标市场规模是吸引外资的新奶酪、迅速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是外商投资的新目的。

李建国(2002)将外资并购的动机概括为六个主要方面:一是获取规模经济;二是巩固市场地位;三是获取重要资源;四是获取先进经验技术;五是获取短期收益;六是避税转移资产。

二、外资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研究

外资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对外资并购的实际效应或是否成功至关重要。西方学者对跨国并购整合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文化差异问题、并购整合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研究外资并购后的整合问题。

季成(2007)研究了跨国并购的智力资本整合问题。其借鉴经典的跨国公司OLI理论框架,系统地分析了跨国并购的智力资本整合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跨国并购的智力资本整合对跨国公司的静态价值创造效率和动态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对跨国并购智力资本整合的绩效评价管理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对外资并购整合过程进行综合研究的有邱毅(2006)、顾卫平(2004)和潘爱玲、吴世农(2007)等。邱毅(2006)着重从核心能力转移角度,对跨国并购整合过程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建立了一个并购整合过程核心能力转移的模型。顾卫平(2004)建立了一套基于契约和资源的跨国并购管理整合理论框架,将跨国并购视为两国投入要素,通过公司控制权市场实现有效结合的一种模式,相关契约和资源整合的实际效果将会决定跨国并购的实际效果或成功率。潘爱玲、吴世农(2007)从能力管理的角度,对跨国并购整合战略的目标、实现目标的要素组合以及跨国并购整合战略的实施流程进行了探讨。

也有学者研究外资并购中的文化整合问题。胡峰、刘海龙和金桩(2003)指出,文化差异是跨国并购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实施文化整合是保证跨国并购成功的关键。潘爱玲(2004)就文化整合与跨国并购的关系、文化整合的流程设计、模式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外资并购效应的研究

(一)外资并购对股东财富及企业财务业绩影响的研究

由于外资并购在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数量少,数据收集困难,外资并购对股东财富及企业财务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目前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并购使目标公司股东短期内获得了累积超额收益。李梅、谭力文(2007)对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的财富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外资并购公司股东获得的累积超额收益要大于国内并购公司股东获得的累积超额收益,尤其在并购公告前后的几个短期累积区间内,外资并购的累积超额收益要显著高于国内并购。郑迎飞、陈宏民(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短期内,被外资并购的上市公司投资者获得的日平均收益为0.1327%,说明外资并购发生时投资者普遍持有乐观预期;而长期来看,显著为负的累积超额收益表明,并购的长期股市效应不理想。叶楠等(2006)选取了发生在2003年的6个典型外资并购案例,发现其中只有一半的公司在事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超额收益,另外三个公司的外资并购消息并没有带来累积超额收益率的明显增加,反而引起了股票收益率的下跌。

多数研究也表明,外资并购后被并购公司的财务业绩得到明显改善。陈继勇等(2005)研究认为,汽车行业的外资并购绩效不仅整体明显优于内资并购,而且这种业绩改善具备明显的持续性。张华、贺春桃(2007)研究认为,外资并购给被并购公司带来了内在活力,使公司整体经营和管理绩效相对于被并购前有较为明显的改善。郑迎飞(2006)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6家被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业绩分析表明,外资并购当年综合业绩低于并购前水平,但随后两年业绩有所提高。但也有研究结论相反。卢文莹等(2004)研究了1995～2003年被外资收购的1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收购并未使目标公司的财务绩效有显著改变。

(二)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影响的研究

郭关夫、冯齐(2008)实证研究了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为目标上市公司被外资并购后,短期内企业竞争力有所下降,但不明显,经历一定时期(一年左右)后,竞争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说明通过吸收外资提升企业竞争力是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期间来考察。冯齐(2008)进一步研究了外资并购对目标公司竞争力的影响要素,包括主并公司与目标企业的行业相关性、外资控股比例、主并公司来自的地区等。

苏艳(2007)从外资并购给国内企业带来资本增量、充分利用目标企业资产存量以及通过伴随着并购活动而来的进出口贸易能提高生产力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外资并购影响目标企业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利用基于DEA方法的Malmqulst指数,分析了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所带来的生产力变化及影响生产力提高的因素;分析得出外资并购带来的制度变迁效应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制度因素中最重要的方面是由控制权调整带来的委托和治理机制的改善以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李君(2006)从微观角度研究了跨国公司并购对我国企业的品牌、技术溢出效应和公司治理的改善。

(三)外资并购对东道国影响的研究

有些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外资并购对我国的影响。

罗志松(2005)提出了外资并购风险论的初步理论框架,从制度风险、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三个角度论述了外资并购对东道国的风险,并对外资在华并购的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

何映昆(2003)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是通过作用于形成和创造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来实现的;从外部技术流入、企业组织和管理、市场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视角研究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机理及后果;从实证角度考察了跨国并购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并着重说明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是否有利于通过跨国并购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

郑迎飞(2006)将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若干特征模型化,以跨国公司市场进入的因果为主线,以提高国内社会福利为目标,从本国政府如何规制外资并购的角度重点研究了如下几个关键问题: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策略与政府规制、并购策略与条件识别、跨国并购的“融资和战略投资”双重特性与政府规制、基于市场结构的跨国公司选择,以及外资并购的产业效应和企业微观绩效。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揭示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产业效应,提出国内可能出现产业效率提高和产业竞争力被压制双重效果的观点。

此外,姚战琪(2003)研究了跨国并购对市场结构变动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楼朝明(2008)研究了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等等。

四、其他角度的研究

除以上分类综述的外资并购文献外,国内学者对外资并购的研究角度还有很多:有进行综合研究的,如王习农(2004)的《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张寒(2005)的《跨国并购的理论、运作及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问题研究》以及叶建木(2003)的《跨国并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有研究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如桑百川(2005)的《外资控股并购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和李盾(2005)的《外资控股并购国有企业的状况、问题和前景》;有研究外资并购政府规制问题的,如陈清(2008)的《中国外资并购政府规制研究》和杨镭(2003)的《跨国并购与政府规制――兼论中国对外资并购的规制》;有研究外资并购法律问题的,如何培华(2005)的《外资并购法律问题研究》;等等。

综观国内学者对外资并购的研究,可以发现,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研究的视角相当广泛,实证研究的方法也很多样,有事件研究法、经济增加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但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研究局限:

第一,系统研究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很少。国内已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专门研究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只有李新平博士(2005)的《中国资本市场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研究》,该论文从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出发,对中国的外资并购交易制度进行研究,并从积极促进上市公司外资并购和对其适度规制两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

第二,没有系统全面地对外资并购的财富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对短期股东财富效应的研究较多,而对长期股东财富效应的研究很少,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只有郑迎飞、陈宏民(2006)研究了外资并购后3年的股市效应。而且,除股东财富效应外,对外资并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财富效应几乎没有进行实证研究。

第三,实证研究外资并购后被并购公司财务业绩的文献中,对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少。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文章只有张宝红(2007)的研究,该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所处不同的股东地位和不同并购类型都对并购绩效有影响。而且,鲜有文献研究外资并购对被并购公司长期财务业绩(3～5年或更长时间)的影响,这主要是受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限制。

第四,缺乏将跨国并购动因与外资并购效应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笔者认为,外资并购效应可以从外资并购的动因是否实现来衡量。

第五,受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限制,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样本有限,从而限制了大样本的实证研究。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的这些研究局限,也正是未来研究需要扩展的领域。随着我国外资并购实践的发展,外资并购的样本会逐渐增多,这些研究局限将被突破。

【参考文献】

[1] 桑百川,郑建明.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与对策[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1).

[2] 潘爱玲,吴世农.基于能力管理的跨国并购整合战略[J].广东社会科学,2007(4).

[3] 郑迎飞.外资并购绩效的全局主成分分析[J].上海管理科学,2006(2).

[4] 余珊萍,葛慧妍.外资并购的动因、趋势与监管[J].中国软科学,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