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税收论文十篇

外资税收论文篇1

[关键词]FDI；税收优惠政策；成本收益分析；政策影响力

一、引言

外国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对投资国以及东道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通过对103个国家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没有对FDI提供任何优惠。1991至2000年期间，世界各国共有1185项FDI政策改革，其中1121项是朝着有利于吸引FDI的方向改进。可见，世界各国对FDI的重视是日益加深的。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5年6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30153个，合同外资118271.9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59061.64亿美元。2002年，中国引资总额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和我国吸引FDI的大量相关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在这三种优惠政策中，财政优惠中的税收优惠应用最为广泛，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爆发一轮轮全球减税浪潮的重要原因。但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就是与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问题；其次，我们应该深入的分析一下税收优惠政策在FDI的选址过程中究竟对最后的决策产生多大的影响，也就是他对决策的影响权重究竟有多大。这也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应该说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早已开始。国外的有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8）、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Mintz&ThomasTsiopoulos，1992）、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Blomstrom&AriKokko（2003）等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税收因素在外资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度大小及其经济效应。从国内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期间和2001年入世前后，有关FDI的国民待遇和税收优惠问题就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2004年我国开始了第二轮税制改革，这其中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问题成为这次改革的重点，关于FDI的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探讨再次成为了学界的焦点。

二、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工具选择

对于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幼稚工业说”，其基本要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支持保护措施的幼稚工业说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国某一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小，技术也不十分成熟，生产的成本较高，该国在这一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能够引入外国资本，并以此带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引进以及随着东道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那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东道国该行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将下降，从而使东道国获得在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可是，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或失效的现象，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比如，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能因无法判断企业某一投资项目是否能够盈利而对投资于该项目望而却步，于是出现投资不足。所以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介入以弥补市场调控的缺陷，使投资能够反映某一项目在长期内降低成本的潜力。

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互配合，避免了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和调节对象的单一性，其具体做法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免税期和低税率；二是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亏损结转。直接优惠方式和间接优惠方式的运行结果是不一样的。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直接免除，这不但造成税收收入的流失，而且容易造成钻政策空子逃避税收。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这种形式是允许企业在合乎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其税收没有放弃，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优惠方式要比减免税更为有效。发达国家一般较少或很谨慎地使用直接优惠方式，主要以间接优惠为主。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逐渐由以直接减免税为主转向以间接优惠引导为主。

三、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成本就在于税收优惠直接减少了一国的税收收入。而且在当前税收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甚至在某个国家范围内的不同地区会出现以争夺FDI为目的的税收优惠竞争，从而导致过度“慷慨”的税收优惠，这不仅造成大量财政收入的减少，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除此之外，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会诱发资本外逃、政策性寻租、转移利润和逃避税等行为，这些非直接的、隐性的成本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甚至他们会占到优惠政策总成本的很大比重。资本外逃形成假外资，也就是国内资金为了获取外资所拥有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在境外绕一圈之后以FDI的形式回到国内。从2000年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我国贸易顺差241亿美元，FDI约为400亿，但外汇储备比1999年增加了93亿，差额高达550亿美元，这么大的误差很难完全计入“误差与遗漏”项下。所谓政策性寻租是指，因为很多的优惠政策都是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的，甚至于某些部门和地方有较大的政策决定权，这就给寻租行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从而在引进等量FDI的情况下，大量的腐败官员和利益集团又从中分一杯羹，而国家利益则受到侵害。跨国企业大量的转移利润的行为以及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等各种其他逃避税行为，造成大量资金的流失。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估计，1995年我国对外资实行税收优惠而让渡的税收利益达到了660亿人民币。有关专家估计，外资企业利用关联交易在我国每年避税300亿以上。应该说很多FDI之所以进行投资，其看中的往往不单纯是直接的税收优惠，而是与这些优惠政策相关的潜在的利益优惠，所以后三种成本虽然难以精确计算，但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收益即是吸引来大量的FDI，而FDI进一步对引资国产生各种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形成效应。FDI的引进，尤其是与之相伴的实物资源的流入，以及由此引致的母国相关企业的追加或辅助投资，有效缓解了我国隐性的投资不足。（2）技术进步效应。FDI的增长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其“示范”效应及其于与前向和后向企业的交易互动关系促进了先进技术、技能和管理经验在国内的扩散。（3）结构调整效应。FDI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水平，通过打破引资国产品出口的路径依赖，推动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外贸拉动效应。FDI带来了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有利于引资国接近国际市场，增加出口，优化出口结构。（5）就业拉动效应。FDI通过在国内大量创办新企业和产业关联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其对国内员工的职业培训和企业员工的“干中学”效应，有效推动了引资国国内劳动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大量体现为间接效应，相关的精确的数据很难取得，所以这就给本应该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这样的分析同样有它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更加理智、客观地看待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FDI投资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力分析

1.影响FDI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因素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Nation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简称UNCTAD）设计了一套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UNCTAD按照动因的不同将FDI分为了四大类，他们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市场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关税、国民待遇、运输成本等因素；资源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原材料可获得性和成本、劳动力成本、技能等因素；战略资产增加型的FDI重点考虑技术或战略资产、当地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因素；追求效率型的FDI重点考虑规模经济、投入品成本、基础设施、运输成本、供应商及分销商的集聚水平等因素。应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体系，税收因素只是FDI投资决策考虑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吸引FDI的优惠政策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财政优惠主要包括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亏损结转下期、免税期、投资补助、投资额纳税抵免、对国外红利、利息派发的税额减免、对长期投资收益优惠待遇、对合格支出的增税减免、零关税或低关税、基于就业的减免、对价值增值的税额抵免、对外国硬通货所得的税额抵免和税额减免等。金融优惠主要包括补助金、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政府保险或贷款承诺等；其他优惠包括基础设施补贴、服务补贴、市场优先、外汇优惠待遇等。

2.FDI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力分析

国外的相关分析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们依据年度人均FDI的流入量，把这些国家分为没有吸引力的、具有适度吸引力的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三类国家。44个变量被选择当做潜在重要的影响因子，以鉴别这三类国家组。在6个与政策相关的影响因子中三个与税收水平相关，其中公司税率被证明是鉴别三类国家组的有效影响因子。然而，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宽免没有被证实是有效的影响因子。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5）发现税收对资本是选择在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的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税收却影响了FDI的区位选择。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Mintz&ThomasTsiopoulos，1992）在对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税收优惠并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方法。通过对有关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税收优惠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两种例外情况，那就是极端高的税收水平以及所谓的自由资本。除此以外，不同国家间微小的利润税差异不可能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的研究方法力求在减少非税因素干扰的基础上，分析税收对FDI流动的影响。这一研究运用了OECD国家1988～1997年的数据，建立了FDI流动和法定税率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方程式，进行回归分析，考察税率变化对FDI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率变化对FDI流动有着显著影。Blomstrom和AriKokko（2003）指出跨国公司主要是被东道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所吸引，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规模和实际收入水平，其次还包括东道国的技能水平、基础设施有利于高效专业化生产的其他资源的可用性，贸易政策、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基础条件相差不多时，税收优惠这一直接的优惠手段的作用会比较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单纯的运用税收优惠手段而不重视其他条件的培育，那么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是很小的，至少它的吸引力不会太长久。

国内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著述也是很多。高培勇（1997）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优惠促开放”的政策极大的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他同时指出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有害市场公平竞争等问题，而且他认为税收优惠只能说是吸引FDI的众多环境因素之一。马拴友（200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税收优惠和税收优惠预期与外商投资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我国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汇率水平的变化也是FDI投资的重要诱因。梁琦（2003）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其得到的实证结果中，开放度、关联度和优惠政策变量都具有正的估计系数，而反映市场有效需求的指标的估计系数为负。而且，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产业关联，地区产业关联的影响又大于地区对吸引外商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徐思嘉，麦挺（2004）同样认为曾经在中国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地区开放度和地区产业关联程度。夏杰长。李朱（2004）分析认为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的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利用税收激励吸引FDI的诱惑将增大；但在存在巨大政治和制度风险的环境中，跨国公司对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简单性比税收优惠赋予更高的价值。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是有其理论及现实依据的。国内外学者对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看法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首先，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地区和结构分布是有影响的，在资本流动加剧的今天，它是一个不能轻易放弃的引资手段；第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度的把握，并且相关优惠措施一定要明确、科学、合理，以科学的管理手段和决策程序将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第三，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决不是吸引FDI的长久之计，必须注重国家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法规制度的完善等问题，否则的话，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将得不偿失。

具体而言，个人认为我国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应作出如下调整：首先，对中央各部委尤其是各地方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整顿，清理违法优惠，调整过度优惠，规范合理优惠，切实避免地方间和部门间的恶性税收优惠竞争，鼓励地方依靠各自不同地区的区位和要素禀赋来吸引外资。第二，继续坚持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要以“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为原则，逐步将FDI向国民待遇的方向调整。第三，细化税收优惠政策条款和实施领域，尤其将优惠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改变过去“大优惠”的思路，使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外资公司的监管力度，有效防止关联交易行为等避税行为的发生，减少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必要成本。第五，采取符合WTO要求的方式，实行税收优惠，通过建立双边、多边协议创造更加灵活的优惠机制来适应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变性。第六，在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我们更要注重加强公平效率的市场环境的培育，社会公用基础设施的改善，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应该说这些方面才是能否吸引到FDI的根本决定条件。

参考文献

[1]高培勇。演变中的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涉外税务，1997，（8）。

[2]马拴友。税收优惠与投资的实证研究[J].税务研究，2001，（10）。

[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J].世界经济，2003，（9）。

[4]徐思嘉，麦挺。外国直接投资的福利效应与激励政策———兼论中国外资激励政策调整[J].改革，2004，（2）。

[5]夏杰长，李朱。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的国外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4，（6）。

[6]刘建民，印慧。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国际比较与借鉴[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11）。

[7]林静。FDI与税收政策的思考[J].管理与财富，2004，（12）。

[8]闻媛。税收差别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对FDI影响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11.

[9]Blomstrom&AriKokko著，赵学尽，黄克臣译。外国直接投资激励经济学[M].经济资料译丛，2003，（2）。

[10]UNCTAD.Incentives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96.

[11]RootandAhmed.TheInfluenceofPolicyInstrumentsonManufacturingDirectForeignInvestmenin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1978，9（3）。

[12]Devereux，M.andGriffith，R.，TaxesandtheLocationofProduction：EvidencefromaPanelofUSMultinationals，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8，68.

外资税收论文篇2

（一）所得税两税合一的必然性

1、我国财政收入具备调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实力

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世界各个地区、国家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而这也是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情。近几年来经济增民率都保持在年均10%左右，20*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就182321亿元，居世界前列。随着国民经济的稳健增长，我国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增长。我国的财政收的规模也是大幅度提高。“十五”期间，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不断取得新突破。20*年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1715万亿元，增收2812亿元；20*年在解决1288亿元出口退税陈前后，又突破了2万5千亿元，达到26396亿元，增收4681亿元，20*年财政收入为31627.98亿元，20*年财政收入达37636亿元这此都表明我国财政收入增民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所以我国财政有调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经济基础，发挥财政杠杆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2、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健康均衡发展的需要

我国基础产业落后，农村道路、交通运输、公用事业、通讯等基础设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亟待发展，西部需要大开发，老工业区要改造，高新技术产业薄弱呼吁社会支持，经济的发展要求产业扶持政策的登台。与之相适应，吸引外资需要向引进资金、吸纳先进技术，促进我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瓶颈产业倾斜。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将税收优惠应由现行以“区域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地区倾斜为辅”的新格局，与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相吻合，起到正确引导外资投向，改善基础能源产业发展不均衡的状况。

3、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目前，我国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造成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公，加重了内资企业税收负担，不利于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后，纳税能力相同的企业将承担相同的所得税税负，符合税收公平原则，有利于企业进行公平竞争，也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二）所得税两税合一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

在我国现阶段，税制调整对实际利用外资会有一些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1、从世界上各国的引资实践来看，税收优惠对吸引外资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一般来说，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包括以下因素：一是市场潜力因素，一个潜在巨大的市场对吸引外资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是政局和法律因素，政局不稳定直接影响投资的安全性，而法律不健全又使投资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可以说上述因素是决定外资是否投资的两个基本条件；三是要素稟赋等比较优势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源稟赋等，从发展规律来看，这些因素对吸引外资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

2、所得税两税合一主要调整的是税负结构，总体税负不会有大的变化

如果选择在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的改革方案，变动较多的是内资企业而不是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制，对吸引外资影响有限。虽然清理、规范部分税收优惠制度，会扩大税基，增加税负，但同时调低税率（税率比现在降低四分之一），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调整税收优惠制度所增的税负。同时，改地区优惠、外资优惠为产业、行业优惠，实行以行业优惠为主，地区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只是外资企业的行业税负结构。可能由于外资投资的行业不同，有的企业税负增加，有的企业税负减少，但总税负不会有大的变化。

3、所得税两税合一有助于优化外资投资结构

调整税收制度，改普遍优惠为特定优惠，给予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同时限制污染企业、高耗能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促进外资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终增加外商的收入。

4、所得税两税合一有助于稳定外资的数量，提高引资的质量

所得税两税-

合一从长期看，不会对吸引外资有大的影响。我们应正确看待引进外资的数量和增长比例的变化。（1）从短期看，所得税两税合一初期，引进外资的数量有所下降，是正常的。（2）从长期来看，引进外资的数量会增加。因为中国有广大的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地之一；统一税制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的统一，有利于公平税负，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消除税收歧视，促进竞争。（3）引资质量会提高。引进外资不能只看数量，不看质量。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较多的是注重引进外资的数量，而今天国家强调的是在稳定数量和适当增长的同时，提高质量。强调多引进规模大、技术含量高、无污染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有利于促进竞争，必然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外资税收论文篇3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改革概述

（一）企业所得税改革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新企业所得税法体现了四个统一：内外资企业使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适用25%的所得税税率；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和调整税收优惠政策。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税收优惠方式主要包括： （1）税额式优惠（免税、减税、税额抵免），例如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2）税基式优惠（加计扣除、加速折旧、减计收入），例如对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3）税率式减免。旧企业所得税制度下，内资企业税率为33%，外资企业税负比内资企业平均低10%；新企业所得税制度下，居民企业和在我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且所得与机构、场所有关联的非居民企业适用基本税率25%，在我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立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适用 20% 的低税率（实际减按10%），小型微利企业税率20%，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税率15%。

（二）所得税改革的关注点 主要表现在：

（1）税负降低与税负提高并存。在企业所得税改革中，国家对部分企业实行税收优惠，降低税率；对另外一部分企业取消税收优惠，提高税率，包括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其他享受地区、产业优惠政策的企业，这些企业将获得五年的缓冲期，所得税率由15%逐渐提高到25%，五年内的税率分别为：18%、20%、22%、24%、25%。在同一时期、同一外部环境下，税负提高与税负降低的并存，为抛开纷繁复杂的影响因素，集中研究所得税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2）“债务税盾”和“非债务税盾”并存。结合MM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关注企业所得税改革后，税盾作用的发挥。这里的税盾主要包括税前可扣除项目和税收抵免项目两部分。 “债务税盾”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利息支出，并可以在税前扣除的部分。“非债务税盾”也称“与投资有关的税盾”，是指与资本资产投资相关的税盾，如折旧的抵扣以及投资的税收抵免等。

二、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一）MM理论发展阶段概述 MM理论于1958年被提出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介绍如下：

（1）资本结构无关论（无所得税）。1958年6月，美国学者Modig-

liani & 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提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没有关系。当然这是在不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提出的。他们认为，当公司增加债务时，剩余权益的风险变大，权益资本的成本也随之增大，与低成本的债务带来的利益相抵消，因此，公司的价值不受资本结构影响。

公司价值模型：VL=VU

公司权益成本模型：KLS=KU+（KU-KLB）×■

（2）资本结构相关论（有所得税）。1963年6月，Modigliani& 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所得税和资本成本：理论的修正》一文，将公司所得税引入模型，认为债务利息的抵税作用会使公司价值提高，负债越多，公司价值越大，即当公司拥有100%的负债率时，实现价值最大化。这个结论听起来很荒谬，遭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怀疑，但是这种探索性的思维方式带动了资本结构研究甚至是整个财务学领域的发展。

公司价值模型：VL=VU +T・B

公司权益成本模型：KLS=KU+（KU-KLB）×（1-T）■

（3）米勒模型。1977年5月，Miller在《金融杂志》上发表了《债务与税》一文，将个人所得税引入MM理论。他认为，MM有税模型高估了企业负债的好处，因为个人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企业利息支付的节税利益，降低了负债企业的价值。在米勒均衡状态（米勒均衡状态是满足1-Tb=（1-Tc）（1-TS）条件时的状态，此时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下， 公司和个人在股票上的综合税率与债务税率相等， 即使存在各种所得税，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也没有影响。

公司价值模型：VL=VU +1-■・B

（二）基于米勒模型分析我国税负变动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税收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税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在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和社会背景后。在对企业所得税与资本结构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时，经常以企业所得税改革为事件动因，对比税收变动前后资本结构的变化。如美国1986年税法改革后产生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吴联生、岳衡等基于我国2006年取消“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事件检验了税收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本文分析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结合我国现状，以五个命题的形式呈现作者对所得税与资本结构相关问题的理解。这些命题不仅包含了已被广泛认可的MM理论税盾效应的影响，也涉及与我国实际相连的产权性质、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等因素带来的税负与资本结构关系。

命题1：基于MM理论，改革后税率降低企业的债务税盾效应减少，企业的债务水平将降低；相反，改革后税率提高企业的债务税盾效应增加，企业的债务水平将提高。

MM理论的核心就在于认识到企业收益的分配顺序，首先向债务人支付固定收益利息，其次向国家支付税，剩下的税后收益才能分配给股东。因此，债务利息可以抵税，通过负债可以提高企业价值。这种观点被广泛认可。由公式VL=VU +T・B可以清晰看出企业所得税对有负债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企业所得税率由33%降到25%，控制其他因素影响，负债企业价值将减少8%B；同理，对于部分税率提高企业，企业价值将增加10%B。

我国对个人所得股息和个人所得利息统一实行20%的比例税率， 但是从2005年6月13日起， 对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 红利所得， 计算个人所得税时， 在20%的法定名义税率基础上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也就是说，从2005年6月13日起， 我国投资者股息、 红利所得的实际税率暂减为10%，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为25%， 结合公式VL=VU+1-■・B，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如果 TS = Tb， 米勒模型也就与 MM 有税模型相同。 针对上市公司， 1-■=15.625%＞0； 针对非上市公司， 1-■＝25%＞0； 针对享受税收优惠（税率15%）的公司，1-■＝4.375%＞0。说明，在我国当前的税法条件下，存在公司债务融资的税收利益，公司具有发行负债的税收动机。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投资者股利所得税率，以及企业所得税率的依次下调，公司债务融资的税收利益不断降低。

命题2：“债务税盾”与“非债务税盾”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当实际税负提高时，企业增加负债；当实际税负降低时，企业减少负债。

这种思路避开了“替代效应”或者“收入效应”两种理论，“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是对“与投资有关税盾”与“债务税盾”关系的两种不同观点。DeAngelo和Masulis（1980）首先提出“替代效应”，认为除了利息，非债务税盾也可以在企业所得税上获得税收收益的研究结果，强调了企业资本结构中的非债务税盾。他们认为当税法导致企业可使用的“与投资有关税盾”发生变化时，“债务税盾”作为“与投资有关税盾”的替代，它们两者会发生相反的变化。 Dammon & Senbet（1988）提出的“收入效应”假说是从企业资本资产投资角度阐述了“与投资有关税盾”与“债务税盾”相互间关系。

不论是税率的变化，还是税收抵免优惠政策的变化，最终落实到企业时都是对企业承担的税负的描述。结论是当实际税负提高时，企业增加负债；当实际税负降低时，企业减少负债。

命题3：在考虑产权性质时，非国有企业对税盾作用的敏感性高于国有企业。

作为一个谨慎的研究者，在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相关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产权性质进行分析，这是我国的一个特色。我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是为国企改革和解困服务的，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是由国企改制而来，国有公司或国家控股公司（在此统称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企业决策的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我国债务融资的主要来源仍然是银行借款，而银行在决定是否借款时将“企业规模”作为最主要的风险衡量指标，认为只要规模大的企业，就是可以予以贷款的。因为即使企业经营不善、破产倒闭，大规模企业的剩余资产，诸如固定资产、厂房、土地等也能变价拍卖，抵偿银行的部分风险。通常来说，国有企业掌控了国民经济命脉，有国家的政治和财力支持，规模远远大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由于有良好的先天优势和家境背景，国有企业在税收筹划上就存在惰性，而非国有企业万事靠自己，会更积极地利用税收筹划提高自身价值。由此，可以得到结论：非国有企业对税盾作用的敏感性高于国有企业。税率提高企业中，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增加更多债务；税率降低企业中，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减少更多债务。此结论支持了西方有关债务税盾的理论，同时探析了产权性质对债务税盾的影响。

命题4：企业资本结构具有区域特征，经济越发达地区对税盾利用越充分。

一方面经济越发达，信用环境和信用条件越好，上市公司可以利用的信用工具也越丰富；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竞争更剧烈，企业处于不敢懈怠和不断探索新途径谋求增长的状态中，会应对税收政策变化，积极调整资本结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越发达地区利用税盾的水平一般较高。税负提高时，发达地区企业往往会增加更多债务；税率降低时，发达地区企业会减少更多债务。

命题5：企业资本结构具有行业特征。

不同行业的企业存在不同的资本结构，这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和现实分析中都得到了证实，但是过去的研究大多在产业组织理论基础上展开的。从税收及税盾角度对不同行业资本结构的研究还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外资税收论文篇4

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是以三个基本理论为支柱构建而成的,即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和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这三个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税收竞争存在的原因。

1、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在联邦体制国家中,多级政府形成多级财政体制,同级政府拥有同等权利且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会凭借自己的权利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从而在联邦体制国家中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即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2、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决策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它把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中人类行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类似于市场竞争。在这个“准市场”的作用机制下,人们可以通过“以足投票”来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具有竞争意识,谋求本地区经济发展,满足本地区居民的需求,从而得到选民的支持。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人们都会选择交最少的税,而享受最好的公共产品的地方居住。

3、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演进主义认为,竞争可以实现变化、进步和创新,社会活动主体间不断的相互竞争产生了各种活动规则。哈耶克曾提出“竞争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观点。而政府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制度竞争。所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高效率税收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它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或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可以更容易的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其经济效应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论界对他的态度仍不一致,有人认为适度的税收竞争可以带来正效应;但也有人认为税收竞争的存在就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失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理论界广泛运用实证方法,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公共品的提供国际上,一般认为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型。他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辖区政府间竞争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效率”这一观点。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证明了: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一种“类市场的理论”,他运用市场竞争理论分析联邦制下地方辖区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国内税收竞争有效理论存在很多太过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开辟了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学者在“税收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务于劳动力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他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提出了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另一或另几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税收收入。在前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的无效理论: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的竞争,将驱使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公共投入,从而导致公共投入提供过度,而过度的公共投入必然会挤占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数量,从而使供公共产品数量过低,过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产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来Matsumoto又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中是互补的,得到的结论是,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有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力的增加可以鼓励投资。这种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地方政府提供过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资本获利的动机,但税收竞争下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依然是处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状态。Huber(1999)的分析则表明,如果税收竞争扣动政府间机动税“竞争到底”的扳机,会降低税收收入,当税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减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税收。如果政府支出对居民产生效用或产品收益,或替代税收不好寻找,那么财政偿付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地区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德国学者何梦笔(1999)把西方政府竞争理论运用到中国,他在《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过程,强调政府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业安(2003)通过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导致地方政府在选择竞争策略上的扭曲,(进取,进取)的均衡策略组合实际上无法实现,而得到其他策略组合,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

3、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要素流动税收竞争就是要争夺经济资源或扩大税收资源,所以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税收如何影响FDI。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作为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国公司,如果其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该跨国公司就会愿意并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其中,区位优势又包括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税收制度属于投资环境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过四个假设分析认为,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对资本的低税率;资本流动性与资本课税税率负相关;如果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对资本税率做微小的下调能导致帕累托改进。Wei(1997)发现税率和和外资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Hines(1997,1999)研究认为:调高l个百分点的税率会引致0.5至0.6个百分点的FDI内流的下降,税率已经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动产税的战略竞争?》一文中以财产税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滞后经济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国波士顿主要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当地

财产税率与竞争地区不动产税率的函数关系,证明财产的流动与税率之间存在非零的斜率关系,即投资选择对税率具有应变能力。而且这一斜率的正负还取决于其他参数。阳举谋、曾令鹤(2005)运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税制特点,分析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通过他们分析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是基于有效税率的竞争,竞争会导致有效税率降低和资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区间能够进行合作,资本可以实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4、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策略选择Wildasin(1988)认为,当参与税收竞争的政府个数比较少时,以公共产品的水平作为决策变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税率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解。它证明了当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术水平时,用前者作为决策变量时得到的均衡税和均衡公共产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水平。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区”和“小地区”之间“不对称资本税税收竞争”情况。结果是:大地区的税率相对较高,小地区的税率则较低。所以,在地区大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完全资本税竞争中,小地区占据一定的优势。DepaterandMyers(1994)发现,地区间在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消费者偏好上的差异有可能会得一地区把资本输出到其他地区,资本输入地区就会具有这些输入的动机,从而得规定的资本税后利润率下降。这些地区具有提高税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效应”的额外激励。他们称这些贸易条件效应为金融外部性,正是这种金融外部性存在导致了资本输入地区的公共产品过度提供,同时又使得资本输出地区公共产提供严重不足。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通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不恰当的分权路径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目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较低。而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与其财政充裕状况直接相关。殷华方和鲁明泓(2004)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超级秘书网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的条件是无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没必要在政策优惠上相互恶性竞争,真正要做的是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综上所述,不同学派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竞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学者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推动了税收竞争理论的不断前行。关于税收竞争的利弊,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一形式与效率间的关系。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研究中观点认为:税收竞争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借助这一形式,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帕累托最优,而无需政府对经济的强制性干预。对企业而言,政府间良性的税收竞争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税收负担的减轻作为该地区的成员之一,企业同时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后,还可以借助经济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利,如用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迫使当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业生产的一些决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定过低的税率,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政府收入水平与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啬”于公共支出项目,从而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总体支出,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可能获得了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看,投资“硬”环境的制约必将最终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无论谁是谁非,税收竞争的范围从最初的一国内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税率减低,到避税港的出现,税收竞争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税收竞争的沿用,事实上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政府工具的实用性。那么对于税收竞争的运用,我们只能更多地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下寻求获得制度收益。

参考文献

[1]陈晓,肖星,王永胜.税收竞争及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表现.税务研究,2003(6),18一23

[2]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l),97一102

[3]阳举谋,曾令鹤.地区写作论文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涉外税务,2005(l),14一18

外资税收论文篇5

关键词：国内税收竞争  竞争秩序  税收理论

一、引 言

⑴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较多关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国内税收竞争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拟结合我国的现实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早期国内税收竞争理论

⑵这样，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就会进行财政竞争。最早研究税收竞争问题的是蒂布（tiebout.1956）的论文——《地方支出纯理论》，虽然该文通篇未出现“税收竞争”字眼，但是它给出了税收竞争的基本内容。蒂布假定存在数量众多的提供不同政府收支组合（意即不同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的辖区（地方），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个人如果对一地的政府收支组合不满意，他可以选择离开，迁移到适合自己居住的辖区；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地方政府将无法为公共服务筹集充分的收入，政府机构也将无法正常运转，个人的“用脚投票”给地方政府很大的约束力，迫使各地政府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收支效率，在课征尽可能少的税收条件下提供最优的公共服务。蒂布实际上强调了地区间的竞争（税收竞争是收入竞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政府效率提高的重要作用。

奥茨（oates.1972）则直接指出税收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这是因为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更是如此。

三、近20年来国内税收竞争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税收竞争理论文献越来越多。其内容已不仅仅涉及所得税竞争，还包括商品税竞争；不仅仅包括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税收竞争，还包括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纵向税收竞争。与此同时，相关文献大大拓展了税收竞争理论的范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只要是减少了其可支配资源的财政决策，就与税收竞争没有多大差异，这样就把税收竞争扩延到其他减少财政收入的形式以及提供具有特殊服务方向的公共服务方面。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说，只要能够节约成本或减少开支的政府举措就具有税收竞争的同等效应。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就将税收竞争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下，深化了问题的研究。

关于国内税收竞争，公共选择理论在拓展了税收功能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可以通过建立约束机制，发挥税收竞争在效率提高上的作用（blankart.2002）。传统财政理论将税收视为政府筹集收入的手段，从而得出导致税收减少的税收竞争是不可取的结论，而公共选择理论从交换即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这种理论表明，高的税收收入不一定就是好的，政府税收与支出有一最优对应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需要通过政府间的竞争才能实现。公共选择的税收竞争理论从而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如何消除政府间竞争障碍的研究上。由于迁移成本、居住地家庭和朋友网络带来的效用、宜人的环境等原因，可能导致即使政府不提供最优的收支组合，个人也不会迁移，这样，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动力就显得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说，对地方政府进行适当的规制是必要的。布兰卡特（blankart.2002）强调了民主（相对于专制社会而言）和地方分权（相对于中央绝对集权而言，各级政府可以受到相应的监督）在消除地方间竞争障碍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纵向税收竞争问题，威尔逊（wilson.1999）指出，如果不同级别政府同时对一税基征税，当一级政府对此课完税之后，提供给其他级别政府的税基就相应缩小，这样，一级政府课税给其他级别政府带来负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都是最大化所有居民的福利，那么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冲突较少，反之，问题就需要通过“矫正性政策”（corrective policies）才能得到解决。相关文献讨论了中央政府行动在先，对一整套地方政府选择各自政策时视为既定的政策进行表态的情形。有的文献指出，较高级别政府具有先动优势（hoyt and jensen.1996）。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的确定并不只是一次博弈，而是重复博弈的时候，地方就可能在行动中具有同等的地位。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央政府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地方政府往往只考虑本地区的利益，某一地的税收竞争措施就可能给其他地区带来负的外部性，而中央政府往往要看得更远，可以在此中有所作为。

四、我国的国内税收竞争概况

（一）国内税收竞争的形式

在改革之前，由统一的财政中央集权制度所决定，我国基本上不存在国内税收竞争问题。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强调，财政分权程度不断提高，相应地，国内税收竞争也逐渐得到发展。

⑶第三种形式是地方通过综合配套措施，增加特定方向的公共支出和减少应该收取的费用。各地将一般税收收入用于特定投资项目和特定对象进行基础设施改善，起到了吸引资本的作用，但事实上减少了当地政府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水平的可支配收入。各地政府还为了吸引投资项目，展开了地价竞争，即纷纷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土地给特定的投资项目，从而减少了财政收入。

（二）国内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分析

目前，关于国内税收竞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税收竞争所带来的效应分析，即经济效率是否得到提高上。税收竞争有效吗？有人认为，税收只是决定投资的一个因素，所以单纯的税收竞争对于吸引投资是没有意义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分析一种因素对投资是否有意义，必须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才有比较的可能。如果一个地方在投资上已拥有很大优势，它当然可以做到不减税就吸引到投资。但对于一个在其他方面不占有优势的地方，如果它还不减税，那么它的劣势就会依然存在。因此，税收竞争从一地吸引投资的角度来看，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但是，既然是税收竞争，那么，就会导致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既然境外资本（外资）总是要来的，那么哪个地方获得投资都是一样的。现在由于一地实行特别的税收优惠，导致外资落脚该地，从而减少了全国税收收入，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从地方的角度看，如果地方政府得不到相应的税收优惠权（税收竞争权利），那么，地方政府对吸引外资就可能没有积极性，激励不足导致外资流入本国境内相应减少。因此，针对吸引外资的最优税收竞争是如何在保证地方政府具有充分激励的约束之下，最大限度避免税收收入的减少。

（三）我国税收竞争特征产生的原因

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之所以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国内税收竞争，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⑹地方缺少税收立法权，就必然采取与常规做法不同的税收竞争措施。第一阶段的减免税常常是越权减免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央政府对统一税权的强调，地方政府只好采取了其他税收竞争形式。

⑻这可以减少该税种所提供的财政收入，在未来新一轮税种划分过程中增加筹码。〖ru/右上〗⑼〖，ru/右上〗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做法也可能给未来的纵向税收竞争带来负面影响。

五、国内税收竞争：从无序走向有序

⑽税收竞争的无序加剧了税收竞争的成本。

从税收竞争可能促进公共部门经济效率提高的角度看，我国对税收竞争的基本策略应为疏，而非堵，以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通过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让地方税收竞争步入正轨，从而消除无序的竞争。

从税收立法以及减免权限的归属来看，权限集中无疑会提升中央政府的约束能力，但中央集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集权，而在于为有序税收竞争的开展创造外部环境。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说明依靠最高级别政府统揽税权，会因为信息的传递和决策失误影响经济的发展。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税制演变，税收竞争面临的应该是一个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问题，而这亟待与地方税系构建问题一起考虑。从经济意义上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税种和税收权限的重新划分已势在必行。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缺少，过少的地方财政收入影响了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这种举措带有前瞻性，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恶性国内税收竞争的隐患，促进良好税收竞争秩序的形成。

⑾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分析只局限在产业资本税收竞争上，关于商品税的竞争和吸引人们居住的竞争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如何为有序税收竞争的形成创造条件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blankart c.b.2002，“a public choice view of tax competition”         public finance review 30（5），366～376.

（2）hoyt，w.h.and r.a.jensen，1996，“precommitment in a system of  hierarchical governments”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6，481～504，

（3）oates w.e.，1999，“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1120～1149.

（4）oates w.e，1972，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5）tiebout c.m，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416～24.

外资税收论文篇6

关键词：经济增长;税收;税种结构;税负结构

经济增长一向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以往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从财政理论层面上说明如何制定和调整税收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或是分析税收收入与gdp二者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及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但对税收这个经济变量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数量关系,税收及税收结构是通过哪些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适合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和财政体制要求的最优税收结构是什么样的研究则很少。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对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述评。

一、税收的经济增长作用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政府的税收政策和经济增长很久以来就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联系在一起。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adam smith(1776)的《国富论》。smith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一国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生产工人与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劳动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劳动分工,而产生分工的必要条件则是资本积累,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以上分析,smith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来实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由于资本积累依赖于投资,而投资的动机来源于预期利润的驱动,征税会降低预期利润,影响资本积累;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税收都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所以,税收不应该设定得过高,设定税负水平的原则应该是能低则低;同时,国家的职能应尽量减少,政府的最佳角色是充当经济生活的“守夜人”,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经济。

david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和税收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他认为社会一切收入都应该征税,税收不是来自于资本,就是来自于收入,都是对积累的减少,因而从总体上看,税收不利于经济增长,并且来自于资本的税收比来自于收入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更大。因此,richado对于税收的思想与smith是一脉相承的,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少征税。thomas malthus(1802)认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因素:资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节约劳动的新发明,随着经济的增长,为了使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保持足够的有效需求。而由国家税收维持的政府非生产性消费是保持产品与消费平衡的重要因素,所以征税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malthus不赞成smith和richado的观点,他主张增税,不赞成减税,他认为要把征税带给私有财产的损失,与征税带来有效需求的增加从而维持和刺激生产增长的好处加以比较,主张牺牲前者,换取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促进财富的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始于ramsey(1928)的经典论文。ramsey首次采用变分法来分析消费者跨期最优选择问题,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和增长问题的基础,为进一步探究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方式提供了数量分析工具,开创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keynes(1936)提出了着名的“有效需求”理论,颠覆了传统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有效需求决定供给水平,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运行。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keynes认为,税收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合适的税收政策取决于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首先应该减税并扩大政府支出,以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次应该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促使有效需求的提高,最终使得宏

观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在凯恩斯学派税收调节理论的基础上,paul samuelson(1948)发现,当实行超额累进所得税制时,税负水平会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自行进行调整,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动稳定的功能,发挥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与此相应,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形势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经济发展,这时税收可以被视为经济的“人为稳定器”。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harrod(1939)和domar(1946)以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的思想方法,把短期静态均衡推广应用到经济的长期动态过程来建立经济增长理论,在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采用生产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完全不可替代的leon-tief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用以分析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实际上取决于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但由于采用资本一劳动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均衡很难达到,得到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被称为是“刀锋上的均衡增长”。solow(1956)和swan(1956)对harrod和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形式进行了修正,采用新古典形式的c-d生产函数,在资本和劳动可以平滑替代的基础上,研究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虽然solow-swan模型对经济现实的模拟更进了一步,但结论与harrod-domar模型基本一致,对产生经济增长的机制的描述是相同的,即经济增长的源泉仍然来自于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为了使经济系统实现长期的人均增长,solow又对原有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技术进步变量a,并允许技术持续进步,但是技术变量仍然是外生的,以固定比例g增长。沿着平衡增长路径,经济增长由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不变技术进步率来决定。harrod-doma模型和solow-swan模型为人们洞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然而模型的一个明显缺陷是,长期增长完全由外生的因素所决定。solow是第一个检验税收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人,但solow的结论是税收政策并不能影响增长率;也就是说,虽然长期来说征税确实降低了产出水平,但不管税收政策如何对经济造成扭曲,都不会影响长期增长率。

在solow研究成果的基础上,mankiw、romer和weil(1992)发现,在生产函数中考虑人力资本后so- low模型拟合得更好,但引入人力资本并未改变模型的基本结论。虽然没有改变经济外生增长的基本结论,但他们强调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认为技术进步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这种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机械化的。20世纪60年代,cass(1965)和koopmans(1965)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但储蓄率的内生性也并没有消除长期人均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由于储蓄率是内生的,那么在模型中引入税收因素将改变储蓄的回报,从而影响到消费者储蓄和投资的决策,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长。在cass-koopmans模型中引入资本所得税以后发现,征税使得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储蓄率降低,稳态产出水平下降。但是当经济达到稳态之后,人均产出将不再发生变化,即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经济增长率完全由技术进步决定,而与税率无关;也就是说,在短期内,税率的提高确实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是在长期内,税收政策只有水平效应,却没有增长效应,税率的提高对平衡增长率没有任何影响。这一结果使得税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因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对税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税收的福利效应、税率变化的短期增长效应及其对稳态资本劳动比的影响。

由于这段时期的增长理论中所采用的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的,因此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这些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增长的机制是外生的,因此,这段时期的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外生增长理论。正因为增长的机制是外生的,这种外生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和机制,而且外生增长的机制使得政策因素游离于增长之外,政府不能通过采取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体现在税收上就是这段时期的税收思想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收制度的设计不能扭曲个人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外生增长理论中税收并不能影响增长,直到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才为研究税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行的分析工具。

(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贝克尔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

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现状,人们采取逐一放松外生增长模型假设前提的方式,通过将储蓄率、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等重要外生变量逐步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从而克服了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关键性质,构造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内生于模型,长期增长是在模型之内而非被一些诸如未加解释的技术进步之类的外生增长变量所决定,这就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简明地模拟了增长的产生过程,并且通过对增长过程的模拟,描述了模型暗含的税收对个人决策的影响。内生增长模型提供了一个解释和理解历史数据的视角,并给出了未来政策变化的结果,这一点对于理解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重要,通过这些模型,我们可以理解和预测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实现内生增长,需要采取由经济中参与人的选择所决定的某种方式来克服边际产出递减。从现有文献来看共有四种方式可以实现,所有这些方式都通过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同样的目的——经济持续增长。

最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是ak模型,假定资本是唯一的投入,规模报酬不变,产出由函数y=ak给出。在ak模型中,长期增长率由正的固定的资本边际收益决定,那么对资本所得征税将直接降低资本的边际收益,因而征税会直接影响长期增长率。

第二种方式是引入人力资本,并假定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要素的增长同步。人力资本的存在会放松对于广义资本而言的报酬递减约束,从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能致长期人均增长。模型中有两个投资过程: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如果从广义上把资本视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那么就可以克服要素边际报酬递减,使经济内在产生增长。这样的模型既可以是单部门的,也可以是两部门的。barro、mankiw和sala-i-martin(1992)构建了单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生产技术相同,生产函数均采用不变规模报酬的c-d形式。从更广义的角度讲,单部门模型就是ak模型的延伸,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的增加都将提高产出和消费的增长率。在税收效应上结论与ak模型相同,即对物质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征税都将直接降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从而直接降低了长期增长率。uzawa(1965)和lucas(1988)构建了两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生产技术不同,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不平衡程度。此时,税收不仅影响物质资本积累,还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并且对物质资本征税和对人力资本征税对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由征税所带来的税收扭曲,尤其是税收结构扭曲将持久影响经济增长率。

第三个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方法是企业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干中学”。ro-met(1986)借用了arrow(1962)的框架,在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的“观念”具有非竞争性和外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干中学”模型,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一是假设“干中学”要靠每个企业的投资来获得,而且一个企业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同样增加;二是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知识一经发现就立刻外溢到整个经济范围内,从而使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都得到提高。与solow的结论不同,romer认为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对增长可以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

第四个选择是,可以假定产出依赖于劳动和其他要素的投入,在不摒弃任何其他传统的投入要素的情况下,技术以新的投入要素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romer,1987和1990;barm,1990),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各种不同的政府活动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可被视为一种其他投入要素,政府性活动的变化等价于对技术水平a的修正,从而等价于生产函数的移动,影响在朝向稳态的转移过程中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在这方面主要是以生产性公共品提供为切入点来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相应的政策空间,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引入使得经济在竞争企业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实现内生增长。在公共支出模型中,税收对增长率的影响是交错的,一方面税收会减少私人部门的税后边际产品并降低增长率,另一方面税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公共支出的供给,进而提高私人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增长率,这与之前的各种模型的研究结果完全不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税率的提高对增长没有任何影响。在人力资本模型中,即使税率对增长率产生

影响,税率的提高一般只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不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

二、税种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关于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内外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两点,一是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确实有着 重要的影响,二是不同的税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同,有的税种与增长率负相关,有的税种与增长率正相关。

engen eric和skinne jonathan(1996)的研究表明,在外生增长模型中,当税收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在沿着可能较长的转移路径向新的稳态转移过程中,短期产出增长率会相应做出调整;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税收可以通过税收结构和税率的调整来影响产出增长率,而且,税收的组合(即税收结构)与税收的绝对水平对经济增长来说同样重要,通过采用税基较宽的税收结构并加强有效管理来整合税收资源的国家,可以比征税水平普遍较低且无效率的国家有较高的增长率。se-jik kim(1998)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一般税收体系主要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估计了美国税收收入中性(税收收入全部用于财政支出)条件下,税收结构的变化对增长率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他认为一国的税收对增长率有着显着的影响,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税收结构的不同是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增长率差异的大约30%;二是偏好的不同可以解释增长率差异的大约4%,其余约70%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技术的不同;三是劳动所得税、证券债务率和通货膨胀也是解释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他还发现在个人税收安排上,劳动所得税造成国家间增长率显着不同的作用,同资本所得税同样重要,而且发现每个税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严格依赖于税收体系本身,并且在相应的税收体系中,税收收入中性的变化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增长效应,在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中约有超过30%为总税收水平内部的变化所引起的。总的来说,在税收收入中性的情况下,税收结构有着巨大的增长效应。

kneller、bleaney和gemmell(1999)选取22个oecd国家1970~199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税收结构和政府花费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非扭曲性税收和生产性政府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gareth myles(2000)在相对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从内生增长的视角估计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结论是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而税收结构可能比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更重要。zagler、martin和dtlmecker、georg(2003)认为,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宽泛和显着。消费税仅仅扭曲劳动和休闲之间的选择,由所得税向消费税的转移将鼓励资本积累,当然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所得税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消极的,会抑制经济增长。通过对税收结构的研究,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扩张的需要,开始调整税收结构,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从以直接税为主向以税基比较宽泛的间接税为主转移。

对发展中国家税收结构的研究不是很多,其中,burgess和stem(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结构可以随时间进行调整以最大化增长率;同时他们还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税率与单位资本gnp之间存在微弱的但却显着的关系,而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显着的关系。lehmussaari(1990)的研究也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税收结构和税收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zee(1996)则分别对24个oecd国家与56个非oecd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税收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除了工业化国家和非洲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增长与征税水平、税收结构和税收的稳定性之间存在比较弱的统计关系。

国内对税收结构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直接税和间接税水平的层面上,主要结论是:一是直接税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不利于经济增长,间接税与经济增长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二是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关系不协调;三是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应该尽量减少直接税而主要采用间接税。

马栓友(2001)认为,目前的直接税/间接税比率均已超过其最优数量比率,应适当削减直接税。范广军(2004)利用我国1981~1998年数据,采用ols方法估计了我国财政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就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直接税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间接税的符号为正但不显着异于零,增加我国的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提高间接税收占gdp的比重则不影响经济

增长。中国社科院“增进城市经济竞争力的环境税制研究”课题组(2004)认为,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不协调,直接税所占比重过低,间接税十分不完善,这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不协调的原因,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认为,我国目前直接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税收总额的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税制结构不够合理,税种设置不够科学。

国内对税种结构进行分类研究的很少。王亮(2004)采用1992~2002年税收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变化轨迹,结论是流转税和所得税都与经济增长呈现统计上显着的负相关,得到使我国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的流转税、所得税占gdp的比率分别为7.78%和2.1%,但我国目前流转税的实际占比偏高,税改重点应为降低流转税的比率,同时增大所得税比率的结论。李绍荣、耿莹(2005)从税收结构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和要素产出效率的影响出发,说明了在中国现行税收结构中各种税类的份额对经济增长和要素收入分配的效应,并指出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结构调整方向。他们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收结构下,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单纯地从税收结构的数量调整上讲,目前应提高所得税类的税收份额,并降低财产税类的税收份额。苑小丰(2009)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就中国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税负的增加对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但降低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流转税类份额的增加提高劳动的产出效率,降低资本的产出效率;所得税类份额增加提高资本产出效率,降低劳动产出效率。同时,所得税类份额的增加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流转税类份额的增加则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说明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有必要加强税收体制改革,适当调整所得税类份额,促进生产模式转变,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三、税负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负担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税收理论问题,又是我们进行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选择的核心问题,也是能否实现公平分配、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

(一)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外文献的观点是,一般来说,短期内税收负担水平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长期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chamley(1986)和judd(1985)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动态最优税制,分析表明,长期来说,对资本所得征税的最优税率为零。milesi-ferretti和roubini(1998)把这个结论扩展到了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并且除了分析劳动和资本所得税收以外,还用来分析消费税。他们发现对劳动所得和消费征税的长期最优税率也为零。

对不随时间变化的税率的分析比较有限,结果相对一致。cooley和hansen(1992)的研究表明,税率随时间变化的税收政策相对于税率不随时间变化的税收政策而言,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要小。comez(2007)采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计算了美国经济的最优固定比率税收结构,发现短期内资本所得的最优税率相对于参数的变化极其稳定,而工资税和消费税之间的平衡却显着依赖于投资于人力本积累中的商品的税收待遇,并在较轻程度上依赖于跨期替代弹性。

roy w.bahl和richard m.bird(2008)通过对经济发展和税收政策设计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末,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税率为33.4%,约为发展中国家的2倍;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率基本没变,一直保持在17%左右;而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转型经济的宏观税率略微有所下降,为21.8%,税收负担水平无论是与收入水平还是经济增长率之间都没有必然的联系。gareth myles(2000)在相对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从内生增长的视角估计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结论表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tanzi(2000)则指出大多数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

税率与经济增长无关。

关于税率的短期影响,engen erie和skinner jonathan(1996)在对美国税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后认为,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se-jik kim(1998)的实证结果是,资本收益税将平均对增长率带来2%的影响,个人所得税将解释增长率不同的20%。而更多的结论是资本所得税比劳动所得税的作用大,但kim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对两国增长率不同的影响上至少与资本所得税同样重要。mendo-za、razin和tesar(1994)的研究也表明,当税率变动1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相应变动大约0.25个百分点。

但以下研究成果则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georgios karras(1999)运用11个真实增长率和税率显着不同的oecd国家1960~1992年的数据,分别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了税率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一是与平滑税收假设理论相一致,虽然税率表现为显着持续的改变,但产出增长率则没有这个特点;二是较高的税率会永久减少产出水平,但对产出增长率却没有永久的影响。这些发现同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不一致。而joel slemrod等(2003)则认为高税率并不必然降低经济增长,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高税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二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实际上用在了更能提升经济增长的方面。christos koulovafianos和leonard j.mimlan(2004)在内生增长框架下研究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如果没有产出的外部性,边际税率会减少资本积累的回报率。因此,在不存在生产的外部性的框架下,边际税率总是导致竞争经济偏离产出的有效性和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边际所得税率的降低并不必然外生地带来经济的大幅增长。

burgess和stem(1993)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税率与单位资本gnp之间存在微弱的但却显着的关系,但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显着的关系。

具体到我国的情况,由于对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认识不一致,理论界对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宋效中等(2005)以巴罗的模型为基础,利用我国1985~2004年小口径宏观税负的统计数据,在考虑公共支出的情况下,对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我国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不太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宏观税负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降低0.14个百分点。李永友(2004)把财政支出纳入到了税收负担分析的框架内,通过对我国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税收负担即使在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对经济也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程度在两种情况下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不考虑政府支出时,税收负担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713个百分点;但在考虑财政支出之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由原来的0.713个百分点下降到0.33个百分点左右。刘军(2006)通过运用1978~2004年的中国经济数据建立模型,计算得到我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税收负担每上升(下降)1%,经济增长率下降(上升)3.866%;并且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也有影响,但影响度比较小,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每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

(二)税收负担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国外税收制度与我国的税收制度相去甚远,这里仅综述我国的研究情况。武利华(2000)认为在我国区域税收负担结构中,西部税负最重,东部次之,中部最轻,并指出自1985年两步“利改税”以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各地区税负差异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申嫦娥(2006)通过采用汉森一萨缪尔森模型,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说明了当前区域税负主要受人均gdp、城市化程度、产业结构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改变目前区域税负差异的途径在于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削弱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李永友、丛树海(2005)利用跨省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1994—2002年地区税负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税收负担在我国不同地区存在显着差异,但与大多数观点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东部地区税负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地区税负最低,其中最高的东部地区比最低的中部地区在1994~2002年之间平均高出近7个百分点,并且这一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而且他们还对区域内税负差异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

外资税收论文篇7

关键词:职工平均工资;劳动力成本;税收优惠;FDI

一、相关文献综述以及假设

(一)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Dunning(1973、1981)首先提出了一个较为完善和综合的解释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通常称为“折衷理论”,根据该理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三个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该理论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Bond在东道国政府和外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条件下,建立了一个税收优惠作为政府信号发出的理论模型,他们分析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可视为东道国政府发出的一种信号,表明本国的经济发展潜力,以区别于其他国家,从而达到有效吸引外资的目的。对于工资水平对FDI的影响,Yeon(1992)在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本流向时得出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都为获取廉价劳动力的结论,Coughlin等对1981-1983年美国50个州外商直接投资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人均收入、交通设施等与外资呈现正相关关系,高工资、高税收则呈负相关关系。

(二)相应变量假设

我国自1979年起,随着《中外合资企业法》的出台,首先在东南沿海建立了经济特区,实行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并逐步扩展到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外商对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对到中国投资普遍存在信心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提供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起到很强的信号作用,因而对FDI可以起到较大的激励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税收政策我们提出假设1: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促进FDI的引进。而对于收入水平,这既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标准,同时又是一个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体现,而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效应是呈相反关系的,所以我们的设想是:外资更倾向于非劳动力密集型的直接对外投资,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计量回归检验以及相关解释

(一)数据来源以及变量描述

1、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择13个省市作为分析样本,其中包括:3个最先开放省市(广东、福建、海南)、6个沿海开放省市(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山东省、天津、辽宁省)和4个内陆省市(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利用上述省市1986-200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各期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变量描述

(1)因变量的描述。本文主要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影响,因此各地FDI的规模是本文的因变量。考虑到地区的经济规模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绝对金额,因此,我们用各地区每年吸引的实际外商投资金额除以该地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得到外商的地区投资倾向。(2)解释变量的描述。税收优惠(Tax Preference,TP)程度的测量一直是一个很难以量化的指标,本文设计了一个税收优惠指数来反映一个地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程度,即税收优惠指数与享受税收优惠的程度成正比。为了反映税收优惠政策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本文按照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时间和优惠程度来确定各个城市不同时期的税收优惠指数。我们以1992年作为分界点,1992年以前,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指数为2,沿海港口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为1,内陆省会城市为0。1991年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考虑到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作用的滞后效应,从政策调整的下一年,即1992年起,经济特区和沿海港口城市的虚拟变量值增加1。1992年进一步开放了内陆省会城市,因此,1992年起内陆省会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从0增加到1。2001年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给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税收待遇,因此,2002年起西部省会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增加到2。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FDI的区位选择总是受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成本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同时由于FDI大量流入我国与我国低廉的劳动成本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模型中我们只选取工资作为代表变量,来替代四者综合因素的影响,即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来衡量劳动力成本。

(二)模型的建构

回归模型如下:为了使FDI和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更接近线性,我们对取值为绝对值的变量取对数,由于某些省市在某些年度的税收优惠指数为零,无法取对数,因此我们采取对优惠指数统一加1来处理。然后对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基本设定如下:

lnEDIit=β0+β1lntp1it+β3lnWit+εit

下面我们将采用面板回归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处理,以观察在考虑不同界面效应下的回归关系。这里我们仍以全部数据作为样本,观察税收优惠对FDI流入的促进作用。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发现在该样本中,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所以以下回归结果都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如下所示:

方程1:

lnFDIit=-20.6+1.18lntp1it+3.97lnWit+εit

方程2:

lnFDIit=-10.2+1.37lntp1it+2.30lnWit+εit

方程1是对1986-1991年各变量对FDI影响的估计。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但回归系数(1.183)小于总体样本回归得到的系数值(1.34)。可以认为这是我国的投资环境尚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力素质低下、基础设施不完善等不利外部条件阻碍了FDI的大量流入。所以在1986-1991年,即使政府给予很高的税收优惠,也无法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同时考虑到1989年、1990年我国的政治环境很不稳定,为避免投资风险,外商也不会在这时对我国贸然投资。方程2是对1992-2006年各变量对FDI影响的估计。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更加明显。回归系数(1.37)远大于1992年以前的系数(1.18)。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质量都大大改善,为FDI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我国经济20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也不断促进中FDI的涌入。这时,政府的税收优惠就会被这些外部因素放大,使FDI对税收优惠的弹性较1992年以前更大。

观察上述两个个方程,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即工资一直与FDI保持着正相关关系。同时我国的工资总体水平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很低,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工资一定程度的涨幅对企业成本并没有实质影响,工资水平的高低更多地是反映了企业的劳动力质量。而对比1992年前后劳动力成本对于FDI量的影响,我们发现,劳动力成本的系数明显降低。这说明随着我国劳动力质量总体水平的提高,以及工资水平大幅上升所导致的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的逐渐丧失,同时随着内地和中西部地区的逐渐开放,外资也大量流入低工资水平的地区,使得工资对FDI的正的影响逐渐减弱。同时,工资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也和整体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而根据集聚效应理论,同类厂商集聚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大量国际厂商的投资集聚本身就是一个吸引FDI的重要原因。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在税收优惠政策实行的同时,其他相关的政策措施的出台放大了税收政策的效应。所以,开放程度以及整体国民经济状况的向好等其他因素对FDI的吸引作用大于其带来的相应人力成本上升的损失。而针对假设二,我们将上述13省份分成各个区域,优先开放省市、沿海省份、内陆省份,并将各个省份中的数据求简均值,并得出以下回归结果(见表3、表4):

由以上结果不难看出,lntpa即税收优惠政策的效用为经济特区(4.13)〉沿海地区(1.96)〉内陆地区(0.82),而且内陆地区的相应变量还没有通过5%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内陆地区由于其所处区位问题,对于FDI的吸引力不强,最终导致了外商投资者对内陆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冷淡,同时,由于内陆的发展迟于沿海,可以预见在聚集效应理论下,其对外商的吸引显然小于已有相应外资的沿海省份。同时,人均工资此时出现沿海经济特区对其敏感程度要远小于其他两个区域,这很可能是经济特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所以其作用已趋于弱化,相反,劳动力成本可能影响并没有减弱,这就直接导致了其相关系数的减小,而内陆和沿海地区则反映出对工资水平的反应相对更为敏感。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税收优惠政策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动力。除此之外,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等因素也对外资的流入有显著的影响。

第二,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我国以往实施的区域型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FDI、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是这种自西向东的梯度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目前我国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倾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必然会有所增长。

参考文献:

1、姚文宽.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与FDI关系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6.

2、崔光磊.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石油石化,2006(9).

3、刘丙运,刘榆琳.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4、吕晓英,吕胜利.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3(6).

外资税收论文篇8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 ，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 （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 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 [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 和 ，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 和 （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 [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 [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 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 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 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外资税收论文篇9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税收政策政策　财政补助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与评述

国外有关吸引FDI的财税政策的研究有很多，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财税政策的有效性的评估研究。大多数文献旨在探索财税政策在弥补经济环境中的障碍时所发挥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作用。在50年代和更早时候，有些人试图使用投资行为新古典理论中公式推广的资本-成本方法来进行评估。他们认为，投资激励措施的作用是要促进投资的增加，尽管增加的数量很小。在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资本成本的方法被用于考察投资激励的作用。即财税激励对投资的影响作用很小，甚至毫无意义。也有人认为，虽然财税政策不能绝对影响一外国公司投资地的选择，但是，一旦外国公司的粗略投资位置确定下来，财税政策将会极大地影响其精确投资地的选择。可见，国外大多数学者首先认为财税政策对吸引FDI确实具有影响力，分歧主要在于影响力的大小。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丰富，大多数文献都认为财税政策能够显著地影响FDI的流入。魏后凯（2002）、李宗卉和鲁明乱( 2004年)、均认为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的财税政策，对吸引外资起了重要促进作用。陈利霞和王长义(2005年)通过建模分析，从博弈论的角度简要论证税收优惠的内在激励性。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术界认定财税政策对FDI的流入具有影响，国外关于吸引FDI的财税问题的研究开始转为对吸引FDI的具体优惠激励措施研究，主要侧重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免税期与附带的亏损结转抵扣期是发展中国家最普遍采用的激励措施；第二类最为常用的是凭投资规模而定的激励措施，如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第三类最为常用的激励措施是对进口设备和机器免征关税或其他进口税收。免税期被认为是一种糟糕的税收刺激，事实也是如此，许多外资企业在免税期结束后就会选择撤资或重新注册新公司，那么“免税期” 的税收激励就没有发挥预先设想的作用。与免税期相比，税收抵免或投资扣除以较低的收入成本鼓励了长期投资。我国学者陈亚雯（陈亚雯，2005）运用新古典投资理论，通过利用资本品的租赁价格把税收政策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引入投资函数，研究税收政策（主要为边际税率和投资补贴政策）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她认为应加大使用加速折旧和投资抵免的力度，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形成有效的经济激励制度。牛泽厚(牛泽厚，2003)在其论文中论及税收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指出用税收敏感度来衡量所得税和财产税政策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程度。如果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敏感度强，东道国可以实施税收优惠，但要提高优惠效益，而且保持适度，确保东道国税收收人与引进外资的均衡发展。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财税政策实践及评析

1.避免国际重复征税

国际重复征税这一世界经济现象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越来越严重，它给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个人和企业带来许多麻烦，更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对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纷纷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和缓和国际重复征税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普遍做法是积极与各国签订避免重复征税的税收协定和建立自由贸易区。

(1)国际税收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是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重要方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了避免对同一笔跨国所得重复征税，经过谈判签署的一种书面协定。对于没有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既要在东道国纳税，又要在本国纳税，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会由于被“不合理”的征税挫伤。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后，虽然政府可能会损失一部分财政收入，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作为东道国可以获得较以往更多的投资，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部分社会效益是损失的财政收入远不能及的。

(2)国际“避税地”

避税地又称“避税港”，是指对收入和财产免税或按很低的税率课税的国家或地区。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流人，繁荣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弥补自身的资本不足和改善国际收支水平，吸引国际民间投资，在本国或本国的一定区域和范围内，允许并鼓励外国政府和民间在此投资及从事各种经济贸易活动，同时对在这里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给予免纳税或少纳税的优惠待遇，也可称为自由贸易区。 “避税地”的建立不仅可以获得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大有促进。随着各国经济贸易活动在“避税地”的开展，当地的金融、仓储、通信、交通等行业将随之带动起来，同时增加就业机会。

2.提供财税优惠

目前，发达国家极力反对对外资的财税政策，认为提供一个稳定透明的法律和管理体制更有利于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发展中国家不像发达国家，即便采用高税率政策也会有外商前来投资。发展中国家必须利用优惠的财税政策弥补他们税基贫瘠、投资环境差的不足；而发达国家多采用对鼓励行业或投资地实行财政补贴的方式，并且正在逐步取消对外国企业的税收优惠。

(1)税收优惠政策

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吸引FDI的税收优惠措施主要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免税期、费用加倍扣除、低税率、减免税、亏损结转、再投资退税和产业或技术奖励。税收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间接补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在获得投资的基础上，又根据东道国实际经济状况和产业政策等设计一些特殊目的的税收优惠。其中，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一般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两类政策除了既定的投资额以外，还可能继续增加新的投资额。免税期、减免税和低税率普遍被认为是最失败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各国的税法中都可以见到这几种优惠政策，而且使用得十分广泛，几乎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都可以享受到。不少外商投资企业在减免税期满后，就撤走资金或重新注册公司。因此这几种税收优惠政策成为理所应当的优惠，也就无法发挥吸引外资的作用。费用加倍扣除和亏损结转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打动外商投资企业。但从实际运用看来，倒成了外资企业避税的有效手段。据研究表明，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两类税收优惠政策，将利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出去，实盈虚亏。再投资退税和产业或技术奖励的使用范围不是很广，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在吸引外资方面，作用有限；主要是能够减轻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负担，增加其继续经营的信心。

(2)财政补助政策

财政补助政策主要包括债务担保或补贴、对生产要素的补贴和培训项目补助和为改善投资环境的财政投资。债务担保或补贴是指政府出面为外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但多数为限定产业投向或鼓励类项目。对生产要素的补贴和培训项目补助主要是指对土地、水、电、天然气进行补贴。这在许多时候成为决定投资花落谁家的关键因素。投资环境的好坏始终是影响外资进入的重要因素，许多国家和地区因此对改善投资环境都是不遗余力，为改善投资环境进行财政投资。主要表现为对软环境的改善和硬环境的建设。从硬环境方面看，主要表现在财政向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软环境方面主要表现在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支出，及对教育的投入增加。

外资税收论文篇10

[关键词] 有害税收竞争 反避税 涉外税收 企业所得税

自1998年OECD提出“有害税收竞争”这一概念以来，税收理论界就税收竞争是否“有害”进行了激烈的讨论，OECD认为，确实存在有害税收竞争的措施和行为，特别是在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而避税港则是有害税收竞争的主要策划者。2006年OECD了《OECD有害税收竞争项目：2006年成员国最新进展》报告，总结了反有害税收竞争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也标志着OECD的反有害税收竞争行动暂告一段，但是，OECD对有害税收竞争活动的研究为我国的涉外税收敲响了警钟。

一、我国外资投资企业的投资现状

据统计，截至2008年2月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639605家，实际使用外资8038.8亿美元。今年1－2 月，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76.71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33.9亿美元）、新加坡（8.07亿美元）、日本（7.62亿美元）、韩国（6.96亿美元）、美国(6.9亿美元）、开曼群岛（6.53亿美元）、萨摩亚（5.05亿美元）、台湾（3.73亿美元）、毛里求斯（3.1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7.47%。①

诚然，引进的外资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达49442.73亿元，涉外税收总额约占22%。②然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有害税收竞争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表现为部分跨国公司利用在香港、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新加坡和萨摩亚等避税港设立的公司与在我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进行转让定价，形成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大范围亏损局面，目前我国外企的亏损面在50%左右。有害税收竞争实践的存在为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避税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其所产生的恶果就是我国应得税收收入的巨额流失，影响税收作为我国经济调控手段作用的发挥。

二、美国反避税措施借鉴

美国是较早制定反避税措施的代表国家，为开展有效的反避税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

第一，从立法层次保障反避税措施的实施。1954年颁布《国内收入法典》针对反避税制定了专门条款。其主要措施有:（1）交易价格的确定：税务部门有权决定，在联属企业各纳税人之间必须按“正常交易原则”适当分配毛所得额，扣除抵免额，以明确反映出各有关联属纳税人各自的实际所得额。（2）避税地的规定：美国没有对避税港下定义，但《国内收入法典》里把避税港一词适用于具有以下某个或多个特征的国家和地区：不征收所得税或税率比美国的所得税低；银行高度保守商业秘密，甚至不惜违反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银行或类似活动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发达的现代通讯设施；对外币存款没有管制；大力宣传自己是离岸金融中心。③

第二，签订国际税收协定以防范偷逃税和避税。美国1984年根据双边税收协定，与17个国家交换了情报，收到外国文件84万份，送往外国的文件50万份，有力地打击了国际偷逃税和避税活动。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美国已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

第三，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在纳税申报制度上，美国严格要求一切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纳税人及时、准确、真实地向有关国家税务机关申报自己的所有经营收人、利润、成本或费用收支情况。同时建立了完善的税务报表会计签证制度即申报的各类会计报表，一律都要经过注册会计师的审核签字。另外加大避税处罚力度，如转让定价违法问题增加处罚规定，对调增所得税净额达500万元以上的，按其调增额罚款20%-40%。

三、加强我国反避税措施的完善

第一，完善我国的税收立法。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避税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并在各自国家的税法中得到反映。我国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提出过避税概念，更缺乏专门的研究，所以现行的税法中反避税立法条款很不完善，在跨国纳税人普遍避税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显得被动无力。令人欣喜的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旨在制约各种避税行为，是我国首次较全面的反避税立法。本章在完善现行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反避税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税收征管工作实践，引入了成本分摊协议、资本弱化、受控外国企业、一般反避税规则以及针对避税行为加收利息等条款。

第二，加强国际间的反避税合作。随着社会经济的国际化和跨国公司活动规模的迅速扩大，跨国纳税人避税目的日益明显，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单纯依靠本国力量进行反避税斗争难度越来越大。要彻底遏制投资者的避税行为，需有关各方面必须密切合作。于是以签订双边或多边的国际税收协定的形式进行国际合作，这就成为国际反避税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截至2007年11月，我国已对外正式签署89个税收协定，与香港、澳门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其中86个协定和2个安排已经生效施行，为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构建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税收法律框架。

第三， 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科学严密的税收征收管制度是防范避税行为强有力的保障。其一，完善现行纳税申报制度。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纳税人及时、准确真实地向国家税务机关申报自己的所有经营收人、利润、成本或费用列支等情况并提供和本企业有经济往来（交易对象）相关的数据资料，同时依托计算机网络的运用，税务机关可以通过征管软件和计算机网络进行录入、归集、传输和审核对比，找出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其二，加强会计审计制度建设。对跨国纳税人的会计核算过程及结果进行必要的审核，以检查其业务或账目有无不实，不妥以及多摊成本费用和虚列支出等问题。其三，加大处罚力度。现行企业所得税中，多数是责令有关企业限期改正，即便处罚也力度不大，使得企业存在避税的侥幸心理。对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处罚措施，加大我国避税的处罚力度，令避税企业望而生畏。

参考文献：

[1]凌曼:2006，论有害税收竞争的法律规制，湖南大学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