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工作总结十篇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1

1、配合公司继续推进OHSAS18000体系，切实维护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

为适应企业管理深化和客户要求，XX年公司为进一步维护员工的职业健康，积极推进OHSAS18000体系，其中的员工代表由分工会主席担任。为此，党支部、分工会将积极配合行政，在贯彻、落实、参与、反馈等方面努力发挥作用。特别是关注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安全生产、卫生健康、劳动保护、作业环境等方面，切实保障员工合法权益。通过了作业环境的检测、通过了防雷检测，并获得中国赛宝质量认证中心的认证证书。

2、完善职工代表会制度，适应机构变化，强化组织建设

随着公司组织结构的又一次调整和管理人员的变动，党支部根据新的变化，要求公司工会组织对各部门工会小组长进行重新登记，对新近成立的新的部门组织选举了员工代表，完善员工参与管理的体系。

3、注重法规学习，提高维权知识

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公司开始对管理人员进行再配置，在不改变待遇的情况下，将科室管理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党支部根据配置要求，提出了必须严格按法律法规的要求，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使再配置人员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愉快的开展工作。同时，继续通过订阅报纸或杂志，配发《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小册子，以及利用好职工集体宿舍和食堂的看板，发挥动态宣传的作用，提高职工的维权意识。

4、配合生产革新，开展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

积极配合行政开展改善提案和合理化建议活动，落实计划，保证人力配置，加大参与公司改善提案和R-CATS活动的力度，增加评选频次和名额，扩大参与活动的规模。组织以“提高效率、直行率、降低仕损率和物耗能耗”为目标的劳动竞赛，并结合环境、安全等主题，开展合理化建议的征集和推广活动，对优胜者给予奖励，并张榜公布，表彰宣传。

5、关爱职工，注重劳动保护

当前，公司员工的人数正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党支部积极动员工会和各部门干部关心他们，安排班车接送，提供丰富多样的工作餐，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最大限度满足员工们的要求，同时，还密切关注员工们身体健康，注重生产环境的不断优化，做出降低车间噪音等一系列的改进措施，注重职业健康和职业安全，经常开展相关方面的培训，并对有职业危害因素的岗位配备个人劳保用品和安排特殊的职业体检，以更好的维护员工们的权利，享受各项福利，使他们感受到了公司大家庭的温暖。

6、认真进行自身党员队伍的建设，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

A、组织党员积极参与创先争优的活动，根据外资企业的特点，组织党员自学，定期填写各联系点的思想动态。

B、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一日游的活动，使党员们和入党积极分子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2

我们以工业经济的绝对数量指标、相对强度指标、能源消耗指标来度量工业经济的总量水平、效益水平、效率水平，以此构建指标体系。通过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统计快报等获取2005～2011年宁波与深圳的相关指标数据，分别对工业经济发展进行内部静态比较(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内部动态比较(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比较)与外部作用因素比较(工业经济发展动力比较)，由此得到以下比较结果。

(一)宁波工业经济与深圳的差距

宁波工业经济总量水平全面落后于深圳，GDP、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企业销售值与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等工业经济总量水平指标仅为深圳一半，宁波2011年的GDP、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企业销售产值与深圳2006年的数据相当，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甚至还未达到深圳2006年的水平，总体落后时间超过5年。宁波工业经济相对强度指标也落后于深圳，不过差距明显比工业经济总量的相关指标要小，同时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但是资金利用率与深圳存在较大差距，宁波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与深圳的差距逐年变大，总资产报酬率也落后于深圳，2011年的总资产报酬率水平只和深圳2006年水平相当。宁波工业经济能源消耗效率落后于深圳，存在层级性的差距，差距有5～10年。由于产业结构的原因，宁波工业经济发展能耗比较高，效率相对较低，因而更容易遭遇发展瓶颈。

(二)宁波工业经济的增速高于深圳，但增速差距在逐渐缩小

宁波认识并承认自己的不足，总结其他国家与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经验，学习改革的思路与魄力，大力推进创新转型，走出一条具有宁波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之路，积极利用后发优势，在工业经济发展上奋起直追。宁波在大多数工业经济发展总量指标、人力资本方面的相对指标及能源消耗指标的增长速度都高于深圳，但领先差距在逐渐缩小。2007～2011年宁波GDP增长率都高于深圳。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的增长率2007、2010、2011年宁波也高于深圳，而2008、2009年稍微落后于深圳;宁波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除2009年比深圳低外，其他几年都高于深圳。2007～2011年规模以下企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宁波也比深圳高。 2007～2011年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比重增长率宁波都高于深圳。宁波工业经济能源消耗总量上与深圳的差距逐年减小，宁波在反映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标工业用电量上逐年增加，工业用电量与深圳几乎相当。宁波工业用电量增长率在2007～2009年都高于深圳，这与同时期宁波工业经济发展速度高于深圳是相吻合的。

(三)宁波工业经济与深圳存在差距的原因剖析

从内部条件看，宁波工业企业的规模落后于深圳，自身创新能力不足。2011年宁波企业十强第一位的镇海炼化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只有2011年深圳企业十强第一位的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半;宁波上市公司数量和A股上市公司市值则为深圳的3/10和1/10。深圳已进入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宁波则处于投资、效率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深圳科学技术竞争力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居第4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42.4%，创新体系建设处于较高水平。深圳的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突出，国内外创新型人才和资本能为深圳所用，创新驱动特征明显，注重创新投入，产出效率更高。宁波近几年建设创新型城市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深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就使得宁波工业经济发展动力提升能力不足，容易受到要素资源短缺限制而遇到发展瓶颈，利用后发优势追赶深圳的后劲不足，还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出现波动，发展不够稳定。

从外部环境看，宁波工业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更大。深圳、宁波外向型经济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工业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一度甚至出现负增长，但宁波工业经济回调程度要大于深圳，受金融危机影响更大。宁波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于深圳企业，对经济拉动力偏弱，对危机抗击能力也更弱。宁波中小民营企业居多，发展过程中难以获得更多的国家政策和资源支撑，遭遇金融危机和外贸壁垒，企业经济发展必然受到重大冲击。这使得宁波工业经济发展稳定性欠缺，外部环境的冲击容易破坏工业经济发展势头，企业也需要更长时间来恢复生产，工业经济发展速度受到限制。从发展动力看，宁波工业经济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更大。宁波与深圳工业经济发展动力都来源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宁波工业经济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更大，但是宁波工业经济的外向度不如深圳，这使得宁波工业经济发展动力不如深圳，同时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

二、深圳工业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

深圳工业经济发展有许多值得宁波借鉴的经验。基于宁波与深圳工业经济的差距及原因剖析，我们主要分析深圳市政府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提升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值得宁波学习借鉴的经验。

(一)发展总部经济，培养大企业大集团

深圳在培养和发展大企业大集团中，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优化总部经济发展环境，整合总部经济发展资源，统筹企业总部和研发基地的规划布局，实施总部企业引进计划，着力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在深圳设立中国业务总部、国内大型企业在深圳设立国际业务总部。鼓励和支持具有市场发展潜力、产业规模优势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本土大企业集团扎根深圳，通过国际合作、跨国并购、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快企业国际化进程。扶持有实力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开展跨国经营，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和著名品牌。

(二)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

深圳一方面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科学安排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建立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利用外资从外延的简单扩张转向内涵的深化拓展，结合全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拓展外资的来源地。另一方面坚持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增加资金产出。立足自身优势，加快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制造转变，发展现代金融、物流、商贸、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三)优化产业结构，为高端产业挤出空间

深圳一直没有停止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早在几年前就提出“建设效益深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先后出台了新能源、生物医药、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规划，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结构，推进建设三大产业集群，推进制造业适度重型化，推进优势传统产业集群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生态型都市农业和海洋产业，发展总部经济和民营经济。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不断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通过产业转移、老区改造，为新兴高端产业落户“挤出”新的发展空间。通过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走出了一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升级路径。

(四)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实施科技兴贸和以质取胜

深圳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实施科技兴贸和以质取胜，鼓励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支持企业扩大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自有品牌产品出口，鼓励进口先进技术及设备和短缺资源。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研究建立和实施贸易信用保险制度，推进贸易方式和市场多元化，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以优质产品拓展全球销售渠道。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效应，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进一步发展远洋贸易出口，积极开展转口贸易，大力培育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

(五)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和智慧城市

深圳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确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模式，并大力鼓励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高起点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推进支撑自主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创投行业;着力营造具有竞争力的创新环境，政策优、投入大。深圳推进自主创新最重要最本质的一条经验，是把全球的创新资源汇聚起来为己所用，其核心路径是推进商业模式和管理制度的创新，创造综合性、多元化创新模式。在推进自主创新的同时，深圳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除了通过抓核心技术、建基础设施、推示范工程等手段，在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管理、智慧生活等领域全面推进“智慧深圳”建设外，最大的特色就是创新智慧技术、智慧产品开发应用的商业化模式，高起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吸收全球的智慧资源、拓展全球的智慧市场来建设智慧城市。

三、发展宁波工业经济的若干建议

结合宁波与深圳工业经济发展比较分析结果，借鉴深圳工业经济发展经验，我们提出发展宁波工业经济的若干建议。

(一)培养和发展大企业大集团

从宁波与深圳的工业经济总量比较中可以发现，宁波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和规模以下企业总产值高于深圳，但工业经济总量水平落后于深圳，说明宁波市企业规模度低于深圳，企业在做大做强方面弱于深圳，这也是造成宁波工业经济与深圳存在差距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需要培养和发展大企业大集团。

一是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总部企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改善投资环境，整合总部经济发展资源，吸引国内大型企业和海外跨国公司在宁波设立总部或区域总部，并发挥其在企业经营和管理等方面对本地其他企业的良好示范作用，从而提升整体产业结构和行业竞争力。促进和培育本土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和著名品牌。鼓励和支持具有市场发展潜力、产业规模优势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本土大企业集团扎根宁波，加快企业国际化进程，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和著名品牌，发展提升本地企业或培育新企业使之成为拥有自主核心知识产权及品牌的总部型大型企业。

二是组织实施中小企业成长计划，鼓励和引导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制定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发展，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从事专业化生产和特色化经营，支持与大企业建立协作关系，推动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二)提高资金贡献率

从宁波与深圳工业经济相对强度的现状与发展速度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宁波在劳动力利用率方面与深圳的差距不大，但在资金利用率方面还有不小差距，因此需要保持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提高资金贡献率，更好地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

一是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使多方资金展开良性市场竞争，降低融资成本，最大限度地获得低成本资金。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设区域性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鼓励全天下的“宁波帮”共同建设宁波，提升宁波的工业进展，增加资金总量。同时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临港工业选资标准，加快引进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打造利用外资平台，充分发挥重点区块的招商引资主力军作用;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加强重大产业项目引资，坚持直接引资和间接引资并重，支持外资企业增资扩股和战略投资，重视智力资本引进。

二是不断深化拓展资金用途及去向。提高选资标准，加大对于新型产业和环境友好型工业的融资政策方面的倾斜，着重加强对工艺水平高、附加值高和产业关联度高的工业项目在融资方面的政策扶持，增加资金的利润率和贡献率。同时，进一步强化资金监管与税收引导，监督与引导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资金产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三)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从宁波与深圳工业经济能源消耗的现状与发展速度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宁波经济发展能耗较高而效率较低;同时在宁波工业经济发展动力分析中可以发现，产业结构未能更好地发挥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其向集约式发展，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是继续推动工业经济创新转型发展。重视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企业，推动制造业分工细化和服务外包，延伸和完善产业链，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更加有力的支撑条件，推进工业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是优化第二产业内部布局。择优发展临港工业，充分发挥港口资源优势，坚持“集群化、循环化、高端化”方向，努力打造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临港先进制造业基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保持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的领先地位，推动一批传统支柱产业的改造升级，全力打造产业集群，推进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合理引导产业梯度转移，引导宁波企业“走出去”建立生产基地，把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结构升级、总部经济培育结合起来。促进宁波经济顺利转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主导工业迈入高科技、高信息化等领域。将加快转移和淘汰高能耗、重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或企业。

(四)提高外贸企业的质与量

从宁波与深圳工业经济相对强度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宁波在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比重方面与深圳存在差距，说明宁波工业经济的外向度还有提升空间。从宁波与深圳工业经济发展的动力比较分析中也可以发现，宁波工业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存度要大于深圳。因此，应该加大外贸企业的发展力度，提高外贸企业的质与量，使进出口贸易为工业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优化外贸产业和出品产品结构。研究建立和实施贸易信用保险制度，推进贸易方式和市场多元化，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特别注重新兴市场和新兴原材料基地的开发，进一步提升外贸质量及影响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外贸产业结构，提高宁波外贸企业的数量和质量。在努力培育新的外贸企业的同时，鼓励外贸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促使原有外贸企业由单一的产品出口向技术溢出大、产品带动性大的集合化出口模式转变。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促进外贸企业转型升级，鼓励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

二是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管理方式。建立完善适应对内和对外开放要求的体制环境，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外资产业结构，引导“走出去”格局向宽领域、多层次转变，建设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更高层次上与国内外经济相融合的开放经济引领区。

(五)加强创新，突破瓶颈

从宁波与深圳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宁波工业经济发展速度对深圳的领先优势在减小，说明宁波工业经济可以利用的后发优势在逐渐减小，在工业经济发展中遇到瓶颈。因此需要加强创新来克服发展瓶颈，提升自身的实力来进行发展和追赶。

一是切实重视和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鼓励和扶持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依靠技术进步和人才战略脚踏实地开拓创新;鼓励与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设立研究院及研究中心，加强发展自主品牌建设;力争使一批重点企业在技术水平、工艺水平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

二是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加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探索设立创新基金，研究设立跨部门的创新科教组织;整合和优化创新资源，充分发挥高校的研究职能和企业的研发职能，鼓励校企协作，加强科技研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各项财政性资金的统筹支持力度;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导工业迈入高科技、高信息化等领域，促进智慧城市的顺利建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突出人才战略，以完善政策、加大投入、打造载体、强化服务为重点，加快构建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为自主创新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六)增强抗风险能力，稳定发展工业经济

从宁波与深圳工业经济发展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2009年的金融危机对宁波的影响要大于深圳，说明宁波工业经济发展还不够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稳定发展工业经济。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3

关键词：建造合同 施工企业 已完工未结算 风险

一、引言

根据建造合同准则，已完工未结算反映的是施工企业在会计上已经确认为收入，但尚未得到业主方确认的工程量，其等于工程施工减去工程结算后差额。已经完工未结算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清单内结算差额，由于未到计量时间，形成正常计量差；二是业主同意变更的清单外未结算工程施工，由于变更批复时间长、程序多，不能即时计量；三是按照完工百分比确认预计总收入与预计总成本的差额，即未结算部分包含的合同毛利。已完工未结算可靠性较差，无法及时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且在施工企业的资产中占有较大的比例，直接影响施工企业的资产安全性和真实性，加大了施工企业的资金管理风险。

二、导致已完工未结算产生的原因

（一）收入确认的标准不同

施工企业在执行建造合同过程中执行不同的合同准则，较多的在确认收入时会采用投入法和产出法。顾名思义，投入法就是累计施工企业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总成本的比例，产出法就是累计已完成的合同工作量，计算出已完成的工作总量占合同总量的比例。由于工程的工期较长，工作复杂程度较高，受外部的影响较大，利用上述两种方法在预计施工企业的总收入、总成本时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工程设计的变更等会直接对收入确认工作产生影响。而且在采用投入法计算成本时存在未及时将已经发生的成本计入总成本中，从而降低了投入法应用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施工企业采用产出法面临着工程施工地理环境复杂和多变的问题，施工的工作难度加大，实际工作中为了降低难度会直接对工程的原设计进行变更，增加或者减少工程量，从而产生计量滞后的现象。以上的原因会最终导致合同收入和工程结算的不一致，出现已完工未结算。

（二）执行合同的毛利率和实际毛利率不相符

施工企业在确定毛利率的时候需要准确的预计合同的总收入和总成本，以合同总收入和总成本作为估计毛利率的基础之一。施工企业要先预计合同的总成本和总收入，然后再对合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毛利率进行估计。一旦总收入和总成本的估计出现了偏差，就是直接导致毛利率的估计不准确，使得所估计的毛利率与实际产生的毛利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会间接导致完工未结算的产生。

（三）来自合同和业主方的客观原因

工程承包合同一般对于计量规则有较为详细的约定，如混凝土浇灌完毕后要达到一定天数的强度检测期限，业主才办理验收计量。在跨期结算情况下，由于成本已发生，收入已确认，但业主未结算，形成计量差。同时也存在业主由于资金困难而故意延迟计量，形成已完工未结算的情况。

三、已完工未结算面临的风险

（一）利率风险

虽然施工企业已完工未结算的款项已确认为企业的收入，但是却不是企业真实拥有的资金流，施工企业无法享有实际支配权和受益权。未结算款项无法给企业带来真实的经济收入，其机会成本就是银行的的名义利息，未结算款项的机会成本受到银行利率的影响，因此未结算款项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利率风险。利率升高，面临的利率风险加大，反之利率风险降低。

（二）资金变现风险

一部分的已完工未结算款项相当于应收账款，应收账款的变现性受到施工企业与业主之间结算程度的影响。如果未结算款项属于合同内的分项工程，则变现性高，如果未结算款项属于合同外的工程，则或多或少存在着扯皮的现象，变现性明显降低，而且结算的时间跨度较长，结算需要付出的成本增大，而且会对企业的营运资金和现金流产生不良影响。

（三）潜亏风险

施工企业账面已完工未结算，若不能全部计量收回，会形成收入虚增，在项目最终结算时，不得不冲减收入，减少合同毛利，形成项目亏损。

（四）汇率风险

海外施工必然会面临着汇率风险。已经结算的款项可以转化成施工企业的本国收入，汇率变动不会影响企业的实际收入。而未结算款项的资金价值以外币形式存在，且汇率会随着国家政策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变动，这对未结算款项带来汇率风险。汇率升高，企业就会赚取额外的汇率收益，汇率降低，施工企业未结算款项就会缩水，因此施工企业国外的为结算款项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四、已完工未结算风险管理措施

（一）及时分析未结算款项产生的原因

施工企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及时找到未结算款项产生的原因，并及时采取解决措施。首先，施工企业要及时核对计量部门结算和财务收入之间的差异。如果差异较大，就需要施工企业对其进行重新评估。再者，施工企业要对完工进度和合同结算进行有效的排查，找出差异原因，要及时关注完工百分比。若排除了正常跨期形成的差异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企业就要对其进行仔细的核实。

（二）对未结算款项进行定期结算

施工企业要降低利率风险和未结算款项变现风险，可以在明确未结算款项产生的原因之后定期与业主进行结算。施工企业可以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定期对已完工的工程量进行测量和评估，及时累计已经完成的工程量。施工企业还应对可以确认为收入的款项进行汇总管理，然后定期与业主进行结算。这样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企业面临的利率风险和款项变现风险。

（三）利用金融衍生品来规避汇率风险

施工企业可以通过金融衍生品来规避由于开展国外业务带来的汇率风险。施工企业可以利用期权、期货和汇率互换等手段来降低汇率风险，可以根据自身和汇率市场上的实际情况来购买看涨期权或者看跌期权。施工企业也可以通过软货币和硬货币对未结款项进行结算，从而降低汇率风险。

五、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施工企业的国内业务不断扩大，海外业务增多。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已完工未结算款项，自然面临着利率风险、变现风险和汇率风险。企业要对已完工未结算款进行风险管理，以便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豆云峰.施工企业已完工未结算的管理探析[J].交通财会，2013（03）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

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

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 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

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5

今天我们在**市召开全省国税系统国际税收工作会议。省局李局长对我省的国际税收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连续三年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等一下李局长还要作重要指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国际（涉外）税收工作会议精神，回顾**6年工作，总结经验查找差距，部署**7年工作，明确任务再创佳绩。下面我讲两点意见：

一、**6年国际税收工作取得较大成绩

**6年，在省局党组和总局国际税务司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省国际税务管理部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致力税收与经济的和谐发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国际税收工作，坚持依法治税，正确贯彻执行涉外税收政策，进一步加大转让定价审计工作力度，积极开展双边预约定价工作，完善和规范涉外税收管理，国际税收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

（一）涉外税收收入稳步增长

**6年超额完成了全省国税系统（含深圳）共组织涉外税收收入1299亿多元，比去年同期增收189亿多元，增长17.1％，其中，增值税收入758亿多元，比去年同期增收近160亿元，增长26.7％；消费税收入约5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收近11亿元，增长23.6％，涉外企业所得税收入约22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收47亿多元，增长26.6％。涉外税收的快速增长，除了经济发展因素外，各地大力加强征管，强化税源控管，认真清理欠税，积极开展反避税工作，加强对重点行业如房地产行业的监管，确保了税款的足额入库，超额完成了全年的涉外税收收入任务。

（二）涉外税收执法力度加大

各地认真执行各项涉外税收政策，不断加大执法力度。一是全面检查涉外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各地严格按照省局的要求对本辖区涉外税收执法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对在执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政策中出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查找和整改。二是严格执行税收优惠政策。各地对定期减免税、降低税率、再投资退税、购买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财产损失等审批事项进行了规范，在审核过程中，严格把关。三是严格办理税款延期缴纳审批工作。四是完善涉外税收征管流程。积极做好推广应用总局综合征管软件CTAISV2.0版的工作及上线后业务运维工作。组织完成《**省国税系统岗位职责体系》及《**省国税系统税收征管规程》国际税务管理部分的编写工作。五是加强涉外税收宣传，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积极配合政府职能部门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三）汇算清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各地主管部门精心组织、科学安排、逐级培训、完善查账报告内容，加强对已取消税务行政审批项目的后续管理工作，重点抓好“汇缴率、亏损率、真实率、准确率、使用率”五个率，确保了汇算清缴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我省的汇算清缴工作在税务总局对全国各省市汇算清缴工作进行综合评定中被评为优秀单位。

（四）反避税工作取得新成绩

去年我省国税反避税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和突破，在总局考核的立案和结案数以及调增税额两项指标中均居全国第二名，我省的反避税工作总结被总局作为经验材料选到去年全国国际（涉外）税收工作会议上进行交流。去年我省的反避税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一是抓重点企业调查。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筛选长期亏损、长期微利或跳跃性赢利却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企业作为反避税审计的对象。二是抓关联交易申报。各地结合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要求中介机构在年度查账报告中对企业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业务往来情况进行审核和披露，要求基层税务机关根据《关联交易审核表》有关内容加强对企业关联申报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监控。三是严格执行立结案审批制度。严格按照总局的要求，制定和完善了立案、结案上报审批的具体实施办法，明确立结案报告的上报格式和内容要求，大大地提高了我省案件上报的质量，去年我省某户企业的转让定价立案审计报告被总局选为范例挂在总局反避税业务支持网上给各省市参考。四是抓反避税组织建设。各地紧密结合本地税收工作实际，因地制宜地创新反避税工作模式。如广州在市直属分局设立国际税务管理科专门负责反避税工作；深圳从基层抽调业务骨干到市局专门从事反避税工作；佛山市局成立全市反避税领导小组；汕头市局在国际税务管理科内设专门反避税工作组；珠海市局采取“工作组+人才库”的组织模式等。五是抓好反避税人员培训。去年3月省局在广州举办了60多人参加的转让定价培训班，由总局安排日本专家授课。9月下旬在大连举办了90人参加的全省反避税人员培训班，还派人参加总局在深圳和长沙举办的反避税研讨班培训班。六是积极稳妥地开展预约定价工作。七是拓展境内反避税的新领域。去年我省的反避税工作除了积极开展“跨境避税”进行调查外，还特别关注通过低出高进规避消费税、通过新设企业套取涉外企业所得税优惠等困扰日管的“境内避税”问题。

（五）税收协定和情报交换工作有新突破

为了做好内地和香港、内地和澳门两个税收安排的执行工作，广州、深圳、珠海市局加强调查研究，及时解决执行安排中碰到的问题。省局还参加总局与香港、澳门财税部门关于税收安排的工作会谈，参与组织港澳企业界和中介机构执行两个税收安排的宣传咨询活动。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总局情报交换的有关规定，圆满完成了总局交办的任务。

（六）政策调研进一步加强

根据国家新的产业政策，省局主动向省府提出修订地方所得税减免税规定，经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报经省政府同意制定下发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减、免征地方所得税的补充规定》。省局还积极配合总局完善涉外税收政策开展调研，对“两法合并”后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引进先进技术减免企业所得税、正确执行税收协定和两个税收安排等问题开展调研，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供总局决策参考。

（七）外事工作进一步规范

各地认真按照国家和总局的外事规定，结合我省国税实际制定因公出国（境）审批制度，严格把关，依章审批。加强外事工作检查，与省局监察、人事部门组成检查组对六个市执行外事工作管理规定情况和税务工作人员因私出国（境）管理和审批情况进行检查，及时纠正违反外事工作管理规定行为。

**6年取得的上述成绩，是工作在国际税收工作岗位上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向为我省国际税收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有：一是有些国税机关领导对国际税收工作重视支持还不够；二是实行属地管理基础上的专业化管理机制进展缓慢，成效不明显；三是纳税评估和税务审计开展不够深入，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四是各地反避税工作开展不平衡，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开展；五是高素质的国际税务人才特别是反避税人才不足。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但有些是经过主观努力可以克服或部分可以克服的，关键是我们重不重视，有没有战胜它的信心和决心。除了国际税务管理部门的同志要努力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外，各级国税局的领导特别是分管领导，要进一步提高对国际税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大力支持国际税收工作。

二、努力做好**7年国际税收工作

**7年全省国税系统国际税收工作要按照省局国税工作总体要求和总局国际税司工作部署，完善机制，加强管理，扎实工作，全面完成涉外税收和国际税务管理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提高国际税收工作水平。

（一）加强重点税源监控和收入分析

1.加强税源监控。各市要按照总局关于重点税源管理和省局关于大企业管理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选定重点税源管理对象，按重点税源企业设置台帐，随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盈利水平、纳税申报等状况，重点税源企业出现盈亏变化和纳税申报异常时要及时向省局报告。

2.加强收入分析。各地要认真做好涉外税收收入分析和上报工作，特别是要掌握重点税源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纳税变化情况，做好深度的税收收入分析，按季向省局报告本地涉外税收收入分析，对收入异常变化的要找出原因，切实采取措施确保涉外税收收入任务圆满完成。

（二）充分发挥汇缴、评估、审计三者之间协调互动作用

1.建立健全和利用汇算清缴基础数据库。汇算清缴收集到的数据几乎覆盖涉外企业的开歇停业、生产经营、财务收支、成本费用、盈亏状况、纳税情况等方面，可按企业类型、行业明细、投资国别、所在区域、经营规模、盈亏水平、纳税年度、税源大小、税收优惠等内容进行分类，建立本地管辖的涉外企业基础数据库，并在每年的汇算清缴工作后不断充实，为税收收入分析、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和反避税调查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各地要重视汇算清缴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和利用，省局要在各地基础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起全省的数据库，为全省开展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和反避税调查提供信息支持。

2.积极开展纳税评估。各地要按照总局制定的涉外企业纳税评估规程，结合汇算清缴开展纳税评估初评，对企业年度纳税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充分利用汇算清缴基础数据库、税源管理台帐、企业财务报表等相关资料，按行业建立比对分析指标体系，合理测算预警指标值，及时发现企业年度纳税申报存在的疑点和问题，为税务审计和反避税调查提供线索。

3.逐步加大税务审计力度。税务审计要求高、难度大、各地可对长期亏损和零申报的重点企业或纳税评估发现重大疑点的企业，按照审计规程尝试开展税务审计。积极探索联合税务审计，除配合总局做好跨省企业联合审计外，在全省或全市范围内试点开展跨市县联合审计工作。

（三）正确执行税收政策，强化税收管理

1.加强重点行业涉外税收管理。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今后允许外资准入市场的范围越来越大，由此带来一些新的税收政策和管理问题。省局和各地要紧密结合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深入开展政策调研，针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政策和管理问题，为总局制定和完善税收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并结合**实际制定我省的政策配套管理措施。今年各地要重点抓好外资房地产和外资银行的税收政策执行和征收管理工作。

2.正确执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今年是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最后一年，各地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严格把关，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管理，不能放松和降低审批减免税优惠的条件和标准，对享受各种税收优惠的涉外企业进行清理和检查，对不符合享受优惠条件或优惠期限届满的涉外企业不再给予减免税优惠待遇，为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过渡期税收优惠政策的正确执行打好基础。

3.做好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各地要加强调查研究，全面测算由于“两法合并”后所得税率、税收优惠、税前扣除标准的变化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负担和涉外税收收入的影响，及时了解和掌握外商投资企业对即将实施新税法的反应和动向，为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提供服务。要向社会特别是涉外企业做好新税法的宣传和辅导工作，为新旧税法顺利过渡打好群众基础。要组织涉外税收人员学习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为正确实行新税法做好充分准备。

（四）深入开展反避税工作

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深化，内外资企业税收政策趋向统一后，反避税工作已成为国际税务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各地要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反避税工作上来，克服畏难情绪和无所作为的思想，因地制宜地开展反避税工作。为了完成反避税工作目标，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的做好以下工作：

1.科学构建反避税组织架构和人才库。各地缺乏固定的反避税机构和高素质人才是制约反避税工作正常开展的瓶颈，要冲破这个瓶颈，不能靠突破现有的行政编制和机构来解决，只能立足现有条件，根据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搭建反避税组织架构和建立反避税人才库。涉外税收人员较多的市，可借鉴广州、深圳的做法，设立反避税专门机构并指定专人负责，采取“市局反避税机构与人才库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反避税工作。涉外税收人员较少的市可在市局国际税务管理部门成立反避税领导小组，人员由分管局长、税收管理、稽查、税政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作为市局反避税工作指挥中心，采取“指挥中心与稽查、税政、税源管理部门、人才库”相结合的反避税工作模式。也可以采用项目管理办法，一个案件作为一个项目，指定项目负责人，采取“项目管理与人才库”相结合的模式。总之，省局对各地反避税工作模式不作硬性规定，各地要积极进行实践和探索，找出适合本地反避税工作需要的新路子。

2.着力搭建反避税信息平台。

（五）切实做好税收协定和税收情报交换工作

1.进一步提高税收协定执行水平。税收协定是国际税收管理的重要法律依据，对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维持国家税收和经济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要高度重视税收协定的执行，规范税收协定执行程序，执行好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要注意掌握税收协定与国内法的关系，避免未执行或不当执行协定而造成错误行使税收管辖权、产生双重征税、税收协定被滥用等管理漏洞和税务纠纷。由于我省毗邻港澳，在我省的外资企业澳企业占60%以上，因此各地要抓好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两个税收安排的学习宣传和执行工作。为了使各地准确掌握和正确执行两个税收安排，全面深入了解香港和澳门的税收制度，省局将举办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税收安排、香港、澳门税收制度培训班。各地要及时向省局报告在税收协定和两个安排执行中的实际问题和案例，并提出合理建议。省局将在各市上报的税收协定（安排）执行案例中选择典型案例举办研讨会进行讨论交流。

2.重视税收情报交换作用。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是查证跨国公司在跨国劳务、投资与经营中是否存在偷避税问题，提高国际税收征管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款流失的有效途径。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均有情报交换条款，但我们多数时候是为别国提供税收情报而几乎没有向别国提出提供情报的要求，不会利用情报交换来扩大国际征管力量。这种现象要引起各地的重视，尽力改变这种不平衡状态。为了充分发挥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在反国际偷避税方面的作用，各地要严格按照总局的要求做好情报交换日常工作，并按时按质完成总局省局交办的税收情报工作。各地要增强情报请求意识，充分利用情报交换渠道，主动向税收协定缔约方提出情报请求，以维护我国税收权益，提高我省涉外税收征管水平。

（六）做好“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

当前，“走出去”企业虽然大多数是内资企业，但其境外投资取得的利润属于跨国所得，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税收管辖权和避免双重征税问题，因此“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有许多属于国际税务事项，总局明确由国际税务司牵头研究制定“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意见。各地要按照总局提出的“优化服务、完善政策、规范管理、加强合作”的要求，认真做好“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

1.优化服务。各地要充分利用税务机关内外部门户网站、12366特服电话、报纸、杂志等媒体上开辟专栏，在办税服务大厅开设宣传栏和提供宣传资料、建立专门咨询窗口，为“走出去”企业和个人提供对外投资税收宣传辅导。省局将通过举办研讨会的形式，向“走出去”企业和个人介绍投资国税收政策、涉税事项、税收协定等方面内容，“走出去”企业和个人解决对外投资遇到的税收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2.完善政策。各地要正确贯彻落实“走出去”企业各项税收政策，针对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完善税收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确保“走出去”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3.规范管理。各地要把“走出去”企业列入大企业管理范畴实行专业化管理，按照总局制定的税务登记备案制度、境外所得税申报和审计制度、境外所得税征管操作规程，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规范管理。

4.加强合作。各地要主动与“走出去”企业的审批和登记管理部门以及境外投资资金管理部门加强联系，定期交换“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信息。要及时向省局反映“走出去”企业在投资所在国遇到的税收问题，特别是遭遇不执行税收协定、存在税收歧视和重复征税问题，以便向总局反映，快速启动税收磋商程序妥善解决税收分歧，维护我国“走出去”企业和个人的合法税收权益，促进“走出去”企业健康发展。

（七）加强国际税收干部队伍建设

国际税收工作的好坏取决于干部队伍的稳定和素质的高低。各地要重视和加强国际税收干部队伍建设。一是要稳定国际税收干部的思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后，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管理归属目前尚未明确，国际税收干部人心波动，有些开始考虑出路，加上反避税工作要求高、难度大、重视不够，更加剧了干部思想的不稳定。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和支持国际税收工作，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他们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在国际税收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二是要稳定国际税收干部队伍。培养一个成熟的能完全胜任国际税收工作特别是反避税工作的干部需要5?10年的时间，各地要保持国际税收干部队伍的稳定，不要随便交流和换岗。三是强化培训，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方式加大业务培训力度，今年三月份已举办由日本税务专家主讲的预约定价培训班，年内将与中介机构在香港举办两期高级反避税业务培训班，举办一期税收协定研讨班。四是加强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后，涉外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有一个过渡期，在两法转换的过渡期，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严查借办理减免税之机以权徇私，确保过渡期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正确执行。

（八）严格执行外事工作制度和外事纪律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组织；加工贸易

作者简介：张彩霞（1974-），女，山西大同人，衡阳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业产业组织和农产品国际贸易；

皮修平（1963-），男，湖南澧县人，衡阳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5.0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5-17-02

衡阳地处湖南南部地区，是湖南第二大城市，也是部级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湘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区，开放型经济是衡阳融入珠三角，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衡阳市政府也坚守“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把扩大开放作为首选战略”理念。目前，引资及外资企业的本地发展已成为衡阳市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衡阳整体经济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涉及到外资企业对衡阳经济发展的诸多影响。衡阳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状况如何，外资企业的市场进入对衡阳产业组织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对衡阳开放型经济健康发展、对衡阳产业组织组织健康发展、对促进区域平衡、调整产业结构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衡阳外资利用与外资企业的市场进入

（一）衡阳外资利用

衡阳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总体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至入世外资利用规模较少，第二阶段，自2001年起至2004年，衡阳外资利用规模逐年扩大，第三阶段为2006年至今，引资能力大幅提升。2001年衡阳引资项目为78项，合同金额为1.2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0.898亿美元，位居全省第三。2006年，衡阳引资97项，实际利用外资2.04亿美元，但与长沙等引资重点地区相比，衡阳外资数量多，但单项规模较低。2012年衡阳新增外资项目111个，其中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2个，实际利用外资6.04亿美元，是湘南地区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

从外资的来源地看，衡阳外商投资主要来自与港澳台，港澳台资企业其投资规模一般较小，产品技术含量较低，港澳台资企业在衡阳投资主要是利用当地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及交通便利的优势，这与其他中部地区港澳台资主要投资目的相类似。近几年港澳台资企业在衡阳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一些大型企业也选择在衡阳投资。

（二）外资企业市场进入

衡阳外资企业有很强的行业偏好，以2011年为例，外资项目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主要投资领域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行业。早期的外资企业市场进入选择进入壁垒较低的行业，如服装、鞋、食品加工业，在这些领域中吸引外资相对较多，生产规模一般较小，近一两年，外资企业在这一领域的投资规模有所扩大， 2011年康师傅选择在衡阳投资，总投资额达1亿美元，也是食品加工企业中规模和实力较大的外资企业；除进入壁垒较低的行业外，近几年，衡阳外资企业也开始进入到壁垒较高行业，电子信息产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如富士康，2012年富士康在衡阳工业园投资，金额达1亿美元，主要生产数位产品、智能家电等高科技产品、先进光电及LED等系列产品，其行业利润率较高。总体来看，区域壁垒对外资企业的市场进入的影响较大，主要来自于衡阳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才等投资环境较差等因素的影响，这也是衡阳外资利用较少的主要原因。

二、外资企业对衡阳产业组织的影响

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中，企业行为是联结市场结构和行业绩效的中间环节，是产业组织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组织的影响是通过外资企业的市场行为来完成的。借助传统产业组织SCP分析框架，我们分析外资企业对衡阳产业组织的影响。

（一）对衡阳产业组织市场结构的影响

外资企业对衡阳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集中度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衡阳产业组织的集中度[1]。外资企业的市场进入对于进入行业产业组织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有着一定的影响，部分外资为全球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因此能给市场集中度带来较强的市场冲击力[2]。衡阳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集中在第二产业，近几年一些有实力的外资企业纷纷在衡阳投资建厂，如富士康、康师傅等，特别是产业关联性较强的衡阳外资企业其对行业产业组织分工与协作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外资公司对所在行业的产业组织市场集中影响效果非常明显。建滔化工在衡阳的投资，形成了中南地区最大的盐卤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产业集群式发展态势平稳。富士康衡阳的投资带来了智科实业、新龙科技、巨电电子、星源电子、智统五金等配套企业相继入驻，这些企业之间形成一定的分工协作关系，专业化分工更加明确。外资企业提高了衡阳产业组织市场集中度，同时也提升了衡阳产业组织产品差别化程度。为尽量避免同质化竞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衡阳各代工鞋企的品牌、档次的选择上各不相同。

（二）对衡阳产业组织市场行为的影响

企业行为是联结市场结构和行业绩效的中间环节，受企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交互作用所制约。企业行为对市场行为的影响主要是对所在行业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协调行为等方面的影响[3]。市场竞争行为又可以分为价格竞争行为与非价格竞争行为（兼并行为、广告行为等）。市场协调行为是指同一市场上的企业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相互协调的市场行为[4]。目前，衡阳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领域中，富士康、欧姆龙等衡阳大外贸企业，其大部分产品主要是进行出口，富士康胜添精密有限公司、钜旺鞋业、荣阳鞋业、南阳鞋业四家台资企业出口总额超过全市加工贸易总额的80%，其他外资企业目标市场非衡阳本地本地，因此对衡阳地区企业之间市场竞争行为影响较小。

（三）对衡阳产业组织市场绩效的影响

市场绩效是市场行为的结果，它是由一定的市场行为下的某一产业的价格、产量、利润、成本及技术进步等方面的经济成果所体现[5]。衡阳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工业领域，外资企业的进入提高了衡阳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规模结构效率，近几年衡阳工业领域市场表现较好。2010年衡阳规模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22.08亿元，远高出2005的规模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是2005年的4.56倍。2010年全市规模工业总资产贡献率为20.8%，比2005年高出10.86个百分点，流动资产周转率也比2005年高出3.6个百分点，为6.8次，全市规模工业资金流动速度加快，获利能力不断增强。

在生产效率方面，各种要素投入效果显著，2010年规模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11936元/人，成本费用利润率为4.42%，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另外，规模工业资产负债率均有所下降，经营风险降低。2010年资产负债率为60.62%，比2005年降低6.28个百分点，仍处于60%-70%的可控范围内，属于比较合理、稳健的经营风险。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衡阳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对衡阳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行为及绩效都有一定影响，对衡阳产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衡阳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衡阳产业组织的集中度，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在不断优化；（2）外资公司投资的结构过于集中，对其他产业发展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大多数的外资企业规模过小，投资目的主要是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交通优势，外资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低，其技术扩散效应较低；（3）外资公司的进入总体上提高所在行业的产业组织的资源配置效率及规模结构效率，尤其是工业领域。

基于对问题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改善投资环境。从规模上来看，衡阳要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外资引进是有利于衡阳经济发展，衡阳外向型经济水平较低，应进一步引进外资，加大引资力度。继续发挥工业园区在引资中的主导作用及引资载体功能，对外商投资企业，应在投融资、土地运作、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优化外商投资软环境，应营造有利于外资企业的软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对外商投资项目，减少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外商投资成本。

2、调整投资产业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向第一和第三产业领域发展，以及产业内部的合理搭配。衡阳外资过于集中于第二产业，应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外资进入其他产业，以工业为主转为着重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力度，鼓励外资投向环保、旅游业。

3、提高外资质量。衡阳企业管理水平落后，产品核心竞争力不强，表现在整体科技素质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集约化程度低。应鼓励外资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应该以促进其核心技术转移为目标，加快对技术的引进和改造，重化工业则应以注重产品的资源节约和环保为原则。

参考文献：

[1] 于立、王询.当代西方产业组织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2] 陈明森.外资企业市场进入行为与市场结构效应——以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为例[J].东南学术，2005，（03）.

[3] 李然.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组织的影响[J].生产力研究，2009，（23）.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7

2．万建国 ： 2000年起任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武汉建工从2004年起引进国际战略伙伴，现已明确基本框架，他在主持的国际合作及国际战略方面的业绩有：与法国菲立证券公司合作，引进世界前三大建筑商之一就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进行战略重组，已进入实质操作，拟在2005年底完成； 与香港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共同合作，与香港某上市公司就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进行战略重组，进入实质性操作；2004年公司投资1500万元人民币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实施房地产开发；2004年公司完成吉尔吉斯坦造纸厂日的投标建设项目，实现利润300万元；完成了台湾丰群集团投资项目，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王大雄 ： 1997年起担任中海集团总会计师和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01年被任命为中海集团副总裁。上海海运学院财务会计专业毕业，高级会计师。王大雄同志凭借二十多年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扎实的财务知识和勇于开拓的精神，较好地融合中西方财会理念，努力探求适合国有大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之路，开创了中海集团财会工作的新局面，上任以来，配合集团发展步伐，创立资金全球监管理念，确保集团资金需要，大力拓展境外融资渠道。通过构建和强化资金集中管理模式，有效防范资金风险，为中国海运集团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与企业共同成长、锐意进取的理财人。

4．王文涛 ： 2001年起任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美国密西根大学计算机工程学士，工商管理学硕士。在企业国际化上发挥了引入国际管理规范、推动管理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及扩大企业合资产品引进及规模的作用。具有丰富的国内及国际大型企业管理经营经验，包括产品开发、国际融资、企业兼并、市场营销、投资者关系、战略规划。同时专长于设计、建立及逐步改进大规模和高度复杂的制造业财务及计划组织以保证财务报表在多种会计准则下的及时及准确性。其主要业绩为：继续扩展与福特的战略伙伴关系，引入新技术、新产品及最新管理办法，把江铃做强做大，在该方面取得以下主要进展；加快产品出口，参与全球汽车业竞争。

5．王光西； 2001年起任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他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十分重视企业的发展，尤其是企业经营的国际化。积极参与集团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决策，并在工作中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使集团公司进出口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他在日常工作中引入国际先进财务管理理念，创造性的开展财务管理工作，先后建立了资金集中管理制度，财务分析制度，向二级单位委派财务总监制度，在工作中大力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提高了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为企业的资本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财务基础。

6．王新国： 1997年10月起任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在公司内部管理方面，引入国际财务管理理念，主导建立了国际化的企业会计规则、内控制度，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立了独特的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集成系统，完成了企业财务管理与财务核算的跨越式变革，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先进的管理工具，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企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以及境内合资合作等业务和发展过程中，大胆创新，发挥了主导者、专业设计等作用。在王新国同志主导带领下，对公司内部的管理流程进行彻底的流程再造，按照公司适应国际化目标的要求，完善制定了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投资融资管理制度等一整套完善的内控制度。

7．孙月英： 2000年12月起任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会计师。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目前中远集团资产总额超过1300多亿元，境外资产规模已经达到750亿元左右，由于境外企业所处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管理链条的增加，孙月英同志在中远集团负责财务工作期间，狠抓财务基础工作，切实加强财务管理，坚定不移地推行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举措，采取多种方式，调整集团债务结构，使财务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逐步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她战略性地提出了“建立四个体系，培养一支队伍” 的财务管理目标，即建立健全财务集中控制体系、全面预算管理体系、财务风险控制体系和税务筹划管理体系，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远洋财会人才队伍，为集团今后一段时期的财务工作指明了方向。

8．许奇 ： 2001年起任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硕士。许奇同志作为公司“战略计划管理者”，将公司战略与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结合起来制定，建议并监督实施公司财务战略，以支持公司推行其经营战略。财务管理的目标取决于公司的总目标，并且受财务管理自身特点的制约，要达到公司的财务目标：利润最大化；每股盈余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他的职责是将公司的战略与财务管理融为一体，成为沟通部门主管的战略经营重心，是公司、投资者财务要求的桥梁。作为财务总监，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9．张汉宏 ： 2003年起任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硕士。会计师事务所和投资银行的工作经历 ，使其从价值创造的财务视角思考企业的财会问题；证券市场的投资经验，使其在财务工作中时刻不忘风险控制。在担任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期间，着力推进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强化现金流量控制，推动公司业务流程变革 。

10．李引泉： 2002年3月至2004年3月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4年3月至今任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经济学硕士，意大利菲纳菲克学院金融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作为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在招商局这样的跨国集团企业中的角色与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分管集团财务部。根据跨国企业特点，建立集中财务管控体系，参与把握投资规模和结构，控制债务总量、结构和风险，保证企业的健康持续均衡发展。2.分管集团信息技术部。根据跨境企业特点，选择适当技术路线和架构，建立实施集团有关管理信息系统，服务于集团的经营管理和发展。3.分管招商局金融集团，管理分布于英国、香港及中国大陆的金融机构和业务。

11．李占国 ： 2003年起任海尔集团财务部长，大学本科毕业，高级会计师。在搭建海尔集团全球财务平台和支持海尔全球品牌战略实施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2005年度，在海尔海外业务规模急速扩张和境外上市等领域规避财务运作风险、参与集团预决策方面，充分体现了CFO的价值。其主要业绩为：1.建立海尔全球区域中心财务管理机构。2.建立海尔全球CFO大会制度。3.实现海尔境外上市，加快海尔全球化。4.建立外汇防风险管理体系。5.创建SBU损益制经营模式，推进海尔SBU建设。6.搭建海尔集团产融结合的跨国经营模式。7.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海尔全球网络财务信息平台。

12．刘伟： 2005年起任江苏沪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积极参与设计并实施宁沪公司融资方案，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化重组，优化股权结构、确定发行方案等，1997年成功地在香港发行并上市，募集资金约40.70亿元。近年来她分阶段组织了对部分财务管理制度的修订和完善。特别是对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的细化和对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完善，起到了保证公司资产安全和提升整体管理水平的作用。在公司管理职能方面：参与公司投资决策，主要负责制定企业的各项财务制度和规定，编制公司财务预算、成本控制、财务监督，负责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等工作。同时兼任105亿投资规模的沪宁高速公路扩建项目的筹资、投资、财务管理、项目核算、决算的负责工作。

13．孙杰平 ： 1997年起任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高级会计师，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计硕士。其主要业绩有：1.公司主要原料药通过美国FDA的认证，主要原料药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2.公司正积极在美国创建医药研究所；3.公司正积极争取部分药品制剂通过美国FDA认证，并拓展公司制剂产品在美国的销售市场。

14．刘章民 ：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毕业于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工业财务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2001年7月起任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2005年8月兼任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作为东风汽车公司决策层核心成员之一,分管公司财务工作，以丰富的专业知识、稳健的工作作风、高超的组织和沟通能力、勇于开拓，在参与企业重大决策、推动公司国际合作进程中始终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东风公司战略发展和经营国际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财务管理与国际接轨作出了重大贡献。

15．刘培华：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硕士、高级会计师。在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为解决琼胶事件、筹措资金，以及加强投资、财务、法律监审做了大量管理工作，特别是运用国际财务管理理念，建立健全了先进的会计规则、内控制度、财务管理系统和管理模式以及一系列规章制度。作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严格抓好定期财务报告的编制，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经审计的、准确的财务数据。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专业进出口公司，面临的客户是国际买家，其经营理念、管理系统本身需要接轨国际惯例。

16．沈翎 ： 2002年起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财务总部总经理、五矿集团总会计师。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全面参与了公司战略计划管理、资源价值管理、流程系统管理、业绩评价管理、公司控制管理。坚持以股东价值创造为基础参与公司战略，通过先进的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念与全球化的视角，积极推动集团公司海外资本市场运作、海外紧缺矿产资源开发、海外企业的整合与管理深化。在五矿收购加拿大最大矿业公司诺兰达，重组整合两家香港上市公司，与智利、巴西等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梳理并完善五矿众多海外企业财务管控模式等一系列重要海外战略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7．吴术 ： 2001年4月起任吉恩镍业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拥有精湛的专业技能、广阔的知识面、高超的组织和沟通能力以及勇于开拓的精神。其主要业绩为：成功实现了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上市，成为国内首家镍生产企业上市公司；积极引入和应用国际先进的财务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在公司资本运营方面，他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效益观和风险观，紧紧围绕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股权管理得到有效推进，资本市场业务稳步延伸，使资本运营成为吉恩镍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保障；探索大型企业集团有效的资金管理模式，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18．余世勇： 1995年起任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美国斯特福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近年来参与了江西晨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韩国新茂林制纸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南非赛佩(SAPPI)公司等外资巨头合资谈判工作，使江西晨鸣的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人民币将增至17200万美元。2004年10月，晨鸣纸业与*ST江纸、韩国新茂林制纸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南非赛佩(SAPPI)公司四方在南昌签订了《出资意向书》。在此次增资扩股中，晨鸣纸业出资8110.48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7154.8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7.154%。韩国新茂林公司以现金1290万美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7.5%。

19．吴安迪： 2000年5月起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财务），2004年12月起兼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会计师。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EMBA。作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主管财务工作的副总经理，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具体组织、实施和协调公司重组上市和境外融资工作；负责按照国际先进电信企业标准建立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财务管理体制，建立完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和全面预算、绩效考核、财务信息化等先进财务管控手段；主导参与企业海外投资和境外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拥有超过20年的电信财务管理经验，熟悉电信行业情况，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20．张晓旺： 2001年5月起担任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研究生学历。公司于2004年8月6日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成为福建省第一家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家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公司上市后斥资1000万元港币设立香港七匹狼公司。本人与设计、企划、生产部门先后两次赴港与国际品牌公司洽谈合作事宜，向其介绍公司资本实力、内部控制、财务结构、风险控制等情况。针对民营企业在内部控制程序上的薄弱环节，在各职能部门的配合下，对公司采购、生产、销售各个环节流程进行整合，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21．罗茂生：西安银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全面负责银桥在新加坡的上市子公司在金融市场中的融资业务。不断探索会计工作如何促进公司健康、良性发展，如何完善公司治理，如何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如何防范公司经营风险，取得初步成效。勇于实践，积极将科学的管理方法应用到会计工作中。其主要业绩有：利用自身丰富的资本市场经验，促成了银桥乳业以“反向收购”方式在新加坡上市，成为国内乳制品行业第一家境外上市公司，亦成为新加坡资本市场近年来以“反向收购”方式上市的成功案例，为企业发展打通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台。

22．陈国钢： 2000年起任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2003年更名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兼任中化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化公司预算及评价委员会主任。会计学博士，高级会计师。作为中化公司总会计师和两个专业委员会主任，全面参与中化公司战略制定和重大经济决策，负责公司的风险控制和预算管理。在推动公司实施战略转型，逐步迈向受人尊敬、具有全球地位伟大公司的过程中，始终瞄准国际上先进企业，吸收他人之长，结合中化公司自身实际，领导构建了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核心、“点、线、面”相结合的内部控制体系和国际融资与资本运作平台，为公司获取和合理配置财务资源，控制经营风险，实现公司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23．赵绍林： 2001年11月任邯郸钢铁集团公司总会计师，2002年3月任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其主要业绩有；一、建立模拟市场核算机制，推进全面预算管理。以该机制为核心的邯钢集约经营管理经验荣获1996年第四届国家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二、建章立制规范管理，降低资金运行成本。建立网上银行，通过银企互联的方式，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定时从银行获取公司所有账户余额和交易明细，从而实现对集团公司全部账户的监控。三、实施资本运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企业发展。在现代企业改制中，他是邯钢股份制改造和股票发行上市、进入资本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和直接操作者。四、引进先进管理方式，促进企业管理创新。

24．赵春香：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参与实施了公司股改上市、发行可转换债券、兼并收购等资本运作工作，为公司实施低成本扩张战略铺平了道路。注重公司财务信息平台建设，着力加强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建立了资金统一管理体系和各子公司的远程监控体系，组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她致力于全面提高公司财务工作质量，注重诚信守法，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公允的财务报告。作为公司总经理的密切合作伙伴，她积极参与了公司战略规划和所有生产经营重大决策，在追求企业可持续发展和财务稳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25．徐昭： 2002年9月起任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计硕士。全面参与了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的收购兼并工作。参与了对外合资合作、技术引进决策，负责决定并领导与进出口业务相关的融资安排、规避利率风险、外汇理财、出口保险等工作。具有多年不同类型企业的财务中高层管理经验，有对大型企业进行收购兼并、财务整合的实际操作经历。善于通过战略规划、预算管理、制度建设、价值链管理推动企业的财务工作，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由于拥有企业中技术和生产的实际工作背景，能够对财务报表所揭示的信息有深刻和多角度的理解。

26．徐琳：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自负责公司财务工作以来，全面推行财务预算管理，以目标和利润为出发点，对销售、采购、费用、成本、现金收支等进行全程管理；组织实施“统一财务”信息化改造，统一所有下属企业的会计核算制度，统一财务与业务流程，实现企业价值与财务管理的有机结合；探索建立以内部控制为架构、财务总监为支撑、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监控体系，促进加强了企业经营管理；积极推进岗位责任制和关键岗位轮换制，实行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坚持以资金管理为龙头，严格支付审批程序；推行以产权为纽带的财务总监制度，有效实施监督管理。

27．徐苓苓：1997年起任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公司财务、审计、统计和投资工作。2003年公司境外上市后成为公司的执行董事之一。她领导的财务管理总部始终围绕公司总经理室“发展、转型、提升”六字方针，遵循“财务稳健为基础、利润挖掘为中心、服务支持为己任、资产增值为根本”的部门总目标，着力抓好“内控建设、资本运作、资金结算、流程重组、预算管理、投资管理”等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较好地达到了公司治理规范化、融通渠道多元化，资金成本最小化，财务信息集中化，预算管理合理化、投资管理科学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联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得到公司及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28．倪忠森：2000年起任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经理，会计师。曾负责和操作恒安集团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工作，每年须配合香港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中报和年报审计工作，熟悉普华永道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作业流程和工作底稿。近年内具体负责操作和主导恒安集团收购企业、香港银团贷款、国内两个12万吨纸品生产投资项目等多项大型国际化资本运作项目。对COSO、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公司治理结构、IT审计、内部审计、集团化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项目管理等在实务中的运用具有自已的专业心得。具有丰富的管理咨询实践经验。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8

近年来，我市建筑业得到较快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工程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从总体上看，我市建筑业总量小、经济实力弱、市场竞争能力差，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为加快我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建设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6部委《关于加快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建质〔20*〕119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培育建筑强省的若干意见》（浙政发〔20*〕67号）和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嘉政发〔20*〕9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创业富民，创新强市”总战略，以优化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着力营造规范有序的建筑市场环境，不断提升我市建筑业的外向拓展能力、经营管理水平、科技进步水平、节能降耗水平和行业管理水平，实现我市建筑业更好更快发展。

二、目标任务

（一）建筑业总量不断增加。到2010年，全市建筑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增加值突破12亿元；力争实现总产值60亿元，增加值15亿元。到2015年，建筑业总产值达到100亿元，增加值25亿元；力争实现总产值110亿元，增加值27亿元。

（二）企业资质不断提升。到2010年，全市拥有2-3家年产值5-10亿元以上的规模企业，拥有2-3家房屋建筑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8-10家房屋建筑总承包二级资质企业，并培育一批具有品牌优势的专业承包企业和高素质的劳务分包企业。到2015年，全市拥有1-2家年产值10-15亿元以上的规模企业，拥有1-2家房屋建筑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拥有2-3家房屋建筑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5-8家房屋建筑总承包二级资质企业。

（三）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到2010年，劳动生产率由2007年末的14万元／人增加到22万元／人，利税总额突破3亿元。到2015年，劳动生产率提高到30万元／人，实现利税总额6亿元。

（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组织结构方面，形成以施工总承包为主导、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相配套的结构体系；在产业结构方面，加快培育浙北钢结构制造基地，鼓励企业多元经营，分散经营风险，努力使房屋建筑产值以外的相关产业和其他多元经营产值达到40%。

（五）市场份额不断增加。立足*本地市场，积极开拓外地市场。到2010年，本地市场占有率由“十五”期末的40%提高到60%，市外建筑业产值突破10亿元。到2015年，市外建筑业产值达到40亿元。

（六）工程质量不断创优。“十一五”期间，争创国家优质工程奖1项，省级优质工程3项；基本消除影响使用功能的质量通病，工程竣工合格率达到100%。到2010年，技术装备率达到1.5万元／人；到2015年，技术装备率达到2万元／人。2011-2015年，争创国家优质工程奖2项以上，省级优质工程奖5项，工程一次交验合格率100%。

（七）人才比例不断增长。到2010年，全市建筑行业拥有技术、经济等职称的各类人员比例达到从业人员总数的16%以上。到2015年达到20%以上。

（八）安全生产不断加强。到2010年，全市建筑现场文明施工达标率100%。严格控制安全生产事故，杜绝发生特大事故，力争建筑施工百亿元产值死亡率、安全生产事故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力争到2015年，两项指标达到全国和全省先进水平。

（九）建筑节能不断提高。到2010年，建制镇以上的新建居住和公共建筑节能标准达到65%。到2015年，完成50%以上大能耗公共建筑的改造任务。

三、工作措施

（一）支持做大做强，优化产业结构

1．坚持扶强扶优、抓大育专。积极培育以总承包为龙头、专业承包为依托、劳务分包为基础的承包商体系，培育勘察、设计、监理等企业组成的工程咨询服务体系，形成大中小企业、综合型和专业型企业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建筑业产业结构。鼓励和支持企业之间打破地域界线，以产权为纽带，通过联合、兼并、股份制、组建企业集团等形式，做大做强总承包企业，加快培育一批资产规模大、融资能力好、市场竞争力强、资质等级高的大型建筑业企业。

2．积极引导和鼓励外地建筑业企业来我市落户创业。对市外特级、一级资质在本市注册落户的企业，优先解决企业生产、办公、仓储、职工公寓等建设用地；对企业落户过程中遇到的特殊问题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予以解决。

3．引导有实力、有条件的建筑业企业增强大建筑意识，实行“一业为主、多元经营”，积极开拓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和投资重点的产业领域，向房地产业、建材业、住宅产业化、环保产业等上下游产业延伸，以扩大企业的发展空间。

（二）坚持质量兴业，提高科技水平

1．坚持质量兴业、品牌经营，加快推进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建立健全项目法人、施工企业、监理企业各司其职的质量与安全保证体系。切实强化建设工程质量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强化工程参建各方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大安全投入，确保建设工程的综合质量和施工安全状况进一步好转。鼓励企业争创国优、省优、市优工程，创建文明标化工地，积极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群众性科研成果评审活动。

2．支持企业开发应用各种新技术，加快技术进步、设备更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不断提高我市建筑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积极实施建筑业科技示范工程，开发具有自主产权的专利和专有技术，制定具有自身特点的企业技术标准和施工工法；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强科技合作，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广泛运用节能、环保等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不断提高建筑企业的科技含量。企业研究和推广应用新产品、新技术所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3．鼓励企业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加强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合作，充分发挥建筑类专业优势，加大多渠道、多形式培养人才的力度；鼓励企业大力引进建筑人才，在享受我市有关引进人才优惠政策的同时，对引进的市外二级以上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由调入企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一定的奖励；强化职工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可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5%提取教育培训经费，计入成本，税前列支，专款专用；加大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创办民工学校等形式，重点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技能和安全防范意识。

（三）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环境

1．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完善投标、报价、评标、定标办法，加强对建设工程招投标全过程监督，不断创新招投标方式，积极采用综合评估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格法，实行综合最优价中标。规范工程咨询、建设监理、招投标服务、质量检测等各类中介机构。严禁盲目降低造价和资质挂靠、转包、违法分包以及政府工程带资承包。

2．加快构建建筑行业信用体系。建立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和工程项目数据库，把企业和人员的基本情况、行业市场情况、工程建设情况以及行业管理信息及时记录，健全信用警示制度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强对严重失信企业和个人的监管与制约。同时，建立对建筑业诚信企业的激励机制。在招标投标、资质监管、评优评奖、信贷授信等各个方面，对诚信企业予以鼓励和支持，并加大宣传力度，形成企业诚实光荣和守信受益的良好氛围。

3．建立健全防范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长效机制。大力推行业主工程款担保、建筑业企业履约担保、发包工程支付担保、职工工资支付担保等制度。加强建设工程结算管理，遏止竣工不结算等拖欠行为。完善保证金制度，加快企业资金流转。积极培育建筑劳务市场，大力发展劳务企业。对新办独立劳务分包企业，自开业之日起2年内，根据其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地方财政贡献大小，由同级财政部门给予一定的奖励。规范建筑业企业的用工行为，规范建筑用工劳动合同签订和工资支付方式，建立和完善建筑业企业欠薪快速反映处理机制。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四）制定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发展

1．评选行业“五强企业”。以企业年产值、税利等为主要考核指标，每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建筑业“五强企业”评选活动，由市政府予以表彰。

2．设立建筑业创优奖。建筑业企业获得“鲁班奖”，给予主承建企业50万元奖励；获得省级优质工程“钱江杯”或上海市“白玉兰杯”等省优工程的，给予主承建企业10万元奖励；获得嘉兴市级优质工程“南湖杯”，给予主承建企业5万元奖励。获得*市级优质工程“当湖杯”，给予主承建企业1万元奖励。建筑设计单位独立设计获得部级优秀设计奖前2名的，给予项目设计组10万元奖励；获得省级优秀设计奖前2名的，给予项目设计组5万元奖励。对创省级、嘉兴市级文明标化工地的主承建企业，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奖励。

上述奖项兼得的，按最高标准给予奖励。

3．设立主项资质升级奖。对新晋升为国家总承包一级资质、二级资质的企业，分别奖励50万元、10万元；对新晋升为国家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二级资质的企业，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对新晋升为国家勘察设计类甲级资质的企业，奖励5万元。

4．设立市外市场开拓奖。建筑企业承接市外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年施工产值达到1亿元以上且对外工程比例达到30%以上的，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比上年增长10%以上的地方所得部分全额返还企业。对获得对外经济合作经营权资质并开展境外工程承包的企业，其当年完成境外工程营业额100-5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以上的，分别给予10万元和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5．设立市外企业入驻政策。对市外特级、一级资质在本市注册落户的企业，自赢利年度起3年内，根据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由同级财政比照工业企业引资政策给予奖励。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9

1.人工成本管理理念有待转变。目前，油田企业普遍存在重人工成本总量控制和工资总额管理，轻人力资源过程管理和人工成本整体调控的现象。人工成本管理工作注重人工成本总量和工资总额与集团总部下达指标的对比控制，缺乏通过对人工成本指标分析查找企业自身管理问题，没有将人工成本管控目标定位在提高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上。

2.人工成本结构不够合理。油田企业大多为独立工矿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用工总量大、企业包袱重，造成人均人工成本不高，但人工成本含量、人事费用率和劳动分配率偏高，人工成本效率低下问题突出，导致人工成本支出不少，但职工收入并不高,薪酬的激励作用没有充分体现,企业在人才市场缺乏竞争力。以江汉油田2012年人工成本指标分析为例，人均人工成本仅为7.5万元，低于中石化人均水平，但人工成本含量、人事费用率、劳动分配率分别为16.5%、17%、34.15%，分别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74个百分点、5.74个百分点、16.92个百分点,人工成本结构不合理,投入产出效率偏低。

3.人工成本刚性增长压力大。人工成本项目中，除工资总额、福利费、劳动保护费以外，保险、公积金等其他工资附加费用国家和地方都有相关规定，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提取）或使用。工资总额及工资附加等费用占到了人工成本总额的80%以上。而油田企业一方面经过大规模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等一系列严格控制用工总量措施后，职工人数持续减少，工资总额仅保持正常增长，没有再压缩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合同法及配套法律、政策的修订完善，劳务派遣工实行同工同酬，劳务费用同步增加，油田企业人工成本费用呈现刚性增长的特点。在油田企业面临深化国企改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完成利润目标任务难度大的情况下，人工成本的刚性增长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企业完成利润目标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

4.考核评价体系尚需完善。现阶段，油田企业基本建立了人工成本年度考核制度，将人工成本总量控制纳入了企业年度考核。但是如果仅从控制总量着手，忽视了人工成本各项目费用的具体调控，不利于人力资源整体规划，不利于提高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

二、深化人工成本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现阶段，油田企业人工成本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亟需在深化人工成本管理上下功夫，把人工成本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紧密融合，要从注重结果控制变为加强过程管理，不仅从人力资源管理各环节着手，同时还要在成本管理上想办法，多措并举提高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

1.健全人工成本管控模型，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1.1将人工成本管控目标定位于提高投入产出效率。目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工成本必然不断增加，企业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低工资或者工资不增长等控制总量的单一手段控制人工成本。要从有利于提高企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升着手，以“一高三低”为原则，即高人均人工成本、低人工成本含量、低人事费用率、低劳动分配率，确保人工成本投入带来效益的增长，引导企业将人工成本管理目标定位于提高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

1.2完善人工成本考核评价体系。在将人工成本总量纳入企业考核内容的同时，试行将人工成本利润率、人事费用率、劳动分配率等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指标纳入企业考核内容，切实引导企业建立人工成本投入与利润、产值挂钩的运行机制。具体作法：一是将油田企业年度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指标进行高低排序，定期公布。二是企业年度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提高的，对企业年度考核和领导班子业绩考核时予以加分，年度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降低的，对企业年度考核和领导班子业绩考核时相应扣减得分。

2.加强人力资源过程管理，增强人工成本的有效性。

2.1优化组织机构，科学定编定员。定编定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工作，是有效控制人工成本的源头。油田企业普遍存在单位职能交叉、机构设置重叠、用工总量结构性富余和结构性缺员并存的问题，要通过理顺管理体制，调整、优化组织结构，压扁管理层；建立规范的岗位目录，明确岗位职责，严格编制定员管理，推进“四化”建设推动管理模式转型和升级，实现机构和人员的精干高效。

2.2严格控制用工，盘活人力资源。油田企业经过大规模协议解除劳动合同，以及多年严格的劳动力流入管控，用工总量持续减少，已经不具备大幅压缩的空间，这就需要努力在“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上想办法。一方面实行新增人员计划管控，依靠自然减员、业务外包、鼓励富余人员退出工作岗位等方面控制、减少用工总量。另一方面，加大员工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员工技能水平，实行一人多岗，一岗多能，合并工作岗位，显现富余人员；通过政策支持鼓励富余人员对外劳务输出、内部业务承揽等措施实现人员有序流动和统筹配置，提高劳动效率。

2.3完善分配制度，发挥人工成本激励作用。一是实行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按照工资总额增长低于企业效益增长、员工平均收入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双控制原则，宏观调控企业工资总额。二是优化人工成本结构。按照注重质量和效益，体现按劳分配、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提高特殊人才、核心骨干和关键岗位人员收入水平，逐步将简单性、辅、替代性岗位收入与劳动力市场价位接轨，优化人工成本结构。三是建立健全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实行职工收入与技能水平、工作业绩、个人贡献挂钩，激发职工的竞争意识和创效积极性，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使用。四是充分利用职工教育经费、福利费等企业可控的费用，使其在人力资源开发、使用、创效的良性循环中发挥激励作用。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10

（一）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列第一位者为牵头部门，下同）

（二）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的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三）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国土资源部）

（四）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改进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会同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五）鼓励中外企业加强研发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研究机构合作申请国家科技开发项目、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等。（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

申请设立部级技术中心认定。（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六）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商务部、外汇局、银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商总局）

在去年12月31日以前，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确需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七）落实和完善支持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产业，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服务外包国际竞争力。（商务部）

二、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八）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情况，补充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增加劳动密集型项目条目，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九）对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内外资企业继续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保持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好的发展势头。（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税务总局）

（十）对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大政策开放和技术资金配套支持力度，同时完善行政服务，在办理工商、税务、外汇、社会保险等手续时提供便利。（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税务总局、外汇局）

鼓励和引导外资银行到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银监会）

（十一）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按照优势互补、产业联动、利益共享的原则共建开发区。（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三、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十二）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规范外资参与境内证券投资和企业并购。（商务部、证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依法实施反垄断审查。（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十三）利用好境外资本市场，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及自身发展需要到境外上市，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竞争力。（证监会、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十四）加快推进利用外资设立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试点工作。（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鼓励外商投资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积极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善退出机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商总局、证监会、外汇局）

（十五）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企业债和中期票据，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支持。稳步扩大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外主体范围。（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四、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十六）《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3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除《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需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之外，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核准。（发展改革委）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外，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国务院有关部门可将本部门负责的审批事项下放地方政府审批，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金融、电信服务除外）由地方政府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商务部等）

（十七）调整审批内容，简化审批程序，最大限度缩小审批、核准范围，增强审批透明度。全面清理涉及外商投资的审批事项，缩短审批时间。改进审批方式，在试点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推行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格式化审批，大力推行在线行政许可，规范行政行为。（商务部、发展改革委）

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十八）规范和促进开发区发展，发挥开发区在体制创新、科技引领、产业集聚、土地集约方面的载体和平台作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部、商务部）

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开发区升级，支持具备条件的部级开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商务部、科技部按职责分别牵头，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参与）

支持具备条件的省级开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部、商务部）

制定加快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支持政策措施。（商务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十九）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手续。（外汇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