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论文十篇

社会秩序论文篇1

政治秩序是指国家通过政策、法律和伦理道德对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所进行的规范，以及在这种规范下的政治运行状况。

政治秩序具有显著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以及国家所代表的一定社会阶级利益，决定相应的政治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所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大众的利益。正是由这些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利益所决定，国家必然从所代表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活动进行有利于其利益发展的规范。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里，存在着不同内涵的政治规范。在某个时期、某个国家所提倡和允许的，在另一个时期、另一个国家可能就是禁止的，历史上不少国家存在着政教合一的体制，现在也还有一些国家宗教对政治的渗透仍很严重。但大部分国家是政教分离的。

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变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当一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发生变革时，政治秩序也必然地要随着发生变化。当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处在量变的状态时，政治秩序也必然地处在量变的过程中，从而显示出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性，而当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由量变跃进到质变时，政治秩序也必然相应地发生质的变革。

完善健康的政治秩序是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越高，政治秩序的法制性越强，从而越有利于政治稳定。在变革时期，在新旧政治秩序转换时期，特别要注意用法制来规范政治主体及其活动，以缓解政治冲突，减少社会动荡。

任何国家和政府都希望保持政治稳定，但只有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并刻意维护，才能使政治稳定持久地实现并且花的代价小。单纯的行政控制虽然也能在一定时期内使政治稳定，但消极影响也不小，而且为以后留下隐患，一旦导火索出现，政治主体的非理性情绪激发，政治活动的无序化加重，就会引起政治动荡。有不少国家出现过这种情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创伤。

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使得相应的政治生活表现为高度集中和行政直接控制的特点。政治权力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大众参与低，政治活动少。这也使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了整体的稳定。但那时没有很好地构建政治规范，也使得政治冲突不断发生，政治秩序在一定时期表现出紊乱，如十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保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党和国家加强了政治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调整了社会政治关系，使政治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总的来说，对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所进行的规范还不具体不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治主体及其政治活动也必然出现新的变化，迫切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秩序。

二

政治秩序包括的内容主要有：

（一）、政治主体参加政治活动资格的限定。政治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参加政治活动需要一定的资格，不同的政治活动要求的资格也不同。只有对政治主体的资格进行一定的限定，才能把好入口关，把不符合资格条件的主体排斥在政治活动的大门之外，这样才能从前提上保证政治秩序的有条不紊。这些资格有：

1、个人参加政党，社会组织的资格限定。各个政党和组织都有不同的要求，对此要明确地划分和界定，另外还应该有一些共同的限制条件，如劳教人员或刑满释放人员在一定时间内不得参加。通过这些条件的限定，主要防止一些组织演变为反对党或黑社会组织。

2、各种组织政党参加政治活动资格的限定。随着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今后必然还会出现更多的社会组织甚至政党。这就必须对他们的资格进行一定的限定，避免对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冲击。

3、选举人、被选举人资格的限定。在我国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也有不同范围的选举，这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具体的要求也不一样。要针对不同范围、不同类型的选举，明确地规定被选举人的资格，防止一些投机分子通过拉选票、操纵选举而当选。在我国一些地方选举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一方面反映出没有对候选人资格进行一定的限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选举人素质不高，也需对选举人资格进行一定的限定，以保证选举的公正。

人大代表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于一身，责任重大，应该对其资格作出明确的界定。现在只是对代表资格进行审查。这很不够。应该在提名后经考查合格才能被列为候选人。考查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品德、参政议政能力及必备的相关知识。

4、推荐人和被推荐人资格的限定。有些非经选举产生的领导职位，也需根据不同级别不同专业岗位的要求确定所需资格。候选人的推荐也分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层次。这就有推荐人资格的限定问题，可以设想先在全社会广泛地推荐，再由低到高不同层次的推荐筛选，最后确定候选人。层次越高、范围越小的推荐，对推荐人资格要求也越高。这方面要很好地发挥组织和政党推荐的作用。先个人推荐再组织推荐，把组织推荐和个人推荐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方面要赋予某些领导相应的权力，如政府首长的提名推荐权利，要赋予专家权威的提名推荐权利，可组成专家委员会对名单进行筛选或最后拍板。

（二）、开展政治活动的原则和规范。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宪法及其他法律，不得损害民族尊严，不得对他人和其他组织有诽谤性的宣传，不得宣扬暴力政府，不得影响公共秩序，活动中不得夹杂有反动、、丑恶、迷信的内容等。

（三）、政治活动的程序。如候选人酝酿、提议和确定的程序，政治主张变为国家决策的程序、政治会议的议事规则等。这需要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而具体地设计，对外部有影响的活动要经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四）、政治资源的使用。各个组织和政党可以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政治主张表达的场所，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可以使用国家提供的公共设施及活动经费，可以到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主张等，对此应作出具体的规定。

（五）、政治主体相互关系的确定。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如何保证和实现，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加以规范。多党如何合作也需具体规范，如制定一些政治沟通、政治磋商的规范和准则。

（六）、政治权益的保护。这包括：各政治主体的财产权不容侵犯，在遵守宪法和其它法律的基础上的游行、示威、集会、出版等权利不容侵犯。有对国内外形势政策自由表达自己主张的权利，有自由处理内部事务和对外发展关系的权利。在受到诽谤、攻击和破坏时有要求保护的权利。

（七）、政治主体纠纷的处理和仲裁。在政治活动中主体之间矛盾、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建立调解和处理的机构以及一些办法、原则和程序，政府内有民政部门来处理，人大可设仲裁委员会，法院系统也可设专门的机构。

（八）、危害社会及政治生活罪的界定和制裁。在政治活动中必然存在一些秘密或公开的活动危害社会和政治生活。必须对这些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制订处理办法，轻则行政处罚、经济制裁，重者追究刑事责任。在这方面一定要制订具体的法律条文或行政办法，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九）、政治活动中竞争的秩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也必然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一些职位需要通过竞争获得。这就需要确立竞争秩序，要禁止利用有利的地位采取垄断行为，如封锁消息，垄断媒介和场所，要禁止用不正当手段拉选票。

（十）、不当交易的限制。这方面要斩断金钱和政治的关系。政治经费的筹措和分配要有章可循，要禁止政治主体间的相互勾结和利用，要制止有偿新闻

三

政治秩序难以自发地形成，它需要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运用自身的权威，全面地规范政治活动，并强迫那些少数的人们顺从规则。政治秩序的建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用一定的形式将政治秩序规范表现出来，使之成为观念上的规范，成为人们看得见的东西，便于遵照执行。如制定有关法规条例，订立有关章程、协议、规则等。这方面的任务还很艰巨，要做的具体工作还很多。

2、进行一定的组织执行活动。如拓宽人民参与渠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强政治沟通和政治协商等。

3、进行法律、政策、法规、社会经济、伦理道德的宣传、辅导、解释、咨询、说服等协调工作，使外加的政治活动规范，变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在建立政治秩序过程中，首先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这要求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政治权益，而不是像资产阶级国家那样考虑如何镇压人民、控制人民。这一原则还要求政治主体相互之间是合作而不是对抗，是相互监督而不是敌对冲突，是维护和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削弱和摆脱共产党的领导。

其次，要坚持从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根据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有些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可以先走一步，给其它地区或部门以示范。要针对封建残余影响深的问题，注意肃清封建遗毒的影响。

再次，要坚持科学性和合理性原则。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政治秩序有不同的评价。在这里要注意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建立的政治秩序既符合现实又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对政治生活中的有些问题，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认识，去作科学的分析，不能死按条条框框办事，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依据现实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不断地修正政治秩序规范。

建立了政治秩序以后，还不能保证政治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还需要对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加以维护。政治秩序的维护就是根据政治规范，检查、监控政治运行状况，保护合法的权益，取缔、制止违反政治秩序的行为。

在维护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过程中，首先要准确地理解相关的法规政策，坚持严格按法规政策办事。我们有不少很好的法规政策，但在实际过程中却没有很好地执行。有的人不能很好地理解法规政策，甚至存在着故意歪曲或故意不执行的问题。这样，再好的法规政策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要坚持严格执法和灵活掌握相结合的原则。严格执行政治秩序规范，并不等于机械地生搬硬套、死守条文，还必须在维护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将其与灵活掌握的原则紧密结合起来。因为，法规等规范的制订，一方面并不能总是适应政治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对政治发展又常常带有滞后性的特点。由于政治规范具有可变性，这就要求对一些已不适应政治发展的规范作出正确的分析，以便及时修正、补充和完善。对一些新问题或政治规范中不具体的问题，可以在有利于政治发展和保护人民积极性的原则下酌情处理。

再次，要坚持严格执法和说服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严格执法对于政治秩序的维护具有较强的直接作用，但它却常常是消极的、被动的和滞后的。对政治秩序的违反，既有故意的违反，也有非故意的违反；既有直接的违反，也有间接的违反。对于那些故意的、直接的违反行为，进行严格的执法监督、处罚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无知的、非故意的违反政治秩序的行为。在此情况下，仅仅强调严格执法就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如果人们对政治秩序的规范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那么，他们也就不能自觉地、正确地、全面地遵守政治秩序。因此，必须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对违反政治秩序的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和说服教育，特别是对那些集体性的、群众性的活动和行为更应慎重处理，以免激化矛盾。在大部分群众没有觉悟、特别是带有很强的情绪化的情况下，不宜采取强硬措施。在维护政治秩序过程中，效果如何不在于处理多少人，而在于教育了多少人。只有加强说服教育，才能使人们对政治秩序的态度变成积极的、主动的、自觉的行动，即使对那些故意违反政治秩序的当事人，也要本着教育在先、惩处在后的原则，进一步强化政治秩序的法制观念。

在维护政治秩序中，要做好信息沟通和信息反馈工作，通过信息沟通消除政治主体之间的误解，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信息反馈可以及时了解政治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政治运行能够健康地进行。

维护政治秩序，还必须对政治运行情况加强监控。首先要对政治活动进行检查，查出违反政治秩序的行为和行为者。可以围绕着政治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检查。其次加强监督。可以建立监督网络，把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结合起来，以外部监督推动内部监督，把群众监督和专门监督结合起来。

对政治主体相互间的纠纷，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要站在公正、超脱的第三者地位上给予仲裁，以维护法律，协调关系，保护合法权益，制裁违规的行为者。

对违反政治秩序的行为者，必须依法予以追究、处理。处理方法可采取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方法，如经济罚款、行政处分、取缔违反秩序的行为、禁止违反秩序行为的发生发展、追究法律责任等。

社会秩序论文篇2

关键词：体育秩序；演化与建构；等级秩序；平等秩序；多元秩序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4-0028-04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wo mechanism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ports order， using the theory of order divide the sports order into the political order， the economic order and the cultural order， while the value of the core， industry rules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elements were also respectively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nature of the three attribute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Then， the order placed in the complex scientific framework analysis， that the harmonious sports order must be under the action of the external order of equality， freedom， pluralism "internal order" and the sports administrative human design embedded in each other and mutual coupling mechanism can be formed.

Key words： sports orde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rank order；equal order；multi order

1 词义内涵阐释

1.1 秩序、社会秩序

秩序即有条理、不混乱的状况。《辞海》将秩序解释为“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1]。深入讨论，秩序大致有如下体现：首先是对立与多样的统一，主要指相互对立事物的张力平衡。其次为有机统一，主要指事物内部要素的协调一致。最后则表现为“和谐”，主要指事物及要素间合规律、合目的的充分统一。可见，“秩序”为井井有条、稳定和平衡、协调与一致，是合乎规律或合乎规则的一种状态[2]。

秩序有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之分，与自然秩序不同，社会秩序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们通过实践在组织、社群、团体和社会交往与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有条不紊的结果与状态[3]。简言之，社会秩序就是社会得以聚结起来的方式，其具备以下特征：1）社会得以稳定地运行；2）社会主体间在结构上的张力平衡，表现为主体间分合、聚散的有序性；3）主体间社会活动的规则性，表现为主体间博弈以遵守社会公共规则为前提；4）社会互动的可预测性。据此，社会秩序所具有的以上特征便是一个良好社会秩序形成的主要标志。

1.2 体育秩序

在当代，体育作为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互动形式之一，所形成的秩序理应归属于社会秩序范畴。目前，有学者将体育秩序归类到中义的社会秩序之中，认为“它表达的是体育领域里体育社会生活的一种稳定预期”[4]。可见体育秩序虽具自身特点，但作为社会秩序的一种特定形式，对其进行理论剖析，依然还需从秩序三要素――体育价值内核、规则及相关权威入手。综上，作为社会秩序的下位概念，笔者将体育秩序界定为：主要依靠体育领域内部规则、规范所调整的体育社会实践，达到行业内部健康发展、相关社会关系和谐、稳定的一种状态。

2 演化与建构的理论分析

目前，学界对于社会秩序的研究出现了以经济学为主导，多学科参与，并上升到哲学高度的趋势，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却在社会秩序的生成机理上分化成哈耶克演化理性主义进路和霍布斯建构主义进路两大阵营。

哈耶克认为，个人知识的分散加之理性的有限，致使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必须经由类似“试错过程”实践的方式来逐渐形成“自发社会秩序”。这一过程是社会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互动博弈中自发产生的一种内在规则，并且通过人类的集体学习和模仿机制不断地延续和演进[5]。他反对人类的“设计”，强调依赖社会系统在文化渲染下所进行“自由进化”。著名学者福山便是以上观点认同者之一。当谈到社会秩序生成时他说“人类天生就有一定的解决社会合作问题，限制个人选择的自然能力。人们只需通过追求个人目标，在与他人交流中就可自发地创造秩序”[6]。实际上，自发秩序理念是西方自由主义产生以来的主流秩序观。因为，强调社会秩序及价值内核的自发性，就等同于强调个体自由的价值取向。从我国近代体育发展历程来看，西方竞技体育价值观念、运作规则已经深入国民体育价值观念之中，并占据主导。当今，体育主体在身份、人格、权利等方面倡导的平等、自由，体育产业在商品经济运作机制下主体之间实现的相对于物（以货币为标尺）的平等性，从而使个人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身份的自由。特别是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主体之间形成了（在形式上）平等互动的关系……以上充分反映出我国体育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平等的关系。

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部分学者对自发秩序演化进路的过分强调是具有一定片面性的。因为现阶段任何社会都无法回避社会层次划分的现实。体育领域那些诸如因运动成绩不同而显现出的身份-地位的分层，因体育行业管理职责不同而显现出权力的分层等等，正是体育领域分层的真实写照。可见霍布斯建构主义进路在现阶段我国体育秩序生成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霍布斯认为社会秩序源于人类的理性思考以及经由社会契约所进行的设计与规划，秩序是人类理性计划的结果[7]。之后的博弈论大师舒贝克及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都倾向于这种设计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人的有限理性必然导致个体无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搭便车”“囚徒困境”现象便无法避免。因此，社会秩序是难以自然演化的。可见，目前体育领域如没有合理的社会分层，不仅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体育秩序，而且相关制度、规则也难以有效地运行[8]。

其实，演化的秩序和建构的秩序本身不是对立的，只不过为演进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在“市场”与“计划”选择中所持立场不同而产生的结果。更不是社会秩序在人为性和自发性之间“鱼翅与熊掌”的抉择。就当前转型时期我国体育面临计划与市场并存的现实情况而言，其秩序生成机制，笔者认为应持“分立而不对立”的观点，即：演化与建构不过是对不同子系统的分别对应，系统内部各要素平等关系的内部秩序的生成主要依靠演化进路来实现，而反映社会分层的外部秩序的生成则主要依靠建构进路来完成。

3 体育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属性、特点及三要素

采用不同标准对社会秩序进行分类，便可将社会秩序划分为不同类型。例如：依秩序赖以形成的规则或制度为标准，社会秩序就有了法律秩序、道德秩序、纪律秩序、宗教秩序、习俗秩序等之分。因此笔者通过对研究对象固有特征的理解结合理论分析的具体需要，以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三大基本领域政治、经济、文化为分类依据，将体育秩序分为：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及文化秩序，以便进行进一步探讨。

3.1 建构进路下的体育政治秩序

正如上文所论述 “任何社会都要求有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即使是仅仅由于技术性的原因”[9]。这是因为，社会制度运行的关键条件之一在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社会等级秩序）。我国体育政治秩序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等级，因为至少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等级是肯定存在的。可见，当前体育政治秩序为典型的建构主义进路作用下的产物。目前我国体育政治秩序具有高度的等级特征，表现为国家对体育集权管理所推行的“举国体制”。该制度以国家的强势介入，采用行政手段对体育直接干预，垄断体育资源、决定资源的分配……为主要管理特征。虽然，近年体育体制改革伴随国家民主与政治的改革不断推进，但体育社团与体育行政部门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国家行政对体育单一的纵向管理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体育政治秩序三要素置入等级秩序的基本研究框架之内进行探讨。

在我国体育政治秩序中，价值内核反映出体育管理者对其行业内部的稳定、相关社会关系的和谐的追求。体育职能部门为建立和谐的适应现代体育发展的体育体制，自1993年出台《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至今，体育体制改革已不间断地持续20余年，体育事业的各个领域都在改革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等级秩序中主体对稳定和谐的追求是建立在维护和肯定“先天”等级差别的基础上的。同时，等级秩序中的社会规则所依托的相关制度确定、凸显了由“种种因素”所导致的身份的“先天”不平等的合理性。可见，等级秩序不是无懈可击的。体育领域那些让人费解，甚至跳出法律约束范围的章程、规则的制定，那些因“权力寻租”所引发的足球黑幕、全运会乱象、贿赂成风等“痼疾”便可在等级秩序的分析框架中得到合理解释。最后，权威要素在等级秩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国体育政治秩序中的权威要素主要集中于体育行政管理领域，这样便于集中调配体育资源，并能够更有效地保证体育意图的贯彻实施。可以说体育政治秩序正是在政治权威的统摄下而整合为一个整体的。

3.2 演化进路下的体育经济秩序与文化秩序

3.2.1 体育经济秩序

自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体育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也随之确立。标志着我国体育领域双轨制的特点已基本形成。如今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一种社会体育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其中市场便是现代体育经济运行的重要载体和活动空间。因此体育经济活动须依照市场经济的特点、运作规律运行，才能符合当代体育经济秩序的要求。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是平等与自由。市场经济运行中，相关主体只能以平等的商品所有者的身份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这里所说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作为商品交换的必需尺度的交换价值的平等所决定的，在该尺度面前，任何特权都没有存在的理由”[10]。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体育经济秩序属于一种与等级秩序完全不同的平等秩序，为典型的演化主义进路作用下的产物。

对于体育经济秩序来说，平等与主体的自主活动状态的自由，便是其价值内核要素的两个方面。诚然，体育经济秩序依然隐含着对稳定与协调的规定，但这是一种以平等和自由为前提的规定。平等、自由的经济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通过社会制度的安排来体现的。与等级秩序不同，经济秩序中的社会规则要素所依托的主要是法律。法律被认为是平等主体通过协商订立契约的结果，从而对社会主体及其社会活动有普遍和平等的约束力[11]。体育经济秩序的权威要素具有弱化的倾向，主体一般不会认可同类主体的绝对权威地位或干脆只认同法律的权威性。在平等秩序中由于体育经济各领域功能的分化，体育行政权力就会逐渐被认定为相关主体委托对应社会机构或组织代为行使的权力。由此，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功能便更好地凸显出来。目前，我国职业足球的新一轮改革、国家公共体育服务的大力倡导与推进，恰恰反映出我国体育改革、转型进程中等级秩序功能的逐渐弱化、平等秩序功能悄然强化的趋势。然而在平等秩序中个人利益的独立特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无法避免对他人及社会造成一定损害（负外部性），或给并未付出者带来收益（正外部性）[12]。同时，既然人人平等、自由，那么社会如何能做到满足部分人的需求和意志而不剥夺另一部分人享有的平等与自由呢？可见，平等秩序亦非万能，当前体育领域内部“囚徒困境”“搭便车”现象就可在该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

3.2.2 体育文化秩序

“体育文化是我们最熟悉的，因为我们就生活文化世界中；同时它又是我们最陌生的，因为对它的本质规律，及它对人的影响程度等，我们远没有达到一致的意见”[13]。可见，我们对体育文化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但在对体育文化秩序通过自演化机制作用生成的判断方面，学界还是能够保持观点一致的。在文化形态方面，笔者认为自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以来，我国体育文化便逐渐呈现出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相互交融的多元文化特征。尽管在曾经一段时间内出现过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主导的趋势，但多年来在国家积极保护民族体育文化、促进民族体育文化大繁荣，大力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政策的推动下，欧美体育文化处于输出端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多元化的体育文化形态已在我国初步形成[14]。基于以上论述，我们便可以将体育文化秩序三要素纳入多元秩序理论框架中加以讨论。

我国体育文化秩序的价值内核是一个由多价值要素构成的子系统，中西方多种价值要素（观念）相互作用、不断博弈，最终整合为“以人为工具”的体育观转向以“以人为本”的体育观，其核心目标就是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我国体育文化秩序的规则体系以多年形成的体育风俗、体育习惯为主要依托，并具有包容性与弹性的特点。首先，中西方不同文化秩序主体主动参与了规则的确认，所以规则在不同程度上就会照顾到各方利益诉求，因而易于得到各方的承认和遵守，从而体现了规则体系对文化秩序主体利益的包容。其次，各种文化规则生成都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文化秩序主体绝对利益与相对利益的变化都将使文化规则有所变化，从而体现出规则体系弹性的特点。我国体育文化秩序的多元属性决定其内部权威要素表现为处于均势的相对权威而非绝对权威。在这种状态下，我国既有的体育文化秩序能否长期存在，则取决于多元文化主体对该秩序的价值认同，特别是现有文化秩序规则体系对各方利益关系的调试能力。

4 和谐的体育秩序的形成：“演化”与“建构”双重进路作用的互动耦合

对于体育秩序来说，演化与建构显然都是不完整的生成进路。我们须坚持复杂系统的思维，克服集体与个体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思想。平等、自由、多元的“内部秩序”与体育行政人为设计的“外部秩序”相互嵌入、彼此耦合，才会生成一个复杂体育行业秩序系统。所以，和谐的体育秩序的生成既需要体育行政主体的理性设计，也必须依赖体育系统在环境诱导下的自主演化。但体育系统内的有机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秩序并非仅仅是单个意向的加和，而且还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集体后果”[15]。因此，和谐秩序的形成并非上述两种机制的简单叠加而应为有机的“互动耦合”。

如图1所示，体育秩序互动耦合的形成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合理运用相关法律、体育制度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来维护诱导体育内部系统进行自主演化所需要的环境。同时以社会信仰、文化力量、舆论工具促进相关法律、制度及社会机制的推行，使相关法律、政策取向深入人心，并逐渐形成社会的普遍观念和自发意识以诱导内部成员进行良性的自主演化。其次，体育秩序在形成、完善进程中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两种机制在一定条件下是会相互转化的。因此要不断将体育系统内自演化的行为路径中那些具有可规定程度的要素及因果链逐渐清晰、明朗的关系纳入体育行政的设计规划范畴内。最后，“建构”与“演化”的有机耦合要注重体育法律法规、制度与社会文化、道德、信仰的同步建设与完善，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强制力量及社会文化、道德、信仰的诱导效用，使二者在职能上相辅相成，促进和谐的体育秩序的形成。

5 结语

在我国体育转型的特殊时期，将体育秩序的生成置于复杂科学框架下加以分析，弥补了演化与建构两进路的不足。“市场观念”下的演化机制主张的行为体、环境、行为的互构，无法避免地致使诸多因素的不确定性，而“计划观念”下建构机制则将规范作为既定的自变量，其外生的性质最终必然会违反行为体和环境的互构假定。复杂系统所体现的整体演化思想以互动主义和演化观代替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单向度解释模式，关注由于互动的非线性特征所导致的系统涌现属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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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秩序；社会分化；理性化；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150-04

社会秩序思想对今天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它所确定的各种概念、假设和命题，更重要的是，它始终蕴含着“必要的张力”，它为人们思考社会秩序中的各种问题提供多种可能的途径。如今正处于转变时期的社会学，是我们理解与过去相反的现在、传统相反的变化，以及正如哈罗德・罗森深刻感受到本世纪末的能使我们建立“新传统”的一种形式。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在过去世界的秩序看来已不复存在、未来的秩序还没有形成？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增强对社会的认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本文笔者试图在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中描述社会秩序思想变迁的过程，分别从社会分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与社会秩序、以及个体化与社会秩序三个方面论述彼此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学家眼中，原有的社会事实正在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秩序思想还没有建构，而社会秩序思想正处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理论会殊途同归于对个体化的正视。我们从理论中读出了大师对于一个社会现实的解释和关怀，也读出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个体化时代的来临。

一、社会学中社会秩序的起点

从孔德创立社会学起，社会秩序就是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社会学对社会秩序的关注主要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平衡与失衡的关系角度出发，把社会秩序看做表示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的社会学范畴。由此社会学往往把社会秩序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1）一定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2）各种社会规范的正常实施；（3）把无序和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也就是说，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亚历山大（Jeffery　C.Alexander）通过对社会学理论的回顾与总结，认为：“关于社会的研究总是围绕着自由和秩序问题展开。每一种理论都介乎于两极之间”。这是“奇怪的西方世界的困境”，也是“独特的现代的困境”。“正是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是这种秩序问题使得社会学成为可能”、“正是自由和秩序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为社会学提供了知识的和道德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说，社会学要探索的也正是社会秩序的本质，因为它关系到个人自由的内涵。”

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问题成为了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等同于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问题。正如英国著名学者伯纳德・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所认为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对致力于现代社会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的社会学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它是表征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正是从对这一符码的破译中产生了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联结，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社会知识体系。因而现代过程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被视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秩序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及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出来，社会风险增大，社会分化加重，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面临挑战。涂尔干关注分化社会的整合问题。在他的眼中，社会秩序可能来自行动者对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的纯粹分享。与其他伟大思想家一样，他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转变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里，传统道德动摇了，但能代替它的另一种道德还没有形成”。正是基于此原因，他从社会分化的视角人手，研究现代社会的反常状态对于社会秩序形成的挑战，尤其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盛行，以及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缺失。涂尔干希望社会秩序与以前一样，甚至希冀一种以新的方式建立在道德秩序之上的可能性。因而，他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是通过社会规范即教育的方式，通过学校等社会化方式，将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集体观念或价值观念传递给下一代：另一种策略即是职业团体。涂尔干认为，行会本身具备一种职业团队精神，可以引导个体，使个体摆脱道德的孤立状态，由于实际上没有其他的群体，只有行会能完成这项非做不可的任务。”

与涂尔干不同，帕森斯的社会秩序观是通过两个问题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一方面，是社会领域日益分化的中心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可抗拒的偶然性，需要不断地考察和阐明这种相互作用的秩序和协调。帕森斯认为，人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神秘的和不可理解的世界，社会中的生活始终是在熟悉的事物中进行的，而社会化是个体职业定向的主要方式。因此，在帕森斯那里，行动者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差异的解决始终根据这样一种论点：外部现实受到道德标准的调节。通过帕森斯的论述，我们认识到了行动与社会秩序的脆弱性：看到了分化和进步的同一性，同时我们相信了现代社会规范的秩序能力。帕森斯希望通过社会化理论和以一种或多或少和谐的方式来团结社会。因此，问题在于要么强调个体在社会平衡中的计划作用。要么相反，在于假设各种不同的系统的存在，而其中的每一个系统都受到独立结构化机制支配，仅仅随着或多或少偶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运动互相渗透。

在社会学研究中，布迪厄也许是最特殊的。和许多其他的社会学家不同，他认为能在现代社会中观察到人们通常当作传统社会的本质的东西，即社会环境和行动者态度之间的紧密关系的维持。对于社会秩序的研究，他旨在从跨历史分析的模式中得出能在结构上适应各种社会和时代的一种关系思维模式：“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在相对稳定和持久的结构之间跨历史的不变因素或总体关系。”布迪厄的社会秩序观的建构，既旨在强调现代社会在不同领域中的结构分化，也试图证明在现代社会中强大的秩序机制。一方面，他根据诸领域的相同形式提出一种关于领域之间协调的解释。另一方面，他根据行动者和处境之间的协调形式提出了关于领域之间紧密相关的解释。换句话说，在他的秩序观论述中，领域的分化是有限的，因为习性始终是严格规定的。他认为，由于行动者的倾向和领域的形态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紧密的。不过社会秩序真正的不存在，分化就不再能解释秩序？但是，通过习性和相同性，秩序是分化社会的基础。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分析的结果往往是相反的，大量的社会失调使布迪厄承认，以他的社会秩序描述为依据的社会哲学已化为乌有。

在前几位学者看来，社会秩序过程包含了社会分化在现代社会中引入的停顿。相反，在另一种描述看来，从此以后，现在社会的任何协调或和谐秩序不再是可能的。在我们的阐释中发现。影响社会秩序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分化与秩序之间的内涵关系。在尼古拉斯・卢曼那里，这种看法有其最高和最复杂的学术表达方式。在卢曼的眼里，现代社会的秩序最好被描述为一种极其偶然的和完全不稳定的情景。在卢曼看来，新的分化形式导致每一个系统固有能力的大量增加，导致不同系统之间协调的一切可能的终结。

卢曼的策略的实质在于重新对系统进行分析，对于系统的分析和维持提出了问题。从此以后，每一个系统降低其环境的复杂性的能力更多需要用因果关系，而不是用对各种问题的一系列解决办法来解释，其中的每一个问题既导致其他的问题，也导致其他的解决办法。卢曼对于社会秩序的描述，迫使社会学和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做出变化。秩序不再是规范的，仅仅是需求在功能上等同的解决办法的一种反应。在这方面，社会分化的形式是决定性的，因为社会分化构成了各个社会系统所需的一个有序环境。

涂尔干试图在社会分化和秩序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而以某种方式谈论涂尔干的卢曼重新回到斯宾塞的解决办法。最终说来，被卢曼推到极点的社会分化被归结为作为社会秩序的市场个体。

三、理性化与社会秩序

在整个20世纪，理性化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社会秩序建构的解释模型，许多学者关注，社会秩序是在何种程度上首先是理性化本身的运动。然而，20世纪末，情况变得混乱了。这不是因为对这个过程的信念已经消失，就像人们有时过于匆匆地做出结论，而是因为对其界限的意识是必然的。渐渐地，我们重新意识到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东西和错误。

韦伯对于理性化制度及其支配型对社会秩序的禁锢的观点，带有一种现世悲观论的意味。韦伯对于社会秩序的描述揭示出了理性化被引入到现代世界中的主观意义的不可还原性。同时，他认为世界秩序和权力要求与个体生活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压迫一服从式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人们在一种有条理和充满活力的行为驱使下传播理性。但是，这个和谐的世界仅仅是历史的一瞬间，因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消失了，个体必须服从功能要求的一种社会再生产。在这个时期，个人的精神特质在社会角色的履行中的作用渐渐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化的世界经历了一种几乎与在其之前的传统世界相同的命运。随着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生活在官僚制的“铁笼”之中。

艾利亚斯认为，冲动的克制――更确切地说，自我克制――是社会化的真正核心，而社会化本身等同于文明过程。国家、社会固有的个人化意味着：个体越来越具有个体性，也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在艾利亚斯看来，文明过程内在于人的生活，自我克制存在于所有社会，尽管他多次强调自我克制有程度上的差别。但他始终认为能用约束的强化来揭示人的解放的一种可能性，至少能揭示一种在不同的形式下对世界增加的相对控制。

与致力于在行动种类的多样性和世界的理性化之间建立一条界线的韦伯不同，马尔库塞把本身可归结为唯一的技术构成因素的理性化当作一个绝对的过程。他首先把理性化设想为对个体的全面统治的延伸，与艾利亚斯不同，他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隐约看到各种肯定的方面。和福柯一样，他在个体的满足中看到一种权力的诱惑，但是，他仍然不顾明摆着的事实，相信理性的解放能力。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的著作仅仅在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中才表现出它的中肯性。面对历史的悲观主义和社会学的系统化，除了求助于乌托邦，马尔库塞没有找到别的办法。

在福柯看来，尽管理性化的形成过程是无止境的，但理性化是一个整体。韦伯分析的理性化是在现代化的初期，相反，福柯对于作为一个协调整体的理性化的分析是在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已经建立了一个极权社会的历史时期。福柯认为社会秩序是权力与真理运作的唯名论产物。然而，福柯财于现代社会秩序的描述显得过分单一：“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表演的世界，而是一个监视的社会；在交换的抽象概念后面，是有效力量的精细而具体的矫正：沟通的渠道是知识的积累和集中的支撑；符号的作用规定了权力的根基；个体的完整性被我们的社会秩序肢解、割裂和改变，不过，个体按照一种力量和团体的策略细致地被造就出来。”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学理论史只不过是一种行动理论和一种系统理论的模型的分裂历史，因而不可能把这两个范畴置于一个能把系统和经验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会概念中。因此，他希望完成这两个范畴的综合。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是殖民化的，系统以及系统理性化的特质已经比生活世界以及生活世界理性化的独特形式更具有优势。其解决之道在于生活世界以及系统必须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理性化。系统和他的结构必须能被允许变得更具有差异性、复杂性，但生活世界必须再精炼以便让自由沟通变得可能、让更好的论辩主张能够胜出。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者的完全理性化能促使它们以相互成长、而非以相互压抑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理性化在当代最后的变化：一种实际上能自我批判，但逐渐地减少对它自己的自我转变能力的信任的理性。

四、个体化与社会秩序

在关于社会秩序的论述中，社会学家主要探讨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的最终概念，无论是根据“理性的诡诈”，还是根据“看不见的手”或是“社会化”，因为他们承认社会生活的分裂是不可逾越的，但不一定是破坏性的。正是由于现代社会状况的复杂性和破碎性，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秩序的无序状态，但是这并非一种彻底的分离状态，反而更可能是处于一种新的个体化秩序的建构和形成过程之中。

齐美尔反对任何视社会为一体的概念，而是他更加注重社会互动形式以及社会化这样更抽象的社会状态。在其类似康德风格的著述中，齐美尔从社会成员如何秩序他们的活动的角度，回答了“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也就是“与他人组成统一体的意识使这个统一体得以形成。”其实，齐美尔是想告诉我们：“任何完美发展的过程都始于未分化的统一性，经过各种各样的分化，达到一种分化的统一。”在这种社会秩序模型的演变中，问题倾向于集中在引起主体和客体分裂的各种社会过程。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齐美尔认为人是一个特征和最感人的描述对象的东西。与之相反，芝加哥学派更偏爱对环境的描述，轻视抽象的思辨。芝加哥学派划定了理想的传统乡村社会和工业城市社会之间的界限，其目的是为了了解现代社会秩序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在空间中的移动和个体的流动性。对于乡村和城市、个人和环境的描述成为了芝加哥学派重要的遗产。

在传统社会学看来，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分离归结为角色和地位的存在，总之，是由于社会地位和主观方面的一致性。戈夫曼沿着与齐美尔相反的道路前行，对于现代社会秩序如何基于个体互动而形成的机制进行了反省。与以往的学者不同，他不注重从互动中总结出一些类型，区分互动性质等，而是注重于分析互动时的状况。他专门研究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互动、互动时的角色扮演、互动中隐含的意义等问题。但戈夫曼的社会学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疏远感，即“对人及其外表的普遍怀疑，特别是对那些瞬间和持续的与他人对当前事件的真正信念和意向有所怀疑。”

图海纳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一种正在分界和加速的世界中，主体不再被定义为仅仅是现代社会的方面之一，而是被定义为现代社会的唯一保卫者，从而，主体获得了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主体是脆弱但重要的社会秩序的动因。在他的论述中，在从工厂到主体，从主张现代社会秩序的乐观主义到意志主义的悲观主义这个过程中，关注的问题似乎始终是相同的。即把现代社会状况放在社会行动可能性的行动之中。按照图海纳的分析，只有在这个裂口中，主体才能作为反抗权力的自由存在着；只有积极维护这个裂口，这样的一种自由才是可能的。现代社会状况与社会秩序之间固有的模型差距就是使历史实现成为可能的东西。

在吉登斯看来，由于时间和空间问题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在这种背景下考虑制度反省性的各种实践的能力。因此，与提出现代社会状况模型的其他学者一样，吉登斯也认为个体与世界的距离在不断的扩大；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及其各个文化和社会方面中的生活越来越是有意识和反省的。但是，与齐美尔或芝加哥学派的其他学者不同，吉登斯认为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社会的秩序模式，以及可模仿的个性模式。和戈夫曼一样，在吉登斯看来，从此以后，每一个个体对自己生活的反省适应的一般要求是不可或缺的。和图海纳一样，吉登斯也认为，除了历史性或作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因素的社会自我反省性和个体反省性，不再有现代社会的其他联系原则。因此，正是由于不可克服的偶然性，任何人类体验都取决于自我批判的持续性努力。

从齐美尔到吉登斯，如果我们不承认社会学思想已经取得了突破，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个现代社会秩序模型的连续性。当然，怀疑的范围在变化，几乎在所有的人看来，社会秩序的重建本质上是两重性的。但是，这里的问题仅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因为这些学者实际上都深深地关注现代社会向个体敞开的可能性领域，甚至在其面前失去了方向。

五、个体化时代的来临

社会秩序问题的研究与共同体有密切关联。其得以维系的关键，是个体能够被共同体有效吸纳以实现社会秩序。在现代性影响下，任何传统的共同体都会逐渐瓦解，从而引发社会的原子化和社会失序。而这又需要通过重建新的共同体以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

笔者认为，社会学中社会秩序思想的三种模型分别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从涂尔干到卢曼的社会秩序观强调了社会分化的必然性，把社会秩序的原因仅仅归因于市场中个人的自我能力：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的社会秩序观强调了一种实际上能自我批判，但逐渐地减少对个人自我转变能力的信任的理性观：从齐美尔到吉登斯对社会秩序问题的探讨则深深地关注现代社会向个体敞开的可能性领域。通过对以上三条社会秩序路径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典到现代，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秩序问题的认识逐渐趋向个体化，他们把社会秩序的最终任务更多的寄托于市场条件下的个人。

社会秩序论文篇4

在汉语中，秩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 在德语中， 秩序（ordung）则还含有“安宁”的意思（注：黄伯樵主编：《德华标准大字典》，科学技术出版社1957年版，第882页。）。 奥古斯丁指出：“秩序就是有差异的各个部分得到最恰当的安排，每一部分都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注：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从上述有关秩序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秩序的几个基本含义：其一，指事物有条不紊的状况；其二，指事物安定宁静的状态；其三，指事物和谐的配置。如果把这些含义引入社会领域，那么社会秩序应该是指人类社会生活有条不紊、安定宁静以及和谐配置的状态。然而，这只是从静态上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事实上，社会秩序还具有动态系统的特征，即社会秩序除了前述静止“状态”外，还表现为对一定行为的肯定、提倡、限制、否定和制裁。美国学者柯恩较好地揭示了作为动态的社会秩序的内涵：第一，秩序与社会生活中存在一定的限制、禁止、控制有关；第二，它表明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相互性-每个人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和杂乱的，而是相互回答或补充他人的行为；第三，它在社会生活中捕捉预言的因素和重复的因素-人们只有在他们知道彼此期待的情况下，才能在社会上进行活动；第四，它能够表示社会生活各组成部分的某种一致性和不矛盾性；第五，它表示社会生活的某种稳定性，即在某种程度上长期保持它的形式（注：p·s·cohen：the theory of modern society，london，1968，p18～19.）。 对社会秩序的特性可以作如下概括：

1.安宁性。从本质角度来讲，无论是道德秩序、宗教秩序，还是法律秩序，它们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就是“安宁”。所谓安宁，即指不混乱、无冲突的状况。如果说自然秩序是无任何感情色彩的某种顺其自然的规律的话，那么正好与此相反，社会秩序则是倾注了某个特定社会情感的人为规则。不管什么性质的社会，其秩序都是为了维护最有利于该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环境，营造一种和谐与安定的氛围。这是由秩序的本质所决定的。

2.协调性。肯定什么，提倡什么，限制什么，否定什么以及制裁什么，是秩序的基本内容。而社会在确定肯定、提倡、限制、否定、制裁的对象之时，势必要权衡利弊，慎重选择。因为，肯定与提倡意味着鼓励与褒扬，限制与否定意味着约束与排斥，而制裁则意味着对某种权利的剥夺。某种社会秩序之所以能维持社会及其成员生存的良好环境，使社会和平发展及人们生活安宁，就是因为该种社会秩序较好地协调了肯定、提倡与限制、否定以及制裁的比例关系。一旦社会秩序的协调性失去平衡，势必出现社会功能紊乱，乃至引起社会动荡。恐怕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谓“灾难的原因是失去了秩序”（注：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的真正含义吧。

3.规律性。秩序的规律性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它指秩序的建立必须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否则，秩序便会因为缺乏现实基础而像无本之木一样失去生命力。另一方面，它指秩序对社会和社会成员具有规制作用。“一种‘秩序’是许多规则的一个体系，”（注：［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而这个“规则的体系”就是社会及其成员的行为模式。这就是说，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要求社会成员要有怎样的行为，都是由社会秩序来加以规定的。尽管不同的社会秩序对人们行为的规制方式与力度有所不同，例如道德秩序以对心灵完美追求的伦理精神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宗教秩序以对超人或神灵的信仰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秩序则以国家政治权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它们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强制性。

4.稳定性。社会秩序虽然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它同时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即必须具有恒常性。某种社会秩序一经确立，它便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导向和制约的作用。一方面，它能够培养人们循规导矩的习惯，并给人以安全感；另一方面，它可以使人预测行为后果，从而选择有利于自己和社会的行为，避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如果社会秩序朝令夕改、变动不居，则会使社会成员无所适从，从而引起社会骚乱。因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对于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博登海默指出：秩序的概念，意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注：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显然，博登海默所说的“一致性、 连续性和确定性”，指的就是秩序的稳定性。

二、作为刑罚价值的秩序之特性

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秩序，刑罚既具有前述一般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的特性，同时，还具有自己某些特有的性质。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考察：

（一）刑罚的安宁性与协调性

刑罚的安宁性，是指刑罚具有维护社会和平，保障社会生活安宁的性格。尽管在刑罚权的起源问题上思想家与哲学家们之间存在着巨大认识分歧，如贝卡利亚、卢梭等认为刑罚权起源于社会契约，而尼采则认为其起源于“强力意志”（注：参阅［德］尼采：《论道德的普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3页。），但是，在刑罚起源于争斗和纷争并用以“打击破坏和平和秩序的人（注：参阅［德］尼采：《论道德的普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5页。），这一问题上，人们却认识一致。虽然刑罚使人产生的联想常常是失去财产、自由乃至生命，但正如战争中轰鸣的火炮、飞溅的鲜血孕育着和平一样，痛苦的刑罚对人（罪犯）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的剥夺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其内在的精神却是要带给人们（包括罪犯）和平与安宁。人们制刑、量刑、行刑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追求一种生活秩序-安定与宁静。所以，情感激越的尼采猛烈批评”人们想象惩罚也是为了惩罚而被发明的“（注：参阅［德］尼采：《论道德的普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3页。），无疑是正确的。

刑罚的协调性，是指刑罚具有协调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的功能。刑罚的协调性是通过肯定国家刑罚权与限制国家刑罚权来体现的：一方面，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创制刑罚，从而肯定了国家的刑罚权。谁要是违反了刑法所设定的禁止性规范，那么国家就会立即发动刑罚加以制裁。另一方面，国家的刑罚权力同时受到刑罚秩序的限制，即国家的刑罚权力只能在法定的刑罚种类，刑罚范围以及刑罚幅度内行使。如果从公民角度来看，前列含义可表述为：一个犯罪公民，他有义务接受国家刑罚的制裁，但他同时也有权利要求国家仅仅在法定范围、幅度及刑种内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正是通过这种既肯定又限制国家刑罚权力，既肯定犯罪公民有接受刑罚制裁的义务，又有仅仅在法定范围、幅度、刑种之内接受制裁的权利，刑罚便使处于刑事法律关系之中不同性质的两个权利、义务主体-国家与公民的权利义务保持平衡。

（二）刑罚的规律性与稳定性

和一般秩序的规律性一样，对刑罚的规律性也应从两方面来把握。其一，作为社会秩序的一种，刑罚制度必须适应并反映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规律，特别是适应并反映特定社会的犯罪规律。刑罚是对抗犯罪的主要的并且也是重要的手段。特定社会的犯罪，往往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关。如果刑罚制度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犯罪发展规律不相一致，甚至相悖，那么这种刑罚制度就会起不到控制犯罪的作用。其二，刑罚的规律性也指刑罚对人们行为具有规制作用。刑罚本身就是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是由“刑事制裁”来体现的。国家以刑法设立了禁止性规范，同时以刑罚对那些违反禁止规范的人们进行制裁，而这种制裁从正反两方面指出了社会期待什么行为，人们应该怎样去行为。正是在这种制裁之中刑罚把人们导引向善。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须具有稳定性，刑罚当然亦复如此。刑罚反映了一国刑法所确认和保护的某些根本价值，“这些根本价值要得到保护，不遵守这些价值就要受到惩罚。”（注：罗结珍译：《法国刑法典》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而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根本价值是该社会或国家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历史传统孕育而成的，这样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根本价值，决定了刑罚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刑罚之所以必须具有稳定性，还在于刑罚对人们行为的导向和规范作用。刑罚通过制裁而向人们显示什么是不应选择的行为，或什么是可以或应该的行为；同时刑罚又以规范的形式存在，从而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有所预见。如果一个社会在短期内频繁变更刑罚制度，将会扰乱人们关于犯罪与刑罚的价值观念，最终使社会严重失范。

（三）刑罚的严厉性与严格性

凯尔森指出，无论是道德规范、宗教规范还是法律规范，“就我们对它们所抱的观念使我们符合这些规范而行为这一点说”，都是具有强制性的（注：［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然而，在一切社会秩序之中，刑罚却具有最高的强制性，即最大的严厉性。刑罚之所以具有最大的严厉性，这是由刑罚的性质与其在整个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一个社会秩序由许多不同性质的行为规范构成并加以维护，如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团体纪律，等等。一般来说，当社会秩序以非法律规范足以维持的时候，国家便没有必要以法律规范规制人们的行为。同理，只有其他规范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之时，国家才以法律规范来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强制。由于刑法处于保障法的地位，使得刑罚制裁成为其他法律制裁的一种补充手段，亦即最后手段。换言之，只有当用其他法律制裁不足以维护社会安宁时，国家才动用刑罚制裁，因而刑罚较之于其他行为规范不能不具有最大的严厉性。

刑罚的严格性是针对运用刑罚的程序而言的。从我国情况来看，凡需要动用刑罚制裁的违法犯罪案件，一般都经过了公、检、法（侦、诉、审）“三道工序”或检、法（侦诉与审判）“两道工序”（此为检察院直接立案查处的有关案件），只有十分有限的少数违法案件由法院直接受理（如自诉案件）。不仅如此，为了充分保证刑罚制裁效果，国家还制定了行刑法（监狱法），并专门设置了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管理部门。而其他法律制裁（如民法上的、行政法上的等）通常只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某个机关（或法院的民事审判机构，或公安机关，或工商、税务部门等）单方面负责，在执行上也没有像刑罚执行上的专门机关。由于刑罚的最大严厉性可能给公民带来极端严重的后果-或者被剥夺财产，或者被剥夺自由，甚至被剥夺生命，因此，为了避免错误（至少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效用，国家对运用刑罚的程序才作了最为严格的规定。

三、刑罚制度对国家社会秩序的维护

根据我国刑事立法情况来看，刑罚制度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通过用刑罚制裁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以及侵犯国家公职良性运作的行为来维护国家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向来被看作国家的首要秩序。这乃是由“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这一特性所决定的。从我国刑事立法来看，我国刑罚所涉及的政治秩序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国家安全秩序、公民民主权利正常行使秩序以及国家公职良性运作秩序。其一，国家安全秩序，是指国家的内政外交秩序，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又关系到国家政权与社会制度，因而在政治秩序中占有核心地位。国家要实现自己的职能，首先必须有国家安全秩序作保障。国家安全秩序的具体内容是指作为国家代表的国家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力不受威胁或侵犯。为了确保我国国家安全秩序，我国1997年刑法分则第一章对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规定了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相应刑罚。值得注意的是，本章共12个条文，根据1997年刑法第113条的精神，其中有9条规定之犯罪可以适用死刑。这无疑表明了国家对维护自身安全的必要强硬态度和坚定决心。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指出：“国家至少自卢梭发表《民约论》一书和君主的神授之权被打破以来，一直被视作社会契约中与民众相对的一方，契约要求它保证或提供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不能维护其自身的安全，那么民众就不能指望它为社会提供必需的生活秩序了。其二，公民民主权利正常行使秩序，是指公民行使国家法律所确认的参政、议政、批评、监督的权利不受干扰或侵犯。在我国，公民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公民依法参加国家管理、批评或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的重要内容，因而，公民民主权利正常行使必然成为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公民民主权利是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批评权与监督权等。从宪法学角度来看，它们属于政治权利与自由的范畴。我国1997年刑法第256条、254条分别规定了破坏或妨害选举罪、报复陷害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制裁，这就为公民正常行使参政议政、批评监督权利提供了有力的秩序保障。其三，国家公职良性运作秩序，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忠实履行国家公职的正常状态。公务人员是国家政府的化身或代表，在公职范围之内，他（她）的行为代表着国家政府行为。因此，公务人员公正廉洁履行公职对于实现国家职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公务人员的公务行为就是国家实行政治统治的具体行为的话，那么，公职良好运作秩序就是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刑罚制度中，国家对严重妨害公务人员公正廉洁履行职务的贪污、贿赂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极端情况下可处死刑），就是为了保证国家公职良好运作的必要秩序。

（二）通过用刑罚制裁破坏国家经济秩序的行为来维护国家经济秩序。正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必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一样，国家的政治秩序无疑是建立在经济秩序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一切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存在于经济的发展变化之中；政治冲突、党派之争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变化而造成的各个阶级与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政治权力本质上讲，也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这些事实决定了国家经济秩序对于国家政治秩序具有重大影响。事实上，国家职能中的对内职能的首要任务便是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经济能力。既然经济在国家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国家致力于维护和追求经济秩序便是理所当然的了。我国1997年刑法分则第三章则以92个条文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进行了规定。国家以刑罚禁止某些经济行为，意味着国家经济秩序最大的宽容度是经济行为不得超越国家刑罚制度设定的界线。而国家刑罚处罚的那些经济行为，正是国家经济秩序所绝对排斥的行为。在经济领域中，国家刑罚制度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倡什么、鼓励什么，但它通过制裁那些禁止的行为向人们揭示了“可以”或“应该”做什么，从而把人们的经济行为强制性地纳入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轨道，或者说，在经济领域中，国家刑罚制度正是通过制裁那些与国家经济秩序格格不入的行为来强制性地推行国家经济秩序的。

（三）通过用刑罚制裁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来维护公共安全秩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机体描述为一个寻求安全的机制，感受器、效应器，智力以及其他能力则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得足够长久，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注：［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马斯洛是从广义上来把握安全的，他的上述论断从心理学立场深刻论证了安全之于人的重要性。从法律起源的真正原因与合理存在的理由来看，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源于人类安全感的需要。而作为全部法律制度中最古老的刑罚制度，其产生的真正原因与存在的合理性当然更是如此。如果说“安全需要”、“安全感”这是就社会个体的感受而言的话，那么，这种个体的安全需要和安全感外化为社会的存在，那就是社会的“公共安全秩序”了。在刑罚制度的视野中，公共安全秩序是指社会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一般指重大公私财产、生命、健康）不受非法威胁与侵害的状态。它是国家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我国1997年刑法分则第2章的规定来看， 公共安全秩序主要反映在生产、运输、交通工具与设施、电力及煤气等设备、武器、弹药管理以及危险物品管理等方面的有序运作上。1997年刑法把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来重点防范与打击，还以26个条文对各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的行为规定了不同刑罚，其中，有5个条文（ 115 条、119条、121条、125条、127条）规定有死刑。这表明了国家刑罚制度对公共安全秩序的严格保护。

社会秩序论文篇5

关键词：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思想

 

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概念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反映和支配着哈耶克整个社会理论建构的过程，即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建构过程就是从这一概念中产生并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支配自生自发秩序的自发生成的法律，先于立法而存在，但由于其存在一些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立法对自发生成的法律进行纠正。虽然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理论存在缺陷，但仍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1.自生自发秩序的涵义

自生自发秩序，也被哈耶克称为“自我生成的秩序”、“自我组织的秩序”、“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等。

在阐释自生自发秩序时，哈耶克首先对“秩序”进行了界定，“所谓‘秩序’，我们将一以贯之地意指这样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者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1]。哈耶克将秩序区分为两种，即“人造的秩序”和“增长的秩序”。在希腊语中，用taxis（外部秩序）来指称人造的秩序，用kosmos（内部秩序）来指称增长的秩序。外部秩序是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者安排，是一种人为建构；内部秩序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或者说源于内部的秩序，在英文中最合适的称谓则是自生自发秩序。

接着，哈耶克试图通过对外部秩序和自生自发秩序的对比，来分析自生自发秩序的特征。外部秩序比较简单，自生自发的秩序相对复杂；外部秩序是具体的，自生自发的秩序是抽象的；外部秩序具有特定的目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很难说有什么特定的目的。

进而，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秩序的型构进行了阐释，“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乃是它们的要素在应对其即时性环境的过程中遵循某些规则所产生的结果”[2]。这些规则并不要求为人们“所知”，只要人们实际上以这些规则描述的方式行事就足够了。此时的“规则”和形诸于文字的“规则”不是同一个概念。当然，并不是每一种支配人的行动的规则都能产生整体秩序，“只有当那些引导个人以一种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方式行事的规则是经由选择的过程而演化出来的时候，社会才可能存在”[3]。即只有当个人所遵循的是一种能产生整体秩序的规则时，个人对特定情势所作的“应对”才会产生一种整体秩序，且这种“应对”必须在某些抽象方面具有相似性。

2.立法对自发生成法律的纠正

虽然自发生成的法律的实施和改进使复杂的社会秩序得以维续，但是自发生成的法律有可能会陷入一种仅依凭其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的困境，这时需要刻意审慎的立法对其进行纠正。“判例法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讲乃是一种单行道：当它在一个方向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时候，即使人们明确认识到了前此的一项判决所具有的某些涵义是极不可欲的，它也往往不可能再顺着原来的方向退回去了”[4]。自发生成的法律不能被证明永远是善法。而且，自发生成法律发展的司法过程必定是缓慢的，以至于它不可能对新形势做出迅速回应，使人们依此前的判决而产生的合理预期落空。虽然法官可以通过裁定特定疑难案件来发展自发生成的法律，但法官却不可能真正改变它，至多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发展它。立法此时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通过立法，一项新的规则在其实施以前就广为人知，人们可以根据立法形成合理预期，提高行动效率。

哈耶克提出立法可以纠正自发生成的法律，实出于其社会秩序二元观。在社会秩序二元观下，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是二分的，直接导致自发生成法律和立法的二分。哈耶克将自发生成的法律界定为严格意义的法律，认为其是私法，具有抽象性、目的不确定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而立法，哈耶克将其定位为公法，并认为：尽管在一个自生自发的现代社会秩序中，公法有必要组织一种能够发挥自生自发秩序更大作用的架构，保护已存在的自生自发秩序和强制实施自生自发秩序所依据且遵循的自发生成的法律，但作为组织规则的公法绝不可能因此渗透和代替自发生成的法律。

尽管立法可以对自发生成的法律进行纠正，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可以取代自发生成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立法机构把自发生成的法律与立法之法混为一谈，并通过“社会”立法把私法转化为公法，实是一个谬误。这一谬误甚至对司法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哈耶克将立法之法定义为外部规则，以区别于自发生成的法律即内部规则。外部规则的职能是将政府行为置于自发生成的法律之下，制约政府的行为。

3.自生自发秩序与自发生成法律对我们的启示

自生自发秩序理论自产生后就一直广遭诟病，反对派认为自生自发秩序概念模糊、适用范围狭窄，过于理想类型化，本身存在矛盾等等。在本文看来，虽然自生自发秩序存在缺陷，但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理论上看，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以人的无知和理性有限为认识论前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理论。自生自发秩序概念贯穿于哈耶克的整个学术研究，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反映和支配着哈耶克整个社会理论建构的过程。对自生自发秩序的研究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历史的发展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统治者有意设计的结果，它有自己独特的生成方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远远超出人的心智所能设计和控制的范围，人若过多地按自己的意志设法控制社会，试图使社会按自己的设想去发展，最终必将阻滞社会的发展。

从实践上看，哈耶克的这一思想对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启示作用更大。

立法作为一项人类活动有基本规律可循，要求立法者尊重其中的基本规律。首先，立法并非越多越好，应该注重立法与自发生成法律的协调。自发生成的法律，如道德、宗教、惯例、习惯等，在立法产生之前就一直是调控社会的有效方式，立法产生之后，它们在调控社会方面依然有重要作用。而且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使立法的滞后性更加凸显。这便要求立法者注重立法与自发生成法律的协调，从已有的自发生成的法律中吸取养分，使立法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破坏社会的发展。其次，在立法的调控作用日益增强的今天，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便要求立法者必须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人与人交往的最基本要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调整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律仍然是适用的。因此，立法者只有把握并遵循这些规律，才能使立法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才能使立法更容易得到人们的接受和遵守，减少立法之法实施的阻力。

在司法方面，由于立法具有滞后性和抽象性，还可能与人们的传统习俗发生冲突，这便要求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事实与立法之法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使判决既“合法”（现存的立法之法），又“合理”（自发生成的法律）。这样做的根据之一即是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和自发生成法律理论。历史经验表明，任何试图通过人为设计改变自生自发秩序的努力最终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自发生成的法律先于立法之法，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自发地遵守某些规则而形成的，立法之法应尊重自发生成的法律，法官的判决也应当尊重自发生成的法律，尊重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

因此，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一方面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审视社会，另一方面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邮编361005，电话：

注解：[1] 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54

[2] 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63

[3] 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65

4 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35

社会秩序论文篇6

希腊人认为秩序意味着安排、结构的完善与美，[1]秩序是与和谐的宇宙相关联的事物，并用“科斯摩斯”(κósmos cosmos)一词表示“秩序”。后来，人们逐渐从价值的层面上深化了对秩序认识，并以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作用将秩序纳入历史存在的范畴，从而使秩序进一步获得了法理道统的价值基础。由此审视当代国际政治现实，无论美国的“霸权主义”，还是中国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想或欧洲的“多极化世界”，从本质上说都体现着一种以秩序为核心的法则。和谐主义则是这一法则的最高境界：让拥有不同观点的国家在“不合群的交往”中建立起一种“和谐世界”世界的秩序，从而能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和平共处，这便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要义之所在。

 

关 键 词： 秩序  理性  和谐

秩序是一个非常繁杂而魅力无穷的概念。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秩序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统治阶级竭力运用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优势说明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借以论证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被统治阶级也是首先以批判旧秩序制造“革命”或改革的舆论，说明旧的统治秩序的不合理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必要性。从而，历史以新旧秩序对抗为内容表现着人类不同社会集团、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曲折纠葛，秩序则在人类为利益搅动起来的激烈而无休止的冲突中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重负。长久以来，秩序一方面支配着人类的精神活动，成为人们理性探索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单位，秩序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而在人类社会的现实斗争领域呈现出复杂的表现形态。

一、秩序是和谐的整体性结构

希腊人认为秩序意味着安排、结构的完善与美，[2]秩序是与和谐的宇宙相关联的事物。早期思想家们曾用“科斯摩斯”(κósmos cosmos)一词表示“秩序”，后来(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初期)这个词被用表述“世界－宇宙”。[3]一些较后的古代记载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有许多“世界”，而阿那克西美尼则以“科斯摩斯”描述气和风包围着的“世界”。“科斯摩斯”从原来的“秩序”转变为“世界秩序”或“有秩序的世界”(即宇宙)，表明人类从混沌的世界中发现了其“内在的秩序”或“内在的规律”，世界有秩序的思想已逐渐流行在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中。秩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总是在有形或无形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引导着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探索和思考。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猜测到世界的普遍联系，并试图按照他们的经验以一种抽象的认识整合纷繁复杂的世界，无论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απειρον)(一种不同于水火土气等元素但产生这些元素的物质性的东西)、阿那克西美尼的“气”，在他们看来，纷繁复杂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实质上却受到一种万物由以产生的本原性的东西的支配。米利都学派还揭示了世界秩序存在的方式，在米利都学派看来，世界秩序是由于世界本身的原因造成的。“水”、“阿派朗”、“气”都是客观世界的存在物，万物都是在它们的各种矛盾运动中派生出来的，是客观世界内部的“元素”相互作用产生了世界。同时，从米利都学派的观念中，我们还可以领悟到世界秩序缘何形成，世界秩序的形成是由于内部最主要的、最根本性的原因造成的。毕泰戈拉学派用他们的“数”对世界本原作了另一种解读，他们把米利都学派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比较抽象的层面。他们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数的摹本，他们研究数，特别是在音乐的研究中，发现一定的数的比例构成和谐，进而将这个思想运用到天体上，认为各个天体之间的距离也是按照这种数学比例的，因而整个天体就是一个大的和谐的有秩序的宇宙。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无论是毕泰戈拉学派的“数”，还是赫拉克利特的“火”、爱尼亚学派的“存在”；无论是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还是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都从对本原的探究出发来解释无限纷繁的世界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秩序。以及后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都继承了探究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传统。各个哲学流派虽然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着一些无法调和的对立和斗争，然而认为探究世界的本原却是他们共同的任务，他们都从对本原的探究出发来解释无限纷繁的世界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秩序。在当代，这种传统的哲学理路受到了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本来是一种以抛弃普遍性、背离和批判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转用于指称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中具有类似倾向的思潮。然而无论是欧洲的德里达、福柯、巴尔特等的后结构主义，伽达默尔等的哲学释义学，还是美国的蒯因、罗蒂等人的新实用主义，都体现着一种对秩序的曲折性认同。巴尔特注意到文学作品的结构与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的主观体验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他把读者阅读时因心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主观体验视为文学作品的结构的变化，以此“消融结构”。岂不说结构并未真正“消融”，即便读者的每一次阅读产生了不同的主观体验，而这种体验也是以一种系统性的结构性的反映而存在着的，说明意义在结构（秩序）中存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潜结构”则是对秩序的另一种阐释。“潜结构”对传统的“空间、几何学的或形态学的空间，以及形式和位置的秩序”结构概念的解构，“使结构移心化，并且开放封闭体”，成为一种“开放的结构性”(the opening structurality)。[4]福柯(mirkel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透过对现代性的批判，打破了正统的历史秩序，提出一种让“历史知识或历史活动”处于“构成式的”、生成性过程中其内容不断变化的系谱学。[5]他的系谱学关注的是正统历史的排斥之物和边缘之物，他要着重考察的是破裂之物、中断之物、局部的、不连贯的、不合格的、非法的知识，并反对关于某个统一的理论实体借“构成一门科学及其对象的某种真知识”和“某种随意性观念”为名所发出的各种声音。显然“历史”在福柯那里并未终结，而只是要以一种新的后现代主义的秩序加以重构。后现代主义改变的不是历史，所改变的只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后现代主义也不是彻底地取消秩序，而是重建了秩序的存在方式。

二、秩序是价值构造的体系

把秩序作为一种价值的形式，既是人类对秩序认识的深化，同时又表明秩序具有通过人的活动的能动作用而以历史形态存在的一面。早期希腊哲学研究天体现象和整个自然界，很早就发现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毕泰戈拉学派开始提出科斯摩斯――宇宙秩序的思想，赫拉克利特又提出了逻各斯的范畴。宇宙万物并不是乱七八糟的一团，而是秩序井然，安排合理的的。恩培多克勒和阿拉克萨戈拉开始探讨物质的内部构造，无论元素或种子也都是有秩序的。这样的宇宙秩序，在人们看来，就是善的(好的)、美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善的和美的秩序是谁安排的呢？阿拉克萨戈拉便已经意识到秩序是在人的精神活动的作用下形成的，他在通过对“支配和安排一切事物的精神力量”的考察隐晦地说出了人的主体精神对秩序的价值构造。他认为，有一种叫做“努斯”(nous)的精神实体是“万物的秩序与安排”所依循的原因。[6]“努斯”(νοūs，nous)是希腊语中的常用字，相当于中文的“心”、“心灵”(mind)，泛指感觉、思想、意志等精神活动的主体。“所有一切过去存在的东西，一切过去存在而现在已不存在的东西，以及一切现在存在和将来要存在的东西，都由努斯安排有序。”[7]这就是说，万物在“努斯”的支配和安排下形成有秩序的(善的和美的)宇宙。阿那克萨戈拉提出努斯，不仅注意到事物运动的原因，而且将这种动因和宇宙的规律、秩序联系起来，使哲学和科学更重视研究规律和秩序。但是，直到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发生了由以自然为中心到关注人本身的思想转型。这个思想的转型肇始于智者派(sophistes)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的命题。这意味着智者们看到的世界秩序图景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是人们按照自己的价值目标塑造了世界：在社会这个舞台上，人是中心。人是一幕幕戏剧的创造者、演出者，而且还是裁判者。人为自己制定习俗、法律、伦理规范和城邦生活准则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人又是主动的，是这些规则的制定者、修订者；因而唯有人有资格对此发表意见，加以贬褒，作出裁决。这样一切在拥有自我意识并且初步觉醒的希腊人面前就要重新加以审查了，以往一切准则和教义都要在人的审判面前辩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苏格拉底吸收了智者哲学注重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积极方面。他认为，“善”是证实世界万物的原因，是把世界万物安排得如此合理，如此井然有序的力量。印度史诗中有好些诗书讴歌了美好的过去，说那时的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可以自在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从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直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悲惨时代，勾画出人类命运每况愈下的过程。重视人的价值，以人为中心理性地构造秩序的价值存在形式。亚里士多德把秩序建立在人们的社会价值作用的层面上。人们的社会活动存在着从事以自身为目的的“理论”与“实践”和从事以制成物为目的而以自身为手段的“创制”活动两种主要的差别，这正是确立个人在亚氏社会秩序中的社会地位的根据。这种差别使人们在当时城邦国家的社会秩序中人被分裂为有公民身份的自由人和无公民身份的“奴隶”或“外邦人”。这种分裂的社会状态堵塞了人们通向历史的道路。康德是通过对“技术的实践”和“道德的实践”所作的区分而在道德领域(而不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们的创制活动)中确立了一种抽象地克服了人的等级差异的社会秩序，在康德的社会秩序中人的价值在抽象的道德领域得到了肯定。［2］（p6）黑格尔从奴隶在否定性关系中肯定人的价值的活动中看到：奴隶性、手段性和工具性的劳动在辩证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变成了目的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被提升为实践，实践被赋予了劳动的内容。手段性的、工具性的活动用它的生产性改变了世界，它不仅生产出了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出了新的生活和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自然及其与人的关系。[8]

三、秩序是法理道统的体现

一个合理的秩序只能以法理道统为根据，否则，这种秩序就是缺乏依据的。“自然界的秩序是靠公理来维持的。……自然界对万物的安排分明是根据万物本身的机能而定的，而公理这一基本原则也渗透到万物的本性之中。由此可见，缺乏合理的行动就不能维持自然界的秩序，因为，这一秩序是与公理的基础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自然界的秩序也就靠公理来维持。”[9]因为在维系着人类社会的多重因素中，固然存在着强力因素，但强弱总是不均等的分配给不同的群体，一味的弱肉强食社会便无法存在，历史上一些强权无不终结于毁灭的事实说明，人类社会只有超越强力因素而依凭基于法理道统的理性精神才能建立。孔子入世为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人世间建成一个安和乐利、天下为公、胜殘去杀，以德治礼治为纲纪的理想社会。《礼运篇》通篇都十分强调礼的作用，认为“礼者，君之大柄也”，“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可以说，“礼治”秩序乃是大同之世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10]宋代以后的理学是儒、释、道为一体的学说，其核心是宣扬“天理即道德”，主要代表是朱熹。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任何人都要顺应天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信，提出要用“三纲”、“五常”规范人们的道德，把“三纲”作为封建关系与社会秩序最核心的东西，而“五常”正是维系这最核心的关系与秩序的规范。只有按照“三纲”、“五常”规范人们的行为，社会才能安定才能和谐。朱熹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人心，尤其是帝王之心。一个国家政治的盛衰，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都取决于帝王的“心术”。帝王心术“正”与“斜”决定天下大事的“正”与“斜”，而“正”与“斜”的标准在于是否合乎“天理”。由此他分析了中国的历代帝王，认为秦以后，帝王的心术不正，所以导致了历史的倒退。但是朱熹主张历史循环论，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封建制度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柏拉图的理想社会崇尚整体和统一，其特点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功能互补的整体。他认为社会起源于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不能靠自己来满足，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这样就构成了社会。社会分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最好途径，也是社会公德的体现。柏拉图的整体社会观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贵族政体。但是，客观上对于智者学派过分强调个体自由的社会发展观是一个纠正。除整体思想外，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柏拉图崇尚知识和教育，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国家要积极干预教育。他还主张在理想国中，为了消灭阶级对抗，实行共产共妻，母亲生了孩子以后不能保持母子关系。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争端都来自于金钱、子女等等，实行共产共妻以后能够遏制这种欲望，以保持社会整体的稳定。

四、秩序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法则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秩序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法则，他以始基火的思想对秩序的性质及其产生过程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和发挥：“这个有秩序的宇宙(科斯摩斯）对万物都是相同的，它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尺度燃烧，一定尺度熄灭。”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有规则的变化也是秩序的一种内涵，“逻各斯”是变化着的事物的内在秩序。他的逻各斯(λóγοs)学说认为万物是永远变动的，而且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的尺度和规律进行的。而关于λóγοs的一些解释中包含着与秩序相近或相关的意思。如《希英辞典》解释λóγοs的十种含义中包括：计算和尺度，对应关系和比例；格思里在《希腊哲学史》第一卷对公元前五世纪及以前的哲学、文学、历史著作中有关逻各斯的十种用法的归纳中有“尺度”、“完全的或正当的尺寸”、“对应关系”、“比例”[11]这就是说，世界上万物的存在，都是在“逻各斯”的支配下，“逻各斯”规定着事物的存在形式和状态。赫拉克利特曾说，“万物都是按照这个逻各斯产生的”，宇宙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这团活火“按一定的尺度(μέτροs)燃烧，按一定尺度熄灭”。在赫拉克利特看来，逻各斯和科斯摩斯是一回事。他说，逻各斯是常见的，又是支配一切的，它就是有秩序的宇宙――科斯摩斯。中国古代也表现了与赫拉克利特同样的智慧，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事物的秩序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征，这种变化运动方式是一种普遍的形式，万事万物都可以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西周末年周太史伯阳父曾用阴阳二气交互作用解释世界的秩序：“天地之气，不失其序。”所谓“序”，即阴阳运动的正常秩序，也是事物保持稳定和平衡的基本条件，而与“不失其序”相反的是事物失去平衡的剧变状态所表现出来的“失其序”的非常态。尤其与西方人这种借助对探究自然秩序间接地折射人类社会秩序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是，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的触角直指社会人生。伯阳父“阴阳之序”的观点主要是为了说明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兴衰密切相关，阴阳失序的地震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使人们的生存陷入困境导致西周王朝在社会动荡中灭亡。不可言说的神秘的阴阳运动，成为人们对上天产生了一种敬畏感，并由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引申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探索。古代先贤孔子和墨子都曾把“天”当作最根本的存在，天意在他们的头脑中成为支配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股力量演变成为形塑社会生活的规则和秩序。孔子不仅认为“天”是“四时”、“百物”的主宰，而且人事亦皆受“天”的支配。墨子认为“天意”以“顺”者“赏”而“反”者“罚”的手段和方式，支配着“兼爱”与“交利”或“别恶”与“交贼”的社会秩序。[12]老子在阐明“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的同时，又明确指出“道”本身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并且，“道”既在自己的运动变化中产生了宇宙万物，万事万物的运动就必然规定在“道”的总轨道之内。“道”不仅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根源，也是万事万物必须遵循的规则。这种体现着运动变化之法则的秩序，在《淮南子》一书中主要表现为社会历史进步同变古改制的秩序变迁的相关联：“至德之世”，人类纯朴未散的历史时代犹如浑沌未分的原始宇宙，“百官正而无私”、“道不拾遗”、“邑无盗贼”，人们“相让以财”、“而无岔争之心”。“昆吾、夏后之世”，人们的私欲引起鲜明的贫富对立，导致社会急剧分化。夏、商、周三代至战国，社会呈现出贵仁、贵义、贵礼、贵乐与忿争、诈伪、杂处、不和等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现象。康德把这些矛盾现象看成是法律秩序得以产生的缘由，在他看来，任何国家的法律秩序都是从“不合群的交往”中，从利己主义的个人争斗中产生的，但这才有可能在通往更高的伦理道德的路上迈出第一步。……和莱辛一样，进步在康德那里只是这种伦理道德的进步，而物质条件上的幸福。但和莱辛不同的是，莱辛只把理智的不断启蒙看作是进步的动力，康德却相信“理性的狡计”(或“造物主的狡计”)。[13]当今世界的现实仿佛在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思想，在全球化的各种矛盾冲突中，“现今的世界秩序是极为异质的全球力量在互动中自发形成的，就犹如一场和谐的音乐会，而协调各种声音的是世界市场中那只自然、中立、隐蔽的手。”美国企图运用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建立一种类似于罗马帝的强权秩序，使世界秩序“受控于一个单一的力量和理性中心”，而让这种力量“凌越于各种全球力量之上”，以便“按照自身洞悉一切的计划有意识地引导着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14]可是，无论美国的“霸权主义”，还是中国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想或欧洲的“多极化世界”，从本质上说都体现着一种以秩序作为发展的法则的观念。让拥有不同观点的国家在“不合群的交往”中建立起一种“和谐世界”世界的秩序，从而能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和平共处。这便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要义之所在。中国的“和谐主义”理论充分表明了一种抛开政治分歧与美国交往的意愿。[15]并且这一直是中国在过去近1/4个世纪里的立场，自从冷战结束，它就梦想建立一套“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1] plato, timaeus, 30b.

[2] plato, timaeus, 30b.

[3] 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

[4] 参见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5] ［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7]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64页。转引自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11页。

[8] 参见商景龙：《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境域》，载《实事求是》2004年第6期。

[9] ［意大利］但丁·阿利盖里：《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1页。

[10] 参见李翔海：《生生和谐――重读孔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89页。

[11]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457页。

[12] 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13] 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社会秩序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秩序保留公共秩序界定

【正文】

所谓“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依据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制度。“公共秩序保留”（reservationofpublicorder）是我国法律上的称谓，在法国习惯称为“公共秩序”(publicorder),在德国称为“保留条款”（vorbehaltsklausel）,而英美法国家则惯用“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公共秩序保留”作为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种手段或制度，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法则区别说时代,经胡伯、孟西尼等国际私法学者的发展渐趋完善。1904年的《法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该项制度。公共秩序保留已成为国际私法中一个公认的普遍原则。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国际私法实践中已经发挥了并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背景，到底什么样的外国法需要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其在自己国家适用，各国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其直接后果就是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若该权利被滥用，则会大大降低国际私法在协调各国法律冲突中的价值，妨碍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稳定和安全，有悖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因此，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适用的是否恰当，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恰当适用这一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公共秩序保留”这一术语中“公共秩序”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进而防止滥用，防止各国将各种任意的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堂而皇之地冠以“公共秩序”的名义。但一个难题马上出现，那就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公共秩序”是一个弹性的、不断变化的概念，从来没有学者对此做过成功的界定。但为使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实践中有效运行，避免公共秩序保留被滥用，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对“公共秩序”做一个简单的定性。

一、各国立法关于“公共秩序“的表述

对这个很重要的措词如何理解，各国立法有着不同的表述。

普通法系国家常用的是“公共政策”、“特殊政策”或“法律秩序”，大陆法系国家则分别用“善良风俗”、“法律之目的”或“法律之基本原则”、“虽属与国家社会有重大关系之情事”，在我国的立法中,曾经表述为“社会治安”、“社会公德”、“社会秩序”、“优良风俗习惯”、“国家社会利益”、“法律的基本准则”。1982年中国《宪法》、1986年中国《民法通则》和1991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秩序或公共政策条款在民法典、国际私法立法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例如，1991年《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081条，1992年《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第8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16条，1996年《列支敦士登国际私法》第6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典》第36条，1998年《委内瑞拉国际私法》第8条，1999年《白俄罗斯民法典》第1099条，等等。

许多国际私法公约也有公共秩序的规定。例如，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8条，1979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私法通则的公约》第5条，1973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10条，1980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18条，1988年《死亡人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第18条，2000年《关于成年人保护的公约》第21条，2002年《关于中介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第11条，等等。

我国对公共秩序保留一向持肯定态度。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关于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婚姻问题的意见》中就有了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1954年宪法也提到了"公共利益"的概念。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04条和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68条都就公共秩序保留作了规定。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一次全面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该法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规定表明：（1）我国采取了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适用起来比较灵活。（2）对于确定违反公共秩序的标准，我国采取了"结果说"。（3）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不仅指向外国法律，还指向国际惯例，这是我国所特有的。

二、中外学者关于“公共秩序“的表述

中外学者在理论上对此问题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

1、戚希尔认为，“公共秩序”指英国的"特殊政策"，具体包括：（1）与英国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不相容；（2）与英国的道德观念相抵触；（3）损害了英联邦及其友好国家的利益；（4）外国法侵犯了英国关于人的行为自由的观念。

2、戴赛认为“公共秩序”指三种依外国法取得的权利，即：（1）与英国成文法相抵触的权利；（2）与英国法律政策相抵触的权利；（3）与英国利益相抵触的权利。

3、库恩认为“公共秩序”指下列4种场合：（1）违背文明国家的道德；（2）违反法院地的禁止性规定；（3）违反法院地的重要政策；（4）外国法中的禁止性规定未获法院地的确认。

4、J.H.C莫里斯在其主编的《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将“公共秩序”界定为“基本公共政策”。

5、在李双元、金彭年、张茂、李志勇编著的《中国国际私法通论》中，将“公共秩序”界定为“法院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

6、在宋立红、的《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则认为，公共秩序概念虽然随着时间和地点的移转而变化,但可称其为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基本道德规范和善良风俗的总称。

三、笔者关于“公共秩序“的一些看法

鉴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道德观念和传统习惯的不同，对公共秩序的具体含义，很难取得一致的理解。英美国家许多学者也认为：“什么是公共秩序，……是模糊最不确定的问题之一，一般无法给它作出一个定义。”但是，笔者在充分了解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关于“公共秩序”界定中的几个基本点：

1、“公共秩序”是一个弹性的、不断变化的概念，在对其的界定中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既必须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认识，必须和社会实际相结合。法国学者尼波埃（Niboyet）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公共秩序应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今天是公共秩序的东西，可能经过若干年将不是公共秩序。”

2、我们不要乞求在“公共秩序”的界定中各国都达成一致，即在国际上对公共秩序的范围及其具体内容做出统一的规定和具体的解释。保留各国在适用公共秩序时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尽管在客观上为各国滥用公共秩序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可以在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实践中，要求各国在何种情况下采用公共秩序保留拒绝适用外国法，在其法律中做出明确的规定，并从严规定和适用公共秩序。

3、“公共秩序”一般应包括一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也即现在相对通行的观点。

综上所述，为了使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制度价值，必须予以必要的限制，首先应对“公共秩序”进行必要的界定，但这一界定是很有挑战性的。

【主要参考资料】

1、张仲伯、赵相林，《国际私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修订第1版

2、张潇剑，《国际私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中国国际私法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社会秩序论文篇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每年都会有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出台。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包括法律性文件共有300多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8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近8000件，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多达30000多件（注：李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立法发展》，载《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从禁止市民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到政府对有限自然资源的行政许可，从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管理到对生产者的产品质量实行法律监督，各式各样的法律法规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法律实施的效果不理想，法律秩序的状况不尽如人意。

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在许多方面，都正处于有法律却无秩序的阶段。社会学家把它称为“失范”，政治学家叫它为“不稳定”，更中性的、遮掩性的说法是“转型时期”。这是一个令世人困惑、法学家们同样困惑的问题。在一些民众看来，在中国搞法治真是太难了。有人干脆说，在中国搞法治，没戏！一些法学家表现出了同样悲观，他们认为，中国制定了那么多的法律，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法治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呢？中国在法治理念的设计上是否存在着什么问题？种种困惑与疑虑，皆源于如何解读中国的转型秩序。

一、从理论层面解释“为什么有法律无秩序”

解读中国的转型秩序，既涉及到理论层面的分析，又涉及到对中国转型秩序特殊性的把握。让我们先从理论层面的分析说起。

从理论层面解读中国的转型秩序，其要点在于把握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的区别，特别是制度形成与秩序形成的区别。总的来说，制度形成只是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和起始阶段，它并不意味着秩序的必然形成。在制度形成阶段与秩序形成阶段，存在着时间因素、社会资源、形成机制、利益冲突方式和冲突终结方式等多方面的区别。笔者大致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的差别在于时间，法律的制定是时间在先的，而秩序的形成是后至的。这里所说的秩序是狭义的，是指在制定了法律之后，法律所预期出现的那种秩序。与之相应，还有一种广义上的秩序，即包含前法律秩序在内的各种规则秩序。法律制定在先，秩序形成在后，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问题是，这个时间有多长？虽然难以提出一个合理的时间标准，但是，如果秩序形成的后至期太长了，如果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很长时期里无法形成秩序，秩序的形成就从“后至”变成为“滞后”，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会随之出现。

在法律制度形成之后，法律秩序何时形成取决于诸多因素。一方面，制度的制定者可能需要为制度的实施设定一个准备期。它既可以为社会各方提供一个心理和行为方式的调整适应过程，也可以为法律实施者充分筹集相关资源留出时间。另一方面，即使法律制度进入实施阶段，也不意味着预期的法律秩序会随之出现，它取决于法律实施方与法律遵守方之间实际的行为互动是否出现，以及这种行为互动的性质呈良性状态或恶性状态。总之，在法律制度形成与秩序形成之间，人们很容易观察到一个时间的界限。

（二）与制度的形成和法律的生效不同，秩序的形成是一个无期限的资源耗费的过程。制定法律也需要耗费社会资源，但这经常表现为有期限的活动。虽然许多立法也旷日持久，但终究有完成或终止的一天。法律一旦颁布生效，立法阶段的资源耗费就告停止，法律进入了秩序形成的阶段。后者标志着新一轮的社会资源耗费过程。从理论上说，秩序形成阶段的资源耗费是无期限的，包括耗费人力资源、财政资源、社会动员能力等多种资源。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新旧行为模式转换的时期，稳定的和良性的新型行为模式未能普遍建立，需要不断地注入社会资源来纠正旧的行为模式。故而，转型秩序对资源的耗费是最巨大的。一旦社会资源支持出现不足或纠正不力、旧的行为模式故态复发的状况，秩序维持就会出现问题。

（三）法律制度是可以建构的，法律秩序（良性秩序）却是生长出来的，后者是一个更加缓慢和复杂的过程。生长或生成的概念，揭示了事物内在的某种节律、环节或过程，以及对“土壤环境”的特殊需要。从历史上看，习惯法时代过渡到成文法时代，标志着法律制度从演进史向建构史的初步转折。以法律信仰为例，在立法阶段，实际涉及的是法学家的法律信仰。这种信仰可以是通过长期职业经历形成的，是已经获得的信念的转化；也可以是从外部移植过来的，甚至是“一夜间”形成的东西。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在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欧洲殖民体系迅速崩溃，一些非洲殖民地迅速获得独立，其速度之快，使得独立的政治法律准备工作带有极大的仓促性。许多新独立国家的宪法就是简单照搬宗主国的法律在一夜之间制定出来的。虽然法律制定出来了，但法律所预期的秩序的真正建立，却又经过了很长时间，其中也有许多曲折。法律秩序的形成，尤其是一种良性秩序（区别于强制秩序或表面化的秩序）的形成，涉及到千千万万个社会成员的信仰问题。这种信仰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法律运作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使法律实效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内心确认。这是一个外在无形、酝酿萌发的社会心理过程，最终使法律制度转化为千千万万个社会成员所愿意遵循的行为习惯。

（四）制度形成阶段的利益冲突是仪式化的（注：仪式化冲突或仪式化格斗，原是社会生物学里的一个术语。原意是表达生物个体间的冲突，并不都是殊死搏斗性的，而经常是借助恐吓的姿态、声音、表情等非格斗的手段进行，并以此确定相互间的胜负。参见（德）伊梅尔曼，马祖礼等译：《行为学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第160页。本文借用此术语，是表达立法阶段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在立法机关内部进行的利益表达冲突，是以法定手段进行的，如投票、发表不同意见等等。）、制度化的，因而也是制度限度内的、可控制的冲突，秩序形成阶段的利益冲突是真实性的，往往也具有不可控的性质。这使得秩序形成阶段的阻力往往大得多。立法阶段的利益冲突是体制化的、以委托方式进行的，秩序形成阶段的利益冲突可以是体制化的，也可能是非体制化的，并且是利益关系人直接参与的。所谓体制化的冲突，是以体制和制度认可的方式进行的利益冲突，如通过建议等形式进行的合法的利益表达，人大代表在法律草案审议时的不同观点交锋，甚至是投反对票，等等。立法所涉及的利益相关人不可能都亲身在场为自己的利益申辩，一般是通过法定委托人进行的，是一场不同的利益委托人之间的“仪式化的利益冲突”。既然是利益委托人之间的冲突，利益冲突往往不关切身利益，利益冲突又必须以法律认可的方式进行，成败问题就相对超然了一些，对选民能够有所交代就行。总而言之，制度形成阶段的冲突是可控的。相比之下，秩序形成阶段的利益冲突，就更具真实性了，处理不好，也容易具有不可控的性质。

（五）制度形成阶段的矛盾终结方式是制度化的和合法的，秩序形成阶段的矛盾后果有可能是非法的和非秩序化的。人大立法以多数人原则为最终的矛盾解决方式，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通行的作法。秩序形成阶段的矛盾解决，可以是以守法或法院强制判决为终结，也可以是以法律无力实施或法律普遍违背所造成的非秩序方式为结果。

（六）制度形成主要是受正式规则支配的，秩序形成则既受正式制度规则的支配，也受非正式制度规则的支配。在立法阶段，正式的制度规则是起主要作用的，虽然也有所谓“潜规则”的存在并起作用，但它们是隐蔽性的，而非公开的。秩序的形成则公开地受到正式制度规则与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的双重支配。前者如正式的法律、法规，后者如当地习惯、习俗和特定环境中的约定俗成。在社会常态时期，正式制度规则与非正式的制度规则，双方的差别与冲突并不明显，受它们共同影响的秩序也相对平稳。在社会转型时期，正式制度规则的变化十分剧烈与频繁，而非正式制度规则的变化要相对缓慢，两者之间的差别与矛盾会加大，秩序的内在冲突就容易变得十分严重。

二、实践层面的解读

以上几方面大致从理论层面上说明了“为什么有法律却可能无秩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过程看，有法律却无秩序的情况，还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说明。

首先，问题的上升速度与力度大于对问题的治理速度与力度。如果用图表形式描述中国的转型秩序，我们可以把法律秩序定义为社会问题曲线与治理曲线的叠加结果。先画一条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曲线，它可以视为是犯罪、、及各种其它违法问题的总和，然后再画一条对问题的治理效果曲线。如果治理曲线低于社会问题曲线，就表示社会秩序存在问题。

具体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社会问题曲线相对平缓的情况下，社会治理曲线下降，低于社会问题曲线，说明社会治理存在问题，社会秩序会出现不稳定局面。另一种情况是，在社会问题曲线上升的情况下，社会治理曲线的提升速度赶不上社会问题曲线，社会秩序也会出现不良状况。中国当前的转型秩序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我们可以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确定为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开始，把2050年中国可望进入中等发达程度社会作为转型期的结束，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的上升阶段。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作为各种矛盾原因的诸多问题因素正在迅速大量涌现，如经济发展进入人均GDP 的关键阶段，开始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城市化进程快速展开，庞大的流动人口对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造成的管理压力，城市社会步入高风险时期，自然环境出现恶化。另一方面，作为直接表征法律秩序的各种指标在急剧恶化，如犯罪率的攀升、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大量涌现等等。

社会问题纠纷上升速度过快，既有上述社会转型本身的原因，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出自政策和法律的不合理。从社会政策原因看，整个90年代，出于对“发展是硬道理”观念的偏差理解，我国普遍陷入了GDP 崇拜的狂潮中，各级政府热衷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疏于公共服务，使得公共服务的主要受益者——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失去了保障。据刘国光介绍，世界卫生组织曾把中国列为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教育经费占GDP 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国家排名居后，尤其义务教育供应不足，致使相当多老百姓没有基本能力进入劳动市场，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注：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载《经济参考报》2005年4月21日。）。政策和法律方面的缺失及压制，已经边缘化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呈“散沙”状态，他们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中，缺乏自己的代言人，正当和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严重不足。在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只能以事后的如、罢工等消极的方式表达心愿。

李斯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人们有理由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库兹涅茨提出了转型时期社会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理论，但是，他也认为，现实中有一些因素能够抵消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从而使收入不平等的状况由恶化向逐步缓和转变。他首先提到的，就是法律干预和政治决策，如遗产税、累进所得税制和救济法的实施（注：丁任重、陈志舟、顾文军：《“倒U 假说”与我国转型期收入差距》，载《经济学家》2003年第6期。）。推而广之，如果社会政策到位的话，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上升势头也是有可能平抑或遏制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遗憾的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转型时期的中国，不仅出现社会治理效能不足、赶不上社会问题产生的局面，而且还出现了治理效能一度下降的情况。从体制背景看，由于中国快速引进了市场机制，特别是国外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等进入中国，涌现出一大批高收入阶层。受国家财政方面的影响，社会问题治理的主要力量——国家官员队伍包括执法司法队伍长时间陷于相对低薪状态，造成普遍的激励不足和队伍腐败，优秀人才大量流失，大大影响了执法队伍的效能。这种现象在19世纪美国进入工业革命高潮阶段时也曾出现，形成所谓“二流政府”的局面。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国面临的情况只能更严重。

当社会矛盾纠纷处于快速上升而治理能力却未能及时有效提升，甚至出现下降的局面时，如果用图表表示的话，两种曲线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差距，表明相当数量的问题和矛盾得不到有效治理。

此外，有法律无秩序的另一个原因，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与立法本身的情况有关。立法上导致法律不能良好实施的因素很多，如立法过于向强势集团的利益倾斜，忽视了社会民众。立法部门之间的利益纷争，使立法打架现象很多。

笔者想另外提出一个观点，用以解释我国法律的实效问题，并试图把它概括为“立法距离说”。大意是，自近代以来，我国立法，一直面临着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制度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自身尴尬局面。在历届立法者面前，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复杂的中国现实面前，在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合理与不合理的矛盾现实面前，法律无疑地应该更多体现和代表前者，代表进步，代表文明与合理的一面，并且要推进这种文明、进步与合理的社会早日来临，这是法律的演变方向，也是中国社会的应有方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法律不仅不能迁就落后，而且要起到改变现实，改造社会的作用，要充当社会改造的工具。这样一来，在法律层面上，外部世界与中国的差距转化成为了法律与社会的差距，转化成了立法的期待目标与国内现实之间的距离。然而，由于完全理想性的制度立场与国内现状之间的距离过大，法律又不能无视国情的现实，立法者既无法完全从国内的现状出发制定法律，也无法从国外制度的立场出发立法，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所谓的平衡与相对中间地带。其结果是，制定出来的法律既不完全符合理想化的制度标准，又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现实的土壤，与两者之间都有距离。这也使得立法者总是受到两方面的攻击——极端国情论者攻击法律不合乎中国国情，理想主义者攻击立法依然落后。

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曲线与治理曲线叠加的示意图（注意：社会问题曲线与治理曲线之间的空白处即A 、B 两点之间的距离表示一些问题未得到有效治理的程度）

社会秩序论文篇9

【关键词】民间社会规范 社区 社会秩序 构建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有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建立在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民间法和社会资本统称为民间社会规范，这些民间社会规范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传统社区的社会秩序。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由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转变，虽然现代社会因素正在解构着传统社会因素，但是传统社会的制度和观念在社区治理过程当中仍然发挥着作用。①历史传承下来的这些民间社会规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们在社区城市化进程当中仍然在调整着社区的社会关系，构建着社区的社会秩序。

道德规范构建社区社会秩序

道德规范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之上，以善恶作为评价是非的标准，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调整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总称。

道德规范构建社会秩序的特征。一是从价值观念上为人们提供判断事物对与错的标准或尺度，人们依此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或合理，受到赞成或反对，受到惩罚或奖励，是否会与他人发生矛盾、冲突或纠纷。

二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经济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变化，但变化的速度较慢，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在经济社会变革或转型时期，多种文化价值观念矛盾、冲突，没有形成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治理手段空缺的情况下，道德规范起到了调整经济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三是以义务为主体配置应然性的权利和义务，强调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和集体利益，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考虑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四是在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非建构性自发形成，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它不仅规范人们的外部行为，还引导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

道德规范构建社会秩序的功能。一是教育功能构建社会秩序。道德依靠赏罚、评价、舆论等方式，形成社会风尚和道德观念，塑造社会群体成员的道德知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这些道德品质。道德品质塑造的过程是一个培养有道德的人，使其成为道德纯洁、理想高尚的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构建社会秩序的过程。

二是认识功能构建社会秩序。道德通过原则、习惯和规范，提倡或宣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且得到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人们评价是非提供依据或标准，引导人们认识对国家、社会、家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依照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正确处理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避免出现破坏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

三是调节功能构建社会秩序。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对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调节功能，对社会生活秩序有改变或维护的作用。道德调节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社会调节，即社会以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为尺度来评价人们的道德行为，协调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另一种是自我调节，即个人以社会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为尺度来要求和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有道德调节的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有道德调节的个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生活在有秩序的社会中，很少与他人发生危害社会秩序的矛盾、冲突或纠纷。

宗教规范构建社区社会秩序

宗教是人们信仰、崇拜超人间与自然力量的社会意识行为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思想行为规范体系，它以神灵的威名，利用信仰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从内在思想和外在行为两个方面控制社会矛盾冲突，维持社会秩序。

宗教的组织规范功能构建社会秩序。宗教组织规范是用于维护僧侣和信众团体统一的行为规范和要求，主要包括宗教道德规范、团体生活规则和共同信仰要求。从宗教规范来看，其包含有社会公共道德的内容，有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促进形成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从来看，其以超世的眼光看待世界，认为世俗社会都不完美，应超越世俗社会去改变人，而不要去改变世俗社会，这样的世界观使宗教采取与世俗社会相容与合作的态度，这种处世态度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构建社会秩序。能抚慰人们的心理，调节人们的精神、行为和生理到相对平衡状态，达到有益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程度。其心理调节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宣扬宗教理论，坚定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调节人们的心理；另一方面是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慰藉人们的精神痛苦和紧张情绪，来调节人们的心理。就第一方面来说，宗教宣扬超世论，将人的现实社会困难处境归结为是由神安排的，劝告人们要甘愿接受苦难，不要因为苦难而危害社会，这种主张转换了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念，使生活痛苦的人们在虔诚信仰来世生活中创造出有权有力的意境，抑制了人们在苦难处境中的反抗精神。此际的宗教是人们苦难生活的一种解脱，转移了信仰者自身内部的某种能量，否则，这种能量会冲击破坏社会系统的生活秩序。②就第二方面来说，信仰者在宗教仪式活动中向神灵祈祷、忏悔，将内心的痛苦与烦恼宣泄出来，在此过程当中，他们平等交往、相互关心，感受着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与关爱，调节紧张不安的心情达到有益于自己和社会的适度状态。

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构建社会秩序。宗教用共同的信仰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宗教共同体。为了加强宗教团体内部的团结，宗教为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价值目标，提供了非理性而有合理化的解释，通过宗教仪式和神启的方式来巩固这种价值目标，赋予其神圣的意义和高于个人价值目标的地位，成为宗教团体成员都能接受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以此为依据将零散无序的个人联结起来，整合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整体。因此，可以利用活动在城市社区各种宗教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凝聚多方力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出力。

民间法构建社区社会秩序

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民间法是某一地域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划分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各类民间纠纷，具有强制性、权威性、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包括习惯、习俗、礼节、仪式、舆论、禁忌、乡规民约、家族法规、民族规约、行业规章等。③

民间法构建社会秩序的特点。民间法产生于特定民族地域社会，由于民族地域所处的自然、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以及的差异，形成具有民族地域特点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构成民间法的核心部分。从民间法的内容来看，其构建社会秩序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民间法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自愿选择产生的结果，不需要设置专门的机构强制实施，人们就能自觉遵守和服从，能以较低的司法投入成本获得较大的社会收益效果，且其覆盖的范围广泛，包括民事、经济、治安等案件或纠纷都在民间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其二，民间法与国家法一样都有强制性，但民间法具有外在强制与心理强制相结合的特点，而且更注重心理强制，它对违法者不总是实施经济处罚和人身处罚，而是经常实施开除群藉或与世隔绝的处罚，让违法者深刻体会到违法带来的心理痛苦，促使其改正违法行为。

民间法构建社会秩序的效力基础。民间法有自我约束效力、行为尺度效力、正义观念效力和内在强制效力。就自我约束效力来说，初民社会，人们被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所困扰，各种矛盾缠身无法解决，为了生存，希望借助自我约束来控制神秘力量，将其转化为“护已”、“利已”的武器，抵抗可能会遭到的惩罚，这是民间法最初的效力基础。就行为尺度效力来说，人们一生都浸润于各种各样的民间规则之中，这些日常生活规则逐渐潜入意识的深层，成为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指引着人们行为的动机和方向；人们日常生活中，也理解、认同和尊重这些常识化了的习俗、惯例等民间规则，并据此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和他人交往与互动，维护着自然和谐的民间社会秩序。就正义效力来说，在传统和习惯依然根深蒂固的乡土社会，民间法融合法意与人心，符合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代表着公平和正义，是基层社会秩序的有效安排。就内在强制效力来说，民间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既有类似于国家法的外在强制性，又有国家法不具有的内在心理强制性。心理强制性表现为社会公意、舆论的压力和民情的制约，这使违法者陷入强大的舆论包围之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缺少归属感与安全感，成为放逐者，无法在群体中正常生产和生活。民间法的这种心理强制效力，有力地约束和规范人们向着符合民间社会秩序的方向行为。

民间法构建社会秩序的作用。民间法来源于特定地域人们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为这个地域的人们所选择、共享、传承和发扬，有集体认同感和一定的权威性，与社会日常生活更为接近，普通人民群众明确知道它的内容和指向，这使它比国家制定法有更强的秩序构建作用。民间法的秩序构建作用通过其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作用来实现。就指引作用来说，民间法为人们提供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不得这样行为。就评价作用来说，民间法是判断、衡量和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或尺度，为人们指明正确的行为方向。就预测作用来说，人们可以依据民间法预知他人应当如何行为及行为的意义和后果，并以这种预知为依据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计划与安排。就教育作用来说，民间法，一方面贴近日常生活，深入人们的心理，教育人们遵守社会公共道德；另一方面寓理于法，鼓励合法行为，惩罚违法行为，对社会群体的行为有示范和警示作用。就强制作用来说，民间法不但以人身、物质制裁的手段外在规范人们的行为，还以民间权威、社会舆论的压力，通过心理、道德、精神、文化等内在约束人们的行为。

社会资本构建社区社会秩序

社会资本是指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组织的特性，这些特性能促进合作行为，提高社会的效能。④与“第一生产力”之称的科学技术相似，社会资本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秩序的内在结构要素中，推动经济、社会、政治的有序运行和发展；但它最重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层面上，而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⑤

信任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信任是人们对其他人能做出符合制度规范行为的预期。⑥“信任像剂一样，有了信任，群体组织运作得更有效。”⑦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源，能增进社会团结，提高人类群体的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可以内化到社会组织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中，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符合公共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减少危害社会秩序的风险行为。信任在现代社会已经超出了个人修养的范畴，社会作用更为广泛。对于群体组织来说，信任维持着社会规范要求的正常社会交往行为，抑制群体利已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和违反规范的行为，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没有恐惧感、摩擦和冲突，有利于群体组织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对于社会来说，信任是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信任为基础从事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人们大多会选择合作而非对抗，矛盾、冲突较少出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

规范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秩序的作用。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规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各种行为规则。这些“规范为人们所遵守，他们将获益；如果人们违背规范，他们将受到伤害”⑧。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需要全体社会成员遵守社会规范。规范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信任和互惠为核心为遵守国家法律规定提供伦理基础；通过促进合作与互动，有效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成本；在正式管理制度缺乏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填补管理手段的空白，约束人们的行为，促进人们相互沟通、理解和协同，将各种社会力量黏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

网络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秩序的作用。公民参与网络是支撑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社会力量，是社会团体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相互联结的组织形式，其有助于促使形成其他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可以使政府、社会、市场、公民相互之间建立起平等的合作关系。在公共事务管理网络中积累信任资本，能为社会主体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创造条件；在人们相互信任和互惠的交往网络中培育规范资本，能填补规范的不足与空缺，协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解决集体行动中存在的各种困难问题。⑨无论是以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还是以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都能构建社会秩序。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社会主体联结到不对称的等级依附关系中，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管理公共事务，提高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政治参与使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与社会公众对话、协商与沟通，了解公众的需求，尊重公众的意愿，采取社会治理措施，在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达到和谐治理社会的目的。横向关系网络把相同地位的社会主体联系在一起，是跨地域、跨组织、跨人群的网络，这种网络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中容易出现的“搭便车”、“坐享其成”等困境，能有效地增强社会合作，把社会矛盾、社会分歧和社会冲突消解于社会组织内部之中。⑩

（作者分别为南昌理工学院城市化与法律治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南昌理工学院教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法律纠纷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FX070）

【注释】

①范愉：“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以上海长宁区人民调解组织改革的经验为视点”，《中国司法》，2004年第10期。

②[美]塞雷纳・南达：《文化人类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83页。

③于语和：《民间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④R.D.Putnam， R.Leonardi， R.Na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67.

⑤⑦[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第125页。

⑥董才生，张宝祥：“引发社会危机倾向的制度分析”，《长白学刊》，2004年第2期。

⑧[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

⑨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8～159页。

社会秩序论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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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维智.法官直判案件问题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8）.

[9]赵秉志，商浩文.论妨害司法罪的立法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相关修法为主要视角[J].法律适用，2015（1）.

[10]孙学姣.论当庭处罚权[D].湖南：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1]李响.美国“藐视法庭”制度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