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十篇

世界政治经济篇1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世界政治经济篇2

［中图分类号］A8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1-0051-08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系统。它所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所包含的行为主体也多种多样。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考察中，对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作了科学的探讨，写下了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坚持和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最基本的矛盾方面，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论点，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对后人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中心”与“”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确地把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称作“中心”与“”的关系。“中心”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各殖民地”[1](P185)。“中心”与“”的关系，就是欧洲资本主义与它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存在的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政治上存在的危机与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根据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事实，以对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的全面揭示为基础，分析了“中心”与“”的关系。

（一）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就已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研究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摧毁殖民地、附属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并用机器产品毁灭这些国家的手工业产品时，就强制地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适应机器经营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显然，“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在当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一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乃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落后国家和民族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明确地把帝国主义时代各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国家；一类是大多数殖民地弱小民族国家。显然，前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是“”。列宁虽然没有使用“中心”与“”的概念，但他却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这种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多数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基本格局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3]。

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明确地把20世纪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欧洲资本主义”与殖民地概括为“中心”与“”。1927年11月5日，他在和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工人代表的谈话中，在对西欧形势发表看法并提到欧洲和殖民地的政治关系时说：“欧洲和殖民地是什么呢？这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欧洲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安宁’，它的更加‘不安宁’。”[1](P185)斯大林在其他一些著作和谈话中，从帝国主义这一世界体系所存在的矛盾方面对这一基本格局作了探讨。

斯大林对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是以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为基础的。在斯大林看来，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主要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工人阶级采用种种手段与拥有莫大势力的“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财政寡头”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工人阶级应该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革命。劳动和资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各财政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财政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财政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而这种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加速到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4](P65)

斯大林进一步分析了“中心”与“”的矛盾，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一矛盾概括为“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认为这一矛盾的实质就在于，“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这一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从根本上“破坏资本主义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4](P66)。斯大林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深刻地说明了帝国主义不仅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实践问题，而且还形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他的这一分析不仅充分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而且非常明确地指明了这个时代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为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家的无产阶级认清形势、寻求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动荡”是帝国主义时代总的特征，而在这个时代的总过程中，也有着相对的稳定时期。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强大，而是孕育着更严重的混乱。斯大林从分析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况出发，分析了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1925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作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摆脱或者说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贸易以及财政方面的混乱状态”，而布尔什维克党则把这种情况称作“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或暂时稳定”，斯大林对此作了阐释：“这就是说，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危机时期（我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曾一度一落千丈的生产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暂时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混乱状态。”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态的具体表现是：欧洲一切先进国家的生产，有的已经向前发展，向上增长，有些地方已经达到战前（1914年以前）水准的80%～90%。例如，法国的粮食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3%，德国达到68%；英国的煤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0%，法国达到107%，德国达到93%；英国的钢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8%，法国达到102%，德国达到78%；英国的棉花消费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2%，法国达到83%，德国达到81%；英国的对外贸易是入超，达到战前水准的94%，德国也是入超，法国达到战前水准的102%。“总的情况是：欧洲的战后经济危机正在消失，生产和贸易正逐渐达到战前水准。”[5](P219、220)可见，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巩固。版权所有

斯大林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分析中，考察了“中心”与“”格局的演化。首先，他阐述了“中心”的转移问题，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出现相对稳定状态的原因。他认为，“过去通常总是把法德英三国说成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现在已经绝对不能这样说了。”“资本主义世界财政势力的中心，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已经从欧洲移到美国。”“这个国家在各方面，无论在生产和贸易方面或在资本积累方面，都在发展。”斯大林用具体数据证实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准，现在已经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煤的产量虽然只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但是这方面的差额有石油的大量增产额来弥补。而且必须指出，美国的石油产量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钢的产量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四十七。国民收入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三十。对外贸易方面靠向欧洲各国输出而造成巨额出超，已经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全世界价值九十亿的黄金储备中大约有五十亿是在美国。北美合众国的通货是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至于资本输出，美国现在差不多是资本输出率不断增长的唯一国家。法德两国输出得极少，英国也大大地减少了自己的资本输出。”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暂时稳定、相对稳定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就是“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西欧各国积欠美国的国家债款达到260亿卢布，说明“欧洲各国靠美国资本的流入（部分地靠英国资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站稳脚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是以欧洲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5](P221-222)。

其次，斯大林在阐述“中心”转移的同时，也论述了“”力量的增长问题，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说到底，则是以加重居民的捐税负担、造成工人境遇恶化为前提的。斯大林认为，捐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导致“欧洲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必然会恶化下去，而工人阶级也一定会革命化”。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因素。他还认为，“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受到冲击，不仅有国内因素的作用，而且还有世界范围的因素的作用，即通过“加紧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危机和革命运动增长起来”，影响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斯大林还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转移内涵的深刻揭示，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不巩固性，以及稳定中隐含着“不稳定”因素。他指出：“剥削世界的主要国家的圈子与战前时期相比，已经缩小到极点了。从前，主要的剥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现在这个圈子已经缩小到极点了。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财政剥削者，也就是世界上的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这样一来，欧洲各国虽然还在继续剥削自己的殖民地，但同时它们自己在财政上也受到美国的支配，受到美国的剥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世界各国进行剥削的主要国家减少了，而被剥削的国家增多了。这必然激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的稳定造成强烈冲击。从“中心”与“”的矛盾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呈现出一些主要事实，即各殖民地的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增长；殖民地国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及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总危机；印度和埃及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等等。根据这些事实，斯大林得出结论：“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稳定在这方面是不巩固的，因为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逐步增长，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显然是担负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务的。”[5](P222-224)

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分析，以及从“中心”与“”的矛盾演化中，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的分析，对我们探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格局的同时，还存在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充分地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斯大林对此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虽然他的某些论述存在着缺陷，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仍然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及对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全面持续高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短时间内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社会主义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国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危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岌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充分显示了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及对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的角度，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格局进行了考察。

斯大林认为，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具有世界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两个特点。产生这两个特点的原因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扩展了影响范围和程度。第二，在经济危机扩展的进程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危机和各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不但同时发生，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破坏着整个经济。第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决定了垄断资本必然将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广大劳动人民，从而使危机得以拖延。第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已爆发，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斯大林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就是他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阐释的：“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6](P616)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的基础上，斯大林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威胁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惟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日益繁荣，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这不仅动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而且还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破坏和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得到增长，加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其次，斯大林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是“整个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矛盾”。“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害怕苏联的存在会使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害怕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会由此而缩小。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加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通过“两种相反的趋势”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一种是“执行破坏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政策，对苏联进行挑衅性的袭击，公开地和隐蔽地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情并支持苏联，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增长，苏联的国防力量加强，苏维埃政权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斯大林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形势角度，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的论述，在指导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他片面地看待这种对立，忽视了从并存、共处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因而致使他从30年代后期开始，产生了强大的苏联在技术、人才等问题上已能自给的观念，并开始收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造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在经济上发展缓慢的局面。

（二）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首先，在德意日法西斯遭到严重失败、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遭到极大削弱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得到增强。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其次，苏联社会主义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东欧一系列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主义突破一国的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是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斯大林为之而振奋，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阐述了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

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这两个平行而又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合作互助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6](P594-595)

在斯大林看来，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存在，必然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资源的范围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趋于恶化，这些国家中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大增。这样，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两个问题是：“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仍旧有效呢？”斯大林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6](P595)这一否定性回答，不仅抛弃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相对稳定”的正确判断，而且还否认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得比以前快的观点，否定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有着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方面的同时，也有着某些可以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唯物辩证法，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最后，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6](P615)

斯大林对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市场的论述，客观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格局，并充分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和贸易往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但是，由于斯大林始终把社会主义放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上，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因而割裂了具有有机联系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简单地把两个市场与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从而认为两个市场也是对立的、互不相干的。斯大林的这一理论认识，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单方面的对外开放，即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限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削弱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其结果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影响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种与世界市场隔绝、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进程、脱离世界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发展总进程中进行的，从而也就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处于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且日益失去发展势头的境地。（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苏联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起，就面临着要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交往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斯大林在坚持列宁关于“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了论述。

早在1921年，斯大林在论述俄共（布）党在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就阐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他指出：“第一，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第二，俄国至今还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如果苏维埃俄国邻近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者几个苏维埃国家，那就很容易根据以原料换取机器和装备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形式和对外贸易——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不这样就很难指望在经济建设方面和在国家电气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斯大林很清楚这个过程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8](P87)

1923年4月，斯大林在提交给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中，进一步对各国开展经济往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了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出现了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最近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8](P149)。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准备着物质前提，斯大林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进步过程”。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之外，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正像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与国际资本主义加强经济联系一样，是由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这一趋势决定的。

后来，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斯大林针对苏联党内外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经济往来问题上存在的混乱思想，明确指出：“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西方发生经济联系，决不是取决于主观愿望，也不可以有其他选择，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客观进程。无视这一客观进程，在世界经济范围之外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毁灭社会主义。斯大林还从“需要”的角度，说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联系的必然性。他说：“我们得到贷款，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石油，需要我们的粮食，需要我们的市场来销售装备。不可忘记我国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广大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不和我们的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是不行的。”[9](P117-118)因此，对社会主义苏联来说，应该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对苏联的“需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中，发展社会主义。

显然，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理论认识，是迫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社会主义世界还没有形成而做出的，因而他只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没有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因而致使他后来在实践中始终把社会主义经济放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位置上。

在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论述了“依赖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关系。“依赖性”是指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也即彼此依存。“能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任何输出和输入，不会输入本国没有的产品，因而也不会输出自己的产品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独立性”是指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自主性，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在现实经济中，一国对他国经济的依赖，不等于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于它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于它就应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小螺丝钉”；“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9](P118、119)。斯大林明确认为，社会主义苏联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必须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依靠本国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只有增强了独立性，才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之中，不致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不致被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辅助经济单位。

世界政治经济篇3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世界政治经济篇4

关键词：案例法;《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直观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214-02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面向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系统学习和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对学生进行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基本理论的教育，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基本理论，理解和学习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以及新一代领导人关于当今国际问题的重要论述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这门课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现实性和政策性[1]。

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的特点与难点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它有着与其他课程所不同的特点，也因而带来了教学上的难点。

（一）学科的宏观性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是一个宏观的视角领域，是从全球和全人类的范围来观察和研究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基本概况，它们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从空间范围来说涵盖了七大洲、四大洋（甚至还包括外层空间），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亿人口。从时间跨度来看，涉及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东西方的对抗，缓和，冷战结束，全球化方兴未艾和目前尚未结束的金融风暴，整整66年。如此规模宏大的覆盖范围，就社会科学而言是独树一帜的。

宏观性带来了认知的困难，即使是一般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也很难说自己对这一宏观领域了如指掌，因为宏观性还有多种次级层面，如地区研究、国别研究、跨国组织、多边合作、非政府组织等。想要清晰、便捷地认识这种宏观性和复杂性，无疑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课程的跨学科性

本课程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经济理论、世界政治史、国别史、外交史、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如军备控制领域的核武器与导弹）、哲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涉及范围之广，跨越领域之宽，也是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

这种跨学科性对于只有本科程度的学生而言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他们一般只具有本专业的基础课程知识，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按照学科要求掌握如此之多、难度如此之大的多学科理论基础。这对于教师而言也是种难以克服的挑战。

（三）学科的抽象性

本课程大致属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是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是一个充满了逻辑符号和文字的抽象研究范畴。一般而言，其基本的学术概念都是国家利益、理性决策、国际格局、实力地位等诸如此类的高度抽象的词汇，对于没有任何社会经历和历史宏观概念的本科生而言，想要理解这些概念，存在自身认知基础的薄弱环节。他们都是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对于这些深刻的社会科学概念可能有着某些程度的模糊认知，但要想准确深入的掌握，光靠书本上抽象的概念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本课程所具有的三大特点（宏观性、跨学科性和抽象性）也就带来了教学上的三大难点。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让学生能够有兴趣、有能力接受和掌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达成教学目的呢？这就要从认知角度和学科特点来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基本认知的理论

人的认知是从感觉到知觉，从意识到思维，通过语言这一工具，进而形成一套较完整的认知体系。就学习而言，学习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现象，它不仅与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直接相联系，而且还涉及人的情绪、动机性和社会化等问题[2]226。

人对外认知的首要基础条件就是感觉，人们认识客观世界、领略周围的万千事物，首先是从感觉开始的。人们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如眼、耳、鼻、舌、皮肤等，去看、去听、去嗅、去触摸，由此建立起关于客观事物的最初的直接印象[2]77。因此，感觉是认识的开端。就常态教学而言，对学生最经常采用的就是视觉和听觉刺激。而有了感觉之后，人才能形成一定的知觉。

知觉（perception）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的整体的反映。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感觉信息的整合和解释[2]121。知觉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没有实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觉，而必然是抽象和游离的概念。

心理学家对于认知主要是从信息加工观点为核心来进行研究的[3]1。认知心理学运用信息加工观点来研究认知活动，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感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思维和言语等心理过程或认知过程，以及儿童的认知发展和人工智能（计算机模拟）[3]。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觉与人的知识经验是分不开的，并因此而具有间接性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必然要以学生既有经验知识发生作用，有可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强认知，也有可能是原有的知识经验抗拒和扰乱新知识的吸收与接纳。

认知心理学强调过去的知识经验和现实刺激都是产生知觉所必需的，因此它认为知觉过程包含相互联系的两种加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还包括整体加工和局部加工[3]38-39。

因此，根据这一基本认知心理学理论，我们就要采用案例法，以加强教学效果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世界政治经济篇5

“当代”内容十分丰富，而课时较少，不能事无巨细、平铺直叙地一一介绍，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取舍十分必要。要抓住重点，集中讲授，重点把握一个科学分析（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两个发展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三个基本判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四个如何认识（当今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以及我国的外交战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重大成就、历史贡献和困难挫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以及五个严峻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冲突时起时伏；南非差距进一步拉大；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寓于这些重点内容的传授当中，使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世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中的中国。有些内容则可以组织学生自学，布置相关思考题启发他们认真思考。只有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突出重点，才能增强课程的说服力。注重课程的讲解与学生所学专业的衔接。这就需要设计详细的调查问卷表，了解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储备、感兴趣的问题，以此作为教学的重要依据，找准教学的切入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这种有侧重的教学，可避免“供需”矛盾，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课程结束后，设计另一份教学问卷表，了解学生的学习收获、意见与建议，以进一步促进“当代”课与相关专业的融合与衔接。本课程名称中的“当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这直接决定了这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我国对外战略也会相应做出调整，而教材出版有一个周期，这就需要及时更新补充教学内容，将世界经济政治与外交的一些最新变化和新数据，大量新的观点、材料，特别是将国内外最近、最新发生的，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融入到课堂中去，并引导学生去分析、讨论，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这样也才能更加符合教学基本要求，更加适用于教学实际。例如，在2008年讲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的相关内容时，正值国际金融危机严重爆发之时，几年前的教材对此肯定不可能提及，如果教师仍然死捧教材，对此次全球金融风暴发生的原因、影响及启示丝毫不加分析和评价，就会严重影响“当代”课的吸引力，突显不出教学内容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此外，“当代”课还需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形势政策”课进行沟通和协调。这几门课程之间在内容上存在交叉重合之处，如不提前统一协调或缺乏应有的沟通，容易导致内容的重复或结构性的缺失。

二、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只要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方法，就是优秀的教学方法。教师在科学合理、恰当好处地使用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基础上，改进课堂讲授灌输方法，灵活运用课堂提问、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研究式、体验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避免课堂讲授灌输时间过满以及空洞单一、硬性的说教，实现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正如巴班斯基所说：“教学方法是师生为达到教育和培养人的目的而进行的相互联系活动的方式。由于活动的方式和性质是多方面的，所以，教学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因而，企图制定经常使用、数目有限的几种教学方法是错误的。”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教师应针对教学内容，根据教学需要，灵活机动、科学合理地使用各种教学方法，集各种教法之所长，避各种教法之所短。如，课堂讨论方法，即使在大班教学环境中，短短的45分钟课堂上不可能让大部分学生充分讨论发言，但这种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学习兴趣，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有助于学生在讨论中消化理解知识。因此，教师应精讲，少讲，每次课尽量留出5-15分钟供学生讨论问题。课堂提问也是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较好方法。研究发现，当参与课堂发言和提问的学生比例达到25%-45%时，所有学生都会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因此，教师要有准备、有意识地创设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维，启发学生灵感，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合理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是为了增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在不断改进课堂讲授灌输方法，充分发扬其优势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各种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双向互动。教师可视情况采取以上哪种、几种或其他教学方法，以活跃课堂气氛，促使学生主动思考、参与教学，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使其有独立感悟、思考和探索的空间。

三、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课堂教学是在一定的环境和氛围中进行的，良好的氛围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愉快的教学体验，提高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要促进教学环境中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就必须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创设和谐温馨的课堂氛围。教师对学生应平等以待，不能以知识的拥有者、传授者、灌输者自居，应打破课堂中存在的权力机制，废除教师对学生拥有绝对权威的传统观念，要谦逊地认识到自身作为学习者、研究者、实践者、服务者的角色。在课堂教学中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本着“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指导思想，最大限度地面向全体学生，争取学生全员高效参与教学工作。教师应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需求，融入人文关怀，尊重大学生的尊严、人格、价值和创造性，与他们真诚地沟通，理解、关心、帮助他们，给予他们信心和鼓励，使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不断提高课堂教学的亲和力、说服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只有尊重学生，才能与学生平等相处、充分交流。课堂教学中，教师教风民主，态度宽容也会使学生更深地体会到教师的尊重，有利于师生关系的和谐和课堂气氛的融洽。此外，教师不拘泥于三尺讲坛，常深入到学生中讲解，课后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也会使彼此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世界政治经济篇6

【总体特征】【重点解析】

一、 明晰两极格局、雅尔塔体系、“冷战”、美苏争霸等重要历史概念。

在学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形成演变过程中，有的同学错将两极格局等同于雅尔塔体系，“冷战”等同于美苏争霸等。通过概念分析法，理解两极格局、雅尔塔体系、“冷战”、美苏争霸等几个重要历史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雅尔塔体系：美、英、苏三国首脑通过二战后期雅尔塔等会议所确定的战后世界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基本蓝图，其实质是美苏两分天下。雅尔塔体系是战后两极格局形成的基础。

两极格局：以美苏为中心，在欧洲形成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立、在全球形成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格局，它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敌视并千方百计扼杀社会主义国家和蓬勃兴起的世界革命运动，而美国又借此机会谋求世界霸权。

“冷战”：1947年至1991年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阵营除直接交战以外，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处于对抗状态的时期。美苏冷战对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一方面两国相争使世界长期不得安宁，表现在德国的分裂（1949年），朝鲜的分裂（1948年），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另一方面美苏双方势均力敌，在近半个世纪里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长期共存中都不同程度地从对方身上借鉴了经验，吸收了教训，并用于内部的调整和改革，推动了世界的整体发展；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组成了不结盟运动，且逐步发展壮大，第三世界由此崛起。

美苏争霸：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冷战政策。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提出同美国平起平坐、实现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随着苏联经济、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从50年代后期起，美苏争霸的格局逐渐形成。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美苏冷战争霸的局面结束。

二、 从多角度认识美国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1. 金融方面

二战后，西欧经济实力大为削弱，美国经济实力空前膨胀，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特点：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加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特权和支配地位。

2. 国际贸易方面

为了对外扩张和输出大量商品的需要，美国积极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于1947年在日内瓦签字生效，迫使英国放弃大英帝国特惠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既是一项临时适用的多边协定，也是一个由各缔约国组成的组织。客观上它为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从而推动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便于美国操纵世界贸易，对外扩张经济。

3. 工业方面

美国拥有了强大的工业力量，成为世界工厂。

4. 科技方面

战时美国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美国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加强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三、 用辩证法看待经济区域化和经济全球化

1. 三大区域集团组织

欧洲联盟：1967年“欧共体”建立。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2002年，欧元成为欧元区单一流通货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欧盟是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都是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全面合作的超越国家的权力机构。

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成立，是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但它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的联盟，成员国之间只是一种贸易伙伴关系。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89年，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的首次会议，标志着该组织的正式成立。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区域集团组织，成员国之间差异较大，是仅限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的无超越国家权力机构的区域集团。

2.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加剧了全球竞争中的利益失衡。发达国家凭借资金、技术、市场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绝对优势，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不利因素和风险。

3.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的联系与区别

世界政治经济篇7

[关键词]时效性；教材；世界政治

世界局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正如所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是一门的现实性很强的课程，思政教育需要“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此课程为适应时势发展的需要，应该尽快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提高此课程的时效性。

一、提高时效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政策导向性问题

“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是思想政治的核心课程之一，此课程在引导学生具备国际视野的同时，务必引导学生识别披着“自由、平等、博爱”外衣的和平演变策略。党的报告指出，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清楚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西方国家自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和平演变策略，成功地诱发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转变。自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就成为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导向性。不仅我国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上一些名牌大学同样将它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贯穿在学科体系之中。

（二）处理好学科之间的关系

世界性的问题大多存在历史渊源，表面上是军事、政治问题，深层原因则涉及经济与宗教，又与各国的历史文化、地理位置、风俗习惯等存在盘根错节的关联。教师在准备一个专题时，往往因材料过于纷杂而选择困难。而学生面对如此广博专题，知识储备、相关问题的理解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教师难以深入地把问题讲解清楚。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涉及多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如何处理各学科之间在教学中的关系，是本课程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应处理好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对世界经济方面讲授不够，没有充分论证、揭示世界经济的基础地位。以特朗普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展开贸易战为例，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因素是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二、提高课程时效性的对策

（一）调整教材内容

教材的观点普遍落后于时事的发展。例如：原来通行的观点认为，在冷战之后，世界局势成为“一超多强”，“一超”为美国，“多强”为俄罗斯、欧盟、中国、日本等。而现在，金灿荣认为当前是“二超多强”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二超”是中、美，而印度则被认为是新兴的重要大国之一。欧盟作为一个最有成效的区域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多数教材观点还停留在2016年以前。但教材内容相对滞后，由于英国脱欧正在进行之中，各种观点在网上流传，教师难以识别可信赖的信息，难以形成全面而可靠的认知体系。有些教师为避免麻烦，依然按原来主流教材将西欧视为一个整体。这种偏重讲授已成为历史的僵硬知识的授课方式，削弱了学生对本课内容的掌握和领会。不仅不能解答学生的疑问，而且容易使学生厌倦此门“过时而无用”的课程。

由于本课程教材内容相对滞后的问题不可避免，对教材进行适当的调整是极其必要的。首先，考虑到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及学生自学和复习的便利性，需要谨慎采用全部课程使用专题教学的方式，也需要慎重对待对教材进行过度删减的做法。其次，针对教材内容的调整，可考虑在教材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适当删减，并援引新近发生的现实热点问题，增加对现实热点问题的深度追踪与分析探讨，补充更新教学原有内容。再者，对于重点、热点问题，可采用專题教学方式，形成以教材扎实理论与原则，以解析最新热点问题为应用和实践的模式。针对教材相对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问题，建议适应安排时间将时事问题引入课堂。根据情况可以分别安排“时事课前评”“时事课中评”和“时事专题评”，使课程紧密联系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联系国家的政策，解决教材往往落后于形势变化的问题。

（二）建立学科教学团队

建立教学团队是提高课程时效性的必要措施之一。提高课程时效性，需要把新近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解读列为教学内容，近几年来，重大国际事件往往是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教师首先将最新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全方面的了解，才能较为准确地向学生传达信息。如此就要求教师短时间内掌握不同学科的最新动向和前沿理论，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老师来讲是较难达到的。从专业角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国际关系学、地理学等相关因素都是学科大类，该课程涉及多门学科专业知识，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同时，该课程又是一门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三位于一体的课程，教师既要具备一定政治素养，也要具备广博的知识，还要求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因而这门课程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

单独一个教师同时具备以上各学科的素养是较为困难的，建立教学团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解决办法。由于需要各个相关专业的教师参与共同教学，具体如何实施需要进一步探讨。部分高校采用不同专题安排不同专业的教师讲授，这样做法的优点是深化了某一专题的内容，但却容易造成割裂相关专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使学生形成统一认识。教学团队的成员应该来自相关的各个专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多召集几个专业的教师参加。

（三）时事热点问题与双语教学相结合

越来越多的高校将此课程列入英汉双语教学计划。时事热点问题既是该课程的重要部分，也是时效性较强的部分。重大事件在国际上同样产生热烈反响，相关的英文资料十分丰富。这些材料学生容易产生兴趣，教学效果较好。双语教学的引入有利于“培养学生世界的视野”，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对问题进行反思。

世界政治经济篇8

摘要：现代国际观是指国家公民或社会成员对国际社会国家间关系总体情况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立场，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群体国际观教育整体上存在知识零碎化、异文化陌生化、认知简单化、反应情绪化、政治冷漠化、全球视野模糊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有直接关系。更新理念和进行教学方法创新将是促进大学生国际观教育的关键。

关键词 ：大学生；现代国际观教育；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改革

一、目前高校国际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现代国际观是指国家公民或社会成员对国际社会国家间关系总体情况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立场，它以国际理解、多元差异尊重、合作共赢、人类共同体意识等原则为导向。可以说，拥有成熟的现代国际观既是现代社会对高素质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我国，国际观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伊始，在教育三个面向精神的指引下，国际观教育逐渐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1994年，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面向本专科大学生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以下简称“当代”）课，这门课程遂成为国际观教育的核心课程。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与实践，这门课的内容和体系不断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 课程体系与内容基本趋于稳定，课程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教学方式方法日益成熟与多样化，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目前该课程已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然而，高校大学生国际观教育中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课程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存在种种不足不无关系。

具体来看，目前大学生国际观存在的问题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知识零碎化。“当代”课程是以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国际政治（历史与理论）、世界经济（历史与理论）、国际法、外交礼仪、军事战略学、民族与文化等学科综合为基础的新兴学科，其内容和体系特点可谓复杂多样，庞大宏阔。这种繁杂多样性使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往往零碎不整，缺乏系统性。同时，学生的信息大多源于互联网，而网络信息铺天盖地，他们往往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取舍。（2）对异文明和文化的陌生化。从数量上看，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超过了200个，每个国家都由单一或多个民族组成，相应地具有单一或多种语言文化，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学生对大部分国家的文明或文化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间接了解的也十分有限，基本上处于陌生半陌生状态，这无形中对学生深入理解与这些社会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构成了障碍。（3）国际问题认知上的简单化。国际知识零碎化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学生往往在看待国际问题时表现出单向性倾向，即对于复杂的国际问题，能从国际国内、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多维视角加以审视的不多，大多只抓一点，不计其余。（4）敏感事件特别是涉华事件反应上的情绪化。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和国家利益日益向全球延伸，涉及中国利益的国际事件越来越多。部分大学生本着朴素的爱国热情，往往对这些事件持不理性的态度。比如，在中美、中日关系方面，为数不少的学生言辞激烈，甚至行为过激，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引发的全国性抗议示威中发生的打砸抢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5）国际政治冷漠化。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主观上认为国际问题事不关己，故抱持冷漠或麻木不仁态度，对国际问题兴味寡然。还有一部分学生，似乎是出于本能地反感“政治”，连带对国际政治避而远之。他们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政治就是统治、斗争、流血，就是权谋，就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冷酷。因为就连倍受尊敬的罗斯福总统都公开表示：“政治就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一种艺术。”① 果真如此，政治课难以得到年轻学子的好感就不难理解了。（6）全球视野模糊化。全球化时代对人才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需要具备清晰的全球视野或全球意识，以严格的标准衡量，现代大学生的全球意识普遍淡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当代大学生还远未养成全球思维的习性。因为全球意识与全球思维紧密相关，全球意识是形成全球思维的基础，全球思维是全球意识之核。可以肯定地说，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成功崛起离不开具有全球意识的高素质的国民。

二、基于课程教学的原因分析

“当代”课程是理论性、现实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的统一。② 这“四性”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往往因为如下原因很难得到实现。

1.教学理念的不到位

从教学理念看，主要症结有三：其一，没有把培养学生的全球共同体意识作为教学的核心目标。“当代”课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能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足世界，反观中国。其实，要做到这一点，视角还得要高，即要有从卫星或月球俯瞰全球的视野，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其二，对问题的理论分析上不是意识形态简单化，就是刻意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当代”作为一门理论课，自然要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问题，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对不同制度作非此即彼的对立性评判，甚至是简单化的否定；二是干脆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只是简单地进行“事实”叙述，使理论课没有了理论性。其三，没有把“国际理解”纳入教学目标范畴，没有真正树立尊重和促进多元世界的价值观念，没有把不同制度和社会形态相互依存的思想确立为重要教学理念。

2.教学方式与方法存在种种不足

从方法上看，虽然各高校的“当代”课程教学早已打破传统的课堂讲授的单一“灌输”模式，多媒体电化教学手段广为普及，网络教学也在向纵深持续推进，但教学方式方法上仍然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其一，教与学之间的互动不足，“灌输”式课堂教学仍居主导；其二，讨论式教学应用得较少，而这是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与思考的极有效手段；其三，专题研究式教学虽然早就有人提出，但现实中应用者较少。其四，多媒体课件技术应用上总体处于低端层次，多半只是板书文字转换，丰富多彩的声像资料没有得到恰当的利用。总体上看，大学生现代国际观教育效果不彰，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代”课程教学方式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3.教学安排与设置存在的问题

首先，课时不断缩减。“当代”同大多数公共政治理论课一样，课时从36学时减少到了32学时，教学内容与课时不对称的情况十分明显。其次，大班上课，规模过大。由于是公共课，几乎各高校都采用多班级合班上课的方式安排教学，一般规模在4个班（120人）左右，有的则在5-6个班规模，人数超过200人的大班也不在少数。众所周知，大班上课效率是远不能与小班相比的。再次，文科必修，理工科选修，事实上导致高校理工科学生免修。除少数例外，绝大多数高校都只在文科院系开设“当代”课程，而从高校学生专业结构上看，理工科生要占一大半以上，结果是，一大半学生处于必须的国际观教育缺失状态。事实上，国际观教育方面，理工科学生由于人文社科类学科知识背景相对弱于文科生，“当代”课程对于他们更具重要性与紧迫性。此外，还有教材更新周期长，无法紧扣瞬息万变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等问题。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采用的教材是21世纪初教育部社科司主持编写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自2003年首版至今，已经印刷了38版，内容虽有所变动，但依然给人以与现实脱节之感，因为近10余年的世界政治经济情况与之前可谓天壤之别。

三、基于课程教学改革的点滴思考

1.要为“政治”正名，恢复政治的健康形象

首先，要向学生阐明政治的本质不是恶，而是善。古希腊圣哲亚里斯多德指出，““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人类为寻求美好生活从而对自身关系加以协调——这种协调就是政治。因此，政治的本质不是权术，不是倾轧，不是虚情假意，巧取豪夺，而是调和与关怀，是携手合作，共历艰危，共赴辉煌。其次，政治不是个别人的事，是大众之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1 再次，政治并不高高在上，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两会”上的提案，虽然不是每个人参与提出与讨论，却都是事关大众切身利益与生活的议题，关心政治，就是关心与自身和他人福祉息息相关的事。

2.以培养学生全球意识为导向，把现代国际观教育作为“当代”课程教学的中心任务

在这方面，课程教学理念的重构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具体而言，需要做两件事：其一，要把塑造学生的人类共同体意识纳入课程教学的核心理念。“当代”课程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以宽广的胸怀从人类共同体的立场看待世界政治与经济，以真切的人文关怀理解和尊重千姿百态的文明与制度文化，在不否认不同意识形态和制度间对抗性的同时，要强调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合作与相互借鉴，对立与冲突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其二，要培养学生的大国意识和全球使命意识。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而作为大国自然多了份全球责任，作为年轻一代，大学生不仅需要具备全球大国意识，同样要有全球责任和使命感，要养成从全球角度思考的习惯。

3.在具体的教学方式方法上，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增强教与学双方的平等互动，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具体方法有：其一，创建网络学习共同体。在高校学生学习生活中，网络平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所具有的匿名性、自主性、自由性、互动性使参与者没有压力与紧张，能有效调动参与者学习的积极性；其二，充分应用拟剧性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情境感受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结合相关国际事件，让学生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再现”事件的情景，不仅能加深学生对事件的认知，还能激发他们主动探讨问题的学习积极性；其三，把专题教学、研究型讨论课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这是应对大班教学和课时不足的最佳形式。最后，建议有条件的高校根据自身情形把“当代”课程重新纳入理工科院系必选修学分体系，使现代国际观教育不让每一个大学生拉下。一些高校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对“当代”课程是抱有厚望的，③执教者以教书育人为宗旨，不断探索改革，现代国际观教育的宗旨并不难实现。

引文注释

①蒋丽君. 何谓政治,政治何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中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J]. 求实, 2009(1).

②万鹏.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J].教学改革研究. 世纪桥, 2010(9).

③申晓若,赵海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教育价值和体系价值——来自大学生的认知与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 2009(5).

世界政治经济篇9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 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 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世界政治经济篇10

目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仍有不同的意见。根据各国政府新近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全球经济有明显改善的迹象。美国经济已脱离了衰退最严重的情况，欧盟经济衰退幅度也比预期的情况略好，亚洲经济已全面恢复增长。但另有一些报告则表明，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仍在恶化，失业增加，财政恶化，没有真正复苏的征兆。在世界经济领域，重要的数据都由各国政府和各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所掌握，对经济形势发表“预见”的官员和机构本身，往往都有一定的政策纲领。他们看重的不是学术家强调的“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性的领域，设想纯粹客观的、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是不现实的。

这也反映出了当今世界经济的某些特征。世界经济从来都不是各国、各地区经济简单的总和，而是这样一种现实，即世界市场对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市场的统治。不同国家尽管各有自己具体的经济特点，但无论这些特点有多么大，都必须越来越服从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以便从世界市场中获取本国所缺乏的各种经济资源。换句话说，单个的国家经济只是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在它们之上，还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世界经济每发展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世界市场对各国市场的统治就越有力，也越专横。

这场危机虽然出现了许多难以认清的现象，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应对危机方面，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都不遗余力，动用并展示了自己全部的政治力量和财政力量。欧盟从去年10月到今年7月中旬已向银行业提供了2.9万亿欧元的资金，相当于欧盟经济规模的31.2％。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今年将达到1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一年的GDP总额。如果加上美国各州、市、县政府的债务，美国全部的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累计达到了5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4.3倍。日本政府财政赤字2007年这一比重还只有3％，预计明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0％，届时政府赤字总额将相当于GDP的两倍。

西方各主要国家都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危机，为了整顿国家的财政，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究竟哪一个社会阶层应当为此作出牺牲?无论如何选择，都会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从而引发新的政治冲突，各主要政治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也随之急剧变化。在美国，接近10％的失业率使得奥巴马总统正面临这样的一种局面。由于美国国会将于明年举行中期选举，如果经济形势无法明显改观，很多议员将不得不与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划清界线，因为在就业问题上，议员们感受到的压力更大。

这场危机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由于它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从而带来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它以很清晰的界线，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这就使得人们不仅可以充分地、持续不断地观察它的进程，而且可以随着它的进程对先前的各种“预见”进行检验，从而锤炼自己的智力和眼力，更好地理解当今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