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建设论文十篇

政治建设论文篇1

关键词：政治文明/法治/法治建设

有智者云：“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一旦越出了文明的轨道，最终可能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毁灭整个人类，特别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更是如此。”(注：虞崇胜：《浅析政治文明建设》，《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历史表明，政治文明可以带来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人类的和平；而政治野蛮则可能导致矛盾、冲突、战争，阻滞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甚至使一个国家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大都重视政治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界已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建设为根本。

一、政治文明及其对法治的呼唤

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提出了“政治文明”范畴，该草稿第七条这样写道：“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这里虽然没有界定和阐述政治文明，但足以引起人们对政治文明的思考和重视。我国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对政治文明进行研究，从不同方面揭示政治文明的内涵，提出了许多观点，如，政治文明是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造的胜利，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等等，各种观点，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政治文明是人类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民主的、法治的、正义的政治生活。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文明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社会文明的另两个部分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政治方向和政治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政治文明制约着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况，正如汤因比所说：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

政治文明肇始于阶级社会的产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由低到高，渐次更新。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古代政治文明(奴隶制政治文明和封建制政治文明)、近代政治文明(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以往任何时代的政治文明相比，现代政治文明内涵更加丰富，它主要由以下方面构成：

1、人权保障。人权是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应当享有的权利，“人如果失去这些权利就意味着失去做人的资格”(注：李龙：《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996版，第251页。)。人权对人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因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公开宣称：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只有确保人权不被践踏，政治才会昌盛。相反，“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造成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中外宪法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279页。)。

2、民主。民主是一种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的国家形式，是一种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行为。民主意味着主权属于人民，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意味着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形成真实反映大多数人政治主体的政治主张。所以，民主有利于和平解决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政治冲突，也有利于制约权力行使，防止权力专横，达到政治文明。

3、制度载体。制度是维系和调整人类社会关系的行为模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三个方面，虽然经济和文化制度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状况，但政治制度才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政治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文明的政治理念只有落实为进步的、完备的政治制度，才能转化为文明的政治行为，并保障这种政治行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邓小平说得好：“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327、146、327页。)

4、政党执政。现代各国大都实行政党执政。政党执政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产物，它是“随着公民选举权的扩大以及各种集团试图通过动员选民去支持那些对不同利益都有吸引力的政党以谋求公职而发展的”(注：范进学：《法的观念与现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138页。)；政党执政又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因为它“使古代君主个人终身统治的专制政治转变为近现代政党的民主政治”，而政党民主政治“不仅使政治生活、政治斗争和政治决策公开化、团体化、群众化、程序化、法治化、制度化”，“而且还能减少和消除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滥用权力现象”。(注：周叶中：《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37页。)

5、权力分工与制约。权力一旦集中必然带来暴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之手，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均可公正地断定其为虐政”(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6、264页。)所以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必然的。但分权并不必然形成政治文明，因为握有不同权力的不同官员可能将他们的权力集中起来并采取共同行动。这样，在分权之外，还必须有权力的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权力对抗权力”，可以有效防止执政者恶性膨胀、防止权力滥用，形成政治文明。

6、法治。法治是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法治主张法律至上，而非个人权威至上；法治崇尚人的理性，抵制人的情欲影响；法治与人治相对立，与民主共和相贯通；法治否定特权、倡导平等、保护人权；法治既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略，又是一种平等、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所以，法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建设论文篇2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意义；路径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81-02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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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挥广播、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体辐射面广的优势，举办专题节目，开展电视讲座，创办法制专栏，抓好面上宣传，扩大社会影响。要发挥基层财政所的宣传作用，通过张贴、悬挂标语，出动宣传车，制作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宣传。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力求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坚持开展专项宣传活动。例如：利用“12•4”法制宣传日以及政府网站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会计法》、《政府采购法》，提高各行政事业单位和乡镇依法采购的意识；利用“5•18”法制广场集中宣传、送法送政策下基层等活动，宣传财政惠企惠民政策，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二、完善财政法规制度是基础，建设“法治财政”要有法可依

要通过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设计，使财政行为在法律规范内正常运转，做到主体合法、范围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和形式合法。

（一）要加强财政立法建设

要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立足于财政立法与财政改革相适应，不断建立规范、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要加强财政立法预测，制定中长期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要加强立法项目制定的调研、论证工作，有序扩大财政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要探索建立财政立法项目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探索建立制度建设评价评估机制，提高财政法律制度建设质量。

（二）要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

要严格规范规范性文件立项、起草、审核、公布、清理、备案等管理程序，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事前法律审核和备案审查制度，文件制发前要由法制机构进行法律审核，文件制发后要及时报政府法制部门备案审查，做到有件必审，有件必备；要按照上级统一要求，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确保财政管理依据统一、合法，并将规范性文件审核备案和清理情况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是重点，建设“法治财政”要有法必依规范财政行政执法行为，保证财政部门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是全面推进依法理财的根本要求。

（一）要规范财政重大决策程序

按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要求，逐步建立健全财政重大决策程序。要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要建立完善风险评估工作机制，科学预测、综合研判各种决策风险。重大决策事项应交由财政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财政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二）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要加强行政执法程序建设，制定完善行政执行责任制，界定执法范围，明确执法依据，分解执法权限，细化执法环节，规范执行流程。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避免执法的随意性。要切实做好行政应诉工作，落实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要探索建立行政指导工作制度，建立完善行政执法风险防范机制，有效防范和控制执法风险。

四、健全监督检查机制是保证，建设“法治财政”要违法必究加强财政监督，推进依法理财，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规范财政分配秩序以及防止腐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依法实施财政监督

要积极开展日常财务检查和财政专项资金检查，加强对重大基建工程项目的立项管理、财务监督及跟踪检查，节约财政资金，确保支出效益。要加大会计执法力度，严格把好会计从业准入关，加强会计队伍业务素质建设、诚信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促进提高会计工作质量。

（二）要加强财政绩效评价

要按照全面考核经济性、效率性、效用性和指标科学、简便易行、操作性强的要求，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要以财政外部评价为主、财政内部评价为辅，提高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质量。要强化评价结果在财政资金管理中的作用，将其作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资金分配和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同时充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及时发现和解决财政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完善财政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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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依法行政；政治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发展和创新。实现政治文明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政府的依法行政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依法行政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1.依法行政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让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依法行政是民主的集中体现。依法行政体现了法律的平等。虽然政府拥有行政权，但它和人民一样，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行政推动公民参政。国家通过建立健全与公民政治权利相配套的公开制度、监督制度、国家赔偿制度和责任制度，完善行政程序性规则，使人民与行政权力的运行结合起来，保证行政权力行使与人民意志和利益一致。依法行政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确认。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这种权力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在胜利后，由人民赋予的。

2.依法行政，调动公民积极参与政治,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巨大的主体力量

人民群众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主体，我国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依法行政能够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的实现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依法行政以实现人们利益为目的，使公民权益直接与执政党政治权力的运行结合起来，保证政治决策与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一致性，从而激发人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促使公民主动地依法参与政治决策，投身政治文明建设。

依法行政具有提高公民素质的功能。新论者指出，“政治制度具有教育性”，它“逐渐形成那些在其中活动的人的性格”[1]。依法行政对法律的尊重，对民主的张扬，对权利的保障，能够培养公民的法律至上理念、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形成公民的自由、平等思想。

3、依法行政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有坚实的社会基础，需要发达的经济、健康向上的文化、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稳定的政治秩序。依法行政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在于，它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依法行政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可以依法向人代会提出立法建议，将经济、文化制度和经济，文化发展方针宪法化、法律化，为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方向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都突出了“经济立宪”这一宗旨。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不无关系。中国共产党也可以依法制定发展方针、理论指导、推荐领导干部等，从而对经济和文化建设发挥影响。还可以通过依法执政防止腐败，形成勤政廉洁之风，树立勤政廉洁政府形象，从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经济和文化建设之中。

依法行政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依法行政通过发扬民主、保障人权、规定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等协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平衡发展，从而规制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如此，依法执政还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一方面，宪法和法律本身意味着秩序，正如新论者所指出的，宪法一词指的是“人民在其政治联系中的‘形态’、‘组成’或‘建制’。另一方面，依法执政是政治制度化、有序化的过程。通过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与人代会、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执政党与派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因得到宪法或政党法和其他法律的确认和调整而形成法律关系，于是，政治关系由于有法可依而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4、依法行政为政治文明建设锻塑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亨廷顿曾指出：一个现代化国家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凡达到目前和所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没有强有力的政党的政治体系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然而，坚强有力的政党不会自然形成，执政党要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必须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通过止恶扬善保障政府的清廉。人性有其弱点，人的行为容易受到的影响，“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由于“人类的本性是容易犯错误”，所以“采用严格的规则是合理的。”[2]法律是理性的产物，依法行政能有效防止行政行为发生偏向；法律对合法行为进行肯定，对违法行为给予惩罚，依法行政能有效地止恶扬善，防止腐败，保障政府清廉。

依法行政通过程序控制抑制行政权力的腐蚀性。行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行政权力具有腐蚀性，如果用得不好，“可能被用于最大的邪恶”。法律是制约行政权力的重要手段，依法行政成为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有效保障。因为依法行政意味着依程序行政，而程序是控制行政权力运行的“安全阀”。在行政活动中，程序包括选举、听证、登记与审查、行政与政治决策、惩戒和处罚，复议等一系列程序，设置程序不是窒息与扼杀权力，而是为了抑制权力的腐蚀性，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失控或滥用，使权力运行沿着文明的轨道进行。

二、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政府必须依利民之法行政，实现政治制度文明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含丰富的内容，而最根本的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起来，实现政治制度文明要围绕这一基本内容进行。依法行政的法必须是有利于人民群众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只有利民之法，才能体现与保障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只有利民之法，才能管理好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只有利民之法，才能实现政治制度文明。何谓利民之法？在中国现阶段，利民之法有其特殊含义，即：第一，必须反映广大人民意志；第二，必须符合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第三，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并具有可操作性。概言之，利民之法必须在内容上，价值取向上，程序与形式上符合一定的标准。

就价值取向而言，利民之法应当符合正义和人民利益的要求。沈守灵教授认为：“法律的价值可以总结为正义和利益两个方面。” [3]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伦理价值，它要求在全社会中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权利和义务，合理地分配社会的利益。圣奥古斯丁指出：“不公道的法律不能称之为法律。”“如果法律是非正义的，它就不能存在，所以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4]利益是法律所促进的价值，是某种需要或愿望的满足，它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人们追求利益的方式和手段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利益是权利的基础概念，“法律权利就是国家权威所认可与保证的利益。自由、平等是人权和人的利益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依法治国中，是通过法律对权利、权力的配置从而分配利益的。在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法律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为了公共利益而毫不客气地牺牲个体利益或只顾个体利益而漠视公共利益却不可取，应使公私利益统一的和谐发展，实现公益与私益的“双赢”。

就程序与形式而言，利民之法必须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必须具有形式上的科学性。所谓程序正义，是指法律程序安排和设置上的正当性，美国法学家富勒将程序正义称为内在道德。要实现程序正义必须增强政府行政行为过程的民主性和公开化，扩大公民参与政府行政过程，让公众的意见能充分表达，使行政行为能体民情，反映民意，顺乎民心，蕴含着人们的希望与追求，符合人们的道德关怀和价值判断，这是实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政治制度文明的途径。

2、政府要带头守法，实现政治主体文明

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主体，实现政治主体文明，首要的是要政府率先守法。依法行政的法的本质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关键是“治权”与“治吏”。实行依法行政，首要的是要政府率先守法，依法用权。如果政府只视法为治民的工具，将自已凌驾于法之上或置身于法之外，借“法治”之名行之实，就谈不上依法行政，也就实现不了政府这个特殊政治主体的文明。在我国，法应是民意的体现，政府应是法律的产儿，其全部权力都来源的于法律，其是否自觉守法，依法办事，决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如何行使人民赋予它的权力，关系到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英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主张：“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5]作为政治文明主体的政府，就需要带头守法，依靠法的合理性制约政府的随意性，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坚持行政行为的公正，实现政治意识文明

政府作为政治文明主体，在施行行政行为时，必须树立公正的理念。政治意识文明要求政府反对偏见、歧视和不公正，强调在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社会资源进行公平合理地配置。公正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与价值取向，它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即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实体公正的核心和关键是要求政府公正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与控制是20世纪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所必需，但它可能被滥用，因此必须受到监督与控制，否则将导致专横与恣意。英国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认为，“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6]美国行政法学家B.施瓦茨提出：“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那它是什么呢？”[7]

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在行使政权时，要遵循正当的程序。依法行政离不开富有理性的程序的导引，贯彻“公开、公平、公正”诸则的行政程序既可以成为行政活动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源泉，又可以满足社会对行政活动的功能期待。正当程序能为公众参与公共行政提供制度化的渠道，能在公共行政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起理性的对话平台，将公众从单纯的管理对象变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约管理者的参与性力量。

程序公正主要表现在：第一，行政行为公开。政府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的标准、条件、程序应依法公布，让相对人依法查阅、复制；有关行政会议、会议决议、决定以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允许新闻媒介依法采访、报道和评论。第二，行政回避。是指行政人员执行公务过程中，如处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务或裁决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争议时，应当回避。第三，不在事先未通知相对人和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对其不利的决定。政府在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决定前，必须事先通知相对人，听取相对人对有关事实、理由的陈述和申辩。第四，说明理由。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决定时特别对相对人不利的决定时，负有说明理由的义务，应将作出行政决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通知相对人。第五，不单方接触。它要求行政主体在处理某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行政事务或裁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别一方当事人接触，听取其陈述，接受和采纳其证据，以防止偏听偏信或先入为主从而有失公正。

4、坚持行政行为问责制，实现政治行为文明

民主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民主行政也是一种责任政治，它需要对法律、对社会、对人民负责，行政权力的行使需要承担相应的并在一定的义务限制范围内行使权力。责任行政要求行政权力的运行要受到监督和制约。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须依法承担违法行政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如果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异化和职能分工的重复或缺位，都会导致权力背离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依法行政的精髓就是监督和制约行政权，规范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必须依法承担行使职权产生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如违反法律规定，失职、越权、等，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撤销的就应撤销，该变更的就应变更该履行职责的就应责令其限期履行职责；违法行为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并要视主观过错程度追究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因此，没有法律责任就没有依法行政。

注 释：

[1][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新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4页

[2] [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新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7页

[3] 沈宗灵：《法•正义•利益》，《中外法学》1993年第5期

[4]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6期

[5] [英]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6页

[6] [英] 威廉.•韦德：《行政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政治建设论文篇5

1.1企业文化的定义

企业文化，又称“职工文化、组织文化”，是一个企业在一定时期的发展中形成的价值观、行动目标，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的总和，需要全体员工来培养完成的文化形象。它与其他国企组织的文化性质是不同的，具有一定的人性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一切行为的重心，推动着企业的持续发展。企业文化包含经营之道、企业价值观、企业道德观、企业形象等内容，但是最为核心的还是企业精神和价值观。企业的全体员工围绕着这个价值观，培养统一的思想，形成主人翁意识，做到“人企合一”，从而达成强大的凝聚力，促进企业的发展，成为持久的精神推动力。而企业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手段，它的诞生是与现代企业管理在实践中的产生的，关系到企业的发展，是为了达到企业管理者的一个管理手段，又可以被看作是企业管理文化。

1.2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

企业政治文明建设，是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在一起的工作内容。广义上来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的在于让员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而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以党的指导方针为主导方向，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生产行为，为了实现其企业和党的目标，促进企业的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益而实行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已经不是国内的自我贸易，而是全球贸易，那么带来的就是经济的多元化，这里会有很多的国外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相互的碰撞和融合，不乏有过激的斗争和不良的行为。在正确向上的思想和错误扭曲的思想中，员工该如何取舍，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考验。因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此时很关键，要起着正确积极向上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思想，继承优良先进思想，摈弃糟粕，坚持先进性和包容性相结合的思路来引导，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和提高思想觉悟。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关系

企业文化和企业政治文明建设在各自进行的过程中是会有交叉的，而且相互之间不能替代。先进的企业文化是可以很好的帮助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而正确向上的政治文明建设能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良好基础。两者是相互辅助的，但是也有差异。

2.1企业文化与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共同点

首先，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都是建立在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准则的基础上的，来实现民族的强盛的目标。企业文化的建立，是能让企业的员工形成良好的凝聚力，向着一个目标和方向来为企业创造工作价值。而企业政治文明建设是为了引导员工形成一个正确的创造企业效益的价值观和方向，达成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目标，从而实现伟大民族的复兴。其次，两者的参与者都是一样的，都是企业的员工，企业文化建设是比较人性化的，要依据员工的意识，尊重员工、理解员工，坚持“以人为本”。而企业政治文明建设，同样是站在员工的立场上，给予主人翁的位置，为员工的未来着想，形成可以利于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最后，两者有着相近的工作内容，第一，就是从规范企业员工的执行行为出发，来促进经济效益，遵纪守法，维护企业的形象和信誉。第二，在价值观方面，很好的维护了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而且照顾到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

2.2企业文化与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在于两点，一点就是，出发点不同，企业文化的建立是在依据企业现有的情况来培养企业精神、文化、形象，带有很多的个性色彩。而企业政治文明建设，出发点在与对企业的员工实行思想上的方针教育，确立正确的统一的思想指导方向。另一点，两者的指导者不同，企业文化的指导者是企业发管理层，而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主导者是党政府的指导。

三、企业文化与企业政治文明建设共同结合的必要性

3.1双方结合是改进市场经济下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不少企业并不觉得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存在感重要。但是在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在新时代的发展中，我们不能顽固守旧，而是要与时俱进。用新的思维、手段来改进新时代下的企业政治文明建设，主要是要具有实际操作性、要以人为本。而企业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的发展具有现代的意义，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结合政治文明建设，两者相互交错中，就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员工的参与下，来进行合理的改进，形成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政治文明建设内容。企业文化建设做的到位，文化管理推进有进度，那么，企业的生产经营、政治文明建设就必然会进步。

3.2双方结合是企业政治文明建设与经济工作融合的需要

在企业文化和企业政治文明建设中，最忌讳“两张皮”，两者完全不搭嘎。两者的结合，必须是相互融合、促进的，要能够解决实际上的问题，和现实中的工作进展有联系，才算是具有实际的效益。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工作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在于管理员工的精神动力，调动员工朝着正能量的方向前进和生产。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企业政治文明建设要贴合企业文化，根据具体的工作需要，来开拓员工的思维和视野，让目标更远大，使得工作内容更加的丰富，为企业生产改革提供内动力。

3.3双方结合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21世纪的世界，已经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脑力工作者越来越多，与传统经济的体力工作者来说，需要更多的精神支撑和内在的动力辅助，这种力量的源泉就来自企业文化和企业政治文明建设。发挥员工的自我能动力，有健康向上的价值观，是两者必须要做的。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也要适应这些变化，那么企业政治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也是要进入市场的，必然的要与国际接轨。而在市场上的表现来说，人们看到一个企业的形象，是看企业文化的，那么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发言人。企业文化的内涵的丰富与否，跟企业政治文明建设有直接的关系。同样的，企业文化在市场经济的调动下也会增强企业政治建设逐步化为物质能量。因此，双方的结合才能够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企业文化作为外在企业交流的“通用”语言，加入了企业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后，能够传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文化语言，同时能吸收其他先进的企业文化，为自己所用。

四、结语

政治建设论文篇6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要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只有把企业文化建设同国家、人类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与党中央的政治步伐同步，将企业文化置身于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潮流中，反映时代呼声，讴歌好人好事，鞭笞落后，传递正能量，企业文化才不会成为闲置资本，才能成为源动力，引领企业在利国利民的道路上不断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敲门砖，也是打开职工心灵之窗的钥匙。企业的任何政策、改革措施出台前，思想政治工作都要先行，搞好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群众的思想动向，把握职工群众的情感诉求，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职工以主人翁的心态，以大局意识，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与企业同呼吸共行止、同生共死。思想政治工作利用企业文化建设的契机，把正确的人生观、思想观潜移默化地灌输给企业的每一名职工，使之深入管理者的理念，成为企业每一分子共同的人生追求和团队精神支柱，从而使企业一代代传承下来，使企业精神永葆青春，欣欣向荣。

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事实上水融

表面看来，企业文化相比思想政治工作覆盖面更广，内涵更为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只是企业文化一隅，是深入企业灵魂的触角。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直接性、犀利性、深刻性，可以渗透至企业文化内部并影响企业文化的水平，同时，富有感染力的企业文化可以形象而生动地传递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张。事实上，二者相辅相成，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水融。真正出色的企业文化建设，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旨放在企业文化建设的首位，通过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认知、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表达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建设通过日复一日的感染和熏陶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功能。在原则和方法上，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都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员工的精神、物质福利作为重点，让员工体验到个体提升影响到企业整体增值的成果，让他们有愉悦感，有自豪感，有依赖感，从而树立爱岗敬业的责任心、民族荣誉感、时代使命感。从当前社会发展来看，企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丛中，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应携起手来，为企业的科学管理、优化决策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动力。

三、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战术要求

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向对象一样，主要是人。如何打动人、贴近人，改造人，使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汲取，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先锋，既需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等一切真知灼见作为武器，又要有耐心细致、诲人不倦、巧妙精准的战略战术；既要有儒家思想、道家道义、宗教教义等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耳闻目染，又要有近在咫尺的身边人的现身说法；既使人体会到文化知识对心灵的洗礼、启迪，又可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性格、情趣、爱好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形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摒弃过时的、教条的、呆板的教育方式，通过不断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渠道，灵活多样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寓教于随意，寓教于习惯，增强文化普及力和抵达力，从而全面提高员工文化素质，营造具有深厚人文情怀、文明底蕴的企业氛围，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55年，同志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这一论断，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企业是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正所谓百年大厦立在基石，企业文化的优劣决定企业以何种姿态面对社会，以何种面目在世界立足。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灵魂，成败得失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系和保证体系，用思想政治工作带动企业文化，使企业文化同思想政治工作一样与生产经营同步进行，与经济体制改革贯彻始终。事实证明，人力资源是第一生产力，才智的开发、善用与引导，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建设企业文明、国家文明的关键。

政治建设论文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文化，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基本内容，植根于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扬弃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从而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心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一政治文化已初具雏形，更加完备的形态正在建设之中。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起着积极的导引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能否建立起先进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执政党要大力挖掘社会的有效合理价值，建立起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履行的认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的协调与合作。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50多年的历史来看，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理论武器，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而且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局面，使中国从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一个初具工业体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思想引导人们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成为精神的富有者，为新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阶级斗争政治观向经济建设政治观的转变，将民众的政治情感由激越导向理性，把政治评价由理想转为现实，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更加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政治认同感，调动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过分注重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需求，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公平等偏向，因而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要求。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求真务实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本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为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信仰的政治价值新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现代民主国家的本质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欧洲资产阶级在埋葬封建制度的同时，将确立人的价值的人权思想、人道主义输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封建官吏管理民众的主要手段是愚民、驭民、牧民。他们信奉“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国家意识、服从意识比较强，而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相对弱。尽管古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提倡过“以民为本”，但它是建立在“君本”基础之上的。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正如陈独秀所论：“以古时之民本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2〕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劳苦大众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不同于政治制度的政治现象，具有一种相对稳定性，其变动速率往往与政治制度的变动不同步，从而导致了中国人在拥有法定的政治平等权之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政治平等却是举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逐步有所认识和强调，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中民主因素在不断增强。

新世纪新阶段，作为科学发展观重要原则的“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原则体现在中国特色政治文化构建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公民权利的平等问题。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确立“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根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是普遍和平等的，是每个人所应有的利益诉求。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5〕这里，是将“权利公平”放到了首位。可见，讲“以人为本”，在政治上第一位的应是“以人的权利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就是要塑造人人平等的政治心态和均等参与的政治氛围，从而达到政治地位的平等化，让每个公民都能充分享受政治自由这一权利。

三、统筹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由于市场给人们提供的机会以及对市场机会把握的不同，加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使社会群体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时出现了两大差异：一是区域差异，一是城乡差异。试看下面几组数据，上海与贵州人均GDP相对差距1978年为9.1倍，到1997年扩大为11.1倍，到2002年更扩大为12.9倍。城镇居民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现价)相对差距1978年为2.36倍，1998年为2.51倍，2002年又扩大为3.1倍。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1978年为2.68倍，到2002年扩大到3.29倍。1999年省级区域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山西之比为2.52：1，城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深圳的与最低的西宁之比为4.31：1（以上数据参见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利益的得失必然会引发人们政治心理的变化，进而使得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倾向都发生变化，使政治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多元交织局面更加复杂化。据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在回答“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利还是管理人民大众的事”时，65.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后者，20.9%的选择了前者，对政治的消极评价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略呈上升趋势，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与职业的社会声誉成正比〔6〕。1991年北京市民对政治形势较为满意的只占28.4%，到1995年上升到41.6%〔7〕。1995年乡镇政权换届选举中的选民，只有58.9%的被调查者是“精心选择自己所信赖的人”，其余多是随大流或应付〔8〕。2000年河南农民中有70%的以上对党的基本路线持积极肯定态度，有86.4%的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国情，分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农民情况发现：经济状况好的对党的政策赞成率高，反之就低，甚至有36.3%的贫困农民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9〕。2001年上海市高校师生中有81%的教师和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同意“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只有54%的教师和48%的学生〔10〕。2002年深圳居民在“现行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否适应”的问题上，有43.4%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太适应”或“不适应”，民营企业创业人员中持这一观点的高达58.9%〔11〕。从以上不同年份、不同地域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各种成分，因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前者是讲“为谁发展”，解决的是发展价值主体是谁的问题；后者是讲“怎么样发展”，揭示的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要造福于全体人民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前两个“统筹”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现阶段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在农村和西部，这两个问题处理好了，中国的广大地域和绝大多数人口就安定了，社会发展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四、和谐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新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发展处于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必然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冲击，更易引发新旧政治文化更替过程中文化的功能紊乱，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执政党及时地提供一种能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以此在多元价值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抑制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在包容的基础上达成更多的共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然，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个体因条件、经历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但在所有这些个体的“合力”作用下，总会形成一个全社会能基本认同的政治文化即主导政治价值。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价值，这些理论通过对政治系统进行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释和说明，为当代中国社会成员提供了政治文化精神与政治智慧的动力支持。同时，还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人们进行系统、深入和切实的理论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理想、目标、意识、原则和规则等广泛地采取社会政治认同态度，从而保证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政令贯彻的畅通，以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的价值取向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这里的“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目标，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协调社会系统运行的效率与公平，缓解社会风险与贫富差距拉大后部分社会成员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边缘化，缓和社会心理危机，扩大对主流政治文化认同感。同时，通过吸取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以“和而不同”原则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多样化进程，在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先进思想文化，把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汇成一股容纳百川的精神合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

注释：

〔1〕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81.

〔2〕陈独秀.独秀文存：(二)〔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32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4〕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3.

〔5〕.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6〕张明澍.中国“政治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8-21.

〔7〕辛岩.1995年北京市民社会心态调查〔J〕.民意，1996，（3）.

〔8〕张兴杰，吴钢.迈向理性：中国政治年报（1999年）〔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179.

〔9〕王景花.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意识状况的调查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2000，（11）.

政治建设论文篇8

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发展/战略思考/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共同推进的战略，凸现了政治文明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意义。与体现物质文明的经济建设一样，政治文明同样需要提出一些发展战略，特别是需要提出一些可以规划和操作的步骤和目标。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来看，研究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一、满足“三向度”目标：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人类进步

围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我们有很多需要认真思考的战略性问题。其中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在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始终能够满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人类进步”这样一个“三向度”目标。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

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主要是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成其本质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政治文明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或者准确些说，是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逐步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也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已经形成并且日趋成熟。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其具体政治形态方面依然体现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也具有一些共同性特征。这些共同性特征主要是：

1.代议制度。尽管卢梭竭力提倡人民并通过直接民主制的形式来实现人民的权力，但是他自己都认为真正的民主制是不会有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制度设计是被称为“代议”的制度。这种制度表明，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下，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本源，但由于人民不能直接执掌国家的权力，因此便通过一定的规则，由人民选举一定数量的代表行使国家的权力，“代”为人民“议政”，因而就建立了所谓代议制的政府。

2.选举制度。正是有了上述的代议制度，所以就需要选举制度。甚至我们可以认为，代议制度与选举制度是一对“连体孪生兄弟”，它们同时产生而且无法分离。所谓选举制度，是说按照宪法法律具有选举权的国民依法选举国家以及地方的议员及其他政府官员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程序的总称。尽管各国由于其不同的历史和传统所决定的选举制度的具体规范和程序均不完全一致，但是基本上都有类似的选举制度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当代的选举制度是构成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支柱，同时也从来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要素。

3.政党制度。政党现象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产物。现代的所谓政党制度，是一定的政治集团(往往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通过其政治纲领并推出其政治领袖参与政治竞争以获得政治权力执掌地位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程序的总称。政党制度是伴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在一些具有典型政党制度的国家如英美等，其政党制度并不是人为的设计，因而一开始并不具有宪法的依据，而是在其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政治惯例。

4.权力分立与制约的原则和制度。国家权力是一种结构体系的观点是早在古希腊就产生的政治知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时必须考虑到每一要素，怎样才能适合于其构成的政体。倘使三个要素(部分)都有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也将是一个健全的机构。……三者之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部分)；其二为行政机能部分……；其三为审判(司法)机能。”[1](P214～215)后来，近代的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权力分立及其制约的意义，在实际的政治发展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尽管不同的国家由于其历史传统不同，对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的思想主张所理解的程度也不尽一致，但是很多国家均把这一主张视为重要的原则，并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体现这一原则的一般精神。

5.政治与行政分立的原则和制度。这是权力分立制度的最为直接的体现。根据美国政治思想家古德诺的分析[2](P1)，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因而这也决定了两者应该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类似的观点如孙中山先生的关于政权与治权划分的思想和主张。在政治与行政分立原则的基础上，一些国家普遍建立了一系列相互匹配的制度，如以行政中立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并通过文官制度，使政府的行政管理逐步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等等。

可以认为，上述这些主要的政治制度特征是构成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方面，是能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基本要素。因此，如何超越上述这些制度要素，构筑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并能够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其次，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要考虑到中国的特色。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方向，而且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方面，也要体现在政治建设方面。就政治建设而言，能够直接间接影响其进程和形态的国情因素至少有以下一些基本方面：

1.超大规模的人口。目前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而且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组织如此庞大的人口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课题。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人口越多，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就越大，因而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难度也越大。另一方面，由于人口众多，基础薄弱，所以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的因素离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有一定的差距。这无疑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人口的条件下，解决政治问题的知识和智慧要求将更高。

2.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欧洲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相比而言，一直到辛亥革命帝制之前，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从来就没有受到过社会的挑战，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始终占据着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而且日益得到强化。这种政治形态特征甚至直接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乃至于邓小平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3](P332)当然，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或者说在中国人民长期的政治生活积累中，也创造了不少政治文明的成果，也有不少的政治经验，也曾经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也有一些政治知识和政治经验至今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种情况既影响到我国的政治发展，又构成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

3.极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国的经济状况是其政治发展的基础，而在我们国家，泱泱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传统落后的茅草屋交相辉映，最豪华的汽车与毛驴并驾齐驱，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平衡性已经构成了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也是一个需要充分知识和高度智慧的严峻课题。

仅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其特定的环境基础和条件。而政治文明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在一定的环境基础上找到有效组织人类政治生活的知识和智慧，并基于这种知识和智慧来构建有效的政治制度。因此，如何按照中国的特色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又一个重大战略性课题。

最后，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要体现人类的进步，从而能够为人类的政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尽管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并且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设，但同时需要指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我们不仅要在物质文明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且也要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为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为了作出这样的贡献，这就首先需要我们的政治文明进程能够符合人类进步的一般取向，从而使我们的政治文明形态能够与其他形态的政治文明进行交流、对话，在互相竞争中取长补短，在相互共存中共同推进，从而推进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满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和人类进步这样的“三向度”目标，或者说，也只有能够满足这“三向度”的目标，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取得成功，我国的政治建设才能得以发展。

二、实现“三原则”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政治文明建设涉及到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然而，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上述“三原则”的统一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应该说，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这三者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差别的一面，如何在一个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使上述“三原则”的统一性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在我们中国人的话语系统中，说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切中题意的。但是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将民主界定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上，也仅仅是一种原则而已。因为在事实上，要让人民在一国的政治活动中都来“当家作主”，这是无法在操作层面上解决的问题。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就被具体化为一种代议的制度结构，即通过人民选出的代表“代”为人民“议政”，而由人民选出的代表“代”为人民“议政”的基本途径就是制定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系列规则即法律，然后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按照既定的法律规范从事政治活动，这就产生了“依法治国”的问题。同时，几乎在所有的政治体系中，一定的政党总是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如在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领导和支持人民通过其全国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法律和法规，并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国，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事实上，我们的政治实践也表明，什么时候党的领导得到了全面的落实以及依法治国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也就得到了实现；同样，什么时候人民真正地当家作主了，党的领导以及依法治国也就会体现出来。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政治原则，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在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需要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能够成为推进政治文明进程的动力，并通过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使党的领导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

在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按照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问题，其关键之点，是如何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并以此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已经提到了我们党的议事日程，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步骤。如何理解执政能力，特别是如何评价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是党执政能力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必须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另外，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思考，有必要从理念、制度以及程序上解决上述“三原则”不一致状况下的协调问题。就是说，努力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状态，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也不免会发生那种三原则不一致的情况。譬如说，某个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这时候到底是“坚持党的领导”还是“依法治国”?再譬如说，某个地方党组织推举的政府组成人员候选人在人民代表大会表决中未能通过法定的票数，这时候也会产生究竟“以什么为准”的问题。诸如此类，需要我们形成统一的认识并通过制度的以及程序的规则，使“三原则”都能得到体现。>三、正确认识并处理政治的生态环境与合理借鉴的关系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作为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建立在其经济基础之上。而根据恩格斯的分析，所谓的经济基础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或者说，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的，能够直接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的，是一个包括了自然的以及人文的多种复杂的因素。恩格斯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4](P505)政治如同一个生物体，其生存和发展有赖以一定的“土壤”条件，这就是所谓政治的生态因素。但是，由于人的共同性，特别是人的价值取向的共通性，所以人类社会也确实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一些政治知识以及基于这种知识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存在着能够满足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这也就构成了不同国度之间互相借鉴其合理政治成果的基础。因此，如何处理上述这种政治的生态环境与合理借鉴的关系，也就成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譬如说，政治建设中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制度设计。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意义。他通过对于“”的深刻反思以及基于对英法美等国家制度设计的基本认识，指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5](P333)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5](P333)

那么，到底西方国家实行了一些什么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对于其有效统治以及对于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等等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地研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如何借鉴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问题上存有诸多争论。鸦片战争以后，洋人的“船坚炮利”使中国人猛然“觉醒”，于是，不仅出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且也有人看到了洋人之所以有“船坚炮利”的“长技”，是因为其“立宪法、开议会”从而能够开启“民智”的缘故，于是就有了“仿行立宪”的呼声。但是，终究是因为国情基础的缘故，使得在人家那里能够开花结果的东西，搬到我们这块土壤上根本就长不出叶子来。

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在试图解决借鉴吸收与国情基础的关系上动了不少脑筋，可以说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譬如他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在人家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搞了个“五权宪法”，并根据中国人的民主素养基础，主张实行“军政、训政、”的政治发展推进战略，等等。

以为代表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寻求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开创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新天地。以后，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强调了中国特色的问题，主张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文明成果。

然而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如何在一些具体的制度或原则层面既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基础，又注意借鉴吸收一些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至今是我们在政治建设中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政治与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必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这正如江南的土壤长不了新疆哈密瓜的情况一样。但是，对于政治的问题，英国思想家密尔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人类对于政治的选择固然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这正如引水的时候无法违背“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一样，但是他说，“水车是做成的，而不是长成的”，[6](P13)因而，他充分肯定了在这个问题上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作用。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应该成为处理借鉴吸收与政治生态基础之关系的指导性原则。对此，我们非常有必要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特别是要研究其制度设计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以及有效性的因素。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任务。

四、树立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以推进法治化进程

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建设目标之后，如何按照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积极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就成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步骤。建设法治国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化进程同时也就是政治文明的进程。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法治的问题，有以下一些基本要义：

一是，国家依照公正理性原则，承认人类交往的基本准则或者通过成文法典的形式，建立以人类行为基本准则为基础的宪法法律体系。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法律通常是指国家的立法机构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但是从理论上说，法律仅仅是一种文本形式，而在这种文本形式的背后，还存在着人类的公正理性原则以及人类交往的一般准则，正是这种原则和准则，是制定法律的基础。

二是，宪法法律成为国家统治和政府管理的基本依据。这是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甚至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法治”的基本涵义，就是指国家的统治以及政府的治理具有宪法法律的依据。

三是，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意识，这种法律精神和法律意识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社会行为的依据和准绳。在这里，所谓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意识，主要是说，社会所有的社会成员或者是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能够以平等的地位和自由的人格为基础，遵循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并以此作为其社会行为的依据。无论是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社会成员还是不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社会成员，心中都有一种社会基本行为规范的意识，都有一种服从规范和准则的自觉性，都有一种在已知的并得到普遍认同的规则下共同生活的价值取向。

四是，国家具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及律师业以保障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从法律的基本性质来说，法律正是一种绝对权威的东西，既是说，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正是需要得到普遍遵守的。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之所以需要法律，也正是因为有人规避法律或者破坏法律，这正如卢梭所说，“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任何人都不规避法律，任何官员都不，那么，这个国家就既不需要官员也不需要法律。”[7](P142)因此，既然制定了法律，那就要通过某种切实有效的社会机制，来保障其权威性得到尊重。根据一般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实践，人们认为，为了使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得到尊重，就要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律师业，以构成有效的司法和法律监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

严格说来，一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并不在于制定法律的进程，而是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得到尊重的进程，是社会人伦关系的一般准则在社会行为中越来越得到体现的进程。尤其是，法治化的进程越来越体现为政府的行为具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特征。洛克指出：“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制裁的。”[8](P59)因此，如何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性，使国家的宪法法律得到切实地遵守，是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在我们当前的政治实践中，不可否认，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国家宪法法律的权威性没有能够得到切实的尊重和遵守。在一定意义上说，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乃至于其他种种领域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并不缺乏一定的法律规范，或者说主要地并不缺乏法律规范，缺乏的是：既定的宪法法律得不到切实的尊重和遵守。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这种执政党的地位不仅体现为一种宪法原则，而且已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程序给予了结构性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对于依法治国的立场和态度就决定了国家依法治国的基本方向；执政党对于宪法法律以及其党内章程权威性的尊重和遵守，也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于宪法法律权威性的尊重和遵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执政党首先需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来办事，即通过依章治党的实际作为，来推进依法治国从而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仅仅需要遵循“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有必要依靠其执政的有利地位，积极主动地维护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以推进法治化的实际进程。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管理

作为政治文明建设战略的思考，推进政府管理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注意到政府管理的全球化背景，即按照全球化的要求来推进政府管理的创新和发展，已成为我国当前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

全球化本来的意思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这种趋势，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P254～255)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快来得彻底，而且，与过去不同的是，过去的全球化进程是一种客观的进程，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是通过某种强力推进的过程。而在现在，几乎是所有国家都“张开双臂”，采取积极的姿态，实行了开放的战略。这就使得全球化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管理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我国加入WTO，是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步骤。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按照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推进、协调发展的战略，政府管理也面临如下一些方面的调整和完善。

第一，如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则，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始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所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其实质正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尽管我国强调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之所以要称其为市场经济体制，它对于政府的职能就有一些一般的要求。应该说，在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也正是通过各级政府职能的转变，才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并逐步开始完善。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准则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确实凸现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之主体的特性，不断满足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我国各级政府角色定位和职能转变的任务还很艰巨。而实现这种政府角色定位以及职能转变的任务，对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如何按照WTO的要求和国家行为的一般准则，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管理。

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国际性组织，WTO在加强成员国贸易合作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一种体制和规则，并通过这种体制和规则，来取代原本由成员国自己设定的行为依据和准则。这也正意味着，作为一个WTO的成员国，有必要通过自身的政府管理，来适应这种国际性的体制和规则。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事实上各国政府对于本国经济和贸易的管理责任日益重视并日益加强，然而这种对于经济和贸易的管理责任却始终必须在WTO的贸易体制和规则框架之下，即任何国家行为需要符合国家行为的一般准则。这方面也给我国政府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课题。

第三，如何按照国际社会政府管理的普遍标准，来确定我国政府管理的目标。

对外开放的政策及其一系列举措，使我国逐步逐步地融入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之中。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几年来，我国的许多大都市适应这种改革开放的趋势，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因此，围绕这样的趋势和目标，如何按照国际社会政府管理的普遍标准，来推进我国的政府管理，应当成为我国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六、制定切实的政治发展战略以推进政治发展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推进协调发展的战略提出以后，特别是将政治文明的问题提到了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以后，很显然，制定切实的政治发展战略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就成了政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人们注意到，无论是党的十五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战略，都表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发展目标，而如何按照这个目标，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推进战略，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首要问题。

改革意味着一种既定利益关系的调整。一般来看，经济改革是人民经济利益调整和重组的过程，而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既涉及到人们政治利益的调整与重组，而且实际上也涉及到其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要比经济改革遇到的障碍要多；另一方面，政治改革所可能遇到的风险也比经济改革遇到的风险要大。一种既定的政治结构可以推进经济改革，可以抑制由于经济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和重构，从而最终可以提供经济改革的秩序保障。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如果政治结构本身发生变化、人们的政治利益进行着急剧的调整和重组，这时候就很难有政治系统外的机制来维系其变革过程中的秩序和稳定。因而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政治秩序的失范，从而给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影响。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国家的长治久安又恰恰需要政治的改革和完善以及政治文明的推进来实现。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表示过这样的意思。特别是在1986年，小平同志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意义。[3](P176～178)而且，他还多次希望不要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希望通过制度建设以及其他切实的措施，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3](P380)因此，通过积极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并且理智地认识并把握政治文明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风险，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有效地降低风险，也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无论是从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民群众对于政治生活的需要来看，我们既定政治系统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已经为人们所关注，因而如前所述，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问题。多年来，在政治建设方面，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发展目标，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设民主和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可以说，能够反映现代政治发展最新理念和方向的概念和命题，都被我们提了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切实的发展战略和操作步骤，使我们提出的发展目标得以逐步实现，并使人民对于这种推进产生广泛的认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具有相对明确的预期，这就成了我们取得政治文明建设实际成果的重要关键。

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也是一门高超的技艺。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过类似的说法，认为政治是一切技艺中最为复杂最为高超的技艺。之所以说是一门高超的技艺，是因为政治不仅需要原则和目标，而且更需要精巧的设计和规划，使政治的原则和目标具有明确的操作步骤从而能够使其得以实现。我们非常赞同关于政治需要解决的是人类集体生活的难题的说法。而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这是比任何其他技艺都要复杂的事情。而且相对来说，命题好提，目标好定，困难的正是如何进一步规划具体的步骤和举措。因此，在这方面，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好目标定位与操作步骤的关系，认认真真地设计出具体的程序和方法来，以促使我们许许多多既定原则和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政治建设论文篇9

关键词：政治文明/民主政治/法制/建设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最近，江泽民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注：江泽民：《执政党必须高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5月31日。)这些论述，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强调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马克思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发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 政治文明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38页。)马克思所讲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强调人民主权，依法治国，实行民主，相互监督，它包含了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政治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既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民主思想，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活动，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人类社会文明，即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一个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对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与协调发展，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指的是物质文明，政治上层建筑及政治、法律的意识形式，则是 政治文明 ，而其他意识形式则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动共进，推进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消极派生物，它们不仅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作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对社会文明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国外许多学者也有诸多论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把社会文明进行了要素分析，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英国学者汤因比，不仅将社会文明明确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而且详细论述了三方面文明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他指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明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江泽民同志关于 政治文明 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文明内容提出来的，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补充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包括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但由于没有作为一项建设的战略举措提出，致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并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求，也是从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的。

政治建设论文篇10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中国共产党人有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但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学问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真正开展学科建设，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当我们今天热烈庆祝改革开改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时，认真回顾和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成绩和经验，不仅倍感亲切、振奋，而且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得以开展并不断取得新突破，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必然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产生、同步跟进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价值目标必不可少的中介、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桥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是如此。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所限，当时尚不具备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条件，但它是一门潜学科，已具有深厚的根基。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因此，加紧研究“不可或缓”［1］。

建国后，我们开始正规化培养政治理论教员，但较长时期里都未正规化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而在1957年后，我们的工作出现“左”的失误，教条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中达到了顶点，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声望和形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我们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针砭时弊，鲜明地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问题，号召“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2］。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中，邓小平同志从多方面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正确地评价了思想和同志的历史地位，对思想的科学体系、基本内容与活的灵魂作出了全面、准确的概括，对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也作出了初步的归纳，并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它有力地指导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些都为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命题和任务的提出和讨论的开展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这一讨论及其成果既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前奏、前提和基础。它表明，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学问作为一门科学来开展学科建设不仅必要和迫切，而且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二、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

回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30年的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来认识。

1.第一阶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讨论，确定学科和专业的名称（1978～1983年）“”结束后，我们在批判“”的“帮八股”的恶劣学风和肃清其消极影响中，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1978年，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同志关于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后，部队和地方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撰文论及这一问题。1980年5月，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全国机械工会联合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新命题，并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研究设想。这个会议的主题引起了全国同行的关注，随之开展了热烈讨论。这次讨论的成果选编《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一书于198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张蔚萍、张俊南合作的《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于1983年出版。这些都表现出思想政治工作战线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综合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努力。为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及其理论研究的领导，1983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该文献不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而且首创性地提出，有条件的高等院校“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在全国形成一个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政治工作干部的教育训练体系”［3］。这一精神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而且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据和直接导引。

1983年暑期，教育部为了落实上述精神，召开了政工专业论证会。会议确定学科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所依托的专业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初步议定专业的课程设置，委托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编写部分主干课教材，并决定1984年即开始招生。

2.第二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探索中前进，不断取得新突破（1984～1996年）

1984年4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6月又发出《关于在六所高等院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意见》。文件规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首先为高校培养辅导员，要求从理工医农各专业一年级学生干部中择优选拔、推荐入学、定向培养，学满三年、修满学分，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回原选送学校安排工作；第二学士学位生则从理工医农各专业的辅导员中择优选拔推荐入学，定向培养，修满两年规定的课程和学分后，除原有的学士学位外，再授予一个法学学士学位，回原校工作。秋季，第一批招收的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入学。有的学校既招收本科生又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其中的师范院校原来就有的政治教育专业仍继续招收本科生。有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统开展学科建设便有了可靠的依托，通过专业建设，既培养专门人才、推进大学生辅导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又出理论成果、推动学科建设发展、不断攀登新台阶。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规范化发展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形成层次完善的学科专业体系，使学科建设有可靠的依托这一阶段，学科专业点从本科点、硕士点到博士点的发展，形成了层次完善的学科专业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从最初的12所高校逐步发展增多，此外，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还选择条件较好的高校举办大专起点本科班，在原国家教委的支持、指导下，华东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从1986年起还挂靠教育学等相关学科试办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学历层次和整体素质。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要求高校办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造条件培养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造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开辟一条新路”［4］。同年9月，原国家教委即印发《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实施意见》，这一年除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列入普通高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外，还批准十所高校于198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同时，为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专业作准备，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试办“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方向的研究生班。1988年，原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挂靠在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博士点上，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原理）博士生。至1989年，有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教育这两个本科专业的学校达62所。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正式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两个硕士授权学科专业。这一时期，全国高校获得这两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各有35个。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布置增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工作时，考虑到学科整合发展的决策已定，要求在本次申请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联合申请。1996年正式批准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增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博士点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至此，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专业已形成了正规化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层次完备的学科体系。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打牢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自“六五”规划开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断获得部级、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如胡正清教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出版了《思想规律与思想政治工作》；陆庆壬教授获得了教育科学规划“七五”重点课题，出版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张耀灿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改革”，出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领导研究》；龚海泉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基本经验研究”，出版了《当代大学德育史论》，等等。朱江、张耀灿在高校辅导员培训教学和研究基础上1986年出版的《大学德育概论》一书，于1989年被改革开放十年来优秀教育论著评审委员会评为优秀教育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已出版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著作350种。每年都有数百篇。原国家教委组织编写了统编系列教材，其中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陈秉公著《思想政治教育学》获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织编写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丛书》，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其题写丛书名。各条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以及他们办的刊物，为学科研究成果提供了交流平台和发表的阵地，也推动了研究领域的拓展、理论研究的深化。

（3）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使学科建设获得人力资源保证这支队伍包括两大系统：一是高校系统，自1984年创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至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前，超过70所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专业硕士点3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点35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3个。高校除这些学科点的专业课教师数达千人外，还有相当多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定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师职称，大学生辅导员中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许多人还兼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或兼任硕士生导师。总之，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这三方面人员，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主要力量。二是高校以外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力量，主要包括党政系统、企业系统、军队系统三部分，这些系统的宣传、政工部门组织，领导着思想政治工作及其研究，每年也产出不少学术成果，是值得重视的力量。

3.第三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走上整合式、跨越式发展之路（1997年至今）

周远清同志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是“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30年，这9个字也适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评价。特别是1997年至今这个时期，改革力度更大，发展更快，提高更是显著，其主要表现如下：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整合发展，增强专业的适应性当今世界，新兴学科虽然不断增多，但是整合发展是主要趋势。1988年4月，原国家教委下发《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针对专业设置存在过细过窄、盲目追求小而全的现象，打算将师范院校的“政治教育”专业改名为“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专业，1990年6月正式定名为“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1991年4月，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改革的意见》。1993年7月，在调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时，将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合并，统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归属于教育学门类，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下保留培养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师范性）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非师范性）两个招生方向和培养目标。1998年公布的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修订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又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调整回到法学门类政治学科之下，并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师范类的培养目标是“能在中等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而非师范类则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颁布的新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正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二级学科整合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在培养目标上要求博士能“胜任与本专业相关的高层次的教学、科学研究、宣传和党政工作”，硕士能“胜任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科学研究、宣传和党政工作”。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业口径和培养目标不宜过窄，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来调整专业设置，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以培养复合型人才，提高专门人才的整体素质，增强专业的适应性。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统一，培养的专门人才不仅要能够从事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而且还要能够从事宣传思想工作和党政工作，学历层次越高，越应如此。实践证明，这样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受到了用人部门的欢迎，许多人成长为“双肩挑”或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2）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调整到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定位更为明确、合理改革开改以来，学科专业目录经过三轮大的调整、修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定位几次变换。在本科目录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虽然始终是一个二级学科，但是1993～1998年一度归属于教育学门类，最终才又回放到法学门类政治学科下。在研究生目录中，1997～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法学门类政治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虽然整合发展思路是好的，但是整合力度过大、过宽，使这么重要、这么宏大的专门领域与它在学科体系中这么低的地位很不相称。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一概不是、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和专业的地位，都只是统一在一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已，在学科体系中不仅低于管智育的理工医农等等许多学科，而且也低于体育（体育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的地位。所幸的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从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出发，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作出了改革、创新的战略决策，2005年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依托的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为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5］这一文献不仅最早地传达了中央关于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决策信息，而且也第一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的学科建设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等项重要工作之间应有的支撑和依托关系。这不仅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明确自己从事职业的学科依托、学科归属、学科定位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专业教师指明了职业目的和服务职责。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正式确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生学科目录中不仅重新确立为二级学科，而且明确地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的生命线、中心环节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科定位更为科学，更加合理。

（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点布局趋于均衡，实现跨越式发展在2005年第十次审批增设硕士点、博士点后，为了及时贯彻落实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的决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6年1月单独组织受理了全国高校增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为了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促进研究生教育均衡发展，在审理的政策导向上有明显改进，由过去的“在同等条件下向西部倾斜”改变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向西部倾斜”。经过审批，新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硕士点73个，新增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20个，硕士点144个。至此，新批准的加过去老点调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共有博士点66个，硕士点253个。此时，本科点约有300个。除新设的一级学科点外，二级学科点成倍增加，西部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也有较大增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就博士点而言还属空白的地区，只剩下、青海、宁夏、贵州、海南等少数省（区）了。跨越式发展不只是数量增加、规模扩张，而且注重了质量提高。如山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思想政治专业教改研究成果于2001年获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统编教材《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于2002年获教育部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一批专业课和公共课被评为部级精品课；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于2007年还被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特色专业；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被评为部级重点学科，2007年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被评为部级重点学科。在推进高等教育质量工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力度大、抓得紧。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最根本的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所要求和决定的。因为只要是高等学校，包括高职高专、民办高校，都要普遍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都要配备大学生辅导员，事实证明，过去发展慢了，布点太少，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滞后，都直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顺利发展，影响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之初，薄一波同志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治党治国的科学［6］，同志说过，只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永远是一门科学。这些高瞻远瞩的见解启示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点发展快一些、布局均衡些，是完全正确、必要的。

（4）科研支持力度加大，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更多、质量更高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决策，、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部署，设立相关研究项目，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逐步形成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共同发展的学科体系建设新局面。”据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和各省的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厅社会科学经费均有大幅度增长，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般课题、重大课题。如近几年来每年教育部均设社会科学重大课题40项，采取招投标方式立项，每项资助额度30万元至80万元不等，其中思想政治教育课题不少。如2004年武汉大学顾海良教授中标主持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研究”，现已顺利结题，出版了系列成果。2007年西南大学黄蓉生教授中标正在主持开展“大学生诚信制度建设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青年学者申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体系研究”、“比较公民教育研究”“、生命价值观问题研究”等课题均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今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教育部列出了十多个课题单独招标，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类课题就有两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招收和培养博士生以来，大大促进了科研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每年都举办学科建设研讨会、博导论坛和学术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都出版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理论教育研究丛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还出版了博士文库。一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论文，有的还评上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如武汉大学骆郁廷的博士论文《精神动力论》不仅被评为省优秀博士论文，而且还荣获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在2006年底被评上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的马克思主义类成果7项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就有：张耀灿等的合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赵存生的论文《关于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个问题》，郑永廷的研究咨询报告《关于宗教、迷信对高校学生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三、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再创辉煌

改革开放30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登上新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撑。事实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论把它放在哪个门类和学科之下，不论它是作为二级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它都必然遵循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或快或慢地向前发展。因为社会需要它，事业需要它。但学科建设的发展绝不可能自发实现，关键在于我们的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党的十七大报告号召我们“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继续前进、再创辉煌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特别是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十七大指出，当今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导思想、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加之现在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其中的五个二级学科都是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为我们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我们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认清思想政治教育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中生命线、中心环节、中介、桥梁的地位作用和职责使命，认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学科，是适应性很强、社会需求量很大的一个应用学科。要在加强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规律性，努力探索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好地达到使受教育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目的。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学生政工队伍都应强化学科意识，以更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强化学科意识中整合力量，通过发挥学科建设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创新的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方向，努力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上下功夫。在学科建设中既要着重搞好时代感、现实性强的应用课题研究，又要加强实践基础上的基础理论研究；既要抓好主干学科的课题研究，使史论结合的主干学科体系更为完善，又要抓好分支学科的课题研究；既要搞好以发展学生智力因素为主的分支学科课题研究，又要大力开展以发展学生非智力因素为主的分支学科课题研究。过去我们对发展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分支学科建设开展不够，在全面贯彻中央2004年16号文件中有了很大进步。学科建设只有达到发展智力因素和发展非智力因素研究的有机统一，才能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促进学生知、情、意、信、行的均衡发展，培养出理论与实践统一、知行合一、品德优良的人才，使学生不仅学会做事，而且首先学会做人并学会创造。科研方法的创新是学科体系和学术观点创新的关键条件。在学科建设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跟踪理论与实践前沿，树立问题意识，大力倡导和开展调查研究，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中努力实现学术观点创新。在学科建设中，科研方法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统一、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统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咨询研究结合；既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资源，古为今用，又要借鉴国外有益文化和先进经验，洋为中用；要注重开展跨学科研究，既坚持解放思想、博采众长，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通过长期积累，自成体系，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

3.树立服务观念，努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应用学科，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把指导和服务于实践的成效作为学科建设衡量的标准和尺度。要把思想理论教育教学和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作为学科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要经常注意调查了解群众、学生的思想状况，针对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探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规律；要关注种种社会思潮对人们的思想影响，研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着力点；学习、总结、吸取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经验，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规律性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的根本和基础，只有搞好科学研究、推进学科建设，才能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好更多的理论支撑，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科研含量，为提高其实效。

要把学科建设作为专业建设的龙头，把专业建设作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依托。不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大学生辅导员的岗前培训、在职培训、备课、专题研修，还是提高他们的学历层次和整体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都承担着繁重而光荣的任务。现在，国家每年都单列一定的招生指标用于招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10年前总数将达到40个的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也全部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要通过出色地完成专门人才的培训、培养任务，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服务，在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的奋斗进程中，实现学科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只有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撑的服务实践中不断汲取养料，才能保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

[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1.

[4]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19-1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