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论文十篇

金融控股论文篇1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监管模式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界定及其现状

根据国际上三大金融监管部门一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于1999年2月联合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金融控股公司被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业务，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从狭义上来说,控股公司是通过持有其他公司股份以达到支配该公司经营活动的目的的公司；而从广义上来说,控股公司并不以持有他公司股份为要件,只要取得对他公司实质上的支配权即可。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领域的控股公司形态,具有控股公司的基本特征。从防止关系人交易、利益冲突及维持资本充足性等方面来考量,对金融控股公司应采取广义控股公司的界定方式,即不以持有股份为要,只要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财务或业务等方式实质支配他公司者,都应属于金融控股公司。事实上,这种广义的金融控股公司定义方式已经体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如美国和台湾的立法①。

近年来，我国综合经营趋势明显，金融机构从事多元化金融业务、大型国企进军金融业、民营资本参股金融业等现象比比皆是。当然，涉足两个以上金融行业的企业集团不一定就是金融控股公司。判断金融控股公司的重要标准，是母公司对涉足金融企业是否控股，以及集团能否对各金融企业实现战略协同。实际上，我国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很少，有的只是初步在金融领域布局并形成金融控股雏形，有的只能算是参股金融业或产融结合，只是它们的发展方向都是金融控股模式，可以统称为准金融控股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未被正式承认、未直接注册、未称谓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但实际上已按照金融控股模式运作的公司至少有200～300家。（准）金融控股公司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高额利润的追逐。由于我国金融业的进入门槛较高，金融业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同时，发展金融控股公司能获得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二是政府顺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综合经营潮流，对我国企业发展多元化金融业务采取的默许和试点的政策。

但在没有明确法律地位和缺乏政策支持规范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正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处于自发状态并缺乏必要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运营存在着巨大风险。一方面，各类企业都敢于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进军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各类金融股公司亦敢于“大胆”经营、四面出击，求大求全地扩大规模增强实力。盲目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在运营中往往具有行业风险、资本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一旦风险爆发，那么受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甚至于将风险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国家金融秩序与安全。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金融控股集团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法律地位、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监管责任等予以明确，使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在此过程中，考察和借鉴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外金融控股公司主要立法及启示

（一）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金融制度改革,颁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

1998年5月1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1998年金融服务业法案》。在涉及银行控股公司组织结构的条款中,该法案创造了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HoldingCompany)这一新的法律范畴,允许银行控股公司收购证券、保险等非银行业子公司,同样,非银行业的证券、保险控股公司也可以收购商业银行，这使得各种金融机构交叉经营成为可能。该法案同时规定,美联储及货币监管局主要负责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主要负责投资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国家保险委员会主要负责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1999年5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②。该法案提出废止《1933年银行法》中的第20项(禁止商业银行与证券机构合并)和第32项(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人员不得兼职)条款③，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和依据。这一法案重新界定了金融业的行业经营界限，标志着金融控股公司在美国取得了完全的合法地位。2000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对《银行控股公司法》及其他法律的修改，促进了银行控股公司向金融控股公司的转变。

（二）日本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二次大战后,日本经济界最大的变革就是美国占领军“解散财阀令”和颁布《禁止垄断法》,完全禁止财阀式控股公司在日本的存在。此外,受美国《1933年银行法》对金融业实行严格分业管理的影响,日本也实行了长、短期金融分离，但是当日本金融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明显感到自己的银行体制的局限性。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金融业出现立法上的一系列变革。1997年12月通过了《由控股公司解禁所产生的有关金融诸法整备之法律》④,设法对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分别作出了定义和规定，日本金融界亦称之为“金融控股公司法”。1997年修改了“禁止垄断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解禁。1999年下半年,取消了长短期金融业务分离制度，允许普通银行发行公司债⑤。之后许多银行纷纷全并成立金融控股集团，一些实力强大的非金融机构也提出了成立银行的申请。金融控股公司在日本由此步入快速发展之道。对于日本的控股公司来讲,《禁止垄断法》是一般法,而《整备法》是特别法。

（三）韩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综观韩国金融法，真正涉及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内容的主要有：《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控股公司法施行令》、《金融控股公司监督规定》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监督规定实行细则》等。其中，《金融控股公司法》共包括十章内容（总则、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持有金融控股公司股份的限制、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及子公司的吸收、删除事项、金

融控股公司的运营、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督、补则、罚金的征收、罚则）。该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本币流动性比率、外币流动性比率及外汇敞口比率等均作了详细规定。同时，为便于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在各种交易中产生的风险进行管理，《金融控股公司法》还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必须建立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并公示日常的经营状况、董事及股东情况、财务指标及经营指标、内部交易监管机制及内部交易细则等。

在韩国，金融控股公司由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金融监督院负责监管。

（四）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启示

基于上述对各国《金融控股公司法》立法背景、主要内容与特征的分析，笔者以为，对我国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1、制订《金融控股公司法》是系统性构建金融法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实践来看，《金融控股公司法》是在银行法修改、金融机构合并法推出后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金融控股公司法》是构建一国现代金融法制体系中的重要的环节。但我国新近对银行法的修改是微不足道的，在银行混业经营基本遵循的尺度还是“原则禁止、例外可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阶段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是修改诸如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这类的单行法以适度解禁金融混业经营。我国在构建现代金融法制体系方面存在的另一重要缺陷是反垄断法的缺失，类似金融机构合并法这样的法律实质上是一国反垄断法的一部分，迄今为止还没有反垄断法，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制定金融机构合并法是很难的。

2、监管是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重中之重。

从各国立法来看，各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方式、经营范围、监督管理、组织形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均体现了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监管性。监管机制在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中的重要地位是由金融控股公司运营中潜在的风险决定的，立法者希望借助完善的监管机制来充分调动和协调金融控股公司内、外部监控力量，从多角度全方位对其运营实施监管，以最大限度控制公司的运营风险。

三、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模式的选择

（一）分步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金融跨业经营的模式，不仅与金融分业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而且其运营过程中还将涉及到公司法中的人格否定和关联交易、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金融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等。单项立法显然无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关法律的配套性改革，这无疑是一个浩大系统的工程。当前我国的金融生态和法制环境尚不具备单独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的条件。可行的方式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国务院授权下，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并充分征求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个金融监管机构的意见，在全面整理现有涉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报国务院批准后成为具有较高效力层次的行政法规。通过先行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司设立与经营的合法性问题，也为依法监管提供了依据。第二步，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条例基础上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与此同时，整合和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加入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内容，从而形成内容完备、有较强操作性的现代金融法律。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选择

为加强沟通协调，我国三大金融业监管机构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的相关业务和机构，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由此初步建立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框架，即分业监管。但这种架构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监管空白。首先，没有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专业监管，可能导致监管各方协调不一致，或者造成监管真空，或者出现重复监管。其次，现有的监管机构只熟悉本行业的监管业务，可能难以承担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综合监管的职责。再次，在控股公司整体风险方面还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标准⑥。鉴于此，在我国现有分业监管体制下，有必要在《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明确规定建立一个长期的专业的综合监管机构，负责跨业监管与决策，对金融控股公司下属不同金融业务领域的子公司则由原来各监管机构实施专业化监管。

金融监管协调监管机制一旦建立，我国将形成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的多元化监管模式。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未来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规格高于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和财政部门的“超级监管单位”，则需要通过实践来摸索和验证。

（三）监管机制的设计

除了确定监管模式，一个完整的监管体系还应包括：一是实行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二要设立分行业防火墙，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交易的监督；三要建立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由于金融集团业务和地域分布的广泛性，管理和风险结构的复杂性，监管部门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不断加大，因此，建立金融集团监管信息共享制度非常必要；四要构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自律监控机制。包括建立顺畅的组织结构关系，设立完整的会计体系，采用适当的内部审计稽核制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等。

参考文献：

①闫海。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研究.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②《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正式名称为Gramm-Leach-BlileyFinancialModernizationAct，pub.L.No.106-102，113Stat.1338（1999），由于其全称冗长，在我国一般将其简称为“金融服务现代化法”（FinancialModernizationActof1999）。

③即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与投资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实行严格分离，从而被认为是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确立的标志。

金融控股论文篇2

20世纪初期以来,国际金融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可以归结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20世纪初期是金融业高速发展时期,业务的重合与交叉开始纷纷涌现,尽管是初级阶段,但已经具备综合经营的雏形。美国国会从1933年起陆续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等一系列法律对金融业实施全面管制。此外,1986年以前的英国也是实行金融分业体制的发达国家之一,但是与美、日等国家不同,英国并未在法律上对金融各业的经营范围予以强制性规定,而是依赖于自律机制或道义劝说,并且不仅银行业与证券业彼此分离,证券业务中的自营与经纪也互不交叉。我国的金融分业经营、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的要求,对我国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分业制度显然已落后于世界潮流,亟待改革。2005年《公司法》和《证券法》的修正,为金融业综合经营拓展了法律空间。比如,旧《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修正后的新《证券法》在原有条款后面加了一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为金融业综合经营提供了法律支持。又比如,新《公司法》删除了旧《公司法》限制公司对外投资比例的条款,解除了旧《公司法》限制公司对外投资的紧箍咒,对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以及金融控股公司而言,不啻于拿到了尚方宝剑。但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包括新《公司法》和新《证券法》等法律在内,无法为金融业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运营提供完备、充分的法律条件,毕竟,扫除障碍不等于铺路搭桥。那么,如何来铺路搭桥呢?

二、立法选择:为什么是金融控股公司法

(一)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比较

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有多种,但国内学者对其认定不一。有学者认为包括四种,即完全综合制、综合银行制、母子公司制和金融控股公司制;有学者认为包括金融机构间策略联盟、金融机构转投资子公司、综合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四种;还有学者则认为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包括综合银行制、母子公司制、相互投资公司制和金融控股公司制。笔者认为,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可以分为综合银行制、转投资母子公司制和金融控股公司制三种。综合银行制,是指以单一商业银行为主体,将存放款、外汇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买卖、证券承销、基金、投资管理和保险等置于其下经营。由于综合制银行模式可广泛提供多样化服务,具有一站式购物之性质,就消费者而言,具有金融服务及消费使用上极大便利,为最开放式银行经营模式,以德国为此类型制著例。此种模式缺点:(1)综合银行业务复杂度很高,因此在监理上的成本相对也较高;(2)如果防火墙建构不当,将容易造成不同业务间风险之传染,增加整体经营之风险;(3)由于采用不同部门分别经营不同业务,公司治理机制不容易发挥,不同性质业务之间,容易产生利益冲突之情形;(4)因在同一机构中兼营多种金融服务业,因此在业务之专业程度上,可能逊于一般专业金融机构;(5)综合银行兼营各项金融业务,将累积大量资金,但由于各类资金之性质不同,资金运用之效率可能较低。母子公司制,是以银行、证券或保险中的一个金融机构为母公司,通过转投资的子公司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的综合经营模式。该种模式以控制从属公司进行经营,母子公司皆可保持独立法人资格,管理、资本及其他资源亦相互分离。英国为主要代表。英国发展这种模式的原因,除了通过转投资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之特性,在金融监理上认为对危险区隔比较好以外,也可以免除单一金融机构因为同时经营多种业务而必须接受二个以上监理单位监管之困扰。这种模式也存在缺陷:(1)当转投资之子公司发生财务危机时,亦有可能影响跨业经营公司之商誉;且金融机构可能为了维护声誉及客户的权益,而给予子公司财务上的支援,进而影响金融机构之经营安全;(2)设立子公司转投资之成本,相较于综合银行制度以成立部门方式经营为高,日常运作成本也较高,而且在税赋核算申报上也无法连接计算。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HoldingCompany,简称FHC)是金融机构跨业经营的另一种方式,在金融控股公司架构之下,各子机构间仍然维持独立的法人身份,但各子机构共同被控股母公司100%拥有或是实质控制,因此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性,在于被控制的金融机构虽然具有独立法人的外观,但实质上却有着部门化的本质。这一界定表明,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独立法人,不是金融集团;金融控股公司与其控制的子公司共同构成金融控股集团。

国内有学者将金融控股公司定义为“以控股公司形式存在,其主要资产显著分布在银行、保险、证券两个以上金融领域的企业集团”,误将金融控股公司界定为不具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集团”,是不妥当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优点:(1)在金融控股公司指挥统合下,提供全盘性金融服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2)提高资本运用效率。金融控股公司可将多余资本集中投入于最具效益之子公司;(3)共同行销,发挥地区互补性、行业互补性,从而提高竞争力;(3)经营决策与业务执行有效分离,提高经营效率;(4)有利于建构低成本、高效率的并购平台,便于金融企业进行并购,扩大经营规模;(5)提供租税优惠及连结税制。一些国家和地区为提高金融机构转换为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的意愿,一般会免除转换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等,同时,控股公司在合并子公司报表的基础上统一纳税,就有可能降低税收成本;(6)有效分散风险,如一子公司的破产不会波及其他正常运营之子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的缺点:(1)金融控股公司涉及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因为业务更为复杂,监理机关必须负担更高的监督和管理成本;(2)各子公司间多有产生不当之内线交易,容易造成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资讯不透明;(3)金融控股公司之共同行销活动,容易滥用客户之资讯与交易资料,危及消费者权益。需注意的是,以上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一国或地区该如何选择综合经营的模式,其实并无绝对之答案。所以,世界各国和地区根据各自的金融历史发展背景与市场环境,采用不同的综合经营模式。这种选择,更多的是历史的选择。

(二)我国既存金融控股公司形态

目前我国金融业依然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模式,我国法律也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存在事实上

的金融控股公司。从总体上看,有四种类型,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独资或合资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国银行国际控股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的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等;二是由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光大、平安等;三是由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山东电力集团投资形成的鑫源控股公司、海尔集团控股形成的青岛商业银行、鞍山信托;四是由地方政府对所属地方金融机构重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威海城市商业银行。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具有迅速扩大规模与整合经营效益之优点,所以成为我国金融机构、企业和地方政府首选的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有专家指出,金融控股公司能否发展起来,关键在于是否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基础性条件。从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基础性条件已经具备。所谓基础性条件已经具备,是指金融控股降低成本,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风险管理高度发展。经过实践检验,目前各界普遍认为,银行、证券、保险综合经营,以金融控股的形式运作,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并且成本还有下降之趋势。金融控股公司的比较优势日趋凸显。最为重要者,是当前风险定价技术的高度发展,对各种风险都给出了合适的定价,找到足够多的工具予以对冲,使原来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有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找到了合理的化解方法。这是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基础,是资本市场多年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结果。具备了“历史形成”、“技术成熟”、“风险可控”这三大条件,我国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硬件不可谓不强大,但独缺少“法律”这一最重要的软件,缺乏法律支持的金融控股公司犹如没有软件之电脑,不管多么先进,也是无法“驱动”,徒唤奈何。

（三）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立法必要性

1.金融控股公司法是金融控股公司健康规范发展的需要

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与发展缺乏政策和法律支持，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是在严格的分业经营政策下在法律的空隙中自发地产生与发展的。我国金融立法的存在严重滞后性，金融控股公司缺乏政策和法律支持，我国任何政策、法律、法规中，很少有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规则，长期处于脱法状态必然使其先天不足，并可能蕴含着极大风险。各类企业都敢于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进军金融市场；各类金融股公司亦敢于“大胆”经营、四面出击，求大求全地扩大规模增强实力，缺乏必要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运营存在着巨大风险。

2金融控股公司法是维持国家正常金融秩序的需要

目前我国企业集团投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不仅与国际通行“金融业与工商业相分离”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而且利用其法律漏洞，对掌控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联进行交易。股票发行市场“圈钱”或发新股，在股票交易市场上操纵价格获取暴利，充分利用证券公司的交易通道和账户便利以及银行的资金实力和担保手段融资，构造庞大的资金链条，从关联交易及股票交易市场获利，因而形成“银行融资——购并——上市——再购并——银行融资”的循环。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银行融资，所以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银行将遭受巨大损失。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其是发生经营风险，那么受损失的不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甚至于将风险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国家金融秩序与安全。

3.金融控股公司法是完善国家金融法制架构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制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组成的法规群。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这些法律法规之中无明文规定，形成法律规范的空区，这个空区使得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一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暴露出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架构的缺陷，使得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在许多方面非常的不规范，金融控股公司运营中关系人交易、异业间利益冲突等弊端的监管需要加强，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是金融现代化发展必须的法制架构组成部分。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是对形形的公司进行整顿和规范的需要，我国金融法制单一的“安全与稳定”的法理念已不适应时展的要求，金融控股公司相对于分业经营的优势是效率与竞争，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相关制度设计实质上亦是在寻求金融“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协调。法理念及目的在于此，通过立法促进金融控股公司发展，通过立法亦是促进金融法理念的更新与进步。

(四)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立法使命

一项金融制度建立的背后,必定潜藏许多建立制度者(监理机关)与参与制度者(从业者)的动机与理由。早在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曾起草过《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惜未实施,之后,央行一直未曾停止相关立法活动。与此密切呼应,银行界对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也是兴味盎然。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议案”,详细分析了我国金融业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远见卓识的立法建议和理由。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应该尽快摆上日程。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第一,早日结束金融控股公司的“脱法”状态,进入“适法”状态,使其设立、运营、监管等环节皆有法可依;第二,配合金融基本法律,进行金融领域的大改革(中国版的BigBang),整合《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在内的金融、经济法律资源;第三,为我国《公司法》的发展拓宽新的路径,形成《公司法》的特别法,从而为公司法法规群的形成提供模板。

三、余论:兼驳斥“阶段性推进立法论”

我国究竟应如何推进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较为有力的观点是效仿日本,借鉴日本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经验,具体做法是先设置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条例,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和定义,从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关联交易、审慎监管等方面进行规范;其次,修改和完善现行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公司法》等金融法规中限制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并在此基础上向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过渡。这种观点笔者称之为“阶段性推进立法论”,值得商榷。第一,“修改金融、经济法规中与金融控股公司设立有冲突的法规,然后将其汇总成《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的建议一旦实施,将是一个巨大的耗时费力的工程,极为不现实而且成本高昂。第二,“设置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条例”的建议,意味着先制定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待时机成熟再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这一做法同样存在问题,因为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效力是低于法律的,也就是说一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条例》(名称或可不同)其效力低于《公司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那么,一旦面临法条冲突,即这些法律中的某些条款限制或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那么,单凭一部条例,如何有效的修正这些限制或不利条款呢?第三,“阶段性推进立法论”是先破后立的立法思想,即先行扫除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障碍,然后制定使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的法律。而实际上,更为科学的立法思想是先立后破,即先制定新法,通过“新法优于旧法”原则,自然废除既有法律中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条文。我国亦可采取整体配套立法的方式,因此,可考虑直接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当然,相关的法律如《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应随之修正,以达到金融市场整体规范之功能,但不能坐等上述法律修正后,再行立法。

四、金融控股公司法立法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资本充足率

资本是金融机构赖以从事一切业务的基础，也是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器。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有必要制定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性的基本要求，因为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不高，银行风险本来就大，金融控股公司成立之初很多都是资金实力不足，因此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级别被提高，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危。

2、对于子公司的求援体制

金融控股公司跨业经营各种金融业务，金融控股公司身为控股股东，有可能使特定子公司经营高风险的经营活动，由金融控股公司自己或其他子公司获利，基于公司法有限责任原则，却仅以其对该特定子公司的投资额为限，其结果必然使该特定子公司的存款人、客户或投资大众的权益遭受损失。所以应建立子公司的救援机制。当其子公司财务发生困难时，立法应当规定集团公司有救援的责任，以免金融子公司倒闭而造成金融市场的不安定。所以金融控股公司应当成为其子公司的“力量源泉”，而且这也有助于防止金融控股公司的子银行遇到问题，金融控股公司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推卸责任并允许银行破产，由中央银行（包括未来可能成立的存款保险机构）承担清偿存款的责任，而金融控股公司股东却不受惩罚。

3、内部防火墙（如内部交易等）

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尚不完全的情况下，金融控股公司立法要重点应对的是控股集团公司内部复杂的控股关系和混乱的内部交易，因此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制定相应的内部监管“防火墙”条款，规定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和对外交易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制定信息公开程度、准确性、完整性的准则要求，设置信息安全的“防火墙”；规定金融控股公司所属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子公司的资金和业务等的比例限制，限定商业银行与证券、保险等业务部门的一体化程度，设置资金、业务和规模的“防火墙”；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所有交易都在市场化条件下进行，防范内部交易导致利益冲突，设置市场化管理的“防火墙”。

金融控股论文篇3

一、保险集团的金融控股优势

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机构，大多数采用了集团控股模式实现产、寿险分业经营和专业化管理。例如最早进入我国市场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其下设全资寿险子公司——友邦保险AIA，产险子公司——美亚保险AIU，在美国本土AIG还拥有多家投资子公司，负责整个集团保险资金的专业化管理。在我国保险市场开业的德国安联集团、法国安盛集团、荷兰ING等也都是典型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根据1999年2月国际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联合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金融控股公司被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我们平时所说的集团控股，是指存在一个控股公司作为集团的母体，控股公司既可以是一个单纯的投资机构，也可以是一项以金融业务为载体的经营机构，前者如金融控股公司，后者如银行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等。从发展趋势看，经营性控股公司正逐渐向投资性控股公司转变。

当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制度，是在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市场体制和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特殊需要而采用的。但就金融业自身而言，不仅银行、保险、证券各业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而且由于其经营对象是货币资产而非实物资产，因此相互转换也十分便利。比如，贷款可以证券化，开放式基金与银行存款十分相似，保险兼具储蓄和投资功能等。因此，近年来，西方金融机构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压力下，为适应客户多元化服务的需求，纷纷通过收购和兼并等方式组建新的金融集团，迅速扩张其资本，扩大经营领域、占领市场。全球金融业开始经历由分业经营向集团经营的历史转变，但这决不是半个多世纪前金融服务业混业经营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市场需求形态高级化、现代金融业经营管理手段有了巨大发展和进步的情况下，金融服务业走向更高级经营阶段的标志。

作为保险集团，其金融控股的基本作用是形成同一集团在品牌、经营战略、营销网络以及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同优势，降低集团整体运营成本并从多元化的经营中获取更多收益。保险集团的金融控股职能，不但有利于集中统一管理各项资金，实现投资专业化管理，取得投资规模效益，还有利于增强专业子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提高规模竞争的优势。通过保险集团控股的形式，既可以保持原有产、寿险及相关业务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在集团不同金融业务之间形成良好的“防火墙”，从而有效控制风险；同时，集团控股的架构使各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控股集团对子公司的责任、子公司相互之间的责任，仅限于出资额，而不是由控股集团统付盈亏，这既可以防止不同的业务风险相互传递，对内部交易起到遏制的作用，又防止了个别高风险子公司拖跨整个集团的情况发生。

如果说保险集团控股只是金融控股的一种模式，那么以保险为主载体的控股公司则要受到《保险法》和分业经营等规定的多种制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1年10月被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的“中信控股”公司却把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所有的金融业务，包括两大商业银行（全资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和持有55.29％股权的香港上市公司“中信嘉华银行”）；证券（“中信证券”）；保险（“信诚人寿保险”，与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在广州合资组建）；信托及期货等都放在“中信控股”的框架下，经营范围已突破分业经营的限制，形成全能化银行、证券、保险联合的金融集团模型。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以“光大集团”持有55.49％股份的香港上市公司“光大控股”公司，其商业银行业务主要通过“光大银行”和“港基国际银行”提供，“光大控股”分别拥有20％的股权；证券期货业务则由“光大证券”和多家全资子公司提供，“光大控股”持有“光大证券”49％的股权并全资拥有“光大证券（香港）”、“光大财务投资”、“光大资产管理”、“光大融资”、“光大外汇”、“光大期货”；其保险业务则由“英国标准人寿”（持有20％的股权）和全资子公司“光大保险公司”负责。同时，一批像“首创集团”、“海尔集团”、“中石油”、“中海油”等产业大鳄也通过一系列的并购重组，形成对一些金融机构的控股，并利用其在制造业、加工业等产品市场具备的庞大客户群和营销网络，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即“产融结合”。以上这两类金融控股公司不是金融机构，只能算作“准金融机构”，在目前分业监管的制度框架下，对此类机构的监管存在灰色地带。

二、保险集团的层次发展战略

我国已加入WTO，虽然在打破金融分业经营的限制上各方存在具体的疑虑，但金融服务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以工业集团为主导的混合型全能集团、一些非保险的金融控股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涉足保险业，给本来竞争十分激烈的保险市场增添了多变性和复杂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中提到的：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不可兼得，只能“三中择二”。那么，就保险集团控股这一组织架构而言，面对诸多变化的市场及政策环境，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合理地进行层次战略发展，将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香港汇丰银行HSBC曾把金融服务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大众银行，面向普通客户；第二层是个人银行面向金融资产100万港币以上的中端客户；第三层是私人银行，面向金融资产1000万元港币以上的高端客户。通过市场的细分，为不同层面的客户量身定做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实现多元化及“一站式”的服务，为企业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样，保险集团要发挥其金融控股的优势，除继续发展传统业务外，还需大力拓展投资理财、资本运作等新的业务领域，不断加强与银行、证券业的合作，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保险业的并购重组，向综合性的国际金融集团迈进。

保险创新是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最基本的产品开发、保险服务与延伸服务、金融资源的整合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管理创新等方面。作为保险控股集团，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集团的协同效应，提高综合竞争力，可从以下层面予以考虑：

一是建立与创新机制相一致的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提升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水平。发挥专业子公司在保险技术上的优势，不断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高技术含量、高透明度和灵活性的新险种，实现传统业务向非传统业务创新的跨越。

二是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加大电子商务的应用与创新，开展网上金融超市业务。依托集团与专业子公司人力资源、产品研发、信息技术和客户服务部门等后援力量打造保险集团的专业品牌。

三是密切关注国家相关医疗、社保、教育、就业等制度的改革，加强与这些部门的合作，构筑多功能、全方位和高效率的保险服务平台，扩大服务领域，增加保险服务产品的附加值。

四是坚持国际化的标准和市场化的原则，积极探索国际大型金融集团的成长策略、组织架构、运作模式，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司在品牌形象、技术手段、产品价格、超值服务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建立对外部市场的灵敏反应及应对能力机制。

金融控股论文篇4

论文摘要：金融控股公司这种混业经营模式已经成为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间隙中生存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出于脱法状态，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因而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及监督工作显得尤为迫切。本文简述了中国控股公司的立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立法构想，希望能够制订出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完善和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金融业总体上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不过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了“但书”，即“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使得在银行业基础上组建和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有了一定的法律空间。金融业界和理论界对于与国际金融业接轨，修改《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中的相关限制，逐步发展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且也有一些切实可行的立法与政策建议。此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2003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并签署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该《备忘录》第8条规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的监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初步确立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牵头监管制度。

二、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问题和监管盲区

1.我国金融法制构架中缺少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规范。目前，我国仍旧秉持传统的立法观念，按照“宜粗不宜细”、“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原则开展立法活动。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立法问题上，直接导致立法严重滞后，以至于在金融控股公司实践了数年之后，尚无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计划。

2.我国现行金融法制中监管漏洞使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缺位且制度设计失灵。首先监管制度供给不足。根据对上一问题的分析，我国目前尚无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的专门法律制度。《备忘录》虽然规定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但仍存在《备忘录》不是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没有强制力；对产业资本控股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定不明确等问题。

三、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之探讨

1.立法模式

我认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应当借鉴这种整体修法的先进立法技术制定一部单独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利用整体修法的立法技术在《金融控股公司法》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所必需的条款，加入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内容，从而形成内容完备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现代金融法律。

2.从法律上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

在我国，金融监管技术和手段并不发达，更应当将企业和银行分离，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可参照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相关规定，其本质特征有二：首先，金融控股公司是纯粹控股公司。母公司不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而专事整个集团的战略管理和风险控制，主持和协调各子公司的合作；其次，金融控股公司是以股权控制为纽带组建的金融集团，由于母公司没有具体业务，其全部资金可用于对子公司的控股上，因此其在资本运作方面具有较高效率。

3.监管机构之选择

目前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应当由综合性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进行全面监管，而且该综合性监管机构还应具有协调各专业监管机构的职能。但目前对综合性监管机构采取新设一个金融监督委员会，还是将综合性监管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仍有争议。我赞成采取将综合性监管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比较可取。因为，“一行三会”是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机构设置的客观现实，赋予央行综合监管职能适应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形势，也避免了新设金融监管机构所带的未知影响。

4.经营规范之构建

总的来说，对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其中亦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的经营规则：

（1）转投资的限制。金融控股公司是以投资、控制及管理金融相关事业为目的的，一般而言，其转投资的对象只能以金融相关事业为限，从而保证金融控股公司以经营相关业务为主，以防止其跨业于实业部门。

（2）资本充足性要求。资本是金融机构赖以从事一切业务的基础，也是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器。我国金融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不高，在资金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会把已经很脆弱的银行风险扩散到整个集团，危险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危，因此，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有必要根据巴塞尔协议制定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性的基本要求，以适用于银行和控股公司的并表资产状况。

（3）内部防火墙的制度安排。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中制定相应的内部监管“防火墙”条款，如设置资金、业务和规模的“防火墙”，设立信息安全的“防火墙”，设置市场化管理的防火墙。

（4）子公司的救援机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与其子公司在财务上应视为一体，所以金融控股公司应当成为其子公司的力量源泉,当其子公司财务发生困难时立法应当规定集团公司有救援的责任，以免金融子公司倒闭而造成金融市场的不安。

参考文献：

［1］黎四奇：《金融企业集团法律监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2］西：《尽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国金融，2008年第七期.

［3］王文宇：《控股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金融控股论文篇5

关键词：边界有效性；金融控股公司；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46-07

一、引 言

伴随我国金融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外金融集团纷纷进入，国内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和模式提出了挑战。2007年我国金融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控股集团抢滩中国和国内金融控股公司等机构多元化发展进入新一轮高潮，我国现有金融监管制度边界有效性如何?如何解决金融监管有效性问题? 怎样确保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和国家金融安全双赢?本文将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Cartinhour(1931)最先提出了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认为“银行集团中既包括联邦银行也包括州立银行，将集团整体作为一个监管对象时，既不被联储监管也不被各州金融当局监管”。[1]Bonbright和 Means(1932)认为，“银行控股公司的业务逃避了现行的金融法律”。[2]二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英、日等国放松了金融管制，银行控股公司迅速发展引发了对监管问题的广泛研究。Walters(1975)[3]立足宏观视角提出了银行控股公司的多样化经营会与宏观货币政策相冲突，就银行控股公司的多样化经营是否会比单一银行为社会带来的净收益大提出了质疑。Chase；Mingo(1975)[4]通过研究认为，银行控股公司多样化经营所带来的范围经济和潜在竞争造成了监管真空。Fischer Black；Miller和 Posner(1978)[5]的研究表明，银行控股公司从事非银行业务会增加其银行子公司的破产风险。基于上述研究，Clark (1979)[6]提出，应当对金融空公司的金融活动与传统非金融活动加以限制，为金融监管提供便利，确保金融控股公司的安全。Eisenbeis(1983)[7]指出，业务范围的扩大会引发金融控股公司潜在的利益冲突。Jackson ( 1994)[8]提出，将加重责任制度(Enhanced Obligation)(注：加重责任制度(Enhanced Obligation)是指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完全或部分地保证其所管理的子公司的清偿能力，向不能清偿债务的子公司重新注入资金，或赔偿因子公司经营失败造成的损失，抑制金融控股公司的道德风险。)引入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对现行监管体制加以补充。

国内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夏斌(2000，2001，2003)[9][10][11]强调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要防止资本的重复计算，有应急制度安排以及内控制度安排。贝政新、陆军荣(2003)[12]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及国际借鉴提出在我国建立牵头监管模式。安志达(2002)[13]提出了对我国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功能性监管的远期目标。谢平(2003)[14][15]提出加强由产业资本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桂荷发(2003)[16]就货币政策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政策间的协调问题进行了探讨。

已有的研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做出了多角度的理论诠释，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就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的研究仍有不到之处：第一，国外研究多以发达国家的开放市场为背景，不能很好解释转型中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第二，目前的研究尚未从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边界有效性进行探索。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边界，研究金融监管边界有效性问题。

三、金融监管制度边界有效性的理论分析理论分析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17]，并对稀缺性做出了解释：(1)制度稀缺性源于制度供给的约束条件。虽然现实生活中资源相当丰富，但制度变迁的条件和成本限制了人们的选择空间，现实存在的制度安排很难达到最优水平，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生相反运作；(2)被诺斯和托马斯视之为制度需求压力的资源稀缺性，即与经济技术因素相关的自然禀赋和物质资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引致制度稀缺；(3)制度安排的非专利特征导致制度的稀缺，制度的非专利性产生“搭便车”，使制度创新缺少激励，进而导致制度稀缺；(4)制度的“资产专用性”导致制度稀缺，新制度的传播和移植受到既定利益格局、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

“经济稀缺性”使社会经济存在一个生产可能性边界，即社会用全部资源所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最大数量组合。制度也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所以“可以把由制度、体制和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社会经济边界称为制度性边界。如果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制度资源不变，无论如何利用和配置，如何增加要素和技术等资源，产出量无法超越某个最大产出水平，这就是经济的制度性边界。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只要不改变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即使把所拥有的全部资源都运用起来最大程度地合理利用，也只能生产这个边界和边界内的产品组合，而不能生产边界外的产品组合。”[18] 将制度作为稀缺资源构造出制度边界(图1)。

图中，X1Y1曲线表示现行制度安排边界。A点在X1Y1曲线内，表示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的一般产出水平。B点位于X1Y1曲线上，表示在现行制度安排下的最大产出。由于制度性约束，金融机构最大限度的利用制度外资源的产出也只能位于X1Y1曲线之上，不能超越X1Y1曲线。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B点的产出水平是一种满意状态或满足状态。从制度供求关系来看，在影响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因素既定情况下，B点的制度供给适应制度需求，达到了制度均衡。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个行为主体，总是力图在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谋求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界定，一旦发现制度不均衡和外在利润的存在，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突破X1Y1边界达到C点，甚至更远以追求更大的利润。此时，如果没有制度供给使金融监管制度边界外延，就会出现制度非均衡，降低金融监管制度的有效性。

四、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现状透视

(一)金融控股公司对我国现有金融监管边界的突破

我国现行金融体制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金融监管制度构成了制度边界X1Y1。金融开放之前的金融业处在X1Y1边界内，金融机构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是B点，也是金融监管制度的均衡点。金融开放过程中金融控股公司出现了多种形式：其一，国内组建金融控股公司(C点)；其二，国外金融控股公司(D点)进入国内(d点)；其三，国内金融集团(E点)在国外设立混业经营子公司(e点)。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均突破了X1Y1边界，跨越了现行的监管制度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非均衡是“常态”，制度均衡仅是理想状态，即使出现也不会持续。影响制度供求的变量交替，制度非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潜在利润刺激制度创新。金融控股公司为增加利润不断创新，实现对监管制度边界的突破。由于制度安排具有非专利性特征，一旦有机构突破监管边界，其他公司紧随其后。如果金融监管边界不能及时实现对金融机构活动的再覆盖，容易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拓展金融监管边界，再次实现对金融机构活动的全面覆盖，成为金融监管制度供给的重要任务。可见，金融监管是一个“覆盖突破再覆盖再突破”的不间断动态博弈过程。金融监管出现局部真空难免，重要的是及时调整现有金融监管制度的边界，将各类金融机构的创新范围重新覆盖到监管制度边界内。

(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边界有效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划分为三类：宪法秩序、制度安排、规范规则。由于宪法秩序和规范规则一旦确立，很长时间内不易变动，所以，在戴维・菲尼的制度供求分析框架下，宪法秩序和规范规则被视作外生变量，制度安排和制度安排的利用程度被视为内生变量。

按照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我国目前的金融控股公司有三种：第一，非银行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团、中国光大集团、平安集团等，集团全资拥有或绝对控股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服务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等附属机构或子公司，附属公司或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对外开展业务并承担民事责任，子公司的最高决策权受制于集团公司、非银行金融集团控股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二，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这类金融控股公司主要由产业资本、民营资本控股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类金融机构形成。如海尔集团、山东泛海集团、东方实业集团等；第三，银行类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在海外设立银行子公司独资或合资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国银行在英国设立的中国银行国际控股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与摩根斯坦利合作成立的中国建设银行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与香港东亚银行合资的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等。由于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国外金融控股公司在国内设立机构在分业经营框架下开展业务，但其母公司是名副其实的金融控股公司。因此，本文认为，应将国外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设立的营业机构作为第四类金融控股公司，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框架内。由于第一类和第二类金融控股公司主要业务均在国内，所以，监管制度安排主要是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第三类及第四类金融控股公司由于主体或分支机构在国外，所以，监管制度安排不仅包括本国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还要有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方面的制度安排，较之第一、第二类金融控股公司的制度安排内容更为广泛，程序更为复杂。

制度安排的利用程度包括两层含义：现存制度效果能否与制度安排初衷相一致；执行机构能否有效实施制度安排。就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制度安排而言，初衷是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使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这就要求现存制度安排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既要为金融控股公司在当前条件下运行留有一定的金融创新空间，又要有回旋余地，将金融控股公司的活动纳入监管边界内，不致使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脱离监管视野，形成新的潜在金融风险。执行机构能否有效实施制度安排，主要取决于现行监管模式与制度安排之间是否协调，以及监管机构之间能否密切配合。

由于我国处在开放进程中，外资机构进入和我国金融机构的对外拓展，使一些外生变量成为影响制度边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金融市场开放使国外许多业务范围广泛、混业经营管理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大型跨国金融控股公司纷纷进入我国。虽然现行监管体制实行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其业务经营范围也在分业经营的框架下，但对其境内的金融机构与其母公司和其他分支机构的集团内交易，却很难实施有效控制。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会同时引入许多金融创新和新技术，很可能突破现在的金融监管制度边界。

金融市场开放使金融控股公司的全能化经营扩展到全球范围，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的进入和国内金融控股公司逐步走向国际市场，使金融控股公司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时，金融监管的跨国协作也成为需要。目前金融监管协作最主要的三个国际性组织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le Committee)、证监会国际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1996年，三组织又正式成立了金融集团联合论坛(The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目标和宗旨是要提出针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原则，并改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者之间的合作，以及信息交流。跨国协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和规则应与国际规则接轨，所以，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国际监管协作要求在目前分业监管模式下，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程序、规则、标准与相应的国际性组织所规定的内容相一致，以保证金融控股公司的国际监管协作，在金融集团联合论坛的框架下展开工作。用针对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制定的这些国际规则和标准，来约束我国金融市场及主要的金融机构，显然不符合实际。于是，开放进程中国内金融控股公司对于这些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被动接受，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边界有效性的又一影响因素。

(三)我国当前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边界的有效性

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又实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后，可以开办金融衍生业务、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等投资银行业务。该暂行规定的实施为我国银证综合经营打开了大门。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规定，允许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1999年10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资金通道。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正案)》、2003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三项重要的银行法，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正案)》在继续坚持分业经营的大原则下，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留下了潜在的发展空间。2005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联合公布并开始实施《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按照规定，我国商业银行可直接出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案)》，明确地规定了股权可以作为出资的一种形式，为股权交换和股权转移这两种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重要手段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样金融控股公司在实际操作中就有一定的规定和程序可循，从而有助于提高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运作效率。以上各法律、法规基本上构建出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制度边界。

然而，自2002年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首家金融控股公司成立至今，尽管金融控股公司所属的各金融子公司基本上都有相关的法律和监管机构予以规制，以现行的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作为基本依据，但我国尚未单独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以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显然，金融控股公司是控股公司组织形态在金融领域里的表现，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理应由法律予以明确，从而进一步明确相关监管法律法规的调整对象。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公司，金融控股公司需要专门制定一部特别的金融控股公司法，确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以及设立与经营的合法性，调整金融控股公司的内外部法律关系。这将不仅有利于金融控股公司在一个规范的环境中成长，也有利于金融控股公司更积极地进行创新业务的尝试，更有利于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依法实施有效监管。我国现在还没有颁布有关金融综合经营，或类似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律法规。目前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要是对独立法人机构依据《公司法》进行监管，随着金融机构间业务界限的逐渐模糊，《公司法》已不能满足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覆盖。此外，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对金融监管理念、手段和政策提出了挑战，面对这种金融大超市般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监管十分困难。Luca.Erri和Musalem(1999)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和马来西亚进行的个案研究表明：如果监管不力，外资金融机构会成为引发金融危机和危机加剧的重要原因。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反向突破了监管边界，严重影响了金融监管制度边界的有效性。

从制度安排的利用程度分析，由于制度安排的严重缺失，大大影响了制度安排的利用程度。各种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真空区从事高风险业务，金融监管当局缺乏监管依据，无法实施有效监管，监管边界的有效性问题凸现。既使出台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制度安排，也难免存在不完备性。伦敦经济学院许成钢(2001)[19]从哈佛大学哈特的不完备合约引申出“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认为，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法律设计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引入监管机构以主动方式执法可以改进法律效果，及时修补法律缝隙。这一理论证实了金融机构对现有监管制度边界突破的必然性，也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提出了思考。在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监管机构和部门之间信息不沟通、政策不协调，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无法“覆盖”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脱离了监管部门的可控范围，金融监管边界出现局部失效，最终导致了如“德隆事件”这样的金融风险，演变成巨额资金损失的教训。

分业监管体制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对于实施新制度安排的成本预期，均会大大限制专门针对混业型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出台，金融监管体制不可能在短期内脱胎换骨。而以金融控股公司发展为代表的金融混业发展，又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实行金融开放的大势所趋。金融监管制度的固态与金融发展的动态势必然产生错位，使监管边界有效性问题愈演愈烈。如何使金融监管边界扩展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再覆盖”?以现有监管体制及制度安排为基础，合理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实现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监管成为当务之急。

五、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有效边界的启示

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较早，其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模式有些许相似之处，剖析美国解决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边界问题，可借他山之石从中获益。

早期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不分彼此，可以认为是较早的金融控股公司。美国在1914年通过了第一部涉及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法案――《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最先构造了监管制度边界。1927通过了《麦克弗登法案》(McFadden Act)，该法案及其后来的修正案，规定银行在州内设置分支机构，没有对银行控股公司进行限定，这就激发了银行以银行控股公司的形势提供跨州金融服务。1929-1933年的大危机后，美国陆续出台了《1933年银行法》(包括《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1940年投资公司法》，形成了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边界。但是，《1933年银行法》并没有对《麦克弗登法案》中关于银行控股公司的限定加以补充，这使银行控股公司得以在美国继续发展。1956年之前有56家银行控股公司，资产却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8。1956年，美国颁布了《银行控股公司法》，使金融监管制度边界外移，对多家银行控股公司的发展加以约束，其中包括一家银行控股公司拥有多家银行股权的1/4以上，须先得到美联储的同意，否则不许跨州并入新银行；不许拥有和经营非银行业务的子公司等。有意思的是，该法案没有对控制一家银行的单一银行控股公司进行束缚，这一法律空白使单一银行控股公司得以迅速蔓延。从1965年的400多家发展到1969年的800多家，到1970年美国有1/3银行转变为单一银行控股公司，其中就包括当今世界著名的花旗集团前身――花旗控股公司。于是，1970年美国颁布了《银行控股公司法修正案》，金融监管制度边界再度扩展。该法案放宽了银行控股公司的业务限制和设立或并购子公司的限制，银行控股公司可以通过建立或并购非银行子公司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时，银行控股公司可以发行商业票据(一般银行不允许)，存款免征利息税，红利也大部分免税。立法的修改实际上鼓励了银行控股公司的发展，1987年美国银行控股公司发展到6530家，占全美银行资产总额的91% 。到20世纪90年代，银行控股公司数已高达7000多家，成为主要的银行组织形式。1987年的《银行平等竞争法》，准许银行附属公司包销证券(规定不超过总收入的5%，1992年提高到10%，1996年又宽容到25%)。1998年11月30日，德意志银行集团宣布102亿美元收购信孚银行(美国第银行)，震惊了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和立法机构。基于对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焦虑，最终使呼之欲出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次年落锤定音。该法案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关于禁止银行与证业务交叉的限制，同时修改了《银行控股公司法》限制银行控股公司从事非银行业务的规定，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原来的银行控股公司，通过美联储的允许也可以转变为金融控股公司。目的是使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驾驭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通过联合经营和审慎管理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对于花旗等大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相对更加宽松，以利于其参与国际竞争增强美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是对国内金融创新呼唤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是美国着眼全球化金融竞争力培育的监管制度安排的前瞻性铺垫。

从制度边界的有效性窥视，自《1933年银行法》颁布至今，美国没有因为银行控股公司而引发大金融混乱，基本实现了金融安全的目标。同时，无论是《1933年银行法》、1956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亦或1970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修正案》，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均存在一些“漏洞”，如《1933年银行法》没有对《麦克弗登法案》中的“空白”加以补充；《银行控股公司法》没有对控制一家银行的单一银行控股公司出示红牌等等。我们认为，这些所谓的法律上的“漏洞”恰恰为银行控股公司的金融创新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也可以认为是制度安排的一种“艺术”之笔，体现了监管制度边界的有效性。作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金融控股公司之一，花旗集团孕育成长于这种制度下，很难想象没有这些“空隙”是否能有今日的花旗集团。《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金融控股公司自身不经营业务，只负责申请执照和行政管理，允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经营多种金融业务。与之相应，金融当局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也进行了调整，成立了由美联储、OCC、FDIC、国家信用社管理局和储贷监理署五家联邦级监管机构组成的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 ，旨在联邦级监管机构间建立统一的监管原则、标准和报表，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督检查活动；美联储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监管者，负责金融控股公司的执照发放和业务经营许可，具体业务仍按照分业模式由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进行监管。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的组成，促进了各分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监管，从监管模式上适应了新制度安排，为有效实施制度安排奠定了基础。

纵观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及监管历程可以发现，监管制度边界始终处于构造突破覆盖突破再覆盖的动态变迁中，进一步印证了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态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美国保证了金融监管边界的有效性，使金融控股公司得以健康发展，值得借鉴之处在于：

第一，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护金融控股公司的成长。美国监管制度的安排始终没有完全限制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监管制度供给重在控制发展的形式、速度、业务和规模等，为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留有空间。

第二，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制度安排动态引导金融控股公司行驶方向。在观测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前提下，辨别其产生的利弊，基于除弊兴利划定监管制度边界有效变量，不断调整监管制度边界的曲线，在可控范围内牵引金融控股公司的牛鼻子。

第三，金融监管当局始终控制着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进度。在金融监管规则渐进修正的同时，金融监管模式也有相应的改装，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主要通过美联储加强各单一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监管，提高制度安排的利用程度，柔性弥合了金融监管制度边界与金融控股公司发展之间的裂缝。

第四，金融监管制度设计有利于激励国家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的金融监管重心在于防止国内金融垄断窒息金融竞争和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大型化有所顾虑。20世纪80年代后，面对金融全球化浪潮，金融监管高点立足于国际金融竞争，一系列金融制度调整甚至改换车辙，重心移位于致力于提高本国金融机构的全球竞争力。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理论与现状分析，针对金融监管制度边界的局部失效，借鉴美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成功经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金融发展的趋势，需要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引导金融控股公司的健康发展。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金融控股公司对我国现有金融监管边界突破的必然性，要以促进其有序发展为出发点调整金融监管制度，规范金融控股公司。通过对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和市场退出等环节的制度调整引导发展，以金融开放为契机使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业务范围和内控机制逐步规范化。

第二，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相应调整金融监管制度变量，确保金融监管制度边界对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发展需要科学研判其不同时期和环境下的利弊，金融控股公司本身的成长良莠不齐，金融监管制度的供给一定要有明确的约束和激励导向，同时，要选择合适的时机。通过对金融监管制度的不断调整才能驾驭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将金融控股公司纳入监管边界。

第三，在当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协调监管，提高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运行效率。针对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将分业监管模式短期内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革不够现实，需要一定时期的金融监管转型进程。可以考虑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定期研讨 “跨边界”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组织结构、业务范围、创新竞争等方面的规定，加强各机构间的协调监管，实现保护金融控股公司成长和保证金融监管边界有效的双赢。

第四，开放进程中的金融监管制度安排要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国际竞争力。金融全球化已经使国界概念逐渐淡化，培育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是重中之重，高瞻远瞩从金融监管制度上营造国内有利环境，是提高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也是确保开放进程中金融充满活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保证。

参考文献：

[1] Cartinhour G T. Federal regulation of group banking[J].The Journal of Busin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1，4(2)：127-148.

[2] Bonbright J C，Means G C. The holding Company[J].Columbia Law Review，1933，33(2)：378-379.

[3] Walters J G. Diversification of commercial bank and non banking activities：discuss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75(2)：152-189.

[4] Chase Jr S B，Mingo J J. The regulation of bank holding companies[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75：281-292.207-229.

[5] Black F，Miller M H，Posner R A. An approach to the regulation of bank holding companies [J].The Journal of Business.1978，51(3)：379-412.

[6] Clark C E. Maine：a bicentennial history[J].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79，65(4)：1082-1083.

[7] Eisenbeis R. Consequences of deregulation for commercial banking：discuss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83，39(3)：803-805.

[8] Jackson H E. The expanding obligations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J].Harvard Law Review.1994，107(3)：507-619.

[9] 夏斌.由分业混业经营到金融控股公司的思考[J].国际经济评论，2000(6)：32-38.

[10] 夏斌.金融控股公司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11] 夏斌.金融控股公司：分业/混业，难局下的现实选择[J].财经，2003(4)：26-31.

[12] 陆军荣，贝政新.金融控股公司论―兼析在我国的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13] 安志达.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与实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14] 谢平.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与监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15] 谢平，蔡浩仪.金融经营模式及监管体制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16] 桂荷发.金融集团的发展与监管[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17]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金融控股论文篇6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经营风险；模型分析

一、 数据的选取

我国目前的准金融控股公司大约由300家，但是大部分不能算着真正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些公司或是参股金融业，或产融结合，或仅仅混业的交叉经营，尚未达到金融控股公司的标准，为了使实证研究更为精确，所以本文仅仅抽取典型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样本，同时由于公司经营受到行业环境的影响各不相同，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统计上的噪音，所以本文抽取典型金融控股公司（包括光大集团、平安集团和中信集团）中的银行子公司（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和中信银行）和我国另外的13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见表1），以此分析是否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控股银行子公司与其经营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从而探讨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模式是否会带来风险的增加。研究年度为2008年、2009年、2010年，使用数据来自中国证监会网站和各大银行网站年报。在样本选择和模型设计中另外还考虑到三点：（1）三大金融控股公司银行子公司资产占集团公司资产比例分别达到23%，22.7%和47.6%，所以选取银行子公司考察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应属可行。（2）我国典型金融控股公司偏少，非上市公司的数据又不易获得，所以本文只抽取了3家典型金融控股公司和另外13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在研究年度上，由于模型变量指标偏多，数据来源主要依据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目前只能获得样本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完整数据，所以时间跨度上，只选择了三年的数据。（3）为了增加计量模型的有效性，本文设计了四个模型，全面论证了控股与非控股与公司经营风险的相关性；并且尽量增加控制变量，增强了模型的有效性。

二、 研究变量的选取

银行风险的成因非常广泛，有系统风险，也有非系统风险；有内在风险，也有外在风险。根据风险发生的来源可以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这是理论界运用最广泛的风险分类方法之一。本文选取了相关指标作为分析依据。针对各种风险建立预警指标体系已是银行风险控制体系的重要内容。鉴于研究指标的可取得性，本文略去度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VaR技术模型，选取可以考察银行信用风险的不良贷款率和流动性风险的每股现金流量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一、二。银行主要的资产业务为客户贷款，银行的信用风险是其整体风险预警和控制的重点，并且，银行贷款尤其需要重点检测。不良贷款率反映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和中长期风险，每股现金流量则反映了银行短期的流动性风险。进一步的，为了使分析更为准确和全面，本文还选取了表现银行信用风险的指标借款人集中度和信用贷款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三、四。

针对不同的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中，还加入了一些反映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指标以求分析更为全面。解释变量统一为：公司是否为金融控股集团的银行子公司？试图解释金融控股经营模式与风险的相关性，即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是否会带来经营风险的增加。各变量定义如下：

不良贷款率（P1）=（损失+可疑+次级）/期末各项客户贷款余额

成本收入比（CIR）=业务及管理费用/总收入

借款人集中度（BOCON）=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额度/期末资本净额

信用贷款占比（CRLOAC）=期末信用贷款余额/期末客户贷款余额

公司类存款比例（TPOCD）=期末公司存款余额/期末客户存款余额

活期存款比例（TPODD）=期末活期存款余额/期末客户存款余额

国有股比例（TPOSS）=（国有股+国有法人股）/公司总股本

总资产（SIZE）：取公司年度期末总资产

资本充足率（CAR）=（核心资本+附属资本-减扣项）/风险加权资产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LPOS）=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本

非利息收入占比（NOINAC）=（营业收入-利息净收入）/营业收入

三、 数据验证分析

1． 模型一：P1=b0+b1*KG+b2*CIR+b3*BOCON+b4* TPOCD+b5*TPODD+b6*TPOSS+e

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P1）

解释变量kG：公司为金融控股集团的控股银行子公司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成本收入比（CIR）；国有股比例（TPOSS）；借款人集中度（BOCON）；

公司类存款比例（TPOCD）；活期存款比例（TPODD）。

表2列示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1）控股与不良贷款率显著相关（3.940 660），与假设相符。不良贷款率是衡量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银行子公司不良贷款率偏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①金融控股公司复杂的组织结构带来了风险管理难度的增加，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尚不成熟，在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上劣势明显，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②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着国内其他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竞争，有些金融控股公司与其相比在人力资源、优质客户资源和经营手法上存在一定差距。③外部监管的缺位使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面临制度约束风险。长期以来，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缺乏有利的法律支持，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和发展受到较多限制、经营处于混乱状态；另一方面监管主体无法可依，分业监管导致了大量监管盲区的存在，增加了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再则，目前的联席会议制度事实上很难形成一致对金融集团的整体风险的正确判断，反而还增加了协调成本；最后，我国金融监管技术和人员素质的落后，是我国的监管绩效与发达国家无法比拟。

（2）国有股比例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0.021 919），银行业经营中虽然非国有经济效益好，偿债能力强，但其识别偿债能力较差，信用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3）借款人集中度与不良贷款率正相关（0.028 305），这也验证了金融投资的常理：分散投资，在银行贷款结构中，一定要注意贷款客户、贷款期限、贷款类型的多样化才能更好分散风险。

2． 模型二：MX=b0+b1*KG+b2*SIZE+b3*TPODD+e

被解释变量：每股现金流量（MX）

解释变量kG：公司为金融控股集团的控股银行子公司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总资产（SIZE）；活期存款比例（TPODD）

表3列示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1）控股与每股现金流量负相关（-0.916 667），这与假设相符，表现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表现流动性不足。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规模较小，在发展和风险管理上尚不成熟，盈利能力不强造成的。

（2）活期存款比例与每股现金流量正相关（0.031 201），这与常理相符，活期存款比例越高，资产的流动性越大。

3． 模型三：BOCON=b0+b1*KG+b2*TPODD+b3*CAR + b4*TPOSS+b5*TLPOS+e

被解释变量：借款人集中度（BOCON）

解释变量kG：公司为金融控股集团的控股银行子公司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活期存款比例（TPODD）；资本充足率 （CAR）；

国有股比例（TPOSS）；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LPOS）

表4列示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1）控股与借款人集中度显著正相关（32.180 26），这说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在贷款客户上过于集中，客户来源不广泛，公司发生信用风险概率增加。

（2）国有股占比与借款人集中度正相关（0.073 768），近年来，我国主要国有银行都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革，股份持有走向多元化，公司治理日益完善，但是国有股比例较大的银行在产权的明晰程度和公司治理上不如非国有银行，在资产的管理上差一些，同时，一些国有银行同时兼有支持国家经济、产业政策的任务，所以在贷款客户上会集中度高一些。

4． 模型四：CRLOAC=b0+b1*KG+b2*NOINAC+b3*CIR +b4*TPODD+b5*CAR+b6*TPOSS+e

被解释变量：信用贷款占比（CRLOAC）

解释变量kG：公司为金融控股集团的控股银行子公司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非利息收入占比（NOINAC）；成本收入比（CIR）；活期存款比例（TPODD）；

资本充足率（CAR）；国有股比例（TPOSS）；总资产（SIZE）

表5列示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1）控股与信用贷款占比正相关（8.084 819），这说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在信贷资产保证度上应加强管理，协调好授信贷款和非授信贷款的比例；增强贷款保全意识，大力推行抵押担保贷款，在办理抵押贷款时应做到严格审查担保单位的可靠性和抵押品的价值和抵押的手续；推行贷款保证保险、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2）资本充足率与信用风险占比正相关（0.405 390），这说明资本充足率越高，风险抵补能力越强，公司风险偏好越大，信用贷款越多。

四、 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金融控股集团银行子公司的风险较非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样本偏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产质量的指标不良贷款率与控股正相关（模型一3.940 660），流动性的指标每股现金流量与控股负相关（模型二-0.916 667），表现贷款风险的指标借款人集中度和信用贷款占比也与金融控股显著正相关（模型三32.180 26、模型四8.084 819）。因此，对想要混业经营的金融企业来说，混业经营模式要谨慎，已经混业经营的需要大大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当前尽快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监管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做起：

（1）金融控股集团的特有风险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复杂的组织结构，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随之可能会带来的是规模不经济，如管理难度和成本增加、信息阻隔失真、无法形成合力等弊端，因此金融控股集团必须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制度建设。

（2）增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特别是资本监管和防火墙制度的完善。谈及金融集团化的没落，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杜丽虹认为，金融集团走向衰败的两大风险就是：拨备不足和风险串联。资本是银行经营的根本，金融控股集团应加强资本监管，保持适当的杠杆比例。同时，金融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效应，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关联交易的共生性又加剧了风险传染，因此，在防火墙制度建设上要加强对人事、业务、共同营销和信息共享的合理限制。

（3）增强外部监管，加强市场约束。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目标应该是在我国当前混合经营的必然趋势下，通过渐进式改革，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优化内部运行机制，通过适当的内部设置达到金融监管专业化和综合化的优势互补，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和目标性监管过度，从而达到金融监管的稳健性、效率性和公平性的结合。同时市场约束是金融机构监管的外部主要力量，当前要完善市场约束要发挥作用必须的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 周晖.金融风险的负外部性与中美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比较.管理世界，2010，（4）.

2. 桂文林，韩兆洲，潘庆年.POT模型中GPD“厚尾”性及金融风险测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

金融控股论文篇7

金融控股公司组织结构的绝对优势

金融集团公司一个突出的特有风险就是由于关联交易导致的风险，并且容易传递。现资组合理论揭示了控制这种风险传递的有效策略：入选投资组合的“低相关原则”。更具体一点讲，进入投资组合的各个子公司一般要相对独立，并且要通过设置“防火墙”来防止风险在不同金融子公司之间传递。本身从事一定的金融业务的银行（证券、保险）控股公司的母公司与其他子公司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不利于金融控股集团整体风险的降低。并且，母公司在信息和利益保护方面处在明显的优势地位，所以这种先天性不足“防火墙”最多也就是单方面的。这样不利于从金融集团公司整体上把握发展战略。金融控股公司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母公司不从事具体的业务，可以专司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其次，各个子公司处于独立公平的地位，子公司之间容易建立比较有效的“防火墙”来隔断风险传递。最后，可以较好地解决不同金融行业间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一般来讲，商业银行业重视信誉至上，证券业追求突破创新，保险业对业务拓展人员则给予相当高的激励。这种行业的差异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下，各子公司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无论母公司从事的是哪种行业，这种文化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差异都很难协调，员工的心理也很难保持平衡。进而影响到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效率和发展动力。

金融集团组织结构的国际比较

本文选择英、美、日、德四个国家的相关情况做一个比较。一方面，英美和日德刚好分别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学术界历来有“英国出思想，美国出制度”的说法，美国确实善于将一种经济思想转换为一种能实现这种思想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制度。另外，美国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也是最后一个走向金融混业经营的国家，其在金融集团的组织结构方面也应当能够吸取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

英国金融集团的组织结构：银行控股集团

英国《1987年银行法》（1987 Banking Act）标志着英国的银行可以混业经营证券业和保险业。由于英国是一个崇尚市场公平竞争的国家，所以针对金融混业经营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通过在金融机构中设置“中国墙”（Chinese Wall）来构筑投资大众对混业经营机构的信心，同时防止金融机构本身的利益冲突。具体到金融集团组织结构来讲，英国金融集团的母公司本身所从事的金融行业一般是商业银行，是较为典型的银行控股集团模式。其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德国金融集团的组织结构：综合银行

金融体系的改造和统合是欧盟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1993年实施的《欧盟第二号银行指令》（Second Banking Directive）确定了欧盟国家“综合银行”（Universal Banking）的组织结构。德国金融集团公司的主要特点是在一家“综合银行”法人内的不同业务部门开展商业银行、证券和信托业务。对于保险业的渗透则必须通过由“综合银行”出资设立保险子公司来实现。德国与英国的差异在于商业银行和证券能否在同一法人内部兼营。德国的产业革命始于19世纪后半期，当时的德国银行业相当落后，面对德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单靠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无法满足蓬勃发展的德国工业的资金需求，于是商业银行提供直接融资成为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德国“综合银行”是与金融控股公司组织结构差异较大的一种金融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其组织结构如图2所示。

日本金融集团的组织结构：金融控股公司

1997年12月由日本国会通过的《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是规范日本金融控股公司的最新法律。该法律主要是对《日本银行法》的部分修订，所以在此之前日本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规范的法律至少还有《日本银行法》和《日本保险业法》。日本金融控股公司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是“银行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但是《日本银行法》和《日本保险业法》分别明确规定，“银行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本身禁止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只可以通过子公司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风险投资等。所以，日本的金融控股公司组织结构实质上是金融控股公司。其组织结构如图3所示。

美国金融集团的组织结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银行控股集团

美国《1933年银行法》（1933 Banking Act）确立的金融分业经营原则对世界金融行业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提高金融创新、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等因素，美国的金融机构一直在通过银行控股公司和在国外设立子公司等方式规避《1933年银行法》。1999年11月通过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是规范混业经营的最新法律文件。该法律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对银行控股公司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开禁。在具体的金融机构组织结构设计上，《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规定了两种组织结构：第一种，如果银行控股公司的所有银行子公司的总资产不超过母公司总资产的45％或500亿美元（以低者为标准），则银行控股公司可以通过直接投资设立证券子公司和保险子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来实现混业经营。并且，明确禁止银行控股公司的银行子公司投资设立证券子公司和保险子公司。这种模式与英国的银行控股集团的组织结构是一致的。第二种，如果银行控股公司的所有银行子公司的总资产超过母公司总资产的45％或500亿美元（以低者为标准），则必须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来实现混业经营，也就是必须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下面分别设立银行控股公司、证券子公司和保险子公司。以强化不同金融行业之间的防火墙（Fire Wall）这种组织结构与日本的情况是一致的。其组织结构如图4所示。

从发达国家金融集团的组织结构来看，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明显的趋势。美国的模式对我国更具有启发意义：随着金融集团的规模越大，其组织结构必须选择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

我国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趋势

我国当前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金融类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是采用了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例如“中信控股”、“平安集团”和“人保控股”就分别是以商业银行、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为核心资产的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推断，我国不同金融行业的监管机构和国务院基本认同了这种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这对我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头戏――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具有较大的启发作用。就目前而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有三家已经具备了多元化经营的雏形。例如，中国银行投资的证券业全资子公司“中银国际”和保险业子公司“中银保险”。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各自投资控股的证券业子公司“工银亚洲”和“中金公司”。笔者认为，作为我国金融业“航空母舰”的国有商业银行，其股份制改革方向可以参考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而不是银行控股公司。考虑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将来的巨大发展空间，可以组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控制若干家同一类型的子公司。例如，我国现在就有些金融控股公司控制的银行业子公司和证券业的子公司都不止一个：银行业子公司有商业银行，有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子公司有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有证券公司等。所以，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可以考虑在金融控股公司下面分别再设立不从事金融业务的纯粹型银行业控股公司、纯粹型保险业控股公司和纯粹型证券业控股公司，分别管理旗下的同一类的子公司。其设想的组织结构如图5所示。这不但有利于其提高收益，控制风险，从而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应对国际性金融集团的挑战，对我国金融业整体的效率和安全都有重要意义。

可以提高集团整体的投资收益率

金融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增加收益和控制风险。具体到企业的微观层面，要想增加收益的两个基本方法包括增加业务收入和减少成本。这样一来，无论是以净资产收益率（ROE）还是用资产收益率（ROA）来度量投资收益率，收益率都会提高。金融控股公司投资金融行业中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这种策略既是由股东投资价值最大化的企业目标所决定的，又是在实践中可行的。

首先，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在整体上减少成本。金融行业在人才、资产和信息等领域的“资产专用性”比较低决定了行业间资源共享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第一，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高端人才的相当一部分知识结构是重合的，这样可以共享一部分的宏观经济、行业研究、风险管理和电子技术方面的人才，从而可以减少人力资源方面的支出。第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业将来的固定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资产是电子网络、网络平台和高档经营场所，这些完全可以在不同行业之间共享，从而可以减少固定资产支出。例如，对于一个网站平台，是一家银行独享，还是整个金融控股公司共享，整个维护成本差距不大。1995年全球第一家网络银行――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创立的全部费用为100万美元，只相当于传统的银行业开办一个小分支机构的费用。一旦一家网络金融集团顺利完成了规模庞大的信息技术投资，就能够以相当低的成本、大批量地迅速处理大量的金融服务，从而迅速降低运营的成本。第三，作为一个集团公司，对整体的财务进行统筹规划，减少不必要的资金闲置，降低融资成本，增加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可以减少整个集团的财务费用。第四，集团整体进行营销时可以进行“一揽子”产品设计和销售，自然也就减少了销售费用。现实中商业银行的营业柜台上面实际上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证券投资基金和人寿保险产品。第五，作为跨区域和跨国集团公司，完全可以利用区域性的税收差异进行税收筹划，另外，集团公司的合并纳税额肯定比子公司分别纳税额的总和要低，从而可以减少税收支出。可见，由于许多资源的优势互补，使得整个金融控股公司在很多成本方面都有降低的空间。

其次，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增加业务收入。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提供“金融超市”等“一站式”服务，为客户提供了便捷的服务。这很好地满足了金融需求全能化的趋势，减少了客户的搜寻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更进一步，金融控股公司利用自己信息、人才和网络等多样化的资源优势，可以为客户量身订做一些个性化的“产品组合”，这种产品组合可以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产品进行重新配置，创造出在收益和风险配比方面更加富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产品。我国“保本基金”的“躁动”显示了这种趋势已经初露端倪。总之，金融控股公司在整合了银行、保险、证券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产品优化和创新，大大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可以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现实中的“南京爱立信事件”已经说明，我国的商业银行由于无法满足跨国公司的全面金融服务的需求而失去了一些优质客户。

可以降低集团整体的风险

可以将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子公司分别视为一种证券。显然，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分别是：信用风险、利差损等导致的支付风险和市场风险。其中任意两个行业的收益率波动的相关系数肯定小于1，特别是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收益率波动的相关性一般呈负相关关系，一种业务的收益率下降，另一种业务的收益率可能上升，“东方不亮西方亮”。根据现资组合理论，这恰恰符合选择投资方向的“低相关原则”，可以降低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另外，金融控股公司利用掌握的多种金融工具的组合，可以更好地进行风险锁定，增强了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美国的经验证据对上述理论提供了经验数据支持。怀特（White, E.N.,1986）研究了1930～1933年间没有证券附属业务和有证券附属业务的国民银行的倒闭率，结果表明前者倒闭数量接近后者的4倍。这从经验上否定了《1933年银行法》的最主要借口：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离能增加金融安全。不但如此，塔巴克（Alexander Tabarrok，1998）引用详实的史料和经验证据指出：《1933年银行法》是美国历史上的两大财团斗争的结果，洛克菲勒财团的幕僚要通过分业经营的政策来增加摩根财团银行业的成本。

总之，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说明了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降低整体的成本，增加市场份额，并降低整体风险，较好地解决收益与风险的配比问题，是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是实现股东投资效用最大化的企业目标的必然选择。

尽快建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协调机制

金融控股论文篇8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关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理论中论述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矛盾，管理层可能会利用企业多余的资金去投资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从而导致公司投资过度。崔萍（2006）通过运用委托和信息不对称等公司治理理论构建了一个研究公司投资不足模型，并且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投资不足。饶育蕾，汪玉英（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过度投资是上市公司投资的普遍表现，符合现金流假说。

关于大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La Porta等（1999）证明了，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公司中存在控制股东。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式的股权投资，为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的资源性投资扩张，取得了大量的超过现金流价值的控制性资源（La Porta等1999；Claessens等2000），郝颖（2007）构建了大股东问题下的公司收益模型，指出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会使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一致，企业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现象。 此外， 根据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理论， 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企业的投资决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从利率， 市场需求、企业家对于经济的预期等方面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在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存在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支持信息不对策理论为基础的优序融资理论的假说；（2）在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存在投资过度的非效率投资，支持自由现金流量假说；（3）企业的投资不足会随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扩大有所缓解；（4）企业的投资过度会随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的扩大有所加剧。

二、研究设计

本文以2008年沪市A股制造业类的最终控制为民营控股和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研究目的，对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了选取：（1） 剔除了ST、PT以及一些具有异常值的公司；（2）考虑的是大股东对企业控制性的影响，剔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10%的样本。最终得到149家样本公司的数据。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色诺芬CCER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以及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使用Excel，SPSS的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变量选取包括：（1）因变量为I/K，表示投资规模，其中I为固定资产原值，在建工程，工程物资的年度变化值，K为年初总资产。（2）解释变量Cf/K为自由现金流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其中Cf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3）解释变量CAF为Cf/K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比率F的乘积，可以表示两权分离程度与投资之间关系。其中F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比例，根据La Porta et.al（1999）的衡量方法，控制权为控制链条中控股比例最小的比例，现金流权是控制链条上各层控股比例的乘积。（4）QF表示托宾Q与自由现金流Cf的乘积。（5）QFF表示QF与分离比率F的乘积。（6）MF表示控股股东性质与分离率的乘积。当国有控股时M=0，民营控股时M=1。（7）Lasset表示期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本文借鉴Fazzari等（1988）和Vogt（1994）的托宾Q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回归模型为：I/K=α+β1CAF+β2QF+β3Cf+β4QFF+β5 MF+β6 Lasset。

三、研究结果分析

其一，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样本企业成长性比较低，均值仅为0.66，同时，投资规模也比较低，这个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者及企业都对市场的预期不高，导致了整个制造类的行业成长性不高。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率的最大值高达6.6，可见控股股东仅用很少的股权就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的现象比较严重。自由现金流量的均值为0.05，比较小，这从侧面反映了企业投资不足的原因。其二，回归结果与分析，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QF的系数符号为正，则表明投资现金流相关性是由融资约束下的投资不足造成的（Vogt（1994）），符合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的优序融资理论的假设，支持假设（1）。QFF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最终控制人的两权分离程度的在一定范围增大，企业的投资不足程度会随着两权分离程度的增大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最终控制人追求控制权私利的成本相对来说降低，投资的需求增大，所以降低了投资不足的行为。 这说明了在宏观经济环境一定的情况下， 大股东还是倾向于利用“隧道效应”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支持假设（3）。 MF的系数为-0.01， 说明随着两权分离的程度一定时， 民营控股企业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倾向比较小。

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投资不足的现象，支持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的优序融资理论的假说与之前大部分学者研究的结论不同。推测原因是2008年特殊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同时，民营控股的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了规避风险往往选择谨慎的投资的策略，甚至减少投资，而国有控股的企业由于所有人“缺位”和政府的支持对风险的反映意识比较差，所以投资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本文研究的结论是在2008年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得出的，带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往往更具有针对性。要改变投资不足的现状，有关政府应该制定积极的政策刺激企业投资，如：降低利率来增强市场的信心，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善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企业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遏制大股东的控制权严重偏离现金流权的现象，尽量避免企业的大股东通过金字塔式的较长股权链来控制企业。鉴于国有控股的企业的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比较差，政府应该制定针对这类企业管理者有效的绩效考核标准，如：实行企业经营业绩与管理者的薪酬相挂钩的绩效制度，达到对管理者有效的监管，使管理者有动力去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

参考文献：

［1］崔萍：《中国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研究》，暨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2］饶育蕾、汪玉英：《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6年第5期。

［3］郝颖：《大股东控制下的中国上市公司行为特征研究》，重庆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4］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版。

［5］Stephen C Vogt. The cash flow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Evidence from U.S manufacturing firms. Financial management 1994.

［6］Fazzari Steven M，R Glenn Hubbard，Bruce C Peterse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 Investment.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

［7］Jensen Michael， William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

金融控股论文篇9

论文摘要：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动因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一是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美欧为主的发达国家不断放松金融监管的制度环境变化对金融控股公司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二是从金融控股公司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探究发展动因，总结出金融控股公司更易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生协同效应，达到分散风险的效果，从而使得金融控股公司对内提高运营效率，对外增强市场定价能力，通过价格歧视获取垄断利润。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 ;综合经营

?

?一、金融业放松监管（deregulation）

?美国的金融实践充分表明了金融控股公司产生和发展与金融业放松管制的制度环境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94年美国颁布了《理格—尼尔银行跨州及分行设置效率法案》, 允许银行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之间发展分支机构，这部法案的出台大规模地促进了银行在州际之间的并购交易。正是基于对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放松管制，金融控股公司应运而生。mclaughlin,s.(1995)认为对银行间跨州经营地域限制的不断放松进一步推动了美国银行业资源整合的进程，促进了银行控股公司的发展。在美国金融业对综合经营管制放松背景下，很多大型金融公司发起了大规模的并购行动，进一步促进了“格拉斯——斯蒂格墙”的瓦解，加快了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步伐，成就了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制定与出台，该法案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登记成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同时经营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从而开启了美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新篇章，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作为美国金融业综合经营主要载体的法律地位。

?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金融控股公司可以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dean,a., colleen,b., fabio,p. 和carmelo，s.(2002)指出实现范围经济的目标推进了金融控股公司收购与兼并进程，并且在并购活动中又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synergies)（协同效应既包括因为管理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产生的管理协同效应，也包括因为现金流量的充分利用产生的财务协同效应）。此外，现代高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整合与发展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技术环境，促使金融控股公司能够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推行多样化战略，更大范围地争取和保持长期的客户资源，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甚至形成垄断攫取垄断利润。诚然，也有学者对金融控股公司存在范围经济提出质疑，

?三、分散风险

?以马科雅茨为代表人物的现资组合理论认为在有效的市场中，假设投资者都是理性的，即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希望预期利益率最高，或在预期收益率一定的情况下，希望风险最小，那么投资组合策略往往会降低整体投资风险。从整体上来说，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其多元化的金融业务也会产生风险分散的效应，即符合“不要把所有鸡蛋同时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组合策略。white, e.(1986)也通过统计相关数据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银行的流动性并未因证券业务的存在而减弱，相反银行的盈利水平却显著提高，而且银行发生倒闭事件的概率降低。

?但是，boyd,j.h.和graham,s.l.（1988）通过实证分析1971—1984年间银行与非银行活动之间风险和报酬的关系，发现银行控股公司并不必然会降低收益的波动性，因为当银行控股公司涉足证券或者不动产领域业务时将会增加收益的波动性。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对银行控股公司风险损失将被收益抵消的论断提出了质疑（诚然，银行控股公司兼并寿险公司会产生收益抵消风险的效应），因为相关数据表明当银行控股公司兼并证券或者不动产公司时收益并非能弥补损失。

?

?参考文献：

?［1］ boyd, j. h.,graham, s. l., 1988. the profitability and risk effects of allowing bank holding companies

to merge with other financial firms: a simulation study. quarterly review, vol.12, pp.3-20.

?［2］ dean, a., colleen, b., fabio, p. , carmelo.s., 2002. consolidation and efficiency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u.s.) in its series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no. 2002-47.

金融控股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责任加重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8-0024-03

金融控股公司对附属金融机构责任加重制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国金融法发展起来的关于金融控股公司法人有限责任原则的一种例外规则。通常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对于子公司出现不符资本充足性的要求或者经营、财务状况显著恶化，不能支付其债务或危及存款人利益等情形下，对其进行资本协助或给予特殊机构应对其破产的金融子公司实施存款保险等措施而造成损失的适当赔付责任。

我国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应当重视并设立该项制度。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确立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对于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防范金融控股公司道德风险，防止母公司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有着重要意义。

一、金融控股公司责任加重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国外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研究中。将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饿狼假说”、“管制退化假说”、“公共制度抵偿责任”等。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必要性源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性。

首先，金融控股公司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控制的各金融机构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其作为一个整体虽然不是一个法人。但是这个整体是一个内部紧密联系的事实上的经济实体。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从其控制的一家金融机构抽调资金到另一家，如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控制的银行子公司。把银行资金调入证券或者保险子公司。在银行破产倒闭的情况下，存款人的损失实际上由中央银行承担，或者由来来的存款保险机构承担。因此，应当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责任做特别规定。

其次，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可以借款、可以负债投资，并且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在其控制的金融机构之间进行资金调拨，所以存在资本充足性监管、“防火墙”制度等问题。如果禁止金融控股公司负债投资。实际上不存在上述监管问题，但是这样规定可能会窒息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效率与活力。这里实际存在金融控股公司法定经营自由度的问题。因此在允许金融控股公司利用综合经营带来利益的同时，必须有必要的约束机制，防范其利用“法人有限责任原则”滥用权利。

二、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区别

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与我国《公司法》中的“有限责任原则”并不冲突，也区别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首先，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并不是否认金融集团中各金融机构的独立法人人格地位，金融控股公司的人格独立，各个子公司之间也是人格独立。相互之间人格并不混同。加重责任并没有打破公司法人有限责任制度，并没有混同金融控股公司所控制的金融机构的法人人格，其关键措施在于当子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在其控股股东自身救助无效，并采取其他措施仍不能取得有效效果的情况下，监督管理机关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处置其控制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份来实施救助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

其次，“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中，当公司破产或者无力偿还债务时，债权人直接追索公司股东责任。公司人格不存在；加重责任制度中，子公司的人格是独立的，金融控股公司通过对子公司实施救助，由子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清偿债务。

再次，这种规则源自金融控股公司相对于一般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的特殊性质，金融企业本身具有高风险性以及风险的强传染性，其市场准入和监管要求远远高于一般工商企业。而金融控股公司相对于一般单个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更大更为复杂，对其监管应当更为审慎。对于工商企业集团而言。当子公司出现或者可能出现危机时，作为控股股东可以救助也可以不救助，但是对于金融企业而言，金融控股公司应当实施救助，在这个意义上是加重了母公司责任。

最后，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本身是一种监管措施，属于行政法范畴，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一种民商法制度，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手段。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日、我国台湾地区等并没有在成文法中确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这并不妨碍其在相关法律中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

三、美国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法律

一是《银行控股公司法》(BHC Act)相关规定。1956年美国银行控股法案第三(c)节规定美联储可以允许一个控股公司取得银行的股份或者资产，但是美联储需要考虑一些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在任何情况下，美联储应当考虑控股公司和相关银行的财务和管理资源以及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基于整个集团的需要和便利着眼考虑。”如果一个控股公司缺乏对其银行附属公司财务和管理资源的支持，美联储有权拒绝控股公司的申请。而在Y规则中有这样的规定：“一个银行控股公司应当作为其附属银行财务和管理的力量之源，并且不能以一种冒险或不稳健的方式运做自己的业务”。

二是所谓“力量之源原则”。美联储在1987年4月30日发表的一项关于银行控股公司的政策声明中阐述了“力量之源”。美联储关于银行控股公司对其附属银行力量之源的政策是，当附属银行处于财务压力或者灾难性处境时，银行控股公司应当利用其可以利用的资源给附属银行以资金支持，动用额外的资源帮助附属银行保持财务弹性和资本充足能力，以使银行运营与监管当局的政策保持一致。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GLB Act)中两个条款涉及此原则，一为国会对美联储指令控股公司给财务状况不佳的银行子公司提供资金能力做了限制：二为在银行或储蓄机构资金不足的情形下，根据有关补充资本的指令并按照正当程序向该机构转让资产者，不得就此等资产转移事宜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即肯定了该原则的合法性。

三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银行关闭政策，其加重了控股公司对其银行子公司的法律责任，实质是减少了贷款银行子公司的法律权利。但是这种监管政策引发系列争议和法律诉讼。

四是根据美国《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强制法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于任何被保险的机构由于经营失败提供救助。但是被保险机构以及被保险机构的控制者要对这种救助承担责任。这里实际上是一种交叉担保，就是当一家附属银行经营倒闭时，对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因为救助倒闭银行所产生的损失，可以要求同一银行控股公司控制的其他姐妹附属银行进行补偿。

五是1991年《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中为资本金

变得不足的银行和储蓄机构规定的“立即改正措施”义务，即资本金变得不足的银行和储蓄机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恢复资本水平，并提供其控股公司所作的担保，保证其实施资本恢复计划。不遵守者将受到严厉的监管限制。

四、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相关建议

(一)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首先，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有利于促进金融控股公司审慎经营，防范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在有限责任制度下，金融控股公司有可能操纵其附属金融子公司从事高风险的金融业务，追求高额利润。而一旦遭受损失或者破产，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仅以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政府出于维护稳定需要。对于陷入财务困境的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多数会通过再贷款或托管等形式进行救助，从而使金融控股公司产生对政府救助的过分依赖感。而加重责任制度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在金融子公司倒闭时需要承担的损失会超过其对子公司的投资额，这样通过这种约束机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范金融控股公司的道德风险。促进其审慎经营。

其次，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有序发展。虽然目前没有一部专门法律规制金融控股公司。但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信息优势、规模经济优势以及综合金融服务等优势，各地各种不同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以不同方式迅速发展，而其中也曾经出现德隆公司倒闭对金融市场巨大冲击等事件。金融业经营的专业化和综合化，如同工商业经营的一元化和多元化，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争论的话题，并没有一致的答案。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并不成熟、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尚存在诸多问题、金融监管水平尚待提高等现实情况下。各地群起组建各种不同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未必是好事。而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各类主体投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冲动。促进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有序发展。

(二)我国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