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法论文十篇

金融服务法论文篇1

论文摘要：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母国控制原则是指跨境金融服务应主要遵循母国的监管规则，相应的监管责任也主要由母国监管当局承担。作为对母国控制的补充和这一原则的例外，东道国也可以制定部分监管规则，行使部分监管权力。母国控制原则不能适用于未经金融服务指令协调的领域。即使在金融服务指令中，它的效力也不是绝对的。相互承认原则是母国控制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母国控制原则又是实施相互承认原则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这一原则的形成与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方法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其发展也是这种新的一体化模式广泛推行的必然结果。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母国控制原则的适用范围尚不明确，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为了消除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壁垒，推动金融服务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欧盟金融服务立法应向协调行为规则、进一步明确划分监管责任并扩大母国控制范围的方向发展。 论文关键词：欧盟金融服务法，金融监管，母国控制，相互承认，共同利益 欧盟内部跨境金融服务的开展不但涉及不同成员国法律的适用问题，而且会导致不同成员国监管权限的冲突。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建立欧盟单一金融服务市场最主要的法律障碍。为了为跨境金融服务及其监管提供一个稳定的法律框架，提高服务效率并确保监管的充分和有效，推动欧盟金融服务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欧盟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EC Treaty）中关于“设立机构的自由”（freedom of establishment）和“提供服务的自由”（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的规定，以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的判例法为基础，在一系列金融服务指令中确认了母国控制原则（home country control principle）。这一原则与最低限度协调原则（principle of minimal harmonization）和相互承认原则（principle of mutual recognition）等共同构成了欧盟金融服务法的基石，对欧盟单一金融服务市场法律框架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系统地研究母国控制原则的含义、这一原则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模式、发展水平和现实障碍，并准确地把握其发展趋势。 一、母国控制原则的含义 （一）概念 虽然母国控制原则是一项“贯穿于金融服务规则协调各个方面的指导性原则”，但是欧盟有关金融服务指令都没有对这一原则作出准确的界定。目前，在欧盟有关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法律文件中，只有1985年《欧共体委员会关于建立内部市场的白皮书》（以下简称《1985年白皮书》）中涉及了母国控制原则的概念。着眼于跨境金融服务监管权限的分配，《1985年白皮书》指出：“‘母国控制’原则是指由金融机构的来源地成员国（Member State of origin）主管当局承担对该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主要职责，……尽管服务接受地成员国的主管当局也享有部分监管权力，但是其监管只起辅助性（complementary）的作用。” 与《1985年白皮书》的视角不同，美国学者E. W. Warner对这一原则的概括则旨在明确适用于跨境金融服务的监管规则。在他看来，母国控制原则是母国监管规则的一种域外适用。据此，“来自欧共体某成员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在任何其他成员国境内提供服务或者设立分支机构，该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受母国（home Member State）审慎监管规则的约束；作为服务的提供地国，东道国（host Member State） 也可以制定有限的补充性（ancillary）监管规则。” 我们认为，母国控制原则是一项旨在确定跨境金融服务准据法（applicable law）并划分有关成员国之间监管责任的法律原则。为此，母国控制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两个要素：1. 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适用要素，即明确跨境金融服务应适用哪一成员国的法律；2. 监管权限或者监管责任的分配要素，即明确哪一成员国有权对跨境金融服务进行监管。事实上，上述两个方面的要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在确定跨境金融服务的准据法方面，某成员国与特定金融交易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该成员国就应被认为有充分的理由适用本国的监管规则。” 并且，“各成员国享有的利益以及对准据法的确定有影响的其他因素……同样也会影响监管责任的分配”。因此，有关金融服务指令在规定某类跨境金融服务适用特定成员国法律的同时，也会将监管权力和监管责任分配给该成员国，以确保金融服务提供者能够遵守该项金融服务的准据法。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欧盟金融服务法中的母国控制原则是指，欧盟金融机构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或者直接提供跨境金融服务时，应主要遵循该金融机构母国的监管规则，相应的监管责任也主要由母国监管当局承担。作为对母国控制的补充和上述原则的例外，东道国也可以制定部分监管规则，行使部分监管权力。 （二）效力和适用范围 虽然母国控制原则“金融服务指令中各项具体规定的基石”，但是这一原则仅仅是欧盟金融服务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不是《欧共体条约》中的一项原则。《欧共体条约》中关于“设立机构的自由”和“提供服务的自由”的规定是实现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法律依据。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已经确认，上述两项规定在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方面具有直接适用的法律效力。因此，母国控制原则不能适用于未经金融服务指令协调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欧盟金融服务指令中，母国控制原则的效力也不是绝对的。司法实践表明，基于欧共体基本法的上位性（superiority），为了建立金融服务单一市场，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立法在不损害合理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情况下也可以不遵循这一原则，而是直接作出与该原则不一致的规定。 母国控制原则的这种“弹性”效力使得其在金融服务指令中的适用范围并不统一。从总体上讲，《存款保险计划指令》、《投资者补偿计划指令》、《保险公司重组和清算指令》和《信用机构重组和清算指令》几乎全面地贯彻了母国控制原则；在《金融产品市场指令》中，这一原则也广泛地适用于跨境金融机构监管的各个方面，唯一的例外是在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提供跨境投资服务的情况下，东道国承担部分监管责任；相对而言，母国控制原则在《第三非寿险指令》、《寿险业务综合指令》和《银行业务综合指令》中的适用范围最小也最为模糊。根据上述三项指令的有关规定，跨境金融服务的监管规则主要由许可和审慎监管规则（authorization and prudential supervision rules）以及共同利益例外规则（general good exception rules）两部分构成。其中，前者通过上述指令进行协调，并适用母国控制原则；后者仍然属于各成员国“监管自治”（regulatory autonomy）的范围，由东道国根据“共同利益”标准自行制定和实施，但须接受欧洲法院的司法审 查。 （三）与相互承认原则的关系 相互承认原则是指成员国之间相互作出承诺， “通过认可对方法律和监管规则的方式对跨境金融服务开放国内市场”。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母国控制原则和相互承认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上述两项原则的适用范围都是有限的。从实践来看，母国控制原则和相互承认原则都是以对方成员国监管制度具有相当性（equivalence）、相似性（similarity）、一致性（compatibility）或者至少某种程度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为条件的。[13]因此，它们都只能适用于金融服务指令已经协调的领域。另一方面，上述两项原则都是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为基础的。母国控制原则和相互承认原则都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mutual trust）对方监管制度的充分性（adequacy），而这种相互信任的制度基础只有通过最低限度地协调各成员国金融服务监管制度的方式才能够建立起来。“实体法律标准的最低限度协调是理事会通过相关指令的基础，而该指令的通过则间接表明，通过实施该指令，各成员国特定领域的法律相互之间是充分的。”[14] 在实现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方面，母国控制原则和相互承认原则又有着不同的功能。相互承认原则强调从静态意义上认可对方成员国监管制度的充分性。母国控制原则则是一个动态意义上的概念，不仅要求各成员国监管制度具有相当性，而且还要求有关成员国通过“规范性的”（normative）活动，就跨境金融服务的准据法和监管权限划分问题建立一种新的安排。虽然一系列金融服务指令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了各成员国特定领域金融服务监管制度的趋同，但是在确保成员国国内法与指令的有关规定的一致性方面，以及成员国实施指令的形式和方法方面，有关指令通常都允许各成员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于是，各成员国实施有关指令的国内法就仍然具有共同体法（Community law）和成员国法（national law）的双重特征（dual character）。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定跨境金融服务而言，仍然有必要运用一定的法律原则进一步明确其准据法，并合理地划分有关成员国之间的监管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讲，相互承认原则为推行母国控制原则提供了制度基础，而母国控制原则又是实施相互承认原则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因此，有学者认为：“母国控制原则是相互承认原则的高级模式（an advanced version）”[16]，“母国监管模式只有建立在对各成员国监管标准的相互信任和信心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17]欧洲法院也认为：“各成员国监管当局共同遵守的相互承认原则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而母国控制原则是实施相互承认原则的一种特殊形式。”[18] 二、母国控制原则的形成和发展 （一）早期银行指令的规定 从欧盟金融服务法的历史来看，母国控制原则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至《第一银行指令》中的有关规定。该指令指出，通过制定一系列指令协调各成员国有关信用机构设立和经营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使得在某成员国设有总机构并在其他成员国设有分支机构的信用机构不受其他成员国许可标准的约束”。并且，这种协调的结果应当是，“对于在多个成员国开展业务的信用机构，应由其总机构所在地的成员国对其实施全面监管，……”。[20]这就预示了一种发展方向，即信用机构的业务活动应当由其母国负责监管。可以说，上述规定是母国控制原则最早的法律渊源。 然而，《第一银行指令》毕竟脱胎于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早期环境，反映的是欧共体关于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最初的态度和法律方法，即通过全面协调（full harmonization）各成员国金融服务法律制度的方式建立一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来实现欧共体内部金融服务市场的一体化。按照这种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模式，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适用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解决，从而在理论上并无划分不同成员国法律制度主管范围的必要”。结果是，《第一银行指令》只涉及了母国控制原则的部分内 容，并且其中的某些规定也与该原则的精神并不一致。例如，该指令第4条第1款规定：“对于总机构在另一成员国的信用机构分行的开业申请，成员国应适用本国有关信用机构的法律和程序决定是否予以许可。”这表明，在取得开业许可方面，欧共体信用机构的分行与子行具有同等的地位，它们都必须受东道国审慎监管规则，特别是有关资本准备（capital reserves）要求的约束。因此，有学者指出：“《第一银行指令》的作用极为有限，其在许可方面的泛泛规定实在不值得一提。” [22] （二）Cassis de Dijon案：一个里程碑 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母国控制原则地位的正式确立是欧盟内部市场一体化方法演进的必然结果，而判例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9年，欧洲法院在Cassis de Dijon案的判决中，运用了一种以最低限度协调和相互承认为核心的新的一体化方法，并提出了母国控制原则。欧洲法院认为：“如果共同体规则没有对酒的生产和销售作出规定，……那么有关……事项就都由该成员国负责。在与本案有关产品的销售方面，有关成员国法律的不同规定阻碍了货物的自由流动。如果这些规定符合有关税收监管有效性、保护公共健康、商业交易的公正性或者保护消费者的强制性标准，它们就应当得到认可。”[24]据此，欧洲法院确立了一项原则，即如果某项产品能够在一成员国合法地销售，那么该产品就能够出口到另一成员国并在该国销售，除非《欧共体条约》另有规定或者进口国基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换言之，各成员国应当相互承认对方成员国关于销售货物的法律的充分性。 随后，《1985年白皮书》将上述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跨境金融服务领域，并将其作为欧共体金融服务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85年白皮书》指出：“要求‘金融产品’自由流动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工业和农业产品方面，欧共体委员会在Cassis de Dijon案判决中采用的方法与现在在保险单、家庭储蓄合同、消费信贷和参与共同投资计划等方面的做法颇为相似。……上述协调，特别是在持续性监管方面，应遵循‘母国控制’原则。”总之，就跨境金融服务而言，Cassis de Dijon案判决的意义在于，每个成员国应承认许可某金融机构的另一成员国法律的充分性；对于被许可金融机构在任何成员国提供的服务，均适用母国的法律。但是，在没有协调规则的情况下，相互承认必须让位于东道国根据“共同利益”（general good）作出的规定。 （三）母国控制原则的全面推行 尽管欧洲法院在Cassis de Dijon案的判决中提出了母国控制原则，但是在欧盟层面上，具体运用这一原则协调各成员国金融服务法律制度的努力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金融服务指令来实现的。1985年的《共同投资机构指令》是第一个实施母国控制原则的金融服务指令。其后，为了实现《1985年白皮书》设定的目标，欧共体各成员国于1986年2月签署了《单一欧洲法》（The Single European Act）。该法为单一市场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 障，极大地推动欧共体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以《第二银行指令》为标志，欧共体开始将上述新的一体化方法广泛地运用于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各个方面，母国控制原则也在随后的《第三寿险指令》、《第三非寿险指令》、《投资服务指令》、《保险公司重组和清算指令》和《信用机构重组和清算指令》等一系列金融服务指令中得到了全面推行 。[27]至此，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母国控制原则全面覆盖了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持续经营和市场退出监管的各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的《存款保险计划指令》和1997年的《投资者补偿计划指令》还将母国控制原则的适用范围拓展至消费者补偿责任方面。因为消费者补偿责任与审慎监管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上述两个指令没有沿用其他金融服务指令划分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责任的做法，而是更多地体现了母国控制的因素。根据指令的有关规定，对跨境金融机构应适用母国有关存款保险计划和投资者补偿计划的法律，相应的补偿责任也由母国监管当局承担。但是，上述指令也规定，如果东道国的补偿标准高于母国，东道国应确保接受母国审慎监管的跨境金融机构能够按照东道国的标准获得补偿，即东道国承担了一种“向上看齐”（topping-up）或者“补充保证”（supplementary guarantee）的责任。[29] 近几年来，为了为信用机构和寿险公司的设立和经营活动提供一个明晰和合理的法律框架，欧盟对原有的银行指令和寿险指令加以合并并进行了系统的编撰，先后制定了《银行业务综合指令》和《寿险业务综合指令》；面对欧盟内部金融服务市场上，投资者日益活跃、各种投资服务和金融产品越来越广泛和复杂的新形势，欧盟还在《投资服务指令》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金融产品市场指令》。这些新的框架性指令全面地继承了原有指令所遵循的母国控制原则。并且，与原有指令相比，它们的内容更加明确和具体，适用范围也更为广泛，这就使得母国控制原则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综上所述，母国控制原则的形成与欧共体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方法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其发展也是这种新的一体化模式广泛推行的必然结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消极一体化存在缺陷、完全集中化亦难以实现或者不可能的情况下，母国控制是最有效的一体化模式。” 三、母国控制原则的实践 （一）缺陷和不足 如前所述，母国控制原则旨在要求欧共体跨境金融机构主要遵守母国的监管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划定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从理论上讲，在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立法中，实施这样一项以母国控制为主，明确准据法和监管责任的法律原则有助于增强跨境金融服务监管法律框架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堵塞监管漏洞，避免重复监管及其给跨境金融机构带来的额外的监管负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母国监管模式的意义远远不限于协调和统一各种要求实行东道国控制的主张。这一原则触及了问题的根源，能够消除诱发监管失败的潜在因素。”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欧盟金融服务指令中关于母国控制原则适用范围的规定大多过于原则，欧洲法院对“共同利益”这一概念的解释又过于宽泛，母国控制和东道国控制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母国控制原则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目前，除了《金融产品市场指令》外，欧盟现行框架性金融服务指令都规定，东道国可以基于“共同利益”制定能够限制跨境金融服务的行为规则（rules of conduct）[34].与此同时，在Alpine Investment案[35]的判决中，欧洲法院还确认，跨境金融机构的母国也可以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维护本国金融市场声誉的“共同利益”制定行为规则。在这种情况下，跨境金融服务既要受到母国的许可和审慎监管规则的约束，可能同时又要遵守东道国和母国的行为规则。并且，在实践中，准确地区分审慎监管规则和行为规则也颇为困难。[36]因此，母国的许可和审慎监管规则与东道国的行为规则之间，以及母国的行为规则与东道国的行为规则之间都可能存在潜在的冲突。 与此同时，上述监管规则之间的冲突还有着颇为复杂的表现形式。目前，有关金融服务指令都没有对“共同利益”的概念和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尽管欧洲法院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一直持谨慎的态度，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共同利益”的范围是开放式的（open-ended），其内容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而且，在不同成员国，“共同利益”的表现形式也可能有所不同。目前，已经被欧洲法院认可的“共同利益”标准包括：“维护行业关系的稳定”、“确保本国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保护服务接受者的利益”、“保护贷款人的利益并确保司法行政的效率”、“遵守职业道德”、“维护金融市场的良好声誉”、“防止欺诈”以及 “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等等。[38][39] 此外，上述已经被认可的“共同利益”标准能否适用于其他成员国也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关于共同保险的Commission v. France案中，欧洲法院以保单持有人通常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为由认定法国的附加许可要求违反了“提供服务的自由”。而在关于普通直接保险的Commission v. Germany案[41]中，欧洲法院结合保单持有人一般为普通消费者的特点，认定德国的附加许可要求符合“共同利益”。这表明，欧洲法院倾向于在零售金融服务方面认定东道国行为规则的合理性。但是，从各成员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来看，机构客户与普通金融服务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同类跨境金融服务，即使在不同成员国适用相同的行为规则，其结果也可能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这种事后的、以个案为基础认定东道国行为规则合理性的做法无法为跨境金融服务的开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和可预见性强的法律框架，并可能导致重复监管，加重跨境金融机构的监管负担。在现阶段，这是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最突出的法律障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共同利益’的宽泛解释直接危及了相互承认原则最基本的积极因素，……足以使任何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付之东流。” （二）未来的发展方向 针对母国控制原则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缺陷和不足，有学者认为，母国控制原则“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表明母国承担审慎监管职责方面似乎颇有价值。但是，这一原则的作用不过如此。”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ESC）则认为，在现阶段，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观念“与‘欧盟的利益’（European interest）并不一致”；为了消除跨境金融服务的障碍，“有必要在欧盟层面上考虑共同利益问题”。欧洲委员会也承认，金融服务指令中有关“共同利益”例外的规定构成了一种“不合理的障碍”（unjustifiable obstacles），被成员国用来限制跨境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44]为了为跨境金融机构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欧洲委员会还先后了两个解释性文件，全面地概括和总结了欧洲法院关于“共同利益”例外规则的司法实践。[45] 我们认为，只有加强母国控制原则在欧盟金融服务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欧盟内部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障碍，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此，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运用积极一体化模式，在欧盟层面上实现金融服务行为规则的协调。首先，从实践来看，在 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公正性和防止利益冲突方面，东道国控制本来就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上述问题涉及跨境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对整个跨境金融机构而言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内部控制体系又是决定金融机构是否遵守行为规则的主要因素，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也要求金融监管更多地以整个跨境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否健全和完善为导向。然而，在实行东道国控制的情况下，东道国监管当局往往难以掌握整个跨境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结构和经营情况，不仅监管的有效性难以保证，而且其监管还有被边缘化（marginalisati on）危险。 其次，国际金融监管惯例发展及其在欧盟成员国的实施也为在欧盟层面上实现金融服务行为规则的协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近年来，为了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统一并促进监管合作，证监会国际组织（IOSCO）、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和国际保险监管官协会（IAIS）等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先后制定了大量的监管指南。这些指南既包括一般原则，也包括最低标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了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活动时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目前，上述原则和标准不仅得到了欧盟各成员国的普遍接受，而且其中有关行为规则的规定在欧盟金融服务指令中也已经部分地有所体现。[48]这表明，欧盟各成员国有关行为规则的立法和实践已经具备了实现协调所必需的共同基础。 此外，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欧盟内部金融服务市场的面貌，各成员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强，网上银行等新的金融服务方式也层出不穷。新的市场环境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监管体制、更加协调的监管环境和统一的欧盟金融监管机构，而金融服务行为规则的全面协调将为这种监管模式的变革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基础。 在金融服务行为规则的协调方面，《金融产品市场指令》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达到高水平的投资者保护所必须的协调”，该指令没有沿用其他金融服务指令对母国控制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行模糊处理的做法，而是以一种“几乎是接近全面协调的方式”[50]对信用机构和投资公司开展投资服务时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作出了详尽的规定。此外，《金融产品市场指令》还将直接提供的跨境金融服务完全纳入母国控制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提供的跨境金融服务，该指令则明确限定东道国只承担“本指令明文规定的监管责任”[51].可以说，这种协调行为规则，明确划分监管责任并扩大母国控制原则适用范围的立法实践也应当是欧盟银行和保险市场一体化立法的发展方向。 「注释 本文涉及三个领域的金融服务指令：1.证券和投资服务市场一体化框架性指令，包括《共同投资机构指令》（Directive 85/611/EEC）、《投资服务指令》（Directive 93/22/EEC）、《投资者补偿计划指令》（Directive 97/9/EC）和《金融产品市场指令》（Directive 2004/39/EC）；2. 银行服务市场一体化指令框架性，包括《第一银行指令》（Directive 77/780/EEC）、《第二银行指令》（Directive 89/646/EEC）、《信用机构重组和清算指令》（Directive 2001/24/EC）、《存款保险计划指令》（Directive 94/19/EC）和《银行业务综合指令》（Directive 2000/12/EC）；3. 保险服务市场一体化指令框架性，包括《第三寿险指令》（Directive 92/96/EEC）、《第三非寿险指令》（Directive 92/49/EEC）、《保险公司的重组和清算指令》（Directive 2001/17/EC）和《寿险业务综合指令》（Directive 2002/83/EC）。目前，《投资服务指令》已经被《金融产品市场指令》废止，《第一银行指令》和《第二银行指令》已经被并入《银行业务综合指令》，《第三寿险指令》已经被《寿险业务综合指令》废止。 C-233/94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7] ECR I-2405， para. 126. Completing the Internal Market： White Paper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 n Counil， COM （85） 310 final （June 14， 1985）， para. 103. E. W. Warner， “Mutual Recognition” and Cross-border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 Contemp. Probs.， Autumn， 1992， p. 8. 事实上，调整跨境金融服务的实体法包括公法规范（如许可和审慎监管规则）、强行性私法规范（如保险合同法）和任意性私法规范（即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或者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跨境金融服务合同的准据法）。目前，欧盟各成员国任意性私法规范之间的冲突主要适用1980年的《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罗马公约》（Rom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来解决。就跨境金融服务而言，该公约的某些规定也反映了母国控制原则的要求。例如，按照该公约第4条的规定，对于商务合同（commercial contract）或者非消费者合同（non-consumer contract），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的准据法，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直接提供跨境金融服务时，合同的特征性履行由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因此，“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就是金融机构的管理中心（central administration）所在国，即母国。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只有不同成员国公法规范和强行性私法规范的冲突才能构成欧盟内部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壁垒。因此，本文在讨论调整跨境金融服务的实体法时不涉及任意性私法规范。此外，本文还将调整跨境金融服务的公法规范和强行性私法规范统称为跨境金融服务的监管规则，因为它们都具有强制适用的特点。 A. Gkoutzinis， European Banks and the Cross-border Provision of Services via the Internet： Commercial Pracitces and Regulatory Concerns， J. of Int‘l B. Reg.， Vol. 3， No. 3， p. 222. A. M. Corcoran T. L. Hart， The Regulation of Cross-border Financial Servi ces in the EU Internal Market， Colum. J. of Euro. L.， Spring， 2002， p. 266. E. Lomnicka， The Home Country Control Principl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Directives and the Case Law， Euro. Bus. L. Rev.， Sep./Oct. 2000， p. 324. See C-33/74 Van Binsbergen v. Bestuur van de Bedrijfsvereniging， [1974] ECR 1299； C-2/74 Jean Reyners v. Belgian State， [1974] ECR 631. See C-233/94 Germany v.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7] ECR I-2405， para. 127. [11] 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分析有关共同利益例外规则的问题。 [12]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85. [13] See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85. [14] A. M. Corcoran T. L. Hart， The Regulation of Cross-border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EU Internal Market， Colum. J. of Euro. L.， Spring， 2002， p. 236. [15] 例如，欧盟框架性金融服务指令都强调，指令的有关规定仅仅为各成员国金融服务监管制度设定了最低标准，成员国可以针对本国金融机构制定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 [16]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85. [17]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92. [18] C-25/88 Criminal Proceedings v. Wurmser， [1989] ECR 1105， para. 18. [19] Directive 77/780/EEC， Recital （10）。 [20] Directive 77/780/EEC， Recital （3）。 [21] E. Lomnicka， The Home Country Control Principl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Directives and the Case Law， Euro. Bus. L. Rev.， Sep./Oct. 2000， p. 324. [22] M. Hoskins， EEC Banking Law： Plugging the Gaps， J. of Int‘l B. L.， 1992， p. 57. [23] C-120/78 Rewe-Zentra l v. Bundesmonopolverwaltung für Branntwein， [1979] ECR 649. 这是一个关于货物自由流动的案件。原告系一家德国企业（Rewe-Zentral），拟从一家法国企业（Cassis de Dijon）进口一种法国利口酒。被告德国联邦酒类产品垄断管理局（Bundesmonopolverwaltung für Branntwein）允许进口这种酒，但禁止其在德国销售，理由是德国《酒类产品垄断法》第100条第3款规定了利口酒的最低酒精含量标准，而 Cassis de Dijon生产的这种酒并未达到上述标准。原告不服，向德国财政法院（Hessisches Finanzgericht）提起诉讼，后者遂请求欧洲法院就德国法律的上述规定是否符合《罗马条约》第30条和第37条的规定作出预先裁决（preliminary ruling）。欧洲法院判决认为，德国法律中有关货物自由流动的限制性措施并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 [24] C-120/78 Rewe-Zentral v. Bundesmonopolverwaltung für Branntwein， [1979] ECR 649， para. 8. [25] Completing the Internal Market： White Paper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Council， COM （85） 310 final， paras. 102-103. [26] See Directive 85/611/EEC， Art. 4 （关于母国承担许可责任的规定） and Art. 5d （关于母国承担审慎监管责任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5年白皮书》之后制定的框架性金融服务指令中，只有《共同投资机构指令》没有明确使用“母国控制原则”一词。 [27] See Directive 92/96/EEC， Recital （6）； Derective 92/49/EEC， Recital （5）； Derective 93/22/EEC， Recital （3）； Directive 2001/17/EC， Recital （11）； Directive 2001/24 /EC， Recital （6）。 [28] See Directive 94/19/EC， Art. 4 and Directive 97/9/EC， Art. 7 （1）， para. 1. [29] See Directive 94/19/EC， Art. 4 and Directive 97/9/EC， Art. 7 （1）， para. 3. [30] See Directive 2000/12/EC， Recital （7）； Directive 2002/83/EC， Recital （7）； Directive 2004/39/EC， Recital （23）。 [31]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87. [32]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85. [33] 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共同利益”一词是一个纯粹的司法概念，泛指极为重要的公共利益要求（imperative public interest requirements）。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法院为了通过判例法补充《罗马条约》第30条关于数量限制例外的规定，在有关货物自由流动案件的判决中创设了这一概念。后来，鉴于《罗马条约》没有关于“提供服务的自由”的例外规定，欧洲法院在有关金融服务的案件中也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概念，以判断成员国国内法中限制“提供服务的自由”和“设立机构的自由”的措施是否合理。See T. R. F. Sexton， Enacting 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s More Stringent than other States‘ Law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Re Disposable Beer Cans： Commission v. Denmark， Cornell Int’l L. J.， Vol. 24， p. 578. See also S. K. Schmidt， The Impact of Mutual Recognition： Inbuilt Limits and Domestic Response to the Single Market， J. of Euro. Pub. Pol.， Dec.， 2002， pp.937-938. [34] 具体地讲，行为规则包括市场行为规则（rules of market conduct）和商业行为规则（conduct of business rules）。其中，市场行为规则是指“防止滥用市场行为的法律和监管规则”，这些规则旨在通过禁止滥用内幕信息、制裁市场欺诈和市场操纵行为来保护金融服务消费者的利益以及市场的公正性；商业行为规则是指调整金融机构与客户关系的法律规范。通常，这些法律规范表现为一系列“基本的法律原则和详尽的监管规则”，用来确保金融机构能够诚实地管理客户的资产、恰当地执行客户的指令以及避免或者合理地处理利益冲突问题。从法律性质上讲，市场行为规则属于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适用时不以事先存在合同或者受托关系为前提；而商业行为规则既包含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也包含私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在实践中，准确区分上述两类行为规则是很困难的，欧盟金融服务指令也没有将两者截然分开。See E. Avgouleas， The Harmonization of Rules of Conduct in EU Financial Markets： Economic Analysis， Subsidiarity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Euro. L. J.， Vol. 6， No. 1， p. 74. [35] C-384/93 Alpine Investment BV v. Minister van Financien， [1995] ECR I-1141. [36] 例如，在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提供跨境金融服务的情况下，有关利益冲突的规则就兼具审慎监管规则和行为规则的特点。 [37] 例如，《银行业务综合指令》前言第7段指出：“在相互承认的范围内，如果信用机构在东道国开展业务活 动的方式与母国相同，那么东道国不应限制这些业务活动，但东道国保护共同利益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0条第4款规定：“东道国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阻止或者惩处其境内违反有关共同利益的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第22条第5款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东道国应告知信用机构为了维护共同利益而必须遵守的规定。”该条第11款规定：“信用机构可以在东道国境内对其业务进行广告宣传，但是应遵守东道国基于共同利益而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作出的规定。”另外，《寿险业务综合指令》前言第46、47、49和53段、第33条、第40条第4款以及第47条，《第三非寿险指令》前言第19、20、24和29段、第28条、第32条第4款、第41条以及第54条第1款也有类似的规定。 [38] See A. Gkoutzinis， Online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European Internal Marke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in the UK， Int‘l Rev. of L.， Comp. Tech.， Vol. 17， No. 3， p. 326. [39] [40] C-220/8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v French Republic， [1987] ECR 3663. [41] C-205/84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987] ECR 3755. [42] A. Gkoutzinis， Online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European Internal Marke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in the UK， I nt‘l Rev. of L.， Comp. Tech.， Vol. 17， No. 3， p. 324. [43] E. Lomnicka， The Home Country Control Principl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Directives and the Case Law， Euro. Bus. L. Rev.， Sep./Oct. 2000， p. 331. [44] See Insurance： Support for Clear Rules on Cross-border Service and General Good， European Report.， Sep 12， 1998， p. 1. [45] See Commission Interpretative Communication on the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General Good in the Second Banking Directive， SEC （97） 1193 final， Jun. 20， 1997. Commission Interpretati ve Communication on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and the General Good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O. J. of the EC， Feb 16， 2000. [46] See J. J. Norton， A Perceived Trend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Increasing Reliance on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t‘l L.， Vol. 37， pp. 46-47. [47] See ， for example， IOSCO，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May， 2003； Technical Committee of the IOSCO， International Conduct of Business Principles， Jul.， 1990； Basel Committee，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Sep.， 1997； IAIS， Principles for Conduct of Insurance Business， Dec.， 1999； IAIS，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Oct.， 2003. [48] See E. Avgouleas， The Harmonization of Rules of Conduct in EU Financial Markets： Economic Analysis， Subsidiarity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Euro. L. J.， Vol. 6， No. 1， p. 77. [49] Directive 2004/39/EC， Recital 。 [50]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 Mon. Rep. of the Deutsche Bundesbank， July， 2004， p. 36. [51] See Directive 2004/39/EC， Recital （32）。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金融服务法论文篇2

摘要 金融服务外包是外包研究领域中的重点问题，而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识别与控制则是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从金融服务外包的评价指标体入手，结合多种方法提出了金融服务外包总结评价模型，对于金融服务外包的识别与评价进行理论拓展，同时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风险管理与控制也是有效的借鉴。

关键词 金融服务外包 风险 评价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服务业中的外包业务在实践中有了非常迅猛的发展。金融服务外包正日益成为国际服务业转折的重点，欧美等金融服务业务较为发达的地区均倾向于将金融企业中的非核心业务转移至更专业、成本更低的金融服务外包公司，以提升金融企业的竞争力[1]。2009年美国约占世界金融外包服务市场份额的60%以上，日本与欧洲占30以上，中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2]。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于金融服务外包进行研究。

在关于金融服务外包的研究方面，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管理是金融服务外包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对于服务外包风险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但是，关于具体的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缺乏系统的研究，仅仅是对于企业的外包风险进入金融领域进行了简单的一致，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

那么，金融服务外包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哪些，这些风险分别对于企业有何影响？在企业如何识别这些风险并整体评估企业的风险，从而进行正确的外包决策？为了解决这些潜在的问题，本文对于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进行评价。

二、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对于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来说，首先要识别其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

（一）金融服务外包风险因素的识别

关于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很多，从这些风险因素对企业影响的不同模式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从企业外部对于企业的影响和从企业内部对于企业的影响，金融服务外包风险因素可以分为宏观风险因素和微观风险因素[6]。

第一，宏观风险因素

金融服务外包的宏观风险因素主要是指对于金融服务外包影响的宏观方面的因素，影响企业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类，金融服务外包的宏观风险因素可从这四类来进行分析[7]，当然，由于并非所有的宏观风险因素均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分别进行细致分析。

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国家政治体制与政权的变化、金融政策与金融体制的变化等等，涉及到宏观的政治方面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造成金融服务外包的萎缩，或者加大金融服务外包的成本，从而提升金融服务外包的潜在风险，使得金融服务外包业务难以为继；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主要包括宏观的经济环境的变化、市场环境的变化，这些均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风险，指与社会相关的例如劳动力的变化、通货膨胀的变化、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等等，这些一方面会对于金融服务市场产生影响，从而从金融市场的源头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会直接对于金融服务外包的过程、成本等产生直接影响；技术风险，是从金融服务外包所使用的技术上来考虑的，主要包括技术模仿、技术不匹配和技术失窃等，这些因素均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产生影响。

第二，微观风险

金融服务外包的微观风险主要是以企业为对象的，主要是来自于企业内部，根据相关的研究，金融服务外包的微观风险主要包括决策性风险、人力资源风险、财务性风险和经营管理类风险。

决策性风险，主要包括与合同相关的风险和金融服务外包决策风险。其中，与合同相关的风险包括合同修订、合同履行，合同违约等相关的风险；人力资源风险，人力资源风险中与金融服务外包相关的主要包括员工流失、员工工作失误或者欺诈等方面的风险，金融服务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于员工的素质要求较高；财务性风险，指由于财务上相关担保、信用等引起的风险以及外汇风险，当然，与人员操作失误相关的风险也属于此范畴，这种风险可能也会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产生较大的影响；经营管理风险，包括规范风险、信息风险以及控制风险等。由于金融服务外包的特殊性，其流程复杂、人员操作性环节多，这方面的风险也是其主要方面。

（二）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评价体系构建

通过对于金融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于进一步的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进行评价。具体的指标体系见表1。

三、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评价过程

根据对于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识别以及指标体系构建，可以对于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进行评价，其评价方法采用模糊综合评价与层次回归分析法结合来进行，具体的评价过程为：

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评价初始矩阵构建。可以用矩阵R来表示，对于每一类指标，无论是宏观风险还是微观风险，均通过对于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测量，然后，按照百分制原则对于每一类指标进行打分，获得相关的定量数据，并得到原始矩阵R。

统一量纲。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测量方法，同时也能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因此，需要对于所有的指标进行统一量纲过程，通过统一量纲处理来对不同的指标之间进行比较。

指标权重系数计算。主要通过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分法结合来计算，首先对于指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层级进行区分，然后请相关的研究专家对于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打分，得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并求出该判断矩阵的权重，最后把最底层的指标相对于总目标进行合成，得到最低层指标关于总目标的权重。这种权重就是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评价的层级评价的权重，可以从最底层向上一层一层进行计算。

四、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评价结果

根据确定的初始矩阵和各个层级的指标权重系数，就可以将初始矩阵中的数值分别与相对应的权重相乘，从最底层开始一层一层进行加总，最后得出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评价的整体结果[11]，同时也可以确定金融服务外包各类风险的数值，以有目的地对于相关的风险进行控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有效控制金融服务外包风险。

五、结论

通过对于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评价指标进行识别，并对于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最后通过模糊评价和层次分析法进行具体的评价模型构建，可以对于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主要风险、次要风险、整体风险等进行计算与确定，对于金融服务外包风希艾娜进行清晰的把握，从而促进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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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柳，赵昌文，王军.金融服务外包风险治理机制及管理框架构建.软科学.2009（4）：100-104.

金融服务法论文篇3

关键词：金融服务贸易；法律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3-0068-04

金融服务贸易问题是一个既涉及金融，又涉及贸易；既涉及贸易利益，又涉及金融安全；既涉及发展，又涉及稳定的问题。体现在法律上，则涉及两类目的不同的法律规范：一类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另一类是规范金融服务的国内法规。而如何处理好这两类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则成为有关国际组织与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对中国而言，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如何进一步完善现行金融服务法律体系的同时，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保障机制，达到既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又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目的。

一、金融服务贸易法的一般理论

1．金融服务贸易法的概念。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于金融服务贸易法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不仅因为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仅是最近几年的事，还在于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它是金融问题，而非贸易问题自然也就缺乏对金融服务贸易法的专门研究。

笔者认为，金融服务贸易法是调整一国对本国对外金融服务贸易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关系以及国家之间在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金融服务贸易法的性质。

金融服务贸易法是服务贸易法和金融法的结合。

首先，从其产生来看，是随着金融服务贸易在国内及国际经济中的日益重要性，才将其纳入区域性及全球性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从而使其从纯粹的一国国内法问题演变为涉外法律。其次，从其主要法律原则来看，它实质是将传统的贸易法的原则如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引入金融服务领域，用以解决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问题。据此，一国开放金融服务市场，不仅要遵循金融法的原则，而且要遵循贸易法的原则。

3．阻碍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金融服务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即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政府对外国生产的金融服务的销售所设置的各种限制和障碍。

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歧视性壁垒和非歧视性壁垒。前者是指一国专门针对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施加的各种限制性条件，目的是限制其市场准入机会或业务经营条件；后者指形式上对内外金融服务提供者施以相同的待遇，事实上却限制了外国提供者的竞争能力和机会。它主要指由于各国管制制度的不同而造成的潜在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金融服务方面的保护主义主要指的是对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的歧视性壁垒。金融服务贸易壁垒主要是出于各国保持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竞争政策的考虑。

二、金融服务贸易的多边法律规范

1．多边法律体系的构建。

以《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附录为基础，以WTO主持下成员国在金融服务谈判中达成的一系列最终文件为补充，构建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多边法律体系。从整体上看，WTO体制下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由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所组成：一是《服务贸易总协定》，它是调整服务贸易的基础性法律；二是针对金融服务的特别规定，包括《金融服务附录》、《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金融服务协议》等；三是各成员国在金融服务方面的承诺表和最惠国待遇豁免清单，也是这一法律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多边法律规范的意义。

（1）金融服务贸易多边法律规范的首次确立。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是国家之间通过谈判而达成的国际协议。它的确立，是金融服务问题由国内法排他管辖向国际法和国内法共同调整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国际金融法领域国际惯例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对国际金融法功能的发挥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2）国际金融法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以贸易法的一般原则与理念为主导，并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金融法的特有原则。它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问题和贸易问题长期分别调整的局面，可以说是贸易法和金融法的融合，是国际金融法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

（3）国际经济及金融合作的新体现。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将传统上属于一国管辖的金融服务纳入多边法律框架，形成有约束力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多边法律规范，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下运行。它是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的重要体现。它反映了在不断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中紧密合作的需要，同时也表明金融服务贸易的极其重要性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三、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性法律规范

按地理以及经济重心和相互联系程度来说，世界上有三大区域经济组织：欧盟、北美和东亚。

1．欧盟(EU)金融服务指令。

1957年签订的《罗马条约》旨在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并且逐步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金融服务方面的共同市场的建立是建立共同市场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且被认为是建立欧洲单一市场的核心。以建立单一金融服务市场为目的，以《罗马条约》有关设立和提供服务自由的有关规定为基础，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分阶段地分别在银行、保险和证券服务领域通过了一系列指令，从而构建了其完善的金融服务法律体系。从设立自由和提供服务自由的角度看，银行指令是建成金融领域内部市场的必需文件，意义重大。从指令的立法程序看，它是通过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共同决策程序而颁布的。从指令与原有银行指令的关系看，它是对旧的银行指令的编纂。从指令的内容来看，它几乎融合了原有银行指令的全部内容。从法律效力来看，指令的规定是针对成员国的，因而指令对共同体内的信用机构而言，无直接的法律效力，其实施有赖于成员国国内法的转化。从法典化的时机来看，《单一欧洲法令》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进一步加强了共同体机构的立法权力。在这种背景下，单一银行指令应运而生。

欧盟银行法的法典化，将有助于消除分散的银行指令之间的重复和冲突，便利法律的贯彻执行，从执法的角度来保证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转。

2．NAFTA金融服务规定。

作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性法律规范之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NAFTA)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将金融服务的广泛自由化置于自由贸易协议的框架下，并且在金融服务具有巨大优势的发达国家与金融市场相对封闭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相互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的协议。

北美金融一体化的重要意义不仅因为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分量，还在于它是在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的国家间进行资本市场一体化框架谈判的第一次尝试。NAFTA关于金融服务的规则是新的区域性趋势的方法特征的反映。这些规则与传统条约中的保护和促进投资的规则是完全一致的。该协定的签署，促进了北美地区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NAFTA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包含了一系列详细的贸易自由化规则和纪律。除了带来北美三个国家之间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外，它同时也为北美其他地区金融服务贸易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框架。

3．东盟(ASEAN)的金融服务规定。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各国并没有放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选择，因为各国普遍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实行市场封闭政策就意味着丧失发展的机遇。并且东盟各成员国认为仅以单一的有效普惠关税制来推动贸易自由化是不够的，因此还签订了其他框架协定。《有关服务贸易的补充框架协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订的。该协定的签署旨在加速服务贸易的发展，逐步实现涵盖众多部门包括金融领域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致力于在各缔约方之间的服务贸易领域，逐步取消彼此或各缔约方间存在的实质性歧视，禁止采取新的歧视性措施。在各成员国根据GATS所做承诺的基础上，继续扩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深度和广度，增进各成员国在服务领域的合作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实现各缔约方各自服务供应商的服务供给与分配的多样化。

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金融服务贸易法律问题。

2002年11月4日，我国与东盟10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宏伟蓝图。2004年11月29日，中国又与东盟10国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并在2005年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业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应是在WTO服务贸易总协议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彼此间服务业合作，减少服务业贸易限制，在服务业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方面有所拓展。中国和东盟国家可以适当放宽服务业贸易限制。对金融、保险和电信等服务业将按照GATS规范和WTO承诺稳步推进。协议宜采用否定式清单与肯定式清单相结合的方法，非WTO成员方也享有与WTO成员在GATS规范下相同待遇，成员方应将特定承诺表的优惠待遇扩展至所有其他成员方。

由于金融和保险是比较敏感的服务部门，在协议内容中，可以参照NAFTA单独对金融和保险列出产业附则和承诺清单。

协议可采用否定清单制与肯定清单制相结合的做法，一成员方在做出具体承诺时，首先要确定其愿意适用国民待遇的部门，未列入的部门，成员方不承担国民待遇义务(肯定清单)；然后分别列出这些部门适用的与该原则不一致的措施，未列入的限制措施均不可再采用(否定清单)，即外资项目只要属于清单上所列明的领域，在否定清单中又未明确具体限制措施，都无须政府再明示批准。采取肯定清单与否定清单结合的办法，我国不仅可以选择具体开放的金融和保险业市场，而且可以通过列入限制措施的方式决定这些市场的开放程度。

四、金融服务贸易多边法律规范与区域性法律规范的相互作用

就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而言，多边规范与区域规范在多边协调与区域协调中各自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区域组织的成员多数是WTO的成员，因此，他们既要遵守区域规范，又要遵守多边规范，在规则上体现一定的趋同。但多边规范与区域规范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与矛盾。

1．WTO和NAFTA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的比较。

在金融服务贸易的管制方面，NAFTA和WTO反映的是大致相同的方法。这不仅因为推进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是二者共同的目标，而且还在于NAFTA金融服务谈判与GATS体制下的金融服务谈判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谈判中，NAFTA的谈判者有意识地使NAFTA的文本与GATS的文本保持一致，有的规定则与GATS完全吻合。这从贸易法的角度看，意义重大。另一方面，NAFTA的某些规定比相应的GATS的规定更详细、包括的范围更广泛，因此也可能会产生某些冲突。在促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WTO与NAFTA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相同的。他们都体现为传统的贸易法原则在金融服务领域的运用，都致力于金融服务贸易有关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国民待遇限制的普遍取消。但在设立权力的给予方面，NAFTA的规定则更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2．WTO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的比较。

欧盟与WTO在金融服务贸易法律方面有实质性的差异。这种不同主要是源于欧盟的机构机制。基于成员国之间目标的相对一致和统一的政治进程，它能够且已经制定了大量的实质性的形成协调基础的规则。而WTO中，由于成员国之间目标的巨大差异，以及监管制度、监管水平的不同，决定了其现实的做法只能是制订金融服务贸易的框架协议，而非协调成员国的法律规则。

3．金融服务贸易区域安排的WTO合法性问题。

无论是欧盟的金融服务指令，还是NAFTA的金融服务规定，在WTO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发生法律效力。ASEAN的《有关服务贸易的补充框架协定》亦与GATS的精神相吻合，但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考察，仍有重大意义。

第一，无论是欧盟成员国还是NAFTA和ASEAN的缔约方，都是WTO的成员方，都有义务履行其依WTO法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第二，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性安排是否符合WTO的有关规定，对于非区域安排内的WTO成员国的金融机构来讲是重要的。

第三，与相关国际协议的规定保持一致也是区域性组织所追求的目标。

无论是欧盟的金融服务指令，还是NAFTA的金融服务规定以及ASEAN的《有关服务贸易的补充框架协定》，它们都符合GATS关于服务贸易的经济一体化的规定。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它们是GATS最惠国待遇的永久合法例外。

但是关于区域安排的WTO合法与非法的讨论还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因为虽有100多个优惠安排通知WTO，却只有一个获得WTO成员的一致通过，其他的则只是在通知WTO后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4．区域性法律规范对多边法律规范的启示。

从法律角度而言，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性法律规范对WTO体制下的多边法律规范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多边法律规范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普遍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义务。在GATS之下，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并非普遍义务，它只约束成员国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这意味着任何新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都不在GATS的调整范围之内。这对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而言是非常不利的。而欧盟从一开始就实行法理上的国民待遇，并不断扩展其使用范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ASEAN的《有关服务贸易的补充框架协定》也规定了金融服务方面的普遍国民待遇义务。这显然比GATS特定承诺的国民待遇更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在继续取消成员国现存贸易限制的基础上，实行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普遍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义务，是多边法律规范的发展趋势，也是金融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必然要求。

（2）最低限度的协调成员国的监管规则。

任何金融服务贸易协议都会产生审慎监管的政策问题、国内监管者之间责任的分配问题，以及对管制进行进一步协调的最终需要。对多边贸易体制而言也不例外。最低限度的协调成员国的监管规则，不仅出于促进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考虑，也出于加强金融审慎监管的考虑。

但是，仅有GATS的谈判并不能完全实现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但它无疑是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基础。将监管方面包括在内是下一轮谈判应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多边环境中讨论金融业监管问题，从而使金融业完全获得GATS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承诺的益处。但是，WTO体制下的协调只能是“最低限度”的协调。欧盟金融一体化的实践证明，在金融领域进行完全的协调几乎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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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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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法论文篇4

【关键词】普惠金融；小额信贷；对比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尤其是贫困群体和低收入人群，他们都在生活中的资金需求都要通过信贷的方式来满足。当今社会，主要的贫困群体都集中在农民之中，因此小额贷款的受众也就倾向于农民阶层。

一、课题相关解析

农村金融在我国的金融系统中一直是最薄弱的一环，其根本原因就是成本和风险较高，而受益则相对很低。据调查，2006年全国范围内有贷款需求的农民超过60%，但这个群体中的40%的人无法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而在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的人中有30%表示获得的资金少于他们的实际需求。事实证明，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在贷款等金融服务上无法享受公平的待遇，普惠金融系统的建立就有其必要性。

2005年，普惠金融的概念在世界银行举办的一次小额信贷相关的宣传年会上被提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和小额信贷具有紧密的联系。经过发展，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阶层筹资的困难起到了很好的缓解作用。可以让贫困阶层利用投资机会改善贫困现状，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进程。

由于更方面的实践取得了成功，我国的一些相关研究人员开始认识到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并在2006年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推广，一些研究文献开始出现。相关的研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产生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何广文在2010年提出，普惠金融是一个从小额信贷本身延伸出的一个概念，当前只有让小额信贷行业取得良好发展才可以确保普惠金融体系很好地设立。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确保小额信贷成为相关机构的自发行为。

虽然相关的研究已经展开，但是相关研究文献太少，无法满足其发展的理论需求。而且相关文献对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造成了混淆，出现无法明确区分的现象，这将对惠普金融事业的发展形成阻碍作用。为此，本文在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两者的产生的源头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罗列对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

二、小额信贷的发展和普惠金融的产生

小额信贷具有金额小，无担保等特点，它是信贷和扶贫的创新结合，是脱胎于传统的银行贷款的一项新举措。其发源地为欠发达地区，在亚洲和非洲等地较早出现。其最初的形式已经较为完善。其发放的金额较小，收回期限较短，拥有担保团体，可以分期还款，继而连续贷款，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穷人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资金。但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小额信贷团体的资金来源都是政府或相关的投资者，在资金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贷款的需求却在相应的增加，这给当时还没有存款业务的小额信贷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只好通过相关的储蓄来维持运作资金。随着其自身不断发展，相关的群众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需求。因此，小额信贷发生了转变，开始向微型金融过渡。

虽然微型金融的发展证明贫困人群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但是其服务对象无法向更广泛的范围扩展，所有人能够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务的目标更是无法达到。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性，微型金融必须和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的体制相结合，于是普惠金融体系为满足这种要求而出现。

三、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产生的原因区别

小额信贷的出现了是为了满足低收入者的需求，具有一定的扶贫性质。当时，大量的贫困人口无法在正规的机构获得资金，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实验性项目首先在孟加拉和拉丁美洲开始出现，其产生之初相关人员就认为这是对贫困人员进行帮助的良好手段。1993年，我国的社科院成立了小额信贷的相关组织，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其纳入到现实实践当中。

普惠金融自身的产生过程决定其具有内生性，以依靠金融体系的不断改进来实现自身功能的展现为侧重点，强调其机构本身应该为所有受众提供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已经拥有资金基础的团体提供服务。从其业务角度来看，一个合格的普惠金融系统应该实现为所有受众服务的目标，并让相应的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二）理论依据区别

信息不对称理论将小额信贷受众的边缘化地位进行了透彻的理论描述，并成为其联保机制得以构建的理论基础。小额信贷受众的边缘化体现在贫困群众无法在正规的相关机构获取没有抵押、不需要担保的资金。交易费用理论则是为那些因每次贷款金额较小、居住地距离正规机构较远而导致贷款需要付出的代价过高的受众提供相关服务的理论基础。金融创新理论则往往是和相关成本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通过金融创新可以实现相关成本降低的目标。

发展权理论认为，人类都需要发展，每个人都有实现发展的权利。发展权理论体现了普惠金融中服务所有阶层和群体的理念。科学发展观也是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不过其侧重点在于发展的科学性，为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进行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提供是否合理提供理论依据。普惠金融本身功能的发挥就是为了创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因而和谐社会的相关理论为其提供了功能发挥层面的理论支持。

（三）相关机构类型区别

小额信贷的相关组织不同于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是一些指向性较为明显的组织，没有吸收存款和买卖债券的职能。普惠金融的相关组织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银行类和非银行类机构以及一些合作性质的组织都提供相关的服务。

四、 总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贫困群体对资金的需求也随之增强，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为其需求提供了资金支持。二者都是具有扶贫性质的贷款服务。本文通过对本课题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对两者之间的发展情况作出对比，进而实现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相关解析。

参考文献：

[1]黄志华.发展小额信贷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研究[D].发展小额信贷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研究，2012

金融服务法论文篇5

关键词：仓储 增值服务 金融仓 运作模式

引言

随着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如何增加基础物流活动中的高附加值成为许多企业所关心的问题。一般的基础物流活动包括仓储和运输，从目前的仓储物流企业看，大多数仓储业务依旧是提供简单的货物堆存服务。仓库功能单一，盈利模式单一，投资回报率低。当前实践表明，单一的仓储型物流企业是一种低端的、低利润的服务行业，发展前景堪忧。转型创新业务、寻求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是仓储型物流企业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仓储型物流企业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发展，这就需要其突破传统功能的局限性，为客户提供多种多样的增值服务。基于此，本文结合金融物流的创新，探究仓储物流企业开展金融仓服务的切入点和运作模式。

金融仓储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金融仓储的相关理论研究甚少，就目前可查询到的6篇研究文献看，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金融仓储的概念及业务种类”等方面。如孙颖、唐春宇认为金融仓储是指专业服务于金融业，为银行信贷提供第三方动产抵质押管理的专业仓储服务（孙颖、唐春宇，2010）。陶永诚（2010）认为金融仓储是指为金融机构相关业务提供第三方动产抵质押管理的专业仓储服务活动。对于金融仓储的具体业务种类，姚星恒（2010）、黄宁（2010）认为金融仓储的核心业务即动产监管和仓单质押。郭延安（2010）认为金融仓储业务模式可以归纳为：仓单质押监管模式、动产监管模式、授信融资监管模式和垫付货款模式四种。吴金旺（2010）认为金融仓储是创新的产物，它为银行提供动产抵质押品的仓储保管、监管、咨询等服务，银行行使抵质押物的占有权，使银行贷款更安全、企业融资更方便。陶永诚（2010）认为金融仓储的具体业务有：一是动产抵质押存放、保管与价值评估；二是动产抵质押价值标准设计；三是动产抵质押品价值动态监控与风险提示；四是受银行及借款企业委托，开展动产抵质押品变现操作，或辅助提供动产抵质押品变现信息和操作建议。学者们普遍认为金融仓储业务是指为金融机构提供仓储方面的技术支持，以保证相关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本文认为典型的金融仓储业务不仅有物流活动中的融资，还应包括动产质押中货物的评估与监管、仓单质押中仓单的开具等。本文旨在讨论金融仓建立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金融仓的的运营主体、切入点和运营模式。

金融仓理论基础与内涵

（一）金融的核心是等价物的融会贯通

随着交换的发展，价值形式演变成了货币形式，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体现，其本质是替代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传统的金融机构，其最基本的业务是将社会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吸收公众存款），然后出借给急需资金的人（发放贷款），是货币资金供需双方的中介人，其宗旨是促进货币资金的融通。正如陈志武教授所说“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而由价值理论可知货币只是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形式，代表的是商品的价值。所以从本质上来说，金融意指商品价值的融会贯通，或者是可以代替商品价值的等价物的融会贯通。

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活动被纳入到金融范畴之中，而不再仅局限于货币交易。例如在国际贸易远洋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海运提单，虽然它不是货币，但同样具有金融属性。海运提单是代表在途货物价值的等价物，转让提单便转让了货物的所有权。正因如此，海运提单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流通，发生价值的交换。

（二）仓储是供应链物流整合的基础

供应链物流管理的本质是整合，在货物流通过程中，有效整合其移动、储存等物流作业以及叠加在其上的商流、资金流，可以使供应链物流的价值最大化。位于供应链中的企业，通过对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控制，组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这其中仓储是功能网链的基础（亦或是载体）。通过供应链的整合，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仓储产生新的金融属性。仓储型物流

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协助下，可以有效地组织和调剂供应链中货币资金的流动，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保险等服务，为供应链物流的运营提供有效的资金占用转移，实现新的价值交换和流通。这种商流、物流、资金流的有机结合，使供应链中的不同企业获得了高附加值。

（三）金融仓的内涵

金融仓是具有金融功能的仓库，是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仓储型物流企业。这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仓储物流企业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关的服务，成为某项金融活动的一部分，以保障融资、结算和监管业务的顺利开展；二是仓库自身开具的仓单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扭转。正如海运提单是在途货物的等价物一样，仓单也是仓库中货物的等价物，《合同法》规定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物权法》则明确定义仓单为一种有价证券，从而在法律上认可了仓单的流通性。

金融仓运作模式分析

（一）仓储物流企业开展金融物流服务的条件

我国物流企业的发展环境日趋严峻，行业间竞争加剧，单一的仓储业务已经难以支撑仓储物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物流服务形态由基础向整合、由粗放向精益的趋势已经成为必然。文章认为传统的仓储企业在开展金融仓服务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经金融机构认可的用于存放质押货物的仓库；对货物具有所有权或占有权；有采购执行或分销执行等形式贸易业务支持，或者有某种商品的权（该商品必须是便于流通，具备透明稳定的市场价格体系）；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或强大的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可能面临资金链将断，或资金周转不济的企业，其对资金有需求的渴望；合适的质押物选择，质押物应合法，有较好的流通性和变现能力；仓储物流企业有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和有一定操作经验的业务人员，科学的业务实施流程体系以及严密的合同、业务等管理制度。

（二）仓单增值服务

仓单增值服务是指仓储物流企业接收到货物并检验合格后，为货物所有人开具代表货物价值的仓单，此仓单能够在特定的市场上进行流通或者作为银行进行仓单质押贷款发放的凭证。

1.期货交割库中的金融仓服务。期货交割库中的金融仓服务是利用仓库开具仓单并能够在期货市场上流通交易而获利的一种业务（见图1）。例如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铜的指定交割库有上海国储天威仓储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这些仓储物流企业开具的仓单被称为标准仓单，不仅能够在交易所进行流转交易，还可以在交易所之外的市场上进行融资。交割仓库这一项增值业务可以为仓储物流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还是以铜交割仓库为例，来自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数据显示，铜交割仓库除收取0.40元/吨*天的仓储租金外，还会收取进库费、出库费、过户费、分检费等一系列其他费用，如表1所示。

2.电子现货交收仓库的金融仓业务。电子现货交收仓库的金融仓业务是指仓库开具的仓单能够在电子现货市场上进行流通交易。电子现货市场是以现货仓单为交易对象，通过计算机网络在相应的电子平台上进行集中竞价买卖，统一撮合成交，统一结算付款。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该交易所上市品种包括原油、pta、聚酯切片等20多种，每种商品都有若干个交收仓库。如pta指定交收仓库包括国家物资储备局浙江八三七处、杭州临港物流有限公司等五家交收仓库或交收点。由交收仓库开具并经交易所确认过的仓单——《存货凭证》便可在交易所进行流通转让，实现货物价值的转移。另外，《存货凭证》还可作为凭证向交易所合作的银行申请质押贷款，如“民生银行—渤海商品交易所存货凭证质押融资”产品、“渤海商品中间仓交易商融资”产品等。电子现货交收仓库金融仓业务流程与期货交割仓库金融仓业务流程类似。

（三）动产质押监管服务

动产质押监管服务是指银行在开展物流金融业务之时，需要仓储物流企业对债务人提供的质押物进行监管，以保证货物的安全。在这种模式下，金融仓主要为银行的物流金融业务提供技术支持，以保障物流金融整个业务的完成。仓储物流企业需要保证货物不出现物理上的损失以及丢失被盗情况的发生，否则将会担负起质押物的赔偿责任。按照是否允许质押物中途替换的不同，又可分为静态质押监管和动态质押监管。前者是指在质押期限内，不允许债务人对货物进行替换，直到债务人归还借款。后者是指允许债务人在质押期

限内对质押的动产进行替换，只需保证质押物的总价值维持在额定水平之上。对于动态质押监管业务来说，仓储物流企业不仅需要完善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还需要一定的动产评估能力，以保证对动产价值进行准确的核定，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此类金融仓的业务流程如图2所示。

动产质押监管费已成为一种新的盈利模式，目前监管方主要实行定额费用收取办法，如与工行合作的监管费每笔最低不少于5万元，与中行合作的中远物流每年则不低于20万元。

除上述金融仓服务模式外，还有统一授信模式下的金融仓服务、采购、分销执行的金融仓服务等。仓储物流企业应选择合适的服务种类，增强风险意识，加强信用管理，由内而外，由小及大地做好仓储金融服务转型，以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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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耀球，施先亮等.供应链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8.周凌云，赵钢等.物流中心规划与设计[m].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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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秋明.论担保机构的金融属性[j].改革与战略，2007（4）

11.刘迪.从运输和贸易的角度谈提单的属性[j].商业研究，2009

12.白钦先，汪洋.国债金融属性的理论分析[j].武汉金融，2008

13.华嘉机构课题研究小组.金融的本质是什么[j].科技智慧，2010

14.徐金丽.论提单的流通性[j].北方经贸，2010

金融服务法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监管 金融创新。

1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建立了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1.1 农村金融机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主要由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共同组成。从 2006 年以来，我国开始引导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改革进程中，村镇银行、农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激活了农村金融市场。截至 2010 年末，全国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509 家，其中开业 395 家。全国新设立“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 2451 家。

1.2 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现状。

近几年来，各涉农金融机构大力的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例如：大力推行创新贷款，通过开办创业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贷款业务，切实解决农业贷款难的问题。从资本市场方面来看，重点之处是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股票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实现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企业债等直接融资产品，进一步拓宽了涉农企业融资渠道和融资来源。至 2010 年 6 月末，共有 14 家涉农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实现了上市融资，合计募集资金 118.8 亿元；共有 31 家涉农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 604 亿元，中期票据179 亿元，合计募集资金 783 亿元。

1.3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这些新要求相比，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其表现有：

1.3.1 农村金融机构和业务萎缩。

目前，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大量从农村地区撤离，如 2008 年末，河北省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 9958 个，比 2005 年减少 766 个，保留下来的分支机构也不再有独立的贷款权限，变成了单纯的“吸储机器”，在农村地区的存贷差不断扩大。农村信用社在贷款方面只对少数农户发放贷款，而抵押品种十分有限，起不到真正为农村弱势群体服务的目的。农信社的改革也使业务不断偏离“三农”，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了乡镇企业，农业贷款比重不断下降。

1.3.2 农村金融机构间的分工不合理且效率低下。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间缺乏竞争性，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几乎处于垄断的地位，垄断必然带来低效，损害了农村需求者的利益。另外，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农村商业性金融结合的不好，农村政策性导向的力度不大，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提供的适合的金融服务明显不足。

1.3.3 农村资金缺口大且大量外流。

现阶段，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外流到城市或非农产业的现象仍存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大量缩减，剩余的部分分支机构也不再有独立的贷款审批权，只具有资金组织权、贷款调查权和回收权，成为了“吸储机器”。邮政储蓄银行利用网点多，结算畅通的优势，大量吸收农村存款，吸收的存款主要上缴总局，用来同业存放和证券投资，没有使资金真正回笼到农村地区。

1.3.4 组织管理体系混乱，缺乏与农村金融相匹配的配套设施及保障。

目前，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相对落后，社会信用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中介服务不规范，致使难以控制农村贷款的风险。另外，许多商业银行农村分支机构和信用社的管理人员，只考虑仕途升迁和个人利益，忽视经营管理和农户的金融需求。农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较窄，信用担保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缺乏等现象，这些都不同程度的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1.3.5 金融创新不足。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村金融产品种类和服务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目前农村金融产品品种单一。农村金融主要以传统贷款为主，贷款种类较少，缺乏票据融资、项目理财、投资顾问等新的金融服务，无法满足一些优质客户的金融产品需求，而流失一批优势客源。并且，金融服务手段落后，受人才、技术等条件影响，金融业务办理时间较长、效率低，且低风险、高收益的中间业务缺乏。

2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启示。

农村金融是一个国家处于二元经济时期所特有的金融现象，各国在此过程中都多少遇到了一些问题，因此，我们从发达国家农村金融体系中，找出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2.1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

2.1.1 美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美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较晚，在 20 世纪初期大多数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才开始建立，为了实现农村金融体系的迅速完善，美国政府最初采取了先由政府创设，后积极培育农民力量，政府干预在逐渐淡出的策略。美国根据《农业信贷发》建立了一个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美国对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实行了税收优惠、利率补贴等措施。在美国，商业银行在农村市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国的农业实行农场主经营的特色，能满足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因此，商业银行支农意愿强烈。

2.1.2 日本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日本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经济实力较强，以合作金融为依托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主要包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和农业信用保证机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主要是日本政府根据《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设立的。农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其它几个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干预农村金融力度最高，日本政府通过向农协组合增拨财政资金来扶持农村金融机构。

2.1.3 印度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印度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人均耕地较少，正处于工业化和传统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中，经济相对落后，主要依靠大银行来带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印度颁布了《印度储备银行法》来保障农村金融对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了 31 家分支机构，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了 2- 3 家分支机构，并且规定了必须将全部贷款的 18%投向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在扶持农村金融机构方面，印度对农村金融机构采取了利率补贴计划，并且规定了商业银行农村信贷的差别利率。印度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宽松优惠的贷款条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颁布的《地区农村银行法》明确规定，地区农村银行的经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农村地区到目前为止受到忽略的那部分人的专门需要”。

2.2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借鉴与启示。

2.2.1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快速发展与完善需要政府的扶持。

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同时也是一个弱质产业，追求高利润的农村金融机构，会从收益较低的农业和农村流向工业和大城市，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失灵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纠正。各国政府一般都会制定一套扶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的措施。

2.2.2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

完善的法律法规可以规范农村金融体系的有效运作，避免人为因素的干预，以更好的保障农业发展。我国目前尚未建立针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法律法规，因此，我国应加强对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规范农村金融体系的行为。

2.2.3 优化农村金融环境。

各国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制度，建立各种管理、协调、服务性机构，设立担保基金，发展农业保险等措施来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农村金融环境的不断优化，使愿意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金融机构不断增加，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服务主体逐渐实现多元化，推动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2.2.4 商行支农力度的加大。

国外的经验表明，政府无权强迫商业银行服务于农村金融市场，但可通过运用利益机制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自愿服务于农村金融市场。政府也可以要求商业银行将存款增长按一定比例用于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的购买，对于支持政府农业政策的商业银行贷款给予利差补贴等。

3 借鉴国外经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对策选择。

3.1 规范农村金融机构及业务。

依照透支主体多元化，坚持产权关系清晰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动农业正常发展。同时放宽保留下来的金融分支机构的独立贷款权限，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贷款额度，加大对乡镇企业资金注入。此外，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保险模式，国家可以给予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免除保费收入的一切税费，加大保险组织自身积累功能，保障农业正常发展。

3.2 对农村金融机构要有明确的功能定位。

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在充分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首先，农信社要经营成商业上可持续、主要服务于乡（镇）、村和农民的金融机构。其次，农业银行要立足农村金融、发挥出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的作用。再次，农业发展银行要扩大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把建全市场机制、提高市场效率、繁荣农村金融市场作为长期目标。除此以外，支持发展其他形式的农村金融服务组织，引导其他金融体系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

3.3 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建立资金均衡机制，首先，建立金融机构考评制度，监督金融机构履行农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通过财政资金补充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农村资金高效率的转化为农村投资。其次，结合金融市场准入制度的改革，把其他金融机构推入或引入农业领域，规定县及县以下的金融机构，在农业上的贷款必须达到吸收存款额度一定比例，以减少农村资金外流。

3.4 积极推进农村金融创新。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要更新金融发展理念。首先，大力推行创新贷款，通过开办创业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贷款业务，切实解决农业贷款难、农村发展慢、农户收入少的问题。其次，建立完善利率定价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再次，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以适应经营者对结算、票据流通、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更高要求。最后，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在农村建立多层次体系、多经营主体的农村保险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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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威。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协调发展研究：[学位论文]，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7.

金融服务法论文篇7

摘要:随着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也日益显著.本文通过回顾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详细分析了分业经营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金融业发展的利弊影响，继而分析了金融业合业经营这一不可低档的潮流的产生及影响，阐述了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及当前在此潮流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合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其业务经营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目前世界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金融趋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也日益明朗。本文拟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全球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略作分析。

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的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为此，讨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混合经营，没有严格的业务范围的划分，金融机构的种类也比较少，服务品种也不丰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银行几乎承揽了社会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品种。银行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中解脱出来，开发了中间业务，但是这些业务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后，30年代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体制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银行体系，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他们将危机的诞生主要归因于银行发展的多项综合业务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从而为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此而颁布的银行法便主要着眼于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以降低风险。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承销和发行证券，二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严厉禁止交叉业务和跨业经营。其二，该法案对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进行了限制。最初规定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来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许支付少量利息。这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支付危机。其三，该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存款给予保险，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储户利益，同时提高银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严格限制下，美国金融业在分业状态下迅速发展着。这时候，以前从属于银行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并有了自己独立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支柱。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的交叉，严格的业务划分被逐步打破，，经济学家及政府都开始考虑关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业的安全发展问题。经过长久的争议与探讨，1999年12月，美国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新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二、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其业务范围及机构设置并没有自动的划分开来。最初几年主要都是由银行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业务（存款与放款业务）之外新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率先立法，限制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融合，要求分业经营，随后，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分业经营能够使各金融机构更加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优势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盲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这样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当时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并使其收益更加稳定和有保障。其次，分业经营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实施严格的业务划分，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都相对单一化，简单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其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业经营的立法规定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一立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格的业务划分使投资者失去了方便，快捷而又综合化的服务机会，投资者不得不与多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往来以满足其多种金融需要。同时，它也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为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所以现实中，许多大银行都力图混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可以说，这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分业经营降低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将过去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投资银行不必再担心来自于许多大的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许多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在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这对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的全球化，而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状态无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于是各个国际性的大银行纷纷朝着业务的综合化方向发展。他们通过金融创新，开发，设计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产品，绕开法律的壁垒，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型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NOW账户，现金管理账户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这一环境中的产物。

分业经营规定的最初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然而在事实上，面对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它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正因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分工的界限，走上了业务经营全能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合业，这是与西方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负债业务比例的变化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逐步下降，定期储蓄存款的比重相应上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开拓中长期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第二，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寻求更多的盈利渠道。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竞争激烈，银行盈利水平普遍下降，这迫使银行业开拓新的业务和品种。他们一直想方设法绕过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张，突破传统的业务束缚，开发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于这些积极创新的银行而言，许多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为通过创新业务的开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限制。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当局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取消了一些过时的法规，适时的为商业银行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便和支持。第三，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从最初的资产管理理论到负债管理理论及至70年代末期出现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他们都是为了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而产生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只重视资产或者只重视负债的理论的偏颇之处，使商业银行真正的从其资产负债业务双方着手，同时拓展资产负债业务，使其相匹配，达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的发展适应当前金融形势，为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不断走向全能化综合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综合业务的开展。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理论的发展乃至政府监管水平的发展都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做好了准备。分业经营终究只能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1999年12月，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废除了已实施六十余年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规。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业经营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兼并与重组将会加剧，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会日益加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隐含着许多风险。

首先，合业经营将加剧兼并行为，使各金融机构过分重视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综合化，而忽视了稳健经营这一根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兼并的机会成本就是其稳健程度，稳健经营要求管理人员经常不断敏锐的监督本机构运作情况，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去过分关注合并以扩大规模和范围，这可能造成在管理文化，预期，策略及日常业务经营等方面潜在的混乱。由于合并各方在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合并后能使各方的优势结合并发挥其规模效益还取决于整合是否成功，而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其次，合业经营也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金融机构自身都更清醒的认识到风险所在并加以防范。而对于某些项目，即使那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对其所面临的新的风险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综上所述，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社会经济金融形势都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时，才能够适当放宽对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我国所采取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一旦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为健全，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便可朝着业务监管综合化方向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

金融服务法论文篇8

关键词 金融创新 金融法教学 金融法律人才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Teaching Reflection of Financial Law under

the Contex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LIU Yali

（Department of Law，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o train a qualified legal services personnel to adapt to the market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we should demand the contex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financial analysis of legal talent to start， explore innovative teaching reform of financial laws， establish a knowledge of law students complete general education and structure， based on the student's financial laws to enhance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as the way to achieve the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and ability to learn and improve their legal ethics and social feelings as the ultimate goal， the latest financial law practice introduced into the classroom，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teaching system.

Key words financial innovation; financial law teaching; financial law talents

1 对金融法律教学现状的分析

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充分的就业。如果高等教育不能使得学生在就业中获得优势，那么高等教育就失去了意义。如我们聚焦于金融领域，会发现随着金融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工具创新起此彼伏，各个金融领域包括包括银行、保险、投资、私募、期货以及证券等，对律师和公司法务的需求非常大，但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形成了较大的用人缺口。笔者了解到，现在金融法专业的毕业生对金融法律服务职业来说，专业可谓非常对口。但是很多毕业生无法适应金融法律服务的工作要求，甚至某些名校毕业，成绩很好的毕业生在毕业后2～3年仍然不能很好地适应。他们中有些人缺乏法律执业的基本素养，有些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些人学到的知识体系和现实需要完全不匹配，种种不适应的出现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法学教育问题。

2 金融创新语境下金融法律人才的市场需求分析

全球主要经济体每一次重要的体制变革，往往伴随着重大的金融创新。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是全球瞩目的大事，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金融管制放松等无不对金融体制产生影响，特别正值互联网金融潮流兴起，在传统金融部门和互联网金融的推动下，中国的金融效率、交易结构，甚至整体金融架构都将发生深刻变革，促生着中国的金融制度创新。

除金融制度创新外，金融创新还包括金融工具创新，即在现有理论基础之上和既定基本制度框架之下的一种具体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工具是特定的收益和风险的格式化匹配。但从法学的角度看， 一个新的金融工具就是一组权利和义务的格式化匹配。

对金融创新进行分析，法与经济学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工具。法学通过观察金融市场交易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特征， 构建恰当的法律关系，确立公正有效的市场规则，用以保护各市场主体的权益，规范其交易行为;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看作是一个能够影响当事人成本收益结构的因素，一个能够增加或者减少成本、降低或者提高收益的手段，因而更像是一个激励机制。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合格的金融法律人才不但要通晓一般金融、证券等法律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对各专业法律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包括公司法、税法、收购与兼并、资产重组、银行、证券等方面的法律。他们不但要通晓法律，还要对经济学和金融学有基本理解。

金融法律教学应当以培养应用类法律人才为主，亦即金融法律教学应当关注其实用性。然而，这种关注不能沦为单一的职业培训，金融法律人才之所以特殊，是需要在金融法和更大的法学教育领域通过正规的学术训练、专门的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得来。因此，金融法律教学应当重视人才培养的实践性，但是不能矫枉过正，忽略了人才培养的规范性，因为专业的学术积累对实务操作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3 金融创新语境下金融法律教学的创新探索

金融法律教学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学生运用金融相关法学理论与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把金融法律的应用做得融会贯通，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金融法律的科研和教学才能做好。金融法律的融会贯通，也绝不仅仅是应用几个法律模板，套用几个法条就能做好的，它还需要扎根于金融法律的基本原理，并掌握最新的法律动向，还能跟得上新的金融制度创新和层出不穷的新的金融工具的发展。可以说，金融法律的应用就像金融法律领域解决问题的“工程师”。在实践性很强并迅速发展的金融法律领域，只有先做好了“工程师”，才有可能成为学术分析理论分析的“科学家”。

3.1 培养学生的法律通才基础

金融法律教学应该培养可以深入思考，有自己见解，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工作者，而不是只培养法律工匠。没有通识教育（包括法学通识教育），只有法学职业训练则只能培养“法律工匠”，容易缺乏人文底蕴，而法律是一门与人打交道的学问。没有对人的终极关怀，没有足够的人文素养，很难成就一名优秀的金融法律工作者。

3.2 为学生建立金融法律的完整知识体系

金融法律人才不仅要通晓金融组织法、金融交易法、金融合同法等法律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对其他相关部门法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包括公司法、税法、收购与兼并、资产重组等方面的法律;不仅要通晓法律，还要对经济学和金融学有基本的掌握和理解。

金融法学是以研究我国金融法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对象的一门独立的法律科学，在我国法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金融法又涵盖了部分经济法、商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内容。伴随着我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金融法形成了非常活跃、非常具有实践性、变革性及包容性的学科体系，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金融法律教学在法律本身的教学之外，也非常需要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渗透，包括懂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宏微观经济学、会计、税务等经济学知识。

金融法律的完整知识体系是一张张知识点和他们关系的网络图，是金融法律学生毕业后可以熟记于心的思维起点。

3.3 以金融法律最新实践为基础教授金融法律操作的基本原则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要是你不能言简意赅地解释某种理论，那就说明你自己都还没有理解透彻。所以，这些基本原则教学的第一步就是，授课教师首先要对这些基本原则深入分析和了解。然后，深入浅出，用一个金融法律最新实践案例包装着一个基本原则进行讲解。风靡全球的TED演讲总是能把时间控制在18分钟以内，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说明了为什么这项时间限制产生如此好的效果：聆听陈述的人们往往会存储相关数据，以备未来检索之用，而太多的信息会导致“认知超负荷”，进而推升听众的焦虑度。它意味着，如果你说个没完没了，听众就会开始抗拒你。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会记得你努力希望传递的信息点，甚至可能一个都记不住。受此启发，笔者也将每一项原则和案例的讲授时间控制在18分钟以内。而后会有一个10分钟的讨论。这一张一弛的方法在实际得金融法律教学过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3.4 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操守和社会情怀

金融创新最活跃的部分是金融工具的创新，主要围绕金融新品种、新工具以及新服务项目上，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找到得行制度的漏洞和突破现行制度的限制，逃避金融管制和转嫁金融风险，追逐创新活动的超额利润。法律职业的天职就是追求社会公正。法律职业伦理的目的是维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团结和声誉。任何有悖于法律职业伦理的行为， 不只是有害于行为者个人的职业声誉和信誉， 还会损及同行乃至整个共同体的声誉、地位和权威。在笔者实际的金融法律教学工作过程中，由于现实情况的限制，专门开设法律职业伦理的一门课程并不实际。所以针对金融法律的现实要求和特点，在实际的案例教学中，笔者穿插了许多法律职业伦理细节的分析，强化了法律职业伦理在金融法律服务中的重要作用。金融法律服务中最活跃，需求量最大的方向在于为金融工具的创新提供法律服务。

3.5 以实例教学培养学生对新领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能力

金融工具的创新就是在不断地寻找金融制度的漏洞，进而获取超额利润的过程中完成的。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创新，金融工具的创新也是无止境的。例如，在这个蓬勃发展的信息时代，互联网金融的“参与者深谙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髓，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工具，使得传统金融业务具备透明度更强、参与度更高、协作性更好、中间成本更低、操作上更便捷等一系列特征。”然而，如果只是机械地教授给学生互联网金融的基本特点，在学生毕业或者真正独立地开展金融法律服务时，科技或者社会的进步极有可能又孕育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所以，要想真正适应金融法律执业不断变化的要求，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终身的学习者，一个可以自我管理的学习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实践总结，笔者发现现在金融法律的学生在自学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文献检索中容易迷失方向，无法发现关键问题，无法保证足够的自学时间。而一个拥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的学生应该具备：对金融法律有浓厚兴趣，积极准备，积极参加课堂讨论，能发现真正的问题并解决问题，同时他们并不害怕失败或者承认没有听懂。这些素质也为真正独立的金融法律执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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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法论文篇9

【关键词】汽车金融；高技能；综合实践；研究型教学

一、汽车金融服务的产业背景

金融为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就像“心脏”为产业提供“血液”。金融和产业相互紧密融合，实现了资金融通、资源整合、价值增值的功能，推动了产业金融的发展。汽车金融就是为汽车产业提供金融服务，包括在汽车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提供资金筹集、信贷运用、抵押贴现、金融租赁、保险、投资等金融服务。

考察国外汽车金融服务的现状，银行、企业及个人只要符合条件均可发起设立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资金来源充足，渠道包括银行、汽车制造商、资本市场等。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主要融资方式是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商业票据、债券融资、汽车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有80%的资金来源于此。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盈利模式从过去的资金成本与放贷利息的利差，转变到开发提供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服务产品，通过资本运作从证券、债券、保险等多个市场获取利润。并且拓展汽车制造上下游相关产业，开发汽车租赁、汽车评估置换、汽车物流、汽车旅游、汽车维修、汽车会展等衍生服务产品，以美国为例，汽车产业链利润中超过70%来源于此。

我国的汽车金融服务业起步较晚，1995年上海汽车集团首次与国内银行联合推出汽车消费贷款，但经历了10年的“发展—井喷—速冷”三个非常规发展阶段。直到2004年8月，随着上海通用汽车金融公司的开业，我国汽车金融服务业才正式进入专业化发展阶段。由于我国汽车制造商参与市场竞争的时间不长，汽车金融服务产业价值链没有很好地覆盖汽车产业的产供销等各个环节，汽车产业链的资金流并不流畅，影响汽车产业的发展，汽车消费贷款的渗透率仅为10%，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50%—70%。从2009年开始，中国新车销量已跃居世界首位，2011年11月，汽车保有量突破1亿。随着我国汽车消费群体年轻化、消费观念的变化、汽车金融产品供给的丰富以及汽车金融服务效率的改善，民生银行和德勤联合预测中国汽车消费金融的市场余额将超过10，000亿。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高素质、高技能型的汽车金融服务人才显得非常缺乏。目前，中国汽车金融服务的从业人员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具备良好的金融服务营销知识，但缺乏技术专业知识：二是属于技术专业型，但不懂金融服务营销。而汽车金融服务专业在全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数量较少，汽车金融服务领域存在着人才极度匮乏、水平低、结构不合理等不良现象。因此，需加强对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大力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汽车金融服务人才。

二、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现状

郁玉环（2005）的研究认为，汽车金融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为：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及汽车金融方面的基本知识和能力，熟悉各种主要汽车产品和常用配件的性能与用途，能从事汽车金融、汽车销售等工作，具有较强实际工作能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肖俊涛（2005）认为，可以通过汽车金融公司在短期内组织一批本科学历以上的汽车、机械类人员进行金融专业知识的培训；对金融类专业人员进行汽车基础知识、生产管理与销售的培训，以此来培养汽车金融服务人才。李艳菲（2008）认为，开设汽车金融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应以汽车工程专业主要课程和金融专业课程两条主线进行课程设计，汽车金融属汽车服务的内容，应归口汽车工程系。潘劲、吕予阳（2011）认为，要通过汽车金融服务专业实训基地建设培养有较强实际动手能力和职业能力的技能型人才，要求学生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论证考证，在校期间必须通过两个以上的职业技能考证。罗嘉泉、叶启明（2012）认为高职培养的岗位主要是汽车信贷的贷前的销售代表以及贷后清收人员，包括帮助客户设计贷款方案，调查客户的信用状况，资料审核，办理车辆的抵押登记，办理出款手续，办理车辆保险，负责对贷款进行催收等。

目前，在我国高校专业目录中还没有设置汽车金融服务等类似专业，高校对汽车金融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和模式。高校的汽车类专业和金融类专业是相对独立、缺乏融合的，达不到培养具有复合型特征的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的要求，满足不了汽车金融服务市场对人才数量和质量的需求。

我们认为，汽车金融服务应该要有一个专业的定位和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汽车金融服务专业人才是既懂汽车知识又懂金融知识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我们还认为，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以校企全程参与系统化综合实践人才培养理论为基础，以实施职业素养与技能研究型教学为实践模式，建设与汽车金融行业发展相适应的汽车金融服务专业，制定引入了国家职业标准、行业水平标准和企业岗位标准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培养途径，通过高效的校企合作机制和素质教育机制，培养出适应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

三、基于汽车金融产业价值链的职业岗位群和人才需求分析

汽车金融服务贯穿于汽车产业价值链的研发设计、原材料获取、生产、流通、市场销售、使用服务和回收处理七个环节，以汽车金融为核心的产业价值链管理，可以促进资金、信息的顺利流动，实现资本增值。汽车金融活动包括了经销商融资、消费者融资、汽车保险和其他相关业务。

我国的汽车金融市场参与者主要有汽车制造商、汽车经销商、汽车信贷机构（包括汽车金融公司、商业银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消费者、汽车服务商（汽车保险公司、汽车租赁公司、典当行、二手车市场等）五大类。图1说明了汽车金融产业价值链以及汽车金融服务的基本框架，也为我们指出了价值链各个环节所包含的汽车金融服务内容和职业岗位群。

在汽车金融服务价值链中，汽车金融通过在各个价值链环节提供不同的汽车金融产品而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汽车金融的主要功能和产品有：

为促进汽车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筹集长期资本，可进行股权融资；为规避原材料价格风险，控制成本，可进行期货套期保值、存货融资；为分离生产和销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率，可进行融资租赁、订单融资；为降低库存积压成本，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可进行应收账款与存货融资、营运资金融资；为分离批发和零售资金，提高资金收益率，促进汽车销售，可进行零售贷款、批发贷款、信用卡融资、汽车信贷资产证券化；为完善汽车产业链，促进汽车消费，可进行汽车保险、汽车租赁、汽车置换、汽车典当；为促进汽车产业技术升级和汽车循环经济，可进行汽车报废回收、碳交易等业务。

由此可见，汽车金融服务产业价值链各个环节对金融产品及其服务的需求很大，相应地需要大量的职业岗位予以配置，同时需要大量的既懂汽车又懂金融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具体的汽车金融服务职业岗位群见表1。

四、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通过以上对汽车金融产业背景、价值链职业岗位群需求的分析，我们认为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构建基于校企全程参与系统化综合实践的汽车金融服务高人技能才培养模式。

校企全程参与系统化综合实践人才培养理论为构建汽车金融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指出了逻辑架构和目标方向。

1.校企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学生在校学习的素质与技能水平如何最终由用人企业来评价，课程开发、师资建设、实训基地建设、教学实施和评价等都须让用人企业全程参与。

2.汽车金融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化”体现在这种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即要充分依托体制机制建设创新，体现职业基础课程、职业核心能力课程、职业能力支撑课程的综合实践过程，调动校企双方参与，运用学校高科技教学手段，利用校企专兼职团队资源，吸纳国际化职教前沿理论等方面进行系统化建设。

3.综合实践体现了能力本位、就业导向的原则，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让学生把知识应用于实践，通过课程综合实践、毕业综合实践等项目的开发和实施使学生形成技能或养成素质，实现就业目标。

（二）在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实施职业素养与技能研究型教学。

职业素养与技能研究型教学是指从学生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和技能两个层面，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手段、教学效果等进行分析研究与反思的教学模式。其内涵包括：

1.研究分析汽车金融服务行业的企业标准、岗位标准中所蕴含的职业素养与技能需求元素，并转化为高职汽车金融服务教学所用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再形成系统性、综合性的汽车金融服务专业内容框架。

2.以汽车金融服务职业岗位工作过程分析为切入点，通过职业流程中所需的应职应岗能力的分析，研究职业岗位所需的素养与技能，通过课程模块的开发与整合，形成教学综合实践项目并加以研究，通过项目实施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与技能。

（三）根据人才规格需求调查情况以及汽车金融服务行业相关岗位标准，完善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1.教学内容包括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必备知识、职业核心能力以及相关知识能力素质的拓展能力。按照这些内容，设计系统典型工作任务及完成任务的要求，通过系统综合实践项目、课程专项实践项目来实施完成。

2.设置符合汽车金融服务行业要求的课程体系，包括职业基础课、职业核心能力课和职业能力支撑课。职业核心能力课、职业能力支撑课依据课程综合实践和课程专项实践项目来引导开发。

（四）制定与完善“校内外一体化”实践教学平台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教师校内外汽车金融实践指导相关教学文件，建立校外合作企业网点维护制度，畅通学生“实习??——就业”培养途径。

1.依托基于汽车金融服务职业岗位工作任务的系统化综合实践教学模式，吸引合作企业专家、业务骨干进入综合实践环节，从而实现课堂学习与实习地点学习教学环境一体化、在校学习内容与实际工作内容一致性的目标，最终有效提升学生顶岗实习的效果。

2.通过创新创业项目驱动，贯穿课程综合实践、毕业综合实践全过程，使学生获得岗位适应能力。

3.利用基于视频互动系统的校企数字传输课堂，破解校企合作时空障碍，实现企业兼职教师与校内专任教师对学生课堂教学以及顶岗实习的联动辅导。

（五）依托学校体制平台探求汽车金融专业的“产学研一体化”校企全方位合作运行机制。

1.学校可协同行业协会与汽车金融骨干企业成立汽车金融服务行业协会，有效建设和维护校企合作机制，共同开发我省汽车金融行业信贷专员、保险专员等岗位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和相关课程。

2.探究“校中企”、“企中校”的组建模式，鼓励教师创办实体公司，开展汽车金融业务的实践研究。制定相关制度，吸引教师参与汽车金融服务、教学技术研发、教学项目开发等活动，真正落实“产学研一体化”。

3.建立与汽车金融职业岗位要求相匹配的专任教师、行业企业家、校友助教等组成的多维度“干中学”型专兼职教学队伍。校内专任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的教学任务与岗位工作任务要有机衔接，要完善兼职教师教学技能培训体系以及专业技术晋升支撑体系。以项目为载体，组织教师参与汽车金融业态研究，提升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

（六）建立和完善汽车金融服务专业的人文素质教育机制。

1.利用以现代和谐职业人为目标的高职文化素质教育平台，遵循科技与人文相融的“绿色教育”理念，以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尤其是以提升职业人文素质为重点，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观、价值观，惠及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培养大批知识、技能与素质相协调、做人与做事相统一的汽车金融服务行业“和谐职业人”。

2.鼓励教师将人文素质教育渗透到汽车金融专业课程教育过程中，使学生在专业教育中认知、体验、内化职业基本素养，培养出高技能高素质的汽车金融服务人才。

五、结论

通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校金融与管理实务专业在基于校企全程参与系统化综合实践的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下，已经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汽车金融服务人才，输送到浙江省内的汽车经销商、担保公司等汽车金融服务企业，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业务骨干、经理，得到了用人单位良好的评价。在我国汽车金融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也进一步明确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以我省汽车金融服务行业和龙头企业为依托，利用学校体制优势和先进教学理念，大力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掌握一定的汽车知识、金融产品知识及相关法规、熟悉汽车金融服务操作流程、具备汽车金融产品营销、客户开拓和营销团队管理等能力的汽车金融服务高技能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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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艳菲.论汽车后市场与汽车专业学科建设[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28）.

[7]潘劲，吕予阳.拟设“311”汽车金融服务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J].中国市场，2011（23）.

[8]罗嘉泉，叶启明.高职院校开设汽车金融专业的必要性分析[D].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13）.

[9]郁玉环.汽车金融本科专业的开设必要性分析与人才培养计划初步设计[J].会计之友，2005（01）.

金融服务法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农村合作金融；创新 

 

新农村法制创新要坚持以农民为本，切实维护农民的权利。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胡锦涛总书记曾在2007年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工作正有序进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它们在为农村经济及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和国家税收等方面做出出贡献的同时，却未得到像国有商业银行那样应有的地位，其应有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寻求法律的支持、保护和监督，保证农村合作金融新体制的建立和稳健运行，已成为法学界和金融界人士的共识。 

一、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合作金融的关联性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目标。有学者对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进行了形象的解读，认为生产发展就是“人人有事干，户户有钱赚”；生活宽裕就是“吃住不用愁，医学不用忧”；乡风文明则指“邻里如一家，遵纪又守法”；村容整洁就是“村村美如画，庄庄开鲜花”；管理民主即“村官拿意见，村民说了算”。这20个字的目标显然说明，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作用就显得非常明显,而农村合作金融完善了金融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生产、生活都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离不开合作金融。 

新农村建设需要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业务单一，管理粗放，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我国现行农村金融体系已很难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体制安排下，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城市工业发展动员储蓄，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农村地区成为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净资金提供者。因此，加强农村金融创新，促进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迫在眉睫。法制是现代金融的基石，所以，要建立农村金融创新的长效机制，必须相应地加快农村金融法制建设的进程，更加有必要研究新农村建设中的合作金融法制创新。 

二、新农村背景下法制创新是合作金融功能实现的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实力极大地增强了。然而，无论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了。农村金融是农村这一特定领域内货币流通、资金运动与信用活动的总称，即以信用手段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为适应农村地区需要设立的彼此分工又相互联系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总和，便构成农村金融范畴。相对于城镇金融，在服务的对象、经营环境和经营业务等方面，农村金融具有其独自的特征。法制创新要符合这些特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法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的根本，如果拥有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农民能够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就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巨大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更好的发展和前途。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保障，法制创新是合作金融功能实现的保证。只有以法制治理农村，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农民的活动处于严格依法办事的状态，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与全面进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民主法制是整个社会关系平衡器的核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能够实现关键取在于是否具有完备的法制。 

现如今农村社会有着复杂的社会分工和人际关系，需要法律规范和制度来调整和支配，法制是组织农村社会关系的最明确、最有力、最具体的方法。法制的作用是多效的，它既能够明确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也可以突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可以为制裁不履行责任者提供法律根据。实现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才能根据农民的意愿，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断向前发展。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制创新之路 

目前农村落后的法制现状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不断地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并从体制上保障法律法规得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更新观念。” 

（一）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完善与“三农”有关的法律制度，其中就包括农村合作金融法制。新农村建设的法制创新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尤其要健全和完善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法制，解决农村、农业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农业法配套法律法规立法跟不上”的问题，使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生活做到有法可依，尤其是在农村经济，农村合作金融方面，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在立法观念上要平等、公正地对待农民，解决好农民平等参与金融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农村、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符合农民根本利益，反映社会主义性质，维护农村合作金融秩序的良法。同时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新农村要求的合作金融法律制度，使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得到有效保障；要尽快出台农民权益保护法等法律。 

（二）完善和落实村民自治，巩固农村法制建设的政治基础。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必须要有民主政治作基础，否则法制就是空中楼阁。村民自治尚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一步落实这一民主政治的有效措施，就必须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通过“一事一议”等民主议事方式，动员和组织农民积极投身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要认真抓好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财务公开、村务公开的“四民主、两公开”制度的落实，全面提升基层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水平，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完善和落实村民自治，还要解决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基层党组织与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的关系。基层党组织要以法律为准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法实现对乡村事务的领导。二是要改变领导方式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组织领导，更好的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三是基层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三）格依法行政，确保基层干部掌权为公、用权为民。要将依法行政作为评议考核基层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将是否依法行政作为干部是否称职、能否升迁的重要标准。谁在工作中出于个人意志，不依法办事、执法违法、欺压群众，损害农民利益，就追究谁的责任，该警告的警告，该撤职的撤职，该判刑的判刑，决不姑息迁就。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坚持依法行政的有效措施。乡村干部手中同样有权，不加以制约和监督同样导致腐败。因此，要确保乡村干部依法行政，同样需要监督。要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督体系，发挥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县、乡人大的监督作用，实行多渠道的有效监督，确保基层干部依法行政、掌权为公、用权为民。 

（四）树立司法权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加强农村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确保法律在农村能够有效地执行，确保司法权威在农村能真正确立，确保司法机关能给农民提供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法被信仰，我们就不必担心法律得不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实施，也无须考虑公民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更无须怀疑任何个人、团体甚或国家政府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和惩罚”。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就是法律执行乏力，由此导致主体对法律在整体上尚没有形成信任感……”一旦法律能够有效地严格执行，司法权威确立，能够给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他们自然会信仰法律，走出宗族的束缚，自觉走依法治村之路。 

四、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制创新的联系与区别 

1912年，奥裔美籍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是金融法制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主要相联系的地方。区分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清研究的内容和方向。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要素的重新组合，以满足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同时获得潜在的金融利润，它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业务创新、经营理念创新、组织机构创新等多方面的创新。金融创新是以传统银行业务为依托，不断开发出新的业务品种、新的金融工具，使银行服务领域不断深化，服务方式不断更新，服务功能不断提升的过程。由此可见，国家非常重视金融创新，并将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看作金融工作的重点。这无疑为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指明了方向。 

金融法制创新是法学上的术语，重点是法制，而金融创新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注重经济。金融创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需要有调整后的金融监管立法予以引导和保护。金融创新的结果，一方面是增加了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使金融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并带来金融业的竞争与繁荣；另一方面是逃避金融管制，使金融监管制度丧失应有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功能。从我国目前对此课题的研究现状来看，普遍缺乏对未来农村合作金融立法保护的制度创新研究。法制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前提。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普法教育，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样看来，新农村中的“新”，关键是为“三农”提供新的法律与制度，所以新农村建设需要更进一步的的法制创新。研究金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有助于研究法制创新的法学理论，在比较与借鉴的基础上探讨既能有效地鼓励与支持创新，又能预先应对和控制金融风险的有关金融法制问题，十分必要，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