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论文十篇

外来文化论文篇1

很显然，一个条件良好城市的存在，是容纳四方商旅和实现文化传播的重要前提。于是，有大批的阿拉伯人随着海商进入泉州，并把他们的宗教文化也全面地传播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海港城市。其次，泉州的海外贸易越来越发达。其表现主要有六:一是统治者重视海外贸易。如五代时泉州地方统治者王延彬被称为“招宝侍郎”，成为令泉州海上贸易获益不浅的福星。宋代有蔡襄、真德秀等地方官，均十分重视海外商贸，特别是真德秀，他深知:“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真德秀《祈风文》［2］)宋末元初，统治泉州的蒲寿庚更是以从事海外贸易起家，对泉州港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在宋元祐二年(1087)，经过多方人士的努力，市舶司在泉州得以成功设置。市舶司是一个管理海港经济兼有政治功能的政府机构，它的设置极大地推动了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是泉州海外贸易发达的重要标志。三是在宋元时期，泉州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均十分发达，以泉州海船为代表的福建尖底海舶通往海外各地。据考证，当时泉州主要有3条外航线，包括东北线、东南线和西南线，均十分畅通和繁忙。四是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宋代泉州应制开展了著名的祈风活动，并勒石以记之，成为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又一重要证据。五是进出口商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和贸易之频繁，均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瓷器和丝绸，成为泉州海外贸易物品的精品。六是外商来泉州非常多，他们在泉州有长住、有短住，以常住人口居多，以至于有许多人在泉州世代繁衍，成为地道的泉州人。例如，当时外商聚集的泉州东南隅就成了“蕃人巷”，而其中是以阿拉伯人为绝大多数。总之，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海外贸易的繁盛，为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大批的阿拉伯人在泉州落户，使伊斯兰教能够在泉州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成为泉州最大的外来宗教。再次，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泉州形成了无限包容多元文化的局面。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宋元时期，多元文化(包括伊斯兰教宗教文化)之所以能在泉州生根开花，无疑是泉州“有容”的结果。可以想象，当时的泉州如果一味地排斥外来文化，则泉州不仅无法形成多元文化的格局，同时也难以形成经济繁荣的局面。泉州的“容纳”有这几方面:一是自然形势的容纳，包括山的容纳、海的容纳。二是统治政策的容纳。从五代到宋元时期，泉州的地方统治者在容纳四海客商的同时，也容纳了多元文化，包括市舶司和“来远驿”的设置，蕃舶入港时举行“阅货宴”并“设蕃致语”，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形成了十分宽松的政策环境。三是社会的容纳。包括“蕃汉杂居”，外国人与汉人通婚，不同习俗与信仰的普遍存在，呈现出泉州社会诚信待人和宽松容纳的社会环境。总之，容纳的环境使泉州迎来了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局面。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容纳的环境中传播，其实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容纳品质的直接体现。基于以上因素，伊斯兰教于宋元两朝在泉州的传播达到高潮，这主要以清净寺和灵山圣墓的存在为标志。清净寺是泉州现存仅有和全国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根据寺内阿拉伯文碑记载，它创建于回历400年，即公元1009年。清净寺作为众多阿拉伯人的殿堂在泉州创立，显然又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而使他们有了纯粹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心灵寄托和信仰活动的地方。其历史意义是使众多阿拉伯人形成了经济利益与文化传播的良性互动，并更为有效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与此同时，作为阿拉伯人心灵里另一个更为久远的圣地———灵山圣墓，虽已在荒野中沉寂了几百年，但在元代却因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区别对待的政策，开始也得到高度重视。因为，在元代，阿拉伯人被提高到仅次于蒙古人的地位，称“回回人”;加上“海上丝绸之路”所打开的商贸局面至元代达到顶峰，阿拉伯人在泉州居住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述的那样，“因回回人在元政府和地方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外人聚居众多的泉州，伊斯兰的势力发展很快，元至正十年(1350)吴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说:‘今泉造礼拜寺僧为六七。’泉州的伊斯兰教公会，为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于元至治三年(1323)修葺了东门外灵山的三贤四贤墓，这就是现存泉州灵山圣墓只有元碑以后遗迹的原因。”［3］其中所谓吴鉴的碑记，是对灵山圣墓有记载可见的最早的修复活动。这一修复，说明了灵山圣墓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宗教地位已被确认，它极大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总之，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及其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均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有最直接的关系。

二、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

印度教渊源久远，其前身是产生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吠陀教。至公元1000多年，吠陀教衍化为婆罗门教;后再历1000多年，婆罗门教逐渐衰落和分化，至公元7世纪，婆罗门教经过改革而形成新的宗教，即印度教。宋元时期，泉州海港发达，印度商人与泉州贸易频繁，其中有不少印度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参与经商和传教活动，“印度教也于本时期随着泉州与印度经贸的发展而传入”。这就是说，印度教传入泉州，在时间上与伊斯兰教的传入相差无几。但从总体情况看，至少从规模上看，印度人在泉州的活动程度远不如阿拉伯人。在泉州，今仍有很多的阿拉伯人后裔，但印度人的后裔则很少。所以，在泉州传播的印度教，在影响结果上也就不如伊斯兰教。不过，印度人及印度教在泉州的活动，也有突出的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其一，从五代至宋元时期，因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有许多印度佛教徒来泉州传播佛教，他们在泉州传播佛教的业绩虽不太显著，但于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建于泉州城南的佛寺宝林院则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印度佛教虽与印度教不同，但两个宗教活动同为印度人所为，两个宗教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较为紧密。无论如何，印度佛教在泉州的传播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一同潮起潮落，例如宝林院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最后不知所终。其二，元初有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在泉州任“港主”，并获元朝廷的御赐执照，此事非同小可。首先，这说明当时印度人在泉州活动的势力不小，这对于他们在泉州传播宗教文化是相当有利的。其次，这说明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十分发达，在泉州港不仅有大批的阿拉伯人，还有许多的印度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泉州的印度人虽比阿拉伯人少，但同样有机会当上“港主”。再次，这说明印度教的传入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产物。因为，作为印度商人代表的挹伯鲁马尔在泉州建有一座印度教神庙，这是有记载可见的一个印度商人在泉州传播印度教的直接例证。其三，印度教的早期传入在泉州留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标志物，即今泉州临漳门外的“大独石柱”，俗称“石祖”或“石笋”，是印度教中最大的教派湿婆教派的“林加”神像。该神祇缘于崇拜男性生殖器“林加”，具有毁灭和再生的能力。这一“大独石柱”，虽说比产生于12世纪后的湿婆教林加派要早，但该教的原教《吠陀经》所崇拜的神像湿婆就是生殖器，故泉州“石笋”从其本源观念来讲，就是印度教的作品，作为崇拜物它可算是湿婆教林加派的直接始祖。此物说明:早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印度教的理念就已渗入泉州;印度人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贡献不小，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过程。其四，元初泉州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蕃佛寺，是印度教在泉州极盛的标志，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产物。但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该寺也很快在元末的战火中被毁。它原址在泉州南门校场附近，即今泉州汽车总站，这里曾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该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反映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业绩，而在于反映泉州的外来宗教特别是印度教的命运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印度教在泉州的历史命运，成了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历程的缩影。蕃佛寺无疑是印度教在泉州的代表，但由于它过早地失落，以致印度教在泉州无法根植，甚至被人所遗忘。这是印度教在泉州乃至在中国的不幸命运。然与此不同，泉州的“大独石柱”却没有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而消亡，它在泉州较之印度教本身要显得更有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很能与泉州人的社会环境、习俗与心理相吻合，被泉州人普遍接受。总之，印度教在泉州存在及消亡的历史命运，包括其地位的确立和宗教文化传播的规模，均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密切相关。

三、摩尼教和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

摩尼教在泉州的传播，其历史命运也基本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盛衰过程相始终。但从传播的路线看，它却是自北而南，从内地陆路传入泉州，而不是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交通传入泉州。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泉州的摩尼教与“海上丝绸之路”无关呢?答案是否的，因为泉州的摩尼教虽非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产物，却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也就是说，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盛，推动了泉州形成了大容纳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包括摩尼教在内的各宗教文化都能在泉州容纳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发展。而摩尼教又非一般性的宗教，该教崇尚“光明”，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斗争性明显，故长期以来累遭封杀，但在宋元时期由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发达，摩尼教在泉州活动的空间也相应要大得多，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的摩尼教所遭到的打压也要小得多。到了明代，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虽已走向式微，但泉州容纳的气度并没有一下子完全消失，因此在这个时候，当全国其他地区的摩尼教已全部被肃清的时候，泉州的摩尼教却尚存一脉，留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草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意外收获，无疑应主要归功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容纳大环境，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包容品质的惯性影响力。与摩尼教的历史命运有所不同，基督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它在泉州传播的历史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我们且不说它自明代以后在泉州传播中所出现的是非功过，但就宋元时期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则应有一定的认识。基督教传入泉州，大约在宋代，但当时所谓的基督教实则是基督教中的一支异端派别，承袭唐代称“景教”。在元代，景教受蒙古势力支持，称“也里可温”，在中国很流行。当时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正处于鼎盛期，各种宗教文化大行其道，也里可温教也不例外，它在泉州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会。据出土文物发现，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留下的碑文同用几种文字，包括汉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及叙利亚语和突厥语等，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泉州宗教文化大融合的盛景，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泉州基督教传播的文化影响力，同时更反映了元代泉州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给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历史机遇。但由于当时的基督教在泉州的影响力并不大，在传播的过程中又深受佛教的影响，以致基督教的所谓“上帝”也要用“佛”来称呼，主教也要用“僧”来称呼。不过这也无所谓，因为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大容纳的环境里，宗教之间互相包容和共存，以致混用称谓，又有什么值得去计较呢?正如吴幼雄先生对泉州的基督教做出考证认为:“他们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再现了元代泉州的景教受希腊、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它又一次表明了中国的景教受佛教的影响至深;它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印证元代的泉州不但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而且是一个文化的焦点。”元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泉州早期的基督教(景教或也里可温教)亦趋于衰落，明清以后泉州虽又有新的基督教在传播，但这与之前的景教已无多大关系。因此可认为，早期传播于泉州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

四、结束语

外来文化论文篇2

日本文化融合了中方和西方等外来文化的特点，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导向。日本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挖掘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之处，通过长期的沉淀已经成为了一种稳定的机制，为他们吸取外来文化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从根源上来说日本文化是博大的中国文化所派生而来的，从近代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和衍生，使得最终扎根下来的日本文化有着其独特、精彩的一面。

1日本文化的演变进程

日本初始文化发展经历了古坟文化、弥生文化、绳纹文化三个阶段，进入了5世纪后从政权上的改变而衍生出了日本独特的专制集权。日本国开始不断从大陆等国汲取物质和精神双重的文明。到达6世纪后中国文明已经在朝鲜半岛有了大范围的扩散，继而通过朝鲜国进入日本国，这次文明的冲击使得日本发生了文化阶层的巨大变化。以飞鸟、奈良为主的时代来临，日本开始关注隋唐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对文化精髓的摄取帮助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佛教文化开始扎根日本本土，最终成为日本国的国教，但是此时的日本文化已经开始了自身独立的发展。进入12世纪后天皇地位和权利的改变使得幕藩制应运而生，武士文化开始进入日本本土的文化行列中。到了16世纪朱子学已经开始盛行，甚至达到“官学”的至尊阶段。江户时代长达几百年的统治时代让诸多思想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入19世纪的日本受到西方各国的影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活动，开始了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文化导向也从亚洲开始转移到欧洲，帮助其步入世界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国家的前列。二战的发生使得美国文化开始进入日本，在和传统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衍生出一种属于日本国的文明方式。

2日本的外来文化

（1）日本的佛教文化

进入6世纪中期的日本就开始大范围的接触从朝鲜传过来的佛教文化，虽然它在日本本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最终还是在平安时代开始确认为国教。日本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巨大的发展，飞鸟、平安、江户等时代都成为其出现重大演变的阶段。二战的爆发使得日本佛教开始受到《神道指令》的限制，政权和宗教开始分离发展，这项措施促进了日本社会宗教的快速发展。现阶段日本本土还有20多所大学都是本文由收集整理佛教类的，校内存在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组织和部门，他们会定期或不定期到全国各地进行佛教文化的宣传，促进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和壮大。

（2）日本的中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发生了诸多战乱，这个时期的齐国、越国人为了躲避战乱开始大批的从中国逃亡到日本，使得汉字开始在日本盛行。现阶段日本字的发音和形状都保留着汉字的诸多特征，甚至存在很多日语就是直接由汉语引用而来的，高达80%的口语也是汉音的变音。考古研究表明，发生这种现象都是因为吴越地区民众大量涌入日本，这是日本大范围的接收中国文化的有力例证之一。

（3）日本的基督文化

16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日本本土的活动开始增多，加特力修道会作为日本第一座基督教城市代表着日本基督文化的广阔发展。直至1587年丰臣秀吉没收了这座基督教城市。基督教在发展之初通过成立慈善机构和组织慈善活动来巩固根基，到了后期开始从医疗方面来为日本民众服务，由此开始深入日本社会和家庭。根据日本内阁文化厅的相关分析表明，日本本土信仰基督教的民众就高达174.4万，接近信教人数的1%比例。

（4）日本的茶道文化

日本茶道文化是从中国传入并快速发展的，至今已经成为日本独特且不可或缺的文化之一。茶道文化融入了文化艺术活动的诸多年精华，不仅涉及哲学、美学等高深的文化知识，还将宗教文化、生活行为等方面纳入其中，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极高享受。日本人通过学习茶道来陶冶情操，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观。日本茶文化从发展之初的模仿中国到后期的挖掘、衍生，现如今已经拥有了自身独树一帜的茶道文化。在奈良、江户等时代经历了较大的转折和发展，目前单是针对日本茶道文化的流派就高达39个。

3外来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1）经济方面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文化的影响的结果。二战的发生使得日本本土开始受到美国文化的巨大冲击，日本人从价值观、文化观上就已经接受了美国人的特定思维，正是这一股创新、开拓的思想模式才使得日本人开始了工业化发展之路。他们在经济领域执行了自身独特的“日本模式”，美国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成就了其巨大的经济财富。

（2）文化方面

日本在融合多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武士、神道为主的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对日本的主要印象。茶道、书道、花道是日本文化中的精髓，在各个方面均有深入发展。合气道是融合了日本武士和中国功夫的文化之一，因为其格斗风格成为各国争相学习和模式的体育文化。

（3）教育方面

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活动后从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作为培养高知识、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方式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使得教育体制发生了大幅度的改革，民众接受教育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二战发生后的日本在教育体制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科学技术也在教育体制的推动了进行了快速的发展。

外来文化论文篇3

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明的接触已不可避免。而20世纪，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频繁接触的世纪，与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相适应，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也更加自觉和日趋理性。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文学与外来因素的密切关系给予关注。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栋霖两位教授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2009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栋霖教授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两部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考察视角与轴线，使之贯穿全书的论述，仔细梳理和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如何对外来文化吸纳、排斥、从而进行变异与自我创造，实现文学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并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描述与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史面貌，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如果说《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的话，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则又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两部书共同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由上、下两卷组成，共计139万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有独创性地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与外来影响关系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承继朱栋霖教授一以贯之的“人的发现”这一文学史主题线索之外，其特色还在于:(1)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诠释了1949—2000年间的中国文学面貌，显示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关系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与理论的自觉运用及其所获得的成效;(2)论著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在外来影响中如何进行主体的自我创造，以及如何建构本土文学的问题，并对中国文学对本土文化和外来影响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理论分析。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文学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中如何得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文学史叙述以文学思潮的变更为各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将对重要创作情况(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其中。先后介绍和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流艺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叙述学、荒诞派等外国文艺思潮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分编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劳伦斯、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评述了俄苏文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的国别文学史关系;还从跨学科领域分编评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儒家文化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史关系。这些都显示了比较文学视角和方法在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自觉运用，从而开掘了对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新的阐释的可能途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论著对荒诞意识的介绍为例，论著首先简要梳理了荒诞意识在国外作为一种思潮的兴起，并描述了荒诞意识作为一种文学表述的创作概况，虽然论述简洁，但却能列举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质，使读者对荒诞意识产生较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论著在对中西社会荒诞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中，通过对谌容《减去十岁》、张洁《他有什么病》、格非《枣树下的故事》等小说作品，将荒诞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加以分析，从而确证了中国社会荒诞现象的存在。论著还指出，“荒诞意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频繁出现，除了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176。论著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又比如论著在论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时，仔细区别了王蒙意识流小说与《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小说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角度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1］312;“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但他确实揉进了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时代特色、中国气派的。他笔下流泻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提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革新”［1］311。由此可见，论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简单讲述影响的事实，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上，使读者能够感知到当代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平行研究也是论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学科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论著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状况，这是论著作者视野开阔的又一表现。《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为专编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加以介绍，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面貌的如实反映，也是对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补充。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文学和宗教的内在关系来说，两者都属意识领域的精神现象，但二者对于意识的言说和表达方式又不尽一致。论著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作者有两种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归纳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论著指出:“如果说，前者是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难能可贵的是，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面貌进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书写形态、传播途径等，并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在圣经文学、灵修文学、救赎文学等主题领域的创作进行评述，最后落脚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中具有独特的贡献。#p#分页标题#e# 应该说，《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正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国作家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其实并非难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内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该论著并不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做材料的堆积，而是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方法的指导下，不仅理清了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的脉络，而且从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着重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造性转化”过程，深刻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的变异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外文学沟通的历史原因，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显示了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身于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和探讨的开阔的学术视野。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 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是贯穿《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2］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界正在逐渐摆脱借鉴、模仿乃至照搬外来文学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就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颇为清醒的辩证思考，论著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论著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外两重原因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进而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该论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而激荡的文化潮流，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置于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时处理三个问题:如何鉴别地、有机地承受、吸纳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如何在主体文化格局中实现自身文化、文学机制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三层内涵。”［3］97“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不仅受到外来文化、文学的强烈激荡与影响，而且其根本动因在于其自身。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对其文化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迫使这一文化机制内部产生强烈变革的要求与动向”。“但是这一解释只说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外力影响与本土的社会现实动因。应该看到，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还承传了一部分本土传统文化精神。”［3］70朱栋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西来”说、“舶来品”说等简单观念的有力校正。 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参与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场，《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潜在关系。仅以该论著中的“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这一编为例，该编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吸纳新潮而又坚守本土文化，在现代人学观念中接纳儒家人学思想的文化立场给与了关注。论著指出:“依据人的发现、人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首先肯定其有精华，其次认为儒家文化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也正是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对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个体的人作为儒学现代应用的基础，势必会引起对儒学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现代人学基础上汲取儒学精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实践的检验。”［4］532 论著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文化立场上，既看到了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视，又发现了创作对西方现代人学观念的关注，同时还注意到了创作中渗透着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意识。就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而言，论著认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4］533论著选择了宗璞80年代的小说《南渡记》、《东藏记》等为分析对象，指出小说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传统的儒家传统作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华，“从而使他们对人的理解比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大大地扩展了，开始从儒家对群体性的追求转变为对个体的重视，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人学观念的一个大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传统的延续，又具有了现代的质素。”［4］542论著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充分个人化、个性体验化的写作，文化态度的分化，对时局的不同观照角度，都对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扬提出了质疑。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实现士的精神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4］539可见，论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不仅视野广阔，而且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它不仅涉及到了中外文学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讨，这正是“创造性转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合理途径。而贯穿全著的“创造性转化”，正是作者所要着力体现的重点。 总之，《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对中国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自觉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而在这其中，尤其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化、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追求，顺应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论著通过对这种追求的论述，探索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并将促进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更加积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论著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开阔了视野，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对中国文学追求独立品格的探讨，启示并预见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进方向，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讲，都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是一部匠心独具、视野开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系统论著。#p#分页标题#e# 当然，《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这样一部系统论著也难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论著主要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的立足点，但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外国的传播，则有所忽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经流播国外，产生了相当影响。如冯骥才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传，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学还被编入教材;刘心武、王蒙、谌容、余华、王朔、张洁、残雪、王安忆等人的小说在日本也颇受关注等等，论著对上述情况尚无涉及。其次，论著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学比较史”，而更像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与接受史”。论著重点关注了外来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生发以及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理论建构既是对论著内在逻辑的约束，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可以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立足点继续向前探索，也可以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进行观照;还可以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同时，对港、澳、台文学做系统的研究;我们既能从作家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也可以从作家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等等方面，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只能说是一部开创之作，而并非一部终结之作。

外来文化论文篇4

一、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概况

其一，我国建立新中国后，文学理论主要是借鉴前苏联的模式。在结束之后，我国的文论对文学理论的批评思考，逐渐走向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道路，重新确立了文学艺术的理论体系。而这一项工程主要是由美学这门学科开始的。从而美学就成为我国之后的显学，其不仅是外在因素的驱动，也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当时由于的一句话：每个阶级有每个阶级的美，同时也有共同之美[2]。这句话打破了阶级性的局限，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依据，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的契机。随后有学者认为人性和阶级之间是共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部分无法取代全部，同时论证了共同美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有关人物性格、文学主体性等大多数文学理论问题成为热门话题，主要是围绕着共同美来探讨和研究的。在当时特殊的文学环境下，通过美学来研究分析文学理论问题，具有其特定的意义。首先，可以有效的改变文学理论的政治模式。其次，可以确立文学的审美特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具有逻辑上的相乘性。

其二，在新时期下文学的审美性。在新的时期下，文学审美自律论的演讲过程中就是最先从文学的审美性开始的。在着重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学科，即文艺美学。这种学科和其他的文学审美论相比，文艺美学的审美立场更加明确、清晰，主要是将寻求的文艺审美本质作为自身的根本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文艺的本质就是审美情感。之后逐渐出现了以审美情感为中心的文学理论专著和教材，这种由人为文学主体地位的观念逐渐转变为以人的内心生活再到以情感为文学主体的观念，这种转变正是文学审美论的进步发展。

其三，上世纪80年代下半叶，文学理论中的语言论转向。在这一时期，我国文学领域中逐渐出现了一种语言论转向，其直接受到国外新批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文论的影响，但是仍和文学审美性有关。具体来说，从审美范围角度出发，从西方国家中引进和应用文论，主要目的是对文学的自身特点进行研究和说明。重点分析语言形式和结构层次，对文学语言特殊性的研究具有比较浓重的审美论色彩，可以将其看成是文学研究中的进一步深化。在这个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取得较好的成就，首先，文学审美性有效的推动了文学理论基础的认识，打破了以往机械反映的模式，在文学理论中注重实践论、主体论方法，使得文学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其次，文学审美性加深了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使得在文学反映结构中加入了情感、思想、想象、意识、感知、愉悦、评价、理想和非理性等方面的观念，随之文学理论逐渐注重人的心理层面、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语言论的引进，作品的本体论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并研发出一些新的方法，可以在内容和形式之外使用结构层次的分析方法，对作品的形式进行更细致和丰富的认识。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审美自律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在：由于人们将文学看成是封闭的审美系统，无法对文学本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行揭示和分析，从而造成文学价值观念的狭隘发展，对文学的社会文化关联不够重视。另外，由于将文学的主要属性归结为审美性，将文学的根本价值视为审美价值，忽视了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区别，在具体操作方面又将文学和艺术统称为艺术，没有进行有效的分别，从而导致文学的本质特征无法体现出来。

二、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现状

其一，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大众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同时还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文学审美性的理论困境逐渐体现出来。使得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重新被人们提出来进行思考。然而文学当中的种族、权利、性别、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逐渐受到文学界的注意，人们认识到文学不能等同于政治，但是完全的忽视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联也是错误的，文学可以不为政治服务，但是文学本身具有政治性的特点。人们更加倾向于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和解说政治，例如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关注的就是男女之间的性别政治，对这种政治形式的理解明显具有社会文化的性质。根据相关研究表明，文学理论批评的关注焦点逐渐向外转[5]。

其二，大众文化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从审美到文化的转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在90年代的时候，“泛美学”概念逐渐兴起，主要关注美学对现实生活的参入问题，例如美学和市场营销、电子文化、社会犯罪等之间的问题。“泛美学”逐渐发展到后来的审美文化。审美文化关注的就是大众文化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在现代商品社会中逐渐产生的，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为介质，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种具有强烈的商业色彩、现代科技生产出来的文化，主要有摇滚乐、流行歌曲、武侠小说、肥皂剧、明星传纪、时装表演、电子游戏、摄影等。这些构成了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整体结构。有人认为在当今我国流行的大众文化其本质是一种小众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被称为是审美的，主要是在当代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审美已经成为必要的附加值。从总体上来说，当今我国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意义不同的文化对象。一种是中国的文化研究，另一种是中国文化的研究，前者主要指的是大众文化的批评和研究，主要是以审美形式体现出来的，其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外文论的平等对话，解释精英主义的文化理念，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关注。另一种中国文化研究主要指的是作为观念文化出现的文化形态，其中传统的文化、现代新文化和中西文化等均属于这个范围。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的意见。在文化保守主义中，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过于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导致中国文化体现出某种文化断裂现象。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我国属于“第三世界”中的一员，其“第三世界文化”的中国文化，就应该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避免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和侵蚀。另外，在文学和美学界有一种观念认为，自以来，由于我们大量引进和我们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术语和体系，从而导致当今我国的文学话语严重依赖西方文化，一旦离开西方文论的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他们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身的职责。在90年代中的文化研究，极大的开拓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强调文化需要和现实生活相联系，其具有积极的一面。但是也存在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由于对文学本身的规定性研究不够重视，从而使得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成为研究的重点，理论研究陷入到自言自语的境地，完全失去了学科的规范性和科学交流的共同语境。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中，过分强调特殊性，对普遍主义进行否定和抨击，认为普遍主义是一种乔装打扮的特殊主义，并成为了一种强大的压迫性力量。但是对这种虚假的普遍主义的批判，不应该成为放弃真正普遍主义追求的借口。同时，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均具有历史的偶然性，针对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来说，应该同意具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存在，以便更好的把握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在中间的社会现实。

三、新形势下走向跨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发展概况

目前，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应对这一影响和冲击，需要相关研究者重视。需要找到一条折衷并切实可行的办法，可以在积极研究文化丰富成果的时候，还需要确保文学理论自身的学科品质。随之跨文化研究就逐渐发展起来，跨文化是外来词，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更由于实证研究和审美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法，主要目的是追求审美和文化、内外部、自律和他律之间的相互结合。跨文化研究对文学内在的性质界定需要根据外在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从另一方面来说，其指的是文学作品有时可以偏离作者的意图并具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但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需要读者通过阅读来实现，这样一来，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作者的思想意图会对阅读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针对作者写作来说，无法完全脱离外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写作的时候，需要将自己的语言表达转变为使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以便更好的理解和解读作品。因此，可以看出对文学理论进行跨文化研究是合理的、可行的。

1.跨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特点。文学理论跨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间性研究，其主要包括文化间性、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几个方面。其中文化间性主要指的是跨文化的审美交流和对话，同时也包含文化翻译的问题。文本间性主要指的是在符号系统的互换或者文本意义之间的相互开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文化沟通和交流。另外，主体间性指的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跨文化解释和理解，其中包括超越主体和客体二分模式的问题。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主要强调审美的本土性和地域性的特点。跨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应该遵循相应的原则来分析和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现实优先原则，主要指的是文学理论建设应该顺应目前审美实践的主体，逐渐从以往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转变现今的影视、网络形式。从文学传播和文学欣赏的角度来分析，影视、网络文学更加具有跨文化的特点，同时，影视和网络为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外来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学；实证研究；外语教学；中国

一、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外语教学界将跨文化交际引入国内，研究侧重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差异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其中理论研究占据主导位置，量化研究文章匮乏。据胡文仲统计，至2002年，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占总数的5.6 %。然而十年后据我们尝试性统计，实证研究文章的比例有所改变。本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阅了1990-2012年“哲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Ⅱ辑”分类下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并以发表在外语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国内跨文化交际的主流情况进行分析，就其数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展示其研究现状、取得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二、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数量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边缘学科，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因而研究方法多变，并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然而自其引进国内以来，研究方法更偏于论述与思辨，研究成果带有显著的“内省”特点，而缺乏尤其以数据为支持的实证性研究。1999-2002年间，胡文仲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共查到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1066 篇，其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有6篇，占总数的5.6%。

然而时隔十年，其数量已有较为可观的改变。据本文尝试性统计，1990-2012年“哲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Ⅱ辑”分类下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共13668篇，其中实证类研究1150篇，约占总数的8%。1990-2012年期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共157篇，实证类研究的文章共25篇，约占总数的16%。其中，约3 / 4的实证文章发表于2002年以后。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跨文化交际的实证性研究逐渐被国内主流期刊认可。

在实证研究中，可以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于那些内涵复杂的、还没有或鲜有被研究的研究对象适合采用定性实证研究的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跨文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实证研究的数量，尤其是量化研究的数量确实难以提高。随着跨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自然趋于多样化。

三、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方法

正如上文讨论，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因此，国际主流研究者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因为量化研究的结果更易于通过复制研究得到验证。彭世勇曾总结国际主流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统计方法，多变量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

首先，从理论视角上讲，研究者们最广为采用语用学和外语教学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而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社会语言学理论也为国内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而其它理论如社会文化理论、翻译理论和词汇学等也被一些学者所采用。

其次，在我国的跨文化实证研究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定量方法逐步被主流期刊所认可，而问卷调查则占国内研究方法的最大比例。测试试卷（胡超，2005）、语篇补全测试（DCT）问卷调查（陈彦会，2011）、问卷调查（李媛、范捷平，2007）都是问卷调查研究的实例。其它方法如对比教学（王玉萍、秦建华，2011）、及语料库检索（纪玉华、吴建平，2008）等也被运用到跨文化交际的量化研究中。

最后，主流研究者更多地将大学生设为被试对象。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选择混合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来增大研究的适用范围。而这种尝试则需要更科学的研究设计和复杂的理论指导。

四、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内容

跨文化交际学在兴起的30年以来，研究内容变化迅速，这与其相邻学科的发展有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a学、传播学、文化学、哲学及民族交际学等。其研究内容也是多样化的。在实证研究方面，美国的跨文化研究涵盖文化比较、文化适应与跨文化训练、诸多专题如以色列的多元文化、海军中纪律处分是否平等、白人学生种族主义态度的结构、香港回归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等。

我国的跨文化研究与国际主流研究既有重合之处，也有不同侧重。总体来讲，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更偏重于外语教学。这可能是因为国内跨文化研究的任务主要由外语教学研究学者承担。然而，就本文所获得的数据而言，在实证研究中，外语教学已不是唯一热点。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相关的研究近年来也被国内主流刊物所关注和认可。就近30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跨文化实证类文章讲，其内容大致可分八类。跨文化能力培养、外语教学与语用研究均为近年来研究热点。而话语分析、定型、翻译和非言语行为也被跨文化研究者所关注。

而国内的跨文化研究跨语言，尤其是英汉之间的研究占绝大多数。近30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跨文化实证类文章中，仅有两篇涉及德语文化研究，其余均为英汉对比研究。由此可见，国内对多语种及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仍有待发掘。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1990-2012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有关跨文化交际的文章整理，发现我国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从数量上来讲，论述与思辨类文章仍占据国内主流研究的大部分，然而实证性文章所占比例在新世纪后逐步提高。在研究方法上，问卷调查、对比教学、语料库检索等量化研究方法占据主流，新世纪以来逐渐与国际接轨。关于研究内容，跨文化能力培养与外语教学是目前的实证研究热点，而语用、话语分析、定型、非言语行为、翻译及其它内容也被主流学者们所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没有对所有国内期刊中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逐个进行调查，不能说对文中所涉及文章的调查完全代表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但是，从国内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的总体情况来看，本文所得结论基本成立。因此，应该说这一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5.6.86-90.

[2] 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323-327.

[3] Heinze， Thomas.2001.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Einführung，Methodologie und Forschungspraxis[M].Muenchen： Oldenbourg.

[4] 彭世勇.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与实证方法[J].中国外语，2008.5.96-103.

[5] 胡超.大学生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报告[J].中国外语，2005.3.60-64.

[6] 陈彦会.跨文化冲突语境下的面子协商行为的定量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5.35-38.

[7] 李媛，范捷平. 跨文化交际中的模式固见发展变化动态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2.123-127.

外来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目的论 盐品牌 英译

一、引言

2012冬季达沃斯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的主题就是“大转型：塑造新模式”，参会嘉宾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指出，PE（Private Equity）未来的机会在跨境投资，“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必须要开始考虑在国际上如何做……所以我刚才讲的中国公司走出去，把外国好的产品、品牌引进来，这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

中国各大企业奉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其文化特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纷纷通过中英文介绍宣传企业和企业品牌、企业服务，展示企业良好形象。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无论输出还是输入，在我们看来首先就是一个翻译问题。

二、盐文化品牌翻译现状

目前，自贡的文化旅游资源尤其是独具特色的井盐文化资源应该说是自贡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独有的潜力和优势。液体盐卤的发现，有史可考约有四千多年历史，自贡井盐开采距今两千两百多年，盐与人民日常生活多么紧密相连自无需多言。盐有工业和食用两种，我国这两种都有出口。但我们却陷入一种怪圈：连中国人自己对它都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对外宣传的薄弱与不足。经调查显示，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媒体大爆炸的当今社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盐，放眼之下，我国盐相关产品仅见于http：//.cn/English/Products/等的介绍之外，并不像很多其他产品领域大量的品牌翻译做宣传，除了出产公司名字之外，偶有非方块字――拼音，却没有任何正规英文标识。盐产品包装毫无外宣意识，这种现象着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以福岛泄露事件为例，在四川自贡周边城市也出现哄抢盐的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自贡和自贡井盐以及盐企业品牌的宣传，特别是外宣工作是相当不到位的。

沟通离不开翻译，当下我们的社会开始特别关注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对外译介，这都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外宣翻译属于非文学翻译，归属于实用翻译或应用翻译（pragmatical translation）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对外性，它不同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性翻译。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企业品牌外宣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相关盐文化品牌翻译领域几乎无人涉足，要对这个相当混乱和复杂的现象做出细致的分析、梳理，需要投入大量的心力。本文试从目的论（skopos）与盐文化品牌外宣翻译的关系着手，进一步辨析重要的概念、范畴，更多地关注其交合点与同一性，初步整理出品牌外宣的基本翻译策略，通过自身理论体系完善让相关学科受益。

三、品牌翻译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向国际领域的拓展，文化品牌外宣翻译伴随着企业、城市对外技术交流和商贸活动的开展，贯穿各个环节，企业文化品牌翻译的这一工作领域决定了其自身的特殊性，同时，这也导致了文化品牌的对外宣传翻译存在着很多问题。一般主要体现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上：译员的整体素质不高，深谙专业但外语知识欠缺；通晓外语但专业知识欠缺；翻译观念落后。主观上：企业外宣翻译在企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外宣翻译本身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知不足而后勇，外宣品牌翻译的研究有很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创造性地在目的论框架下探讨品牌外宣材料翻译现象，理论视野较宽广，课题的重要性和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翻译活动出现了新的特点，翻译活动的走向有了新的变化，我们应该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出发争取发出更大的声音，对翻译活动及以此为依托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机制进行探索，提出建议，促使决策者对跨文化交流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有更为理性的理解，引导文化交流向更理智、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努力减少误读和误解，化解冲突，导向交流的平等对话和双赢结果。

鉴于此，本课题将从对盐文化品牌外宣为立足点出发，研究盐文化品牌外宣的翻译，及影响其英译的文化和语言因素，以目的论为理论依据，灵活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并在之后的系列论文中具体阐述。

四、目的论与盐文化翻译

（一）目的论

目的论（Skopos）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翻译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译者应该根据译文不同语篇的预期功能，抓住原作的意图，灵活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在盐文化品牌外宣的翻译中，为了让读者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以目的语文化和读者为中心，运用目的语易于接受的表达方法，使译文通俗易懂，特别是对于一些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语言，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采用有效的翻译策略，更好地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有助于表达原文意图和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从而让中国盐文化影响世界。

（二）目的论之于盐文化翻译

品牌效应对企业、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更好地对企业产品进行文化的阐释与包装，使旅游与文化紧密相连，以求得旅游产业与企业文化事业的双赢，通过充分挖掘自贡的井盐文化资源以打造盐业乃至自贡城市的品牌和标识，与其他城市相区别，从而提高自贡盐企业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及综合竞争力，这已成为关系到城市产业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命题。毫无品牌外宣意识，只能一败涂地。品牌是企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它所附带的品牌价值虽是无形的，却是难以估价的。全球品牌营销的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命名不仅是为了识别和提示相关信息，更成为展示企业和城市文化的关键所在，因此应对品牌建构的各种要素进行积极梳理，使之定位准确，特色突出，并能与历史、文化和法律诸方面整合。

只有具备丰富人文内涵的品牌才能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形成持久的品牌效应，强调对品牌的宣传，不断赋予品牌新的吸引力。Skopos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既不是原文和原文在原语受众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不是原文作者所赋予原文的功能，而是由根据发起者或主顾的需要决定的目标文本的目的所决定。对外宣传翻译强调的就是译文功能，即让更多的国家了解我们国家、组织和企业，因此，译文功能理论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对外品牌宣传翻译质量的高低决定对外宣传的效果，影响目标受众对宣传对象的理解和认识，Skopos翻译原则为对外宣传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构建一个适用于企业品牌外宣英译的文本。盐文化品牌名英译过程中，译者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制定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充分发挥丰富的英语文字搭配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超越“信”、实现“达”、追求“雅”，从而有效地传译原品名中蕴涵的要素，尤其是文化意象的再现。这样，盐文化品牌英译名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无形资产应有的作用，推动企业与城市对外宣传向前发展，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1990年中国译协举办第一次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以来，我们的对外宣传事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正如译界前辈爱泼斯坦、林戊荪等人所指出的：“‘问题仍大’是指在对外宣传品制作中，外文翻译仍然是最薄弱的环节，是制约外宣品质量全面提高的主要因素。”而这样的问题在我国二、三线城市尤为突出，在之前有关于盐文化的系列研究中也并无相关研究，确是企业生存的基本。所以本课题的开展具有极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有前沿性和原创性，是对相关研究空白的大胆探索和全新拓展。

翻译中各种翻译策略并不彼此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的。至于在译文中源语文化哪些要做出调整、哪些要保留，都可在对翻译目的、作者意图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如何借鉴“翻译目的论”中的有益观点，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这都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调研中进行甄别探讨，也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并在之后的论文中进一步论证说明。

五、结语

盐文化，是历史上任何其他行业文化都无法与之媲美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挖掘盐文化品牌的丰富内涵，展现盐文化的魅力多彩，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相当的借鉴意义。运用心智对盐文化品牌给予准确定位，这对于自贡盐业企业发展乃至城市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的城市和企业都必须重视与世界沟通与交流，全球需要正确解读中国故事，中国要生产世界级的商品，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世界，这些都要求以企业品牌文化发展促进城市文化旅游，以城市文化旅游促企业品牌发展的良性循环。市场对应用型高素质经贸英语翻译人才的需求难以满足。

就盐文化品牌对外宣传的翻译而言，关键是把问题的性质分析清楚，拿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法，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形成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互动和循环。本课题研究及系列论文重在解决实际问题，在对外宣传翻译中遵照Skopos翻译原则，有助于表达原文意图和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以期通过跨行业的兼容性，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地方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通过培养目标，加大对中译英人才的投入和培养力度，加强对语言的学习，加强对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等措施，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满足需要，使我们的对外城市、企业宣传翻译工作越做越好，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这个门面工作越做越好，使企业品牌在走向全球市场的进程中，其外宣材料也与国际接轨，与企业品牌形象匹配。

外来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外语课堂；成人口语交际；外语教学

一、引言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独立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4]VygotskyL.S.MindinSociety[M]Cambridge,Mass.:MITPress,1978.

外来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文化教学；英语教学；理论指导；文化体验理论

一、引言

英语教学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从忽略到重视，从盲目到系统，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套英语教学体系，但是它还远远不够完善。就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而言，也曾一度陷入混沌状态，至今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线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学一直被忽视和冷落；人们认为学语言就是学语音、语法和词汇。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给文化教学创造了一个繁荣的机会。随着跟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于是开始纷纷研究如何在英语教学课堂中导入文化因素。其结果是众说一方，各执一词。教师们在谈到文化教学时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鉴于此，本文着重讨论了Moran的文化体验理论对文化教学的启发。

二、文化教学在中国英语教学中地位的提升

在我国，外语教学，尤其是英语教学中的文化热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流通，将各个民族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为了适应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需求，在英语教学课堂中，语言教学者们越来越多的把注意力投向了文化的导入。

三、理论指导下的文化教学

Patrick R. Moran 教授所编著的《文化教学：实践的观念》 (Teaching Culture: Perspectives in Practice) 一书主要探讨了如何在语言课程中实现文化教学的目的。它从文化教学的角度，对语言中的文化教学实践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层的研究。下面笔者就以此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理论对文化教学的启示进行分析，希望能对教学实践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Moran认为被普遍认可的文化三要素（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并不全面，因此提出了自己的五要素说：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社群、文化个体。各要素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1)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物质产品(artifacts)，如货币、尼日利亚的木制面具、日本的和服等；居所(places)，如房屋、村落、城市等；机制(institutions)，如政治、法律、经济等；艺术形态(art forms)，如音乐、舞蹈、绘画等。

文化产品是文化教学最直接的内容，经常与其他文化要素一同出现在教学过程中。例如在带领学生参观外国文化物品的同时，要引导学生分析和体验其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社群和文化个体，形成整体的积极体验。

(2)文化实践

文化实践也包含四个要素：运作(operations)，指文化产品的操作，如使用餐具、制作三明治等；行为(acts)，指仪式化的操作实践，如问候、告别、表达喜悦等；场景化活动(scenarios)，指扩展性的交际实践；生平经历(lives)，指文化成员的生平经历，如真实历史人物的传记故事，以及文学、戏剧、电影中虚构的人物生活经历等。

文化实践是一种生活形态的文化呈现，对于文化实践的教学实际上就是让学生在文化实践中体验文化，从而学习文化。

(3)文化观念

文化观念分为四类：感知，即我们感知的内容、忽略的内容、注意到或不经意的内容；信仰，即我们相信是真实或不真实的内容；价值观，即我们坚信是正确或错误、善或恶、合宜或不合宜、正常或异常、恰当或不恰当的内容；态度，即我们的精神和情感秉性――心智的构架、我们的观念――与情感或情绪有关的。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首先理解不同视点的文化观念，把握自己文化观念的视点，引导学生形成有效地视点，然后引导他们去感知外国文化观念中的不同构成。

(4)文化社群

我们通常讨论的文化基本上都是国家或民族层面的文化。其实，某一文化之中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社群形成的文化，也称作“微观文化”。这些不同群体的文化通常相对独立，有时和谐共存，有时也相互对立，甚至公开冲突。

在教学中，当学生是外国或少数民族的身份时，教师应注意与他们在国家或民族层面的文化差异。即使学生是中国学生，甚至是本地人，也应该注意由年龄、、性别、性格、对外国文化了解的背景不同而引起的群体文化差异。

(5)文化个体

文化个体可以在身份归属（如国家、教育、性别、宗教、职业、地区、社会阶层、种族、代别等）和生平经历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个人的生平经历对个人的文化身份归属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不仅是民族的、国家的、群体的，更是个人的。在文化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不要错误的将一个人的文化呈现定义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呈现，不要把一个群体的文化呈现理解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呈现，要特别注意克服从一个外国人而推导整个外国文化的不合理现象。

四、结语

Moran的文化体验理论对于文化教学来说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它毕竟还是理论层面的东西，对于真正的教学实践来说，还需要进一步的运用。这就要求语言教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和研究，结合当地教学环境、对象和目标的特殊情况，在总的教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教学实践。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新中国英语文化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困境是在所难免的。只要我们敢于反思历史、直面现实、放眼未来，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迎接中国英语文化教学新局面的到来。

参考文献：

[1]Moran,Patrick R.Teaching Culture: Perspectives in Practic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2]戴俊霞,陈宗伦.当代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

[3]梁绮云.中学英语教学与文化教学[EB/OL]., 2008-4-28/2009-4-21.

[4]林纪诚,俞青海.语言与文化纵论[J].外国语学院学报,1989(3):1-9.

[5]吴一安.走出英语教学的误区[J].英语教学与研究,2002 (6): 407-408.

[6]肖礼全.走出中国英语教学的历史误区――外语教学的哲学思考[J].外语教学,2004(1):67-71.

[7]俞约法.从文化因素的教学文化语言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1):5-6.

作者简介：

外来文化论文篇9

一、理论创新，匠心独运

国际政治理论是指导国际关系研究及各国对外政策分析的基础。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 研究兴起于西方，无论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后来的建构主义，其研究的立足点都是以 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借鉴 性研究，这是国内该研究领域中每一位学人当仁不让的职责。剧变后，特别是随着经济 全球化步代的加快，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视。如何将 文化因素整合进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众多学人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如何从基础理论的视 角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 空间。作者建设性地提出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建构全书的基础。同时，作 者对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即国际政治领域中文化的涵义、文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 文化对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影响、文化与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文化对国际机制及国际规范的 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进行了梳理。该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理论框架， 为我们分析文化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及国家战略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国家外交政 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对于国际政治学研究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观点独到，视角新颖

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一方面指 出冷战结束以来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渐显著；另一方面并没有一味强调文化因 素具有决定性地位，“文化只是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因素，并非决定因素，它只有和其他因 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为“文化如同其他观念因素，尽管不失其相对独立的能动作 用，但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国际关系演变与发展的终极原因，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因 素”。由此可见，作者的理论分析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论证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 文化学导论》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观点。

冷战结束以来，“文化用为一种‘软权力’，以一种放大的方式显现出来。文化对国际政 治、国际关系即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作者正是抓住这一变化，以文化对政治、 经济具有渗透性和导向性等功能为切入点，深入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内 涵、特点和作用，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如作者提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强弱，总 是与其文化发展的水平相联系的。一个缺乏优秀文化的国家，无论其在社会制度如何优越， 物质生产水平如何发达，都难以保持持久的凝聚力”。“在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扩张意味着 某一国际政治力量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控制，无论何种扩张都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道德诠 释赋予合法性，都需要非暴力力量的支持。征服和控制对象不仅在于人们的肉体和国家政 权，而且包括对灵魂的慑服”。这可谓是独具匠心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仅对于人们 分析文化与国家合法性建设、文化与国家安全、文化对国家外交的影响等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且对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国际冲突与合作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还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不 断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即文化世界化和文化民族化，客观地指出文化 的民族主义趋向不是文化建设的目的，而以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的文化世界化也不应该是 文化发展的唯一目标。

三、体例完整，内容充实

外来文化论文篇1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晶莹的瑰宝，是人类的创造力与智慧的生动体现。中国的“非遗”是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劳动创造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基因。但是，伴随着文化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冲击，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正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政府和民间共同面临的一个非常的紧迫的任务。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宣传的翻译工作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目的论的角度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的特点和与之对应的翻译策略，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工作做出有益的探索。

关于目的论

20世纪70年代，德国一批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而其最中心的理论主张即为目的论。目的论与稍早时期奈达（Nida，E.A.）的“等值论”所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的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保证译文本身的可读性。目的论首先由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家H.J.弗米尔（HJ.Vermeer）提出，根据弗米尔的观点有三大原则是所有翻译应该遵循的：1、目的原则（Skopos Rule），即翻译行为的目的了决定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与策略的选择。2、连贯性原则（Coherence Rule），即翻译必须与译文接受者的交际环境保持连贯与一致。3、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即翻译必须最大程度地忠实于源语文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的特点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既包含抽象的概念又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有形的文化遗产，历史古迹，建筑和艺术等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往往是活性的生命形态，是无形的传输介质。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内容多为动态描述，具有多相性和流动性。如对节庆活动，舞蹈，礼仪，风俗习惯，手工技艺等的描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而延续。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根据国务院《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策略与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目的决定了译者应当尽量遵循两条原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为取向的原则和以译文接受者的语境为重点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出发点在于传播中华文化，吸引世界更多人的关注，从而达到延续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这一点与获取这些信息的译文阅读者的文化探索目的是不谋而合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译者应尽量保留原文中涉及文化内涵的信息并且可以适当地增添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以译文接受者的语境为重点指的是在翻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时，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能拘泥于原文，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意”，要从译文接受者的角度出发采取灵活变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让译文接受者轻松地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以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具体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采用以下翻译方法来保证该目的的实现。

1 适当增补文化信息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果脱离了这些文化信息，忽略了译文接受者的文化背景，一味机械地翻译原文，就会引起误解甚至造成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员需要充分考量英汉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目的语接受者的文化心理习惯，采用文化信息增译的方法可以解决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语义缺省。例如关于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的资料介绍：“变脸，这是川剧表演艺术的特殊技巧之一，观众非常感兴趣，看过之后，无不惊叹，它是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东西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的东西。变脸的手法大体上分为三种，它们是‘抹脸’、‘吹脸’、‘扯脸’”。如果把“变脸”“抹脸”、“吹脸”、“扯脸”等词汇简单的翻译为“face-changing”“face-wiping”“face-blowing”和“face-pulling”对于不了解川剧或从未看过川剧表演的西方人来说可能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就必须适当增加文化信息来进行说明。实际上川剧变脸所指的是川剧演员的化妆的脸谱的更换，将“变脸”译为“Facial Makeup changing”并适当增补相关文化信息“a stunt in the art of Sichuan Opera，in which the performers change their facial make-ups in a blink of an eye”就能有效地达到翻译的目的了。

2 删减冗余文化信息，避免过度翻译

中英文语言结构本身的差异造成了在描述相同的内容时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和结构却不尽相同。目的论强调疑问接受者对译文的理解而非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中要尽量从接受者的文化心理出发，对汉语的语言形态结构做出调整。例如：

关于蜀绣的宣传介绍中有这样的描述“蜀绣作品在技艺上要求主题鲜明，构图简练，形象生动，意境深邃，秀美高雅，用重彩艳而不俗，施淡彩雅而不薄，给人以柔和的美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的瑰宝，出于文化骄傲的心理，宣传者往往不遗余力地渲染描述甚至略带夸张，因而造成许多宣传资料中充斥着大量华美但又空洞的辞藻堆砌。如果译员不加选择毫无保留地将这类信息翻译成英语，不仅难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在中文读者看来非常华丽的词藻对于英文读者而言却含义抽象，无法理解。因此，对于此类冗余的文化信息，译者可以删去。以上文字可译为：“The works of Shu embroidery are unique in its distinct themes，well-constructed composition，vivid images，thoughtful design concept，graceful technique and overall elegance，They are bright in rich colors and elegant in light colors.”

对于类似冗余文化信息的处理，译者应该尊重英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加以删减，从而使译文更易被英语读者接受和理解，避免过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