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论文范文10篇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自20世纪以来，"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之势进入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议程，日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传统媒体中影响最大的电视，也席卷进了全球化的风暴之中。文章主要是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来分析电视全球化过程中也有稳定性的一面。

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20世纪末期明显加快。电视传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样面临着全球化问题。电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风向标，对整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日益成为一种影响政治的社会公器。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84年美国新闻总署开办世界电视网，首次把电视节目推向全球以来,美国的三大广播网、英国BBC、德国官方的卫星电视台，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发展卫星电视的全球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发射和租用卫星，进行节目跨国乃至跨州覆盖。

而以我国为例，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顺利加入，电视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国的电视节目或受到外国电视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的下，国内的许多研究者们纷纷高呼"狼来了"，呼吁建构电视文化主权。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有些人对外国的电视节目持完全排斥的观点，认为在这些节目面前，受众没有任何抵抗力。文章就单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出发，来批判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senseofbelonging）及内心的承诺（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

文化认同往往以某种象征而与不同的民族、历史、传统和观念联系起来，成为集体动员的符号和标志。如国旗的布料与颜色与其他的布料和颜色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可是一旦获得文化象征的地位，它就具有了某种魔力，代表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有了文化认同的保护，即使在外来文化猛烈袭击的今天，本土文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崩溃。

一般而言，在电视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认同的稳定性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本土节目吸引力

新闻价值具有"五性"原则，其中包括接近性。接近性又分为地理性接近和心理性接近。[2]文化产品也是一样。本土文化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它们拥有文化相近性，熟悉的语言及文化背景使本土传媒产品更容易被受众理解和产生共鸣。一般而言，在文化层次相当的情况下，观众对本土的电视节目总是有所偏爱的，只有当他们发现外国的电视节目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比本土电视节目要优越时，观众才可能放弃本土的电视节目而选择外来的。不少研究表明，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要都是本土生产的。在亚洲7个国家中，名列前20名的电视节目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制作的。[3]

在我国，本土节目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民生新闻和方言节目两个节目形式中。这两种节目都是近几年兴起的节目形式。这两种节目的收视率都创下了新高。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与受众的生活接近，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同处于一个文化环境中，自然就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

民生新闻中有很大部分是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琐事，而且这些琐事经常与观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江汉风》就是这样的一档民生新闻。虽然它只是荆州电视台这样一个市级电视台的一个子栏目，却是江汉平原家喻户晓的一个电视新闻品牌。自从2004年改革以来，它以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根据AC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江汉风》在荆州地区所能收看到的所有节目中收视率排名位居第一，在荆州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不知道《焦点访谈》的大有人在，没看过《江汉风》的则寥寥无几。为什么在荆州，一个地区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压倒了众多名牌新闻栏目呢？编排合理形式多样功不可没，但最主要的还是内容的贴近性。地方电视台的受众范围可以说就是这个地域内的观众，这样它的收视群体是相对狭小的，在这个地域内的观众对这个地域的文化有着一种潜在的文化认同的心理。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观众当然更愿意看那些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视节目。

另外，方言电视节目也正在各地升温：四川话、陕西话、广东话、湖南话等各地方言纷纷登上荧屏，其收视率不断攀升。如重庆卫视的《雾都夜话》用浓郁、地道的四川话演绎百姓故事和凡人生活，当地观众称其"比连续剧还要好看"。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其原汁原味的杭州话，不仅使节目成为"票房冠军"，还赢得了"全国百佳电视栏目"荣誉。

方言节目为什么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呢？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载体，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不同地方的方言就是这个地方文化的一种表征。这种文化往往是被区域范围内的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文化，该区域的民众也对承担这类文化的方言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传播范围大、传播效果好的电视媒体将方言的这个作用发扬光大，为当地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能够引发文化和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了传播的效果。

2.受众能动性

受众在观看电视时，并不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为电视所左右，仅仅只是"沙发上的土豆（potatoonsofa）"。相反，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受众还常常对外来节目进行本土化和个人化的解读。

如美国学者凯茨与利比斯对于《豪门恩怨》的解读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

由此可以看出，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某些学者想象中的要强很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4]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中也涉及到了这个方面的内容。霍尔认为，电视内容可视为由符号构成的文本，任何文本都不止一个单一的意义，多数文本都能被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霍尔一再强调"编码与译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人们的社会处境同他们从电视节目中得出的意义之间存有必然的相关性，对此，霍尔举出三种假想的解读立场，即"支配-霸权立场"、"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和"对抗代码或对抗立场"。[5]与此对应的三种解读方式为"支配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对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中国论文联盟事实也是这样。即使同是中国的观众，由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各自的身份和处境不一样，也会采用多样的方式来解读电视节目。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传播中，这种现象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在"9.11"事件中世界各地人民看到的电视画面大致是一样的，但是彼此对世贸大楼倒塌造成巨大伤亡的反映则不同。有人同情，有人庆幸，尤其是比较一些与美国敌对和友好的国家人们的反映后，更是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带来的巨大差异。

3.刻板印象与文化偏见

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社会刻板印象，也称"固定的成见"，由美国政论家和舆论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先提出，后来又有人将此提法泛化为"浇铸铅版论"、"刻板印象论"等，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刻板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在同一社会文化群体中，刻板印象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由于历史的沉淀，每个民族都可能对其他民族或整个世界形成一些相对固定甚至独有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随着民族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成为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个民族的刻板印象往往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心理等各种因素复杂地交织着。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电视为代表的强势媒体对受众狂轰乱炸，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本民族的刻板印象。

文化偏见与刻板印象类似，也是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不同的是，文化偏见更多地体现在族群之间，同时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在电视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偏见通过传者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受众面前。如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中，要么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要么只是报道其阴暗的一面，而对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6]

4.民族国家限制外来传播

自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稍有转弱的倾向，但它对于人们的文化认同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

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民族国家为了使国家不至于被外界同化，除在军事上加大资金投入外，也会注重对传媒的控制。尤其是电视这个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好的媒体。尽管电视全球化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但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仍然维持着"防外"的传统，害怕它们的社会和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污染。

为了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民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规定外来节目的最高比例，或者缩短外来节目的播出时间，有选择地引进外来节目，等等。

在民族国家权力控制之下，传播媒介通过对自身主体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有意识的甄别遴选，强化或淘汰某种特定的文化构成，使特定的文化体系表现出合乎其目的性的总体景观，从而发挥出赋予文化身份、制造文化认同的涵化功能，加强了社会成员的全体归属感，实现了其社会整合的目标。

总而言之，在电视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虽然可能会随着文化移转和文化杂交而演变，但它的文化基因仍然是相当稳定的。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边界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源自种族、历史、血缘、宗教的文化认同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和创新为例》,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文化、教育、与认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出版，第407-420页.

[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3]陈韬文.《电视全球化与文化认同：亚洲背景下的理论思考》，《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郭震之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4][美]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第95页.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自20世纪以来，"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之势进入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议程，日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传统媒体中影响最大的电视，也席卷进了全球化的风暴之中。文章主要是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来分析电视全球化过程中也有稳定性的一面。

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20世纪末期明显加快。电视传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样面临着全球化问题。电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风向标，对整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日益成为一种影响政治的社会公器。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84年美国新闻总署开办世界电视网，首次把电视节目推向全球以来,美国的三大广播网、英国BBC、德国官方的卫星电视台，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发展卫星电视的全球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发射和租用卫星，进行节目跨国乃至跨州覆盖。

而以我国为例，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顺利加入，电视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国的电视节目或受到外国电视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的下，国内的许多研究者们纷纷高呼"狼来了"，呼吁建构电视文化主权。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有些人对外国的电视节目持完全排斥的观点，认为在这些节目面前，受众没有任何抵抗力。文章就单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出发，来批判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senseofbelonging）及内心的承诺（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

文化认同往往以某种象征而与不同的民族、历史、传统和观念联系起来，成为集体动员的符号和标志。如国旗的布料与颜色与其他的布料和颜色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可是一旦获得文化象征的地位，它就具有了某种魔力，代表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有了文化认同的保护，即使在外来文化猛烈袭击的今天，本土文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崩溃。

一般而言，在电视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认同的稳定性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本土节目吸引力

新闻价值具有"五性"原则，其中包括接近性。接近性又分为地理性接近和心理性接近。[2]文化产品也是一样。本土文化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它们拥有文化相近性，熟悉的语言及文化背景使本土传媒产品更容易被受众理解和产生共鸣。一般而言，在文化层次相当的情况下，观众对本土的电视节目总是有所偏爱的，只有当他们发现外国的电视节目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比本土电视节目要优越时，观众才可能放弃本土的电视节目而选择外来的。不少研究表明，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要都是本土生产的。在亚洲7个国家中，名列前20名的电视节目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制作的。[3]

在我国，本土节目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民生新闻和方言节目两个节目形式中。这两种节目都是近几年兴起的节目形式。这两种节目的收视率都创下了新高。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与受众的生活接近，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同处于一个文化环境中，自然就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

民生新闻中有很大部分是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琐事，而且这些琐事经常与观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江汉风》就是这样的一档民生新闻。虽然它只是荆州电视台这样一个市级电视台的一个子栏目，却是江汉平原家喻户晓的一个电视新闻品牌。自从2004年改革以来，它以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根据AC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江汉风》在荆州地区所能收看到的所有节目中收视率排名位居第一，在荆州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不知道《焦点访谈》的大有人在，没看过《江汉风》的则寥寥无几。为什么在荆州，一个地区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压倒了众多名牌新闻栏目呢？编排合理形式多样功不可没，但最主要的还是内容的贴近性。地方电视台的受众范围可以说就是这个地域内的观众，这样它的收视群体是相对狭小的，在这个地域内的观众对这个地域的文化有着一种潜在的文化认同的心理。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观众当然更愿意看那些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视节目。

另外，方言电视节目也正在各地升温：四川话、陕西话、广东话、湖南话等各地方言纷纷登上荧屏，其收视率不断攀升。如重庆卫视的《雾都夜话》用浓郁、地道的四川话演绎百姓故事和凡人生活，当地观众称其"比连续剧还要好看"。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其原汁原味的杭州话，不仅使节目成为"票房冠军"，还赢得了"全国百佳电视栏目"荣誉。

方言节目为什么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呢？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载体，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不同地方的方言就是这个地方文化的一种表征。这种文化往往是被区域范围内的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文化，该区域的民众也对承担这类文化的方言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传播范围大、传播效果好的电视媒体将方言的这个作用发扬光大，为当地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能够引发文化和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了传播的效果。

2.受众能动性

受众在观看电视时，并不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为电视所左右，仅仅只是"沙发上的土豆（potatoonsofa）"。相反，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受众还常常对外来节目进行本土化和个人化的解读。

如美国学者凯茨与利比斯对于《豪门恩怨》的解读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

由此可以看出，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某些学者想象中的要强很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4]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中也涉及到了这个方面的内容。霍尔认为，电视内容可视为由符号构成的文本，任何文本都不止一个单一的意义，多数文本都能被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霍尔一再强调"编码与译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人们的社会处境同他们从电视节目中得出的意义之间存有必然的相关性，对此，霍尔举出三种假想的解读立场，即"支配-霸权立场"、"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和"对抗代码或对抗立场"。[5]与此对应的三种解读方式为"支配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对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事实也是这样。即使同是中国的观众，由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各自的身份和处境不一样，也会采用多样的方式来解读电视节目。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传播中，这种现象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在"9.11"事件中世界各地人民看到的电视画面大致是一样的，但是彼此对世贸大楼倒塌造成巨大伤亡的反映则不同。有人同情，有人庆幸，尤其是比较一些与美国敌对和友好的国家人们的反映后，更是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带来的巨大差异。

3.刻板印象与文化偏见

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社会刻板印象，也称"固定的成见"，由美国政论家和舆论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先提出，后来又有人将此提法泛化为"浇铸铅版论"、"刻板印象论"等，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刻板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在同一社会文化群体中，刻板印象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由于历史的沉淀，每个民族都可能对其他民族或整个世界形成一些相对固定甚至独有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随着民族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成为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个民族的刻板印象往往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心理等各种因素复杂地交织着。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电视为代表的强势媒体对受众狂轰乱炸，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本民族的刻板印象。

文化偏见与刻板印象类似，也是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不同的是，文化偏见更多地体现在族群之间，同时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在电视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偏见通过传者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受众面前。如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中，要么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要么只是报道其阴暗的一面，而对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6]

4.民族国家限制外来传播

自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稍有转弱的倾向，但它对于人们的文化认同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

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民族国家为了使国家不至于被外界同化，除在军事上加大资金投入外，也会注重对传媒的控制。尤其是电视这个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好的媒体。尽管电视全球化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但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仍然维持着"防外"的传统，害怕它们的社会和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污染。

为了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民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规定外来节目的最高比例，或者缩短外来节目的播出时间，有选择地引进外来节目，等等。

在民族国家权力控制之下，传播媒介通过对自身主体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有意识的甄别遴选，强化或淘汰某种特定的文化构成，使特定的文化体系表现出合乎其目的性的总体景观，从而发挥出赋予文化身份、制造文化认同的涵化功能，加强了社会成员的全体归属感，实现了其社会整合的目标。

总而言之，在电视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虽然可能会随着文化移转和文化杂交而演变，但它的文化基因仍然是相当稳定的。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边界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源自种族、历史、血缘、宗教的文化认同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和创新为例》,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文化、教育、与认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出版，第407-420页.

[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3]陈韬文.《电视全球化与文化认同：亚洲背景下的理论思考》，《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郭震之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4][美]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第95页.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篇3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篇4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文化自信；跨文化交际职责；培养策略；英汉委婉语

当前，随着主席在党的提出的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及多次在多种场合对“文化自信”理念进行阐释、强调和倡导，这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也与教学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在课题的前期研究和高职幼儿英语教师培养过程中，对幼儿英语教师多元文化身份进行了定位，这为幼儿英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职责培养策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前高职幼儿英语教师专业学生学习情况不佳，主要表现为学习能力偏弱、学习习惯不良、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效率较低、英语基础不扎实等。但是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这一观点，越来越多教师意识到，高职英语教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也应注重文化养成，尤其是跨文化交际知识的传递和能力的提高。本文立足于适应社会需求的文化自信理念，以英汉委婉语为例，进行教学设计，致力于探索培养高职幼儿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职责的策略，并进行实践检验。

1跨文化交际职责

幼儿英语教师要履行跨文化交际职责，一方面必须深刻理解其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也要弄懂跨文化交际职责的履行所带来的深远意义。外语教师的跨文化职责是教师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促使学生跨越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的界线，通过不同文化体系间的理解促进不同语言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具体包括：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敏感度(跨文化意识)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的内容[1]。外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职责具体表现在维护本族语文化，传递目标语文化，促进跨文化理解。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念，保护民族文化精髓，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最基本的跨文化职责。幼儿英语教师进行外语教学，不能脱离外语文化的传递，因此架构扎实的英语专业知识和技能，并有辨别地融入外语文化，树立学生多元文化意识，这是非常重要的跨文化交际职责内涵。在坚定本族文化自信和传递外语文化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理解特定的外语文化思维方式，促进准确交流，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是跨文化交际职责的实际体现。如果跨文化交际职责无法成功履行，不仅会造成学生对汉语与外语的文化差异理解不当，还可能直接影响学生综合使用语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其在现实情景交际中产生语言和行为方面的交际障碍。因此，跨文化交际职责的培养意义具有多重性：有利于幼儿英语教师接触异国文化，开拓文化视野，同时培养国际视野，超越原有思维的局限性，并加深对本族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有利于幼儿英语教师认同自己的多元文化身份，重新审视本族文化与外语文化的关系，加强自身专业的发展和成长；有利于幼儿英语教师以开放、包容、思辨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并进行本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差异的比较，适应文化多样性时代，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本族优秀文化“发声”，致力于本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教学设计背景

2.1课程背景信息。本课程为《语言与文化》,是英语专业基础课程，所选用的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王振亚主编的同名教材。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和检验学生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理论知识以及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学完该课程后，学生应了解英汉语言文化的异同，增加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具有跨文化意识，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准确地理解对方，得体地表达自己，避免出现言语不当，甚至行为不得体而冒犯他人的行为，并能较好地传承并宣传中国文化。在考核上，本课程不仅要考核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也要考核学生的英汉语言与文化比较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因此，考核方式为形成性评价、任务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平时成绩占20%，包括学生的出勤、课堂表现、情境交际情况、作业等；小论文撰写任务占30%，要求学生按照论文的格式(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五要素)撰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的小论文；期末试卷笔试占50%，考核学生语言与文化相关知识的掌握和运用。2.2教学设计背景信息。本设计教学对象为应用英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对英语有一定掌握，但对英汉语言的理解停留在字面上，对深层的文化差异知之甚少。教学内容选取教材中第七章第三节“英汉委婉语”，主要讲授委婉语的定义、功能、用法及死亡委婉语。本设计的教学重点为委婉语的定义、功能和用法，常见的英汉死亡委婉语，委婉语相关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后者则是需要突破的难点内容。根据教材分析，教学目标设计为学生能理解委婉语的定义、功能和用法；掌握英汉常见死亡委婉语，并在日常交际中合理使用委婉语，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教学设计基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目标，践行“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原则，主要采用交际教学法、PPP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方法以及讲授、讨论、对比等多重教学手段，丰富课堂教学，提高学习效率。

3教学流程设计

本课践行翻转课堂，契合教学目标，设计为课前预学、课中教学和课后巩固三个环节。3.1课前预学。预学任务课前通过云平台给学生。第一项为自主学习委婉语微课，对委婉语形成粗略印象，并理顺学习内容和疑难问题；第二项为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思考委婉语，并记录下来。这两项预学任务的设计不仅提早将教学内容融入学生脑海，对教学内容有初步了解，并准备英语委婉语，为面授做好充分准备；同时训练学生获取知识、自主学习、积极思考等能力。3.2课中教学。课中流程是进行面授和解决问题的重要环节，主要进行委婉语相关的跨文化交际知识传授、训练和实践等，分为六个步骤。首先利用两句不同的问候语对学生进行关心和问候，初步渗透委婉表达的优点，然后采用小组竞争的方式呈现课前准备的委婉语内容进行热身，再采用通过询问数词(如520、2、38、250等)、职业称呼语(如教书匠、教师、教育工作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和汽车装饰语(如“爱护新手，人人有责”；“BABYincar”；“别追了，本人已婚”；“别吻我，我怕修”等)的表达方式和所表达的意义引入话题，为后续理论学习和交际任务做好准备。在新课呈现及练习阶段，首先利用微课、构词法和例句进行委婉语定义教学，并利用HughRawson的话语“委婉语如此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语言，以致我们中间没有谁——即使是那些自诩言谈直截了当的人，能够在不使用委婉语的情况下过完一天的”[2]，强调委婉语的重要性。然后，解释委婉语的示礼功能、避俗功能、避忌功能、掩饰功能，并介绍委婉语的用法和使用领域，如死亡、老、教育、疾病、排泄、性等，同时要求学生分组快速准确进行相关委婉语举例。通过小组情境讨论“在春节等重要节日不能提及或者说的话语(话题)”，观看视频《趣说文化：禁忌语和委婉语》，有针对性讲解死亡委婉语，并分类对比分析英汉死亡委婉语的异同，从而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最后，通过小组讨论进行自我学习和总结：英汉委婉语是否相同？相同点和不同点分别是什么？进而实现知识总结，并培养学生委婉语知识掌握和合作学习的能力，最后再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的梳理。3.3课后巩固。学生观看电影ThePrincessDiary，并自主进行委婉语案例分析，寻找其中的委婉语，通过云平台提交。电影的趣味性和案例分析的创造性进一步要求学生巩固和拓展所学内容,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化和深化。

4教学效果及特色

本次教学在充分了解学生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融合小组竞争的方式，利用常用的数字用语、职业称呼语、汽车装饰语等引入主题“委婉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理论教学时，利用情境、问答、对比、讨论等多重活动和手段，教师主导课堂，讲解委婉语的相关知识和死亡委婉语例子，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在实践环节，融合教学内容，通过头脑风暴、任务驱动等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常用委婉语，实践跨文化交际情境，培养学生委婉表达的意识和习惯，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课前利用云平台布置微课，辅助了解知识框架；课中利用微课、视频、PPT辅助教学，提高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趣味性，采用手绘思维导图的方式总结，梳理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和思辨能力；课后利用电影观赏及云平台完成作业，充分利用常用的信息平台进行教学。总之，教学设计具有实用性、实践性、多样化、信息化的特点，有效提升高职幼儿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促进跨文化交际职责的树立。

5培养策略

通过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践，不难看出，幼儿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职责培养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而可践行的跨文化交际职责培养策略主要可以从幼儿英语教师的文化身份、意识、敏感度和能力等方面进行。首先，明确文化身份定位。幼儿英语教师必须自我正确定位才能进行有所作为，从自我确定自己所承担的“传统文化启蒙者”“英语文化引入者”“多元文化融合者”“文化自信倡导者和践行者”等多元文化身份开始，为培养下一代的文化意识和信念、文化的传承责任和文化创新精神，不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真正实现跨文化交际职责[3]。其次，树立“强元”意识。幼儿英语教师首先要弄懂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认清目的语文化的语用功能，维护本族语文化的主导地位，厘清本族语与目的语的关系、本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从而，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环境下，要努力使中国文化这一元成为世界最“强元”，做到“文化自信”。再次，培养跨文化交际敏感度。跨文化敏感度是跨文化交际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人激发自身理解、欣赏并且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意愿，它的高低程度直接影响着跨文化交际的效果。跨文化敏感是连接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技巧的核心因素，只有对异国文化有正确的情感倾向，才能激发相应的文化意识，从而在跨文化交际中运用正确的交际技巧，进行有效交际行为[4]。

幼儿英语教师保持高度的跨文化交际敏感度，也就是敏锐的洞察力，就能快速准确地发掘语言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和能力提升，将本族文化渗透入英语教学中，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动态发展，实现本族文化和外语文化的平衡和协调。最后，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幼儿英语教师自身的英语知识和能力、英汉文化、英汉文化差异等知识汇聚成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幼儿英语教师应具备的跨文化交际职责的基础和根本。只有通过提升幼儿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培养幼儿英语教师更好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更好地传递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地位，更好地引导教学对象建立文化自信理念，实践跨文化交际职责。

参考文献：

[1]周晓燕,朱美玲.外语教师的跨文化职责:内涵、表现及其实现策略[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17(6):37-40.

[2]冯安伟.在教育与培训中提高跨文化能力[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3]谢杰.“文化自信”理念下高职幼儿英语教师多元文化身份定位[J].校园英语,2019(36):120-121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公务员之家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民居是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活中提炼创造的，在此过程中，结合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了无数优秀的民居建筑。如何传承这些民居建筑中的优秀文化，在现代环境设计中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是设计师应注重研究的领域和课题。本文以闽南民居的研究为着眼点，阐述学习传承传统民居的意义。

0引言

在当今国际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同化的趋势。如何在规划中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本土传统民居优秀的特色，并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设计体现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城市景观显得特别重要。做为一个环境艺术的学习和研究者，在本土传统民居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显得日渐式微而感到遗憾的同时，深感有责任就此课题进行探讨。

1闽南红砖传统民居的解读

单德启在他的《人与环境一一中国传统民居聚落基本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文中，用英文中的“本土的”(vernacular),“传统住宅”(traditionalrcsidcnce),“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etecturewithoutarchtect),对“传统乡土民居”的含义进行l}释。n]现仅以笔者当下生于斯长于斯的闽南民居为例，就其内部空间形态、外观特征、色彩特征、装饰符号、文化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讨其对于今天的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重要性。[z]闽南红砖民居通常指的是用本地特制的红砖结合本地石材和工艺、融合了中原文化及闽南海洋文化的精神而建造的大膺a"詹”是闽南方言，就是通常所说的“房屋”。

1.1闽南红砖民居的空间构成形式

闽南红砖民居一般为单层，其布局以中轴线分布;呈“向心围合式“;左右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正中间有天井，中设厅堂，一般摆放祖宗神位，前设石煌，两边为厢房，左为大。在闽南方言里，几进一般也称作“几落”，如“三落大膺”的说法，指的即是三进的大詹。

1.2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分析

1.2.1主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以红色为主色调。究其心理及传统因素，红色是中国传统象征意义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色彩，红色在几千年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象征喜庆、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闽南红”呈现的便是一种带有喜庆的红色，它代表了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乐观向上，奋发图强的生活态度，使闽南人对传统文化中代表喜庆、吉祥和朝气的红色情有独钟，并将红色作为建筑主色调延用至今。

1.2.2辅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中的白石、青石、原木色及饰作的辅助色，与砖红主色调相辅相成。可以说，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搭配无论从建筑本身，还是置于在自然的大环境中，都显得既端庄典雅又活泼灵动。

总之，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那一栋栋具有典型的闽南特色的红砖民居，犹如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中一枚枚朱砂色的印鉴，它与环境显得统一而又有变化。

1.2.3闽南红砖民居的装饰符号

闽南红砖民居不仅远观起来赏心悦目，近看局部装饰的符号设计亦别具一格。

a、装饰符号的位置:屋脊、墙面、悬梁、柱子、门窗、斗拱等;b、装饰符号的制作方式为:石雕、砖雕、木雕、灰塑、剪贴、拼凑等;c、装饰符号的题材:吉祥纹样、神话教化、诗词楹联等。这些装饰符号的灵活运用结合民居建筑的材料与工艺，使之无不充分显示营造者的匠心和艺术造诣及文化品位，亦成就了闽南民居独特的魅力。

1.2.4闽南红砖民居的文化

闽南上承古闽越的积淀、下启汉族及西域的交流、再融合东南亚、伊斯兰和西方建筑的影响，在文化面貌上呈多元化的状态。今天，闽南传统红砖民居独特的外观是在闽南地域文化的浸染下逐渐形成的，她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在造型式样上处处以装饰视觉元素体现建筑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2传统民居传承之意义

2.1传统民居传承之重要性

弗.赖特曾说:“唯一真正的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由此可见，其对于本土建筑文化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传统民居是本民族人民智慧浓缩的结晶，它必然有着我们能够“古为今用”的有益成份。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今天现代化的民居建筑的大量涌现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各地的民居逐步被所谓异彩纷呈的各色建筑、貌似多元的审美追求的建筑所代替。这表面看是“现代化”的体现，但也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缺失，亦反映出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从另一个侧面看何尝不是现代对传统的蚕食与否定，或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让位?如果说房子塌了，可以重建，但一个民族的精神垮了，要重铸又谈何容易?建筑是表现民族精神的一种主要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说亦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因此，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传统民居的优秀文化，是一个民族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公务员之家

2.2传统民居传承之紧迫性

2.2.1外来因素导致传统民居加速消逝

当今，大量优秀的传统民居，正由干经济加速度增长、生活习俗的变革而快速消失。所以，民居的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早在建国初期，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就曾为了老北京的旧城保护问题竭尽全力、四处奔走。他们的方案是保留老城，将现代化的建设计划移到旁边的城市去;保留城墙，并在上面做出一些景观、休闲娱乐区域，这样人们既可以边饮茶，边徜徉在古城墙上，看老北京、看众生相，试想那是何等的享受!当梁氏夫妇看到古城墙被拆时，不禁痛哭涕零道:“每拆一块砖，都是在剥我的皮啊!”据说苏州郊区著名的水乡一一周庄之所以今天能够留存下来，也多亏已故艺术家陈逸飞先生当时四处呼吁奔走，今天才能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视线之内。公务员之家

2.2.2内在因素造成传统民居传承的紧迫性

古民居本身因年代久远及建筑材料的限制，导致古民居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刻不容缓。我国古民居多为砖、土、木结构，因年代久远、凤吹日晒，老化程度加剧及资金匾乏，更加深了这种紧迫性的程度。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应注重从传播主体、传播文本、受传对象和传播效果来阐释韩国电视剧传播现象，以便深刻理解这一现象的实质。

韩国电视剧在中国传播所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影响，在当今中国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样一个在历史上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科技在全球处于中上水平的小国，何以在文化上对我国形成如此巨大的冲击，何以在全球化语境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文化、商业业绩，是值得我国每位研究者深思的问题。任何新兴的事物所展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单从一两个方面很难解释其本质。在信息时代从传播视角去刨析韩国电视剧消费现象，或许可以从本质特性上明晰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

一、受传者的文化修养和对传播内容的认同深刻影响传播效果

(一)受传者或传播对象的历史性知识的苍白和精神世界的荒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风起云涌提供了极具张力的扩展空间。近代中国，在列强的枪炮下国门大开，国人认清了自身的生存状态，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和落后的思想根源，后，国人采用了激烈对抗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以一种焦虑的急功近利的心态，阉割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废除了传统学科与文言文，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与核心，文字的演变、学科的发展自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人为的手起刀落，将传统与现实割裂，必定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必然导致思想精神、历史知识性的苍白和文化家园的失落。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这样的沧桑巨变，提出如“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并付诸行动，将人的生存与历史的断裂推到了顶点。中国经历这一次次的文化运动的人大部分还健在，他们和他们影响下的下一代，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滋润，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为缺乏浑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这种民族心态下，很难培养和形成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以后对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这种思想信仰的激励指导下，多少民族精英抛头颅撒热血，实现了民族复兴和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建国初期的全面繁荣的景象，历经的挫折后，大众对理想的信仰和对英雄的崇拜陷入了困境，思索与疑惑不断涌上心头。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出现了全面繁荣昌盛，但随着问题的出现，民众又失去了理想的激情，人与人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建立在物质不平等之上的一切不平等显山露水，腐败的阴影，在反腐的炼狱中影子变的越来越长、越来越模糊，在历史的家园的失落与现实的无奈下，民众的信仰激情燃烧殆尽，精神领域出现了真空地带，人渐渐回归本性，回归到了感性生活境界。根据二律背反定律来看，二十多年的物质财富增加，也伴随着伦理道德的堕落，大众对这些矛盾茫然不知所措，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深深加速了全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危机感，人们在匆匆忙忙之中来不及梳理自身的情感，只是本能地、习惯性地跟着媒体引导下的大众流行消费方式奔跑。先有港台歌曲的风靡全国，后有金庸小说的家喻户晓，少男少女沉溺于琼瑶的言情小说，连篇累牍的清宫戏不绝于耳，荒诞不经的******风风火火，超级女生一夜成名，韩国电视剧让“哈韩族”彻夜难眠，这些现象都与传播受众对历史性知识的传承，思想信仰的充实程度密切相关，这些流行现象的本质特征是相同的，只不过韩国电视剧以外来文化方式介入，更引人深思罢了。

(二)传播受众对传播内容的认同，使受传者在活动过程中找到认同感，找到自身生存的合理性，心理上感到丝丝慰籍。

一部艺术作品要引起观众兴趣，必须与观众构成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纵观历史，中国与韩国自古以来就在文化、历史、地理、人文，甚至种族上有着很深的渊源，韩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韩国在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上，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合理，传统文化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中韩两国文化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有很多共同点，它们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经过几千年的交流与融合，早就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与伦理观念，虽然两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各不相同，但历史的文化积淀始终在深深影响、制约着中韩两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两国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滋养，拥有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如“仁义礼智信”的人生准则、“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理想信念等。这样的共同和相似形成了中国观众接受韩国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与精神基石。

韩国电视剧具有很深的东方文化底蕴，场景画面也很具现代魅力，这种现代生活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意义，同时又给传统文化在现代意义上一定的扬弃。韩国电视剧洋溢着古典式的谅解、宽容精神及惟美精致的情调，展示、宣扬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伦理价值观念，如为人应孝敬父母，朋友之间以诚信为本，对家庭、友情、爱情、亲情要珍惜、负有责任心等等，这些精神诉求和生活价值趋向都非常容易让身处转型期的中国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当然韩国电视剧也明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对抗认同的魅力。

二、本文所指的传播内容即韩国电视剧，它的艺术质量直接影响受众反应和传播效果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民居是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活中提炼创造的，在此过程中，结合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了无数优秀的民居建筑。如何传承这些民居建筑中的优秀文化，在现代环境设计中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是设计师应注重研究的领域和课题。本文以闽南民居的研究为着眼点，阐述学习传承传统民居的意义。

0引言

在当今国际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同化的趋势。如何在规划中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本土传统民居优秀的特色，并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设计体现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城市景观显得特别重要。做为一个环境艺术的学习和研究者，在本土传统民居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显得日渐式微而感到遗憾的同时，深感有责任就此课题进行探讨。

1闽南红砖传统民居的解读

单德启在他的《人与环境一一中国传统民居聚落基本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文中，用英文中的“本土的”(vernacular),“传统住宅”(traditionalrcsidcnce),“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etecturewithoutarchtect),对“传统乡土民居”的含义进行l}释。n]现仅以笔者当下生于斯长于斯的闽南民居为例，就其内部空间形态、外观特征、色彩特征、装饰符号、文化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讨其对于今天的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重要性。[z]闽南红砖民居通常指的是用本地特制的红砖结合本地石材和工艺、融合了中原文化及闽南海洋文化的精神而建造的大膺a"詹”是闽南方言，就是通常所说的“房屋”。

1.1闽南红砖民居的空间构成形式

闽南红砖民居一般为单层，其布局以中轴线分布;呈“向心围合式“;左右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正中间有天井，中设厅堂，一般摆放祖宗神位，前设石煌，两边为厢房，左为大。在闽南方言里，几进一般也称作“几落”，如“三落大膺”的说法，指的即是三进的大詹。

1.2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分析

1.2.1主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以红色为主色调。究其心理及传统因素，红色是中国传统象征意义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色彩，红色在几千年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象征喜庆、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闽南红”呈现的便是一种带有喜庆的红色，它代表了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乐观向上，奋发图强的生活态度，使闽南人对传统文化中代表喜庆、吉祥和朝气的红色情有独钟，并将红色作为建筑主色调延用至今。

1.2.2辅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中的白石、青石、原木色及饰作的辅助色，与砖红主色调相辅相成。可以说，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搭配无论从建筑本身，还是置于在自然的大环境中，都显得既端庄典雅又活泼灵动。

总之，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那一栋栋具有典型的闽南特色的红砖民居，犹如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中一枚枚朱砂色的印鉴，它与环境显得统一而又有变化。

1.2.3闽南红砖民居的装饰符号

闽南红砖民居不仅远观起来赏心悦目，近看局部装饰的符号设计亦别具一格。

a、装饰符号的位置:屋脊、墙面、悬梁、柱子、门窗、斗拱等;b、装饰符号的制作方式为:石雕、砖雕、木雕、灰塑、剪贴、拼凑等;c、装饰符号的题材:吉祥纹样、神话教化、诗词楹联等。这些装饰符号的灵活运用结合民居建筑的材料与工艺，使之无不充分显示营造者的匠心和艺术造诣及文化品位，亦成就了闽南民居独特的魅力。

1.2.4闽南红砖民居的文化

闽南上承古闽越的积淀、下启汉族及西域的交流、再融合东南亚、伊斯兰和西方建筑的影响，在文化面貌上呈多元化的状态。今天，闽南传统红砖民居独特的外观是在闽南地域文化的浸染下逐渐形成的，她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在造型式样上处处以装饰视觉元素体现建筑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2传统民居传承之意义

2.1传统民居传承之重要性

弗.赖特曾说:“唯一真正的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由此可见，其对于本土建筑文化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传统民居是本民族人民智慧浓缩的结晶，它必然有着我们能够“古为今用”的有益成份。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今天现代化的民居建筑的大量涌现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各地的民居逐步被所谓异彩纷呈的各色建筑、貌似多元的审美追求的建筑所代替。这表面看是“现代化”的体现，但也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缺失，亦反映出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从另一个侧面看何尝不是现代对传统的蚕食与否定，或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让位?如果说房子塌了，可以重建，但一个民族的精神垮了，要重铸又谈何容易?建筑是表现民族精神的一种主要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说亦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因此，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传统民居的优秀文化，是一个民族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公务员之家

2.2传统民居传承之紧迫性

2.2.1外来因素导致传统民居加速消逝

当今，大量优秀的传统民居，正由干经济加速度增长、生活习俗的变革而快速消失。所以，民居的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早在建国初期，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就曾为了老北京的旧城保护问题竭尽全力、四处奔走。他们的方案是保留老城，将现代化的建设计划移到旁边的城市去;保留城墙，并在上面做出一些景观、休闲娱乐区域，这样人们既可以边饮茶，边徜徉在古城墙上，看老北京、看众生相，试想那是何等的享受!当梁氏夫妇看到古城墙被拆时，不禁痛哭涕零道:“每拆一块砖，都是在剥我的皮啊!”据说苏州郊区著名的水乡一一周庄之所以今天能够留存下来，也多亏已故艺术家陈逸飞先生当时四处呼吁奔走，今天才能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视线之内。

2.2.2内在因素造成传统民居传承的紧迫性

古民居本身因年代久远及建筑材料的限制，导致古民居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刻不容缓。我国古民居多为砖、土、木结构，因年代久远、凤吹日晒，老化程度加剧及资金匾乏，更加深了这种紧迫性的程度。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应注重从传播主体、传播文本、受传对象和传播效果来阐释韩国电视剧传播现象，以便深刻理解这一现象的实质。

韩国电视剧在中国传播所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影响，在当今中国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样一个在历史上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科技在全球处于中上水平的小国，何以在文化上对我国形成如此巨大的冲击，何以在全球化语境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文化、商业业绩，是值得我国每位研究者深思的问题。任何新兴的事物所展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单从一两个方面很难解释其本质。在信息时代从传播视角去刨析韩国电视剧消费现象，或许可以从本质特性上明晰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

一、受传者的文化修养和对传播内容的认同深刻影响传播效果

(一)受传者或传播对象的历史性知识的苍白和精神世界的荒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风起云涌提供了极具张力的扩展空间。近代中国，在列强的枪炮下国门大开，国人认清了自身的生存状态，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和落后的思想根源，后，国人采用了激烈对抗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以一种焦虑的急功近利的心态，阉割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废除了传统学科与文言文，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与核心，文字的演变、学科的发展自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人为的手起刀落，将传统与现实割裂，必定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必然导致思想精神、历史知识性的苍白和文化家园的失落。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这样的沧桑巨变，提出如“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并付诸行动，将人的生存与历史的断裂推到了顶点。中国经历这一次次的文化运动的人大部分还健在，他们和他们影响下的下一代，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滋润，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为缺乏浑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这种民族心态下，很难培养和形成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以后对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这种思想信仰的激励指导下，多少民族精英抛头颅撒热血，实现了民族复兴和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建国初期的全面繁荣的景象，历经的挫折后，大众对理想的信仰和对英雄的崇拜陷入了困境，思索与疑惑不断涌上心头。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出现了全面繁荣昌盛，但随着问题的出现，民众又失去了理想的激情，人与人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建立在物质不平等之上的一切不平等显山露水，腐败的阴影，在反腐的炼狱中影子变的越来越长、越来越模糊，在历史的家园的失落与现实的无奈下，民众的信仰激情燃烧殆尽，精神领域出现了真空地带，人渐渐回归本性，回归到了感性生活境界。根据二律背反定律来看，二十多年的物质财富增加，也伴随着伦理道德的堕落，大众对这些矛盾茫然不知所措，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深深加速了全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危机感，人们在匆匆忙忙之中来不及梳理自身的情感，只是本能地、习惯性地跟着媒体引导下的大众流行消费方式奔跑。先有港台歌曲的风靡全国，后有金庸小说的家喻户晓，少男少女沉溺于琼瑶的言情小说，连篇累牍的清宫戏不绝于耳，荒诞不经的******风风火火，超级女生一夜成名，韩国电视剧让“哈韩族”彻夜难眠，这些现象都与传播受众对历史性知识的传承，思想信仰的充实程度密切相关，这些流行现象的本质特征是相同的，只不过韩国电视剧以外来文化方式介入，更引人深思罢了。

(二)传播受众对传播内容的认同，使受传者在活动过程中找到认同感，找到自身生存的合理性，心理上感到丝丝慰籍。

一部艺术作品要引起观众兴趣，必须与观众构成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纵观历史，中国与韩国自古以来就在文化、历史、地理、人文，甚至种族上有着很深的渊源，韩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韩国在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上，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合理，传统文化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中韩两国文化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有很多共同点，它们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经过几千年的交流与融合，早就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与伦理观念，虽然两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各不相同，但历史的文化积淀始终在深深影响、制约着中韩两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两国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滋养，拥有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如“仁义礼智信”的人生准则、“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理想信念等。这样的共同和相似形成了中国观众接受韩国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与精神基石。韩国电视剧具有很深的东方文化底蕴，场景画面也很具现代魅力，这种现代生活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意义，同时又给传统文化在现代意义上一定的扬弃。韩国电视剧洋溢着古典式的谅解、宽容精神及惟美精致的情调，展示、宣扬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伦理价值观念，如为人应孝敬父母，朋友之间以诚信为本，对家庭、友情、爱情、亲情要珍惜、负有责任心等等，这些精神诉求和生活价值趋向都非常容易让身处转型期的中国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当然韩国电视剧也明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对抗认同的魅力。

二、本文所指的传播内容即韩国电视剧，它的艺术质量直接影响受众反应和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