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论文十篇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1

一、奥巴马一揽子方案的内容

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请求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美国的一般份额出资从560亿美元增加到640亿美元;第二,将IMF的紧急信用额度从大约100亿美元增加到1100亿美元;第三,支持IMF通过出售黄金来满足IMF的大部分运营支出;第四,向以前没有被分配过SDR的国家分配适量的SDR。另外,IMF正在计划一项2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这需要美国财政部与国会协商但无需国会批准。下面依次对这些内容进行评述。

1、份额增资

各成员国主要以份额向IMF出资,IMF每5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来决定是否增加份额。尽管IMF曾经增加过几次份额,但IMF总的资金水平并未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增长同步。

IMF理事会在2008年春天通过的份额增资方案将IMF总份额从大约3250亿美元增加到3570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增加的部分大约是80亿美元。份额代表了一国在IMF理事会和执董会的投票份量。作为IMF最大的出资国,美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单一成员国更多的投票权。IMF的重要决定必须获得85%的投票权支持,由于美国拥有IMF份额的17.09%和投票权的16.77%,因此能够实施一票否决权,新的份额增资方案并不改变美国一票否决的局面。G20领导人已经呼吁启动新一轮份额总检查,这一轮总检查应该不仅增加总份额,而且还加大向几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占比。

2、新借款安排

如果IMF的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危机期间成员国的借款需求(1998年底曾发生这种情况),IMF可以动用新借款安排(NAB)。NAB可以动用26个国家高达500亿美元的储备。NAB于1990年代末成立至今只动用了一次,即在1998年12月向巴西提供贷款,巴西在1999年3月归还了该笔贷款。

伦敦峰会建议将NAB扩大5000亿美元。一旦实施,扩大后的NAB将替换日本和欧盟等国在2009年初发起的双边信贷工具。由于美国在NAB中大约占20%,因此美国将需要提供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有新的国家加入NAB,美国的出资额有可能减少。

NAB增资额比拟议中的份额增资额大10倍,但NAB只有在IMF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成员国危机借款需求的情况下才能被激活,同时激活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贷款方同意。在NAB增资上达成政治协议比同样数量的永久性份额增资要容易。

3、出售黄金

在IMF成立初期,成员国以黄金认缴他们份额的一部分,当时的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到现在黄金已经大幅增值到每盎司950美元左右,为IMF改变收入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从成立至今,IMF的运营费用一直来自于其贷款收益,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IMF除贷款外的其他活动成本也由借款人承担;第二,IMF的收入波动较大,而其支出则相对稳定。IMF旧的收入模式与其使命并不一致。

2007年1月,研究IMF可持续融资的委员会建议改变IMF的收入模式。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议出售403.3吨(12965649盎司,占IMF全部持有的3217吨黄金的12.5%)黄金并将所得放入一投资账户,账户受益将用于支付运营预算中与贷款无关的部分。报告认为投资受益和贷款收入将足以支付IMF的日常运营成本。2008年春季IMF执董会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呈交IMF理事会讨论。假定金价是850美元一盎司,执董会的测算显示投资账户每年将获得4.75亿美元的额外受益。

4、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DR)是IMF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成员国可将特别提款权兑换为美元、欧元或其他货币以应对暂时的支付困难。IMF在1970—1972年间和1979—1981年间总共分配了214亿SDR。

IMF通过两种方式向成员国分配SDR:特别分配和普遍分配。特别分配需要修改基金章程,因此须得到国会批准;普遍分配需要与国会磋商,但如果分配额不达到特定“门槛”,则并不需要国会批准。

(1)通过对章程的第四次修正进行特别分配。IMF对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都没有分配SDR,这些国家占全部成员国数的20%。1997年9月,IMF理事会同意通过特别分配使所有成员国的累积SDR与其份额比例相匹配。克林顿政府拒绝将这一修正提交给国会。但其他国家都通过立法程序批准了这一修正,使同意特别分配的成员国的投票权累计达到78%。现在只需要美国批准就可以使这一特别分配生效,它将使发行在外SDR数翻倍,达到428亿(约相当于630亿美元)。

(2)普遍分配。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支持通过普遍分配的方式增发2500亿美元等值SDR,这将使发行在外SDR数大约增加四分之一。这一提议有助于补充资本流出国的储备,减轻通过货币贬值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从而避免贸易扭曲。美国将从普遍分配中得到280亿SDR,这些SDR将由财政部管理的汇率平稳基金持有。

二、IMF增资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增加IMF资源至少在六个方面促进了美国的利益。

第一,增强IMF的贷款能力有助于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同时提高金融市场的信心。美国与向IMF借款的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每年4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则超过1万亿美元。危机贷款有助于保持外国市场开放,避免潜在的货币崩溃。

第二,IMF增资有助于减轻中小国家向大国求助的倾向,分散大国应对危机的负担。在IMF总的增资额中,其他国家出资额超过美国的四倍,这对美国是非常划算的。如果采取单边行动,美国将不得不付出更多。

第三,由多边机构对借款国施加条件比贷款国政府采取单边行动更有利。同时单边贷款还会容易导致贷款条件产生冲突。

第四,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金融机构减少了对地区性金融机构的需求。地区性金融安排的发展前景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还不明朗,因此IMF继续作为解决危机的中心角色对美国有利,并能够协调双边、地区和多边关系。

第五,对危机的多边反应加强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巴基斯坦、土耳其、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已经纷纷与IMF展开贷款项目的磋商。许多其他国家,如韩国,尽管没有从IMF借款,也得益于IMF创造的市场信心。

第六,国会批准IMF增资方案将加强美国在危机应对中的领导力,缓和外国对美国在危机起源中扮演角色的谴责,并促使外国政府采取类似的危机救援方案。作为IMF的主要创始国、总部所在地以及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美国是IMF中唯一的最具影响力的成员。

三、美国国会在IMF增资中扮演的角色

国会在美国的IMF政策中扮演中心角色。美国关于IMF的最重要的决定,包括章程修订、份额增资、借款安排以及出售黄金等,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尽管IMF在多方面推动了美国利益,但美国国会对IMF的态度一直都是摇摆不定的。

美国总体利益与国会对IMF的态度存在脱节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虽然IMF危机贷款支持了美国经济,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且贷款产生的效益是分散的,并不能直接使某利益集团或企业受益。因此,利益集团不可能将支持IMF列为其在华盛顿政治活动日程中较为优先的位置。

第二,与金融机构不同,IMF不能向议员选区的选民贷款或管理他们的资产;与联邦机构不同,IMF并不直接服务于国会议员的选区。在国会内部,与IMF相关的事务涉及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银行、国际关系以及拨款委员会,责任相当分散。因此,很少有国会议员愿意为IMF说话。

第三,由于国会需要利用其对IMF议题的否决权与政府在国内问题上展开博弈,因此在国会内部对IMF完全反对的力量并不非常强大。

作为制定美国在IMF政策的部门,财政部是美国内支持IMF的主要力量。财政部可以依赖白宫推动国会立法或者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向国会游说。当份额检查或章程修订摆上IMF日程,财政部会考虑国会的态度从而评估该项议题是否值得向国会游说,如果不值得,财政部会在IMF理事会会议上否决该项议案。在向国会提交立法请求后,财政部会寻求其他部门的协助,如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私人利益团体和意见领袖,动员各个利益团体支持。但是这样的游说联盟并不稳定,而且发起游说联盟越来越难。最近美国政府除非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向国会请求通过有关IMF的法案,而且通常选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发出请求。

四、结论

本文评估了美国向IMF出资的一揽子方案的内容及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并分析了政府与国会在IMF事务上的博弈。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认为IMF对私人资本市场的扩张不是阻碍而是有效的补充,而且IMF在稳定市场以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因此G20主要依靠IMF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加强IMF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持各国市场对外开放,从而有助于推动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

美国国会通过增资方案对保持美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外交事务的领导权至关重要。国会的支持将会维持美国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所拥有的领导权。反之,如果国会不支持在危机期间通过上述法案将不仅会损害全球经济恢复,而且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尚军、袁炳忠、谢栋风:G20伦敦峰会同意为IMF增资至7500亿美元[N].中国青年报,2009-04-03.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2

【关键词】国际收支；货币供给；传导机制

一、引言

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并且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对外经济也取得了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随着我国进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组成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失衡也在继续扩张，继而带来的是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在促进我国经济积极发展的同时，也对货币供给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动与货币供给的关系，从而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

针对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最早的是货币主义学派提出的货币供给量决定论，Johnson（1972）等学者认为，一国国内的货币供给超过需求时，超过需求部分的货币就会流向国外，从而使本国现金减少，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决定了该国的外汇储备需求，因此本质上国际收支失衡是一种货币现象。还有如克鲁格曼（1999）基于内外经济均衡的“三元悖论”，认为开放条件下国际收支变动所带来的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将对一国货币供给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国内学者在理论上（田华臣，张宗成，2005；陈岱孙，2011）从货币均衡模型、国际收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IS-LM模型与不可能三角等不同角度对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基本的结论是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较大，从而增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同时，国内学者还进行了实证研究（周铁军，刘传哲，2009；黄武俊，2010），这些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国际收支通过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的扩大，国际经济学界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但对中国的货币供给研究很少。而国内经济学界虽然对中国的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关系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给后续研究带来了很多启示，但是结论并不一致，且缺乏对其传导机制的研究。本文试图运用实证方法，运用2008～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揭示其传导机制，为改善中国的货币供给提出政策建议。

三、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理论分析

我国央行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其中，“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保持国内物价稳定；二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要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必然涉及汇率制度安排。因此，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货币需求，最终影响货币供给，简称“货币需求机制”；二是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简称“汇率安排机制”。

（一）货币需求机制

根据货币供给内生论的观点，货币供给决定于货币需求。而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地引起货币需求的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带来经常项目变动，形成对货币的直接需求。对外贸易活动扩张导致的实体经济增长要求与之适应的货币信用形式表现为货币需求量增加。具体表现在：贸易扩张带来总需求上升，物价稳定要求下，总需求上升引起货币需求上升，最终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其传导机制是：出口量国内生产规模生产资金需求贷款货币供给。其次是直接投资活动带来资本与金融项目变化，形成对货币的间接需求。资本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国内的配套资金，诱发了更多的国内投资，从而提高了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引起货币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二）汇率安排机制

汇率安排机制是从供给侧分析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下，1994年中国确立了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和结售汇制度，并形成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从而使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成为影响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其传导机制是：国际收支变化外汇储备变化外汇供求关系变化稳定汇率要求下，中央银行进入外汇市场买卖操作基础货币投放变化货币供给变化。

四、我国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关联性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根据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分析，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的传导途径有“货币需求途径”和“汇率安排途径”，但前者从属于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最终通过国际储备表现出来，而国际储备又会通过“汇率安排途径”影响基础货币，最终影响货币供给量。基于此，本文选择M2和基础货币MB作为货币供给的变量；选择国际收支状况的直接反映指标――外汇储备FR和国际收支状况在货币形态上的反映指标――外汇占款PFE作为国际收支的变量，分别从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和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关系这两个角度上不同、实质关联的两个方面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方向和程度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我们采用X12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季度调整，为消除异方差，对调整后的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后的变量分别用LFR、LM2、LPFE、LMB表示。由于2005年7月至今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本文选择市场较为成熟的2008.1-2014.09月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量M2的关联性分析

我们采用ADF法对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量M2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1是相关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两序列均为I（1）序列。因此，可以进行Granger检验，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根据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2。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LM2与LFR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说明外汇储备是货币供给量M2变化并不显著的原因。

（三）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关联性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两序列均为I（1）序列。因此，可以进行Granger检验，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根据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2。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发现MB不是PFE的Granger原因，而PFE对MB有99.9%的解释能力，说明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变动的明显原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首先，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呈一定的正向关联性，而且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其对货币供给的正向作用也增强；结合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形成机制考察，可以得出：外汇储备作为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直接结果，其对货币供给的显著影响具有制度条件下的高度可靠性和稳定性，这里的制度因素就是现行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目标下的“汇率安排”。

其次，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呈现高度而稳定的正相关性，而且随着外汇占款的增加，其作用于基础货币的效力也随之增强，说明在现行结售汇制度下，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不断增大，外汇占款成为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使得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内生性进一步增强。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高度关联性成为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主要和直接的传递途径。

（二）政策建议

1.货币供给决定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大要素。在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格局下，要减轻国际收支失衡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短期对策是调控货币乘数，具体措施是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而从长远看，必须弱化或切断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的传导关系，其解决之道在于推进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加速从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汇制过渡，或者寻找其他合适的渠道来形成外汇储备，如由非央行机构（财政部或专设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筹措资金购买外汇储备等。

2.对于处于“新常态”状态下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应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一目标。汇率稳定有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更是因为中国影响自身贸易条件的能力不如发达国家；同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预期、防范由于本币汇率的过度升值抑制出口进而导致经济下滑，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更为重要。

3.若人民币汇率不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意味着央行可以不必为“稳定”汇率而进行入市干预，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也不会太多，不会成为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占款部分。也就是说，国际收支活动不会通过“汇率安排机制”影响国内货币供给，只会通过本身经济活动产生“货币需求”。

4.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1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过大反映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并带来一系列挑战。要解决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应该坚持双管齐下，解决好流量问题，控制好收支平衡。主要措施就是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长由较多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以及在稳定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促进贸易收支平衡。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不断创新和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及方式，提高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周铁军，刘传哲.中国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关联性的实证分析：1996～2007[J].国际金融研究，2009，（3）

[2]王方静.我国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机制研究[J].金融经济，2014，（6）

[3]王晓雷，刘昊虹.论贸易收支、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调和均衡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12，（11）

[4]范小云，陈雷，王道平.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J].世界经济，2014，9（2）

[5]陈建奇.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技术条件及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研究，2015，7（4）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3

关键词：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214-02 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

2012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概念被提出。2013年3月27日，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决议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该决议将简化金砖国家间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从而减少对美元或欧元的依赖。2014年7月15日，在第六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根据《福塔莱萨宣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1 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国平摊出资金额。预计在2016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开始营业。2013年的《德班宣言》描述了其主要职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弥补发展中国家长期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不足的问题。”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一个跨区域的州际银行，它会使目前仍处于松散状态的金砖国家增强联系。它的建立为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保障，并被认为将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在组织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的新机制。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内的各种类似的国际机构，都是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发起和主导，对发展中国家只给予有限支持，并附带苛刻的条件，按照西方的意旨办事。

最近10年，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非常乐观，其平均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金砖国家的外汇储备合起来达4.4万亿美元，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3%。根据IMF公布的数据，近3年来金砖五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40%、34%、79%。10年前，高盛集团在公开的报告中曾经提到金砖国家到2050年将会扮演世界经济里最重要的角色。金砖国家代表了新型的大国合作，突出了务实性和包容性。当前，金砖国家间合作已经涵盖了外交、经贸、农业、金融、卫生等多个领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领域作为将来的投资重点，蕴含着巨大的收益机会。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今后20年，金砖国家在道路交通的增长方面将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在航空交通的增长方面占40%以上。

二、货币国际化

（一）货币国际化的内涵

学者们首先从不同角度对国际货币给出了不同定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IMF在麦金农的“国际贸易中的可交换性”（Mc Kinnon，1979）基础上定义的国际货币：具有世界范围的可接受性、购买力的稳定性和金融便利性。

一国的国际货币化就是该国的货币可以在国际上流通和使用，即可以在国际上履行其作为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等货币的一般职能，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工具货币。

判断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几个主要标准：（1）该国货币是否能承担国际储备资产这种职能（即是否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2）该国货币能否起到国际干预货币的作用；（3）该国货币在国际投资中，国际借贷活动、国际交易支付占的比重是否足够多；（4）该国货币可否作为国际清算货币；（5）该国货币能否在国际范围内承担价值尺度的职能。

（二）美元国际化

在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最为强大，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采用了“怀特计划”，使美元成为国际储备、支付和计价的手段。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缺陷（特里芬难题的存在），促成美元发行量过大以及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导致美元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质疑。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的特点是黄金非货币化，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在国家内流通的货币都是非黄金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市场决定其汇率波动幅度。从而，美元的霸权地位下降，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国家货币地位上升。

（三）人民币国际化已具备条件

近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急速增加，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人；并且人民币币值稳定，综合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国政府为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援助了超过40亿美元的贷款。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环境是比较稳定的，金融制度也日趋完善，金融市场逐渐发育成熟，在国际上赢得较高声誉。

自从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日益增多，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人员的往来日益频繁，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部分地区成为支付或结算货币。中国人民银行与越南等国家的中央银行签订了双边支付协定，同意以双方货币或硬通货作为支付货币，实际上是以人民币为支付货币。边际贸易和境外旅游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1994年，中国对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施了汇率并轨，并建立了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1996年，实行了外商投资企业结售汇制度，取消了经常性国际支付或转移的汇兑限制，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向国际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六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与周边八个国家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的结算协议。人民币在东南亚自由流通，已经受到了第二美元的待遇。人民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将可能成为亚洲的地区性货币，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之后的第四种全球性货币。

三、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促进了区域货币合作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理论中，由蒙代尔和麦金农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最适度货币区理论（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理论）得以成功实践，其理论基础催生了欧元。该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如果以某种较为合理的方式把世界分化成几个大的区域，在每个区域内部使用同种货币或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而不同区域之间采取浮动汇率制，这样就可以利用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缺点。

最适度货币区理论隐涵着这样一种思想，即为了达到福利最大化，整个世界经济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域或至少是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

目前，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俄罗斯、巴西、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早在2012年的会晤中就讨论了五国建立外汇储备库的可能性和货币互换安排的可能性。如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采用非美元的货币运作，这不仅可以推动金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少金砖五国对美元、欧元的依赖，还可促进五国之间和五国与其他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合作的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项目可兑换的进程。

（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促进了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

货币可兑换只一国的居民可以将其持有的本国货币按照一定的汇率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权利。根据中央银行或政府干预度的不同可以分成三类：完全可兑换（对兑换的目的和数量没有任何限制）、部分可兑换（对兑换的目的和数量有一定限制）、不可兑换。根据兑换目的的不同，国际上通常将货币对外可兑换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经常项目可兑换指本国和外国进行经济交易而经常往来的项目，包括对外贸易收支、非贸易往来和经常性转移。资本项目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和金融项目，记录了金融资产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转移。

中国在1994年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兑换，在1996年年底实现了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之后，对资本项目可兑换一直采取比较谨慎地态度。2011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之后，资本项目可兑换性将增强，有利于本币从交易职能向结算、投资和储备等职能扩展，不断扩大本币在境外的应用范围和数量，直接扩展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使用人民币交易的范围。同时，鼓励了其他国家通过投资融资持有人民币，提高他国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从而促进了人民币国家化。

四、小结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于2013年6月16日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3》，2013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为0.87，美元国际化指数为52.34，欧元国际化指数为23.60。货币国际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它要求货币发行国要在政治上强大且稳定，经济上实力雄厚，国际贸易和投资有较大份额，金融市场发达，货币价值稳定。正因为上述原因，大部分国家的货币都无法成为国际货币，只有少数几种货币能实现国际化。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选择什么种类的货币作为各种信贷、援助活动的媒介将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重大影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具备改变金融格局的强大实力，可加快金砖国家之间合作的机制化和一体化，最终将成为一个具有执行力的经济联盟。在这五个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为应急储备基金提供的资金份额最大，数量为410亿美元。中国拥有最大外汇储备，是五国中最有经济实力的国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会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网络体系庞大起来，同时，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会更为频繁。以美元、英镑、马克或欧元为例的国际货币职能得以发挥的基础条件，都是以贸易和直接投资形成的交易系统或网络系统。只有在这种交易系统或网络系统之下，某个国家的货币使用频率通过交易量的增加而增加，随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交易惯性，最后才会逐渐成为国际货币。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成为加快金砖国家走向国际市场的助推器，金砖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建立本币离岸市场，金砖各国的货币相互之间流通兑换无障碍，国际投资和国民储蓄在各国之间流动加速，促进金砖国家的货币实现国际化。无论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选择人民币作为主要媒介行使职能，还是按照比例选择一揽子货币作为运行的媒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金砖五国的货币，未来，人民币交易结算网络系统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而扩大，中国在全世界的贸易比例会上升，而外汇风险会减少。人民币逐步具有与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世界各国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也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姜波克，张青龙.货币国际化：条件与影响的研究综述[J].新金融，2005，（8）.

[2] 范达.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探析[J].决策与信息，2014，（17）.

[3] 姜凌.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J].世界经济，1997，（4）.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4

关键词：MFS；广义货币总量；加权货币总量；货币服务指数

一、引言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五种基本类型，即汇率目标、货币总量目标、利率目标、通胀目标、隐性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总量目标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基本类型之一，我国目前采用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有不少学者对目前这种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出了异议：如李卓，高岚(2004)从相关性、可控性、可测性、抗干扰性等四个角度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效果的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存在很多问题，应该另行选择。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尹中立(2006)认为以货币总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该目标越来越难以琢磨，其中原因很多，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影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研究均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放弃还是坚持以货币总量目标作为中介目标，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即货币总量统计在货币政策制定及其对整个宏观调控、对经济金融政策的信息支撑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测度货币总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货币的控制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和物价水平的稳定。因此，科学测度货币总量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今后也仍然是货币与金融统计工作的一个中心工作和任务。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0年推出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是目前世界编制或公布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国际标准，对各国金融统计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本文拟通过对《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这一国际准则中关于货币总量测度的研究，以期从中得到启示，从而为我国货币总量科学测度提供参考。

二、MFS货币总量测度研究

(一)广义货币总量的界定

MFS所定义的货币概念是广义范畴的。MFS认为，狭义货币通常被定义为包括货币和可转让存款，而金融创新却削弱了狭义货币对于政策目的的有用性，广义货币则能较好地适用于政策目的。因此，MFS认为，广义货币总量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属于广义货币的金融资产；2．货币的持有部门；3．货币的发行部门。

MFS这个定义实际上是在探讨可纳入货币总量的组成部分。第一方面说明哪些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这是选择货币总量组成部分的主要特性。几乎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有“货币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哪些金融资产是广义货币，哪些不是，一般可从货币的流动性、储藏价值功能和其他基本特性如法定货币、可转让性、可分割性、期限、交易成本、盈利性等角度判断。例如：货币和可转让存款是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属于广义货币。它们的货币特征可概括为：是法定货币；具有广为接受性；零期限，可直接用于支付；无交易成本或交易成本很低；可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第二方面说明哪些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根据定义，货币持有部门通常包括除存款性公司和中央政府之外的所有居民部门。也就是说，货币持有者一般包括：1．公共和其他非金融性公司；2．中央政府之外的其他政府单位；3．住户和为住户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4．金融性公司部门中除存款性公司分部门(即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之外的所有机构单位。

第三方面说明哪些部门发行被持有者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货币发行部门通常包括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中央银行发行本国货币，也可以发行包括在广义货币中的存款或证券。其他存款性公司吸收的存款可看作是其发行的存款凭证，是创造存款货币的部门。

MFS广义货币总量概念的提出，就有了一种统一的“格式”为有关国家编制广义货币总量，从而有利于进行国际对比，解决了各国因货币定义不同而导致的无法比较的问题。

(二)流动性总量的界定

MFS提倡各国在编制广义货币总量时，还可以对流动性总量进行测度。对于流动性总量，MFS是这样定义的：除了广义货币负债之外，流动性总量还包括其他被认为具有一定流动性，但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定义的广义货币之内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流动性总量的组成包括两个部分，即广义货币的组成部分和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其他负债。流动性总量在负债的类型和涵盖的发行部门这两方面比广义货币的范围要广。

进行流动性总量的测度的原因是，MFS认为，有些金融资产货币性强弱的判断并不是十分清楚，这样就使一些具有一定流动性，但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定义的广义货币之内的金融资产被排除在统计监测之外。为了扩大货币监测的范围，MFS建议各国根据需要除了统计监测广义货币之外，还可统计监测流动性总量。

(三)MFS货币总量测度方法评价

MFS主张的货币总量测度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简单加总法。简单加总法是先根据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来划分货币供应量层次，然后将不同层次的货币总量指标如M1、M2、M3等，按各自包括的组成部分以相等的权数简单相加。这种方法由于计量简明，因此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纳。但这种传统的货币总量计量方法也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该方法的基本假设与微观经济理论相悖。该方法假设货币资产的持有者将构成货币总量的各类货币资产看做是完全的替代品，因此在计算时赋予各类货币资产相同的权重，例如M2中的现金、支票存款、储蓄存款与定期存款等各项货币资产的权重都等于1。然而，根据微观经济学的需求理论，人们之所以持有不同货币，原因在于不同货币的交易职能和价值储藏手段是有差异的。就交易职能而言，人们会选择具有高流动性的货币资产；而对于价值储藏手段，人们会选择能够保值的货币资产。也就是说，实际上，货币持有者并不认为这些货币资产具有完全替代性。

2．加权汇总法。该方法考虑到了不同货币性资产的不完全替代性。由于货币总量是由各种流动性不同(或货币性有差别)的金融资产构成的，因此，可按流动性的不同程度(或货币性的程度)确定各组成部分的权重(大于0小于1)，然后求出货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加权平均总量，这一货币总量就是货币的加权度量，通常称之为加权货币总量。

常用的货币总量有货币服务总量和拉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由于货币服务总量度量了服务性流量，因而不能与货币存量直接比较。因此，人们更愿意使用指数的形式来反映货币的增长情况，如拉式货币服务指数和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就是目前主要使用的两种总量指数。这种统计指数可以反映所有货币服务总量的动态及平均变化程度，它提供了度量货币增长的另一种形式。各种货币总量和货币服务指数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1)货币服务总量

由于货币资产是一种提供货币服务的耐用品，因此，对货币所提供服务的度量，可称为货币服务总量，其计算方法为：

经济,金融,货币-[飞诺网]

式中：TMS是t期的货币服务总量；m是第i种金融工具的数量。式(1)表示对所有金融工具货币性的一个总的衡量，即将每一种金融工具的服务加总的结果。

(2)拉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

式中：LWMS是第i种金融工具在第t期的拉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r是第i种工具在基期的收益率；是作为参照物的某种金融工具在基期的基准利率。

(3)拉式货币服务指数

式中：LWSI是第t期的拉式货币服务指数；m是第i种金融工具基期的数量。r是基期作为参照物的金融工具的基准利率；r是第i种工具的收益率。由于拉氏指数使用固定基期权数，因此，用这种方法度量时，可不受一定时期利率变化的影响。

(4)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

该指数是由巴内特(Barnett，1980)将微观经济总量理论、统计指数理论与货币理论结合起来，通过解消费者最优选择问题而导出的。该指数以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来建立权数加总各种货币资产。持有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叫“使用者成本”(usercost)。持有每一种货币资产的开支(该种货币资产总量×使用者成本)占持有全部货币资产的总开支的比重，就是该种货币资产在货币总量中的权重。显然，如果某项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强，则收益率低，与基准利率的差值大，在货币总量中的相对权重就增加。在离散时间情况下，Divisi货币数量指数可表示为：

式中：D为第t期的Divisa货币总量；为第i种货币资产占总支出的比重；m是第i种货币资产在时刻t的数量；p是第i种货币资产在时刻t的机会成本，或称价格，它是由第i种货币资产的自身收益与某一基准利率决定的，其计算公式为是基准利率；

是第i种货币资产的自身收益，ro是极小的常数。公式(4)表示Divisa货币总量的增长率等于各货币资产的增长率按其支出的比重加权加总。由于该指数的权重表现为每一种货币提供服务占所有货币资产提供服务总量的比重，这样，以加权的方式就能体现不同货币层次的结构，进而对宏观经济指标予以反映。因此，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可以很好地体现各货币层次由于流动性、安全性、机会成本带来的结构上的差异。

三、借鉴MFS，科学测度我国货币总量的建议

通过对MFS货币总量测度方法的解读和评价，在我国货币总量测度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和改进。

(一)把握好选择标准，是科学测度货币总量的前提和关键

货币总量的选择总是要结合政策目标，选取可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货币总量。MFS认为选择的标准一般有以下几点：一是货币总量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要有可预见的关系为准，具体包括价格总水平、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国际收支的组成部分。二是货币总量与中介目标变量之间要有可预见的关系，如货币总量与利率、基础货币。三是要考虑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可预见效果，具体包括对中介目标变量的影响、对货币总量的间接影响等。从目前简单加总的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总量的实施效果来看，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这又恰好是我们研究和改进的突破口。因此，把握好选择标准，是科学测度货币总量的前提和关键。

(二)扩大货币总量统计机构范围，并编制金融性公司概览，以完善货币总量基础数据的来源

货币基础数据的提供，是正确统计货币总量的基础。与MFS相比较，我国的货币总量统计也是在金融性公司分类的基础上，对报表数据逐级汇总、合并和轧差而形成的。与MFS略不同的是，我国货币总量统计采取两种并行的表述方式：一是单独编制货币供应量统计表、基础货币统计表等；二是按MFS的要求编制货币当局等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存款性公司概览。在机构范围上，我国货币总量统计的覆盖的金融机构只有存款性公司，其他金融性公司不包括在内。我国应按照MFS的要求，尽快编制金融性公司概览，与国际标准相接轨。

(三)积极修订货币供应量层次，进一步改善货币总量测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现阶段，我国根据国际通用原则，以货币流动性差别作为划分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标准，把货币供应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Mo：流通中现金；M1(即货币)：Mo+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考虑到金融创新的影响，对货币统计口径主要作过2次修订：第一次是从2001年7月起，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第二次是2002年初，将在中国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业务，分别计入了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由于金融创新的影响，使货币属性的界线不像以前那样分明了。人们对于目前这种货币供应层次划分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基于这些变化，我国应尽快研究并积极应对金融创新对货币总量统计的影响，对货币总量计量的口径作相应的调整。在科学计量货币总量时还要考虑统计口径要符合国际通行的原则，与国际通行准则的货币计量方式有可比性。

(四)试编加权货币总量，使其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辅助工具

目前我国货币供应总量是按简单加总的方法计算的，由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与产出和物价的稳定关系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难以准确地描述货币作为交易中介的本质及其对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难以有效地测定货币需求。因此，探索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并与经济变量之间相关性程度高的货币定义，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都有很大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李治国，施月华(2003)就认为，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充分考虑了货币总量中各类资产的货币性职能，可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辅助工具。因此，我国实际部门和理论界应加强加权货币总量，特别是货币服务指数(monetaryservicesindex)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以提高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五)增加流动性总量的统计，扩大货币监测范围

要使货币总量更好地担当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角色，我们认为，扩大货币监测范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MFS中流动性总量的提出，告诉我们建立一种比广义货币更广义的测度也是可能的。世界上有些国家如日本已开始统计流动性总量，我国目前尚未正式统计流动性总量。因此，我国应加强对流动性总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以扩大货币监测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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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尹中立，重启IPO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J]，中国金融,2006,(14)．

[4]李卓，高岚，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思考[J]，浙江金,2004,(1－2)．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5

【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储备 特别提款权 人民币国际化

一、前言

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新经济秩序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涉及到汇率、国际储备的选择以及各个国际收支的调节，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稳定有重大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被国际社会讨论了半个多世纪但迄今仍无结论的问题。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经济和金融的实力，例如在国际金本位时期，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国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兑换的法偿货币时代，则是那些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让自己的货币走遍全球，为其他国家使用和持有，并且以此来左右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动态。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元已成为世界多个国家国际储备中货币之重要组成部份，美元汇率的任何变动，对以美元储备为主的国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一般包括以下内容：国际支付原则，即一国货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如何确定、如何变动，一国对外支付是否受到限制，一国货币可否自由兑换成支付货币，国际清偿及结算制度如何；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即一国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各国政对应采取什么方式弥补这一缺口，而各国之间如何协调；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的确定和供应，何种货币作为支付货币，国际储备的物质基础是什么，一国政府应持有何种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资产作为储备资产，用以维护国际支付原则和满足调节国际收支的需要。

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使国际贸易和投资最大化，并使各国能“公平地”得到来自国际贸和国际合作的利益。一种货币体系可以从调整性、清偿能力和信心三个方面加以评价。前两者关系到一种国际货币能否顺畅运行，而信心则决定该国际货币体系的成败。

三、特别提款权

1、特别提款权简介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69年创立的，自欧元启动后，从2001年起以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构成，并通过这四种货币加权定值，按过去五年的平均出口金额确定。

特别提款权用于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结算，成员国也可在短期内用特别提款权来平衡国际收支。除了具备国际结算功能，特别提款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国际储备功能。特别提款权的构成不是单一货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单一货币的风险，许多国家把特别提款权视为超国家的“纸黄金”，尤其是构成国不断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增加其在特别提款权的权重份额。特别提款权创立40年来，始终没有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是自创立以来其主要份额一直由西方国家把持，美、欧、英、日注入资金的比例决定了其发言权。

2、特别提款权的局限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按照牙买加协定的计划，国际上一度主张以特别提款权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资产，要求国际市场多采用特别提款权作为结算与计值货币，甚至希望它最终取代美元，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特别提款权在国际储备总额中比例仍然非常有限。

首先，由于特别提款权发行数量有限，在整个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很小，因此如果用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就会产生国际清偿手段不足的问题。原初创设特别提款权，主要为了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临时财政资助，以协助其纾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困难，主要对象应是存在贸易逆差，短缺硬通货的弱势国家。事实上，全球化时代产业大转移，导致一些发达国家出现国际贸易逆差，尤其是拥有强大“铸币权”的美国，自1971年首次出现13.03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以来，除1973、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总的趋势不断扩大，到2006年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7533亿美元。反观，新兴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常年获得巨额顺差，甚至建立起了以美元为主的庞大外汇储备，因此缺乏对于特别提款权的强烈需求。

历来，主要发达国家并不希望增加发展中国家权重，不积极支持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和发行规模，而且分配不平衡，主要落在自身拥有发行硬通货能力的发达国家手中；况且特别提款权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种记账单位，只能用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国际结算，而不能作为流通手段来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中进行直接支付，也没有建立起民间的特别提款权支付和清算办法，因此它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

3、特别提款权的改造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章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虑拓宽使用特别提款权的范围，这样才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建立起特别提款权与其它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特别提款权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特别提款权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积极推动创立特别提款权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特别提款权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进一步完善特别提款权的定值和发行方式。特别提款权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特别提款权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动议意义大于实质作用，它可以作为一种新思维测试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反应，增加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也可以为中国外汇储备从美元体系中撤出部份奠定研究基础。

但由于特别提款权缺乏一个统一财政的支持，因此，这种超储备货币将是一个由不确定财政支持的货币体系，特别提款权将是更多的形式权利。加上特别提款权是人为规定的虚构世界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资产，既不像黄金本身具有价值，也没有实质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一旦国际经济及政治关系发生剧变，就会对特别提款权产生巨大冲击，其超货币地位并不稳妥。

四、亚元货币之构思

目前，从地缘上说，世界存在三大经济区域：美国、欧洲和亚洲。从经济总量上看，亚洲最大，欧洲次之，美国最小。但是，从金融方面看，则是美国最强，欧洲次之，亚洲最弱。如果再集中到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上看，问题更为严重。迄今为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亚洲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规模巨大的产品和劳务的出口，以及日益增加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无论是计价还是实际的移转，都必须以美元和欧元为载体。于是，汇率稳定与否，就永远是这些国家宏观调控面临难以回避的持续挑战。既然涉及汇率，就免不了要时时谨慎地处理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国家在货币政策上受到极大之制抓。

所以汇率始终是亚洲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说到根本上就是，亚洲国家在对外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中，是否有话语权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免受汇率问题的困扰，我们必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然而，创立超的储备货币是一个长期改革的思路。而在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内，最可能的格局则是三分天下：美元、欧元和一个亚洲货币。

从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来看，亚洲应该能在三分天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一席之地，但代表亚洲的会是日元、人民币、印度卢比或者是会以一篮子亚洲货币组成之亚元，还是未知数。

不过亚洲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使得统一货币的难度增加许多。首先是政治、历史的障碍。在亚洲地区，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都存在历史矛盾，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货币融合很可能论为空谈。其次，创立欧元时，大多数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也比较类似。亚洲就不同，区内各经济体之间差距悬殊，给货币体系整合带来困难。

当然，创立统一货币比较困难，并不意味着亚洲不能或者不要进行金融与货币政策合作。亚洲的货币融合可能不会走欧洲平等成员谈判的旧路，最可能的模式是“以大带小”。大国经济成了世界经济领导者，小国货币必然会自动靠拢。目前，亚洲中央银行已经越来越密切地关注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如果这样的趋势保持下去，最终也可能会实现某种形式的货币统一。当然，核心货币可能是日元或人民币，甚至可能是其他亚洲货币，这完全取决于这些主要经济体未来的发展和汇率政策框架。

从二十世纪末的“清迈倡议”算起，亚洲已经做出了十年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还局限在防范危机的领域，建立地区统一货币体系的根本大事，尚未出现值得一提的举措。借鉴欧元启动的历史过程，亚洲或许需要作出更多的准备。建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在互信基础上形成一体化政治共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五、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改革过程中的角色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辐射力的扩大，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加强，在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今后将越来越成为广大亚洲国家的共同事业。但无论今后的亚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扩大人民币在大中华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中国在1996年年底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的自由兑换以后，一再拖延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主要是担心国内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中国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已经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基本的条件。现在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对比较健康，财政状况良好，经常账户盈余庞大，外汇储备充裕，同时人民币存在升值的压力。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另一方面，国际上尤其是亚洲各国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已经大为增强。这一点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已经接受人民币作为清算和支付的货币。中国目前已与俄罗斯、蒙古等周边多个国家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其次，又于香港试行人民币跨境结算，加强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包括国际贸易中的计价、交易、结算，乃至储备货币的安排。

换言之，在今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努力形成人民币中心，使人民币从流通跨越国境之货币周边化，发展至国际区域化，使人民币在国际区域内替代当地货币成为共同使用货币，再而在国际区域上进一步扩展，最终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的主要货币。

六、结束语

现有特别提款权构成的定值存在局限和不合理性。从短期来看，一方面应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现有特别提款权的改造，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应用和构成货币的范围，使特别提款权的构成货币更加多元化，由更多的国家根据其在特别提款权构成的权重份额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特别提款权可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补充。而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人民币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也应是特别提款权组成的一部份。

至于超货币之构思，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想。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国家统筹着自身的财政，其主体也就理应是各种通货的最终责任人和相关金融机构的最终贷款人。而任何一个没有税收的国际货币都是不可靠的。类似特别提款权的超货币发行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其完全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来支撑国际信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否支撑这种超储备货币的国际信用仍然是值得怀疑的。

中期而言，较为可行的方案是建立一个多元货币的货币体系，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方向将多极化的，可能会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黄金、特别提款权等多种货币相互制衡的国际货币格局，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实质上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引入了一种竞争机制。如果某一货币超发，则全球投资者就会更多地选择其他货币，这种竞争机制的引入对储备发行国将形成新的纪律约束。当然，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创建是一个分阶段实施的过程，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

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人民币目前已基本上实现了周边化。关于人民币的区域化，首先，可在东盟10+1的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当条件成熟时，则用强势的人民币替代其他的货币或以人民币为主导，创造单一货币，实现亚元之建构。其次，可以在东盟10+1的基础上拓展到东盟10+3，联合日韩。届时，人民币将真正成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如同欧元对于欧洲、美元对于美洲一样。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既是责任也是利益所在。中国的政策重点仍然应该放在自身的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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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风：新货币战争[M].大地出版社，2009.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6

从国家领土的统一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不断融合;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到货币金融一体化，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着货币一体化这条主线发展的。从货币统一的历史来看，许多学者都在探索货币一体化问题。货币统一实质上是价格单一化问题。价格单一化是人类经济交往活动中追求的理想目标，从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从一般等价物到金银价值标准，从商品货币—金银到信用纸币—英镑和美元等国际货币，以及从信用纸币到电子货币的不断演变发展。在经济交往中，人类不断地筛选出最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价格单一化的趋势从来没有停止过。自从国际金本位制度建立以来，人类对价格单一化的探索实践从未停止。从金本位制度到布雷顿森林制度，再到牙买加体系，在国际货币制度不断向前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价格单一化经历了由静态向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演变。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经济的交往，世界贸易与金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黄金不再充当世界价值标准，美元成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元本位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汇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大、贸易失衡加剧。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风暴，殃及世界经济。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改变美元一枝独大的现象，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已成为一股新潮流。这是因为，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碍于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公平竞争，并经常受到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视角，探索人类选择汇率制度、统一货币的终极目的，即实现商品和劳务价格单一化的理论渊源及其趋势。

二、价格单一化理论综述

中世纪以来，学者对汇率问题已有了大量研究，汇率决定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决定于铸币平价;二是汇率变动决定于货币供求。马林斯(1620)提出了汇率的“货币供应论”，指出汇率是用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货币的价格。他主张实行外汇管制，以实现汇率的稳定。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了货币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认为汇兑平价是两国含金量之比，如法国的同成色、同分量的银币能够在荷兰换到同数量的银币，即汇兑平价。

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主张用黄金充当世界货币，通过黄金天然属性实现价格单一化。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1776)在《休谟经济论文选》一书中，阐述了著名的“硬币———物价流动机制”，即黄金输出输入决定物价水平，从而决定“平价”。他认为商品的价格随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发生严格的正比例变动，所以汇率决定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逆差(顺差)会使一国货币汇率下跌(上升)，超过一定的限度(黄金输送点)时则会引起黄金输出(输入)。亚当•斯密主张国际收支调节与否无所谓，主张贸易自由，黄金输出输入自由，世界价格单一化自发实现。大卫•李嘉图赞成金本位制，认为它是最完美的货币制度，主张黄金自发输出输入，世界价格水平自发地达到一致。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了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的重要观点，为价格单一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阿弗里德•马歇尔在《货币、信用与商业》(1929年)一书中提出了货币充当价值标准的理论，他认为黄金是世界货币，充当世界价值标准，以黄金为通货基础的国家之间，汇率的变动是有限度的。可见，马歇尔也认为黄金作为世界价值标准有利于实现价格单一化。西美尔认为，在经济交换中，货币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相互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1］;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货币使一切形形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西美尔关于货币的论述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货币使一切不能够度量的物统一了，标准化了。这是价格单一化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货币的强大功能不仅在于它能消除千差万别的商品的特性，而且还要消除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地缘界限等。唯有如此，货币价格单一化的功能才能彻底发挥出来。马克思有关货币信用和汇率的理论散见于《资本论》等书中。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货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强调货币的职能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首先，马克思认为铸币在使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他指出:“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或银体的虚幻的存在。”［2］

其次，马克思还指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3］114这些话表明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过程中，只要被人们普遍接受，货币本身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马克思还指出:“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3］49可见，马克思上述关于货币的本质的论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前瞻性，正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今天的货币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化、符号化。罗纳德•麦金农和罗伯特•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理论”，推动了价格单一化趋势的发展。该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蒙代尔的“最佳通货区”理论开创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之先河;20世纪90年代初，爱默生等人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打破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传统观，为不同国家间的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的“GG－LL模型”为单个国家选择是否加入共同货币区提供了分析方法与工具。

三、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

纵观历史文献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实践，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理论内涵。价格单一化的实质是理想价值标准的实现过程，并且经历了由静态到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变化过程。因此，价格单一化是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自我完善的。

1.价格单一化的理论界定价格单一化源自于古希腊的Stater(斯达特)，所谓价格单一化(PriceSingularization)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或者区域内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或者货币一体化，实现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商品、劳务价格趋于一致的过程。当然，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即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是指货币制度安排，包括价值标准的确定、货币兑换关系及其规则。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为“平价”的维护，其标志是始终以“平价”为目标，如金本位制度的“铸币平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汇率平价体系。要实现不同历史时期货币平价体系，需要约定俗成的或者是人为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而形成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

2.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历史规律表明，价格单一化经历了静态价格单一化和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静态价格单一化(StaticPrice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或者是通过单一货币的建立，确定平价机制或者消除汇率风险来实现价格单一化。例如，国际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制度以及欧元的诞生，就是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平价机制，或者货币一体化来实现价格单一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协议方式”建立起全球性价格单一化协调机制。所谓协议方式，即通过国际间合作，以国际协议为约束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国际货币制度，以确保国际间的货币兑换关系稳定可持续，避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波动。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放弃了承担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义务，抛弃了好货币合作盟友，静态价格单一化转向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动态价格单一化(DynamicPrice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动态汇率制度，即关键货币单独浮动，其他货币采取管理浮动或钉住汇率，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消除汇率风险，实现价格单一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制演变到了浮动汇率，由于汇率波动，平价很难维护。对此，为了消除汇率风险，人们创造了衍生金融工具，如货币期货和期权，以迂回方式确保价格单一化的实现。

3.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二次否定虽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作为关键货币，是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国际储备中的主要计价货币。但是这种单边的货币主义将逐渐被货币合作趋势所取代。随着欧元的诞生，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价格单一化趋势在货币一体化的潮流中，将逐步由动态复归到静态。由于受欧元的鼓舞，20世纪末，全球掀起了货币一体化新高潮，继欧元之后，人们提出了“亚元”，即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构想等。虽然，受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静态价格单一化趋势暂时受到冲击，但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这是由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规律所决定的。

总之，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完善需要漫长的过程。因为实现价格单一化需要一系列国际协调，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不仅如此，价格单一化过程还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自从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每次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都是汇率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价格急剧变动，对价格单一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要想实现价格单一化还必须进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

四、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及趋势

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价值标准①。人们总是把这一理想寄托在强势货币上。根据霸权稳定理论②，强大的国家才能创造强势货币，它的货币就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中心作用。纵观历史，巴比伦的沙克尔、波斯的德里克、希腊的四德拉克马，以及19世纪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都是各个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而正是由于超级大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否决权，决定了价格单一化道路上布满了荆棘。19世纪70年代，美国和法国强烈要求实施国际货币改革，主张用任何别的记账单位和货币代替英镑，取代英镑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英国总是对此说不。当英帝国衰弱，美国崛起之后，欧盟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国也总是说不。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霸权稳定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尤其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美国再一次遭受重创，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逐步地走向衰退。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低下头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这说明，美国仰仗美元霸权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时代将发生改变。价格单一化面临新挑战的同时，也将展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1.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相互合作的游戏。历史上国际货币合作可以追溯到拉丁货币同盟(1865)和斯堪第那维亚货币同盟(l875)。国际货币合作鼎盛时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早在l936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就签署了《三国协议》(TripartiteMonetaryAgreement)，确立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惟一继续钉住黄金的货币，所有其他国家将货币与美元挂钩。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州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货币合作推向了历史的高潮。直到l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国率先实行单独浮动，抛弃了其他货币盟友，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动荡不定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美元的地位。所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有美国参与，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实现改革。然而美国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定货币地位，反而会对挑战其美元霸权的行为予以反击。可见，当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仍然以美国为中心的条件下，与美国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超储备货币的创立亦非常困难。

2.价格单一化演变趋势

根据理想价值标准理论和超国家货币创造的历史经验，在21世纪初或者更远的将来，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单一化演变的路径要么沿着超国家混合货币展开;要么沿着超国家单一货币展开。首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的特别提款权(SDR)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改造成为世界货币，增加货币定值的国家数量，重新确定权重，直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通过货币合作，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CurrencyUnit，简称WCU)。上述通过创造单一货币或者混合货币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整合成本十分高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空间等多重整合，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但并非没有可能。那就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从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定值货币至少扩展到“金砖五国”的货币共同加权定值，并且在决策方面进行调整，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言权;二是通过扩大区域货币合作，创立区域货币区，例如在欧元货币区的基础上，创建亚洲货币区、拉美货币区等等。将价格单一化的范围缩小至区域范围内，待区域货币合作成熟以后再向更大范围扩展，直至实现全球货币一体化。

3.区域货币整合是最现实的选择

欧元诞生为人类区域货币整合提供了典范。1999年欧元的问世成为国际货币一体化的里程碑事件。欧元是一种超单一货币，其发展方向既不依赖于黄金，又不依赖于单一国家，成为世界货币发展的典范。尽管欧元从酝酿到诞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并且现在已经运行了12年，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新生儿，存在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2008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如冰岛，深感到了货币大家庭的温暖与安全。这也彰显出欧元的强大生命力，欧元区正在不断地扩大。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造成多次全球范围内的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这就使得旨在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稳定性的对策研究逐步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创建独立于一国的世界性信用货币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想，从凯恩斯到蒙代尔等西方学者都提出了世界货币的设想。［4］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7

    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8

一、1900年前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回顾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之前,对该领域在历史上的发展及上一个世纪之交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作以简要概括,应该是逻辑的起点。

(一)货币金融理论逐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便已开始了,但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体现在思想家内容丰富的着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和《法律论》两部着作中,就曾对货币和高利贷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古希腊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政治论》和《伦理学》着作中也曾多次讨论过货币和高利贷问题,并对货币流通、价值形式和信用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古代思想家对货币、信用问题的分析在货币金融思想史中具有开端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西方形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大致是在15-16世纪,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确立的时期。在此之前,由其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经济学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15-16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制度快速成长,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独立出来,自然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转变,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各种方式在加速,社会生活中经济力量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中对经济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相对独立出来。

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走向相对独立的过程中,最初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学。重商主义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已不是像前人那样主要放在哲学和政治学着作中,而是把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来研究。1615年,盂列克钦写作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托马斯·孟于1664年出版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

虽然重商主义者开始把经济问题作为相对独立的范畴来研究,但真正确立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则是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是从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其代表人物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最着名的着作有威廉·配第1662年发表的《赋税论》、布阿吉尔贝尔1695年的《法兰西详情》、大卫·休谟1752年的《政治论丛》、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李嘉图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西斯蒙第1819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威廉·配第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李嘉图则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既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大师,又因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被看作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是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货币、信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新式银行的出现,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使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对货币、信用、利息、银行等问题的研究成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世纪70年代,以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立了从各个市场分析供求的微观分析方法,也称均衡分析方法,他们提出了边际需求的概念,认为边际需求决定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决定市场均衡。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理论发展的集大成者,该书的广泛使用使微观分析成为主流。该书也是第一次放弃使用"政治经济学"而采用"经济学"这一概念,这也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完全独立。

在边际主义兴起(有些学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之后,货币、资本市场开始成为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货币金融理论便在经济学科体系中快速发展起来,并随着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成为经济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20世纪初期信用货币广泛流通和货币金融关系与经济生活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之后,货币金融理论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时,也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得到更快的发展。

(二)20世纪初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如前所述,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即已开始,其思想体现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等着作中,所表达的主要是货币、信用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等方面。从涉及的内容看,主要包括货币、信用、银行等方面。其中,在货币理论方面,研究的主要范畴有:货币的起源、币材、价值形式,货币的性质与职能,铸币与可兑换银行券,货币发行权、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货币与财富的关系,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等;在信用理论方面,有信用的起源、信用形式,利息的本质、利息率的决定以及高利贷问题;在银行方面,有银行的产生、职能,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银行与货币兑换业和银钱业的关系,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关系等;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有汇率的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等。这些内容就现在看来,有些已属于货币史、信用史、银行史的范畴,理论分析多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来未有大的发展。有些则成为后来研究的起点,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展丰富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产业革命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科学、技术条件极大改善,经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货币制度与货币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信用货币广泛流通,经济的货币化趋势日益明显,货币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出来。在这一时期,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有两个特点极为突出:一方面,对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有了重新认识和发展;另一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分析法,形成了新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大大扩展。关于前者,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货币

的本质与货币的职能

对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是货币金融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早期的思想家研究经济和货币金融问题,大都是从此开始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历史上大致有两种观点,即"货币金属观"和"货币名目观"。货币金属观认为货币的本质是财富,必须具有实质价值,货币天然是贵金融,货币的职能便是储藏财富,交换的目的便是增加财富的储藏。货币名目观认为,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只是名目上的存在,其流通是由国家的权威规定的,由此货币的职能是充当交换手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已不是这样简单的看待货币了。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生产的扩大和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货币,而货币不必限于具有实体价值的贵金属,于是有了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认识到,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也不能是无限制的,要有一定的价值储备作基础。由此,对货币职能的看法也扩展到流通手段、计价手段和财富储藏这几个方面。

2.关于银行券和货币发行制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银行券已广泛流通,铸币流通已日益减少,并已呈现出纸币取代铸币流通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一时期,对银行券流通和货币发行制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在此之前,银行券的发行已逐步统一到中央银行,对发行准备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上取得一致,即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提供货币,根据兑换需求保留一定比例的准备金。此时对银行券和货币发行问题认识的一大突破是淡化银行券和纸币之间的区别,把二者和铸币统一起来考虑,这便为后来货币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3.关于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

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在完全的金属货币流通体制下也是一个研究的焦点,早期的"货币数量说"便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观点。生产和商品流通规模变化不大而新的金银矿的发现使金银在短时间内的突然增加,货币数量的相对稳定而农作物的歉收等,都曾导致物价的波动,给货币数量说提供了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信用货币已广泛流通,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取得很大进展。20世纪货币供求理论的发展基本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上。

4.关于信用和利息理论

信用是一个古老的范畴,信用理论是货币金融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学者们大都给予充分的肯定。斯密认为,信用的作用主要有两条,一是节约资本家所必须保有的准备金和金银货币,二是可以把节约下来的准备金和社会流通的金银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李嘉图认为,信用还可以通过资本的再分配,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约翰·穆勒认为信用能为有才干的人提供条件。在银行发展起来之后,对银行信用的认识更加深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信用与货币量之间的关系、信用与物价之间的关系等都已有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调节控制信用量的必要性。对银行提供信用的态度,历史上有两种学说即"信用媒介说"和"信用创造说"影响很大,前者主张银行应在接受存款的基础上提供放款,放款的数量决定于存款的数量,银行只是充当媒介的角色。后者主张银行的放款可以超过存款,且能用放款的办法创造存款,银行提供信用的限制在于社会的真实需求。到19世纪末,"银行创造论"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理论界对于信用创造货币的机制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利息与信用是相并存在的古老范畴。历史上对利息问题的研究一般是与信用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最初的研究焦点在于利息的合理性及其界限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对利息的研究转移到利息率的决定上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学派从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利息率的形成和决定,提出了"均衡利息论",成为20世纪利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回顾20世纪初期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除了上述在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方面有了重新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还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货币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金银铸币,而是扩大到存款、商业票据等形式

历史上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国家发行的纸币已广泛流通,由于转账结算体系的建立,银行存款明显起着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商业票据的使用也节约了金属货币的流通。学者们已看到银行存款、商业票据等与金属货币的联系,已把存款纳入了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围,开始把存款看作货币。20世纪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便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并且随着货币形式的不断增加,对货币的研究开始分层次进行。

2.把货币供给与需求放在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在金属货币流通体制下,学术界对货币供求的分析基本上是分别单独考察的。从货币需求方面看,主要是分析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客观需要量;从货币供给方面看,重点考察的是货币是否足值以及从物价的角度判断货币是多还是少。新古典学派兴盛之后,引入了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市场均衡分析模型,把供给和需求纳入了统一的分析框架。由此,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也开始联系在一起,此时的研究重点则仍然集中在宏观方面,即统一框架内的总量分析。

3.对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的研究开始引起广泛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起了重要作用。相应地,对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当时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的作用、证券交易的组织与运作原理等方面,也看到了资本市场与货币供求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奠定了20世纪资本市场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

4.国际货币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本位货币制度虽然仍然是占主导的货币制度,但此时信用货币已呈现出即将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主要货币的发展趋势。经济的发展和生产与流通的扩大,使金本位制度面临极大的挑战,新的国际经济关系需要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很明显,信用货币体制下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比金属货币制度体制下的国际货币关系复杂的多。因此在上个世纪之交,理论界已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集中探讨,并使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货币金融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20世纪初期的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在经过此前数百年的发展之后,在许多方面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认识深度,并建立了货币金融学科体系最初的研究框架。

二、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20世纪,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曾在一系列着作中对西方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19世纪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出高度评价,而20世纪世界经济领域的成果又远远超过了19世纪和以往任何时代。在新的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学家拉迪·多恩布什应德国《明镜》杂志之邀,写作了《伟大的繁荣》一文,对人类社会在20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作了充分的评价,他写到:"这个世纪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好。尽管有大萧条,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人类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从生物学到国际互联网,革新的种子发育出即使是最大胆的梦想也无法想象的福利","无论是汽车、电视机的人均占有量,电话通讯成本的下降,还是电子计算机容量爆炸性地增长都体现了这种进步。根据这个标准,站在今天的水平上进行比较,1900年简直就是石器时代"。同样,对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来说,20世纪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是20世纪初所远远不能想象的。

理论的发展永远都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决定的。20世纪货币金融理论也是遵照这一规律发展的。根据20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其主要脉络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一)20世纪初至20 年代末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西方各国的经济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就货币金融领域来看,银行券的流通补充了经济发展对金属货币的需要;比较完善的金本位制使国际经济关系比较顺畅。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许多国家经济与金融发生了剧烈的波动,生产急速下降,银行券普遍停止兑现,物价普遍上涨。战争结束后,面对混乱的经济秩序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各国开始从多方面致力于恢复经济,主要措施包括:努力使财政收支平衡,控制通货膨胀,健全中央银行制度,执行稳定的金融政策,共同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等等。由此决定了货币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开始向现实政策转移,这也是货币金融理论研究史上的重大转变。货币金融理论研究更加服务于现实这一特点基本上贯穿于整个20世纪。

这一时期,货币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以及在国际间传递的主要途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对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从商品的供求和银行券的过量发行以及政府赤字方面进行考察,对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主要从贸易和货币制度方面进行分析。(2)对国际收支和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具体研究上,把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提出了进出口需求弹性的重要概念,马歇尔--勒纳条件、古斯塔夫和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凯恩斯的远期利率决定于利差的利率平价论等即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3)对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同时流通条件下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进行了研究,并结合"一战"前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4)对中央银行制度在稳定经济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初期中央银行制度运行的经验,加快了各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步伐。(5)货币供求和均衡分析大大扩展,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分析引入了数学这一工具并取得很大进展。甘末尔的交易方程式、费雪的交易方程式、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方程式、庇古的"剑桥方程式"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对上述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些直接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中央银行制度的普遍建立,物价水平的稳定,财政赤字的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等等;有些研究则推动了货币金融理论走向深入,如通货膨胀传递机制分析,国际收支理论分析,货币供求的数量模型分析等,使货币金融理论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1929-1933年的大危机至"二战"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国家经过几年的恢复发展和政策调整,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22-1928年,西方各国出现了一次经济发展的高潮,但1929-1933年发生的大危机再次使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断。这次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即扩展到西方世界。美国的GDP在1929-1934年间下降了24%,大批企业和银行倒闭,工人失业,生产凋敝,物价剧烈波动,货币金融制度受到极大的冲击。这次危机使生产力水平倒退了20年,1934年西方世界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08年的水平。在危机发生过程中及危机结束后,产业界、理论界和政界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危机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就经济理论来说,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即凯恩斯主义的兴起。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这部后来被奉为经济学经典的着作中,他依据对大危机发生原因的深刻分析,系统批判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创了经济学全新的理论框架、思维范式和政策方向。凯恩斯否定了市场经济能够自动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状态的自然均衡理论,提出了"有效需求"这一新范畴,分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开出了具体的政策药方。在他的政策药方中,最重要的便是赤字财政政策和低利率及增加货币数量的"廉价货币政策"。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改变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国家干预理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货币金融理论迅速成为经济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两大基本手段。尽管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是第一位的,但他同时指出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凯恩斯革命"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直接影响是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的无比关注。事实上,凯恩斯本人理论体系的形成除了他对经济现实的认真观察和慎密思考外,对货币理论的研究正是他建立新的理论大厦的基石。在《通论》发表以前,他即于1923年发表了《货币改革论》,1930年发表了《货币论》,并多次就货币问题发表讲演。他认为从中短期的宏观经济分析,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数量会对经济总量产生影响。《通论》发表以后,更是引起学术界对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高潮,货币理论成为新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内容。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果衡量、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利率的决定与信贷的作用机理,成为这一时期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重点。

与此同时,根据大危机发生前几年信用过快增长和证券价格大幅度上涨的现实,货币金融学家还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信用膨胀与危机发生的内在联系,资产虚拟性和资本(证券)价格的变动也成为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产生了最初的股票定价模型,推动了信用理论和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

(三)"二战"结束至60年代末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大危机之后,在由此带来的新经济理论的兴盛和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尚未得到充分实践的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二战"给所有参战国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经济再一次受到极大的破坏,只有美国是一个例外。"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在美国和英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对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展开了大讨论,成立了联合国以及世界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实行了复兴欧洲的"战后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在制定战后恢复经济的措施过程中,很明显地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真正进入实践,并逐步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就货币金融领域来说,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研究的重点首先是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最主要的成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70年代初该体系的解体。

经过战后几年的努力,到40年代末,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得以确立,各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西方世界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50-60年代,西方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一时期,经济理论得到极大发展。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不论是学科体系、基本架构,还是基本原理、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就货币金融理论来说,50-60年代研究的内容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扩展。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2)把众多因素引入货币供求分析,货币需求理论和货币供给理论的内容都大大丰富了;(3)利率理论得到极大发展;(4)主流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全面深化;(5)货币主义学派等迅速崛起,推动了货币金融理论走向更高的层次;(6)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 结构分析引起广泛关注;(7)储蓄和投资理论走向成熟;(8)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理论成为货币金融理论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并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9)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理论不断完善;(10)由金融业务发展带来的相关理论研究不断填补着以前的空白点,丰富了整个学科体系。

(四)20世纪70-80年代

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在经过50-60年展的黄金时期之后,7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遇到阻碍,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被称为"滞胀"的现象出现了。石油危机又使经济发展的困难雪上加霜。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扩张性政策的利弊得失。在这一背景下,对经济"滞胀"的原因及解救措施的研究成为70年代中前期的一个焦点,就货币金融理论来说,对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并在理论上取得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不再承担按官价兑换黄金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出现重大的困难,由此,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又一次成为国际性的大课题,其结果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这一时期的货币金融研究,除了货币政策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和国际货币体系这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外,还在下述几个方面取得重要成果:(1)金融创新理论得到极大发展。在50-60年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金融领域的发展很快,进入70年代后,面临新的环境,新一轮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科技成果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由此,对金融创新的研究,包括创新的原因分析、创新的成本、创新的效益、创新对金融发展及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2)金融市场理论又一次深化。在50-60年代建立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理论框架基础上,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再次掀起一个高潮,各种模型得到充实、完善,特别是对新出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研究很多,丰富了资本市场理论;(3)对资本流动的分析成为新的热点。70-80年代,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已日益明显,跨国公司纷纷建立,资本流动数额迅速增大,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重点;(4)对外债的分析引起广泛关注。80年代初,拉美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不但对债权国带来很大影响,也影响到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80年代对债务尤其是外债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5)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分析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关注始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后,更多的学者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了这个方面。60年代提出的金融压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影响不断扩大;(6)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极大的扩展。

(五)20世纪的最后十年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9

关键词：黄金 金本位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引言

纵观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程，每一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都会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2007年8月美国次级贷款问题引发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次被人们热议。可以预计，无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如何改变，黄金这种贵金属作为最后的价值贮藏物，它会继续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阐述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中的地位演变，来强调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人们更应该重视黄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费迪南德·利普斯（2009）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都是因为忽视黄金。压制黄金和无限制扩张法币已经在20世纪引发了货币、经济及政治危机和战争。金融市场只有在金本位制下才能良好地运转。Paul Nathan（2012）中阐述了在逐渐告别金本位的100多年里，美元贬值了97%，金价上涨了数十倍。重返金本位之路是向前跨入到一个非通货膨胀的体系，该体系可依据货币与黄金价值的变化自动调节汇率。

纵览国外研究文献，涉及黄金、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不计其数，但是很少的学者把黄金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同形态特征结合起来进行。本文从黄金角度出发，分析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说明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未来的国际货币仍然要以黄金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三、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中的地位演变

1.国际金本位制（1816～1914）。在国际金本位制下，黄金成为统一的国际货币。在“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中黄金是商品交换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支付手段，黄金就是货币，具有自由流动、自由铸造、自由进出口等三大特征。在“金本位制”时期黄金权势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英国于1816年正式进入金本位制，之后美国、印度等国也实行了金本位制，到19世纪末“金本位制”成为世界主导性的货币制度。

2.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1915～1944）。在金块本位制中，仅是在外汇平衡时保持黄金的结算支付能力，而且流通的是纸币而不再是黄金。另外一些国家是将本国的黄金和外汇存入金块本位制国家，如果要兑换黄金，只能是将本国货币按照法定汇率，兑换成金块本位制国家的货币，再在该国兑换黄金。本国货币虽有法定含金量，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兑换黄金。这实际上是把黄金完全排挤出国内货币流通，而仅保留其外汇储备和国际贸易支付的功能。

3.布雷顿森林体系（1945～1971）。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确定美元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但美元和黄金挂钩，其它货币和美元挂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只不过中心货币由英镑换成了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价在各国央行的管制下稳定了20多年，一直持续到1968年。后来这一价格因受到黄金挤兑风潮的冲击进入了双轨制阶段。到1971年，美国宣布终止每盎司35美元官价兑换黄金，金价实现浮动制，双轨制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4.牙买加协议（1976～至今）。《牙买加协议》确定了国际货币体系黄金非货币化的改革方向。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修改完成，有关黄金非货币化的主要内容如下：①黄金不再是货币平价定值的标准；②废除黄金官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干预市场，实行浮动价格；③设立特别提款权代替黄金用于会员之间和会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某些支付。

四、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探究

1.国际货币体系现状与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一个无秩序的时代。目前，美元和欧元作为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充当国际货币的作用，其中美元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尽管次贷危机以来，美元不断贬值，信誉不断下滑，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被人们所诟病，但是各国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到今天，当前问题的实质是本位币的缺失导致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由于这些信用货币没有黄金作为物质基础，它们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要看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情况以及制定的经济政策。如果信用货币发行国的经济突然恶化或者经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那么这种货币的汇率就会发生巨幅波动，这将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矛盾和缺陷是当前黄金价格上涨的深刻背景，正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挑战、外汇市场动荡加剧的情况下，黄金作为最古老、也是唯一的非信用国际货币，又一次走上了前台。

2.黄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1）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不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物质基础，各国仅仅是将它作为中央银行的一种官方储备。当今各国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中主要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以及特别提款权。这其中外汇储备占据了最大份额。黄金仅次于外汇储备，位列第二位，而特别提款权在各国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极小。

由上图，在各国的国际储备中，外汇储备占据了极大的比重，其次为黄金。外汇储备的比重由1976年的39.7%上升至2012年的85.6%，黄金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由1980年最高时的61.3%下降至如今12%左右。这反映出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黄金的货币功能越来越弱化。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极大地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出于对美元贬值、外汇缩水的担心，开始增加黄金储备，这说明黄金的作用在当今时代依然十分重要。

（2）黄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①恢复金本位制不再现实。在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环境下回到金本位制几乎没有可能。尽管金本位时期黄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给各国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如今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一百多年前相比已经是完全不同。信用货币的失败并不代表金本位制一定可以成功。

第一，黄金的有限性与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金本位制之所以可以正常运行，主要是得益于人们对黄金有限性的稳定预期，并不是取决于黄金储备的绝对数量。当人们突破了这种预期，市场上就会出现抢金风潮，金本位制就将崩溃。

其次，黄金作为一种矿藏，各国分布不均。如果恢复金本位制，对于那些黄金储量较少的国家来说很不公平，它们必将极力反对与阻止。因此恢复金本位制在当今世界并不实际。

②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黄金地位预测。在新一轮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黄金不会成为最后的主导货币，但会成为各方信赖的储备资产和博弈筹码。

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全世界统一的国际货币，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以美元、欧元甚至可能是未来的“亚元”在内的三大货币区之间的货币格局。以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为代表的国际货币集团的雏形已显露。美元的霸权地位短时间内无人可以撼动。欧元区经济日益强大，也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亚洲经济正处在腾飞阶段，未来甚至有可能出现亚洲统一货币“亚元”。这三种国际货币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三足鼎立”。然而，无论这种格局是否会出现，黄金储备必将是国际货币的物质基础，否则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将不会消失。因此，黄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将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五、结论

本文回顾了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指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得出如下结论：在当前的条件下，不存在恢复金本位制的可能性，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可能是美元、欧元以及“亚元”三大货币区共同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国际货币绝不可能脱离黄金的物质支持，否则国际货币体系依然将会持续动荡。因此，黄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Nathan Lewis John Wiley & Sons. Gold： The Once and Future Money[M].2007.20～29.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篇10

次贷危机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唯一核心货币的基础，在美元汇率剧烈波动、金融危机快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和世界经济遭遇衰退的背景下，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由于利益纠葛复杂，2008年11月9日和10日的G20会议并没有对未来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改革形式形成建设性想法。市场对未来核心货币的选择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有观点提倡回归金本位，有观点提倡让欧元取代美元，有观点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三足鼎立”。如此背景之下，本文循序渐进地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发展提出四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力图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寻觅发展方向和道路。

一、金本位还是信用本位

国内外一些略显激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复辟金本位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混沌和动荡回归平静和稳定的唯一出路。虽然无法亲身感受1870年至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代和1919年至1939年的金汇兑本位时代，但在这些人看来，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构成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定海神针，在“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规则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从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12日，全球股市市值已经从57.16万亿美元骤减至30.76万亿美元，缩水幅度达到46.19％，而与此同时黄金却价值坚挺，从2007年8月1日的666.9美元／盎司，到2008年12月15日的834.4美元／盎司，黄金在危机动荡中身价徒增。毫无疑问，大多数与次贷危机紧密相关的要素都产生于信用货币体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审慎的次级房贷、金融衍生品以及美国政府长期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很多人将次贷危机的危害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并将期盼救赎的目光投向坚挺的黄金。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是以“华尔街文化”为表征的一种特有微观金融发展模式、宏观金融监管模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失败，更进一步地讲，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为核心的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整体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市场价格在次贷危机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有能力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只能说在财富储藏这个属性上，黄金显露出了闪光点，但世界货币还必须发挥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个闪光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黄金能够处处闪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种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并不对应着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必然成功。实际上，复辟金本位更像是绿野仙踪般的童话，有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会走这段回头路：

1对黄金总量“有限性”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虽然金本位和黄金之间并不完全对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黄金，金本位也能运转”，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事实上，制约金本位正常运转的，不是存量的数字大小，而是人们对黄金存量有限性的预期，受制于有限的黄金供应量，金本位下的货币供给必将收敛于一个极限，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及其对应的货币需求则可能没有极限，在所有理性预期者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意味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并不能带来安全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主体往往会争先恐后地挤兑黄金，争取让有限的黄金更多地落袋为安，这种矛盾使得金本位难以稳定维持。

2黄金对“总量有限性”瓶颈的突破则将动摇自身的货币基础。非常尴尬的是，虽然黄金总量有限性使其难以有效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但如果突破了这层约束，黄金的未来不仅无法海阔天空，反而会走进另一个死胡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原因在于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也具有真实价值，商品与货币的双重属性使得黄金在作为货币时具有币值稳定的优良特性，一旦科技发展让“人造黄金”不再是梦想，那么黄金稀缺性的瞬间消失也将让表面上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一夜之间骤然演化为实质上的信用货币体系，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大变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时刻威胁着金本位下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安全。

3金融危机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风险催化剂而非稳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实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对金融危机更有免疫力。且不争论这一观点客观与否，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免疫力更强的人一旦生病则更难痊愈。事实上，金本位之下，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几乎无力可施，这使得市场失灵缺乏“看得见的手”的及时纠正和调整。更可怕的是，维系金本位的种种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机，当一国陷入金融困境的时候，国际资本往往会出于避险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时维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资金内流并平衡国际收支，而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对进入下行周期的实体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来，大萧条之所以持续43个月之久，并造成了深远经济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RoyA，Young维系金本位的行动加剧了通货紧缩。因此，在次贷危机引发信贷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复辟金本位十分危险，就算是在危机平复之后，未来市场与政策共同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互补性也将日益增强，与宏观调控的内在冲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备回归的客观条件。

4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金本位运行的稳健与否取决于其制度性基本规则是否得以普遍认同、贯彻和执行，即黄金的“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而在现在和可预知的未来，这一规则都很难再被严格遵守：首先，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对规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由于黄金等同于财富，流入相对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睐，而一旦某些经济体具有左右资本流动、抑制黄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权力量，那么“自由流动”的规则将被违反，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将遭到破坏。事实证明，这种财富激励导致的违规行为难以避免，Obstfeld的经典论文显示，在1885年至1913年间，强大的英、法、德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其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将使规则难以被整体所严格遵守。历史比较显示，古典金本位时代之所以比后来的金汇兑本位时代更加平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阶段市场对金本位的信心远比后一阶段强，而信心会促使不同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遵守规则，平等承担起干预外汇、维护整个体系安全的责任。在信用体系如此健全的现在，很难想象市场会对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每个经济体都有可能选择“搭便车”而不主动遵守规则。此外，由于现有黄金储备数量不同，金本位给不同经济体带来的潜在激励也相去甚远，根据IMF的最新数据，2008年9月全球黄金储备为8.473亿盎司，其中美国拥有2.615亿盎司，欧元区拥有3.5亿盎司，全球占比分别高达30.8％和41.3％，其他经济体的占比总共不及30％，欧美借由高比例储备将可能在复辟金本位的过程中获得货币霸权，由此可能触发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势必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运行依仗的基本规则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总之，金本位已经作古，复辟金本位不仅违背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再走这段回头路。

二、单极还是多极

既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走金本位的回头路，那只能在信用本位的框架内寻求变革。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几个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

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The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随后该理论被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在研究大萧条的过程中，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之所以演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主导责任，停止“让你的邻居当乞丐”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以阻止金融危机的急速蔓延。有鉴于此，金德尔伯格指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stabilizer)，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的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用他的话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

随后，金德尔伯格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者。他还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另外，他还在第一项责任中增加了与别国分享短缺资源的内容。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观点，单一霸权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稀缺的公共商品。他把各国的个体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公共商品，这种公共商品意指和平、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霸权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公共商品，并通过主导性决策统一无序的分散性个体行为，让世界经济保持有序和稳定的发展态势。

吉尔平等国际关系学者则丰富了霸权稳定论的体系，并将金德尔伯格的理论从经济领域延伸至国际安全和军事领域，逐渐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把霸权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合作联系起来，在理论和历史经验上寻求霸权和国际合作之间的相关性。吉尔平认为：“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霸权稳定论存在于特定国际社会背景和世界经济环境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这一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

其一，单极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方向相矛盾，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任何单一经济体在经济领域都难以具有绝对霸权地位，根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年至2007年期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30.9％到1992年的16.5％，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发达经济体则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3.37％，后8年为6.36％，增速不断加快；发达经济体28年问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4％，其中前20年为2.82％，后8年为2.52％，增速有所放缓。

其二，单极体系本身存在较大缺陷。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将导致危机从局部扩散到全局，另一方面也将深刻动摇霸权国的霸权地位。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因此，从本质上看，单极体系不具备在长期内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稳定的能力。

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非合作博弈的背景下，各自为政的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公有地悲剧”，霸权国的存在将改变博弈结构，并可能引导博弈均衡向集体理性的方向发展。但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因此，单极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

总之，霸权稳定论已经不合时宜，单极体系难以担负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重任，其不太可能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

三、多极还是多元

既然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将是怎样的一种多极?与前两个问题一样，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

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

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

相比简单的多极，“多元”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层次性，简单的多极只是一个平面，而多元则是立体的，区域货币是统一货币区内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而以这些区域货币为基础构建的世界性货币则是全球范围内、统一货币区间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对于整个全球经济而言，以区域货币为基础的世界性货币受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任何一个经济体、甚至是货币区的财政和储备状况都没有绝对的决定力，这不仅避免了霸权带来的非理性选择，还减小了区域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冲击。二是秩序性，简单的多极意味着任何单一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货币选择问题，全球性经济、金融往来一团散沙，而多元则带来了秩序性，对于同一货币区内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仅涉及两种货币的选择(本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对于不同货币区间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则仅涉及三种货币的选择(各自的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而所有经济体的储备货币选择也并非十分繁杂，仅需要在少量的几种区域性货币(这些区域性货币大概有三到四种)和世界性货币间搭配和取舍。由此可见，简单的多极和有层次、有秩序的多元之所以优劣相差甚远，关键在于多元非常强调统一货币区的建设及其在世界性货币构建中的作用，由于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亚太地区的货币区域化发展以及更进一步的统一货币区建设尤为重要。

四、激进还是渐进

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原因有三：其一，美元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从美元资产“绝对增持、相对减持”的趋势和美元汇率“先扬后抑”的未来走势分析，次贷危机虽然动摇了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货币基础，但美元在危机时刻发挥的核心作用不减反增，在次贷危机平息之前，美元不可能被其他货币超越和取代，国际货币体系迅速抛弃美元的结果将是更大的混乱和更长的衰退，因此，多元化不可能迅速一步到位；其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尚不牢固，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尚大，世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深远发展还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以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其三，多元化每一个单位“元”的建设都是渐进性的，区域货币联盟的实现以及更高层次区域统一货币的诞生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过程，而国际性协调和制约机构的强化也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