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论文十篇

金融政策论文篇1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它能产生一种效应，协调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财政政策可以调节各种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财政政策在促进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推动作用。

国家财政政策的取向对财政资金的流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财政资金的流向又决定着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从建国初期到开放前这一时期内，以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一直把有计划地平衡配置生产力、消灭地区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和经济差距，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首要原则。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实行了“向西大转移”的方针，基建投资大幅度地向西部地区倾斜。“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西部占34.9%。这一时期投资比重占全国4%以上的8个省中，西部占了5个，中部占3个，而东部一个都没有。“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是占到了57.5%。由于这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地区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中西部经济的一定发展和东部经济的牺牲。这一时期，人均GDP高于全国的有9个省区，其中包括西部的青海和，而东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区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后，国家赋予沿海地区较大的自、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并且提出了让东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财政的投资布局向沿海地区倾斜。据统计1979-1991年，东部地区国家基建投资占总投资的49.17%，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2.7%。同一时期，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87%，西部地区为9.26%。而国内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更是占全国的52.37%，西部却仅占16.68%。中西部地区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水平和竞争实力相对减弱，在全国工业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形成这一发展差异的原因除中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条件、地缘关系以及历史基础等原因外，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使地区差异再度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断扩大这已经是不争的现实，这一状况若不加以控制地任其发展下去，东部地区的发展不仅将被这种过大的差距所制约而降低发展速度，甚至可能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倒退，对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进步构成严重的威胁。

二、区域金融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

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该理论认为，金融变量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既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马科•帕家诺通过最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率为：g=A•Φ•s-δ，s=S/Y，δ为折旧率。该式表明金融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私人储蓄率s来影响经济增长率g，因此，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提高储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降低在动员储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分散投资风险，加速技术创新，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结论

各种金融政策的运用，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在切实符合地方实际的前提下，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上进行合理调控，在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适当的金融政策，最大限度地为经济的发展融通资金。

（一）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为尽快形成发展的增长极，需要投入大量、较长周期的资金，具有较大的金融风险，而资本市场所固有的特性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因此，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需要积极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供给性金融，为企业、企业家融资和资产运作创造条件，同时积极探索公共事业的资本化运作方式，为区域经济的起飞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后期，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为降低，经济步入良性通道，信贷市场将积极介入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推动力。因此，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除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外，还必须积极引导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使信贷资金流向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结构的产业和部门，起到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同时与资本市场的运作相结合，以降低金融风险。

（三）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外资的进入都能为区域经济发展缓解资本不足的问题，且外商直接投资一般以长远发展为目标。因此，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时要注意投资环境的软、硬件和配套产业的建设，积极吸引外资进入基础设施项目等，而不是以牺牲本国福利的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这样既扩大存量外资的规模又吸引新外资的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所有大国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是各种历史、文化、地理、政治、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所有地区的均衡发展，因而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少数具有优势的地区的经济，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必然选择。但是在这些地区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为了尽量减少“循环因果累积”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就必须利用转移支付、税收、利率、汇率等各种财税、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实现全国各区域相对均衡的发展目标。

金融政策论文篇2

1997年英国将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于中央银行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此后，韩国、澳大利亚、卢森堡、日本、匈牙利等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变革。而随着经济金融发展的世界一体化，我国加入WTO以及金融混业经营的呼声不断高涨，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在实际运行中的矛盾日益显现。为了克服这种不协调，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顺应世界潮流，进行了改革。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来，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鉴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究竟应该集中于中央银行还是分开独立，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争论的热点。为什么要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呢?从理论上讲，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两项职能的具体目标存在冲突。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等宏观目标，而银行监管是针对特定行业实现的目标，涉及到对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监管。如果中央银行既要制定宏观货币政策，又要对特定的银行业进行监管，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产生偏向问题，损害到社会公众的利益。第二，赋予中央银行双重职能会导致其权利过大，造成“监管者的监管者”缺位。中央银行权利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导致各种寻租行为的发生，损害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同时对银行业的监管也缺乏再监管。第三，分离的方式有利于更好的对银行监管。如果中央银行肩负两项职能，往往顾此失彼，偏好于保护银行系统，使公众利益受损，最终会扭曲银行行为，降低监管的效率。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中国政府将银行监管从中央银行中分离了出来。

另一方面，作为“最后的贷款人”角色，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从监管职能中脱离出来，因此两种职能的分离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终结，准确地说这只是角色冲突的外化，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逻辑一致性

(一)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良性互动

银行监管营造的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环境是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金融组织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严格的银行监管使银行机构稳健合规经营，不良资产占比较低，能使得货币政策在银行机构顺利传导。当然，如果监管过于严格，导致金融压抑影响金融深化，又不利于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反之，如果银行监管不力，导致不良资产占比较高，经营风险加大，将会直接降低货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另外，金融风险将会导致货币的紧缩效应，对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有着直接的抵触。货币政策实施达到的币值稳定是银行监管的基础条件，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稳定、可持续而又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与可持续性，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就是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机构只有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才能正常运行。币值不稳将引发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债务偿付困难，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引发金融风险的产生，银行监管就难以完成确保银行体系稳定的目标。

(二)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融合

在古典市场经济时期既没有宏观的货币政策，也没有银行监管，有的只是作为“守夜人”的政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发的市场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破坏作用日益显著，市场失灵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障碍。克服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也为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前提。

1、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

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善，市场竞争不完全，成千上万的企业和个人事前的的分散决策可能会产生事后的重复生产和无效率，市场失灵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上就是，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剧烈波动，甚至陷入经济危机，经济运行机制发生重大破坏，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数剧增，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大大降低，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为了平抑市场周期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引入了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从197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货币政策的作用日益突出。

2、市场失灵的微观规制

市场失灵反映到微观层面上就是银行业属于高杠杆企业。由于市场竞争不完全，存款人与银行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银行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从事高风险资产业务，进而危害存款人的利益。并且由于现代银行体系普遍采取了部分准备金制度，银行更容易出现支付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个别银行机构的支付风险会蔓延成为系统性支付危机，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造成巨大破坏。为防范银行危机，减少银行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市场竞争，政府设计了必要的银行监管制度。

(三)公共职能目标的一致性

无论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众利益的工具，作为公共职能，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保证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目标，在根本上和趋势上必然具有兼容性。从长期看，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然会客观地利于银行稳健经营，而一个稳健的有效的银行体系，也会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提供有效的载体。但同时，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是分别针对市场失灵在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缺陷设计的，作为宏观政策的货币政策更关注宏观指标的改善，作为微观规制行为的银行监管则主要面对微观银行个体的竞争力的提高。由于宏观指标的价值性判断并不是微观指标价值判断的简单加总。宏观运行目标与微观经济主体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着不一致性，这就是货币政策操作与银行监管行为在现实中遭遇冲突的逻辑根源。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现实冲突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职能分离过程是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是一种旧的中央银行制度向新的中央银行制度的转变。在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障碍之一就是路径依赖问题，即我们对原来的制度的很强的依赖性，正是这种依赖性，为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初期工作带了一系列现实的冲突。

第一，货币政策职能的实施失去了银行监管职能的支撑。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离后，一方面在短期内便利中央银行各分支机构货币政策措施的权威性下降，使各银行贯彻执行分支机构措施的积极性受到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分支机构不可能再通过传统的监管检查的方式来及时发现和纠正银行在贯彻执行央行政策措施方面的偏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缩短政策措施落实的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分支机构在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措施时，失去了银行监管提供的大量基础性信息的支撑。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需要借助监管所获得的有关银行经营信息，表现在：金融机构经营信息是中央银行正确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强有力的银行监管是确保金融统计数据准确性的基础；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正确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重要保证。目前，人民银行不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日常监管，难以象过去一样直接把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及风险状况，只能从统计报表及数据分析上求取相关信息。有无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直接制约着人民银行对金融宏观形势预测和调控能力的发挥。

第二，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会产生业务冲突。虽然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职责范围在银监会成立之初就得到清晰的界定，但是实现彼此之间的密切配合与协调需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因此，在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初期，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货币政策方面，银行监管部门在微观领域实施的严格的监管措施，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梗阻，增加中央银行分之机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难度。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也有可能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双方的分歧可能会延缓救助时机，也可能出现过于随意救助的情况，这都将影响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正常发挥。这突出的表现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经济周期中行为方式存在矛盾。货币政策具有逆经济周期运行的特点，即在经济高涨时期，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往往会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抑制通紧缩往往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银行监管则具有顺周期运行的特点，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松；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并往往伴随大量不良资产，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由于在同一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行为方式不同，导致二者经常产生冲突。如在经济高涨时期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这将导致银行经营成本增加或业务萎缩，从而带来风险，与监管目标产生冲突。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指标要求较严，导致银行贷款更为谨慎，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传导受阻。

第三，职能的分离增加了中央银行各分支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银行监管职能分设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内部协调转为外部协调，从而导致政策协调、信息沟通和行为联动等协调成本明显上升。从目前来看，分支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存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松紧搭配的协调。监管检查与中央银行相关业务检查的联动协调、信息资料的实时共享、发展地区金融市场、维护金融稳定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合作等一系列协调问题，如不能尽快尽力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其协调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将会急剧上升。

四、实现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的制度安排

无论从各国金融监管的实践来看，还是从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上的一致性强于冲突性的现实来看，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在实施金融监管上的分工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可以而且应当寻求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合作，实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良性互动，尤其是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和高效运行。

(一)建立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虽然实行分业经营的监管体制，但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深化和金融发展与创新步伐加快，国际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和现实中金融创新的内在需求，客观上已使不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加强。因此，对某种金融产品创新研究和风险防范已不是某个监管机构或中央银行单独的责任，需要有专设机构协调各监管机构政策和力量，形成合力，超前研究和预见有关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共同构筑风险防范体系，研究防范措施，弥补三大监管当局对个别金融组织和产品的监管真空。而事实上，三大监管机构早先已经召开过监管联系会议，通过了三大机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在协作配合上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对于中央银行来讲，除了整合好货币政策司、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反洗钱局等内部职能司局，努力提升工作效率之外，还应积极借鉴他国经验，建立一个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参加的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由中央银行内设的金融稳定局召集，定期通报货币政策运行与金融监管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研究和协调金融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减少机构摩擦和组织成本，使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更好的发挥合力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健康运行。

(二)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从目前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来看，建立基层金融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途径，可采取以下途径：

1、建立金融统计资料定期交流制度。根据工作需要，将有关金融统计资料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交流，明确双方责任、交流范围、交流内容和交流时间，及时了解辖内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情况，如人行填报《信贷现金收支统计月报》、《金融机构贷款累收累放报表》、《金融机构中间业务收入统计月报》、《非现场监管季报》、《房地产信贷业务季报》、《金融机构计划执行情况进度表》、《各项存、贷款增长情况分析表》、与银监管理机构填报的《辖内机构人员业务量情况分析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下降情况表》、《非现场监管季报》等进行交流。

2、建立文件抄送制度。对涉及有关金融机构监管、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反洗钱、金融稳定、社会征信(信用村镇创建、信用环境建设)、内控制度建设、信贷资金投向投量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与退出、农村信用社改革等重大事件，需要对方配合的文件，相互主动抄送。

3、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对在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等情况调查中新发现的风险隐患，对银行业日常监管中涉及利率、支付结算管理方面的监督检查情况，对保险及证券业务中的出现的重大违规事项，相互间进行及时通报。

4、建立工作沟通机制。通过一定的载体和形式，比如通过货币政策简报、金融监管简报、保险简报、证券简报等内部刊物，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协作，沟通金融监管相关工作和监管信息，商定具体工作合作事宜。分析金融数据信息和辖内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状况，研究化解辖内金融风险的建议和对策，发挥整体合力，以共同提高监管效率和风险防范预警水平。

5、建立信息查询制度。人民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可根据监管工作需要，相互间适时借阅、查询有关金融数据信息资料，以方便、及时了解掌握相关金融机构监管情况。

6、健全信息资源库。这就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统一信息披露标准。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可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颁的《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和《辅助文件》中提出的原则和做法，提高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标准的统一；鼓励在信息搜寻上的竞争性。在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的情况下，独立的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会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和方法收集支持各自立场的信息，而统一的机构则没有这样的竞争机制。在信息搜寻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可以获得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信息，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决策的有效性；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信息共享信息资源库。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成果，加快金融业电子化、信息化进程，以法规的形式明确有关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共享的原则和标准开发统一的非现场和现场检查情况反映软件系统，最终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共享信息数据库。

(三)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使得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经、分业监督”的金融监管体制初步形成。一方面，现阶段要提高银监会金融监管的权威性，除了在法律上确立银监会的监管职能以外，中央银行应该明确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实施“最后贷款人”援助的有条件性承诺的配合，即中央银行要慎用“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不难设想，如果中央银行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造成的不良后果无条件的照单接收，那么银监会实行有效金融监管的可置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金融监管的权威地位也将难以树立。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是有成本的，监管成本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监管当局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措施过程中承担的雇员费用和日常的工作费用；执行成本的构成比较复杂，包括被监管者向监管机构提供信息的成本、进行内部检查的成本和由金融监管而造成的业务收入和效率的损失等。因此，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确定监管强度、实现金融监管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了有效地减少“双头监管”带来的弊端，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影响它们的正常经营活动，双方应通过一定的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避免无效率的重复检查，提高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有效性。

(四)建立和谐的执行传导机制

对于中央银行来讲，监管职能分离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强化了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市场的规范运行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中央银行在加强对金融市场规则的研究和制定，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监督和监测的同时，密切关注货币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之间的关联渠道、有关政策和风险控制措施，这就涉及到如何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将其货币政策的意图纳入金融监管的具体内容，确保其得到有效落实的协调问题。以证券市场为例，虽然在现代各国的金融制度下，商业银行和货币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起着主导作用，但随着直接融资比重的日益扩大和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证券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中介的功能也越来越突出。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货币政策一般通过利率和信贷渠道这两种主要机制或途径作用于证券市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而能否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业监管当局的协作配合。因此，应借助金融监管的有效手段，建立和谐的、畅通的货币政策执行传导机制，确保货币政策各项目标的实现。

金融政策论文篇3

(一)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

日本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高度平行并列与对称，把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二者严格划分开来(机构分离、业务分离、管理分离、法律分离)，并自成体系。各种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单独立法予以监督、保障与制约，并多次修改和完善。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法》、《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等。虽然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国内被归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类，但它们并不受主要适用于普通商业银行的《银行法》的约束。在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受到政府许多相关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尤其是受财务省(原大藏省)资金、财务方面的协调与制约的力度较大，但限于政府授权和法定的范围之内，金融公库受主管大臣的干预程度也很大(如公库每季度经营计划必须经主管大臣批准，并定期报告资金运用情况)，但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受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督厅的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在经过了一番大的改革和调整后，于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金融厅，其职能定位为负责对民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而政策性金融机构仍不属于其监管。同时，所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都要接受独立的审计部门即会计检察院的审计检查。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的特殊权力结构集中体现为董事会或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几乎所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都设有董事会或理事会这种最高的决策权力机构。

(二)德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特征

讲究秩序的德国，政策性金融由政府依法单独监督。德国是最早建立金融综合监管机构的国家，联邦银行业监管局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金融监管当局(因德国银行业可以同时经营证券和保险)，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则不属于其监管之列，而是依据独立的法律由政府职能部门监督制约其行为的，《德国银行法》和德国有关的商法典也不适用于它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第1章规定，该银行是依据公共法设立的法人团体；第12章规定，该银行由联邦政府指定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监督当局有权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该银行的业务运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政策性金融机构奉行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的补充性原则和中立原则。依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规定，作为一家政府的政策性银行，其业务范围必须是商业性金融机构因无利可图不愿意做，或自身能力不及而做不了的业务(补充性原则)。同时还规定，该银行有政府支持，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在金融市场上就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否则就违背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中立原则)。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该行发放贷款原则上都必须通过商业银行转贷给借款人，基本不直接发放贷款。但它的具体业务却不受政府干预，始终保持经营决策的独立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政府还给予政策性金融机构长期享受税收减免的特殊政策。德国住房储蓄银行的存、贷款本息免征所得税，德国住房信贷协会的住房贷款也长期享有免税特权。

(三)美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特征

美国对政策性金融单独立法授权。美国是一个善于并且主要利用间接手段来干预调节经济的国家，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政府主要是通过立法决定其活动宗旨、基本原则、政策方向等一系列“框架”，而具体业务活动、日常管理则不必政府事无巨细统统过问。美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监督体系是建立在如下三部法律的基础上：1916年的《联邦农业信贷法》、1923年的《农业信贷法》和1933年的《农业信贷法》，据此分别建立的美国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在还清政府的投资，成为独立的合作金融机构后，仍受联邦农业信贷管理局的监督和检查，因此其农业信贷业务不自觉地遵从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成为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力量。政策性金融机构依法定位制约。以美国进出口银行法为例，该法包括银行设置目的、基本权限、内部组织机构、与政府的关系、银行融资的条件、融资出口商品的重点及种类限制、融资国别限制、融资公正性(反补贴)目的，以及其他一些禁止融资的限制等等。1978年，参众两院又通过了《进出口银行法修正案》，还陆续制定了一些其他相关法律。通过对进出口银行详尽的法律定位、限制与说明，使银行的运行建立在明确的法律基础之上，以便于政府对其进行监督、管理。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由与其业务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监督、协调与制约，政策性金融监督的权力结构也主要体现于董事会的组织形式上，并由总统直接任命其主要官员。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由5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体系依据《1932年住房贷款银行法》建立，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和协调，该委员会3名负责人均由政府任命，任期4年；每个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领导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4名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任命，任期4年，8名由会员选举产生，任期2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由一个3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管理，成员由总统任命。

二、建立健全我国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的建议

借鉴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及运作机制的经验，我国应尽快构筑有本土特色的政策性金融监督体制。当务之急是从监督的法律依据、监督的主体结构和监督考评指标体系等方面尽快建立健全中国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和结构。其中，特别是要加强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导向作用的引导，尽量减少其片面追求盈利的动机，有所限制其兼营商业性业务的规模和范围。

(一)尽快出台专门而特殊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

实现依法监督、制约和引导的规范性要求。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既包括对不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单独立法，也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监督条例，以及具体的业务管理制度，如《政策性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政策性银行贷款通则》、《政策性银行不良贷款划分及认定办法》等规章，使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和考评有法可依。

(二)在政策性金融监督主体上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并体现为不同的监督机制和治理结构

通过这两个监督层面或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机统一，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机制、决策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自我调控机制等相互结合的良好的治理结构，进而为其业务行为提供行动界限和激励机制。宏观层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主体应该是国务院“政监办”。即建立一个由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参与和共同组成的权威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负责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总体性协调、规划、考评、人事安排、经济处罚和依法监督。微观层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主体，是由不同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构成的特殊形式的董事会(或理事会)。董事会主要负责日常经营决策、政策执行和内部稽核监督控制。之所以称其为特殊的董事会，主要体现在有别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的成员构成上。即政策性银行的董事会成员结构必须是经国务院批准和任命的、由业务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商业界的代表以及学术机构的专家等有关人员共同参与组成。

(三)制订一套适合政策性银行业务特性要求的科学的业绩考评标准并自成体系

考核指标要定量化和具体化，含义必须明确，可统计和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要超越类似于或雷同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盈利性考评要求，在注重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政策实现度的基础上，将其政策性贡献同其工作业绩和工作报酬也同时挂钩和制度化，体现规范、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有机统一。一般而言，衡量和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效果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财务稳健度，主要参考资产质量和利润两个指标，综合考察经营管理水平。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种金融机构，也要求其资产安全(风险大的政策性项目，应该由政府财政或相应决策部门提供担保或贴息)，以及至少是保本微利基础上的非竞争性盈利。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二是政策实现度，包括政策性银行与政府的沟通协调度，政策性信贷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联度，贷款、担保和保险对形成现实生产和出口能力的贡献度，对社会投融资安排的便利度，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度，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度等具体指标。当然，要严格准确地认定和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对于政策性亏损，应该由政府财政兜底；对于经营性亏损，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四，要注重发挥国家审计监察和新闻媒介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要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开、公布财务报表和业务活动情况，增加透明度，以尽可能地防止“内部人控制”和寻租现象。

金融政策论文篇4

摘要：创建北部湾区域金融中心必须依靠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才可能促进金融积聚。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针对金融聚集动因，文章提出了从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管理两方面进行倾斜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积聚；政策倾斜

根据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目前广西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但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积聚。

一、金融积聚动因分析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金融机构设置倾斜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湧（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政策倾斜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对于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经济起步有着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倾斜往往以牺牲国家或地方财政为代价，并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因此，金融政策倾斜应该考虑时效性，防止微观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过分依赖。并且，金融机构积聚、资本流动最终取决于市场因素。因此，金融倾斜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为微观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于金融产业积聚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金融机构云集、资金流动活跃的热土。

参考文献：

1、姜爱萍,武晓斐.金融企业集群：金融地域运动的新动向[J].西部金融,2008(6).

2、李成,郝俊香.金融中心发展的理论、总结与展望[J].上海金融,2006(11).

3、隋庶.金融倾斜与区域金融中心定位分析[J].新西部,2007(2).

4、左科华,实行倾斜性金融政策,促进西部开发[J].贵州商专学报,2001(9).

金融政策论文篇5

一.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使用效果及评述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变动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贴现率政策。我国的贴现、再贴现业务从1981年开始试办，经历了从试点、推广到规范发展等几个阶段，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调控机制日益完善，逐步成为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货币政策工具。但是，由于我国整个社会商业信用水平不高，市场发育不成熟，商业银行承兑、贴现操作不规范以及再贴现操作规则的自身局限，使得再贴现政策效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存款准备金制度自1998年改革以来，运行体系日益完备，效果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我国变动法定存款准备金不必象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要经过议会的批准，增加了可操作性，为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就是中央银行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为了既定的经济目标，在债券市场上买卖有价债券，以调整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量，影响利率的波动，最终将产出和物价控制在既定的水平。1998年5月26日，中央银行恢复了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在现货和回购市场操作的基础上，还发行央行票据，以控制货币的供给量。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最频繁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

同时，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直接的信贷导向也是央行的手段之一。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金融领域由于其风险性较大，开放较晚，国内的私有银行更是无从谈起，这种情况下，四大国有银行仍处于主导地位，其他一些股份制银行也是国企控股，因此，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完全有能力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进行影响，自从信贷配额制取消之后，央行主要“有针对性地对商业银行加强‘窗口指导’和风险提示，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完善各项金融服务”。

2005年，我国在物价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9%，并且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维持在10%附近，在超额完成既定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经济增长过热的担心。具体表现为：1、在信贷的支持下投资热度偏高。2005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35万亿元，同比多增871亿元。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以房地产为例，总投资额为6850亿元，增幅达23.1%。2、产能过剩突出。2005年底我国已形成炼钢能力4.7亿吨，还有在建、拟建能力1.5亿吨，而2005年钢的表观消费量为3.5亿吨，即使考虑到未来需求的增长，供求也严重失衡。不仅钢铁行业，水泥、电解铝、焦炭、煤炭等产能过剩的现象也很严重。3、能源消费过快增长。我国是能源储备大国，更是能源消耗大国，而且能源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使得我国的能源利用趋于紧张。2005年夏季，在华南和华东地区，都施行了限电或错峰用电的措施就是证明。综上所述，2005年经济的增长仍是一种粗放的模式，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别国经验，都已经证明，这种靠投资拉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为继的，最终会导致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剧。

2006年，为防止经济增长过热，中央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开始逐步采取紧缩的措施，包括一次上调贷款利率、两次上调银行准备金率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截至6月末，广义货币(M2，即社会流通货币总量加上活期存款以及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余额为32.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具体情况如表一所示。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银行的逆回购操作只有一次，交易金额也仅相当于正回购操作的十分之一；央行票据发行数量已接近2005年2.8万亿的发行总量，央行的紧缩政策非常明显。但是，在中央银行“紧信贷”的要求下，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仍增长迅速，1～5月全部金融机构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已达17834亿元，超过了今年全年预期目标(2.5万亿元)的七成以上。仅六月份贷款同比少增706亿元。总体来讲前6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了2.18万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为央行全年新增贷款目标的87%。另外，截至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9411亿美元，同比增长32.37%。这两点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产生较大的冲击。如前所述，发行票据是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手段之一，但是，央行票据的效率已经越来越低，根据中信证券的分析师杨辉的计算，考虑到滚动对冲的成本，目前“发行1块钱的央票，大约只能回笼0.3元的市场流动性”。同时，商业银行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经历了改制、上市过程的国有商业银行，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信贷扩张的能力和愿望开始慢慢复苏。为抑制信贷资金的投放，央行有加息的愿望，如此以来，外资将大量涌入，在强制结售汇制下，人民币的投放将进一步加大。正如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吴晓灵所言，“如商业银行投资选择余地增加和贷款意愿增强时，央行票据的发行将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

因此，尽管自3月份以来中央银行已实施了一系列抑制投资和信贷增长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上半年GNP增长率仍高达10.9%。

二.货币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货币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主要是因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所致。我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信息也是不完全的，银行的资产(主要是贷款)与其它金融资产不可完全替代，某些贷款人(特别是小企业、新企业以及消费者等)很难从公开的金融市场上获得融资，所以银行信贷对他们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贷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银行贷款利率不表示市场出清的均衡利率，它与市场利率之间存在一个利差。因此，除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货币市场外，银行信贷取向也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就有两条，即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无论哪一条，在当前我国的金融环境中，其畅通程度都不能令人满意。

1.固定资产投资难以控制。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中，固定资产投资是主力军。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6368亿元，增长31.3%，加快4.2个百分点，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远远高于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央的目标是年均增长7.5%，而各省普遍定在10%以上，甚至达到13%。一些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投资扩张的决定性因素。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办法，就是上项目、扩大投资。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与地方官员的任用机制、激励机制有关，中央银行显然对此无能为力。各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与当地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地方政府是各分支机构存款的主要来源，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公积金等必须存放在银行，而存哪家银行完全是政府说了算。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各分行的职员都来自当地，他们的人际关系都在当地，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政府想要投资的项目，各分行不得不给予大力支持，对于此类贷款，央行的调控政策是无法影响到的。

2.来自商业银行的制约。商业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的中介，在存款货币扩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只有得到商业银行的积极响应，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链条过长，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要经过商业银行的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到支行才具体地执行经营活动，在这么长的传导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而近期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的上市，使这些国有银行有了充裕的资金，再加上储蓄的强劲增长(详见图1)，更增强了他们资金扩张的能力。同时，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增大了他们赢利的预期，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投资央行票据和债券，而要为过剩的资金寻找新的出路。当央行紧缩的政策出台时，商业银行对此反应迟钝，即便是商业银行总行紧缩信号，各分支机构出于本部门利益的考虑，在执行上也会大打折扣。

3.企业的行为对货币政策的制约。随着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向好，国有及其他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赢利能力增强，一季度，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3363亿元，同比增长21.3%，增幅同比上升4.1个百分点。在良好的赢利预期下，各企业开始又一轮的生产投资。同时，商业银行资金过剩，他们比以往更容易获得贷款。国有企业面对改革的压力，本来就有扩大生产规模解决下岗人员安置的动力，虽然总体效益不高，但他们不愿放过扩大规模的机会。游离在贷款主渠道之外的中小企业，在货币市场资金宽裕的情况下，从民间借贷市场获得资金的利率将有所下降，这刺激了他们增加投资的愿望。央行的紧缩政策只要没有使总的货币供给量减少或增速有较大的放慢，将不会对中小企业产生影响。

4.外汇占款的制约。我国的外汇管理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各种贸易出口实行强制结汇。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越积越多，已经接近万亿美元，约合8万亿人民币。如此庞大的货币投放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前6个月外汇储备增加了1222亿美元，约合9800亿元人民币，接近于中央银行上半年正回购操作的交易量，很大程度地抵消了回笼的货币量。

5.居民的储蓄和消费等因素也会对央行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我国人口众多，其间蕴含的经济力量不可低估，自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很长一段时间处在低迷状态，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的倾向得到加强，尤其是在城市，对住房的需求使得居民消费大幅上升。农民的生活也由于农业税的取消有较大的改善，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大幅增加，这无疑给工业品的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刺激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加。而央行的紧缩政策一般不会得到普通居民重视，他们的消费行为是央行政策实施的又一个阻碍。

三.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看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从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和传导机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策工具、操作目标到中介目标的信息传递的顺畅程度。因此，理顺信息传递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调控目标的实现。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使之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能够应对各种竞争与风险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主体。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主体中，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机构是传导的关键环节，它连接金融市场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中介，其运行状况直接决定着企业，居民对市场信号的反应程度以及货币政策效果。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各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映。

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的粗放经营现象普遍存在，人均成本较高，各项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为此，在银行内部要通过科学管理来达到降低成本、向管理要效益的目的，改变过去以垄断地位自居、坐而放贷的态度，真正实现经营模式和收益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起权责统一的约束—激励机制，鼓励金融创新，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动性和赢利能力。在整个金融体系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起对资金供求反应灵敏的货币市场，形成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引导，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同时，为防范金融风险，积极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存款保险制度，增强国有商业银行自主抵御金融风险的手段和能力。

2.稳步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经历过挫折的各国政府为维护本国币值的稳定，应对可能的风险，都增加了外汇储备，我国也不例外。但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应有的水平，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保持的理想外汇储备额是“足以抵付三个月进口”。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订的标准是足付四个月进口外汇所需。一季度我国的贸易进口为1973美元，而我国拥有外汇储备是它的数倍。因此，有必要改革当前的结售汇管理，逐步从强制结售汇过渡为意愿结售汇。目前可先进一步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额度，这样就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外汇储备而减少国家的货币储备，藏汇于民间，进而减轻外汇占款的压力。另外，通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并淘汰一批能耗高、污染重的外资项目，以抑制不必要的资本流入；同时，鼓励资本输出，控制资本输入，这对于平衡资本项目，缓解基础货币增长过快的矛盾是十分必要的。

3.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尽管其他性质的企业发展迅速，但国有企业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协调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作用，自然而然，国有企业如能对货币政策的反映灵敏，那么整个货币政策的效果就能在国民经济中体现出来。

国企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体，就是要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以提高竞争力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坚持这一目标下，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依法办事，积极应对，既要提高在岗职工的积极性，又完善激励机制，最终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获取资金不再依赖于指导性贷款，销售业绩不依靠垄断地位，真正能在市场的竞争中谋求发展。

4.金融体制改革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最大化。我国金融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政府隐含担保下的企业、银行信贷扩张，以及地方行政对金融机构的不适当影响，导致企业、金融机构信用残缺，社会信用处于失衡状态。投资扩张经由金融机构信贷扩张使货币政策操作不能有效地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货币政策意图无法得以彻底实现。因此，要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必须改变粗放的、投资拉动型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的直接干预。

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热衷于大规模投资，与中央根据经济绩效的晋升机制分不开的。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晋升机会，往往搞一些形象工程，以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虽然这些工程对地方的长远发展没有好处，且耗费大量的税收，但地方官员仍乐此不疲。如某些地方的房地产开发，大量地掠取农民的土地建设豪华市政大楼和高档住宅区，完全不顾本地方的实际需求，同时也违背了中央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政策。因此，必须通过适当的行政体制变革改变这种状况，使地方的发展与中央的经济总目标相适应。

金融政策论文篇6

其核心理念是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要至真至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的效益和发展，要充分地发挥全行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共同营造金融企业以及全社会的和谐局面。在当前，如何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鼓舞人，用现代的道德观念来教育人，用严谨的行为规范来约束人呢？要加强政策金融企业的文化建设，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增强道德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行为管理策略。企业道德属于一种意识形态,是企业及其员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靠道德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以个人理想、信念为核心的自我约束机制。以此来规范员工的行为,调节企业员工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要在金融企业建立相应的道德操守，就要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全体金融员工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道德觉悟水平,使员工从内心深处树立起努力为金融企业作贡献的现代道德观念,并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金融企业道德操守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促进社会道德进步和人的道德完善为目的的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只是社会变革时期所产生的阵痛。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是“八荣八耻”,只有不断地增强企业员工的道德观念，才能使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道德是以人为载体而推行的一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规范，行为管理也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本质要求。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第一资源。金融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人。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用金融创业精神鼓舞人,用现代道德观念凝聚人,用先进管理机制激励人,用优良经营环境培育人,从而不断提升员工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和行为能力,提高员工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度，提高金融职工为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感以及在规范自身行为方面的自律能力。

2、强化道德意识，提倡“与人为善”的团队协作精神。加强企业道德建设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企业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因此，要明确企业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途径和方法等，以此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国有金融企业道德建设的基础是道德教育,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掌握符合社会主义金融企业经营活动要求的道德手段的同时,还需要金融企业的劳动纪律的配合,使道德观念得到强制性实现。同时,也需要以企业文化为依托提升社会主义金融道德建设的品位。

政策金融企业要把“至诚服务、有效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作为道德建设和行为规范的核心理念。在员工中大力倡导，在工作中认真践行。

所谓“至诚服务”，是指金融业要把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作为金融行业的基本要求,作为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金融员工行为管理的基本点。要力求做到诚信、诚心和诚恳。在业务经营中最重要的是要讲诚信,对客户的承诺要千方百计地兑现,要努力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对客户的合理需求要诚心诚意地想方设法去研究解决,真正把客户奉为“上帝”,而不能想着法子应付客户、怠慢客户、或者忽悠客户；对客户要诚恳,不要居高临下,虚情假意。对待客户的观念、态度和服务要“至诚”,即使达不到极至的境界,也要尽可能地达到服务的最高标准。金融企业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就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加快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就要加强行为规范管理，竭尽全力地为客户提品安全、服务优质、业务高效、办事便捷的金融服务。

所谓“有效发展”，是指金融企业要认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既定目标。有效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发展；必须是把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发展；必须是在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之上的发展；必须是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金融与经济相协调的发展。

所谓“以人为本”,是指金融企业在客户服务中也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客户也是由人组成的。如果失去了“以人为本”这个最基本的理念,既很难实现自身经营管理的目标,也很难维护和壮大客户队伍,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具有核心竞争力了。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打造现代银行,要树立起金融企业的良好形象，就必须树立“企业即人、企业为人、企业靠人”的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发挥先进企业文化和现代道德观念在金融和经济工作中对金融群体的凝聚作用，对金融发展的导向作用，对金融员工的激励作用和对后进职工的转化作用。

所谓“构建和谐”，是指金融企业要以和谐为目标建立新的道德理念。创建企业和谐，是金融企业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创建和谐社会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把国有银行办成和谐银行,既是金融员工的共同愿望,也是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既定目标。要用改革发展促进和谐建设,用共建和谐来保障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构建和谐,既要强调金融行业内部的和谐,也要着力营造金融行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在内部,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行业风气端正，企业气和人顺，员工心齐劲足，经营业绩优异的良好局面;在外部,则要进一步加强与客户及相关部门的沟通、交流、理解和协调,加强客户营销，维护客户利益,服务客户经营。用严于律己的态度去规范自身的行为，用与人为善的经营理念去拓展客户，用相互协作的精神去发展金融事业。

要增强金融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团队精神，一方面，领导要关心职工，各级领导要时刻把职工的困难和冷暧挂在心头，了解他们的处境，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心情。诚心诚意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要在职工中倡导团结友爱的道德风尚，倡导相互帮助的良好风气，倡导协作共事的友好精神，使广大员工真切感受到银行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从而增强全体员工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颠倒“金字塔”。在金融企业，历来是上层机构臃肿，下层手忙脚乱；上层机构里人才济济，基层单位则人才馈乏；基层为上层服务多，上层为基层解难少。要将这些不合理的现象颠倒过来，就要下决心精简上层机构，尽可能地充实第一线的力量；就要改变机关各自为政，互不交流，几个处室向下级行索要同一数据，几个领导从不同的角度指定下级单位报告同一业务的资料等问题。发挥金融企业的团队协作精神，首先要从机关做起，要从机关领导与领导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科员与科员之间的协作做起，要从规范上层机关的道德操守和操作行为做起。上面有了榜样，下面就能效仿。上级如果能及时给下级提供思想教育、业务培训、技能指导、政策引导等方面的服务，则下级就有望在思想上与上层保持一致，在业务上不断提高，在技能上经常提升，在政策上不偏不倚。与人为善，是人的本能，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地积累；发挥金融企业的团队精神，必须上下齐心协力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3、提高道德水准，挖掘“人定胜天”的个人行为潜力。市场经济是强势经济，同时也是法制经济,更是道德经济。在经济体制转型,道德出现某些失范的情况下,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构建同和谐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充分挖掘职工的个人行为潜力，一是对拔尖人才要恩威并济。对金融企业的业务技术骨干，一方面要委以重任，给予他们业务技术职务方面晋升的机会，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待遇；另一方面，对他们也要严格要求，对其不规范的操作和不检点的行为要及时指出并加以纠正，不能姑息迁就，更不能纵容其成为特殊“公民”。要让他们既能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希望，能自觉自愿地为国有金融事业的发展释放自己的能量；又感到有必要珍惜自己的这一份事业，能自觉遵守企业的行为规范。“恩”是留住人才的策略；“威”也是留住人才的手段。只有恰到好处地施行恩与威，才能为各类人才提供广阔的天地；只有不拘一格地选拔和运用人才，才能使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只有在重用的同时施以重“锤”，才能锻出适应现代金融事业快速发展的好钢来。二是要给予职工释放个性的空间，要以各种积极向上的健康活动为载体，把道德教育和技能培训融于浓厚的企业文化之中，把职工的思想工作和行为规范纳入金融管理之中，并将精神成果转化成现实的推动力。从思想上武装员工，从精神上解放员工，从管理中激励银行员工，从而将银行打造成有着明确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和统一的行动的钢铁团队。三是要注重培植典型。在金融职工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方面，要注重培植个人典型和试点单位。在培植个人典型方面，要对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有明确的规定，有评价的标准，有预期的目标，有责任人负责阶段验收。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典型在某些方面的专长，使之成为道德操守的榜样和业务技术的尖子。在培养典型单位方面，要体现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的特点。要对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一阶段的工作认真设计，并提出具体的要求。既要显现出不同岗位，不同工种的个性风格，又要体现其发展共性和整体效果。要让这种典型成为新时期金融工作的新看点，成为职工行为管理的最亮点，成为政策金融业由自我封闭型向开放竞争型转轨过程中的新起点。

金融政策论文篇7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金融政策论文篇8

关键词：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经济发展

1实施优惠的金融政策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金融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地区的金融业从无到有，发展速度较快。但由于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条件，整体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李景跃等在《商业研究》2008年第一期指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滞后主要表现为金融生态环境脆弱，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国家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民族地区金融业的优惠政策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且各民族地区根据其不同的经济特征相应的实行了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优惠措施。这些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设立专项贷款，给予优惠利率，放宽贷款额度和还款期限等。

对少数民族专项贷款给予优惠利率。如1991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民族贸易县贸易贷款实行优惠利率的通知》规定，对国家确定的421个民族贸易县贸易贷款，在利率上实行优惠政策。民族贸易贷款年利率为5.76％。贷款行向企业按年利率的8.64％收息，对年利率5.76％与8.64％的2.88％利差按季返还企业。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贷款，适当放宽贷款条件。1993年的《城市开民智工作条例》规定，信贷部门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饮食服务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贷款额度、还款期限、自由自己比例方面给予优惠。开发性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和其他专项贴息贷款也适当的向民族地区倾斜。对民族地区开发当地资源的项目，在保证有效益、能还贷的前提下，贷款条件要适当放宽。

2实施金融优惠政策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2.1促进农业的发展

金融业要把农牧民增收致富与拓展信贷效益信贷增长点紧密结合起来，借鉴东部地区灵活多样的农业经营，经济发展大户承包经营、专业户经营、公司加农户、订单农牧业、公司加农工和股份合作经营等多种农牧业经营方式，把粗放的农牧业经营方式改造成符合市场需求的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的现代农牧业。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新农村建设，创新并推行了大额农贷、订单农业贷款等“三农”信贷模式，组织扶贫贴息贷款工作，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十五”期间，累计发放民族优惠贷款约21亿元。金融优惠政策的实行使农业资源的配置获得较高的效率，避免经济剧烈波动。并对农业经济活动起宏观调节作用，以及对农业经营者的行为选择起着重要影响作用。

2.2促进民族地区贸易的发展

民族地区的企业是民族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和发展民族企业的生存能力，有助于加强地区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为加强民族贸易网点建设和民族用品生产技术改造，国家设立专项贷款。并对民族贸易所需流动自己贷款实行优惠利率。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共有11个口岸，享受着国家最多最全的优惠政策，包括享受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和部级珲春口岸特殊的“边境经济合作区、中俄互市贸易区、出口加工区”三区合一的运行机制和特殊的优惠政策。延边州外贸企业达到483户，2003年延边对俄边贸进出口额只有2861万美元，到2005年全州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7.2014亿美元，同比增长25.8％，对俄贸易超过1亿美元。

2.3促进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民族经济的发展

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给予资金支持。金融业要在新增信贷总量中保持一定比例用于旅游发展的资金需求，指定性适应的信贷政策促进其发展。重点支持民族地区旅游路线的开发和国家、省级旅游景区景点的配套设施建设，发展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特色旅游，支持特色、有事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生产。2001年，国务院批准延边等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部分优惠政策，使延边成为东北惟一享受西部开发政策的地区。延边全州，投资开发建设旅游景区及配套设施的外商投资企业，除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对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旅游项目，所在地政府可给予贷款贴息或以奖代补的政策扶持。

3实施金融优惠政策面临的问题

(1)信贷资金潜在风险大，制约了金融支持力度。一是信贷资产质量低，制约了金融机构信贷支持的能力。由于民族地区扶贫任务艰巨，民族地区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不得不承担大量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如扶贫专项贷款，全国每年用于扶贫投资的总额高达200—300亿元，其中扶贫贷款占45％。使民族地区金融机构包袱沉重，经营困难，制约了进一步的发展。据调查显示，目前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的不良贷款占比达64.4％；其中民族贸易企业不良贷款占比高达100％；民族用品生产企业不良贷款占比28.8％。这些不良贷款无不进一步加重了民族地区金融机构的负担，而且已给全地区银行造成极大的信用风险，严重影响到银行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2)市场发育程度低，缺乏对资金的吸引力。部分民族地区属于“市场失灵”区域，由于比较成本收益的巨大差异，资源尤其是生产资本不可能自觉自愿流向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总体上是“资本流出不流入，金融资金外流趋势明显”。同时，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调整经营机构，上收信贷权限，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多存少贷，资金通过上存上级形式大量流出，民族地区存差资金扩大。

4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策

(1)提高民族地区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益，营造和谐信用环境。

商业银行在核定和下达贷款计划的同时，应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进行适当的倾斜。降低民族地区存款考核计划及上存比例，适当控制资金的流出数量和速度，适当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简化核销手续，化解不良贷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第一，商业银行在核定和下达贷款计划的同时，应统筹兼顾，对落后地区适当倾斜。第二，金融业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调整信贷结构，优先支持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柱产业建设、资源开发型主导产业建设和高科技产业建设，重点扶持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质量产品、高效益回报的项目，向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倾斜。第三，建立金融保障体系。建立基础产业风险保障基金，发行由财政贴息的基础产业债券，允许多种投资方式并存，为企业进入金融市场筹资创造好的金融环境，等等。这些措施既有利于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形成规模，又能较好地兼顾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三方的利益关系。

(2)调整和完善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

一是放宽贷款规模限制。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由国有商业银行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增加授权授信额度。有重点的加大信贷投放。二是实行优惠的存贷款利率和低保险费率政策。扩大中长期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提高增量存贷款比例和中长期贷款比例。三是放宽对金融机构再贷款的条件和期限，在民族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出现资金头寸不足时可发放在贷款支持。四是改进有关贷款发放和经营管理指标的考核办法，使民族地区商业银行考核指标有别于内地。

金融政策论文篇9

金融市场营销论文财政金融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下发挥财政与金融政策调控作用中存在的问题

1.对市场调控的滞后性

政府采用财政和金融手段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滞后性的现象。即市场经济变化速度很快，很多问题潜藏于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只有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才会爆发出来。此时政府在采用相应的调控手段，付出的代价大，有亡羊补牢之嫌。市场经济发展虽有规律可循，但我们在把我市场运行规律的同时，总会出现失真现象。就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完备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也无法有效克服之中市场调控的滞后性。2008年，爆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2.政府制定财政和金融政策无法协调统一

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制定相应的财政与金融政策是最常采用的手段。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总会出现二者无法协调统一的问题。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下，我国政府一开始提出的主要是从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出发，采用了4万亿的赤字刺激财政手段，的确在当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年后发现只是凭借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2009年才开始连续十几次的货币信贷降息手段，通过银行整合社会资金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然，在此之前，也采用了降息手段，但是幅度较小，作用不是很明显。因此，不管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外政府在采用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协调一致的现象。除上述问题外，还存在政府财政部门和银行等金融部门整合效率差、侧重于政府财政手段忽视金融手段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下做好财政与金融有机的整合工作。

二、加强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整合的建议

1.深入考察把握市场运行规律，做出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调控策略

实现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有机整合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对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从宏观和微观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深入探究每一个细微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把握相关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够为政府制定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政策提供现实的依据，进而预见到市场运行可能存在的潜在重大隐患，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有效改变财政与金融手段对市场调节滞后性的现状。

金融政策论文篇10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策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02)06-0045-03

政策性金融对一国经济发展究竟是否是必需的?作 为其载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否是必需的?如何评价这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在市场经济环境 中政策性金融及其机构如何存续?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重新认识政策性金融这一范畴。

一、政策性金融的现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政策性金融是伴随着政府为主体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理论界对其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的解释，实质上是以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如果说商业性 金融是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在金融领域中的体现，那么政策性金融就体现着政府对金融资源的 配置。二者在性质、职能、目标、运行机制、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等方面各有特色。简言之 ， 政策性金融是市场机制的某种"缺陷"、"失灵"或"缺失"的产物，虽为市场机制的辅助 但举足轻重，不可取代，并通过弥补商业性金融功能的不足，共同健全、完善和优化一国金 融资源配置调节体系，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均衡和稳定发展。基于此，政策性金融 往往被当做是宏观与微观、"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巧妙结合。

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干预还是自由放任的论争直到今天仍未有最后的定论，但是在政 府干预方面，双方的分歧已经大大缩小，其焦点已不再主要是政府干预应不应该有或有无必 要 ，而是集中于政府干预的范围、方式和有效性方面，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性已经得到了双方的 基本认可，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完全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和完全由"看得见的手"调 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两者有机结合，共同调节资源配置，兼顾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 理性，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这一背景之下，直接涉及政府干预的政策性金融 的必要性问题基本无可争议。然而，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实践来看，政 策性金融的状况都不令人乐观。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普遍存在着一种商业化的发展趋势， 政策性业务的规模大大减少，其中直接进行融资的比重也越来越小。如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 已基本转为商业银行，就连政策性金融比较发达的日本也已有两三家政策性银行变成了商业 性长期信用银行。与之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金融虽然比例较高，但存在着规模过度膨 胀、效率低下、经营困难等问题。在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明显存在着商业性金 融 政策化的倾向，政策性金融已超越了作为"商业性金融的补充"这一作用范围。其结果使得 资金运用效率低下，不良资产日益累积，并进一步加大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风险。1995年 世界银行在对全球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评估后认为，其中的80%是失败的。

反观我国，尽管三大政策性银行自1994年成立以来，其资产和投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在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同时潜伏着巨大的经营风险。这既包括先天性的政策性风险 ，也有后天性的经营管理风险(王兰军，张合金，2001)。而且，由于其定位不准、性质不明 确，实际部门在经营过程中对许多问题(诸如"保本微利"原则的可操作性、经营手段的市 场化等)至今存在较大争议，由此导致三大政策性银行在经营管理上各自为政，经营目标有 很大的盲目性。

上述这些情况不禁容易使人产生疑问：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深化和趋 同，政策性金融是否最终将被商业性金融所取代?政策性金融对一国经济发展究竟有多大作 用?

应该看到，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国经济要取得发 展，既离不开商业性金融的推动，也离不开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 素其重要性在不断增强，目前已经达到足以影响甚至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王文谦 ，1999)。但是，一国政策性金融的规模和比例的大小与社会经济体制以及市场经济发达程 度有很大关系。而且，政策性金融有效作用的空间是有限的，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并不必然保 证经济的发展(后文专门论述政策金融的有效性问题)。进一步讲，政策性金融如果不能很好 地把握与商业性金融的关系的话，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机制 的不断完善，商业性金融的效率及增长率必然会不断提高，政策性金融在整个金融活动中所 占的比重将趋于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性金融在绝对量上不增长，只是相对缩小；而且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比率在现实中会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也就是政策性 金融仍在金融活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只不过这个均衡比例即使在将来也会随条件的变化而 不断变化。

二、如何看待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变迁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普遍产生和发展是在二战以后。但从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金融的 一体化，金融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各个国家纷纷改革金融体系(包括金融机构和金 融市场)，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受到很大冲击，并发生了深刻变化。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被兼 并，有的因经营无力或难以为继而关闭，有的则转化为商业性金融机构。还有一些政策性金 融机构虽然保留下来，但进行了相应的业务调整或重组。此番变迁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与运营，去探索在开放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如何 存续和发展。

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是政策性金融活动的载体，是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具体 实施者。按照近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理论界较为流行的"功能观点"(Functional Perspe ctive)的解释，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变化很微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同金融机构的构成 及形式却是不断变化的。金融机构的形式和内容的易变性表现在以下3点：(1)很容易随着时 间的推 移发生改变，即使金融机构名称相同，金融机构的性质和职能也可能发生很大改变；(2)不 同地域、法律和政策安排、人文传统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定、职能定位可能会出现 偏差；(3)对金融的基本功能而言，执行某项功能的载体有许多，而同一机构也可能执行不 同的金融功能。以我国为例，1994年以前，我国虽无政策性金融机构，但政策性金融活动却 长期存在，政策金融的功能主要由4家专业银行承担。随着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要求建 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环境需求的、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完善的金融体制和投 融资体制，要求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相分离，于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但在经营 初期，受业务规模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业务上实行普遍的制 ，实际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仍部分承担着政策金融的功能。直至今天为止，一些具有一定政策 性金融特征的消费信用活动(如住房贷款、助学贷款)仍是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着。

如果从功能角度来看，一国金融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金融体系更好地履行其功能，改进 制度绩效，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就不应该将现存的机构和组织结构作为既定的、固化的前提 ，而应该让市场机制自主决定金融机构如何履行金融功能问题。政策当局不能人为划定某类 金融机构的功能，限定来自其他机构和市场的竞争，因为这样做最终会因过度保护而导致无 效率。从经营层面看，某种金融经营活动往往是几种金融功能的组合体，随着市场环境的变 化，某类金融业务出现功能性分化或重新组合都是十分合理和正常的现象。以此为出发点， 要想使金融体系更有效率地执行政策金融基本功能，我们应该致力于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公 共政策，而不是将精力放在机构的设立和撤并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供给应自然顺应市场对 它的需求，并同时兼顾机构设立(或撤并)的成本与效益。

三、如何看待政策性金融的有效性

检验一种制度是否有效，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种制度能否给组织带来适应效率，即能否 用制度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有效性，或者衡量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可以从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入手，即通过政策性融资提高企业资金利用的可能性 和政策金融的低利性带来的补效果，以及政策性金融对商业金融产生的诱导效果(瞿强 ，2000)。

由于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政策金融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政策金融总是与其他因 素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因此单独分析政策性金融的作用相当困难。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 尤其是近些年，日本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思路。首先，在考察政策金融的直接作用时，通过利用不同产业的市场实际利率与政策金 融贷款利率的利差，去乘以政策金融贷款的平均余额，可以得到政策金融贷款所带来的利 息减轻额，由此来衡量政策金融的低利性所带来的补效果；或者通过计算各产业设备 资金中政策资金的占比，考察财政投融资对各产业设备规模的影响，以此分析政策性金融提 高企业资金利用的可能性(小椋・吉野，1985)。但从数据显示结果看，在日本经济高增长时 期，政策性金融重点分配于难以筹措长期资金的夕阳产业，难以得出对成长前景较好的产业 也积极参与的结论。也就是说，财政投融资对产业政策相关领域的投资比重并不很大。从企 业层面所得到的数据检验结果来看，政策性金融对企业设备投资的重要功能的确是不可否认 的 。其次，在考察政策性金融的间接效果，亦即政策性金融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诱导作用时，可 以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进行分析。由于在贷款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金融机构通过贷款 审查活动所生产出来的有关企业的各种信息，从市场整体来看，存在着过小化倾向。在这种 情况下，不以利润最大化为行动原则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介入金融市场，提供信息服务，就可 以缓解整个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所谓政策性金融的诱导效应，就 是 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发挥作用的。但是来自产业层面的数据检验结果很难证实政策性金融对在 市场上起主导作用的商业金融的资金供给行为起到有效控制的作用。

为什么基于理论分析所产生的对于政策性金融的期望在统计数据面前会被打了如此大的折扣 呢?我们是否能够仅由此就可以推断政策金融的命运呢?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理 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在现实经济中，政策性金融机构代替民间金 融机构收集信息实际上比较困难；具体实施政策金融目标的诱因难以从组织上予以保证；金 融基础设施(法律体系、会计制度、交易组织、监管结构等)和公共政策不健全。这些问题不 仅需要进行规范分析，也要进行实证分析；不仅要从金融的视角分析，也要从财政、产业发 展等多视角进行分析。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政策性金融有效性问题的探讨只是近 几年才开始，主要以日本为代表，我国致力于此领域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而且仅限于定性的 、规 范的分析。对政策性金融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的定量的分析，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方 向之一。尽管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不太完备 ；尽管商业性金融将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角，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在政策性金融的研究领域 中裹足不前，因为政策性金融风险的积聚并不单纯会导致个别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的恶化， 还有可能会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引起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从而严重影响经济 活动。

参考文献：

［1］瞿强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性金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

［2］陈元中国政策性金融的理论与实践［J］金融科学，2000-04

［3］Crane:"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A Functional Perspecive"，Harva 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4］白钦先，薛誉华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运行障碍及对策思考［J］财贸经济，2 001，(2)

How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based Finance in Market Economy

ZHAO Zi-jia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Beijing 100081,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worldwide market economy being strengthened wi dely and deeply , policy-based finance and its institute are confronted with more and more shock s and ordeals. There is a great conflict between the theoretic necessity and pra ctical experience of policy-based finance,but the relative research is not enou g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It should be one of the focuses of ou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o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policy-based finance empirically,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ole of policy-based fina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ill help to avoid risks of po licy-based finance to undermine state macro-economy.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policy-based finance; policy-based finan cial institute;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