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消费论文十篇

医疗消费论文篇1

本文作者：叶向明徐芸徐盛鑫胡希家工作单位：浙江卫生经济研究杂志社

扩大医疗保健消费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众所周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居民就医自付医疗费用给居民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从上述分析可知，医疗服务消费包括基本医疗消费和特需医疗消费。基本医疗消费属于自发消费，价格弹性较小，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特需医疗消费属于引导消费，价格弹性较大，在生活中可有可无。试想，居民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浪费金钱在点名手术、住高档病房和购保健产品上；同时，即使居民收入较高，也不会过度消费特需医疗服务，使自己陷入贫困境地。因此，让居民感觉有医疗经济负担的主要是基本医疗消费。消费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在一些领域，公共消费和居民消费具有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公共消费上升，居民将大量替换出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并将其转化为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的消费由此扩张，产生消费的“挤入效应”[2]；如果政府的公共消费不足，那么对居民来说，将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花费更多，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会被迫减少，表现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当前，由于公共消费不足而导致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已是一个客观事实。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居民看病费用主要由自己负担，导致医疗经济负担沉重。扩大医疗保健消费主要是通过扩大医疗保健公共消费，加大政府对预防服务领域的投入，使居民少生病、甚至不生病，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居民就医费用支出；同时加大政府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投入，完善医疗保险体系，以更加优惠的措施甚至免费向社会全体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从而减少居民在基本医疗消费方面的个人支付。反过来，基本医疗服务价格下降，可以释放由于支付能力不足而压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使基本医疗消费总量增加。同时，居民用于基本医疗消费的个人支出减少，可以通过培育新的医疗保健消费热点，将其转化为特需医疗消费、保健服务消费，产生医疗保健消费的“挤入效应”，从而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因此，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可以减轻居民医疗经济负担，而居民医疗经济负担减轻又可促进医疗保健消费的扩大，两者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医疗保健消费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社会经济有直接拉动作用，同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提高劳动力身体素质，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三是消除疾病隐患，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直接拉动经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的《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显示[3]，受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深等因素推动，预计“十二五”期末，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到47%左右，超过工业成为经济增长最大贡献力量，届时中国将迎来一个“服务经济时代”。医疗保健服务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医疗保健行业从业人员的劳动，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左右，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不仅低于OECD国家，而且低于巴西、古巴、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4]。同时，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卫生总费用占世界卫生总费用仅2%，因此我国医疗保健消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国外的发展经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保健消费将会不断升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会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也会大大增强。

间接促进经济发展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健消费的增加会提高就业人员的健康水平，提高其劳动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993年世界银行在研究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后提出，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提高各国的经济增长率[5]。伊罗（Arora）运用9个发达国家100～125年的62个健康相关时间序列考察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健康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非常相关，由健康相关变量导致的增长在26%～40%之间[6]。世界银行1995年采用的国民财务测量方法将国民财富分为三类：一是物质资本，二是自然资本，三是人力资本。根据世界银行对192个国家的评估，物质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重为16%；自然资本占20%；人力资本占64%。德国、日本、瑞士等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本占国民财务比重的80%左右。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就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资源素质，保证有更多、更好的劳动力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增加整个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学者估计，1950～1982年，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从35年增加到69年，由此可创造经济价值24730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大约773亿元，相当于GNP的22%[7]。2.2.3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疾病经济损失不仅包括看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包括患病人员工作效率下降及其他行业需求萎缩导致的间接经济损失。例如，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非常严重，不仅对旅游、餐饮、交通、娱乐等行业带来致命冲击，而且对多数产业部门也带来不利影响。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估计，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0.3～1.0%[8]。又如，我国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流行形势也非常严峻，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据兰德公司估计，艾滋病等各类传染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1.8%～2.25%之间[9]。另外，日益增多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力损失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可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阻止疾病传播和恶性转归，从而达到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的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面提供，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在政府保障居民基本医疗的背景下，鼓励在经济上尚有“余力”的居民投资健康，扩大医疗保健消费，不仅可以减少政府在非基本医疗方面的负担，从而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有更多财力来保障居民的基本医疗，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而且可以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从而保证政府有更多财力投入到医疗卫生行业中，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当前扩大医疗保健消费是与时俱进，国家应切实出台相关措施，鼓励居民投资健康。

医疗消费论文篇2

该假说认为：人们在中年期劳动获得收入并将一部分作为储蓄是为年老提供经济保障，所以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进而对当期消费有很大影响，即社会保障能促进当期消费[1]。在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以及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MiltonFriedman）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预防性储蓄理论。预防性储蓄一般指由于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消费者超出平常水平的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收益以及支出的波动[1]。居民家庭面临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种经济上的风险，可以去储蓄和保险两种方式区规避风险。谨慎的家庭采取增加储蓄的方法自我保险即预防性储蓄[2]。事实上，预防性储蓄理论建立在在理性消费者和消费效用最大化前提下的，它的内涵和消费储蓄生命周期假说是一致的。随后一些关于社会保障是否能刺激消费的实证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完全同预防性储蓄理论一致。支持者如Feldstein认为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存在双重效应，即资产替代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指社会保障财富作为家庭财富的一种形式，使得人们在退休之后仍然可以获得收入）和退休效应（退休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激励那些本领愿意工作更长时间的人提前退休，这意味着有收入的时间缩短，因而需要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他利用美国近四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预测了社会保障总给付，进而分析得出社会保障大幅度能降低储蓄额，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反对者如JonathanGruber认为，失业保险福利能够帮助失业者在失业期间平滑其消费。但失业保险福利的这种积极作用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在最初失业期间能够平滑消费，对消费水平没有永久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以上有关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都是侧重对收入不确定性的研究，然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储蓄和消费。而在未来支出中最具不确定性因素的就是医疗费用。所以基于医疗保障体系对消费的刺激效果的研究也很多。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如kotlikoff于1989在生命周期的基本框架下，基于经典的凯恩斯的消费储蓄理论，分四种情况对不同医疗保险制度影响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只有当医疗保险制度很完善的条件下，最优消费水平才会提高[3-4]。Shin-YiChou基于1995年台湾出台全国医疗保险（NationalHealthInsurance，简称NHI）制度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NHI能大幅度降低居民对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大大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5]。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国恩教授等人针对中国现行的社会医保体系中的三大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URBMI）、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UEBMI）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RCMI）是否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推行能显著提高居民消费。

研究内容和方法

由于很难获取由家庭收入、医疗费用支出、参保情况、保费支出等变量构成的大容量样本，本文将通过经济学理论假设和效用函数假定模拟政府投资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并进行数据模拟对模型进行进一步阐释。建立消费模型根据建立简单的两期的消费模型：即人们的生命周期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青年时期通过劳动获得一定收入并按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基本医疗保险金；第二期退休在家，如果生病，需要支付医疗费用，这是可以享受政府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补贴。该人的第二期（老年期）消费预算约束如下：C2=(1+rf)[(1-a)Y-C1]其中，和分别表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为第一期劳动获得的总收入，为收入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为无风险利率。接下来考虑此人在第二期可能花费医疗费用问题：假设生病概率为，治病所需的总医疗费用为，由于医疗消费和普通消费所带来的效用不同，医疗消费效用对于个人来说一定小于普通消费效用，且可能为负值，这里简化为（式略）根据以上赋值可以计算所得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支出的增加对居民人均消费的边际影响为492.59。因而，理论上政府对社会医疗保险的投入能有效拉动消费。

结语

医疗消费论文篇3

[关键词]医疗美容；法律关系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23-0315-01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观念的日益更新，人们对美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美容使自己变得完美。但在医疗美容行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整容整形业兴起的近十年以来，平均每年因美容毁容的投诉有近2万起，十年间已有近20万张脸被毁掉。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医疗美容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美容者与医疗美容机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如何规范医疗美容市场，维护医疗美容机构以及美容者的合法权益成了一个难题。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要明确医疗美容的法律关系。

一、医疗美容法律关系的性质存在争议

由于我国目前对医疗美容法律关系的性质尚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对于其性质是众说纷纭，各持一家。但总体来看，主要存有“服务合同论”、“医疗合同论”和“消费法律关系论”这三种观点。

（一）服务合同论

根据我国《合同法》，服务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依他方要求，完成一定服务行为或客观特定的服务活动，另一方必须支付服务报酬的一类合同。持服务合同论者认为：一方面，医疗美容是医疗美容机构对非病人或者正常人的身体部位的形态进行修复和重新塑造，通过利用医学手段、知识来满足人们爱美的需求以期获取相应的报酬，具有纯粹的营利性质；另一方面，医疗美容合同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医疗合同，因为在医疗合同关系中，患方往往处于被动承受的一方，对于医方采取何种医疗措施、价格、效果等方面不能完全自主选择、决定，这一项权利一般由院方行使；而在医疗美容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可以就医疗器械、方法、效果进行自主选择，进而双方协商形成合同关系。因此，该派学者认为，医疗美容服务关系的性质，是医疗机构向美容者提供医疗美容服务的一种服务合同关系。

（二）医疗合同论

主张医疗美容属医疗合同的学者们认为，医疗美容是医疗服务需求者就非健康需求问题来寻求医疗美容机构提供相关服务的合同。理由如下：其一，虽然以美容为目的的医疗美容行为不具有诊疗目的，甚至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这并不影响其合同本身所具有的医疗性质及其产生的权利义务。因为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医疗领域不再局限于仅以诊疗为目的的医疗行为。显然，利用医疗手段、技术为非健康人士提供医疗美容服务的医疗美容行为属于当今意义下的医疗领域。其二，虽然医疗美容不是一种必需的医疗行为，仅仅是一种为了改善自身形象，恢复或者保持健康状态的医疗消费行为。[1]但是由于在这过程中，它与一般的医疗行为一样需要运用到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因此，医疗美容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归于医疗合同。

（三）消费法律关系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一条对消费法律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指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对象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中产生的消费关系。相应的，在医疗美容中，医疗美容机构利用相关的产品、技术为美容者提供服务，美容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在此过程中医疗美容机构实现其营利的目的。因此，医疗美容机构属于经营者，美容者是消费者，他们之间存在消费法律关系，其客体就是医疗美容机构实施的行为。

二、明确医疗美容法律关系的性质

鉴于对医疗美容的定性，通过对以上三个观点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医疗美容法律关系属于特殊类型的医疗合同，理由如下：

一方面，医疗美容合同符合医疗合同的构成要件，属于医疗合同，其主体即医疗美容机构属于医疗机构（详见《医疗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对于医疗美容机构的执业人员也是依照职业医生的标准进行规定的，而程序方面，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执业医师对就医者实施治疗前，必须向就医者本人或亲属书面告知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医疗风险和注意事项等，并取得就医者本人或监护人的签字同意。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这与医疗诊疗行为设置的程序一致。

另一方面，医疗美容又有别于一般的医疗合同，医疗美容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一定是患者，其既可以是患者，也可以是只是追求完美的健康人，而医疗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是患者。医疗美容合同约定的内容特殊，医疗美容者往往只对要进行医疗美容的部位进行约定，这一点属于承揽合同的性质，而在一般的医疗合同中，患者并不是十分了解所患疾病的特点，一切医疗事务都交由医生进行，因此，一般的医疗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2]因此，根据这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医疗美容合同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的医疗合同。

三、结语

我国医疗美容行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但我国对医疗美容的法律关系还没有明确定位，这就使得我国医疗美容行业在发展中无章可循，造成了医疗美容纠纷的增长。只有明确医疗美容法律关系，才能保障医疗美容行业和谐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颂跃著：《医疗纠纷与损害赔偿新解释》（第二版）[M]，第192页。

[2]郑妙：《医疗美容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6）.

医疗消费论文篇4

关键词：

医疗服务；公共产品；外部性；公立医院；医疗保险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9007903

卫生产品是为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统称。按覆盖和受益人群不同，卫生产品可被分为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其中公共卫生服务指的是“那些为了改善、保护和促进全体人民健康”――如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产品和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认为应该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生产提供。而关于医疗服务的概念和性质目前尚未定论，由于产品定性直接影响到对其供给方式的判断，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共产品及医疗服务特点的研究，论证其产品属性并探讨其有效的供给模式。

1 公共产品及其供给方式

1.1 公共产品的概念

“公共产品”的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说它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公共问题的出现而出现的。它的明确定义则是由萨缪尔森在1954年提出。按效用是否可以分割，萨缪尔森将消费品分为“私人消费品”（private consumption goods）和“集体消费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 goods），指出“每一个人对集体消费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这个产品消费的减少”，并归纳得出“集体消费品是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等特征的产品”的结论。到1958年，萨缪尔森开始用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一词。“在《经济学》第12版中，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强调的重点，开始由非竞争性转向了不可分割性、外部性导致的非排他性。”

1.2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

西方经济学认为，私人产品由市场提供是有效的，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使供求达到均衡，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而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意味着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供给。“因为当公共产品由私人供给时，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就会给其他个体以搭便车（Free-Riding）的激励，即每个人都选择隐藏他们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而避免为享用该公共产品而缴费。”但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也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问题。

其他可能的供给主体被探索和研究。社区亦是重要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之一。布坎南在他的“俱乐部理论”中指出，“在没有政府强制下，一定集体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能够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达成一种联合供给的契约，来解决集体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但这种模式高度依赖于市民传统，而且集团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最后很可能导致“公共的悲剧”（休谟，1740）。

第三部门又称非营利组织，作为又一公共经济主体，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共同组成当代社会的三大支柱。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大贡献是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区分开来，人们意识到政府不需要直接生产（准）公共产品，而可以采用外包或购买等方式将生产工作交给效率更高的第三部门甚至市场部门，政府更多的是承担引导方向、提供资金以及监督管理等职能。

2 医疗服务的产品属性

2.1 医疗服务的需求曲线

“医疗服务需求是健康需求的派生需求。”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健康状况和价格，此外还受收入、年龄、可替代措施的价格、（可替代的）时间价格、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同样的健康状况下，医疗服务价格越高，人们倾向于购买更多医疗服务。但我们知道医疗需求有一特殊性，就是在紧急情况下――通常严重事故或疾病――此时由于个人极度依赖立即获得医疗服务，效用收益会高得不同寻常（如图1）。

图1 对医疗服务的需求

2.2 医疗服务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指的是“产品一旦被提供出来，就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不付代价的消费（最起码从合理成本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的）”。医疗服务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收费的方式将其他消费者排除在外，因此具有排他性。

非竞争性指的是产品一旦“被提供，增加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任何消费者的受益，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其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显然当一个病人接受医疗服务时，另一个病人就不能受益，医疗服务是竞争性产品。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医疗服务是私人产品，也就是说，通过市场对医疗服务进行调控是可能的。

2.3 医疗服务的外部性

外部性指的是一个经济单位的活动所产生的对其他经济单位的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它不仅存在于有关当事人决策的‘外部’，而且也存在于市场定价制度之外。”

医疗服务满足了个人对健康的需求，同时还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人力资本是推动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身心健康则是影响人力资本的基本要素。由于存在正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的医疗服务市场，其均衡数量将远远小于预期最优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医疗服务是各种满足人们对健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统称，不同的医疗服务具有的外部性大小各异，而且外部效应是相对的，即使是同一种医疗服务产品，其外部效应也会因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医疗服务也应当被区分对待。部分产品，如器官移植、癌症治疗等，是否要被纳入政府供给的范围需根据当地经济水平而定。

2.4 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理论指出，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获得信息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使得社会成员间获得的信息差别日益扩大，这种日益扩大的差别意味着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处于市场信息非对称分布中，使得市场交易的一方比中另一方占有更多的信息。”在医疗服务市场中，交易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道德风险。首先，医生可能出于避免医疗纠纷等考虑，对一些风险较高的病人采取保守治疗甚至拒绝治疗；其次医生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诱导需求。也就是说，病人的医疗服务需求曲线会被人为地向右上方移动。（图1）消费者将消费超过市场均衡时的最优数量。

3 医疗服务的供给

总结医疗服务的产品特点，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种供给模式：一是由市场供给；二是由政府成立公立医院直接向公民提供低价的医疗服务；三是由政府或者商业保险机构通过医疗保险等方式向医院购买服务。各国在实践中往往将几种模式结合使用。

3.1 市场供给

可以采取这种供给方式的，主要是那部分对于当前社会而言，其外部性尚不足以强到需要政府来进行调控的医疗服务产品，如器官移植等。使每个或者尽可能多数的公民享有低价且高质量的基本医疗服务，与允许消费能力更强的群体享受更多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并不矛盾。这部分人群对医疗服务有更高水平的需求，而政府无法当然也没有必要耗费财政支出来进行供给，鼓励私立医院提供差异化的医疗服务不仅有利于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私立医院排队时间更短，医疗设施更完备，医疗服务种类更丰富，对这些产品有需求的消费者将选择私立医院；还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进。

尽管通常的观点是竞争有利于市场中的主体提高效率，改善产品质量，但我们认为引入私立医院对公立医院的刺激是有限的，这是由公立医院的公共部门属性决定的。

3.2 公立医院供给

英国国民健保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s）是医疗服务由政府直接提供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1）计划性医疗。

独立的市场主体遵循价格机制，以营利为目的，自负盈亏，而公立医院最大的特点在于资金来源于政府税收，收支纳入国家预算，政府根据当地的人口和上年卫生支出等要素决定下一年度的预算额度。这就意味着医院彻底丧失了其作为市场部门的特点，不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作为一个公共部门而存在，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以英国为例，当全国健保制度刚建立的时候，国民健保费用88%由政府支付，患者只需支付挂号费。

由于政府是公立医院的主要出资人，因此政府拥有医院的所有权，即医院属于国家。政策制定者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的快速实现对医院和医生行为的调控。政府决定医院的数量，甚至公立医院的规模、扩张速度等。医护人员领取国家固定工资，薪资水平高低与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不直接相关。

（2）优势与劣势。

公平性高是由政府直接提供医疗服务最大的优势。由于公立医院不需要考虑成本支出，也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就不会拒绝市场机制下因购买能力低下而本来会被拒绝的消费者。需要强调的是，公立医院之所以具有极强的公平性优势是建立在“公立”的前提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财政投入是保证公立医院属性的核心条件。

效率低和成本高是免费医疗模式下不可忽视的两大问题。首先，由于医护人员的收益与服务的质量没有直接关系，因此缺乏提高服务质量的激励，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以各种理由拒绝病人，医疗服务质量低；其次，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价格极低，使得市场供给远远小于需求，排队现象严重，“1971年英国等待住院的患者有60万，1979年达80多万，1989年则增至85万”；再次，患者亦存在道德风险，公立医院的资金来源于税收，病人并不直接承担相关费用，而在边际效用达到零值之前，人们总是倾向于增加消费数量来增加总效用，因此医疗服务消费者缺乏适度消费的激励，过度开药、超时住院等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费医疗时代并不少见。医疗费用膨胀是由此带来的最直接的不良后果，致使财政支出压力极大。“在英国1994-1995年615亿社会保障费用中，国民保健服务方面的投入达到362.92亿英镑，占据整个英国社会保障经费总数的59%。”最后，低价的医疗服务会放大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医生将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诱导那些，在公费医疗制度下本就缺乏控制成本激励的消费者。

3.3 购买服务

购买服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与医院或医生签订合同，政府“按服务人次”向医生或医院支付费用。“按服务人次”一般适用于初级医疗或门诊医疗，如英国的全科医生制度，就是由政府按注册人数向全科医生支付费用。另一种是引进医疗保险。消费者只需支付购买保险的少量费用，而避免接受医疗服务时的大笔支出。

（1）医疗保险分类。

从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方式看，医疗保险主要分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其中“社会医疗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由雇主和雇员按一定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用以支付被保险人医疗费用的一种医疗保险制度。”该模式以德国为代表。与之相较，商业医疗保险模式下医疗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按市场法则由保险公司自由经营，自负盈亏，商业保险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种，非营利性机构通常由医生和医院联合发起成立，在当地可以享受优惠待遇，如美国的蓝盾（Blue Shield）和蓝十字（Blue Cross）。事实上即使是医疗保险，政府也可以不直接提供相关产品，也就是政府可以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而不是直接兴办社会保险事业。

（2）优势与劣势。

首先，引进医疗保险最大的益处在于可以减轻参保人医疗费用的同时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因为即使由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社会医疗保险，仍然以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为主，国家虽然承诺承担最终财务责任，但一般不直接承担费用，或只给予少量补贴。其次，与政府直接供给医疗服务相比，医疗保险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再加上起付线（deductible）、共付比（co-payment）、最高限额（limits and maximums）等费用共担的保险条款，能有效地控制消费者的道德风险，遏制医疗费用膨胀。最后，费用支付方也就是医疗保险提供者，可以利用不同的医疗服务费用支付方式来减少医生的诱导需求行为。目前主要的偿付方式有“按项目付费（FFS）”、“按病种付费（DRGs）”等。

4 结语

虽然医疗服务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属于私人产品范畴，但由于其外部效应未被内部化，因而政府需要介入医疗服务的供给。医疗服务只是诸多产品服务的统称，其外部性有强弱之分，部分医疗服务由市场机制进行调控即可，因此政府介入医疗服务供给的前提是承认医疗服务供给多样化，允许并鼓励私立医院存在和发展。政府供给医疗服务有成立公立医院直接供给和通过医疗保险购买服务两种方式，前者公平性高，后者效率较高，各国在选择模式时需结合具体国情。

参考文献

[1]严妮.公共产品：我国卫生服务分类与服务生产和提供方式的理论分析[J].理论月刊，2014，（5）：158161.

[2]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4）：387398.

[3]兰新让.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定义及评析[J].生产力研究，2012，（8）：1112.

[4]苑德宇.西方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研究新近发展――BBV理论及相关文献综述[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2）：3135.

[5]阳斌.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3437.

[6][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2）：4042.

[7]翟丽娜.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2.

[8][德]欧伯恩德.卫生经济学与卫生政策[M].钟诚译.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1112.

[9]黄恒学.公共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746.

[10]曹煜玲，张君涛，刘建国.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及其规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2）：101106.

[11]周绿林.医疗保险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7.

医疗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资源消耗会计；医疗企业；成本控制

一、资源消耗会计的基本理论

1.核算对象

从广义角度分析资源消耗会计的主要核算对象，主要包括资源自身消耗、作业消耗等各种资源。资源动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包括“资源与作业”之间产生的直接分配资源动因，还包括“资源与资源”之间产生的交互分配资源动因。

资源消耗会计还具有定义资源的能力，所以它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资源能力、确定闲置资源能力、采用理论资源能力等。

2.计量方法

在对成本进行核算时，首先应该明确资源消耗关系，所以就要对资源和产出之间的消耗关系进行明确，这才是成本核算的基础。资源消耗关系主要包括货币计量、其他可量化的指标，并且后者可以在资源消耗关系明确后能够自动转换为前者，这些指标就是实现成本计算的关键。资源消耗关系和成本核算的价值关系并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被明确分开的，这样就导致量化和货币的计算过程不是连在一起的，二者分开的关系也是明确资源消耗和成本核算关系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是前者的货币表现，前者和后者相结合主要是为了分析成本差异和资源消耗能力状况。

3.成本习性

资源消耗会计理论中的成本并不一定是固定的，有可能以变动形态出现，这样就决定了成本习性具有两个不同的方向：资源供应和资源消耗。

固定成本主要依赖于资源供应，判断标准是固定成本会随着供应资源的变大而变小，而变动成本的判断标准时变动成本会随着供应资源的变大而变大，所以成本只拥有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种形式。变动成本主要依赖于资源消耗层面，变动成本习性主要以潜在习性形式出现，初始性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消耗方式的变动而改变。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进行比较发现，固定成本不会因为资源消耗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固定成本的成本习性也不会随着消耗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二、医疗企业成本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1.成本控制绩效评价标准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大多数医疗企业都是采用成本升降作为成本控制绩效评价标准，所以在工作中大多都是采用单纯追求成本降低作为其目标。由于这一绩效评价标准的存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两种结果：第一，医疗企业片面强调成本的降低，这样就会导致那些从短期看比较昂贵，但是从长期发展看又是必要费用支出积极性的降低，从而影响了企业产品和技术的更新，这也构成了我国大多数医疗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第二，医疗企业会因为单纯追求成本的降低而想方设法消减成本，这不是从长远角度进行的全面思考。目前我国大多数医疗企业在消减成本方面采用的都是降低原材料的价格和质量，或者降低企业员工的工资费用，前者没有将患者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后者会严重影响员工工作的积极性，造成企业人才大量流失，所以这种做法只是在短期会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从长期角度来看会影响企业的效益。

2.医疗企业成本控制局限于生产成本

成本控制不仅包括生产成本，还包括供应、销售等过程的成本管理，但是目前我国很多医疗企业将生产成本看得过重，完全忽略了供应和销售过程的成本管理。由于医疗器械的特殊性，大多数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在其总成本中占得份额大约在20%以内，而原材料的采购、产品销售等过程产生的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更大的份额，特别是各种广告、宣传导致的费用更大，需要医疗企业在这方面加大控制。

3.医疗企业成本开支缺乏总体规划

通过上文可知，医疗企业的成本控制不仅包括生产成本，还包括供应、销售等过程的成本管理，所以需要比较全面的总体规划，但是在实际中很少有企业对其成本开支进行总体规划，主要表现在：第一，医疗企业的成本支出没有用在企业最需要花费的地方，没有综合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就购置设备和资产，这样就导致企业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第二，医疗企业在开发新产品前没有足够的市场调查，导致投资不按市场要求进行，企业的开发成本过大，没有从新产品中获益。

4.医疗企业账款催收工作不到位

账款催收是医疗企业重要的工作项目，如果工作不力往往会导致大量的坏账。造成医疗企业出现赊账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医疗机械的生产厂家过多，企业间的竞争比较激烈，为了更好地获得市场份额，大多数医疗企业都采用了赊账方式，应收账款就成了企业日后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医疗企业都没有对账款催收给予足够重视，很多应收账款都超过了诉讼时效期，甚至由于应收账款的年限过长导致企业产生了严重的坏账损失。

三、资源消耗会计用于医疗企业成本控制的可行性分析

1.资源消耗会计理论可以更为精确分配间接费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在医疗企业的成本中，由于生产成本导致的直接成本在总成本中占得份额很少，更多成本是由于采购、销售等过程导致的间接成本发生的，所以要提高医疗企业的成本控制水平必须对其间接成本给予重视，必须利用合理的方式将企业的费用分配到各个流程中，这时就需要资源消耗会计理论来参与这项分配。

2.资源消耗会计理论可以为医疗企业提供预算

资源消耗会计理论就是一个预算的过程，而医疗企业在计算成本时往往需要通过量化指标来建立各种因果联系，然后对预算标准进行指定，从而实现成本分配的目的。引入资源消耗会计理论到医疗企业的成本计算中，就可以为医疗企业的成本耗费做出预先估计，从而为其日后的差异分析和有效控制提供比较分析基础。

3.资源消耗会计理论可以为医疗企业提供因果关系成本分配法

利用因果关系来进行成本分配是资源消耗会计理论的优势之一，通过这种理论可以选择性地分析各种关系，比如只对成本对象的相关成本进行分配，而不需要对剩余的闲置能力给予负责，这样就可以解决目前医疗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的分摊基础不合理、资源浪费大等问题，从而为医疗企业日后的绩效考核提供基础。

4.资源消耗会计理论引入了ERP系统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企业在进行成本控制管理中也需要大量的信息技术，从而实现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资源消耗会计理论中包含着ERP系统，这样就给予医疗企业实现信息化管理提供很大的支持。医疗企业引入ERP系统不仅可以实现对成本控制的管理，还可以实现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的目的。

目前由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化，很多医疗企业都认识到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也开始尝试各种成本控制的方法，而资源消耗会计理论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也是其实现推广的最佳时机。

四、基于资源消耗会计的医疗企业成本控制对策

在对基于资源消耗会计理论的医疗企业进行成本控制时，不仅要把握资源消耗会计理论的特点，还要综合考虑医疗企业成本控制的特殊性，主要对策包括：

1.评估企业内的作业机构

对企业内的作业机构进行评估是保证作业动因和资源动因能够找到的前提，主要评估办法可以参照管理企业的办法，主要支撑点为关键作业的动因和其中的成本费率。动因的选择可以采用更为先进设备来使用，改变以往利用比较传统方法提供动因，这样有利于信息对管理者来说更加熟悉；动因成本费率的确定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和作业产生的比例关系。

2.作业中心的建立

作业中心的建立可以根据医疗企业的各个部门来设置，具体划分可以包括：采购部、生产部、销售部、人力资源部等，这些部门之间都有着一系列的相互联系，并且都能够实现某种特定功能，主要建立办法是将具有特定功能的作业相集合。

3.作业的确定和成本中心的创建

在确定作业时主要依靠量化作业动因来实现，然后再利用其它资源来创建成本中心，这时要根据一定的标准来操作，比如成本中心必须保持独立状态；必须建立重复的产出；每个成本中心必须只能有一个经理，但是后者可以拥有不止一个成本中心；要保持技术、成本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预算相关成本分配动因。建立成本中心的作用在于对管理人员的组织和业务进行反映，并明确其业务方式。

4.划分成本习性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成本主要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并且固定成本一旦被认定，其固定性是不可变动的；变动成本的初始性态是一直保持变化状态的，其变化主要依赖于消耗方式的变化。因此，固定方式成为成本对象的成本消耗资源方式，变动成本发挥作用主要基于各个成本中心实现结转后才能实现。

5.成本计算单的编制

编制成本中心成本计算单的主要作用在于比较计划成本和成本之间的大小，通过比较来了解差距，从而对医疗企业的各个部门负责人业绩进行评估。在编制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供应资源的主要成本来源；第二，成本费用中包含的固有成本会产生初级费用和资源消耗性质改变会产生二级费用；第三，由于二级费用导致的成本骚动类型；第四，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第五，固定数量和变动数量；第六，固定费率和变动费率。

6.资源分配到各个作业中

作业消耗的资源在成本中心运作中要起到辅助作用，因为成本中心通常要进行多项作业，这时就要将中心的资源进行分配，在各个作业中要得到一定资源，主要利用的分配方式为作业消耗资源分配数量和分配率，主要利用的分配支撑点为作业当中的主体。

7.产品成本计算

产品成本的计算主要依靠作业动因和成本费率。成本对象在产生过程中会消耗很多资源，这时就需要承担很大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是由成本对象消耗的作业量和该作业动因的成本费率之积确定，在具体计算每种产品的成本时需要将其生产过程中各个作业分摊到的成本进行相加得到。

五、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医疗企业成本核算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解决，资源消耗会计理论因为其特有的优势非常适合于医疗企业的成本控制，不仅在理论上有很强的可行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多次验证，所以有必要在对医疗企业的成本进行控制时引入资源消耗会计理论。基于资源消耗会计的医疗企业成本控制对策可以从基于管理企业的基础来评估企业内的作业机构、将具有特定功能的作业相集合来建立作业中心、利用量化作业动因确定作业和其他资源来创建成本中心、划分成本习性、编制成本中心成本计算单、成本中心归集的资源分配到作业、根据作业动因和动因成本费率计算产品成本等方面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实现医疗企业成本控制，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为患者提供更优质地产品及服务。

参考文献：

[1]孙燕.基于资源消耗会计的制造业成本管理研究[D].山东科技大学，2011

[2]陈茜.资源消耗会计研究[D].兰州商学院，2008

[3]刘春力.资源消耗会计理论及应用体系的研究[D].兰州理工大学，2010

[4]耿邯利.资源消耗会计理论意义与实现路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4，03：157

[5]章文芳，杜晓玲，张秀娟.基于资源消耗会计的医院成本核算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1，08：85-87

[6]邓金娥.资源消耗会计：理论意义与实现路径[J].经济研究导刊，2011，24：112-113

[7]陈春晓.基于资源消耗会计的医院成本核算研究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04：123-124

医疗消费论文篇6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法；消费环境心理；消费者行为；移动医疗

1移动医疗市场简介

国际医疗卫生会员组织HIMSS将移动医疗定义为mHealth，即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具体到移动互联网领域，则以移动终端系统的各类医疗健康APP应用为主。它为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在医疗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可通过移动医疗解决问题。

当前我国移动医疗发展迅速。就市场规模来看，2014年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已突破30亿元，且预计2016年将突破80亿元大关；就用户规模来看，从2011年至2014年移动医疗互联网用户从3.56亿人次增至5.53亿人次，增幅高达55.3%。

虽然当前国内移动医疗市场呈现井喷式现状，但无论从发展时间还是技术水平，我国移动医疗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不过相信随着人们对于移动互联网逐渐开放包容的心态，在未来中国移动医疗将会拥有大批成熟且固定的用户群体。

2分析方法简述

本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移动医疗市场消费环境心理进行分析，其目的是了解在移动医疗业中哪些环境心理因素对消费者行为产生主要影响。

第一步，结合相关文献设计消费环境心理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步，依据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问卷设计，将问卷设计为李克特7级量表问卷，从而使定性指标变为可量化分析的变量。

第三步，通过SPSS stats对问卷数据进行降维分析，将原本复杂多样的影响因子降维成为少数几个主成分，从而得到对消费者行为产生主要影响的环境心理因素。

3数据处理方法

为了能够将定性指标量化为可以分析的变量以便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推断，本文在李克特（Likert）5级量表的基础上拓展评级层级至7级，以提高数据检验的信度和效度。

量表问题所代表的7层级赋值反映的是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在根据方差累计贡献率得到主成分的基础上，还要考虑主成分的成分构成。本文所采用的是统计软件SPSS中的降维分析和因子分析。

3.1降维分析

在降维分析中，本研究根据初始特征值和提取平方和载入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判断主成分及其影响权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原评价体系中的三级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用以替代原来可能具有多重共线性的指标。其数学分析模型为：

使用SPSS软件将因子分析的原始变量录入“变量”列表，得到特征变量矩阵，并由特征向量矩阵得到主成分分析的计算公式。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公共因子的提取，并计算因子贡献率指标。

通过对主成分累计解释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分析，得到主成分对原有指标信息的保有程度，若累计贡献率达标，即可用其代替原指标的信息。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代表该因子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权重。

3.2因子分析

本研究需要采用因子分析来判断主成分的成分构成。

4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4.1体系构建的依据

毕众增《消费心理学》（2011）中将消费环境心理系统划分为微观消费环境心理、产品、价格、广告和宏观消费环境心理，这是构建消费环境心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但由于划分标准过于宏观，无法据此得到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核心因素。

因此，针对我国消费环境心理学的研究发展现状，笔者试图从更多实践研究中借鉴经验。梁宁、邵荣昭（2007）认为消费者所有活动都是与其内（指身心环境）外（社会、自然环境）环境状况联系相应，离开整体生活动态背景去研究消费者行为得出的结果是其表象，而消费环境又同消费者一般心理、个体心理、消费行为构成统一的整体。卢泰宏（2012）则引入迈克尔・R.所罗门的消费者行为学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由个体到群体，从市场、个体、决策者、亚文化和文化五个角度逐层剖析消费者行为。

4.2指标设计原则

4.2.1科学性原则

以毕重增（2011）提出的消费环境心理系统为框架，通过选择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合理的程序以保证构建的指标体系能全面反映各指标对消费者行为的真实影响。

4.2.2系统性原则

从框架来看，体系涵盖微观、中观、宏观消费环境心理，指标构建系统全面。从内容来看，在指标的设计方面更适合中国消费者行为特点。

4.2.3直接评价原则

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运用直接评价原则，即将被调查消费者充分被纳入评价过程中，通过相关人群直接反馈对指标影响效果进行直接评价。

5指标体系构建过程

毕重增《消费心理学》（2011）一书中将微观消费环境心理划分为环境因素、消费者反应、中介因素，中观消费环境心理划分为产品因素、价格因素、广告因素，宏观消费环境心理分为经济因素、群体因素、文化因素等。

为使指标科学有效，本文通过排除描述性指标、解释性指标、相关性指标，将二级指标定义为软件因素、产品因素、价格因素、广告因素、群体因素、文化因素，继而通过枚举法分解出三级指标，得到如表2所示指标体系表。

6主成分分析

本次共发出问卷150份，其中实体问卷70份，网络问卷80份。实际收回149份，有效问卷146份，经由SPSS-Stats分析得到如下数据：

7解释分析结果

数据分析结果和笔者原本的设想有一定差距，Y1～Y7代表移动医疗市场中对消费者行为产生主要影响的环境心理因素，但其中并不包括平台认证、医师资质认证及价格因素，反之宣传渠道、文化因素和设计包装却是主导因素。

首先，根据市场调研，虽然当前我国移动医疗APP开发呈现井喷式发展，但实际上百分之八十的用户都集中于使用下载量排名前五的APP，例如春雨医生、丁香医生、平安好医生等，这些APP在平台相关的资质认证、医师资质认证及医师资质透明化程度上做的相当成熟，因此平台认证、医师资质认证并没有成为消费者最关注的环境因素。

其次，移动医疗APP主要解决的是消费者的健康问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它处于金字塔的最低端――生理需求；另外当前移动医疗APP的消费群体以中青年白领、在校大学生为主，前者经济条件较好，而后者属于非自我能力消费者。综合两点因素，当前移动医疗领域主要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一般。

8本文特色及创新点

8.1理论依据支撑研究框架

本文以毕重增（2011）提出的消费环境心理系统为框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理论分析，选择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合理的程序，保证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全面性。

8.2采用较为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

调研方面，问卷依托“消费环境心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为李克特7级量表问卷，从而使定性指标变为可量化分析的变量。数据处理方面，采用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将原本复杂多样的问题降维成为少数几个主要问题。该套成体系的科学研究方法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参考价意义。

9研究局限性

9.1未对指标体系进行信度检验和适宜性检验

在消费环境心理指标体系的编制过程中，主要通过经验判断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而未采取指标信度检验和适宜性检验来研究指标之间可能存在内部互为因果的依赖关系。

9.2调研样本的局限性

一是抽样数量较小，仅根据146份有效问卷展开展数据分析会影响结论的说服力。二是抽样分布的科学性问题，未进行抽样层的科学划分会一定程度影响数据分析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1]车小玲.消费者对移动医疗的信任及其采纳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3.

医疗消费论文篇7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 arrow, kenneth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二、 fuchs (1996) “economics, valu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1-24

三、 fuchs, victor r. (2000), “the future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2): 141-157.

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五、 fuchs, victor r“health，government and ivring fisher”nber working paper6710

六、 iglehart (1999)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expenditur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0(1):70-76.

七、 culyer, anthony j. and joseph p. newhouse (2000), "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nd scope of health economics, " in culyer and newhouse ed.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pp.1-8.

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消费论文篇8

关键词：政府主导；医疗产品；共容利益；优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00年底，我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同时，我国仍积极探索与基本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的配套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并着重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责任。目前有关医疗服务体系改革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政府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

“政府主导论”：代英姿（2007）在《试论我国医疗体系改革的路径》一文中认为“政府在居民医疗卫生方面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医疗服务的融资应以政府为主”；朱铭来、丁继红（2007）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再构建的经济学分析》中强调了“医疗保障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政府必须在此做出较大投入和管理力度”；马维胜（2006）在《医疗改革的核心问题和未来出路》中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医师协会建立对医生的第三方监管，利用执照制度约束一生的权力，调整一生的收入分配体制，改变医院的管理方式，最终顺利完成医疗改革。

“市场主导论”：邹至庄（2007）在《中国医疗改革－医疗供给：国营还是民营？》一文中以宿迁市医疗改革为例，说明医疗服务由非政府供给会增加其数量和质量；卢传坚、谢秀丽（2007）在《我国医疗改革的现状》中认为改革的重点放在对初级医疗市场的完善，药品市场的调控和加强第三方购买制度限制供给方需求诱导；王延中、冯立果（2007）在《中国医疗改革何出去》一文中强调“继续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政府必须鼓励医疗服务竞争、打击垄断、维护好市场秩序，并承担起公共卫生和最低层次基本医疗服务的责任”。

市场论和政府论没有真正的把握医疗服务产品的属性，没有对医疗服务产品进行分类分析，也没有对医疗服务产品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并没有解决目前医疗市场存在的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根本性问题。因此，笔者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不失为一个新的视角。

二、当前医疗服务市场常见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

1．医疗服务产品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中把公共产品定义为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非排他性是指一个消费者对某一产品消费的同时不能排斥其他消费者的消费；非竞争性是指任何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私人产品是个人消费品，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和按照产品付费的特点。通常情况下，私人产品通过市场竞争供给是有效率的，而公共产品的提供则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

医疗市场和产品市场不同，产品市场可以在价格机制的调解下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消费者可以直接从产品中获得效用，具有一定的产品识别能力。在医疗产品市场上，消费者（患者）购买医疗产品时，几乎没有任何识别、选择能力，因此，需要对医疗服务产品进行界定。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可以认为医疗服务产品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性质，因此，医疗服务产品的属性可以定为不完全公共产品，理由如下：首先，多数医疗产品都不能完全满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其次，政府投资于公共产品性质的医疗产品的财力有限，如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等。再次，有些医疗服务是为了满足某些特定人群的需要，如美容、保健等。最后，某种医疗服务是否采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取决于效率因素。

2．以药养医模式形成机制的分析

首先，从医院角度分析，由于政府对医院的财政补贴不断减少，政府控制下的医疗服务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医生工资水平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多数国有医院出现财政困难。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医院则通过增加药品和检查收入提成补贴的做法增加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因此，笔者把医院定性为“准需求方”，真正的需求方则是患者；从医药企业分析，它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必须扩大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显然，医药企业是供给方。这样，极力想扩大市场的供给方和极力想扩大药品数量增加收入的准需求方就会“合谋”，结果就是药价上涨，消费者是“合谋”的承受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诱导需求无疑会使需求曲线本身向右移动（这里不是沿着需求曲线移动），供给一定时，结果就是医药费用的上涨。

3．现行体制下的共容利益模型分析

“共容利益”（encompassinginterests）理论由美国著名学者麦克－奥尔森（MancurOlson在《权利与繁荣》一书中提出的。他描述政府权利与私人权力、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具体是：理性的个人和具有凝聚力的某个组织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如果能够获得特定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共容利益。共容利益诱使个人或组织关心全社会的长期稳定增长。如果主体是追求“狭隘利益”的个人或组织，“由于他们只能享有或丧失社会产出增减量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因此，他们对增加社会产出毫无兴趣，仅仅热衷于再分配以寻求该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甚至不惜损害社会福利”。

根据共容利益理论，在医疗市场上，目前的利益模型主体：政府、医药企业和医院三方显然是狭隘利益的追求者。因此，可视这种利益模型为“三方共赢的狭隘共容利益模型”，该模型的存在是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最大的障碍。

（1）政府与医药企业的双赢：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医药企业的利润的增加，上缴的税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从就业角度讲，医药企业的效益好也会减少就业压力，这也进一步促使政府维护医药企业利益的动机。

（2）政府与医院的双赢：政府许可医院、医生收入与医疗服务受益挂钩，这样医院收入增加，减轻了政府财政压力，增加了上缴的利润和税收，政府收入增加，进而制定有利有医院的相关政策或对医院的行为采用暧昧态度。

（3）医药企业与医院的双赢：医药企业通过医院的“诱导需求”扩大了药品的销售数量，效益增加，就会出现“寻租”行为即劝说政府维持着这样的局面，同时医院也增加了收入，也想继续维持着这样的局面，利益的统一促使两者行为的高度一致性。

政府、医院、医药企业构成了“铁三角”式的共容利益模型，患者作为医疗服务的消费者被排挤出这个利益模型，这是医疗改革步履维艰的深层原因。共容利益模型主体错位是该模型最大的缺陷，针对该模型的缺陷，笔者初步建立改进后的共容利益最优模型。该模型将政府置于一个监督者、协调者的角色，同时将患者纳入共同利益模型中。在该模型中政府与医院、患者、医药企业相互作用，实现四方共赢，优化了医疗体系。

三、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对策

1．政府承担起医疗服务产品的供给

在医疗服务领域，对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的预防、控制和治疗应该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提供，对非传染病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需要政府进行管制性的干预。这是从效率的角度进行的干预，如果从公平的角度和优先权的设置方面考虑，非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治疗虽然不一定作为公共产品提供，但可以作为社会服务提供。

2．“以药养医”模式的破解

首先，政府应适当提高各等级医生的工资水平，减少他们寻租的动力。其次，改革将医生个人收入与医疗服务收益挂钩的方法，建立科学的医疗工作绩效评价机制。第三，出台相应的监管和惩罚制度，从而约束医疗机构产生的合谋冲动，而这些都基于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

3．最优化共容利益模型的构建

政府作为中间人所要做的就是对医院内部进行有效的改革，破解以药养医模式，并制定相关的监管政策等，在上文中已详述；对患者要加大医疗知识的宣传，鼓励主动监督医院医疗行为，减少用脚投票的成本；对医药企业，主要对药品定价机制和医药企业与医院的交易过程进行控制和监督。

优化后的共容利益模型四方共赢分析：（1）患者与医院实现双赢：医院在政府的监督下，诱导需求得到很好的控制，服务质量和数量会有很大的提高，患者的得到了优质的医疗服务，健康得到保证，医院也获得了更多的收入。（2）医院与医药企业实现双赢：医药企业通过销售更多的药品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医院由于患者的需求的增多，收入也会增加。（3）政府在协调监管中获益：政府得到了更多的税收和利润收入，减轻了财政负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的压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加等等。这就是共容利益机制主体转变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实现了医疗体系的优化，实现了四方共赢。

四、结论

基于对当前医疗体系中的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分析医疗服务产品的属性、以药养医模式的形成原因和共容利益主体的错位，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思路，重点是在共容利益机制框架内提出医疗服务体系优化改革的设想。当然，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处在经济转型时期这个特定阶段，转型时期经济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改革的艰难性，具体实现方式和手段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麦克－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杨伟民．论医疗服务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J］．社会，2006（2）．

［4］魏杰，王韧．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内在特性与改革思路［J］．改革，2006（3）．

［5］朱生伟．供给诱导需求：医疗改革中被忽视的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3）．

［6］马维胜．医疗改革的核心问题和未来出路［J］．中国工业经济，2006（4）．

［7］谢子远，鞠芳辉，郑长娟．“第三方购买”：医疗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其经济学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5（11）．

［8］林挺进．医疗改革中的政府角色［J］．社会观察，2006（4）．

医疗消费论文篇9

关键词：寻租；市场结构；需求价格弹性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3.0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3-01-02

“开心人”药店这一市场现象初现于2002年江西南昌，当时南昌的药价全面平均下降45％，零售药品平均利润率从30％下降为10％，这一现象引起整个医药界乃至药品消费者的关注。本义从享受医疗保险的消费者、市场结构以及市场前景等方面，对这一市场现象进行了经济学分析。

一、“开心人”药店产生的经济背景：医疗体制改革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了以公费、劳保医疗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在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下，消费者对药品的消费不受消费者预算约束的限制。从而不存在消费者在预算受到限制条件下的消费者理性目标的实现。相反，公费医疗体制带来了“败德行为”，即公费医疗的存在等同于增加了消费者可支配收入，这引起了消赞者预算约束的放松。在医疗费用专款专业的制度背景下，消费者会尽可能地增加对药品的需求，“小病大养”，“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寻租行为”扶遍存在，表现出消费者对“社会福利”的获取，从而体观出消费者对药品价格的不敏感，即药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非常小甚至为零。

1998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荩小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40多年的公费、劳保医疗保障制度被“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取代。所谓社会统筹，是指把职工的一部分钱，即工资的一定比例交南政府社会保险机构集中，形成一个专门的医疗保险基金。用以解决所有参保者的医疗费用问题。参保者使用医疗保险基金的前提条件是较大数额的医疗费用，即必须是“大病”的医疗费用。同时，新的医疗保险制度还设置了医疗保险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即“封顶线”。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无疑带米了消赞者对药品消费行为的改变。在新的医疗体制下。消费者就象拿自己腰包的钱去购买商品一样。变得非常现性。消费者会在预算约束的前提下。寻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甚至希望获取最大效用花最少的钱，因此医院购药行为减少，而“小病上药房”成为大部分消费者的选择。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口日益老龄化和医药学知识普及程度提高，自行购药行为在危害程度较小和一般常见慢性病的防治方面替代了医院就诊，从而使药品零售占市场的比重提高。“开心人”药店就是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产生并逐渐壮大的。

二、“开心人”药店对药品销售市场格局的影响：从垄断转向竞争

“开心人”药店无论是对医院还是对国有大药店都是巨大冲击，它的出现破坏了原有市场格局。由于药品消费本身的特殊性和公赞医疗体制的存在，“卅心人”药店出现前的市场是一个类似于相互谋合状况下的寡头垄断市场。各销售主体问墨守成规，存在一定的价格刚性。即价格一旦确定，各厂商均不轻易改变价格。相互间井水不犯河水，但又可从中获取渔利。由于寡头垄断各厂商对价格变化所持的态度是“跟跌不跟涨”，从而寡头垄断行业巾的任何一家代表性厂商，如厂商A，其一旦确定了价格，如价格PA。将不会轻易变动价格，哪怕是成本或市场需求发生适度的变动。即无论厂商面对的边际成本是多少，其价格始终维持在PA不变，从而代表作寡头垄断厂商面对的是一条拐折的需求曲线。联系到“扑心人”药店出现前的中国医药市场，无论是医院还是各大国有医药销售企业，它们都已经在分享寡头垄断利润的前提下。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但是。“开心人”药店的介入。破坏了原有的“市场均衡”。可以说。假如原有存在的是一种纯粹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开心人”药店根小不可能进入到这一行业。因为寡头垄断行业中的各厂商均具有较大的规模。一方面，新厂商要想获取规模效益而产生的行业进入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就市场需求而言，消费者对新厂商信息不充分，从而新厂商要使消费者接受其产品所花费的广告销售费用将剧增。两方面相综合，一般情况下。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新厂商的进入并不是一件易事。不过，对于药品零售销售企业而言。这一情况会有所不同。由于零售药品企业之间的产品并不存在差异性，原有的寡头垄断格局的存在，很大原因是政府政策的限定所致。即制度障碍，而不是由行业产品本身的特殊性所导致的。因此，在政府逐步放开药品价格以及医疗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开心人”药店并不存在多大的进入成本，其进入成本主要体现在药店的租金以及宣传销售企业自身的广告费用上。

即使这样。“开心人”药店进入该行业，仍然可有两种行为选择：第一，与原行业内销售厂商合谋；第二，以低价竞争。抢占市场份额。我们首先看第一种行为选择。在存在制度障碍的前提下，合谋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原有市场已经饱和，“开心人”药店的进入也不可能分得预想的利润。也就是说，即使进入该寡头垄断市场，“开心人”药店也必须以极好的销售条件和服务获取极小比例的市场份额。显然，进入成本极高的同时，收益极低。而第二种行为选择就截然不同。以低价竞争抢占市场份额是一种较好的进入方式，当然，其前提是竞争企业必须拥有厚的资金和实力，现实中的“开心人”药店正是属于这一类型。假设代表性寡头垄断医药销售企业的价格长期定在PA。现在“开心人”药店介入后，其价格低于PA，比如PB，在原有厂商不将该厂商看作寡头垄断厂商之一的情况下，“开心人”药店的降价并不会导致原有厂商也立即跟着降价，而是仍然维持原有价格PA。从而使该厂商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张，比如0B。应该说，任何一家企业包括“开心人”药店的理性目标都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开心人”药店的可取之处是使消费者得益的前提下又实现了自己的高额利润。就药品需求而言。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另一方面，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社会使人们对健康的期望上升。就医药销售而言，原有市场格局下医药销售企业有平均30％的利润，应该说，这是一个存在超额利润的行业。而且，医药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市场空间巨大。各销售企业的产品替代程度较高。显然，在其他代表性厂商不降价的情况下。某一新厂商的降价会带来市场份额的急剧上升。这就出现了消费者纷纷“提着篮子”购药的现象。

三、“开心人”药店的市场前景分析：市场结构改变与弹性理论

1、药品销售市场结构的改变。“开心人”药店的引入带来了药品销售市场结构的改变，即将原来的垄断性行业慢慢转变为竞争性行业，随着“开心人”药店绝对数量

的增多，行业中各厂商间的竞争程度将不断上升。市场结构转变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各厂商之间利润的重新分配。促使整个行业由拥有超额利润转向一般利润或正常利润。从经济模型中可以知道市场结构改变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变化。即“扦心人”药店介入前。单个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部分垄断利润实际上是对消费者剩余价值的榨取，引起了社会福利的损失。“开心人”药店介入后，药品销售行业将转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在该市场结构中，各厂商之间的竞争程度远远高于垄断程度。即厂商对价格的控制力下降。从长期来看，各厂商只能获取正常利润。但很显然。这一市场结构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特别是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将会大幅下降，购买数量将有所上升，消费者剩余会有所增加。

2、弹性理论与药品降价。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强调，对于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而言，厂商可以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增加收益：对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从厂商角度而言，其应该涨价，降价会直接带来厂商收益甚至利润的减少。那么。这一理论能否体现在药品降价这一行为当中呢?有关弹性理论所分析的是一般的市场，在该市场中不存在就整个行业而言的价格差别。但实际上在中国的药品销售市场中，“开心人”药店介入整个药品销售行业后已经产生了价格歧视。当然，这种价格歧视不是针对消费者。而是倒过来针对厂商。原因就在于“开心人”药店介入前的市场是一个垄断性市场，垄断厂商单方面控制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均衡价格，所以即使药品是生活必需品，在药品的价格由垄断价格转向市场均衡价格的过程中。在产品存在完全替代性的前提下，降价企业所获取的市场需求量将迅速上升。即“开心人”药店的药品降价行为，使其获取的市场份额上升比例足够抵消价格下降的比例，从而使“开心人”药店仍然有利可罔。当然。这一降价行为并不体现为整个行业收益的上升。从长期来看，随着“开心人”药店数量的逐步增加，价格差别将会慢慢消除，消费者对药品需求在不同企业间的流动也将消除。即整个行业彻底转化为垄断竞争行业之时，对生活必需品的药品而言，理性厂商不可能雨有任何的降价行为。最终。各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相对稳定。行业内厂商的价格差别将会消除。

参考文献：

[1]徐斌，药品消费研究[J]，学术研究，1999，(05).

[2]徐彦利、沈蕾，上海市医药零售市场消费行为与消费偏好调查研究[J]，消费经济，2003，(02).

医疗消费论文篇10

类似对医护人员的暴力加害事件早已不是新闻。据网上对2013年1月至10月间媒体报道的伤医事件进行的不完全统计，20件中有18件与医患纠纷有关，已造成4名医生在工作岗位上殒命。其中，患者家属是最主要的肇事者，比重高达60.0%，其次是患者本人，占比为30.0%，原因一般都是出于医患纠纷。

医患纠纷是指患者与医院、医生在疾病诊疗中产生的纠纷。这里要特别区别于单纯的医学美容或单纯的药品买卖，因为后两者不以疾病为前提。美容可能只是为了让自己在外表上更具吸引力；买药可能只是为了预防疾病而储备药物，它们更符合服务合同、买卖合同的特征，因此不属于本文医患纠纷的讨论范围。

为应对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和高发的袭医事件，有学者提出了将医患关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的建议。理由为：一是现有法律对患者保护不力是患者转向私力救济的主要原因。相对医生而言，患者处于弱势地位，一般的民事法律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强调给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提供强保护，一旦患者有了更好的法律救济途径，就不会采用袭医这种极端方式。二是“医院——患者”关系符合消费者权益法中的“经营者——消费者”关系。一方面，虽然医院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医院的营利性特征日益明显，诊疗行为已成为医院创收的重要途径，因此可以将医院的诊疗行为视为经营行为，将医院视为经营者；另一方面，患者为购买药品和获取医疗服务支付了费用，应视为消费者，享有安全权、知情权等。

实际上，虽然长久以来，各界对医患关系是否适用消法众说纷纭，但迄今为止我国消法仍未将其纳入调整范畴，这在最新修改的消法中可以得到印证，相信立法者对此必然进行过审慎的考量。笔者赞同立法者的做法，认为医患关系不能用消法进行调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医患关系不属于消法中的消费关系。医患关系产生的前提是患者的疾病需要到医院进行治疗，这一前提的存在使得医院、医生与患者之间成为对抗疾病的共同体，而不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纯粹经济利益关系。例如，在消法调整的买卖行为和服务行为中，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一点在医患关系中就要大打折扣。首先，无论哪个病人到医院，从法律和道义上说，医院都不能拒绝；其次，在紧急情况下，急救车往往会将病人送往最近的医院，这时病人也没有选择权；再次，在“非典”等特殊时期，对传染病人的治疗是强制性的，医院和病人都没有选择权。

2、消法中规定的“反欺诈”和“知情权”等也无法适用于医患关系。由于患者的知识水平及心理素质存在差异，医生不可能将真实病情病因告诉每个患者。特别是对一些心理素质差的重症患者，如实告知只会起到反作用，就连病人家属也往往要求医生对病人进行隐瞒。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又如何依据消法行使其知情权和反欺诈权呢？

3、医学的不确定性使消法适用时缺乏评判标准。消法中典型的消费关系，如买卖关系、服务关系中，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要么是法定的，要么是双方约定的，总会有一个参照标准，而医患关系中的诊疗行为不具有这种特定性。诊疗由疾病而起，这就决定了诊疗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行为，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医院或医生敢打包票说能100%治愈某种疾病，或能将该疾病控制在某一程度，法律也不可能制定这样一个标准。因此，消法中缺乏与诊疗行为相对应的评判标准，无法对其进行调控。

4、将医患关系纳入消法不利于维护司法统一。侵权责任法出台前，医患纠纷在处置上存在法律选择混乱的现象，有的违约责任，有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统一了医患纠纷的法律适用，即无论医疗事故还是非医疗事故，一律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相比，消法无非是多了一个“反欺诈”条款的救济，但正如前文所述，鉴于诊疗行为的不确定性，该条款基本上是用不到的，那么再将消法加入医患纠纷法律选择的序列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而容易重新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并进一步导致司法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