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论文十篇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1

关键词：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政治文明；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06―0057―02

一、政治现代化的内涵

所谓现代化是指社会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过程，是整个社会文明价值体系的创新与重构，而且是一个永无止歇的运动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在内的社会全面转变过程，是一个摆脱落后社会状态，走向高度文明的社会历史进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使物质文明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要实现文化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时，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这三者缺一不可，互相作用，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政治现代化即是指政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它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方面。G・哥迈尼在《现代化的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政治在现代化过程中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国家组织的合理化”(用韦伯的术语)，包括工业社会中执行其多样化、专业化和集中化程度不断扩充与增强的国家职能时的高度有效性；第二，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领导和接纳结构变迁的能力，同时又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整合；第三，全部或绝大多数成年人口某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其他经常提到的组成成分可以看作是所列举的这三种特征的结果或侧面。政治的现代化也仍然是一个无限发展过程，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现代化需经历若干特定的阶段。在现代政治体制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问题将逐次在政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也将逐次出现。在现代化的某些阶段，选举权、新政治共同体的界定及其独立等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其他阶段，自由和所谓文化的世俗化就成为显著的问题。而到了另一阶段，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成了显著的问题。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从“自然状态”到现代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的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的发展过程，更是一个从没有国家、阶级对立的原始社会到有阶级、国家的社会又到最终无国家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性过程。本文中所涉及的政治现代化问题主要是指西方二十世纪的政治现代化。

二、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政治现代化的首要特征表现在政体方面。现代政体具有下列传统政体所缺少的特征：(1)高度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政府组织制度；(2)政府机构内的高度整合；(3)理性的、世俗的政治决策程序的广泛存在；(4)民众对国家历史、疆域、民族实体的广泛认同和亲近感；(5)政治决策的数量大、范围广、效能高；(6)民众对政治体系具有广泛的兴趣与投入，尽管并不一定参与决策过程；(7)政治角色是按成就标准而不是按先赋性标准配置的；(8)司法和控制手段是以世俗的、资本主义的法律为基础的。[2]从更抽象一些的意义上说，现代政体不同于传统政体的特征是在于它的理性化的权威、分化的结构、大众参与以及随之而来的实现广泛的目标的能力。

同样，政治要求的表达和政治活动的表现过程与对政治精英提供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政治体制中比以往更加密切，而且政治要求表达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各个阶层中既能利用资源与政治支柱，同时又能明确表达政治要求的精英，对于政治体制的运行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同样为统治者表达政治利益及动员政治支持的机关一政党，也就成为制定重大政策和做出决策的重要结构。利益集团、社会运动、“舆论”机构，以及政党是特别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前三者可以被视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因为政党是最有表达力的现代政治组织形式。

“现代化的政治框架基本上是根植于权威合法性来源的变迁之中。”“政治现代化的特征是，传统精英及统治者的传统合法性的弱化，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确立可以说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原则。”简而言之，国家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超自然的认可，而是来自于世俗的认可。权威逐步以人民的意志以及对公民可以说得通的理由为基础。因此，政治现代化首先涉及的就是权威来源的转换。宗教的、传统的、种族的权威将被单一的、世俗的国家政治权威取代。同时，出现了权威的集中化，这包括政治整合和国家整合。由于世俗主义证明了政治事件必须基于人的意志的重要性，也就会更加强调理性、科学和世俗的决策技能。这就意味着，人民有权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并有权参与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因此。现代国家一定是民主国家。在这当中，存在一种参与决策过程的竞争。“竞争是政治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人民只有在他们获得权力之后才有可能参与决策过程。因此，这里就存在一种对权力的竞争。政府不再是孤立于老百姓的权力的代表，相反，它必须以人民的参与、同意为基础。

三、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相对于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而表现出的一种政治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它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手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多方面内容。现代政治文明是在政治现代化运动过程中形成的，可以说是政治现代化的结果。现代政治文明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在现代文明的整个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目前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我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保证我国的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其次，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再次政治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有巨大的导向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不断巩固而日益发展。只有在良好的政治体制、健全的法制、正常的社会秩序下，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够顺利进行。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现代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层面上，应该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第一，提高国民的素质。只有国民的素质提高了，他们才会认识到什么是政治、为什么要关心政治以及如何关心政治，进而推动政治文明的进程。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国家的政治活动漠不关心，这种国家的政治是不可能说得上是文明的。因为，政治是否文明是由全体国民来评判的。

第二，在提高全民素质的基础上，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逐步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监督的渠道，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行使并维护其自身的权利，使政治生活和政治权力的运作始终处于作为权力主体的最大多数人民的参与监督之下。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对政治文明的建设十分重要，只有参与，广大民众才能理解民主、自由和法制等等现代民主政治意识和理念，进而使这些观念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而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民主、自由和法制等等现代民主意识。

第三，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转变管理方式。要使政府管理者认识到他们的权力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民给予的。因此，政府要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克服、行政命令的传统管理方式，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权力政府为责任政府，最终导向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将政治权力回归于社会回归于民的民主建设向度。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2

政治决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政治决策：如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奇(Carl.J.Friedrich)认为，政治决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时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一个既定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狭义的政治决策：中国学者初尊贤先生主编的《政治学原理》一书指出，政治决策是由具有普遍权威性和强制力的国家政治机构对国家和整个政治系统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从现代政治决策的实际过程看，唐晓、杨帆(2009)采用广义的政治决策概念，认为政治决策是政治行为之一，指政府、政党、政治集团、政治领袖或公民个人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影响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政策制定、选择、执行、评估和监督的过程。

一、当前中国政治决策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政治决策在公众的参与程度、规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民参与程度比较低，利益表达不够充分

目前，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程度低除了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外，主要是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尽管我国在公民参与上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社会协商对话制、听证制、制、基层群众自治制等制度，但受政治体制发展滞后的影响，这些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如制度，虽然量很大，但立案数相当少，大部分事项是不了了之。如听证制度，政府更多地是借助这一制度公布政策决定而不是真正征求公众意见。此外，大量的非“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后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有效的政治参与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充分的与利益有关的信息，为决策者将各种利益整合为公共利益提供机会。现阶段，我国人民利益多样化的特点使得执政党整合出以公共利益表达出来的“和而不同”的人民利益带来了困难，这就需要执政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多元化的协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每个主体为共同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同时也听取其他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在换位思考和协商中各主体寻求能为多数主体认同的公共利益取向。由于现代政策技术程度比较高，因此，公民参与的重点不是具体政策方案细节的制定，而是政策议程的确立。

（二）政治决策程序不规范

目前在我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中，无论是党的决策系统，还是国家机构的决策系统都存在着决策程序不够规范的问题。突出表现：一是“重大问题”的界定。无论是党的决策，还是行政决策，都规定“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主要通过办公会议和民主集中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对于哪些问题是重大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事实上，一般都是由领导确定。人大决策也存在这种情况。比如，尽管宪法和法律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重大事项有决定权，但是由于相关内容比较原则、抽象、笼统，因此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操作。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为个人专断提供了空间，而且还为个人的经验决策提供了空间，并最终影响整个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公开性和科学性。二是党的决策系统中各决策主体之间的关系。按照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是党的各级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书记和常委是党的领导中心和领导集体，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决策。当然，这一情况符合决策的效率要求，也是决策过程中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表现，具有很强的现实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它们之间关系的规范程度不高，则容易产生权力过分集中、少数人专断甚至个人专断的弊端。三是政府和人大决策程序的规范程度上。目前我国政府决策程序在是否进行调研、是否进行专家咨询、是否进行听证、是否进行合法性论证、是否进行集体讨论决定、是否追究决策责任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够规范的地方。至于人大，相对于地方而言，全国人大的决策程序越来越规范。但是，地方人大，尤其是县和乡镇人大在决策程序上存在相当不规范的情况。此外，受“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存在规范虚置的情况。四是党政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规范党政关系，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党政关系不清会给我国整个政策过程带来不稳定性因素，影响整个政策过程包括决策的透明性、公开性，进而影响整个政策程序的规范性。

（三）政治决策过程中动员的知识不够

要动员足够的知识，必须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专家学者和各种政策研究组织的力量，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组织专家学者与其他决策辅助人员对重大决策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提出政策咨询报告。二是组织专家学者参与起草重大政策文件。三是征求意见和建议。四是对政策效果进行专业性评估。西方国家存在大量的官方、非官方和介于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政策研究组织，它们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而且还为政党、利益团体的政策活动提供服务。相比之下，尽管我国存在一定数量的官方政策研究组织，但其受重视程度长期以来还不如为领导服务的秘书部门。独立性强的民间政策研究组织由于缺乏资金和制度支持一直发展缓慢。相对于地方来说，中央对政策咨询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也保证了中央决策的质量。而一些地方，政策咨询往往被看作是政策论证的工具，甚至被用来装门面。

（四）政治决策过程中动员的信息不够

在一党主导的创议模式下，决策最终能否科学并符合实际，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信息处理机构。在多党（包括两党）体制下，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有了生存空间。而利益集团和政党的竞争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在执政党主导的创议模式下，社会各阶层的信息很难通过这种机制得以体现，这就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处理机制来弥补这一不足。目前，我国政治决策中的信息机制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联系群众机制。“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执政党政策创议决策模式中，联系群众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执政党要成为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党，必须随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党的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主要是通过领导成员的基层调研、座谈会、机制来联系群众。这些机制有流于形式化的弊端，需要进一步完善。二是结构内的组织信息沟通机制。即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组织体系传递信息。这一机制目前存在两大问题：(1)由于我国责任追究制度化不是很强，所以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出于规避责任的内在冲动，各级官员对上级组织存在报喜不报扰的动机，对下级则存在隐瞒关键信息的动机。(2)由于我国政府层次多，所以很容易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三是互通情报制度，即领导成员之间及相关部门之间互通信息的机制。这一机制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不到良好的贯彻时，不仅可能流于形式，而且易于产生决策前的事先招呼，甚至是暗箱操作。四是传播媒介机制。传播媒介在我国一直是被定位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党和政府获取信息、宣传政策以及监督政策执行的重要阵地。但是在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和资金依赖下，这一机制在政策信息的反映上体现了一定的局限性。出于责任规避的考虑，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存在干预新闻报道的情况，使得一些重要信息不仅不为人民群众知道，而且不为上级所知。

二、当代中国政治决策的改革与完善

要实现政治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和科学化，增强政治领导的能力和效力，政治领导者就必须按照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要求进行政治决策。

（一）推进政治决策的民主化

有学者指出，决策科学化首先要求民主化，没有充分的民主，就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如何保证建立一套对政策制定者的有效监督机制成为推进政治决策民主化、提高决策质量的一项根本任务。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并完善决策的政治监督机制，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就是政治参与度的持续提升。塞缪尔·亨廷顿与尼尔森认为，政治参与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这些活动是以影响公共决策为目的的。要推进决策的民主化，一方面要依靠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做到关心决策并愿意参与到决策进程当中来，通过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与政治参与度来扩大决策的民主基础。另一方面，对于作为决策主体的决策者来讲，也要不断的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与民主决策意识。另外，决策者同时必须时刻牢记发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相信与依靠群众，做到决策切实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呼声并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

（二）推进政治决策的规范化、法制化

法制化是科学决策之基石，推进决策的规范化、法制化，一方面要求我们继续改革政治决策体制并建立健全各种为政治决策提供服务的研究机构与咨询机构，努力实现机构配置合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决策结构；另一方面要坚决地推进决策机制的法制化，完善决策立法和监督。

（三）推进政治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

推进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是提高决策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政治决策改革的一个必然方向。首先，应提高决策者素质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政治决策队伍，杜绝单纯经验决策现象的发生。其次，加强对当代先进决策模式与理念的学习、借鉴。努力避免其可能存在的缺陷，用科学的理念和操作程式来规范决策活动。第三，形成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与良性的政治沟通体制。

在这里，我们强调中国政治决策的改进是一项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它的改革当然也包括努力克服政治文化、心理机理等前述决策制约因素的不良影响，同时积极利用与发挥这些因素在政治决策中的正面效应。此外，任何政策都必须接受其现实政治效应的评估与检验，它离不开一个反馈机制以及在既有基础上不断修正与改进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体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3

关键词：现代化/政治文明/民主/路径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进入了激荡的“改革时代”。透过历时性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经济制度的变革过程，还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方向与目标的变革过程。这个方向就是政治文明的建构。这次全会因而也成为了中国真正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圆点。

一、现代化与政治文明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历史的概念，是普适的话语，它已成为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取向。文艺复兴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是现代化开始的先兆，是现代化的思想准备阶段。现代化的物质进程正式启动于18世纪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现代化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上的累积和扩展。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现代性的两面旗帜。现代化的判断指标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世俗化、法治化、理性化。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

许多人在物质层面上求变的欲望很强，但在制度、观念层面上却是“保守主义”的，甚至持有“科技乌托邦”的倾向，这就必将导致“瘸腿的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现在仍然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不仅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大丰富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尤其要重视现代性在制度、观念层面上的积累和扩展。也就是说我国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要分三步走，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文化上建立科学、民主、大众的先进文化；在政治上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核：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建

民主具有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的意蕴。从规范层面来界定，其实质内容就是自由、平等、最高的善；从经验层面来界定，民主则是一种程序、一种机制。在这种安排下，采用竞争性选举投票来决定人民“代表”、“代表之代表”，再由这些接近“公意”的代表来代表选民决策。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笔者对所谓“历史的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毕竟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多数的暴政”就是民主永远的痛。[2]萨托利则认为：多数原则是零和原则。这也许就是哈耶克与布坎南等自由保守主义者对民主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吧。但是作为避免人性之恶的艺术，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3]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态，它既具有民主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从经验的层面来考察民主，实现了民主分析的经验转向，从理想走向了现实。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民主既是规范的，也是经验的。它是一种议事决策机制，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的实现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强调民主的运行，必须有法定的、可以遵循的程序和规则。这种程序和规则，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改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不化约少数派的权利。

传统政治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必然会由政治民主迈向社会民主，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必然消亡，自由是人类的本质，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未来社会里人权达到了最大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达致这一目标的通路就是驱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配套规范程序建设、政治文明的观念建设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在规范与实证统一的理念之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宪政主义的张扬、公共领域的培育、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市场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建设等路径来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驱动社会主义民主。

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

1.宪政主义的张扬

“中国自有宪法已将近百年，然而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4]有了宪法并不见得就有宪政，宪法只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它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5]基督教的原罪说是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得以立足的基础，人不是“天使”，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人性本恶，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宪法又建基于一定的价值基础之上，这些价值主要体现在“自然法”之上。自然法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自己的本性。”[6]就一般意义而言，自然法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

宪政，意味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这些限制可以通过成文的程序得到实施；政府既为社会全体谋利益，也维护个人的权利。宪政的实质意义是用良宪限制国家权力，以建构个人权利。

宪法是宪政的基石，它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应然”是公意的表现形式。现代宪法学的理想就是人民主权，也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两部分，但公民权利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证人民享有一切法律规定的权力，实现人的幸福。在肯尼斯·米诺格眼里，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选民能够‘把败类淘汰出局’。”[7]它内含价值、制度、行为三个层面。“要使宪法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先得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法律权威从采就不仅仅来自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凭借的外在强制，而是更多地来自法律自身的内在理性。惟有良法而非恶法，才具有为人遵守、不可侵犯的内在力量。无良法则无善治。”[8]价值向度是宪政的核心指向，它决定和表现宪政的真正本质，为宪政奠定最终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如果价值维度缺失便会只有宪法秩序，而没有宪政秩序。

我国的第五部宪法吸纳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文明和人权等因子，表明人权成为了国家的价值观，人权从政治权利升华为法律权利，成为国家机构工作的基本或最高准则。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逐渐具体化。政治文明写入宪法，表明了执政党对政治权力的运作向更为科学和更为合理的形式发展，以更文明的方式治理国家；也是党建构宪政秩序，推动政治文明的制度安排。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主体视角;综合评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9-0100-02

近年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逐渐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和科学化日益得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本文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研究动态、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总体回顾与分析,旨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整体状况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尚没有专著和直接性的著作,部分重点教材和主要著作在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以重要内涵的同时有所提及,其余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论述则散见于一些报刊和课题项目之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最早的论述是1986年刘之平发表在《高教探索》第1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问题》一文。之后便是1993年侯锦阳发表在《社会科学》第8期的《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体法律观念现代化》一文,其间中断了6年。从1999年起,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便未出现断层,数量上也总体趋于平衡。将1986-2008年这22年间的所有期刊文献资料进行分段汇总,结果见表1。

由此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正式且广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时间起点;1999年以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相对逐渐增多,但年均研究数量基本持平。同时,从时段上可以透视出两个信息:一是从时间逻辑演进上,应该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与“教育现代化”的正式提出是同步的。我国现代化教育思想的系统探讨始于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的题词。中国教育学会曾先后召开了七次学术讨论会、十九次专题研讨和座谈会,对与“三个面向”直接相关的五个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1]1999年前后,正值对教育现代化的讨论形成一股热潮,从查阅检索的文献资料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出现与这一时间基本吻合。二是从研究的深度上,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是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较好地呈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主体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基于现有文献资料回顾,可以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大体研究视角择要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涵义与价值。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解是多元的,但总体上主要有两种界定倾向:一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就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向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整体转变的过程,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科学化、规范化、实效化等。比如,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过程视为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秉承的“社会本位”或“任务本位”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崇尚的“主体本位”转变的过程。[2]二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单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践过程中一系列构成要素和环节的创新化与技术化,换言之,就是用现代先进思想与科学技术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等过程要素的现代性转向。这两者的核心概念与认同视点不同:即一个从是宏观的系统理论出发,属于实体理性;一个是从微观的具体运用出发,属于工具理性。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价值集中在其必要性和意义上来体现。如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具有为社会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促进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促进人格完善等重要价值。[3]同时,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必要性的两个源流:即社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随时展审时度势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能够保障人的现代化进而在人力资源上支持社会的现代化。[4]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多数文献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论述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影响其他环节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体现在观念本身的开放、发展、多样化和创造性上。[5]基于此共识,不少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徐志远认为观念现代化就是“适应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突破落后、保守、迂腐和陈旧的观念,以广阔的视野、活跃的思想和即时的应变能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和发展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的改进和创新”。[6]许东风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应体现在“确定现代人才观、人才质量观、素质教育观、终身教育观”上。[7]张尚字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即“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进行全面反思,特别是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下的地位、作用、功能重新进行定位,廓清在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中存在的那些过时、僵化的思想,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前瞻性、预见性和针对性,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8]邓志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就是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社会活动(现象)的认识与全球化背景、现代科学技术条件和我国日有的社会发展相适应”,为此,应树立开放观念、确立发展观念、强化斗争观念、转变实践观念。[9]杨威等则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主要体现为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与培养创新能力。[10]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体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决策与管理体制、运行与结构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现代化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郑永廷教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现代化是教育决策、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要充分尊重发挥人们在教育决策、管理上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要民主化,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决策和管理要遵循科学程序,运用科学方法,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办事”。[11]徐志远的观点也有相似之处,认为要“改变过去凭经验办事的传统万式,要符合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要求,实现教育结构优化”。[12]钭晓东分析了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角色定位上的两个误区(一是为追求近期功利而不当强化,二是为迎合所谓现实需求而错误弱化),提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机制变革与现代化转型。[13]粱启波把机制创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代化的途径之一进行分析,提出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构建有利激发活力、动力和潜力,实现良性循环的工作机制和约束机制。[14]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现代化。郑永廷教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着力点,应当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开展教育,同时必须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和环境内容开展教育。” [15]曾长秋等认为应当对教育内容进行开放性地建构,即“在开放的课堂教学中使活动成为学生参与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学内容可根据具体需求做多方选择,将一切丰富人们精神世界和陶冶高尚情操的精神食粮都统统纳入教学内容当中来”。[16]严椒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最能体现和反映时代特点和面貌的,选择什么内容开展教育决定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特性,为此应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和环境内容开展教育,用具有现展趋势,体现时代特点的人和事来教育引导学生”。[17]贺宝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如同其他现代化一样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主体内容的同时,从培养学生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完善的智能结构出发扩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18]梁启波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要突出教育内容创新,提出要开展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教育,加强人文精神培养,进行职业道德、抵制西方腐朽文化腐蚀的教育,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及社会化。[19]

第五,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的现代化。从当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现代化的研究是最多的,不少论文就直接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为题,且大部分论述均围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与途径展开。归纳起来,以下的主要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张立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既是人的思想形成发展规律的本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根本要求,应当在科学性、民主性、实效性等原则的指导下,吸纳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走向多学科整合,并借鉴中西德育方法的优秀成果,力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发展中求创新,努力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纵横联系的教育网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合力的优化。[20]曾长秋等从课堂教学的角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该开放,要改变僵化陈旧的“传授式”、“灌输式”教学方法和学生被动“接受式”的学习方法,代之以“探究式”、“合作式”、“研究式”、“发现式”等多样性的教学方法,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与现代化。[21]玄成贵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现代化应运用计算机合成与模拟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本着尊重人、理解人、爱护人等原则把现代的疏通引导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22]

第六,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视角还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范畴、队伍、载体、评估体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特征等诸多方面。如徐志远指出实现现代化就是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及其体系的理论创新。在范畴提炼上要从发展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出发,对前人创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体系或基本原理的充分肯定和继承基础上以新的观点、范畴、理论原则等形式作出新的补充或论证、发挥。还应从管理教育、文化熏陶、活动参与、网络教育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现代化。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专门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教学评价体系和课程体系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现代化等问题。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综合评析

结合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论述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奠基性的重要价值,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该书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的论述成为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在其范式上大多趋向干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各个组成要素和主要环节的现代化实现路径来展开。其研究趋势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研究的视野和深度逐步扩展,由经验性研究向现代化路径等理论性研究过渡。有些研究排除和避免了只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要素现代化的简单描述,开始上升到从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结构上进行系统性把握。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相关理论研究不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大多过于强调现代化动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缺少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探寻其现代化的必然逻辑与本质要求,使其研究漂浮于思想政治教育现有理论根基之上。部分研究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创新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窄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固有内涵,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片面理解。同时,部分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实效化等边际模糊,看不出各自应有的差异性与独立性,使得论述松散,概念之间互为套用、随意迁移、似是而非,淡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专业性和学术性。

二是研究水平比较有限。现有研究大多趋于经验性的宏观描述,如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路径的分析简单依循于现念与科学技术的双重结合,从而得出纯粹的观念开放与网络信息技术运用的若干措施。不少论述一定程度上由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解和定位差异导致其研究焦点与研究对象的差异。同时,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浅显的,所能参照或引用的理论是较为缺乏的,其研究水准还处于初级阶段。

三是“粗放型”研究方式普遍存在,研究内容趋于简单重复,表现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构分析,并将其各个要素冠之以“现代化”之名,缺少系统性地从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研究。不少文章其研究内容和视角、所安排的结构都基本类似,“观念、内容、方法、手段”等词语出现的频率最高,分别占到46%、27%、38%和30%,研究视角有简单重复之嫌(见表2)。

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逻辑与本质要求,是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社会发展变革,从其自身体系上由内而外的与时俱进的调整与完善过程。为此,今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应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应当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体系范围内有意识地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概念与范畴。既要肯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与学科化、科学化、规范化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荣共生的关系,又要相互区别,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作出实质性规定。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大名统领一切的极度泛化的研究局面,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学术性。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应进一步朝多元化方向深化,不宜过分局限于以现念与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单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来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应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内容、手段等各个要素的创新变革及其相应现代性路径分析这一陈旧思维,将研究视野扩广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内,从其理论基础、学科范畴、战略地位、社会功能、实施过程与规律、主体客体和方法内容等来展开深入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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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贺宝月.试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4).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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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论文篇6

论文提要：本文运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观和“差异政治”观，简要评价了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典型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的代表——它们从多元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为理解多级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但同时它们也过分彰显和强调了当今政治学中差异与冲突的固有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有辩证地理解政治文化中的“异与同”，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化、文明中的差异以及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才能真正科学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图景，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差异”与“差异政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说到差异政治，就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无论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抑或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无不具有浓厚的差异政治色彩。

后现代政治观的首要目标是反对现代政治学中的宏大统一叙事体系，进而要求建立具有异质多元的差异政治观。这一差异政治观多从政治文化论研究人手，随着文化学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向而形成并扩展。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的代表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坚持了《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无知之幕”，即将人们用于选择权利的生活基础“虚化”；另一方面，针对哈贝马斯、“社群主义”等等的挑战，提出了所谓在诸差异的理解基础上的“交叉共识”观。这一观念，与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交往为基础、以真理为内容而具有强烈重建现代主义愿望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

库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存在凌驾于众多语言之上的“世界语”。差异政治观对于自启蒙学派以来的现代政治学的“统一、宏大叙事方式”以及抽象统一的思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对西方“中心论”的政治观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强调多级主体性，并关注异质性，这都有助于当代政治学的思维范式由单一主体论向多级主体交往实践的政治学的转型，进而推动着世界多级格局的最终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差异政治观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将差异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理解差异政治的基础，从而为现代政治学进入后现代轨道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认为，现代政治学一直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抽象的、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存在。而实际上，现代政治学在基础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重大差异。在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亚洲权力与政治学——权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在理解方面的差异的史实，进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异观。他认为“那种追寻有关权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论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现象中，唯有权力是一种对文化细微差异都成为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样可能性和界域总是由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的”(帕依，1985)。

具体而言，他的差异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学基础观上，他反对现代政治学的抽象同一观，强调政治学基础的差异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导出的抽象统一的现代政治学，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它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治都纳入到同一概念体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历史的；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主导性影响，所以是非辩证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对论认为，政治和文化一样，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决不存在谁优谁劣的事实。

(2)其文化差异决定论。在探究政治差异的基础上，帕依认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政治观的差异。这是一种关于政治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文化差异”决定观，他指明了政治权力对于所属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对于权力等政治运作现象的观念就会不同，当然其评价合法性、合理性的标准也就不同。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的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了不同文化中对权力和权威的“应是什么”、“实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还具体分析了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机理，他认为，由于西方个人价值观主导性，决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的主导性，相应地产生了权威主义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是从社会文化机体中“总和地”酝酿产生的。帕依从公众文化、社会心理、政治运作等多元视角对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产生的原因作了独特的分析。从公众文化层面来说，整个亚洲社会对于像权威和权力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们总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体经验”中，甚至内化于每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们懂得必须对占有权力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其神圣权力本身顶礼膜拜，而在这种崇拜权力的活动中必然也使权威和权力的政治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同化和加强，从而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看，亚洲人对权威的接受是满足其个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自由和个性是“异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寻一个能隶属的群体，即寻找一个适合于己的家长制权威形式，使自己能隶属于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从政治运作层面来看，亚洲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们的效率观念的。帕依认为，考察亚洲社会内部诸文化模式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内部文化差异对于政治运作的主导性的影响更有意义。他认为，亚洲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顺性，并将之变成行为心理意义上的运作的能量释放——这是一种最具深刻意义的依赖性。通过“民族主义的亚洲形式”或由“种族的同一性”、群体的依赖性等因素构成了亚洲权威主义的新形式，而亚洲社会政治的运作则主要依赖于这种“权威一服从”的两极纽带。所以没有权威主义，亚洲的政治运作就失去了准则和模式。

总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就的政治差异的现实性，这对于消解政治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尊重各国政治价值观多元存在的现实，推进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与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体阐释亚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机理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长制”、“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赖性的“权威一服从”式的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理论，其科学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停留在比较政治学层面，那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等论文中就将差异政治观应用于全球政治结构分析，以“文明”为单元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从思维范式转型角度来看，亨廷顿完成了从单一主体观或抽象统一政治学范式向多元主体的差异政治观范式的转化。

现代政治学理论话语的核心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国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个政治学的思考方式和观视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援用的两大哲学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观视方式”。它以单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观构筑政治学的基础，以抽象的理性构筑政治学方法论，沿用自然法的宏大叙事结构，采用元理论和元叙事所产生的等级体系。由此可见，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政治哲学无疑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单一主体性哲学，这一哲学视野的基本缺陷是单一主体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方法论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遭到了后现代政治学的猛烈批判。后现代政治学以“多级主体交往观”为哲学基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没有可以制约主体的客观底板。因此，多级主体产生多级、多元视野，在彼此对话和交往中是开放和互动的。它只有游戏规则而无真理制约，主体间性是由差异的、异质的主体彼此交往而构成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后现代政治哲学色彩的“差异政治”观。亨廷顿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多级主体差异政治观来勾画全球政治学。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代是建立在以美苏为代表的西东两个集团各自“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性”的“单一主体性”的视野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需要有一个多级主体间的差异结构的全球政治观。亨廷顿认为，这种差异政治的基础在于差异性的文明，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也不是民族国家之阿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文明间的差异是差异政治观的主要源泉。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观的见解有着重要的分歧。这些文明差异是差异政治观赖以生存的“语境”，它作为历史积淀并非短期能够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等于冲突，但却是冲突，尤其是持续长时间激烈冲突的导因。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主体际)人们日益频繁交流强化了文明意识(文明的自我认同)，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的认同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从而推动了不同文明问的差异甚至敌意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明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超越了原先民族国家和地方区域性的狭隘眼界，从而从“比较文明”的差异性角度追寻对“跨国界文明的认同感”。

亨廷顿还认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崛起、强化。这种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与变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而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变的。另外，经济区域主义使文明内部的聚合力增强，也使差异文明的离异度增强。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政治(人权、正义、价值观等)、经济(贸易和发展权等)到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进行推广，越容易激起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文明间的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

总而言之，差异政治观成为亨廷顿观察世界政治、建构全球政治学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文明问的差异和冲突成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较之帕依的“文化差异决定政治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次提升和发展，而且是一种朝向极端方向的发展。许多差异政治论者由差异必然性而导出了相互宽容、忍让、理解、尊重等后现代结论，而亨廷顿却将之推到另一个极端，强凋“冲突”主题政治论，无疑是重蹈冷战时期的“集体对抗”思维的覆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四、差异政治观之启示与误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多元文化、文明与政治差异相关联，将政治的差异性、多样性归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进而与现代主义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成为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一种典型现象或典型形态。他们是借“文化”之异而强调“政治”之别，其内涵是通过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揭示政治范式、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话语中异质存在性和差异性，由此导出多级政治主体问存在着一种异在(无统一范式)的交往关系。既然主体际的政治范式各异，因而就难以通约，难以将之再统摄到一个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转换。

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正如眼睛、鼻耳朵存在着差异，这是客观；但是眼睛、鼻子、耳朵之间决没有谁优谁劣的说法，这是主观。如前所述，文化差异、文明差异也是差异政治的形成基础，但是，多元文化、文明本身一定会冲突吗?差异政治一定是冲突政治吗?好比男人和女人也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既可以相互成仇，也可以共同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双方相敬如宾、恩爱一生。所以，古代圣人讲“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也就是说，水到牛那里就变成珍贵的牛乳，水到蛇那里就变为有毒的液汁。文化、文明乃至政治的差异也像水一样，我们应该学会以善美的心态去应对它的存在。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 儒家思想 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政治思想学科源起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介入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大约在1900年前后，梁启超即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所研究。据其所言，当时他在《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是知这一时期，梁启超已经将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但尚未形成知识体系，难以称之为独立学科，可谓草创而未就。

进入20年代，发生了两件事情，或可视为中国政治思想作为学科正式成立的依据。一是1922年春季和秋冬，梁启超分别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5月成立）及东南大学（1920年12月获准成立）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二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无量著《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翌年，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由中华书局出版。据梁自序，其书稿完成时间是1922年。同时，序言中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内容、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据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专业课程进入了高等教育序列，而且有专门著述问世，这些正是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

嗣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渐至发展起来，多有著述。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主要标志，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进入剧烈变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诸多西方学术和政治思想而进入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并且实际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之中。典型者如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他在1943年的修订版“导言”中即提出，要正确地掌握一个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才能对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其后，在1955年的《修订版再版代序》中，吕振羽讲得更为明确。他遍引马、恩、列、斯以及、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语录，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社会思想、意识依存于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总是先行的，思想、意识的产生或变革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他又征引“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语录，强调思想的阶级属性。这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萧公权。如其自叙，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传统政治思想，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与东渐之西学相接续，引领中国学术走出传统藩篱，促进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走出帝制时代传统史学的局限，以及构建政治思想史的科学性等方面很有裨益。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这就从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层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甚而可以视之为近代以来“西学本土化”努力的起点。这也正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国贡献之一。

发展中的困顿与期许

然而，20世纪中期以降，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一度停滞。主要原因是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政治学学科建制从高校中撤消，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归历史学，成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之一。这一时期的学术界也有不少传统思想研究成果，但大都选择了历史学、中国哲学及思想史视角，方法论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因而在学科归属上不能明晰。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处于困顿状态。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学学科在高校的恢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身份得以“正名”。从相对边缘的专门史，转身而为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基础学科，是为“两史一论”（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学说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其一，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这十几年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恢复期和繁荣期，主要表征是出版多种教材、专著，在研究论阈方面就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问题和知识体系等等，均有突出成果，影响至今。同时，在全国高校形成了多所科研重镇，在学界前辈的带领下，组成了出色的科研、教学团队。这一时期出版的多种著述至今仍是研究者的案头书和高校相关专业的必读书。

其二，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进入衰落期。主要表现为前辈学者渐次退出，后继者除少数坚守，新进乏人。科研重镇数量减少，力量削弱。个别高校风光不在，甚或空有虚名。这一时期也有专门著述问世，如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政治思想史》、200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等，但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少有问津者，整体态势呈凋零状。

其三，2012年至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问世为标志，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进入重振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有二。一是从2012年起始，由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牵头儿，召开了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迄今已是第三届。二是在中国政治学会下，即将成立中国政治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专业性二级学会的成立，对于集合研究群体，提升专业水平和振兴学科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上下同心协力走出“低收入陷阱”的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和追求效率的管理模式，对于基础学科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一度滑入低谷。然而，当下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国家软实力的急切需求已经提上日程，这就给人文社会科学的振兴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条件。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活跃和学术平台的构建，内涵着学术界对于学科振兴与发展的极大期许。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政治理念覆盖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再度兴盛已然没有悬念。

中外文化遭遇中的坚守、振兴与超越

自1840年起，相对封闭的中国大陆被西方列强撕开国门，在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后，中国人开始走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路。改革开放后，在“与西方接轨”的口号引领下，中外文化再次遭遇，其间的碰撞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形成了以新保守主义为号召的当代新儒家；二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覆盖下，形成了当代激进主义政治思潮。

新儒家思潮源起于20世纪20年代，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重建儒学的价值系统，达成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智慧的融合，以消解西方文化的弊端。他们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能发展出来现代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即所谓 “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亦即如牟宗三所言，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从传统儒学的道德主体生发出现代性转化。仅就弘扬传统文化，谋求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社会进步的视角看，新儒家不无可取处。

改革开放以降，以杜维明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十分活跃，他们执守着“返本开新”理念，坚持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现代化因素。其中一部分以“新保守主义”自称的当代新儒家们，却偏离了新儒家学派的初衷，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思路上走向极端。与第一代新儒家专注个人心性、成圣成德儒学构建，第二代、第三代新儒家专注“返本开新”相较，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立论指向了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他们提出要以儒学为官学，立儒教为国教；在国家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官员考录以“四书五经”为标准读本，考试通过，方可为官；在教育方面，以儒家经典作为各级学校重要教学内容，用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全国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全民尊孔，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以为全民导师；以儒家的“王道政治”作为最高社会政治理想，如此等等。

也就是说，当代新儒家中的新保守主义们否定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明确反对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在中外文化遭遇中，对于域外文化中可以为我所用的合理内容，新保守主义们一古脑儿地予以否定，一门心思地要转回传统。以基于传统文化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否定并取代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进步与发展。这类认识完全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与需求，是典型的极端化复古思维。他们自诩读经尊孔，却连传统儒学的真质与精髓都没有搞懂。他们不能了解传统儒学“中庸权变”、“与时偕行”的价值内涵与社会政治功能，不能懂得何以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却奢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构，甚而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君子就是公民，传统中国既有公民社会，只能令人莞尔。

所谓当代激进主义指的是西学的涌入，使得西方话语一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导。更有某些留洋归来人士，对于中国的学问和中国传统文化几近无知，却对中国文化与当代政治采取简单的否定立场。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是西方的，就是进步的美好的，他们不能认真关注和考量当代中国和传统中国的具体条件及状况，一味地要把西方的制度、规则拿到中国来实行。

此外，还有一种思潮，既激进又复古。这类人士把“”及其以前的中国视为盛世，把近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进步与成就，连同发生的诸多问题完全归咎于改革开放。在他们眼里，只有恢复“”传统，中国的政治发展才是回归正道。

这些复古的激进的学术认知，实际已经堕为谬误，其本应具有的理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被情感和利益绑架，他们不是在解读中国，而是在诠释自己。

前述这些思潮总体上是在中外文化的遭遇与碰撞中形成的，其间也内涵着利益纠葛和理论纷争。在这样的情势下，政治学理论构建也遭遇到相近情景。西方政治学理论覆盖学术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我们使用的基本概念、命题和致思逻辑无不源于西学。于是，作为对于上述思潮的审视与反思，至迟自本世纪以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在高扬的“本土化”旗帜下屡屡表明立场和态度，他们试图并努力从西方话语霸权中走出来。其中，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表现值得赞许。

坚守这一立场的研究者始终把持着本土化的理念。他们坚信不可愚盲复古，而是坚守传统与当代的有效结合，即站在当下看传统，反思传统以解读当下。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的优长必须传续，其中的非现代化因素则需排除。域外文化的有益之处当然要吸纳―这可不是用来取代本土文化，而是为了参照和借鉴，以促成中国文化的创新。在这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仍然是最基本的方法论。

坚守是为了振兴。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视角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接续与超越，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构建与引领。因为中国有着悠久文明，中国经历了深重苦难，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对于西学，务须分辨西学话语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背后的集团利益，审慎地选择。对于传统，则需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寻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价值、理念及规范，为构建政治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为实现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在文化价值及理念层面的成功对接，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之，这里说的振兴意味着超越传统与西学。须知中国不是一个单一意义上的国度，而是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悠久文化的持续延传。在当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中，简单复制西方和全面归复传统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是要实事求是，在认知的层面上肯认中国特色的历史必然。所谓超越即意味着坚守自己的选择，走中国自己的路，在超越传统和西方话语的过程中，实现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与人”的合力选择，其中蕴含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明传统。当研究者们在学理上能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做出了合理的阐释，即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振兴与超越的实现。

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其中内涵的价值体系、政治认知与智慧，标志着中华文化的文明程度。在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培育出一个士人阶层，他们是古代国家的权力基础和民间领袖。其重要性不只体现在思想大师历代辈出，终二千多年绵延不绝，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异彩纷呈。而且，其中有关政治伦理、决策方式、调节平衡及政策原则等思想，体现着中华文化高层次的政治理性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传统政治思想内涵的理性与智慧凝聚为制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传统中国所特有的高度发达与完善的文官制度。与世界同期的民族国家相较，孔儒之道即中华文化文明程度之高，曾经影响世界。十七世纪，儒家思想传入欧洲，对于欧洲的进步就有着重大影响。科举制的传入，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的科层制理论与实践。这种状况迄今亦未断绝，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1990年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就是直接得益于中国先秦儒家思想的启发。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度挖掘，其中的优秀内容，将为世界范围的人类文明做出贡献。譬如孔儒一脉讲求的“忠恕之道”；譬如老庄道家一脉申明的遵循自然法则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譬如申韩法家一脉主张的“刑名之术”等等，对于调节人我关系、审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平衡永续发展、以及达成有效治理诸方面，均有普适意义。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思想对于国际社会文明适用性的扩展，正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国贡献。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8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9

[关键字]：政治文化 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

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 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 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 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10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史审视；现代向度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051-05

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

综观历史，尽管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零散的探索历程十分漫长，但终因国别、文化传统、时代与认识程度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理论分野。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嬗变。中国古代奴隶时期就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西周在思想政治上强化以等级观念和天命观为核心内容的宣传教育。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礼教思想，用所谓的“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封建社会除了用教化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注重倡导修身养性、自省自克，强调知行合一。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律化、政治化和生活化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成为人们的主导价值和行为取向。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包含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内容的德育体系，其机制是政统与道统的二元体系，是“王”与“圣”两支力量的交互作用体系；其主导意识是“中和”，强调的是统一性、恒定性、包容性、泛化性：历史演变以承续性为主色调，虽曾进行几次内调，但始终“以儒为宗”并成为历史主流。

（二）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演进。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论域集中于品德的形成、品德的构成、道德教育的过程等问题，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等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论辩性色彩。主导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其政治观、道德观、人生观在历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双向的，对上作政治导向，对下作思想导向，教育内容囊括国家意识、法律意识、理性意识、未来意识等内容，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张扬人的理想、优化人的素质以及培养人的意志。中世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色彩。在封建专制和基督教神权下逐渐发展，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是教会。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日益政治化和宗教化，把神学的荒谬赋予理性的光环，以人对神的依附为主旨，思想专制，悖逆人性，为封建制度的合法性辩护。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色彩，以人的解放为主旨，追求人性的自由，以文化为武器，冲击整个思想领域。产生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是思想家、艺术家、宗教改革家三支力量，他们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宣扬人的价值。当代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始自20世纪，主要是进行政体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教育，主旨是培养与强化爱国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倡导科学性，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为资产阶级服务，同时构成了社会性的宣传网络，更加具有务实性和内隐性。从而更易渗透而有效。

（三）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变迁。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立场、观点、方法为其确立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思想政治教育才成为科学的政治行为、自觉的社会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以理论教育为主。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理论宣传工作。这一时期，面临机器化大工业，需要理论的认定，无产阶级也需要理论的导引和提升，科学理论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列宁斯大林时代，以政治教育为主导，因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严重威胁，因此需要以统一政治意志为主旨的政治教育，以化解内在复杂思想矛盾，抗衡外部政治压力。列宁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灌输论”，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道德”概念。斯大林在1934年第一次提出“政治思想工作”的概念，号召全党加强思想上政治上的工作。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走向权威化、规范化，工作机制健全，注重培养政治人格。注重政治价值的实现。

（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程。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把其渗透到工农运动中。“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了军队的民主主义。开创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包括对最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得到进一步发展。古田会议指出，从教育上提高党的政治水平，从而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到了第一位。这个时期确立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中共七大正式确立了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教育内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思想导向、凝聚作用日益凸显。中共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开展“三讲”活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实效性、主动性；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进入成熟期。综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立足当代，又根植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创建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兼容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完成植根本土和面向全球的互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换。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转换的关系问题。其次，要处理好转换的历史向度问题。

全球化的“时空压缩”形成一个“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在同一时空境遇中同时呈现与交织的图景。其现代性解构和重构的双重作用逐渐显现。现代性引发社会转型，造成社会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与此相应，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和考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并不等于说思想政治教育已经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性与现代性遭遇冲突的过程。这就要求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当今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在具体的目的、环境、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不同以往的新特点。照搬照套传统经验肯定行不通。面对新情况、新特点又该如何继承？继承什么？要解决这个难题，首先涉及的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认识问题。

对传统的理解，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务实的态度。首先，任何人、任何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阶段都不可能脱离传统。其次，传统能否被继承在于传统在新社会的有用性。传统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既可能会成为保守势力而成为阻碍创新发展的因素，也可能是文明智慧积累而成为有力的习惯力量。在社会转型期，拘泥于传统和失去优良传统这两种现象都是要防止的。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变异性。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必须结合时代精神，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既要有批判地继承，又要创造性地超越。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完全割裂，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继承性，旨在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诸要素进行现代传承、转化和发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要通过“继承-转换-创新”逻辑理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

我们主张超越性的继承，反对保守性的继承。继承本身就包含着改进、改善的意思。综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古今中外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无产阶级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挥着“生命线”的作用，是党的制胜法宝和重要经验。其中基本的元素既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因此，这些基本元素肯定要继承。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已经形成了较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则、方法体系。如方向原则、求实原则、民主原则、渗透原则、层次原则、主体原则、说理引导法、实践锻炼法、熏陶感染法等等。这些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当然都是应该继承的。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又是与时代进程、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对于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元素需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即从传统的观察视野、思维方式、功能定位、方式方法、价值理念、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形成新的现代观念和方法。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政治思维、统治功能、灌输手段、工具性价值、群众运动形式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是当时的时代产物，具有历史适应性，对于所处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具有巨大的意义。然而现代社会是多样性、总体思维、多元价值、多元主体的社会，因此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视野亟需创新，实现现代转型。

综上，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与现代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既对立又兼容的辩证关系。这种状态并不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消极状态而是共存的过渡状态。因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性与现代性呈现出一种互动状态，处理两者关系的科学态度是传承与创新。

三、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代向度

历史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演进脉络，其发展体现出鲜明的历史阶段性差异。同时也具有明确的共同发展取向。现代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新思维、新元素和新方法。虽然处于现代社会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但是在社会转型期，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的过渡状态，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中呈现出以下现代向度。

（一）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环境转向。传统社会是封闭性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封闭性不仅体现在地理环境上，还体现在社会环境，乃至随之催生的人的思想上。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依托于当时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保守稳定的农业经济结构、正统专制的政治文化制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封闭自在的系统。复杂的地理环境成为中国与外国的天然边界，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保守性造成思想上的唯我独尊性：政治文化上的专制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促成了人们缺乏理性意识和封闭、内向的民族性格。这些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相对封闭性，比如社会环境封闭与半封闭、经济体制的单一性、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元性、政治理想的革命性、人格的依附性、教育方式的灌输性等。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特征。

现代社会是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还体现在文化的相互激荡，社会的开放程度，乃至随之催生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兼容并蓄状况。开放的社会环境、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带来的各个领域和学科的相互渗透。要求必须改变传统的、封闭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系，打破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局限于课堂、书本、理论的界限，确立开放的教育观念，并建立开放的教育体系，才能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开放性环境和现代性语境，具有内在的开放精神，要突破传统，革新扬弃。不仅要强化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还要形成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资源共享”的多维界面的形成，即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变革所期待的开放性互动格局旧。

（二）从单一性到多样性：功能转向。传统社会是总体社会。是突出政治的社会，一切从属于政治的社会。因此。处于这种封闭时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与此相应，政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对象、方法、队伍、体制、机制的根本标志和根本标准，也是唯一标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单一的，这种单一性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决定的。而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政治运动为中心，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手段，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统一性，从体制上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只能为政治运动服务，经济发展得不到应有重视，文化领域被全面卷入政治运动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只能突出地表现为单一的政治功能。

现代社会是多样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也发生多样性的现代转向。全球化的外在环境带来的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信息社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社会日益呈现出开放性、多元化的特点，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环境日益开放，使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更加复杂。面对新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政治单一性向多样转化。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具有政治功能，还具有社会功能，通过提升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经济建设。最重要的是具有育人功能与协调功能，关注个体需求和个体发展，调节人的思想及行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际和谐、社会及世界和谐。

（三）从散在化到系统化：方法转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必要路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系统化趋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受传统思维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比较单一，以“灌输法”或“渗透法”为主，对于方法的研究呈现出广泛、分散、具体的特点。这在传统的单一性社会可以实现统治功能，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多样性不仅使外在环境出现复杂性。现实的人也出现多样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需要。而且个体的人性是复杂的，造成了由个体组成的各种人类群体的人性更是纷繁复杂的。这就要求实现从传统的单一性、强制性“灌输模式”向多种人性化的“关心模式”方法的超越。

系统化是极为重要的现代思维方法。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在的多要素构成、外在多方面联系的统一整体，不再是单纯的政治行为或者是教育行为。在实践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叉性、综合性都在延伸，要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在理论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纵深研究和横向联系都在发展，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的整体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不应是脱离社会生活整体的孤立行为。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化自觉，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组合放大效应成为可能。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化特征更为明显。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必然实现由具体方法机械性组合及浅层分散性研究向理论化、体系化构建研究的转换路径，即由浅层组合走向系统综合阶段，反过来又从系统综合走向专题深入的新阶段，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超越与升华。

（四）从社会本位到人本位：目标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规定着其内容和发展方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明显呈现出从社会本位向以人为本位倾斜的走向。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设定难以摆脱工具化倾向和实用主义，导致现实中对人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诉求的漠视。自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以来，大多政治家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鼓舞人们起来革命，唤起人们建设国家的热情，维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工具”。这种个人服从社会、服从集体，牺牲个人利益以利群众利益的“社会本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太片面、太功利化的单一性的工具性价值标准。不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发展人和提升人的目的性价值。导致在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泛政治化，使被教育者产生厌烦、排斥的情绪，甚至谈思想政治教育色变。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边缘化、市场化、孤立化、理论化倾向。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具有人文关怀内涵的社会性教育活动，主要是以培养人、塑造人、转化人、发展人、完善人为目的㈣。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以“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为本，注重人的自由个性发挥，逐步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念、价值目标，方法模式的人性化超越。这是增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由之路。

（五）从经验性到科学性：思维转向。科学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时代性转换。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基于重大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科学结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只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当成一种政治任务，是受命而为，鄙视、忽视其科学性，是片面的曲解和误解。传统政治教育经验性较强，不仅体现在思想教育实践中凭借经验开展具体工作，而且体现在理论上沿用、借鉴，甚至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知识，缺乏专业性，存在与某些学科的边界模糊的情况。倡导多样性思维和多学科交叉思维并不等于以其他学科知识替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科学化的灵魂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要富于创造性，体现独立性、符合真理性、坚持人本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要坚持自己的科学品味，表现在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的科学性上。要遵循科学规律，体现在认识学科的科学属性，其所依据的不是一种经验，一项任务，而是一门科学；体现在遵守思想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摈弃主观随意的经验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