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论文十篇

古代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1]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2]。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3]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4]。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6]38。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6]39。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7]。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8]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法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80.

[2]孔庆明.中国民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255.

[3]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82.

[4]大清律例[M].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775.

[5]韩延龙.法律史论集: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1.

[6]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8.

古代文化论文篇2

引言

建筑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精神，是人类思想的寄托，更是人类进步的载体！它表现在地区的历史，人文的环境之中，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人们长期生活决定了的历史文化的传统，让我们站在今天回望一下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

一、儒家宗法观念与古代建筑形式

儒家文化在中国一直占主流地位，它提倡以孔子所强调的“仁”和“礼”来治理社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为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董仲舒在五伦的基础上又详细论证了“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君臣、父子、夫妇不仅是人伦关系，更是主从关系。对君王的无条件效忠成了绝对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命令。这样儒家文化其实是慢慢演变成一套具体实在执着于尊卑等级秩序的宗法轨制。随着历史的推进，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宗法伦理成为居室建筑的表现主题。宫殿是中国发展最为成熟、成就最高、规模也最大的建筑，是中国建筑的最主要的组成，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巩固人间社会政治秩序，特别是强调统治者权威的特色。宫殿是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除了满足帝王的物质生活需要外，更重要是以巍峨壮丽的气势、宏大的规模和严谨的空间格局，给人以强烈的精神感染，突出帝王的权威。为了表达宫殿的尊崇壮丽，很早以来，中国就发展了群体构图的概念；建筑群向横向生长，占据很大一片面积，通过多样化的院落方式，把群中的各种各构图元素有机组合起来，以单体的烘托对比、远道的流通变化、庭院空间和建筑实体之间虚实互映。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来达到量的壮丽和形的丰富，从而渲染出强烈的气氛，跟人以深刻感受。它也同时做为一种文化深入到各个领域之中，影响着古代建筑的发展。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传统民居的产生和发展为例，它既反映了人们的生产状况，风俗习惯，民族差异，，同时又沉淀着人们的审美取向和社会意识。尤其是宗法伦理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平面布局、空间构成与场景处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逐步渗入人类的思维，从而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李约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总是与自然调和，而不反大自然”。这种看法 准确地道出了“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审美精神意境。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建筑能形成有别于其它国家民族建筑文化的格局及体系，除受制于地域、 民族、气候、制度及历史等因素外，“天人合一”这个几乎贯穿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的哲学审美观念，则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表明，遵法自然，追求“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一，实际上成了古代中国人营构建筑的一种自觉意识和一种理想境界。但同时，另一种文化在社会的进步中相继产生，便有了道家的自然观。

三、道家自然观与中国古代建筑

自然观是人对生活中的可见的天然世界的认识。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成万物，亦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同时主张“大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从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我们看到，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营造活动（特别是园林）时，中国古代呈现出与欧洲迥然两样的设计思想。同为人工的经营，欧洲的主要造园要素时作为人的对立面的自然之物，在中国却包容着更多的甚至作为主题与灵魂的建筑物，欧洲园林程度不同地显示了人工管理、统治的特权的痕迹，而在中国，虽然树木也经过剪裁，却因不露痕迹和合于事物原来的特性与规律而被认为时“自然”的，“虽由人作，宛若天开”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环境追求的意境。可是，历史总要前进，社会总在发展，于是中庸之道走进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

四、中庸之道与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任何事都是不偏不倚，即所谓中庸之道。这种机制使得中国建筑在整体上不曾出现欧洲建筑史上那种跌宕起伏的变化，始终沿着渐变的方向走到了近代。表现在建筑形式上，就是居中的思想，正所谓以中为贵。

西汉的长安城，就体现出了居中的思想，在西汉的皇城 里，重要建筑物，建筑群与都城中轴线的关系。汉长安城的中轴线是西安门至横门，再向南穿过南郊礼制建筑，宗庙与社稷分布其东西。都城中轴线的南段在未央宫 上，未央宫是西汉都城中枢，大朝正殿又是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大朝正殿即未央宫前殿，位于未央宫中央。都城中轴线南段即未央宫中轴线未央宫作为最重要的宫殿 就在其中轴线上。再如唐长安城，更进一步的体现了居中思想，而由于这种中轴线的设计，也使唐长安城达到了一种新境界。以至于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必要 材料。都城的主干道朱雀大街，是其中轴线，朱雀大街宽150米，是当时长安城最宽道路，它处于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而自南向北，依次有都城正门明德门，朱雀 门，承天门中轴线北端正对宫城南北排列的三大殿，太极殿，两仪殿，甘泉殿。它不但突出了大朝正殿，宫城正门，皇城正门，郭城正门的突出地位，围绕中轴线， 宫室，官府，宗庙，社稷，市场，里坊对称分布于中轴线东西。并且其每个里坊设计也体现了居中思想。

中国建筑文化源远流长，有丰富深远的文化哲理，重情知礼，以人为本，创作思维上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作为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技术和建筑文化有明显的地域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由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具特色的地方建筑文化所组成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建筑体系是一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谐调的完备统一的体系，古典建筑体系处处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征，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古典建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因此可得出结论古代建筑体系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两者之间更多深层的联系，以求对比当代社会文化状况，对传统建筑遗存进行理解和取舍；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对我们当代的建筑设计以某种启示，启发我们对于发扬传统建筑风格的精髓，指点我们对未来设计方向的探索。

总结

建筑作为一个文化形态，它既是人类文化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息息相关，各种观念，无时不在制约着建筑文化的表达和发展。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生活的方式，文化观念，美学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科技与人文同步发展的这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建筑文化也呈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建筑要有一个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却是永远的必然。

参考文献

古代文化论文篇3

“文化”内涵丰富，界定复杂。世界各国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概念界定，但至今未能达成统一观点。如，人类学者认为文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行为的总和;文化学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艺术、教育、修养、文学、语言、思维的总和;跨文化交际学者认为文化是人际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内出版的《辞海》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时间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见，文化概念宽泛，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包括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人类的各种观念礼数、风情行为、生活方式等都属于文化。其中，语言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文化活动，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亦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活动既然涉及到语言，就必然会涉及到文化。语言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催生了不同的语言架构。文化背景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语言的差异。离开了一定的文化环境，语言的产生便成问题。因此，只有具有文化特质的人类才有了独特于其他物种的语言。反之，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是用语言来表述和传达的，语言承载着文化，通过语言，文化得以记载、传播和延续，离开了语言，文化的表达和传播便不再顺畅。正是因为语言的差异，才需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由语言来充当沟通桥梁，即通过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方式。翻译的是语言，更是文化，翻译“是文化的翻译”。因此，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给语言的转换带来种种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增加语际翻译的难度。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翻译的影响

鉴于语言、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中医产生并发展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文字的影响

中医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化，其经典著作多以古文形式写成，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化色彩。汉语古文有时具有现代汉语没有的用法和意义，有时语言深奥、抽象而模糊，加大了中医翻译的难度。译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古文知识，理解原文的语义意义;译者还必须充分了解中医，理解原文的医学意义;译者还必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在文化背景里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意义。只有做到以上三点，译者才迈出了中医翻译的第一步。比如，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语言为古汉语，文中有很多现代汉语没有的词语，比如通假字、古今字等。翻译时要结合语篇，并参照注释本，才能明确其含义。比如，“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这里“空”就是通假字，同现代汉语的“孔”，“空窍”就是“孔窍”，意为“毛孔”，直接英译为“orifices”或‘externalorifices”较好。《黄帝内经》的首部英译本译者伊尔扎•威斯女士(IlzaVeith)由于对中国古汉语这一特殊词汇现象不太了解，将其译为“evilwouldcomeduringthisperiodofemptiness”，不仅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且没能很好地传递中医文化。

(二)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医的思维方式及其看病诊病治病方法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首先，中国文化重形象思维、重直觉，在语言使用上重意合，很多词语具有言外之意。而英语则重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文中语言关系明确，因而翻译时要特别注意汉语词汇的隐含意义向英语词汇的非隐含意义的转换。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三八!臣氢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这里“三八”是隐含意，意为“二十四岁”，可译为“Attheageoftwenty－four”，而不是字面上的“threeeight”。其次，中医强调整体，主张辩证治疗，强调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译者要充分了解这一文化现象，把握这种思维方式，才能做好中医翻译。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这里暗含着中国文化中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译者了解五行文化才能读懂原文，做出恰当翻译。第三，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即“天人合一”。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翻译特别要注意的。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鱼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按照现在汉语，其意思为:“凡是天地之间，六个方向之内，无论是地之九州，人之九窍、五脏、十二关节，都是和天气相通的。”

(三)文化哲学的影响

许崇信在《文化交流与翻译》中说道:“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深受中国文化哲学影响，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人文性。不理解中国文化哲学，是很难理解中医的，更不用说进行中医翻译了。首先，中医里一些人名具有文化特色，如“黄帝”、“歧伯”等。其次，中医一些常用术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如“阴阳”、“精”、“气”等。第三，中医里还有一些易造成文化误读的词语，如“春秋”(指年龄)、“百岁”(虚指，并不是真的指一百岁)等。对这些名称、词语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不理解，如将“黄帝”译为“EmperorHuang”或仅仅音译为“Huangdi”，都不能很好地传递其所包涵的文化意韵。更重要的是，中医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息息相关，其核心思想、理论机制及主要内容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反映和体现。如《黄帝内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以同类相应为规律建立其理论的。其精气理论是对道家“道”即是“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许多养生和治法理论是“道法自然”的产物。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旦盟，和于术数，……”这句话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原理，“其知道者”意为“懂得养生的道理”，“法于旦盟”意为“效法于天地阴阳的自然变化”，“和于术数”意为“调和于术数”。译者要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深刻理解“道”、“术数”等文化含义，才能对其进行翻译。

三、结语

古代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古代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古代文学 文化思想 文化素养文学与学术是两个 不 同的概念 ，它们 相互 区别 而又彼 此联 系。事 实上 ，我国的先秦时期所 谓“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 ：文 即是学 ，学不离文 ，这实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 ，也 即是 最初期 的文学 观念。所 以，先秦诸 子之文并非纯文学 ，其著作往往倾 向于学术 方面。我 们古代文学课上所 涉及的文学著作——《尚书》《论语》《孟子》《左传》等原典，都是思想性很强的学术著作。《道德经》洋洋五千言 ，是 老子重要 的哲学思想著 作 ，表达 了其对社会 、人生的深刻洞见。以我 们现在 的眼光看 来 ，庄 子的著作 是最 富于文学性 的。庄子的文章主“神 ”，其 精微处 与文艺 的神秘性 息息相 通。“神”

本是抽象 的概念 ，不可捉摸 ，难 以言说 ，于是不 得不利 用寓言 以艺事 相喻。

鉴赏庄子的文章宜别有会心 ，与作者 的精神相合一 ，才能得 其神趣。但《庄子》实为庄子哲学思 想的艺术再现 ，如 若不能深刻 理解庄子所 处 的时代 及其思想的深度 ，是无法对其作品有所会心的。

时至两汉 ，文化渐进 ，乃渐有 “文章 ”与“文学 ”之分 ：以含 有博学 之意义者称之 为“学”或“文学”；以美而动人 的文辞 ，称之 为“文”或“文章”，也才使文学与学术相分离。迨至魏 、晋 、南北朝 ，“文学”的含 义始 与今人所用相 同，且更有文 、笔之辩。可是 ，渐 归于 明晰的文学观念 ，经过 隋、唐与北宋两个 时期 的～再复古 ，又与先 秦时期没 有多大 的区别 了。文 以贯道 、文 以载道 的文学观使文学与社会思 想结下 了不解之缘。

所 以，中国古代 文学课学 习和研究 的对 象——经典 著作 ，其背后 总有着深刻 的社会与文化的渊源，这就要 求我们 的古代文学授课教 师不仅 要有足够 的文学素养 ，还要有足够的文化素养。

一、 系统的古典文化知识的架构系统 的古典文化知识是我们正确理 解原典的前提。 由于 时代 的久远 ，文化 的演进 ，古代文学作品 中所反 映的风俗 、礼仪 、制度、名物 等都发 生 了很 大的变化 ，如果不 了解这些 变化 ，不理解 文 中所反 映的种种 情景在 当时的实际意义 ，就很难真正读懂古人 的文章 ，更体会不到原典 的绝妙与经典 。

像《诗经》中《豳风 ·七月》的首句“七月流火 ，九 月授衣。”便 是极易 出现理解错误 的地 方。这里的 “七月 ”是 夏历的七 月，周人兼用夏 历。火 ，东方心星 ，大火 星。流 ，下。流火 ，火星渐 向西下 ，是暑退将寒 的时候 。所 以，紧接着便 是“九月授衣”。这说 明，早在上古 ，我 国人 民对 行星移动 和季节变化的相互关系便 有所认 识。对古 代文 学作 品的解 读，尤其 是先 秦诗文 的理解，像这样涉及到古代文化常识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没有系统的古典文化 知识 的架构 ，解读它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

风俗 、礼仪的演变也是理解古籍必不可少的准备。《诗 经》中有一首弃妇诗《卫风 ·氓》，以前的注家对此诗颇多曲解，如《诗序》说 ：“《t民》，刺时也 。宣公之 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 ，遂相奔诱 。花 落色衰 ，复相弃背 ……故序其事以讽焉。美反正 ，刺淫佚也 。”朱 熹的《诗集 传》也说 ：

“此淫妇为人所弃 ，而 自叙其事 以道 其悔恨之意也 。”都 以后来 的封建观点歪曲了本篇 的思想意义。实则《氓》诗产生的时代，黄河流 域还 是 自由恋爱的风 气，诗中男女主人公 自由恋爱而结合 ，后来男主人公 变心 背弃 ，给女主人公带来极大的伤害 ，所以诗中痛责男主人公“--=其德”的可耻。朱熹 的时代 ，已经是巩 固的男权社会 ，妇女的地 位极其微贱 ，她们几乎被 剥夺 了一切权 力。因而 当时的土大夫要指 责女主人 公这种 自由恋 爱的行 为为淫佚而 毫不同情 了。

二 、古代文化思想的了解前已述及 ，先秦诸 子之文 并非纯 文学 ，其著作 往往 倾 向于学 术 方面。我们 古代文学课 上所 涉及 的原典 ，都 是思想 性、哲学 性很强 的学术 著作。

即如《庄子》而言 ，其文学性和思想 性都是精妙 绝伦 的。《史记 ·老 子韩非列传》评说庄 子：“其学无所不窥 ，然其要本 归于老子之言 ；故其 著书十余万言 ，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跖》《脑箧》以诋疵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术……然善属书离辞 ，指 事类情 ，用剽 剥儒 、墨 ，虽 当世 宿学 ，不能 自解 免也。其言汪洋自恣 以适 己，故 自王公大人 ，不能器 之。”概 括 了他 的思 想特色 、学术渊源 和文章风格。实 则庄子奇 丽的语 言 ，寓言 的表达 形式是 与其思想的深奥奇崛相 吻合 的。

《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 ，从思 想上或艺术 上讲都是《庄子》中的代表作品。它主要说 明庄子追求绝对 自由的人生观 ，指 出大至高飞九万 里的鹏 ，小至蜩与学鸠，都是有所待 而不 自由的 ；只 有消灭 了物我 界限 ，无所待而游于无穷 ，达到无 己、无功 、无名 的境界 ，才是 绝对 的 自由，这就 是逍 遥游。这种绝对的 自由在现 实中当然是 不存在 的 ，它存 在于精 神层面 ，能使人摆脱现实名利的羁绊 ，与物合一 ，从而保 持完整 而高 尚的人格 。现 代人解读《庄子》，逍遥游 的境界是最难 以把握 的，这是 因为几 千年社会 文化的变迁 ，使庄子的这一思想几乎 已成绝 响。在庄子 看来 ，天地宇 宙之 大 ，可 以任我遨游 ，“我”与万物各保其天 性 ，和谐相 处，自由发展 ，在尊重 自然的 同时也保持 了人的独立与完 整。汉代的大一统之后 ，儒家思想一直 占据着思想界的主导地位 ，庄 子式 的浪漫精神逐渐被边缘 化。儒 家强调 的是现 实和功利 ，儒家理想也更多打上 了人 为的烙印 ，“人定 胜天 ”的思想在极 大地激发人改造 自然、改造社会 的能力的 同时，也使人 与 自然的和谐 遭到 了极大的破坏。庄子这种超越 名利超越人为的 自然主 义的理想 ，现代人是很 难理解的。而不了解庄子思想的精髓，便无从领略其文章之精妙，更无从继承这么宝贵的文化遗 产。

三、原典的正确解读正确解读原典 ，必须以对古代社会文化 、哲学思 想的充分 了解 为基础 。

但文学毕竟不同于文化 ，虽然先秦学 术与文 学不分界 ，但我们 学 习原典是作 为文学作 品来 解读 的，所 以还要从 文学 的角度 去理 解和把 握 作品。只是 ，如果我们不 了解其时的文化思想 ，文学的分析便无所 附丽 。

屈原 的抒情长诗《离骚》是古代诗歌的杰 作。《离 骚》为我们 塑造 了一个坚 贞高洁 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 象 ：他勤勉 不懈地 坚持 自我修 养，希望引导君王 ，兴盛宗国 ，实现 “美政”的理 想，但 由于党人的谗言和君 王的动摇多变 ，使 自己蒙冤受屈 。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 ，屈原 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 之可惩 !”显示了坚贞的节操。 了解 了屈原 的时代和屈原 的为人 ，我们才能够理解 屈原对楚 国黑暗腐 朽政治 的愤慨 ，和他热 爱宗国愿 为之效力而不得的悲痛和哀怨。对这样 的政治抒情长诗 ，了解政治是理解诗人感情的前提 ，而作 为文学 的分析 ，我 们的重 点还是在 于诗人 抒情的方式。象征手法的运 用 ，丰 富意象 的驾驭使屈 原笔下的一草一 木都有 了隐喻 的意义 ，诗人 为他们 一～ 涂上感 情 的强烈色 调。更 有神话 故事 的 引入，在诗中营造了一个神奇诡异的意境和氛围，让我们似乎听得到屈原一颗爱 国之心的强烈跳动 ，感 受到他急 促的 呼吸 ，看到 他卓然特 立 的伟 大人格 。这种文学手法的开创 性运用 ，显示了屈原文字的无尚魅力 !《离骚》作为古代诗歌的一座高峰 ，成 为流传千古的伟大传统 ，便是 自然之理。

解读古代文学作品不同于解读现代文 ，对现代 文的把握更重 要的是对作品本身的感知与感 悟 ，至于 作 品赖 以生长 的土壤——社会 与时代 思潮 ，毕竟我们身在其 中 ，会 自然地融入到对作品的理解 中。而)要理解一两千年前的古人的思想，再 现他 们的音容笑貌 ，就没那 么容易 了，需要我 们沉潜 下去 ，透过 文字 与古 人息息 相通 ，感 他们所感 ，悟他们所悟，与古人 为友。又要入而能出 ，把他们所思所 感形象地传达给现代的年轻学生。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非易事。毕竟，我们当前的社会与时代盛行着一种浮躁的风气 ，五花八 门的思想 与观念 已经像 因特 网一 样深入到每个 人的日常生 活，古人 的那一套修 身养性 的作派 ，那 种观察社会认识社会的眼光，在现代人看来早已经过时，相当一部分学生已经很难耐下性子聆 听老 师的教诲 ，甚至一部分教师也在快节 奏的现代社会停不下急匆匆的脚步去感悟 古人 。所以 ，原 汁原味地 再现原典 ，准确把 握古代／文学作品的真正意蕴已经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更需要古代文学课的教师们拿出更大 的毅力沉潜 自己。

古代文化论文篇6

一、中国古代色彩的“青色”光学原理

中国古代色彩文化观中存在着“尚青”观念，这在中国古代色彩思维观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让我们先对“青色”的科学特性作一个分析。青色（以靛蓝为典型）是490-440毫微米波长的“青光波’（蓝光波），它在人眼视网膜上的成像位置最浅，在空气中辐射的直线距离短。和红色、黄色相比，“青色”是最能让人眼久视的颜色。因此在色彩光谱中“青色”（蓝色）是人眼的“亲和色”。从中国古人生存的外在环境特征来看，“青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生理和社会心理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反馈。中国古人的“尚青”倾向更是由大自然“青色”绿色生态而引发的。它是人类与大自然“天人合一”哲学的最高境界。“青色”它象征着自然生命和绿色生命。中国哲学的“道家”也是主张师法“自然”的。道家尚“青”、“静”、“阴”、“隐”，以上这些现象正是于“青色”的文化品格相吻合。而以道家哲学为依据的中国传统诗文书画正是把“师法自然”作为艺术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由此可以看出道家也是最崇尚“青色”的。“青山绿水”、“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无墨千古画；流水无旋万古琴”常被用来形容文学家“咏绿”、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最高审美与精神境界。

二、中国古代色彩哲学思维观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形成了以先秦哲学、两汉哲学、佛教哲学、宋明理学的四大哲学体系。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商时代。早在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苑》就提出五行学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作为构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属于五行哲学，“五行”中的色彩象征，表现出中国古人以自发性哲理，从天地四方和自然物质基本属性在四季变迁中宏大的时空变化进行倾向性色彩把握。中国远古先民们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而衍生的对色彩的“尚青”倾向表明中国传统的色彩属于象征性的色彩表现体系。这种内在的色彩思维性质与外在的宏观宇宙相对应的密切关系是中国色彩象征性表现性得以持久的重要原因。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宇宙万物客观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中国古代色彩观属于五色和丹青色彩体系，“五色”即青赤黄白黑，丹青即红和蓝色，它广泛表现在中国传统绘画及中国工艺美术制造方面。《考工记》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一部手工艺制造的理论专著。其中就有记载中国传统五色在织物练染技术和服饰运用的历史文献。《考工记》中的“设色之工五”即“画、缋、钟、筐、巾荒”五个工种，它们均与练染、纺织工艺密切相关。这种专业分工，标志着当时社会对服饰美化及服饰生产的专业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除“巾荒氏”、“钟氏”外，画、缋、筐三工属施彩。“画缋之事，杂五色。”“画缋”是在织物或服装上用调匀的颜料或染料局部涂画，或用彩丝刺绣，形成图案花纹。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可见《考工记》中对五色所代表的天地宇宙时空的方向已有了明确界定。人们赋予五色深邃的哲学内涵。到了唐代人们将服饰与中国传统色彩联系起来。并产生相应的哲学观念。天皇氏尚青、地皇氏尚赤、皇帝氏尚黄、金天氏尚白、高阳氏尚黑，把金、木、水、火、土五行作为解释宇宙生存的理论核心。并与白、青、黑、赤、黄相对应起来以表示西、东、北、南、中五方。把季节与颜色对应起来：把夏与赤、春与青、秋与白、冬与黑相对照。唐代人们把中国传统色彩运用于服饰，规定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以上事实证明唐代人们已把色彩与宇宙时空联系起来并与人们的精神世界贯穿在一起。色彩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成为我国历代服饰尊卑等级的重要标志。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建筑色彩，中国古代建筑色彩南北方形成较大的地域差异。这和中国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不同密切相关。北方建筑强调色彩的对比，色彩具有鲜明活泼的特点。北方的古代建筑以朱红和蓝绿色为主要色彩基调；而中国古代南方的古代建筑色彩往往形成淡雅柔和的审美风格。以粉墙黛瓦、墨绿的梁柱为主要色彩的审美特征。这些色彩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运用法则则具有“意象性”的审美特征。中国古代的文化思维有“意象性”特点，表现在色彩观方面则具有意象色彩的审美与情感体验特征，因之笔者将沿着意象色彩方面展开探究。从色彩的主观属性来讲，色彩象征是东西方各民族运用色彩的主要精神内容和依据。而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则属于主观和想象的色彩范畴，这种表现特点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五行儒道家哲学特征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纽带。

远古时代的先贤们，更是用色彩来“抒情”、“言志”，他们深悟“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的哲学意蕴。同西方的色彩观念相比，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则更趋人类艺术精神深层次的超前表现性。他们在中国史前的原始的岩画、崖画、洞窟壁画中普遍使用寓意性的色彩符号，表达了他们对远古宇宙洪荒的审美情感体验。中国古代画家源于自然而产生的意象色彩思维观表现出他们通过绘画实现自我精神超越的审美价值取向。而作为意象色彩观中“五色”色彩体系中，“青色”被排在“五色”之首。表明中国古代色彩画家对“青色”有一种特有的钟爱。“青色”作为一种特有的“青色文化现象”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各门类中，并作为一种至高的古代色彩文化价值观而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重视。翻开中国古代美术史典籍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青绿山水、青花瓷器、蓝印花布、历代平民的“青衣蓝衫现象”；中国古典文学中对绿色的“吟咏”；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青色人文景观设计理念无不渗透着青色文化的观念。我们再来考证一下中国古代的瓷器文化史。青花瓷器是中国瓷器中的大宗品种，也是单色瓷器流行时间最长的品种，堪称中国“青色文化”的标志；蓝印花布是花布中唯一的单色花布，历史悠久且广泛流行于民间，和中国布衣的“青衣蓝衫”现象一同构成中国历代服饰文化的主流。中国的山水画自两晋隋唐以来一直以青绿山水为主，且具工笔重彩风范。其色调直取大自然之青调。表明中国古人爱山水爱自然，也意味着爱绿色。《中国美术辞典》青绿山水条载：“清代张庚说：画，绘事也，古来无不设色，且多青绿中国山水画，先有设色，后有水墨。设色画中先有重色，后来才有淡彩。”李思训是唐代工笔山水画的一位代表性画家。他师承展子虔青绿山水画风，创金碧青绿山水之先河。其画境隽永奇伟，用笔遒劲；色彩明净典雅工整富丽，富有装饰性。他的代表作《江帆楼阁图》堪称是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史上的杰作之一。盛唐时期是中国山水画由工笔山水转向文人水墨山水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山水画在中国山水画史上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中国古代诗歌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的无以数计的“青色描写”，也体现出中国古人亲和于“青山绿水”的审美心理倾向以及浓郁的“青色”观念。其“青色”观念与人类生存环境中的自然山水、古典文学中大量的“咏青诗句”和“青色描写”（如：青青杨柳、草色青青、绿水青山、春风又绿江南岸等，数不胜数）一脉相承。以上现象足以表明中国古代的色彩观中存在着明显的“尚青”倾向。

三、中国古代色彩“尚青”倾向的文化渊源

色彩是一切视觉艺术、视觉文化的第一要素。人们从现实生活的平凡事物中发现色彩变化之美。并对色彩的物理特性和审美特性进行审视，从而唤起人们对色彩的情感体验。赋予色彩以各种文学哲学寓意。我们从对中国古代传统色彩的考证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色彩存在着明显的“尚青”倾向。如常用词“丹青”、“青史”、“万古常青”、“青春”、“垂青”、“青睐”。“青史”之“青”固然与竹简的竹片原色有关，但“丹青”乃取“丹青”颜色之不易推色之意，用它写史可以表示永恒的寓意。古人认为“青色”是一切颜色的“标准色”（青，丹青之信必然）。“青色”是古人心目中具有色彩象征的隐喻。青字从丹，说明“青色”在五色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把丹色归入在“青色”观念之中，“青”统摄着“丹”。这表明古人对中国“五行”色彩已有对立统一的意识了。依笔者所见，青可以代表色彩中的“丹青”之意，而丹青在古代又指一切色彩，于是“青”就成为一般色彩的代名词。另外“青色”在古代“五色”中居五色之首（青、赤、黄、白、黑），中国古代色彩观用“青色”来代表“中国古代色彩的标准色”也是合乎情理的。古人重视“青色”表明古人在色彩思维观中“以青为主”、“以青统色”的独特色彩观念。“青色”在色彩思维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在色彩表现上趋向于“质朴而单纯”的原因所在。这和中国古人的色彩观、哲学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再来分析一下“青”的衍生字。中国古代色彩观是一种哲学观，它和传统哲学中“生”的范畴是分不开的。《说文解字》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即认为“青”字从“生”。这表明古人从大自然植物生长时呈现的“青”色而赋予“生”（生命、创生、生生不息、生长、生活）的哲学内涵。“生”，是生命、生长、生发等意义，但它的意义恰恰也是从“青”颜色的启示而得到的。“生”与“青”在象形色彩两方面同出一源，都源于人类对植物的观察和视觉思维、色彩思维。于此，形象思维与色彩思维同源，观形和观色同“源”。因之“青”，生也，“生”，青也。“青色”与一切生命之“生”的哲学意蕴水融；再来看“青，丹青之信必然”，说明古人把青色看成一切色彩的必然颜色。《说文解字》训：“分极”，意即“标尺、标准”。也就是说：“青色”是一切颜色中“真实可信”的标准色。“青，丹青之信言必然”，无疑是古人丛观察体验色彩现象中的“青颜色”而得到的色彩经验与视觉审美感受，也是一种对青色观念的抽象表达。“静”，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静”与中国古代色彩现象中的“青色”观念十分密切。“静”，从“青”。“青”作为“静”字的义符，无疑与青颜色相关。《说文解字》曰：“静，审也”。徐锴注：“静，丹青明审”。王筠注：“彩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两者训义一致表明，中国古代“静”的概念直接与色彩现象相关。“静”字从青”，且“青”通“静”，说明“静”与“青”在颜色上有关联之处。“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更反映了中国古人能够体验到青颜色具有宜人眼的特性，并从中体验到静思的能动性“审”而得到的视觉审美感受。从而实现主体之静与客体之静的哲学高度统一――“静”范畴。“静”范畴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哲学概念，它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除“静”字外，还有一组和“静”字有关的字如“情”、“清”、“睛”、“倩”、“靓”等它们都以“青”字为部首。或用其声，或涵其义，大多与“青色观念”有关。“情”，据《说文解字》训“人之阴气有欲者”。“静”通“情”，“青”通“静”，因此“情”于“青”意义相通。“清”，作为哲学名词指“冲和之气”。“清”通“青”如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引叶德炯日：“清”、“青”古通。可见“清”与“青”有着缘渊关系。以上所举的一组“青”的衍生字从字义上似乎相差较大，但它们确实给人们传递着类似于“青颜色”的色彩思维信息。古人由此而引发“青”，生也，丹青之信必然”、“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等观点。说明中国古人已将色彩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同样表明中国古代色彩“青色”观已于人类生命宇宙现象息息相关。

四、对中国古代色彩“尚青”观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色彩的“尚青”观是中国古代色彩中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文学家、艺术家们把这种现象视为他们自身追求的精神皈依。中国古代艺术家们一贯以丹青作为对色彩的形容，色彩被看作是一种影响人们心灵的力量。“青，丹青之信言必然”真是古人对“青色”作为“标准色彩”的普遍信念。“青色在中国古人眼里成为观察和认识事物“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理想价值标准。当然，应当指出，中国古人“尚青”，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青色”的偏执。在中国古代色彩通论中就有“色无一文、五色错交而成文、色里胶青”的论述。中国古人以“丹青”、“五色”来形容色彩现象，说明中国古人对色彩的唯物辩证思维观。只不过“青色”在“五色”中更具有理性与标准色的色彩意味。这正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出于自然而归于自然”不谋而合，这也是中国老庄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色彩通观中的有力佐证。体现了中国古代色彩“尚青”观在中国古代色彩观中的核心价值地位。

古代文化论文篇7

作品能不能留存后代，在当时有没有“洛阳纸贵”很重要。假如现在有某个作者写了一本非常可能引起轰动的著作，但是投稿到出版社没有得到编辑的肯定，未获出版，作者本人也放弃了，那么一部名著还没出世就胎死腹中了。如果这部书出版了，不幸当时有其他的书或者别的事件耽搁了人们的欣赏，过了一段时间它的新鲜期也过去了，那么一部名著由此就变成平平之作了，没有再版，过了几年哪里也找不到了。所以，作品在初出世时没有能够一炮打响，以后再想崛起就很困难了。可能一年后，几年后，几十年后，这作品已经难以寻觅，寂寂无闻了。很多经典名作是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广为传布，在传播的广度上达到了最大化。如左思《三都赋》写成后，受到著名文学家张华推许，皇甫谧作序，张载、刘逵作注，因而名噪一时，洛阳纸贵，流传至今。白居易的《长恨歌》写成后，时人争相传唱，引起很大轰动，甚至传到日本。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自夸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此增价”。苏轼作为当时文化名人，作品传播也极快极广，曾敏行《独醒杂志》载：“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红楼梦》尚未完稿，就被四处传抄注释，许多人续写，所以留下多种版本，至今已形成煌煌“红学”。清代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作品要被永久认可，首先要保证在当时就能够领。作品好与不好，其实还是当时人说了最有权威性，因为当时人的接受是在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最好的解读。文学作品不是名画，往往要到作者死后几百年才拍出天价。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其生命力成正比，它等不及迟来的肯定。《秦妇吟》在当时取得了极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正是它能在失传的一千年中始终保持美名的重要原因，也是它在敦煌重现天日后能再次放光的原因。韩云波在《<秦妇吟>之谜的传播学阐释———兼论中国传统文学传播的特殊规律》一文中谈到关于作品的轰动效应与恒久价值时说：“轰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共时关系，在同一时期拥有最广大的接受者，恒久价值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历时关系，即拥有接受者的时间尽可能绵长久远。由于士、庶各自主要运用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不同，恒久价值传播者主要是士，轰动效应的传播者是庶。在具体鉴赏实践中，他们往往都只代表一个方面，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轰动效应主要在社会热点和重大题材中产生，多数未经缜密的理性思考，缺乏及时的理论指导，停留于感性层次。但它代表了一般社会心态，仍有极大的价值，尤其在传播的劝服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促成社会意识的变革。士在淘洗作品的过程中，留下耐咀嚼、有深层意蕴的东西，抽象为理论，产生跨越时代和地域、揭示人类共同价值、反映历史时代的效果而长久留传。”《秦妇吟》的轰动效应，有敦煌十种写本为它作证，它的历时性传播，也就是它最终的经典化，首先得益于此。

二、书面传播的影响

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作品最重要和最正式的流传方式是书面传播。周天子将各地收集来的民歌编成《诗》，方使其跨越千年，吟诵至今；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决定将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所以为万世鉴。历史上文人都喜欢将自己作品结集成书，以为一世功业。即使在一个乱世，影响鉴赏和传播的偶然因素很多，能否结集出版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如五代乱世，若非《花间集》的收录，我们又怎么会了解到唐末五代那些词人、记住那些词作呢？而是否被收入选集，收了多少作品，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些作家在后代的评价。在韦庄六十八岁的时候，其弟蔼曾经将他的作品结集为《浣花集》，其序云：“辛酉春，应聘为西蜀奏记。明年，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蔼便因闲日，录兄之蒿草中，或默记于吟咏者，次为，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唐宋词人年谱》：“案今存端己诗，《浣花集》十卷，二百四十六首。”其中并无他的成名作《秦妇吟》。在当时的各种总集中，也收入韦庄诗不少，如“《全唐诗补遗》七十首”，“庄诗见于《全唐诗》者比此多三十余首”，也并无此诗。韦庄诗词，散佚甚多，但因《浣花集》、《花间集》的收录，留存下来的也不少，然而他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秦妇吟》却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留美名在后世了。

三、题材选择的影响

战争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事实上，爱情的影响力可能要比战争大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一般也需要有爱情的点缀方能有更强的吸引力。文学作品能否永久留存，与其题材选择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同为长诗，《长恨歌》、《琵琶行》便因其选择的题材是自古至今能打动人心弦的爱情和人情冷暖而广为传布。文学的功能，就是能在最大层面上表现最广泛的人性。否则，过于独特的自言自语，有谁能理解和欣赏呢？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历代士阶层读得多些，普及率显然不及白居易风情诗，毕竟关注天下事的有政治家胸怀的人要少一些。而《秦妇吟》选择的是唐末乱世的战乱题材，这种经历和情感，在当时一定会打动很多人，然而世易时移，便不再容易引起共鸣了，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呢？又有多少人愿意从诗中去感受那些残酷血腥的场面呢？另外，这个题材的选择有时效性，黄巢起义在当时是极大的新闻事件，天下关注，这当然也是此诗当时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新闻效应过去，便失去魔力，因为新闻年年有，新的事件很快会夺去人们的注意力。仅仅五六十年后，已经是大宋的天下，梁唐晋汉周已更替一遍，其间已发生过多少人间悲欢，谁还会去絮叨唐末那场起义的惨状？整首诗是以一个长安贵家姬妾自诉其苦的形式进行的，正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诉说自己的悲剧命运，一开始还能引来一群人听，留下同情的泪水，后来听众越来越少，再后来，她一张口即被别人打断。

四、篇幅的影响

总体来讲，篇幅短的诗要比长的诗容易流传一些。能背诵《诗经》中某些篇章的人很多，能全文背诵《离骚》的人很少；能背诵汉乐府的人很多，能背诵汉大赋的人很少；能背诵李白《静夜思》、杜甫《绝句》、白居易《赋得古草原送别》的人很多，能背诵《长恨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人很少。中国古代诗歌选择五言、七言的律诗与绝句为主要形式，实在是以抒情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幸，否则在教育水平低下的年代不可能有广泛而强劲的传播。韦庄《秦妇吟》作为最长的唐诗，其最后销声匿迹可能与其过长的篇幅不无关系。首先，其未收入《浣花集》，就可能是篇幅过长惹的祸。张天健《<秦妇吟>讳因考》分析前引韦蔼《浣花集序》的话说道：“照韦蔼说‘因录兄稿，或默诵者’，那么，有的诗是靠回忆编录的。而像《秦妇吟》这样鸿篇巨制罕见的长诗，加上年代久远，颠倒混乱或遗忘就可能是意料中事。这也可能是《浣花集》不载的原因之一。”此外，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篇幅也成了一个拦路石。从敦煌抄本来看，当时这首诗主要通过抄录、讲唱等方式流传，抄录的人大多是寺院沙弥、学书者，篇幅如此之长，在它所反映的事件已不再是社会热点之后，又怎能吸引那些写书的人呢？讲唱，这样的篇幅大约也要费不少功夫去背诵，听的人要有耐心才能听完，这样慢慢就失去了民间传播的渠道了。五、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因素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题材上看，选取政治因素是会有很多偶然因素的。比如《秦妇吟》这样选择政治热点事件的，在此事件过去之后，作品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因为政治事件很容易成为新闻事件，具有极强的时效性。第二，容易触到敏感神经，各种明的暗的力量会影响作品的传播和评价。如《秦妇吟》后来被作者自禁，虽原因至今仍在讨论之中，但不管哪种具体原因，最后都是怕触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和脸面，为作者自己带来祸端。第三，因不符合当时政治主旋律，被强行打压。被秦始皇毁了的无数书籍，被政府下令禁止的《西昆酬唱集》，被毁版了的《江湖集》，被禁演的《长生殿》，被政府舆论压制的无数其他作品，都是显例。即便在当时当世没有与政治挂钩，也难料在后世会忽然生变。如岳飞《满江红》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刻就红了起来，《秦妇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狠批。当然，被打压的一些作品却排除了命运的艰难一直流传了下来，甚至因为人们某些奇特的心理，愈禁愈火起来，前举数例便都是成功流传下来的代表。

五、结语

古代文化论文篇8

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载体，“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书院尤其重视道德教育：订立学规，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约束规范士子的行为；祭祀先圣先贤，以此树立楷模，引导士子见贤思齐。通过各种制度的实施，书院培养出许多传承忠孝之道的伦理型人才。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令人动容。南宋末年，元军包围长沙三个月，“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序》）。饶州城失守时，白鹭洲书院的创建人江万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儿子也相继投入池中，以示“与国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德佑（1275年）初，元军进逼宋都临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毅然应诏募兵勤王。临安陷落后，文氏仍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军所俘，从容就义。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激励过无数代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见，书院对士子进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浅。书院还直接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问津书院明代山长萧继忠与某屠户的对话极为典型。萧氏在一屠户家避雨，屠户问道：“萧先生乎？近来所讲何学？”萧答：“不过平常日用事。”屠户又问：“所讲某等亦可为否？”萧答：“何不可，即如尔业屠，戥称如制即是圣贤事……今教尔每事只要问此心安否，心不安处便不做，便是圣贤学问。”（《问津院志·讲学·记萧康侯逸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萧山长几句深入浅出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屠户的心灵，使其从此以后“悉改向所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贤、鹭州两书院设坛讲学，在讲到“长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时，“有兄弟具牒互诉者亦在坐，听毕相持大恸，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杨家骆：《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东方杂志》第37卷第15号），兄弟俩尽弃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赞曰：“然则书院之设，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关于世教岂浅鲜哉。”（《问津院志·艺文·讲学原序》）

书院的知识传播功能

书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首先，书院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优质师资。“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这句话说明，在古代中国，读书做官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书院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提出士与利禄相分离的主张，认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 学习 、 研究 及传播学术文化知识。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从宋代起，书院产生了一批以学术与文化教育为终生职业的平民学者，他们“或教小学养生”，使得穷乡僻壤也能传出琅琅读书声。其次，最基层的书院成为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体机构。古代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广袤的乡村山寨，远离城市，且“其居去庠序远”。为解决子弟受教育的大事，当地人在本乡本土建立家族书院或乡村书院，聚集藏书，择聘名师，招收本族、本乡子弟读书其中，从而使“文风日盛，学子日多”。乡村书院在全国分布极广，数量极为可观，承担着僻远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任务。再次，明代书院的开放讲学，以及儒学诠释的世俗化，带来文化学术的下移。王阳明提出“圣愚无间”的致良知之说，在“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书院纷纷向平民百姓开放，据载：“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张鼐等：《虞山书院志·会薄引》）王门学者将儒学的深奥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语向百姓宣讲，并逐渐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过去只能在庙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 理学 道理，过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学术由上往下的转移。

书院的学术传承功能

古代文化论文篇9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

中国法律儒家化起始于西汉。西汉初期，中国经历了秦王朝多年的严刑峻法加之秦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楚汉战争。可以说，这是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汉帝国统治者在一个凋敝的百废待兴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吸收了秦朝统治者严刑峻法、实行暴政的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了“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这实际上是用道家学说来弥补法家学说的不足。清净无为继而无为而无不为，汉朝也终于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使帝国的的经济力量得以恢复、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于是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

到了汉景帝御宇期间，形势已经在逐步发生变化。在内部，文景之治为帝国的经济复苏做出巨大的贡献，但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许多棘手的问题。例如，西汉初期实行的国家结构和组织形式是一种“郡国并行制”。地方诸侯的势力削弱了中央皇帝的权威。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被平息，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不和谐直至武帝初期仍比较严重。在外部，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崛起对大汉帝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统治者急需一种更为稳定、更为有效的思想和制度来安邦定国，而中国法律儒家化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顺应时势地展开。

西汉大儒董仲舒无疑是这运动的重要贡献者。他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再结合部分法家思想，创造了一种左右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法律观的初级形态。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帝国展开，进而产生了对中国古代法律具有重要意义的“德主刑辅”原则。“德主刑辅”的理论根源来源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即“天人感应说”、“人性论”、“犯罪根源说”。他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罚。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偱以为行也。”董仲舒有天道大者在阴阳进而认为天之任徳而不任刑，为“德主刑辅”找到了哲学上的依据；同时由“犯罪根源论”推出统治者应该宽缓刑罚、重视教化。

在汉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首先把儒家的伦理纲常树立为立法的根本依据和原则。最具典型的就是确立了所谓的“三纲五常”的法律地位。三钢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法律中规定了冒犯皇帝尊严的罪名有不敬、大不敬、诽谤、非所宜言、不道；还规定了危害皇帝安全的、权威以及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如矫制、僭越、大逆不道等均体现了“君为臣纲”。汉律中还规定了“不孝”罪以体现“父为子纲”。而“婚后女子若有不孝。无子、、嫉妒、多言、恶疾和盗窃行为中一种者，即可被其夫休弃”。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汉朝统治者将这些注入法律之中，视违反这些所谓伦理纲常之行为为犯罪。

法律儒家化还重点体现在适用原则上。具体说来，包括：尊老怜幼原则、亲属相隐原则、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原则。“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代表了统治者所谓的：“仁政”，体现了“尊老怜幼原则”。而法律允许亲属间互相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正符合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至于犯了法的贵族官僚，必须先向皇帝报告，由皇帝决定刑罚的减免与否。如此维护贵族官僚之特权，明显违背了法家“刑无等级”的原则。

汉朝法律的儒家化还体现在司法制度的儒家化。例如在许多诉讼制度如告劾、逮捕、鞫狱、覆案方面均可以体现司法程序上的儒家伦理规范的特点。而真正在司法制度的层面上的重要举措在于“春秋决狱”、“秋冬行刑”和“录囚制度”。董仲舒认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决狱，把儒家思想内容和精神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把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和动机作为断案的依据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对法律的渗透。汉代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起点，它为政治上早熟的中国粗略地稳定了内政外交的格局和模式。儒家的思想逐步与法律相结合是这一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典型特点。

及至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分裂又大融合的动荡时期，法律儒家化却并没有停滞而是继续发展深化。儒家思想继续向法律全面渗透，开辟了儒法结合的新途径。首先、封建五刑制度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它的特色是以劳役刑和身体刑为主。在封建等级特权方面，出现了“八议”之法和“官当”制度。其中，“八议”之法使封建贵族的司法特权得以公开化；使得部分官僚取得了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封建等级特权。而法律允许贵族官僚用官品的爵位抵挡徒流罪则使法律对封建等级特权的维护更加严密。在罪刑确立标准方面儒家化的进程也很迅速，比较著名的是出现了“准五服以治罪”和“重罪十条”。“准五服以治罪”是对于亲属间的互相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定罪量刑。它反映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父权、夫权思想，强调了上下、尊卑、贵贱、亲疏的封建等级秩序，实质上是“同罪异罚”原则在家族范围内的体现。而“重罪十条”涉及到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各个方面，包含了儒家伦理纲常的基本内容。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家族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这一个大时期儒家思想法律化的特点主要在于以礼入法，法律儒家化继续深化。

到了隋唐时期，隋文帝杨坚的《开皇律》使中国法律儒家化在法典形式方面初步定型。它确定了封建法典体例、确立封建五刑、定型“十恶”、进一步扩大贵族官僚特权。但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完全形成则在唐朝。唐朝法律的最大特点在于“德主刑辅、礼法并用”而《唐律》更被称为“一准乎礼”。“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唐代，统治者力图做到德刑相济、礼法并用，即重视“德”的指导作用，又不放弃刑罚的使用。《唐律》十分重视以礼为立法依据。严格维护父权、夫权、族权。赋予尊长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力并进一步确立男尊女卑而且严格要求婚姻制度与儒家礼治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唐律》最终完善了封建伦常关系和嫡庶之别”。此外，《唐律》在以礼注释经典、完善司法原则与制度方面都将法律儒家化完善地巩固下来。可以肯定地说，唐代这一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定型时期最终完成了整个封建帝国的礼法合一。

二、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根源和本质特征

中国法律儒家化之所宜有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宜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各学派对于如何治国、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治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儒家思想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墨家的思想一“兼相爱、交

相利”为核心。他们还要求“赏当贤、罚当报，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的《老子》坚持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则更宣扬了一种法律虚无主义。这诸子百家唯有坚持以法为本，奉法令为岩性准则、严明赏罚的法家以“法、势、术”结合，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帝国。但遗憾的是，发家的严刑峻法难以长久地、合理地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有了长期的历史实践，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之子百家的学说，我们很难找出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一种学说都难以始终维持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难以单独依靠先秦的儒家思想。如史家所言，汉武帝乃至中国历代许多君主所实行的策略可称为“外儒内法”。所谓中国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一达成二者的统一：从思想根源上将“宇宙观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的工具。

三、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解、总结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漫长历程一根源在于认识它的真正影响和意义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全面地、机动地观察这一历史纵深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评价中国法律儒家化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两汉至隋唐为重国法律儒家化的产生、发展、完善时期，这一过程一旦完成，其法律思想、等级观念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长久遵循的大原则和实质上的“宪法”。因而隋唐以后的封建社会为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继承时期。

在从两汉至隋唐漫长的历史中，法律的儒家化随着自身的演变发展的确为封建秩序的建立反而会了十分积极作用。众所周知，我们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强调维护三纲五常，强调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它的发展恰如其分的顺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步加强的历史趋势。可以说，中国法律儒家化正是基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法律儒家化是统治者对帝国的统治方式日趋完善。所以，至唐代法律儒家化完成时，中国得以诚如完备的封建法制成为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而与此同时，中华法系中宗法思想指导立法与家长制的经久不破相呼应这一基本特征已经基本完善。

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从长远看，中国法律儒家化并不能保持封建社会的长久不衰，因为它本身就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继承时期，法律儒家化所确立的等级制度、立法思想、道德标准被大肆吹捧、大肆扩大和强化。然而，封建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如分散的小农经济、土地兼并、财政收支不平衡、管制的弊端、道德问题和技术问题的严重分化等深层次的问题的暴露无遗已预示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在慢慢的走向覆亡。封建社会的衰落不可避免、他的衰落决定了仅仅以维护法律儒家化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相反的，当一个制度的光辉发展到极致时它就极有可能走向反面。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所带来的深层次的隐蔽性的严重问题也在封建社会后期越发不可收拾。

问题首先在于，法律儒家化使审理案件、定罪量刑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主观化。例如，“春秋决狱一儒家经义内容与精神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实际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审判原则”。这样的定罪量刑显失公正客观但无疑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产生巨大影响。而“原心定罪”从道德立场出发，过分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而相对忽视了犯罪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酷吏任意出入人罪打开方便之门。

其次，儒法结合重在礼法合一。长期地坚定地实行礼治，纳礼入律、深刻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三纲五常、家族等级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造成了中国特有的“讲礼有余、然理性不足”的人格特点。而这“讲礼不讲理”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的民智难开。

第三，法律儒家化建立了合理的封建法律秩序。这秩序稳定而具有威权，然致命性在于它显失公平。在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同罪异罚”的原则；到处可以看到维护贵族官僚特权的制度。尊卑贵贱等级森严是特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即可产生腐败。于是，在对违法官吏的特权维护下，产生了许多外表仁义道德实则虚伪腐败的封建官僚。而所谓的民主在此社会中是无从谈起的。

第四，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另一个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将“天下为家”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国人心中。在古代中国，任用官僚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孝”。历朝历代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因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白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拧成舒服中国人的四条绳索。前面也曾提过，宗法思想指导立法是与家长制的经久不衰相呼应的，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因而在中国古代，不孝者则必定不忠；造反者必为大逆不道。“因为如皇帝经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个人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皇权至上、天下为家”，一国即一家，皇权即整个帝国至高无上的父权。这一点成为中国封建性始终难以产出的历史根源、阻碍着“天下为公”前进的步伐。

第五，中国法律儒家化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等级，注重道德、关注礼教。更重要的是它注重人的作用，主张“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有治人无治法”。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所实行的不过是“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的君主专制，是以言代法、言出法随的人治。而人治注定了难以长久地把国家推向富强。起先具有积极意义的儒法结合、礼法合一最终也免不了成为“吃人的礼教”；成为中国近代法制化的阻力。直至清末封建王朝行将覆灭之际，封建统治者仍宣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由此可见，中国法律儒家化所奠定的人治基础及观念在最后关头仍难以正视自己的命运。

综上所述，中国法律儒家化在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的确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建立并巩固封建秩序、促进封建社会的满荣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在后期由于历史规律使然，使法律儒家化的成果不可避免的走向反面，加之其行为之过火，造成了中国近代法治和政治发展的部分阻力。而今日中国若要富强，则必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摆脱人治思想和封建特性的束缚，主张“天下为公”、维护民主共和实行依法治国，国家方可振兴自强。

主要参考资料：

《汉书》

《论语》

《唐律疏议》

《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主编

《中国伦理化法律的思考》姜军孙镇平著

《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张国华编著

古代文化论文篇10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