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论文十篇

现代汉语论文篇1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现代汉语论文篇2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现代汉语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高师，现代汉语课程，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现代汉语作为高等师范院校重要的核心基础课程，对于培养师范类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仿照苏联的“现代俄语”开设的，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高校的现代汉语教学改革与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以教材编写和修订为重点的阶段（1978—1985）；（2）以教学内容调整为重点的阶段（1986—1992）；（3）以教学方法改革为重点的阶段（1993—1995）；（4）以课程体系建设为重点的阶段（1995至今）。总体来说，现代汉语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教学质量也获得了长足的提高。[1]

但是，目前高校的现代汉语课程改革仍是在应试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框架下进行，随着语言本身的不断发展、新课标的实施以及中学语文教学的不断改革，迫切要求培养创新型的复合人才。面对新形势，高等师范专业现代汉语的教学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

同时，作为一门重要的工具性课程，现代汉语在师范专业的课程中理应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它的教学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语言现状。[2]但是多年来现代汉语教学界却颇有这样同感：学生普遍反映现代汉语课不如文学课生动活泼，考试及格率不理想，造成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恶性循环。为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对新课程背景下的高师现代汉语教学改革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与思考。

一、高师现代汉语教学现状简析

（一）课程定位欠科学

目前的现代汉语课程体系是五十年代确定下来的。我们模仿与现代汉语有很大差别的极富形态变化的现代俄语，把现代汉语分割成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五大板块。之后，又把这种语言分类的方法和语言研究的路子直接运用于语言教学。现代汉语作为一门社会的学科，跟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符号学等其他学科有复杂的联系。目前忽略了语言学是在与诸学科的交叉渗透中发展的特点，课程定位教学内容没有充分体现这一现代特点。

（二）教学内容缺乏领先性、全面性、实用性和针对性

首先，现行课程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四部分的内容都比较陈旧，缺乏深度，有的内容跟中学教材简单重复，也比较保守，没有或很少反映学科发展的新成果，因而激发不起学生的兴趣。

其次，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汉语应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可目前的现代汉语教材及课堂教学往往只讲共同语，不讲或很少讲到方言，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事实上，无论从教学还是从研究讲，共同语和方言都是相互促进的。

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师范学校的现代汉语教学，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提高未来的中小学教师的语言教学能力和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与现实的需求错位，学生学了现代汉语课程后，语言素养并没有明显提高语文教学论文，尤其是作为教师运用语言的技能没有明显提高。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只重视书面语的教学，忽视了口语是未来教师传授知识时运用语言的主要形式。这就直接导致了高师现代汉语教育与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的严重脱节，造成大多数学生对该门课程的重视度不够。

（三）教学方法缺乏启发性和实践性

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往往只重课堂讲授，满足于一般知识的介绍，缺少课堂讨论和双边活动，没有着力启发学生去思考和发现问题，而且不太注重语言实际和研究实践，不是积极引导学生去观察和分析现代汉语共同语的种种事实，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由于学生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缺乏作为语言课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因而学的都是一些死的知识，并未转化为实际能力，而且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极易形成学生僵化的思维方式。

二、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内容

（一）转变观念，构建适合高师专业的课程体系

目前高校现代汉语的很多分支学科发展极不平衡，如现汉语的结构学研究和教学相对要强，其中的语音结构和法结构的教学研究则更为成熟，语义、语汇的教学研究近来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的现代汉语教材（包括使面最广的胡裕树先生、黄伯荣与廖序东先生主编的两个本），都是由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五大板块组成。内容大大超过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后新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时，结果往往因课时不够而匆匆结束语法教学，修辞部分几个常见辞格了事。我们认为，针对现代汉语学科系统性特点，应调整教内容，形成“一主多选”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即把语音、词汇、语法这一构成语言本体的三要素作为现代汉的主干课程（“一主”）；而将语言本体以外的文字、修辞、用这些又十分必要的知识逐一剥离，系统配套，形成“汉字通论、语用学、方言学”三门选修课。在保证现代汉语基理论和基本知识教学总量的前提下，增设“演讲与口才”“朗诵学”等基本技能训练课，强化口语表达和口才技巧训练，使现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更加贴近语文教学的实际在专业能力的延伸方面，开设“中外语言学史”“语言和文化”“语法研究专题”等选修课，促进师范综合素质的提高实现课程体系的重构。

（二）创新课程内容，构建适合不同层次学生需要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内容上，现代汉语课应反映出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加进文化语言学的有关内容，在语法教学中引进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增加语用的内容，引导学生关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如广告用语、校园用语等。现有现代汉语教材将语言当成一种游离于社会和人文世界的纯形式系统，把语言各要素的分类、特征、构成和关系等作了详尽的形式化描写，学生从中感受到的只是一个零件和部件组成的机械的语言世界论文格式范文。因此，要把语言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语言进行文化等方面的深层次的认识和阐释。在教学中加进文化语言学的有关内容，加进社会语言学的有关内容，会使学生充分考虑到语言的动态因素。

课程内容应该贯穿两条线索：一条是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的主线，一条是现代汉语方言的副线。一主一副，相互配合。我们认为，作为主线的共同语固然是主要的讲授对象，但作为副线的方言也当受到应有的重视。之所以在教学内容中穿进副线，是因为汉语方言复杂丰富，是发展我国语言学的一大宝库，在现代汉语课程中加强方言的学习，可以加深对共同语的认识，对于学习古代汉语和语言学理论也有好处。

（三）加强实践环节，突出师范教育的特色

现代汉语属于语言专业基础课，对培养师范大学生教学技能至关重要。为了调动师范大学生学习语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化他们对语言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发现、观察、分析现实生活中语言现象的能力，在教学中可以设计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语言实践形式。

以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为例，由于地域的影响，贵州大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受本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的双重影响，形成了自身较固定的语言模式，所说的普通话与实际的普通话存在较大的偏差，给普通话学习带来了严重障碍。[3]针对这样的情况，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开展“校园流行语调查”“某某城市街头店名调查”“互联网络用语”等社会用语调查，使学生了解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增强语言规范意识，自觉使用规范语言。或组织学生开展方言调查，使他们更进一步理解“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激发学习兴趣。或组织学生广泛开展正字、正音比赛，开展辩论大赛、诗词吟诵大赛、新生普通话大赛、名话剧表演大赛等，在活动中使学生切身体会汉语言文字的魅力，提高语言能力和水平。

（四）改革教学方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打造信息交互平台

教学是一门艺术语文教学论文，教师和教材好比导演和剧本，教师组织教学就是在导学，导学艺术水平的高低与教学效果有密切联系。教学内容在不断更新，教学方法也要不断创新。一方面采用引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尽量少讲、精讲，讲关键内容，尽量多提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生发，指导学生去观察研究，形成“精讲－多问－生发－研究”的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建立科学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

在制作生动活泼多媒体课件的同时，本项目研究还根据学生语言水平，建立了适合他们实际的习题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办法，努力把只注重结果的考核转变为注重过程的考核。强调对学生语言能力和学习态度的考核。

三、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实施步骤

我们的课程改革拟以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汉语教研室教师为主，组合教学与科研成团队展开研究。具体实施步骤是：调查研究→优化现代汉语教学体系，构建“一主多选”课程体系并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实践阶段→跟踪反馈，理论总结。

首先，研究需要具体展开进行几个方面的调查：一是深入中学校园，了解中学教师和学生的语言知识结构，了解当今语文教师迫切需要掌握的语言知识有哪些；深入调查中学课本中现代汉语知识的分布及讲解方式。二是调查了解近几年毕业生就业时最主要的语言技能需求；三是深入了解高师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进而分析其与中学语文教学脱节和重复的地方。

第二，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在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学课程改革实际的大学现代汉语课程体系；改革和深化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在整个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正确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矛盾，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充分运用自然语言资源———方言，进行语言对比学习，提高教学效果。并结合贵州的区域特点，探索适宜发展学生教学能力和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教学模式。

第三，对新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进行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对改革的内容进行修正。

最后，确定汉语文学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班的一部分同学作为跟踪调查的对象，检验教学改革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

通过研究主要打算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1．能否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与贵州省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相切合的有针对性的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

2．对于现代汉语教学来说，构建什么样的教学模式，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能为高师学生一下四个方面的语言能力的提高服务：

（1）合格的教学、教育口语能力;

（2）合格的书面表达能力;

（3）合格的社交口语能力;

（4）语言运用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

3．对于较之文学显得枯燥乏味的语言类课程，对学生如何采取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学生学习参与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王建设.现代汉语教学改革初探[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2]李宇明.师范大学生的语言文字状况及其教学问题[J]. 语言文字运用，1994，2.

[3]周艳.民族杂居地区布依族说普通话的语音偏误分析及对策[J]. 贵州民族研究2010，5.

现代汉语论文篇4

关键词：新词语；来源

语言和社会结构处在共变的状态下，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新词语以年上千的速度增长。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它语言、从本民族的方言词、古语词和行业词中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新词义、新用法的固有词。本文试对其来源进行了探索。

新词语的来源是比较宽泛的，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六种：

一、新造词语

这类词语在原有构词材料的基础上，按照汉语的构词规律造出新词新语。比如入世、连锁店、传销、手机、电脑、软件、啤酒节等，它们多反映新事物、新概念，所占的比重最大。这类词的构词大都是采取复合式构词，表现为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也有一部分是由类似词缀的语素加在别的语素的前面或后面形成的派生词，如词缀“性”就形成了不少新词语：建设性、可行性、可读性等。

二、旧词新用

新词语中也有一部分是加工旧词语，使其表示新的意义。这类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1．赋予旧词新的意义

如“老板”不仅指私营企业主、企业领导人，甚至连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学校校长等“一把手”以及学生导师等都被冠以此名，并广为接受。这种新词产生的渠道虽然没有增加汉语词汇的总量，但是却使词汇的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专业词语的泛化

科技的日新月异，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些专业词汇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泛化为一般词语。这种词语往往由原有的词义扩大或引申而成为新词新语。如“效应”原是一个并不常用的专业术语，近年来通过语义泛化，构造出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族，如“经济效应”、“名人效应”、“轰动效应”、“负面效应”等。

三、外部吸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视了国内外的交流和联系，汉语也源源不断的从外界吸收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丰富汉语的词汇系统。这类词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1．吸收外语词汇

如：丁克、卡丁车、德比、蓝牙、料理、人气、写真等。近年来与英语国家接触频繁，大部分外来词都是从英语中吸收的。由于和日本一衣带水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从日语吸收进来的。吸收的初期以意译为主，但笔者发现近些年来直接音译的吸收的词汇有上升的趋势。

2．吸收港澳台地区词汇

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的各个方面都通过语言这个传媒深深地影响着内地，因而产生了一些带有港台风味的词汇。如：搞笑、作秀、个案、发烧友、搞定等。这些港台词语的吸收往往是先进入粤方言而后再进入普通话。

3．吸收方言词语

在方言词语的吸收上，首当其冲的是北京方言、粤方言和上海方言。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普通话又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北京话的词汇很容易进入普通话。如：蹦迪、托儿、宰人等。经济上的优势使粤方言对普通话和其他方言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拍拖、买单、无厘头”等都是从粤方言吸收的。“派对、套牢、动迁”等词主要从上海话中引进。

四、缩略词语

现代化生活节奏的加快，要求语言的表达更加简练。一些简称、合称和缩略语形成了新词，而且数量还越来越多。如：社保、、超女、研发、奥申委、中纪委等。这种方法在新词语的造词过程中十分常见，其原因主要是汉语构词的双音节化趋势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在起作用。

五、字母词

字母词是指直接由西文字母或者由西文字母加上汉字构成的词语。如：MTV、CEO、MP3、PK、SIM卡、T恤等。这类词是否为借词，它们是否已经进入汉语词汇在学界还存在争议，甚至还有学者质疑其影响了汉语的纯洁和健康，但随着人们英语水平的提高，这些词经常被原形移植到汉语中使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六、网络用语

网络用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新词语，这类词能否突破其使用范围，被人们普遍认可而进入普通话还有待观望，我们称其为准新词。如：黑客、网恋、铁托（铁了心要考托福的人）、恐龙（网络中戏称丑女）、东东（东西）、GG（哥哥）、B4（鄙视）、886（拜拜了）等。从上述举例我们可以看出，这类词既有为新事物创造的新词，也有对旧词的新解，还有利用字母或数字的谐音造出的表达语。

参考文献

现代汉语论文篇5

关键词：现代汉语 语法教学 教学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09（b）-0111-02

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一般分为语言和文学两大部分。现代汉语课程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现代汉语语法课程更是现代汉语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是现代汉语学科的核心所在。现代汉语语法课程教学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现代汉语的教学水平，无论对于现代汉语学科本身，还是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现代汉语研究近些年的研究非常多，加之“汉语热”现象的产生，更加使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变得重要起来。然而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却困难重重，因而高校的现代汉语语法课程在实际的教学中面临诸多困难。

1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重要性

1.1 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

现代汉语教学内容大致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语言运用等几大部分，其中语法部分是现代汉语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现代汉语语法基础理论是否夯实，语法知识是否有所创新与时俱进，都对现代汉语学科有重大影响。在李维瑜的《简论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必要性》一文中给现代汉语下了这样的定义：现代汉语语法是指语言中客观存在的语法结构规律，是语言中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组织结构规律，包括词的构造、变化规律和组词成句的规则；是指语法研究者对语法结构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抽象概括，即语法学。如果说现代汉语是一棵大树，那么现代汉语语法便是这棵大树的主干，主干是否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应，直接影响着大树的生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现代汉语学科充实和发展的重点，是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

1.2 现代汉语教学发展的内在需求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是在一片争议声中艰难前行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现代汉语语法基础理论体系复杂，各家各派，新旧研究既有补充推动，有的也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研究现状复杂不定。加之现代汉语语法在实际运用中时有脱离实际的情况发生，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没有必要存在，且教授难度不宜过难，教授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对于现代汉语的“工具性”特点没有充分体现。学生现代汉语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实践与运用，可以凭借语境、语感等创设与培养习得，艰涩难懂的语法理论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水土不服”。因此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褒贬不一。但是现代汉语教学离不开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语法教学是其无法回避的一部分，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可以走出瓶颈，也会促进现代汉语教学的发展。

2 构建科学的教学模式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

教学模式可以定义为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作为结构框架，突出了教学模式从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内部的关系和功能；作为活动程序则突出了教学模式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针对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现状，运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有利于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科学发展。

2.1 设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

教学任务的执行是围绕着教学目标的实现而开展的，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设立，是任何学科教学良性开展的基础和保障。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之所以面临很多困难，主要是由于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目标不明确和目标设定不合理。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现代汉语学科教学服务，而现代汉语学科的教学目标应该充分体现现代汉语“工具性”特点。现代汉语的“工具性”特点，要求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必须有很强的实践性，一味地强化理论知识，只会提高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难度，使得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无法摆脱“艰涩难懂”的“印象”。比如，针对现代汉语课程，有必要设定若干阶段性目标，将这些阶段性目标分化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过程中，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目标设定既要稳固基本理论的充实和发展，同时必须兼顾实践运用，使得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既不完全脱离理论支撑，弱化学科自身发展，又不完全倾向具体实践。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基础理论与实践相Y合的，基础理论是根基，实践操作是表现。二者缺一不可，所以科学的设定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目标，既不能“人言可畏”，也不能“惧怕困难”，更不能脱离学生习得情况的具体要求。只有将这些因素充分考虑，设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才能建立科学的教学模式，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科学化发展。

2.2 探索合理的操作程序

科学合理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模式的设立，需要科学、有序的操作程序执行教学行动。在现代汉语的教学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值得学习和记录的优秀教学案例，这些优秀的教学案例中包含着众多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模式构建的可执行操作程序，这些程序是否可以广泛传播形成“经验模式”，是否有重大问题需要反思。教学案例记录的是教学模式的具体操作程序，优秀的教学案例提供的是合理有序的操作程序，失误的教学案例反馈的是操作程序不当的具体因素。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材料和教学进程中，探索合理的操作程序对于构建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模式非常重要。

2.3 创设有效的实现条件

教学模式的实现条件的主要因素有：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环境、教学时间等。充分考虑所有实现因素，做到不遗漏不丢失不主观回避困难因素。在这些主要因素中，教师很容易把握的是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这几个因素，往往容易忽略学生、教学环境、教学实践等因素。因此创设有效的实现条件就必须充分考虑所有起作用的积极因素，消退起作用的消极因素。

2.4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建立属于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评价体系，针对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具体特点和实际情况设定合理有效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只有“因地制宜”的设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才能使得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在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行动过程中“有理有据”。

3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科学开展方法与途径

3.1 单一教学法与综合教学法的有效合理运用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教学方法，例如：讲授法、提问法、论证法、互动法、讨论法等，都是教学过程被广泛认可应用较多的教学方法，除了以上的教学方法外，根据教学方法基本理论和分类方式的不同，还有很多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相互作用法、个性化法、实践化法、呈现法、强化法等。这些方法的运用，要充分考虑实现条件因素，哪种方法适合就用哪种方法或多种方法，一定要摒除“综合利用多种方法就是好方法”的错误思想。在教学过程中，一种现代汉语语法规律的讲授往往只需要运用一种教学方法，运用多了反而达不到教学效果。在讲授语法规律时又特别适合充分举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充分学习和掌握语法知识。因此，单一教学法和综合教学法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为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服务。

3.2 重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死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汉语语法多为规律性理论，许多教师授课过程中重视知识传授，而忽略实践应用，即使有实践应用也仅限于考试，学生没有锻炼、反思、感受、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往往对现代汉语语法学习没有兴趣。现代汉语的“工具性”特点，充分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因此在教学之余，应该延展课堂、增加教学活动、拓宽实践领域，将学练相结合才能使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走出“困境”。

4 结语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是也不是“死局难解”的局面，理论知识的夯实与充实，教学方法的拓展与延伸，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变革都十分重要。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必须构建科学的教学模式促进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必须转变教W理念，教师与学生互动配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使现代汉语语法教学脱离瓶颈，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3] 王策三.教学论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现代汉语论文篇6

一、晁继周、贺巍；江蓝生、孟庚海、董琨。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薜戎?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

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钡摹堵硎衔耐ㄓ胫泄?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蕖⒅芏ㄒ弧⒄攀倏怠⒙奚饕侵鞅?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论文篇7

关键词：应用型视角；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2-0111-03

古代汉语课从设置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六七十年的历程。在这六七十年的历程中，专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改变，促使其一直在进行着教学改革。进入21世纪，原有高校以及新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为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纷纷提出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因此，基于应用型视角的改革成了古代汉语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即介绍应用型视角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果以及应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 挖掘应用性教学目标

“应用”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运用”、“具有实际使用价值”[1]，通俗的理解是“动态的使用过程”、“和实际生活结合紧密”两个意义。应用和大学教育的结合，一开始是局限在理工科类的大学或专业，现在已经无条件地跟整个大学、整个专业以及所有理论性的课程相联系，即各类大学都提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学界对“应用型人才”的理解为“注重在生产或工作实践中具体应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一个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这个课程所有行为实施的依据，是“整个学科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3]，而诸如古代汉语这样的文科类课程，其教学或应用中没有生产或工作实践环节，则要重新思考其原教学目标中的能力性因素并挖掘新的应用型教学目标。所以，对古代汉语“应用性”教学目标的探索，体现在加强其原有能力型教学目标的认识上，并以此为核心不断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是强化对原教学目标应用性的认识。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不同的专业侧重点不同，但是各专业基础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4]”。而这个教学目标恰恰就是应用性、实践性的，跟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生的能力是一致的，但之所以其教学太理论化，除受到教学地点的限制之外，还受到教学内容或是方法缺乏实践性的影响。因此，加强了这个认识后，学界更多地将古代汉语应用性的教学改革放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革新上，下文有详细的论述。

第二是在原有教学目标上细化能力型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是古代汉语教学根本的、基础的教学目标，是各种能力的综合。所以，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细化，提出“文字分析能力、分析表达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实践认知能力”四种应用型目标[5]。

第三是结合专业拓展能力型教学目标。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历史等不少专业的主干课程，每个专业除了基础的教学目标，都会有结合自己专业的需求设定的专业教学目标。如张道升结合师范生的特点提出了“熟悉中小学文言文教学的研究的一般方法，了解古代汉语和中小学文言文教学及相关领域前沿和发展趋势”的目标[6]。

第四是增加能力型目标。语言学习具有听说读写等几种不同的形式，每一种过程都是运用性的，上述目标与此相关的只涉及了读这一项，因此有不少学者提出古代汉语的写作目标。如荆贵生提出“培养学生写浅近文言诗文的能力”[7]，田有成提出“增加培养学生识读、书写繁体字（包括一定数量的古文字）及浅近文言文、古诗词、古楹联对语等写作能力”[8]。

二、探索应用性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实施的载体和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学科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传统古代汉语教学使人觉得理论性强，其教学内容和生活脱节、不能学以致用，学科知识过于封闭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学界基于应用型视角的对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上做了不少努力。

其一是把古今社会生活、传统文化融入到教学中。文字是生活内容的记载，文字所记的古代汉语的知识记录并融入古今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在教学中除了单纯学习这些的知识，还可以介绍这些知识所关联的社会生活及传统文化。如《古代汉语教学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介绍了古代语言文字所包含的古今社会生活的实例[9]，《文字文化在古代汉语课堂上的应用》介绍了文字记载了先民的历史和思想认识，通过实例介绍了古汉字教学和古代历史、思想文化传承相结合的方法及优点[10]。

其二是加强运用古代汉语各要素或知识点的教学。古代汉语的通论知识是阅读古籍的工具，文字更是人们读史读文的工具，利用这些特点，增加培养学生运用通论知识培养阅读能力的教学，通过赏析书法作品、匾额、题刻、碑文的方式学习古代汉字。如有研究者提出了在文选课中实施“主题解读式”教学法，其主旨是培养学生运用通论知识解读古代汉语文选的能力[11]，提出“利用汉字互相组合的规律，在学习简单古汉字的基础上让学生学习形体复杂的古汉字，拍摄生活中的各种古物或是古迹上的汉字让学生辨认”[12]。

其三是加强古代汉语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联系。古代汉语包含着丰富的语言资料，和许多语言类课程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关注到这种关系，通过丰富的语料和实例来论证这种关系。如《成语与古汉语知识》[13]、《论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14]分别介绍了成语和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应用方法。

三、为达成应用性教学目标重新编写教材、采用实践性的教学方法

基于应用型视角的改革，除了在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上有突破，大量研究集中于重新编撰教材内容、改变教学方法以促使各应用型教学目标的达成。

其一是教学内容上扩大教材选文的范围。很多研究者认为，目前古代汉语教材的文选内容局限在先秦以来的添加了标点和注释的文章，教材的选编都没有考虑让学生接触古文和古文字的原貌，考核内容和形式都偏于记忆，这并不能落实“阅读古诗文”这一目标。建议教材的编撰或教学内容，增加“古书原文，如《春秋》、《左传》等；古书注释，如《经典释文》等；古书原文和注释，如《十三经注疏》、《昭明文选》”[15]，增加甲骨文、金文的作品或是文字学材料。

其二是采用实践性的教学方法。实践性的教学方法，主要体现在不同类型实践课的或是实践教学手段的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古代汉语实践课课型研究》一文介绍了活动课、训练课、主题解读课、练习课、参观课、语言应用课、相关选修课、语言文化艺术社团活动、讲座以及比赛等各种实践类课程[16]。再如张道升提出“建立省图书馆古籍部、博物馆这两个实践教学基地，吸收学生参加科研活动，开展将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的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17]这样三种课外实践教学手段。黄亮提出“组织学生进行一些标点、校勘古文的工作，归纳整理一些研究材料，拟定文献综述，在与老师讨论交流的基础上拟定课程小论文，或是撰写毕业论文”[18]，张景霓提出“通过背诵训练学生的记忆力，抄写古籍、查阅县志既辅助完成阅读古书的能力”[19]。实践活动还可以充分利用现在的网络资源，鼓励学生在课前预习，课后拓展时，查阅汉典网、汉字字源、国学论坛、中国语言文字网等网络资源，或是《说文解字》、《汉语大字典》等电子书[20]。学校校园网也可以建立“四库全书”、“国学宝典、大量汉语史专著、汉语专业工具书、汉语史专业硕博士论文和一般学术论文等”古代汉语课程内网资源[21]，供学生查阅。师范专业的学生，适当增加“模拟教学”的环节[22]。

四、应用型视角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上述基于应用性视角的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与探索，为古代汉语的课堂教学注入了活力，同时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语言类课程应用型内涵的定位。在进行古代汉语课程应用性改革的研究中，笔者看到这样一则教学案例：讲授《郑伯克段于鄢》时，教师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对文章的理解，改编成诗歌、剧本、散文、小说等不同的文学样式。这的确也是应用，但是却偏离了古代汉语应用的内涵。笔者认为，古代汉语作为语言类课程，其应用应该和语言的“听、说、读、写”的各种形式联系起来，和语言的“文字、语音、词汇、语法”联系起来，和语言所载的“文化、思想”联系起来，和生活中遇到的语言问题联系起来，并且能够是该学科专有的方式，不能为其他学科通用。而这种应用形式在作文课、写作课、大学语文课上都能通用，实际上偏离了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像有学者提出，通过看古装电视剧、古装戏剧等来学古代汉语，倒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只是需要精挑视频，或是专为古代汉语教学拍摄一些视频。

第二，细化基础的教学目标和专业教学目标。专业是根据培养的人才将来所从事的职业进行的分类，所以不同的专业隐含着不同职业的工作要求。为满足不同职业从事工作的技能需求，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都相应地体现一定的工作能力，并落实到相应的课程教学中去。可是，专业教学目标大多数是能力性的、实践性的。如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小学教育专业要掌握古汉字构造的规律为其将来从事小学识字教学打下基础。但各专业古代汉语教学目标的设定只局限于这些还是太粗疏了，不易于实际教学中的把握和操作，所以，要细化基础的教学目标和专业教学目标。如汉字构造规律，小教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的深浅有别，小教专业除了掌握古汉字四种造字方法，还需要识记一千个左右常用汉字的构造，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深入学习探讨每一种古汉字构造方法的再分类。进行不同专业的古代汉语教学目标的比较与区分是提升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专业针对性及实践性的有效途径，也为评估教学目标是否达成提供了衡量指标。

第三，增加应用性的领域。目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注重挖掘课程自身的因素，比如“文字、文化”，注重和其他知识和学科的结合，如“成语、朗读、现代汉语、方言”等。这些应用的范畴，还是局限在学校教学的学科知识范围之内，缺乏古代汉语和现代社会生活以及各个行业的联系。据笔者了解，古代汉语由于其语言所载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笔者所阅读的小学教育名家的教育手记，单就老子《道德经》中“有无相生”的思想，在教育教学领域得到应用的比如薛瑞萍的《心平气和的一年级》、华应龙的《我就是数学》。演员夏雨做客《开讲了》，被问及“你不担心我们把你忘记吗”，他的回答是“这样，我才可以重新开始啊”，这也正是对老子“有无相生”思想的一个经典阐释。我们当前很多正在热播的电视节目，如《中华好诗词》、《汉字拼写大会》、《拼吧，小伙伴》、《成语大会》等，动画片《汉字宫》、《皓皓文字国历险记》等，都是古代汉语、汉字魅力的体现。古代汉语以其深邃的思想、浩瀚的文化、无穷的智慧，在许多领域正悄悄绽放它的光彩，古代汉语的课程教学亦需要走出狭窄的课本，引进这些应用的鲜活实例，加强其和现代社会生活和各行业的联系。

第四，增加应用性和视频类研究成果。目前研究单篇期刊文章比较多。期刊的文章由于篇幅所限，都只是阐述方法，少有翔实的案例，对古代汉语的教学指导的操作性不强。这里要特别提到梁忠东的论文《成语与古代汉语教学》一文，将成语与古代汉语的文字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修辞教学进行结合，所举的成语材料比较丰富，很值得教师和学生一读。相关的专著做得也比较好，如范涉存、于云的《成语中的古汉语知识》（1991年）以古代汉语各知识为章节分析这些知识点在成语中的具体体现；王贵元《汉字文化学》介绍了汉字在“军事刑律、服饰、饮食、建筑、交通、起居生活”等层面的文化内涵，引证丰富。还有一些书内容上通俗易懂，如《细说汉字》、《小学语文字理教学手册》、《汉字演变五百例》，对教师和学生都适用。但是这样的专著极其有限，并且缺少视频内的成果。理论上来说，学科研究是教学内容深化、专业能力发展和职业能力精进的源动力，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用性研究成果形式比较有限，也说明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极待加强。

五、小结

综上，在应用性人才培养大潮下的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亦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努力建造越来越新、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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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eaching Reform of Ancient Chines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cation

WANG Wei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Music，Hezhou University，Hezhou，Guangxi 542899，China）

现代汉语论文篇8

[关键词]汉语新文学 新文学传统 汉语 汉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38-10

汉语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积累，其中新文学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建构、开拓与发展，亦以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与日益充实的内蕴，成为文学研究学术格局中颇为活跃及颇具潜力的学科。不过这一学科从概念而言尚缺少有力的学术整合：明明都是以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汉语各体新文学写作为内涵，却被习惯性地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不同领域，各自凸显的乃是某种时代属性或空域属性，汉语新文学整体遭到了人为的切割且被切割得有些纷乱、错杂。“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整合不仅能够在相关学科的设置上克服上述纷乱、错杂并奏繁就简之效，而且有利于相关学术领域学术规范性的建设。汉语新文学研究者即使面对一些并不科学并不规范的学科概念也常常习惯于保持默认姿态，轻易放弃了汉语新文学名实关系的思索与论辩，其结果往往导致学科的纷乱与学术的失范；缺少明确、稳定和科学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的支撑，相应学科的学术规范性便会受到频繁的干扰。根据学术范畴的一般原理，学术活动乃由“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所规范，而“构成性规则”是基础，也是核心。[1] （P76） 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上述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正是其“构成性规则”相对紊乱的体现；而其“构成性规则”的紊乱直接导致“范导性规则”的薄弱，学科的规范性建设因而显得任重道远。

以白话文为主体语言写作的现代文学，从其诞生之时就被先驱者命名为“新文学”，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新文学“名学”传统的恢复。新文学的命名体现着先驱者对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学性质、形态，特别是其所必然体现的新的文学传统的深刻认知与准确把握，从而构成了汉语新文学概念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学术基础中的语言因素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卓越的凸现，虽然它在后来的学术论辩中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但现代文学和现代语言理论都聚焦于以语言界定文学的学术必然性，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等约定俗成概念的某种理论优势。各种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亦表明，这样的理论优势正在逐步得到学术现实的承认。

一、“新文学”作为概念内核的历史依据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核当然是“新文学”。至少在文学革命先驱者和新文学基本建设者的印象与习惯中，“新文学”比后来俗称也是通称的“现代文学”更易于接受，因为“新文学”概念全面地包含着与传统文言即所谓“旧文学”相对的白话写作，以及作为文学革命的积极成果这两层含义，而不是像后来的通称“现代文学”那样偏重于凸显其时代属性。同时，新文学概念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于是，以“新文学”统称区别于传统文言的所有汉语写作，具有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

新文学一语的使用，或与梁启超时代的新文体、新小说诸说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则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新文学”作为术语，当始见于1917年2月1日陈独秀致陈丹崖信，在这封信的开头，陈独秀便对陈丹崖来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表示欢迎。新文学概念的正式使用则始于三个月之后，胡适于1917年5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历史譬喻的方式将“新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和作为文学革命成果这两层含义表述得相当明确：“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其时白话之文未兴，姑韩柳之文在当日皆为‘新文学’。”[2] （P34）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难者和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胡适对“新文学”的这两层含义深有心得，在此后“提倡新文学”的一年时间内，他一直盼望着“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来取代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以及《聊斋志异》派的小说等陈腐的旧文学。[3] （P59） 此后，人们虽然不再像胡适那样强调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及文学革命的轰轰烈烈，但新文学概念逐渐为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一致认同并沿用成习。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这一历史性认同的集中体现，而在此之前，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已经作为学科名称出现在大学课堂，至少，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周作人在辅仁大学都曾分别讲授过“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① 此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一直被沿用不辍，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等概念后来居上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时，新文学概念仍被证明有其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概念逐渐露出了取代“新文学”概念的端倪，至50年代形成大势气候。这种将主题词由“新”到“现代”的转变，除了特定气候下的国体与时代因素的政治考量外，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也相当关键。刚刚开始运作这样的概念更替之时，“中国新文学”概念也刚刚得到了普遍的学术确认，一些研究者便从反思乃至批判新文学的角度提出“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以示另辟蹊径，这方面最初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乃是钱基博出版于1933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先行态。钱基博不满于新文学，不无偏执地将新文学视为“胡适之所以哗众取荣誉，得大名者”，[4]（P472） 因而自然不同意将“民国纪元以后”的文学概称之为“新文学”，而是认定新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成就还是这一时期的“古文学”，它们都属于“现代文学家”的创作与操作。这样的概念把握虽然基于一种偏见，却较之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正统概念更显得健全与科学，因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沿用者基本上都没有将现代历史时期的“古文学”视为自己的当然研究对象，直到近些年在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有限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才部分地体现出类似的自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30年代初期钱基博等人想到用“现代文学”概念冲击“新文学”，并不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现代文学”概念在此后的文学学科发展中更具优势，而是体现了对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的“现代”一词的敏感与呼应。那时正是中国在战乱频仍的短暂间隙中向世界现代化潮流大规模开放的辉煌时刻，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生活直逼西方摩登时代的前沿风气，“现代”及其译音词“摩登”势已成为时代文化的关键术语，“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流行概念以取代“新文学”一度已成必行之势。那时《现代》成为最具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现代》的前身乃是《新文艺》。《新文艺》改为《现代》，作为关键词的“新”为“现代”所取代，正喻示着“新文学”概念将让位于“现代文学”。虽然研究者仍习惯于沿用“新文学”概念，但“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早已隐然成势。据称，杨振声在燕京大学开设的有关课程便称“现代文学”。[5]

新文学概念强调的是与旧文学的相对性，较多地融入了传统因素的考量，所揭示的仍然是文学的内部关系；而现代文学概念关注的是时代因素，无论是从政治内涵还是从摩登涵义来考察，都是将文学的外部关系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其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相应的学术含量都不如新文学概念。新文学倡导者无论如何偏激地反对旧文学，都是在价值观念上承载了旧文学传统的巨大压力，因而迫切地追求新的文学传统，铸成新文学，以求得解放与超脱。他们深知旧文学具有丰厚的文学传统，文学革命运动于旧文学所反对的，其实不是所有的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而是其所体现的文学传统，即陈独秀所谓“陈陈相因”的文学“形体”，以及“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的文学“内容”；于是，在斥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之余，并不回避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柳、元、白以及“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的称颂与赞赏。[6] 同样，胡适反对代表过去时代的旧文学，也不过是因为旧文学所体现的“古典主义”传统“当废”，[7] 这并不影响他提倡整理国故。周作人、沈雁冰等在组建文学研究会时立意将建设新文学与整理旧文学联系起来，在改革《小说月报》时也承认给“旧有文学”以一席之地，以肯定其“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都说明他们对于旧文学传统的价值承担。对于新文学倡导者和建设者而言，旧文学传统力量是那样地巨大而沉重，一般性地注入时代性因素难以形成克服乃至抵御的力量，于是，文学的“现代”内涵远没有文学的“新”传统的铸成更有力度也更加重要，这便是新文学作为概念远胜于现代文学的深层原理。

因此，作为新文学概念的“新”并不是像人们一般性地理解的那样，体现着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等等，这种浅表层面的“新”确实可以用诸如“现代”或“当代”等时间概念来替代；新文学概念之“新”乃是吁求着新的文学传统的建立，尽管这种新文学传统在不同的新文学家的表述中有差异：在胡适的表述中常有“真文学”与“活文学”之称，在周作人的表述中则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在陈独秀、沈雁冰的表述中似成“写实文学”之类，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表述中常是“为人生的文学”。这些都是先驱者试图建立新文学传统以摆脱旧文学传统的思想印痕。新文学家们在提倡新文学、抨击旧文学的同时，每每对新文学创作的成果多有不满，同时对传统的经典文学充满敬意，但他们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心态下坚持新文学的方向，其奥秘乃在于对新文学传统的自信与坚持：惟有从新的传统的角度才能使得新文学家充满着面对旧文学的信心和勇气，任何别的因素，包括时代性因素都无法赋予他们这样的信心与勇气。尽管胡适一贯倡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理论，正像他一贯力倡“白话文学之为文学之正宗”，[8] 但他们却并不十分强调“真文学”、“活文学”的时代因素，更不认同“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的摩登色彩，相反，他们主张普通的抒情写世文学，表现人生之一般的文学，而不是成色十足地体现时代因素的文学，因而，新文学概念比现代文学概念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更能体现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更具有文学理论的学术厚度。

热衷于“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概念建设的人们忽略了“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新文学传统命意。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忽略使得新文学概念在时代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强调中变得灰暗不堪。如果说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标志，上个世纪50年代的研究者还有可能在新文学概念与现代文学概念之间找到徘徊的余地，则“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宣告了新文学作为学术和学科概念的历史性地位。中国当代文学最初是以诸如“新中国文学”或“建国以来的文学”来表述，① 内涵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某种政治强势，于是在50-60年代之交② 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既成格局，将汉语新文学从与传统文学的诸多纠结中擢，完全成了具有时代活力和影响力的批评概念和学科命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相整合的概念，一个叫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临时性学术概念和明显拼凑型的学科名称便就此出炉，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汉语新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性和最富范导力的概念，其影响正越出中国内地而辐射到港澳台乃至于国外的汉语文化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的学术概念，无论是在内部关系还是在外部关系上都失去了概括力度以及延展的张力。就内部关系而言，正如人们早已质言过的，它号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却约定俗成地放弃了对汉语文学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涵盖，同时在时间意义上也难以达到当年钱基博的认知水平，将这一时段的“古文学”涵括进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部关系来探讨，正如人们尴尬地发现的，尽管台港澳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内似乎并不能，也似乎从未打算理直气壮地包括台港澳文学的内容。在长期的理解习惯和学术实践中，台港澳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特殊性地位，这样的基本事实早已宣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涵盖力受到了人为的限制。至于离散到海外的汉语文学写作，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更不能为这一学科概念所涵括。没有人怀疑海外汉语文学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汉语新文学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各地，其实都是一个分割不开的整体，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概念，与继之而起的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构成合谋契约，人为设限地试图将它们拆卸为不同的板块。这样的学术尴尬只有通过强调新文学一脉相承的新传统来加以克服，任何时代性或地域性的分割与强调最终都必须让位于新文学传统的统驭。③

新文学概念有着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它不仅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对白话文学的倡导与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两层基本含义，而且更体现着新文学突破旧文学传统，建构新文学传统的根本诉求和本质命意。新文学家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致力于建立和发扬新的文学传统，这是整个汉语新文学界的统一的意志行动，也是汉语新文学内在统一的根本依据，这一根本依据最终将中止人为的学科分割，促进汉语新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整体为历史所接受。近年来“汉语文学”、“20世纪汉语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等概念的陆续出现，[9] 体现出学术界从概念上整合这一学术整体的跃跃欲试心理。

二、“汉语”作为中心词的理论意义

汉语新文学的另一中心词自然是作为语言种类的“汉语”。新文学传统当然会通过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加以承载，可在更沉潜更深入的意义上乃是通过现代汉语得以风格论的呈现。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理论上较之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概念更具优势。

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概念以国家、政体为依据界定文学版图，带着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内涵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更深刻地认知和更有倾向性地评价一定时代一定区域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把握不力也会造成对学术理性的某种负面影响。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新文学传统强调的语言革新因素甚至思想革命因素远远超过对国家、政体因素的考量。新文学所开辟的新传统以现代汉语（通俗地说便是白话）为基础和基本载体，这就注定了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对于国家、政体范畴的某种超越性，决定了它作为学术概念对各个时代各个不同区域的汉语文学所具有的高度涵盖力。

汉语新文学，从理论上说，就是以现代汉语所构成的“言语社团”所创制的文学样态，作为概念，它可以相对于传统的以文言为语言载体的汉语文学，也可以相对于以“政治社团”为依据划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等等。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言语社团”即是指依靠同一种语言相互交往的族群，它显然与“政治社团”（国家之类）并不统一。[10] （P36） 文学是通过语言思维创造，也是通过语言载体呈现出来的艺术形态，无论从其创作活动的内部情形还是从其被接受的外部效应来看，文学的“言语社团”属性总是比其“政治社团”属性更大、更明显、更重要。文学接受的外部实践证明，一般情形下的文学诉诸于接受者的首先不是作者的国籍或作品中的国族意识，而是它借以思维、创造和呈现的语言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一个“言语社团”有可能贡献给世界一种独特的然而又是整体的语言风格。由此可见，作为学术概念的一门文学既可以以国家和政治社团为依据进行界定，也可以以“言语社团”为依据加以涵括。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

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天然地构成了一个无法用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加以分割的整体形态，这便是汉语的“言语社团”作为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政治区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在文学表达的韵味、美感及象征意趣上的明显趋近，构成了汉语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文学的特色、风貌，这样的文学风格及其审美特性，往往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度文学或民族风格更能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作出实质性的和整体性的贡献。有些语言学家明确认为一种语言的总体风格与操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文化完全一致：“语言风格首先是指某一种语言在世界上全部语言的总体中，它所特有的全部区别特征的总和。这也可以叫做语言的民族风格。”[11] （P110） 人类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成果需要多种语言形态甚至需要所有语言形态加以体现，在这种巨大丰富性的积累之中，汉语文学客观上必然是以统一的文学方阵出现并区别于别的语种的文学。事实上，就新文学而言，全世界的汉语写作所承续和发扬的都是新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所带来并鲜活地体现的现代汉语巨大的审美表现力和逐渐成熟的表现风格，越来越明显地镶嵌在人类文明的审美记忆之中，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区域的汉语写作者都程度不同地作有贡献并与有荣焉。

总体上和整体上的汉语写作对于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无论被称作“中国气派”还是民族风格，其实都不过是中华文化原型的语言体现。任何种类的文化，特别是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群体文化，都主要通过语言的表述和写照加以传达；文化有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等等各类形态，不过最切实的文化形态则是由同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共同体”的兴味与情趣，也即是同一语言形成的文化认同；“语言和文化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的表象，而且还恰恰是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12] （P270） 而作为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的文化，也还是通过语言承载并体现出来的。因此，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本质体现最终回落是在语言方面。中国传统文明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心态的驱使下经常被理解为或诠释成东亚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但通过汉语表达并成为固定文本的精神文化遗产，则是使用其他语言的任何别的民族都无法强取豪夺的，有了汉语这一硬性的承载，诸如孔子学说这样的灿烂文化传统就不可能被涵括进别的文化系统之中。

汉语新文学在不同的地域可能表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验，但用以审美地处理这样的环境与经验，并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理念依据甚至伦理依据，却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紧密相连并在现代汉语中凝结成型的新文化习俗和相应的创造性思维。尽管异域文化和文学对新文化和新文学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现代汉语及相应的现代汉语思维通过文学创作已经对之进行了无可否认的创造性转化，能够作为特定的精神遗产积淀下来的一定是为现代汉语所经典性、意象化地固定表达的成品。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刻画还是在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上，外国文学影响通过汉语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都可能积淀成汉语文学的精神遗产，而不经过这样的语言转化则无法取得这种精神遗产资格。早在80年代初，文学史家唐就对西方文学影响必须与中国人的语言方式相吻合的现象作过精辟论述：“西方思潮和外来形式在同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艺术趣味相结合时，尤其是同中国人民的语言格调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时，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由于不能同中国语言或者中国生活相结合，因而遭到失败的结果，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关于后者他例举到了李金发食洋不化的象征诗歌以及一些人尝试着引进终归失败的商赖体。[13] （P22-23）

由于语言对文学的性质，以及对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相互关系有着如此深刻而鲜明的决定性作用，当一种文学需要作为一门学术乃至一门学科进行界定的时候，理应首先作语言分类，在确定语言类别的前提下再顾及这种文学的其他品性。汉语新文学的首倡者胡适虽然未能证明他十分稔熟于这样的理论，但他当时的言论足以表明，他十分清楚这一类道理。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比《文学改良刍议》更加准确地切中了新文学建设的要穴――国语的要素。文章的副标题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相关论述虽未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境界，但显然比一般性地提倡白话文学深刻得多，也本质得多：“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3] （P64） 这实际上首次提出了以国语的白话（也就是现代汉语）构建新文学的汉语新文学本质命题。这是汉语新文学富有活力的品质，也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对于新文学的语言品质及其与使命的联系，先驱者貌似浅泛的认识却远远比后人所理解或批判的深刻得多。胡适的“国语的文学”观除了坚持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外还强调白话语言的普通化，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语言规范上有了自明性的内蕴。

文学研究界不习惯于从语言本体看待新文学的诞生与新文学运动，导致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事实被长期遮蔽：在文学革命的一系列论争之中，“新旧”两派的冲突其实更多地聚焦于废除文言的语言策略而不是开放的和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观念。首先站出来反对新文学的恰恰是身体力行地倡导文学和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严复、林纾，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并非质疑新文化倡导者的开放态度和现代意识，而是为了捍卫文言的正统以狙击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对文学语言的侵袭。黄侃、刘师培等国故派以及章士钊的甲寅派攻击新文学的要害问题也在于白话文的提倡。特别是学衡派，在文学上也持有改良之论，其浓重的西学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新文学的天敌，正如梅光迪所言“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他们只是觉得文言和白话分别体现一定时期文学体裁的需要，不应偏废文言而独尊白话：“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14] 至于新文学同路人的一些议论争持，例如任叔永、朱经农等人的商榷意见，也都集中在对废除文言的某种偏激性言论的不满。这些关于汉语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在五四时代频度较高，它们不仅对现代汉语作文学表现的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主动的或事实上的帮助，而且也为新文学家在不断提高现代汉语表达的艺术性和精熟度提供了或正面或反面的激励与鞭策，从而加速了白话文学的成熟，提高了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水平。关于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并非走出五四时代便已结束，在20年代末的白话“文学专制”论，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的“大众语”讨论，3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30年代与40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的探讨，如此等等，牵扯到文学语言的争讼一直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即使似乎早已尘埃落定的文白之争，便是到了近些年也常有风生水起之兆。这些都足以说明，新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凝结着汉语语言的若干关键问题，新文学进化的每一个关键时段，其突出的矛盾都会通过语言问题彰显出来响。汉语新文学发展至今，其在总体的文学表达和文学意象的创造方面所积累的每一个成就，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不同时段不同内容的汉语语言问题在不同层面上的解决有直接关系。

汉语新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特别是语言表现能力的发展程度，在各个区域都会大致持平，体现出共同的时代风貌。这样的现象可以归结为不同区域汉语新文学的相互影响，但更深刻的原因应归结为现代汉语的内在基质及其生长、成熟和发展频率的作用。后一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样的文学史实：即便是大陆与台湾经历了30年的彼此阻隔，当两岸文学可以彼此交流的时候，人们也还是能够不无惊讶地发现，虽然一些术语和表述习惯有了距离，但文学描写、文学表现的语言仍然是彼此相通，且基本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近些年两岸的汉语新诗都充斥着后现代的鼓噪，看看那些后现代的诗，汉语语言策略和语言秩序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异，但这变异的趋向与幅度，无论在祖国大陆还是台港澳抑或是海外的华人世界，都相当接近。这便是汉语新文学整体性发展的一般情形与基本规律。

汉语新文学超越于国家和区域的整体性发展，需要学术界在重新认知汉语与新文学之间紧密关系的前提下，突破现有的各种以政治疆域为基本范畴的概念体系，建构或还原到以语言为本位的概念体系，实事求是地承认并使用“汉语新文学”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这一概念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新文学整体发展的基本状貌，弥平了由政治板块、政治疏隔和地域分布带来的各种人为裂痕与人造鸿沟，在内涵与外延明确统一的学术前提下建构起和谐、整一、协调发展的汉语新文学学科，使得这一学科能够超越政治板块和地域分割，挣脱各种政治变数的制约，在未来的学术研究领域获得科学而稳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新文学研究者在新文学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弥平国家和区域分别，整一性地把握汉语文学的学术趋势。即就文学批评史而言，“90年代以来，近、现、当代三个时期断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逐渐多起来；在地域上也有台湾、香港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而近几年来，更提出了撰写整体的、综合的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理论批评史应该是着眼于文学现代化的全过程，将近、现、当代拉通，又涵盖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史。”[15] （P86）“整个民族”乃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按照新文学研究者的基本构成说，应为“整个汉民族”更确切；而说到整个汉民族，则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旅居国外的华人，因此最可靠的整合概念还是应以汉语言为中心，“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在类似的学术吁求中呼之欲出。

三、学术实践的价值与趋势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有着充分而深刻的历史依据，有着鲜明而强烈的理论意义，其作为学科概念，也体现着相当的现实趋势和实践价值。

这样的学术实践价值仍然首先体现在汉语之于新文学的本体意义上。在实践意义上，汉语对于中国文学家以及海外的华裔文学家来说就是文学的归宿，就是精神的家园，在特定的语境下，人们这种对于母语的文学情感甚至会冲淡、覆盖或代替原本应该十分敏感的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上个世纪50年代，周策纵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白马文艺社，在汉语新文学写作方面显得尤其活跃，胡适对此倍加赞赏，称“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① 另外两个中心则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胡适当然不会真的将在美国发生的文学现象算作“中国的文艺”，而且还是中心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他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白马社是那个时代汉语新文学写作的第三个中心，足以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学界并列。当他将这样的意思表述为“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时，他的心目中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明确的国体概念，而只是汉语文化和文学的另指。对于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家而言，当去国怀乡之思只能在异国异乡遥远地、凄楚地述说，由于地理的阻隔和国族的区分，客观上无法在中国文学大家族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时，其惟一的安慰便是，他们的作品毕竟还是汉语文学世界里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聂华苓那句“汉语就是我的家”① 才分外显得那么真挚、真切和真实。

并不单是汉语新文学所涵盖的文学现象适合于从语种的范围加以定义，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及被中国学者习惯上笼而统之地称为外国文学的几乎所有文学现象，其实都适用于从语种而不是从国别进行定义，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立足于语言范围的定义总是比立足于国族范畴的定义更科学，更准确，也更富有张力。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过《中国文学史略》并编有讲义，到中山大学后旋即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这里应该包含着从汉语语言角度命名中国文学史的卓越开创之功。中国古代文学资深学者程千帆与他的学生程章灿前些年合作撰著了一部别致新颖的文学史专著，对于学术概念的“一名之立”特别重视，不惜“旬日踌躇”的程氏，在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史》阵脚中终能别立一帜，以“汉语文学史”为中心概念，将这本专著命名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16] 强调文学汉语范畴的“汉文学史”或“汉语文学史”概念比强调国族意识的“中国文学史”概念显然更准确，更科学，也更恰如其分，它谦逊而又实在地表明自己研究的不过是以汉语写作的古代文学史，而不能涉及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范围内的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学。当然，汉语文学史有可能部分地超出中国文学史的范畴，早在林传甲、黄人等还没有撰著《中国文学史》之前，德国学人、日本学者已经著有多部《支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连韩国学人都有类似的著作先后问世。日、韩学者的此类著述没有从汉语角度定义中国文学史，可能含有一定的文化防御成分，因为传统的日本、韩国文学有相当部分属于汉语文学，在他们有些人的心目中，本国语言文学是在与汉语文学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确实有韩国人就是以“汉文文学/国文文学的斗争史”来写作一部本国的文学史。②

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学教授心目中，世界各国的文学史都以国别史加以区分，如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等等。其实，这其间的情形特别复杂，类似的命名往往还是以语种辨别为多，例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等等，因为以语种划定文学品类，才能厘清各种文学的传统，才能体现各种文学的整体风貌。一般理解的英语文学包括英国文学，也包括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以及一些英属殖民地的文学。在中国人的翻译和理解中，英语文学常常与英国文学相混淆，随之这其间的复杂性更显得恍惚迷离。例如中文翻译的美国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在讲述英语文学的第14章所列的有关参考书目书名翻译就是如此，与英语文学或英国文学相关的书籍有：圣特博雷的《英语文学史精编》，高尔兰兹等参加的《剑桥英国文学史》，亨利・莫雷的《英语文学初编》，泰纳主编的《英国文学史》，F.瑞兰的《英语文学编年史》，斯托福特・布洛克的《英语文学》，此外，作者特别提到，“与《剑桥英国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理查德・加内特和爱德蒙・格斯主编的《英语文学史图解》”，“另外一部如百科全书似，比较有价值的书就是B.E.K.谭・宾克和J.J.朱塞朗德主编的《英语世界文学史》”。③ 在这种混乱迷离之中应能看出作者和译者为准确地区分作为国别史的“英国文学史”和作为语种类别的“英语文学史”所作的艰辛努力，更应看到，所列举到的这一类专书以“英语文学”作为中心概念的占到3/4，可见人们更习惯于使用“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的概念。其实英语概念“English Literature”在更多语境下更妥当的翻译应是“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它常常包括美国文学等其他国家的英语写作。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的《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原书名是“Classic Myth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 Art”，译者注意到这里的“English Literature”不单是“英国文学”，于是翻译为“英美文学”，[17] 殊不知这样还是不能涵盖书中的内容，应摈弃国别考量而进入语种界定，译为“英语文学”便顺理成章。同样的道理，“法语文学”、“俄语文学”这样的概念一般情形下都将比“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具有更大的涵盖力和更明确的内涵指向。有些跨国语种的文学从来就无法用国别史来定义，如金克木著《梵语文学史》，[18]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吠陀语、巴利语使用地区的文学现象，涉及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其所包容的内涵根本无法以其中一两个国度的文学来定义。

以语种定义文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也是一种学术趋势，体现着一种人们乐意承认的学术成果。面对这样的学术事实、学术趋势与学术成果，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应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相并列，从而取得历史的与世界的文学视野和巨大涵盖力；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又十分有必要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定义出汉语新文学，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不仅学术实践可以证明，学科建设的实践也已证明，以语种定位并弱化了政治意识的概念并不会产生任何负面效应：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本科专业被定名为“汉语言文学”并应用了几十年，其所显示的准确性、科学性从未受到过任何质疑。“汉语新文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名称，纳入“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序列之中应显得更加协调与吻合。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的确立或运用，简洁明快地克服了原先各种概念和名称的混乱、夹缠和模糊，为这门学术和学科的未来发展争取了更多的理论空间。当然，这一概念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用医学术语说可能有若干“预后”问题，不过这些“预后”问题仍可以通过对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而逐个解决。

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或许是，汉语新文学概念似乎削弱了中国本土文学的中心地位。但全面而科学的汉语新文学研究将会冲破这种想当然的妄测。汉语新文学概念无论是在学术主题还是在学术科目甚至是在学科意义上确立，并不应遮蔽或替代各个政治实体的文学板块的研究和历史脉络的研究，也就是说，将共时态的汉语新文学整合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不影响更不应阻止对各个条块的汉语新文学作任何国别的、区域的研究，正像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号称是“世界文学”（the World’s Literature）的故事，可他还是必须分列成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等等板块进行分别阐述，尽管看得出来他并不十分愿意这样做。当研究者将中国新文学置于国际性的汉语新文学这一全视锦屏之上时，会更加清楚地发现，中国新文学相对于其他离散的汉语新文学，其传统辐射力、现实影响力及由此形成的中心地位将更加突出。

从汉语语言的角度定义新文学的概念，并且从文学理论到文学实践论证汉语之于新文学建立与发展的主导性价值，是否会重蹈“语言决定论”的覆辙？这是汉语新文学概念运用之际可能会遭遇到的质疑。表面上看起来，由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和美国语言学家萨比尔等倡导的语言影响和决定思维的语言决定论，[19] 违反了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类思维的基本命题，但对于每个社会成员个体而言，他的语言不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体现？因此，“语言决定论”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未必就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汉语新文学概念确认并注重汉语语言对于新文学概念的某种决定性，由此框定汉语新文学基本的内涵与外延，这只是概念建构过程中的学术论证和理论陈述，并不是对汉语新文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设计与规定；在承认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前提下，汉语新文学的研究大可以沿着任何学术路数慨然前行，完全不必一定眷顾其中的语言因素。汉语新文学概念旨在拓展这门学术的研究路径，由此概念抽绎出任何更觉限制的学术规定性，都可能是对它的一种误解。

总之，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讨论，所涉及的乃是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汉语新文学语言本体的认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范畴与学科空间的拓展。这一概念吻合于新文学倡导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形态，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以汉语语种定义文学已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这一学术趋势使得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取得了相当的学术地位，而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汉语新文学又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被定义出来；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当然，汉语新文学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整合性概念当中的一个，它带着明显的理论优势，同时也显露出一些难以圆转的理论缺陷，包括上文提及的“语言决定论”的某种嫌疑。整合汉语新文学学术和学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学术任务，需要在更加扎实的学术实践中积累经验，丰富理论，寻求新的有效的路径。

注：

①均有讲义为证。朱氏讲义后人整理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82年刊载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论丛》第14辑；周氏讲义仍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题，1932年由人文书店发行。

①这样的表述不时地出现在一些重要文章和专著之中，如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茅盾《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著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0年，等等。

②一般认为以如下二部集体编著为标志：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③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早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合法”概念的不合理，其相关的文学史著述往往一直处在左冲右突试图寻求概念突破的努力之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较全方位地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课程方面的专书，例如文学史及各种资料集，在陈飞主编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所提供的目录中可搜得184部，其中以“现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设计题名的仅为4部，其他，以“新文学”为中心概念的22部，以“现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93部，以“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53部，即使是以“20世纪”或“百年文学”为中心概念的也有12部，在数量和比例上也远远高过以最为流行和最为正式的“现当代文学”作中心概念的专书。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并不完全，且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例如，王宁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是对国际上“新”的文学史理论的系统译介，与《中国文学专史》所应收列的“新文学”书目并无紧密的联系，但编者也误将之收入书目之中。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092-2106页。

①据周策纵回忆，见王润华《被遗忘的五四：周策纵的海外新诗运动》，《文与哲》（高雄）2007年第10期。

①转引自饶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②参见[韩]柳浚弼《东亚视角的可能性――中日本国文学史叙述的产生、特点及其历史脉络之比较》，《新文学》第3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81页，注释1。

③[美]约翰・阿尔伯特・梅西《文学史纲》，原书名为A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1924年出版。中文译者孙吉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5-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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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查尔斯・米尔斯・盖雷. 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M]. 北塔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现代汉语论文篇9

关键词：《现汉》 标〈书〉 复音词 研究现状 词义演变

一、引言

《现汉》是国内最权威、影响最大的现代汉语语文词典，历经5次修订，现已有6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收录标〈书〉的词语。《现汉》前5版的“凡例”对标〈书〉词语的解释是“现在书面上还常见的文言词语”，第6版“凡例”将其更改为“表示书面上的文言词语”。这类词语大部分在产生之初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并且在现代书面语中还偶尔出现，但在现代口语中较少见用。

综合标〈书〉词语在汉语史中的发展趋势来看，基本上是渐趋少用或趋于消亡，这大多跟同义词场的竞争有关。而对这一竞争过程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规律特点。同时，对汉语词汇史的发展演变研究也有重要意义。然而这样的研究还未见系统开展。本文即对《现汉》所收录的标〈书〉复音词情况进行概述，并综述其相关研究成果，以期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现汉》中标〈书〉复音词收录概况

我们曾对《现汉》第5版和第4版②中的标〈书〉复音词进行过穷尽式的对比和调查。第5版（2005）收录标〈书〉词语2980个，删掉第4版（2002）标〈书〉词语170个。据第5版的词类标注来看，涉及10个词类，具体分布情况可参看下表：

由表1可知，《现汉》标〈书〉复音词以动词、名词、形容词的数量最为可观，副词、拟声词、连词也较多，而数词、叹词、助词较少。划分词类是语法研究的基础，通过《现汉》收释的标〈书〉复音词的词类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推测趋于消亡的词语的词类分布概况，从而更加有选择、有目标地进行词汇研究。

就第5版对第4版所作的具体修订而言，修改工作较为细致和广泛，大致涉及700多个词语，主要有新增加词语、删减词语、新增加标义项、删减标义项、词义解释内容调整、义项归类变化和释例变化七个方面，具体修改情况可参看表2。由此可见《现汉》在修订时对此类词语的重视和规范。

通过《现汉》对标〈书〉复音词的修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辞书修订者对这类词语的理解程度及规范的初衷；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该类词语在近几年使用的变化情况，为我们了解和推测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些线索，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以“优渥”为例，《现汉》第5版在修订时注意调整了其释例，以使其意义得到更好的理解。第6版修订的时候肯定和保留了第5版的修订。纵观该词的发展脉络，其使用情况值得词汇研究者深味。

“优渥”近义连言，义为“雨水充足”。如：

（1）春多膏泽，夏润优渥，稼穑成熟，亩获百斛。（汉・焦赣《易林・乾之明夷》）

引申指“优裕，丰厚”，汉代以后文献用例多见。如：

（2）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汉・班彪《北征赋》）

（3）权数与芝相闻，馈遗优渥。（《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4）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礼，车入殿门，即席不拜，分甘损膳，赏赐优渥。（《后汉书・宋均附族子意传》）

后又可专指“待遇好”，文献用例亦多见。如：

（5）过蒙拔擢，宠命优渥。（晋・李密 《陈情表》）

（6）世祖为吴兴太守，昭达杖策来谒世祖。世祖见之大喜，因委以将帅，恩宠优渥，超于侪等。（《陈书・章昭达传》）

（7）种征君明逸，既隐操不终，虽骤登侍从，眷礼优渥，然常惧谗嫉。（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该义项一直发展到现代汉语。如：

（8）郎平回归待遇优渥 300多平豪宅薪水7位数（腾讯网2009年08月12日新闻）

“优渥”在古代多见于经部、史书等正统文献，而于译经、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口语性较强的文献中出现较少。尽管“优渥”在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但仍被当作文言词语对待，这与构词语素“渥”的意义有关。“渥”本指“沾湿”（《说文・水部》：“渥，也。”），后引申出“厚”义（《广雅・释诂三》：“渥，厚也。”）。“渥”的字形对这两个意义的凸显度不高，汉民族因直观的思维模式不会特别青睐该词，在使用中较少选用它。《现汉》虽收释“渥”的这两个义项，但标〈书〉以示其不常用。“渥”在现代汉语中仅作为语素在“优渥”中出现，罕见单独使用。其意义的生僻化和“优”义的常用性是使得“优渥”作为文言词语保留至现代汉语的主要原因。语言使用中的求新、求异心理是“优渥”得以在现代较多出现的主要动因。与此类似的较多文言词语，如“哂纳”“清馨”“袅绕”等，自出现后在文献中出现寥寥，但在现代还偶被提及，被《现汉》收释。对这类词语发展轨迹的探寻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从汉语词汇发展的角度对《现汉》标〈书〉变化的词语进行历时考察，一方面可以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另一方面可以归纳其在现代渐趋被弃的规律，从词语消亡的维度探析汉语词汇发展的动因和机制。

三、《现汉》标〈书〉复音词研究综述

综上所述，可知《现汉》标〈书〉复音词所涉词语众多，对其发展演变情况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汉语词汇史的内容。较早关注此类词语的当属祝鸿熹。

祝鸿熹（1998）从训诂学角度研究了《现汉》标〈书〉词语的释义情况，指出“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编纂涉及语词中包含的古汉语语素或语言成分的训释，古代语词构造方式、释文内容乃至有关语法修辞、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揭示”都离不开训诂与训诂学。他选取1996年修订本中的一些“现在书面上还常见的文言词语”，如“招贤”“揖让”“交迫”“空空如也”“桑梓”“杀青”“深恶痛极”等，探讨了现代语文辞书与训诂学的关系。其研究强调了训诂学研究成果对于辞书编纂准确释义的价值。

刘延新（1999）首先对“古语词”进行了界定，指“标示为〈书〉的词语”。接着运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提供的数据，对《现汉》第3版标〈书〉词语进行了频度调查。得出现代汉语古语词数量近5000，且近97%是实词的结论，同时指出《现汉》所收古语词较《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更为广泛。

冯振广（2000）通过“补”“俱”“酷肖”“”四个字词所涉词语〈书〉标识的不一致性，指出《现汉》标〈书〉词语标准不一致，但未作其他更为深入的论证。

胡丽珍、黄金贵（2003）针对《现汉》中古词语的释义，先后撰文对其中释义可商的词条从“不明名物”“混淆近似事物”“不解词素义”“不辨旧注”“未利用文物考古资料”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其释义多可信从。

苏新春、徐婷（2007）对《现汉》第3版统计后得出“共有5570条作了标示的书语词，其中‘整词标示的多音节词共2348例’”的结论，同时对《现汉》标〈书〉词语的标示与归类进行了归纳，指出其中不仅有词语的标示，亦有对单个义项的标示；另外他们还对此类词语的词频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区别了其与古语词、历史词、旧词语的关系。

柴红梅（2009）选取《现汉》第4版和第5版“ABC”三个字母条进行了穷尽式的数量统计，概述了其修订情况。在此基础上，以《现汉》标〈书〉词语为研究对象，从“词义转移”“义位选择”“词形替代”三个方面通过“败绩”“半道”“谤毁”等词及其相关词语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行了论证，探讨了词义发展演变的动因机制。

胡丽珍（2009）从七个部分论证了《现汉》古词语释义中存在的问题，多可信从。

方一新（2010）在论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沟通古今，探寻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现实研究”部分选取了数例《现汉》中部分源头可追溯到汉魏六朝的词语进行论证。

雷冬平（2011）对古词语的括注进行了研究，总结出用例、释义主体部分、搭配型、附加型四类括注，指出《现汉》皆存在一些错误的地方，该文着重就括注始见书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孙德金（2012）指出了《现汉》第5版因为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没有弄清楚，从而使得其标〈书〉标准不够明确，在通过实例探讨一些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提出了一些建议。

王慧（2012）将《现汉》第5版与第3版标〈书〉词语的收录情况进行了比较，从“词条增删有度”“释义修改要及时”和“体例修改要慎重”三方面得出了对辞书修订的启示。

上述研究工作多从辞书编纂的角度对《现汉》标〈书〉词语进行研究，这有利于整体把握《现汉》标〈书〉词语的概况；同时，现有研究成果多是挑选其中一部分例词，很少有从整体进行的全量式的调查。并且，也较少见从历时角度展开的研究，研究深度也有待深入。

四、结语

《现汉》标〈书〉复音词数量较为庞大，从汉语词汇史入手对各词语的词义发展演变进行探究，不仅可以探寻一些汉语词义发展的规律和内在机制，而且能在沟通古今汉语方面作一番尝试，其研究结果将有利于汉语词汇史的丰富。与此同时，相关研究结论也将丰富汉语词源学的研究，从而深化语言学界对重要辞书资源《现汉》的研究。然而，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语言学界对此关注不足，相关研究也较少从此角度切入。本文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方家注意，从而得出较为权威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本文是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122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学界一般简称《现代汉语词典》为《现汉》，本文从之。

②第六版的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③其中一个词语兼有副词、名词和形容词三个词类义项。

参考文献：

[1]祝鸿熹.现代汉语辞书呼唤训诂学[J].辞书研究，1998，（6）.

[2]刘延新.古语词分布状况和使用频率考察[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3]冯振广.《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书〉的标注有点乱[J].辞书研究，2000，（5）.

[4]胡丽珍，黄金贵.《现代汉语词典》古词语释义的疏误[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5]苏新春，徐婷.《现代汉语词典》标“书”词研究（上）（下）――兼谈与古语词、历史词、旧词语的区别[J].辞书研究，2007，（1）～（2）.

[6]柴红梅.从《现代汉语词典》标〈书〉词语看词义的演变[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7]胡丽珍.《现代汉语词典》古词语释义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8]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9]雷冬平.《现代汉语词典》古词语释义中的括注及始见书括注的不足[J].晋中学院学报，2011，（1）.

[10]孙德金.略论《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标〈书〉词及其改进建议[J].辞书研究，2012，（4）.

[11]王慧.词条收录变化对辞书修订的启示[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7）.

现代汉语论文篇10

关键词：古汉语 迁移 母语 英语学习

母语知识对外语学习的影响是语言学家及心理语言学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已经掌握了某一语言的基本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外语学习者来说，其对外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学习必然会受到母语语音、词汇、语义和语法知识的影响。古代汉语虽然出现年代和现代相距很远，但仍然和现代汉语有许多相似之处，按照迁移理论，这必将对英语学习产生正迁移，对英语学习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古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的相同之处也会对母语为非英语的学习者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他们掌握英语的各种语言现象。

一、语言迁移对外语教学启示

母语迁移（transfer）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重要课题。过去近五十年的母语迁移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和发现，也对研究中的问题和新的方向做了分析和探索。Odlin（1989：27）在总结二语习得领域数十年的语言迁移现象研究的基础上，给语言迁移下了一个简明而精确的定义：迁移是指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造成的影响。他进一步把迁移分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两种，当母语规则与外语规则相同时，产生正迁移；而当母语规则与外语规则出现差异，尤其是表面相似但实际不同时，往往产生负迁移。另外除考虑语言迁移的语言因素外，还要考虑认知因素。Danesi& Di Pietro（1991）指出母语在儿童的二语习得中起着很小的作用，因为儿童的本族语尚未得到完全发展，因此也就没有渗入到儿童的思维方式和概念模式中。但就成人而言，情形完全不同，成人的认知能力得到全面发展。成人的认知能力能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加以运用，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能在二语学习这一有意识的、受制约的过程中进行形式上的语法推理（Flynn，1996；Schachter，1996；Titone&Danesi，1985）。

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大部分为成人，或接近成人（中国小学生，初中学生），其学习英语和在英语国家习得英语不同，基本上依靠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英语学习的各个过程，语言之间的共性为他们的学习提供了便利，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对语言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提高语言学习的过程意识，和对各种语言现象的理性认识，更好地加速语言学习的进度。所以英语教学应加强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并指出不同语言之间形式差异下的共同认知基础。

二、迁移视角下古代汉语在英语学习中的定位

上面谈到语言迁移定义时指出迁移是指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造成的影响。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大都忽视括号中的“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的表述。任何已经掌握的知识，尤其是语言知识会对二语习得产生影响。本文所谈的古代汉语，是中国学生必修的课程，在英语学习的大范围内，又多了一层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对英语学习的作用。现代汉语学习有利于促进英语学习，古代汉语学习有理由促进现代英语学习，当然可知古代汉语学习有利于英语学习。古代汉语学习对现代汉语学习体现在对现代汉语的更深理解上，还体现在文化修养上，这些无疑会对英语学习产生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在汉英翻译中，对汉语原文的准确理解是实现翻译的前提。

本文谈的古代汉语学习对英语学习的作用更主要地体现在其促进语言共性的认识，从而提高英语学习的认知能力上。为了更好地分析古代汉语在英语学习的这方面作用，有必要对古代汉语在英语学习的定位作个明确，从迁移角度看古代汉语对现代汉语的使用者来说是不完全习得的语言（尽管他们以汉语为母语），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差异巨大，在学习中，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同样遇到了和在英语学习中类似的困惑和难点，其中最大的困惑和难点来自现代汉语的负迁移。无可争辩的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渊源关系（很多相同点）为古代汉语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现代汉语的使用者来说，英语是其第二语言，为了更加突出古代汉语对英语学习的正迁移作用，笔者试着称古代汉语为第一点五（1.5）语言――1代表属于母语范畴，0.5代表其半个外语性质，即相对于现代汉语来说，其在句法、语法和实际使用都不同于现代汉语――以便其和外语学习统一起来。

上文指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已经基本具备了成人的认知能力，他们又在中学高中阶段必修古代汉语，有效利用此有利条件，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英语学习纳入统一过程，具有一箭三雕的独特作用。

三、古代汉语与英语的几点共性

谈迁移就需要了解共性，本文试图论古代汉语对英语的作用，但对他们共性的研究还缺乏广泛性研究，目前这方面的论文，专著几乎为零，这也从一方面体现了本文的价值，期待更多的深入探讨。笔者尝试性的分析，总结了几点共性，由于古代汉语的语音部分对英语学习意义不大，下面主要从词法和句法两个方面作了比较。

（1）古汉语与现代英语词法比较

下面记录了一些例句、例词：

例一、英语中有一种动名词，这个动名词的逻辑主语，用其所属格，放在这个动名词的前面。把逻辑的主谓关系变成了语法的偏正关系。His working for the people gave us a good impression.（他为人民工作给我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The trouble is their working without a plan.（问题是他们工作无计划。）第一句的主语his working for the people和第二句的表语their working without a plan都是偏正词组，译成现代汉语则用主谓词组。与英语类似的古汉语中的主谓词组，用作主语或宾语时，一定要加“之”，使这个主谓词组偏正化，旧说叫做取消句子独立性。如：前人之述备矣。（《岳阳楼记》）其山钦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钴姆潭西小丘记》）前句“前人之述”为主语，后句“牛马之饮于溪”作宾语，都有个“之”在其中，使两个主谓词组偏正化。同英语这类句子一样，译成现代汉语，则用主谓词组。可见，逻辑的主谓关系以偏正词组的形式出现在句中，在英语和古汉语中是一致的。

例二、英语中名词兼作动词的现象较普遍，古汉语中也时常见到名词活用现象。water首先是名词，下面的用法是动词：to water the field（浇）；to water the horse（饮）；to water the milk（搀水）；The smoke made my eyes watere（流泪）。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荀子・劝学》）这里的“水”呈游泳意，作动词。hand是名词，也用作动词。He handed in his notebook.（他交了笔记本。）爪其肤，以验其生枯。（《种树郭橐驼传》）这个“爪”是用指甲划破意，名词活用作动词，同英语和古汉语的名词活用相比，现代汉语的名词就显得很不活泼了。

在词法方面，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还有其他相似的情况如在：英语和古汉语中，词的兼类现象较现代汉语多，有的能兼几个词类；英语的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古汉语的人称也有不同的形式；古汉语中某个词的引申义用法，或许使古人觉得不够规范，今人也觉得有些乖僻。

（2）古代汉语与现代英语的句法比较

例一、表示时间、处所的介词结构，在英语中常放在动词之后。古汉语亦然。如The bus pulled into a roadside restaurant at mid night.（午夜时分，公共汽车开到一家路边餐馆。）A banner of welcome is waving in the wind.（欢迎的横幅在风中飘扬。）介词结构at midnight和in the wind都放在动词后，在句子的末尾，译成现代汉语则须提前。“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出师表》）以上两句以“乎”构成的介词结构，或表处所，或表时间，用在动词或动宾词组后，译成现代汉语一律提前。前句译作“到沂水去游泳”，“到舞雩吹吹风”；下句译作“在兵败危险的时候，接受了先帝的委任”。

例二、英语和古汉语都有被动句，其实施者用介词连出。这样的介词结构可以出现在句尾。Our leaders are greatly loved by the people.（我们的领袖深受人民爱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by the people在句尾，“于大方之家”也在句尾，而现代汉语含有主动者的介词结构“被……”从来不会出现在句尾，只能在句中出现。

古代汉语和现代英语在句法方面还有其他相同之处如：英语和古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在安排“大名”和“小名”的顺序时是一致的；在英语和古汉语中，都有某些介词是不定代词，介词既可以出现在宾词之前，也可能有另外的用法。

上面简要分析了词法和句法方面的共同点，另外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占多数，并且使役用法很普遍，并和现代英语有相似之处，下面将重点谈谈其使役用法对英语学习的作用。

四、古代汉语使役用法与英语使役结构习得

张京鱼（2004）指出英语的典型使役化结构是词汇使役形式，使动句英语也很常见。但由于词汇使役形式表示直接约束，使动句表达间接的因果关系，词汇使役动词在表达因果关系上便有了先发占领的作用，make Exp V-ed形式在语言产出中仅以间接因果关系的表征出现。这一发现对英语作为二语/外语教学有直接的影响。由于词汇使役形式是英语典型的使役化形式，英语学习者应该多用词汇的使役形式，但中国英语学习者普遍使用句法（包含make）使役形式。古代汉语也有大量的词汇使役形式，大量的接触，将对英语使役动词学习产生迁移作用，提高学习效果。文言文中中学课本这种用法大量存在，例如：（1）“吞二周而亡诸侯，覆至尊而制六合”（亡：使…亡。《过秦论》）；（2）“安能屈豪杰之流”（屈：…使屈：《五人墓碑志》）。通过对这种用法的大量接触，提高对语言多种现象的认识，从而提高对英语和现代汉语不同的认识，这是懂古代汉语学习者的一个优势，比如对英语surprise词的You surprise me中用法的学习，如果学习了“庄公寤生，惊姜氏”（庄公生下来时属于难产，使姜失吃惊《左传・隐公元年》）的话，理解和学习起来就容易得多。

五、结论

语言迁移理论指导我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看待语言学习，从而自觉地运用迁移理论，去分析语言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多种迁移现象，达到某种程度的预测和控制作用，改进教学方法，同时指导学生学习的效率。以上把英语和古汉语作了类比，找出了一些相同点。惯用现代汉语的人觉得反常的，而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的语言里，也许是很顺畅、很自然的。英语和古汉语的某些偶合，说明了人类的思维既有相同的规律可循，也有相似的趋向可查。从迁移角度谈语言学习可知，古代汉语学习，不仅对现代汉语学习有重要影响，而且将对现代英语学习和教学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英语学习，还需要有更多的探索。

参考文献：

［1］Danesi，M.& Di Pietro，R.J.Contrastive Analysis for the Contemporary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Toronto：The Ontario Institu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91.

［2］Ellis R.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Flynn，S.A Parameter-Setting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In W.C.Ritchie & T.K，Bhatia（Eds），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Academic Press Inc，1996.

［4］Hu zhuanglin & Jiang wangqi.Linguistics：An Advanced Course Book.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02.

［5］Odlin，T.Language Transf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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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亦菲，朱新明.对三种认知迁移理论的述评［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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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留华.母语迁移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