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发展论文十篇

现代农业发展论文篇1

(1)有利于增创农业农村新经济增长点．

发展现代休闲农业，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副产品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有利于带动种(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运输业、装修业、建筑业和文化产业等的发展，促进传统农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以旅促农”、“以旅助农”．

(2)有利于社会财富转向助推农村发展．

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助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发展现代休闲农业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实现产业联动和以城带乡的重要途径，对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满足旅游消费需求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3)有利于农民就地就业加快脱贫致富．

有利于进一步满足和扩大城镇居民在农村地区的消费，加快信息、资金和技术等社会资源向农村的流动，使农民在不离土、不离乡的同时，通过提供旅游服务增加收益，为推动农村“三个文明”和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有助于促进农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目前，国际、国内旅游市场日益兴旺发达，消费需求持续旺盛，具有本土化、特色化的休闲农业更是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前景广阔，必将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的有效供给，为旅游业自身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进而支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5)有利于乡村特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发展现代休闲农业，有利于促进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进一步拓宽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发挥农业的旅游观光和文化传承等功能，进一步解放农村干部群众思想，促进乡村本土化、特色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2梅州市现代休闲农业发展条件分析

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生态环境良好．山地、丘陵占全市国土面积的80%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发展休闲农业的基础条件良好;同时，梅州市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中国自驾游最佳目的地”等众多城市名片，以文化生态为特色的旅游产业方兴未艾，成为该市实现绿色发展、特色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

2．1资源条件简析

2．1．1农业旅游资源

近年来，梅州市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已取得丰硕成果．水果、茶叶、油茶、南药、优质稻、蔬菜、烤烟、畜牧水产养殖等特色农业产业初具规模，以“梅州金柚”、“平远慈橙”和“嘉应茗茶”为代表的金柚、脐橙和茶叶声名远扬，不仅成为有人喜爱的梅州文化生态旅游拳头农特产品和旅游商品，还打进了欧盟和东南亚等国际市场;近年来，梅州绿色农业发展迅速，全市建有5个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1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雁南飞、雁鸣湖等农业旅游景点更是名闻全国，以乡村体验、果蔬采摘和农家乐等为主的现代休闲农业成为梅州农业产业发展的新途径和文化旅游发展的新亮点．

2．1．2人文旅游资源

梅州是世界上客家人最主要的集散中心、聚居地，全市97%以上的都是客家人，其语言、饮食、居住、风俗、节日、礼仪、教育等方面都较完整地保存了客家文化的特征，享有“世界客都”美誉，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华侨之乡、山歌之乡、足球之乡”．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梅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造成了梅州与外界沟通较少，但物镜天成却也因此保存了较多的客家古村落和古民居;还有，客家人诗礼传家、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更使客家地区英才辈出，可以说每个村落都有引以为荣的历史人物或杰出代表，名人故迹遍布山村，人物故事生动活现，为开发现代休闲农业和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难得而雄厚的资源本底支撑．

2．1．3旅游客源市场

梅州的国内旅游市场以珠三角地区和韩三角地区为主，这些地区城镇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生活节奏较快、工作压力较大，到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需求较大;梅州的入境旅游市场以港、澳、台地区为主，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也是客家人主要的聚居地之一，在文化习俗与人脉人际方面都与梅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为梅州发展休闲农业提供了广阔的客源市场．同时，现今大部分的城市小孩都为独生子女，家庭环境优越，接触大自然少、动手能力较差，发展休闲农业可为他们提供良好的锻炼平台，也将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

2．1．4内外交通条件

梅州对外交通日益方便快捷，正在逐步形成高速、铁路、航空等全方位的立体交通网络，梅州作为粤闽赣边交通枢纽的地位日渐突显．梅揭高速和天汕高速梅州段贯穿梅州南北，连接福建与潮汕地区;梅河高速、梅龙高速连通梅州东西，使梅州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梅惠高铁、梅州至厦深高铁连接线，鹰梅、浦梅铁路及汕潮揭城际轻轨丰顺延长线的前期工作已经展开，杭广铁路梅州段(梅州－杭州)、梅瑞(梅州－瑞金)高速铁路已通过可行性研究;梅县机场已开通梅州至香港、广州、珠海、深圳、台湾等地航班．市内交通也日趋完善，基本实现了市区到各县(市、区)县城的一小时交通圈．

2．2发展模式探索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梅州就大力发展以“三高农业”为重点的现代农业，全市建有规模以上园地或基地10000多个．经过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全市大力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的推动，全市现代休闲农业发展已初具规模，已形成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休闲农业旅游点．

2．2．1发展模式及其特点

目前梅州休闲农业发展模式主要有农业观光休闲、乡村文化体验和生态休闲度假等类型．农业观光休闲是指利用农业科技示范、农产品生产加工、农产品采摘、渔场垂钓、畜牧狩猎等农业旅游资源发展的观光休闲旅游项目;乡村文化体验是指利用乡村田园风光、客家民俗文化、客家名人资源等发展的民俗文化体验旅游;生态休闲度假是指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发展的休闲度假旅游。

2．2．2存在问题

梅州市休闲农业的发展主要存在开发层次较低、开发深度不够等问题，无论是农业观光休闲还是民俗文化体验，都还停留在较低的观光层次上，特色不够鲜明、景点雷同严重、科技含量不高，特别是对客家文化的挖掘与展示还相当不够，缺乏高层次的文化体验产品，未从全市休闲农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和梅州旅游客源流向的特点谋划发展布局，有待改进提升．

3梅州市现代休闲农业发展研究与对策

3．1理论问题研究

梅州市现代休闲农业的发展，必须关注和解决好规划发展原则、发展空间布局等基础理论问题．

3．1．1规划发展原则

(1)以农为本原则．

“三农”是现代休闲农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资源所在，在休闲农业发展规划中要以农为本，把农业发展、农民受益、农村进步作为出发点，根据梅州市各县的资源特色寻求差异化发展．

(2)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考虑当代人利益，更要考虑子孙后代利益．梅州休闲农业的规划发展，应进行可行性的科学分析研究，应注意环境资源保护，注重客家民俗文化资源挖掘，达到开发保护并行目的．

(3)创新发展原则．

梅州市现代休闲农业发展现在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参与主体利益冲突明显、发展模式单一等问题，其之解决问题的关键出路在创新，要在规划发展实践中注重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发展机制和模式．

3．1．2发展空间布局

根据梅州现代休闲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客源市场的特点，梅州现代休闲农业的发展，必须围绕近城镇郊区型、沿交通干线型和临景区景点型等主要的开发经营模式，重点选择在梅州市区和各县(市、区)城郊及交通主干道和主要景区周围(点)布局相关项目．

(1)近城镇郊区型．

即环绕梅州市城郊、县郊重点发展休闲农业，形成环城市(镇)郊区休闲农业旅游带．这些地方具有交通方便、接近城市消费群体的特点，应重点发展绿色有机农业种植养殖、农业园艺、农业观赏和农事体验，形成融“吃农味、住农舍、赏乡野、干农活、购农产品”为一体的环城休闲游憩带．在发展类型上可重点发展农业公园、农园采摘、生态科技观光、渔场垂钓等．可将梅县区南口侨乡村、程江镇、西阳镇、城东镇、梅江区城北镇发展为市郊农业观光休闲与民俗文化休闲;平远县可依托脐橙、油茶、南药、优质稻等四大农业主导产业和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发展县郊农业观光休闲与民俗文化休闲;蕉岭县可依托底蕴深厚的客家民俗文化，重点发展民俗文化休闲;大埔县可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客家民俗文化，发展农业观光休闲、民俗文化与休闲度假村;丰顺县可依托丰富的乡村温泉资源，发展融温泉与农业休闲于一体的度假村;五华县可依托热矿泥特色休闲资源与有机农业资源，发展农业观光休闲与休闲度假村;兴宁市可依托合水水库、丰富的客家精神与名人文化资源，发展农业观光休闲与民俗文化休闲．

(2)沿交通干线型．

即在主要客源地进入梅州的主要交通干道旁规划布局休闲农业旅游点．五华县、兴宁市可充分利用靠近G25长深高速的优势，丰顺县可充分利用靠近G78汕昆高速的优势，依托自身的温泉与客家民俗文化特色资源，在邻近交通主干道附近发展融温泉保健养生与客家民俗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度假村;梅县区松口镇可充分利用靠近S223的优势，依托自身客家民俗文化资源，发展民俗文化休闲旅游．

(3)临景区景点型．

即在主要核心景区周边规划布局休闲农业旅游点，依托景区集聚效应获得发展机遇．可围绕阴那山旅游产业园、五华县热矿泥康体产业园、丰顺县乡村温泉产业园、五指山风景名胜旅游产业园四大核心进行规划布局，发展近景区型休闲农业旅游．

3．2特色线路策划

发展现代休闲农业，不仅需要重视休闲农业点自身的开发建设与经营，还需要注重解决好休闲农业点的“点”、“线”、“面”结合问题，形成特色休闲农业旅游线．根据梅州市休闲农业资源的分布特点和全市现有交通网络及其未来一段时间的规划发展，可重点规划建设5条特色休闲农业旅游线路．

(1)东部休闲农业旅游线．

以S333和梅大高速为轴线，发展主要以大埔县为主的东部休闲农业旅游专线，包括以乡村旅游为主题的坪山梯田旅游区、甜竹生态旅游区，以客家民俗文化为主题的客家民俗文化村、三河坝景区，以休闲农业为主题的西岩山茶乡旅游度假村等;同时，可借势大埔“南国牡丹”广东汉剧发源地、广东汉乐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花环龙之乡和鲤鱼灯舞，五鬼弄金狮、花环龙等浓郁客家风情，发展以客家民俗文化村为特色的客家民俗文化休闲旅游．

(2)东北部休闲农业旅游线．

以S223为轴线，包括梅县区雁洋镇、松口镇，发展东北部休闲农业旅游线，依托以生态农业为特色的国家5A级旅游度假村雁南飞茶田景区、国家4A级旅游度假村雁鸣湖旅游度假村;以乡村旅游为主题的桥溪村;以红色旅游和客家民俗文化为依托的国家4A级景区纪念园，发展以农业观光休闲、民俗文化休闲、休闲度假村为一体的综合型休闲农业与特色乡村旅游地．

(3)北部休闲农业旅游线．

以G205、G206为轴线，辐射蕉岭县和平远县，发展北部休闲农业旅游线．蕉岭是中国长寿之乡，拥有广东省自然保护区长潭旅游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丘逢甲故居、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谢晋元将军故居，古代客家民居石寨土楼等;平远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广东脐橙之乡，拥有国家3A级旅游区五子石生态旅游产业园、南台卧佛山文化旅游产业园等．可依托长潭旅游区、五子石生态旅游产业园，重点发展以中医药养生保健为特色的休闲度假村、以客家民俗文化为主题的民俗文化休闲．

(4)西部休闲农业旅游线．

以G205、G25为轴线，辐射兴宁市和五华县，发展西部休闲农业线．兴宁市拥有部级森林公园神光山、合水水库风景区、金明湖温泉度假村、广东省古村落罗岗等;五华拥有汤湖热矿泥山庄、七目嶂风景区、益塘风景区、球王李惠堂故居等，可依托热矿泥康体产业园重点发展以温泉养生保健为特色的休闲度假村和农业观光休闲．

(5)南部线．

以S12、G78为轴线，发展以丰顺县为主的南部休闲农业旅游线．丰顺温泉资源丰富，拥有广东最多的温泉，此外还有龙鲸河漂流、龙归飞瀑、铜鼓峰、八乡山、黄花村等，可依托丰富的乡村温泉资源发展以温泉养生保健为特色的休闲度假村和农业观光休闲．

3．3发展对策建议

(1)做好论证、科学规划．

梅州现代休闲农业的发展必须立足地方特色资源，科学分析判断，提取特色、浓缩精华，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糅进客家文化．不仅要让具有农业工程咨询与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论证设计，在建设前期更要邀请民俗文化、农业科技、生态环保、交通旅游等方面的专家充分论证，对其观光功能进行科学设置．

(2)加强指导、政策扶持．

梅州现代休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离不开主体培育和市场参与，建议进一步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现代休闲农业的信贷投入，特别是农行、农村信用联社等要加大面向农户和中小旅游企业的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规模，为现代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资金与信用服务;同时，政府要加强宏观指导，出台政策、制定标准，引导和支持交通、住宿、饮食等休闲农业服务项目发展，使游客来得通畅、住得舒服、吃的尽兴、玩得愉快，促进休闲农业的长远发展．

(3)提高档次、提升服务．

针对梅州现在大部分休闲农业开发项目单一的现状实际，建议以满足不同旅游者需求为目标，努力提升产品档次和品牌形象，要通过各种途径引导教育农民特别是休闲农业的开发经营者提高其综合素质、审美能力和增强服务意识，要尽快建设一支与现代旅游服务业相适应、能满足广大游客需求的休闲农业从业人员队伍，提高经营管理服务质量，推动现代休闲农业的规范化、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

(4)加强宣传、广招客源．

要指导休闲农业经营单位和个人搞好策划包装，特别是要加强与旅行社的紧密合作，积极引导和扶持休闲农业点与主要客源地的旅行服务企业广泛开展信息交流与区域合作，实行资源共享、线路互连、市场互动、客源互送，加快实现休闲农业发展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5)维护生态、持续发展．

现代农业发展论文篇2

1研究综述

学者们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对现代农业发展做了许多有针对性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是从内涵、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口标与途径、面临问题与对策等现代农业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口前，我国学者评价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主要采用模型法、参数比较法、数据包络法和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其中多指标综合测度法由于测度过程规范、结果直观、经济意义明确、可操作性强而得到广泛应用，最为常见的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多元分析法、滴权法和综合指标体系法等方法[2-3]。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对分析结果影响最大的是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口前国内学者提出的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观点不一，多达20多种。由于指标体系的构建不同，同时指标权重赋值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使得测量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同一测量体系由于所赋权重不同结果也会出现差异，如齐城川、李树明等的测量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单独对某一地区测量出来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普遍偏高，如徐贻军等对湖南的测量结果相对其他学者较高困。

为了说明不同指标体系及层次分析法的赋值差异对测量结果的不同影响，笔者综合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省份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综合前人相关研究，从表1可以看出:①不同评价体系与指标赋值使测量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情况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也会不断提高。表1中2003,2006和2007年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符合这一趋势，但2008和2009年的测量结果却呈下降趋势，显然与学者的测量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有关。甚至同一测量体系由于所赋权重不同结果也会出现差异，2006和2008年相同指标体系下的测量结果不同就是最好的证明。②同一评价体系与指标赋值下的测量结果一致反映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东高西低之势。学者们无论使用哪种评价体系与指标赋值，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呈不断下降梯度趋势。③单独对某一地区测量反映出来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普遍偏高。表中学者们对河北、福建、江苏、湖南和湖北单独的测量结果均高于其他综合测量结果。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也要看到，由于受到对现代农业发展认识不同及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学者们在评价体系选择与指标赋值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影响现代农业测量结果的关键因索，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与完善。同时，尽管对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测量也有涉及，但缺乏针对江西发展特点的单独指标体系设计与测量。因此，笔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针对江西农业发展特点设计指标体系，对江西及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以期为政府制定现代农业发展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2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2.1基于AHP法的评价指标及模型构建

2.1.1基于AHP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结合江西农业发展特点，将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为4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的细化，包括劳均耕地面积、劳动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森林覆盖率等18个评价指标。采取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相应的权重，采用“1一9”标度法，计算出各级指标权重，并用一致性指标计算公式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由于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该研究采用标准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所采用的标准值确定主要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文献，既考虑了中国发达地区水平，也参照了国际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2001~2013年)《江西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江西统计局网站及相关论文。各指标的权重、标准值和指标解释如表2所示。

2.1.2基于AHP法的评价模型选择。在前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该研究构建的江西现代农业综合评价指标模型如下:式中，A为综合评价指标指数;n为一级指标的总数量坑为第k个一级指标权重;w、为第k个一级指标中第i个二级指标的权重;认为第k个一级指标中第i个二级指标的数值;mh.为第k个一级指标中二级指标的数量。

2.2实证结果分析

2.2.1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及与全国比较。为了充分说明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对2000,2006和2012年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量结果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并对2012年江西和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此外，通过相对指数测量来反映江西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的发展程度。江西不同年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及与全国比较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①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近12年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江西现代农业水平从2000年的46.21增加到2006年的55.39，然后再增加到2012年的62.70,12年来增加了16.49，增长幅度较大。如果将现代农业的发展阶段(评价值范围)划分为起步阶段(0.30一0.55)、发展阶段(0.55一0.70)、初步实现阶段(0.70一0.90)和发达阶段(>0.90)，那么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已由起步阶段上升为发展阶段，有了根本的提高。②江西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二级指标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业投入水平和农业产出水平是江西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其发展较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00}2012年，农业投入水平由起步阶段提升为发展阶段，而农业产出水平则由起步阶段提升为初步实现阶段;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发展较慢且处于较低水平，农村发展水平近12年来虽有所提高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农业生态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由发展阶段下降为起步阶段。③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江西现代农业水平比全国水平高出2.75，说明江西现代农业发展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在二级指标中，除了农村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外，其余指标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2江西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比较。为了充分说明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均衡性，对2012年江西11个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同时通过相对指数测量来反映江西各地区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的发展程度。2012年江西不同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比较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①江西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较为均衡，大多处于发展阶段，少数地区处于初步实现阶段。在江西11个地区中，除南吕市和景德镇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发展较好，处于初步实现阶段外，其他各地区都处于发展阶段。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为南吕市，其发展指数为70.65;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最差的是九江市，其发展指数为58.52。两者相差并不大，只有12.13，说明江西整体上现代农业发展较为均衡，没有出现较大差异。②与整个江西现代农业发展类似，各地区农业投入水平和农业产出水平较高，而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较低。从农业投入水平看，发展水平较高，大部分地区相对指数在55以上，处于发展阶段，只有新余市和鹰潭市处于起步阶段;从农业产出水平看，发展水平更高，相对指数大多在70以上，除九江市和上饶市外都处于初步实现阶段;从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来看，发展水平都较低，相对指数都在55左右，处于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地区大约各占一半。可以看出，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是致使江西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较后的主要原因。

3结论与对策

现代农业发展论文篇3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也就是科学技术化。未来农业将是以现代科技及其应用技术装备起来的崭新产业。农业的发展大体经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农业三个阶段。原始农业主要靠大自然的恩赐，传统农业以经验为基础，现代化农业则是依靠科学技术。

一、美国农业发展的教训

以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农业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现以美国为典型的农业发展模式越发显示出其存在的问题及危机。

美国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和工业生产十分相似，即投入一定数量的物质和技术，产出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有的美国生态学家认为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和采矿作业十分相似，即从土地中榨取、剥夺而且带来破坏；以长期和未来的损害换取短期和眼前的利益。建立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化学化这两大支柱上的农业现代化，基本上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变种，因而发生在工业生产中的污染、损害生态环境的现象，也都在现代化农业中出现；由于农业生产空间广袤，因而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其主要问题是：

(一)破坏土壤，加速地力衰竭土壤是有“生命”的物体，如果使用得当，土壤会愈来愈肥沃；反之，会愈来愈衰竭。美国现代化农业大面积的连年单作，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加上长期的机械耕作，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流失现象。美国每年流失的土壤，高达31亿吨。美国衣阿华州的土壤原来十分肥沃，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农业的运作，损失了一半的表土。平均来说，衣阿华州农民每生产一蒲式耳(每蒲式耳为35.238升)的玉米，要流失一蒲式耳的表土，种植大豆损失表土更多。美国中西部一带农田的表土，早年深达6英尺，是世界上罕有的肥沃土壤，目前表土只剩下6寸，其余的，都在冲刷过程中流失。据专家估计，美国由于土壤流失造成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每年超过400亿美元。虽然50多年来，美国一直努力防止土壤冲刷，每年用于这方面的费用高达10亿美元以上，但是，由于现代化农业造成土壤破坏的根源没有消除，因此，一切治标措施都收效不大。

(二)减少了遗传的多样性不论在作物和家畜方面都是如此。美国式的现代化农业往往只使用少数的几个品种，而过去的传统农业则使用众多的本地品种。减少遗传的多样性，对于农业生产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病虫害爆发，由于品种的单一可能全军覆没。1970年美国玉米叶枯病，使全美15％的玉米产区颗粒无收，就是因为所有种子都是来自一个易感叶枯病的品种。

（三)大量消耗能源，能源利用率低美国现代化农业是典型的“能源集约农业”，美国每人一年中消费的食物，是用1吨汽油生产的，如果全世界各国都采用这种能源集约农业生产方式，那么占全球目前消耗量50％的汽油要用来生产食物，全球的石油储备在15年内就要告罄。

美国现代化农业生产，不但大量消耗不能再生的能源，而且能源的利用率极低。中国、印尼、缅甸等亚洲国家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用0．05—0．1卡的热量，可以生产1卡热量的食物；而美国现代化农业则需0．2—0．5卡的热量，才能生产1卡热量的玉米、大豆、花生等等。美国人吃1罐只有270卡热量的罐头玉米，是用2800卡热量生产的。

(四)大量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造成环境污染例如，美国衣阿华州大泉盆地(BigSpringBasin)从1958年至1983年这25年中，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浓度增加了3倍，这是大量施用化肥的结果。美国31个州存在着化肥污染地下水的问题。

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对于农业工人的健康也造成直接的危害。美国农业工人伤亡率仅次于建筑业、采矿业，被列为三大危险行业之一。

(五)美国现代的养畜业，特别是肉牛饲养业，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美国的肉牛饲养主要集中在13个州，有42000处肉牛育肥场；其中200处最大的肉牛育肥场，集中了美国肉牛总数的50％左右。鉴于高度集中饲养，厩肥处理十分困难，造成了很大的空中和地下水的污染。此外，高度集中饲养，用水量也十分集中，造成一些地区采水过量，水源日趋枯竭。美国肉牛育肥场集中的中西部和西部各州，主要依靠横跨8个州、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地下蓄水层供水，现在其中3个州的地下水已开采了一半，如此长期不断采水，蓄水层早晚有枯竭之虞。美国现代化大规模集中饲养肉牛，不得不用多种化学药物防治疾病和刺激生长。例如，组织代谢类固醇可以使肉牛增生5％一20％，提高饲料利用率5％—12％，增加瘦肉率15％—25％，因此被广泛地采用。美国全国肉牛育肥场中，95％以上使用各种生长激素；1988年，全美的肉牛饲养场用了1500万磅的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而人类食用了化学药物生产的肉类，对健康是不利的。

美国农业部也曾承认：“美国农业生

产效率很高，但是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当初没有充分意识到的。美国农业现代化给社会、环境和健康带来的问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于美国现代化农业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经过有关方面多年的探索，认为唯一解决问题的对策是，逐渐恢复过去以生态系统渗入农业生产中的方式，也就是逐步推行“低投入可持续农业”(LowinputSustainableagriculture，简称“Lisa”-“丽莎”)的生产方式。具体内容是：第一，充分将固氮技术和生物防治方法运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第二，减少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第三，有效地利用植物和动物内部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潜力；第四，将种植业和养畜业最优化地结合起来；第五，注意节约和保存土壤、水、能源和生物学资源，等等。

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一)综台运用高新技术发展智力农业“丽莎”的生产方式提出后，不但美国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拨出专款作为研究和试验费用；并且在国家农业学术馆中，设立“丽莎情报中心”传播研究成果。不少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对“丽莎”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人们认识到时代愈进步、科学愈发达，农业生产就愈需要智力来运作。农业未来学家预测，目前太旱、太碱、太瘦、太湿的土地，将来都可以通过特殊先进技术，转变为良田沃野。以色列已经在过去一些无法耕作的土地上，利用滴灌技术栽培柑桔等各种作物，就是明证。

目前我国在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路线方面，必须注意到我国农业技术结构的现状和农村经济的条件，技术路线的执行应能促进技术结构的优化。在技术结构上，我们应建立多元复合型的农业技术结构；在技术路线上，应选择以生物技术、有机技术为导向，以工程技术为辅的综合型农业技术路线。在综合发展中突出重点，抓住农业技术创新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的突破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产业化。

(二)大力发展精细农业采用精细形态生产方式的原因，首先是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日益医乏，为了经济地利用各种有限资源，只能采取四大密集：技术密集、劳力密集、资金密集和生态密集的手段。其次，运用精细形态的生产方式，可以在过去不能或很难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或空间进行生产。例如，干旱缺水、山地陡坡、盐渍滩涂乃至沼泽荒漠地区，都可以用水栽法转变为生产基地。水栽法不用土地，而是用营养液，在控制环境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这样，不但延长了生产季节，也扩大了生产的空间。中东一些炎热、干旱、缺水的地区，过去不能生产新鲜的蔬菜，目前已经用水栽法解决了问题。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如果采用精细形态的农业生产方式，创造出高科技、高收入的农业，就一定会吸引青年扎根农村，使农村成为真正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第四，精细形态的农业，在交通方便、风光秀丽的地区，只要稍加装备、经营，就可以成为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中心。这样，既可增加收入、促进农产品销售，又可以让城市居民领略田园风光；牧歌情调。

(三)信息农业方兴未艾当代世界正在由工业化时期进入信息化时代。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光纤和通信卫星技术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同样，现代信息技术也正在向农业领域渗透，形成信息农业。信息农业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农业基础装备信息化、农业技术操作全面自动化、农业经营管理信息网络化。信息农业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农业信息化，二是农业信息产业化。

所谓农业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一部分。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发展到某一特定过程的概念描述。它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应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遥感技术等多项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应用的过程。农业信息化又是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进而向信息农业演进的过程，表现为农业工具以手工操作或半机械化操作为基础到以知识技术和信息控制装备为基础的转变过程。

农业信息化有三个明显的特点：(1)农业信息技术在其他技术序列中优先发展；(2)信息资源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农民更注意用信息指导生产和销售；(3)信息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据某些预测标准，当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在农业中的附加值达到或超过农业总产值的50％时，就认为农业实现了信息化。

所谓农业信息产业化，就是将农业信息的采集、加工、传递、反馈、服务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以信息咨询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它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中新兴的独立的第三产业，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信息产业化是发展一优两高农业的需要，是农民进入市场的需要，是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的需要，是农业信息部门转变职能、自我发展的需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计算机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可以及时准确预报病虫害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做到及时防治，既节省农药，又减少粮食损失。计算机在饲料配制、优化施肥、作物产量预报、渔业捕捞以及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利用遥感技术调查农业资源，预报自然灾害，也有速度快、效率高的特点。准确的气象预报也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气象卫星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将计算机软件技术应用到农业领域，将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的影响下，我国从80年代以来，开展了系统工程、数据库与信息系统、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及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应用于农业、资源、环境和灾害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有些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业部1994年开始筹建的“中国农业信息网”现已初具规模，已有1000多个县入网。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建立了农业信息中心，大多数县配备了微机用于信息管理。全国已建成了一些大型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优化模拟模型、宏观决策支持系统、农业专家系统、计算机生产管理系统。应用遥感技术进行灾害预测预报与农业估产已取得显著效果。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研究的“小麦管理计算机专家决策系统”可使小麦增产6％—25％，降低成本4％—8％，增加效益15％—30％；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应用现代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建立的“中国北方草地草畜平衡动态监测系统”，使我国草地的资源管理由过去常规方法上百人10年完成的工作量只需7天即可完成，经3年运行，节约经费1669万元；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所研究的“农业专家系统”能指导农民科学育种、栽培、施肥、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等，已在二十几个省市推广使用，增产粮食13．5亿公斤，棉花35万担，节肥34万吨。南京经济学院研制的“粮食预警预报系统”可显示我国1959—2020年期间粮食生产、消费的中长期趋势，并可提供对产销缺口进行平衡调整的几种可选方案。

节约农业资源是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是核心内容。农业资源，例如土壤、气候、植物和水等是广泛分布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地变化的自然资源。要想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就必须掌握它们的分布、性质及其利用的变化，并取得现时性资料，这用常规技术是无法实现的。科学实验已经证明，只有运用包括卫星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空间分析技术、模拟模型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综合的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农业资源信息系统，才有可能及时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现时性的环境资料，并为领导或经营者提供决策咨询方案，以提高领导农业生产的主动性。据预测，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变量播种机和变量施肥机等，重大农业灾害的程度会得到较大程度的预防和控制，农民在每亩田的农活用工量可望从目前的10个左右降至1—2个，种子和化肥的使用量将减少30％—50％，产量却提高10％—30％，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在轻松劳作的同时，得到更为丰厚的回报。

(四)生态农业大发展所谓生态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中，以生态科学和原理为指导，利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培植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形成农林牧副渔良性循环，保持大农业稳定发展。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BarbaraWard(1914—1981)很早以前就认为美国现代化农业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他对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将种植水稻和养畜、养鱼结合，充分利用土地和生物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作法十分欣赏，而且提出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点：“唯一能够生产足够粮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的方式，是将所有适合耕作的土地，实行双作和三作。”由此可见，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间作、套作、混作、轮作，施用粪肥、厩肥、绿肥，实行生物防治，充分利用土地，精耕细作等似乎落后，但是保证了农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技术，实际上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应该作为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战略方针。

为了创造一个生态平衡的农业，就必须抛弃原有的以大量消耗石油、化肥、化学农药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遗传工程、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技术方法。当今时代由于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工程等学科的飞快发展，在分子水平上探明生物机能已经成为可能。因此，人们对于利用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研究成果解决农业生产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寄予很大希望。

遗传工程开始了人类首次涉足动植物机体内部的活动，通过改变基因结构，可以使植物生长得更好、产量更高，并具有内在的抗虫、抗病、抗逆、抗旱和自肥能力；也可以使作物更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在动物方面，运用遗传工程，可以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缩短生长期、妊娠期及增进家畜的各种性能。例如，将美洲驼和骆驼的基因互相移植，使新种具有两者的优点。

遗传工程还可以根据需要，使农牧产品产生某种特殊的品质(风味、色泽、酸甜度、营养价值等等)。科学家已经预见到，将来可以用遗传工程技术育成超级瘦肉型的肉猪、带有鹿肉风味(鹿肉在西方被视为野味之王)的牛肉。

人类目前主要粮食只有6种，科学家预见，到2025年，由于遗传工程的应用，可以增加到37种。这对于

丰富人类食物的来源，解决人口不断增加、耕地日益减少的严峻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五)都市型的工厂化农业日趋成熟自然农业最大的特点是靠天吃饭，其生产的状况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21世纪，由于实现工厂化，通过运用先进科技，农业生产将摆脱或部分摆脱自然条件的制约。所谓工厂化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车间”(塑料薄膜大棚，玻璃温室等)内，借用阳光或人工灯光进行不间断地农业生产。有的人认为，这是根本改变传统农业的重要方向。

用现代科技装备的工厂化农业，集成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和现代先进农艺等，其间作物的播种、生长、施肥、灌溉、环控等全过程都实现自动化，称得上是一个高水准的“种植工厂”。“种植工厂”可以通过对生物和环境的控制，使农业生产中的多种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首先，在自然或开放的条件下，水、肥、土、热等很难控制，“种植工厂”则可以充分发挥农业环境的有关潜能。其次，良好的“工厂环境”为生物潜力的发挥创造了条件，使农作物的有机物合成、转化和储存等效率大大提高，形状、味道和颜色良好。此外，“种植工厂”还能够很大程度地发掘作物生产的时空潜力：一方面，作物可种植时间得以延长，复种指数得以提高，部分或完全摆脱季节的限制，一些农作物可做到常年均衡供应；另一方面，对温度、光照、供水和营养的有效控制，使作物平面、垂直的生产空间得以拓展，有的立柱栽培技术可增加数倍产量。

由于未来人们保健意识的加强，对食物品质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未来对食物的要求，首先必须符合“干净”和“营养”的标准。所谓“干净”，是指食物不用化肥、农药生产，不用人工防腐剂、染色剂，不经辐射处理。所谓“营养”，是指食物不但保存了最大营养价值，而且不经过长途运输，必须成熟后采收，保持一流鲜度。为了满足上述一系列的严格要求，农产品就必须当地生产、当地消费。

农产品长途运输不但降低品质，还要大量消耗能源，造成大气乃至海洋的污染。不少农产品长途运输的包装材料，是不能“生物降解”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据美国环境保护局资料，从1963年到1971年，美国消费的食物，按重量不过增加2．3％，但是，食物运输过程的大、小包装材料，按重量却增加了33％和39％，这就是增加了长途运输的结果。

目前美国已经出现所谓“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这种生产形态，就是企业将生产和消费在地区内结合起来，逐渐实现农产品的地区自给。

工厂化农业一般适于布局在都市的周围，所以也有“都市型农业”之称，因为“智能型农业工厂”不仅包括蔬菜、园艺花卉，还有畜禽、特种水产品生产以及微生物生产。由于都市有发达的信息、交通和完备的基础设备，加之都市庞大的消费需求，未来的智能型农业工厂必将云集在都市周边，成为都市经济的重要支柱。

现代农业发展论文篇4

随着我国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市人对回归大自然产生了越来越浓的兴趣，向往环保生态的生活环境。大城市周边区域以及市区内适合农业生产的空间，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成为满足人们这种需求的理想场所。青岛农业总体上已进入到现代都市农业时代。即墨毗邻青岛城区，区位优越，在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农业有条件逐渐向园区化、设施化、工业化方向发展。人们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必然要求改变原来即墨农业的“城郊农业”定位，改变其仅提供农产品和原料的物质方面的单一功能，而向既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又能为人们提供精神文化等多方面需求的现代都市农业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即墨市立足经济社会发展，以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不断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深度开发和拓展农业的新功能，增进产业融合，使现代农业产业服务青岛，融入青岛，成为青岛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园区聚集引领发展

近年来，即墨市委、市政府连续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加大发展设施农业的扶持力度，在资金、技术、设施配套等多方面进行了倾斜扶持。特别是最近几年，日光温室、大拱棚、中小拱棚发展较快，设施农业园区不断涌现，让农业项目在园区“抱团”，把园区打造成项目发展的“洼地”，使农业园区聚集效应逐步显现，全市的设施农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全市设施农业种植面积近10万亩，成规模的农业园区150多处。即墨市已成为山东省最大的出口甘蓝生产基地，大姜、华南型黄瓜、食用菌、设施西瓜等种植面积都居青岛市前列。

（二）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创意拓宽发展空间

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无公害农产品、优质果茶等高效种植为主的生态农业，进一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和农民增收渠道。目前，以生态观光、茶果采摘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村、观光园20余处。全市有部级农业旅游示范点1处，山东省旅游特色村3家，省级旅游强镇3个，省级“好客人家”农家乐7家，青岛市星级农家乐12家，直接从业人员3000多人，户均年收入10万元以上，最高可达100万元。

（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标准化生产提升品质

在发展都市农业过程中，始终坚持实施生态循环战略，全面实施标准化生产，实行统一品种、统一购药、统一标准、统一检测、统一标识、统一销售的“六统一管理”。积极推广以生态绿色、节水节肥为重点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和生态循环农业，实现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全市发展蔬菜、果茶等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38个，面积22万亩；培育“三品一标”农产品154个。

（四）大力发展品牌农业，品牌带动促农增收

即墨市以放心菜、放心肉、优质粮为重点，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此带动农户发展绿色种植，培育农业品牌。一是品牌农业逐步壮大，形成了以蔬菜和茶叶为代表的品牌农产品聚集区。二是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深入挖掘“公司+基地+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的潜力，延伸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创建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带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前，全市注册农产品品牌300余个。涌现出“白庙”芋头、“鳌福”绿茶、“金口玉芽”芹菜等青岛十大名特优农产品；“鳌鹤春绿茶”、“大任河粉条”等近百个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出灵山韭菜、七级食用菌、华山甜瓜等一批区域性知名农产品。

二、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存在的问题

现代都市农业还在发展初期阶段，为都市居民提供的休闲、教育、体验等功能还不多，存在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一是名特优少，知名度较低，品牌农业发展差距较大。缺乏叫得响、知名度高的品牌。二是园区档次不够高，科技和装备水平一般。缺乏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精品产业，园区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低，产业链短。三是特色不突出，缺乏创意，精品少。缺少让市民在休闲观光过程增进对以农业和农村体验为目的的农业经营形态，高效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融合还不够。四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还有待完善，农业龙头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大和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数量较少。

三、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对策建议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是打造现代都市产业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实现即墨市现代都市农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世界眼光谋划，国际标准要求，制定完善发展规划

即墨地域东、中、西部存在明显差异，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层次，按照“东果茶、西蔬菜、中粮油”的空间布局，整合资源，带动现代都市农业整体突破。东部自然环境多样，交通便利，应结合蓝色硅谷建设，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高档次果、茶种植为主的精品农业，大力开发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等生态功能，建设土地集约、技术密集的现代高效农业。积极发展农耕休闲文化、果蔬采摘体验、市民租赁农场等旅游休闲观光农业形式，为人们提供优质鲜活的农产品，还可打造出优美的生态环境。在西部以大沽河为轴心，重点以发展高端设施农业为突破,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配套发展休闲农业，建设高质量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创新农业服务业发展。率先建成一批机械化、信息化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园区。

（二）设施农业引领，促进都市农业智能化、高端化，满足市民的物质需求

一是实施农业园区建设引领工程，着力打造精品现代农业园区。引进推广新的农业科技成果和优良品种及其配套技术，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快智慧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把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作为推动都市农业发展的先导，切实做到示范一片、带动一方。二是统筹产业布局，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培育产业特色，突出规模效益。加大园区科技示范作用的宣传，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和鼓励工商企业，龙头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用好的政策、好的项目调动各方面主体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积极性，加快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

（三）创新休闲农业，开拓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新领域，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充分利用自然风光、生态景观、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将农业生产、自然生态和人们生活进行有机融合，重点培育农业果蔬采摘体验式旅游、休闲度假等模式的休闲农业，为城乡居民提供系列化的产品和服务。一是加快推进休闲农业项目建设。充分利用当地的农业资源、民俗历史、乡土民情，通过设施栽培、生态立体种植、特色农业等模式，加强高科技成果集成示范，突出农味，打造特色乡村旅游精品。例如，可利用田横祭海节和鹤山柿子节等民俗节庆活动,把即墨两千年多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农业旅游观光结合起来，努力打造成精品农业旅游品牌。二是发展创意农业提高效益。针对市民求异、求新、求特、求美的消费心理，如可种植五彩辣椒、迷你西瓜等特色农产品，以满足其“猎奇”需求。三是积极发展观光生态农业。发挥农业在教育、生态等方面的功能，重点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发展节水农业，种植节水优质作物品种，为市民提供回归自然的良好生态，建设成为青岛市的绿色生态屏障。

（四）实施品牌战略，提升产品质量

一是高标准打造“三品一标”生产基地。大力培育农业精品名牌，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产品安全的目标。二是加强品牌营销。发展初期，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品牌建设的扶持，注重通过新媒体与消费者进行互动沟通，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促销活动。以市场促生产，实现由单纯抓生产向抓市场促生产转变，建设大型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形成联通全省、辐射全国的农产品物流网和信息网，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三是大力营造品牌文化。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加大企业文化的开发力度，对本地的历史、文化、自然等各种资源要进行深度的挖掘和利，从更高的视角、更深层次挖掘企业和产品内涵，打造文化农产品，唱响“金口玉芽”芹菜、“鳌福”绿茶、“白庙”芋头等品牌，力争形成品牌优势，不断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壮大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一是大力培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选择一批重点农业企业，在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等方面给予支持。制定吸引资金、激励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吸引外资、工商资本、民间资本投资兴办农业企业，引进或培植一批市场竞争力强、对产业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二是大力发展标准化农业。实施“园区+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等模式，以科技带动、订单拉动，大力发展标准化种植基地，优化种植业结构布局，推广机械化生产，实现农业发展的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提高现代化生产水平。三是抱团发展闯市场。把分散的农户联系在一起，将“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闯市场”。建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走规模化发展道路。

（六）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发展保障

现代农业发展论文篇5

（一）注重巩固农机作业队伍

北京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拥有机手30余名，为留住技术人才，该社把“用人”和“养人”结合起来。由于农机合作社具有“春耕、夏耘、秋收、冬闲”的特点，因此，有些机手为养家糊口会放弃机手的工作而转行。为避免此情况发生，该社提高机手工资待遇并给予一定生活补助，机手人均月工资5000元，并上五险，一天三顿免费用餐，组长手机费全额报销，如个人购车，单位补贴5000元。即使冬季在家休长假，5000元月工资仍旧发放，此举增强了该社的凝聚力，保持了机手队伍的长期稳定。

（二）注重利用自身优势多元化发展

北京金鑫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充分利用顺义区大力发展苜蓿草的优势，研制出独具特色的饲料营养配方。在饲料中添加了含蛋白较高的紫花苜蓿，既保证了肉羊育肥期所需的营养，同时降低了饲养成本。截至2013年，企业存栏肉牛2500头，出栏5000头；存栏肉羊8000只，出栏15000只。这家企业又成立了有机肥生产子公司，利用养殖场的牛粪生产有机肥，并把有机肥用于农田种植，既环保，又养地。此外，北京荣萍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农机服务和大田种植业为主营业务，自主经营粮田2.5万亩（其中北京地区1.6万亩，河北省衡水0.9万亩），以种植小麦和青饲玉米为主，全年种植业毛收入3900余万元。这种“一企两社”的经营模式，大大提升了综合生产能力。

（三）注重用诚信开拓市场

北京荣萍种植专业合作社向20多家奶牛场提供青贮饲料时，采取“先用料，后付款”的办法，并公开承诺，如在45天内，发现产品质量不合格，可免收料款。尽管料价比其他厂家每斤高出2～3分，仍赢得了客户争相购买。就北京地区而言，能够提供青贮饲料的企业有5家，而三元奶牛场只和该社签订合同，并口头约定，其他单位要入围销料，须经该社担保才能实施。由此可见，北京荣萍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仅拥有高速、高产、高效的产销能力，更加具备“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经营理念。

（四）注重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目前，北京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为迪尔（中国）公司北京区最大的客户，每年应迪尔公司邀请，参加迪尔公司组织的技术培训交流会，同时，迪尔公司会派专家到该社，针对大型先进农机器具的使用与维护进行现场讲解与指导。2010年迪尔公司还邀请该社社长和办公室主任赴德国参观学习。在双方不断友好接洽的过程中，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得到迪尔公司先进的技术支持，使该社踏上了农机服务的高速发展之路。

二、多方面为社会做贡献

回顾“一企两社”的发展历程，其为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贡献可概括为“五个作用”。

（一）对提高农民就业率起到促进作用

两个合作社将李遂地区及其他镇的部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合作经营。其中加入“北京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302户，加入“北京荣萍种植专业合作社”270户，社员共计572户。这些成员，以不同的入股方式投入到现代化农业生产中，对保持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调整种植结构起到示范作用

北京荣萍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一年种植两茬方法追求经济效益。上茬种植小麦，作为种子销售，每公斤3.1元，平均亩产550kg，产值为1705元；下茬种植青贮玉米，亩产青饲料3.5t，每吨按420元计算，亩产值1470元。两茬合计，亩总产值3175元，剔除两茬生产成本900元/亩和土地流转费用1200元/亩，亩获纯利1075元。

（三）对农民增收起到促进作用

农民自己经营粮田，几乎都种植一茬，经营得好，亩获纯收入300～400元，按三口之家5亩地计算，年获土地收益1500～2000元，且包括自己的劳动成本。而土地流转后，合作社向农民支付每亩1200元的土地流转费，按同样人口和面积，年获纯收益5000～6000元，较自家经营高出3500～4000元。

（四）对“社与社”、“企与社”之间起到互利作用

“一企两社”在生产经营中，实行独立核算，彼此之间实现互惠双赢。在“社与社”之间，种植合作社整合6万余亩成方连片的土地，为农机合作社进行农机作业时提供了用武之地；而农机高效作业，缩短了收种时间，给两茬种植创造了条件。在“社与企”之间，种植合作社能给养殖企业提供青贮饲料，而养殖企业又给种植合作社提供充足肥源。同理，养殖企业的饲料和粪便由农机合作社负责运送，而农机合作社通过运输服务增加收入。（五）对城镇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北京荣萍种植合作社与上千户农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有利于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巩固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土地流转，有效保持了农村的稳定性。同时，促使放弃土地的广大农民，解除后顾之忧，纷纷向城市流动或二三产业转移，实现身份转变，共享城乡改革发展成果，对加快城镇化进程起到助推器作用。

三、多种形式促进合作社规范化建设

经过持续发展和不断完善，北京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已被列入全国农民合作社国家示范社名单，更需要把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此，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规范化建设。

（一）健全合作社规章制度

章程是决定合作社发展方向的根本制度，制定并完善符合自身特点的章程,是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的基本遵循。引导合作社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财务会计、社务管理、盈余分配等各项制度，完善成员账户和档案，进一步明确资产产权权属关系，使合作社做到依法规办社、照章程制度办事。

（二）制定合理运行机制

尽管北京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比较大，人员比较多，但没有系统化的人员管理模式，没有具体的人员分工，“一人管多事，多人管一事”工作方式，导致室内“忙时空无一人”的现象。对此现状，应合力分配人员，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地运行合作社管理机制。此外，合作社还需设立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发挥各会作用，尊重成员的主体地位，坚持“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办法。“三会”要切实履行好各自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责，有效运转、密切配合。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真正实现民办民管民受益。

（三）加快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大型先进的农机装备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社长金振启看到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潜力，经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的撮合，在该社搭建了“校社共建”的人才培养平台。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机人员、农村能人加入合作社，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合作社工作，不断提升合作社经营管理水平。

（四）推进合作社示范社建设

引导示范是促进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有效手段。北京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和北京荣萍种植专业合作社仍要深入推进示范社创建，完善民主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让广大农民群众更多受益，提高合作社凝聚力和吸引力，认真总结并借鉴其他各地依法办社的先进典型经验，引导和促进本社规范化发展，加快推进示范社建设。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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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以来我国CPI持续走高,其中食品价格更是一路飞涨,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所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出现了价格上涨最多现象,是现代流通体系尚未对我国传统农业实施服务与改造的结果。工业品流通有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支撑,所以工业品没有出现产品价格“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要想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关键在于扭转农产品缺乏现代流通体系的不利局面,也到了理论界认真研究现代服务业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问题的时候了。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着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2]。在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Mdlor)也指出,促进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3]。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论证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等理论,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如何引进技术及引进何种技术。直到7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才解释清楚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4]。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5];采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计算方法,Postner H. Harry(1982)测算出加拿大1967—1977年的生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6]。(2)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高科技服务研究上。Griliches(1958)研究发现,美国采用了杂交玉米技术后,社会回报率明显比未使用前高[7];Akino,Masakatsu,YujiroHayami(1975)对水稻、家禽育种等品种改良研究后发现,其社会回报率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显着提高,而且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其社会回报率也相当高[8];David, Hall Toole(2000)研究了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三十余篇文献后得出结论:多数学者研究结论支持公共农业科研投入和私人科研投入呈现为互补关系[9];Bennet(2002)认为科技成果要想真正转化为农业的生产率,需要市场交易来完成[10]。(3)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其他生产服务研究上。Pearce(1990),Oppermann(1995),Swarbrooke(1996)认为现代服务业对传统旅游市场的升级与改造,使得农业旅游成为经营者投资的重要领域[11],ArloBiere(2000)认为,应该单独开设一门农业贸易物流课程,并应在农业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上进行重点讲授[12]。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现代农业发展论文篇7

在中央关于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下，已有多个大城市把城市农业发展定位于都市型现代农业，实现了由传统生产型城郊农业向具有多功能性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特色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发展。

为更好地总结都市农业12年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研究和促进城乡统筹背景下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的科学发展，中国农学会拟于*月上旬在*市召开第八届全国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产业学术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议题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城乡统筹与都市型现代农业、休闲农业产业创新发展”。

主要议题有：城乡统筹与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新格局；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都市型现代农业主导产业创新发展与典型模式；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科研教学体系建设；政府在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中的作用；影响未来中国都市型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与对策；休闲农业的理论建设；休闲农业成功案例与典型模式；休闲农业产业的经营与管理；国内外在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产业发展方面的进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发展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月*日在*市召开，*月*日报到。

三、组织形式

会议由中国农学会主办，中国农学会都市农业分会、*市农学会承办。

四、主要内容

（一）本次会议将作为第*中国科协年会第26分会场，与会代表参加中国科协年会主会场活动，参与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学术研讨会的交流，参观*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的示范单位。

（二）召开中国农学会都市农业分会理事会，并对多年来在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理论与实践创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进行表彰。

（三）商讨建立“城市农学会协作网”，发挥学会体系优势，促进都市农业与休闲农业的发展。

五、会议征文

（一）论文征集

请围绕本次会议的议题撰写相关论文，论文格式详见附件1。

（二）其它资料征集

我国都市农业发展的相关专著、完成的相关课题、各地都市农业的发展规划、各地推动都市农业的政策和保障措施、各地都市农业的主要模式、都市型现代农业主导产业与休闲农业产业（企业）的成功运作模式及相关照片等。

中国农学会都市农业分会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征文进行遴选、汇编成《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并作为《中国农学通报》（增刊）发行。

（三）征文投送

论文投送截止日期为2009年7月1日（当地邮戳为准）。

1、请通过中国科协通用会议系统网上注册个人信息（）；

2、征文和报名表的电子版请同时发送至castnh@和castnh@两个邮箱；

3、请将征文及资料的纸质版邮寄至中国农学会学术交流处。

六、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20号楼

中国农学会学术交流处100125

联系人：周宪龙、康亚军、王全辉

电话：010-5919449759194487

传真：010-59194449

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现代农业发展论文篇8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成立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围绕农业科技推广问题，未来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农业企业的创新激励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何去何从等问题的探讨，作为面向社会经济转型现实研究议题，其研究主体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库角色的机构与学者。二是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分析。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分析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拓展至微观层面农户、农场和农业企业等单元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把创新成果视为产出的农业科技研发效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效率的内外部因素。伴随大数据时代数据获取上的便捷化，农业企业有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进步评价分析将是今后的发力点。三是围绕农户的特定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农技推广问题需在内容上引入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因素以拓展经典的微观经济行为解释机制，在方法上基于情景选择实验的问卷调查和现实中开展农技推广的随机对照试验也将是新的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发展论文篇9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25] 张波：《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卜凤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现代农业发展论文篇10

关键词: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现代农业

中图分类号:F306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1(C)-0154-02

一、新型农民强调的重点在“新”上面,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能够成为新时期的主人,更好的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当中去[1]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前来说迫切需要大量素质高的新型农民,这可以说是新农村建设当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也是最迫切的需求。假如现代农业的建设与发展没有新型农民的参加,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就比较论难。也就是说,新农村和新型农民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当然是劳动者,同时劳动者也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主体。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是人们依靠本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并且控制了人与自然之间有关物质交换的一个过程[2]。在物质交换的过程之中,劳动者本身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往往更强调质量,尤其是劳动者的智力,这将直接影响生产力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稳定发展,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起到一定的决定作用。就目前的体制来说,绝大多数的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者其依靠的生产技术仍然是体力与长期从事农业的生产经验,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农民[3]。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劳动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加快,农业发展的关键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从本质上来说,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不但要求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数量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强调农民生产技术的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等都需要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生产素质不断提高,所以可以这样说,提高从事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科技素质是最关键的。

温总理曾经指出,将农民素质切实加以提高,才有利于推动我国目前的小康社会建设。[4]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发展现代农业需要靠高素质的农民,他们能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方面的支持与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能够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使用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真正提升农业的发展潜力,将传统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模式能得到根本改变,不断推动现代农业向前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向前迈进。

二、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加强对农民进行科技方面的培训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农民科技方面的素质是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相当大,所以说农业科技的最新成果能否应用于实际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取决于农民所掌握的科技水平的高低。今天我们所说的农业经济,已经与以前只是说到的种地有很大区别,已经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立体产业,主要包括了农业、林业、牧业、渔业、贸易等,这种综合性的立体产业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来支撑和引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农民懂得生产技术,还要学会农业方面的生产经营。

目前我国的农村当中具有实际农业生产技术的人才不足。农民接受教育的时间段是比较短的,并且一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居多,还有文盲或者是半文盲的,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就很少,而正式接受农业的相关职业教育的则少之又少。还存在这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农村之中年轻的劳动力和文化程度稍微高点的基本都选择了到城市打工,从事农业方面的则主要是妇女与年龄较大的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基本上属于具备传统经验的农民,是不具备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劳动者素质的,很显然也不能够适应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依靠这样的力量去进行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还是有很大困难的[5]。

实践证明,现代科学技术只是是能够促进现代农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农民科技素质的提高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我国的农民科技文化素养不高,不仅对农民的经济收入产生影响,也能够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加以制约。由于农民本身科技素质不高,不但影响了农民在经济方面的收入,也不利于农业劳动劳作效率的提高,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产生影响。对农民加强科技知识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任务还很艰巨。目前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农民已经列入农业部需要处理的实事[6]。可是要将数量庞大的农民培养成为适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民,任重道远。所以现在很有必要加大对农民实施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培养大批新型农民,将人口负担努力转化成人力资源优势,这能够提高农业科学技术上的含量和国际竞争能力,积极推动农业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民实施科技培训现状

自从改革开开放后,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下,已经加大力度对农民实行农业科技方面的培训,并且始终坚持“三面向”的原则,面向农民,面向农村和面向农业,坚持农业的科学技术教育的方向,逐渐向多个层次、多个形式发展,并注意推广大批新成果、新技术以及新工艺,培养大批的农民方面的技术骨干,已经形成了新型农民技术培训网络,进一步将农民的素质提高,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对农民进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培训固然取得了成绩,但和建设小康社会与农业技术现代化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7]。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对科技知识培训的认识还不怎么到位。某些地方与部门给农民服务的意识还不强,对农村劳动力进行知识培训重要性认识也不足,并没有放在一个突出位置。农民科技知识培训也没有实行有效调控;用人单位在招录农民工时,也只是重视使用,并没有将培训提到日程上来,没有投入人力开发成本。

第二,农民科技经费的投入量并不足,在进行预算安排时并没有设立专项培训资金。

第三,没有对农民科技知识培训的有限资源整合利用好,相关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法律保障也不健全,农民科学技术培训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农民培训的管理没有进行有效整合。在对农民实行分类培训的时候,只是将重点放在了教材、资金、场地等方面,没有对资源进行统一安排,不能进行合理利用,某些内容的实用和针对性还不强。

第五,组织农民培训还比较困难。很多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农村中绝大部分的适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当地城里参加工作,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大多数是属于中老年人,其文化水平和年龄结构,并且他们本身认为参加不参加培训的意义并不大,这给培训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四、加强农民科技培训的相关措施

加强政府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的领导工作。《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指出,要在以后的15年内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其基本方针是“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提高广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也是实施公民科技文化素质建设的难点和重点所在,各级政府中的相关领导要切实抓起来。对农民加强科学知识技术的培训,各级政府的响应领导要真正担当起责任来。

第一,思路一定要理清,重点也要明确。各级领导要具有责任感和紧迫感,将对农民科学技术培训方面的工作摆在一个与农业、农村工作相对等的重要位置上来。

第二,加强领导,协调安排。注意按照“政府统筹,农业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管理与运行机制,强化宏观调控,统一协调,相互配合,使得农民的科技知识培训能成为各级政府行为。

第三,注意采取多种培训形式。利用好已经存在的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资源,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探索好各个部门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协作的新道路,制定利于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工作的相关规定,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的运行机制进行进一步完善,有效组织农民开展科学知识技术方面的培训。注意加强农民科技知识培训体系建设,尤其发挥电脑远程教育在培育新型农民中的作用。

第四,注意加强相关培训经费投入,能够使得培训工作顺利展开。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机制的建立,能够对农民开展有效培训。对农民科技培训的经费要注意再加大投入,建立各级政府为主导的多种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投入机制。采取中央财政投资,各级地方政府投资,进一步解决广大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不足的相关问题。各级地方政府要善于将农民科学知识技术培训中的经费纳入到本地方的财政预算体制中,并且要确保相关的配套资金能落实到位。并且相关政府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做到专款专用,使得资金效益能够得到最大发挥。

第五,加大对培训机构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改善培训的条件,提高培训能力。注意将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工作、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有关培训的工程中去,并在农村实行实用人才专门培训工程,并且加大实施力度。

第六,考核激励机制的建立,保证农民科技培训的目标能够实现。各级政府有关的政绩考核要注意将农民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率、就业率等指标纳入其中,也作为选拔后备干部的相关条件,将农民的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目标考核之中,依据“职责有分工、师资有标准、培训有计划、结业有证书、学员有档案”培训标准,开展目标方面管理,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培训任务胜利完成。

作者单位:日照市农广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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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燕芳,李晓霞.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现状及转移的有效途径[A].湖北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与对策――2006湖北发展论坛论文集[C].2006年,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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