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范文10篇

现代史范文篇1

一、德育在教育中的地位

德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原则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即德育：第一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第二是其内容包括社会思想和道德原则的教育。德育的成功与否是通过个体对所认知的东西有所感悟并转化成自己的行为、进而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如孔子所说思想上懂得“道”，而在行动上按照“道”去做，才是“德”。显而易见，“德”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点一滴的生活中。而“德育”则是让人在思想上懂得“道”。

古往今来，德育一直在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而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说明古代办学的目的是“明人伦”，即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并维护相应的社会秩序。在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通过教育来培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培养美德必须通过理性的教育、形成道德习惯。可以说，德育一直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教育发展过程的始终，而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标准，即德才兼备。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德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现代教育中，德育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大学生是国家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纲要》教学在德育中的地位

作为高等学校本科生所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其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和追求社会进步的艰辛历程的讲述，在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三个层面实现对大学生的德育渗透。

《纲要》不同于普通的历史教科书之处在于它以综述的形式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作为背景、并以专题的形式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大事件系统阐述，使学生能提纲挈领地了解中国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在联系和比较中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让广大学生深刻体会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纲要》的政治教育渗透功能。“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本质和主流来说，就是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线［2］。”《纲要》就是抓住这条主线，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中来介绍，让学生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的世界列强之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形势的总体走向，在比较中认识到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这两个主要活跃于封建社会形态下的阶级成分都不可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取得成功，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脆弱而显得格外软弱，中国需要新的阶级力量来领导革命，历史的重任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与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到土地革命的掀起，从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到敌后战场的开辟，从抗战胜利后争取团结、民主、自由的努力遭到失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对历史事件的比较中，使学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比以往任何阶级领导的革命和运动都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并实现了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百年梦想，使学生领悟到“三个选择”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中国近现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摆脱封闭状况，逐步走向世界的开放史，这使得《纲要》在思想教育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优势。《纲要》以历史事实说明：大学生必须培养开放意识，树立改革发展的思想意识，才能担负起建设祖国、振兴民族的重任。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倡导的“西学为体”，从资产阶级维新派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向往在中国建立共和体制，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挫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都说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是在以开放的意识、改革的理念来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百年历程包含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从器物方面的引进到制度方面的学习进而认识到中国人要“强体魄，达心智”，这样的基于拯救国家危亡而求索于世界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改革进取的雄心壮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人民终于以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信念、开放的胸襟和气魄，吸纳并有选择地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新时期“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是百年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和经验，《纲要》以历史的视角、世界的视角让现代大学生领悟到改革开放之理念和实践的重要意义。

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是中国英才人物辈出的时期，而历史人物的典型道德形象引起的情感体验和共鸣往往是产生道德行动的强大动力，因此，《纲要》的道德教育渗透功能不可忽视。见贤思齐，高山仰止。以优秀人物为典范，点燃大学生立志的热诚，建立坚定的信念，进而肩负起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使命，是一百多年来所涌现出来的革命家、政治家、科学家等一切优秀人物留给大学生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是《纲要》教学以德育而达到育人之目的的重要方面。中国人民、尤其是那些革命志士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向大学生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甘于落后和屈辱的坚强信念，为我们进行理想教育提供了极好的素材，并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方式，培养着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人生历程中的责任感，并指导着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纲要》教学中德育渗透的特点

英国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科学的政治科学无根［3］”。可以说，这句话深刻地说明了历史科学与政治科学的密切关系。《纲要》的目的就是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三个选择”这一政治命题通过历史事实的论证而使广大青年学生深刻领悟，政治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相得益彰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决定了《纲要》教学中德育的最大特点是蕴含性，即渗透性。

《纲要》的德育功能是蕴含在对历史的评述中的，它追求的是使学生在蕴含性教育中受启发，得教育，领悟到近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必然趋势，领悟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深刻含义，从而激发起青年学生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道理的领悟，不是靠教师单纯地灌输历史知识而取得的，而是靠教师的引导和启发、通过学生的内心感悟而获得的。正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说：教育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知识、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与鼓舞。教师的重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从单纯的对知识的接受中走出来，而对中国近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革命和运动进行比较、总结和评价，以理性的分析得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并在这样的比较与评价中培养学生形成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历史教学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和人际交往过程，教师的以身教人是必不可少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讲台只是教育的场地之一，课堂教学线索性强，任务明确，而生活中的教育则是小中见大。因此，《纲要》教学的德育渗透，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某一堂课教学、某一内容教学之事，而是一点一滴不间断的积累过程，这就构成德育渗透的渐进性。渐进性特点要求教师“行不言之教”，即以身教人，以自己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影响学生，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完善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方永刚教授在这方面为教育工作者树立了榜样，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展示了一个党的理论创新的研究者、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者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仰，将坚定的政治信念与高尚的人格魅力不知不觉地融进学生的心田。

总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探索与奋斗的历程告诉青年学生：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怎样走过来；启迪青年学生：我们的国家要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鼓舞青年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而承担起青年所应该承担的使命。能达到上述之目的，也就实现了《纲要》教育人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孟子·滕文公上

现代史范文篇2

鸦片战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人对世界的新认识

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

列强侵华势力的扩张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改良思潮与戊戌维新

清末新政

辛亥革命与清王朝的覆灭

第二节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的成立及其政权变化

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政治体制

从国家资本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

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

国共两党的抗战

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

派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史范文篇3

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不满。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周扬就曾呼吁说，阶级斗争是红线，不是红布。但在当时，阶级斗争岂止是红布，上下五千年全是红彤彤，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就是一切。课题愈来愈窄，老调重弹，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改革开放刷新了现实，也刷新了史学界的风貌。观念的改变，文物资料的重新发掘，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西方史学的传播，使得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史学领域焕然一新。重写古代史、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绝于耳，有些领域的成绩已很可观。相比而言，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变化显得有些迟缓。直到七八年前，要想在一本书中阐明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话，还很有可能遭到非议。到20世纪90年代末，胡绳先生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研究者奔走相告，这问题才算是开了禁。然而，某些问题仍然陈陈相因，不敢超越雷池。比如，去年我们研究室编辑了一本题为《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因为批评了义和团的落后愚昧，终审时不得不删除。

这种既定的框架对近代史研究十分有害。要知道百年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前赴后继，成就了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从鸦片战争以来，一切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义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留下宝贵的经验。100多年的历程，充满了反复和阵痛，失望和希望，机遇和挫折，最终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迎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潮。阶级斗争是这百年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起步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核心内容。然而，现代化又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最深刻的历史巨变。殖民和反殖民的对立和冲突，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和代谢，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两大文明的撞击和融汇等等，多种线索相悖相引，纵横交错。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各地区存在着不同模式和不同程度的区域现代化。毫无疑问，现代化是涵盖各种矛盾和各类地区的主要线索。这不仅是革命先烈振兴中华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奋力追求的目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腾飞这一宏伟目标，已超越不同社会制度的屏障和经济水平的差异，在同文同种和同一民族命运的炎黄子孙中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近代史，远比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释历史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中国人的觉醒是从自强意识启蒙的，这是在经受列强炮火震撼后的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使中国割地求和，蒙受耻辱。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广州北上，封锁了渤海湾才用了25000人，打到北京才6000人。清王朝为什么就那样不堪一击？兵临城下，皇帝临阵逃跑，连家都被人烧了，天朝的面子丢尽了，可清政府宁可丧权辱国，还要在怎样面见外国公使的礼节上争论不休，以保持天朝的“体面”。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又怎能不一败涂地？天朝上国的体统被打乱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丧失了，怀疑也就发生了。其中很值得重视的，是统治阶层中出现的怀疑和分化，以及由此出现的要求自强的社会力量。农民起义可以打翻一个封建王朝，然而，取而代之的依然是又一个封建王朝。太平天国被誉为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它的迅速腐败和内讧再一次表明，它未必能够建立一种更高明的统治体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统治的现状，但却不一定能够改变尊卑贵贱的封建统治序列，其结果依然是王朝的更迭而不是民族的振兴。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和现代化并非天然一致，有时也可能成为悖论。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英勇无畏，令人赞叹，然而他们挖电线杆、扒铁路，甚至要烧京师大学堂，这些抵制现代文明的行为，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抵制社会进步的势力。在19世纪的中国，真正有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是当时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自强意识，而不是盲目排外的情绪宣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两律背反是历史发展中的悖论，史学研究不是道德评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符合这一历史潮流的就应该得到肯定。

自强的首要步骤，是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培养新型人才，开始了现代化的思考，这是统治阶层中前所未有的分化。分化就会产生新的阶层力量。有意思的是，在主张学习外国技术、要求自强的倡导者中，就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如奕訢、文祥等，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眼光看，他们无疑是卖国者，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亲历了民族的奇耻大辱，才唤起自强意识的觉醒。从妄自尊大，讲究华夷之辨，到要求自强，提倡向外国学习，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了不起的变化，仅从阶级斗争一个视角去观察，是很难阐明这一历史进程的。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的出现，说明统治阶层中要求变革现状的社会力量已经成长、壮大。虽然在初期引进的技术中，主要是洋枪洋炮，但也说明，这首先是来自战争失败的教训而激发的富国强兵的要求，从军事工业的启动，促进了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反映了中国是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被惊醒的，虽然这是被动的、艰难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走上追求工业化的道路。这是19世纪中叶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推动社会变革的曲折道路。然而，这一简单的认识却迟迟得不到史学界的广泛理解。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曾愤愤不平地指出：“说洋务派办军队是镇压农民起义，农民从没有海军，那北洋水师难道是打农民的？”为什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却不能得到认可？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压过一切，以致对一些起码的事实也视而不见。

现代史范文篇4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byPrasenjitDuara,ChicagoandLondon: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现代史范文篇5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byPrasenjitDuara,ChicagoandLondon: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现代史范文篇6

全国高校普遍采用的本课程教材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开篇点明：“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中囯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6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定论，是上个世纪末以来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最为普遍接受的一个论断，许多观点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向学生说明对该问题的不同阐述，以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

自1954年胡绳第一次提出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问题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展开了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先后提出了10余种学术观点。在起止时间问题上，把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上限是建国以前即采用的说法，国内史学界基本没有异议。因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的独立国家。战后，中国成为几个资本—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的又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的，国民经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也有少数史学家把明清两代交替时期(1600年)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一方面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一致，另一方面，是把184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作为前两个半世纪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1840年之后中国之所以会走上这样的道路正是17世纪以来中国内部封闭衰落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前普遍采用1840～1919年为近代、1919～1949年为现代、1949以来为当代的分期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近代史下限和现代史上限的呼声越来越高，日益为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所接受，但一直到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才第一次在严肃的史学著作中采用这一时限，因此这部十卷本著作被称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台湾的学者则认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

在时代主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把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并据此提出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三次革命高潮说”(胡绳)、“反帝反封建说”(黄一良)、20世纪80年代的“四个阶梯说”(李时岳)、“三个阶梯说”(戚其章)等，张海鹏教授继承了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认为从政治史或者从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是对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提出了“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说”，认为胡绳认识的对象是近代史的前半前期，从近代史全局考虑，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1927年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得到启示，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两个过程说”，即主张中国近代的变化是外来侵略和内部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的彭明则在侵略与斗争之外再加了“探索”，认为从1940～1949年这110年的历史，是由“屈辱、抗争、探索”这三部历史所贯穿。外来的侵略与内部的斗争与探索确实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且是一浪推进一浪式的变化，所以理解中国近代史，要从政治史、革命史之外审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人的变化，陈旭麓先生即提出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说。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突破了“五朵金花”和阶级斗争范式的限制，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经济、思想文化的研究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出多领域、多样化、精细化的发展。

“探索”是对外部世界和中国未来的探索，在探索中中国逐渐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才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徐泰来在20世纪80年代即提出了“近代化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史学研究的多样化，这一提法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认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制度和政治的现代化，教育和人的现代化才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丁日初)，即使“资本主义现代化说”有失偏颇，而“独立和近代化”才能贴切地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的跌荡起伏的态势以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胡绳先生也在上世纪末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但有学者据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歌功颂德，认为帝国主义轰开了中国大门，才使中国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否认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怀疑“侵略”行为是否真实存在。通行全国并评价甚高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即有此倾向。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说，近代史确实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这也是历史学关于近代史的一般概念，中国的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现代化即指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也是史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起步的，因此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核心内容。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近代史，远比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释历史要复杂得多。如果说现代化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最深刻的历史巨变，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走出唐德刚所谓“历史三峡”。唐先生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这次转型发轫于1840年鸦片战争，是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被迫转型。他估算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极其痛苦的惊涛骇浪的三峡，大致要历时两三百年。类似的“大历史观”、“社会转型论”在海外史学界较为普遍，也引起了大陆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近现代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前赴后继，成就了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从160多年的历程，充满了反复和阵痛，失望和希望，机遇和挫折，最终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迎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潮。正如徐中约所说：“近代中国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陆离的纷繁景象，以致我觉得：诸如外来帝国主义、西方影响或资本主义及封建剥削等局限性的理论，都无法对之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让学生了解这些学术史、学术争论是必要的，因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很难以一种理论、从一个角度作单线式的思索，不同的理论将导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如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英勇无畏，令人赞叹，然而他们挖电线杆、扒铁路，甚至要烧京师大学堂，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抵制社会进步的势力。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正说明阶级斗争和现代化并非一致，甚至是相悖的。要让学生从这些悖论、争论中寻找历史的真相，并从中体验本课程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昨天，了解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无疑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出版社1999.264.

[3]徐中约著.计秋枫，朱庆葆译.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12.

现代史范文篇7

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探析，新课本与旧课本对历史事件的处理，其鲜明的特点就在于略过程深分析。在新编课本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都被精简，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性文字大大减少。如旧课本中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用四节来处理，对一些历史事件有较具体的描述，而新课本只用一节来安排，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对外战争”，其中攻占巴士底狱及巴黎人民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重要史实，都浓缩成了一句话来概括。又如旧课本中分三章来讲述俄国废除农奴制的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和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等课文，在新课本中缩编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一节。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旧课本中用四节安排，新课本只用两节来处理。新课本这样安排固然是建立在初中义务教育教材已经学过世界史的基础上，以避免初、高中教材的过多重复和冗赘，而把着力点用在了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和它的影响、意义的理性分析上，这势必加大了教材容量大与课时紧的矛盾，使教师感到很难完成教学任务。

从学生学习的实际来分析，义务教育要求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必须学习世界史，以便为学生走上社会和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好知识储备，但在“应试教育”影响下，由于中考不考历史，初三的世界史教学绝大多数得不到保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相当一部分高一学生无初中世界史知识作基础，初、高中的世界史教材无法衔接，教师如果从新教材侧重理性分析的角度出发来教学，这就使得初中没有学过世界史的大多数学生感到“莫名其妙”，面对教师的提问常常感到困惑不解，难以适应。

从课程安排的计划来解析，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是按照供试验用的适用于21世纪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有关要求新修的。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规定，世界近代现代史在高中二年级开设，为文科限定选修课，也就是说，从学生升入高等学校的情况出发，加大理论色彩，着重分析能力的培养，侧重于思维的启迪和开发，这很适合高二学生已完成了从经验性逻辑思维转化到理论性逻辑思维的实际，便于学生在理性思维趋向成熟的条件下，自觉地利用理论为前导来分析综合各种历史事实及有关资料，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和提高其历史思维能力。而现行的教学计划则要求，高一开设《世界近代现代史》，无论是文科、理科学生都要学，这就造成了今后学理科的学生不愿在历史课上花大功夫应付着学，将来学文科的学生由于思维水平发展还没有完成向理论性抽象逻辑思维的转化，虽想学但受思维发展水平的条件限制，缺乏系统的方法论常识，又感到要学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去学习，特别是对课本中的许多思考题，常常陷入“老虎吃天，无处下爪”，很难知道从什么角度去“思考”的困难境地。

从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现状来剖析，随着老教师的大量退休，高中历史教师青年人已占到80%多，与老教师相比，这些青年教师尽管好学上进给历史教学带来希望的明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在“动乱”的年代，长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较为薄弱，而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理性分析的加强，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上就是针对高中教学的特点，增大了历史资料的数量和分量，就上册27课来说援引的50多则史料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言论摘录就有25条之多，这些史料相当一部分由于教参没有说明来源，致使一些青年教师对其理解不知所云，更不知如何结合课文来处理，对这些思维水平层次高的“观点性材料”深感“望尘莫及”，使教学处在了“进退维谷”的艰难境遇。

明确了新教材难教的症结所在，如何从当前的教学现实出发，化难教难学为好教好学呢？也就是说，应采取什么样的教学策略来应对呢？

第一，必须改变过去高一世界史教学的某些传统教法，创立适应新教材特点的教学新手段。

上面我们谈了新教材的显著特点就是重分析略过程，如前述法国大革命由原来的四节变成了现在的一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原来的四节变成了现在的二节，教学时间大大缩短，因此，处理教材不能总以旧课本为参照系来设计，必须从新课本的实际出发，采用新的教学手段，根据教学时间的多少合理地确定教学内容的繁简轻重，科学地安排课堂教学活动，每节课的教学任务尽量完成，不留尾巴，以免造成时间上的被动。如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在旧课本上是以整整的两章出现，新教材只安排在一节课来完成，如按过去高一世界历史教学的习惯作法来讲述，不要说是一节课，两节课也恐怕难以处理完，现在安排在一节其共性都是民族独立革命，它们有不少相同的地方，教师只要抓住了美国独立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重点讲授，然后让学生阅读“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一节，仿照老师的讲授找出拉丁美洲独立革命的原因、经过和结果，这节课的教学任务就可顺利完成，在总结课文时教师只稍作点拨对同为独立革命的美国和拉丁美洲因受殖民统治的不同特征与影响及由此带来革命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区别，就会把学生的历史思维提高到理性思考的新台阶。这样用新的手段，做到教、学结合，使主导、主体地位都得到了有效地发挥，难教难学又何患之有！

第二，必须适当降低要求，从高一学生的学习实际出发，做到灵活处理教材。

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既然是按新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编修的供高二文科学生限定选修的课本放在高一让文理两科学生都学习，这就告诉我们，教学时必须把针对高考的目标降到会考的水准上，不可完全“以本为本”，否则就会“欲速不达”，效果也难十分理想。事实上，新编课本本身就有相当的弹性，为教师根据自己学校的具体情况，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提供了变通的余地。如课文中历史资料，以上册为例来说，所引50多则资料平均一课两框，而带星号要求学生掌握的资料，在全书中只有十六段，几乎是两课一段，也就是说大多数历史资料如何处理权限都掌握在教师手中。同理，对教材内容及课中思考题和课后练习题也可视学生的学习实际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其原则是：

1.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的教学目标出发，对教材的某些章节内容给以必要的调整。如上册第一章第三节“宗教改革”部分和第二章第二节“欧洲封建国家的改革”等篇目都可来个“删繁就简三秋树”，讲清重点，剩下部分由学生自学处理。

2.从高一学生大部分将选择理科及学生尚未完成从经验性逻辑思维向理论性逻辑思维转化的实际出发，对教材中一些难度大、理论性较强的思考题，可对学生不作要求。如上册第17页、22页、31页等难度较大基本适应文科学生的问题，可留到文、理分科后再去深入讲解和处理。

3.从历史学科与语、数、外等基础学科课时开设的多少不同的情况出发，对课后练习题，可采取课堂提问的方法当堂完成，以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这样做，绝非是淡化高中历史课程，而是抓住及时反馈以进行效果回授来提高历史课堂的教学效益。事实上，历史学科不可能也不适宜要求学生付出与语、数、外等基础学科同等的学习时间和精力。

第三，理线补史，网络结构，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世界近代现代史的整体感知、整体联想和整体思维能力。

这是针对初三没有开设世界史或虽开设没有学好的学生所提出来的教学应对策略。理线补史，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让学生先懂得新教材的基本结构，如上册主要讲解世界近代史，为此，必须告诉学生资本主义的产生、确立、发展及基本定型的历史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最主要的基本线索；再告诉学生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对落后地区和国家的掠夺，必然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由此引出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线索；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发财致富必然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又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线索，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又引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这一线索。理清了这四条线索，并把有关章节如珠子那样串在各自的线上，学生就能对全册内容的基本结构了然于胸，知道了本学期学习的具体目标。并产生一种新的学习期待心理。补史，则是对学生所缺历史知识，围绕课文的重点，适当地补充必要的史实，以弥补课本“略过程”所造成的缺憾。网络结构，是在现代教育理论重知识系统性逻辑性让学生形成牢固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把新教材各课的思路和结构特点，用网络结构的方法以图示，以利于学生掌握知识的整体结构，理解历史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如前所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激烈反复，政权更迭频繁，头绪多，理解难，而新教材却行文简约，缩为一节，给学生掌握知识带来很大的不便，如果教完这节课，教师能用图示结构来处理，学生就会顺利掌握法国历史的进程和产生新的学习期待心理，进入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

现代史范文篇8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世界近代史可划分为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机时代和电气化时代三个阶段。

1.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16世纪—19世纪初）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人类社会走向融合统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及海外殖民和贸易，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走向瓦解，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首先在西欧明显表现出来。16世纪尼德兰革命后，出现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潮流。英、美、法三国先后用革命的手段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革命成果，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俄、普、奥等国进行的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在美洲。美国独立战争首先打破了英国的殖民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在资产阶级革命潮流的推动下，拉美人民进行了反对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艰苦斗争，最终取得独立，基本形成了今天拉美的政治格局。

这一时期，欧洲殖民国家间进行着激烈竞争。英国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在18世纪建立了世界殖民霸权。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援美抗英，英俄等国组织“反法同盟”和拿破仑对外战争，都体现了欧洲争霸的特点。

2.资本主义的蒸汽机时代（19世纪初—19世纪70年代）

18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法国、美国、俄国、德意志、日本等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也进行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巩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基础。

欧洲封建势力打败拿破仑之后，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恢复了旧的统治秩序。184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彻底瓦解了维也纳体系，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德意志、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等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走上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确立起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

工业革命也是社会关系的革命，它使社会日益分裂为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期工人运动非常激烈，但最终都失败了。为了适应时代和工人运动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新的历史潮流发展起来。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第一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工人阶级走向世界范围的联合。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

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为代表的、争取民族自强和振兴的运动。这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范畴的运动。其二，是反对异族控制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独立运动，如1848年的东南欧革命；有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民族运动，以19世纪中期的亚洲革命风暴最为典型。

3.资本主义的电气化时代（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19世纪70年代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展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科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它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把人类从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

随着生产与资本的越来越集中，垄断组织应运而生。垄断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干预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以攫取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表者，对内加强剥削，对外加紧侵略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后来居上。俄、日等国的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使各国加紧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一时期，国际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明显提高，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会广泛建立，工人运动主要以合法斗争、政党斗争为主，曾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也在增长。20世纪初，列宁主义诞生，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俄国。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疯狂地进行殖民扩张，世界瓜分完毕，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为了抗击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亚非拉人民开展了民族民主运动，其中“亚洲的觉醒”尤为突出。

二、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

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世界进入现代史时期。世界现代史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曲折前进，两种社会制度竞争共处，世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世界现代史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1.世界现代史第一时期（1917-1945年）

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国家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是世界经济在发达国家开始现代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以192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历史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度高涨。其中，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影响最大。由于十月革命鼓舞和亚非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191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政治包围下的苏联，成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工业建设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整体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势力，德、奥、俄、土四大帝国崩溃，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建立，英、法、意等国的经济也遭到破坏，只有美、日两国的经济实力得到膨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在全球推行“金元外交”，日本则成为东亚的霸主。战后，协约国集团按其实力对比，调整它们在欧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2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低落，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也被镇压。资本主义进入短暂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在其繁荣发展的背后，却隐伏着严重的危机。

在第二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与销售的矛盾日益尖锐。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采取了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政策，使经济得到恢复，缓和了阶级矛盾。德、日两国则相继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实行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政策，形成了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

由于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中国、朝鲜、西班牙、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了反法西斯斗争。但是，英、法、美推行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终于使局部战争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2.世界现代史第二时期（1945年至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至今是当代世界史时期。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冷战共处和激烈竞争的和平共处时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腐朽趋势共存的时期，是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时期，也是民族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兴起和困扰同在的时期，它还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对全球影响的深化和扩展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范围。40年代末，亚洲、欧洲出现了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初，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成效不大。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加剧，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步瓦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中国在经历了十年“”的劫难之后，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完善，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以推动社会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欧洲，使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空前膨胀。在美国的扶植下，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第三世界的剥削掠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状态。

现代史范文篇9

一、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殖民主义

编好殖民主义的有关历史内容，首先要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目前，我国史学界对殖民主义的认识，对殖民主义的掠夺性和它的罪恶没有太大的分歧，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殖民主义客观作用的理解上。1853年，马克思在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接连撰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所产生的客观历史作用作了总结性的评价和预测。他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一方面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另一方面又必然会造成“新的生产力”，“播下新的社会因素”。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这就是著名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断。由于理解的角度不同，史学界对双重使命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及其侧重点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例如，有的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他们认为，遭受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地区的社会本身缺乏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条件，因此，建设性的使命要大于破坏性的使命。他们提出近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影响就在于它促进现代化的作用，这是非西方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注：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载塞·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0页。）。因此，殖民主义是功大于过（注：L.H.GannandP.Duignan,ColonialisminAfrica,1870-1960.I,London,1967,P382.）。有的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什么进步作用”（注：董小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再认识》，载《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0日。），等等。

那么，殖民主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遭受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不同地区，殖民主义表现出的特征是不同的，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有区别的。因此，必须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一些具体的剖析，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首先，就殖民主义而言，它在早期和中晚期的表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从15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沿着新航路进行海外殖民活动开始直到19世纪初期，是资本主义的早期殖民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稍后的荷兰、英国和法国，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工业革命尚未完成，各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仍处在农业和手工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如果说当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殖民者在进行赤裸裸掠夺财富的同时，还可以输出一些手工业产品的话，那么，殖民者在印度、中国等封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就没有什么经济优势可言了。英国侵略印度之初，它的最先进的手工业部门纺织业不但没有在印度打开销路，反而一度险些被进口的印度土布占领英国市场。而此时英国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它在与中国生产力的较量中更是没有优势。直到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印花布甚至往往要亏本60%以上才能在中国销出（注：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因此，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南京生产的布，无论在质地上还是在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布”（注：M.Greenberg:BritishTra-deandOpeningofChina1800-1842.London,1951,pl.）。于是，英国人为了弥补巨额的贸易逆差，只好不顾中国政府的禁令，向中国偷运鸦片。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早期殖民侵略活动以赤裸裸的掠夺为主要特征，对遭受殖民侵略的地区来说，殖民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谈不上有客观积极作用，更不用说有什么双重使命。就破坏性的使命而言，殖民者对旧的落后制度触动的程度并不深，直到19世纪早期，“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就建设性的使命而言，它也没有传播多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19世纪中期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实力迅速壮大。资产阶级殖民掠夺的方式不再局限于赤裸裸的金银财富掠夺，而是要为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占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资产阶级凭着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和坚船利炮，开始有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落后的旧制度和旧的生产关系进行破坏。以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为例，据统计，1824年到1837年，英国向印度出口的细棉布增加了64倍；1850年，英国向印度输出了总值高达802万英镑的商品；其中棉纺织品占522万英镑。在殖民国家强大的工业经济的冲击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瓦解，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得以完成。同时，“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们就愈是感到在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175页。）。为了能够直接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占领当地市场，殖民者开始在殖民地开办工厂，兴建铁路等工业基础设施。而当英国“将铁路和工业制度的其他产物介绍到印度来以后……便不能把改变的巨轮停顿下来”（注：尼赫鲁：《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94页。）了，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断。

19世纪晚期以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深受垄断性高额利润的刺激，纷纷增加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输出，掠夺性进一步加强，双重使命的表现也更加突出。正如同志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对中国的影响时所指出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0-621页。）。

其次，就殖民地区而言，由于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遭受殖民侵略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以及遭受殖民侵略的程度不同，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表现及其影响也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别。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的封建专制势力比较浓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它们在殖民地基本上也是按照封建制的方式进行管理。西班牙在它的拉美殖民地就建立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而葡萄牙也在巴西建立了封建专制体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通过大量屠杀土著居民和移民，直接移植了本国政治观念和经济制度；同时，它也竭力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给印度等土著居住的殖民地。日本在吞并中国台湾以后，也没改变当地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度，而是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农村封建结构，在此基础上榨取垄断利润。

二、如何正确看待殖民主义的客观历史作用

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19世纪以来殖民主义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使命。尽管殖民主义者主观上满怀着无可怀疑的侵略、掠夺的目的，但是，受高额利润的诱惑，他们不由自主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投资兴办了许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近代化的产业，如英国在统治印度期间，就修建了长达6.5万多公里的铁路。同时，为了便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有效地进行殖民剥削，他们也需要推进目的在于破坏自然经济、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改革，于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推行西式教育，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建立近代化的政治机构，宣传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样，就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实现着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客观上促进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改造和进步。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所说的，不管英国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印度社会变革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页。）。

其次，更要充分正视殖民主义的罪恶和“双重使命”的局限性。毫无疑问，殖民主义的罪恶罄竹难书。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破坏了当地人民的和平生活，摧毁了当地的民族工业，破坏了当地的传统文明，有的地区甚至导致种族灭绝。殖民主义者在早期殖民侵略期间，抢劫金银财富，屠杀土著居民，贩卖黑人奴隶，走私鸦片，无恶不作，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世纪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遭受了更进一步的掠夺。仍以印度为例，19世纪下半叶，英国每年从印度掠走高达1.5亿英镑的财富；大量的粮食、棉花从印度运往英国，而印度人民却遭受了24次饥荒，平均两年左右一次，总共有2000多万人死亡。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是不自觉的客观后果，所有殖民者主观上都是殖民利益高于一切。这就决定了无论是“破坏性使命”，还是“建设性使命”，都不可能进行彻底。例如，在印度，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进行有效的殖民统治，可以和资产阶级首先要打倒的封建地主阶级携手合作，甚至制造出了一个柴明达尔封建地主阶层作为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在非洲大陆，特别是热带非洲，由于当时这里既不能大量生产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又没有能力购买商品，除了黑奴贸易，殖民主义者在这里难以获得其它地区那样的厚利。他们同这些地方进行经济联系的程度远低于其它地方。例如，直到本世纪20年代，南非以外的全部英属非洲殖民地进口的商品不及印度的1/7（注：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9页。）。这些地方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未动或变化很少，更没有建设起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殖民主义虽然客观上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如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会学习殖民者带来的先进生产方式，建立近代化的工业部门，等等。但是，殖民者绝对不会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建立起可能与宗主国形成竞争的工业部门，对那些民族工业百般压制，予以扼杀。他们只会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对宗主国经济有着严重的结构性依赖的畸形的民族工业。例如，由于法国油类制造商的强烈反对，法属殖民地塞内加尔就只能生产花生，而不能建立榨油工业。因此，马克思在肯定殖民主义可能产生的客观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尖锐地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第三，不能把殖民主义带来的客观后果理解为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进步的唯一推动力。很多西方史学家也承认，资本主义不是欧洲文明所独有的，它曾光顾过世界很多地方。历史研究早就表明，在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殖民侵略的同时，在东方许多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土壤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内在可能性。著名史学家马克yáo＠①先生在对东西方封建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国和西欧的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发展都有导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虽然1840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西欧落后、缓慢，但是，“也不宜夸大我们的停滞落后性”。总的来说，“中国社会后来发展的不同，从本质上说只是速度不同，而不是道路不同、方向不同”（注：马克yáo＠①：《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所以，殖民主义的客观后果只能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代化进程起了一些催化剂作用。如果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本身没有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能力，只有依靠殖民入侵，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

三、教材中如何处理殖民主义的有关内容

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在介绍殖民主义的有关内容时，怎样才能使中学生对殖民主义这一历史现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既能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又能从中学习历史的分析方法呢？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殖民主义叙述要有所区别。例如，第一章的第二节“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活动”、第二章的第三节“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主要介绍的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早期殖民活动，其显著特征是武装掠夺。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对于遭受殖民侵略地区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客观的进步作用。因此，教材除了指出它有助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外，予以全面否定。在第三章第六节“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和争夺”中，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双重使命已经日益明显，教材应该予以体现。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中，由于殖民国家本身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双重使命的表现形式也会有所区别。作为中学教材，虽然不必介绍得过细，但一些特例还是应该指出来，否则就可能会妨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例如，这一时期，英国和俄国的殖民形式和客观后果，显然是有差异的。英国是通过武力加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活动，它的双重使命表现得最为典型；俄国则不然，它主要是通过武力对周边国家进行殖民活动，目的主要是领土扩张，尽管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遭它殖民侵略的周边国家要高一些，但程度毕竟有限，双重使命的表现不太明显。第二，培养学生客观、辩证地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如果只是简单地对殖民主义的罪恶进行谴责，对于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下摆脱出来的人们来说，感情上是容易接受的，理性上也是习惯的，学生的思想教育也更直接。但是，这使学生学到的历史知识不够全面，不利于培养学生理性地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的使用对象是高二文科班学生，他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对历史现象进行较为客观、辩证的分析。因此，新教材在对殖民主义罪恶进行揭露的同时，有必要使学生认识到殖民主义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问题。教材可以用画龙点睛的笔墨指出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说，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本身社会经济落后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也是促进它在一定程度上进步的一个外在推动力。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理解黑格尔说过的、受到恩格斯赞同的关于历史上“恶”的进步作用，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的伟大进步这一道理，才能认清世界近代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也才能清楚地认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落后就会挨打这一道理，树立发奋图强，报效祖国的信心。

其次，必须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和教材的教育性紧密结合，合理地组织教学内容。历史教材作为中学教科书，除了必须向学生进行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以外，还负有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任。在西方国家的中学历史教材中，虽然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如掠夺当地财物、屠杀当地居民、贩卖黑人奴隶、走私鸦片等等无法隐瞒的事实也有所记载，但是，它们绝不会如实地、着重地叙述这些内容。它们也很少谈到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对民族工业的压制，更多的是粉饰自己的祖先在历史上的不光彩行为。毫无疑问，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面对形形色色的思潮和思想困惑，我们的中学历史教材更是肩负着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任。因此，我们在教材中安排有关殖民主义的教学内容时，在考虑有利于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的同时，必须充分优先考虑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这就使我们编写这一部分内容时面临着一些有待解决的困难。其一，教材的篇幅有限，不可能用大量的文字全面讲。其二，从生理发展特点来看，高中生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但他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往往容易片面化和表面化，这就使得他们的“情绪和情感比较强烈，带有明显的两极性”（注：林崇德、侯山潜：《中学生心理与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因此，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他们产生对殖民主义的片面认识。就是说，如果他们盲目地否定殖民主义的一切，不但不利于他们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也不利于他们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相反，如果不能清醒认识殖民主义的罪恶，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道德评判，就难以理解我们这样一个饱受殖民侵略之苦的民族一百多年来奋争的历史，更谈不上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因此，必须慎重选择历史材料和叙述角度。我以为，要在有限的篇幅里使学生对殖民主义有一个比较客观认识，又能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必须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安排教材内容，即以形象化的气氛来完成思想教育的目的，以简练的分析帮助理解历史事实。具体来说，就是选择合适的、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用形象的文字和有关内容的全部图画对殖民主义的罪恶进行形象的描述，对殖民主义进行深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使学生一接触到教材，就感受到一种对殖民主义痛恨的气氛，从而培养憎爱分明的道德情感，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孔子：《论语·为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例如，在讲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们可以选择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当地传统的手工业遭到摧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生活更加贫困这样一些具体材料，给学生提供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使他们亲自感受这一历史氛围。同时，在介绍工业革命后殖民主义的有关内容时，可以用少量文字精辟地分析殖民主义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双重使命”，但这种分析不必要展开，粗线条、浅显易懂即可。例如，在介绍完19世纪中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以后，可以指出这种活动“客观上也冲击了这些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体制，传播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就可以了，不必要展开分析，更不用举例说明。实际上，对于中学生而言，既要重点了解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的残暴掠夺罪恶，同时又要看到历史上“恶”的东西，有时候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从而逐步学习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的能力就行了，不能要求他们像历史学专业研究人员那样去分析、理解历史问题。当然，具体到教材涉及的殖民主义内容的每一部分如何编写，还需要我们教材编写者去认真推敲。

现代史范文篇10

一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什么教育？我认为不单是“政治思想教育”，也不全是“思想教育”，而应是“德育”。

不少文章、著作，或是大、小会议，在谈及中学教育时，人们总习惯使用“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教育”这类概念。其实，这很值得讨论。在我看来，一是不准确，未能概括中学教育的全部内容，在内涵把握上有差异；二是易使教育空、大而不实，甚至带来负面影响。政治思想，是指人们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政治意识，主要是对社会政治关系的见解和态度。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政治思想在中学教育中是方向，是灵魂，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它绝对不是全部内容，也绝不是大部分内容。对受教育者学生来说，年龄愈小，掌握知识愈少，则愈是如此。“思想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相比，内涵简单，而外延则宽阔得多。“思想”是观念，是理性认识。既然如此，它的内容就应是丰富、多方面的。不仅包括政治思想，还包括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文艺思想以及其他各种思想。作为中学生（不是大学生）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是非成年人），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及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过程中，除掉学习知识、掌握能力、锻炼身体外，在学会做人方面接受的教育无疑是多方面的，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局限于阶级关系、国家管理这一类政治思想教育内。因此“思想教育”比“政治思想教育”更适合中学教育的情况。但是，“思想教育”也不全面，严格地说，它没有包括道德品质教育在内，而这一点，对十几岁的中学生却显得尤为重要。

道德，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依靠社会舆论和内在信念的力量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准则。从道德内容看，不仅包括道德意识，还包括道德活动；从道德特点看，既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又具有传统性和群众性；从道德养成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少年时期，而不是成年以后。这就清楚地表明思想与道德两者虽有相通之处，都属于意识形态，但毕竟不能互相替代。

那么，用“道德教育”恰当么？也不恰当。较为全面地、准确地说应是“思想道德教育”，简称德育。“德”，孔子说思想上懂得“道”，而在行动上按“道”去做，这就是“德”。有德之人，必是懂道之人，是行得正走得直的人。长期以来，德才相对，谓之德才兼备，说明“德”包括了思想与道德；现代教育方针，谓之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样说明“德”包括了思想与道德。

“德”，内涵最简单，外延最宽阔。在汉语中包含了政治思想、思想、道德全部内容，因而，渗透“德育”之说在中学教育中最为恰当。

我们强调渗透“德育”，而不是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教育，这是中学生年龄、知识、心理特征所决定的。强调渗透德育，不是有意淡化政治思想教育、削弱政治思想教育功能。恰恰相反，是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打实基础，是从大处、远处着眼，而从小处、近处、实处入手。正如课程开设，万万不可或缺的是政治课，但同样万万不可的是把所有的课程都开设成政治课。进行德育，不仅仅要进行政治信仰教育，如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这固然是必须的、重要的。但是，大量的、具体的、细微的则是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同学老师、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教育；是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教育；是温良恭俭、文明礼貌的教育；是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教育；是科学态度、敬业精神的教育；是民族自豪感、历史责任感的培养。如此等等。不要以为所有中学生经过教育可以在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的基础上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不能奢望通过简单的、口号式的教育，就能使学生超越爱父母爱家乡的情感发展阶段而成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人，不可想象连父母都不爱的人会爱家乡，连家乡都不爱的人会爱祖国，连祖国都不爱的人会爱党爱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终究只是茫茫人海中部分先进分子通过长期努力才可以达到的，用培养先进分子的要求来要求全体中学生，这只是拔苗助长，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但是，我们要求绝大多数学生做到谦虚好学、勤奋上进、诚实正派、遵纪守法、爱家乡爱祖国、有理想有道德却是必须的，而且是可以达到的。也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教育做实了、做好了，坚信马列主义、坚信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才会越来越多，政治思想教育才会更有效。

二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它具有依附性、蕴含性、渐进性、多样性、评判性等特点。了解这些特点，把握这些特点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知道，世上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其特殊的内部联系。不了解这一点就无从确定这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事物发展的特殊原因，也就无法辨别事物，更谈不上正确处理和解决问题。因此，认识和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基矗根据这一原理来看，在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的问题上，了解其特点，把握其特点应该是首要任务。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是：

1.依附性。正如液体从物质微孔中透过一样，历史教学渗透德育，总是离不开事实，总是依附于、寓存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上的。“政治”凭其科学理论说服人，文学依藉人物、情节的描写感染人，历史则以事实为基础上的评价启迪人。由于历史事实是不依赖任何人的意识而存在，是进行历史教学的基本依据和凭证，因而，离开了它，历史教学不仅失去其科学性，也失去其教育性。历史信奉的是事实胜于雄辩。尽管历史科学博大精深，而德育的内容也丰富多彩，但说到底是一种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正因为如此，它才烛古照今、叙史载道，若脱离史实，“渗透”就成为空话。

2.蕴含性。又可以说是暗示性。它的育人功能是蕴含在对历史的评述之中的。不可否认，它也可像政治学科那样公开、正面宣传灌输教育，但是，这毕竟不是主要形式。主要的是在历史教学准确完成明确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有意识地但又不露痕迹地给学生以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最好的写照。那种“同学们要这样”、“同学们要那样”硬贴“标签”和口号式的教育或许气势磅礴，但绝不是我们所说的“渗透”，也难收到渗透德育的功效。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渗透”就是这种无为而为、不言而言的教育艺术。它刻意追求的是使学生在蕴含性教育中受启发、得教育，领悟做人处事的道理。这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来得迅猛强烈，但是，一旦领悟，这种潜移默化的效果，必定要深刻、牢固得多。

3.渐进性。历史教学渗透德育，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某一堂课教学、某一历史内容教学的事。应该说，任何时候、任何内容的历史教学都蕴含有相应的思想道德感化功能。量不一定大，但一定有。这种一点一滴点点滴滴不间断的积累过程，就构成德育渗透的渐进性。它告诉我们，每一堂历史课教学，从渗透德育角度看，不能没有，同时也告诉我们，难以过多。纯粹讲述历史，就事论事，不承认或不屑于德育渗透，是不行的；但是，借题发挥、喧宾夺主乃至空洞说教也是不可取的。渐进性的特点决定历史教学渗透德育，忌讳的是一曝十寒，需要的是持久的耐性和韧性，锲而不舍像滴水穿石。

4.多样性。所谓多样性，是指受教育者在历史教学渗透德育的活动中得到的启示与觉悟难以完全平衡一致。历史是过去了的社会，社会是进行中的历史，两者都是个复杂多层次的有机整体，而学生由于家庭背景、知识水平、心理特征的差异，这在蕴含性、渐进性的教育过程中，使得即使是同一历史内容的叙述评价在不同学生的心里也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影响，包括感知、想象、情感、意志等。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渗透德育的多样性上是反映最明显的。正因为这样，不要以为某一历史内容的教学在渗透德育问题上只会有一个集中的、唯一的目标效果。只要是健康、向上、进步的，使学生受益即可。很多历史教学参考书，在规范教学目的上往往定位于某一点的教育，这从编写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允许的，但是以为就只有此教育而无其他教育，无疑是一种天真的主观想象。从理论上说，是不够科学、不够全面的；在教育实践中看，也难自圆其说。以文天祥抗元为例。一方面不畏强暴、不惑利诱效忠南宋，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但另一方面抗拒元朝，实际是抗拒统一的潮流，效忠南宋实际是死抱政治僵尸，不也反映出文天祥目光短浅、不识时务？前者确实可钦，后者却是可憾！学生领悟什么？就可能或前者或后者或两者兼而有之。教师无视这种复杂的情况而刻意追求某一点的教育，显然是不利于德育渗透的。

5.评判性。从形式上看，无论是老师主导的教，还是学生主体的学，从内容上看，无论是谈古论今，还是据往知来，归根结底都是以本阶级、本时代的眼光来鉴别、评说千百年来中国、世界发生过的人事现象。或歌或颂或骂或斥，无一例外。这就告诉我们，历史教学渗透德育，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的。超阶级、超时代的立场观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不会因此而会有什么改变。既然如此，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以什么观点标准评述历史，就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渗透德育问题上，立场观点决定感情态度，因而在评判性的历史教学中是不能不讲立尝观点的。

三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条件诸多，而关键则在于是否具有高素质的历史教师。

老师是课堂的设计者和指挥者，是学生智慧的启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和培养者。因此，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发挥良好的育人作用，没有高素质的历史教师是根本不可能的。

首先，历史老师必须是心灵美的合格的“人师”。它包括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有心。就是说，历史教师对历史教学渗透德育有充分的、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一种职业习惯。有没有正确的思想认识，是不是把渗透德育视为一个首要问题，这看起来是一个老生常谈无多大意义的事，其实不然。只有处心积虑，才会见缝插针。没有思想认识上的高度重视，就不会有教师真正的感情投入，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德育渗透。要做到有心，在当前情况下，特别要正确理解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摆正高考分数与育人的关系。人们往往把应试与素质、分数与育人对立起来，似乎水火不容。这种认识实际是片面的。它们之间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结合起来。我以为“应试”是“素质”的一部分，“素质”包含了“应试”；同样“分数”的高低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育人的效果。育人成功与否在“分数”问题上也有一定的体现。因为“应试”能力与“分数”高低，实际上是道德思想、知识能力、身心素质在一种特殊氛围中的直接或间接反映，应该说是能较好检验教育效果的。如果不这样看问题，那意味着什么？只能意味着现行高考制度的失败。历史教学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训练历史思维能力，渗透着办事做人的道理，这三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实在是个难于截然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为地轻视渗透德育，只能是两败俱伤，既损害了育人的作用，也影响到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

二是有德。历史老师必须自己首先学会做人——爱党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律己严格、治学严谨的人，感情充沛、好合作共处的人，襟怀坦白、诚实正直的人，诲人不倦、爱生并希望学生胜过自己的人。一句话，心灵美的人。是否取得这一人师的资格，这非常重要。老师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导师和引路人，不论老师自己是否意识到，其言行处世态度都会被学生或多或少地视为自己的榜样，这种向师性是一种非人为的自然属性。问题的关键，不是导与不导，而是导多导少，导向何方？人们有理由疑问，老师不爱国，何以引导学生爱国？老师不爱党，何以引导学生爱党？老师治学不严，何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风？老师缺少真情，何以激发学生情感的浪花？只有心灵美的人师，才可能培养出心灵美的学生，而不称职的“人师”是会误人子弟的。

其次，是合格的“经师”。这也包含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有识。即有宽厚的历史专业知识基矗我们知道，历史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科学、艺术、宗教、民情、风俗等各个方面。而每一历史人物、每一历史事件、每一历史现象的评述，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前后左右相关知识，以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内容为背景。中学历史固然是古今中外历史中最基本的知识，但是，即使如此，其涉及的知识也是极其广泛的。这就对历史老师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硬要求——宏博、专精、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一些历史老师或者未受过正规、严格的历史专业训练，缺少系统的专业理论和知识；或者虽然受过专业训练，但长期以来拘泥于中学历史课本和教学参考书涉及的内容，不是随时注意吸收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的新成果，不是注意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方面继续不断拓宽自己的历史知识面，吐故纳新，掌握更多更丰富的历史材料，而是吃老本，因而在历史材料的掌握上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停滞不前甚至日渐贫乏。这样的老师虽然随着舌耕岁月的推移而积累一定的教学经验，虽然上课时教材内容面面俱到点点落实，也条理清楚，但缺乏信息量和剖析事理的深度，讲不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原因影响，揭示不出历史现象掩盖的历史发展规律，因而难免实际上的照本宣科，缺乏德育渗透的力度，少有刻骨铭心的教育效果，这样的老师充其量是个“教书匠”，而不是“教育家”。我们常讲给学生一匙水，老师必须有一桶水。这是有深刻的哲理和事实依据的。历史老师的表述，看似浅显，但浅显的背后却有深厚的依据。唯有掌握较为渊博的历史知识，才可能形成知识综合、知识迁移的能力；才可能在备课中见微知著，讲课中深入浅出，而不株守课本，囿于教参；才可能在渗透德育中不断启迪学生心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二是有能。即熟练掌握教育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掌握了渊博的专业知识，这仅仅为教好历史、渗透德育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这还不够，还要嘴能说，手能写，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还要因材施教具有较强的课堂应变能力。有些老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拙于言辞，苦于表述，缺乏娴熟的教学技能技巧，壶里有饺倒不出，使课堂了无生气，枯燥无味，这也可能成为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到这一步，连教学任务也难以完成，更不用说渗透德育了。

有心、有德、有识、有能，构成历史老师整体素质，这是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不过在这四“有”之中，相对而言，我认为有心、有识应是目前提高历史教师素质的主要任务。因为，现今的历史教师队伍中，具有良好或较好师德的老师总是占绝大多数；掌握基本教育学科知识、教育教学技能的老师也是占绝大多数。而对高考大棒重压下的历史教学，将渗透德育放到首要位置，却并未形成真正的共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倒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对加强内功的修炼，不断拓宽历史知识面的认识也在相当部分老师中缺乏相应的重视。不少人错误地认为中学历史内容简单，不要说历史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就是一般大学生甚至中专生也足以对付。比较倾心的倒是教学方法、技巧手段的研究，形式上的功夫多于内容上的功夫。正因为如此，提高渗透德育的思想认识，加宽加厚历史专业基础是当务之急。

四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必须遵循的原则很多，而最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原则，抓住了这一原则，就抓住了根本。

应该承认，渗透德育，原则诸多。如四项基本原则、批判继承原则、厚今薄古原则、古为今用原则、正面教育原则、激励原则、言行一致原则、循序渐进原则、身教重于言教原则，等等。这都是必须遵循的。但是，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原则，说白了就是一条原则，即实事求是原则。抓住了这一条，就抓住了根本。实事求是原则具体表现在：求真忌假。

首先，史实要真。我们知道，历史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是不能改变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与文学不同。文学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塑造人物，构思情节，而历史则视塑造、想象为大忌。必须完完全全尊重史实，力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说真话，讲真史。字字有出处，事事有根据。在史实之外发明创造不存在的“史实”，随心所欲想当然，用虚假不实、模糊不清的东西教学生，以达到渗透德育的目的，这无异于欺骗，而欺骗教育所取得的效果是难以持久的，甚至会与教育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这在信息聚散发达的今天，尤其如此。其次，感情要真。也就是说，老师讲述真实的历史的同时，投入的感情也必须是真的。喜怒哀乐爱憎完全是随着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述而真实地流露。情感丰富真挚而不娇柔做作，这容易使学生随着历史的评述，而与老师产生感情的共鸣，以至“观史如身在其中”“动人心者，莫先乎情”。历史教学以史实服人是必须的，同时，以情动人也是万万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教育，它首先要使受教育者在感情上接受，只有在感情上接受才可能在思想上认同。情感比思想领域更广阔，而思想比情感内容更深刻。老师在绘声绘色评述历史中，以自己良好的心理品质、真挚的感情流露陶冶学生情操，以表里如一的思想作风影响学生言行，这实在是历史教学渗透德育中一条由感情接受到思想认同的必由之路。讲真史，诉真情，并不是无法做到。只要老师想方设法占有丰富详细的历史材料，全情投入，从历史材料而不是从主观臆想出发，经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的分析然后得出结论，将历史结论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就可以，因为这本身就充满感染力、征服力。

求实忌空。求实忌空，也就是说渗透德育要落到实处。德育不实，是当前教育最大的弊端之一。要落到实处，有两个前提必须考虑。

一是目标要定得准，不可盲目拔高。假不好，大而空也不好。动辄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动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把历史课上成政治课。这样的教育在特殊情况下当然是可以的。但不顾客观史实寓含的教育内容，千篇一律的空泛号召，我想难以在学生心灵深处留下什么印记。渗透德育，与其模模糊糊大而空好看，不如清清楚楚小而实中用。重视政治信仰是必须的，多一些形式也可以理解，但是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重表面文章而不把如何做人的品质、信念从小处、实处入手，很容易使德育挂在嘴上，悬在空中。从德育角度而言，千千万万的“小德”正是构成整个德育大厦的主要部件和基矗正因为如此，求实忌空先要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手，莫以“德”小而不为。

二是实际要联系得准。历史教学必须要联系实际，这是没有疑问的。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宋神宗将司马光的史书定名为“资治通鉴”，今天人们也常说古为今用。应该说历史联系现实，这是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了。关键是怎样联系，把历史与现实牵强附会地拉在一起，这不叫“联系”，而叫硬拉。比如一讲到革命先烈为革命献身，就号召学生大公无私，不讲个人的要求。我以为这表面上看理直气壮，实际上欠妥，至少说，缺少教育的层次性、针对性。先烈献身，有它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离开这点谈大公无私，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我们知道，大公无私，固然是美德，但是，少数人通过理性的思考达到这种无我的崇高境界是可能的，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则做不到。因此，在老师尚且做不到的情况下，将先烈献身与现实生活的大公无私拉在一起并号召学生大公无私，除掉课堂上可能会出现气壮如牛的场面外，实际上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求实而不虚空，要紧的是依纲托本掌握历史信息，极力克服教育的模糊性和不可企及性，做到实实在在。从史实出发，联系有密切关系的现实，联系学生中普遍存在和关心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

求正忌偏。求正忌偏，换句话说，就是历史教学中要全面地看问题，公正地评述历史。对历史的评价决不能“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以时代的眼光公正、客观、全面地评述历史，这不仅本身就是德育的一种最佳途径，同时也是历史教学渗透德育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把历史人物、事件简单地归结为好人好事或坏人坏事，这对托儿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可能适用、有效，甚至对小学生也管用，但是面对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恐怕就不适用、效果不大。老师主观上想进行德育渗透，由于不够全面不够公正，学生不服，筑起一道心理防线，因而客观上无法达到渗透效果。

应该承认，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几代人劳动的成果，对历史的评述一般而言是比较公正、比较客观、比较全面的。但是，它毕竟是人编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或是其他原因考虑，在历史人物、事件、现象的选择上总是有所侧重有所取舍的，因而与客观史实的丰富性、全面性相比多多少少总是有些差别。一般地说，史实是真的，评述也是对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不一定都是全面的，而这不全面，如不给予适当的补充，在教学中带来的负面影响亦不可低估。从大的方面来说，比如中国古代史教材，介绍古代中国先进方面的多，强调对世界人类贡献的多，而客观反映中国落后方面的少，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贡献少。因而不少学生往往沾沾自喜于中国的古代文明，而对明清以来中国日渐落后于西方的历史原因、教训则认识不深刻。中国近代史教材，强调列强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是对的，必须的，但是客观地反映这种侵略也带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则不多。因而，一些学生对东南沿海列强势力较强的地方一般都较发达的现象不解，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哪里是“殖民地”那里就发达，列强侵华不是有罪而是有功。

中国现代史教材，介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成就较多，而真正冷静、客观、全面分析曲折、挫折较少；纵向比较，将今日中国与往日中国比较较多，而横向比较，将今日中国与今日世界先进国家比较较少，当国门一开，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差距明显凸现时，有的学生则怀疑四项基本原则、崇洋媚外。求此而得彼，这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至少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其间固然因素很多，但也不能否认这是历史教学的一大遗憾。从小的方面来说，一些历史人物的介绍、评述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