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规制范文10篇

避税规制范文篇1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形成了一个高效、便捷的全球性电子虚拟市场，十多年来，全球电子商务[1]呈爆炸式地迅猛发展。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贸易形态，产生了新的避税问题，对各国税制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不及时加强对电子商务避税现象的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将会损害我国税收利益，减少我国税收收入。

二、电子商务的特点

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点区别：

（一）交易的空间扩大。传统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但网络面向全球，基于网络的电子商务使异地交易与同城交易、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差无几。

（二）部分交易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电子商务的主要参与者是企业，但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网络的虚拟企业，这些网络上的企业已不再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完整的经济实体，它们根本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通常是若干法人组成的联合体，而不表现为具体的实体形态，具有不确定性。

（三）结算方式不同。传统贸易的结算方式主要是现金、支票、汇票等，而电子商务的支付手段主要是电子支付，它可分为三大类：电子货币类，如电子现金、电子钱包等；另一类是电子支票类，如电子支票、电子汇款、电子划款；还有一类是电子信用卡，如智能卡、借记卡等。所有这些都是采用先进的技术通过数字流来完成信息传输的，而传统结算方式都是物理实体的流转来完成的。

三、电子商务避税的原因

避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为减轻或免除税负所采取的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一般进一步将其区分为正当避税与不正当避税，其中正当避税因符合税法宗旨和政策意图，因此常为各国政府所鼓励和提倡。不正当避税则指行为人利用税法的漏洞，通过人为的异常的法律上安排，减轻税负或排除税法适用的各种不正当行为。狭义的避税，则仅指不正当避税，目前学界和国际组织大部分持此种观点。[2]本文所探讨的对电子商务避税的规制指的是狭义上的避税。互联网的全球性、无国界性、高科技性在某种程度上使电子商务成了企业避税的温床。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网络交易急剧膨胀，加强对电子商务避税问题的研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要规制电子商务活动中出现的避税行为，首先要弄清电子商务活动避税的原因：

（一）常设机构的概念受到挑战。在跨国电子商务中，分处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完成谈判、订货、付款等交易行为，因此，在东道国境内设立营业场所、固定机构或委托人开展业务的传统方式已失去其存在意义，也使物理存在为行使条件的来源地征税管辖权受到规避，因而引起国际避税问题。

（二）电子商务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税收转移。网络贸易是一种数字化交易，这种交易方式虽未改变交易的本质，却打破了世界各国疆域的限制，大批企业纷纷在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建立网站进行经营，高税率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也会通过互联网从低税率国家或地区购买商品或服务。

（三）加大了税务稽查的难度。税务机关要进行有效的征管稽查，必须掌握纳税人有关应税信息，作为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申报数据准确性的依据。但在电子商务中，由于认购、支付等都在网上进行，使得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征税凭据已不复存在，使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电子商务企业的运作状况而造成避税。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刺激了电子支付系统的完善，一些银行纷纷在网上开通联机银行，联机银行与数字现金的出现，使跨国交易的成本降至与国内成本相当的领域，国际避税地的联机银行更成为电子商务企业进行避税有效的工具，因为如果信息源为境外某地的银行，则税务当局就很难对支付方的交易进行有效监控，从而丧失了对逃、避税者的一种重要威胁手段。还有，跨国电子商务某些交易打破了传统交易下国家之间地理疆域的限制，交易标的物无需经过海关，造成关税的流失。

（四）跨国电子商务数字化商品交易性质模糊的特点，使有关纳税人可以利用各国对不同种类所得税率规定的差异进行国际避税。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和交易形式来区分交易所得性质的传统税法规则，对网上交易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难以适用。对一些不易划清名目的所得，纳税人可以利用各国采用的税率种类和税率高低的差别规避高税负。

（五）跨国电子商务的迅捷性特点，进一步增强了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的能力。电子商务的迅捷、高效显著缩短了交易时间，进一步促进跨国企业集团内部功能的一体化，跨国公司能更轻易、更方便地将产品开发、销售、筹资等成本费用以网上交易的形式分散到各国的子公司，更灵活地调整影响关联公司产品成本的各种费用和因素来转移关联公司的利润，掩盖价格、成本、利润间的正常关系。各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的经济往来活动状况更加难以追踪和监管，从而助长了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逃避国际税负。

四、对电子商务避税的规制

中国目前尚处于电子商务的初级阶段，提供网络服务的单位少，规模小，贸易份额小，贸易结算大多还没有通过电子支付系统进行，但电子商务无疑会成为未来的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主要交易方式，我国税务部门应对电子商务带来的税务问题尽早、尽快地进行研究，从税收政策、税收技术等各方面做好积极准备。

（一）完善税法。

1.为了使电子商务有法可依，更好地解决这种新的交易方式给税收带来的问题，应在现行税法中增加有关电子商务的规范性条款。在不对电子商务增加新税种的情况下，对我国现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关税等税种补充有关电子商务的条款，完善现行税法。

2.修订公司法、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对电子商务企业设立、营运的监管措施，促进电子商务企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保存相关资料、办理税务登记、依法办理纳税事项。

3.跨国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下，常设机构、固定基地等有形物理标志已失去标示非居民的经济活动与来源国存在持续性、实质性经济联系的作用，突破传统概念框架寻找新的连结因素，修改常设机构、固定基地等概念用语，代之以“在境内实际从事工商经贸活动”等涵盖性较广的用语。

（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从事电子商务企业的监管。

1.建立备案制度。在电子商务发展初期，就要严格税务登记，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及时申报电子商务经营范围，要求其将通过网络的服务及产品的销售业务，单独建帐核算，将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材料报送税务机关，以便于税务机关监控。

2.针对跨国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下关联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的情形，我国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开展双边或多边情报交流，特别是交流、共享关联公司转移利润的情报，以及两个成员国的企业在第三国交易以逃避税收的情报。扩大与相关国家的税收监管合作，充分、及时地掌握跨国企业的经济活动信息，在与跨国电子商务关联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斗争中取得主动。

3.必须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税务、海关、外汇等部门合作，共同进行电子商务认证及电子支付等关键技术的研究，早日完成内联网（Intranet）和外联网（Extranet）的建立，创建一套新型的网上关税体制，防止数字化商品交易利用关税制度的漏洞而发生国际避税行为。

4.加强对网络服务商（ISP）的管理。进入和利用网络的整个过程中，ISP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单机或局域网与Internet连接均须通过ISP的中介，通过对其进行登记管理，可以了解和掌握Internet分布及情况。

5.加强对电子商务征税的研究。税务机关可联合工商、海关、银行等部门选择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作为试点，从技术角度探索网络贸易征税的解决方案。

（三）培养面向网络时代的税收专业人才。网络经济时代的税收人才应该是复合型人才，税务部门应加大投入，培养、引进一批既精通税收专业知识，又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知识适应网络时代的高素质、应用型的税收人才，迎接知识经济对税收的挑战。

「注释」

[1]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电子商务定义为发生在开放网络上的包含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商业交易

[2]刘剑文、丁一，避税之法理新探（上），涉外税务，2002.8。

「参考资料」

[1]陈晓红、喻强，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0.9.

[2]程永昌、卫君，国际互联网贸易引发的税收问题及对策，税务研究，1998.7.

[3]萧明国，计算机因特网涉税研究的国际动向，涉外税务，1999.11.

[4]覃征、岳平、田文英编著，电子商务与法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

[5]蒋志培主编，网络与电子商务法，法律出版社年版，2000.

[6]刘怡，电子贸易对国际税收制度的影响，经济科学，1998.6.

[7]那力，网上贸易与税收法制，吉林大学学报，2000.2.[8]廖益新，跨国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及中国的对策，东南学术，2000.3.[9]张贵，避税概念探析，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1.

避税规制范文篇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形成了一个高效、便捷的全球性电子虚拟市场，十多年来，全球电子商务[1]呈爆炸式地迅猛发展。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贸易形态，产生了新的避税问题，对各国税制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不及时加强对电子商务避税现象的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将会损害我国税收利益，减少我国税收收入。

二、电子商务的特点

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点区别：

（一）交易的空间扩大。传统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但网络面向全球，基于网络的电子商务使异地交易与同城交易、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差无几。

（二）部分交易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电子商务的主要参与者是企业，但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网络的虚拟企业，这些网络上的企业已不再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完整的经济实体，它们根本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通常是若干法人组成的联合体，而不表现为具体的实体形态，具有不确定性。

（三）结算方式不同。传统贸易的结算方式主要是现金、支票、汇票等，而电子商务的支付手段主要是电子支付，它可分为三大类：电子货币类，如电子现金、电子钱包等；另一类是电子支票类，如电子支票、电子汇款、电子划款；还有一类是电子信用卡，如智能卡、借记卡等。所有这些都是采用先进的技术通过数字流来完成信息传输的，而传统结算方式都是物理实体的流转来完成的。

三、电子商务避税的原因

避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为减轻或免除税负所采取的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一般进一步将其区分为正当避税与不正当避税，其中正当避税因符合税法宗旨和政策意图，因此常为各国政府所鼓励和提倡。不正当避税则指行为人利用税法的漏洞，通过人为的异常的法律上安排，减轻税负或排除税法适用的各种不正当行为。狭义的避税，则仅指不正当避税，目前学界和国际组织大部分持此种观点。[2]本文所探讨的对电子商务避税的规制指的是狭义上的避税。互联网的全球性、无国界性、高科技性在某种程度上使电子商务成了企业避税的温床。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网络交易急剧膨胀，加强对电子商务避税问题的研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要规制电子商务活动中出现的避税行为，首先要弄清电子商务活动避税的原因：

（一）常设机构的概念受到挑战。在跨国电子商务中，分处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完成谈判、订货、付款等交易行为，因此，在东道国境内设立营业场所、固定机构或委托人开展业务的传统方式已失去其存在意义，也使物理存在为行使条件的来源地征税管辖权受到规避，因而引起国际避税问题。

（二）电子商务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税收转移。网络贸易是一种数字化交易，这种交易方式虽未改变交易的本质，却打破了世界各国疆域的限制，大批企业纷纷在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建立网站进行经营，高税率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也会通过互联网从低税率国家或地区购买商品或服务。

（三）加大了税务稽查的难度。税务机关要进行有效的征管稽查，必须掌握纳税人有关应税信息，作为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申报数据准确性的依据。但在电子商务中，由于认购、支付等都在网上进行，使得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征税凭据已不复存在，使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电子商务企业的运作状况而造成避税。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刺激了电子支付系统的完善，一些银行纷纷在网上开通联机银行，联机银行与数字现金的出现，使跨国交易的成本降至与国内成本相当的领域，国际避税地的联机银行更成为电子商务企业进行避税有效的工具，因为如果信息源为境外某地的银行，则税务当局就很难对支付方的交易进行有效监控，从而丧失了对逃、避税者的一种重要威胁手段。还有，跨国电子商务某些交易打破了传统交易下国家之间地理疆域的限制，交易标的物无需经过海关，造成关税的流失。

（四）跨国电子商务数字化商品交易性质模糊的特点，使有关纳税人可以利用各国对不同种类所得税率规定的差异进行国际避税。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和交易形式来区分交易所得性质的传统税法规则，对网上交易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难以适用。对一些不易划清名目的所得，纳税人可以利用各国采用的税率种类和税率高低的差别规避高税负。

（五）跨国电子商务的迅捷性特点，进一步增强了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的能力。电子商务的迅捷、高效显著缩短了交易时间，进一步促进跨国企业集团内部功能的一体化，跨国公司能更轻易、更方便地将产品开发、销售、筹资等成本费用以网上交易的形式分散到各国的子公司，更灵活地调整影响关联公司产品成本的各种费用和因素来转移关联公司的利润，掩盖价格、成本、利润间的正常关系。各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的经济往来活动状况更加难以追踪和监管，从而助长了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逃避国际税负。

四、对电子商务避税的规制

中国目前尚处于电子商务的初级阶段，提供网络服务的单位少，规模小，贸易份额小，贸易结算大多还没有通过电子支付系统进行，但电子商务无疑会成为未来的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主要交易方式，我国税务部门应对电子商务带来的税务问题尽早、尽快地进行研究，从税收政策、税收技术等各方面做好积极准备。（一）完善税法。

1.为了使电子商务有法可依，更好地解决这种新的交易方式给税收带来的问题，应在现行税法中增加有关电子商务的规范性条款。在不对电子商务增加新税种的情况下，对我国现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关税等税种补充有关电子商务的条款，完善现行税法。

2.修订公司法、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对电子商务企业设立、营运的监管措施，促进电子商务企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保存相关资料、办理税务登记、依法办理纳税事项。

3.跨国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下，常设机构、固定基地等有形物理标志已失去标示非居民的经济活动与来源国存在持续性、实质性经济联系的作用，突破传统概念框架寻找新的连结因素，修改常设机构、固定基地等概念用语，代之以“在境内实际从事工商经贸活动”等涵盖性较广的用语。

（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从事电子商务企业的监管。

1.建立备案制度。在电子商务发展初期，就要严格税务登记，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及时申报电子商务经营范围，要求其将通过网络的服务及产品的销售业务，单独建帐核算，将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材料报送税务机关，以便于税务机关监控。

2.针对跨国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下关联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的情形，我国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开展双边或多边情报交流，特别是交流、共享关联公司转移利润的情报，以及两个成员国的企业在第三国交易以逃避税收的情报。扩大与相关国家的税收监管合作，充分、及时地掌握跨国企业的经济活动信息，在与跨国电子商务关联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斗争中取得主动。

3.必须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税务、海关、外汇等部门合作，共同进行电子商务认证及电子支付等关键技术的研究，早日完成内联网（Intranet）和外联网（Extranet）的建立，创建一套新型的网上关税体制，防止数字化商品交易利用关税制度的漏洞而发生国际避税行为。

4.加强对网络服务商（ISP）的管理。进入和利用网络的整个过程中，ISP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单机或局域网与Internet连接均须通过ISP的中介，通过对其进行登记管理，可以了解和掌握Internet分布及情况。

5.加强对电子商务征税的研究。税务机关可联合工商、海关、银行等部门选择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作为试点，从技术角度探索网络贸易征税的解决方案。

（三）培养面向网络时代的税收专业人才。网络经济时代的税收人才应该是复合型人才，税务部门应加大投入，培养、引进一批既精通税收专业知识，又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知识适应网络时代的高素质、应用型的税收人才，迎接知识经济对税收的挑战。

「注释」

[1]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电子商务定义为发生在开放网络上的包含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商业交易。http//.

[2]刘剑文、丁一，避税之法理新探（上），涉外税务，2002.8。

「参考资料」

[1]陈晓红、喻强，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0.9.

[2]程永昌、卫君，国际互联网贸易引发的税收问题及对策，税务研究，1998.7.

[3]萧明国，计算机因特网涉税研究的国际动向，涉外税务，1999.11.

[4]覃征、岳平、田文英编著，电子商务与法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

[5]蒋志培主编，网络与电子商务法，法律出版社年版，2000.

[6]刘怡，电子贸易对国际税收制度的影响，经济科学，1998.6.

[7]那力，网上贸易与税收法制，吉林大学学报，2000.2.[8]廖益新，跨国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及中国的对策，东南学术，2000.3.[9]张贵，避税概念探析，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1.

避税规制范文篇3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形成了一个高效、便捷的全球性电子虚拟市场，十多年来，全球电子商务[1]呈爆炸式地迅猛发展。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贸易形态，产生了新的避税问题，对各国税制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不及时加强对电子商务避税现象的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将会损害我国税收利益，减少我国税收收入。

二、电子商务的特点

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点区别：

（一）交易的空间扩大。传统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但网络面向全球，基于网络的电子商务使异地交易与同城交易、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差无几。

（二）结算方式不同。传统贸易的结算方式主要是现金、支票、汇票等，而电子商务的支付手段主要是电子支付，它可分为三大类：电子货币类，如电子现金、电子钱包等；另一类是电子支票类，如电子支票、电子汇款、电子划款；还有一类是电子信用卡，如智能卡、借记卡等。所有这些都是采用先进的技术通过数字流来完成信息传输的，而传统结算方式都是物理实体的流转来完成的。

（三）部分交易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电子商务的主要参与者是企业，但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网络的虚拟企业，这些网络上的企业已不再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完整的经济实体，它们根本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通常是若干法人组成的联合体，而不表现为具体的实体形态，具有不确定性。

三、电子商务避税的原因

避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为减轻或免除税负所采取的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一般进一步将其区分为正当避税与不正当避税，其中正当避税因符合税法宗旨和政策意图，因此常为各国政府所鼓励和提倡。不正当避税则指行为人利用税法的漏洞，通过人为的异常的法律上安排，减轻税负或排除税法适用的各种不正当行为。狭义的避税，则仅指不正当避税，目前学界和国际组织大部分持此种观点。[2]本文所探讨的对电子商务避税的规制指的是狭义上的避税。互联网的全球性、无国界性、高科技性在某种程度上使电子商务成了企业避税的温床。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网络交易急剧膨胀，加强对电子商务避税问题的研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要规制电子商务活动中出现的避税行为，首先要弄清电子商务活动避税的原因：

（一）常设机构的概念受到挑战。在跨国电子商务中，分处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完成谈判、订货、付款等交易行为，因此，在东道国境内设立营业场所、固定机构或委托人开展业务的传统方式已失去其存在意义，也使物理存在为行使条件的来源地征税管辖权受到规避，因而引起国际避税问题。

（二）电子商务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税收转移。网络贸易是一种数字化交易，这种交易方式虽未改变交易的本质，却打破了世界各国疆域的限制，大批企业纷纷在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建立网站进行经营，高税率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也会通过互联网从低税率国家或地区购买商品或服务。

（三）跨国电子商务数字化商品交易性质模糊的特点，使有关纳税人可以利用各国对不同种类所得税率规定的差异进行国际避税。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和交易形式来区分交易所得性质的传统税法规则，对网上交易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难以适用。对一些不易划清名目的所得，纳税人可以利用各国采用的税率种类和税率高低的差别规避高税负。

（四）加大了税务稽查的难度。税务机关要进行有效的征管稽查，必须掌握纳税人有关应税信息，作为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申报数据准确性的依据。但在电子商务中，由于认购、支付等都在网上进行，使得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征税凭据已不复存在，使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电子商务企业的运作状况而造成避税。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刺激了电子支付系统的完善，一些银行纷纷在网上开通联机银行，联机银行与数字现金的出现，使跨国交易的成本降至与国内成本相当的领域，国际避税地的联机银行更成为电子商务企业进行避税有效的工具，因为如果信息源为境外某地的银行，则税务当局就很难对支付方的交易进行有效监控，从而丧失了对逃、避税者的一种重要威胁手段。还有，跨国电子商务某些交易打破了传统交易下国家之间地理疆域的限制，交易标的物无需经过海关，造成关税的流失。

（五）跨国电子商务的迅捷性特点，进一步增强了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的能力。电子商务的迅捷、高效显著缩短了交易时间，进一步促进跨国企业集团内部功能的一体化，跨国公司能更轻易、更方便地将产品开发、销售、筹资等成本费用以网上交易的形式分散到各国的子公司，更灵活地调整影响关联公司产品成本的各种费用和因素来转移关联公司的利润，掩盖价格、成本、利润间的正常关系。各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的经济往来活动状况更加难以追踪和监管，从而助长了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逃避国际税负。

四、对电子商务避税的规制

中国目前尚处于电子商务的初级阶段，提供网络服务的单位少，规模小，贸易份额小，贸易结算大多还没有通过电子支付系统进行，但电子商务无疑会成为未来的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主要交易方式，我国税务部门应对电子商务带来的税务问题尽早、尽快地进行研究，从税收政策、税收技术等各方面做好积极准备。

（一）完善税法。

1.为了使电子商务有法可依，更好地解决这种新的交易方式给税收带来的问题，应在现行税法中增加有关电子商务的规范性条款。在不对电子商务增加新税种的情况下，对我国现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关税等税种补充有关电子商务的条款，完善现行税法。

2.跨国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下，常设机构、固定基地等有形物理标志已失去标示非居民的经济活动与来源国存在持续性、实质性经济联系的作用，突破传统概念框架寻找新的连结因素，修改常设机构、固定基地等概念用语，代之以“在境内实际从事工商经贸活动”等涵盖性较广的用语。

3.修订公司法、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对电子商务企业设立、营运的监管措施，促进电子商务企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保存相关资料、办理税务登记、依法办理纳税事项。

（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从事电子商务企业的监管。

1.建立备案制度。在电子商务

发展初期，就要严格税务登记，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及时申报电子商务经营范围，要求其将通过网络的服务及产品的销售业务，单独建帐核算，将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材料报送税务机关，以便于税务机关监控。

2.必须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税务、海关、外汇等部门合作，共同进行电子商务认证及电子支付等关键技术的研究，早日完成内联网（Intranet）和外联网（Extranet）的建立，创建一套新型的网上关税体制，防止数字化商品交易利用关税制度的漏洞而发生国际避税行为。

3.针对跨国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下关联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的情形，我国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开展双边或多边情报交流，特别是交流、共享关联公司转移利润的情报，以及两个成员国的企业在第三国交易以逃避税收的情报。扩大与相关国家的税收监管合作，充分、及时地掌握跨国企业的经济活动信息，在与跨国电子商务关联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斗争中取得主动。

4.加强对网络服务商（ISP）的管理。进入和利用网络的整个过程中，ISP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单机或局域网与Internet连接均须通过ISP的中介，通过对其进行登记管理，可以了解和掌握Internet分布及情况。

5.加强对电子商务征税的研究。税务机关可联合工商、海关、银行等部门选择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作为试点，从技术角度探索网络贸易征税的解决方案。

（三）培养面向网络时代的税收专业人才。网络经济时代的税收人才应该是复合型人才，税务部门应加大投入，培养、引进一批既精通税收专业知识，又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知识适应网络时代的高素质、应用型的税收人才，迎接知识经济对税收的挑战。

「注释」

[1]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电子商务定义为发生在开放网络上的包含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商业交易。http//.

[2]刘剑文、丁一，避税之法理新探（上），涉外税务，2002.8。

「参考资料」

[1]陈晓红、喻强，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0.9.

[2]程永昌、卫君，国际互联网贸易引发的税收问题及对策，税务研究，1998.7.

[3]萧明国，计算机因特网涉税研究的国际动向，涉外税务，1999.11.

[4]覃征、岳平、田文英编著，电子商务与法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

[5]蒋志培主编，网络与电子商务法，法律出版社年版，2000.

[6]刘怡，电子贸易对国际税收制度的影响，经济科学，1998.6.

[7]范文中国网，全面成本管理研究，/article/sort075/sort0137/info-7265.html

[8]那力，网上贸易与税收法制，吉林大学学报，2000.2.

避税规制范文篇4

并从避税产生的原因、以避税有违税法宗旨和税法基本原则来认定避税非法性观点的不合理及避税非法性界定在实践中的困境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避税；税法漏洞；税法原则「正文」

一：有关避税行为定性的几种观点

关于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法学界曾有合法、违法与脱法的不同界定。认为避税具有合法性的理由是避税行为并不违反税法的文义规定，且是私法上适法有效的行为，选择何种行为方式是纳税人的行为自由，具有合法性。持违法观点者认为避税虽形式合法但实质违法，它违反了税法的宗旨，不符合量能课税的公平原则，有损税法的实质正义，因此应定性为违法，并予以法律规制。持脱法观点者认为避税既非合法行为也非违法行为，而是一种行为虽抵触法律的目的，但在法律上却无法加以适用的脱法行为。①其本质在于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实现一定的行为目标，同时达成法律无法对其适用的目的。第一种观点因为避税行为越演越烈及其导致的税收功能实现的严重障碍和避税规制的现实必要性而渐渐被多数学者所摈弃，而后二种观点应为税法学界现今的主流观点——即避税行为是非法（包括违法和脱法）的。

二：对避税概念的界定与分析

在对避税行为做具体分析以前，我们必须对避税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这是一切分析和探讨的前提。虽然各国立法都尚未对节税、避税和偷税做清晰界定，但我国学理已有较为一致的共识。即：节税是法所允许的，偷税是法所严禁的，而避税是界乎二者之间的。它因形式合法性及公示性与偷税相区分，又因对税法宗旨的违反与节税相区分。税收规避是指利用私法上的选择可能性，在不具备私人交易固有意义上的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而选择非通常使用的法律形式。一方面实现了企图实现的经济目的或经济后果，另一方面却免予满足对应于通常使用的法律形式的课税要素，以减少税负或者排除税负。②国际财政文献局（InternationalBureauofFiscalDocumentation）的定义是：税收规避是指描述纳税人为减轻税负而作法律上事务安排的一个用语。该用语一般在贬义上使用，如用来阐明纳税人利用税法的漏洞、含糊、不规范和其他缺陷，对个人事务或商业事务进行人为安排，从而实现税收规避目的。联合国税收专家小组认为：避税可以认为是纳税人采取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或含糊之处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义务，以致减少其本应承担的纳税数额而这种做法不受法律约束。刘剑文教授认为，避税是指纳税人滥用法律形成的可能性，通过法律所未预定的异常的行为安排达成与通常行为方式同一的经济目的，谋求不正当减轻税负的行为③。简言之，避税是利用税法漏洞，规避税法以达到与税法宗旨相违背的减少或免除纳税人负担的行为。“利用税法漏洞、规避税法”这一条件是税法学界对避税的一种共识，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税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明确禁止的一系列所谓的避税行为，如转移定价、利用避税港等行为是否还能被称做严格意义上的避税行为。若还称其为避税行为，那它与一般的税收违法行为的界线在哪里？如果它不再被称作避税行为，那法学界以其显著危害性为例论证避税行为的非法性，合理性何在呢？笔者认为，现行税法已予以规制的一系列所谓“避税”行为，不宜再称其为避税，而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避税行为，其非法性也值得质疑④。

三：避税非法性质疑

（一）避税产生之原因不可归责于纳税人

从避税产生的原因来看，经济学告诉我们，人是经济的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的强制性转移，是对其财产权的一种合法侵害，而且，税收不具有直接的、显性的、个体意义上对等的给付，以税收为对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品质又使其受益者具有“搭便车”的可能⑤。因此纳税人受利益驱动，有力图减轻直至排除其税收负担的本能欲望。客观上由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立法者会受制于认识力、表达力等立法技术能力以及时代显现的不足造成对行为的末预见性，使得立法意图和立法实效存在一定的差距。出现法律的漏洞、含糊、不规范和其他缺陷。税法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成文法的局限性。从而使纳税人具有了规避税法的现实可能性。再者，各国税制的现实差异也使国际避税得以存在。这些都是不可归责于纳税人的，在税法存在漏洞和各国税制现实差异的客观前提下，仅因纳税人为追求税收负担减轻和排除所采用的税法所未明文禁止的行为与税法宗旨不符而予以否定性评价，是不合理的。税法是以私法秩序为前提的法律，宪法所保障的一般行为自由和私法自治原则并不能为税法所任意侵犯。征税必须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只有全面地满足了法律所明文规定的课税要件，才能发生税收债权的给付请求权。如果某一交易行为或经济事实。并不为税法所预定调整，则除非有特别的法律根据，不得适用税法规范。商人既然有订立最合适的契约以追求其商业利益的经济自由，则同样应该有选择某种法律上的行为方式以达成最少税负的自由。因此，原则上，纳税义务人有权自由安排其事务，尽量减少税收支出，只耍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纳税人就有筹划其税收事务的权利。美国知名大法官汉德曾言：“法院一再声称，人们安排自己的活动以达到低税负的目的，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做，不管他是富翁，还是穷光蛋。而且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是强制征收的，而不是靠自愿捐献的。以道德的名义来收税，不过是分空谈而已。”英国议员汤姆林也曾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指出：任何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以依据法律获得少缴税款的待遇，不能强迫他多纳税。

（二）对“以避税有违税法宗旨和税法基本原则来认定避税非法性”观点之批驳

认为避税行为非法的学者常以避税行为有损税法宗旨和有悖税法基本原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那么，什么是税法的宗旨呢？税法的宗旨，是税法调整所欲达到的目标。由于税法的作用与税收职能的实现紧密相连，因此，税法的宗旨主要体现为保障税收三大职能的有效实现。即，保障有效获取财政收入、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保障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三个目标。而这三个目标的实现应该是政府的任务，不应该是百姓的负担。要求纳税人行为符合税法的宗旨，无疑是把税收职能实现的任务负担在普通纳税人身上。纳税人只是普通的、具有一般智识的人，不是精英的立法者、执法者。纳税人只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至于税法宗旨的实现，则不是他们所应该也不是他们所能够保证的。政府应该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引导纳税人的行为符合税法的宗旨，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是政府的失职，而不是纳税人的责任。

从税法的基本原则方面看，持避税行为非法性观点的学者认为避税行为有害税法的税收公平和税收

效率原则。认为避税人采取的复杂、迂回的异常行为安排，断开了税法预先设计的通常的法形式与税法的联结，使得享有同一经济效果的纳税人却减轻或排除了税收负担，破坏了量能课税原则。造成税负不公，从而使税收公平原则受到实质的损害。同时避税人常采用迂回、多阶段的行为方式，这种迂回曲折必然增加资源消耗和费用支出，因此这是有违经济性的。而且避税行为增加了政府反避税的负担，税收征管成本必然加大，税收效率当然受损，因此是有违税收效率原则的。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避税行为正是对税收不公平现象的异化反击，或者说，税收不公平催生了许多避税现象。如采取异常的行为安排以达到享受税收优惠的目的、利用避税港等等，这正是税收不公平导致的恶果。在税收效率方面，税收效率分为征税效率和纳税效率，即保证税收征纳及税收本身对纳税人在经济上影响最小，及税务机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多的税收收入。正如这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避税也是需要成本的。纳税人选择避税与否取决于避税成本与应纳税额的比较。避税现象的广泛存在，是否也说明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呢？税收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敏感神经，当税负过于沉重时。纳税人的本能反映就是躲、逃、甚至偷抗税，税负不公、重复征税，也会引发纳税人的抵制、逃避心理。因此，从纳税人角度讲，避税与纳税效率是不违背的，而避税行为的存在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税制设置非效率的一种体现。当今广为提倡的“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改革也有此方面考虑。从这些方面分析，认为避税行为有违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值得质疑的。最为重要的是，税法还有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帝王原则。这一原则是对避税行为非法性的最大冲击。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最高原则，其基本含义是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和程序合法性。它要求税收债务于税法所规定的课税要件被法律事实充分满足时才发生。也就是说，纳税人只在税收法律所确定的课税要件得以满足时才负担纳税义务。任何人不得要求纳税人负担税法规定以外的“纳税义务”。其深层涵义则在于保障宪法秩序下人民的基本财产自由权不受国家及其行政权力的任意侵犯。同时，人民以承担纳税义务为国家提供财源为代价，获得自由为私法行动的自治权利。在国家及征税机关享有不对等的优越权力的税收领域，税收法定主义无疑成为纳税人防御非法侵害的有力屏障。而且税收法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块缺乏民主与法治的土壤上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税法学界一直将税收法定原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媲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税法的税收法定原则也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纳税”。正如现代刑法的理念是越来越多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证任何无确凿证据证明有罪的人不受刑罚追究一样，现代税法的理念也是越来越多的保障纳税人权利。自由、生命与财产是人的基本人权，刑法保障人的自由生命不受剥夺，而税法保障人的财产不受侵犯，尤其是，不受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犯。税法不应该仅仅是赋予国家征税的权力，更应该是对这种权力的限制，这种“权力的限制”从税法产生的最初就是税法的要旨和生命所在，现在也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意义。税法不只是告诉人们，国家可以在哪些领域、哪些经济环节、对哪些人、哪些物、哪些行为征税；他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国家征税权力所不得侵犯的领域。

（三）避税非法性界定在实践中的困境

从实践意义上，对避税行为非法性界定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从法理的角度讲，非法的，就是法律要予以规制的，否则界定其非法意义何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界定其为非法而不予规制或规制乏力的话。实际是在昭示民众非法的行为也是可行的，因为法不管它或管不着它，这无疑是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让人们对守法和违法认识模糊从而变相地鼓励违法行为的发生。而且对非法行为不予规制，税务执法机关就是失职。规制的话，学理有两种规制手段，一般性规制和特殊性规制。特殊性规制前已论及，其规制对象不宜再称为避税行为，本文对其不再做具体分析。下面着重分析采用一般性规制的困境。

对这些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被认为是实质违法的避税行为予以规制，出发点是好的，然而，这些行为由谁界定，如何界定，界定后规制的后果如何却是一个难题。由税收执法机关予以认定？——对避税的认定要建立在征税机关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基础上，且不说现有税务机关的业务素质是否已经上升到可以较为准确界定的高度，单是在征税利益驱动下的税收执法机关界定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由一个独立于税务机关的行政机关或者法院界定？——避税行为的界定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在中国现有税法资源及其匮乏的情况下，谁能担此重任？而且，中国目前连税务行政复议机关尚且不独立、税务行政诉讼也没有专门的税务法院和税务法庭的情况下，由某个独立于税务机关的行政机关或者法院对避税行为进行界定也是不现实的。众所周知，避税和节税在现实中也是很难区分的，广泛的企业、单位都在进行所谓的税收筹划活动（事实上这些行为是避税还是节税、那些是避税、那些是节税是很难区分的），在公众普遍违法的情况下，如何予以规制呢？而且在没有一个公开的法律对具体“避税”行为予以确认的情况下（即特殊性规制），由征税机关或其他行政机关或者法院对其行为进行避税性界定能否得到他们的认可呢？在税务机关的规制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必然会引起与行政相对人的争议，导致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的发生——这岂不更是浪费资源，降低效率？而且，这种破坏纳税人合理预期⑥的对避税行为的一般规制，必然导致节税行为者甚至是普通纳税人在经济行为中忐忑不安，畏手畏脚，这是否也损害了他们的权益——法律的实施是不应该有如此大的负外部性⑦的！

避税行为的产生，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税制设计的不完善，如，个人所得税采分类所得税制而未采综合所得税制，应纳税项目采正列举而不采反列举。税法自身的缺陷不应是纳税人的责任。纳税人有根据税法予以选择的自由。这是宪法予以保障的。宪法56条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只是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且，对避税予以非法性否定、适用一般性规制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立法者修改税法，完善税制的积极性——既然税法漏洞可以借违背税法宗旨立法目的予以任意性的否定性界定予以填补的话，那又有何修改必要呢？在我国税法还极不完善、税制还极不合理的情况下，这对税法进步的损害是巨大的。

此外需要阐述的是，对避税行为予以非法性界定，适用一般性规制，这是一种广泛的授权，在中国这样一片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土壤上，这种广泛的授权后果可能是毁灭性。虽然许多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等都对避税采用一般性规制手段，但其是建立在高度的民主法治和完善的税收征管基础上的。在发达国家，民众是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面对政府，要求政府提供各种服务，要求自己的权利被保障甚至是直接抗争政府的权力；而我国的纳税人却基本还是被要求以一种顺民的姿态出现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中国如果在现有的税收征管体制下、在缺少民主与法治的基础的情况下盲目跟风，后果只能是征管的进一步混乱和法治的再次被践踏。而且，即便是在这些有高度的法治和完善的税收征管基础的国家，一般性规制手段的采用效果如何，也是存在争议的。

任何税制的设计都是一个利益权衡的机制，在国库利益和个人权益间作出取舍，笔者不是反对制定各种反避税措施，那是现实而又必要的，笔者反对的是不份青红皂白的对避税予以非法性评价。反避税措施必须是法定的，是予以明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避税是一种成本，是推行法治、优化税制过程中的一种成本。正如改革牺牲了大量人的既得利益和国家的大量资产以求效率一样，如果避税导致的税款流失能换来一个更趋于法治的治理结构、更精巧的税制设计。笔者认为也是值得的。

「注释」

①台湾学者多持此种观点，参见[台]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第2版。笔者认为“脱法”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合法和违法应是一种非此即比的关系，“法无明文禁止即为可”——这是现代法治、人权理论的基本要求。脱法概念模糊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虽试图突显某些行为不符合立法意图却无“法”加以规制的特性，力图将其与符合立法意图的合法行为区分，但这会给守法、执法与司法带来困难。笔者认为，所谓的脱法就是合法，立法意图是一种隐性的、难以为一般人所确知的东西，不能因某一行为不符合立法意图就否定其合法性。但鉴于这种观点较具代表性，笔者仍予以介绍。

②［日本］金子宏著：《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③刘剑文丁一《避税之法理新探》涉外税务2003.8④本文将力图否认对避税的非法性评价，即避税也是合法的，似乎导致了避税与节税难以区分。事实上，节税曾经属于广义的避税概念，如中国税务大词典的定义：避税是纳税人以不违法税收制度的前提而减少税收负担的行为。节税是纳税人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而制定的纳税计划，这种纳税计划是在税法规定范围内，当存在着多种可选纳税方案时，以税收负担最低的方式来处理财务、经营、交易事项。中国税务百科全书把避税分成两个基本类型：一是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背立法意图（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节税）；一是虽不违反法律规定，却违背了立法意图（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避税）。在美国，避税被广泛的解释为除逃税以外的种种使纳税负担减至最低的技术，从而将节税包含在内。国际上也有人以是否违背法律意图将避税区分为可接受避税（节税）和不可接受避税（避税）。现在，税法学界已较为一致的区分了节税与避税，将节税定性为合法的、符合税法宗旨和立法精神的行为，而将避税定性为不符合税法宗旨和立法精神的行为。笔者赞同这种界定（虽然笔者并不赞同以此认定避税的非法性），而且笔者的以下分析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虽然笔者否认避税行为的非法性，但合法并不意味着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性服务在许多国家是合法营业，但它们的社会危害性却是有目共睹的。避税行为也是如此，避税行为者毕竟是不正当的规避了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不仅危害国家财政收入，也可能使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落空。避税是需要完善税法予以规制的一类行为。

⑤[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33页搭便车是指得到一种物品的利益但避开为此支付。

避税规制范文篇5

「关键词」避税；税法漏洞；税法原则

一：有关避税行为定性的几种观点

关于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法学界曾有合法、违法与脱法的不同界定。认为避税具有合法性的理由是避税行为并不违反税法的文义规定，且是私法上适法有效的行为，选择何种行为方式是纳税人的行为自由，具有合法性。持违法观点者认为避税虽形式合法但实质违法，它违反了税法的宗旨，不符合量能课税的公平原则，有损税法的实质正义，因此应定性为违法，并予以法律规制。持脱法观点者认为避税既非合法行为也非违法行为，而是一种行为虽抵触法律的目的，但在法律上却无法加以适用的脱法行为。①其本质在于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实现一定的行为目标，同时达成法律无法对其适用的目的。第一种观点因为避税行为越演越烈及其导致的税收功能实现的严重障碍和避税规制的现实必要性而渐渐被多数学者所摈弃，而后二种观点应为税法学界现今的主流观点——即避税行为是非法（包括违法和脱法）的。

二：对避税概念的界定与分析

在对避税行为做具体分析以前，我们必须对避税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这是一切分析和探讨的前提。虽然各国立法都尚未对节税、避税和偷税做清晰界定，但我国学理已有较为一致的共识。即：节税是法所允许的，偷税是法所严禁的，而避税是界乎二者之间的。它因形式合法性及公示性与偷税相区分，又因对税法宗旨的违反与节税相区分。税收规避是指利用私法上的选择可能性，在不具备私人交易固有意义上的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而选择非通常使用的法律形式。一方面实现了企图实现的经济目的或经济后果，另一方面却免予满足对应于通常使用的法律形式的课税要素，以减少税负或者排除税负。②国际财政文献局（InternationalBureauofFiscalDocumentation）的定义是：税收规避是指描述纳税人为减轻税负而作法律上事务安排的一个用语。该用语一般在贬义上使用，如用来阐明纳税人利用税法的漏洞、含糊、不规范和其他缺陷，对个人事务或商业事务进行人为安排，从而实现税收规避目的。联合国税收专家小组认为：避税可以认为是纳税人采取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或含糊之处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义务，以致减少其本应承担的纳税数额而这种做法不受法律约束。刘剑文教授认为，避税是指纳税人滥用法律形成的可能性，通过法律所未预定的异常的行为安排达成与通常行为方式同一的经济目的，谋求不正当减轻税负的行为③。简言之，避税是利用税法漏洞，规避税法以达到与税法宗旨相违背的减少或免除纳税人负担的行为。“利用税法漏洞、规避税法”这一条件是税法学界对避税的一种共识，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税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明确禁止的一系列所谓的避税行为，如转移定价、利用避税港等行为是否还能被称做严格意义上的避税行为。若还称其为避税行为，那它与一般的税收违法行为的界线在哪里？如果它不再被称作避税行为，那法学界以其显著危害性为例论证避税行为的非法性，合理性何在呢？笔者认为，现行税法已予以规制的一系列所谓“避税”行为，不宜再称其为避税，而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避税行为，其非法性也值得质疑④。

三：避税非法性质疑

（一）避税产生之原因不可归责于纳税人

从避税产生的原因来看，经济学告诉我们，人是经济的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的强制性转移，是对其财产权的一种合法侵害，而且，税收不具有直接的、显性的、个体意义上对等的给付，以税收为对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品质又使其受益者具有“搭便车”的可能⑤。因此纳税人受利益驱动，有力图减轻直至排除其税收负担的本能欲望。客观上由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立法者会受制于认识力、表达力等立法技术能力以及时代显现的不足造成对行为的末预见性，使得立法意图和立法实效存在一定的差距。出现法律的漏洞、含糊、不规范和其他缺陷。税法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成文法的局限性。从而使纳税人具有了规避税法的现实可能性。再者，各国税制的现实差异也使国际避税得以存在。这些都是不可归责于纳税人的，在税法存在漏洞和各国税制现实差异的客观前提下，仅因纳税人为追求税收负担减轻和排除所采用的税法所未明文禁止的行为与税法宗旨不符而予以否定性评价，是不合理的。税法是以私法秩序为前提的法律，宪法所保障的一般行为自由和私法自治原则并不能为税法所任意侵犯。征税必须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只有全面地满足了法律所明文规定的课税要件，才能发生税收债权的给付请求权。如果某一交易行为或经济事实。并不为税法所预定调整，则除非有特别的法律根据，不得适用税法规范。商人既然有订立最合适的契约以追求其商业利益的经济自由，则同样应该有选择某种法律上的行为方式以达成最少税负的自由。因此，原则上，纳税义务人有权自由安排其事务，尽量减少税收支出，只耍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纳税人就有筹划其税收事务的权利。美国知名大法官汉德曾言：“法院一再声称，人们安排自己的活动以达到低税负的目的，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做，不管他是富翁，还是穷光蛋。而且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是强制征收的，而不是靠自愿捐献的。以道德的名义来收税，不过是分空谈而已。”英国议员汤姆林也曾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指出：任何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以依据法律获得少缴税款的待遇，不能强迫他多纳二）对“以避税有违税法宗旨和税法基本原则来认定避税非法性”观点之批驳认为避税行为非法的学者常以避税行为有损税法宗旨和有悖税法基本原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那么，什么是税法的宗旨呢？税法的宗旨，是税法调整所欲达到的目标。由于税法的作用与税收职能的实现紧密相连，因此，税法的宗旨主要体现为保障税收三大职能的有效实现。即，保障有效获取财政收入、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保障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三个目标。而这三个目标的实现应该是政府的任务，不应该是百姓的负担。要求纳税人行为符合税法的宗旨，无疑是把税收职能实现的任务负担在普通纳税人身上。纳税人只是普通的、具有一般智识的人，不是精英的立法者、执法者。纳税人只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至于税法宗旨的实现，则不是他们所应该也不是他们所能够保证的。政府应该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引导纳税人的行为符合税法的宗旨，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是政府的失职，而不是纳税人的责任。

从税法的基本原则方面看，持避税行为非法性观点的学者认为避税行为有害税法的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原则。认为避税人采取的复杂、迂回的异常行为安排，断开了税法预先设计的通常的法形式与税法的联结，使得享有同一经济效果的纳税人却减轻或排除了税收负担，破坏了量能课税原则。造成税负不公，从而使税收公平原则受到实质的损害。同时避税人常采用迂回、多阶段的行为方式，这种迂回曲折必然增加资源消耗和费用支出，因此这是有违经济性的。而且避税行为增加了政府反避税的负担，税收征管成本必然加大，税收效率当然受损，因此是有违税收效率原则的。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避税行为正是对税收不公平现象的异化反击，或者说，税收不公平催生了许多避税现象。如采取异常的行为安排以达到享受税收优惠的目的、利用避税港等等，这正是税收不公平导致的恶果。在税收效率方面，税收效率分为征税效率和纳税效率，即保证税收征纳及税收本身对纳税人在经济上影响最小，及税务机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多的税收收入。正如这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避税也是需要成本的。纳税人选择避税与否取决于避税成本与应纳税额的比较。避税现象的广泛存在，是否也说明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呢？税收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敏感神经，当税负过于沉重时。纳税人的本能反映就是躲、逃、甚至偷抗税，税负不公、重复征税，也会引发纳税人的抵制、逃避心理。因此，从纳税人角度讲，避税与纳税效率是不违背的，而避税行为的存在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税制设置非效率的一种体现。当今广为提倡的“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改革也有此方面考虑。从这些方面分析，认为避税行为有违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值得质疑的。最为重要的是，税法还有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帝王原则。这一原则是对避税行为非法性的最大冲击。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最高原则，其基本含义是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和程序合法性。它要求税收债务于税法所规定的课税要件被法律事实充分满足时才发生。也就是说，纳税人只在税收法律所确定的课税要件得以满足时才负担纳税义务。任何人不得要求纳税人负担税法规定以外的“纳税义务”。其深层涵义则在于保障宪法秩序下人民的基本财产自由权不受国家及其行政权力的任意侵犯。同时，人民以承担纳税义务为国家提供财源为代价，获得自由为私法行动的自治权利。在国家及征税机关享有不对等的优越权力的税收领域，税收法定主义无疑成为纳税人防御非法侵害的有力屏障。而且税收法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块缺乏民主与法治的土壤上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税法学界一直将税收法定原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媲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税法的税收法定原则也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纳税”。正如现代刑法的理念是越来越多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证任何无确凿证据证明有罪的人不受刑罚追究一样，现代税法的理念也是越来越多的保障纳税人权利。自由、生命与财产是人的基本人权，刑法保障人的自由生命不受剥夺，而税法保障人的财产不受侵犯，尤其是，不受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犯。税法不应该仅仅是赋予国家征税的权力，更应该是对这种权力的限制，这种“权力的限制”从税法产生的最初就是税法的要旨和生命所在，现在也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意义。税法不只是告诉人们，国家可以在哪些领域、哪些经济环节、对哪些人、哪些物、哪些行为征税；他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国家征税权力所不得侵犯的领域。

（三）避税非法性界定在实践中的困境

从实践意义上，对避税行为非法性界定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从法理的角度讲，非法的，就是法律要予以规制的，否则界定其非法意义何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界定其为非法而不予规制或规制乏力的话。实际是在昭示民众非法的行为也是可行的，因为法不管它或管不着它，这无疑是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让人们对守法和违法认识模糊从而变相地鼓励违法行为的发生。而且对非法行为不予规制，税务执法机关就是失职。规制的话，学理有两种规制手段，一般性规制和特殊性规制。特殊性规制前已论及，其规制对象不宜再称为避税行为，本文对其不再做具体分析。下面着重分析采用一般性规制的困境。

对这些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被认为是实质违法的避税行为予以规制，出发点是好的，然而，这些行为由谁界定，如何界定，界定后规制的后果如何却是一个难题。由税收执法机关予以认定？——对避税的认定要建立在征税机关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基础上，且不说现有税务机关的业务素质是否已经上升到可以较为准确界定的高度，单是在征税利益驱动下的税收执法机关界定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由一个独立于税务机关的行政机关或者法院界定？——避税行为的界定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在中国现有税法资源及其匮乏的情况下，谁能担此重任？而且，中国目前连税务行政复议机关尚且不独立、税务行政诉讼也没有专门的税务法院和税务法庭的情况下，由某个独立于税务机关的行政机关或者法院对避税行为进行界定也是不现实的。众所周知，避税和节税在现实中也是很难区分的，广泛的企业、单位都在进行所谓的税收筹划活动（事实上这些行为是避税还是节税、那些是避税、那些是节税是很难区分的），在公众普遍违法的情况下，如何予以规制呢？而且在没有一个公开的法律对具体“避税”行为予以确认的情况下（即特殊性规制），由征税机关或其他行政机关或者法院对其行为进行避税性界定能否得到他们的认可呢？在税务机关的规制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必然会引起与行政相对人的争议，导致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的发生——这岂不更是浪费资源，降低效率？而且，这种破坏纳税人合理预期⑥的对避税行为的一般规制，必然导致节税行为者甚至是普通纳税人在经济行为中忐忑不安，畏手畏脚，这是否也损害了他们的权益——法律的实施是不应该有如此大的负外部性⑦的！

避税行为的产生，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税制设计的不完善，如，个人所得税采分类所得税制而未采综合所得税制，应纳税项目采正列举而不采反列举。税法自身的缺陷不应是纳税人的责任。纳税人有根据税法予以选择的自由。这是宪法予以保障的。宪法56条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只是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且，对避税予以非法性否定、适用一般性规制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立法者修改税法，完善税制的积极性——既然税法漏洞可以借违背税法宗旨立法目的予以任意性的否定性界定予以填补的话，那又有何修改必要呢？在我国税法还极不完善、税制还极不合理的情况下，这对税法进步的损害是巨大的。

此外需要阐述的是，对避税行为予以非法性界定，适用一般性规制，这是一种广泛的授权，在中国这样一片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土壤上，这种广泛的授权后果可能是毁灭性。虽然许多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等都对避税采用一般性规制手段，但其是建立在高度的民主法治和完善的税收征管基础上的。在发达国家，民众是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面对政府，要求政府提供各种服务，要求自己的权利被保障甚至是直接抗争政府的权力；而我国的纳税人却基本还是被要求以一种顺民的姿态出现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中国如果在现有的税收征管体制下、在缺少民主与法治的基础的情况下盲目跟风，后果只能是征管的进一步混乱和法治的再次被践踏。而且，即便是在这些有高度的法治和完善的税收征管基础的国家，一般性规制手段的采用效果如何，也是存在争议的。公务员之家:

任何税制的设计都是一个利益权衡的机制，在国库利益和个人权益间作出取舍，笔者不是反对制定各种反避税措施，那是现实而又必要的，笔者反对的是不份青红皂白的对避税予以非法性评价。反避税措施必须是法定的，是予以明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避税是一种成本，是推行法治、优化税制过程中的一种成本。正如改革牺牲了大量人的既得利益和国家的大量资产以求效率一样，如果避税导致的税款流失能换来一个更趋于法治的治理结构、更精巧的税制设计。笔者认为也是值得的。

「注释」

①台湾学者多持此种观点，参见[台]陈清秀：《税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第2版。笔者认为“脱法”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合法和违法应是一种非此即比的关系，“法无明文禁止即为可”——这是现代法治、人权理论的基本要求。脱法概念模糊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虽试图突显某些行为不符合立法意图却无“法”加以规制的特性，力图将其与符合立法意图的合法行为区分，但这会给守法、执法与司法带来困难。笔者认为，所谓的脱法就是合法，立法意图是一种隐性的、难以为一般人所确知的东西，不能因某一行为不符合立法意图就否定其合法性。但鉴于这种观点较具代表性，笔者仍予以介绍。

②［日本］金子宏著：《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③刘剑文丁一《避税之法理新探》涉外税务2003.8④本文将力图否认对避税的非法性评价，即避税也是合法的，似乎导致了避税与节税难以区分。事实上，节税曾经属于广义的避税概念，如中国税务大词典的定义：避税是纳税人以不违法税收制度的前提而减少税收负担的行为。节税是纳税人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而制定的纳税计划，这种纳税计划是在税法规定范围内，当存在着多种可选纳税方案时，以税收负担最低的方式来处理财务、经营、交易事项。中国税务百科全书把避税分成两个基本类型：一是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背立法意图（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节税）；一是虽不违反法律规定，却违背了立法意图（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避税）。在美国，避税被广泛的解释为除逃税以外的种种使纳税负担减至最低的技术，从而将节税包含在内。国际上也有人以是否违背法律意图将避税区分为可接受避税（节税）和不可接受避税（避税）。现在，税法学界已较为一致的区分了节税与避税，将节税定性为合法的、符合税法宗旨和立法精神的行为，而将避税定性为不符合税法宗旨和立法精神的行为。笔者赞同这种界定（虽然笔者并不赞同以此认定避税的非法性），而且笔者的以下分析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虽然笔者否认避税行为的非法性，但合法并不意味着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性服务在许多国家是合法营业，但它们的社会危害性却是有目共睹的。避税行为也是如此，避税行为者毕竟是不正当的规避了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不仅危害国家财政收入，也可能使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落空。避税是需要完善税法予以规制的一类行为。

⑤[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33页搭便车是指得到一种物品的利益但避开为此支付。

⑥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6页苏力在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指出：法律的功能也在于建立一种合理的稳定的预期。

避税规制范文篇6

在现代社会，财政是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而税收则是财政的源泉。没有了税收，财政就将成为无源之水，并进而危及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税收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实践中，基于人的自然理性，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可以作为“唯利其图”的另一种解释，传统的解释包含了太多道德评价的因素，不在法律的考量范围之内），对于不利于利益最大化之后果的躲避——避税就成为了行为主体的内在需求。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偷、漏、逃税行为进行规制的力度不断加强，避税日益成为利益最大化的首选之策。因此有必要对避税行为进行深入的法学研究。本文拟从行为性质的角度对避税行为作一简要分析。

一、避税的概念和脱法性

关于避税的概念问题，理论上历来众说纷云，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刘剑文教授在《避税之法理新探（上）》一文中，把避税界定为：“避税是指纳税人滥用法律形成的可能性，通过法律所未预定的异常的行为安排达成与通常行为方式同一的经济目的，谋求不正当减轻税负的行为。”[1]这一概念界定也包含了对避税行为的法律评价。

首先，这一概念排除了所谓的“合法避税”。合法避税是指纳税人依据税法规定所作出的符合税法宗旨的行为[2]，从形式上看，合法避税是纳税人依据税法规定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进行的调整，是一种守法行为；从实质上看，合法避税行为符合税法的具体规范，当然也与税法的宗旨相符合，与作为经济杠杆的税法所欲实现的规制目的是一致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这种行为与税法设置的初衷相吻合。从严格意义上讲，合法避税（原文称之为顺法性避税。笔者注）不属于真正的避税范畴[3].

其次，这一概念把避税行为界定为兼具形式合法性和实质违法性的脱法行为。

所谓脱法行为，是指行为虽抵触法律的目的，但在法律上却无法加以适用的情况。脱法行为的本质，在于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实现一定的目标，同时造成法律无法对其适用的目的[4].纳税人利用税法的漏洞，采取税法及其他法律并未禁止的手段，调整确定自己的经济行为，规避税法的适用，从而实现减轻或免除税负的目的。从形式上看，这种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却在客观上造成了税收收入的减少。这种形式合法性和实质违法性二者兼有的行为，“脱离并溢出了税法的文义规定，因而是一种脱法行为”[5].

二、避税脱法性的法理基础

把避税界定为脱法行为，首先遇到一个法理学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在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呢？

行为法学者认为，在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之间还存在着法律未授权、不要求、但又不禁止的行为。这种观点认为，法律产生于对行为控制的需要，具体的控制手段有确认权利（授权）、规定义务（要求）和禁止，以及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合法行为是行为主体在意识支配下，根据法律授权和要求实施的行为，因而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违法行为是主体在错误意识支配下，违反法律规范要求实施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法律后果的角度讲，违法行为是法律应予制止的行为，合法行为是法律保护的行为。但从另一角度讲，法律不禁止的行为未必都是合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不予保护的行为也未必都是违法行为，都应加以取缔。在合法与违法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表现为法未授权、不要求但又不禁止的行为。对这类行为没有具体的法律保证措施，是法律所不控制的行为[7].

我们讲避税的脱法性，是指避税行为因形式合法和实质违法而“脱离并溢出了税法的主义规定”[8]，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合法是不违反法律的具体规定，这里的法是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是具体的法律规范；而实质违法中的法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是蕴含在具体法律规范中的“法的精神”，具体体现为法的宗旨和目的，并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避税行为脱离了税法的控制，从而从行为人的角度，成为一种排除税法适用的脱法行为。

三、避税行为脱法性的合理基础

避税行为的脱法性是对避税行为的法律评价，那么，在社会生活中，纳税人为什么要采取避税行为呢？也就是说，避税行为的脱法性是否存在实践中的合理性基础呢？在这一部分，笔者试图从税收是纳税人“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而支出的费用”[9]，以及避税是纳税人对政府规制行为的对策行为两个角度，探寻税法脱法性在实践中的合理基础。当然，这里的合理指的是符合理性，并不包括太多的道德评价因素。

1、税收是纳税人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出的费用，而避税是纳税人一种“搭便车”的行为。

经济学研究表明，税收就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出的价格费用，纳税人纳税是为了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国家（政府）征税正是为了给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10].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角度考虑，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多征税，为了更好地享受公共产品，纳税人应该尽可能地多纳税。但这无疑会对纳税人的利益最大化产生影响：多纳税则意味着利润的降低。这时从纳税人的角度考虑，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他就会想方设法地降低税负，因为他认识到：如果大家都降低税负或不纳税，则他纳不纳税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不会产生影响；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纳税，那他就可以享受公共产品而不纳税——“搭便车”了。因此，避税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纳税人“搭便车”的行为。

2、避税是纳税人对政府规制行为的对策行为。

所谓对策行为，是“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安排”[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履行其职能，采取了多种规制手段，税收就是其中之一，而作为税收法律关系另一方主体的纳税人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他可以在遵从与不遵从、合作与不合作之间进行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府的目标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一种政策目标，是其合法性的最大化，是其权威的建立[12]；而对于纳税人而言，其最重要的目标即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当国家（政府）的规制行为对其有利时，他会遵从，不利时就会逃避，这是纳税人主体内在理性的要求。当然，这种逃避是以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为前提的，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也与行为主体理性的要求不一致。

基于上述分析，避税是纳税人为了在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搭便车”的行为，从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来讲，是根据国家（政府）的规制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的有针对性的选择，是一种对策行为。无论是作为“搭便车”行为还是对策行为，纳税人避税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内在要求。由于避税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违反法律不是一种

理性的选择），同时也符合经济人理性的假设，从而使避税行为脱法性的界定在实践中找到了合理基础。

四、避税行为的脱法性与可规制性

基于对避税行为性质的认识，不同的学者对避税行为可规制性的理解也颇有不同。有的学者在确认避税不违法、但也不合法的基础上，肯定避税对完善税收立法、增强纳税人税法意识和增强国际贸易竞争力的积极效用，认为避税是不应予以提倡的行为，但实践中国家（政府）不得不予以规制[13]；有的学者认为避税是在守法的前提下对税法的不足加以利用，事实上可以促进税制的完善和合理化，因而不能用超越法律的权力去缩小避税的影响[14].笔者对避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税制的完善同样持肯定态度，同时认为不应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对行为的规制是通过在具体法律规范中设定行为模式的方式来实现的。笔者认为，这种预设的行为模式不仅包括个体的行为模式，也包括国家（政府）的行为模式。通过行为模式的法律设置，一方面可以形成对个体行为的激励和制裁机制，同时也可以形成对国家（政府）的约束机制。具体到税法领域，则体现为依法纳税和依法征税。但对于法律并未预设的行为模式，笔者认为这是行为主体可以自由选择的领域，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国家（政府）不应进行规制，因为没有法律的授权。避税行为则属于这种情况，在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的情况下，国家（政府）没有法定权力对其进行规制。同时，由于法律预设的行为模式对人们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强行规制则会破坏人们对法律规范的合理预期，不知应该如何行为和不应该如何行为，从而影响在经济领域进行创新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对避税行为不应进行法律规制，这也与避税行为的脱法性相适应。只有在法律对特定的避税行为预设了行为模式时，才能予以规制，而此时的“避税行为”，其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脱法性了。

综上所述，避税行为是纳税人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搭便车”行为，是对国家规制行为的对策行为，由于其存在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实质上的违法性，是一种脱法行为。对于这种脱法行为，由于缺乏法律预设的行为模式，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不应进行强行规制，只有在税收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才能对其进行依法规制。

「注释」

1、刘剑文，《避税之法理新探（上）》，载《涉外税务》，2003年第8期。

2、同注1.

3、刘隽亭、刘李胜，《纳税、避税与反避税》，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354页。

4、5、6、同注1.

7、本部分观点参见：谢邦宇等著，《行为法学》，法律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10—117页。

8、见注5.

9、刘剑文主编，《税法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7页。

10、同注9.

11、张守文著，《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34页。

12、张守文著，《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55页。

避税规制范文篇7

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定义，跨国公司是指分布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企业实体，各个实体通过一个或数个决策中心，在一个决策系统的统辖之下开展经营活动。由于经营的跨国性、战略的全球性、管理的集中性以及母子公司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产生了跨国公司国际避税这一特殊的法律问题，即跨国公司跨国境或税境，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和漏洞，以种种公开的、不违法的手段，减轻其总体税负的行为。主要手段有：

1.转让定价，指跨国公司违背市场公平定价，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订立有关商品、资本、技术、劳务、信贷等的内部交易价格，从而使跨国公司总体税负大大减少。它是国际避税中最常见的一种手段。

2.利用避税港避税，指跨国公司在避税港注册一个只具法人实体形式而不作实质经营的基地公司，将在避税港境外的财产和所得汇集到基地公司的账户上，从而实现避税的目的。

3.实施资本弱化，指跨国公司利用国际市场上债权融资税负低于股权融资的优势，把本来应以股份形式投入的资金转为采用贷款方式提供，从而逃避或减轻其本应承担的税负。

4.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指跨国公司利用一些国家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避税，这种形式在发展中国家运用较多。

二、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分析

（一）通过转移定价避税的行为分析

1.通过购销业务转移定价。这是在我国最为普遍的转移定价避税手段，即在购销环节采用关联交易定价来达到转移利润的目的。体现在：（1）利用我国行业间、地区间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同，采取转移定价的手段将利润由高税率的行业和地区向低税率的行业和地区转移，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2）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环保标准相对宽松的条件，在我国设立加工车间生产产品，节约本企业的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然后利用“高价进、低价出”的转移定价手段将利润从我国转移出去。

2.通过劳务服务实施转移定价。指外资企业对与境外关联企业发生的劳务服务实施转移定价，增加劳务费用支出，从而将利润转移出境。劳务服务包括向境外关联企业提供市场调查信息、供求状况信息等服务，或境外关联企业向境内外资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

3.通过设备供给转移定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设备作价投资入股，另一种是以经营租赁方式提供设备。前者是投资者通过抬高设备的价格，增加资产原值，多提折旧，实现冲减利润，同时还享有较大的股权比重，分得较多的税后利润，在初始投资时这种现象较明显。后者是通过在税前列支较高的租赁费造成当期利润的减少。

（二）通过避税港避税的行为分析

这种形式往往与转移定价和资本弱化方式密切相关：

1.在境外设立基地公司。即在华子公司以高价向设在避税地的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购进原材料，又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返销给母公司或销售给其他关联公司，造成子公司亏损的假象，利润转移至避税地的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

2.增加在华子公司的贷款。母公司在解决在华子公司资金需求时，变原来的追加投资为增加在华子公司的贷款，利用税法对支出利息免税的规定，巧妙转移利润，规避税收。

3.向在华子公司收取高额费用。即避税地的母公司对在华子公司收取高额特许权使用费和劳务费用，造成在华子公司亏损，逃避税收。

（三）通过资本弱化避税的行为分析

主要是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形成，通过资金借贷方式增加企业的利息费用转移利润。比如跨国外资企业以贷款方式注入资本金，形成资本弱化，每年在税前列支巨额的利息费用以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变相将利润转移出境。再如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投资者往往不愿采取权益资本的形式与中方合资，而是以流动资金不足为借口，充分利用其境外的关联企业，以债务资本的形式贷给企业，且贷款利息往往比正常水平高许多。

（四）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避税的行为分析

即利用外商身份或行业优惠政策获取优惠。外资企业深谙我国税收政策，有些甚至滥用政策。如在2007年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统一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企业所得税法）之前，外资企业往往利用我国对外商的“两免三减”政策千方百计避税。据调查，深圳市10多年来累计登记开办的外资、合资企业近万家，但实际经营的不足2/3，余下企业除极小部分转产或停产外，大多数在免税期满后，通过换招牌变成了新办企业，再次享受免税。合并之后，国家对生产性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设置了五年过渡期，对西部大开发地区继续实行优惠政策，一些外资企业又逐渐转向行业优惠寻求避税。

三、我国现行法律对跨国公司国际避税行为的规制及问题

目前，我国反国际避税立法经过多年实践探索不断完善，尤其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转让定价税制已经比较完整，对避税港避税、资本弱化避税等行为的规制也首次有了集中统一的表述。但我国反国际避税立法仍未形成完整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笔者对相关规定进行逐一梳理。

（一）相关规制

避税规制范文篇8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形成了一个高效、便捷的全球性电子虚拟市场，十多年来，全球电子商务[1]呈爆炸式地迅猛发展。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贸易形态，产生了新的避税问题，对各国税制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不及时加强对电子商务避税现象的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将会损害我国税收利益，减少我国税收收入。

二、电子商务的特点

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点区别：

（一）交易的空间扩大。传统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但网络面向全球，基于网络的电子商务使异地交易与同城交易、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差无几。

（二）结算方式不同。传统贸易的结算方式主要是现金、支票、汇票等，而电子商务的支付手段主要是电子支付，它可分为三大类：电子货币类，如电子现金、电子钱包等；另一类是电子支票类，如电子支票、电子汇款、电子划款；还有一类是电子信用卡，如智能卡、借记卡等。所有这些都是采用先进的技术通过数字流来完成信息传输的，而传统结算方式都是物理实体的流转来完成的。

（三）部分交易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电子商务的主要参与者是企业，但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网络的虚拟企业，这些网络上的企业已不再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完整的经济实体，它们根本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通常是若干法人组成的联合体，而不表现为具体的实体形态，具有不确定性。

三、电子商务避税的原因

避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为减轻或免除税负所采取的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一般进一步将其区分为正当避税与不正当避税，其中正当避税因符合税法宗旨和政策意图，因此常为各国政府所鼓励和提倡。不正当避税则指行为人利用税法的漏洞，通过人为的异常的法律上安排，减轻税负或排除税法适用的各种不正当行为。狭义的避税，则仅指不正当避税，目前学界和国际组织大部分持此种观点。[2]本文所探讨的对电子商务避税的规制指的是狭义上的避税。互联网的全球性、无国界性、高科技性在某种程度上使电子商务成了企业避税的温床。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网络交易急剧膨胀，加强对电子商务避税问题的研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要规制电子商务活动中出现的避税行为，首先要弄清电子商务活动避税的原因：

避税规制范文篇9

关键词:信托避税;国际贸易;跨国公司

一、信托避税的简述及其危害

信托避税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但这种社会现象变得日益频繁，已经开始引起法学界的关注，在法学中，时常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对信托避税的不同理解和界定都直接影响了立法的评价和法律适用。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信托避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以减少税负为目的滥用信托制度的安排实现规避税收利益。

通过信托进行避税，现在呈现出设计更为隐蔽，避税数额更加庞大的特点，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很多危害。（1）使政府财政收入流失，财税计划落空。一个国家的税收关系着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多寡，利用信托进行避税会使国家蒙受巨额的经济损失。（2）破坏税负公平，扰乱正常的分配秩序。纳税人通过复杂的信托安排，断开了税法预先设计好的通常的纳税方式，减轻或排除了原来正常形式下应纳的税收负担，造成了税赋的不公。（3）信托避税导致成本增加，经济效率降低。纳税人设立信托若没有其它商业利益上的考虑，而仅仅只是为了规避税赋，很多资金流通和财产转让活动被故意设计得非常复杂，步骤繁琐，这样迁回、复杂、多阶段的安排将花费一定的成本，耗费了财富资源。

二、信托避税的主要类型

笔者简单的归纳了以下几种关于信托避税的主要类型：

（一）所得税的信托避税

对所得税的避税主要是采用分散所得规避累进税率。各国的所得税往往采用高额累进税率，信托因为可以轻易转移和分散所得，从而有效降低所得税的课征。

（二）通过遗产信托避税

各国政府出于均富政策的考虑，为了防止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加大，往往征收高额的遗产税。富贾巨商们为了能够规避高额的遗产税，同时使家产不至旁落他人之手而世代相传，则通过设立“隔代信托”来达此目的，即透过分离信托财产本金和收益的方法来实现。

（三）设立离岸信托避税

离岸信托又称境外信托或外国信托，一般是指日常管理在境外进行，且全部或大部分受托人不在本国居住或不在本国习惯性居住的本国居民委托人设立的信托。现在其主要方式是通过自益信托的方式把自己拥有的关联公司委托给避税地的信托机构进行管理，这样跨国纳税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税务机关对其与该关联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追查。

三、我国对信托避税的立法现状及建议

有关信托税收问题，我国目前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乃至政策。信托税法在我国仍是几近空白。在我国加大反避税力度的整体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上对规制信托避税的问题投入更多的重视和关注。当前各国政府对于规制信托避税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一般性防范规定和个别性防范规定两种。一般性防范规定大多严格限制在各国信托法中以维护各国法治的建设，而个别防范的规定则散见于各税种法中，并随着各国税法的修正而不断完善。公务员之家

（一）关于一般性防范规定的立法建议

第一，即使对信托避税作出一般性防范规定的立法，也只能严格限制在信托法中，而不能在税法中作出宽泛的规定，以维护税法的安定性和确定性。第二，在我国信托税法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应该以我国《信托法》第17条第三款的规定暂作为对信托避税防范的一般性规定。第三，我们主张，信托避税的立法防范更多应该通过个别性立法的形式加以体现。第四，以我国《信托法》第17条第三款的规定作为一般性防范条款，以各税种法中与信托相关的法律作为个别性防范规定，一起构建起我国防范信托避税的信托税法体系。

（二）关于个别性防范规定的立法建议

在所得税方面，针对累积收入所进行的立法实际上是在累积收入税率与最高税率之间进行的平衡，合理的针对累积收入的税收应当从累积来源于税率差别的税收利益和税收效率两个方面来考察。而在信托收益累积时，受托人应该在信托存续期间就累积的利益，为受益人代扣代缴。

在离岸信托的防范方面，笔者认为主要的方法是完善离岸信托的申报审查制度。只有从离岸信托的税源——财产进行控制，才能有效防止其避税。相对于国外关于公民和富人收入申报的“阳光法”在我国还付之厥如，无疑这对于税收征管是极为不利的。这就需要建立普遍的财产申报制度，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向离岸信托转移财产的申报和审查。（2）离岸信托的年度活动的申报，包括纳税年度全部信托活动的会计帐目、信托的其它相关信息等。（3）如果纳税义务人没有按照要求提供报表或申报，将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4）根据提供的申报，如果征税机关认为该离岸信托应该适用国内信托的相关法律规定，则可以限制其财产的转移。

参考文献：

[1]吴骊．在避税地进行离岸信托避税的主要方式．福建税务．2002（7）．

避税规制范文篇10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形成了一个高效、便捷的全球性电子虚拟市场，十多年来，全球电子商务[1]呈爆炸式地迅猛发展。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贸易形态，产生了新的避税问题，对各国税制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不及时加强对电子商务避税现象的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将会损害我国税收利益，减少我国税收收入。

二、电子商务的特点

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点区别：

（一）交易的空间扩大。传统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但网络面向全球，基于网络的电子商务使异地交易与同城交易、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差无几。

（二）部分交易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电子商务的主要参与者是企业，但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网络的虚拟企业，这些网络上的企业已不再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完整的经济实体，它们根本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通常是若干法人组成的联合体，而不表现为具体的实体形态，具有不确定性。

（三）结算方式不同。传统贸易的结算方式主要是现金、支票、汇票等，而电子商务的支付手段主要是电子支付，它可分为三大类：电子货币类，如电子现金、电子钱包等；另一类是电子支票类，如电子支票、电子汇款、电子划款；还有一类是电子信用卡，如智能卡、借记卡等。所有这些都是采用先进的技术通过数字流来完成信息传输的，而传统结算方式都是物理实体的流转来完成的。

三、电子商务避税的原因

避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为减轻或免除税负所采取的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一般进一步将其区分为正当避税与不正当避税，其中正当避税因符合税法宗旨和政策意图，因此常为各国政府所鼓励和提倡。不正当避税则指行为人利用税法的漏洞，通过人为的异常的法律上安排，减轻税负或排除税法适用的各种不正当行为。狭义的避税，则仅指不正当避税，目前学界和国际组织大部分持此种观点。[2]本文所探讨的对电子商务避税的规制指的是狭义上的避税。互联网的全球性、无国界性、高科技性在某种程度上使电子商务成了企业避税的温床。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网络交易急剧膨胀，加强对电子商务避税问题的研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要规制电子商务活动中出现的避税行为，首先要弄清电子商务活动避税的原因：

（一）常设机构的概念受到挑战。在跨国电子商务中，分处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完成谈判、订货、付款等交易行为，因此，在东道国境内设立营业场所、固定机构或委托人开展业务的传统方式已失去其存在意义，也使物理存在为行使条件的来源地征税管辖权受到规避，因而引起国际避税问题。

（二）电子商务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税收转移。网络贸易是一种数字化交易，这种交易方式虽未改变交易的本质，却打破了世界各国疆域的限制，大批企业纷纷在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建立网站进行经营，高税率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也会通过互联网从低税率国家或地区购买商品或服务。

（三）加大了税务稽查的难度。税务机关要进行有效的征管稽查，必须掌握纳税人有关应税信息，作为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申报数据准确性的依据。但在电子商务中，由于认购、支付等都在网上进行，使得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征税凭据已不复存在，使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电子商务企业的运作状况而造成避税。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刺激了电子支付系统的完善，一些银行纷纷在网上开通联机银行，联机银行与数字现金的出现，使跨国交易的成本降至与国内成本相当的领域，国际避税地的联机银行更成为电子商务企业进行避税有效的工具，因为如果信息源为境外某地的银行，则税务当局就很难对支付方的交易进行有效监控，从而丧失了对逃、避税者的一种重要威胁手段。还有，跨国电子商务某些交易打破了传统交易下国家之间地理疆域的限制，交易标的物无需经过海关，造成关税的流失。

（四）跨国电子商务数字化商品交易性质模糊的特点，使有关纳税人可以利用各国对不同种类所得税率规定的差异进行国际避税。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和交易形式来区分交易所得性质的传统税法规则，对网上交易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难以适用。对一些不易划清名目的所得，纳税人可以利用各国采用的税率种类和税率高低的差别规避高税负。

（五）跨国电子商务的迅捷性特点，进一步增强了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的能力。电子商务的迅捷、高效显著缩短了交易时间，进一步促进跨国企业集团内部功能的一体化，跨国公司能更轻易、更方便地将产品开发、销售、筹资等成本费用以网上交易的形式分散到各国的子公司，更灵活地调整影响关联公司产品成本的各种费用和因素来转移关联公司的利润，掩盖价格、成本、利润间的正常关系。各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的经济往来活动状况更加难以追踪和监管，从而助长了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逃避国际税负。

四、对电子商务避税的规制

中国目前尚处于电子商务的初级阶段，提供网络服务的单位少，规模小，贸易份额小，贸易结算大多还没有通过电子支付系统进行，但电子商务无疑会成为未来的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主要交易方式，我国税务部门应对电子商务带来的税务问题尽早、尽快地进行研究，从税收政策、税收技术等各方面做好积极准备。

（一）完善税法。

1.为了使电子商务有法可依，更好地解决这种新的交易方式给税收带来的问题，应在现行税法中增加有关电子商务的规范性条款。在不对电子商务增加新税种的情况下，对我国现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关税等税种补充有关电子商务的条款，完善现行税法。

2.修订公司法、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对电子商务企业设立、营运的监管措施，促进电子商务企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保存相关资料、办理税务登记、依法办理纳税事项。

3.跨国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下，常设机构、固定基地等有形物理标志已失去标示非居民的经济活动与来源国存在持续性、实质性经济联系的作用，突破传统概念框架寻找新的连结因素，修改常设机构、固定基地等概念用语，代之以“在境内实际从事工商经贸活动”等涵盖性较广的用语。

（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从事电子商务企业的监管。

1.建立备案制度。在电子商务发展初期，就要严格税务登记，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及时申报电子商务经营范围，要求其将通过网络的服务及产品的销售业务，单独建帐核算，将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材料报送税务机关，以便于税务机关监控。

2.针对跨国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下关联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的情形，我国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开展双边或多边情报交流，特别是交流、共享关联公司转移利润的情报，以及两个成员国的企业在第三国交易以逃避税收的情报。扩大与相关国家的税收监管合作，充分、及时地掌握跨国企业的经济活动信息，在与跨国电子商务关联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斗争中取得主动。

3.必须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税务、海关、外汇等部门合作，共同进行电子商务认证及电子支付等关键技术的研究，早日完成内联网（Intranet）和外联网（Extranet）的建立，创建一套新型的网上关税体制，防止数字化商品交易利用关税制度的漏洞而发生国际避税行为。

4.加强对网络服务商（ISP）的管理。进入和利用网络的整个过程中，ISP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单机或局域网与Internet连接均须通过ISP的中介，通过对其进行登记管理，可以了解和掌握Internet分布及情况。

5.加强对电子商务征税的研究。税务机关可联合工商、海关、银行等部门选择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作为试点，从技术角度探索网络贸易征税的解决方案。

（三）培养面向网络时代的税收专业人才。网络经济时代的税收人才应该是复合型人才，税务部门应加大投入，培养、引进一批既精通税收专业知识，又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知识适应网络时代的高素质、应用型的税收人才，迎接知识经济对税收的挑战。

「注释」

[1]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电子商务定义为发生在开放网络上的包含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商业交易。http//.

[2]刘剑文、丁一，避税之法理新探（上），涉外税务，2002.8。

「参考资料」

[1]陈晓红、喻强，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0.9.

[2]程永昌、卫君，国际互联网贸易引发的税收问题及对策，税务研究，1998.7.

[3]萧明国，计算机因特网涉税研究的国际动向，涉外税务，1999.11.

[4]覃征、岳平、田文英编著，电子商务与法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

[5]蒋志培主编，网络与电子商务法，法律出版社年版，2000.

[6]刘怡，电子贸易对国际税收制度的影响，经济科学，1998.6.

[7]那力，网上贸易与税收法制，吉林大学学报，2000.2.[8]廖益新，跨国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及中国的对策，东南学术，2000.3.[9]张贵，避税概念探析，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