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论文范文10篇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篇1

提到“体”（aspect），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语法范畴。《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说：体是“动词的一个

语法范畴，用添加前缀、后缀或变化中间元音的方法来表示。‘体’表示的时间概念不多，而是表示所叙述

的动作的类型和动作是否持续。”（第30页）《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说：体是“对动词作语法描述

的一个范畴（与时和语气一起），主要指语法标志动词表示持续或表示活动类型的方式。”（第41页）在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形容词也有体的分别，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说：“体的范畴表示动作（

或状态）的过程”。（第471页）

现代汉语中是不是有在体的语法范畴？有不少语法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王力把体称为“情貌”，

他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认为：“大致说来，人们对于事情和时间的关系：第一，着重在事情是何时发生的

，不甚问其所经过时间的远近，或长短；第二，着重在事情所经过时间的长短，及是否开始或完成，不甚追

究其在何时发生。前者可以罗马语系（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为代表，后者可以中国语为代表。”

（第151页）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说：“汉语语法构造，则没有时间，而有‘体’。”（第189

页）由张斌、胡裕树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认为：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的差异，在

词类上的表现之一是“动词时态范畴的出现。”（第178页）龚千炎在《谈现代汉语的时制表示和时态表

达系统》中说：“现代汉语只有‘体’的语法范畴而无‘时’的语法范畴。”［①］相比之下，否定的意见

不多，但确实存在。徐烈炯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说：“汉语没有时的形态范畴

。有些语法学家认为它有体的形态范畴，例如‘着’表示进行体，‘了’表示完成体等。但是这样的分类是

不够精密的，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的‘着’字表示的是一种静止的状况，而‘屋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

’的‘着’字表示的是动作遗留下来的状态。至于‘了’，它确有完成体的功能（做了一件好事），但有时

‘了’和‘着’却很难区分。例如‘开着窗户睡觉’：‘开了窗户睡觉’，‘着’和‘了’在这样的上下文

里几乎是同一意义。因此，汉语语法学家没有采用体的范畴，而把这一些词作为动词词尾或语气词来处理。

”［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影响的语法教材和论著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的下述做法：不明确断言体的

语法范畴的存在，但又介绍体助词。比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中，是在说明动态

助词“着、了、过”的时候才介绍由它们表达的几种体。熙《语法讲义》中认为“了、着、过”是动词

后缀，分别表示动作的完成，动作或变化的持续，曾经发生某事或曾经经历某事，他也不提及体、时态或动

态。大家知道，除去少数人之外，国内语法学家如果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词的语法范畴，那么体便是唯一的

范畴。对于这样一种语法范畴，上述教材、论著的作者为什么要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呢？我们揣测，这可能

是为了控制教材的难度，也可能是服从整体的基本框架，但是不是他们也觉得直截承认体是语法范畴不太合

适呢？看来未尝没有这个可能。

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某些虚词，它们表示体的意义，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如若不然，对“了、着、过

”这些助词又作何种解释呢？然而，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则如上文所

述，就有分歧了。从表面看来，这种分歧并非原则性的。因为不管怎样，毕竟大家都承认现代汉语中有表示

体意义的手段，承认体意义是有几种类别，这就够了。至于它们是否上升为语法范畴，尽可以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是若能透过表面现象作一深入的思考，就会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问题。体能否成为

一种语法范畴，这个问题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它的探讨涉及了对现代汉语语法学分类框架赖以构

建起来的几条重要规则的反思，循此探求下去，我们得到的收益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退一步说，如果我们仅

仅把注意力限制在体本身的范围内，那么这种探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初步的考察表明，即使我们目前尚不

能对现代汉语中的体能否概括为语法范畴作出明确的答复（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全局性的思考），我们也能

透过对此而作的辨析和思考，对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有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

在《理论语言学引论》中，莱昂斯区分了三种语法范畴：首要（primary）语法范畴指词类，次要(secon

dary）语法范畴指时、式、格等，而主语、谓语、宾语等属于功能范畴（functionalcategories）。按照这

样分类，体若作为语法范畴属于次要范畴。次要语法范畴又可称为狭义的语法范畴。如高名凯所说：“以狭

义的意思来说，语法范畴则指一般语法学家在词类下所讨论的名、动、形容等词所有的形态变化所表示的那

些语法意义的概括。”［③］这种观点，和前文所引《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

的说法都相吻合。显然，它们的共同性源于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遵守，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得以建立的材料

基础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

正是在这方面，现代汉语吴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正如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的：“汉语

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

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第1页）这些半独立的词（即虚词）在语法上

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经常附着在实词之上，全也经常附着在自由短语之上。

利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体意义，是现代汉语表示体的主要语法手段。这一点，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

。王力在现代汉语中分出七种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其他六种都用情貌成分表示。这些成分按今

天的一般说法，包括助词“着、了”，趋向动词“起来、下去”，语气词“来着”和动词重叠。高名凯认为

现代汉语中有三种体，“这些词，除了叠动和加强是重复或连用词外，其他的则由补助词表现之。进行体和

起动体的虚词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之前，这些虚词多半还带有规定者的意味。完成体和结果体的虚词则是

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的后面的，这些虚词都是实词变来的，其本身本来可以具有动词的作用。”［④］高

名凯所说的虚词，今天分别称为副词如“正在、刚、才、恰”，助词如“了、过”，动词如“到、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提到了五种体，其中三种用助词“着、了、过”表示，短时体（或尝试体）用

动词重叠表示，可能体例如“说得清”“听不懂”。“说得清”“听不懂”之类，按吕叔湘的看法，是由在

复合动词中插入“得、不”构成的。龚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种体，分别由时态副词如“曾经”，准时态副

词如“就要”，时态助词如“了”，准时态助词如“起来”和语气词如“来着”表达。

以上各种表示体的手段，除去动词重复、连用、零形式以及动词“到、中”等之外，都是或多或少地具

有附着性的词，其中体助词或语气词是公认的半独立词（熙认为“了、着、过”是词缀），至于时态副

词之类，有人不同意它们是半独立的词，但它们具有附着性是不能否认的。

概括地说，现代汉语中用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时，它们的附着对象可以是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是

谓词性短语，又可以是一个句子。例如：

①屋里的灯还亮着。（“着”附着在形容词后）

②师傅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批评帮助过他。（“过”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③程斌终于找到一个没人坐的座位了。（“了”附着在句末）

④洗干净了一盆脏衣服。（“了”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⑤今天星期一了（“了”附着在名词性谓语句末）

这种现象表明，即使我们承认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是外部形态，也无法把有关体的形态变化看作是

汉语动词、形容词所独有的特性。这意味着如果在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它并不仅仅属于动词、形

容词。由上文可见，一部分语法语学家在给现代汉语建立体的语法范畴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把该范畴

扩大到谓词短语乃至句子之上的倾向，只是由于他们尚未对此作出理论化、系统化的概括，这一点目前表现

得并不明朗。这一做法一旦变得明朗，则势必导致对体一类次要语法范畴的定义作出重大的修正。果正这样

的话，其影响无疑是重大而广泛的。

三

徐烈炯认为现代汉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其理由不外乎相应的概括缺乏一贯性。应该承认，徐烈炯

所指出的现象的确存在，它们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菜热着、上着石膏、晾着衣服”都可以或者表示

运动、动作正在持续，或者表现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正在持续。又如“他当了三年主任”和“他当过三年

主任”意思不同，但是“北京他去了三次”和“北京他去过三次”意思差不多。“画了一幅画”和“画着一

幅画”意思不同，但是“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和“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意思差不多。另外，还有一种现

象徐烈炯没有提到，即有时候用不用体助词意思也差不多。《现代汉语八百词》曾指出：表示复数的“们”

，表示完成的“了”等半独立的词，“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缺少普遍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

不用，有的场合甚至不能用。……‘你看见〔了〕没有？’和‘我已经知道〔了〕，你甭说了，里边的加括

号的‘了’都可以用可以不用的。”（第1页）在新闻报道尤其是新闻标题中可用而不用体助词主要是“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子几乎可说俯拾皆是：

⑥浦东开发又有一个新题目（新闻标题）

⑦由市委、市府召开的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今天上午拉开帷幕。（新闻正文）

有时候标题不用“了”，正文则用“了”，如：

⑧英重新关闭与爱尔兰通道（新闻标题）

⑨英国警方5日重新关闭了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三条通道。（新闻正文）

根据普通语言学理论，语法范畴的建立是有条件的，“构成语法范畴的基础是对立关系，因此，范畴必

须包括两个（或者更多）相互处于对立关系的同类语法意义。”［⑤］比如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兹维

金采夫认为：“语法意义用语言中具有体系性的某种标志来表达，这就使语法意义变成了语法范畴。”［⑥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指语法形式必须系统地表示语法意义，如果不系统，就不能概括出语法范畴。用这样的

标准衡量，现代汉语中的体的语法意义似乎无法上升概括为语法范畴，因为甚至像“了、着、过”这类体助

词在表示体意义时也缺乏一贯性，又何谈系统性呢？不过，我们也应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贯性是否

意味着无例外。如果承认一贯性并不排除例外现象，那么结论就可能不同了。

弗·帕尔默在《语法》中说：“英语的过去时不只是指过去的时间。它还有另外两个功能。”（第21

3页）即除指示过去时间，如Hecameyesterday.（他昨天去的。）之外，还能一、用于间接引语，以便符合

“时的呼应”这条规则，如HesaidhewenttoLondoneveryday.（他说他每天去伦敦。）二、表示“不

肯定”，不太可能或不可能，如Couldyoupassmethesalt？（您能否把盐递给我？）IwishIknew.（

我希望我知道（某件事））IfJohncame,Ishouldleave.（如果约翰真会来（这是不可能的），我就走。

）尽管存在上述两种用法，但是它们并没有阻碍语法学家从英语动词的形态变化中概括出“时”的语法范畴

，其原因在于英语动词的这类变化在本质上和现在时、过去时的表达存在系统的相关性，其他与此不一致的

现象是非本质的，并且是有条件的，可以得到解释。

在俄语中，大部分动词构成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但也有少数动词是单体动词，要么属于完成体，

要么属于未完成体；另外还有兼体动词，其中的大多数形式既可用于表示完成体，也可用于表示未完成体。

如果使用兼体动词，有时候体的意义“只能根据语句的总的意思来确定，例如：

（附图[图]）

尽管如此，但因为动词的大部分有体的对立，因此这种对立成了“体的体系性的范畴特征”，［⑧］并

且使得语法学家得出“体的范畴囊括一切动词”［⑨］的结论。

由此可见，在有形态的语言中确定诸如“时”、“体”这样的语法范畴时，国外语法学并没有把一贯性

等同于无例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表示对立意义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否有基本的，或者说本质上

系统的区别。现在我们不妨对本节开头所说的三种情况也作一番考察，看看它们反映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以下顺序讨论。

情况一、“着”有时表示运动、动作的持续，有时表示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的持续。这个现象其实不

难解释，问题和“着”无关，而和动词有关。根据马庆株《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一文的说法，“坐”这一

类词是强持续性动词，“盖”这一类词是弱持续性动词中的“挂类”。前者带时量宾语时表示动作行为持续

的时间（左按：如能带“着”，则也表动作行为的持续），后者加“着”既能表示动作行为本身的持续，又

能表示动作行为造成的状态的持续。可见，不论情况如何，“着”表示持续意义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其他意

义的变化仅和动词的语义特征相关。

情况二、“了”和“过”，“了”和“着”有时可以互相替换而意义基本不变。对这个现象目前似乎还

不能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解释，但它大体和句子的时相有关，特别和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关，则似乎是能够肯定

的。这里我们先提出下列三条可作进一步修正的规则：

一、当后带动量成分并且该动词可后带“了、过”时，非持续动词后面的“了、过”可以互换，如：

⑩去了一次——去过一次

①①伤了两回——伤过两回

①②合并了一次——合并过一次

二、当表示一种特征或伴随方式时，弱持续动词的一部分，即马庆株所说的“挂”类动词后面的“了”

和“着”可以互换。比如：

①③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

①④开了窗户睡觉——开着窗户睡觉

三、在存现句中，持续动词后的“了”和“着”可以互换，如：

①⑤床上躺了一个人——床上躺着一个人

①⑥盆里栽了花——盆里栽着花

情况三，体助词“了”可用而不用。我们对此的解释也是初步的，可作进一步修正和补充，其条件如下

：

一、当动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时，后带的“了”才可能不用。如“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但是这一点

和整个句子的时相有关。如“金融市场将出现危机”因时相制约，该句不能加体助词“了”，也不能表示完

成的意思。“坐”无完成的语义特征，但在“他坐一会儿就走了”中，却因时相制约而带上了完成义。

二、当满足条件一时，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大都仍须后带“了”，若是双音节动词，则大都可能不用“

了”，如：

①⑦小张丢了一把伞——小张丢一把伞

①⑧小张遗失了一把伞——小张遗失一把伞

三、若补语是表结果的双音节动补短语，也可能不用“了”，如：

①⑨队员们登上峰顶

四、若非充当文章标题，以上不用“了”的可能性要成为现实，往往还需要满足以下两上条件中的一个

：

1．有后续句，如：

②⑩小张遗失一把伞，小王也遗失一把伞。

2．句未使用否定副词“没有”或语气词“了”。如：

②①小张丢伞没有？

②②队员们登上峰顶没有？

②③小张丢伞了。

事实上，条件四中的第2项小条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若符合该条件，即使动词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

，也常可不常体助词“了”。其原因自然在于“没有”表示的是对完成的否定，而语气词“了”则表示对变

化的肯定。

以上分析表明，情况一其实不能证明“着”在表体意义时不具备一贯性，情况二、情况三则很可能是有

条件的，它们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了、着、过”之间的分工，也不足以消除用体助词“了”和不用“了”

即所谓的“零形态”之间的区别。因此欲凭此据来证明在现代汉语无法概括出体的语法范畴，其说服力是不

强的。

四

以往的讨论的特点是大多把体当作一个语法范畴、语法概念看待，其实，对体应该从语义、语法（词法

和句法）、语用三个平面来看待和研究。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放开眼界，那么对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为全面、

准确和深刻。

首先，体是一个语义概念。即使像俄语那样存在体的语法范畴的语言，其中的动词之所以有体的语法特

点，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体的语义基础。如果某种语言无法在形式有系统地、有区别地表示不同的体，该语言

中就不具备成系统的语法上的体，那么就更加有必要给语义体以更大的关注。韩忠诰在《德语动词的体》中

认为：“在德语中，动词的体没有固定的语法特证，没有形成独特的语法体系，而是从语义角度出发，用不

同的语言手段表示出来。因此，在德语中，体属于动词的语义范畴，表示出动作行为的特征”，［⑩］当代

英语中有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把be、have等看作助动词的语法学家认为英语中存在体

的语法范畴，但如果把be、have等看作链接动词（catenativeverb），则应该承认英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

畴。Huddlesfon和Rodney认为，在英语中体意义与其说是语法的，不如说是词汇化的，为了避免术语“体”

在意义上的混淆，有必要把语法体和语义体区分开来。［①①］

国内语言学家在研究动词时，用“完成”、“持续”、“状态”等语义特征给动词分类，在本质上就是

对语义体的一种分类法。

其次，体也是一个语法概念。当某种语言中使用某一些语法手段、语法形式来表示不同的体意义时，体

就同时成了语法问题。自然语言中表示体的语法手段可以是词法范围的，比如俄语中的ⅡPOPeB3a（完成体）

——ⅡPOPe3aя（未完成体）（剜穿、切穿）；也可以是句法范围的，比如汉语中的“了、着、过”等；又

可以是词法、句法兼有的，比如若把be、have等当作助动词，则英语中的be、doing（进行体）——havedon

e（完成体）（干、做）就是这样构成的。

在语言研究中区分语法体和语义体有很大的必要性，这不仅因为归根结底语法体是在语义体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而且因为作了这种区分之后，十分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混淆起来。在汉语

研究中，防止混淆这一点尤为重要。陈平在《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说，他讨论的时间系统“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语法范畴。”［①②］可是这个时间系统赖以建构的三元中，有两元都是语义性质的结

构：句子的时相结构由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决定，时制的九种基本形式是一种逻辑分类。时态结构（即体结

构）是什么性质，作者没有明说，但从其陈述看，恐怕仍在是语义结构。这样一种类型的系统还说是语法范

畴，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上古汉语中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没有像“着、了、过”那样比较纯粹的表示体的虚词等，但这并不说

明上古时候说汉语的人不能意识到体的区别，不能在说话时表达这些区别。“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

。”（论语）一句中，对动作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过句来语气词（矣）和否定词“未”表达的。“既曰

归止，曷又怀止？”（诗经）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词“既”表达的。上古汉语缺乏的是语法体，不是语义

体的表达手段。研究上古汉语所能表达的语义体，是语义研究，研究上古汉语是怎样在句子中用词汇等手段

表达语义体的，是语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这个差别，对于把握好现代汉语中体的多层次分析，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

体又是一个语用概念。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人们不太注意的体的类别和人们怎样使用句子即怎样实施以言

行事行为有关系这种现象上。这方面的情况现在研究得很不够，本文也不想展开讨论，这里打算说一下两个

处于语用、语法、语义边缘上的问题。

一、有些体意义的表达看来和语句内部的上下文有关。我们曾经提到过：体助词“过”在“我吃过粽子

”中表示“经历”，在“我吃过粽子了”中表示“过去完毕”，区别就在于前者句末没有带语气词“了”，

后者句末使用了语气词“了”。［①③］这说明体意义的表达有时会产生变化，而条件可以是话语内部上下

文的变化。

二、有时候，所谓的体的语法意义其实是语用性质的意义。曲卫国的谈论英语中现在完成体的意义时认

为，过去对这个体的研究都囿于语法或语义层面，把本来的语用含义当成了语法意义。他说：“所谓的‘现

时关联’，‘不确指’或‘延伸’并不是语句的语义表征（semanticrepresentation），因为它们不是现在

完成体这个结构内在的、一定有的语义，它们借助于语境，经过推导所获得的，正如Mcloard所指出的那样：

‘它们是由说话者在一定的交际语境里赋予的，并取决于人们对事件和后果一般和特殊联系的理解。’”［

①④］因此现在完成体是一个语用推理的触发器。

类似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也存在。动词重叠表示的意义，有的认为是短时态，有的认为是尝试态，都属

于体的范围，［①⑤］比如：

②④下班后逛逛街。（表时量短）

②⑤他挥挥手表示告别。（表动量短）

②⑥你去摸摸，看它烫不烫。（表尝试）

我们认为动词重叠表示的语法意义只是短时态，尝试态不是语法意义，而是在短时态的基础上形成的语

用意义。这样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动词重叠具有短时的意义，可以说是无条件的，而尝试义的形成

却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以“摸摸”为例，在例②⑥中，它当然表示尝试，可是短时的意义仍然存在。然而

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时义，不具有尝试义：

②⑦你去摸摸菩萨，会有好运的。

动词重叠而产生的尝试义是句义制约的产物。人们正是根据句子的意义来推断其中的动词重叠是否表示

尝试义的。马庆株指出“自主的持续性动词可以重叠，非自主动词和自主的非持续性动词一般不能重叠”，

［①⑥］他的说法基本上符合实际。这就为解释在短时义基础上怎么会产生尝试义提供了一个方便：重叠动

词在句中充当谓语主要成分时，它的主语常常是有生的，极可能是人，而生物实施短时动作总有原因，一个

基本原因便是尝试，当谈论的是打算实施的动作时就更是如此了。

观察表明，在这方面，主语的类别对于形成特定的句义制约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②⑧车轮转转又不转了。（表短时）

②⑨他转转车轮，很沉。（表尝试）

当主语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词语充当时，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制约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如：

③⑩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尝试）

③①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时）

由此可知，动词重叠后表示的尝试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动词重叠形式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推理触

发器。过去的研究忽视了从语用的角度看问题，不仅使得解释复杂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质，不能不说是一个

很大的缺陷。

五

谈到体，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是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其实这一种限定对现代汉语而言是很不合适的。现

代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它表达体的方式，同印欧语系诸语言有较大的甚至很大的

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现代汉语中有体的语法范畴，那么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就得对其他的次要语

法范畴如“式”、“数”等作相同的处理，这样，就会导致分类框架的大变动。同样，如果我们能对“了”

的用与不用，“了”和“过”可有条件地替换的现象等作出合理、概括、系统的解释，并对其他的半独立词

的类似用法也作出同样有效的解释，那么我们所描绘出的现代汉语就很可能不同于今天所描写出的面貌。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体的研究具有超出其自身范围的价值。

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缺少形态变化，就促使我

们更加关注汉语的语义层次；因为半独立的词在运用时比较灵活，难以捉模，就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它们的使

用条件；因为形式相对难以把握，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显得纷繁复杂，便促使我们多从语用的角度，结合

对句子的理解策略的研究去寻找原因。为了较深刻地了解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我们或许不应该首先在语法

范畴这个问题上多纠缠，而应该如上所述的那样，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上对现代汉语的体进行全面

研究。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体概念，概括出来的体的构成系统和表达方式，以及或许由此而建立起来的

体的语法范畴，可望能更准确地反映现代汉语的面貌，因为说到底，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表达出来和理解

到的体意义，本来就是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①载《中国语文》1991．4．第252页。

②第471页，左按：“语气词”似为“助词”之误。

③见《汉语语法论》第104页。

④见《汉语语法论》第198—199页。

⑤见《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第497页。

⑥见《普通语言学纲要》第386页。

⑦⑧⑨见《俄语语法》第350页、第348页、第34页。

⑩载《现代外语》1993．4．第35页。

①①见EnglishGrammar第73页。

①②载《中国语文》1988．6．第401页。

①③第四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关于动态助词“过”的几个问题》。

①④载《外国语》1994．2．第50页。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篇2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针对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现代汉语课程特点和教育对象的特点，探讨新形势下的汉语教学规律，从观念到实践明确新时期汉语的教学目的，并提出了一些汉语教学改革的建议。

为了适应新世纪对人才的需求，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必须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不断进行改革完善，更新教育观念，树立创新意识，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现代汉语课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包括语音文字、文学、词汇、语法、修辞五部分。内容丰富，概念繁多，知识结构复杂。在授课时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改进教学内容，探索教学方法，在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基本教学原则的指导下有的放矢，因材施教，让学生对现代汉语课产生兴趣，使他们通过学习不但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而且理解、分析、运用语言的能力能有所提高，为其将来从事的工作打好基础。

一、课程定位问题

提起教学改革，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教学方法的改进，这可能对于自然学科很适用，但对于现代汉语就未必适用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前现代汉语课程的定位问题还没解决，即通过现代汉语教学应达到怎样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等都还没能得到解决。关于现代汉语课程的专业定位有多种提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重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简称“三基”)的训练;重视理解语言、分析语言和运用语言能力(简称“三能”)的培养。二是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并获得初步的研究能力。该课程的教学建议指出，这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带有共性的抽象性表述导致在现代汉语教学中，一方面教育者盲目施教，不知道到底该教些什么;另一方面学生容易产生“不知道学些什么”的厌倦心理要想改变这一尴尬局面，必须首先明确现代汉语课程的定位目标。我们常常将基础层定位在“三基”“、三能”上，这本身并没有错，但不够全面。因为这没有体现其专业特点，导致很多人对现代汉语课程定位产生了误解，把“现代汉语学”理解为“学习规范的现代汉语”。所以，现代汉语课程定位应该在培养学生“三基”、“三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为培养学生初步的理论意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明确目标，唤醒其对现代汉语的自觉学习意识，实现认识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构建较为系统的现代汉语知识体系。

二、针对课程特点落实素质教育

现代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从小听的说的用的就是现代汉语，课本中有些内容又是学生在中小学接触过的，如汉语拼音，句子成分，词类、修辞手法等，这样不仅缺少新鲜感，而且容易使人产生没有必要学习现代汉语的思想。加之语言本身比较枯燥，它不像文学有形象有情节，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提高现代汉语教学的趣味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当然，趣味不是目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挖掘其潜力。根据现代汉语课的特点，教师应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帮助学生认识学习现代汉语的社会意义及其与自身发展的关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一是根据语言学的特点，帮助学生从宏观上认识语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认识语言学在人类科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认识现代汉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在微观上从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的认知需要和自我提高需要等方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唤起他们的自主意识。

其次，在帮助学生认识学习现代汉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寓教于乐，力求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趣味性，培养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如恰当选用笑话、相声和小品片段，选用有关诗文和寓言故事等学习语音与词汇知识，体验审美感受，培养语感能力，赏析语言大师的名篇佳句，引导学生体悟句型句式和修辞手法的妙用，提高分析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可以利用现实生活中一些语言材料学习语言，如老百姓的鲜活口语，富于时代气息的网络语言和时尚词语等。

三、借助多种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语言熏陶与影响

发挥汉语教师的外语优势，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与适时点拨下着力培养学生的语感和对不同语言的对比分析能力。当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在影音世界中，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五音杂色的侵扰和污染。作为汉语教师如何开动脑筋将汉语教学和当今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接受语言美的教育的同时，自觉地将所学到的语言理论与现实中的语用现象结合起来，并且学会将汉语与英语进行分析比较，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语言问题的能力就显得相当具有紧迫性。我们在教学中大胆运用不同的现代影音设备如：电子课件、录音机、影碟机等，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语言熏陶与影响，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我们知道，不同语言从大的理论体系上讲是相通的，但是不同的语言又因文化背景和适用地域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表达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学生对外语知识的了解及外语水平的提高，在汉语课上加强汉语与英语的对比分析是可以行得通的。汉语教师的任务是如何利用语言优势将语言知识融会贯通，以贯通古今，纵横中外的气度，将语言课讲活讲深。具体做法是，语音从两种语言的发声技巧作对比，词汇从汉语中的外来词和英语中的“借词”着手，语法从汉语史上成功引进美国结构主义的语法体系讲起，全方位立体地将汉语与英语作对比、分析，尽可能地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并加以及时的点播与提醒，这样既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又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语言的热情。

四、联系社会生活，着重语言应用

理论脱离实际就会失去生命力，任何学科研究的终极目的都是应用，不面向应用就没有出路，现代汉语教学更不例外。汉语教师必须走出象牙塔，现代汉语教学必须面向社会、面向时代、面向应用才有出路，这是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总原则。上课时，教师要尽量使用第一手语料，要关注那些鲜活的语言事实，要研究口语。现代汉语教学应该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去解决一些语言运用中的实际问题。如《现代汉语》教材中，有不少内容都涉及国家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以及汉语规范化等与社会语言运用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知识的讲解不能只讲一些抽象的定义，而应该联系实实在在的社会语言生活。如可以组织学生利用节假日去调查招牌、广告等社会用字的规范问题，然后撰写调查报告，并进行相关讨论。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而且还能锻炼他们的语言调查、分析和研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现代汉语课本该是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但目前的现代汉语课较之其他课程显得更加远离生活，这应该引起所有教研人员的高度重视，应该让现代汉语课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让学生充分感受时代进步的节奏。其实，学生可能比老师更敏锐地感受着时代变化所带来的语言词汇变化，只是他们缺少理性的认识，教师可以织学生有意识的收集社会上出现的新词新语，并引导学生从语言规范化角度进行讨论，条件成熟时可以撰写相关的小论文，这样可以使学生“学在其中”“乐在其中”。

参考文献

[1]邵敬敏，现代汉语课程教材的改革与创新意识.中国大学教学，2002.(12).

[2]张秀琴，对改进现代汉语教学的思考.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0，(2).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篇4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论文主题词】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篇5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篇6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部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的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篇7

原因，只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语义研究才真正开始得到重视。由于语义研究涉及的内容

很广，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全面展开论述，我们只想就语义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语义场分析问题，在现代汉语体

系中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语义场的性质

语义场是由语义系统中的一组有关联的义位组成的、具有一定共同语义特征的聚合体。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义现象尽管极为复杂，但它仍是成系统的，是一个与语音和语法相并列的同属于语言

系统的子系统。同其它系统一样，语义系统也是由若干成分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性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

体。

语义既是一个系统，包含着整体性原则和关联性原则，那么，它无疑是可以进行结构分析的。结构是系统

内成分间内在有机联系形式，或者说是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层次间依照一定的共同性所形成的相互联系和作

用的总和以及其表现形式。在语义系统中，语义的众多成分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隶属，又相

互制约，从而成为一个有序的聚合体。这个聚合体具有层次化和网络化等特点，因而能从结构成分、结构关系

等方面进行考察。

要分析语义系统的结构关系，必须先确定结构成分。我们把组成语义系统的基本结构成分称为“义位”。

义位是语义系统中能独立存在的基本语义单位（相当于“义项”的概念）［（1）］，它是以词义中的指称意

义为基础，辅之以附加意义而形成的。也就是说，考察一个词义是否为义位，关键在于看它的指称意义能不能

独立，能不能与其它指称意义相区别，如果能，则应算为义位；如果两个指称意义没有多大区别，那就应再分

析其附加意义有无不同，如不同之处特别明显，也应分别算为义位。比如，把“枯萎”“逝世”“归天”这三

个语义单位互相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均是指生物的发展过程，但前者和后两者的指称意义有明显不同，

前者是指草木干枯、萎缩，而后二者则是指人的死亡。后二者的指称意义虽然基本一致，但附加意义有差别，

分别带有庄重色彩和迷信色彩。因而，它们是三个不同的义位。

在语义系统中，各种各样的义位在总的方面均有共同点，服从共同语义原则的支配，各作为聚合体的有机

组成部分而存在。一个义位不仅自身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通过多种关系与其他义位相关联，从而取得彼

此存在的价值。一般说来，这诸多联系不外是“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两种性质的联系，不外是纵的方

面逐级隶属，横的方面相互对立的两种形式的联系。义位之间在语义系统中正是从共时方面由这些联系形成了

大大小小、各种性质的组系化、层次化的聚合，即从结构的平面上构成了语义场。例如，具有共同语义特征“

说”的义位就有“说、扯、称、道、讲、唠、聊、嘀咕、唠叨”等等，这些义位聚合成组，构成一个语义场，

就是组系化，而义位“说”在这一组系中占据的地位，比其他义位高一个层级，就是层次化。

通过语义场的分析，有助于全面地观察义位，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意思不同的义位，必然处于不同的

语义场，如“走”和“落”即是。意思相近或相类的义位，则处于同一语义场中，如“轻捷”“麻利”“快速

”等即是。义位处于同一个语义场，是由它们之间的共性决定的，而个性又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所以，在进

行语义结构分析时，不能脱离语义系统对任何一个义位作孤立的研究，而应该首先明确义位在语义场的结构中

所处的位置，并以此为出发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语义场是语义结构分析的基础。

二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如前所述，语义场是由互相联系的义位组成的。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状态，就是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

迄今为止，对于义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词义制约的观点，一是词义联想的观点。就

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来分析，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义位间的共性联系联结起来的，这是语义场形成的前提，而

义位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则是语义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根据这一看法，从组成义位的义素的角度，我们把语义

场的结构描述为由“义素节”和“义素链”所组成的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义素节是语义范畴的标志，是

语义特征的集中表现。通过义素链的传递，某一义素节从另一高层次的义素节那里接受了语义信息，进行聚合

形成义位，又以此为基点，通过义素链从不同的角度向低层次发出信息，继续形成其他义位。值得提出的是，

义位是义素节的表现形态，但不是唯一的形态，因为有很少一部分义素节是没有或未用合适的义位来标示的，

它们在结构中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未能显现出来的义素节我们称之为“零位”。［（2）］所以，语义

场所包含的语义结构单位是义位和零位，起联系作用的是义素链。

以“．”代表义位，“。”代表零位，语义场的结构模式可描述为：

（附图[图]）

以“交通工具”和“人的年龄”语义场为例，它们的结构可粗略地表现为：

（附图[图]）

由于“年龄”和“未成年”都不属于“人”的基本类别范畴，而只是一种语义特征，故为零位。

三语义场的语义结构特性

语义结构是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义位则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语义场，不仅需

要描述其结构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语义结构的一些重要特性。

（1）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

语义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概括认识，没有客观外界对人脑意识的折射，就没有语义。在使用语义确定词语的

指称时，人们必须考虑事物和现象自身的本质、相互的联系，并把它们纳入到语义系统中去，这样，语义结构

也就必然带有了客观性的性质。例如，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汽车、卡车、轿车和赛车等，语言中也就没有称谓

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同样，没有上的存在，也就没有中和下的出现，没有远，也就无所谓

近，即绝对不会形成反映这些事物的语义结构。

当然，语义的作用不仅仅是确定语词，给客观事物和现象称名，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现象以及它们之

间关系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习俗，为全社会成员所一致承认，即具有约定俗成性。例如对“儿

子”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外甥”，对“走”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飞”，否则就会造成语义场语

义结构的混乱。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联系的不同认识上。如汉语的“中表亲属

”和“堂房亲属”包括八个义位，而英语只用了“Cousin”一个义位。汉语的亲属词数以百计，能标义位的就

有50多个，而英语的亲属词只有13个，加上几个修饰词，就可以指称所有的亲属关系。一般说来，这些区

别并不是语义结构关系有多大的差异，而是在于语义认识概括范围的大小，即语义场大小的问题，根源在于不

同社会对语义的不同安排。

（2）稳定性和有序性

义位间的内在联系通常是紧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语义系统总是趋于保持某一状态，不轻易发生变化，这就

是语义结构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语义场稳定的前提。稳定性寓于语义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取决于语义场的

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义位间的协同作用所决定的。语义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义

位的有序关联构成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障了语义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义位的稳定相联维持了语义场的

语义结构，保证了语义场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况下，义位可以更新，但语义结构是稳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古汉语中的义位“人”不同

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人”。《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

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香气也”。这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说明人，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则无涉及。现代

汉语义位“人”的意义内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显而易见，义位的语义内容已经发

生了变化，但与“人”有关的语义结构却无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排除语义结构作必要的调整、改动。索绪尔

曾经说：“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

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的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

的平衡”，［（3）］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义位具有可变性，另一方面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可能

性。应该说明的是，语义结构的变化多是在整体稳定性中所起的局部变异。进一步说，语义场的稳定不是靠义

位的一成不变，而是靠结构间的牢固联系，语义结构是维持语义场的不变量。

（3）层次性和相对性。

层次性是由整体与部分对立的相对性决定的。在语义结构中，层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系统论的

观点，系统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它可以逐级分解为低层次的层级系统、直至分到不能继续分解的组成

元素为止。显然、作为语义系统组成成分的义位在语义结构中的存在绝非单纯的量的增加，而是处于等级之中

的，即具有层级性。

在语义系统中，任何一个语义场都和附近的语义场一起构成一个较大的语义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语义场

都是较高一级语义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语义场本身，通常又是一个由许多成分所构成的语义结

构。语义场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存在，这使语义结构具有相对性。例如，“父亲”和“母亲”作为义位，构

成了语义场A，这个语义场又与同一层次上的另一个语义场B“孩子”、“儿子”和“女儿”一起构成了一个

比它们层次高的较大语义场C，而这个较大语义场C，又与“爱人”、“丈夫”、“妻子”所组成的语义场D

一起，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的语义场E。其中，A和B既分别作为独立的语义场存在，又作为语义场C的

部分存在。对于A和B来说，C构成了包括它们在内的语义场，而对于E来说，C又是语义场E的组成部分之

一，语义系统就这样层层相递，互为对照。

由于层次性和相对性，语义系统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写，以

区分它们内部的等级，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分析，以掌握同类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垂直方向的语义场之间

，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水平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则具有一定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处在同一平行层次上，

隶属于同一大语义场，但毕竟是不同的语义子场，相互之间有一定质的不同。

语义场的大小与语义结构的层次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行，语义场就越大，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逐渐加

大；相反，越是下行，语义场就越小，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具体。

（4）开放性与动态性。

语义结构不是封闭的和静态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向外界进行着语义信息的交换，并适当地调整、增减义位

，在交换中求稳定，在变化中求有序。稳定是相对的，开放是绝对的。

由于开放的特点，语义作为实现词语的指称功能的桥梁，其结构必然要适应客观外界变化的需要，在一定

情况下发生一定的变异。比如，现在独生子女增多，就会使一些亲属关系逐渐消失，如舅舅、伯父等，反映到

亲属语义场来，语义结构的联系范围就会逐渐缩小，直到与客观外界相适应为止。

语义结构可以分为基本结构和非基本结构。基本结构反映的是那些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现象之

间的语义联系，一般不易发生变化，亲属语义结构就属此类。而非基本结构则恰恰相反，它们一般不常用，或

者只是短时间常用，使用范围不甚广，所反映的多属于一些带有行业性、科技性、方言性的东西。基本结构显

示了稳定性，非基本结构显示了开放性。也可以说，语义结构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主要是指非基本语义结构而

言的。当然这不是说基本语义结构就一成不变的，只是相比之下，它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罢了。

以上就语义结构四个方面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而这四个特性是互为联系，互为作用的。其中，后三个特性

都是以第一个特性为基础的。因为，语义场的语义结构只有在具有了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前提下，才能随之

出现其他特性。稳定性和有序性是其静态存在的形式和标志，开放性和动态性是其发展变化的表现，而层次性

和相对性则是对语义结构本质特征的概括反映。

四语义场的举例分析

前面，我们分析了语义场的性质和结构特性，并拟定了一个结构模式。下面，我们以“亲属语义场”和“

下肢动作语义场”为例来进行语义场的分析。

分析语义场首先要确定语义场包含的义位。在排列义位时，我们是以下面几点作为取舍条件的。第一，考

察义位间的联系以其最主要的特征为依据。几个不同的义位也许在很多点上有共同之处，如果把它们纵横相连

，不仅混乱，也是不科学的。选择义位时应提纲挈领，脉胳清晰。第二，在众多同义义位中选取具有较强代表

性的义位。由于同义义位很多，有的差别十分细微，在分析时列出全部义位十分繁难，故只择其典型者列出，

余下的在必要时作出说明。第三，比较生僻的义位一般不列出。第四，多义性词语意义的义位按情况分入不同

的语义场。

（1）亲属语义场的分析。

亲属语义场是“人”这个语义场下的子场。因为“人”语义场还下分很多语义子场，亲属语义场只是从“

亲属”这个角度对“人”进行语义场的归类。比如“姐姐”“胖子”“石匠”和“英雄”等都是指人，属于“

人”语义场，但它们的具体范畴不一样，“姐姐”属于“亲属”范畴，“胖子”属于“体态”范畴，“石匠”

属于“职业”范畴，“英雄”属于“品性”范畴，这些不同的语义范畴使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语义子场，并一起

组成了“人”语义场。

现代汉语的亲属词有几百个，但不是说亲属语义场就包含了几百个义位，因为有许多亲属词几乎是同义的

，进行语义场分析时，只能众里挑一。例如，与义位“父亲”同义的亲属词就有“爸爸”“翁”“爹”“老子

”“阿爸”“家父”等，与“岳父”同义的亲属词有“岳丈”“岳翁”“丈人”“外父”“泰山”“冰翁”等

，我们只选取典型义位“父亲”、“岳父”。另外，还有一些亲属词，或较少使用，或表示的亲属关系不密切

，也在分析时排除。这样经过多方筛选，最后剩下五十三个比较典型的亲属词，代表了五十三个典型义位。

把这五十三个义位纳入亲属语义场中进行分析，内部可分为两个较大的子场，这两个较大子场又各自分出

两个较小的子场，从总体上看，即：

（附图[图]）

亲属语义场的特点是界限清楚，没有中间状况。另外一个特征是，很多义位都呈二元对立状态，即两个义

位互为对待，并且多为性别方面的，如“父亲”与“母亲”，“哥哥”与“姐姐”，“孙儿”与“孙女”等。

二元对立可以在同一个语义子场内形成，也可以跨场，即两个对立的义位可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语义场中，如

“哥哥”还可与“嫂子”相对，“伯父”与“伯母”相对等等，但这两个语义场必属于同一个较大的语义场。

（2）下肢动作语义场的分析。

下肢动作语义场是“动作”语义场的子场，是与头部动作语义场、上肢动作语义场和全身动作语义场相并

列的。通过归纳分析，此语义场下面包括十一个子场，它们是：走、跑、跳、坐、蹲、站、骑、跪、踢、踩、

踮，分别列出：

（附图[图]）

（附图[图]）

下肢动作语义场最多可分出四级来。同亲属语义场相比，其义位间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对应性，而是从不同

方面指称同一现象，呈互助状态，而且有的义位之间，界限也不十分清楚、甚至交叉。如语义场“跑”所包含

的三个义位，“腾”是边跳边跑，“颠”是一摆一摆地跑，“奔”则是很快地跑，它们是从三个方面说明跑的

动作的。多义性的语词在这里是分属不同子场的。例如，“覆”有两个意义，一是“小心翼翼地走”；二是“

轻轻地踩”，故算为两个义位，各归入不同的子场，其他如“登、腾”等也是这样。

通过以上两个语义场的举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义场的状况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各具特色的，其

内部义位间的联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如何进一步全面分析、描述现代汉语语义场的状貌，确是一项高

难度的课题。本文虽然在借鉴语义学先进理论与具体分析汉语语义场方面，作了一点探索，但由于水平有限，

文中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祈盼专家学者指正。

注：

①义位和义项实指同一对象，但观察的角度不同。在语义学中我们称作义位，在传统词汇学中仍称义项。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语义场;结构模式;结构特性

一、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语义场是由互相联系的义位组成的。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状态，就是语义场的结构模式。迄今为止，对于义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词义制约的观点，一是词义联想的观点。就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来分析，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义位间的共性联系联结起来的，这是语义场形成的前提，而义位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则是语义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根据这一看法，从组成义位的义素的角度，我们把语义场的结构描述为由“义素节”和“义素链”所组成的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义素节是语义范畴的标志，是语义特征的集中表现。通过义素链的传递，某一义素节从另一高层次的义素节那里接受了语义信息，进行聚合形成义位，又以此为基点，通过义素链从不同的角度向低层次发出信息，继续形成其他义位。值得提出的是，义位是义素节的表现形态，但不是唯一的形态，因为有很少一部分义素节是没有或未用合适的义位来标示的，它们在结构中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未能显现出来的义素节我们称之为“零位”。所以，语义场所包含的语义结构单位是义位和零位，起联系作用的是义素链。

二、语义场的语义结构特性

语义结构是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义位则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语义场，不仅需要描述其结构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语义结构的一些重要特性。

（一）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

语义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概括认识，没有客观外界对人脑意识的折射，就没有语义。在使用语义确定词语的指称时，人们必须考虑事物和现象自身的本质、相互的联系，并把它们纳入到语义系统中去，这样，语义结构也就必然带有了客观性的性质。例如，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汽车、卡车、轿车和赛车等，语言中也就没有称谓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同样，没有上的存在，也就没有中和下的出现，没有远，也就无所谓近，即绝对不会形成反映这些事物的语义结构。

当然，语义的作用不仅仅是确定语词，给客观事物和现象称名，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习俗，为全社会成员所一致承认，即具有约定俗成性。例如对“儿子”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外甥”，对“走”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飞”，否则就会造成语义场语义结构的混乱。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联系的不同认识上。如汉语的“中表亲属”和“堂房亲属”包括八个义位，而英语只用了“Cousin”一个义位。汉语的亲属词数以百计，能标义位的就有50多个，而英语的亲属词只有13个，加上几个修饰词，就可以指称所有的亲属关系。一般说来，这些区别并不是语义结构关系有多大的差异，而是在于语义认识概括范围的大小，即语义场大小的问题，根源在于不同社会对语义的不同安排。

（二）稳定性和有序性

义位间的内在联系通常是紧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语义系统总是趋于保持某一状态，不轻易发生变化，这就是语义结构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语义场稳定的前提。稳定性寓于语义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取决于语义场的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义位间的协同作用所决定的。语义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义位的有序关联构成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障了语义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义位的稳定相联维持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证了语义场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况下，义位可以更新，但语义结构是稳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古汉语中的义位“人”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人”。《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香气也”。这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说明人，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则无涉及。现代汉语义位“人”的意义内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显而易见，义位的语义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与“人”有关的语义结构却无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排除语义结构作必要的调整、改动。索绪尔曾经说：“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的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的平衡”，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义位具有可变性，另一方面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可能性。应该说明的是，语义结构的变化多是在整体稳定性中所起的局部变异。进一步说，语义场的稳定不是靠义位的一成不变，而是靠结构间的牢固联系，语义结构是维持语义场的不变量。

（三）层次性和相对性。

层次性是由整体与部分对立的相对性决定的。在语义结构中，层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它可以逐级分解为低层次的层级系统、直至分到不能继续分解的组成元素为止。显然、作为语义系统组成成分的义位在语义结构中的存在绝非单纯的量的增加，而是处于等级之中的，即具有层级性。

在语义系统中，任何一个语义场都和附近的语义场一起构成一个较大的语义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语义场都是较高一级语义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语义场本身，通常又是一个由许多成分所构成的语义结构。语义场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存在，这使语义结构具有相对性。例如，“父亲”和“母亲”作为义位，构成了语义场A，这个语义场又与同一层次上的另一个语义场B“孩子”、“儿子”和“女儿”一起构成了一个比它们层次高的较大语义场C，而这个较大语义场C，又与“爱人”、“丈夫”、“妻子”所组成的语义场D一起，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的语义场E。其中，A和B既分别作为独立的语义场存在，又作为语义场C的部分存在。对于A和B来说，C构成了包括它们在内的语义场，而对于E来说，C又是语义场E的组成部分之一，语义系统就这样层层相递，互为对照。由于层次性和相对性，语义系统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写，以区分它们内部的等级，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分析，以掌握同类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垂直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水平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则具有一定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处在同一平行层次上，隶属于同一大语义场，但毕竟是不同的语义子场，相互之间有一定质的不同。语义场的大小与语义结构的层次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行，语义场就越大，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逐渐加大；相反，越是下行，语义场就越小，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具体。

（四）开放性与动态性。

语义结构不是封闭的和静态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向外界进行着语义信息的交换，并适当地调整、增减义位，在交换中求稳定，在变化中求有序。稳定是相对的，开放是绝对的。公务员之家:

由于开放的特点，语义作为实现词语的指称功能的桥梁，其结构必然要适应客观外界变化的需要，在一定情况下发生一定的变异。比如，现在独生子女增多，就会使一些亲属关系逐渐消失，如舅舅、伯父等，反映到亲属语义场来，语义结构的联系范围就会逐渐缩小，直到与客观外界相适应为止。语义结构可以分为基本结构和非基本结构。基本结构反映的是那些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现象之间的语义联系，一般不易发生变化，亲属语义结构就属此类。而非基本结构则恰恰相反，它们一般不常用，或者只是短时间常用，使用范围不甚广，所反映的多属于一些带有行业性、科技性、方言性的东西。基本结构显示了稳定性，非基本结构显示了开放性。也可以说，语义结构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主要是指非基本语义结构而言的。当然这不是说基本语义结构就一成不变的，只是相比之下，它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罢了。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新词语；来源

语言和社会结构处在共变的状态下，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新词语以年上千的速度增长。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它语言、从本民族的方言词、古语词和行业词中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新词义、新用法的固有词。本文试对其来源进行了探索。

新词语的来源是比较宽泛的，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六种：

一、新造词语

这类词语在原有构词材料的基础上，按照汉语的构词规律造出新词新语。比如入世、连锁店、传销、手机、电脑、软件、啤酒节等，它们多反映新事物、新概念，所占的比重最大。这类词的构词大都是采取复合式构词，表现为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也有一部分是由类似词缀的语素加在别的语素的前面或后面形成的派生词，如词缀“性”就形成了不少新词语：建设性、可行性、可读性等。

二、旧词新用

新词语中也有一部分是加工旧词语，使其表示新的意义。这类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1．赋予旧词新的意义

如“老板”不仅指私营企业主、企业领导人，甚至连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学校校长等“一把手”以及学生导师等都被冠以此名，并广为接受。这种新词产生的渠道虽然没有增加汉语词汇的总量，但是却使词汇的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专业词语的泛化

科技的日新月异，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些专业词汇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泛化为一般词语。这种词语往往由原有的词义扩大或引申而成为新词新语。如“效应”原是一个并不常用的专业术语，近年来通过语义泛化，构造出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族，如“经济效应”、“名人效应”、“轰动效应”、“负面效应”等。

三、外部吸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视了国内外的交流和联系，汉语也源源不断的从外界吸收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丰富汉语的词汇系统。这类词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1．吸收外语词汇

如：丁克、卡丁车、德比、蓝牙、料理、人气、写真等。近年来与英语国家接触频繁，大部分外来词都是从英语中吸收的。由于和日本一衣带水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从日语吸收进来的。吸收的初期以意译为主，但笔者发现近些年来直接音译的吸收的词汇有上升的趋势。

2．吸收港澳台地区词汇

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的各个方面都通过语言这个传媒深深地影响着内地，因而产生了一些带有港台风味的词汇。如：搞笑、作秀、个案、发烧友、搞定等。这些港台词语的吸收往往是先进入粤方言而后再进入普通话。

3．吸收方言词语

在方言词语的吸收上，首当其冲的是北京方言、粤方言和上海方言。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普通话又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北京话的词汇很容易进入普通话。如：蹦迪、托儿、宰人等。经济上的优势使粤方言对普通话和其他方言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拍拖、买单、无厘头”等都是从粤方言吸收的。“派对、套牢、动迁”等词主要从上海话中引进。

四、缩略词语

现代化生活节奏的加快，要求语言的表达更加简练。一些简称、合称和缩略语形成了新词，而且数量还越来越多。如：社保、双规、超女、研发、奥申委、中纪委等。这种方法在新词语的造词过程中十分常见，其原因主要是汉语构词的双音节化趋势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在起作用。

五、字母词

字母词是指直接由西文字母或者由西文字母加上汉字构成的词语。如：MTV、CEO、MP3、PK、SIM卡、T恤等。这类词是否为借词，它们是否已经进入汉语词汇在学界还存在争议，甚至还有学者质疑其影响了汉语的纯洁和健康，但随着人们英语水平的提高，这些词经常被原形移植到汉语中使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六、网络用语

网络用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新词语，这类词能否突破其使用范围，被人们普遍认可而进入普通话还有待观望，我们称其为准新词。如：黑客、网恋、铁托（铁了心要考托福的人）、恐龙（网络中戏称丑女）、东东（东西）、GG（哥哥）、B4（鄙视）、886（拜拜了）等。从上述举例我们可以看出，这类词既有为新事物创造的新词，也有对旧词的新解，还有利用字母或数字的谐音造出的表达语。

参考文献

现代汉语论文范文篇10

原因，只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语义研究才真正开始得到重视。由于语义研究涉及的内容

很广，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全面展开论述，我们只想就语义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语义场分析问题，在现代汉语体

系中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语义场的性质

语义场是由语义系统中的一组有关联的义位组成的、具有一定共同语义特征的聚合体。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义现象尽管极为复杂，但它仍是成系统的，是一个与语音和语法相并列的同属于语言

系统的子系统。同其它系统一样，语义系统也是由若干成分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性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

体。

语义既是一个系统，包含着整体性原则和关联性原则，那么，它无疑是可以进行结构分析的。结构是系统

内成分间内在有机联系形式，或者说是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层次间依照一定的共同性所形成的相互联系和作

用的总和以及其表现形式。在语义系统中，语义的众多成分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隶属，又相

互制约，从而成为一个有序的聚合体。这个聚合体具有层次化和网络化等特点，因而能从结构成分、结构关系

等方面进行考察。

要分析语义系统的结构关系，必须先确定结构成分。我们把组成语义系统的基本结构成分称为“义位”。

义位是语义系统中能独立存在的基本语义单位（相当于“义项”的概念）［（1）］，它是以词义中的指称意

义为基础，辅之以附加意义而形成的。也就是说，考察一个词义是否为义位，关键在于看它的指称意义能不能

独立，能不能与其它指称意义相区别，如果能，则应算为义位；如果两个指称意义没有多大区别，那就应再分

析其附加意义有无不同，如不同之处特别明显，也应分别算为义位。比如，把“枯萎”“逝世”“归天”这三

个语义单位互相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均是指生物的发展过程，但前者和后两者的指称意义有明显不同，

前者是指草木干枯、萎缩，而后二者则是指人的死亡。后二者的指称意义虽然基本一致，但附加意义有差别，

分别带有庄重色彩和迷信色彩。因而，它们是三个不同的义位。

在语义系统中，各种各样的义位在总的方面均有共同点，服从共同语义原则的支配，各作为聚合体的有机

组成部分而存在。一个义位不仅自身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通过多种关系与其他义位相关联，从而取得彼

此存在的价值。一般说来，这诸多联系不外是“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两种性质的联系，不外是纵的方

面逐级隶属，横的方面相互对立的两种形式的联系。义位之间在语义系统中正是从共时方面由这些联系形成了

大大小小、各种性质的组系化、层次化的聚合，即从结构的平面上构成了语义场。例如，具有共同语义特征“

说”的义位就有“说、扯、称、道、讲、唠、聊、嘀咕、唠叨”等等，这些义位聚合成组，构成一个语义场，

就是组系化，而义位“说”在这一组系中占据的地位，比其他义位高一个层级，就是层次化。

通过语义场的分析，有助于全面地观察义位，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意思不同的义位，必然处于不同的

语义场，如“走”和“落”即是。意思相近或相类的义位，则处于同一语义场中，如“轻捷”“麻利”“快速

”等即是。义位处于同一个语义场，是由它们之间的共性决定的，而个性又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所以，在进

行语义结构分析时，不能脱离语义系统对任何一个义位作孤立的研究，而应该首先明确义位在语义场的结构中

所处的位置，并以此为出发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语义场是语义结构分析的基础。

二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如前所述，语义场是由互相联系的义位组成的。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状态，就是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

迄今为止，对于义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词义制约的观点，一是词义联想的观点。就

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来分析，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义位间的共性联系联结起来的，这是语义场形成的前提，而义位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则是语义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根据这一看法，从组成义位的义素的角度，我们把语义

场的结构描述为由“义素节”和“义素链”所组成的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义素节是语义范畴的标志，是

语义特征的集中表现。通过义素链的传递，某一义素节从另一高层次的义素节那里接受了语义信息，进行聚合

形成义位，又以此为基点，通过义素链从不同的角度向低层次发出信息，继续形成其他义位。值得提出的是，

义位是义素节的表现形态，但不是唯一的形态，因为有很少一部分义素节是没有或未用合适的义位来标示的，

它们在结构中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未能显现出来的义素节我们称之为“零位”。［（2）］所以，语义

场所包含的语义结构单位是义位和零位，起联系作用的是义素链。

以“．”代表义位，“。”代表零位，语义场的结构模式可描述为：

（附图[图]）

以“交通工具”和“人的年龄”语义场为例，它们的结构可粗略地表现为：

（附图[图]）

由于“年龄”和“未成年”都不属于“人”的基本类别范畴，而只是一种语义特征，故为零位。

三语义场的语义结构特性

语义结构是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义位则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语义场，不仅需

要描述其结构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语义结构的一些重要特性。

（1）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

语义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概括认识，没有客观外界对人脑意识的折射，就没有语义。在使用语义确定词语的

指称时，人们必须考虑事物和现象自身的本质、相互的联系，并把它们纳入到语义系统中去，这样，语义结构

也就必然带有了客观性的性质。例如，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汽车、卡车、轿车和赛车等，语言中也就没有称谓

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同样，没有上的存在，也就没有中和下的出现，没有远，也就无所谓

近，即绝对不会形成反映这些事物的语义结构。

当然，语义的作用不仅仅是确定语词，给客观事物和现象称名，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现象以及它们之

间关系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习俗，为全社会成员所一致承认，即具有约定俗成性。例如对“儿

子”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外甥”，对“走”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飞”，否则就会造成语义场语

义结构的混乱。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联系的不同认识上。如汉语的“中表亲属

”和“堂房亲属”包括八个义位，而英语只用了“Cousin”一个义位。汉语的亲属词数以百计，能标义位的就

有50多个，而英语的亲属词只有13个，加上几个修饰词，就可以指称所有的亲属关系。一般说来，这些区

别并不是语义结构关系有多大的差异，而是在于语义认识概括范围的大小，即语义场大小的问题，根源在于不

同社会对语义的不同安排。

（2）稳定性和有序性

义位间的内在联系通常是紧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语义系统总是趋于保持某一状态，不轻易发生变化，这就

是语义结构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语义场稳定的前提。稳定性寓于语义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取决于语义场的

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义位间的协同作用所决定的。语义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义

位的有序关联构成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障了语义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义位的稳定相联维持了语义场的

语义结构，保证了语义场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况下，义位可以更新，但语义结构是稳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古汉语中的义位“人”不同

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人”。《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

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香气也”。这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说明人，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则无涉及。现代

汉语义位“人”的意义内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显而易见，义位的语义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与“人”有关的语义结构却无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排除语义结构作必要的调整、改动。索绪尔

曾经说：“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

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的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

的平衡”，［（3）］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义位具有可变性，另一方面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可能

性。应该说明的是，语义结构的变化多是在整体稳定性中所起的局部变异。进一步说，语义场的稳定不是靠义

位的一成不变，而是靠结构间的牢固联系，语义结构是维持语义场的不变量。

（3）层次性和相对性。

层次性是由整体与部分对立的相对性决定的。在语义结构中，层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系统论的

观点，系统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它可以逐级分解为低层次的层级系统、直至分到不能继续分解的组成

元素为止。显然、作为语义系统组成成分的义位在语义结构中的存在绝非单纯的量的增加，而是处于等级之中

的，即具有层级性。

在语义系统中，任何一个语义场都和附近的语义场一起构成一个较大的语义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语义场

都是较高一级语义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语义场本身，通常又是一个由许多成分所构成的语义结

构。语义场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存在，这使语义结构具有相对性。例如，“父亲”和“母亲”作为义位，构

成了语义场A，这个语义场又与同一层次上的另一个语义场B“孩子”、“儿子”和“女儿”一起构成了一个

比它们层次高的较大语义场C，而这个较大语义场C，又与“爱人”、“丈夫”、“妻子”所组成的语义场D

一起，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的语义场E。其中，A和B既分别作为独立的语义场存在，又作为语义场C的

部分存在。对于A和B来说，C构成了包括它们在内的语义场，而对于E来说，C又是语义场E的组成部分之

一，语义系统就这样层层相递，互为对照。

由于层次性和相对性，语义系统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写，以

区分它们内部的等级，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分析，以掌握同类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垂直方向的语义场之间

，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水平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则具有一定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处在同一平行层次上，

隶属于同一大语义场，但毕竟是不同的语义子场，相互之间有一定质的不同。

语义场的大小与语义结构的层次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行，语义场就越大，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逐渐加

大；相反，越是下行，语义场就越小，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具体。

（4）开放性与动态性。

语义结构不是封闭的和静态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向外界进行着语义信息的交换，并适当地调整、增减义位

，在交换中求稳定，在变化中求有序。稳定是相对的，开放是绝对的。

由于开放的特点，语义作为实现词语的指称功能的桥梁，其结构必然要适应客观外界变化的需要，在一定

情况下发生一定的变异。比如，现在独生子女增多，就会使一些亲属关系逐渐消失，如舅舅、伯父等，反映到

亲属语义场来，语义结构的联系范围就会逐渐缩小，直到与客观外界相适应为止。

语义结构可以分为基本结构和非基本结构。基本结构反映的是那些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现象之

间的语义联系，一般不易发生变化，亲属语义结构就属此类。而非基本结构则恰恰相反，它们一般不常用，或

者只是短时间常用，使用范围不甚广，所反映的多属于一些带有行业性、科技性、方言性的东西。基本结构显

示了稳定性，非基本结构显示了开放性。也可以说，语义结构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主要是指非基本语义结构而

言的。当然这不是说基本语义结构就一成不变的，只是相比之下，它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罢了。上就语义结构四个方面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而这四个特性是互为联系，互为作用的。其中，后三个特性

都是以第一个特性为基础的。因为，语义场的语义结构只有在具有了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前提下，才能随之

出现其他特性。稳定性和有序性是其静态存在的形式和标志，开放性和动态性是其发展变化的表现，而层次性

和相对性则是对语义结构本质特征的概括反映。

四语义场的举例分析

前面，我们分析了语义场的性质和结构特性，并拟定了一个结构模式。下面，我们以“亲属语义场”和“

下肢动作语义场”为例来进行语义场的分析。

分析语义场首先要确定语义场包含的义位。在排列义位时，我们是以下面几点作为取舍条件的。第一，考

察义位间的联系以其最主要的特征为依据。几个不同的义位也许在很多点上有共同之处，如果把它们纵横相连

，不仅混乱，也是不科学的。选择义位时应提纲挈领，脉胳清晰。第二，在众多同义义位中选取具有较强代表

性的义位。由于同义义位很多，有的差别十分细微，在分析时列出全部义位十分繁难，故只择其典型者列出，

余下的在必要时作出说明。第三，比较生僻的义位一般不列出。第四，多义性词语意义的义位按情况分入不同

的语义场。

（1）亲属语义场的分析。

亲属语义场是“人”这个语义场下的子场。因为“人”语义场还下分很多语义子场，亲属语义场只是从“

亲属”这个角度对“人”进行语义场的归类。比如“姐姐”“胖子”“石匠”和“英雄”等都是指人，属于“

人”语义场，但它们的具体范畴不一样，“姐姐”属于“亲属”范畴，“胖子”属于“体态”范畴，“石匠”

属于“职业”范畴，“英雄”属于“品性”范畴，这些不同的语义范畴使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语义子场，并一起

组成了“人”语义场。

现代汉语的亲属词有几百个，但不是说亲属语义场就包含了几百个义位，因为有许多亲属词几乎是同义的

，进行语义场分析时，只能众里挑一。例如，与义位“父亲”同义的亲属词就有“爸爸”“翁”“爹”“老子

”“阿爸”“家父”等，与“岳父”同义的亲属词有“岳丈”“岳翁”“丈人”“外父”“泰山”“冰翁”等

，我们只选取典型义位“父亲”、“岳父”。另外，还有一些亲属词，或较少使用，或表示的亲属关系不密切

，也在分析时排除。这样经过多方筛选，最后剩下五十三个比较典型的亲属词，代表了五十三个典型义位。

把这五十三个义位纳入亲属语义场中进行分析，内部可分为两个较大的子场，这两个较大子场又各自分出

两个较小的子场，从总体上看，即：

（附图[图]）

亲属语义场的特点是界限清楚，没有中间状况。另外一个特征是，很多义位都呈二元对立状态，即两个义

位互为对待，并且多为性别方面的，如“父亲”与“母亲”，“哥哥”与“姐姐”，“孙儿”与“孙女”等。

二元对立可以在同一个语义子场内形成，也可以跨场，即两个对立的义位可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语义场中，如

“哥哥”还可与“嫂子”相对，“伯父”与“伯母”相对等等，但这两个语义场必属于同一个较大的语义场。

（2）下肢动作语义场的分析。

下肢动作语义场是“动作”语义场的子场，是与头部动作语义场、上肢动作语义场和全身动作语义场相并

列的。通过归纳分析，此语义场下面包括十一个子场，它们是：走、跑、跳、坐、蹲、站、骑、跪、踢、踩、

踮，分别列出：

（附图[图]）

（附图[图]）

下肢动作语义场最多可分出四级来。同亲属语义场相比，其义位间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对应性，而是从不同

方面指称同一现象，呈互助状态，而且有的义位之间，界限也不十分清楚、甚至交叉。如语义场“跑”所包含

的三个义位，“腾”是边跳边跑，“颠”是一摆一摆地跑，“奔”则是很快地跑，它们是从三个方面说明跑的

动作的。多义性的语词在这里是分属不同子场的。例如，“覆”有两个意义，一是“小心翼翼地走”；二是轻轻地踩”，故算为两个义位，各归入不同的子场，其他如“登、腾”等也是这样。

通过以上两个语义场的举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义场的状况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各具特色的，其

内部义位间的联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如何进一步全面分析、描述现代汉语语义场的状貌，确是一项高

难度的课题。本文虽然在借鉴语义学先进理论与具体分析汉语语义场方面，作了一点探索，但由于水平有限，

文中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祈盼专家学者指正。

注：

①义位和义项实指同一对象，但观察的角度不同。在语义学中我们称作义位，在传统词汇学中仍称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