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文范文10篇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篇1

一、以个体、人性、自由为内核的启蒙文学精神

什么是启蒙？如德国近代哲学的第一人康德所言，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对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缺乏通过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的真正目的是还个人以运用自己的理智决定个人行为的自由和权力。细而言之，启蒙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在政治上要求的是民主，在法律上要求的是平等、在社会上要求的是自由，在人性上要求的是个性。但是，启蒙，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思路，这个思路相信理性，坚持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相信人类可以整体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把握自身，通过把握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获得自由，主张人类通过总体革命获得解放，将人类的自由和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发现和遵循联系起来；五四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派”（如鲁迅）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启蒙思潮基本上坚持了这一思路。而在这一思路的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人本主义思潮，它反对客观人本主义者忽略个体价值、感性存在，反对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理性，而对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报以肯定，将思想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解放转化到真正个体生命的解放上来，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和激情；在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派”（如郁达夫）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生代作家走上历史舞台以来的写作思潮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理路。新生代小说基本上放弃了关于“人的本质”以及总体解放的客观人本主义启蒙大叙事，而代之以一种主观人本主义的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写作潮流（这也被一部分论者称为新启蒙文学思潮）。当然，上述两种思路在文学上的分别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的，因为绝大多数文学家都是凭借直觉来感受时代趋势，进而把握“人的解放”命题的，常常，他们对启蒙主题的把握是感性的、形象的、体验性的，因而上述两种思路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模糊不分的。

但是，“人的觉醒”却是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统一而一贯的主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那里，对于“人”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辛亥革命时期“人”的觉醒是以“国民意识”的获得作为开端的，但是“国民”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因此辛亥革命的时期的“人”的觉醒所注重的不是作为国民的自由权利，而是责任。因此这一时期的启蒙文学作品特别重视社会问题，“（清末）的改造社会小说”特别热行[1]，如程善之的《机关枪》，这篇小说写军队从日本人那里购买了伪劣枪支，掩饰事成之后和日本人花天酒地，共同庆祝，其目的是揭露军队的腐败和黑暗。这一脉的启蒙小说在五四文学大潮中发展为“社会问题小说，如冰心的《一个忧郁的青年》、《斯人肚憔悴》、《去国》、《超人》等等，都是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去国》写的是主人公留美7年，作为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含笑归国，所见却是军阀混战，百业不兴，官场社会风气污浊，他报国无门，之得含恨离去。是这样的“民国”，辛亥志士抛头颅，撒热血换来的只是“一个匾额”，因此，主人公最后喊出了：“祖国啊！不是我英士抛弃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阿！”启蒙文学的到了在五四时代，其思想内涵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时“人的觉醒”主题有了新的发展。在《我与世界》（1919年7月1日）中写道：“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坚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甚至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远比爱国的运动更重”[2]。由此钱理群先生总结五四“人的觉醒”命题时说道“毫无疑问，五四的时代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题意识。”五四启蒙的思想命题有一个特殊的词汇，这个词汇是由周作人发明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我说的人道著述，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在这里人的价值已经不是在“天地君亲师”中界定的，也不是的“国民”的意义上界定的，而是在“个体”本身的独立、自由和幸福的意义上界定的，而是在人的本体意义上确定的，

其核心是“灵肉一致”：“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4]周作人尤其重视肉的方面：“我们承认人的一种生物性。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所以，我们在郁达夫的小说（如《沉沦》）中会看到主人公会喊出“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郭沫若的诗歌中才会有“我把天来吞了”，“我把地来吞了”，那种强大的超越一切的抒情主人公“我”的出现；庐隐的小说才会有“我”、“情”、“愁”的中心。

但是五四时期的这种启蒙思想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从根本的原因来看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处于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低级阶段，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发达的自由经济来支撑它，因此它无从扎根。而直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成为时代的最主要的矛盾，一切都要让位给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启蒙的命题自然必须让位给救亡的命题。例如，王实味试图在解放区坚持启蒙主义思路，其结局是悲剧性的，这个身兼翻译家、文学家、学者的人，抗战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担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因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整风运动时受到批判，后被逮捕，在行军中被杀。王实味被强加过三个罪名：“反革命托派间隙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五人集团成员”等，指导1991年2月7日，王实味才获得公安部的正式平凡。王实味的命运显示了启蒙主义者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命运，同时也显示了启蒙思潮在中国的命运。及至49年以后，中国社会步入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中国当代社会的关注焦点转变为现代化以追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和落后的现实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社会工程的实施，使启蒙的命题一再受到延宕。然而历史终于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呐喊终于在世纪末得到了自己的回声。随着77年《班主任》的发表，一个启蒙主义文学的新时代终于来临了。最初的启蒙命题的复归走的是近代启蒙主义以及五四问题小说的思路。如《伤痕》，它通过中国人历来最牢不可破的学院感情的破碎把现代专制迷信的危害剖析出来，深刻地描写了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提出了对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要求。进而中国当代作者将目光推想更远处。《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以后中国农民的命运，《天云山传奇》、《灵与肉》等反思“反右”扩大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进而《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男人的风格》等对改革中出现的格色问题进行的揭示和思考，由比如《假如我是真的》、《人生》等深刻地揭示中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等级制、特权制的问题。这些小说都以敏锐地触及当下或历史遗留的社会问题为己任，在精神气质上类似于五四问题小说。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派启蒙文学在发展着，他们有诗人北岛、顾城，小说家戴厚英、王小波等，他们重视的是人作为独立个体所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伸张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主义经典价值观，在价值追求方面的确高人一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拨更年轻的作家（他们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如朱文、韩东、陈染、林白甚至更年轻的棉棉、朱文颖等）登上了中国文坛。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走上文坛，20世纪90年代末渐渐地获得名声，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支撑当今各种文学期刊的中坚力量。如果说，他们将作为思想武器的新启蒙主义和作为写作策略的后先锋主义结合，继“五四”作家群在本世纪初的努力之后在世纪末中国完成了又一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新启蒙主义写作潮流。他们以感性欲望的书写颠覆传统中国文学的道德中心主义，以表达他们对精神压抑的反抗，他们怀着对主流、正统的几乎是本能的敌视写作，他们自动地完成了一场由知识分子而自我放逐为民间写作者的过程，在写作上、立场上形成了和意识形态写作以及知识分子传统启蒙写作不同的品格，完成了一次文学上的“断裂行动”[5]。现在这股潮流依然在发展中，具体评价，还有待时日。目前这股潮流似有极端化的倾向，例如其中某些人的写作出现的狂欢化的倾向，就值得注意。

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启蒙主义文学大师是鲁迅，他的作品所达到的高度迄今为止无人能及，无论从其作品的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高度来讲，鲁迅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高不可及的范本。早在1908年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就明确指出：“聚今人之所张主……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浑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进而大声疾呼“人丧其自我矣，谁则呼之兴起？”这种思想比其他的同时代人要先进10年，他的这一诉求直到五四时期才获得广泛的理解。及至五四，他因发表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白话现代小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直到现在，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以“吃人”二字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在小说《啊Q正传》中以“阿贵”典型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概括等等，其深刻性都是无人能比的。

而在中国当代，启蒙主义文学话语的杰出代表则是王小波。他崇尚智慧的人生，可望自由的生活，向往民主的社会，他抨击愚昧压抑，诅咒专制丑恶，歌唱人欲人情，无论是他的杂文还是他的小说都在精神上达到了启蒙文学在中国当代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高度。他在解构方面，尤其是解构体制文化方面有很大贡献。他的小说和杂文都写得非常有力，立场站得非常好，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包括他的留美经历，都使他表现出极大的启蒙特征，而他离开北大教师职位，这个行动也可以作为一个象征来理解。他离开教师职业，做自由撰稿人，保持了一种很纯粹的写作立场。另外，在他的随笔里，那种自由理性精神，比如对国学热的批评，非常深刻。他认为中国古文化不过就是讲“人际关系”，对生命的存在，人的价值思考是缺席的，对个人是完全否定的，王小波对之批评很深刻。再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生活中大量习见的荒谬、非理性的东西，他的批评都很和力度。在当今中国写小说的很多，而真正写出好的随笔的人很少，王小波是以先写随笔而引起文坛注意的。他在小说技术上也达到了相当的的高度，如《红拂夜奔》，在历史中的那种穿插，游移，极其漂亮，潇洒。你甚至会认为那绝对是一个诗人写出来的，而且是一个冷峻的梦幻型诗人写出来的。再比如其他写普通人的作品，像《革命时期的爱情》，让读者含着眼泪笑。他的小说语言幽默讥诮，具有语言狂欢的特征，这在中国当代文坛是独树一帜的。在王小波的作品中，一方面是辛辣的嘲讽，彻底的批判，对历史勿庸置疑的否定；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的呼唤，对明确的理想主义，对自由的呼唤，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尊崇。比如《沉默的大多数》，我们知道他在批判，同时也饱含理想。王小波的出现，表明沉寂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启蒙文学重新登场并且达到了新的高度。二、以救亡、统一、强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文学

爱国主义是指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的思想。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人们对祖国的山河、人民、文化、语言，以及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的深厚感情。中国封建时代，人们的爱国感情主要表现为忠君以及反对异族入侵，中国现代，人们的爱国感情主要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和殖民统治，渴望我们的祖国获得政治民主以及经济现代化革命，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了反对霸权主义，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以及建设国家的热情。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相应地得到了发扬和广大。近百年来，爱国主义一直是涌动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强音，进而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其诞生就是爱国主义产物。近代“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等论文中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可见他之所以提倡“小说界革命”是与他追求国家强盛，人民觉醒的爱国诉求联系起来的。在此思想的主导下，梁启超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政治小说。当时的梁启超认为小说可以起到改造民心，凝聚民意，再造文明的作用，从现在的观念来看，这自然是夸大了文学的功能，而且近代文学革命先驱者们只是从文学的政治功能角度来认识文学的功用，实在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开始处就限制了中国现代文学，此后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白话文学的前驱者同样也是如此，例如，在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章程中，他们就认为文学不再是有闲阶级的消遣，而是对于人生和社会致关切要的工作。周作人的不久之后就提出“文学无用论”来修正自己的这个观点，他认为有些组织试图将文学纳入到自己的范围内，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工具，他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是无用的，他一方面认为文学不是不仅仅是民族的、阶级的，而且还是人类的，文学的立场不应当受制于一个阶级、一个组织的狭隘利益和观念的左右，另一方面，他认为文学只是表现性情、人情而已，并没有什么政治的功用。但是，五四时代，爱国主义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启蒙主义文学不管其外在价值形态如何，其骨子里几乎都有一个“爱国”感情在支撑着。例如郁达夫，同样是《沉沦》，一方面是名誉、知识都不要，只要爱情的个人主义宣言，另一方面是“祖国啊！你为什么不强盛起来”的呼告。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就正面描写学生的爱国运动，批判父辈束缚青年人爱国义举的丑行。20年代末王统照的一系列：如《号声》，对中国土地上的日本军吹号集合，感到战争逼近的不安，透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忧虑；《海浴之后》对于在海滩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女郎，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的外国士兵，发出了强烈的诅咒。这个时候的诗人们也同样处于爱国热情的鼓涨之中，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炉中煤》中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轻的女郎”。怀着炽热的心唱出了：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女神》中不少诗歌，就是这样把对于祖国和民族前途的希望与个人为之献身的决心结合在一起，激发出乐观的爱国信念。面对面目疮痍的祖国，闻一多曾迸着热泪喊道“这不是我的祖国”。正如五四是一场爱国运动一样，五四文学同样奏响了爱国主义的时代乐章。

中国现代，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凌辱，然而对于一个生性刚强的民族，这也正是激发其民族凝聚力、战斗力，展示爱国主义情怀的时刻。从芦沟桥事变（1937、7、7）到抗战结束，中国中国现代文学英勇地担负起了民族救亡的使命，无论是国民党统治地区（国统区），共产党统治地区（解放区），还是日伪区（沦陷区）、上海的特殊租借区（孤岛）尽管文学上的分歧也存在着，但是，在“救亡”这个最重要的旗帜下人们的文学热情是一致的。国难当头，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比较关注的启蒙主题（“个性解放”主题），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也暂时退出了中心位置，让“救亡”成为文坛焦点。“救亡”焕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昔日因各种政治的活文学的观点而彼此对立的各家各派作家，这时捐弃前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实现了统一。1938年3月，由郭沫若、茅盾等任理事，由、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由老舍主持的日常工作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文协”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分会，出版会刊《抗战文艺》。文协成立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战争现实生活，得到了作家们的用拥护，作家们纷纷走出书斋，分散到各地，或投笔从戎，或参加各个战地的群众动员工作，字母成立大量的文艺作品。广场诗歌、街头剧非常发达，多人合作形式也非常盛行，如《保卫芦沟桥》、《台儿庄》、《全民总动员》等等都是当时出色的合作作品。抗战时期的以救亡为中心的爱国文学作品，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大众化方面就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同时也因为宣传任务的急迫，作家们没有时间对艺术形式本身进行太多的修饰和加工，因而也出现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作家们满足于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因而，总的来讲抗战文艺艺术价值不是很高。但是，其中也诞生了优秀的传世作品。《北方》是艾青抗战初期的重要诗歌作品集，诗人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痛苦和不幸，同时更是以强烈的爱国情怀热烈地讴歌这这篇土地，表达这对这土地的一往深情。艾青吟哦道：

中国

我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6]

有时诗人不免是悲怆的，他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7]”艾青诗歌避免了抗战救亡文学直白、简单的毛病，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随着1949年共和国的诞生，爱国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获得了另外的表现形式。共和国诞生之初，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立状态，因此许多作家将爱国主义和反美反蒋（介石）结合起来，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之后，许多作家勇敢地走上前线，进行采访创作，他们以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为代表，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鼓舞了一代人的斗志的好作品。苏联解体之后，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消除了，和平、发展成了世界政治局势的主流，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文学的主导面也发生了转化，转化到呼唤祖国统一，歌颂祖国历史、赞美祖国河山、宣扬中华文化方面来。如台湾著名散文家余光中，他就写了大量的抒写祖国分裂给孤悬海外的台湾人民造成的痛苦，表达对祖国大陆的思念，渴望早日祖国统一的散文；贾平凹虽然不是专治散文的，但是，他写商州、静虚村等陕南风景、风土人情、文化、生活情态，流露出浓郁的文化内涵；这方面张承志也有突出的表现，他的《荒芜英雄路》、《情节的精神》、《无缘的思想》等等就是这样的佳篇巨制，《清洁的精神》中，他以浓墨重彩勾勒了中国文化源头处（先秦时代）典范人格的意义，歌颂一种清洁的“士”的精神，他以深沉的笔调描述了荆轲、许由、高渐离等清洁之士，表现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独到的理解与缅怀。从这个角度讲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爱国主义歌手，他的爱国主义之歌不仅具有传统爱国主义感情的浓挚，更有学者似的深刻与独到。三、以休闲、感觉、为内核的都市文学精神

传统中国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是农民化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社会思想。因此，我们会发现，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是针对中国乡村生活发言的，鲁迅所着力批判的就是中国农村的愚昧和落后，祥林嫂、阿贵等都是农村典型，在鲁迅的影响下，中国现代还出现了以沈丛文、废名、王鲁彦、许杰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流派，他们以启蒙的立场批判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野蛮、迷信、蒙昧，同时又展现中国乡村社会的纯朴、宁静、温情，他们深刻地反映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以及近代化对他们的双重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中国城市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逐渐地转化到都市精神上来，及至20世纪末，中国作家基本上都生活在都市中，他们即使是出生于乡村，也都是在城市完成了大学学业，进而在城市中获得自己的职业，成了都市人。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分量正在逐渐地减轻，文学对乡村生活的关注，文学对农民生活的反映，不仅从量上说在减少，同时从质上说也在减弱，因为真正地身体力行地体验着农民生活的作家正在减少。农民阶层，他们在情感上的同情者，在精神上的关怀者，在利益上的代言人，从文学的角度讲越来越少了。相比较而言，表现都市生活，展现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人心理，反映中国社会都市化进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状况的小说、散文、诗歌却层出不穷。

从本质上说，现代文学是一种都市性质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就是都市文学。都市文学滥觞就是现代文学的开始。辛亥革命之后，上海等地城区迅速扩展，城市经济文化发展迅速，随着现代都市的形成，市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代表都市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市民阶层的闲适主义的文学趣味、快节奏的文学阅读要求以及感伤主义的感情取向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随着中国文学传播形式的现代化――现代杂志报刊也崛起，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纸面刊物――这时候，诞生了中国第一批依靠稿费生存的职业作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等，这派人物后来被人们统称鸳鸯蝴蝶派。之所以他们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以反映都市恋爱生活及其情调为主，极尽小说写情之能事，有人曾经将他们的作品的“情”中的情进行了分类，尽然有“怨情”、“哀情”、“苦情”、“痴情”、“绝情”、“艳情”、“奇情”、“恨情”、“幻情”等近10种。如陈蝶仙的《玉田恨史》是“痴情”之作，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给主人公倾诉其对亡夫的种种哀思和悼念之情，以表现其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主题，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里似乎有着封建思想的影子。的确如此，鸳鸯蝴蝶派的都市文学作品，的言情的同时，一方面形象地表现出男女情爱生活中的美好人性，表现了一些追求自由生活的现代思想，另一方面这其中又常常夹杂着旧道德、旧思想的痕迹，如包天笑的《一缕麻》，既鞭笞了封建婚姻的残酷性，又写了从一而终，实在是非常矛盾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类作品关心的大多只是都市人情感生活中爱情生活这一部分，而且在对都市人爱情生活的反映上又常常是夹杂着纯粹消闲和娱乐的因子，例如他们中的著名刊物《礼拜六》发刊词中就对刊物的宗旨如是说：“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矣快哉！”这是一种典型的市民刊物，只有现代都市市民，特别是上班族，他们才有一周工作，周日休息的时间要求，第7天休息的欲望是都市人才会有的欲望，第7天看休闲小说渡过休闲的一天也是都市人才会有的阅读要求，进而在价值观上也是矛盾的，写作上主要使用的是传统的时间型叙事策略，大多延续了章回小说的格局，因此，此一时的都市文学在精神其实气质上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的精神诉求尚不完全合拍，因而只能算是中国都市文学的滥觞，虽然它们对于中国现代都市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终究不能说它们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成熟形态。

随着上海都市消费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形成，成熟形态的都市小说是由上海一拨操全新的新文学文体而在审美趣味上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来完成的。他们继承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商业性传统、消闲主义美学趣味、言情谈爱的题材域限，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近代的鸳鸯蝴蝶派在中国现代的最好的传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上海老派读者的旧小说市场已经萎缩，新兴的、文化程度略高的雇员阶层正在形成，白话小说渡过了它单纯的“先锋”时期，已经成为大众文学形式。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依托书店和刊物，有的甚至进行商业炒作，从事都市文学创作。“从中国旧文人的角度来理解享乐主义的、反对道德束缚的、提倡纯粹的艺术每的都会风格”[8]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和独特的创作成就，过去，我们因为他们重视市场，写作中的商业气息较浓，因为他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就抹煞他们的艺术成就，是不对的。他们在文学上首次提出了“都市男女”这一具有海派风格的都市文学常写常青的主题，题材被他们进行了唯美的处理，造成了一种完全新式的对待欲望的思维，这是就他们小说的题材而言的；同时，他们在小说的形式方面也有较多的探索，特别是在借鉴西方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小说方面，他们“改变叙事切入的角度，尝试心理的、象征的、新鲜的小说用语和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这派人物中，以张资平最有代表性。张资平五四时期原是创造社的元老作家，早期的他在创作上嗜好性心理、性行为的描写，推崇自然主义写实。后来，它将创造社小说中青年苦闷源于经济和肉体的双重压抑这个主题推想极端而发展为都市文学家。比之于旧式都市言情小说，张资平的小说在性心理描写，特别是弗洛伊德式的性苦闷、性病态、性怪僻、性猜疑、性虐待，以及各种婚外性恋心理的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天赋权利，的自然属性与社会道德的关系等方面的思想构成了现代都市人现代意识的一部分。但是他过分地强调肉欲，作品自我重复，太多的商业色彩，以及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对于“处女宝”的封建意识的描写，男子中心主义，使得张资平有的时候显得缺乏超越的文学追求和价值观。沈丛文曾经批评他：“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然而……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9]”但是，此派小说家的描写也不全是“低级趣味”，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在五四时期受到解构，但是也只是形成了中国现代浪漫爱的新的传统，过去的情爱观念并没有受到彻底的解构，到此时上海的张资平等敢于大胆地描写男女之事，敢于言必称性，其小说突破了旧言情体，丰富了人们对感官、狂喜等身体性因素的认识，这在中国――一个礼教传统非常重的国度应当说是有意义的。

真正完成都市文学的版图，将都市文学推上现代文学之顶峰的是紧随其后同样风行于上海的“新感觉派”。他们的成型和上海租借内的南京路、霞飞路林立的百货广场、酒吧、电影院、跳舞厅息息相关，没有活动其间的白领阶层，也就没有了新感觉派的表现对象和消费对象。1931年，施蛰存发表了他具有意识流风格和魔幻特色的小说《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左翼作家、评论家楼适夷发表评论：“比较涉猎了些日本文学的我，在这儿很清晰地窥见了新感觉主义文学的面影”[10]。就此，虽然施蛰存本人并不承认，但是“新感觉派”这个名字却算正式成立了。楼适夷说施蛰存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也许并不确切，施蛰存自己只是承认自己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但是，新感觉派的其他成员，如刘呐鸥、穆时英等受到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刘呐鸥1930年出版了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其中的短篇小说采用新感觉体，将上海当时刚刚形成的现代生活和男女社交情爱场景，尽情地摄入，有人他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锐利地解剖了由JAZZ，摩天楼、飞机、电影、色情、汽车等高速度的现代都市生活，将根植于现代都市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移植到国内来，审美地发现了现代都市的文学性，使人耳目一新地退出意识跳跃、感觉流动的小说文体。如《残留》运用内心独白，全篇意识流化，表明城市给人造成的极度压抑，这才使新寡的女人并非放荡而急于寻找“性”的对象以填补空虚。就他首次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压抑面做了现代性地文学处理而言，刘呐鸥的小说是有他的价值的。穆时英被人们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等，是他创造了心理型小说的流行用语和特殊的修辞，用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的交错以及充满速率和曲折度的表达方式，来表现上海的繁华，“表现上海由金钱、性所构成的终生喧哗”。

新感觉派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使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们所写的都市街景是过去的中国小说中所没有的：“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妆着都市啊！霓红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鞋。[11]”他们把色彩声光感觉化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疯狂的都市之美。他们所写的都市人生、都市心态也是过去的小说中所缺乏的，他们给中国都市小说带来了新的审美元素：一种迷醉的、疯狂的、快速的、心理的语言和叙事风格。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都市文学就如中国启蒙文学一样，在此后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是在相当的时间里停滞不前，甚至消失不见了。49年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坛几乎一直不见都市文学的踪影。其原因是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都市的发展受到限制，例如，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解放以后，基本上失去了她国际金融中心，东亚第一大城市的风采，她在文化上的都市品格更是基本丧失，而被统一的意识形态文化取代。城市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独立性消失不再；进而都市文学的消费群体，都市白领阶层也消失了；都市白领阶层其存在的典型环境，如自由经济，如舞厅、酒吧、爵士乐、跑马场等等都因其资本主义性质而被割除，都市文学特殊的题材域、“风景线”消失；这就导致现代都市文学从文学史上绝迹。即使有描写都是生活的，从题材上看似乎是发生在都市中，但是从精神气质上说，他们只能算是工业文学，而不能算是都市文学。

都市文学的复活是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市场经济之主导地位在中国重新确立，特别是在南方，比如广东，出现了深圳、珠海等新兴都市，在这些城市中都市生活的性质和内地农村、城市生活的性质相比渐渐地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也首先在深圳的文学创作中表现了出来。因此中国都市文学的复兴是从中国南方的深圳开始的，《深圳文学》1994年左右提出“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在珠海等地连续召开创作会、理论研讨会，王蒙、余秋雨等著名作家、理论家都发表记者谈话，或者写文章对这一现象发表了正面的看法，一时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经久违了的“都市文学”再度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当时的都市文学作者基本上都是内地迁居到深圳、珠海的文化打工族，深圳、珠海快速生长着的高楼大厦刺激着他们，都市中的霓红灯、小轿车、歌舞厅吸引着他们，生活的快速化、金钱化、感情的快餐化、消费主义等等，这些和内地的生活是如此地不同，他们拿起笔将这一切记录了下来，这一时期，都市文学在精神上表现的主要是困惑、新奇，对都市生活在道德、操守、心态方面给人们带来的冲击的是疑虑。如王海玲的作品，她的《东扑西扑》、《寻找一个叫藕的女孩》等等，王海玲是一个对城市生活有极为敏锐的感受力，能以一种真正的都市视角展示现代大都市生活的作家。中国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因而中国的文学界存在一个用旧的农业社会观念写现代都市生活的问题，许多作家笔下写的是都市题材，但是脑子装的却统统是农业社会的旧观念，“新都市小说”的提倡要在建立真正的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上下功夫，要建立真正的“新的”都市小说观念。王海玲“王海玲打开了一扇认识特区的窗子，读者从窗中看到了特区绚丽诱人的风景，看到了一个个生动真实的特区人的生存、奋斗和自省。特区的风景画廊，特区的风情画廊，这是王海玲小说的一大特色。”但是，总的说来，发生于深圳的这此新都市文学运动是先天不足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只有少数的城市接近“现代都市”水平，另一方面是深圳的作家在总体水平、精神准备方面还有待提高。

在中国当代，真正的都市文学依然如现代一样，发生、成熟于上海。这时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这里诞生了现代都市的亲密朋友――新新人类，棉棉是它的代表。棉棉的意义在表明当下城市生活的某种另类处境，一种在酒吧这颗树上生长出来的爵士乐、大麻、朋克、同性恋、迷乱的欲望的、舞蹈的、失控的东西。这要比中国都市文学的现代先行者要激烈得多，反抗已经不仅仅是性的问题，同时还是麻药等其他另类生活方式的问题。棉棉的小说集《啦啦啦》由《一个娇柔造作的晚上》、《美丽的羔羊》、《啦啦啦》、《九个目标的欲望》等四个中篇组成，这部小说集拥有绵密细致的细节，冲动的、情欲的、绝望的、迷茫的气息。书写大多以酒吧为背景：主人公大多是酒吧DJ或者歌手，他们在各种各样酒吧出出入入：高潮、同居、酗酒、失控、失眠、同性恋、hight……棉棉小说的语言在意象上有一种流动、飞翔的，迷乱、慵懒而又颤栗的美感，例如“情迷我鞋意乱我鞋”……语言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触觉意象，具有一种直接和感性相通的理性气息，蕴含着对生活的极度失落感、挫折感以及由此而来的饥渴感、失措感、失控感。这是一种轻灵而迷狂的都市美学：纵情、随意、反复、自恋、颠倒、虚无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混合物、直接、身体主义、紊乱、缺乏社会参与性的。但这些其实都不是棉棉要讲的，棉棉所申诉的是这个时代都市症：焦虑、恐慌、错乱、失态、虚弱混合的时代意识，一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的温床：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观念。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都市文学它是一种弥补现代都市人紧张的生活节奏，而发展以来的一种消闲的感官化的文学形式。性、爱是它的常青主题，城市的压抑和绝望是它们的对立面同时又是盟友，现代生活的紧张和焦虑在这里成了审美的对象。也因此，在任何时代，它的主题取向上都是先锋主义的，甚至常常它们会表现得相当另类――它们常常不能为中国正统道德、人伦以及社会观念所容。四、以猎奇、有趣、娱乐为核心的通俗文学精神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区别之一是贵族与平民的区别。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雅、智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在骨子里就是平民的、大众的、朴素的，这不仅是指它的白话的形式，还指它的民间化的价值追求。但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它依然是相对技能和趣味的产物，现代文学在大多数时候，并不能最广大的阅读者获得和解，因此真正的大众化的文学并非时时都存在，即使是一个大众化的作家，他的作品也不是每一篇都是为大众写的，这也是为什么“大众化”一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口号之一，人们非常重视大众化，恰恰从反面说中国现代文学在大众化方面常常是没有做好。换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要获得最一般的读者的青睐，还有赖于作者将之当做一种独立的目标来追求。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时，其价值就是平民化，“我手写我口”的现代文学革命口号，也是基于这一要求。但是，平民化并非如此简单，通俗化也并不是作家放下架子就可以一下子做到的。过去，正统文学史学界、批评界都因为受传统纯文学观念的影响，对通俗化看不上眼。因此有的认为通俗化就是在形式上更传统一些，比如长篇小说采用章回体，诗歌采用民歌。打油诗的体例，如解放区的赵树理等追求的故事型叙述，金庸、梁羽生等的章回体武侠小说；有的认为通俗化就是在思想观上和大众同一，向大众的价值观靠拢，比如放弃精英的启蒙立场，将知识分子的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身份降低下来，和大众在一个平面上认识事物，如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看齐，深入工农兵生活，接受思想改造的观念；有的认为，通俗化就是追求感官刺激，言情甚至言性，比如30年代海派作家叶灵凤所做的，又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作家琼瑶以及她的一大批在大陆模仿者所做的。

总的看来，上述几个方面的通俗化探索在争取读者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找到什么现代作家，他的读者面超越了金庸的，30年代鲁迅的读者也不如其同期的通俗文学作家张资平。但是，文学的通俗化，有的时候是以损害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或者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的某些方面）为代价的，比如，解放区文学的大众化以及解放以后大陆文学的工农兵化，就是以损失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价值立场，以放弃启蒙文学的人本主义价值观为代价的。再比如言情文学，现代中国通俗化的言情文学，从鸳鸯蝴蝶派，到30年代上海的海派言情文学，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港台言情小说，常常是以浪漫爱的幻觉以及在爱的方面向旧道德退却为代价（从一而终、至死不渝、男权主义等等），有的时候又陷于肤浅的炫情，比如余秋雨，其大散文的文化反思是深刻的，其散文的知识化、学术化的确达到了中国当代学者散文的高峰，但是，其爱国主义的煽情在大多数时候是肤浅的，许多时候作者所谈论的问题其复杂的程度并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就可以评判的，但是作者恰恰在这方面没有发挥一个学者的思想分析的特长，而是以感性的爱国主义义愤或者炫情收场，爱国主义是需要的，爱国主义也常常是最能激发人们的感情的，但是简单地以爱国主义来吸引读者是不可取的。也因此，通俗化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为人们关心，但是还没有完全处理好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界围绕文艺大众化、文艺的民族形式所发生的争论就能说明问题，1942年，上海文坛发生过一场“通俗文学”的讨论，反映出这一时期创作在“灌输合乎时代思潮的进步的思想意识”，形式上具有“中国老百姓熟悉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通俗文学方面的分歧。

当然在通俗化方面，也有做得相当出色的。例如，张爱玲。张爱玲特别能处理“雅俗”、“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上海文学家中独树一帜，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同时能在大众和专家间同时获得欢迎的作家。这可能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俗人俗世的参悟与渗透，它自己曾经解释小说集取名《传奇》的目的在于“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小说技巧如对《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的借鉴，这些都使张爱玲获得了大量的读者；而且，张爱玲自言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12]，因而她是中国现代严肃作家中少有的那种具有通俗意识的作家。从上述三个方面看，张爱玲的成功就相当容易理解了。张爱玲的小说常常一方面着力于人物品格精神的世俗性和行为的平淡性描写，另一方面又在言情中散发出强烈的人生意韵，《金锁记》曾经被傅雷认为是上海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3]，便是以如此。小说剖析了一个卑微女子曹七巧如何被遏制情欲，进而失落人性。出生小家的曹七巧嫁入名门姜公馆，丈夫久病骨痨。在这场门第和金钱的交易中曹七巧牺牲了自己正常的情欲，而只剩下一种焦灼的等待；用青春熬死丈夫，自己获得金钱才能改变一切。15年过去，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但却从此套上了金钱的枷锁。她因为害怕自己的财产受到觊觎，赶走了钟情于自己的姜家三少爷，又不断地拖延儿女的婚事，甚至出于一种变态的情欲而逼死儿子的妻子和姨太、拆散女儿的婚姻。张爱玲以一种特别的冷静的笔调描写了曹七巧身上的金钱欲与情欲之间的纠葛，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人情世故的框架中完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当时的上海引起了轰动。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小说，也存在着为通俗而通俗的现象。同样是傅雷，他一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同一篇文章说：“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贫血的感伤情调。”当时的一个另一个评论者谭正璧也曾经评论张爱玲的小说道：“选材尽管不同，气愤总是相似。她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处处都为情所主宰，所以他或她的行动没有不是出于疯狂的变态心理，似乎他们的生存是为着情欲……宗旨，作者是个珍惜人性过于世情的人，所以她始终是个世情的叛逆者，然而在另一方面又跳不出情欲的奴隶。”[14]有论者认为张爱玲继承了海派作家张资平、叶灵凤在描写性欲以及表态心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将它们作为流行小说的元素引进文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传奇》最先联系的是中央书店。1944年6月张爱玲写信给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说道：

我的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的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愤的……

张爱玲能充分地捕捉一般人的“猎奇”心理，为了书的畅销，它不惜兜售自己的家史。她要以家庭的“传奇”推销自己的《传奇》，用非文学的方式推销自己的文学，才能在通俗文学上获得更好成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学的通俗和流行方面作者的确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即使如张爱玲这样的小说天才人物也不得不如此。通俗小说中“言情”一路有才子佳人模式（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和世纪末的琼瑶采取的都是这个思路）、三角模式（张资平）、变态模式（叶灵凤、张爱玲等）……之所以言情需要模式，其原因盖在于此，通俗文学需要更多地考虑一个时期大众的阅读趣味，一个时期大众流行什么趣味，通俗作家就必须去赶这个潮流。

说到通俗文学，我想没有什么比武侠小说影响更大，特别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金庸在港台、大陆以及海外华人读者中的获得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庸在中国大陆不仅获得了一般读者的亲睐，而且还获得了大学教授、学者们的认可，并在94年被一些先锋评论家认定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的大师。

当然，国内对于金庸，也存在另一种观点，例如刘川鄂先生就认为：“金庸不能与普通意义上的文学大师相提并论，而只能和张恨水相提并论。张恨水和金庸分别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的通俗文学大家，前者主要是言情，后者主要是武侠，他给大众提供文化的快餐，但算不上是精神创造的精品。”当代著名作家邓一光先生也认为：“金庸的一些作品，纯粹是娱乐性地看，非常好看，很好玩，特别是晚上读常常有放不下的感觉。后来我看了一些对金庸的评价，说他的作品中演绎了几乎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带有一种现代意识等等，我就觉得有点傻了，因为至少我没有主动地发现这一点。当然我可以肯定如果有时间，金庸的作品我会一本一本把它读完。但现在确实没有时间。因为他的作品不具有挑战性，不具有智力上的挑战性，而我事实上是更期待一种文化上、精神上的挑战。”

金庸在价值观上主要秉持的是中国传统的忠、义、礼、智、信，金庸对这些传统价值观是没有批判的，特别是对于其中的忠义，他甚至是美化的。忠义的价值观，它是和传统农业社会，法制不健全，极权制度下个人力量较弱，这个时候人们对社会公正所寄予的希望，文放在清官身上，武放在侠客身上，这都是底层社会的白日梦。对侠义的要求代表了个体人的软弱状态。面对强大困难时想到请朋友出面解决，这个时候用什么来要求朋友呢?侠义。只有软弱时才对侠义有要求。但侠义并非这么简单地产生的，在一个法制健全、民主的社会里，在一个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社会里，对“侠义”的要求可能会少一些，他可能首先想到法律，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所以武侠在这个时代的流行表明了某种社会不公正的存在，人们感到法律保护不了自己自然而然想到“狭义”。当然，反过来我们也会想到，在西方西部牛仔形象（这也是一种武侠）的流行，从人的意识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英雄崇拜的情结，渴望在内心有一个神圣形象并对之顶礼膜拜，这可能也是一种幻觉文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武侠小说在价值观上和中国现代文学重个体、个性、人性的人本主义立场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但是，我们同时不能不承认，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伟大方面有它独到的贡献，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是章回体，人物也基本上是类型化，但是他在技术上达到了传统武侠以及其他通俗小说所不能达到的水准，它使中国通俗小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例如他的新武侠小说在想象力方面，传奇性方面就有了大胆的突破，他的小说背景总是放在数百年前的历史中，这历史是那么地神秘，那么地富于浪漫主义的气息，金戈铁马同时又风情流转，一个个传奇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着；他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神奇的，例如东邪西毒、韦小宝、陈近南等等，都是性格绝然，浩荡回肠的人士；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还增加了言情的元素，我们在这里总是能看到美好的女孩以及发生在她们身上感人至深，让人欲泣犹止的爱情故事，例如杨过与小龙女的传奇爱情故事……金庸不愧为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学大师。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篇2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宗教信仰(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篇3

一、当代文学渗透于语文教育之中

当代文学是在当代历史文化境况下发展起来的，作为观念领域的文学创作，其思想背景自然受到时代诸多文化思潮的影响。当代文学除了外在的历史文化影响作用之外，无论是“寻根文学”还是“新写实”，都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及其内在原因；而且外在的历史文化因素要对文学的发展发生影响，必然要通过文学自身内在各要素的调整、变化来实现。“全球化使得社会意识形态制度不会再以强加的方式来决定文学作品的生产；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除了参与一些时尚写作外，更注重的是个人生存和生活体验的抒写，个人情感和心理的展露。”在世界文化乃至世界文学的各个分支之间交流日益频繁、联为一体的今天，当代文学为语文教育传统和现实的融合提供了条件。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我国语文课程改革不断地深入,在新课程改革中当代文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发展。以人教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为例，其选入课本的当代文学作品就达91篇（初中59篇，高中32篇），其中不乏汪曾祺、萧乾、余秋雨、冯骥才等名家名篇。从2000年开始的高考语文（全国卷）第二大题现代文阅读来看，除了2005年冰心的《一日的春光》外，其余几年选取的都是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当代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人文魅力更是无与伦比，像《话说知音》（林非1997年）更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话题，它洋溢出一种情思纯洁、高旷的精神境界，从更为开阔的视野中看待震撼人们灵魂的“知音”。这些作品所写的内容均为众人关注的话题，具有鲜明时代感和浓郁人文气息，可引起学生的强烈共鸣。

二、当代文学与语文教育相互作用

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应当全面展开，而当代文学在文学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当代文学是当代人群体生活的精神映像，是一个时代的人认识自我的一面最真实、不会变形的镜子。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没有历代的当代文学，也就没有文学史，没有文学研究；而从文学教育的角度讲，当代人不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其精神生命就无法找到一个现实的住所，就可能精神恍惚，无法决定行为方向，或者“生活在别处”。中国当代文学在1978年前后回归自身以来，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了精细、多彩、富有创造性的描绘，已经累积起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所蕴涵的人文关怀、民主自由精神以及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审美感性，是青少年“精神成长”的最好养料，在培养学生现代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文精神教育最好的手段当推文学教育，而所用的范文，首推当代文学经典。当代文学是丰富的精神大餐，像《信客》（余秋雨）、《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台阶》（李森祥）等带给了学生对民族文化生命之根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畅想，让新时期的青少年对同时代的文学充满了热情。

在以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为首的一批思想者的推动下，中学语文教改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新课标已全面实施，指定的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几十部文学经典也早已上市，当代文学进入了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对于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机遇，所以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关注中学语文教育和考试改革，研究当代文学将要发生的市场变化和文化美学效应，调整批评视野，将中学生的当代文学教育纳入研究范围，通过介入式批评，指导中学语文文学教育。而当当代文学的阅读成为校园风气的时候，就能抵御视觉文化和快餐文化对我们汉民族语言思维能力的销磨与腐蚀，中国文学才会蓬勃发展。在文学研究体制日益背离文学精神的今天，当代文学研究走出研究院，关注与民族精神未来密切相关的中学语文教育，也是对肌体走向衰萎、僵硬的当代文学学科的一次激活。

三、当代文学教育变革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应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立足于当代的文学建设与创造，有助于新的文学的生产，即使重在对过去的文学进行价值阐释，也需依赖当代提供的思想与审美资源，且首先从当代人的需要出发；与此同时，文学研究注重文学对于作为主体的人和得以产生的社会影响作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在大学任教的一批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首先向中学语文教育发难是“救救孩子”的最切实的努力。教育问题不解决，国家现代化怕是一句空话。教育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不是偏离了政治方向，而是缺失人文精神,要把“立人”看成振兴民族的头等大事。由此看来，通过新文学来新一国之民进而新国，用当代文学引起对国民性改造的重视，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的确不失为一剂应该坚持使用的良方。人生的中学阶段，能理解性地学习人文知识、培养人文情操，而人文知识的教育在中学主要是通过语文教育来进行，语文教育在本质上是文学教育，“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文学教育的理想内涵，是当代文学创作者和语文教育者关注的重要内容。歌颂人道主义美、人性美，鞭挞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种潮流，如《春酒》（琦君）、《地下森林断想》（张抗抗）等。“‘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表达了作家对文学在人的精神活动领域的独特性地位的关切。”语文高考也正在把教师、学生从课本选文中拉出来，比如2000年语文高考（全国卷）《长城》（鲍昌）第21题主要考查学生对作者在文中观点态度的分析概括，就去掉了程式化的文学作品分析，提高了青少年的审美胃口，带给了学生生命中一段快乐而有收获的美好时光。

所以，当代文学的教育就是要在掌握事实与现象的基础上，进行文学价值评价和理论概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特别是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审视和评价各种当代文学作品。这对当下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四、对当代文学的教法探寻

我们要注重“文学课堂教学废止注入式，提倡启发式，通过学生自己的思维、实践活动去获取知识”；要改变文学教法和观念，探究当代文学的教法。像张晓风的《行道树》、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海子的诗歌等该怎么讲，都需要兼顾当代文学的知识背景，树立当代文学形象的整体性、现实性观念。我认为当代文学的教学应遵循下列原则：

1.作品理解整体性原则。在文学欣赏中，不能把文学作品整体艺术符号一部分一部分地拆卸开来，欣赏文学作品“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气象”即形象整体。只有从整体上把握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才能得到强烈的感染熏陶和深切的审美体验。无论以课文中哪方面为教学重点，其他内容都不可忽视，特别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节选自长篇作品的课文，一定要让学生了解原作的全貌，如《孤独之旅》（曹文轩），需让学生了解《草房子》的整体风貌。

2.作品要素统一性原则。中学文学教育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与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思维方式以及文学自身多层次、多侧面的结构体系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涉及到心理学、教育学、文艺学、语言学等多种相关学科的知识原理，像《紫藤萝瀑布》（宗璞）就展示了生命意识及其心理历程。文艺理论家也指出：“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应是整体地孕育出艺术符号或艺术符号的胚胎，而不应是用若干词语、若干句子，一部分一部分地拼装起艺术符号。”这是文学形象整体性对创作的要求。

3.分析现象与本质的原则。文学创作活动作为一种艺术活动，是人类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依据审美理想而从事的审美创造。作家从事文学创作，要深入认识体验社会生活现象，要实现主观情感与生活材料的艺术融合，要展开艺术想象构思形象系统。如2006年高考题《阳光的香味》（林清玄）设置的理解句子含义题型，就必须联系具体语境，透过句子的表面意义，体味其深刻的内涵。但同时必须自觉遵循艺术规律和符合生活本质的创作原则，所以引导学生透过作品中形象的外部现象揭示其内在实质就成为文学教育的基本原则。

4.融入感性与理性的原则。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文学作品的感性和理性是千差万别的，这种情感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不同作家的创作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同一作家不同作品的创作实践中。其情感是相当复杂、微妙的，具有个别性、特殊性，是不可重复，也是难以复制的。如2003年高考的阅读文《乡土情节》（柯灵）是一个既很有人情味，又极富民族意识、人性意识的话题；它表现了热爱故土、热爱民族的理性主题。阅读这类文本“重点是引导学生对形象的感受和情感的体验，对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加以鼓励”。文学欣赏活动应有学生感性情感的参与，而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有助于对作品内容与技巧理解得准确与深入。公务员之家

五、结语

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好似一面魔镜，它映照出当今中国社会的过去与现实，勾勒出未来的图景，捕捉人们心灵深处最细微的感受，描绘出人们所能想象到的种种画面；它吸引着人们沉浸在其中，体验品味，留连忘返。中学生由于心理发展正处在成熟前的动荡阶段，中学语文教育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不应仅停留在具体的知识与技能上，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心灵、情感、品位这一层面上，要从精神品质和道德修养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当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生成于对现实客观生活的艺术升华，它在现象和内蕴两个层面都高度逼真，外在形态同生活事实相一致。“引导学生从事物的日常态度转变为审美态度，是学生进入具体审美过程的必要前提。”通过欣赏当代文学、创造文学而获得生活的乐趣、精神的满足和实现人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进行比较正规的当代文学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吴隐林《文学的未来与未来的文学》，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0期。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吴隐林《当代文学散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王先霈《文艺心理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篇4

一、脱节的教学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当代生活脱节具体体现在教学关系的脱节，不是说它已完全失去来自学生的回应，只是回应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与我们所希望的教学效果存在较大的差距。有研究者指出：随着现代性的焦虑为追求感官享乐所取代，文学的娱乐功能被放大，文学的社会承担意识和历史使命意识开始受到压抑。显现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则是一些学生对文学经典不感兴趣，上课基本不做笔记，课外基本不读文学作品。完成作业依靠网上下载与拼接加工，到了期末考试则复印同学的笔记临时突击几天，并美其名曰恶补。他们从未把阅读现代文学经典作为一种精神享受，缺乏感性的艺术体验，不曾产生过感动和愉悦，也谈不上任何审美艺术熏陶。等到毕业之时，知识基础贫乏，理论功底单薄，审美趣味幼稚等问题则逐一显现。考研的学生专业基础应该是相对扎实的，但是他们答题时头头是道，一旦涉及自己高谈阔论的某部作品，却是一脸迷惘，因为没有真正阅读作品，所谓高谈阔论只是来源于指定的参考教材，并不是由阅读经典得来的切身感受［1］。根据笔者任课期间的观察，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内容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教学内容拥有较为浓厚的兴趣，认真听讲且积极回应老师提出的问题，并能在课后主动借阅老师布置的阅读书目。遗憾的是这类学生只是少数，我们提出问题当然主要不是针对这一部分学生。二是对教学内容基本不感兴趣，只是由于害怕考勤制度才按时来到教室，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教学内容，对老师课堂提出的问题不愿主动回应，课后则缺乏进一步拓展本专业知识足够的动力。三是对教学内容毫无兴趣，上课时注意力集中在与教学内容无关的地方，或者干脆无故缺课而利用上课时间去做其他事情。这一类学生已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内容完全疏离，课堂所讲授的知识已与其不再发生任何关联。名义上学习过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实质上对于这门课程的基本知识点却一无所知，更不要说通过这门课的开设接受情感教育与审美教育。这种浮躁之风固然没有完全占领高校校园，但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对严谨求实的学风已经产生了实际的负面影响。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高校在专业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边远民族地区的高校不仅难以避免，甚至可能表现得更复杂一些。以广西为例，一方面中小学基础教育的落后使教学对象在文学常识储备、汉语理解能力与书面表达技巧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如何与地域民族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如何更好地适应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长期以来未曾得到过真正的关注。多种原因的叠加使边远民族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曾经与现实生活保持血肉般的联系，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如今却与现实生活发生了脱节，甚至由此导致学习主体的缺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究其原因，当代生活中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转变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以及的冲击［2］固然是一方面，而中国现代文学课堂长期以来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对学生审美趣味变化的有效回应，对教学实际效果置若罔闻所带来的积弊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致力于追求高质量的教学，那么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课堂上的就应该是文学认知能力与专业审美品位的整体性提升。真正成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是全体而非少数学生的发展，是学生知识习得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充分开拓，是教学活动中过程有效与结果有效的有机统一。唯其如此才堪称高效的课堂教学，也才算是唤回了那些已经厌弃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主体。

二、建构性环境的创设

“教学的经典定义是设计环境。”［3］所谓环境是指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活动全程，包括课内教学设计与课外教学延伸。环境创设的意义是就学习主体而言的，正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学生学会学习，并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富有效率的人。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在教学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被建构于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它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授，而集中关注学习行为的社会性。该理论就环境创设进行过极富启发性的阐述：“知识不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被动反映，不是有关绝对现实的知识，而是个人对知识的建构，亦即是个人创造有关世界的意义而不是发现源于现实的意义。”［4］学习乃是基于与环境充分互动的意义建构，教学则是为了创设有助于意义建构的学习环境。这一学习环境蕴涵丰富，足以为学生提供合适的认知工具。它强调交流和协作对于知识建构的作用，也相当重视真实的学习活动和情境化内容，使知识和能力具有远迁移和强大的生存力。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无法以现成的、孤立的方式获得，复杂知识的获取需要明了组成系统知识的各个方面，重视知识的多元表征。对于有效的教学活动来说，学习主体的缺席是不可想像的，也是致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习主体之所以缺席，究其原因乃是它蜗居于虚幻的象牙之塔，忽略学生的审美期待，无视地域经济社会发展，而重新激起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目前最为急迫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现代文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已疏离于当代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历史参照也失去了价值，重新发掘这一段历史并阐释其当代意义是必要的。广西境内生活着壮、汉、瑶、苗、侗等12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创造了灿烂的特色文化，具有独特的民俗信仰与生活习惯。我们需要研究学生因民族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审美期待的“常”与“变”，发掘学生的知识兴奋点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契合之处，从而由此有效激活学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阅读兴趣。广西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在向东盟国家的开放国家战略中具有极为明显的地域优势。我们需要调整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构架与专业侧重点，真正唤起它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而这也是唤醒中国现代文学学习主体的重要环节。只有以此为前提我们才有资格去谈论尊重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问题。环境创设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为了充分激活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关系，实现教学活动各要素关系顺畅，选择下述教学模式，并结合具体的教学过程进行综合、变通是必要的。

（一）信息归纳模式：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组成是史料，了解史料并为其建立关联进而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形成整体认知，是对专业知识的归纳整理，也是个人认知能力与思维水平的提升。

（二）个人探究模式：专业与业余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专业洞察力，我们不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专业研究者，但是必须成为专业的阅读者。对于某些中国现代文学现象进行深入探究，并在做出判断之时突出个体的独立性，进而训练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判断负责是十分有益的。

（三）群体互动模式：由于视野的局限，个人对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的思索可能陷入困境，整合集体的力量就是摆脱困境必须的。有效的课堂管理需要在教室中创造一种合作关系，因此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最好由群体协作来完成。

（四）行为矫正模式：对于某些文学现象的正确判断往往形成于持续的修正中，而有效的修正只有在高度的理性中才能正常进行，它要求学生对自己的研修行为时刻保持清醒，能够进行自我行为调节以实现预期目标。

三、教学过程的开放性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无名氏；研究；考察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过去因种种原因被冷落的作家浮出水面，且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无名氏就是其中之一。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无名氏及其代表作《无名书》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因为对个体生命和人类终极命运作如此思考的人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他一人。无名氏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其代表作《无名书》不仅代表了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潜在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自新文学运动诞生以来最独特的小说作品。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本文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无名氏研究作一历时性考察，试图从中找出一些思考的问题，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无名氏研究。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内，中国大陆对无名氏其人其文无人知晓，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像沈从文、张爱玲一样，国人知道无名氏也是先从海外开始。无名氏得到了香港中国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夏志清教授的高度评价。随着改革开放，港台及海外的无名氏之风逐渐传入大陆。

（一）无名氏作品的出版情况。

中国大陆第一个在新时期推出无名氏作品的刊物是1980年湖南的地方刊物《湘江文艺》，编辑部以提高作家艺术水平为目的，在内部出版《中篇小说选》上中下三册，上册有沈从文的《边城》与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供作家内部参考。《湘江文艺》编辑部大胆印了五千册，没想到一面世就被抢购一空，于是立即添印。无名氏的短篇《一根铅丝火钩》也刊于《芙蓉》。此后，《湘江文艺》、《花城》等刊物纷纷登载无名氏作品。无名氏成了“出土文物”，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选编的《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第四册入选了无名氏的《逝影》、《海边的故事》、《日尔曼的忧郁》、《龙窟》等短篇，把长篇《塔里的女人》和《野兽·野兽·野兽》作为存目。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把《野兽·野兽·野兽》作为《中国新文艺大系》的参考丛书与读者见面。这也是无名氏的《无名书初稿》（后改为《无名书》）的第一部作品在当代与读者见面，而该书的初版是1946年12月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

（二）无名氏研究中的不同观点。

第一、无名氏的作品基本被否定。如：①曾庆瑞、赵遐秋较早的介绍了无名氏的生平与创作，把无名氏概括为四十年代的新鸳鸯蝴蝶派的代表。非但如此，还埋怨“读者沉醉于无名氏的色情描写和性的挑逗里”，并声言“那历史的教训，实在是沉重的”。[1]1135显然对无名氏的作品充满了贬低成分。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等把无名氏的小说列入了“洋场小说”，把《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看作“哀艳的鸳鸯言情体”，并说“随着政治主张的趋于反动，他的创作生命等于终止了”。[2]484显然与无名氏的实际创作不符，因为无名氏非但没有停止创作，而且还写出了《无名书》六卷及其他作品。③黄修己把无名氏的作品在语言与描写方法上与徐訏作了比较，所得的结论是无名氏“作品倾向也更坏”，认为“《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均可视为洋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的作品，且都用不同情节表现男性对女性的玩弄”，并且把《无名书初稿》的前三卷概括为“整套小说表现了一种没落感，让人觉得最为神圣的革命其实是污浊的，最美丽的爱情也不能持久地支持人的生活，人生是没有希望的。”[3]612-613第二、肯定了无名氏的作品又指出了其不足。与以上三种观点不同，严家炎把徐訏、无名氏的小说都归入了后期浪漫主义作品。严先生在总结后期浪漫主义的特点之后指出：“在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主潮十分盛行的时候，后期浪漫派小说的出现，打破了艺术上的一统天下，开创了小说创作的一种新的境界，促进了小说领域的多样化局面的到来。”[4]319严先生认为无名氏小说中的《无名书初稿》是一部“长河型的诗与哲理小说”，并且认为《海艳》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整个《无名书初稿》乃至全部无名氏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同时，也指出了无名氏作品的不足，如《无名书初稿》全书“浮词多而主观随意性大”“在情节上仍有作者任意驱遣主人公的毛病”，甚至“有些部分相当色情、低级”，显得“粗俗”。

总的来看，无名氏研究在中国当代纯属从零开始，无名氏被读者认知也是伴随着其作品的陆续出版和批评文字的逐渐深入。无名氏研究在谨慎开放中实现了可贵的突破。把无名氏的研究推向高峰的应是九十年代及新世纪，但没有八十年代这样的基础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

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无名氏研究。

随着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对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挖掘也更趋深广，许多被历史淡忘或忌讳提起的人和事获得了展示的机会。无名氏研究的滞后性反而促进了它的深刻性，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评价定位更为全面、务实和科学。

（一）无名氏作品出版情况。

1990年9月，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四》入选了无名氏的《海边的故事》、《日尔曼的忧郁》、《露西亚之恋》、《红魔》、《龙窟》、《塔里的女人》；《小说卷七》入选了无名氏的《海艳》。1993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的超越时空的珍藏本———《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1994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的作品集《契阔》。1995年，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无名氏的《无名书初稿》的前两卷《野兽·野兽·野兽》、《海艳》及青春爱情自传小说《绿色的回声》、散文集《塔里·塔外·女人》、随想录《淡水鱼冥想》、爱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1996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了许道明、冯金牛选编的《沉思琐语———无名氏集》。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散文》。199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代表作》等，无名氏作品获得了进一步推出。

（二）无名氏研究传记。

90年代出版了三部无名氏传记：即李伟的《神秘的无名氏》和《爱河中沉浮的无名氏》、汪应果、赵江滨的《无名氏传奇》。李伟的两部传记主要从无名氏的生平经历、爱情传奇等方面让读者对无名氏进一步全面了解。汪应果等的《无名氏传奇》主要从无名氏的创作，特别是《无名书》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后者认为无名氏的创作是极其复杂的，其作品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纷繁的知识信息、驳杂的文化艺术影响和深刻的矛盾。并且认为无名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表现在：①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很有思想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②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部人类心灵探索的史诗性作品，塑造了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印蒂，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主体和人物形象。③无名氏是我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在这方面取得成就较大的作家之一。汪著对无名氏曲折坎坷的一生及爱国主义思想作了阐述和肯定，对无名氏在创作方面的艺术创新和探索作了具体分析。它不仅对《无名书初稿》的前三部作了深入的探讨，而且对后三部半（即《金色的蛇夜》续集、《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以外》和《创世纪大菩提》）作了详细剖析，这是目前见到的唯一的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无名书初稿》的无名氏学术评传，尤其是对《无名书初稿》后三部半的分析，填补了中国当代无名氏研究的一个空白，也是迄今为止的最有权威性的无名氏研究著作。该著高度评价了《无名书初稿》，认为它是一部思想深邃、艺术创新的巨著。但对无名氏的纪实文学作品及散文、杂文、诗歌等未作触及。

（三）无名氏研究论文。

90年代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钱理群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研究》（《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0年第1期）、孔范今、潘学清的《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后期现代派》（《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郭德芳的《无名氏和他的〈海艳〉》（见《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七》明天出版社1990年9月版）、刘玉凯的《无名氏小说的生命律动———兼论中国40年代浪漫派的哲学精神》（《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宋剑华的《生存的探索与艺术的选择———论无名氏与徐訏的小说创作》（《河北学刊》1995年第3期）、刘光宇的《从无名氏小说的人生哲学命题看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主题的新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赵凌河的《生命意识的浪漫色彩———读无名氏的小说》（《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汪应果、赵江滨的《无名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皇甫晓涛的《后期浪漫派小说漫说》（《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廉文澄的《论无名氏的后期浪漫派小说》（《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何莲芳的《复调———徐訏、无名氏小说的叙事模式———试论“后浪漫”小说的文体特征》（《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陈思和的《试论〈无名书〉》（《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汪凌的《文坛的独步舞———无名氏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李俏梅的《极端色彩与冲突之美———论无名氏小说的美学格调》（《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黄永成的《论无名氏小说中的生命主题》（《天中学刊》1999年第3期）、吕周聚的《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合璧———论无名氏的创作风格》（《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4期）、徐雁的《试论无名氏爱情小说的美学风格》（《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5期）等。

（四）无名氏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从90年代到新世纪，无名氏徐徐进入了现代文学史。涉及无名氏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有：马良春等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朱金顺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版）、卜召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钱理群等人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许道明著《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凌宇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2版）、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2版）等。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篇6

一、文学批评观的形成

早在《朱自清书评序跋集》的序言中，先生就已经对当时的文学批评现状做了精确的把握。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创作才能的人才去从事文学批评，批评只是二流货色，因此人们都不愿意研究它。另一方面是与我国的文学发展史有关，我们的诗文评片断的多，成形的少，文学批评不易下手。鉴于文学批评不被重视又不可忽视的这种尴尬现状，朱自清以一个学者批评家的姿态介入其中。一生在文学批评方面著述颇多，有《诗言志辨》、《朱自清序跋集》、《民众文学谈》、《文艺的真实性》、《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多部著作流传于世。朱自清正式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正值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相对活跃与成熟之时。那个年代的中国学界，“教授批评已是蔚为大观，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朱光潜、钱钟书、梁宗岱等都是在大学执教的批评家，而这些教授同时也是当时文坛上创作的活跃分子。”“当时的教授文学批评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是现代文学批评不可忽视的一支‘正规军’，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教授批评家，现代文学批评在批评方法、批评问题上要获得健康发展是比较困难的。”［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朱自清开始了他的批评生涯。对他而言，虽然最初并不是以一位职业批评家的身份登上文坛，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促使一切外界的力量并未能削弱他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热情。朱自清时刻以历史的眼光和“为人生”又“为人民”的文学情操对当时的作家作品进行着独特的审美关照。其评论文章字出有据、深入浅出，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文学批评观的内容

面对当时文坛的严峻形势，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让作家出身的朱自清明白，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当时的文学批评摆脱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从创作的附庸地位提高到独立的学科地位。于是，在教学之余，他时刻关注文艺动向，批评活动能够跳出传统的批评模式，合理吸收西方近代批评的理论方法，这使得朱自清的文学批评在当时的批评界体现出独特的批评特点，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考据的批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让朱自清在批评活动中不由自主地运用到历史考据的方法，体现出浓厚的史笔意识。统观其评论文章，回溯历史以资评价的方式俯拾皆是。他对批评对象的把握与梳理大都以动态的眼光去权衡，对当时文坛的新兴作家作品的品评也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点明利弊得失，为作家发展指明方向。这种考据方法的运用和历史意识的贯穿，显然不是秉承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学者式批评家治学的严谨态度与良好作风，反映了一种文学渐进的观念。他很少将批评对象放在毫无所依的历史背景中随意阐释，而是时刻不忘文学发展史这条永不停息的河流，批评文字言出有据，笔无虚誉。他的批评文章中，类似“汉兴以来”、“到了正始”等时间类词俯拾皆是。比如在《诗言志辨》中，他以“诗言志”为开山纲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论诗。在《诗言志》篇中，朱自清考察《诗经》及历代诗论原著，爬梳春秋战国时的“诗言志”说，对“诗”、“志”考镜源流。考据方法的运用也贯穿在先生的其它批评活动。提及中国散文的发展，他开篇便说:“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无韵文(散文)，是商代的卜辞。……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卦爻显得整齐些罢了。”［2］文章从汉武帝时盛行的辞赋，到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所涉及研究对象无不在考据的基础上出现，读后使读者能够对中国历代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与认识，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增强了批评文章的说服力。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中，朱自清首先通过《时事新报》上的两则有关文本介绍的广告指出:两本书的特色是“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接下来他并没有着手分析作品为何具有“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而给我们展现了一副讽刺小说历史演变轨迹的画卷。在让读者对讽刺小说的起源与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朱自清进而提出:“这两部书里的‘讽刺的情调’是属于哪一种呢?［2］”可见，在朱自清这里，考据方法的运用并不是一味地进行源流上的探究。追溯源头只为了引出今天的批评对象，使它不至于孤零零地站在读者面前，而是携带着一股历史的气息，让读者先了解它的来由，进而更好地把握批评对象。

2、化俗从雅、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批评语言。朱自清是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后来又从事散文创作。因而当他进行文学批评活动时，就具备了作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区别于媒体批评、学者批评和大师批评，这种由作家从事的批评活动被刘晓楠称之为“第四种批评”。这种批评“与学术论文所不同的，显然还有文字的风格。第四种批评的文风带着作家对语言难度的追求———即使是论述抽象的概念，他们也力图将其表述得更为别致，更引人注目。在这里，对语言能指的审美追求似乎远远超越了对语言所指的准确度的要求。”［1］朱自清在《写作杂谈》写到:“若是我也可以说是有作风的话，我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3］他的文学批评总是能用简练生动、富于诗意的散文化语言将复杂的人生哲理蕴含其中，化俗为雅、举重若轻。在朱自清那里，“批评文本并不仅仅是一种探讨理论、承载理性思考的容器，容器本身的质地、式样和形式也是需要讲究的。如同创作需要雕琢形式与语言一样，批评也需要雕琢自己的形式和语言。”［1］因而在他的批评文本中，比如《诗言志辨》等，讨论的大都是十分专业的文学问题，其中不乏高深的理论术语，但其文体形式却绝不是完全遵照学术规范的套路与准则。它更像一组形式灵活、自由生动的艺术随笔，时而恣肆、时而妙趣横生，自由穿越于作家与作品之间。可以说，朱自清的系列批评著作既是颇有深度的学术文章，也是不乏美感、趣味丰富的散文佳作。在朱自清的文学批评中，睿智满溢、生动活泼又极富哲理的语言随处可见。《＜忆＞跋》就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散文，开篇就是:人生若真如一场大梦，这个梦倒也很有趣的。在这场大梦里，一定还有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7］文章读来就像一篇优美的散文，同时又充满哲理与诗意。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最莹澈的哲理轻轻读来像诗句，而至性至情的极处也无不呈现哲理所特有的一片透明色彩吧。

3、深入作家审美经验的批评意识。多年的文学创作，朱自清对生活的感悟力与敏感度显得尤为丰富。因而，在进行具体的批评活动时，他既是批评家同时又能够适时转化角度，同时以一位作家的角度与立场探讨文学本身，追求批评主客体灵魂层面的契合于交流，从而讨论作品的成败与得失。当代作家批评家曹文轩曾说:“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可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须的情趣。”［5］这些珍贵的创作经验使得朱自清在从事批评活动时，总能从一名作家的审美经验和切身感悟出发，探讨作家创作的各个环节，从而进行挚友式的点评与建议。在批评风格上，朱自清的文学批评带有明显的经验性。朱自清与文学产生不可割舍的情缘始于他的新诗创作，后又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散文。可以说，他是在具备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后在一系列批评活动中逐渐建构其理论体系的，它并非是子虚乌有的理论探讨与逻辑分析，也绝不是完全理论层面的总结性的产物，而是朱自清在历经多年的创作体验之后，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感受生活与体验艺术的结晶。他非常注重作品中心与物的交流沟通，强调艺术直觉与生命体验的重要性，在他的批评活动中，总是情不自禁地透露出一些中国印象式鉴赏与批评的气息。同时，朱自清传承了“致用”的文学理念，散发出浓厚的实用理性精神，能够将文学批评融入进整个发展变化着的文学史中。其批评活动从创作实践中来，到创作中去，始终能够站在社会人生的高度去评析当时文坛的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思潮。因而，其批评活动自始至终流露出浓厚的传统文学批评的味道，注重批评经验，强调作家亲身感悟，这无疑熔铸了朱自清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与对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亲和力。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篇7

1）学生根据下面分设的专业选择一个，作为毕业论文的专业方向

2）在所选择的专业方向里面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拟论文题目，开始论文写作流程。参考论文选题附后（学生论文选题不宜相同）：

（二）专业类别：

1．文艺学

文学概论文化诗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语文教学法美学概论

2．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明清小说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元杂剧研究《史记》研究

古典文献学

3．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儿童文学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

青少年儿童文学概论影视文学

4．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民俗学民间文学概论比较文学概论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外国文学史（欧美）外国文学史（东方）

（三）参考选题：

1．文艺学：

1．形象——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

2．“自我表现”与“摹仿现实”

3．说“艨胧”——对语言艺术的特点的新认识

4．面向生活——当前文艺创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5．艺术，需要呕心沥血的创造

6．“性文学’是文学表现人性的必然趋向吗?

7．试论文学的不朽魅力

8．艺术典型化的要求过时了吗?

9．“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试论文艺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

10．化丑为美——典型化在塑造反面形象上的魔力

11．对实践派美学理论的历史考察

12．试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关系

13．简论“自然人化”与自然美

14．试论自然美的根源与本质

15．艺术美与现实美关系之我见

16．“意象”与“意境”的比较研究

17．试论艺术美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18．试论艺术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辩证关系

19．社会美与自然美特点的比较研究

20．试论人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关系

2．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1．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

2．论《诗经》中的爱情诗

3．论《离骚》抒情主人公的悲剧形象

4．论《韩非子》的寓言艺术成就

5．论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的进步倾向

6．被压迫者的心声——汉乐府中的人民自由精神

7．《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叙事诗传统

8．试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及它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9．论汉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

10．试论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1．试论三曹诗歌的艺术差异

12．试论阮籍《咏怀》诗

13．关于唐诗分期的思考

14．试论陈子昂的诗歌主张

15．试论高、岑边塞诗的异同

16．试论杜甫《北征》

17．李杜诗歌艺术的比较

18．试论王维的山水诗

19．试论唐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

20．试论温庭筠词的艺术创新

21．试论温、韦词风的异同

22．北宋政治改革与北宋诗新运动

23．从欧阳修诗歌创作看宋诗的艺术特色

24．柳永的[八声甘州]和[雨霖铃]

25．论张先的词

26．苏轼诗歌的理趣

27．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

28．《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比较

29．关汉卿的历史剧

30．《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31．《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备形象

32．《三国演义》和三国戏

33．论《水浒传》的招安结局

34．《西游记》与道教

35．“三言”中所反映的明代商业活动

36．论杜丽娘

37．清代小说中所反映的科举制度

38．《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

39．《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40．薜宝钗论

3．中国现当代文学：

1．论《青春之歌》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2．《创业史》的艺术特色再分析

3．论《百合花》的艺术风格

4．“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

5．贾平凹的“商州系列’

6．论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

7．论“新边塞”诗

8．论高行健的戏剧创作

9．论苏叔阳的欢剧创作

10．论新时期十年文学的主潮

4．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阿基琉斯的愤怒与荷马史诗的结构艺术

2．席勒《阴谋与爱情》人物形象分析

3．论浪漫主义思潮的思想根源

4．从文学传统看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生

5．论批判现实主义与过去时代现实主义的关系

6．从《美国的悲剧》看德莱塞的现实主义

7．《美国的悲剧》的艺术成就

8．优秀的俄罗斯贵族妇女的典型一达吉雅娜的形象

9．《母亲》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10．《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

11．《一千零一夜》中表现商人和航海家生活的故事及其特点

12．《为党生活的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5．语言学：

1．简论汉字的性质

2．古汉字形义释与文献阅读

3．简论古汉语词汇的性质

4．古今义异词概析

5．试论对动用法

6．“唯十宾十之(是)十动”式析

7．xx方言的声母特点

8．茅盾《子夜》的修辞特色

9．相声与戏剧语言比较

10．巴金锤炼词句举要

中国当代文学

谈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试谈文学的民族化问题

论诗词的思想艺术特色

试论杨朔散文的诗意创造

刘白羽、秦牧散文的思想艺术特色

巴金《随想录》漫评

试论郭小川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

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试谈闻捷的爱情诗

试论林道静形象的典型意义

试论《创业史》的思想艺术成就

李瑛诗作艺术片论

试论艾青新时期诗歌创作特色

试论《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

试谈舒婷的爱情诗

舒婷诗歌的含蓄美散论

《茶馆》的艺术结构及其语言特色

试谈朦胧诗

试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主要特质

阿城小说论

试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将军吟》、《东方》、《冬天里的春天》、《钟鼓楼》、《平凡的世界》、《都市风流》的创作特色

试谈《李自成》的得失

论王蒙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

试谈蒋子龙的小说创作

试论《沉重的翅膀》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

试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创作

试论“知青文学”

漫评王安忆、铁凝的小说创作

试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试论马烽、王汶石的小说创作

峻青、王愿坚创作特色比较

试谈陆文夫、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谌容《人到中年》漫评

贾平凹的散文创作特色

贾平凹小说创作论

张贤亮创作论

试谈新潮小说

试谈“新生代”诗歌创作

沙叶新《市长》的开拓意义

试谈当前儿童文学创作

论邓拓杂文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

试谈田汉的《关汉卿》

港台文学浅论

试谈顾城的诗

池莉的小说创作

大墙文学初探

中国当代文学流派综论

新时期小说观点演变的思考

女性文学试论

试谈新时期新历史剧的当代意识

小小说漫评

寻根小说的意义及其不足

试谈邓小平的文艺思想

浅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简析周炳形象的社会意义

周立波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试论刘绍棠小说的民族风格

张承志小说散论

试论通俗文学创作

陕西文学创作综论

试论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

试析《白鹿原》的审美追求

简析白嘉轩

试论《白鹿原》的艺术特色

浅谈新写实小说的得与失

试论金庸的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

论中国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论“五四”文学革命

新文学统一战线形成与分裂原因新探

的新文学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

重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左联的功绩与缺点综析

论文艺大众化运动

论“新月派”

重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

重评“论语派”

“两个口号论争”得失谈

“孤岛文学”运动的历史功绩

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

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新探

论鲁迅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思想

《呐喊》《彷徨》比较谈

论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

《朝花夕拾》简论

论《野草》的象征主义特色

论《故事新篇》的艺术风格

试谈阿Q的“精神胜利法”

祥林嫂形象浅析

论《伤逝》

郭沫若早期思想中泛神论的影响

论《女神》的浪漫主义特色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抒情性

论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论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

论冰心作品中的泛爱思想

论王统照的文学思想和创作

论叶绍钧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

《倪焕之》论

许地山作品中的宗教色彩透视

鲁彦小说与“乡土文学”

试析庐隐小说中的感伤色彩

郁达夫《沉沦》创作特色

郁达夫小说观初探

蒋光慈诗歌创作的思想特点和意义

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美

周作人散文艺术论

刘半农、刘大白新诗的民歌风格论

论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的主张和创作

论“湖畔”四诗人的爱情诗

徐志摩爱情诗作简论

叶紫小说怕悲壮色彩

萧红创作魅力探源

《蚀》中的“时代女性”综论

《子夜》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家》简论

论沙汀小说的幽默和冷峻风格

《南行记》中的传奇色彩和边塞风情

论张天翼小说的创作风格

殷夫的“红色鼓动诗”简论

蒲风诗作的“火”的风格

戴望舒诗作风格的嬗变

论臧克家诗作的乡土风格

论何其芳诗歌、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

论瞿秋白杂文的战斗特色

“画笔——芦笛——号角”——艾青诗作风格简论

“时代的鼓手”——田间诗歌创作论

论柔石的《二月》

论莎菲形象的塑造

“血的战斗”和“铁的人物”——萧军小说创作论

李吉力人小说创作论

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创作特色

《寒夜》简论

《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形象综论

说《围城》的讽刺特色

《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比较论

《王贵与李香香》和“信天游”

诗的漫画，漫画的诗——论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特色

《荷花淀》的诗意美

论田汉剧作的抒情风格

论《雷雨》的艺术成就

论《日出》的结构艺术

论夏衍的戏剧创作风格

为什么说《白毛女》是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

欧美文学

荷马史诗研究

论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对戏剧艺术的贡献

欧洲文艺复兴与人文精神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妇女形象

巴尔扎克小说中暴发户形象

论雨果的《悲惨世界》（或《巴黎圣母院》）

无产阶级革命的颂歌——论巴黎公社文学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的思想性和局限性

易卜生的“问题剧”对我国戏剧发展的借鉴作用

《玩偶之家》中的妇女问题

试论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关系

谈外国当代文学中的“荒诞派”

普希金短篇抒情诗中的浪漫主义

别林斯基论

屠格涅夫的讽刺艺术

列宁论托尔斯泰

契诃夫小说论

论高尔基的诗歌创作

马雅克夫斯基的戏剧创作

法捷耶夫小说中的革命者

东方文学

《万叶集》研究

《源氏物语》的艺术结构

印度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比较研究

《圣经》文学研究

《一千零一夜》的东方艺术特色

泰戈尔《吉檀迦利》地思想和艺术

“川端文学”研究

古代汉语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古注说略

“右文说”说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说会意

说假借

通假字的成因初探

浅论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

浅论词的古义和今义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古无轻唇音例证

古无舌上音例证

说宾语前置

论古汉语的词序

说“孰与”

“所”和“所”字结构

名词活用为动词的成因初探

意动和使动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篇8

一、挂羊头卖狗肉：纯文学期刊“学术化”

以文学为主的纯文学期刊是播撒人类精神种子的艺术园地和传承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载体。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纯文学期刊正通过“学术化”逐渐走向商品化境地。目前，国家相关政府部门提供的经费不能保证纯文学期刊的正常运行，期刊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身销售收入、广告收入以及收取高额版面费等来维持生存与发展，这就势必引起一些“颠三倒四”的文学学术类文章趁虚而入———即纯文学期刊“学术化”，这种所谓的“学术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办刊单位的经济收入，却严重影响了刊物的质量。当前纯文学刊物的“学术化”倾向，在一些颇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上均有体现。如：《飞天》、《山花》、《作家》、《大家》、《长城》、《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安徽文学》、《东京文学》、《文学界》、《剑南文学》、《青年作家》、《北方文学》、《神州》、《当代小说》、《文艺生活•文艺理论》、《散文选刊》和《星星》等，都有自己的下半月理论刊物，通过专门为发表学术论文提供平台来收取版面费。《飞天》、《山花》、《作家》、《大家》、《长城》、《山东文学》和《时代文学》凭借着其是中文核心期刊的优势，创办下半月理论刊物；某些期刊在文学学术类稿源出现紧张的情况下，甚至也会为一些非文学类学术论文开绿灯；还有一些省级期刊的理论版甚至通过扩大期刊容量来增加版面收入，每期刊发文章少则几十篇，多则上百篇，如《安徽文学（理论版）》2010年第12期刊载文章176篇，《剑南文学（理论版）》2010年10期刊载文章175篇。甚至有的期刊懒得组稿，就直接收取转刊费用，把下半月刊的理论刊物完全“打包”卖出去，由买方负责组稿、编审、印刷、收取版面费等，“这样的学术期刊实际是利用国家特别赋予的出版权在与作者方交换打着‘版面费’名义的金钱，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属于学术期刊的权力寻租范围，而不是学术期刊商品化”［2］。当前，除了影响很大的《收获》、《当代》、《十月》、《人民文学》、《钟山》和《花城》等期刊还在坚守纯文学的阵地外，其他期刊几乎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商品化污染。“文学期刊的这种‘学术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文学期刊本身的品牌，也造成了文学期刊对文学作品的边缘化现象，毫无疑问使得文学期刊失去自身文学的基本立场，对文学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危机”［3］，同时也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文学学术研究的生态场域，无形中也严重影响了纯文学期刊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兵分两路：文学学术刊物纷纷扩容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些文学类纯理论期刊的版面非常有限，但稿源却十分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或受经济利益的诱惑，或出于刊物自身发展的需要，促使主办单位对刊物改版，通过增加期刊页码或缩短期刊周期来扩大刊物容量。

（一）部分刊物纯粹为增加经济收入而扩版，甚至以不惜牺牲刊物质量为代价比如《名作欣赏》，在改版之前是颇受读者好评的一种具有通俗性、欣赏性和审美性特点的文学刊物，其最早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2009年初又改为旬刊。上旬刊刊登欣赏性文章，中旬刊主要刊登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理论性文章，下旬刊主要刊登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性文章。改版之后，《名作欣赏（上旬刊）》为继续保持中文核心期刊的地位，开始以丰厚稿酬重点邀请一些名家写一些鉴赏性的文章，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文章很多是应造之作，脱离了以前那种大众化、雅俗共赏的写作套路，很难体现出原有的学术性、思想性、欣赏性和审美性特色。改版后的中旬刊和下旬刊则主要刊发来自高校教师和研究生的稿件，并收取较高的版面费，高额的版面费使得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长篇论文只能望而却步。《文学教育》于2005年由《白桦林》杂志改名而成，后由《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主办，“以文学的内容、手段和姿态进行教育”作为办刊宗旨，并且邀请了国内一些名家名人做顾问或编委，以此提高办刊声誉。该刊栏目内容繁多、庞杂，很快被改为旬刊，承诺投稿者每稿必复，并提出“以质取稿，不薄新人”，实则在于收取版面费，为那些急于评职称的作者或即将毕业的在校学生提供方便。《电影文学》于2008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页码大增，与前面两种期刊毫无二致，每期刊登的文章数量多得惊人，篇幅不超过三个版面，只要符合用稿基本要求并且支付高额版面费，来稿必刊登。

（二）部分刊物扩容确为自身发展的需要《当代作家评论》根据自身特点和栏目设置的需要通过增加页码扩容。该刊设置了批评家讲坛、文学批评论坛、作家作品研究、辽宁文学评论、作家专辑研究以及文化视界、新作网页等栏目，在原来160页的基础上增加了40多页。从栏目的设置可以看出，这个期刊带有很大的学术前沿性探索眼光，善于挖掘潜在的作家和青年批评者，注重展示批评家的个性和艺术旨趣［4］。一些有影响的纯学术刊物也出于当前文学学术争鸣的需要而扩版。《文艺争鸣》在2007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其中单月刊主要刊载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理论文章，双月刊保持不变。2011年始，《文艺争鸣》又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主要刊登文学学术类文章，下半月刊主要刊登艺术类文章。《小说评论》虽然仍保持为双月刊，但是页码由原来的96页增加到160页。《当代文坛》由2005年的112页增加到128页，2009年第5期又增加到144页。2011年，另外三家很有影响的纯文学学术刊物也发生很大变化：《民族文学研究》由季刊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双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改为月刊，以前只刊登现代文学方向的理论文章，现在容纳了当代文学的相关文章；《文艺评论》也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双月刊为国学版，主要刊登古代文学的文章，单月刊登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及其艺术研究类的文章。值得肯定的是《民族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它们兼顾理论性的同时，注重批评视域的开拓性和学术的敏锐性，并以优稿取胜，不收版面费，还另付稿酬。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为了保持期刊办刊质量和学术影响，仅仅象征性收取少许版面费。如果文学学术期刊不是结合自身特点、真正为顺应当前学术研究态势和发展的需要扩容，而只是毫无顾忌地以收取高额版面费为目的而扩版，势必会降低刊物学术内涵，从而严重影响刊物的质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期刊收取作者版面费而为其的行为由于以金钱而不再是论文的质量与学术水平来作为取稿、发稿的标准，以敛财而不是弘扬学术为主要目的，已严重背离了学术期刊的公益性，侵犯了学术期刊主办者职务活动的公正性与廉洁性”［5］，容易造成学术界的混乱，导致学术腐败，学术风气不纯，使之走向惟经济利益至上、惟关系至上的歧途。

三、特立独行：以书代刊、内刊营造学术氛围

当前在文学学术期刊领域存在以书代刊和内刊的现象。以书代刊是以书号的形式来刊发相关文学类学术理论文章；内刊则是直接向当地相关部门申请准刊号，允许该刊内部发行、传阅。实际上，以书代刊和内刊的出现，并不是以经济上的盈利为目的，大多是出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以便扩大学术影响、打造学术团队、体现学科优势、显示地方学术特色。以书代刊和内刊在创办过程中，都有明显的办刊宗旨、要求，特别注重栏目的安排编制，刊登学术文章也力求新颖，兼具思想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批判性于一体。目前国内文学类以书代刊的刊物多达几十家，基本上由高校的一些国家重点学科主管或主办。比如《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和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由巴蜀书社出版，卷首语为《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境界，我们的方式》，在卷首语中李怡教授认为这是国内出现的第二种以现代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读物，同时他还认为该刊以巴蜀地区为基点，通过对巴蜀文化区域文学和文化精神的发掘，从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从而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西部阵营做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于2007年创刊，办刊宗旨为：扎实和创新。同年创刊的《现代中国文学论丛》，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主办，从刊出的第一辑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关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综合专题性研究，并且这些文章都曾公开发表过，比如黄曼君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于2004年第3期刊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作为首刊“开门红”，或许正是为了体现学科办刊的优势力量所在。另外类似的还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学评论丛刊》，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东方丛刊》，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主办的《现代中国文学论坛》，河南大学主办的《汉语言文学研究》等等，这些以书代刊都有相应的办刊宗旨、书刊号和主办单位，也有优质的稿源，体现出一种精英化的办刊理念。当前，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的文学学术类内刊有十多种，都很注重体现刊物的学术文化内涵，凸显学术性。笔者最为熟悉的主要有三种：由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主办的《中外诗歌研究》；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主办的《何其芳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王蒙研究》。以《中外诗歌研究》而言，每一期的信息量都很大，以2011年第1期为例，开设的栏目主要有雷抒雁专辑、诗学广角、诗学文摘、诗坛信息等，其中，诗学文摘栏目主要是转载其他公开发行的学术类期刊上的有关诗歌最新探索领域的诗歌研究和批评；诗坛信息栏目主要以新闻的形式对当下诗歌颁奖、诗歌会议、诗学论坛、诗歌诗学研究出版等话题作全景式的扫描，这无疑是我们了解中国当下诗歌研究动态的一个很好的内刊。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篇9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角落里的美——另类视角看北京遗产与公益行动》的一部分。

（一）研究视角

首先通过查阅中国知网，检索与博物馆、遗产教育相关期刊论文，梳理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博物馆资源丰富，具备开展博物馆旅游良好的物质基础。如一些研究者认为，博物馆在教育功能上与学校有相通之处，是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1]；博物馆的功能已由最初的收藏为主发展到现代以教育为首，教育功能成为博物馆的灵魂，因此，要建立新的博物馆理念，使博物馆在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社会教育中得到充分体现[2]。面对目前我国博物馆业蓬勃发展的势头，应把握机遇，创新博物馆管理理念和机制，将开发和保护相结合，寓教于旅[3]。2.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案例，说明了一个文化项目可以给一个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可以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4]。而构筑开放式博物馆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有效的结合点,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规划技术手段引入到历史地段保护规划之中[5]。3.景观博物馆化是旅游景观吸引系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种趋势[6]。根据国内外环境解说规划研究现状，有的学者提出了“资源—游客”双核环境解说规划模式，并以北京自然博物馆为例进行了研究[7]。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和实践，笔者对中国现代文学馆加以考察和分析。

（二）研究方法

采取田野调查与观察方法，特选定一天，带领法学院（经济法）、城市学院、财政税务学院等部分同学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主要观察和记录：一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外在结构如何，体现了怎样的文化精神；二是如何从内在陈列中辨别认识常规展览与非常规展览。2009年10月25日，那天午后，西风凛冽，扑面而来。我们第一次到访中国现代文学馆。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远离都市喧闹的静谧感便将人包围了。浏览文学馆的网站，上面介绍说：文学馆现共有藏品38万件，其中手稿、特藏、线装书、书信、作家文库藏书等，因其惟一性，以及数量无法与公共图书馆相比，所以服务对象仅为中高级以上的专业研究人员，作为普通观众不能借阅。走进文学馆的那一刻，那种异乎寻常的安静，让我的心莫名其妙地诚惶诚恐起来，似乎我将去朝拜一位威严的君王。现代文学馆之静谧，甚至给人与世隔绝之感，在其内在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的纯粹。因为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它能够产生力量，人们应该对文学有一种崇敬之情。

二、外在结构：现代主义风格与传统园林风格的统一

（一）整体结构布局的文化显现

中国现代文学馆幸运地成为周边几个大型住宅区和学府的中心，这里没有繁华商业区的喧嚣，安静、开阔，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深深吸引着来这里寻找精神食粮的人们。文学馆在空间结构上二分为主体建筑+小花园形式，独特的结构布局和风格设计赋予了它独特的内涵。种植在门前的两珠巨大的塔松，像哼哈二将一样伟岸壮观，像战士一样伫立在那里看守着文学馆。时间的脚步，正在塔松的阴影里，缓缓向未来移动着琐碎的步子，并且对文学怀着满满的希望。一块巨石影壁横向矗立，顿时让人沉静。其正面刻着的并不是文学馆的馆名，而是文学馆的创始人巴金先生的一段话：“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背面，也是一段巴老的话：“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们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这两段文字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我国新文学的使命、作用和历史地位；同时，也是对文坛前辈们走过的文学道路的极好概括。它宛如文学馆的宗旨，向世人宣示着它的功能和作用，给人们以震撼和感动。中国现代文学馆由一组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和小花园组成，主体建筑庄重典雅，小花园精巧别致。整个现代文学馆的建筑空间布局简洁新颖，将中国传统的中轴对称式组合与江南园林的造园手法相结合，整体布局和建筑是沿着轴线对称的，而局部穿插曲径、水池、雕塑和绿地等，是非对称的，意象的，这种外在的矛盾却内化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可以大胆地说中国现代文学馆本来就是一个空间矛盾的统一体。

（二）主体建筑的文化显现

进到文学馆内，就感到采光明亮，四处可见玻璃画、壁画、油画、雕像等，人们马上就被那种深厚的文化气息所浸染。文学馆的大厅里，用铜制的雕牌，陈列着近代、现代对中国影响巨大的几位文豪：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冰心、曹禺、丁玲、沈从文、刘白羽、魏巍等先生的文章手稿、信札、书画和相关图片。这些人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独树一帜，曾经是引领着一代人的精神风向标。鲁迅先生端坐写作的塑像和他的书房造型位在厅中，四壁的玻璃窗内陈放着《鲁迅全集》的最早版本，这些都弥足珍贵。主馆两侧的廊壁前，分别立着两个由景德镇烧制的大青花瓷瓶。上面有五千多名中国作家的签名手迹。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找自己喜爱的作家的名字。其实他们是在找“自己”，找一种认同，找一种自我与文学的契合。主馆两侧的廊壁上，是根据每一部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所做的插图，用意识流方式呈现，色彩浓厚艳丽。用各种颜色的小碎片拼合成一幅完整的玻璃图，仿佛一个万花筒。当你眼花缭乱之时，图形若隐若现地凸现出来了。画的主题是体现作品主旨的片段，或者是主要作家等。玻璃图里有《茶馆》、《白杨礼赞》、《家》、《祝福》等等大家熟悉的作品。步入主厅，迎面便是一代文豪健将鲁迅先生的《野草•题辞》: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这是气势很大的一段宣言般的文字，读之令人豪气荡胸。《野草•题辞》是散文诗集《野草》的第一篇，也是《野草》之窗。在这里，甚至可以领略《野草》的全部内在信息。对《题辞》的张力艺术的思考为探询《题辞》本身，探寻《野草》、探寻鲁迅的内外意义空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8]。文学馆的大墙上，东南西北，各有一块馆名题字，极为醒目。正门上是主席的题字，东面是巴金先生的题字，北面是冰心先生的字，西面是叶圣陶先生的题字。和这4块匾额相匹配的是墙上近百块汉白玉花卉浮雕，取材于当年郭老《百花齐放》诗集中的名家木刻插图，它极为形象地将国家对文艺事业的最高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标记了出来[9]。北京的“现代文学馆”有个别具匠心的设计细节给每一位探访者都留下极深的印象。展室的门把手有个巴金的“手像”模型，这是为所有进文学馆的人的第一个动作(推门)而设计的。当人们一进门，就很荣幸地同文学大师“握手”的一刹那，人们会有一种宛如被文学大师引领进文学圣殿的感觉：顿有一种精神上的震撼和异样的文化体验。这就是文学艺术的细节设计带给人的深刻的精神感受。

（三）小花园的文化显现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之外，院子里是一个小花园，也弥漫着书籍古朴的香气，有些像香椿树的叶子的清香。从展厅出来，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馆外的园林与室内展厅的厚实凝重相映衬，给人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下午的天气非常适合在小花园里散步，这里花红草绿、小桥流水，仿佛让大师们于写作间隙来这里小憩一会儿。在小花园的不同角落里矗立着多位现代文学大师的雕像，在这里漫步，和他们交流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叶圣陶、曹禺、老舍在促膝交谈；身着长袍的朱自清先生端坐湖畔，同面前的白玉荷花相得益彰，令人想起先生的《荷塘月色》之意境；风华正茂的冰心正凝神思索，对国家对孩子的爱再一次让人心里充满温暖；用钢板焊成的鲁迅先生的塑像，棱角分明，胡须突出，以抽象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铮铮傲骨小花园里的这些精彩雕塑，用虬枝般的手写着遒劲且惊世骇俗的文章。三两个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桌边上，面对他们肃然起敬，以至忘了时间与空间的存在。从几位大师的雕像前走过，他们身处相同背景下，分属不同的阶层，却为同一个理想奋斗的热情，让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崇敬感。他们以文学作品为刀枪，为匕首，刺向敌人的胸膛；他们以文学形式在摇旗呐喊，深情召唤；他们以文学为生命，奋斗到最后一息现在被铸塑在这青草地上，成为历史的定格。他们在这里饱览湖色天光，接受后人的崇敬和礼赞，同时也在审视这他们后来的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我想他们还在思考，面对今日的中国，面对21世纪的新时代，他们会对文学事业的后来者说些什么呢？我们又该作出怎样的回答呢？就像影壁上巴金先生说的那样，作家留下来的杰作“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文学就是散播文明的火种，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点滴的温暖，慢慢地将火种传给别人，让文明得以传承。落有致地布置在这里，别有情趣，自成一景。

三、内在陈列

（一）非常规展览：新中国60年文学成就展

来到现代文学馆，适逢“新中国60年文学成就展”。这个迎60周年国庆的展览收集了数千张作家照片和数千种文学著作版本。展板内容丰富，分成1949年－1977年、1978年－2009年前后两大阶段，表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辉煌历史。60年来，中国广大作家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用自己的信念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为新中国的历史书写了独特的篇章。60年来，文学队伍不断壮大，几代人薪火相传。这次展览中，包括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等在内老一代作家，包括张洁、陈忠实、王火、王安忆、凌力等在内新一代作家等，都有相关展出。许多名家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原迹手稿是首次展出，十分珍贵。除此之外还展出了早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等书籍，根据小说改编的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和题材的经典电影画面等。左图：朱自清“背影”右图：茅盾在前行看到卞之琳先生几乎发黄的文稿，便想起了那首著名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首人们都十分熟悉的哲理诗，深深地印刻了一个时代的痕迹。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四次全国“文代会”（1979年10月30日）的春风吹暖整个文坛，中国作家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辛勤耕耘，文学作品百花齐放，也以多种体裁形式呈现出来，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杂文、报告文学等等。在展览中单是小说题材就细分为很多门类，有乡土小说、都市与改革题材小说、军旅小说、历史小说、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各类体裁都反映了不同的时代面貌和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可以说现代文学门类在向多元化发展，思路和表达形式也更为灵活。现代诗歌总体上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的革命传统，与时代相呼应，诗人们以昂扬的激情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以自豪振奋的情怀写出了大量颂歌和战歌。中学时代书本上几位现代诗人写的诗篇，深深地刻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也培养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诗歌、诗人的热爱。像艾青创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给太阳》、《光的赞歌》等都给人以巨大的震撼与感动，以致我第一次看到《我爱这土地》[10]时竟热泪盈眶。《我爱这土地》这首诗写于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艾青作为一位诗人向祖国捧出了一颗赤子之心。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才能如此深刻地体会“嘶哑”的“歌唱”，才能深深感觉到血脉相连的土地是他一生一世都无法割舍的眷恋。文学最大的魅力在于感染读者，让读者产生共鸣，并将情感和意识化作行动。国家和人民在危难的时刻化悲痛为力量的决心和勇气是如此的巨大。一次次读这首诗，一次次觉得深沉，以致于我发现自己“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二）常规展览：作家文库展

作家文库展是常规性展出。文学馆A座3层是“作家文库展”，四壁的大书架上共藏书8万册。我“更上一层楼”去参观，想借阅则不被许可，真是遗憾至极！展览中所介绍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400多位作家，我熟悉的也就十之一二，我知道的也就十之三四，有不少是第一次听到。但是这些文学大家的的经典之作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鲁迅的散文与杂文集，曹禺的《雷雨》，郭沫若的《女神》，朱光潜的《谈美书简》，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废都》等看过之后，印象深刻。我一直觉得，阅读一页经典文学作品就是在苍茫的大海中捞起一粒美丽的珍珠。大量阅读经典文学，其实就是将一粒粒的珠子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的确，那些杰作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镜子。透过文学，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文学可以让我们找准航向，奋勇向前！我沿着贴满作家照片的展览墙边，一个一个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作家的脸从我们身边闪过。触摸着那些已经暗黄的照片，心里总是充满温暖，会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愉悦之情，一些文学史的细节禁不住让人露出笑容。音乐从文学馆中心向四面八传播，曼妙轻盈如天鹅之舞。看见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志愿者，拄着拐杖，对着人数并不多的参观者声情并茂地讲解着已故的作家生平，以及那些催人泪下的过往岁月。一个女子手中拿着手机在拍照，她把展示的作家手稿大费周折地一一拍下，她脸上那认真和肃穆的表情，像是一个朝圣者做弥撒时的庄严表情。或许对她而言，那些作家好像并没有离她远去，就生活在她心目中。与“新中国60年文学成就展”同时展出的，还有文学馆布置一新的“作家文库展”。此次展出了十位作家——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艾青、丁玲、胡风、臧克家、陈白尘、萧军的书房场景，为我们还原了每位作家的工作环境。周作人在《知堂书话》中说得好：“看人最好去看他的书房，而把书房给人看的，也就多有被看去真相的危险。”“作家文库展”有50多位作家的“文库”，布置的是他们捐赠的曾经使用过的实物。其中还有18位作家的模拟书房。这18个书房中没有一件时髦的家具和物品，大部分书房的摆设和普普通通的家庭一样，有些家具恐怕连收旧家具的老农都不要。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旧家具中的丰富的藏书，都塞得满满的！其中冰心先生的书房里，放着一个大玻璃柜子，里面放的都是小读者们寄给冰心奶奶的信，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回想起中学时在语文课本上学习过的《寄小读者》。在书城面前，你不得不震撼！这些作家，他们虽然物质简朴，精神王国却很丰厚，这就是平凡中孕育的力量。文学大师们的俭朴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世界给参观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些大师各有各的人格魅力，艺术个性，但他们又拥有共同的特质，那便是经由他们所构成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风貌。他们的不朽作品，使得中国文学堂堂正正地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展览中不但介绍了我们曾经一直褒奖的诸多作家，而且秉承历史唯物史观的态度，对我们以往不愿提起甚至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胡适、胡风以及曾当过“汉奸”的周作人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承认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的地位和所起的进步作用。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文学本身的原貌。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笔者以田野观察的方法，记录了考察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全过程，馆内场景的描绘和真实情感的流露，让一个初读此文而从未去过此地的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让读者有心向往之的冲动，可见文学语言描述给予人的力量。考察专题博物馆，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阅读。文载于物，文之大道在于归人心、引人思，使读者得到共鸣，引起思考，考察现代文学馆实际是与文学王国的巨人们作精神对话。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力量来自其建筑结构与馆藏展出内容的统一。笔者恰好同时观察到常规的“作家文库展”与非常规展览的“新中国60年文学成就展”，前者是常年展出，后者仅展出3个月，而且文学馆有一半都不开放。课题组选定的2009年10月25日这一天并非特殊节日，来此参观游览者并不多，而且都是对文学有特殊爱好的人群。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文化认知程度还不够。当下经济的繁华和人们的精神的空虚形成鲜明的对比。博物馆是国民的“第二课堂”，在开启民智方面尤为重要。除了日常展览之外，还应该常年开展各种专题展览，实现日常展出与专题展览的统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力量来自结构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文化的力量在于其对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分为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两个方面，当置身于一个恰当的文化环境之中时，人们才会有种观物与体悟合一的感觉，即随着一种身入的经历而产生身心合一的共鸣。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化力量在于它给予人的影响作用。首先，它通过其外在的特定建筑风格，使人对现代文学的文化魅力有一种直观的体验和感受。这种体验与感受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譬如文化的种子深埋于心灵的土壤，遭遇特定的文化雨露就会渐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其次，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内容，都是历经时间沧桑洗礼的文化经典，经受了历史洪流的冲刷而愈显其光辉，这些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这是一种深远持久的文化传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中得到心灵的激励和鼓舞。中国现代文学馆在结合这两者的基础上，以其建筑结构和内在文化内涵的统一形式，向人们彰显出中国文化的力量和气度。第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力量在于它以文学之灯，对参观游览者产生巨大的启发作用。参观考察之中，笔者仍觉文学馆有不足之处：对于各位作家的介绍尚嫌简单。对每位作家的介绍一般都是照片、生平简介、代表作，个别的也只展出他的书房格局以及一封书信或一张作品原稿。其实，中国现代文学馆还可以更好发挥其文学存史的功能，介绍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或作用，学术界的评价与争论，也可列出一些主要争论观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从文学馆出来，我坐在馆前透着一丝凉意的台阶上若有所思，久久不肯离去。已是傍晚时分，华灯初照，霓虹灯下折射着陌生的面容，都行色匆匆。“现代文学馆是点亮人们生活的文学之灯么？”我在想。文学的烟花，或许正在北京延续千年的文化气息里腾腾升起。在这里，你不得不留恋于中国正义作家们那亘古不变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国家要想繁荣昌盛，离不开文化学者、仁人志士的精神武器。浩浩然的文学，使人们的理想与灵魂得以升华，使我们这个民族更加强大。一个国家的强大除了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外，还要依靠文化软实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力量就在于它是文学之灯，希望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来现代文学馆看一看，你会深感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和自己的无知与渺小，你可以在这个文学的海洋里，轻轻地漫游，细细地品味，无限地联想。它会带给你一种美的享受，丰富你的知识，陶冶你的情操，让你流连忘返。

（二）探讨其不足与希望

就本文内容与题目的对应性而言，笔者感到仍然有需要考虑之处，比如这次研究对考察过程叙述较多，而对遗产教育部分涉及较少。为了充分发挥专题博物馆的作用，更好地开展文化遗产教育，现针对专题博物馆的建设谈及一些建议与看法。第一，建议设计开发“北京现代文学之旅”。作为专题博物馆，一定要体现其专题性。就中国现代文学馆而言，对于在馆中所展示的作家，不一定对每位的介绍都十分详尽，但一定要做到“全”，即涵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杰出贡献的所有作家。对于他们的介绍要详略得当、言简意赅，介绍的内容要突出他们的具体贡献，并配以相关文献的佐证，让参观者游览之后可以对所参观的专题，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清晰完整的脉络图，对于专题的内容有进一步而又全方位的认识。作为专题博物馆，要起好引领带动的作用。参观专题博物馆势必会在某一点激发起游客的兴趣，从而产生旅游动机与需求。因此，应当抓住这一契机，形成相应的配套旅游线路，开发新的旅游产品。就中国现代文学馆而言，应当形成这样一条特定的旅游参观游览线路，可以暂命名为“北京现代文学之旅”。具体内容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参观线路的首站，要给游客以整体的印象，启发他们在之后对其中的一些名人大家的实物和著作作进一步的参观、学习、感受。比如说：鲁迅、郭沫若、巴金、冰心、老舍等，通过对这些名人故居的游览以深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知，并满足他们相应的旅游需求。在旅游中给游客介绍一些当今文化遗产教育现状，引发人们对于这一现状的思考，更深化与文学巨人进一步作精神交流。如此以点带面旅游线路的设计，不仅可开发新的旅游市场，而且对于往日游客涉足较少的名人故居而言，也焕发了它们的活力，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双赢的局面。对于提高大家对遗产、专题性博物馆的认知而言也是益处颇多，对于长久的遗产保护也至关重要。第二，可以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例开展对文化遗产教育的讨论。可以就文化遗产教育的起源、发展、未来，以及在遗产教育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等等开展讨论，加强遗产教育和博物馆参观的内在联系，探讨博物馆的建设与遗产教育的共同节点，比如如何搞好博物馆内部建设同时更好地对青少年进行遗产教育等等。文学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载体，最值得人们去传承，是文化传承的重中之重。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有文化”是由于他的文凭，其实一个人是否真的有文化，重点在于他是否领悟了文化中的精髓。对于文学这种无法触摸的遗产，如何让人深入理解其精髓，获得精神力量是文化遗产教育的关键。我们是不是除了研究博物馆的外形，以及博物馆的内存以外，应该再多花些功夫在孩子兴趣的培养上。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孩子，一个家庭的未来也在于孩子，一个人的培养更在于他的孩童时期。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宝库，一旦博物馆可以吸引孩子，那么孩子回报的就不只是给博物馆了。而我们文化遗产教育的主体难道不是学生、不是孩子么？所以面向孩子应是博物馆参观和遗产教育的重要方面。中国现代文学馆应该重视对不同人群的教育成果，以便于将来可以根据您的研究对博物馆的遗产教育方法进行改进。第三，应大力宣传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保留文化传统，延续文脉方面的意义。传统文化是一种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的历史沉淀。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种影响也会表现在特定的建筑形式上，进而形成一种深层次的建筑风格，表现出特定的建筑特色。任何的建筑形式都是在其相应的文化传统之上构建而成的，并非来自建筑者的凭空想象。这其中所延续的文脉意象传递的是历史的信息。适当加强建筑形式的文化内涵的阐释，在解读文本、提炼精神内质的基础上，让读者领会类似中国现代文学馆这种建筑艺术形式的具体文化意蕴及意义。一部文学著作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作者的心境与经历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但基于时代背景、文化水平的不同，不同人对于一篇作品的理解会有一定的出入。因此对于现代文学的传承应该从现代文学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来解读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借此来引领读者，深入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现代文学；教学改革；创新思维；主动学习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文系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尤其对汉语言文学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多方面的原因，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或者说中文的一些传统课程如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普遍存在兴趣减退、学习效果欠佳的情况。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本文就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相应的教改设想做一梳理、总结。

一、让学生获得内心力量胜于记忆书本知识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部分学生对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浓厚的兴趣。相对于“90后”的学生，之前的中文系学生大都是因为喜欢中文而选择中文，现在很大一部分学生不是因为喜欢中文而上中文课，所以文学的基础较差，兴趣低。对于这个问题，教师必须积极努力解决，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学生。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减退与社会时代也有一定关系，现在的社会物欲膨胀，很多人认为学中文、文学无用，不如学习一门技术更实用。在大学阶段，很多学生因为要考取各种证如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证书，占用了大量时间，无暇花时间精力去读文学作品，而在没有学生的大量阅读作品情况下上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会造成老师费力地讲，学生不知所云被动而听的局面。要改善这一现状，必须要使学生认识到文学于人的重要性，使学生意识到虽然学习文学不容易立马转换成某种物质财富，但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精神财富。它使一个人的精神焕发出生命的光辉，给予人的心灵无穷的根本性力量。在学期开课的第一节课就让学生意识到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性。让学生明白“文学即人学”，认真学习本门课程，将文学的力量融汇进自己的人格培养中将受益终生。在学习现代文学的过程中，使学生陶冶情操，更深入的认识、思考社会、人生。学习当中，不仅使学生能对现代一些代表性的重要作家的创作个性比较熟悉；更要求学生在较为广泛地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对其中代表性作品能进行言之有理的分析与鉴赏，并适当进行训练，能写出有一定水平的课程论文。鉴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性，本人认为应注意挖掘教材中的人文性，注重一种文化熏陶。用长期的文化熏陶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使文学犹如养料滋养学生的心灵并获得人格力量。现代社会信息丰富、学生思维活跃，应开阔学生的视野，比如在授课中不再像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讲授过程重视知识性，把很多思潮、流派、论争、社团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讲很长时间，考试的时候也重视这部分记忆性知识。在学习诸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家时不仅仅介绍教材上的内容，而应该让学生全方位的了解一个作家，并重点让学生知道这个作家身上的某种品格，这种品格能给学生提供他们成长更需要的精神力量。比如在讲鲁迅的时候，我会引入鲁迅思想中的“反抗绝望”这一精神内核。“反抗绝望”是一种积极的坚韧的生存态度，让学生领会并将这样的生存哲学融入心灵更胜于让学生多知道一些关于鲁迅的知识。当学生真正的从学习鲁迅而领悟到“反抗绝望”的人生哲理并将之运用到生活中时，被动的学习将变成主动，并在学习、生活中都获得力量。

二、点燃火焰，激发创新精神

在教学过程中不应照本宣科。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学生学习的火焰。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首先，教师自己要有创新精神，不完全为教材束缚，阐述自己的学术创新观点，给学生以自由思考的空间与榜样力量！比如本人在讲授叶圣陶的著名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时，并没有完全按照教材进行讲授。教材中因为时代的原因，认为潘先生是一位“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琐屑利己的灰色知识分子形象。而随着时展及从不同视角去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赋予潘先生形象更丰富的内涵。潘先生的家庭责任感，对妻子的体贴，幼子的疼爱都是灰色形象中的性格亮点。通过不拘泥于教材的全新解读，不仅使学生感受到潘先生的全面性格，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意识到教材并不是束缚思维的条框，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激发创新精神！在讲到张爱玲的《金锁记》时本人大胆提出对《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的新看法，认为因为张爱玲从未生育，没有当母亲的体验，而她自己从小母爱缺失，所以与她塑造这样一位令人震惊的母亲形象有极大关系。另外对于《日出》中的陈白露最后走向死亡，本人也有所质疑。陈白露不肯抛弃舒适的生活环境，不愿自己吃苦受罪地去生活，让一个连力气都舍不得使的人去舍得失去生命，可能需要更多的探讨。尽管有些想法还尚未成熟，但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保持一种质疑、探索的精神非常重要，而这种态度也会使学生活跃思维，不束缚、不僵化地去思考问题，达到点燃火焰，激发创新精神的效果。

三、学生是学习主体，必须调动学生积极性

首先，要分析特点，扬长避短。随着时代的发展，告知式教学，灌输式教学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当下学生的需求。作为三本院校的学生，他们的缺点是基础较差，普遍阅读量较少，优点是思维活跃，有创新精神，个别学生在某一方面的才能非常突出。根据本人几年的教学经验，发现在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中，大部分同学阅读量较少，造成教师讲课时学生无法投入的状态，更无法展开有意义的讨论。针对这一现状应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课堂上给与学生一定的时间空间，让他们思考作品内涵，体会作家的思想情感，说出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即使学生开始时说的不是太好，也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即思维活跃这一特点，只要言之有理便给与学生鼓励。学生受到鼓舞会增强信心，也提高了学习主动性。同时个别同学在文学方面甚至有非凡才华，充分发挥其特点，在班级起到带头作用，引领一个班级学习本门课程的热情。比如一个班级的某同学很有文学才华，创作的文学作品非常优秀。通过让该同学朗读其作品并谈自己的创作想法，使全班同学深受感染，作为朝夕相处学友的榜样力量胜于教师的长篇说教。学生在佩服之余，会暗中增强学习的动力，从而形成整体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在教学方法使用上，根据需要有计划地应用一些现代化教学手段与辅助材料，如教学片、与课程紧密相关的影视片等，以深化教学。教师应多收集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照片、影视资料。通过有形的有声的视听教学，让课本中的作家作品更立体地呈现在学生面前。比如给学生播放中央电视台做的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人物》节目，学生非常感兴趣，在轻松愉快中也接受到了知识，达到了教学效果。将讨论式教学引入课堂。在实现教学目标方面，课堂上组织好课堂教学，关注全体学生，注意信息反馈，调动学生的有意注意，使其保持相对稳定性，同时，激发学生的情感，使他们产生愉悦的心境，在课堂中进行一定的讨论。犹太人的教学中基本是通过学生与学生的讨论达到教学目标。在学生与学生的辩论中，碰撞火花，质疑争论中带着问题去查阅资料，从而达到交流——主动学习——再交流的良性循环。一份春华，一份秋实。在教学的道路上需要不断总结经验，真正让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成为学生喜爱的课程之一，使文学的养料犹如涓涓细流，滋养学生心田！

作者:王丽丽 单位: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

参考文献：

[1]杨剑龙．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理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